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瓦特兰是后勤连部的指挥了:他现在就住在居卜来赛家的太太们的别墅里,居卜来赛家的太太们的别墅里,这别墅在长形广场的尽头阵亡将士纪念碑的后面,距离纳布鲁斯的司令部只有两步之遥。他并不留恋马勒摩。的确不。现在他住的这座别墅是蛋糕形的,两面都有一个小台阶,台阶上有遮檐;它们像一把把伞当你要到两旁种有桃叶茅的花园去的时候就遮住你,这比起马勒摩大厦,又别有一番风味。因为房间小,很容易就可以弄暖和。其次,同少校一起吃饭,(阿瓦涅上校不愿意扩充他的伙食团,你只得在纳布鲁斯这里搭伙食)有一定时间上的限度,不用跟在马勒摩一样,必须同大家在一起呆到夜深。担任一个后勤连部的指挥,这并不比到戈壁沙漠去更难。同时,就气油问题而言,也比较简单,因为你手下还有一位郭第哀。对律师居卜来赛家的女士们表示十分殷勤。那位老的女士差不多已经瞎了;有这样一个军官来住在她们的别墅里,她倒感觉到开心。那位年轻的女士也并不漂亮,不过瓦特兰还不觉得她讨厌。她们从不来打扰他把他当成国王一样。
他太太已经死了十年之久了。尽管过独身生活他还乐意,但至今露西之死给他的伤痛,还没有完全消。失任何人,甚至于男人,都会让他感到拘束每一件东西他都仔细地把它放在一定的位置,在他看来,每一件东西都有一定的位置是最主要的。这位高大的人,与其说他脂肪丰富,倒不如说他四肢发达。他胖得差不多没有颈子,面部线条粗犷,而且剃得很光,长长的鼻子,双层下巴,短头发红中带白,这一切都使得他看上去像睡不醒的样子。他不喜欢人家扰乱他的思想。这里倒很合他的理想:一张铜柱子的床,盖被是玫瑰色斜纹缎子。双重窗帘,一重是布做的,好像毫无用处一般,卷了起来交叉地搭在挂帘子的棍子上,另一重则在那里左右飘动。壁上糊着奶油色的小花纸。在英国式的木器上放着三盏煤油灯。天花板上挂着活像一个亮晶晶的人糖果的星形吊灯;此外,在各种木器上都铺了小台布。这是爱维奇小姐的房间;她甘愿让给瓦特兰住而自己跑去住在二层楼上。
只有在早上他用一个大茶盘给他送早点来时才能看见她。他最初觉得有点不习惯。随后在壁炉上面挂的圆镜子中他照出了自己五十岁的年纪他还胡思乱想什么呢?爱维奇为一个老中尉送送早点,这件事再自然不过了。固然在她那方面说来是一种好意,但是实也不得不如此。
星期二和星期五瓦特兰都得到巴黎去。这是一项少校允许他享受的特权。他的公事房他应当略为监督一下。勒第尤律师比他小二十岁,只要一听他的谈吐,就知道对公事房他还不能照顾得很周到。他现在还不适合在军队中服务,重大的案件都被他放在一旁,各当事人约好等瓦特兰回巴黎的日子再来面谈。关于海上航行的案件(这是瓦特兰的专业),万一来了一件,勒第尤能够解决么?而且,一切问题却因为战争而复杂化。比如说在里斯本抛锚的运油船案件便是一个例子。
“还有那位先生,一个老是说不清话的那位先生他简直不愿意向我讲他的问题,他只愿意对你说。”
勒第尤律师的声音给像个老小姐,并且咬紧嘴唇表示不赞成那位老先生的态度。他身材矮小,浓眉毛像黄色花叶,没有丝毫表情的眼睛。他很喜欢留胡子,但他又怕他的胡子会和他的眉毛一样难看。只有他的脸色才表现了他是一个青年。
“高微萨小姐今天早上又要迟到了!”瓦特兰律师说,一面表示出他那显然很坏的脾气。“就算她知道我坐七点的火车,但九点、至多九点零五分就一定会到。一个星期只要求她两次九点钟准时到,这并不比到戈壁沙漠更难。她进门后就会弄她的头发!我还得准备着。”于是他模仿高微萨用嘴咬着头发叉子,把脑后的头发往上揍一揍,松开一束卷发,又拿出手提包中的小镜子照一照的种种神情。“你,勒第尤,你对高微萨很满意,是么?你是否认为她还可爱我也不会追问!”勒第尤笑了一笑,与他的瘦削的面庞以及干枯的声音相比较,他的声音是那么不相称。“你不要这样笑,这是会叫绣球花都发抖的。因为,如果你不满意她”“啊,你一点也不应当把这件事夸大!”
“因为,即便她真让你不满意,你也只好将就一点,高微萨已经当了我十三年的秘书了。我怕改变我的习惯。尽管她常常使得我不痛快,但我不能随随便便就换了她而只为了一盘白菜汤。你说什么?谁在那里?在客厅里?”
“这位先生,我对你说了半天了,这位先生”“是哪一位先生?”对了,就是那位不愿意把他的案件讲给勒第尤听的那位先生。他已经是第四次到这里来了。在八点半他就站在门口了。他并不像高微萨!“好的,我去看看。他叫什么名字?你说似乎叫舍尼多勒。其实这对我来说一点用也没有。”
那位先生端端正正地坐在一盏周围有遂子的吊灯下,在摆着牧羊女铜像的玻璃橱前,在银灰色漆的小桌子和五颜六色的古琴旁边的一张饰金的小椅子上。这位先生年记算不上很大,但近几天来好像一下就老了许多一样。他穿一件旧绒领子的铁灰色外套,惨白的面容上有一条条纹络,栗色的软呢帽摆在膝头上,鞋子上带了泥土。请你等一等吧在什么地方我曾经见过这家伙?那位先生站起来了,帽子立刻掉在地下。
“律师先生,你不要客气”他们两人同时弯下了腰,同时用一种笨拙的动作去拾那顶帽子。他们同时站起来,于是他们正好面对着面,中间只有大约三公分的距离。我在什么地方看见过这副嘴脸呢?从那一身发抖的肉,你仔细一看就可以从那一身发抖的肉上看出来他发愁得很厉害。因为既然对方相信自己是曾经见过面的熟人,于是便不会有问他姓名的机会,这真是太不痛快他还挂着一枚法兰西学院的勋章呢!
“先生,我来了好几次”“是的,勒第尤律师对我讲过了为什么你不愿意把你的案件向他讲?为什么呢?”
“律师先生,那是因为我的孩子”瓦特兰突然间认出他来了。说他的名字叫舍尼多勒,真够傻!他才不是舍尼多勒。他的名字叫波尔达夫不过这一点关系都没有。
“有什么不对劲的事情吗,波尔达夫先生?”波尔达夫叹了一口气,仿佛他刚逃脱出一种极大的危险。
他的名字瓦特兰律师并没有忘掉!他取出一条手巾揩了一下他的额头上的汗,而事实上这时客厅里冷得像冰一样。玻璃橱中的大理石也好像冻上了,那样子介乎于在威尼斯出品的玫瑰色瓷杯和德尔夫城出品的陶质鸭子之间。
“因为孩子”波尔达夫又说了一遍。
是的,他已经说过了。即使瓦特兰恰巧也认识这个孩子,但这是怎么一回事他也莫名其妙呀!他为什么不说自己而要讲孩子呢?不过当他说了“孩子”以后,过去的景象倒一下子浮现在瓦特兰的脑海里,是前年夏天在爱达卜尔海边,一个十五岁的青年人,让阳光照满他的全身,在沙滩上翻筋斗“啊,波尔达夫先生,你的孩子马塞尔,他发生了什么事?他叫马塞尔么?”
“不叫马塞尔,叫查洛,也就是说叫查理。他们把他逮去了。”
“谁呀?为什么?他年纪有多大了?他还没有到当兵的年龄吧?”
波尔达夫先生失神的目光望着那过时的深黄色锦缎做的窗帘。
“刚满十七岁。他们把他拘捕了。是为了报纸的原因。在蒙巴纳斯火车站的后面”他咽喉哽塞无法再说下去了。我们看一看吧,我们看一看吧。瓦特兰并没有把事情的真相弄明白,他说:“马塞尔,我的意思是说查洛在蒙巴纳斯车站大概是搞错了吧?”父亲摇了一下头。帽子又掉在地下了。他们俩重新又弯腰下去做拾帽子的竞赛。波尔达夫又说了一遍:“你不要客气”这下瓦特兰更清楚地想起那孩子了:一个牙齿洁白、鼻子高耸、灵活得像一只猴子一样的快乐的男孩,他老在旅馆中唱美国的浪漫歌曲,仿佛他是来自于美国田纳西州一样。似乎父亲不了解律师的手势,这手势的意思是说叫他到他的办公室去,因为那里有一个煤气壁炉。他始终一动也不动地坐在那里,他又说起话来:“他们是在敖德萨街把他抓去的。就因他带了一捆报纸。他们称那样的东西为报纸其实是一些油印的单页。我们在两天之内什么事也不知道。他的母亲,你想想看他的母亲”不行!瓦特兰律师费了好大的气力,仍然想不起波尔达夫太太长的是什么样。
“那位警长,当他来的时候你知道我的思想虽然我看‘事业报’,但对于搞政治我是反对的。小孩子孩子们我是没有办法阻止的。而且,我自己还想,或许他搞不了多久就会罢手了我在他那个年纪的时候也一样于是,警长。啊,如果你看见他的妈妈啊,我的上帝,他们竟敢这样是我绝对想像不到的不过,这也用不着管他。孩子还活着,所有一切将来都可以水落石出的。本来我打算告诉他,也想骂他。他还带我去保安警察所去来;是的,把我带到奥斐沃尔码头去”“但是,到底那个报纸问题是怎么一回事?”
“对于你,先生,我很可以说:我的孩子我知道,他是加入了‘青年’的。”
“加入了‘青年’?”
“是的,简单地大家只说‘青年’仿佛只有他们拥有青年一样”从波尔达夫先生的语气中,似乎只有怨恨不止怨恨,仿佛还有一种屈服。“你知道,律师先生,他们打开了门,而我就在隔壁的房间里。他们拷打他。我听见我的孩子的声音。我想跑进去。一个警察便来强迫我坐下。我听见他们对他说,你说,你说,你的父亲就在那里听你说话他们对他说,喂,把那些名字都说出来吧!快说名字!随后,他们就威胁他。我呢,我心里想,这是威胁。这个孩子,他们一点也不了解他的。你知道,他很倔强!有时,我听见他们压低声音说了一些话。而他却一句话也不说。到后来他才说:‘不,不’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呀!这种叫声,我的天,这种叫声!猛的我扑了过去,我要进去,我要进去看一看,知道个究竟。他们又强迫我坐回板凳上。那个警察耸了一下肩,可是这时我已经看见了。他们两个人抓着他,把他的一只腿搭在椅子上,他赤着脚他们就从他的脚后跟刺进去一根大针”他望着这个男子,瓦特兰想起在爱达卜尔旅馆中的景象来。那是一九三八年的暑假期,那时慕尼黑协定还没签定呢。他为什么突然出现在那里?难道为了虚荣?大约也是因为他从前同露西到那里去旅行过一次。波尔达夫的孩子在花园尽头打网球,网球场很坏,几乎看不清双方的分界线“当他们从他的另一只脚跟刺进一根大针的时候,他咬紧牙关,他并没有喊叫。这真叫我吃惊,我第一次见到的竟这类的事情”他不再说什么了,用一种骄傲的神气望着律师。
“没有别的,就是吃惊。现在,他就呆在那里。于是那位穿着相当考究(他穿的是方格子上衣)的警察所长,对我说:‘你劝劝你那个傻孩子吧!现在有战争,我们的士兵都在前线,这些人却在他们的背后向他们射击’我呢,我什么话也不能说。我只能望着他。又望着在孩子的脚后跟里刺了一颗大针的那家伙。他生气了。他威胁我。他向我说我和我的孩子是一伙的。他说他得到了情报。其实,他自己也不相信自己的话。我想到的只是他的妈妈。我心里想,我不必向他妈妈说这件事。但是,我将来还是要向她说的。她一定会感到骄傲,因为他只叫了一次。他知道,如果他叫第二次,这帮人会干出更多的坏事来的。”
他突然哭了起来。
“喂,”瓦特兰律师说,“波尔达夫先生,到这面来吧。在我的办公室里,你的话我一定会更容易听懂。好的,好的,你振作一下吧,你见什么鬼,又没有死人!”
瓦特兰又想起那孩子穿一件游泳衣在岩边的海滩上的样子来了。他在那里打滚,在他年轻力壮的胳臂上沾满了蚌壳的粉末。
突然间父亲说出一件又愚蠢又奇怪的事情来:“你知道,律师先生,有件事叫我随时都想起,都放心不下,就是那只皮鞋,他们把那只皮鞋摆在他赤着的脚的旁边,那是一只印花皮鞋,平常孩子最心疼的就是那种印花皮鞋一只黄皮鞋”瓦特兰一面在那里看他面前放的那些记录,一面叫人把勒第尤律师请进来。直到那位老当事人走了。瓦特兰这才叹了一口气,抬起他笨重的和憔悴的眼皮望着挂在墙上的露西的像片,这是一张放大的美术照片。勒第尤进来了他却呆了一会一句话也没有说。勒第尤眼睛上的那簇浓眉仿佛有质询人的意味。完了么?或者还有什么别的问题么?连勒第尤的眼睛所暗示的语言也都有多嘴的意味。
“老弟,”瓦特兰低声说,“我心里有时想”但他并没有讲出有时他心里想的到底是什么。
“刚才高微萨小姐来。昨天晚上她的母亲死了。”瓦特兰中尉觉得非常不幸。他这样一个人我的天,我这样一个人。
“现在她在哪里?她真是太可怜了!我要去看看她。我可以向她说什么话呢?她照样还来办公!勒第尤,得,有一件事你可要记着:有些事必须做的事还是应当做。波尔达夫的孩子将求我作他的辩护律师。你应当从今天起去看看他我自己在星期五也可以去看他我们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了!没有法律,没有规矩。我微萨小姐在哪里?我并不是因为同情这帮人”“同情什么人?”
“是的,总之,我要见见高微萨小姐。你瞧,我们谈了半天话也不知道在谈什么!”
晚上,瓦特兰回到军营的时候,那两位女士已经睡了。他自己有钥匙,甚至连上楼的灯他也用不着开。在回营的路上,在火车上,每两节车厢才有一节里面会发出一股淡蓝色的光。在车厢里座位的角落上他打了一阵瞌睡后,他就回来了。那段从车站到蛋糕形别墅的路程倒让他完全醒过来了。天气可真冷,进了屋子,黑色的炉档上的木柴也熄灭了,没有火烤。话又说回来,这倒是一段时间可以叫人失眠、叫人脑子中做种种奇怪想像。随后,梦中的世界终于出现了,总算是睡着了可惜梦中的世界,往往重现我们无法摆脱的烦恼世界。
“中尉,我可以进来么?”居卜来赛小姐发现他刚刮过脸。和平常一样,他还是在她未进来以前就站着等她。这时他只穿一件咔叽色衬衫,一条短裤,一双拴带子的米色长统袜和一双便鞋。他壮得像一条牛,但是一条驯顺的牛,头发亮晶晶的因为沾上了水,敞开的领子里,露出长有灰黑色汗毛的胸口。他匆匆忙忙地跑到门口去,因为让青年姑娘端着那个银茶盘是很不容易挤进来的。茶盘绘的是人们在饭馆中看见的那种花色,里面有糖缸、茶杯、果酱饼和一壶咖啡。倒不是因为她美,而是为了她那一对水汪汪的眼睛,所以。他扶着那个茶盘,她也并没有放手。他们俩这样一直走到桌子前面。真的,甚至在他们放好早点以后他那种欲念都还没有发生。当他抱着她吻她的时候,她直直地站着,仿佛莫名其妙,冰冷得像一个死人。于是他望着她,望着她那对水汪汪的眼睛。当她用另外一种低低地声调叫:“老师,老师”的时候,他一下子记起了自己的年纪来,于是略微往后退了一步,而且看见了她的眼泪。他用两只手捧着她一只手,很温柔地解释说:“请原谅我;我无疑的是因为这个年青人的头衔‘中尉’而忘了但当你叫我作老师的时候”她带着眼泪微笑了。楼梯上有人在叫喊:“爱维奇,爱维奇,打铃了”于是她说:“我母亲叫我,请原谅中尉”只剩下瓦特兰单独一个人了。他用壁炉上面挂的圆镜子中照了一下自己。严格说来,他并没有想爱维奇。好上帝,他好久以来已经不把这类事情放在心上了。他只是问自己,他下一次还会不会重演这一幕呢?总之,也许这比到戈壁沙漠去要容易得多。
运河流淌在两行灰白色的高大树木之间;沿着这条运河开始的工程进行得很迟缓。半山间不时有一片薄雾挡住了人们的神野。平原上由于长了密密层层的树木,所以平原上的村庄,大小不等五颜六色的农田,都消失在白茫茫的、潮湿的烟云中了。细雨打在那些作工的人的身上。他们脱下那些被军官们夸大其词地叫作军用大衣的外套把他们都堆在山坡上。人们只能看见在他们弯曲的背上紧贴着米色和蓝色的湿透了水的衬衫。有的兵士也有毛线衫或者背心,不过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他们的胳膊使劲按在笔直的、用起来极不方便的铲子上,只有用一只脚帮忙才可以把它铲进土里。所有的头都是圆圆的,因为戴了一顶蓓蕾帽。唉呀,他们是在挖烂泥,那些铲起来抛在一旁的烂泥还在滴水。挖起来的烂泥被他们堆着,但还在流动。总共他们有五十来个人,大部分都穿着破了边的裤子。当他们从烂泥堆好容易出来的时候,总是摇抖着他们破鞋中冻僵了的脚趾那鞋穿了底装满了烂泥。
麦斯特上尉把车子停在路上。上尉在听小西夫里解释他的办法。小西夫里用长长的米色军大衣,裹紧了他的领子,这使他成了一件东西而不是像一个人。他做了许多手势到处都能看见他的身影。这里啊,那里。我们有必要挖一条反坦克壕。敌人的坦克要走上公路,只消十分钟就可以消灭如果敌人来到这里的话。麦斯特微微笑了。啊,敌人!难道敌人要冲破“阿瓦涅防线”时从这里开始吗?运河在一条公路下面经过,正要转弯,在这个地方,瓦特兰律师和迦雅中尉站在那里望着这一片风景。律师穿的是一件加拿大式的短大衣,这样,显得他的长而有力的大腿似乎是从小树叶中突出来一样。迦雅是要到营部来处理一桩事情,尽管这时还在下着微雨,并且正寂寞的要死他却碰到了瓦特兰在那里散步。在瓦特兰还驻扎在马勒摩的时候,在周围一带低洼的地方,他们俩常常闲谈。但这一天瓦特兰很明显他是想说明某一件事但他所讲的这件事却很奇怪。
他从树上摘了一条小枝下来放在嘴里咀嚼。
天色很灰暗,那些烂泥中的人还在挨一个下级军官的骂。小股的风吹动着那些枫树。
“我们往那边稍稍走一点,怎么样?”迦雅表示同意。往那边走去,运河便远离这个村子了;再走两公里就可以发现一条小路是通往马勒摩的。他们踏着沿河岸的向前走去,地面上铺满了落叶。一封信很不自在的因为伊娥纳罗拜尔·迦雅生意不行了。他们一起谈了一些彼此不相关的话。他们不时要走过大的泥坑。瓦特兰他满不在乎,因为他了穿了一双空军靴子。迦雅穿的固然是粗糙的皮鞋,但他看见自己的脚后跟部分全沾满了污泥,也不免皱了皱眉头。瓦特兰要比他高得多。罗拜尔和他站在一起走,仿佛不是在走路而是在蹦跳一样。他们沉默了稍许。他们都想到这些可怜的挖战壕的家伙,和远在四百公里以外的敌人!至少迦雅是这样想的。至于瓦特兰呢,到底有什么东西今天扰乱了他的安宁呢?“瓦特兰,在巴黎你可曾听到过什么有趣的事情么?”他耸了一下肩,把细树枝抛进水里去了。他停下来,望着水。向水里吐了一口痰,用左手的大拇指尖一先一后地按了一下两个鼻孔。他有一双皮手套的手掌部分是用毛线编织的。这时运河里的水几乎是一片绿色。山坡上有一部卡车,司机正在按喇叭。瓦特兰想转过身来看一下是否那边路上的人可以看见他们。在那边路上,西夫里正在与麦斯特谈论战略问题。在这一段运河已经有一点弯曲了。他们继续沉默地向前走了大约一百公尺。迦雅准备了一些石子,不时地抛一两个在水里面,就这样那水被打得噼噼啪啪的响。瓦特兰走在前面,突然停下来说:“迦雅,你能不能不要这样投石子?”
“瓦特兰,你今天看上去有点冲动”“也许是的!但是,我正要对你说呢”他不知道该从何谈起这个问题。“哼,你瞧就是昨天少校这完全是我们两人的私话:本来我还不打算向你说的”真让人无法忍受他这一套演说者的客套话。
“这不是客套话!事情很严重,你要了解我;如果人家知道我事前就向你泄漏过消息的话”迦雅大大地张开了那宽额下面没有眉毛的眼睛,仿佛面临一种危险似的,泄漏消息?别人为什么不肯告诉他呢?的确,人家是不把这类事情告诉任何人的。
“我应当告诉你,”突然瓦特兰抱定决心说,“我应当告诉你我这件事与我无关。当然,我不是你们这方面的人,但是但是。总之,我这个人是主张民主的,我尊重任何意见。我说得很清楚,任何意见。任何意见!再说,我们不能去迫害了有思想的人来进行战争如果没有人民作后台!”
他踢了一脚石子。“少校要叫你干吗?”
“难道达拉第的通告没有人向你提到过吗?真没有么?这真找我麻烦,还得再讲一遍给你听。总之,一个人消息灵通一点总比较好。如果情况你不了解,你看可能作出很多傻事来的。我呢,我不赞成,我完全不赞成。而且不只我一个人不赞成。这些先生们,至少他们其中的大部分都很吃惊”“到底什么事呀?人家要我干什么?我做了什么事呀?”“啊,并不是你,请你放心这件事与私人无关。这是通告”达拉第的通告是叫少校要注意,有那么一种称为P.R.的士兵、下级军官和上级军官正在军中,(在他们的军事服务证上都让上了P.R.字样的,)他们应被作为嫌疑分子,对待他们应采取一种特殊方式。这种分子不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准他们充当某种职务;并应设法解除已充当的职务;例如:电讯队,机械修理队,或武器保管队和战车队;他们也不能被调遣来作办公处职员或发薪饷的人。因为,他们一有机会就可能破坏我们军队中的士气或阻挠军事行动。一旦发现其中之一,尤其是军官级的P.R.煽动他们的部队或周围的人员,必须立即予以调离。对这种嫌疑分子,随时监视是必要的,更重要的是设法当场拿获他们的宣传和煽动行为。必要时,甚至可以制造条件,最好从非政治事件下手:换句话说,如果能够发现他们渎职,贪污,管理不善包括一切超越公民权范围的事项。这是有利于民族的“怎么?”迦雅冷冷的腔调是瓦特兰人来没听见过的,“为了发现这些嫌疑分子他们竟不惜诬陷我们么?”
瓦特兰正面望着他满脸带着忧愁说:“或者通告的内容不完全是这样,但与这个也差不多。我告诉你,这些先生们有点吃惊。连少校也是这件事他要对我们说都感到很窘。那真难为情,要跟军官们来这一手!比方说那些职业军官:荣誉观念是他们最重要的”“但是并不是全体都会如此呀,瓦特兰,你说过,并不是全体呀!”
“难道我说过并不是全体的话么?这指的是谁我是不会对你说的。我把这些事告诉你,我其实并不应当。但我是同情你的,而且我的思想也无法接受这样的事。不,这并不是民族的利益”一种奇怪的感觉发生在迦雅身上。他的头脑清醒了,而且是理智上的清醒。他感觉到身上十分清醒;他的头脑变得来既明白又轻松。现在他才觉到他的脚下踩着地,他的身上穿着衣服,同时也才大大地意识到周围生存着人类。他望着绿色的水,离得越来越远的白杨树。一股潮湿的风吹上了他的面肤。“对于这件事我该怎么办?我哪一点会被这件事伤害呢?因为这件事是专门对付我,是么?在我们的部队中除我以外他们还想搞谁呢?第一连的那个中尉吧?把现在没有在部队中的人也算在里面。我们已经是被当成记号的那一类了”他看见瓦特兰的额上有一股红晕,这并不是因为天气冷。
他明白瓦特兰也是出于一种好意才把这样秘密的事告诉他。
“请原谅我,瓦特兰,我谢谢你。你实在很好。不过请最好不要把事情只说一半。那么,我,我是嫌疑分子么?为什么?”
“你自己知道,”瓦特兰叹气说,“我,我觉得这是一件不正义的行为。只是,即使共产党人对苏德条约采取的态度我不赞成,我却认为有诚实甚至于有伟大的地方包含于他们的顽固中:因为马上要一个人就承认他一生都走错了路这不是那么简单的事”“但是,只有天知道,我并不是共产党!”当他大声地叫出了这句话以后,瓦特兰环视了一下他的周围。周围幸好一个人都没有。他耸了一下肩。“你为什么对我说这一句话?我又没要求你否认你是党员。我很了解,我”“我只是告诉你,我不是共产党员。的确,这件事很奇怪!本来我可以作党员的。但我并不是共产党员!连我自己也不知道有什么东西阻止我入党,我是作了我那一区的‘苏联之友’的主持人,但不能因为这样我就应当是共产党员。瓦特兰,固然这是未免太奇怪了一点,但实情就是这样。在一九三六年,我们,我同伊娥纳,同一位苏联的旅行向导去苏联旅行了一趟。那真叫我们羡慕;过去我们曾经听见过许多说法,比起我们所见到的完全不相符合。那时我很怀疑。我甚至于信不过我们亲眼所见的事实。但伊娥纳你知道妇女们是。我们亲眼看见在苏联境内儿童受到保护,青年罪犯全都改过自新,还有许多其他细节。回来时我们十分激动,你知道,真是激动!那类的事我们从来没有看见过。很显然,我们还没有想过加入共产党,只是,我好像香槟酒喝多了一样,我想把真情喊叫出,向他们全体说:‘你们到苏联去看一看吧!’不过,自然,那些跟在别人屁股后面的人我也不喜欢。荣誉观念每人都有,各有特色。少校,你,我,别的人。人们对我说:你是珠宝商;如果苏联的制度实行了,你的珠宝生意将变成什么样子?要回答的话很多,但之所以我决定不加入共产党的,却不是直接因为这个理由。我想,你也是一样。好,我进了‘苏联之友’了。自从发生了希特勒的问题有很多的人跟我一样入了这个社。俄国人在红场上我看见过他们的游行。不,你别打断我的话。他们有一支军队,谁那么蠢说他们没有军队。但是,你想你要和谁一道打希特勒?同英国人一道?别干傻事了”“如果对你讲的这类话被别人听见!”
“瓦特兰,你要知道,也有一些不可置信的事在我身上发生。你要知道,我才不在乎我的话被别人听见呢。至少在这一点上我是不在乎的。我这不是故作镇静:你看得出来,我怕,我会发抖,我不知道在哪一点上我受到威胁,我不知道事情会演变成什么样子。但是现在,现在,我再也不怕了!别人想干什么、而且要怎么个干法我都看出来了。对于我来说反正都一样”。
瓦特兰惊异地望着他。“老兄,不管怎么说,你说得小声一点吧!当心你自己,你别对军队以外的任何人讲。自然,在食堂里。只是在街上,在村子中。或者,如果有人跟你在路上套近乎。那种人你真想像不到,你只要一同他接触。比方说,你与那位在拉斐德公波部队服役的巴邦达尼讲话,你想得到就有人注意到了吗?你要注意,每每一个看上去还不错的孩子,事实上他在做侦探共产党小组的工作”“我告诉你我不是共产党!你完全可以相信我;因为。请住注意,我呢,我佩服的是俄国人,而我们自己国内的共产党。从情感方面来讲,我无疑是站在他们一面的。我们也不能站在另一面。我们总不能帮助有钱人去打穷人。总之,不公正的事我们不能帮。不过我可并不喜欢共产党人,因为我不是搞时髦政治的人!每次我看见一个共产党人的时候,他总要和我谈什么经济要求啦、紧急措施啦那一套。我呢,远大的前程我最感兴趣。我可以向你保证,只要一个人在某年夏天,在莫斯科看过一下文化公园。我并不同意,但也并不是完全不同意苏德条约的出现,而是不能充分地了解!我同他争论过”他到底是指谁他咬紧了牙关不说明:用不着把高麦宜也扯到这问题里面来!“是的,他是一个共产党人就住在我家旁边。急论过后,我就同那帮闹错误的人断绝关系了;固然,他们也是出于诚恳而犯的错误,他们以为。自然,如果说我那么笨,竟敢在公开场合下不赞成他们的话,那么,少校就很可能昨天把我叫去了,他们诬陷的对象很可能就是我了。那么,瓦特兰,你知道在我身上这件事会产生什么结果么?结果?对于我?这件事对我?你可知道?”
为避免他在语言上这样耍花招,应当回答他不知道。“现在,我心里想,我这个人多么幼稚可笑,是他们才有道理,始终都是他们有道理:我心里想,如果我不懂得条约的奥妙用处,那是我活该倒霉,活该倒霉。如果对于荣誉、军队和祖国别人便是以反对条约来表现的话那是他们有道理,因为比起我他们知道得更清楚,我只有相信他们!是的,你们向法国人作战,并不向纳粹作战,你们已经看见了吧,这些可怜的法国人,他们的脚踏在烂泥里,有一半大腿陷入了泥坑,他们没有衣服,胸口上别一个号数,他们像苦工一样,手里拿一把铲子,做着奇怪的工程———阿瓦涅防线。啊!啊!阿瓦涅防线!全体这些做工的人大约都是嫌疑分子!是的,我们是参加了这样一个部队!我呢,公然也是其中的一个我倒很骄傲,也和他们一样,也和他们一样成了嫌疑分子被人家做了P.R.记号。如果和第一连的那位中尉一样,他知道为什么他被人认为嫌疑分子,这倒也算了。但有时却和另一种人一样,是因为穷而被别人指为嫌疑分子,因为什么都没有享受过!可是另一面那些指挥他们的人呢,你明白我的意思么?瓦特兰,你明白我的意思么?他们被他们控制被他们压迫被他们恫吓,目的就在于总有一天,所有我们的主人、他们的主人,也就是你们的主人,同敌人,同纳粹,同德国鬼子正在我们的背后合作呢”他不再说下去。瓦特兰轻轻地挽着他的胳膊。他又说起来:“真怪,我又说了‘德国鬼子’我从前深深地讨厌这几个字。”
“是的,”瓦特兰叹了口气说,“我们全都变了。我呢,我希望将来我始终只说‘德国人’”律师始终挽着他的伙伴,他们走着,稍稍有点沉默。这家伙真是怪:那么平的鼻子,那么少的胡子,未从军前还是珠宝商人。瓦特兰在梦想,在说话,但他到底说的是什么话迦雅几乎没有注意到:“你瞧,我们真变了。你说的话真奇怪,你说你再也不怕了。我以为你会非常讨厌我的职业呢。我很迟疑,我心里想,叫他这样为难有什么好处?果然,你瞧,老兄,你很激动。大约这有一点儿像那个小孩子。当第一颗针刺进他的脚后跟去时,他十分惊怕。但当第二颗针刺进去时。他叫也不叫了”迦雅听了瓦特兰给他讲的波尔达夫的故事。他们向着马勒摩那一方走去。在那里迦雅想像那一位没有叫的孩子:他大约比让·德·蒙塞还年轻,年轻两岁。如果让处于这种情况下,有可能和他一样坚持么?他想到这一点微微笑了:在心底子里他是轻视他的小舅子的。这家伙,会因为散传单什么而被人逮捕才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