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真是奇怪!居然玛蒂妮的父母贡卜先生和贡卜太太没有说闲话。甚至他们的女婿也没有被他们攻击,他们并没有说他背叛了祖国,而且他们还乐于送给他包裹。他们甚至还打算把小外孙接去抚养。来同我们住在一道你愿意么?她当然不肯去了。为弗朗索瓦她愿意保持家庭一切原来的样子如果他回来了呢?而且小女孩年纪太小了。“将来你只剩下单独一个人了你还可以帮助你的母亲料理文件。至于在纳依,在我们家里。”不,玛蒂妮决心要工作。白天女门房伯纳太太可以替她看蓓蓓。一想到有着那样思想的贡卜先生竟一句反对弗朗索瓦的话也不说。对于这场双方并不实际交锋的战争贡卜两夫妻也开始感到不安了。他们办了一个小小的图书租赁社,那些租书的人也常同他们闲谈。有的人总是说。甚至于闹到警察局的人来调查他们说些什么。警察局有什么必要须加以干涉一些善良的人彼此之间的闲谈呢?这帮人又不是共产党。“爸爸,你瞧”———“的确,我的女儿,请你原谅我。再说,这也是你的弗朗索瓦的权利总之,他有想他所想的事的权利。再说,这一切也都是你们那些俄国人的错他们把芬兰拿去有什么用?”认真说来,贡卜先生也满不在意芬兰;他总得找一条赎罪的羔羊来说明时代的不幸;于是这位原本不是革命家的贡卜先生,不免解释说斯大林今天走错了路:他走上了彼得大帝的路,共产党人会遭遇到什么事情,他完全没有注意到。例如弗朗索瓦。玛蒂妮实在不愿和他辩论,因为和他辩论未免太笨拙一点。她宁愿工作。做什么工作呢?第一应当先找一个工作。工作是可以找到的。摇篮被她放在伯纳太太那里。随时她都在想弗朗索瓦,警察那天大清早把他带回家来进行搜查时他那副可怜的小小的面孔和他的怪笑她无法忘记。警察在他们房子里搞了三个钟头,所有的东西都被弄得天翻地复,连他们两夫妻在一起说两句话都不准,他们提出来很多问题。好在他们还可以以眼神互相示意。我的弗朗索瓦。这些坏蛋,他们闲工夫倒真不少!他们能够在弗朗索瓦和玛蒂妮的家里发现什么东西呢?他们没收了半打书去,其中有瓦莱士的“起义者”。这些书或者他们是想读吧。最困难的一点是需要寄一些钱给住在乡下的小女儿和洛贝克妈妈。但是,当星期六那天洛贝克的那位同事格里沃先生来,把银行中为洛贝克捐的一笔钱交给她的时候,她依然不愿意接受。“洛贝克太太,实际问题你太不注意了。”格里沃说,“你知道,大家是诚心诚意地送这笔钱。你瞧,对你的丈夫我经常讲,他对他们的看法太不公正:他们的思想情况被他认为很可怕!请你注意,我并不替他们辩护我自己好几天。但这是你们的错,你们共产党人,总是用‘普罗’的眼光来评判人。‘普罗’这两个字我讨厌。一个人只要不是共产党,你们总不免对他们要发生怀疑。并不一定所有正直的人都是共产党呀!”
“但是,格里沃先生,什么人都没有这样说呀!请你相信我,我对于弗朗索瓦的同事们的这种举动十分感动:如果一旦弗朗索瓦知道这件事”“你能够和他往来么?”
“我么,不行;接见是被禁止的。但他找了勒第尤律师作他的辩护人。”
格里沃坐在收音机旁边,弗朗索瓦回家时就坐在这个地方脱皮鞋。格里沃穿一件花背心,鼻梁上高高地架着夹鼻镜,灰色胡子长在下颔上。他看一下他的四周,意思好像说:原来洛贝克住的地方就是这个样子。他并不刻意隐瞒他的好奇心,只是似乎这种好奇心还没有恶意。在那个信封中装着的捐款恰好等于洛贝克一个月的薪水:同事们曾经想到不是自己赚来的钱玛蒂妮不肯接受。她决定不接受!不能接受!格里沃先生觉得十分为难,对同事们他怎么讲呢?你使我非常难办如果有办法通知洛贝克,请他不要把脑筋往坏的方面想:在银行中,接受别人的钱是常事我的意思你明白吧到底银行中还有个把好人,除了梭麦斯先生外,当然,除了他之外,所有的人都讲弗朗索瓦的好话。格里沃老不肯走,他讲得如此之多而且如此之好,以至玛蒂妮无法在这场战斗中坚持下去,结果收了那封钱。于是这位拜访者因为获得了胜利,说话的声音更高、语调也更快了。
“太太,共产党员们的错误,你看得出吧。他们始终相信他们是孤立的,与别人截然分开。他们的这种观点,我们可以说其实是接受了攻击他们的那帮人的观点。他们在别人同意他们的时候是看不出来的,别人不同意他们的地方他们才会注意到;于是他们造成一个彼此隔阂的世界。你简直不知道洛贝克的逮捕在银行中多么使大家震动!如果没有芬兰这一点很显然芬兰。”他摇动了一下他的小胡子。“这件事是很显然的。”这一下突然使玛蒂妮采取了进攻的姿态:“啊,是这样吗?法国的妻子因为芬兰就可以失掉丈夫,孩子因为芬兰就可以失掉父亲么?因为芬兰就可以认为一个忠于自己的理想的人是罪犯吗?只为这件事就被认为是罪犯。的确只为这件事!”
“你知道,我么,我仅仅是以一个集邮专家的观点去看芬兰的。但是那帮人,你明白,他们在读报纸!”格里沃先生耸了一下肩。
也许格里沃先生他有道理。共产党并不如他们自己所想像的那么孤立。尽管这样的混乱状况存在着,尽管有所谓那些芬兰的穿军装的妇女们叫什么呢?“洛达斯”,有元帅,有元帅的女儿,有为芬兰进行的募捐,有如此英勇壮烈的民族,有这位法国一向不认识的女朋友,共产党还并不是那么孤立的。只是接着格里沃一再地说,芬兰这个民族十分优秀,真正是人类中的优秀分子,在文化上他们优秀,在道德品质上优秀,无论在生理上或者是在精神上他们全都达到十全十美的境地。玛蒂妮都可以背诵这些话了。别人抓去了玛蒂妮的丈夫,孩子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子,将来有没有东西吃。但她却已经记下了上面那些话,以便将来———到了将来人家忘了一切都要崩溃的时候,忘了将来的时候勃鲁姆还会再作一次部长,忘了好像过去没有过这一回事的时候———她还可以背诵这几句话,尤其是那样一个漂亮的结论———芬兰人是一个优秀的民族。格里沃说之所以芬兰人向俄国人进攻,因为他们要向俄国人进攻。这个在生理上也十全十美的民族我们应当相信格里沃先生,这类美他总是很喜欢的!至于玛蒂妮,这会叫她呕吐。
当让·布莱斯来看他的朋友的太太的时候,她只在门前的过道上接待他。为什么?玛蒂妮也说不出道理来。单独和他在一道她稍稍有点怕。她觉得现在单独和他在一道就是对不起弗朗索瓦了。而且也没有什么话要和他说。不过,天知道这一次他可不是来吊她的膀子呀!他来是为了谈弗朗索瓦,专为谈弗朗索瓦。为什么现在弗朗索瓦不再信任他了呢?他为什么不肯把油印机放在他家里呢?如果那样,也不会出这一次的事了。说到那个女佣人,让·布莱斯难道就不可以叫她滚蛋么?满街满巷到处都有女佣人!不,对他,弗朗索瓦欠缺信任!
“我知道这一切为什么因为我不是党内的人”他说话就像格里沃。玛蒂妮,她难道是党内的人么?让·布莱斯,我的老弟,你说的话有欠公正!
“如果我能够帮助你,玛蒂妮”她对他讲到格里沃已经来看过她,讲到那一笔同事们捐给弗朗索瓦的钱。她什么都不需要,只需要找份工作。但让·布莱斯想说的是别的事情:“玛蒂妮,告诉我,弗朗索瓦现在不在,我怎么办?”因为那一天邦特在议会遭受逮捕,让·布莱斯因为邦特的勇敢而大受感动。他觉得他的一切顾虑简直就是幼稚之极,何况弗朗索瓦又坐了牢总之,他想入党。
“我不知道,”玛蒂妮一面惊异地望着他一面说。让·布莱斯倒想入党,那她自己呢?他们所有的人,弗朗索瓦、让·布莱斯,都认为也许这只是男人们才干的事?让·布莱斯一再地说:“你能告诉我怎么办么?你不愿意么?玛蒂妮?你也不信任我吗?”
她望着让·布莱斯。她恨他生得如此漂亮。她恶意地不公正地想:这家伙也是那类生理上十全十美的优秀分子一类的人。不。他的忙她不能帮,即使她愿意。弗朗索瓦始终没有叫她入党。对他她无意见可以供献。完全没有意见。
她是把他看成局外人了,这令他感觉到了。这天晚上,在狄耶果的一再请求之下,同时他也去访问了一下赫盖尔男爵夫人。他回家以后,他就收到了路证。他该去驻扎在布里扬松的部队去报到。啊,这更糟了。是阿尔卑斯山防线。他这一下又不可能入党了。在军队中入党是比较困难的。他的思想因这么一来又陷入了混乱和矛盾状况。
他的雕刻室里气温很低。他望了一下那些他的未完成的雕刻品。他一件都不满意。幸好他将离开这一切了。这好像是他在和他的作品做断然的诀别。换句话说,他要截然和这一个世界分开了。在这一个世界中,有他完成的那件那奇怪的雕刻,有赫盖尔男爵夫人买这些奇怪的雕刻。总之,这个女人,倒还不讨厌。可是背地里她使用的那些阴谋手段。很可惜是他们的那张拉都尔画的人像已经不在他们家里了。照我所看过的那张照片而言。可是因为他们现在怕轰炸的关系,这张画和鲁弗尔画集一齐被送到别的地方去了。实在不应当把拉都尔画的这张画像还他们。私人为什么也有权利据有这样的珍品?狄耶果这个坏蛋,仅仅因为他能够把颜色涂在画布上,他竟自以为他是画家,今天晚上幸好戎舍特不来。将来我写一张明信片寄她。还得去和爸爸辞一下行,也得去一下叔父的地方。他已经不大想弗朗索瓦了。他行将要离开的这个世界和弗朗索瓦一道消失了。把弗朗索瓦丢在后方,活该,这没什么办法。他已经受到这样的冤枉他即将看见的就只是高山、白雪以及不曾体验过的生活。但他有这样的青春和精力他在小阁楼里面的床上翻来复去。灯也熄了。他一个享受所有这全部空间,他感到愉快。他昨天同戎舍特睡觉还感到很有趣味。今天晚上,他已经厌倦了她了,他了解他自己。甘末林万岁!他们或者要在阿尔卑斯山练习滑雪。他有一点自私自利的感觉仅仅是泛泛的。怎么?我没有对任何人做过诺言。再说,我也没有加以选择的权利。我被动员了。弗朗索瓦用各种语调说过这样一句话:共产党是服从动员令的,他们在军队中的岗位他们都能守住。弗朗索瓦因为让·布莱斯想到弗朗索瓦,于是脑筋里不免又出现了邦特的名字。当然,也可以那一天邦特到议会去的时候,说是一种动员,不过是党的动员罢了。他是完全了解他到议会的意义才到议会去的。他相信他绝对不。本来他是躲藏起来的,而且他躲藏的地方什么人也不知道。可是他甘愿露出面来到议会去,甚至于并不是为了要说几句话而去因为他深知道他们是不允许他说话的。在议会未开以前,在未到达议会会场以前不让人逮捕是他最关心的事。之所以他要到议会来,只是为了全国人可以说:有一个共产党议员,他敢公然在芬兰战争开始的时候出席国会,在赫里欧替可怜的小芬兰哭诉的时候出席!他站在那里,站在选民们打发他去的地方,共产党始终存在,由他的出席而证明,尽管别人逮捕了这个,逮捕了那个,逮捕了各种类型的弗朗索瓦,党依然下命令叫邦特出席国会,于是他出席国会了。他知道别人要逮捕他,要遭受五年的监禁,这一切他早已料定,他不来也很可以的,不过那样共产党的领袖全都逃亡了的这一说法会为全国人民所相信。他来了,就站在那里,所有的伪君子都咆哮起来。真荒唐,你怎么敢来呢?果然这样!他怎么敢来呢?他敢公然来!那些狐群狗党向他猛攻。啊,他们公然得意洋洋:全体对付一个。他被他们抓住,被他们丢进了监牢,现在,他们可以打胜仗了!大约不止我一个人,很久以来,绝不止我一个人把邦特出席议会当做唯一值得兴奋的事。所有那帮权贵,他们给与我们的理想就是被动、服从、忍耐、拖延;哪里会想到竟会有邦特这样的人?我想那些从军的人,他们如果首先读了那帮权贵们的演说,读了那些吹牛的蠢话,然后一旦听见这帮权贵在议会中赶走了邦特,他们会站在哪一面呢?与走狗们的奴才站在一面呢?还是与被驱逐者站在一面呢?我用我的石块是雕刻不出这些使我失眠的事情的。在议会中议长走过的走廊上,那些值班的兵士就把邦特拘留起来,哪个雕塑家能够表现这种场面呢?我的一生就这样陷入了一个矛盾:我所雕刻的石块和时代潮流的矛盾。没有人了解我。人家都觉得我可笑。唯一我能够同他说话的叔父也是不了解我的*维奥莱特太太在第二天来收拾让·布莱斯的房间的时候,发现他正在整理他那破烂的东西。“今天先生起得好早”她说。其实已经十点钟了!他已经起来好久了,正在那里清理纸头,他重读一遍那些将撕掉的信。“这一次,成了?”———“是的,太太,这一次成了我要去保卫我们的边疆,用我的鲜血来渲染我们的旗帜了!”原本他这句话是有意开玩笑,但他看见她在房间转来转去,头上顶着杂色的、散乱的头发,对他家中的事物是那么熟悉的样子,这令他突然感到不愉快起来。如果这个女人,这个每天他都看见却从不加注意的女人,真像弗朗索瓦所想像的一样的人。这个生物突然变成了一个戏剧上的人物了。她和她的男人难道在逮捕洛贝克的事件上真有什么联系么?“维奥莱特太太,你的丈夫我们再也看不见了”他说,“他病了么?”
“还是老样子,”她边洗牛奶咖啡杯边说,“只是他找到工作了。这样,在你起床时,他已经不在这里混了。”
“找到了工作?在哪儿?”
她迟延了一会才回答。平常,对于勒麦尔或其他的事情,雕刻家都是不大过问的。“在威思奈工厂,骑自行车一会儿就到他总是七点才回家。不工作,当然舒服,但支持不了太久。再说,先生一定明白,有了战争,将来很有和先生一样被人家打发到部队里去的可能。对于打仗我的勒麦尔他并不和先生一样热心只是朋友们都对他说那倒算是一种忠告。再说,在仿佛威思奈工厂有许多坏分子,闹事的工人谁也不喜欢的!”
说这些话的时候她并没有笑。让·布莱斯想起那些所谓“好分子”那种笨拙的虚伪态度。或者弗朗索瓦没有错。“维奥莱特太太,你很好,你帮我打扫得可真干净!”你说,她倒相信让·布莱斯是热心于打仗!总之,她愿意信就让她信去吧!她在“柯莱兹之子”饭店吃早饭。天气潮湿而寒冷,但没下雨一切都灰暗的像阴沟一样,无线电扩音器的效果很差。每一盘菜的量也减少了。老板娘不停地在那里怨天尤人,女侍者咳嗽得可厉害。没有奶酷奶酪怎么会没有呢?没有就是没有。有这样的饭馆!老板一刻不在就不行。“喂,我也要出发,我,你知道”这一句话令小姑娘在良心上立刻感到一种责备。“等一等,也许我还有一点小瑞士牌奶酪”希望她把她的瑞士牌奶酷和她的良心的责备保留着吧!当然,我不能说,拿出名贵的奶酷是一件容易的事但一些名贵的奶酷。我必须五点钟光景才能去叔父家。去早了,那就会令他不舒服。告别巴黎的时候,总叫人觉得怪怪的。我要再去看一次纳伊元帅的铜像,既然因为要开坦克马尔里广场上的铜马已经被人搬走了。还有,克利西广场上的铜像,也还没有被掩蔽起来。
玛尔特婶母告诉他:“你来得不是时候,有客人”客人的确是有的。有两个别的老头子在老人的床前。高更画的黄蓝色的画像在黑影中眨眼睛,因为一盏多姆式的灯孤单单的在这房间里的亮度是不够的。老是把棉便帽戴到耳朵边的布莱斯叔父,把两只瘦削的手交叉在最近才发胖的肚子上。他过去的狡猾和轻视人的态度还保留在他的眼睛的深处。在他左右的两个人比他都年轻,都在七十三岁到七十五岁的年纪了。他们都在蹋板旁边更低的地方坐着,似乎像什么法院的陪审官,只可惜这时并没有犯人罢了。前一次让·布莱斯来看叔父,正是刚下动员令的时候,诺尔省的工业家勒底洛瓦也来向叔父告别:他现在是来告别了。这两个家伙是谁呀?其中之一眼睛苍白,脸上长满了白胡子,他就是大化学家儒勒·巴朗瑞教授,他知道谁都知道教授和叔父的友谊关系。另一个呢“这个小孩子你认识么,饶夫莱?”老画家问,一面从毡子里伸出了他那只惨白而有斑点的手。“他是我的侄儿麦加第埃的儿子”“那是老麦加第埃的孙子了?”饶夫莱说,他这个人瘦而高,看去好像只是套着一件上衣的一把椅子。两只袖子套着的好像是两条木棒。他的眼睛不长睫毛,眼皮下垂,稀疏的头发往两边分,头发还带了一点年轻时的黑黄色,他的面色有一些红润,这算是唯一这一副骷髅中有生气的地方。
“小孩子”之来很显然搅扰了他们一场激动的谈话,尤其使巴朗瑞和饶夫莱觉得不舒服。冒昧地让·布莱斯在想:他们好像三个小孩子碰见大人来了一样。不,他觉这比喻还是不恰当的。
他说他要出发去打仗的一些话叔父勉强才听清楚。布莱斯·昂贝里约不相信他们的战争。四个月以来,不断有各式各样的人跑来向他告别。可是,真正的战争并没有。“小孩子”坐在略微靠近儒勒·巴朗瑞后面的一张椅子上。饶夫莱教授就在他前面。饶夫莱教授的长身材仿佛遮断了所有的光线,他比着手势说话;比起他的语言,他的手势还更富有表情。
说的是什么问题呢?饶夫莱是历史家,专门研究法国革命的,自马帝埃死后,他是唯一的革命历史家了;现在他正在对比达拉第与罗伯斯庇尔。
“你的说法我不明白。”巴朗瑞抗议道。“我们无法再容忍艾贝尔派存在了!祖国在危险时的需要这帮人完全感受不到!”人家没有办法叫他不应用历史的材料。对他而言,现在雅各宾派正在当权,共产党呢,就是乱党;在战事发生以后,这些乱党,仍然不肯暂时存放一下他们的一党的理论,他们非得使罗伯斯庇尔危险不可,他们准备的是“热月”。尽管布莱斯叔父对他说,现代的罗伯斯庇尔却卑躬屈节与庇特成了伙伴,罗伯斯庇尔已不和人民在一道了等等一类的话,也阻止不了这位口若悬河的神秘瘦人饶夫莱,他的眼睛在他每说完一句话,仿佛就在往下坠一样。
“昂贝里约,我们如果还允许艾贝尔派存在的话,三个月之内希特勒就会到克利西广场来的。”
“饶夫莱,这样说是不是太夸大了一点共产党的作用?”“你没有注意到。萨劳曾经告诉我。你是逮捕了一个,但又有十个生出来了。你没有注意到,他们正在吸收党员。你没有没有注意到!他们吸收党员的能力相当惊人。这些事报上是没有的。但萨劳已经告诉了我。当然,那在巴喜区或者在香榭丽榭区一带,是没有问题;但每天,每天都可以在工人区,在郊外,在工厂里发现新的传单,贴出来的标语。在那里有许多地下小组出版宣传品,闹到每天甚至于发行两次之多。那些地下出版的“人道报”,竟能卖到一份十个苏,十个苏。这些“人道报”发行的数目竟抵得上正规“人道报”发行的水平,你想像得到吗?你叫一部出租汽车,司机在找补你的零钱的时候就会顺便塞给你一张传单。他们利用了面包店老板,叫他们用地下发行的报纸包面包。这类报纸会被食品工会装在装点心的纸盒子里。女人们上菜场去买菜,人家就把这类报纸给她偷偷放一张在篮子里。你注意,德国国籍的人已经被人家送进了谷尔集中营,共产党、西班牙人也送进了这个集中营。但是你瞧吧,亚里厄治、朗德、下比利牛斯境内的女共产党员都跑来看他们,把人民救济委员会的慰劳品给他们送去,这样她们就是在做一种联络工作。他们是搞得如此之好,以至在集中营中,他们的下流勾当还继续有人在干!他们想出来的方法你真是想不到我读过他们的一份传单,这类事件是他们所列举出来的:工人采取了消极抵抗的手段,换句话说就是破坏生产!他们使资本家自九月以来大吃其亏。这一切,我们的报纸都是不登载的。这,这真毫无理由:在我们这个战时的国家中罢工事件竟成了一种流行病!在每一条街上,总有一个作共产党的会所的咖啡馆。他们还发明一种新的办法:他们在这些咖啡馆中名义上是举行欢送新兵入伍的‘酒会’。在圣德尼的一个酒会上,警察一次就逮捕了十五个青年。后来,人们就看见,欢送酒会在这个星期内到处都在进行!逮捕十五个,那数目真是小得可怜。他们还逮捕了共产党议员,我赞成,但全体逮捕我不赞成。因为议会党团并不危险,危险的是法共中央委员会:多列士、杜克洛始终在活动!”
“十五天以前,”叔父说,“在什么地方我读过这样的消息,共产党组织上的中心人物被他们逮捕了,甚至于解散了———谁知道?———一百五十个支部、区委会,法国总工会会所被封闭了,还有在省外这你说还不够吗?”
“还有,”带着发抖地声音儒勒·巴朗瑞问道,“你的朋友萨劳已经下了一道命令对付危险人物,这还不够么?还有,现时的市长、陆军部长,对危险人物他们都有权力自由处治,可以放逐他们,可以自由征发他们,把他们编成特别劳动队,不必说明理由即可对公务人员加以处分这还不够么?饶夫莱,你,这种办法你竟赞成?亏你还是一个共和党人,一个拥护德莱费斯的人!”
“巴朗瑞,共和国这样可得到了保卫!”“用反对人民的方式来保卫共和国!饶夫莱”“是反对艾贝尔派而不是反对人民这就是战争!”“反对人民!我是说你在反对人民,饶夫莱!试问这种罪行,究竟有利于谁?”
“巴朗瑞,我实在太受不了你说的话了!这是你的女儿们把你弄昏了头!是的,我在德莱费斯事件时期是和你站在一道的;可是那是由于当时参谋部侮蔑了真理!而今呢,巴朗瑞,侮蔑真理的是像你们这样的人了。你们动辄讲人民,正如参谋部的人员当时动辄讲‘祖国的军队’企图来掩护真相,掩护哥萨克大兵进攻一个英勇的、民主的弱小民族的事实”“说到这一点,饶夫莱,你叫我八月底签了名反对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你这一次又要叫我同你一道拥护芬兰了,不,我再也不干了!昂贝里约,对这件事你的看法如何?我么,我曾经是到过芬兰:你知道,其实他们就是一些德国人,在他们的国旗上也有一个N字”饶夫莱站了起来,他再也无法听下去了。“这个孩子明天就要去从军了,在他的面前,巴朗瑞,你竟说出这一类的话!我们如果还是处于国民公会时代,所有的爱国者,不管他们以怎样的方式去爱国,一定都同意你的话的。可是在现在你说出这种话,真是无法容忍,无法容忍!昂贝里约,你一句话也不说么?”
头不离枕的叔父老了,容颜惨白!他闭着眼睛。他做了一种手势表示自己的疲惫。他闭着眼睛,用一种微弱的、冷淡的声调说:“我可能错了,饶夫莱。我不认识像你那么多的人,我也没有你那么多消息的来源。但我觉得我觉得在芬兰苏德战争已经开始了。”
“你说什么?”饶夫莱叫起来,“苏德战争?”“刚才已经开始了。以后就是考验波罗的海国家的力量了”他们三个人都在同时说话。玛尔特婶母向让·布莱斯说:“小东西,到这面来,让他们在那边吵架去吧!”亲爱的玛尔特婶母!她始终穿一件灰色粗毛线衣服袖子一直遮到手,穿一条黑裙子。她,对芬兰和其他的事情她都在大大地加以嘲笑。“小孩子要出发了,”她说,“这几个疯老头子依然不在乎!至少,你有换洗衣服吧?你知道,现在已经是布里扬松的冬天了!”
“婶婶,告诉我,叔父已变成了共产党?”“你真开玩笑。不过,我的女佣人倒是给我送来了‘人道报’,你知道,我们也赶上了潮流呀你如果很感兴趣,要不要看最近一期?”
渐渐地让·布莱斯感到非常有趣。玛尔特婶婶!于是他也向她讲了弗朗索瓦的事。不过,讲得并不详细。当他讲出来的时候,他觉得对这件事他的概念越发清晰了。他因为弗朗索瓦事件而联想到弗朗索瓦事件以外的事件去了。甚至也想到了刚才饶夫莱的话,是的,你逮捕一个,但不久又产生了十个。尽管他们逮捕、监禁、歼灭始终他们还是会因为自己的无能而感到恐慌。好吧,在让·若来士的附近什么地方他们以恢复青年联盟的罪名逮捕了十二个青年,并且因为出版了“前锋报”;他们也是因为弗朗索瓦在出版什么别的东西而抓了他的。甚至于还有一个因为受到他们的威胁而泄露了一点秘密的小孩但这又有什么了不起呢?两个地下室被发现了,一堆纸张被抄去了,如此而已。难道就足以高唱胜利之歌?你瞧,正是这个时候,却连玛尔特婶母也看起“人道报”来了!还有,他们必须要抓几百几千的人,仅仅为了取得这一点可怜的胜利,必须使全法国人都陷入了将有可能被逮捕的状态。这就是他们的动员法,如此而已!为什么他们要动员他到亚尔卑斯山区去?与意大利邻近的九省,包括科西嘉在内,已经不是军区了。这至少有三个星期了有一个威思奈家的青年人,在赫盖尔男爵夫人那里,他还负担了到意大利购买各种东西任务呢。风闻莫索里尼对法国的态度友好:达拉第有一天,就是邦特那一天出席会议,还申明说对于维持地中海方面的和平这位独裁领袖尽了最大的努力;那些对达拉第演说鼓掌的人,也正是那些刚才以忿怒之声对待到来坐在共产党议员席上的邦特的人。这幕戏真是滑稽!
“小孩子,你拿的是蓝色动员证?这是什么道理?你要为什么拿蓝色动员证呢?”
“在这上面我一点意见也没有,玛尔特婶婶。这个问题我从来不注意。这个动员证今年年初宪兵就把它送来了。你记得,一九三八年九月我是立刻就被动员的,那时我到了马奇诺防线。我的伙伴弗朗索瓦以为这动员证是对嫌疑分子使用的。但是,为什么?谁会怀疑我?我以为弗朗索瓦是有意煽动。”
“你的这位可怜的伙伴的家庭情况怎么样?”“玛尔特婶婶,你能帮玛蒂妮找到工作么?”
“你说的是弗朗索瓦的太太,是么?作夜间看护她行吗?你知道,你叔父,他几乎完全睡不着了。我呢,有时我也。本来我们请了一个女人来作看护,只是她对他的态度很粗野,这使我很生气。这项工作你认为玛蒂妮能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