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四章

　　直到最后一分钟玛丽·巴朗瑞还抱着希望战争不会发生,他说:“真的战争不可避免了吗?”她的大姐衣萨拜尔耸了耸肩。玛丽真能幻想!这时候,弗朗梭瓦斯还没有打试验室里上来“她从来不按时候,她应该来了。”玛丽叹道,“我问你一下,她怎么还有心情工作呢?世界上发生了这样的大事。”

　　对方吹了一小声口哨:“她的工作!我想你可以说是腓利浦·包尔曼也以说是试验仪器让她呆在实验室里”。

　　“你知道你有点不公道。依萨拜尔!不管怎么着,我们不说谁留住她了如果战争发生的话,腓利浦会怎么样呢?”

　　“呵!”依萨拜尔说,“那,我管他咧!我怎么知道,如果战争发生的话。到现在父亲还不回家来!”

　　依萨拜尔有着他教授父亲一样的蓝眼睛,奇怪的是,在依萨拜尔眼里这是一双冷酷无情的眼睛,而我们教授的眼睛却透出一股善良来。

　　三姐妹中,跟她的姐姐们弗朗梭瓦斯是一样,每当提到巴朗瑞教授的时候,她们就停止了不休的争论。在这三位女儿看来,战争首先就是落在父亲身上。三十多年来,儒勒·巴朗瑞就是和平的代表。当不义的风吹起的时候,在巴尔干,就像在西班牙或是在中国一样,他的名字一直就会被这些国家的人念起。毫无疑问,贝特洛以后法国最伟大的化学家就是巴朗瑞教授了,无边的,不可否认的光荣。诺贝尔奖金,法兰西学院的教授,科学院的院士使这位老人变得佝偻的原因并不是以上这一切。他的眼睛是孩子般的,幽深的,蓝色的,长到两颊的银鬓吞没了他的脸。对和平与正义长期的关心是使他变得佝偻的原因。他始终忠实于他的事业,他认为他的事业是不久就有成就的,当然,前提是出现了真理。他的名字,跟郎之万和罗曼·罗兰的名字在一起,成了地球上所有人类的一种热望,只要一提到它,就可以侥免屠杀和死亡。他一直挨着法兰西国家学院住在塞纳河的左岸,摩纳哥亲王为他建造的一所小住宅里。自从他太太死后,他就带着三个女儿住在那儿。大女儿依萨拜尔已经三十二岁了,二姐比她小二岁,二十五岁的弗朗梭瓦斯是他最小的女儿。三姐妹都跟父亲一起工作。三姐妹都有一张跟父亲一样没有血色的几乎平板的,老老实实的脸。可是父亲那双淡蓝色的眼睛只有依萨拜尔才有。弗朗梭瓦斯和玛丽的眼睛是跟母亲的一样,不大灵活而幽暗。她们俩的性格也完全不同于依萨拜尔的性格。没有人能说她们生得难看,她们就跟一些画的雕刻像一样,瘦削露骨,同样的姿态也并不雅致。这三姐妹极度崇拜她们父亲,她们认为她们的一切甚至地球都是围绕她们的父亲旋转的,她们的父亲是一切的中心。她们可以说是什么也不想,几乎没有脑子。无知的人们说她们不拘什么衣服都穿完全是出于故意,少妇们所最关怀的这类事她们一向就不注意。依萨拜尔并不在意穿什么,她什么颜色的衣服都敢穿。另外两个老是穿黑的。她们有生以来,彼此都知道:人类都处在一种意外灾祸或者发现新事物的前夕。因为她们的求知的热情和对危险的意识,她们只剩下一些憔悴的形骸了。

　　“教授说了要回来吗?是不是该预备开饭了呢?”“诺艾米,他要回来的,”依萨拜尔说。象一只系上了围裙的母羊的老女仆自言自语了几句。从一九○○年,她就在巴朗瑞家工作,人家不守时间这一点她是不习惯的。她唯一的男孩,她亲手抱大的孩子,已经在一九一八年七月在香槟省阵亡了。

　　教授穿过试验室进来了,他在楼梯上发出他那柔和的语声打老远就可以听见。他说起话来总是一个个的短句子,断断续续的,这时他在跟他的小女儿弗朗梭瓦斯谈话,他去找她的。

　　“他们来啦,”玛丽说。“呵呀,又有什么消息让父亲知道了吗?”带着同样的情绪的三个人都望着门口;诺艾米跟科学家的女儿们一样,当他没跟他女儿们在一起的时候,她也同样地不放心。她也望着门口。在发生慕尼黑事件的时候,他的命差点因为心脏病而失去了。这几个女人觉得这个病就仿佛生在自己身上一样。她们都关心着教授,他是她们的一切。比如这一天吧,当他上楼梯,上石阶,上得太快的时候,他的心可能会痛,而她们的心也痛起来了。弗朗梭瓦斯进来了,年轻的她不太适合穿那身让别人觉得她年纪很大的黑衣裤。教授抚摸依萨拜尔的前额,拥抱玛丽。

　　当他走出去洗手的时候,依萨拜尔对弗朗梭瓦斯说:“怎么,为什么不叫包尔曼一道上来呢?”

　　“他离不开,实验室太忙了。”弗朗梭瓦斯说。“况且,我看好像也没摆他的刀叉,叫他来不太合适”。

　　“诺艾米,没有肥皂了。”巴朗瑞教授在那里叫。

　　“依萨拜尔,”诺艾米说。“先生没有肥皂用!钥匙在哪里?”

　　“诺艾米,钥匙在玛丽那儿呀!你为什么跟我说呢?”“是吗,钥匙在我这儿吗?”玛丽说。“真的,你把钥匙交给我取油的但是,它让我搁到哪儿去啦?”

　　“算了,”依萨拜尔说,钥匙搁哪儿你一定又忘掉了我真不应该交给你钥匙,我真后悔”。

　　“呵!”弗朗梭瓦斯嘶叫了起来。“你以为像你这个贤惠的夫人一样,都知道钥匙放在什么地方似的!”

　　她走进浴室,拿了浴盆上的肥皂,给她父亲。他吃饭之前一向会洗手,而洗衣盆就是前厅里的那个小锡盆。等到依萨拜尔拿她的小肥皂去的时候,已经太晚了。弗朗梭瓦斯已经给了父亲浴盆上的肥皂洗手。她站在父亲身边,她的眼睛像天空一样温和,这只有对她父亲才会这样。她用只有对他才这样亲热的声音问他道:“父亲,今天早上你见了谁呀?”

　　他转过身来向着她,肥皂沫子满手都是。“我到我负责的人权同盟里去了待会儿就告诉你呵!我应该告诉你我碰到了克莱米约他跟我说起几件事奥飞拉,你知道你丈夫的意见跟党不一致你丈夫求克莱米约在码头外交部的驻地那里给他找个差事”。

　　在依萨拜尔和她父亲之间,惟一的一件意见不合的事情是关于党的问题。她的长女,是最接近他本人的一个女儿,可在稍稍似乎是他的思想意识上的法官。依萨拜尔入党的时候,教授没有法子下决心来接受党的纪律。不管怎么,他摆脱不开他同时代的人的束缚,他是来自另一个时代的:有过同样热情,共同斗争过,和共产党人在一起,有一天他怕会看到在他和他的“德莱费斯事件”的同伴们中间出现一道鸿沟。这个事件的全部的记忆他跟那些同伴都记着,一直都不能忘记,从前一世纪末就已经洗雪了的全部侮辱和某些思想方法他们仍然记得。而且他那时代的人跟他一向都直来直去,不玩手段。现在的这些干部们总是些急性子,他不太赞同他,巴朗瑞,有他科学的怀疑精神,有他的谨慎,干部们不给他的时间来考虑赞成和反对。他们总是不考虑抽象的、一般的真理,他们有他们的真理,并且不容你考虑。

　　在食桌上,玛丽问父亲:“那么,不可避免战争了?”“我可怜的孩子,免不掉了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了克莱米约告诉我说他们决定啦他同政府秘书长赖晒谈过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了我刚刚跟依萨拜尔说过依萨拜尔你怎么看奥飞拉的这件事?”

　　“巴特里时·奥飞拉怎么回事呀?”弗朗梭瓦斯没有听清楚她父亲的谈话,因此这样问。

　　“他已经叛党了,他成了一个叛徒。”依萨拜尔说。突然间,教授丢开了饭巾,并且把脸埋在两只手里。这一切让他的女儿惊恐起来。

　　“父亲。”玛丽说。他没有回答。仍然把脸埋在的手里。“父亲。”依萨拜尔喊道。弗朗梭瓦斯在父亲肿胀的,紫铜色的年老的手上放上她从桌面伸过的瘦弱而白皙的年轻的手,并从他的脸上把父亲的手拉开。他看着他的女儿们,象做了错事的孩子一样。并且自言自语道:“我该怎么办呢?”

　　装在窗户边的墙上的电话响了。“玛丽,你去听听电话好吗”老人说。在玛丽接电话的当儿,他另个两个女儿都看着教授。她们担心他会说出一些不可挽救的话来。他这样是什么原因呢?“父亲”弗朗梭瓦斯说。

　　“你说的这些我不太明白。”玛丽对着电话说,“谁呀?不,教授你是在开玩笑吧?”

　　两双眼睛跟着都转向她。是依萨拜尔和弗朗梭瓦斯的眼睛。就在这时候,门铃又响了。教授惊了一下,立刻看着壁炉案上的座钟说:“一点半啦!我忘记了高麦宜他应该来这里了,我和他有个约会”。

　　关上餐厅的门的诺瓦米,拖着有病痛的腿,走向过道去。“玛丽,到底是什么事呀?”弗朗梭瓦斯问。“我一点儿也不明白”她挂上电话。“父亲,那是什么意思呢?〈巴黎午报〉上的什么宣言?你看过〈巴黎午报〉了吗?有什么宣言?”

　　“先生,”诺艾米在门口说道,“高麦宜先生说跟你约好了的,现在他来了”。

　　“约好了的。”教授说,“我早忘了这个约会。”他站起来,可是依萨拜尔说:“父亲,为什么不让他到这儿来呢?”“不,我去”。

　　他并没有移动,尽管他说了上面的那句话。他看着玛丽的棕色的,跟他亡妻的一样的跟睛。他做了个想解释什么似的手势,跟着又坐了下来。他呼吸急促了;“爸爸!”弗朗梭瓦斯喊道。她有些担心他。他示意不要紧。玛丽的脸色变得非常苍白。她明白了。她明白了“宣言”是怎么回事。可是其他的人并不知道。

　　“我怎么办呢?是叫高麦宜先生进来,还是让他在门口等呢?”诺艾米说。

　　“请他进来!儒勒·巴朗瑞说,他将指头伸进硬领子里去,好象要叫咽喉松一口气似的。皮埃尔·高麦宜手上的《巴黎午报》是三位巴朗瑞小姐看见他后注意到的第一件东西。“皮埃尔,请坐。你跟我们一起喝咖啡吧,我害得大家都晚了报纸你看过了?我看一下行吗?”

　　高麦宜跟依萨拜尔握手之后,就递给教授《巴黎午报》。他半张着嘴,露出挺白的牙齿,在那里嘟哝着。

　　“报上有什么消息吗?”弗朗梭瓦斯问道。客人说道:“巴朗瑞先生,那么,〈巴黎午报〉说的是真的了?那么,我来这里有什么用呢?”

　　教授仅仅看了一眼他放在桌上的《巴黎午报》,大家都沉默着。跟着他站起来,说道:“你们大家要我怎么办呢?我不能够,我没有别的办法我跟几个人跟几个人在一道为争取和平而斗争了一辈子难道我能难道在战争怎么接受在战争要发生的时候跟他们分开呢?尽管你们怎么说,真理,即使为了策略也不能违反真理是的,我们不能把策略和真理对立我没有别的办法,我不能和我的同伴们分开,为了战争”。

　　他们一个个都惊呆了。教授在那里自顾自的说着话。依萨拜尔和弗朗梭瓦斯都坐着,玛丽还站在电话机前,高麦宜坐在教授身边。依萨拜尔把两只手叉在一起,一会儿又分开。大家都呆在那里,面面相觑。一切都明白了。虽然她确确实实丝毫不知道具体的情况,不过一切似乎都已经明白了。她估计到一场灾祸必然发生。她松开指头又捏紧着指头。她想着他的父亲的话。

　　“每个人,”巴朗瑞从他生命的深处他的银色的胡须里说出来,“每个人都同意我不能反对他们。幸夫莱比方,幸夫莱吧他同意这件事”。

　　“那个不长眉毛的瘦骨头!幸夫莱!”愤慨地高麦宜叫起来了。

　　皮埃尔你不知道:对我在一八九七年我可忘不了饶夫莱,虽然他对你不算什么而且如果明天发生战争的话,被进攻的就是法兰西呵你说我们该怎么办嘛?”

　　“唉!父亲!”依萨拜尔说。“你竟然挑中了饶夫莱!你有我们和饶夫莱两种选择!”

　　“但是看一看这些名字吧报上的这些名字他们对我说:鸿沟我们中间有鸿沟了我不能跟他们有分歧。”

　　“‘我们’,”依萨拜尔说。“父亲,你说‘我们’就是赞成饶夫莱,象这种‘我们’以前的你和别人都反对过”。玛丽忽然走近她父亲,把手围住教授的肩膀。“即使你这样做了,可是你还是我们的父亲。”她喃喃地说。马上她又撒开这温情抚慰,坐下一声不响地哭起来。于是,皮埃尔想离开了,一面用眼睛向弗朗梭瓦斯尽力表示他感到他在这里是多余。他想离开这个环境,由他带来的《巴黎午报》造成的这家人的争执。

　　“高麦宜,别走,”她说。“在这里你并不是多余的人”。大家都陷入了难以忍受的沉默。儒勒·巴朗瑞懂得这一点,他重新解释,说话“不只是饶夫莱全体人都一样在党和他们之间有条鸿沟了。这条鸿沟是由于赞成俄国人的党造成的如果打起来的话明天打起来的话呵!我是不能接受同盟的”。

　　“但是,那是谎话你很清楚,”皮埃尔发言了,“你很清楚那是谎话,并没有军事同盟”。

　　“明天一方面是法兰西另一方面就是德国和俄国如果共产党人挑好了我我我不能挑鸿沟共产党人挑好的鸿沟”。

　　依萨拜尔转过身子来,一把拿起桌上的报,在亮光下面看着报。当她从报上抬起头来的时候,说:“无论如何,你怎么,在这上头怎么能签你的名呢?”

　　“你指责我,我的孩子好好瞧瞧文字吧我们并没有说我们给俄国人留了余地,只要他们表示回心转意。我们还有办法挽回和他们的关系。我们只谈法兰西,如果法兰西明天被进攻的话为了挽救和平难道你相信在别的方面还能挽救得了和平吗?除了我们在法兰西阵营里挽救和平!”

　　那种惴惴不安的心情控制了他。本来他打算尽量忘掉这件事;他好像是一个卷入了风暴的人,必须得身不由已的做一些自己不愿做的事。老年的全部悲境这时已经在他身上完全显现出了。皮埃尔,又高又瘦的皮埃尔,有着一只大而下垂鼻子的皮埃尔,有几根银丝在他的鬓角上,两颊通红,一如平常那样轻轻地摇晃着身子,他弯下腰一把抓住巴朗瑞的双手,巴朗瑞那只签了名的手被他举着说:“巴朗瑞先生,”他说,深深地吸着气,“你很清楚,巴朗瑞先生,你知道对我们,对世界上许多人来说,你的名字意味着什么,大家是尊敬你的名字的,大家是那么地热爱你你怎么能够我同意你的看法,就是要挽救和平必须让法兰西团结起来。但是,我们是跟那个慕尼黑分子达拉第一伙呢?还是跟给柏林打电话报告国务院会议上所谈的一切的那个庞奈一伙吗?团结的法兰西在哪儿哟?巴朗瑞先生,当这些人殴打反希特勒的人剥夺他们的权利查封他们的报纸在街上攻击他们的时候,法兰西在哪里呢?”。

　　“别说啦,皮埃尔为了不破裂,是必须签名的我是想维护我不知道我做错了没有但是,我想,用从前对付参谋部的舞弊对付德莱费斯事件的真正罪犯哀思岱拉瑟一样的态度来我亲爱的皮埃尔你错啦想一想,战争那阵可怕的风刮起来的话一切都要扫尽了共和国,法兰西,和平以及你们的党一切都要扫尽了只要那阵可怕的风一吹起来。”

　　他作了一个手势,表示风暴消灭了一切。弗朗梭瓦斯马上指着报问道:“但是,这个东西你是什么时候签的名的呢?”

　　“今天早晨我不是去了人权同盟吗贝蓝,饶夫莱,好些人都在那儿他们都已经签了名他们对我说:因为你不赞成我们的意见,所以我们要发表的这件宣言没有署你的名字你看看吧于是我就签上了我永远不会想到他们大约是马上给报馆打电话,添上了我的名字他们真赶得快;真赶得快,我一点儿都没有想到!”。

　　有一种痛苦包含在他最后的几句话里。依萨拜尔说:“这有什么关系呢你是签了名的,不管怎么,签了名的,谁都知道”。

　　“没有关系,”他马上重复说,“我根本不会想到他们行动会这么快;当时我想还有时间只要跟你谈一下和你妹妹们谈一下我还有办法。唉!那么快,他们不允许我喘一口气!”依萨拜尔气极了,说了许多别人没法全部听懂的话,大家只依稀听到“恫吓”和“社会民主党”等字眼,她的语气是愤恨的提到这些。

　　弗朗梭瓦斯极低声地跟皮埃尔说:“高麦宜先生,请你到这间屋子里来我想和你单独地说几句话”。

　　他跟她走了。他心里想着:现在党只剩下一个只能听从命令的人了,从奥飞垃到迦雅现在又是巴朗瑞,我们的一些主心骨都离开了党。老人的脑子里只有他的大女儿,他转身向她说:“我的小依萨拜尔,依萨拜尔我对不起你,我让你难过了”。

　　她是在高声说梦话一样或者好像是自己对自己说话:“我的父亲,我倒愿意死去”。

　　电话响了又响。玛丽盯着它。没有人去接。玛丽颤抖着嘴唇说:“又有人来向我们打听消息了”。

　　巴朗瑞看着她,原来就是为的这件事才有了方才的电话。他也望着电话。依萨拜尔不动。她在想如果她母亲活着的话,她会对父亲怎么看呢?。电话继续在响。他们都望着电话。谁也没去接。

　　电话继续响下去。没有人去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