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一千九百四十年一月十六日绝不是仅仅靠了本身这一天就可以造成的。几乎在很长时间内一月十六日的会议还可以算是唯一的党发表言论的一个合法的机会。共产党议员的活动并不是单纯地凭着自己的思想:选民们选他们作代表是因为他们的共产党资格,意思就是说,之所以选举他们是因为他们是受到党自身所选举出来的机构的领导。像一月十六日这样的一件事,党的领导机构必须负责领导的。很可能朗谷米哀和其他的一些党员装作不太明白,究竟怎么领导这个今天处于不合法地位的党。但是有三个人在领导,所有的人都知道;这三个人就是人家在到处寻找的多列士、杜克洛和弗拉商。警察没有错,他们知道谁实际领导这个伟大的党,他们知道党的存在无论在什么地方都会感觉到:在加尔加索尼,在巴黎十四区让和西微亚纳吵架的空房子中,在每天夜里八点把收音机声音放低收听莫斯科广播的杂货店里,在还有人愿意登记入党的威思奈厂里,都觉到有党的存在。又如在密尔香,党的存在大家也是感觉得到的。因为那里,在慕勒军营里有人唱“国际歌”,因为那里,杜朗巡警还在伸手去搜查巴邦达尼的口袋。还有,党的存在也能在一个法庭上感觉到,因为那里,莫瓦萨克上尉和圣喀兰上尉,还得和那些为了忠于党、忠于自己的理想而甘愿牺牲自由与生命的人进行奋斗。最后,人们在监牢中,在集中营里,党的存在也能觉到的,因为有像佛朗索瓦·洛贝克、米莱依·达布罗这类的人在那里,虽然他们明知说了否定党的话就可以获得释放,但他们一句也不愿意说。
在皇宫旁边的一个小咖啡馆,法戎是需要经过一定的手续才可以进在皇宫旁边的一个小咖啡馆,因为,稍一不慎,他就有可能被人盯稍。不过似乎这个地方倒很少有人往来,看样子在他的背后,并没有人跟踪。再说,那位住在那里的炮兵军需官招待一位来访问的朋友,有什么可惊异的呢?此人并没有什么了不起,他戴了一副金丝眼镜,有一个疤痕在唇边;一条深色的毛织围巾紧接地围在软领边沿。从外表看去,大约三十二或三十三岁。他虽然让他惯常修剪得很整齐的胡子稍稍长长了一点,但法戎还是认得的。两个月以前,就是他在沙龙纳卫的上面某地同着罗丝·杜塞利埃坐在一部出租汽车上。不仅此人和罗丝或法戎有着这样的约会,同样的约会他和好一大群人都有;他的名字叫阿瑟·达利德。这个人物是人类的历史轻易就忘掉的。他是南特地方的一个五金工人,他的父亲也是五金工人。但是之所以人家信任他,完全由他的生活所造成的。他就是一个中心枢纽,联系着受威胁而不敢露面的人与外界。他负责替党中央委员找住居的地方。马丽奈特、乔治特、克洛帝妮和别的人便把这些委员护送到全国各地去,到有地下工作等着他们去做的地方去。他给人家这样的印象:要把他推倒地下绝不困难;但他实际上却像钢铁一样坚强。法戎完全知道他是一个积极分子毫不懈怠。正如人家所说,小皇后很能够诱惑他,虽然他在骑车方面,吃过不少的苦头。因为他脸上带的这个伤痕,那就是一次赛车时发生事故的痕迹,到现在已经有十四年了。他那时还不满二十岁,在参加了布列达尼省的自行车竞赛时,一部汽车撞着他。他几乎死了。正如今天他常说的一样,凡事都有他好的一面:这件意外事故免去了他的兵役。现在他才能为党服务,而不去为张伯伦或达拉第服务。
在奥柏拉大街的转角阿瑟和艾蒂安上了公共汽车。他们坐在汽车的上层,闲谈着这样那样的事情。问法戎的太太的消息是:玉丽爱特好么?担任了像我们这样的任务的时候,家里人的健康问题是很多人不关心的。同他们一道上车的人一个一个地都下了车。他们到了中央人口密集的区域也置之不理,他们过了诺尔火车站一条偏僻的街道一下就到了;正当车子停过一站后,卖票的拉了铃,车子重新开动,他们大声叫起来:“啊,你瞧,我们只愿讲话”好像那些坐过了站才想起自己应该下车的人一样,他们不等车停就向后退着跳了下来。没有人追随他们。他们又坐上了另一部公共汽车,他们就这样换了两三次车,已到了另外一区了。这里是这条公共汽车线的终点。有一个女子在车站上等车的地方,等着他们。达利德向着她走过来。她是一个这样普通的女子,她与那般在巴黎城门口候车使用长期车票的妇女有什么区别,谁也看不出来。因为有了她,他们为了更加安全起见,再故意转了一个弯,才到达那一座高大的房子。这类的房子在巴黎的近郊是很多的。你知道这类房子总有一个“花园院子”,有好几个进口:进口甲、乙、丙他们从进口乙的第三部楼梯,(所有进口的组织都是一模一样的,楼梯占的面积非常之小。)上了楼。他们遇见很多小孩从楼梯上下来替妈妈上街跑腿。在第二层楼的楼梯口有一部婴儿用的车子;在三层楼有三扇门,他们就是要进靠右边的那一扇一个男人在里面,但这地方不是他的家,甚至于并不是他暂时寄居用以地下活动的所在。他是身体结实,有一头棕色头发;这样的情况被一般人称为“强壮”。使艾蒂安迟疑的是从前他并没有胡子但原有的那种突然镇定下来的黑色的目光他依然保留,那就一定不会错了还有他的粗壮的、准确的、布哥尼地方的口音:毫无问题,弗拉商就是他了。
贝诺瓦·弗拉商都快四十七了。在威思奈、雷诺、麦塞洛、贝勒卡夫之流所恨的人中他排第一名。我们看见他以后就了解罗曼·罗兰的许多作品中,为什么在党和总工会之内会有一本名字叫作“哥拉·布勒侬”的书能非常流行的原因了。一天邦德交给拉乌尔·布朗沙的、和在威思奈这类的工厂中人人阅读的“工人生活”,就是由弗拉商在领导。他的父亲是矿工,在他自己十三岁时他就作了五金工人,工人的情绪,很少有社会上的人能和这位尚朋·福热诺尔的孩子一样地了解。他因为了解,所以他尊重生活中的刺激情感的事物。比方说,有一个例子是酒。最能表现他的个性的是他在今天等待法戎的时候,他并不曾忘掉为了庆祝他们这一次的会见而带一瓶酒到这临时住所来。他才一看见酒的颜色,他的舌头就发出啧啧之声来了。这是一件给艾蒂安的礼物。因为他将去和敌人进行顽强的斗争,所以应当给他以鼓励。他可以安详地拿着贝诺瓦赠送他的烟斗。贝诺瓦所选的烟斗,绝不是随随便便的东西。应该以法兰西的学问和传统精神,去选择一个烟斗,绝不能出之于偶然。在这一件事情上面,没有一个会强过弗拉商的。
艾蒂安现在是到了贝诺瓦这儿来了。他们在一起讨论问题。怎么办?这现成的机会如何能够更好的利用呢?利用一九四○年一月十六日的国会?对法戎在国会中行将发表演说的意义,他们的意见是一致的。贝诺瓦对他说:“你只要准备一开头的两句话,往下你的话他们会打断的”艾蒂安的想法不同,他认为要阻止他说话靠这些先生是有困难的,因为既然他们还自认为拥护民主,而这一次又是关系于共产党员资格的取消问题,那么,总得有人出来申明共产党的立场,即使为了演喜剧也罢;要不然的话,早晚人家会说“照我的估计,”艾蒂安说,我说话的时间可能有十分钟以后,自然”无疑地,问题不在于是否这些先生们有忍耐性,而是在于是否他们能客气一下让我们说下去。十分钟不成问题。如果贝诺瓦认为等蒂安能在这场合支持十分钟,那的确就很可观了。全国会为之而震动的。在工厂中的工人们他们一定会因为这个而热烈地谈论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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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号的早上星期二。和每一个星期二一样瓦特兰在九点零五分就到了东方车站。他还没有复员。他自从觉得这件事有一点儿把握的时候,即是说,他自从知道人家将遣散他的时候,他就觉得带领一队非正规组织的军队东游西逛,在阿瓦涅上校与纳布鲁斯少校之间奔走的这种愚蠢生活,越来越无法忍受了。的确,自愿这个行为非常愚蠢,尤其像他这么大的年纪。人家自然也没有一定叫他声明自己的年纪,为什么他会想到年纪就觉得不自在呢?不过,在军队中他所看见的,所听见的,总像一副重担沉沉地压在他的思想上。他现在完全不是那样一个九月初旬二度穿上军装时的人了。他在军队中什么事也没有做。他被一种可怕的对前途的担忧所占据。当然,他说的并不是他一个人的前途。这样一种混乱,这样的宣战,国家到了这样一步田地只要人民不注意就好了,尤其是不能叫敌人知道要依靠奇迹是不可能的。我应当问一问高微萨,这些时候她碰见过雷维纳没有我喜欢与雷维纳谈一谈。真奇怪,在四五个月以前,他回到巴黎时,他总是对自己说:得,我想去问问部长,向他打听一下近来的一切消息今天,他却只是一心想见雷维纳。这件事也可以说明一些问题。我知道,某一些被捕的共产党议员的律师就是雷维纳,这也是一种原因。这个案件与瓦兰特的关系很直接。首先是从司法的观点来说,他看出来没有充分的理由逮捕他。从法律的观点而论,他也想不出来该从何对这件案子下手,或者,别人是因为职业所关,不得不把事实扭曲,但按照这个诉讼案件发展的方式看来,瓦特兰律师的想法是可能转变的。现在,看一看雷维纳是最应当作的事我想到司法部去跑一趟。比利时、荷兰已采取了安全措施的消息充满了报纸。战争难道会扩大么?副总理灼当先生,在十六日星期二的早上,正同不准备出席今天下午的会议的内阁总理进行长时间的谈话,参加谈话的人还有参议员兼国务院秘书长乌第诺参加所讨论的问题,很显然,带有一种不公开的性质。军事法庭方面还在迟疑,加在共产党的头上么?贝纳德帝少校曾向圣喀兰上尉提出过这件事情,所以他这时很想在和乌第诺谈过话出来的时候同他再闲聊一番。虽然很明白但是,正是这时候,那个畜生慕勒突然出现在他背后了:有时他会从他的密尔香这样就跑来的;他来的目的就是虚构一些有关他的上校的故事来讲给人听。这位阿瓦涅没有一点智慧,但是他终于,终于。慕勒很明显想设法取消他,以便自己取而代之。这倒是好主意,这样一来就可以把这个部队调到远离巴黎一百公里外的地方去,使慕勒也没有这样随便就可以到陆军部来了。
因为这天早上要动神经性手术,特鲁亚尔第一次担任了搞醉麻剂绷带的工作,对她的笨拙院长不免骂了她一番;从手术室出来以后,她竟会忘了把国会旁听证给那个不敢向她要的傻瓜蒙塞,这令她十分惊异。结果还是巴斯多赫利亲自跑来拿了去。
布莱斯尔和陆克·佛勒诺瓦在十二点五十分的时候从大陆饭店出来。他们走的是鲁热德里尔街那个活动转门,在门下面就碰见那个骑自行车跑街的人带回了“巴黎晚报”的最后一次校样。“啊!”布莱斯尔说,“鲁扶尔街一定是什么消息都没有!他们的报出不来了。这样,一切工作都被搅乱了。”这两位作家都是在宣传局工作,这时他们还不免对新闻检查局发出一些讥笑。“刚才,”布莱斯尔说,那些上校们还同我在一起想询问一下绿皮书的内容”绿皮书本小册子,用来登记秘密指示用的,专给新闻检查员们看的。至于给记者们的训令,“可以根据人家禁止写什么东西就知道到底有什么事情发生,这还是唯一打听消息办法”天这时下了很大的雪,恰好顺着李沃梨街的弓形廊檐下,他们全身几乎没打湿一点就可以进入各局的人员在大陆饭店内专用的世界咖啡馆。陆克看了一下他的手表,他每次约会,总是先到。“你在绿皮书中,有什么发现?”他问,一面轻轻地打了一个呵欠,这并不是那种从胃里发出来的呵欠,而是因为情绪不佳。“反对提高物价赞成调整工资之运动不得登载瑞典拒绝联盟国驰援军队假道之消卢不得登载,并对此一问题应随时准备发表评论”陆克的声音从齿缝里发出:“亲爱的布莱斯尔,我很相信,我们并不怎么怕共济会的胜利他们仿佛也没有什么高明的手段!他们每一天都不得不降低他们自己的纲领,传统的民族观点他们越来越承认了和苏联联盟这件事他们放弃了,足以说明人们二十年以来在‘晨报’和‘法兰西行动报’上所读到的一切关于俄国人的消息都有好的根据,这点他们是承认的,你瞧吧,单从那些刚才在国会中争论的情况看来,在国民广场上举起过拳头的人,便免不了将来在面孔上有些尴尬了,因为将来国社党会对他们说,在一九三六年,本来你们可以信任我们的”———“是的,”布莱斯尔叹息说,“达拉第之所以随便胡说他骑马摔了交,照一般人的看法实际上是今天他不敢到议会来坐上政府席,他只派了灼当来作代表”———“达拉第真和莫拉斯称呼他的一样,‘最大秘密之王!’你很明白,实际上,取消共产党议员的资格特别是关于凯利里斯有关于‘处处有我’这首歌曲的问题尖锐的批评你看一看吧”一些法郎质的小茶匙在李沃梨街一家珍奇珠宝店的货橱里,上面刻绘了甘末林将军和英王乔治六世的画像。这时他们正走到这里。布莱斯尔因为狂笑的原因,他的硕长的身子不免摇晃了一下。“我想像买这些茶匙的人”他说。说着他便取出他的烟斗抽起烟来。抽完,他又说:“佛勒诺瓦老兄,我们这时候简直成了无用之人了。电影,那是靠不住的,我写了一个剧本,但是我们过于勉强也不行:我想写一本通俗喜剧,以便乘着汤姆们还未到齐格弗里防线去晒洗浆的衣服之前,在各大街的剧场上演,你认为怎么样?当然。材料历史上有的是,梅耶林或卡佳但是我却有了搞当代事件的念头。新的题材,就是后一辈人的故事,就是那些还没有资格服兵役的年轻的一代是令我最感到兴奋的你瞧,我就认识一个少年,那是一个大银行家的儿子:十八岁,他的思想被多里奥打动了,他叫他的小女朋友也入了法国人民党。”———“那么,”陆克打断他说,“现在你立刻就搞起政治来了。”———“不,这孩子在搞,但我的剧本却没有人们都在转变。你知道,这一代已经不是幸福的日子的时代了,布惹已经过时了。今天的中学生们,短裤子上的扭扣,邮票在我写的故事中,什么生意都在做,法国人民党被我用一个流氓集团来代替了:情节并不很复杂在全国动员的情况下,突然我们的中学生一下都变作各种商业上最好的推销员了汽车,美术品,青年姑娘总之,没有政治。但这并不关紧要:我似乎沾染了目前流行一种虚伪态度,我觉得我的剧本会被我保留在我的文件夹里,永远没有人会把它拿上去上演的”陆克·佛勒诺瓦说了一些空空洞洞的话。在战时的状况下,为了避免自己也陷入一般的歇斯底里的病态,最好不要写作,布莱斯尔自己心里想,不写作对于佛勒诺瓦说来,倒是好的,他的女人在一个缝级公司里穿免费衣服呢!于是他问道:“德吉好么?”———“朋友,她到葡萄牙展览时装去了”世界咖啡馆到了。布莱斯尔说他喜欢进去坐一坐,坐在面临鲁扶尔旅馆那一部。原来这里是一个小沙龙,别人对他是这样说的,二十年前十八世纪古风装饰还盛行的时候,依照波兰的说法达达派的文学家把它叫作湖底沙龙。但佛勒诺瓦再也不听布莱斯尔的话了。因为他看见一位女士,站在咖啡馆里,那样子像是在找什么人:“请你原谅我!”说完他就离开了布莱斯尔,跑到那位年轻、漂亮、有着金色头发的太太那面去了。“这个女人,我在哪里仿佛见过?”布莱斯尔一面问自己,一面望着他们走到法兰西戏院的广场,坐上一部黑色的威思奈牌小汽车走了。在这样的时期有一部汽车真是运气!
既然这时德吉是在葡萄牙,这就难怪了“青年人,难道不懂致敬吗?”布莱斯尔赶紧立正:原来是新闻检查局的局长,那个南方人,人家说他是加尔戈的朋友从他的身边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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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众议院的大厅里,各议会党团的议员纷纷地都走开了。来得迟的人都直接走向会议厅去,帝克西·维昂古尔这时已经上了讲台了。
韦思贡第的态度不慌不忙。多米尼克·马洛走了进来,臂下夹了一个大公事皮包。把这件事情向他提醒说:“帝克西·维昂古尔的演说你不打算听吗?”这位东比利牛斯省的议员温和地笑起来,他的刘海式的头发比过去任何时候剪得都更整齐了,在他那苍白的额头上黑油油地垂着。“这幕喜剧你相信么,多米尼克?你不愿意单独干,它怕,它的未来的安全它已经打算到,它想拖我们全体下水,你说难道不是这样么?你知道律师们的那种词藻,恐怕即使帝克西·维昂古尔这样有才干有热忱的人说出这类词藻,也只是火上添油无济于事。”———“我不懂政府的措施赋以一种辨论的姿态,这就是他所能达到的目的,而政府的措施呢,别人是要我们负责做的,难道不是这样么?这位可怜的达拉第!他竟跟二月六日一样成了一个逃兵他耍了这样一点手段,你以为人家会因此就停止了活动吗?请你告诉我,为了××夫人的那双美丽的眼睛,有这样一个政府中的大人物。一骑上马就摔在地上吗”———“韦思贡第,这类可怕的侮蔑人的言词你怎么会去收集呢?你也很知道,之所以今天总理没有出席,是因为他有要事”———“是的,是的,我知道,他在作战,是么?”
认真而言,这一点连马洛也知道,对这一天议员们是有些怕的。令他们失眠的原因并不是因为要宣布取消共产党议员资格这件事,而是因为忧虑充满了议会的无数的席位上,从社会党的席位起到“纳粹党”的席位止,他们怕在新闻检查局容许凯利里斯和莫拉斯论战的时节,用不确实的然而可怕的罪名来告发“时代报”的社长,会有一种不良的先例创造出来。在未来的若干星期内,有了这样的控告,那些猛烈攻击别人而固执已见的人一定会怕起来了;因而这类的控告在会中也没有任何一党敢于说,不会落在自己人的头上。布拉西拉克的朋友勒巴德,喀克梭特,勒斯卡,洛布罗,在回廊上的议员食堂中大放厥词,他们痛骂凯利里斯,在他的身上堆砌一切无耻的词藻。多米尼克是激进党,他也以共和国的名义恨凯利里斯。在慕尼黑事件以后,凯利里斯竟和布尔什维克一道投选举票。总之,法国人大团结成为最宝贵的一件事,而在这样的时候他却要离开韦思贡第,所以在这问题上他说了几句话。
“团结!”韦思贡第嘲笑说,“这真是神话!达拉第和雷诺在政府中发生争执,凡尔登的胜利者在全国范围内被人驱逐出境,同他同一命运的都是国家的优秀分子。团结!首先是一个人这人藏在什么地方呢?在这件事情上,帝克西·维昂古尔有他的一种看法。他是赞成多里奥的。但只是他一个人抱了这种意见。再说,事情还没有发展到这步田地,我们可以不要多里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