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我的上帝,我的上帝,怎么会这样呢?”伊娥纳靠在门框子里,一只胳膊举在空中,另一只手还拉住那扇开着的门。她站在那里望着那个男子,在黑影中他一动也不动。楼梯口的灯灭了,楼梯上连那灰蓝色的黑纸筒透出来的光亮都没有了。罗拜尔一下就碰着那楼梯口堆的沙包。他咒骂了几句,然后摸索着找到了门铃。伊娥纳让他等了一会。她是在门背后慢慢地走过来的,他听见了他猜她安排了什么东西在里面,以便开门以前弄好一切秩序。随后听见她的拖鞋后跟拍打地板地响声,这响声越来越急促。真不能相信,他竟能够从雪中,从马勒摩,从苦役牢里出来,真无法相信。在那间温暖的屋子的门口,在为防空而设置的微弱的灯光下,他们俩站着,一动也不动地互相望着。
“罗拜尔,我的罗拜尔!”他把她抱进怀里,这位全身武装的军官,这位令人一见就意识到现时已是寒冬的陌生人,这位从黑暗中,从这场有着不可思议的真危险的假战争出来的人把她抱在怀里了。莫名其妙地他不放开她,他仿佛是在设法证明,他长期梦想的事是不是真正实现了。她用左手温柔地推开他,以便隔得稍远一点好看清他的面容。在他的拥抱中她略微有一点喘不过气来,他让她难为情,仿佛他并不是她的丈夫一样,仿佛他是一个不三不四街上来的大兵。他放开了她,她觉得那种感觉像刚睡醒一样。她理了一下头发,他脱去他的短大衣:一些雪片从羊毛领子上掉下来。当他们进入饭厅的时候,他们微笑了,他们不知道打从哪儿说起。“你真脏!”好说。她想进去替他拿拖鞋,就打开了睡房的门。“别走开,我就是要看你,我的小水獭,我的天鹅绒”她兴奋得发起抖来:他竟那样称呼她,用那已经遗忘了的、最初谈恋爱时的名字!“我替你拿拖鞋,我就来,脱下你的皮鞋吧!”她一面说,一面已经走到了隔壁一间屋子。
他呢,把防毒面具匣放在桌子上,把钢盔从皮带上取了下来,一扔就把军帽和猪皮手套扔在那绿色的椅子上。望着这里的安静的情形,他觉得这是一幕戏的布景,幕开了,又是一番新的场面;可是这一次却不在戏台上表演,而在罗拜尔与伊娥纳的家里。“喂,小孩子呢?小孩子们呢?”
“六点或六点一刻他们才回家。现在,你知道,他们都念书去了。”
她替他拿来了羊皮拖鞋。“啊,你不肯把你的鞋脱掉么?”她跪了下去替他把那双皮鞋脱掉。罗拜尔把手放进她那美丽的黑头发中。他望着她的弯曲而雪白后颈。当她抬起头来望他的时候,她注意到他面带一种忧愁的神色。“你有什么事?没有什么事吧?你病了么?”他呢,他是很明白的,他惊讶起来:“你为什么问我病了没有?没有,我没有病,我像榛子树一样健康”———“但是你的面容带着愁绪”———“我们不能任何时间都笑呀!”他知道自己说的是谎话。她也猜出在他心里不肯说出来:这使她内心很难过,但她不会强迫他说出来。他如果不愿意说。即使近来这些日子一切如常,但刚刚才见了他一分钟,就和他反抗并没什么好处。她很满意她自己还能够维持勉强的微笑,这正是那种他在马勒摩的夜里,在玛丽·安东妮特的画像前所想像的微笑。
他望着他们的房子,这房子他从没见过一样:一扇小小的门,前面三间,右边一间睡房,左边一间客厅,后面一间孩子们的卧室和一间洗澡间。客厅内摆放着他们在一个近代装饰艺术展览会上买的家具,那是因为他的一时高兴:有几张镜面的桌子,有一些黑漆的钢架椅子附有白皮垫子的,除此之外,都是他们俩原有的东西,其中有好些买于伊娥纳在卖旧货的地方,因为执政府时代的椅子是她的最爱,喜欢那些漆器和厚布的窗帘。在睡房内白大理石的壁炉上,摆放了一个罗丹的雕刻像“吻”。在饭厅里,有一个铜刻的女性的头,头上的头发散开,还有就是她的婆婆送她的一些仙人草。大约这就是唯一她能够从婆婆那里收到的礼物了。饭厅内的家具是英国齐彭泰尔式的紫檀木质品和一些铜雕刻品。在罗拜尔穿羊皮拖鞋的时候,他惊奇的望着小桌子上面挂的那一幅他所一向熟悉的红绿色的“静物”,画面上的内容是:一只放在一些食品上面的已宰好的兔子,一些白菜,还有水果和一杯红葡萄酒放在果盘中。他看这个镀金镜框子边上的花纹,看得非常仔细,他感到这花纹复杂和奇怪,这还是他生平第一次。
他注意到伊娥纳在说话。认真而言,他是知道她在说话的。他甚至已经听见她说了一段时间了,不时地他须得说一些“啊?”或者“真的吗?”来应付她。但正是此时此刻,虽然他没有用耳朵,她说的什么话他却仿佛能用另一功能去了解。她特别说到的是那位多么可爱、伟大的女子。哪一个女子?啊,是的,就是那一个,那一个是她在妇女联盟中遇见的,我记得仿佛是在复活节前后已经认识了。这一次她们是重逢了。他哪有心思想这位女士!他的心情带着一种失望,带着一种烦恼。这一次休假,这一次能够回家,他老想能够出现一种奇迹,然而奇迹真出现了。伊娥纳和那个女子。他对自己说:自然,在我们重见面时,我们每每不知道许多话该从什么地方谈起。你也可以这样说,也可以那样说。
失望并不在谈话这一点上。还有什么东西他在期待呢?他已经把伊娥纳抱得这样久了,但以后呢当他们进了另一间房间之后,他开始抱着吻她。她笑了:“算了吧,算了吧”他放了她,但他的脸色完全阴沉下来了。这里四处都摆了罗拜尔的照片。罗拜尔孩子时代的,罗拜尔在中学时,罗拜尔当兵时,罗拜尔初领圣体时,罗拜尔作未婚夫、罗拜尔站着、罗拜尔坐着、罗拜尔刮脸、罗拜尔留了胡子等等的照片。于是他说:“得,你把我给陈列起来了!”她再一次笑得很不自然。实话说来,这时他们像两个陌生人一样。或者使他们发愁的是这件事吗?“坐在这里吧!”她说。她先走到了长沙发旁边去,她指着她旁边的位子要他坐下,用她染过指甲的细长的手指。他坐下了。总之,这一切也是再自然不过。
最初老是梦想、梦想,但现在真的回到家中了这样,立刻这完全是当兵的思想。一切他都已经忘怀了,女人,或者被他也一样忘怀了。
“那么,”她说,“讲你的上校给我听还有马勒摩别墅,还有瓦特兰律师全讲给我听吧!”
他向她讲了:上校、别墅、瓦特兰。而且还其他的事情也讲了。阿瓦涅上校所有人都讨厌的事他的勤务兵偷了图书室书的事他同瓦特兰时时一道散步的事他都讲了。她呢,她很难想像他的房间、他的勤务兵、慕勒少校、希开尔、塞波勒。他常常说在第一连中有一个叫巴邦达尼的人,你知道巴邦达尼这人么?他在“人道报”上写文章讲褐衫党。他又向她讲到达拉第的通告,讲到P.R.分子和其他的事情。突然她用另一种态度听他讲话了。因为她站起来了,她的乳房在动,在活跃,他看见了。他忍不住想摸它一摸。她把这只轻浮的手抓在她的手中,一条细小的横的皱纹突然显出在她的额上,她用他很熟悉的那庄重的眼神望着他。他不再坚持了。他继续解释P.R.的意义。
“你听我说,罗拜尔,你应当把这件事讲给她听。”讲给谁听?讲给那个女子听呀!这个思想好像是伊娥纳肯定的:她把一切都要联想到她的新朋友的身上去。横的皱纹延长到两眼中间了。“你真傻!她首先并不是一个朋友,再说她也不是我昨天刚认识的。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没有一个人知道,P.R.的说法。我敢于说他们全不知道”他们。伊娥纳,她说的是谁呀?啊,自然这位女士是一个共产党员。罗拜尔的心抽紧了一下。有什么必要她的伊娥纳要这样干呢冒这样的危险没有好处呀!他追问她:“那么,这位女士,她同党有联系么?”突然伊娥纳换了一副面孔望着他。她张开了口,但是不说话,她只是深深地呼了一口气。
“我的小水獭,我同你说的你了解吧?这是为了你和为了孩子们。你知道,共产党我并不反对,反之,我还赞成他们。即使所谓P.R.的问题发生了以后我也一样。有时我想,例如这位第一连的巴邦达尼中尉,不管人家怎样对我说,我总觉得还是最好去看看他,去同他讲讲这样是为什么?我不知道,但是后来,是否要到拉斐德公波去我总决定不下来他们就驻扎在那里。在我们的部队里,所有的问题一提到拉斐德公波就等于说明了。不过,和党员们打交道对于你和孩子们有什么好处?如果他们中间的一个工作人员提供了线索,他们一直,一直追寻到你。不,你不要否认。你不知道那天晚上我在马勒摩想起这件事的时候,是多么地难过!我本来觉得最好是不说。首先这也解决不了什么问题。你不要向我说,别人绝不会触动你,因为你没有做什么事情,你也不是共产党。这些事你是不明白的。在我们那里,大家已开始明白了,因为在军队中。而且塞纳———马恩省和那帮人是保持联系的。你不可能知道,你,在这里你是什么也不知道,这容易看出来,比方说,连P.R.你都没有听见人家讲过。P.R.这还算不了什么。但全国各地所发生的事情加在一块,那数目就可观了;而且还不仅限于对付男子。他们非常残暴,你知道,残暴的!可怜的孩子妇女真残暴呀!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是一个野蛮的时代。真不堪设想监牢里面的情况,现在,他们连晚上也进人家去搜查了。现在法律简直就是没有了,他们什么也不尊重了。他们为了定你的罪可以故意把违禁品放在你的口袋里,迫害你。啊,和我们作战的是希特勒,但希特勒呢,他就在那里,我们已经被他打败了。你记得在好久以前,是六七个月以前吧?我们在凡尔赛举行‘棒球厅宣誓周年纪念’时那位市长的演说么?他叫什么名字?海耶,对,海耶。大家那时都在那里赞颂人权宣言,但是这家伙就起来反对。他说:‘大家总是在讲人权宣言,为什么大家不讲讲自己的义务?’我告诉过你,你还记得吧?如果请希特勒来参加攻陷巴士底狱纪念会那才够瞧呢!和我们作战的是希特勒,可是希特勒就在我们这里我要向你保证你应当注意,我的天鹅绒,我的亲爱的小水獭,应当注意!”
他随后笑起来了:“不,但是,你想想看,这样的文句:‘伊娥纳氏,系企图恢复业经解散之联盟之女犯。’”她的脸上还是她那种勉强的笑。有人拉铃。她跳起来:“孩子们回来了!”
啊,当他们看见他们的爸爸的时候!
真是快得可怕!四十八小时的休假,仅仅只有一点时间谈话,仅仅只有时间互相接触一下,甚至于仅仅只有时间互相知道对方并没有死。巴黎,捕风捉影的警报,每天都会发出,也就是因为这些警报巴黎才开始跨入战争状态。自从伊娥纳那一次和父母发生争执因而离开了他们以后,就只单独一个人和孩子们住在这样一个巴黎。她的生活就是来回奔走于他们的珠宝店和住家之间。她要找黑纸来做窗子的遮檐,她在玻璃窗上贴了许多新月形的白纸,她贴得颇有图案的味道。据说在轰炸期间玻璃窗贴上纸条不容易震碎。最初许多人很讥笑她,但所有的商店三天以后都贴上纸条了,大家贴的图案各色各样:有花、有太阳、有小鸟儿。因为没有灯光的原因,一到天黑她就把店铺门关了。再说,那些顾客无非是来修理钟表的,可是他们的修理工匠已被动员走了。伊娥纳得亲自把人家要修理的表送到亚布吉街一个家庭钟表匠那里去。他是个老头子,爱喝酒,不说一句话。他修理的表,常常出问题,她不得不再去找他一次。于是伊娥纳在更远一点奥特维尔街上找到了另一个钟表匠。只有结婚戒指卖得一直不错。
如果不是为了小孩子们,她才不会下地下室躲避的。人们从宣战的第一个星期起,真意想不到叫他们做了好多次的体操。汽笛像发了疯地响,小哨子也在不断地吹,甲长在狂喊,人狂乱地拥挤在楼梯上,每个人手上都挽着鸭绒盖被、折叠凳子和揉皱了的被单。这以后,就是高射炮声、马达声,探照灯不幸的光芒交织在天空中。街上还有救火车,照晚上的情况,似乎百分之百的人都挨了炸弹;第二天才闹清楚放错了警报。并没有敌机来,可是理性已经消失,大家全都离开卧室,离开温暖的空气,离开美梦而去找那对流的风,找那令人窒息而冰冷的地下室,找那旁边的那种人的令人恐怖的谈话。这或者是一次防空大演习,巴黎市民的毛病可以通过这一演习而纠正,可以使他们知道对空袭的准备,还可以使他们能够对一切都起反应。真的:巴黎人的肌肉中因此充满了恐惧,神经中也有逃命的感觉,两只脚有惊惶失措的动作。在香榭丽榭、在有雷诺工厂的那面的塞纳河岸、在蒙马特、在蒙稣里公园、在文新尼森林、在龙尚赛马场的上空,每天晚上白白地升起了无数的所谓“阻塞汽球”,人们讲起这东西来简直是神乎其神,说它在整个巴黎的上空可以构成一个铁丝网,德国鬼子的飞机的翅膀一碰着它就会折断,所遭遇到的事情就和那些开汽车旅行的人一样。这些话你记得吧?不,你那时还小,你甚至于还没有生下地来,大约这是一九一零年的事在大路上有一些土匪拦上了铁索,那些驾车旅行的人,叭,铁索一下就绞着那些汽车;而那时代,敞车是人们最爱坐的,自然,那时正是夏天也有关系。
这些话就是有可能在地下室讲的。孩子们呢,都被人家吵醒了。经过几次以后,活该,伊娥纳再也不下地下室了。
但仅仅这样几次,全房子的人她却认识了。她从前是从来没有同别的房客们交谈过的。她怕同他们一搭上话以后,就会成为周期性的在门房那里或在楼梯上的闲聊。对二层楼那位莫纳斯蒂埃老小姐的情况,她一辈子也没有像现在这般样了解过。这位小姐相信灵魂附身的说法的,她认为她自己是埃及的蝗虫转世,她说起那时代的事,说起那时的旱灾和沙漠中的希伯来人,仿佛事情刚刚发生在昨天。还有密拉先生,他是一个卖纪念吊袜带的商人,由于那个姑娘(这个姑娘他向人介绍说是他的侄女儿)把她气得心脏病大为发作时,那就闹得全楼满城风雨。还有四层楼的一对青年夫妇,洛林省人许皍先生和太太(许皍太太其实是西班牙人。),在他们的客厅里都装上了隔音板的,你想一想吧。她在过去都不认识这些人。尤其伊娥纳从来没有同那对楼梯口的邻居罗亚若———特鲁威夫妻谈过话。这对夫妻其实倒是很老实的人,他们有的是钱,他们找钱看得出来很容易;不过他们却住在罗拜尔和伊娥纳的旁边,换句话说,却过着这种谨守慎为的生活;大约丈夫是个什么经济人,妻子,仿佛老对别人的行径感兴趣,而且时时要付托你什么事情似的。他们家里自从战争开始时老是有人,而且表现得很混乱。那些人从早到晚大吃大喝,搞得你厌烦非常。对莫尼克和波伯他们特别好,随时送东西给他们,糖果、玩具等等,这使伊娥纳很难为情。但是他们却这样对伊娥纳说,说瓦里耶的岳父母罗比雄两老夫妇曾经告诉女门房说罗拜尔和伊娥纳是危险分子,是莫斯科的代理人,说他们曾经到莫斯科去接受过命令,并且说他们的店铺里显然在买卖黄金。
“当然啦,这两老一辈子都不原谅我们与米舍琳介绍的婚姻,”罗拜尔说。他们是睡的床,又宽又深,这张床真是理想。在这巴黎的乱世之夜,在这莫名其妙的战争笼罩下的巴黎之夜,虽然是黑暗一片,但仍然是可以令人安心的。这个巴黎,对于伊娥纳而言,真是一场恶梦,但这天晚上,却是罗拜尔的一场美梦。他们甜蜜蜜地讲着话,孩子们在他们的身边睡。再次重逢,对他们而言,真是一件又苦又甜的事。
“你知道最近米舍琳的情况么?”罗拜尔继续他的思想说。
“不知道,”伊娥纳说,“自从纪佑穆动员以后,她我就没有再见过。我相信她也一样,不和她父母见面了,你还记得吗,在八月间他们也吵了一架她自从住到十四区去了以后她再没有理由在我们的店铺里和从前一样呆了她也许不敢再说了。我知道纪佑穆在加尔加索尼我九月间在地下室里碰见罗比雄太太,这是她告诉我的”他们谈到高麦宜,自从这位青年教员在苏联之友社讲演过苏联农业经验以后,就经常要来同罗拜尔讨论问题的,也一样动员了。他不来信,这一点并没有什么可惊异的;这并不是因为八月尾他和罗拜尔发生过争执。他的政治意见不容易被人理解,但是,又有谁知道。“好几次我想到他,”罗拜尔说,“我还心想,那个问题他是怎么样解释的呢?其实说起来,他那一次并没有伤害我。你想一想,如果我能在部队中得到这样一个人,得到一个可以与他谈谈问题的人”他又说到P.R.的问题来了,他讲起一段第三连的先生们作为饭厅的别墅中发生的偷盗事件。讲起公安部门的人员使用的拷问方法。他随兴之所至,悄悄地说了许多话。当伊娥纳的头发接触到他时他感到一种特殊的温柔的感觉。室内这时的空气温暖而安静。很久很久才会有一部车子在这样的夜里经过;这才使他们意识到那帮威胁他们的人依然存在。还有那军号的声音,使他们更感到隐居的舒适和黑夜的可爱。
“我已经养成了一种习惯,”罗拜尔说,“同军官们绝不辩论;他们爱怎么想就让他们怎么想,但我绝不让他们有机会批评嘲笑我或向我挑衅。和这类的人在一道,我绝不愿意和这类人在一起惹事生非。但有时,与像瓦特兰那样直爽的人”“你肯定你所说的这个瓦兰特是一个直爽的人么?”“你认为怎么样?之所以我这样看是因为他把有关P.R.的内幕情况告诉了我,同时还向我讲过那个警察局抓去了的小孩子的故事。有时同他在一道,我很窘,我不知道该怎样回答他。从报纸上我们知道许多事件,尽管我们对自己说这都是一些谎话;但那些事实我们总也不能否认。你知道,波兰问题,事前我们还知道一点,但芬兰问题我知道什么呢?至于多列士的事情,那更是一种圈套。说句实话,我很懂得:瓦特兰就是看我如何回答才向我说了许多事情,或者为了知道我是如何回答别人。他把我当作党员,虽然我百般努力说服他,他还是不肯放弃这个观念,这点我看得出来。”
“莫斯科的广播你们从来不听么?”伊娥纳在床上翻了一下身问。他也跟着她翻了身,并且把胳臂靠在她身上:“你想!除非你故意要叫别人来逮捕你!绝不能听!我们都是受到监视的,你想不到吧再说,不见得你能够听到一些有趣味的东西”“既然你听都不听,你又怎么知道是不是有趣味呢?”“啊,也在食堂里听过两三次。郭第哀中尉故意把收音机拨到莫斯科那一台,目的就是想看看我的表情。对于他而言,知道我的态度是有好处的。不过终归收听这类东西,总是没有什么益处!”
“你的意见我不同意!”突然罗拜尔不说话了。这是什么意思?在这里他完全想不到,这个在他身边的伊娥纳,居然能够使用她的收音机来收莫斯科的广播!他静静地想了许久才明白了这件事。伊娥纳也没有说什么。他于是又说:“你这是什么意思?你听莫斯科广播,你。你是偶尔听听吧?”
“每天晚上我都听,”她说话的声音像快要睡着了。
“伊娥纳!这个问题你从没想过么?你说的是什么话?”他从床上坐起来了。她动了一下肩头,低声说:“啊,亲爱的,我要睡了你有什么事?”她摸了一下,发现他已经坐起来了。
“你太不理智!”她很温柔地责斥他,“睡下来靠着我”但他却不愿意睡下而发表了一长篇演说,为了证明她过于冒昧:首先,波伯和莫尼克需要她来照顾,其次他还又在军队中;他相信他在军队中的时候她会老实,他由于相信她会老实才能在周围全是陷阱的环境中感到一些安静。如果他必须整个时间替她和孩子们担心事的话。再说,她又能从莫斯科电台知道一些什么东西呢?她收莫斯科广播邻居们是有可能听见的伊娥纳这下认真地醒了。她伸出手来开了床头的灯:三点差一刻。
“至少,今天晚上你没有听莫斯科广播吧”罗拜尔说。“我们今天晚上要说话呀!一天不听我还可以凑和。”“你真发疯了,这对你有什么用?”
“你想一想!我也和你一样有我的瓦特兰和别的人呀!对这些人,我极愿意知道他们的问题我该如何回答。”
“伊娥纳,你么?你同这帮人谈这类的事么?而且,他们究竟是些什么样的人呀?”
“就是罗亚若———特鲁威两夫妻。你知道,他们两人并不那么坏。还有许皍两夫妻太太是西班牙人,她的全家人都是不赞成弗朗哥的”“你的理由错了:这帮人,你真了解他们么?他们无非是套你说话。他们这些人都是做生意的,他们这些人同什么人都往来”“你听我说,罗拜尔,我了解他们就像了解你的瓦特兰一样。人家还留下的这一点点自由给我们,你以为应当由自己来取消么?如果那样,我们活着就太没有意义了。”
“我的上帝,”他叹了一口气说,“我的小伊娥纳,我是不在乎,但是你”她关了灯,蜷伏在他的怀里。
“大傻瓜,”她说,“你的胆子可真小!你不必太操心。我很小心谨慎。”
他温柔地抱着她。随后他开始做种种梦想:她从哪里得到这种思想的?他的那种态度始终是前后不一贯的,至少在伊娥纳眼中他有这种态度;在经过一番谈话表示出如此胆小以后,他却问道:“那么,莫斯科电台又是如何解释关于芬兰的问题的呢?我要告诉你,我真以为我应当试同巴邦达尼谈谈这一切。但是,真难,你要到拉斐德公波去而又不想不叫人注意,真难!你还有一种理由令人相信得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