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像是一个巨大的设有人工光线的水族馆。那些听演说的人,缩着脑袋,双拳撑着下牙床;而那些不听演说的人,则在那里写他们的信。还有人神经质地翻动着桌子盖,那盖子上布满了灰黄色的污渍;而桌面上摆放着那些从军队中回来的议员们脱下来的便衣。在柱子中间那地面上站立的人,正在用眼睛四下寻找他们的同僚。虽然有不少议员被动员上了前线,还有不少议员被取消了资格出席,但这块地面上的人还是满满的。赫里欧坐在他那议长的高位上俯瞰一切,他的肚子与他的桌子始终紧贴,正上身弯着同一个俯首表示恭敬的传达员说话。下面的人正速记们在那里工作,态度十分漠然,至于讲台上的演说者,正讲到一半,声音突然激烈起来:“我们不应让这些理由极不充分的控告被共产党利用来作宣传资料,我这样说话请你们允许。把已经解散的政党恢复,部长先生,事实上也就是把那个准备参加各小组委员会的议会党团恢复。至于写给赫里欧议长的那一封信,我们敢于说,那封信是不足以作为真正的罪行的根据,来发出一道对叛国行为极其符合的通缉令,甚至于作为部分根据都不行”韦思贡第跑去坐在佛罗萨背后自己的位子上去了,他禁不住要说出这一句话:“你瞧,我往常向圣喀兰上尉说过的话正是这个”———“别作声!”正在记笔记的佛罗萨说。
认真而言,这位演说家的一种恐惧无非是,帝克西·维昂古尔和政府之间的争执之点,他怕司法部只能找出一些次等的犯罪事由来控告共产党。没有任何人,当然也包括他,对于取消共产党议员资格一案,是拒绝投赞成票的。但条件是政府这次投票以后应当负责执行这时,传达员把巴斯多赫利和蒙塞领到最左面的旁听席上来了传达员向他们解释他们没有站立和表示意见的权利。正是这时候,突然发生了第一件意外的事。有一个议员在喊:“应当把那些组织政党的人首先杀死!”让想溜在第二排位子上去,那里有几位太太,因为在这一排他看不清楚也听不明白,他悄悄地问他的同伴:“他们在哪里?”巴斯多赫利指着最左面给他看。但要区别共产党员和其他议员还是不容易。这时演说者在说:“这些党员实行了二十年的军事服从主义,结果他们一切都成了被动。他们倘若每周收不到新的指示,在法国这些共产党的宣传是没有丝毫重要性的”“他是谁?”让低声问。前面的那位太太转过身来对着他微笑:“帝克西·维昂古尔”她说。这个女子棕色头发,很笨重,眼睛很美,带一副假钻石手镯。演说者,现在攻击起苏联大使馆来了,格勒尔街的苏联驻法大使馆的大门公然开着!这位演说家呼吁大家立刻把苏联大使馆关闭。他说,苏联是自绝于人类的国家。让听清楚很困难,因为站的是新地方,从上往下望那些秃头的样子很奇怪,坐在他前面的又是穿着皮大衣的太太们,还有那讲台的雕花,赫里欧头上的装璜,这一切都足以使让的视觉和听觉转移。他不懂得另件意外事故怎么又会发生。有人叫起来:“这是卑鄙的谎话!”巴斯多赫利弯着身子向让低低地说:“这是法戎!”再要求解释是不可能的了,应当听下面说的话。
“先生们,明天我就得回到我的部队里去了,”帝克西·维昂古尔以一种宏大的声音说,“利用人家给我的这个机会来告诉你们,任何一个法国人凡是读了每一个都能买到的任何一种报纸,他们都会有一种深深的忧虑:因为每张报纸上都说希特勒分子生在了国会会场中的好几排座位上”让惊讶起来。到底这是怎么一回事?这使让惊讶万分,巴斯多赫利并不回答。他只是站了起来。但人家却又叫他坐下。演说者的发言有人想打断。到处都有“不不!”的声音。“我希望我的讲话别人不要打断!”帝克西·维昂古尔先生说。到处有的拍掌给他以鼓励。在这时他替各党各派的人辩护起来了:“我们无法容忍,每天早上,有半数的社会党小组”———“大约是非盖斯德派吧!”左面有人这样喊起来。演说者却继续演说:“我说的是把社会党小组的半数议员当作是希特勒主义的信徒,我们绝不能容忍!我相信这一点我没有错”让在耳边巴斯多赫利问:“到底这里面有什么奥妙?”对方回答他说:“我以为多里奥”———“他是在替社会党辩护么?”巴斯多赫利耸了一下肩:“你最好听下去!”演说者肯定说:“从国民道德方面说来,诬告别人的人的危险程度更甚于叛徒本身!”正当他要继续说下面一段话的时候,各方面又拍了一次手鼓励他:“芬兰军队给与斯大林的打击,敢于肯定这就等于打击了希特勒本人的权威和骄傲!”不,凯利里斯先生,你现在请不忙回答,轮着你发言的时候再说。主席在招呼。“啊,”让说,“他在攻击凯利里斯么?”他听见“嘘!”“嘘!”的声音从他四周围发出。他坐的地势不好,看不清楚。接着上台演说的人只是主张把问题交给委员会去处理,他的声音很小。现在的问题,是否也一样取消。一九三九年十月以前即申明脱离共产党的议员的资格。委员会认为这样的议员,还是应当将其资格取消。而政府方面呢,却主张给与他们较长的悔过时期。这位发言人还说,一八五二年的命令,一九三九年九月的命令以及一九二七年八月十日的法案都有可能实行。巴斯多赫利烦闷起来了。他把会场中坐着的他认识的人物一一指给让看。“那里的那一位?”———“不是,再远一点,在部长席后面的”最后,发言人申明这问题送不送到委员会处理他并不坚持。那么,为什么他又这样说呢?这时赫里欧议长宣布了下一位演说者的名字让立刻想知道到底他是谁。棕色头发的太太掉过头来说:“巴德勒米。”但对于让名字也说明不了什么。有人在右面和正中央喊:“很好!很好!”许多桌子又发出开关的响声来了。如何消灭布尔什维克党人是现在的问题。除此而外,一方面要尊重他人的意见,一方面又要顾到国防的需要,这两者如何才不矛盾?这又是一个问题。政府建议申明可以把脱离共产党的期限延长到一九四○年一月九日;但委员会则认为最后期限为一九三九年十月一日。似乎所有的争论都集中在这一点。蒙塞还是闹不清楚。使他最感兴趣的,并不是那帮十一月或者一月曾经申明脱党的人,而是这班始终坚持不愿意脱离党的人。“我们要恢复一八五二年二月二日的法令和一八七五年八月二日的法令。”和前面的几位先生一样,这位发言人请政府对于此项法令的实施对象,不应限于议员,而对于所有不肯脱党的公务人员同样适用第二排的太太向前移动了一下。她向让说:“先生,请到这边来?”让有点窘,红了脸,他不敢。那位太太耸了一下肩。就在这段时间里,已经有另外一个人继续前一个演说者登台了。
这位先生是一位历史学家。他对共产党人早在一九三九年十月一日以前,已有一种想法。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他已控告共产党人是罪犯了。他还对他们的党进行谴责:“自从共产党一九三五年提倡人民战线以来。在他看来,共产党只是以人民阵线作为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在西班牙事件上,只是由于共产党意见没有被接收,由于当时政府有远见,西班牙的友谊我们才得以维持”他列举事实,说到慕尼黑,他说:“先生们,谁敢说,当老练而有深虑的政府要人达拉第先生在协定上签字时,他的心情会是愉快的?实际上那张协定就是把我们最忠实的联盟国之一的一部分版图,从地图上取消,并不是在协定上签字和批准协定的人,并不是慕尼黑协定的负责人,而是迫使彼此双方不得不签订这一协定的人,换句话说,就是共产党”“我不明白。”让对巴斯多赫利说。“我相信共产党是反对协定的”巴斯多赫利叫他不要说话。那位太太和另一位坐在她旁边的太太,她们都眉头紧锁着掉过头来。“为了要控诉共产党,说全部的责任该由它来负,我们应当说明这一点:之所以我们陷入战争状态,全都归咎于苏德的互相勾结。共产党是早已知道这种勾结。同时还应当说明的,就是慕尼黑协定是目前战争的决定性原因之一。因为它在德国的政府要员的心理上造成一种无可辨驳的错觉,他们竟相信,英国在波兰的冒险中,绝不会采取比捷克事件更进一步的行动。因此我们有权利这样说,共产党要为目前混乱的局势负一切责任;这不仅是因为苏德互相勾结和成立了协定,同时也因为他们是慕尼黑协定的负责人,达拉第政府是被他们追得不得不签字!”
“很好!很好!”
“我不懂!”让再抱怨了一次,这一次声音很低。巴斯多赫利在他的耳边说:“你的女儿为什么不说话你懂么?你应当模仿她!”但是到底这样的演说想达到什么目的?想叫人信任在道德上内阁总理有最高的品质想叫人和莫斯科方面断绝关系。
发言人念了一封来自于比利时高等学校校长的信,这封信上的意见和他本人的意见是相同的;这样一来,又是一阵狂热的鼓掌在大厅中,韦思贡第在同佛罗萨说话。他知道对宣传局佛罗萨抱了野心。但是因为他讨厌吉罗都,这便成了这时他们俩谈话的主题。赫里欧在用小钉锤敲着他的桌子说:“请佛罗萨先生发言。”
这是第一个多少使让·蒙塞听了有点概念的名字。佛罗萨曾经是一个左派的人物。可是他现在怎么样了呢?成了社会党?“新派”巴斯多赫利悄悄地在他耳边说。怎么,新派?对于医学生的让·蒙塞而言,在病人面前“新派”二字是医生用来称呼癌病的一种隐语照全面的“国会人物”这一名词的意义说来,佛罗萨的确是我们所能听见的第一个国会人物。他的演说徐徐展开,像一首音调委婉的音乐,首先他要说一段引言,表示在他的眼光中和在他的朋友的眼光中,所有例外的法案都有它的重要性。但最高的法律便是祖国的利益(很好!很好!)“那么,如果和所有的言论一样,共产主义也是一种合法的言论,斯大林主义可是一种最高的背叛行为!(有人鼓掌)”这位演说者对法学家的审慎态度,对共和派的迟疑原因都十分了解啊,如果早一点就判了罪的话“先生们,因为这件事情十分重要,所以我有在这里号召大家注意的权利。我们要实行不必先行经过定罪就可以取消共产党的议员资格的手续,也无须司法上的任何基本权利的保证,更用不着反复辩论”但是,到底他说的是什么呀?让站了起来,靠着一根柱子,弯着身子望着那些太太巴斯多赫利拉一下他的上衣。那只是副总理先生口头一句不负责任的话,关于这个佛罗萨说了些什么呢?怎么?一星期以前如果那四位共产党议员也站了起来而不是坐着不动,就不会发生这一次的取消资格法案么?既然该法案带了一种追咎既往的性质,那么,就不越发可以施展专横独断的行为么?这时马洛正望着韦思贡第。这个胖子此刻正无奈地拍打他自己的额头。他想说:“你的佛罗萨,真行!”佛罗萨也一样,致赫里欧的那一封信他也不把它当作是一件很郑重的控诉书的主文,不过这件法案草案他将赞成,他的朋友们也将赞成通过,因为对斯大林政权的厌恶是和对希特勒政权的厌恶在他们的内心里是一模一样的。鼓掌。
仿佛所有这一切还只是一段引言。你看,以下就是正文了。对工人群众而言,俄国革命的诱惑力依然没有失去,这一点与会的议员仿佛还有点相信不过。人们尽管向他们说韦思贡第到蒙吉那面去了。对弗罗萨这位运输部长也很佩服。“我的亲爱的罗曼,平生佛罗萨就是在等待这个时间。像他这样的演说家我们真是少见。这不一定是它的效果好,而是他的内容丰富。”
“我们,先生们,———让我在这个讲台上以完全诚恳的态度说出这件事来吧———社会主义的智慧孕育在我们每个人的精神上,每个人的心灵都会崇拜社会主义,我相信总有一天为了众人的福利社会主义最后终于实现了,必能一面解放了人类,一面把人的地位提高”在左面,在极左的那面,大家站起来了,大家都鼓起掌来。右面却一片冷笑。布尔什维主义的罪恶蒙吉弯着身子表示赞许。他用那只略微有一点肥胖的手,在那里玩弄着一把裁纸刀“我们的错误是布尔什维主义被我们遗忘了,它除了是这个样子外就不可能有别的样子!”
右边的人叫起来了。“是你们的错误!”
“是的,是我们的错误先生们,在法兰西议会中当一个人凭着自己的良心诚恳地承认他过去可能犯过错误的时候,我们难道还不信任他么?”
让询问坐在他旁边的人:“这家伙是一个共产党么?”“是的,二十年前”现在演说者要发挥他的论点了。这论点只是他一个人的,但它行将被传播到国会议员们的心中了:“和自己我们每个人都谈过话的,我们在这样的谈话中,采取了措施,毫不容情地将自己加以审判;而当我们———我个人便处于这样的境地,———处于生命中的崎岖道路上只有黑暗不见光明的时候,那么,至少我们可以凭借若干年来积累的经验走向谦虚的道路,使我们的思想有一些健康。”
好,现在转入第三段了,俄国通的佛罗萨在这些对俄国一无所知的议员们的面前,提到他自己得出的经验来了。斯大林是谁?斯大林想干什么?为了了解这一点,必须了解联共党史他呢,联共党史他是了解的。议员们,仿佛有一点儿像在课堂上听讲的样子,在听他讲话。让也和议员们一道在上课。“先生们,恕我要再次地说一说,但这是联共党史。当列宁在一九三年和马尔托夫式以及达尼式的社会民主党分裂时,布尔什维克党便由他建立了,从事于”请问这个会议厅里谁认识马尔托夫和达尼呢?但是听见说斯大林在一九零七年,梯夫里斯时名字还叫做科巴的时候,不免战栗起来可是,当演说者说到这些事情法国的宣传当局不明白,说他们只是搞出了腐朽的学院派的那种令人发愁的落后的东西,或者说这些作品完全不了解外面的情况,但大家却在那里听入了神。佛罗萨说那些东西只足以引起混乱,他的办法不是这样。他引用了斯大林的话。据他说斯大林一九二五年说过这样的话:“我们该说到第二种危险了。”斯大林说。“首先这种危险的特质表现在对待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和殖民地与附属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应该用怀疑主义的态度;其次表现在不了解这样的事实:我们的国家在没有国际革命运动的条件下是不可能抵抗世界上的帝国主义的,再其次是不了解另一事实:社会主义在某一个国家内的胜利当革命至少在几个国家内来取得胜利的情况下是不可能巩固的;(因为没有其他国家的干涉的条件,这个国家是无法保障的)不了解最基本的国际主义所要求的是社会主义并不以在一国家内取得胜利为最终的目的,而是发展和支持别的国家的革命的一种手段。”
让在聚精会神地听。这一次,他要叫人家设法去替他找原始材料了。他难道应该根据这一句冗长的句子从这方面去了解他所未知的世界么?因为对一九三五年斯大林曾经说过的话演说者表示了忿怒,让就不了解为何斯大林的话会使他愤怒。当时斯大林说是的万一法国遭受侵略是会起来武装反抗的。这句话就是演说者所认为的斯大林要战争的确证!怎么样?难道斯大林在一九三五年的时候,应该向法国共产党人说反对法国加强武装么?“因为,先生们,现在战争已经发生了。因为鲜血现在正流而且还要继续流下去。我们的儿子也参了军”让听不清楚。让仍然不能因为在黄皮书中所列举的一个外交官的见证,摆脱这样一个思想:对米舍琳、对纪佑穆、对伊娥纳的一种帮助布尔什维克想到他们在国内所作的一切,他很自然地拿这一点去和他刚才听见的演说的精神做了一个比较。那么,我们即将要干的事———通过一个特别的法案———这行为真是可怕但是,为了国家的福利,甚至于也需要不公正的行为呢“但是斯大林交给希特勒他自己所使用的罪恶的武器:自然,我们并不是说红军”韦思贡第这时高声笑起来了。马洛在拍自己的屁股。蒙吉微微带笑。整个的会场都表示满意。
“但是这件事你们都知道,芬兰的英勇的军队如何对付这支军队,这支俄罗斯的罪恶的军队———我是出于真正的爱国主义精神才说这话———这是宣传”蒙吉扭着颈子对韦思贡第说:“他太夸大其词了这篇演说简直不像是反对多列士,反倒像是反对吉罗都了!”
他讲到末一段了:“对于这般马上就要丧失代表资格的人,我并不想说什么话。把他们和这位令人恶心的斐多奈混为一谈我可不愿意,斐多奈是一个毫无价值可言的人,他只是一条虫,一堆粪之所以这般人要跑掉,之所以这般人能够免除警察的搜寻,倒不是因为怕坐牢,也不是同莫斯科方面他们有不可告人的关系,而是由于他们在他们自己的岗位上执行命令,他们的任务是要叫他们的党的地下活动发生效力”巴斯多赫利抓着让的胳膊,让望着他。他们彼此都心灵相通。巴斯多赫利叹息说:“他们自己说的是什么连他们自己都不知道”最后,佛罗萨认为必须同时进行宣传与弹压。他认为宣传首要的任务是,使法国人看出来是共产党人在这次战争中使他们的儿子流血的。
“你说得妙极了”韦思贡第对重新坐上自己的位子的佛罗萨说。蒙吉说:“但是,我的朋友,私人情感未免太偏重一点”正当凯利里斯发言的时候,让·蒙塞转过了身,因为普通旁听席的门开了。进来了一男一女,他们匆匆地跑去坐在凳子上。听了传达员很客气地招呼后一位老先生便站了起来往后退了一步,以便能够让那位太太坐在第一排的位子上去。这时候让坐在黑影中间靠着一根柱子。他看见那个女的走了过去。难道他是在做梦?他简直是在做梦!他的血在奔流。他的血仿佛永永远远流不完一样。那女的并没有看见他。她只微笑着,说了一声谢谢就坐下了。她弯着身子往下看所发生的一切,光线正射在她的金色的头发上。让听不见任何声响。他怕。他无疑地梦见他在怕。她就是赛西尔呀!赛西尔并没有看见他巴斯多赫利的笑使他转回身子来。但是他仍然没有把眼睛离开站在她后面的那一位男子,那个人像一个没什么了不起的军官,从侧面看去,相当的胖。谁呀?他并不是弗莱特·威思奈呀!他肯定地不是弗莱特。让又被他的影子遮住了。让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留下?走掉?这时讲台上讲了些什么话又于他有什么关系呢?但是这位身材瘦削眼睛发肿的人说的话,也并非没有趣味吧!巴斯多赫利一直在那里倾听演说,丝毫没有注意到他的伴侣早已心不在焉,没有注意到虽然他频频用手肘撞让,却早已等于对死人讲话一样了。演说者举动不灵活,说的话稍稍有点单调。但对于第五纵队在各国活动的情况,他却能依据他的旅行中所见到的一切而加以概括的描述。如奥地利、罗马尼亚、比利时、荷兰、匈牙利、瑞士、美国波兰都有。为什么会没有法国呢?在法国,比如把炸弹安放在布勒特拉将军家里的案件,在布勒斯堡街置两个警察于死命的炸弹案件,“贵人都许”飞机场的炸弹案件。“当我听说那在布勒斯堡街放炸弹的人就属于一个所谓———我要说清楚———国社党的秘密组织的时候,我是如此地惊讶”“凯利里斯先生!”右边的人打断他说,“你所说的越来越脱离实际了”赛西尔在这声音嘈杂的当中,转过来向她的伴侣说:“这个说话的人是谁呀?”———“克萨维耶·瓦拉。”对方回答说。“那些人现在已经进了监牢,”瓦拉继续说,“但他们的生活你却尽力维持!你的这种行为是可鄙的。”让什么话都听不进去了。巴斯多赫利想向他说的是什么话他也不懂。这时是混乱已极。有一位在一只眼睛上蒙了黑布的人,斯卡比尼先生,仿佛他也和正在发言的瓦拉一样,反对凯利里斯。让什么也听不见。关于褐衫党问题的争论,关于有人嘲弄凯利里斯先生对一位叫作德隆克勒的友谊等等混乱的声音这时候对让起什么作用呢?各方面都有人在狂叫。尽管凯利里斯先生重新说起话来,尽管他的发言所有的地方都合格,总之,尽管他尽力使用了所有演说者应有的小心谨慎,但是仍然他不能占到上风。这场纷争昂里奥先生也参加了,还有博多安先生凯利里斯先生控诉作家和记者都被人家所收买。又是一片混乱。并不是完全收买,而是受了诱惑翻译他们的德文作品时的版税的诱惑。这样,以后,自然就会。有人在叫,请你说出名字来!说出名字来!博多安先生申明他再也听不下去了,他要出去。很好!很好!你很可以用这样的方法把嫌疑搭在所有国家学院的院士们的身上的!请你说出名字来!说出名字来!要么就完全说出来,否则就一点儿也不要说!帝克西·维昂古尔先生,巴芒蒂埃先生,库散先生,波蒙先生,全都生气了,他们替社会党呼吁,提出军队来作靠山“如果你能够把名字说出来,你才有发言的权利。在你未列举出名字以前,你只有权利闭嘴!”巴芒蒂埃先生叫了起来。瓦拉先生也说:“只有你一个人才用这种态度对现役的军官讲话。”
赛西尔还像原来一样。因为,没有什么可以怀疑的。她并不是一个幽灵她还是像她自己;只是她对他已是多么地冷淡,简直像陌生人!也许她稍稍长胖了一点对让来说这样的想法简直是讨厌,是不愉快。他并不走。他不能走!他如果一走,她一下就可以看出来他在逃避。他并没有理由值得去逃避。赛西尔。又有人这时从她背后进来了。这里面现在是更挤了。我的上帝!我的上帝!在这种场合下碰见她!如果刚才她已经看见他,这会有什么样的结果产生呢?她一定会说:喝!让!为什么你不和我打招呼呢,让?柏泽先生从他的位子上站起来控诉亚尔封斯·沙多布利昂,有人既然要求举出名字,那么这位“力量的综合”的作者。有人在叫:“还有格兰哥瓦利周刊呢?”也有从左面发出来的声音:“调查委员会!”凯利斯先生说起德国的宣传机关,也就是说阿贝茨先生的机关。“哪一点在这里面是出卖?”瓦拉先生叫起来。“问题并不在于出卖或不出卖”凯利里斯先生不清不楚地说。于是圣玉斯特说:“出卖的问题就是今天的的问题!”凯利里斯先生讲起“处处有我”这个周刊来了。于是瓦拉先生生了气。凯利里斯说到俾斯麦,说到前一次欧洲大战,说到“红帽子”,人家都让他说但是当他再度提到“处处有我”中间的漫画时,瓦拉先生便叫起来,说这种玩笑简直卑劣。科隆先生说这种讨论并不健康。斯卡比尼说根本不应当在战时发表演说。阿姆勒尔事件,阿贝茨事件,还有斐多奈。“他是一堆大粪!”有人在喊。当天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这句话。“你说得对!”凯利里斯先生说,“他是一堆大粪!”他概括地叙述了一遍斐多奈这本书以及他这个人的主要思想。于是有人喊起来:“向我们讲一讲苏联人吧!”因为他继续指出在“处处有我”与斐多奈的作品之间有许多地方相同,因此瓦拉叫他念一念“人道报”由于他继续指摘“处处有我”,瓦拉真正像狮子一样的吼起来了:“首先我们要取消你的议员特权,然后请你到法庭里去申辩!”
她是赛西尔,但也可以说她不是赛西尔。离别了一个女子六个月以后,她是再不会和我们的脑海中所保存的那种印象完全一样。最叫人惊恐的是她还在动,还在呼吸;还无时无刻地可以叫我们都会遇见她的目光。最后一次让看见她的时候,自己还是一个孩子,还从来没有把一个女人搂在怀里过。最可怕的事情是今天他所做的一切努力都徒劳无功。他在那里比较。他比较和什么比较?我的上帝,和什么比较呀?和他的背叛!在这个大厅下面,在议会中,“背叛”这一个名词,不时像鸟儿一样在空中飞来飞去议员们说的是什么,连他们自己都不知道。而让呢,喂,让呢,他像一个正在暗中窥伺野兽的猎人,忽然发现在他面前,有一个生物,他只能在幻梦中追逐,他不免眼花缭乱了。的确那是赛西尔。他将要把她抱在怀中。他现在知道怎么办了。他的血液冲上了脑顶。他的脚冷了。在那里的所有一切人他都怕。巴斯多赫利,那位戴手镯子的棕发太太,那位老先生,那些坐在旁边样子很像警察长的人,所有的人还有那位军人,他是谁呀?同赛西尔进来的那位军人。“我们在斐多奈先生以仇恨的心理谈到各民主政体时候,可以发现在法国人中;各种各样的想法都有的;我敢于说,根据这些想法,德国人总可以顺利的发展其野心的。这一句话并不是我一个人独创,而是曾经一位信用卓著的新闻记者莫拉斯先生说过的。是的。‘希特勒式的思想状况。’就是我在这里所遇见的在法国,的确有这样的一派人:他们关于犹太人问题和斐多奈先生的想法相同,他们关于捷克问题和斐多奈先生的想法相同,他们关于与东方联盟问题,与斐多奈先生的想法也是相同,他们关于与东方联盟问题与斐多奈先生的想法也是相同”他的讲话大家都不大听得清楚。会场内有狂叫声,有高呼声,有开关桌面声。巴斯多赫利悄悄向让说了一些话,但让却并没有听见;这时人家谈的殖民地再分配问题让也听不见;帝克西·维昂古尔先生对凯利里斯的反驳,让还是没有听见,帝克面、维昂古尔说:“我,我还从来没有同阿贝茨吃过一顿饭!”凯利里斯反驳说:“帝克西一维昂古尔先生,在这件事情中,你是第一个应当要求弄明白的人因为这次议会中你是唯一的多里奥派在场的每一个人都知道你是以多里奥思想的朋友兼辩护人的身份出现的。每个人都知道斐多奈先生曾经到过柏林作过多里奥的报纸的代表兼通讯员,我们如果可以相信在小吉龙德报纸上他的母亲申明的话。”———“绝不是这样,请你允许我立刻答复!”
让听不见任何声音。他既听不见帝克西·维昂古尔先生的辩解,(法国人民党,我从来没有参加过,但是我必得告诉你,对于多里奥先生我是抱了很多的同情的,因为他比现在在讲台上讲话的这位先生对于苏联所耍的手段看得更清楚一点!)也没有听见凯利里斯先生肯定地说出那些话;凯利里斯先生说议会中的希特勒分子被帝克西·维昂古尔先生当作了善良的人,当是作了受欺骗的人,而不是卖国贼。还有,演说者的口中也提到了佛兰亭的名字;还有那些喧嚣的声音,还有演说者的结束语,还有佛兰亭先生替佛兰亭先生辩解的话,换句话说,让太年轻了,无法了解其奥妙的,佛兰亭无穷尽的政治上的辩诉状,让什么都没有听见!还有让也没有注意,巴斯多赫利在这个或那个问题提出来的意见。因为赛西尔在用手拨弄她的头发,因为他看见了赛西尔的裸露的手肘,因为赛西尔略略地转了一下身子在和那个伴着她来的男子说话,因为赛西尔生活在这里,呼吸这个赛西尔有血有肉而不是一张照片上的赛西尔!她如此令人难忘的,但她已被他所忘掉了;她还是和从前一样,但对于他已经陌生了;现在记忆中的影子是活动起来了。她突然掉过身来,嘴巴继续说着刚才她向她的同伴说过的话,眼睛却望向别处到底这人是谁?但弄清楚是谁又有什么意思?因为她的眼睛在眨动,像在黑影中找寻什么东西,让觉得他自己的心跳都停止了。她看见他了!她确实是看见他了。他们俩互相地望着。佛兰亭这时候在讲台上,身子弯弯的,在那里用两只胳膊大作其手势,仿佛在向人打旗语似的。左面的人叫起来了。胳膊在扰动,电线杆断了,折弯了。赛西尔还是与让互相望着,彼此也没有说一句话。那位军人仿佛在对她说什么话。赛西尔放了一只手在眼睛上,似乎是头昏似的。就在这时候,一件引起大家注意的事件在大厅里发生了;普通旁听席里面的门开了。传达员带进来两位先生。让走到了出口。巴斯多赫利很奇怪,想阻拦他。你别怕,我就回来。他走开了。但他看见赛西尔也站起来了。
“陆克,请原谅我,我觉得不大舒服”“我们这就走,你愿意么?”陆克·佛勒诺瓦忧虑地问。———“不,不,尤其是我要去在脸上扑一点粉。”她在陆克·佛勒诺瓦的注视下走了出去。一种混乱而粗暴的声音响起在大厅里,在那屋顶下的吊灯射出来的长条的光线下,赛西尔再度走上了那些台阶,从她的极度不安的眼光中看来,这台阶一段地方的影子都略微带了红色。她去了。她自己在干什么她都不知道,她自己要说些什么话她也不知道。“你要走么?太太?”她摆脱了传达员的亲切的关怀。门又关了。她跑掉了。让他还在楼梯上,但她正在逃跑!让!他又停下了。
多么奇怪,在这样一个地方会面!靠在楼梯口的矮栏杆上的传达员望着他的两位客人这样会合在一起,不免摇了一下头他们,现在他们单独在一起了。除了他们以外世界上再没有别人了!在议会的楼梯上,在普通旁听席的楼梯口,有如外省戏院的楼梯口一样,几张桌子堆满了客人们存放的衣帽等物。他们单独在一起了。她走向他那儿去。他也停下来了。他们彼此都要说话了。他会不会挽住她的胳膊走呢?“让,你为什么要躲避我?”
他们相互握着手,态度很不自然。仅仅好像是普通的熟人一样。他们将会说些什么话呢?他只是说:“我的爱”她用她的手把让的嘴巴堵住,堵着让的那张年幼无知的嘴巴。他鼓起他的嘴唇反抗她的那孩子气的手指。她不得不把手缩转回来,好像从火中缩转来一样。他们两人很显然都有些怕!但无论如何,让总应当说一些吧。让说了:“那位先生谁呀?”她微笑了:“没有什么那是陆克·佛勒诺瓦,‘奥德依的蛇美人’的作者。这部书你知道么?”她随后脸红了。她想起去年十月在戈岱勒两夫妇家晚餐的事情来。陆克那时曾经拿着过她的手,她几乎受到了他的诱惑。但是,没有,她可以十分坦白的说:“没有她摇了一下头,又说了一遍:“没有什么”对这样非常难得的时刻,他们是多么地浪费!他们有多少话要说!他们也有多少话不能说!但是他们只感到忐忑不安,只毫无理由感到头脑的昏晕甚至于是在这里,他们在这个意想不到的楼梯上都要昏倒过去!他想起他和若瑟特犯罪的情况,他想起他们的前途渺茫,他想起那许多围绕着他们而以各种不同的眼光看待他们的人,他想起将来他们会没有钱用,他想起如果他们一旦成为一对情侣时或者更大的不幸会产生但在他们的眼前是他们的年纪,生活、整个的生命,所有这一切又有什么关系呢?“我将来可以工作,”让这样想;“我可以离开一切,”赛西尔这样立誓。但以后呢。他们俩互相都在害怕对方。谁也不知道在这长长的六个月中,对方作过什么,看见过什么,想过什么事与爱过什么人。他们怕,控制他们的就是这一点。怯懦!怯懦!让这样想。赛西尔把眼睛闭了一会,她似乎又听见让的姐姐伊娥纳的声音;伊娥纳说:“你并不爱让呀”她仿佛还听见其他的讨厌的话。让你瞧,他们的确是白糟蹋了时间。他们听见人家开门关门声,听见脚步声,听见许多人出门的声音。这是什么?这是表示暂时休会。他们周围都有人。在远处望着他的巴斯多赫利,让并没有看见。但他却听见赛西尔在说:“不,这并没有什么。陆克,这位是蒙塞先生,他是一个我的兄弟的朋友。让,这位是佛勒诺瓦先生,他是一个作家,你知道”在几可客气话之后,一切都完蛋了。“让,到我家里来看看我您愿意么?像从前一样,六点钟左右。弗莱特现在为了一批工厂的定货还在意大利明天”他吞吞吐吐地说了些什么?他的心在跳。她还是生平第一次向他使用“您”这个客气的字眼。这是出于应酬。这是因为佛勒诺瓦先生在场。有什么要对他用“您”的必要呢?“喂!”巴斯多赫利走近他时这样说,“可惜这位‘旗语电报手’的发言你没有听见”会议将在半点钟之内重开。这时是下午六点三十五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