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巩固抗日民主阵地
一、1941年以后的战略格局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新形势
1941年爆发的苏德战争和太平洋战争，使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形势发生深刻变化，也对中国抗战产生了重大影响。
德国法西斯在侵占欧洲大部分地区之后，于1941年6月22日突然对苏联发动大规模的侵略战争。苏联军民奋起进行卫国战争。英、美政府立即发表支持苏联的声明。这时，日本统治集团内部在侵略方向上再次发生北攻苏联与南进东南亚的激烈争论，最后作出南进对英、美等国开战的决定。12月8日，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偷袭美国在太平洋的主要海军基地珍珠港，发动对英、美等国在太平洋属地的进攻。同日，英、美对日本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与德、意之间也相互宣战。12月9日，中国国民政府正式对日本宣战，同时对德、意宣战。
苏德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东西方反法西斯战场连成一片，第二次世界大战发展到最大规模。在欧洲、亚洲、非洲、美洲、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等广阔地域里，有61个国家和地区先后卷入战争。1942年1月1日，以中、美、英、苏四国为首的26个参加对德、意、日轴心国作战的国家（通称同盟国），在华盛顿签署《联合国家宣言》，郑重表示：签字国保证使用全部军事和经济资源，共同对抗德、意、日法西斯的侵略；各国保证不同敌国单独缔结停战协定或和约。联合宣言的签订，标志着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并进一步显示出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正义性和进步性。至此，中国的抗日战争与同盟国对轴心国的作战，特别是与美、英在太平洋对日本的作战密切地联系起来，成为国际反法西斯战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苏、美、英等国需要中国坚持抗战，以确保整个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中国也需要苏、美、英等国的配合和支援，以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共同的战斗目标，要求加强同盟国之间的团结。苏、美、英等国之间的联合，也要求并将促进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的团结。中国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盟国。1942年1月3日，同盟国决定：反轴心国盟国最高区域统帅部及西南太平洋区统帅部已组成，中国战区（包括越南、泰国等）陆空军最高统帅由蒋介石担任。1月5日，蒋介石就任中国战区最高司令。接着，美国给中国政府贷款5亿美元，英国也许诺给中国政府贷款5000万英镑。美国政府还应蒋介石的要求，派史迪威为驻中、印、缅美军司令，并兼任中国战区参谋长、罗斯福总统的代表。史迪威于3月上旬到达重庆。他来华的任务是：作为美国政府代表，参加同盟国监督美国援华物资的分配和使用；指挥在华美军及蒋介石拨交的中国军队；控制在中国境内的滇缅公路。
国际形势的新变化，给予中国抗战以重大影响。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扩大，中国与其他同盟国军事联合的实现，为中国人民争取抗日战争胜利，创造了有利的国际条件。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
太平洋战争开始后，日本以其精锐力量与美、英等国进行海上作战，并在战争初期取得很大的进展。到1942年4月，日军已占领菲律宾、泰国、马来亚、缅甸等美、英属地和荷属东印度（今印度尼西亚）以及英占中国香港地区，并把进攻矛头指向印度和澳大利亚。
这一时期，中国的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所抗击的日军兵力，远远超过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投入的兵力总和。如果把在中国东北地区的关东军统计在内，1941年12月，中国共抗击日军35个师团，计138万人，占日本陆军总人数的65％。到1943年12月，由于南洋各国抗日战争的发展，日本在南洋的兵力由1941年12月的10个师团增加到23个师团。但中国仍抗击着日军39个师团，约128万人，占日军师团总数的55％。中国的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相互依存策应，敌后战场给正面战场以极大的支持配合，对中国抗战的胜利和战后的政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41年12月，为配合在东南亚对美、英军队的攻势，日军第三次进攻长沙。中国军队阻挡住日军的强攻，同时以主力向日军侧翼及后方交通线反攻，终于击败日军的进攻，毙伤日军5.69万人，取得第三次长沙战役的胜利。此时，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武装抗击大量日军，1941年、1942年两年之内作战4万余次，毙伤俘日、伪军达27万余人。
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极大地鼓舞了世界各国人民，支援了美、英军队在太平洋战场的作战。1942年2月7日，美国总统罗斯福致电蒋介石，称赞说：中国军民不顾极端劣势，抵抗装备远为优越的敌人，进行了将近五年的自卫，给了其他盟国的人民及战斗人员一种鼓励。美国军事评论家威尔纳曾说：日本的后方充满了中国的游击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没有一个地方的游击战能够担当游击战在中国将要而且能够担负的战略任务”(1)。中国为盟军提供了大量的战略物资和重要基地，直接支援与配合了其他盟国的反法西斯斗争。从1942年4月起，中国先后为盟国提供昆明、成都、桂林、衡阳、衢州等地机场，以轰炸沿海日军船只和日本东京及其附近的战略目标，并积极营救盟军飞行员，直接支援了盟军在太平洋战场上的对日作战。中国还给美国提供了7.4785亿美元的桐油、锡矿和钨矿产品；给英国提供了1.148亿英镑的农、矿产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为配合美军在中国东南沿海登陆，进一步加强了在吴淞至宁波沿海及沪杭铁路沿线地区的攻势。
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形成后，美、英、苏等国对中国抗战的地位和作用更为重视。1942年10月9日，美、英两国政府同时表示，愿意废除在中国的领事裁判权及其他有关特权。随后，中美、中英分别举行关于废旧约订新约的谈判。1943年1月11日，中美、中英新约（即《中美关于取消美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处理有关问题条约》、《中英关于取消英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其有关特权条约》）分别在华盛顿和重庆签署。美国、英国在华治外法权的废除，是中国人民长期进行民族解放运动及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一个重大胜利，也是抗战时期中外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当然，中国在国际社会中要取得实际上的真正的平等地位，还要靠中国人民自己去努力争取。但是，不平等条约的废除，至少使中国在法理上获得了独立平等的地位，在精神上打碎了不平等条约加在中华民族身上的沉重枷锁，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威望，鼓舞了中国军民的抗战斗志。1月25日，中共中央作出决定，庆祝中美、中英间废除不平等条约。全国人民也纷纷集会，热烈庆贺不平等条约的废除。
二、敌后军民的艰苦抗战敌后抗战出现严重困难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政府的对华政策基本上依据1941年1月制定的《对华长期作战指导纲要》，以确保占领地区为主，使这些地区成为支持其扩大侵略战争的基地。同时，通过政治诱降和有限的军事进攻，力图迫使重庆国民党政府屈服，尽快结束在中国战场的战争，以摆脱其多面作战、在战略上极为被动的局面。
1941年至1942年，日军对国民党军队担负的正面战场发动了一些进攻战役，如豫南战役、赣北上高战役、晋南中条山战役、长沙战役、浙赣战役等。国民党军队对日军的进攻进行抵抗，有些战役还取得了局部胜利，但有些战役由于指挥不当、作战不力，部队遭到很大损失。1942年初，中国政府组成远征军进入缅甸，为保卫滇缅公路和支援盟军，在异国进行了长期艰苦的战斗，取得了仁安羌大捷等作战的重大胜利。中国远征军第五军第二〇〇师师长戴安澜奉命率部在缅甸东瓜与敌血战10余天，歼敌5000余人。戴安澜后在与敌遭遇战中亲赴第一线指挥，不幸身负重伤，光荣殉国。中国军队广大爱国官兵的英勇作战，抑制了日军的进攻，坚持了正面战场的抗战。但是，国民党统治集团对于抗战的总方针是保存实力，消极防御，等待胜利。特别是在美、英等国参战后，以为只要依赖美、英盟军的作战，国民党军队不必做多少努力，就可以坐享抗日的成功。因此，在正面战场上极少采取主动的军事行动。国民党政府竭力争取盟国的经济、军事援助，主要不是用来准备对日反攻，而是用来扩充实力，以对付共产党。它利用偏安西南地区的时机，加强了对各阶层人民的政治控制和经济掠夺。一大批国民党军政要员在“曲线救国”(2)的口号下，相继投敌。投降日本的国民党军队成为伪军后，同日军配合，包围和进攻抗日根据地。在一些地区形成日军、伪军、国民党军三方夹击八路军、新四军等人民武装力量的严峻局面。
在此期间，国民党顽固派企图消灭共产党的决心丝毫没有改变。
他们集中更多的力量用来限制、削弱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抗日力量。1940年冬，国民党政府不仅完全停发八路军的薪饷、弹药和被服等物资，而且调动几十万军队对陕甘宁边区和其他抗日根据地实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扬言“不让一粒粮、一尺布进入边区”，断绝对边区的一切外来援助。
在国民党统治区，特务大肆搜捕和杀害共产党人，破坏共产党组织，残酷镇压人民的抗日民主活动。1941年1月20日至23日，八路军驻广西桂林、广东韶关办事处被迫撤销；贵阳交通站被封闭；中共鄂西特委遭到严重破坏，400多名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被捕；闽西特委和龙岩、永定县委机关遭国民党军队2000余人袭击，干部和群众700余人被逮捕，200余人被杀害。2月，国民党封闭了著名进步人士邹韬奋主持的生活书店成都、昆明、贵阳等分店，逮捕了贵阳分店全体职工。在桂林、重庆出版的《救亡日报》、《国民公论》等数十种进步报刊，先后被禁止发行或被迫停刊。共产党的党报《新华日报》、党刊《群众》，也受到限制和压迫，文稿经常被删、被扣。1942年3月，国民党政府公布《国家总动员法》，不顾抗战、团结的需要，对人民的言论、出版、著作、通讯、集会、结社等自由，加以无理的限制。5月27日，国民党特务破坏中共粤北省委，逮捕省委书记。5月30日，逮捕正在广东曲江的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领导人廖承志。7月，驻桂林的中共广西工委机关被破坏。国民党特务活动的横行，使共产党的大后方组织遭到严重打击和破坏。据统计，1941年党员人数同1940年比较，川康特委由3000余人减到1400余人；川东特委由3000人左右减到1900余人；鄂西特委由1900余人减到1300余人。其他一些地方的党员数量，也有不同程度的减少。中国共产党在大后方的工作遇到许多困难。
从1941年起，敌后战场的状况也发生了变化。日军用很大的力量在其占领区进行所谓“治安建设”，将共产党和抗日根据地的人民武装作为主要的进攻对象，企图在一定期限内通过反复的“扫荡”、“清乡”加以消灭。1942年，日军用于华北、华中的军队有55万余人，其中用于巩固占领区的约有33.2万人。这使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承受着巨大的军事压力。同时，经过几年的经营，伪政权、伪军警及各种汉奸特务组织已经在沦陷区建立起来，形成比较严密的日伪法西斯统治；大量的封锁线和军事据点的建成，使日军在军事上的地位也有所增强。这时的敌后形势，已进入敌我双方依托相当巩固的阵地，进行持久争夺战的局面。日本侵略者还吸取过去的教训，把单纯的军事占领扩大为军事、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全面的殖民统治。为此，在华北、华中等地大规模地推行以“总力战”方针为指导的“治安强化运动”和“清乡运动”。
日本侵略者将华北划分为“治安区”（即沦陷区）、“准治安区”（即游击区）和“未治安区”（即抗日根据地），并对三种地区分别采取不同的侵略手段。对沦陷区，普遍加强汉奸伪组织的力量，强化基层的保甲制度，扩大警察特务组织，对一切抗日活动严加镇压；大肆掠夺、控制和禁运经济物资，加紧对中国人民的征敛搜刮；广泛进行思想文化上的麻醉欺骗，等等。对游击区，主要采取“蚕食”手段，通过大量修筑公路网、碉堡群、封锁沟墙，隔断游击区和根据地的联系，随着军事推进，逐步扶持日伪组织，将在沦陷区的一套做法逐步在这些地区推行。对抗日根据地，则以军事“扫荡”为主，实行毁灭性的打击政策。
从1941年到1942年，日军在华北连续五次推行“治安强化运动”。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扫荡”，一次使用兵力在千人以上至万人的，达132次之多；万人以上至7万人的27次。有时对一个地区的“扫荡”时间达三四个月之久。日军对抗日根据地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疯狂地抢夺人民群众的粮食、牲畜，烧毁房屋，制造无人区，使根据地人畜不留，庐舍为墟。1941年1月下旬，日军“扫荡”冀东丰润的潘家峪，屠杀群众1230余人，烧毁房屋千余间，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潘家峪惨案。1942年5月，日军在对冀中区的大“扫荡”中，残杀伤害和抓走群众5万多人，还灭绝人性施放毒气，毒死定县北疃村地道里的抗日军民800多人。1942年8月，日军集中4.6万余兵力把冀东抗日根据地分割成20余块，进行分区“清剿”。日军在东起山海关、西至古北口的长城沿线，制造了东西长350余公里，南北宽40余公里的无人区，实行“集家并村”，拆毁房屋、烧毁村庄，将群众赶进“人圈”即“集团部落”，凡拒绝者一律抓捕或杀害。“人圈”周围挖有又宽又深的壕沟，围墙高约三至五米，村民住在茅草搭成的窝棚里，吃糠咽菜，衣不蔽体，许多人死于饥寒和瘟疫。“人圈”外，大片田园荒芜。日军在华中分时期、分地区反复进行“清剿”，名之为“清乡运动”。日军与汪精卫的伪军相配合，从军事“清乡”、政治“清乡”到经济、思想等方面的“清乡”，企图摧毁长江下游一带共产党和新四军等抗日力量，实现完全的殖民地化。
这期间，日本对华北、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扫荡”、“清乡”，所用兵力之多，次数之频繁，手段之残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都是罕见的。由于日军的残酷进攻，加上华北连年的自然灾害，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出现严重的困难局面。主要表现在：军事上战斗频繁，伤亡重，部队减员多，干部牺牲很大。到1942年，八路军、新四军由50万减为约40万人。华北平原地区（主要产粮区）相继由根据地变成游击区。一些抗日民主政权被摧毁，根据地面积缩小，总人口由1亿减少到5000万以下。根据地的生产遭到严重破坏，财政经济情况极端困难。有些地方抗日军民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用，没有菜吃，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
面对敌后抗战的严重困难局面，中国共产党和根据地人民没有被难倒。中国共产党认为，人民群众是战争舞台的真正主角，是打不破的铜墙铁壁。抗日民主根据地聚集的是一支困不死、打不散、压不垮的中华民族的中坚力量。中共中央具体地分析存在着的困难方面和有利方面，强调在新的残酷的斗争中，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充分发动群众，依靠广大根据地军民，正确处理各抗日阶级、阶层之间的关系，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战胜困难，争取胜利。
加强军事建设和反“扫荡”、反“蚕食”斗争在中国人民抗战最困难的年代，日本侵略者方面的困难和矛盾也在加剧。日军推行“治安强化运动”，加紧奴役和掠夺中国人民，使中日民族矛盾空前尖锐。沦陷区的各阶级、阶层民众无法忍受日本殖民统治下奴隶般的生活，许多人对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寄予很大的希望，给予种种帮助和支持。这种情况有利于中国共产党在沦陷区开展工作。而日军占据的地方越多，兵力也就越分散，后方也越空虚。长期作战，使日军看不到在中国结束战争的希望，特别是随着太平洋战争的扩大，日军士气越来越低落。在这种形势下，共产党发扬自己的军事、政治优势，充分发挥人民战争的威力，领导敌后军民同日军进行了殊死的搏斗。
1941年底，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先后发出关于抗日根据地工作和军事建设的指示，规定在新形势下对敌斗争的方针，是更广泛地开展群众性的人民游击战争。中央军委11月7日的指示强调：“敌寇对我抗日根据地的残酷‘扫荡’，我军人力、物力、财力及地区之消耗，使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敌我斗争，进入新的更激烈的阶段。”“在这一新阶段中，我根据地军事建设，必须适合新的客观环境。每个根据地的军事机构均应包含三部分：（甲）主力军，（乙）地方军，（丙）人民武装（即不脱离生产的自卫队及民兵）。”根据地的军事建设应以巩固和扩大地方军、人民武装为中心，主力军采取适当的精兵主义。主力军和地方军数量上的比例，山岳地区一般是二比一；平原地区一般是一比一；在某些最困难的地区，取消主力军和地方军的区别，使全部武装地方化。人民武装应当占群众中青壮年的大多数。
按照中央军委的指示，各部队相继进行精简整编，实行主力兵团地方化，并抽调大批精干人员充实到区、县，普遍加强人民武装建设。各抗日根据地的青壮年男女，都在自愿的和不脱离生产的原则下，组织成民兵、抗日人民自卫军，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主力军、地方军和人民武装三位一体的人民战争的军事体制。在这一体制下，主力兵团随时执行超地方的作战任务，地方兵团在一定地区内担任分散的游击战任务，民兵、自卫军以广泛的游击战打击敌人，保卫家乡。这样就形成三者间各有分工、相互配合的强大的战斗力量，使游击战争得以空前广泛地开展起来。
面对日、伪军的残酷“扫荡”和“蚕食”，敌后军民展开了艰苦的反“扫荡”、反“蚕食”斗争。
各部队加强敌情侦察，及时掌握敌人动态，广泛进行政治动员，大量制造和储备手榴弹、地雷等战斗武器，从思想、物资等方面做好反“扫荡”的准备。在获悉日、伪军即将出动“扫荡”根据地时，迅速组织广大群众空室清野，安全转移人、畜，藏好衣物和粮食，封闭水井，使敌军进入根据地后，没有饭吃，没有水喝，没有人带路，没有消息来源，成为饥渴之军，盲聋之军。在日、伪军开始进行“扫荡”时，根据地军民以我之分散，对付敌之集中。主力部队除留下一部分兵力帮助地方武装和民兵自卫军坚持内线斗争，牵制、迷惑和杀伤敌人外，大部分部队机动灵活地转移到外线，或者打击敌人的薄弱据点，破坏交通，斩断其归路；或者择地隐蔽，伺机而动，配合内线袭击敌人；同时，组织邻区军民对各自地区的敌军展开攻击，吸引外出“扫荡”的敌军回援，以策应被“扫荡”地区军民的斗争。在日、伪军转为分区“清剿”、兵力分散时，又以我之集中，对敌之分散。抗日根据地的主力部队、地方武装和民兵自卫队密切配合，集中优势兵力攻击敌军的薄弱部分，速战速决，加以消灭或予以重大杀伤。在日、伪军被迫撤退时，又以伏击、侧击等多种手段追歼敌人，并乘机拔除敌人的残留据点，恢复和发展根据地。在战斗中，广大群众积极参加战勤工作，运输粮食、弹药和抢救伤员。
1941年秋，日、伪军7万余人多路出动，对晋察冀根据地北岳、平西地区进行“扫荡”，企图对边区党政军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进行“铁壁合围”。边区部队留一部兵力同民兵结合，在内线迟滞、消耗敌人，边区党政军领导机关迅速转移到安全地区，主力部队则按计划进到铁路沿线和日、伪军的侧后，打击敌人，使“扫荡”之敌连连扑空，疲于奔命。在日、伪军转入分区“清剿”后，抗日军民又内外线策应，频频打击敌人。在此期间，晋西北、太行、太岳、冀南、冀中等区军民也积极对各自的当面之敌发动攻击，配合北岳和平西军民的反“扫荡”斗争。9月末，日、伪军被迫撤退，晋察冀军民迅速集中力量乘机开展袭击、伏击和追击作战，有力地打击了敌人。这次反“扫荡”作战，历时两个多月，作战800余次，歼敌5500余人，粉碎了日军摧毁北岳、平西抗日根据地的企图。
1941年10月，“扫荡”太岳根据地的日、伪军企图在沁源建立所谓“山岳剿共实验区”。沁源抗日军民以主力部队、地方武装、民兵和群众相结合，组成13个游击集团，对敌人进行反围困斗争。他们在以沁源城为中心的主要道路两旁，组织20多个村镇3200多户1.6万人转移，对敌实施断粮、断水、断交通。经过较长时间的围困，迫使日、伪军不得不退出抗日根据地。在反“扫荡”的斗争实践中，敌后军民创造了很多极为有效的歼敌方法，发展了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如在华中的水网地带，军民利用河湖港汊广泛展开水上游击战。在华北的平原和山区，广大军民创造了地道战、地雷战和麻雀战等战法。平原地区的抗日军民，在一家一户挖的土洞、地窖的基础上，建成户户相通，村村相连，能打、能藏、能机动转移的巨大地道体系。有些地区还把发展地道同改造地形和村落结合起来，构成房顶、地面、地道三层交叉火网，形成立体作战阵地，人自为战，村自为战，有效地打击敌人，保存自己。华北敌后的广大群众，还就地取材，大量制造各式各样的地雷，展开灵活多样的地雷战。有时在村内外埋设地雷，炸得来犯之敌血肉横飞，使得其余敌人不敢贸然进村入户进行劫掠；有时把地雷埋到日军碉堡旁边，炸得敌人心惊胆战，防不胜防。
1942年5月1日，日军出动5万余人，700余辆汽车和大量坦克、飞机，由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亲自指挥，开始对冀中抗日根据地进行“拉网”式的大“扫荡”。日军在占领区筑碉堡1753个，修铁路、公路约8300多公里，挖封锁沟、筑封锁墙4186公里，把冀中抗日根据地分割成2670个小块。日军这次大规模“扫荡”给冀中抗日部队、地方干部和人民群众造成惨重的伤亡。中共冀中区委和冀中军区领导军民坚壁清野，并利用四通八达的地道网，顽强地同敌人展开反“扫荡”斗争。冀中八路军大部主力转向敌人侧后，乘虚袭击敌人据点和交通线，策应内线斗争；以一部主力，配合地方武装，带领各地游击小组，高度分散，坚持内线斗争。抗日军民生死与共，依托村落，以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等作战方式，顽强地战斗。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斗争，共作战270余次，毙伤日、伪军1万余人，保存了主力和地方武装的大部，使日军消灭冀中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的企图破产。
敌后军民还在游击区开展了激烈的反“蚕食”斗争。1941年6月9日，中共中央军委在《关于冀南平原对敌斗争的指示》中指出：“敌在冀南之蚕食政策，其目的在于缩小我之活动地区，扩大其占领地，若不予以击破，则我在平原将困难立足。击破这种政策的中心环节，在于有正确的政策，主要应从政治上着手，而不能只是军事进攻，或以军事进攻为主。”指示强调，对被“蚕食”的地区，应多采取革命的两面政策，一方面加强对伪军、伪政权组织的工作，引导其在适当范围内为我服务；另一方面，抗日团体及政权组织应采取隐蔽的方式，注意保存自己。遵照这一指示，敌后军民紧密结合，从政治、经济、军事等多方面广泛深入地开展反“蚕食”斗争。他们在对死心塌地的汉奸进行坚决镇压的同时，尽量做争取伪军、伪政权组织成员的工作。对俘获的伪军官兵，一般在教育后予以释放，以促使他们反正。当敌军向游击区“蚕食”推进时，以主力部队、游击队和民兵密切配合，乘敌人立足未稳给予坚决打击，斩断敌人“蚕食”的魔爪。当敌人在游击区建立据点、碉堡时，根据地军民密切协作，以坑道爆炸和地面游击相结合，对敌进行围困，使其断粮、断水，难于立足；在有利时机，则集中优势兵力，进行交通破袭战，坚决拔除敌军据点。1941年5月上旬，冀南军民7万余人展开五昼夜大破袭，一举切断了敌人的主要交通运输线。7月中旬至8月底，冀中军民乘“青纱帐”时期，破坏公路、铁路共150多公里，攻克敌据点、碉堡多处，打开了青县、大城、任丘、高阳等地区的局面。在反“蚕食”斗争中，山东的八路军提出“翻边战术”，即敌打进我这里来，我打到敌那里去，有力地打击了敌人。
在敌后抗战最困难的时期，为了争取对敌斗争的主动权，抗日根据地军民实行“敌进我进”，“把敌人挤出去”等军事斗争方针，同日、伪军展开激烈的地区争夺。中共中央北方局、华北军分会要求主力部队必须以三分之一或二分之一的兵力分散到边缘地区，与党政机关密切配合，开展游击活动，及时有效地打击敌人的“蚕食”推进。根据地军民为深入到敌人的心脏地区活动，创造了武装工作队（简称武工队）这种新的斗争方式。武工队是军队、政府和人民相结合的精干的战斗组织，成员包括军队干部战士、根据地政府工作人员及对敌工作干部等。每个队员既能打仗，又能独立进行各项宣传和动员群众工作。他们深入到敌占区和接敌区，以军事斗争与政治斗争相结合，公开斗争与隐蔽斗争相结合，广泛宣传群众，揭露敌人，搜集情报，锄奸反特，破坏日、伪统治秩序，争取和瓦解伪军、伪政权组织，发展秘密武装，直至建立两面政权。通过这些工作，在敌占区和接敌区形成了“隐蔽根据地”，把敌人统治的心脏地区变成打击敌人的前沿阵地，使日军的所谓“治安区”不得安宁。建立武工队，是坚持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一个新创造。它对逐步扭转敌后抗战的困难局面，改变敌强我弱的形势产生了重要的作用。
在敌后军民艰苦抗战中，涌现出成千上万的民族英雄。1941年8月27日，伪军包围冀中献县东辛庄，采用拷打和屠杀的办法，威逼群众交出回民支队司令员马本斋的母亲。许多人被打得死去活来，仍守口如瓶，当场数人被杀。马母见情不忍，挺身而出。敌人对她威胁利诱，要她写信劝儿子投降。马母痛斥敌人说：“我是中国人，一向不知有投降二字”。她坚贞不屈，最后绝食而死。9月25日，八路军战士马宝玉、胡德林、胡福才、宋学义、葛振林在敌3500余人进攻时，为了掩护四个县的党政领导机关和群众的转移，主动把敌人吸引到悬崖绝壁，据险抵抗，毙伤敌90余人。在打完最后一粒子弹后，他们毅然跳崖，被誉为“狼牙山五壮士”。1942年5月25日，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在驻辽县的八路军总部遭到敌人合围的紧急情况下，不顾个人安危指挥部队突围，不幸中弹，壮烈殉国。同年冬，日军对鲁中根据地进行“扫荡”，山东军区特务营奉命掩护军区机关和群众突围，先后毙伤敌军600余人。全营最后只剩14名战士，被敌人压缩在对崮山东端，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跳崖殉国。晋察冀边区民兵爆炸英雄李勇领导的游击小组，以步枪结合地雷作战，创造了毙伤日、伪军364名、炸毁汽车25辆的战果。日军“扫荡”冀中深县王家铺子时，群众为掩护子弟兵表现了崇高的革命气节。日军逼迫被抓的20多人说出八路军藏在哪里，杀一个不说，又杀一个还是不说，连续杀了14人，群众仍然没有吐露一个字。河北省平山县拥军模范戎冠秀，在反“扫荡”战斗中，不避艰险，奋不顾身地安置救护伤员，被誉为“子弟兵的母亲”。这些英雄人物献身于民族解放事业，表现出中华儿女不畏强暴、反抗侵略的伟大民族精神。
对日、伪军的分化瓦解工作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敌后对敌斗争中，十分注意对日、伪军的分化瓦解工作。各部队、各地区分别成立敌军工作部和敌伪工作委员会，向日本士兵开展宣传，动摇其作战决心，加深其厌战反战情绪。同时，劝告和争取伪军、伪政权人员悔过自新，杀敌反正，共同抗日。在政策上，对日、伪军投诚反正并愿意参加抗日斗争的，一概欢迎，并给以适当的安置；对于俘虏，不分官兵和社会出身，一律不杀、不虐待、不侮辱，给予宽待。
为了加强对被俘日本军人的教育，八路军总部于1940年10月在延安筹办日本工农学校。1941年5月15日举行开学典礼。该校教育的目的，是使学员懂得战争的正义性和非正义性以及应该采取的态度。经过学习，不少学员在思想上、政治上有了进步，一些人参加了反战组织，同中国人民一起共同反对侵略战争。反战组织很快发展到敌后各根据地。1942年8月，日本反战组织在延安召开华北日本人反战团体代表大会，决定成立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选举杉本一夫为会长，规定反战同盟的中心任务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战争，为迫使日军撤出中国而斗争。1943年7月7日，日本共产党中央驻延安代表冈野进（即野坂参三，1940年从莫斯科来到延安）发表《告日本士兵书》，号召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立日本人民政府。在中国抗战的困难时期，日本反战组织帮助中国共产党对在华的日本人作了不少宣传教育工作，有的成员还参加了武装工作队，积极进行瓦解日军的工作。他们在斗争中同中国人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伪军是日本在侵华战争中收买和组织起来的汉奸武装。开展政治攻势，分化瓦解伪军，争取伪军反正，对削弱和消灭敌人的力量，壮大人民抗战力量，坚持敌后抗战，具有重大意义。1941年8月4日，中共中央作出的《关于敌伪军伪组织的工作决定》指出：“使日寇不能扩大伪军与巩固伪军，对已组织成的伪军加紧争取工作以便在将来必要时与对我有利时实行反正，现时应争取对我帮助及不坚决反对我们，这是对伪军伪组织的总方针。”8月17日，中央军委又发出《关于对伪军政策问题的指示》，强调“伪军中两面派分子事实上是存在的，也是必然会有的，我们应当承认两面派的地位，控制它，使它不完全倒在敌人方面来反对我，这是很必要的认识”。
按照中央的方针政策，各根据地军民对伪军进行了大量的分化瓦解和争取工作。主要的做法是派得力干部，利用各种关系，打入伪军内部，在调查了解各部分伪军的历史和现状、各级伪军头目基本情况的基础上，进行宣传教育，启发其民族觉悟，提高其抗日意识，使其由为敌服务转变为应付敌人，甚至暗中抗日，并在伪军内部组织抗日团体，伺机而动。从1941年夏起，还进一步深入敌占区，开展了以瓦解伪军为中心的政治宣传攻势。瓦解伪军工作取得很大成效。不少伪军官兵弃暗投明，有的表示“身在曹营心在汉”，暗中递送情报，掩护抗日人员等。在山东根据地，1943年即在伪军、伪政权组织中建立“内线”关系1000多个，瓦解伪军7000多人。分化瓦解伪军，争取伪军反正，对坚持敌后抗战，起了积极的作用。
三、巩固抗日根据地的各项政策和措施加强政权建设和增进党政军民团结在敌后抗战的严重困难时期，中国共产党以极大的努力，巩固抗日民主根据地。
为了巩固抗日根据地，必须进一步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加强抗日民主政权的建设。中共中央要求各地更好地贯彻执行“三三制”原则，坚决纠正一部分共产党员的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倾向，克服不善于同党外人士合作共事的缺点，从政治上团结各抗日阶级、阶层。中共中央强调：我们所要的是活泼的、有组织有能力的、适应战争环境的、受群众拥护的政权机关。任何一个大党，不应以绝对多数去压倒人家，而要容纳多方。在政府中，共产党员只要占三分之一，并在质量上具有优越的条件，就可以保证党的领导权。党的领导地位和优势，是靠真理，靠政策的正确性，靠组织的有力量、党员的模范工作以及人民的拥护来实现的。
1941年4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5月1日由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颁布。纲领经毛泽东反复修改，规定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基本纲领，规定了保障人权、保持政府廉洁，以及土地、工商业、文化教育和民族等方面的原则和政策。纲领规定边区参议会实行“三三制”原则，共产党员必须与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不得把持包办，独断专行。纲领要求把陕甘宁边区建设成为军民一致、军政团结、政治民主、经济上有办法的对全国有示范作用的先进地区。按照“三三制”原则，各根据地先后通过民主选举建立起临时参议会和政府机关。1941年7月，晋冀鲁豫边区召开临时参议会第一次会议，133名参议员出席，其中有共产党员46名，占三分之一。11月，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召开第一次会议。会议选出的9名常驻议员中有3名共产党员。会议选出的边区政府18名委员中，有共产党员7名，略超过三分之一。共产党员徐特立当即申请退出，经大会通过，以党外人士白文焕递补。开明绅士李鼎铭被选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毛泽东在会上发表演说，要求担任政府工作的共产党员，发扬民主作风，遇事同党外人士商量，鼓励党外人士对各种问题提出意见，取得多数同意，然后去做。他指出：“共产党员只有对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义务，而无排斥别人、垄断一切的权利。”(3)共产党忠实执行“三三制”原则，在党外人士中引起强烈的反映。李鼎铭在就职演说中说：共产党“很愿意大公无私做到精诚团结”，各党派、无党派人士应“互相信任，互相亲爱”，“看成一家人，同力合作，干这抗战建国的事”(4)。
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基层政权是直接选举产生的。由于一些选民不识字，为保证他们能够行使民主权利，采用了“掷豆子”等方法进行选举。通过选举，在村政权中，雇农、贫农和中农占据绝对优势，同时也团结了农村中的开明士绅。例如晋冀鲁豫边区所属武乡、榆社、襄垣三县的598个村政委员会中，贫雇农占35.1％，中农占43％，富农占15.4％，开明地主占6.5％。这就使村政权具有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切实爱护和节省人力、物力、财力，是巩固抗日民主根据地的重要政策。为了减轻人民的负担，党外人士李鼎铭等于1941年11月首先提出精兵简政的意见。中共中央立即接受，于12月发出精兵简政的指示。在精兵方面，要求缩编主力部队及其指挥机关，充实连队，加强地方武装和发展民兵，加强整训，提高战斗力。在简政方面，要求切实整顿各级政权组织，紧缩机构和人员编制，加强基层，提高效能，节约人力物力，反对官僚主义。指示还具体规定各根据地脱离生产的人员只能占总人口的3％，其中军队系统人员占2％，党政民系统人员占1％。中共中央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必须下到基层，了解情况，总结经验，严惩党政军系统内贪污、敲诈民财的败类。实行精兵简政，减轻了人民的负担，解决了机构庞大和受到战争破坏的社会经济缺乏足够承受力之间的矛盾。这也是克服财政经济严重困难的一项重要措施。同时，以精简的干部加强基层，进一步密切了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并为培训干部、积蓄力量提供了条件。
为了巩固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必须增进根据地党政军民之间的团结。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各根据地在每年春节前后，大张旗鼓地开展拥政爱民和拥军优属运动。军队订立拥政爱民公约，尊重地方政府，遵守政府法令，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经常关心和帮助群众的生产和生活，召开军民联欢会。政府和民众订立拥军优属公约，帮助军队进行训练和生产，对驻军伤病员、残废军人及抗日人员家属和烈士家属，经常给予各种照顾和亲切的慰问。同时，军队和党政方面都认真检查在党政军民关系上的缺点和错误，各自进行公开诚恳的自我批评，并总结经验，表扬先进，互相鼓励，共同前进。拥政爱民和拥军优属运动使党政军民的团结进一步加强。
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
在抗战最困难的时期，为了做好迎接新的大发展局面到来的准备，中共中央要求各地大力加强党的建设，采取了一些新的措施。
1941年7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指出：要把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建设成为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党，以担负起伟大而艰难的革命事业。这就要求全体党员和党的各个组成部分都在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和统一纪律下面，团结起来，成为有组织的整体；要求全体党员，尤其是党员干部，更加增强自己的党性锻炼，把个人利益服从于党的利益，把个别党的组成部分的利益服从于全党的利益，使全党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决定指出党内存在的各种违反党性的错误倾向，如个人主义、无组织状态、分散主义等，并提出了克服这些错误倾向的办法。自此以后，增强党性锻炼成为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
为了适应残酷的战争环境，解决抗日根据地党政军民关系中某些不协调的现象，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1942年9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决定指出：“根据地领导的统一与一元化，应当表现在每个根据地有一个统一的领导一切的党的委员会。”这里所说的统一领导，是指党从政治上对政权、军队、民众团体等一切其他组织的领导，是指大政方针的领导，而不是领导一切具体事务，更不是包办代替一切工作。决定规定：中央代表机关（中央局、分局）及各级党委（区党委、地委）为各地区的最高领导机关，统一对各地区党政军民工作的领导；中央代表机关及区党委、地委的决议、决定和指示，同级政府的党团，军队的军政委员会、政治部和民众团体的党团及党员，均须无条件执行；各级党委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
根据这个决定的精神，中共中央先后建立和健全了在各地区的中央代表机构。陕甘宁边区中央局与西北工作委员会合并，成立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岗为书记；晋冀豫地区成立太行分局，邓小平为书记；晋西北地区成立晋绥分局，关向应为书记；充实北方局和山东分局，分别以杨尚昆和朱瑞为书记；健全晋察冀分局，聂荣臻为书记。各中央局（分局）都直属中共中央。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实行，增加了党的团结，统一了抗日根据地各部门的工作步调，保证了党的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对敌斗争的发展及根据地的巩固和建设。
为了调整及精简中央领导机构，加强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中共中央于1943年3月16日和20日在延安举行政治局会议。任弼时在会上报告中央机构调整与精简草案。会议决定：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书记处主席；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组成中央书记处，根据中央政治局决定的方针处理日常工作，中央书记处讨论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权；刘少奇参加中共中央军委并任军委副主席。同时，设立中央宣传委员会，由毛泽东、王稼祥、凯丰、博古组成，毛泽东兼书记，王稼祥任副书记；设立中央组织委员会，由刘少奇、王稼祥、康生、陈云、洛甫、邓发、杨尚昆、任弼时组成，刘少奇兼书记。上述委员会作为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的助理机关。为统一对各地区领导，会议决定华北党政军民工作统归王稼祥负责管理，华中党政军民工作统归刘少奇负责管理，陕甘宁、晋西北党政军民工作统归任弼时负责管理，大后方工作统归陈云负责管理，敌占区工作统归杨尚昆负责管理。
深入贯彻减租减息政策
减租减息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处理土地问题的基本政
策。实行这一政策，在政治上可以动摇封建统治，在经济上可以削弱封建剥削，改善农民的政治地位和生活状况。它是党在民族战争条件下处理土地问题、发动农民抗日的重要政策。它兼顾农民和地主两方面的利益，有利于团结大多数地主抗日，把发展统一战线和解决农民问题很好地结合起来。但是，直到1941年底，有的地区还只是把减租减息当作宣传口号，并未认真执行，或者只在形式上减租减息，实际上明减暗不减，因而未能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群众的积极性，对抗日根据地的巩固极为不利。
针对这种情况，中共中央于1942年1月28日作出《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2月6日又发出《关于如何执行土地政策决定的指示》。这两个文件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对减租减息政策及执行办法作了明确规定。主要内容是：（一）减租减息政策的目的是扶助农民，减轻地主的封建剥削，保证农民的政治经济权利，借以改善农民的生活，提高农民抗日和生产的积极性。（二）现阶段土地政策是减轻封建剥削，而不是消灭封建剥削，因此实行减租减息后，又须实行交租交息，保障地主的地权、财权和人权，以联合地主阶级一致抗日。（三）承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中国现时比较进步的生产方式，对于富农则削弱其封建部分，鼓励其资本主义部分的发展。文件还指出，实行减租减息，必须放手发动和组织群众，依靠贫农，团结中农，实行“三三制”的民主政治。在群众发动起来以后，要注意纠正“左”的偏向，同时注意保护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对顽固不化的地主，必须给予打击，但不是一切打倒。在中央上述政策的指导下，各抗日根据地普遍掀起了减租减息的高潮。
通过减租减息，根据地中各阶级的土地占有关系和经济地位发生了很大变化。地主的户数和占有土地的比例有所减少。贫雇农的户数有所减少，每户平均占有土地数量有所增加，经济地位显著上升，其中一部分上升为中农。中农的户数和所占土地的比例也有显著增长。据晋冀鲁豫边区太行山12个县15个村的调查，减租减息后，地主所占户数比例由此前的2.75％下降为2.02％，所占土地比例由23.04％下降为8.97％，每户平均土地由98.64亩下降为42.28亩。贫农所占户数比例由48.95％下降为42.12％，所占土地比例由18.98％上升为20.5％，每户平均占地由4.57亩变为4.69亩。同时，通过减租减息，地租率明显下降，基本上下降到占收获量的37.5％以下，很多地区在10–30％之间；地租中超经济的额外剥削和高利贷剥削消除了。佃户的收入增加，生产积极性提高。他们购置土地，添置农具，喂养耕畜，增施肥料，精耕细作，促进了农业的发展。
减租减息政策的贯彻执行，适当地调节了根据地内的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团结了各个阶级、阶层，这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和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开展大生产运动和经济建设
加强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建设，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独立坚持长期敌后抗战的重要一环。没有根据地的经济建设，要支援抗日战争、改善人民生活和巩固抗日民主政权，都是不可能的。
全国抗战初期，陕甘宁边区和八路军、新四军的财政开支，相当一部分是国民政府颁发的军饷和华侨、国际友人的捐赠。1938年，外援占边区整个经济收入的51.6％。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由于日军作战逐步转向敌后战场和国民党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陕甘宁边区和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在财政经济上日益困难。1939年2月2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生产动员大会，毛泽东在会上发出“自己动手”的号召。1941年，为克服经济上的严重困难，中共中央再次强调走生产自救的道路。各抗日根据地的党政军学人员和人民群众响应号召，掀起了大规模的生产运动。
大生产运动首先是在陕甘宁边区展开的。边区政府专门成立生产委员会，制定和采取有效措施，鼓励生产，要求在原有基础上扩大耕地面积，提高粮食产量，并号召种植经济作物。1941年3月，中共中央令八路军第三五九旅开赴荒无人烟但土质肥沃、适于开垦的南泥湾。部队在缺乏资金、工具的困难情况下，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一面开挖窑洞解决住宿问题，一面勘察开荒地区，学习耕作技术，制作生产工具。从旅长王震到公勤人员、随军家属，人人动手开荒种地，使南泥湾变成了“陕北的好江南”。与此同时，在延安的数万名党政军学各方面人员，都投入到大生产的热潮之中。部队、机关、学校根据不同情况，担负不同的生产任务。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人带头参加生产劳动，经常利用休息时间开荒、种菜。周恩来、任弼时还参加中央直属机关纺线比赛，被评为“纺线能手”。
军队和机关、学校所发展的自给经济，是特殊条件下的特殊产物。它在其他历史条件下是不合理的和不可理解的，但在当时却是完全合理的并且完全必要的。军队不要发饷，完全由自己供给，这是一个创造，对于抗日民族解放事业有着重大的意义。
在大生产运动中，中共中央十分重视总结根据地财政经济工作的经验。毛泽东在1942年12月的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作《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的报告，后来又为中共中央起草《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的党内指示，并发表《组织起来》、《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等讲话。他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对根据地的经济建设方针作了系统的阐述。他指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我们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这个总方针，阐明了经济工作的重要性，以及财政与经济的关系。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不仅要争取人民的民主自由，而且要争取人民的物质福利，争取人民享受富裕的、有文化的生活。财政情况的好坏固然足以影响经济，但是决定财政的却是经济。财政困难，只有从切切实实的有效的经济发展上才能解决。毛泽东强调，我们不但应该会干政治，会干军事，会干文化，也应该会干经济。如果我们样样能干，唯独对于经济无能，那我们就是一批无用的人，就要被敌人打倒，就要陷于灭亡。
为了保证财政经济工作总方针的实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从抗日根据地所处的具体环境（主要是以个体经济为基础的、被敌人分割的、进行游击战争的农村）出发，制定了经济建设的具体方针。主要有：第一，在各项生产事业中，实行以农业为主的农业、畜牧业、工业、手工业、运输业和商业全面发展的方针。第二，在公私关系和军民关系上，实行“公私兼顾”和“军民兼顾”的方针。第三，在上下关系上，实行统一领导，分散经营的方针。第四，在生产和消费的关系上，实行努力生产，厉行节约的方针。第五，实行组织起来的方针。
毛泽东还指出，在发展经济过程中，要反对两种错误观点：一方面，要反对那些只在财政上打算盘，不注意发展生产的保守观点；另一方面，要反对那些空嚷发展经济，不考虑根据地的客观条件，盲目要求建设重工业，提出大军工计划等不切实际的观点。在财政工作中，也要反对两种错误观点：既要反对不顾军队和政府的需要，不顾抗日战争的需要，片面强调减轻人民负担的所谓施“仁政”观点；又要反对只顾政府和军队的需要，不顾人民的困难，不管人民生活的“竭泽而渔，诛求无已”的观点。在财政经济工作问题上，应该以90％的精力帮助农民增加生产，然后以10％的精力从农民那里取得税收。只有使人民有所失同时又有所得，并且使所得大于所失，才能支持长期的抗战。
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经济建设的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使陕甘宁边区的大生产运动得到迅速发展，边区军民的生活有了明显的改善。毛泽东指出，我们要“感谢”那些封锁我们的人们，因为封锁这件事，除了它的消极的坏处一方面之外，还产生了积极的一方面，那就是促使我们下决心自己动手，而其结果居然达到了克服困难的目的，学得了经营经济事业的经验。
战斗在晋察冀、晋冀鲁豫、晋绥、山东、华中、华南等地区的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军民，也在“劳动与武力结合”、“战斗与生产结合”的口号下，一面战斗，一面生产，在十分艰苦的环境中，创造了开展大生产运动和进行经济建设的多种形式。各根据地政府采取发放农贷（包括贷款、贷粮、贷种子）、支援牲畜、代制农具等措施，帮助群众发展生产。各根据地还派出小股部队，打击敌人，掩护军民生产。农忙时节，各部队更是大力支援农民抢收抢种。在发展农业的同时，敌后各根据地还注意发展工业生产，建立小规模的各类工厂，制造枪弹、地雷、手榴弹等武器，生产衣被、毛毯、文具、纸张、肥皂等生活用品。
在发展经济中，各根据地还注意运用互助合作的形式把农民群众组织起来，如变工队、扎工队、互助组、合作社等。它们是在农民自愿互利的原则下，建立在个体经济基础上（即私有财产基础上）的集体劳动组织。其中，合作社是主要的形式，发展较快。除农业生产合作社外，还有三种形式的合作社，即综合性合作社（包括生产合作、消费合作、运输合作、信用合作）、运输合作社、手工业合作社。组织起来进行生产，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抗日根据地的大生产运动和经济建设，由于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制定的财政经济工作总方针和各项具体政策，取得了很大成就。农业生产和工商业都得到迅速发展，人民生活得到明显改善。部队、机关、学校的生产也取得显著成绩。八路军第三五九旅经过几年奋战，使荒芜的南泥湾根本改变面貌，因而成为大生产运动的一面旗帜。许多部队实现了粮食、被服和其他日用品的全部自给或部分自给。由于军队努力生产，增加收入，大大减轻了人民的负担。1941年陕甘宁边区农民交的公粮，占总收获量的13.58％，1942年降为11.14％。大生产运动和经济建设，为渡过严重困难，巩固根据地抗日民主政权，支持敌后长期战争，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同时，发扬了党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积累了一些经济建设的经验，培养了一批经济工作干部。正如毛泽东后来所指出的：大生产运动在保证物质生活方面，起了决定性作用，如果不是适时的抓住这个环节，我们就无法抓住整个革命链条，我们的斗争也就不能前进。
四、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周恩来领导的南方局工作1941年至1942年，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也是处于十分艰难的时期。
根据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决定，1939年1月16日，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正式成立，周恩来为书记，博古、凯丰、吴克坚、叶剑英、董必武为常委。南方局是抗战时期中共中央派驻重庆，领导南方国民党统治区和部分沦陷区党的工作的机构，直接领导四川、云南、贵州、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江苏、江西、福建以及香港、澳门地区的党组织。由于国民党不允许共产党组织在其统治区内公开活动，因而南方局处于秘密状态，其领导人对外以中共代表或国民参政员的身份出面活动。
南方局成立后，在周恩来等人的领导下，在国民党统治区极其复杂的情况下，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贯彻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卓有成效地开展了各项工作。南方局通过各种公开的和秘密的渠道，争取抗日进步力量，用各种方式向广大群众宣传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并不断发展党的组织，壮大党的队伍。
南方局为维系国共合作，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做了大量工作。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林伯渠、王若飞等代表中共中央多次同国民党谈判，协商团结抗日的具体事宜。他们始终遵循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方针，对国民党顽固派反共反人民的活动，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通过复杂的谈判斗争，既表明共产党对国共合作抗战的诚意，又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政治进攻进行坚决斗争，从而扩大了共产党的政治影响，维系了国共合作的局面。南方局重视同国民党内民主人士的联系，团结和推动他们积极参加抗日斗争。南方局领导人把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谭平山等国民党左派视为知己，经常征询他们的意见，和他们一起反对国民党顽固派。周恩来等还同冯玉祥、于右任、孙科、邵力子等人保持接触，共商抗日民主大计。1941年夏，周恩来提议由一部分国民党民主派以及国民党政府中担任幕僚的进步人士，组织一个秘密政治团体。经过王昆仑、王炳南等人的筹划，在重庆秘密成立中国民族大众同盟（后改名中国民主革命同盟，又称小民革），参加者后来发展到200余人。小民革的成立及其活动，对争取国民党上层进步人士，分化国民党顽固派，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了重要的作用。
南方局还用很大力量团结和争取其他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在重庆的中共参政员，同国民参政会中的各界知名人士广泛联络，加强相互了解，并同他们一起为促进全民族抗战和国内民主提出许多提案。南方局领导人和工作人员积极同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和著名知识分子交朋友，经常就国际国内形势、坚持团结抗战的大局交换意见。章伯钧、左舜生等人拟发起成立民主联合会，周恩来对此完全赞同，表示在挽救民族危亡中与他们风雨同舟，共同奋斗。1941年3月19日，以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为基础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成立。参加这个同盟的先后有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中国青年党、国家社会党、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派、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等。因国民党当局的压制，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无法在重庆公开活动，于是派人到香港开展工作。周恩来等指示中共驻香港办事处，对民主政团同盟在政治上、经济上给予大力支持。经过多方努力，1941年9月18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机关报——《光明报》在香港创刊。10月10日，《光明报》公开发表民主政团同盟对时局主张纲领和成立宣言，提出坚决抗日、加强团结、结束党治、实行宪政、实践民主、保障自由等主张，在国内外引起强烈的反响。
对大后方的民族工商界人士，南方局也从多方面对他们开展工作。四川的卢作孚、胡子昂，重庆的康如心，云南的缪云台，上海的刘鸿生、胡厥文，天津的李烛尘等，都成了共产党的朋友。周恩来等人通过参观他们开办的企业、同他们座谈等活动，鼓励他们发展生产，支持抗战。后来，许多民族工商业人士积极参加大后方民主运动，以个人、联名或团体名义发表对时局的主张，要求国民党当局真正实行民主。
南方局还积极争取受国民党统治集团排挤的地方实力派。1942年2月，周恩来在重庆会见川康地区地方实力派刘文辉，向他介绍国内政治形势和共产党的主张，表示共产党愿意同国民党内一切愿意抗战的人士合作，尤其希望同西南地区的民主力量建立密切的联系。四个月后，中共中央派人从延安到雅安，同刘文辉建立联系，并设立同延安直接联系的秘密电台。同年9月，南方局派人赴云南同龙云联系，商谈合作抗日的问题，并建立秘密电台。
南方局十分重视对华侨的统一战线工作，同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建立联系，促进华侨支持祖国团结抗战，并赞助华侨参加当地的抗日活动。
南方局对宗教界人士也开展了统一战线工作。周恩来为南岳祝圣寺和尚暮笳题词：“上马杀贼，下马学佛”。叶剑英出席了南岳佛道救难协会成立会等活动。这些活动，对团结宗教界人士共同抗日，起了积极的作用。
南方局领导人和工作人员经常同外国驻华使节、援华机构人员和新闻记者会晤，广交外国朋友，以大量确凿的事实及文字资料说明共产党在抗战中的贡献，揭露国民党顽固派反共内战的阴谋，争取国际舆论支持中国团结抗战，努力扩大和发展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加强抗日民主宣传，支持进步文化运动的发展，也是南方局的一项重要工作。在南方局的直接领导下，《新华日报》、《群众》周刊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在重庆继续公开出版发行，并同国民党的报刊检查制度和其他压迫手段进行坚决的斗争。周恩来、董必武等为报刊写了大量评论文章，并对如何做好报刊工作给予指导。这些报刊积极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宣传抗日根据地军民抗日斗争的战绩和各项建设的成就，切实反映群众要求抗日和民主的呼声，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阴谋活动。南方局还在其他城市通过进步报刊和中间性报刊，鼓励不同阶层的群众为坚持抗战、民主、进步，在各自的岗位上作出努力。茅盾、张友渔、胡绳等一批进步文化人士转移到香港后，南方局决定成立以廖承志为首的香港文化工作委员会，加强党对进步文化工作的领导。在中共中央和南方局的领导下，香港的党组织和党外进步人士合作，大力宣传共产党坚持抗战的主张。1941年4月8日，香港《华商报》出版。5月17日，邹韬奋主编的《大众生活》也在香港复刊。这些报刊在海外华侨和国民党统治区的群众中，发挥了很大的鼓舞和教育作用。在国民党当局严格的禁锢和封锁下，进步报刊的时事政治宣传遇到重重困难。周恩来号召文化界人士坐下来研究社会科学，并用研究的成果宣传、教育群众，占领文化阵地。那时出版的邓初民的《中国社会史教程》、郭沫若的《青铜时代》和《十批判书》等论著，用唯物史观阐明中国社会和中国历史的发展规律，对于提高人们的思想认识有很大的启迪作用。南方局还支持文化界开展多种多样的活动，举办各种讲座、讲演会和报告会等，推动抗日民主运动和进步文化的发展。1941年3月，重庆大学商学院师生隆重庆祝因公开抨击蒋介石的战时经济政策遭逮捕监禁的该院院长、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60寿辰。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联名赠寿联以作声援，表示了对国民党当局迫害进步人士的愤慨。5月29日，茅盾等九人联名发表《我们对于国是的态度和主张》，揭露国民党的对日妥协倾向和对文化事业的残酷迫害。
南方局十分重视团结文艺界人士开展进步文艺活动。南方局大力支持老舍主持、有一大批进步文化人参加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活动。1941年，为了冲破国民党对进步文艺的高压政策，周恩来指导南方局文委在重庆发动一个戏剧演出运动。不少话剧团体相继在重庆演出进步话剧，使沉寂的文化生活顿时活跃起来。郭沫若创作的《屈原》在重庆上演，更是轰动一时。在以后的几年中，都举行大规模的戏剧演出，上演剧目达200余个。南方局团结了一大批著名的作家、导演和演员，培育了许多文艺新秀。演出活动还推广到桂林、昆明、贵阳等地，在国民党统治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南方局还十分注意开展以工人、农民、青年、妇女为主要对象的群众工作，对人民群众广泛地进行民族意识和民族气节的教育。同时，关心群众，服务群众，开展一些关系群众切身利益和民主权利的具体斗争，并在工、农、青、妇中培养大批积极分子，为后来许多党的外围组织的建立和党组织的发展，做了组织上的准备。
南方局根据国民党统治区和部分沦陷区的具体斗争环境，积极加强党的地方组织建设，不断提高党的战斗力。面对皖南事变后的险恶环境，南方局坚决贯彻隐蔽精干的方针。1941年5月，中共中央发出指示：国民党统治区的党组织要坚决执行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把所有已暴露的干部撤退到偏僻的、特务不注意的地方找职业，或是到抗日根据地，代之以新的未暴露的干部；各级领导机关切实把握短小精干的原则；在特务严密监视的部门中，不建立支部，党员独立活动；把党和群众工作的中心，尽可能地放在利用社会习惯、政府法令与合法组织方面，以密切同群众的联系。根据中央的指示，南方局和所属地方组织及时展开撤退和疏散工作，各地党组织迅速从半公开状态转到秘密状态。10月24日，周恩来在南方局会议上强调：大后方党的任务是建立秘密党，保存力量，不能搞武装斗争。10月27日，他又致电中共中央：“在大后方的党，只能全力去执行中央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路线，而不能同时取得武装斗争路线。对此问题应有所取舍，即采取隐蔽组织而暂时舍弃武装斗争。”
1941年底，南方局在重庆红岩召开会议。会上，周恩来提出要把西南的党建设成为更加坚强、更能战斗的党。他指出，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开展工作要遵循以下基本原则：（一）要使党员成为隐蔽的、坚强得力的、与群众有联系的、善于影响和推动群众的干部。（二）要在主要的群众集聚的单位建立起巩固的一个乃至数个平行的支部；在主要的工作部门和机关保证有党的组织或个人的联系。（三）要使党的领导机关有独立领导的能力和自信。（四）要在思想上组织上巩固党。（五）要熟悉各主要方面的情况。（六）要做到凡有群众的地方一定要进去工作。（七）要善于使上层工作与下层工作、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党外的联系与党内的联系相结合。会后，南方局提出国民党统治区的党员要实行“三勤”（勤业、勤学、勤交朋友）和“三化”（职业化、社会化、合法化），要求党员努力学习文化和科学知识，做好本职工作，广泛地联系群众，取得广大群众的信任和尊重，使党的工作在群众中扎下根。南方局从所处的秘密环境出发，注意加强党组织的政治思想建设，采取多种形式对党员进行思想教育，强调愈是环境恶劣愈要严守党的纪律，保持共产党员的气节，坚持共产主义的信念不动摇。
为了进一步巩固党的组织，避免国民党的突然袭击，代表中共中央负责管理大后方党组织工作的陈云，于1941年12月写了《大后方党组织的彻底改组和扩大党外的活动》一文。文章指出：大后方的党应尽量缩小，真正成为既短小又精干能适应环境的组织。为此，必须让不够质量和只有退出才能保存的党员大部分暂时退到党外。同时，为增强党在中上层社会中的力量，必须加强中上层分子的工作，适当吸收具备条件的少数人入党。他还指出：“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党员成分基本上必须是工人、农民及其他小资产阶级分子。但在中国的特殊环境下，不仅可能而且应该吸收中上层社会出身或社会地位与中上层有联系的分子入党，只要他们不是投机分子，而是抛弃原有阶级利益，决心为共产主义牺牲一切者。”吸收中上层人士入党，既不能降低入党条件，也不可将一切可能入党者全数收入党内。依据“党内小党外大”的原则，大多数进步的中上层人士应该暂时只作党外共产主义者而不必入党。这些方针同样适用于敌占区城市的秘密党组织。
经过南方局的艰苦工作，西南地区的党员不仅绝大多数隐蔽下来，而且党组织深深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更加坚强。
南方局长期战斗在国民党统治中心的重庆，是党在抗战时期国民党统治区的红色堡垒。周恩来是南方局工作的主要领导者。1943年6月，他回延安参加整风学习和七大筹备工作后，改由董必武主持南方局工作。南方局在周恩来等人的领导下，团结和领导人民群众同顽固势力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创造性地贯彻执行了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通过将近八年卓有成效的工作，为巩固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全民族抗战，推动抗战时期民主运动的发展，提高共产党在全国的威望及世界的影响，作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南方局工作是抗日战争时期党的全部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南方局在抗战时期的出色工作，不仅保存和发展了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组织和力量，在党的周围团结了更多的进步力量，而且为全国解放战争时期第二条战线的形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形成，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党在西北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
西北地区是全国抗战的重要后方基地，又是连接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苏联的重要通道，因而在抗日战争中具有特殊而重要的地理位置。
为了更好地动员和组织西北地区人民群众参加抗战，中国共产党通过多种方式加强对西北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1938年11月成立的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主持陕甘宁边区以外的陕西、甘肃、宁夏、青海等西北各省的国民党统治区党的工作。1941年5月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和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合并，成立中共中央西北局，统一领导整个西北地区党的工作。在新疆，主要是通过中共驻新疆代表和八路军办事处开展工作。
战斗在西北国民党统治区的党组织，充分利用一切公开合法的机会，大力开展群众工作，积极领导和推动抗日救亡运动。中共陕西省委领导的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西安学生救国联合会等10多个抗日救亡团体，人数近4万，并创办《西北战线》、《老百姓》等20多种报刊，开办11家书店，进行抗日宣传。中共甘肃省工作委员会指派党员发起成立抗敌后援会、妇女慰劳会等抗日救亡团体。其中，以共产党员为领导骨干的甘肃青年抗战团，在全省25个县建立72个分团，团员达3000多人。由共产党员担任主编或编辑的《西北青年》、《抗敌》等抗战刊物陆续出版。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大批爱国学生组成工作团，分赴各地城乡向群众宣传抗战形势和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揭露日军的侵略暴行，号召群众捐献钱物，慰劳抗日将士。在党的影响下，新疆各族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1938年，新疆人民募捐购买战斗机10架，送往抗日前线。到1940年5月，新疆各族人士捐款折合大洋222万余元，首饰2万余件。党组织还印刷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论新阶段》、《新民主主义论》和其他进步书籍8万多册，分发给新疆各族群众。
党在西北国民党统治区积极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广泛争取和团结社会各阶层抗日爱国力量。其中包括社会上层人士、国民党军队中下级军官、省县级公务人员、教育界名流以及各地绅士等。通过统一战线工作，使他们中不少人解除了对共产党的疑虑，使党的威信得到提高。中共中央代表谢觉哉和八路军驻甘办事处，积极联系甘肃省主席贺耀祖和各界人士，提出开展民众运动、整顿军队等建议，逐步打开了甘肃统一战线工作的局面。中共中央派张子华以八路军总参谋部及周恩来秘书的身份，到宁夏做马鸿逵的工作，并会见一些进步人士。中共宁夏工作委员会成立后，与国民党地方当局和各界进步人士建立关系，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在新疆，与盛世才在一个时期内建立起特殊的统战关系。中共中央先后派代表陈云、邓发、陈潭秋以及毛泽民、林基路等100多名共产党员到新疆工作。他们中的不少人被安排到省政府以及军队、新闻、文教、群众团体等部门任职。党通过新疆反帝同盟联合会这一合法的统一战线组织，团结和促进爱国民主人士及各族人民开展抗日斗争，发展新疆的经济和文化教育事业，保证国际交通运输线的畅通，支援了全国抗战。
党在西北国民党统治区积极恢复和建立地方组织，并在抗日救亡运动中发现、培养积极分子，发展党员。中共陕西省委先后建立10个地（特、市、工）委，6个中心县委，40多个县（工）委。到1938年，党员发展到8000多人。中共甘肃省工作委员会于1937年10月在兰州成立，直接受中共中央领导。到1939年初，发展党员264人。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领导建立了中共宁夏省工作委员会和绥蒙工作委员会，分别开展宁夏和绥远伊克昭盟地区党的工作。随后，又建立中共绥远省工作委员会，开展在内蒙古地区的工作。到1938年底，中共宁夏工委发展党员32名，建立起五个基层党支部。1942年10月，新成立的中共甘肃宁夏工作委员会派出一批党员分赴甘肃、宁夏、青海，进行组织联络和开辟新据点的工作。为了培养更多的抗日骨干，陕西、甘肃、宁夏等地的党组织和青年团体还向中央党校、陕北公学、抗日军政大学等学校，输送了大批进步青年学生。
西北地区的党组织根据新党员比较多的情况，提出发展党员工作要质与量并重，发展与巩固同时进行，注意加强对党员的思想教育。各地采取办训练班、开专题讨论会、自学马列主义书籍等多种形式，对党员进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党的基本知识和共产主义理想、秘密工作方式和斗争策略、革命气节等方面的教育，以提高新党员的思想政治觉悟。随着国民党顽固派反共活动的加剧，党在西北国民党统治区的组织注意隐蔽斗争，同时将在国民党统治区站不住脚或有可能被捕的干部、党员及时转移，或送陕甘宁边区工作学习。1940年8月18日，中共中央关于陕西工作的决定强调：必须严格执行党的隐蔽精干方针，以达到长期埋伏和积蓄力量的目的。根据中央的指示和本地的实际情况，西北地区的党组织进一步采取措施，隐蔽和保存党的力量，灵活机动地领导群众继续开展斗争。
党在西北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发展了党在这个地区的力量，沟通了党同共产国际、苏联的联系，支持和帮助了陕甘宁等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和敌后游击战争，为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五、党在沦陷区的斗争沦陷区工作的方针与部署中国共产党在沦陷区的抗日斗争，是党领导的抗日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全国抗战爆发后，中共中央实施全面抗战路线，在把工作重心放在广大农村建立抗日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的同时，十分重视被日军占领的城市和交通要道地区的工作，制定了相应的工作方针。1938年3月21日，中共中央明确指示：党在被敌人占领的中心城市的主要任务，是长期积蓄力量，保存力量，隐蔽力量，准备将来的决战。留在城市坚持斗争的同志，不必有什么特殊举动，应埋头苦干，而不要虚张声势。决不要为城市中的一时的便利所迷惑，为群众中一时的抗敌情绪的高涨所影响，而走向冒险的斗争，削弱自己的力量。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张闻天强调：党的工作重心首先应放在敌后方战区。党在敌人占领的中心城市与据点（点线区域）的任务，是坚决地实行退却，转入秘密状态，利用公开合法的形式，埋头苦干，在大企业中建立工人的短小精干的党的堡垒，输送大批知识分子和工人干部到农村中去领导游击战争；耐心地教育与培养干部，保存实力，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准备将来的反攻。按照中央制定的方针，党在沦陷区的工作迅速完成了工作重心和战略策略的转变。北平、天津、济南、保定、石家庄、张家口、太原、南京、杭州、广州、武汉等城市的党组织，把大部分力量撤往农村。留在城市和交通要道的党员干部，利用各种关系和公开的职业隐蔽下来，扎根群众之中，坚持长期斗争。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日军将其主要力量放在占领区特别是城市和交通要道的巩固方面，大力强化殖民统治。党在沦陷区的工作面临更为严峻的形势。为此，中共中央多次强调，党在沦陷区的工作，要坚决贯彻隐蔽精干的方针。毛泽东及时提醒全党：“在敌人长期占领的反动的黑暗的城市和反动的黑暗的农村中进行共产党的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不能采取急性病的冒险主义的方针，必须采取荫蔽精干、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5)1940年以后，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已控制了华北敌后的大部分地区和华中、华南的部分地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得到巩固和发展，为开展沦陷区的城市工作提供了可靠的基地。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决定加强党在敌后大城市中的工作。1940年7月底至8月初，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加强敌后城市工作的问题。毛泽东在会上指出：过去中央工作偏重军事和战区，对南方和日本占领区注意很少，今后政治局须用大力加强这方面工作。9月18日，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开展敌后大城市工作的通知，对沦陷区城市工作进行全面部署。通知指出：抗日战争没有长期艰苦的城市工作的配合，最后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全党同志应把开展敌后大城市的工作，视为党的最重要的任务。中央要求全党提高对敌后城市工作的认识，确定以上海、香港、平津、平西、晋冀察、晋东南、晋西北、大青山、胶东、鲁西、鲁南、皖东、鄂中、豫东等14个地区为工作的重点，责成当地党组织和军队负责分头进行，并成立由周恩来负总责，康生、王稼祥、任弼时、陈云等人参加的中共中央敌后城市工作委员会，领导沦陷区党的工作。同时确定以重庆为推进整个南方敌后城市工作的中心，以延安为推进整个北方工作的中心。各地也成立相应的工作部门，并配备专门人员。此后，各地党组织先后成立城市工作委员会或城工部，加强对沦陷区城市和交通要道工作的领导，使这些地区党的工作有了新的发展。
为了加强对东北沦陷区工作的领导，中共中央在延安成立东北工作委员会，以后又指示晋察冀分局和山东分局分别成立专门机构。晋察冀分局东北工作委员会先后向沈阳、哈尔滨、长春、吉林、齐齐哈尔、抚顺、鞍山、阜新等地派出干部。中共胶东区委也多次向东北派遣干部，在大连、沈阳等城市发展党员，建立起多个支部。
根据党的隐蔽精干方针，沦陷区的党组织采取各种措施，加强自身的建设。为适应秘密工作的环境，各地党组织要求党员通过学习，在政治上不断提高，坚定革命意志；要求党员要社会化、群众化，严格遵守秘密工作要求，取得社会上可靠的掩护，获得一定的社会职业，并力求持久。各地党组织要求严密党的组织，严格党的纪律，党员之间实行单线联系，发展党员必须遵循质量重于数量的原则，每一个新党员都必须忠实可靠，防止奸细混入。党的组织规模要短小精干，以克服规模过大容易暴露的缺点。在领导关系方面，党在沦陷区的组织要打破呆板一律、集中统一的形式，采取多头派出、建立平行组织的方式。此外，还实行异地领导，即把沦陷区党的领导机关设在敌后根据地或城市边缘邻近根据地的地方。这些措施，对防止敌人的破坏，巩固和发展党在沦陷区的组织，领导人民群众开展抗日斗争，起了重要的作用。
领导沦陷区人民进行反日斗争
在党的沦陷区工作方针指导下，沦陷区的党组织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领导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反日斗争。
党在沦陷区的工作中，开展抗日宣传教育是一项重要的对敌斗争方式。日军对中国的侵略及其在占领区内的暴行，激起中国人民的刻骨仇恨。沦陷区的党组织因势利导，进行广泛深入的抗日宣传，采取多种方式启发群众的民族意识，激励群众的抗日热情，增强群众战胜日本侵略者的信心。北平、天津等地的党组织通过读书会等多种形式教育进步青年，使他们中的不少人自觉投身地下抗日斗争。中共江苏省委针对沦陷区人民苦难屈辱的生活，指示党员揭露日本帝国主义殖民统治的罪恶，号召群众起来斗争。党组织还利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上海租界的特殊条件，出版进步书刊，演出进步戏剧，进行抗战宣传。灵活多样的抗日宣传教育，启发了人民群众觉悟，振奋了沦陷区人民的精神，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在积极开展抗日宣传的同时，沦陷区的党组织积极发动组织群众，同日本侵略者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针对日军掠夺中国资源实行“以战养战”的企图，党组织领导沦陷区的工人以怠工、罢工等斗争形式，干扰和破坏敌人的部署。1939年，上海工潮达147次，参加者有20万人。到1940年，上海工潮继续高涨，达到427次，参加人数26.6万人。为了打击日本的殖民统治秩序，战斗在沦陷区的党组织还利用日伪矛盾，发动群众开展合法斗争。1943年12月，上海市伪市长陈公博为与日方争夺鸦片公卖权而开展所谓禁烟、禁舞、禁赌为内容的“三禁”运动。在上海大学的中共地下党员利用这一机会，鼓励群众积极参与清毒斗争，捣毁烟馆、赌场设备，揭露日、伪政权用鸦片和赌博毒害中国人民的罪行。中共南京市工作委员会利用伪组织的名义，动员南京3000多名学生上街游行示威，并捣毁烟馆，焚烧烟具和赌具。学生们还举行集会，疾呼：“中国人不要醉生梦死！青年学生要团结起来，勇敢地向黑暗势力斗争！”此后，清毒浪潮席卷无锡、苏州等城市。
举行武装暴动，直接打击日本侵略者，是党领导沦陷区人民对敌斗争的最高形式。武装斗争主要在沦陷区的农村、城乡结合部、小城镇，以及交通线和厂矿周围地区进行。1941年元旦，大同煤矿工人举行罢工和暴动，一部分工人参加了八路军。1942年，河北井陉煤矿、河南安阳六河沟煤矿、南京浦口三井煤矿等地工人举行武装暴动后，撤到抗日根据地，参加了八路军和新四军。此外，敌后武工队深入沦陷区，在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帮助下，铲除铁杆汉奸，摧毁伪组织、伪武装，争取和瓦解伪军，沉重地打击了敌人，有力地支持了沦陷区人民的斗争。
党在沦陷区建立隐蔽战线，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情报工作。党的情报部门利用各种关系，在日伪机关、企业和事业部门搜集铁路沿线敌军事力量部署、炮楼封锁线和关卡设置、军队调动去向等各种重要情报。1939年10月以后，潘汉年担任中共中央社会部副部长，负责组建华南情报局，统一领导港、澳、穗等地的情报工作。中共晋察冀分局社会部先后派人前往北平、天津、保定、石家庄，以及上海、南京、沈阳、哈尔滨、长春、大连等大中城市，组织联络当地的秘密党员、进步青年和爱国人士，渗透到敌人内部，获取不少情报，为晋察冀根据地及中央领导机关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东北的共产党员通过各种关系，打入伪满军、政、宪等要害部门，获取了大量情报。如日本关东军在东北地区的战略部署；伪满陆海空军编制、兵力、武器装备、军队训练、作战能力、军官士兵的思想动态；日伪在辽宁、长春、沈阳、鞍山等地的重要设施，以及武器生产工厂、交通要道等的详细地图；伪满财政、金融、预决算和重要的经济、文教政策，等等。这些情报为配合全国军民的抗战和以后配合苏联红军歼灭日本关东军，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1年春开始，日军在华北全面推行“治安强化运动”，企图隔绝敌后各抗日根据地的联系。为了打破敌人的封锁，沟通和保持根据地与沦陷区大中城市和交通要道地区的联系，各抗日根据地加强了秘密交通线工作。平、津和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之间先后建立起四条秘密交通线。在华中，中共江苏省委先后建立与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之间的地下交通线。皖南事变发生后，一部分新四军干部战士突围后转到上海，中共江苏省委和新四军上海办事处通过海、陆秘密交通线，把他们转移到华中抗日根据地。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共中央及南方局紧急指示八路军、新四军驻香港办事处和东江纵队，营救在香港的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这次营救活动历时半年多，共营救出何香凝、柳亚子、邹韬奋等爱国民主人士、文化界人士及部分国民党军政官员和家属等800余人。沦陷区的党组织还通过秘密交通线不断向八路军、新四军和抗日根据地提供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的帮助，支援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和抗日根据地的经济文化建设。1941年至1942年间，北平地下党组织百余名知识分子，其中包括燕京大学、辅仁大学、北平师范大学等高等院校的教授，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工作。同时，上海党组织秘密输送技术工人、医生、护士、教授、作家等约1700人，以及大量军需物资到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沦陷区党组织的这些活动，加强了人民抗日武装的力量，支援了根据地军民的斗争。
在党的领导下，沦陷区人民多种形式的反日斗争，对坚持抗战，配合敌后解放区战场和国民党正面战场，打击和粉碎敌人“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阴谋，为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六、整风运动整风运动的准备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已经制定了一条正确的路线，实行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党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党内还存在着需要解决的问题。
在党的历史上，如何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及共产国际的指示，党内一直存在着思想分歧。分歧的焦点，是要不要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要不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全国抗战爆发前，中国共产党已经有了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经验教训。两次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党还处于缺乏经验的幼年时期。就全党来说，对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规律了解还很肤浅，还不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因而发生右的和“左”的错误。在中国革命的艰辛历程中，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一批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对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基本问题进行了探索。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从组织上保证了党能够在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结合的正确道路上顺利前进。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共中央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中国国情，从实际出发，制定了正确的抗战路线和军事战略方针，以及一系列方针政策，从而保证了党的各项工作能够顺利发展。自遵义会议以来，党从军事上、政治上纠正了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王明“左”倾错误，然而，还没有来得及从思想上系统地彻底清算这种错误，党的干部对这种错误的思想根源还缺乏深刻的认识。
1938年秋，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任务。会后，在全党主要是高级干部中掀起了学习运动。在这前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大力从事理论工作，研究中国国情，把党的一系列独创性的经验上升为科学理论，使党的理论建设和思想政治建设都出现了新的面貌。但是，这时党内的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还在经常作怪。1940年3月19日，王明在延安再版他的《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一书，并在再版序言中写道：“本书所记载着的事实，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史中的一个相当重要的阶段，因此，许多人要求了解这些历史事实。”他还指出：“不能把昨日之是，一概看作今日之非；或把今日之非，一概断定不能作为昨日之是。”这表明，王明还在为过去的“左”倾错误作辩护。事实上，不仅王明“左”倾错误的思想根源没有得到应有的清算，而且他在抗战初期的右倾错误，在党内也还有一定影响。这种影响，使部分地区在处理与国民党的关系时未能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因而使党的事业受到了不应有的损失。
党在全国抗战初期的大发展中增加了70余万新党员。这些新党员革命积极性很高，但他们绝大多数出身于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紧张残酷的战争环境，使党不可能对他们进行比较系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由于他们的阶级出身和认识水平的局限，很容易受到一些错误思想和作风的影响。
上述情况表明，加强党的建设，解决党内的思想矛盾，提高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的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水平，已经势在必行。
怎样解决党内矛盾，加强党的建设，以往有过严重的教训。党内曾进行过反对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发生的右倾错误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左”倾错误的斗争。这些斗争虽然是必要的，但斗争的方式过于简单。犯“左”倾错误的领导者采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方法，更是给党的事业造成严重损害。错误的党内斗争方法，一方面，没有使干部在思想上彻底了解历史上犯错误的原因、环境和改正错误的办法，以致后来重犯同类性质的错误；另一方面，太看重个人的责任，未能团结更多的人一道工作。遵义会议以后，在反对党内错误倾向的斗争中，改变了过去的错误做法，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总结历史经验，深切地认识到党内的思想矛盾是会经常发生的，解决这些矛盾绝不能单纯依靠组织处分和采取压服的方法，而必须使党员群众和党的干部首先是高级干部，学会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辨别是非，观察问题。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必须在党内进行一次普遍的、生动的、理论联系实际的、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方法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这就是整风运动。开展整风运动需要一定的主观和客观条件。这些条件在1941年前后已经具备。这时，已经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已经有一批比较了解党的历史经验教训的骨干；党在思想上、理论上已经有了最基本的准备；敌后斗争虽然处于困难阶段，但总的斗争形势变化较小，特别是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的局势比较稳定。因此，有可能集中精力进行一次全党性的整风运动。
整风运动分为两个层次进行：一个是党的高级干部的整风，一个是一般干部和普通党员的整风。重点是党的高中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的整风。高级干部整风的内容和重点是以讨论党的政治路线为主，一般干部和普通党员整风是以整顿思想方法和思想作风为主。两者有一个共同点，即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消除王明错误的影响，通过批判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两种形态的主观主义，教育全党学会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
1941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深刻地论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尖锐批判了主观主义作风，号召全党注重调查研究，树立理论和实际相统一的马克思主义作风。7月和8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和《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号召全体党员和干部开展调查研究，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遵守党的纪律，加强党的团结，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克服各种不良倾向和作风。
9月10日至10月22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即九月会议），先后参加会议的共23人。毛泽东在会上作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问题的主题报告，指出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倾机会主义是主观主义的统治；分析了主观主义的根源和遗毒，提出了克服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等不正之风的办法。强调“要分清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和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6)绝大多数与会者发言，表示拥护毛泽东的报告，认为在中央内部开展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斗争，对于党的路线的彻底转变有极大的意义。大家列举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种种表现和危害，认真地、尖锐地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王明不仅没有作自我批评，还声称全国抗战以来中央的路线错了，要到共产国际去告状。此后，他一直称病，不再参加中央会议。
1941年的九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尽管遇到了王明的干扰，但是通过检讨历史上和延安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初步统一了中央领导层的思想，为下一步的整风奠定了认识上的前提。会议决定在高级干部中开展整风，用理论与实践统一的方法，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方法和党的历史，以克服错误思想，提高党的高级干部的理论水平。
还在会议进行当中，9月26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学习研究组，毛泽东任组长，王稼祥任副组长，组织在延安的高级干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同时决定成立各地高级学习组，颁发高级学习组的组织条例。按照中央的决定，延安和各根据地积极筹备成立高级学习组。学习的内容主要是阅读六大以来党的历史文件，研究六大以来的历史，学习、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方法论。为此，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印了《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和《六大以来》等学习文件。这样，就为全党普遍整风做了重要的准备。
整风运动的展开
全党普遍整风是从1942年春开始的。2月上旬，毛泽东作《整顿党的作风》(7)和《反对党八股》的报告，全面阐明整风的任务和方针，在全党引起热烈反响。4月3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5月下旬，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中央总学习委员会（简称总学委）。总学委由毛泽东、凯丰、康生、李富春、陈云组成，毛泽东任主任，康生任副主任。在总学委领导下，延安的各单位、各系统包括中央机关和陕甘宁边区等都成立了学习分委员会，近万名干部参加整风学习。华北、华中各抗日根据地的党组织和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中共中央南方局，也先后开展整风学习。
5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文艺座谈会。毛泽东在会上发表讲话并作总结，阐明革命文艺为人民群众，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根本方向，系统地回答了文艺运动中许多有争论的问题，强调党的文艺工作者必须从根本上解决立场、态度问题。座谈会后，文艺界进行了认真的整风学习。
全党普遍整风运动的内容是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以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作风。
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是全党整风运动的中心内容。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中指出，主观主义是全党、全国人民的“大敌”。“只有打倒了主观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才会抬头，党性才会巩固，革命才会胜利”。根据现实的状况和历史的教训，毛泽东吸纳张闻天的意见，将党内长期存在的主观主义学风，正确地概括为两种主要的表现形态，即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犯教条主义错误的同志有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本知识，但不能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不了解实际，或很不了解实际，却又以“理论家”的姿态吓唬人。所以，毛泽东着重论述了什么是理论和理论家的问题。他指出，绝不能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当作死的教条。只知记诵马克思主义书本上的个别结论和个别原理，而不能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来研究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不能从理论上来思考中国的革命实践的人，是不能妄称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他进一步指出，只有从客观实际中概括出来而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证明的理论，才称得起我们所讲的理论。犯教条主义错误的同志把马克思主义书本上的个别词句看成是包医百病的现成的灵丹圣药，结果阻碍了理论的发展，害了自己，也害了革命。在指出教条主义错误的同时，毛泽东还指出，从事实际工作的同志，虽然有很可宝贵的经验，但如果把局部经验误认为普遍真理，那也是很危险的，他们的知识也是不完全的，难以把革命事业做好，而且很容易为教条主义所俘虏。为了反对主观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精神，应该宣传唯物主义，宣传辩证法。有书本知识的人，要向实际方面发展；有工作经验的人，要认真学习理论。
宗派主义是主观主义在组织关系上的一种表现，它妨碍党内的统一和团结，也妨碍党团结全国人民的事业。宗派主义在党内关系上的表现，是只顾局部利益，不顾全体利益，背离党的民主集中制，以至向党闹独立性。闹这种独立性的人，实际上常常抱着个人第一主义，而把党放在第二位。在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军队干部和地方干部、老干部和新干部的关系上，以及几部分军队之间、几个地方和几个工作部门之间的关系上，也要反对和防止宗派主义倾向。宗派主义在党外关系上的表现是对党外人士妄自尊大，看不起人家，藐视人家。这种倾向也是完全错误的。共产党员和党外人士相比较，无论何时都占少数。共产党员应团结党外一切愿意同我们合作和可能同我们合作的人，只有同他们合作的义务，绝无排斥他们的权利。
党八股是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宣传工具和必然的表现形式。犯教条主义错误的同志，不论作报告，写文章，发指示，总是空话连篇，言之无物，装腔作势，借以吓人，无的放矢，不看对象。党八股这种形式，不能表现革命精神，只能窒息革命精神。
鉴于党的历史上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曾给中国革命事业带来巨大损失，因此，清算、批判王明的错误，总结教训，提高认识，成为整风运动的一个重要内容。
在全党普遍整风运动中，毛泽东提出“惩前毖后”和“治病救人”的方针。这是同“左”倾错误领导所实行的“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恰好相反的。“惩前毖后”和“治病救人”，就是说对以前的错误一定要揭发，不讲情面，要以科学的态度来分析批判过去的坏东西，以便使后来的工作慎重些，做得好些。揭发错误、批评缺点的目的，好像医生治病一样，不是为了把人整死，而是为了救人，为了使犯错误的人变成好同志，这个工作决不是痛快一时、乱打一顿所能奏效的。
整风的方法步骤是，认真阅读文件，联系个人思想和工作，自我反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提高认识，总结经验，逐步取得思想认识的一致，增强党性，改进工作。
在全党普遍整风过程中，中共中央大力提倡调查研究。中央要求广大党员和干部通过调查研究，深入了解中国社会状况，了解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学会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1941年8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设立中共中央调查研究局，以毛泽东为主任，任弼时为副主任。同年冬，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率领一支20多人的考察团，赴甘泉、鄜县进行调查研究，获得许多第一手资料。1942年1月至1943年3月，张闻天率调查团在陕北和晋西北进行了一年多时间的调查研究，整理出多份调查研究报告。中共中央的一些工作部门和中央局、分局，也组织调查团，开展调查研究。
1942年10月19日至1943年1月14日，在中共中央直接领导下，西北局召开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党政军民各方面的主要负责人300多人参加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书面报告和《关于党的布尔塞维克化的十二条》的讲演。会议讨论了中共中央到陕北前边区党的历史经验，清算了“左”倾错误对西北革命根据地造成的危害，检查了抗战以来边区党内在思想、组织和实际工作中的某些偏向。会议确定生产和教育是边区建设的两大任务，而以生产为第一。这次会议有力地推动了陕甘宁边区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的深入发展。
从1943年9月起，中央领导层的整风进到深入讨论党的历史问题阶段。为了统一高级干部的思想，中央政治局决定按照1941年九月会议的方式，继续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党的路线问题。先后参加这次会议的有30人。因为王明一直声称抗战以来中央的路线错了，所以这次会议在继续深入揭发批判王明“左”倾错误的同时，着重讨论抗战时期中央的路线是非。会上，除一般性发言外，主要由犯错误的同志进行整风检查，并批判王明的错误。其他同志则开展批评，帮助犯错误的同志深入揭发问题，提高认识。在会议前期，对犯错误同志的批评，一度有些过火的倾向，但不久即得到了纠正。
在此过程中，还分别召开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的座谈会。如湘鄂赣、湘赣、鄂豫皖、闽粤等边区，赣东北、闽西、潮梅等地区，及红七军、红五军团历史座谈会和华北座谈会等。在1945年二三月间的华北座谈会上，彭德怀回顾华北敌后斗争和根据地工作的成绩，并对取得成绩的经验作了总结。彭德怀对大家提出的华北工作的缺点，作了实事求是的检查和认真的自我批评。通过这些会议，使高级干部们从切身的实践经验中，更加深刻地认识了党的历史上的路线是非问题。
1944年2月24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党的历史问题，统一了五个方面的认识：王明、博古的错误应视为党内问题；临时中央与六届五中全会因有共产国际承认，应承认是合法的，但必须指出其手续不完备；学习路线时，对于历史上的思想问题要弄清楚，对结论必须力求宽大，目前是应该强调团结，以便团结一切同志共同工作；学习路线时，须指出党的六大的基本方针是正确的，六大是起了进步作用的；对六届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期间，也不采取一切否定的态度，凡做得对的，也应承认它。这次会议，实际上对党的历史问题作了明确结论。这些结论，使犯过错误的同志解除了思想包袱，未犯错误的同志也对一些历史问题有了正确的看法。
根据中央书记处会议的精神，周恩来于3月初到中央党校作《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的报告，回答干部学习中争论的一些重要问题，对六大的历史功过作了科学的评价。4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传达中央关于几个历史问题的结论，强调研究党的历史经验的正确态度是：既要使干部对于党内历史问题在思想上完全弄清楚，又要对于历史上犯过错误的同志在作结论时取宽大方针；不要着重于一些个别同志的责任方面，而应着重于当时环境的分析，当时错误的内容，当时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对于人的处理问题取慎重态度，既不含糊敷衍，又不损害同志；对于任何问题取分析态度，不要否定一切，尽量避免作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的简单结论。这次整风，是要着重清算1931年至1934年的“左”倾路线错误。他提醒大家注意，对于这个时期中央的领导路线问题，也应作两方面的分析。“一方面，应指出那个时期中央领导机关所采取的政治策略、军事策略和干部政策在其主要方面都是错误的；另一方面，应指出当时犯错误的同志在反对蒋介石、主张土地革命和红军斗争这些基本问题上面，和我们之间是没有争论的。即在策略方面也要进行分析。例如在土地问题上，当时的错误是实行了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过左政策，但在没收地主土地分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这一点上，则是和我们一致的”。5月20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讲话，指出党史上几次大的骄傲，是发生“左”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根源，全党同志都要引为鉴戒。毛泽东的一系列讲话，为正确分析党的历史问题指明了方向，标志着高级干部整风和党的历史问题的讨论进入最后总结阶段。
在深入研究党的历史、认清路线是非的基础上，经过一年半的讨论，在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对党的历史上若干重大问题作出正式结论后，整风运动胜利结束。
整风运动既是一次全党范围内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运动，也是破除党内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错误倾向的伟大思想解放运动。它对克服抗战中的严重困难，创造了精神方面的有利条件。它不仅重新教育和训练了党内经过长期斗争保留下来的一批老干部，而且教育训练了抗战初期入党的大批新党员。它对于全党同志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具有极其重大和深远的意义。整风运动的结果，实现了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下全党的新的团结和统一，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重要的思想政治基础。整风运动对于加强无产阶级政党的建设，增强党的战斗力，是一次成功的实践，是一个伟大的创举。
整风过程中的审干工作
审查干部，是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为保持组织的巩固和队伍的纯洁而开展的一项重要工作。早在1939年8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巩固党的决定即提出：为巩固党，必须详细审查党员成分，清刷混入党内的异己分子、投机分子以及敌探奸细。首先是审查各级干部，保证干部的忠实可靠。1940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又在《关于审查干部问题的指示》中强调指出，干部的品质是否纯洁和干部的工作是否分配恰当，对于保障党的路线的执行具有决定意义。特别是在复杂的斗争环境中，对于干部的审查、考察与教育，更成为巩固党的一项重要工作。
在全党普遍整风运动期间，中共中央各部委和延安的一些机关、学校开展了审查干部工作。一般说来，这在党的队伍迅速扩大，国民党顽固派加紧特务活动的情况下，是必要的。但是，在审查干部中对敌情作出过分的估计，把审干工作主要视为锄奸、反特斗争，并把一些干部思想上、工作上的缺点错误或历史上尚未弄清楚的问题，轻易地怀疑为政治问题以致反革命问题，并采取“逼、供、信”的错误方法，因而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以“抢救运动”为代表的反特斗争严重扩大化的错误。
1942年11月，中央总学委副主任康生提出在共产党内有国民党特务活动。同月，毛泽东在西北局高干会上宣布：整风不仅要弄清无产阶级与非无产阶级思想（半条心），而且要弄清革命与反革命（两条心），要注意反特斗争。从12月开始，审干工作主要是进行反特斗争。不过，这时的反特斗争还是秘密进行的，并且局限在少数机关和少数人中。1943年4月3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对敌情作了夸大的估计。决定指出：“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立与我党大量发展党员以来，日寇与国民党大规模的施行其特务政策，我党各地党政军民学机关中，已被他们打入大批内奸分子，其方法非常巧妙，其数量至足惊人。”决定要求在审查干部和反特斗争中，“应开始着手选择确有证据的内奸分子，开展群众斗争”。这个决定发布后，中共中央直属单位和中央军委直属单位在延安召开有两万多人参加的工作人员大会，由已经“悔过自新”的“特务”在大会上坦白交代。这表明，延安的审查干部和反特斗争由秘密转到公开进行，由少数机关、少数人转变成群众性的运动。
4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肃清内奸问题。会议决定成立中央反内奸斗争委员会，以刘少奇、康生、彭真、高岗为委员，刘少奇为主任。7月15日，专门负责审干工作的康生在延安干部大会上作深入审干的动员报告，提出开展“抢救失足者运动”。此后，混淆敌我界限，严重逼、供、信的错误进一步扩大，造成大批冤、假、错案，使不少同志无端地受到怀疑、伤害或关押审讯。“在延安，仅半个月就挖出了所谓特嫌分子一千四百多人，许多干部惶惶不可终日”(8)。
在这之前，中共中央曾发现审干工作中有“左”的错误发生，已通过制定工作条例和讲明正确路线，试图予以纠正。在发现错误仍在扩大后，7月30日，毛泽东强调防奸工作的正确路线是：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并指示停止“抢救失足者运动”。8月15日，中共中央通过《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重申审查干部必须坚持“首长负责”等九条方针。10月9日，毛泽东又指示要坚持“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原则。经过许多努力，审干工作中的错误得到制止。
12月22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主要讨论反特务斗争问题，认为“抢救运动”应予否定。此后，开始甄别工作。1944年春，中共中央领导有关部门开始对错案进行甄别平反，并对受到冤屈的人员赔礼道歉。毛泽东主动承担责任，多次在公开场合赔礼道歉。5月24日，毛泽东在延安大学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说：“‘抢救运动’那时候，空气紧张得很，‘抢救’了好些人，许多是搞错了的，非则非，今天要行脱帽礼，脱去给人戴错的帽子。”(9)同月，毛泽东在对即将赴前线的中共中央党校学员的讲话中，又向在“抢救运动”中受到伤害的同志敬礼赔不是。
“抢救运动”的教训是深刻的。它证明：审干肃反工作，必须实事求是地从具体情况出发，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准确地判断敌情，要重证据，不轻信口供，严禁逼、供、信，实行区别对待的政策。而这一切，又必须在严格的法制基础上，按法律程序加以审慎的处理，并且，必须进行深入细致的工作，绝不能搞突击式的群众运动。1944年10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党校的报告中指出：“‘抢救运动’的基本错误是缺乏调查研究和缺乏分别对待这两点。”(10)————————————————————(1)〔美〕威尔纳：《日本大陆战略危机》，《解放日报》，1945年7月18日。
(2)“曲线救国”，是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内一些顽固派分子为降日反共而制造的一种叛国谬论。他们指使或支持一部分国民党官兵投降日军，变成伪军，和日军一起进攻抗日根据地，并将这种叛国投敌行为诡称为“曲线救国”。
(3)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1941年11月6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9页。
(4)《解放日报》，1941年11月21日。
(5)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39年12月），《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36页。
(6) 毛泽东：《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1941年9月10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374页。
(7)当时题为《整顿学风党风文风》，出版《毛泽东选集》第3卷时，改为《整顿党的作风》。
(8)《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78页。
(9)《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55–156页。
(10)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