第十四章
那是一个吕西安·塞布龙永远忘不了的星期天的晚上,当时大家围着桌子坐了很长时间了,已经感到有点厌倦了,而咖啡店的女老板—一个红脸婆,样子笨拙,个子高高的,嘴里镶有一个金门牙,说话带着一种无法想像的小孩声调—正劝大家多喝酒呢:什么“艾格贝勒汁”啦,“绿塔拉贡”啦,以及“可可烧”等。他们聚在一部收音机旁边,收音机是放在一个别致的绿色细雕的漏孔格子上的。那一个不论走到哪里总是要拨弄一下收音机的加埃达尔正在旋转电钮,从一个电台转到另一个电台,好好地收听一只歌曲,或者自己用他那雷鸣样的嗓子跟着唱一唱,一边棱正着杂音,过了一会电台便开始播新闻。
六个军官对于跟他们一起的人看也不看,也不发表任何意见,他们只是坐在那里。在迈格尔嘴里有一根牙签在动。那上尉则像在思索的样子。另然劳拉凯少尉好像很想说些什么,不过别的人都保持缄默,他也只好不开口。当新闻报告完了,收音机开始播放爵士音乐的时候,巴尔波把左手一挥,好象生气的样子,说:“哈,又是他们的爵士音乐!难道你不能帮我调一个‘玛农’或随便什么‘蝴蝶夫人’选曲的节目吗”这使加埃达尔又可以重新拨弄起收音机来。这些军官们彼此谈了些勤务问题,也就是这个那个地随便聊着。塞布龙向少尉问了几句关于附近地方情况的问题。少尉答得很流利,随后便没声了他们大家究竟在想些什么呢?不管怎样,塞布龙对他们并不熟悉。也好,这样他成为他们挑拨对象的机会更少了。他向巴尔波上尉请求,第二天早晨在巡诊病人以前,到三公里以外某个普通医生那里去,向他借一些这里所短缺的东西也许他能借给他一个旧听诊器。如果能借得到的话,在最近几天内还不能到加尔加索尼去买的时候,肯定用得上等他走了以后,上尉说:“不管怎样,这对他总是一个打击……”迈格尔点了点头。一般说来,大家都感到赛布龙还是个非常勇敢的人。“我也不愿意落在他的遭遇里”加埃达尔总结似地说。这一回,大家可能比他的党被解散的时候更少和他讲话了。因为现在,情况与上次相比迥然不同了,这已不是什么意料不到的事,而是像一个计划一样,正在确切地进行着。两天以来,报纸上连篇累版都是这样的新闻,什么预审共产党议员已经开始啦、几乎全国各处警察都在采取行动啦等等。这些聚集在食堂的军官都在想这种追查是否会波及已应征入伍的共产党议员。关于这一点,他们的意见是不一致的。大多数人都希望自己队里的议员,赛布龙先生不会出什么事。
“如果那封致赫里欧的信件是这个事件的起因的话,那与我们的塞布龙医生是没有任何关系的,”迈格尔说。不过劳垃凯却像往常一样说个不停,他说:“这封信,这封信问题是五十年以来这些家伙给法国所造成的所有的灾害!”
为什么说五十年?”巴尔波说。“法律就是法律。法律是既往不究的从今天的角度来说,对于这些人,只是犯了解散了的党重新恢复的罪。小伙子,难道你认为我们的助理军医在后备军队里边已把被解散了的党组织重新恢复起来了吗?”
回到宿舍的时候,塞布龙看见杜加尔太太头发上别了一块手帕,这说明她在等着他。她想:他是否乐意替我用打水机弄点水呢?由于整天劳累,她感到腰痛。她到底做了些什么工作呢?大家不太清楚她做了些什么。吕西安没有问什么就老老实实地替她去打水了。他所感到兴趣的,就是别人对这一切是个什么想法。比方说,“那些军官老爷们”会想什么?哦,他们的想法倒不是十分难以想像的,就是想像杜加尔太太对这一切会怎么说,当然也不十分困难。但是兵士们怎样呢,比方说那个护士兵贝西埃尔,我且不去说那个傻瓜谷参,不过骑兵纪佑穆·瓦里耶以及别的人,那些他拉肚子的人,那些从埃罗县来的种植葡萄的人,以及那些塔恩县的农夫们,他曾认真地检查过他们的脚底,看看是否是“扁平足”,还有那个在胳臂上端刺有罗盘圆样的小个子,以及那个说自己有疯癫病的金发的大个子,这么多的人都会怎么想呢?此外,就拿这个谷参来说,我有什么理由要轻视他呢?从这里我好像听到了莫里斯在这种情况下会对我说什么,什么,这就是群众呀比方说,日内维里埃区的舍纳尔和华尔格工厂的那些工人,那引起有正真的人就是一个好例子。这些人都感觉到有点孤独,特别是在那些应征入伍的人走了以后感到有些孤独对了,重要的就是群众的理解。是谁教给了我什么是群众的理解的呢?是莫里斯无可讳言,在苏德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时候,群众有些却动摇的,并且,并且,我们没有及时地向他们解释,这是我们应该进行自我批评的地方。莫里斯一直在教我们的,就是我们应当进行自我批评。比方说拿我来讲,当某个人显出畏缩不前的样子,我心里便想这是个胆小的家伙,这样想是不公平的,每次遇到这种情况,我应该给他们讲讲道理我们就是以这为目的锻炼起来的:给大家讲讲道理。这一次,关于这一点,看来过去的缺点已经改过了。但是随后又发生了这个事件。我们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没有别的办法。我对所有情况是想像得到的。我宁愿去想这件事:莫里斯并没有坠入那些家伙们的魔爪里。但别人不会对我想的事情感兴趣“喂,医生,水已经抽够了!”杜加尔太太从厨房门口对他高声喊到。这时黯淡的残阳正从那些满是麝埃的红栗树上抚摸着邻家的花园。可以听到远处有一台收音机正在播送那支“我们将在齐格弗里防线上晒干我们洗的衣物。”军歌。
吕西安心里想:现在,我不会因这件事而难以入睡的。他虽然这样说,他却仍然在床上翻来复去睡不着。那在五点钟左右早已平息了的风,这时又重新刮起来了。但是这次刮的风和刚才的风不同,它是热而潮湿的。屋顶上的风向仪吱吱地叫着。这是个铁铸的蓝色的小风向仪,上面是一幅画画上有一个房子一棵树并且房子前面有一个老太婆。“勒尔”、“勒尔”一阵急风使它逆转着,发出一阵响声。装在开着的窗口上的铁丝布被风吹鼓着,仿佛侵入了空气的罐头盒盖一样。接着又是一阵“勒尔”、“勒尔”的声响,还是屋顶上的那个风向仪,这一次响得更厉害了。
他不是不能从床上起来看书,而是不想。怎样才能让群众理解呢?因为处于不合法的境况下,宣传工作是很困难的,即使大家逐渐组织起来,找到新的办法,并且使用它,也需要一些时间呀。在此以前,群众的理解,我很能想像那些没能阻止莫里斯逃走的人们挨骂的情况。
“勒尔”、“勒尔”风向仪在上面叫着是不是要有可能下雨呢?相信群众是好的。当然啦,我是相信群众的。但如果只是说说,则未免助长了自己的被动性。光是脑子里想阶级意识如何如何,是很简单的。这样做,关于和自己有关的问题,人们便可以心安理得地袖手旁观了。好,对于发动群众,使群众对于新的局势易于了解,我能做些什么呢?我很明白,我并不是独自一个人在做这个工作,我知道还有其他的人也在做这个工作。但是对我,B分遣队的助理军医塞布龙,我又能做些什么呢?自然啦,这样想是比较简单的:就是由于我能做的事情太少了,最好还是不要动,否则会有可能受伤害,而所得的成绩却十分平常。我想知道同志们是否已经接到我加入“工农党”的申请书?他们能不能将它公布了,我把申请书送去这件事做得对吗?很显然是对的,因为照昨天各报所载,莫里斯已经把他的申请书送去了。虽然人们不能这样,机械地加以推论,因为莫里斯是莫里斯呀他们决心用强大的宣传攻式来反对他。
“勒尔”、“勒尔”、“勒尔”那个老太太在墙板后面就像顺着屋顶风向仪的调子而呻吟。保尔听见纸烟店的女掌柜小声地在安慰她的老母。“勒尔”乒。那风向仪可能碰上什么东西了。雨怎么还不下?我们只有这样做,并且我们已经做了。斗争开始了。于是莫里斯来领导这个斗争了。我还记得在那次阁潮期间—那时候议会正在休会—党中央和党的议会党团在考尔白议事厅开会的情况;当时勃鲁姆假装欢迎共产党参加内阁,而且好像真有实现的样子;莫里斯在那次会上讲了话。当时曾有些同志对他的发言颇感失望,因为这些人很乐意去参加内阁。无论如何,西班牙的同志们曾这样做过我还记得,当大家从考尔白议事厅走出来时,莫里斯在门口对吉东说话的语气,他对吉东说:“你已经在梦想自己做了陆军部长了,对吗?”今天晚上想起这件事来真是让人不解。莫里斯当时的那种讽刺的语调,还留在我的耳鼓里。莫里斯总是这样,当他要戏弄他的谈话对手的时候,他总是提高一点嗓门。
“唉,这双腿呵,这双腿呵”黑夜里,旁边那位老太太又诉起苦来了。“勒尔”、“勒尔”、“勒尔”上面的风向仪也在那里响个不停,仿佛它没有主意似的。
我们毫无选择。是谁把这些事情决定下来的呢?他们现在将用莫里斯事件来替自己公布共产党为非法团体辩护了,好像不是他们首先将共产党置于非法地位似的。按照他们的说法,发像他们并不想这样做。真是孩子玩意儿。他们还装着好像不是很久以前就打算那样做了。他们没有敢一开头就这样做。他们必须首先把工人动员起来,一定先把战争机构组织好了。他们知道德国鬼子,总之希特勒会给予他们充分时间的。无奈肯定已经从这一方面得到了答案。此外,当他们看到德国人并不采取攻势,一切顺利,我们又很安静,他们就开始行动了。当勃鲁姆每天在报纸上发表社论的时候,他的唯一的目的就是为这个阴谋做准备,他们的目标就是莫里斯现在他们使党解散了。于是莫里斯便可听任他们处置了。然后他们便又去想下一个阴险的主意。
雨还是下起来了。我宁愿下雨,即使是狂风暴雨,也无所谓。想想,大家都企盼下雨,而它却始终没有下起来,是多么令人心焦呵。
现在就像下雨一样。我们只有冒雨抢过去。即使淋湿衣服也没有法子,衣服总会干的。他们的阴谋诡计永无止境。他们长期以来就准备着这个。达拉第约一年前在马赛发表的那篇演说,便非常明显,所有的人都听得懂。为了能对共产党采取行动,不受约束,他们就非宣战不可,这是显而易见的。当时在马赛,会场里有撒比阿尼的党徒们,他们曾打了那些反对达拉第的激进社会党待的嘴巴。他们认为必须建立所谓神圣同盟,他们脑袋里还满是一九一四年的过时的想法。是这样,不过现在已不是一九一四年,而是一九三九年了,即使他们想建立神圣同盟来反对我们,他们也不能成功。现在的情况已经跟从前不同了。因为现在那边有苏联存在。这种情况,达拉第和他的党徒是不可能明白的。他们是不会体味到这种情形的。
雨落在纱窗上。吕西安从床上爬起来,赤着脚去关窗子。他在黑暗中倾听着。那个老太太一定睡着了。屋外是一片黑暗。重新躺下以后,他想到了苏联人,想到了波兰的那场奇异的事件,想到了这种新型的战争,在这种战争中,敌对双方好像是盟友似的,为了在将来取得最有利的战场,彼此都以最快的速度向对方推进着。哦,道理就在这里!它是对的。波兰垮台了,他们才打击党的,是因为他们气疯了。我只要回忆一下他们在外交委员会上所说的话就能够明白了!波兰曾对我们说过:你们对付莫索里尼吧,由我们来对付希特勒就够了!而现在波兰被消灭了,他们便无能力去对付希特勒了。波兰是他们的在东方国境的警备队,而在那里,现在就是希特勒了,现在他们所以要打击党,并恰恰选这个时候来打击,是因为他们正在准备一个反对苏联的战争,他们是不会进攻特勒的,他们在准备他们的打击。他们在法国实行希特勒的政策,自有他们的主意。他们打击莫里斯,借此来打击党啊,这是一目了然的啊。群众的支持,他们所怕的就是群众的这种支持啊。他们也知道,是我们在组织群众的支持。他们之所以发怒,正因为我们当中有最优秀的一个人,而这个人,他是最受人们群众尊敬的。
风的速度减了下来。毛毛细雨飘落在菜园里,园地就像一只家畜一样吞饮着雨水,人们好像能够听到它的舌头的舐水声。吕西安想:也许这些雨水是用来补充我打上来的水吧!我打上来的全部的水,这些水和生活,和我的生活,和生活中的一切工作都融合在一块儿了,这是为了去理解事物,为了对理解事物有所准备,生活中全部的水风弱下来了。我吕西安·塞布龙,当我在阿尔及利亚南方作旅行宣传的时候,在一个夜里,有人曾对我开了一枪,开枪的是个阿拉伯人。他为什么要对我开枪呢?我不是正在想尽一切可能使他们也能获得公正的权利吗?很简单,这就是我们没有能向他们提供正确理论根据的结果所以他们被法西斯拉拢去了。就是这样,那一枪是从窗口打进来的,当时是在一个同志的家里为什么,他为什么要对我开枪?第二天早上,人们发现枪弹正打在我的头上面的石灰墙上。我一直在睡,我睡得很熟,睡得很安静。不过人们却不可和莫里斯一起冒那种一颗子弹的危险呵。这会是太简单了。
此事我应该进行自我批评。对未来的人不是正是一个教训吗?自我批评已没有什么作用了。他仿佛听见远处有人在说:自我批评,带着有点刺耳的声调。风是否又刮起来了?屋顶上的那个风向仪老是在那里响。哈,哈!自我批评。
他睡着了。那是一个一望无际的沙土之国,在那里有各种危险在等待大家。但是他对危险的感觉却在沙土之中消失了。他睡着了。风向仪仍在“勒尔”“勒尔”的响着。他睡得却十分的香甜。
“我想你会满意了,长官。都已经很干净了,已经亮得闪闪发光了,从气味上你都能闻出来”。
这就是贝西埃尔的风格,他称呼塞布龙为“长官”。他愿意这样叫就让他这样去叫好了,他这样叫的意思是说,我不愿意叫你医生,因为你这样的医生我牙根就看不起,我也不称呼你为军医先生,因为你只是一个助理。好,只有长官最合适!总之,人们又全部清理了一次。但说可以嗅出干净的气来则未免言之过甚。刷地板的水流着,像些“8”字,但是麝土依然相当地多。有三个病号正立正的姿势站在他们的床边。“怎么样,你们大便过了吗?”
“是的,大便过了,军医先生”。
“大便怎么样?”
“嗳”说到底,他们没人满意自己的大便情况。“好,这一次,你可以给他们一些。”屋外风虽然还在刮,但是雨却不下了。马场上有些穿着短工作服的人在溜马。一个炮兵在那里唱:在这个柔和的夜晚,你聆听我的歌声贝西埃尔耸了一耸肩膀说:“这可不是唱歌的时间”!接着他带着一种顽皮的样子,嘴里吹起小曲来。塞布龙心里想:他吹的是巴赫的曲子啊。他用手背在他的鼻子尖上晃来晃去。贝西埃尔大概是个看不起那些唱梯诺·罗西的流行歌曲的人。他所以这样吹口哨,主要是想表明这样的意思:不错,我替你们洗地板,往露天厕所里洒杀菌剂,但是如果你们以为我为了你们将忘掉自己是怎样一个人那就错了。因为他参军以前是个钢琴家。我,贝西埃尔,我是个钢———琴———家呀。而就长官是个怎样的人来说,喂,贝西埃尔,如果你想知道的话,他是个社会党员呢。他们那些都是该死的人。
“今天早上来挂号的有七名骑兵和三名炮兵,长官。”“一共十名,”塞布龙说。贝西埃尔摇摇头显出不赞同的样子说:“请原谅,长官,还有八名,由于其中两名我已经把他们打发走了,他们是来换纱布的,我已经在病历卡上记了下来,换纱布这种事犯不着来麻烦你,根本没有必要去浪费时间。”
“你说得对,贝西埃尔。只是,说句悄悄话,你知道他们把时间用在什么地方?”
“当然啦,长官,是句私话啦。不过在他们面前,我们就装作什么也不知好了。”贝西埃尔想,他来试探我了。他一直想下去,想个不停。他想:你以为你是议员,就可以对我产生影响吗?其实你的议员做不长了,今天早晨报纸上登载着,有三十六个像你一类的人被捕了;其次,我也看见过别的议员,他们并不是什么伟大的人。你也没有什么了不起。
“那么,贝西埃尔,就请你把那实际上只有八个人的十名病号排列一下吧。好吗?如果你不太在意的话,请你在我看完病人之后再吹你的舞曲行不行?”
贝西埃尔不再吹了。他说:“先从炮兵看起吧,因为其中有一个是我的伙伴。”他用下巴点了一下炮兵的护士兵说。
“如果你喜欢当然可以”。
“啊,我这应该是对他方便!”
塞布龙一面检查头一个炮兵脖子上的疮,一面说;“喂,贝西埃尔,假如酒精已经用光了的话,你就不应让瓶空着!”他心里想,不管如何,我应该控制自己,因为像这个钢琴家一样的家伙,他会很简单地使我在思想上成为一个拷问者,专门去找他的麻烦,他可能忍受不了助理军医的低小职位,他宁愿做副官。
“我们缺少的是止痛剂。”贝西埃尔说,“在加尔加索尼所用掉的数量真是吓人!那些下士官,一定”。
这句话,塞布龙好像根本没听见。他说:“那个脚坏了的士兵去哪了?”
“他睡在自己的宿舍里。”
“怎么,怎么能睡在自己宿舍里?”“他在病室里住不惯。他去自己中队宿舍里睡了。”“但是,我不喜欢这样,我”。
好,如果长官不愿这样,长官叫贝西埃尔去做什么,他就去做什么。“现在我们来看看骑兵们吧”每天早晨都是这样。“这一位哪里出毛病了?喉咙痛?好!让我看看你的喉咙。贝西埃尔,拿一个压舌板来喉咙有点红,好吧如果我在诊断书里写上你来看病是想偷懒,中尉便会把你关起来的。好,免除你的勤务吧,听见了没有?喉咙发白才是有病明白吗?”
“是,军医先生。谢谢,军医先生”。
“下一个哈,是瓦里耶!怎么回事,瓦里耶?你也是喉头发炎吗?”
纪佑穆不像是喉头发炎的样子。他一只皮鞋的鞋带解开了,一只裤脚敞开着,腿上的皮腿筒不见了,他只有靠一根木棒走路。他做着鬼脸,使得他嘴唇上的伤痕耸到一边去了。“请按顺序排好!”贝西埃尔严厉地说,因为纪佑穆从在门外等候的病号行列走了出来,被助理军医从门口瞧见了。贝西埃尔说着便把瓦里耶从自己视力所及的范围内赶走了,他的严厉态度也是意在言外,是对准了他们两个军医中的那个塞布龙,他心里想:“这个塞布龙四处带来麻烦,还对我发表一些关于清洁的议论呢。”他口中隐隐地吹着刚才被那个家伙禁止的叠奏曲。他想:“他说是舞曲,真是莫名其妙,什么舞曲,我看真该把他送去死。”
“下一个!。陪同病号前来的骑兵小队长把候诊的病号领进屋子来。他把手臂伸在门杠里的那种样子,好像一个站在地下铁道入口处,而人群想要从他身上踏过去似的人。如果不是刮这种风的话,这些人才不会这样着忙哩,象这样,很明显屋里可要舒服多了。“下一个!”
塞布龙心里想:噢,贝西埃尔肯定觉得我对于瓦里耶太亲密,所以他就把他排到最末尾去了。我一定要小心点才好。这个脏货也许会对我来一手的。“你哪里不舒服?脚?好,你不能在到我这里就诊以前先洗洗脚吗?你一点也不觉得把这样一只黑脚给人瞧太羞耻吗?”
“喂,贝西埃尔,让他把脚在盆里泡一泡,然后我再来瞧。”“下一个,唉!怎么回事,这些全是看脚的吗?”
瓦里耶将他的短统袜子扒下来。他在弯腰的时候说:“你能同我说几句吗?医生”塞布龙皱了一下眉,向贝西埃尔那边望了一望;这时贝西埃尔正在把另一个病号领到板凳那边去,让他坐在板凳上。
“你怎么啦,”医生说,“你扭了脚踝吗?”“是一不小心从马背上掉下来时扭的,军医先生。”接着便压低声音说:“你听过广播吗?”塞布龙装做没有听见,只是用手去检查他的脚,他则“哎呀,哎呀!”地叫起来,他是胡乱叫的,不过当医生用手按着他的脚筋的时候,他却没有叫。即使是那样,瓦里耶仍从牙缝里用充满确信的声调说了一句:“那些畜生!”又好像是由于脚疼而骂街的样子。贝西埃尔回来了。瓦里耶用眼睛向军医暗示让他注意。
“喂,贝西埃尔”。
“是,长官”。“你能给我拿点滑石粉吗?”“滑石粉放在那一边的小架子上。”“请坐在小板凳上”。
纪佑穆一边坐下去,一边插了一句:“你看见了莫里斯吗?”
“滑石粉拿来了。”贝西埃尔高声喊道,他说着把两只胳臂叉了起来。塞布龙把工作服袖口的钮扣解开,把袖子卷起,怕被滑石粉弄脏了。
“长官。”“什么事?”
“按摩患处的活就让我来吧,用不着麻烦你”。
“不,还是我自己来做吧。你去看看那个家伙的脚洗干净了没有。”贝西埃尔很不高兴地去了。塞布龙按摩起来。他想,假如这个骑兵的脚真有什么不舒服,既便是有点扭了脚踝的影子,他肯定也会受不了,而大声地叫起来的。
“小伙子,星期天你将不能去踢足球了”。
对方很快地说:“他们认为把他捉住了。”他接着又把嗓子提高像诉苦一样地说:“你以为会这样吗,军医先生?上尉将会很不满意。”
贝西埃尔没有必要非回到这边来不可呢?而且他还对自己回来这事加以解释,其实谁也没有问他什么,预兆不好。“我还是给他用肥皂。”他拿起了肥皂又从屋中横穿过去了。塞布龙仍是老老实实地在按摩着。瓦里耶说:“假如他被抓了那他可能活不成了。”
塞布龙装着没有听见,只是说:“我将免除你一直到星期天为止的勤务,不过你必须到加尔加索尼去,你一定会好起来,我的小伙子,至于布勒亚大尉”。
“我知道是怎么一回事,”贝西埃尔装腔作势地说。“为了一个长到脚肉里的指甲就这样叫喊!正是由于这是一个长到脚肉里的指甲,长官。”
“如果你懂,你就替他治治吧,贝西埃尔”。贝西埃尔显着很自负的样子站起身来,并且说:“我去烧水了。”他说着又吹起他的叠奏曲来,把长官的禁令忘到九霄云外去了。助理军医什么也没有对他说。他正在全身心地治疗病人的伤。
“我恐怕星期天还要去参加足球比赛,军医先生。”这时贝西埃尔点上了酒精灯。瓦里耶弯下身去说:“哈哈他们错误以为把他捉住了,他们想错了!”
纪佑穆说这话时带着胜利的口气。声音好像高了点。塞布龙看看贝西埃尔。这个护士兵的耳朵除了巴赫歌曲以外,不会听见任何东西。塞布龙在想:“群众的理解。你不是在想群众将会怎样想吗?”而瓦里耶说:“他们想错了。”瓦里耶心里想说的话实在太多了,但在这个分队里连一个可谈的人也没有,所以“他们错了”这句话,他是再也忍不住了才说出来的。
塞布龙觉得贝西埃尔总在他后头跟着。他想:我千万不可对这个脚踝骨麦现有极大兴趣的样子。
“行了!你的脚会好的。贝西埃尔,请给我一块维尔普纱布。你呢,我的小伙子,你回到营房之后,应该让你的腿伸直,不要动。我会亲自去看看你是否照办了。谢谢你,贝西埃尔如果我看到你在那里飞跑的话,我一定会把你关起来,请给我一枚别针”
*
巴尔波的思想是却有自己的一套,入伍前,他是干什么的呢?他是沙朗特·玛里帝姆省的保险公司的经纪人。由于驿让·达格丽市的那位姑娘的关系,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才搬到这里定居下来,他在前线时,这位姑娘曾不断给他写信,后来便成了巴尔波太太了。他有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从政治观点来说,他是个激进社会党。他有一部为方便找顾主而买的汽车。
吃过午饭,大家还没开始谈话。他就对军医说:“喂,医生,你同意同我做个伴吗?我想沿着运河去散散步,其有舒展舒展骨节的必要,在昨天夜里下了那场暴雨以后,我想不会再下了。”尽管刮风,不过不厉害。军医没有任何理由不去。他们越过工厂后面走小货车的一条小路,再穿过葡萄园中的近道,便从村旁走了出来。村子里除了那个在自己篱笆墙院子里拔草的老人和那所粉红色房子周围菜园里的假稻草人以外,就没有什么有生命的东西了。他们走在那已没有了葡萄的葡萄林里。巴尔波上尉谈论着有关法国的问题。他原籍是出产苹果酒的奥哲,现在,他在沙朗特住了已有二十年了,在这里看到这种葡萄的情况,确实和家乡的不一样,不过仍旧是法国。他小小的眼睛和一般栗色头发的人的眼睛毫无两样,睫毛是很难看得见的,只有当他眯着眼睛想什么的时候,才能看得见。他有一个向前伸的头,和一个早已过了四十岁年纪的人所有的红润的脸。忽然,他心头一动,他说:“你肯定知道,医生,我是驻扎在这里的部队的首长,无论从年龄或从军阶来说都是如此。不过我不是非洲土著骑兵,是吗?决对不是非洲土著骑兵,我是法国人,不管怎么说,你不属我指挥。这样事情就是这样。你怎么看这事呢?”
“你指的是什么,我的上尉?”
“哦,不要叫我作上尉!我只是巴尔波,安东阿尼·巴尔波,我比你大多少,六岁,还是七岁?我们彼此可以谈一谈,以同为法国人的身分聊一聊”他说到“法国人”这三个字的时候,语调特别重。“我十分乐意,上尉”。
“你不要把我当你的上级。所以我们可以充分毫不拘束地谈一谈。我觉得你是一个可亲近的人,其次,请你好好听我说,谁也没有要求我同你谈,你知道吗?”
吕西安·塞布龙听到这句话,心里忽然紧张起来。对方稍微沉默了一会又开始说了起来。他说:“我的思想和你的思想是大不相同的。无论怎样,我曾听见过你讲话。这是我了解的:人们是不会这样丢掉自己的思想的。当然你也不会丢掉你的思想。请注意,正为你能如此,我才更加尊重你,听见了吗?前天晚上我曾听到你同那个小冒失鬼劳拉凯谈话,不管是对是错,你总以为你的思想是归根到底,我确信你是个爱国者,一个实实在在的爱国者。但是”。
说到这里,他们相互静了一会。接着上尉拉住塞布龙的膀子说:“但是,医生!只是这一次不同了!不是吗?因为那天晚上,你在说明多列士先生在战前、在慕尼黑会议时和对于西班牙事件的态度,我是赞同的,同意的,所有的都讲得很有道理。不过现在,怎么样啦?路遥知马力,只有遇到造墙的时候才能辨认出真的泥瓦匠!请看看我,塞布龙,”他走开一步,然后转身向着塞布龙,并用手掌在对方肩膀上拍了一下说:“说句你我之间的私话,谁也不会威协你回答我,你赞同多列士先生那次的行动吗?赞同还是不赞同?不,我很清楚,你一定反对这种行动,因为你是个爱国者!”
“莫里斯·多列士也是一个爱国者啊,上尉”。
“哦,这一点,不,我的朋友,我不那样认为。别的随便什么都行,不过这一点我却不能同意!好了,你现在竟赞同开小差了,而且还是在打仗的时候!你怎么会赞同这呢?”
他强调说出“你”这个字的那副样子,好像塞布龙早是他童年时代的朋友,并且他已如父母一样了解塞布尔。塞布龙颇感兴趣地望着他。他很想回答他,后来,他想起了他昨天夜里的想法:我们的任务是向别人讲道理,我们既不应该轻视谷参,也更不应该看不起巴尔波。但是,假如巴尔波是个警察局的侦探,或者是个法西斯分子呢?但要注意一条,要以理服人。
“上尉,你已经说过,我可以不回答。尤其是一经入伍,我更不能和自己的上级谈政治,关于我的为人,只能以我个人的行动加以判断,而不能以我党党内人们的行动为标准。然而,我仍想请你注意这样一点:人们要求于军队的,不是一定的荣誉观念吗?我想你也这样认为吧!”
“那一定咯,医生,一定咯!”
“既然那样,从荣誉角度上讲,你对这样的事情怎样看法呢?就是一方面既对军法及其严格性十分了解,一方面却又叫一个人,一个军人非去难为某个人不可—而他并不知道对方行为的动机和实情—也许他当做那个人的同谋犯。请不要打断我的话,上尉。你知道莫里斯在我眼中是怎样一个人,和他对我所起的作用,你已经听过我说的话,你知道,据我看来,他是个在工人阶级中重新树立了有关民族、甚至有关祖国的正确观念的人,而这个观念早已变得不能辨认了,早已模糊不清了,而莫里斯则”。
“对,但是,也要想一下今天的情况吗!”“好。这种消息我是从哪里得来的呢?从收音机和报纸得来的。但是为了开始对德国的法西斯份子进行战争,人们不是首先把那些始终一贯反对希特勒的战士们的口封闭了吗?你说对不对?那么,我又是怎样知道的呢?是那些为慕尼黑会议喝过采,把莱茵地区送了礼并听任弗朗哥在我们国境线上驻扎军队的人们,是那些放弃了奥地利和捷克的人们,我为什么要相信他们呢?他们在三五年、三六年和三八年都撒过谎,而在今天,在没有人能够去驳难他们的时候,他们不会说实话。”
“不管怎样说,你的多列士先生开了小差,是不是这样?”“上尉,整个问题就在这里,要首然弄明白开小差这件事。人们在开小差时要逃避的是什么。我们还要弄明白,比方说,表面上装着在尽自己义务的样子来保障自己的安全,是不是就算在法国人民和法国面前放弃自己的责任了呢。”
“你千万不能那样说,否则,明天你自己恐怕也会开小差了!”
“我决不会那样干。你是知道的,至少他们知道得很清楚!莫里斯·多列士离开军队绝不会引起任何其他开小差的事件,听见了吗?一件也不会引起。所有应在军队中服务的共产党员,都将留在军队里并会继续留在军队里,他们把军队视为自己的岗位。”
“这是谁对你说的?”
“多列士,他向我告别时说的。他对我讲了我刚才对你说的那句话,他说:共产党员的岗位是在军队里。”
“可这算是什么啊?他说的是一回事,做的又是另外一回事!对普通党员是一种纪律,对领导人却换了!”
“你说什么?我的职务和军队里的大部分人的职务是不同的呀。”
“好了,我知道了。你是个好人,你是不会去责备某个人的,而对于这个人,你是”。
“我不会心疼,上尉。这是不会发生的,你不应该向我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否则,你会觉得那对你是颇有不便的。不过我可以很坦率地告诉你。这是我主动对你讲的,我自愿的,这次战争进行的程序很不一般。我们对所发生的事情知道得很少。像你我一类的人,每天都觉得有些十分令人怀疑的离奇古怪的事情发生;甚至军队里也存在着一种混乱和无政府的状态,你不要对我说你不知道,上尉!据说,我们已在莱茵这边占领了几百公尺,说我们已经限制了希特勒几百公尺又说在敌人阵地的另一边,另外一支军队虽然没有进行战争,去牵制住了希特勒这是每个人都看得出的,不过波罗的海沿岸各国发生的事件,波兰的半壁江山业已沦亡。然而电台却不是那样说的。好,我们且不管这些。你知道不知道我们的前任外长庞奈先生是怎样的一个人物吗?”
“对,军医,那么莫洛托夫呢?”
“事实是,莫洛托夫的国家的军队在纵深数百公里的土地上阻止了希特勒,而在庞奈先生的政府指挥下的军队则只在堡垒线后面占领了几百公尺”。
“好,这一点我可以同意。但我不知道莫里期先生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了解多列士的为人。庞奈先生的电台并不会使我相信多列士做了危害国家利益的行为。我们没有判断结果的论据。也许你不认同我的话,不过,我实在不知道共产党对于这个问题的论据,我也只是胡猜一下。我知道多列士是怎样一个人。我愿向你说一下我心里所想的,你想听吗?”
他说话的口气突然严肃起来,巴尔波只好点点头鼓励他继续说下去。
“我内心里的确定信念是,上尉,这个决定并不是莫里斯·多列士一个人单独做出来的。如果他真的逃走了,那一定是他在遵循一种决定”。
“你说的是什么决定?你的意思是不是说他接到了命令?是不是莫斯科有命令给他?”
“上尉,我请你谨慎一点。我说一个决定,难道你体会不到我这样对你讲话,对我说来是意味着什么吗?这是党的决定。党并不从莫斯科接受命令。这是你知道的呀。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你也不会叫我爱国者。”
“虽然如此,你们同苏联的行动‘一致’终究不能不令人怀疑”。
“苏联和法国利益的‘一致’首先是个地理上的结果,而由此便产生了许多轻微的后果,正如你说的,就是产生了许多轻微的‘一致’。不过我可以对你说,果真莫里斯·多列士离开了部队的话,他肯定是受党指示的”。
“共产党已经解散了,无论如何,它无权对一个士兵发布命令了”。
“上尉,你不能把他看作一个士兵。他是一个政党的总书记。借助这个党的力量,他曾在无产阶级中,人们曾想尽各种办法使这个阶级腐败堕落,唤醒了祖国和民族利益的意识。这个党代表着法国工人群众的利益,代表着民族利益,且不和国际的重大事件相抵触。他们解散党的理由,是因为法国的法西斯分子永远不会对希特勒进行战争,是因为他想把斗争的矛头转向法国工人和法国全体人民。而多列士这个士兵是领导这个党去反对希特勒的人,所以他就危险了这个党,人人在表面上是能够将它解散的”。
“我们并不是在议会里,朋友,别太冲动!不管怎样,你总以为人们不会效法你的多列士的行为吧?我们也不会看到有人鼓励开小差。”
巴尔波最想了解的大概就是这上点。他说:“我对你说的有关这一点的那些话,医生,那只是你我两人之间的私话,我喜欢亲自了解情况。广播和报纸不值得相信那都是宣传!不过在战争时期,这是没有法子的。对军队,对后方,总之对那些不会思考问题的人,宣传会起作用的”。
难道真的没有人请巴尔波进行这次谈话吗?不管怎样,塞布龙并不打算隐藏他自己的思想。当然,他决不会自己先把这些说出来,除非有人问。这样,罪责便又落在那般好奇的人头上了!上尉又谈起别的事情来了,他说:“你究竟相信些什么?你以为苏联会进驻爱沙尼亚吗?不管怎样,希特勒为了在捷克的苏台德人的问题已经闹得天翻地复了。那些居住在波罗的海沿岸各国的德国人,难道他会放弃吗?”后来他又采取攻势说:“你知道,医生,你的信念这样坚定,那是一件好事,只是,在这里,在B地,我是部队的指挥官,不是吗?我对你没有任何要求。不过你要注意,你不得做出任何向士兵传播你的观念的行动来。”
“上尉,我敢保证,士兵们的信念是他们自己树立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