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一、战略相持阶段的到来日本对华策略的调整1938年10月，日本侵略军占领广州、武汉以后，中国抗日战争逐渐转入战略相持阶段。
经过近16个月的战略进攻，日军已推进到包头、风陵渡、开封、信阳、合肥、岳阳、芜湖、杭州一线，并占领和控制了珠江口、长江下游沿岸，以及华北、华中主要铁路沿线等经济较发达地区。但是，由于中国人民坚持团结抗战，粉碎了日本侵略者速战速决灭亡中国的计划，大量地消耗了日本的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使其人力、物力、财力不足的弱点逐渐暴露。到1938年底，日本陆军在中国战场上的兵力已达到24个师团，在中国东北有关东军8个师团，国内只留有1个师团。到这时，日军在战争中的伤亡已达44.7万多人。
随着战局的扩大，战线的延长，日军兵力更加分散，士气已渐低落。沉重的战争消耗和军事工业的畸形发展，使日本的财政经济日益陷入困境。在日军占领的地区内，侵略者及其培植的汉奸政权只能控制一些大中城市和主要交通线附近地区，广大农村则控制在以八路军、新四军为主的中国军队手中。敌后游击战争的发展和抗日根据地的扩大，消耗和牵制着日本大量兵力，形成独立的广大的敌后抗日战场，对日军构成日益严重的威胁。正面战场上，中国军队在武汉周围的南昌、襄（阳）东、湘北、枣（阳）宜（昌）地区，广西南宁地区，山西中条山地区和绥远西部等地，继续对日军进行防御性作战，牵制和消耗敌人，从而出现了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在战略上互相支援、互相配合持久抗战的局面。同时，国际局势急剧变化，使日本既要准备对苏作战，又要同英、美等国争霸太平洋地区，它能用于中国战场的力量已接近极限，因而，不得不停止对中国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抗日战争开始出现战略相持的局面。
面对战争转向长期化的形势，日本侵略者在继续坚持灭亡中国的总方针下，对其侵华的战略和策略进行了一些调整。在军事上，日军基本上停止对正面战场的战略性进攻，采取以保守占领区为主的方针，逐渐将其注意力集中于打击和消灭八路军、新四军。在政治上，把以军事进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的方针，转变为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企图诱使国民党政府妥协投降。
1938年11月3日，日本政府发表第二次“近卫声明”，改变了同年1月第一次“近卫声明”关于日本不以中国国民政府为谈判对手的方针。12月6日，日本陆军省制定的《对华处理方略》规定，占领武汉、广州以后，“应以恢复治安为根本”，“消灭残存抗日势力的工作，虽仍应继续进行，但主要应以武力为背景，结合运用谋略、政略”(1)。12月，日本设立“兴亚院”，由首相兼任总裁，统一筹划对华政治、经济、文化侵略事务。
在政治方面，日本侵略者为实行其所谓“以华制华”的方针，在占领区内扶植和强化傀儡政权，建立“新民会”等汉奸组织；在察南、晋北等地建立地区性的傀儡政权。日本收买的汉奸头目多半是北洋军阀时代的旧官僚，这些依仗侵略者刺刀维持的汉奸政权，在中国人民中没有多大欺骗作用。因此，日本侵略者攻占广州、武汉以后，又策划建立新的统一的傀儡政权。
在经济方面，日本侵略者为弥补其兵力和资源的不足，加紧贯彻“以战养战”的方针，大肆劫掠占领地区的资财，发行货币，统制金融，掠夺工矿资源和农副产品，建立所谓“长期自给体制”。1938年4月成立的“华北开发株式会社”和“华中振兴株式会社”，是两个对中国沦陷区进行经济掠夺的重要机构。日本为了解决全面侵华战争所需要的庞大的人力资源，大肆掳掠中国青壮年充当劳工。抗战期间，日本以欺骗、掳掠等手段，强制役使中国劳工达上千万人。
在思想文化方面，日本侵略者在占领区内强制推行奴化教育，宣传所谓“新民”思想和“日中亲善”、“共存共荣”等等，以麻痹中国人民的抗日意志。日本侵略者还加紧对中国的文化掠夺。日军所到之处，大批文物被抢掠，许多著名的古迹和文化设施被毁坏。
日本对国民党政府进行分化、诱降的一个重大步骤，是策动以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公开投降。汪精卫是国民党副总裁、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国民参政会议长。1938年夏秋，汪精卫集团的代表同日方代表秘密磋商妥协停战条件。11月3日，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声明，如果国民政府“更换人事组织”，参加“新秩序建设”，日方“并不予以拒绝”。所谓“更换人事组织”，实际上是暗示汪精卫：日方坚持“扶汪排蒋”的方针。11月20日，汪精卫集团的代表高宗武、梅思平同日本军方代表影佐祯昭、今井武夫在上海秘密签订《日华协议记录》等投降卖国文件。按照预定计划，12月18日，汪精卫等由重庆乘飞机至昆明，次日又转飞越南河内。追随其先后叛逃的还有周佛海、陈公博、陶希圣等人。12月22日，近卫再次发表声明，提出“同新生的中国调整关系的总方针”。其具体内容有：中国政府承认“满洲国”；签订日华“防共”协定，承认内蒙古地方为特殊“防共”地区，日本有驻兵权；日本人在中国有居住、营业的自由，中国在华北和内蒙古地区应积极地向日本提供资源开发的便利；如满足上述要求，日本可以不要中国军费赔偿，可以撤销领事裁判权和归还租界。12月29日，汪精卫以致国民党中央党部蒋总裁暨中央执监委员电（即“艳电”）的方式，响应近卫声明，主张国民政府以“善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提携”三原则为根据，“与日本政府交换诚意，以期恢复和平”；要中国共产党“彻底抛弃其组织及宣传，并取消其边区政府及军队之特殊组织”。汪精卫集团降日反共、甘当汉奸卖国贼的反动面目暴露无遗。
美、英等国对华政策的变化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前后，正是国际局势发生急剧变动的时期。在欧洲，英、法对德、意法西斯的侵略活动，采取纵容妥协的绥靖主义政策，并于1938年9月背着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在慕尼黑签订将苏台德地区割让给德国的协议，实际上是将整个捷克斯洛伐克出卖给德国。11月，英国正式承认意大利吞并阿比西尼亚（今埃塞俄比亚）。在远东，对日本侵略中国的活动也同样笼罩着绥靖主义的阴云，因此中国报刊舆论提醒人们警惕国际绥靖主义分子搞“远东慕尼黑阴谋”。
日本加紧对中国的侵略，并在第二次近卫声明中提出“建设东亚新秩序”，使它同英、法、美等国的矛盾加剧。英、美等国为保持和维护它们在中国和远东的殖民利益，一方面逐步加大对华援助的力度，使中国有可能对日本进行消耗战，借以削弱日本的实力；另一方面对日本采取浓厚绥靖主义色彩的妥协政策，避免同日本直接冲突，竭力缓和同日本的矛盾。
美国在东亚和太平洋地区有着重要利益，日本扩大对中国的侵略，事实上损害着美国的在华利益。对此，美国政府曾多次发表声明表示不满。1938年底和1939年1月初，美、英、法三国分别向日本递交了不承认“东亚新秩序”的照会。1938年12月，美国政府首次宣布向中国提供2500万美元借款，中国以桐油偿还。美国开始援助中国抗战，对中国军民的士气具有很大的鼓舞作用。1939年3月，日本在占领中国海南岛之后，提出了对南太平洋的主权要求。4月，日本宣布统辖中国南海诸岛，把侵略矛头直接指向美、英在太平洋的属地。日本南下的狂妄野心，促使美国对日本采取一定的遏制政策，对中国抗战采取进一步支持的态度。1939年7月，美国宣布废除1911年签订的《美日友好通商航海条约》，11月宣布修改中立法，取消对交战国约束性的武器禁运。1940年3月，美国宣布不承认汪伪政权。4月，美国向中国政府提供2000万美元的借款。但美国在帮助中国抗日的同时，仍然不愿中断对日贸易，一直卖给日本大量钢铁、石油、机器设备等战略物资。1939年11月，美国驻日大使格鲁同日本外相签订临时通商协定，继续保持贸易关系，尽量缓和两国之间的矛盾。直到1940年9月27日德、意、日三国签订军事同盟条约，其攻击矛头直指美国，美国的远东政策才发生较大变化。
10月，美国为中国提供2500万美元的钨砂借款。11月，美国总统罗斯福重申不承认汪伪政权并正式宣布将向中国贷款1亿美元。1941年3月，美国国会通过旨在授权总统向反对法西斯侵略的国家提供军事援助的“租借法案”。随后，罗斯福表示将无条件援助英国、希腊、中国等国家。4月，罗斯福签署命令，批准美国军人可以辞职加入陈纳德组建的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飞虎队），以帮助中国与日本空军作战。4月和5月，罗斯福两度批准向中国提供价值9000余万美元的军用器材和武器弹药。7月，罗斯福还批准向中国空军提供装备和人员。10月，美国向中国派出军事代表团，美国军队开始介入中国抗战。在美国加紧援助中国的同时，从1941年4月开始的美日谈判于11月26日完全破裂。这样，美、日两国最终走到了战争的边缘。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中国正式对日本宣战。从此，中美关系进入全面合作的新阶段，美国成为中国抗战的坚定盟友。
中国政府一直力争英国援华抗战。1939年2月日军占领海南岛后，中国再次呼吁英国对日采取行动。1939年3月至8月，英国向中国提供500万英镑的借款和300多万英镑的信用贷款。但是，英国慑于日本的威势，继续以牺牲中国的权益向日本妥协。1939年7月，英国驻日大使克莱琪同日本外相有田八郎缔结协定：英国政府承认日军在中国的战争行动，对“凡有妨害日军达到上述目的之行动，英政府均无意加以赞助”。这样，英国实际上默认了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中国方面曾对此发表抗议声明。9月，德国在欧洲燃起战争大火，英、法对德国开战。1940年6月法国战败投降，法国政府准许日本使用越南机场，并禁止中国使用滇越铁路。英国为了应付德国在西欧的进攻，在远东继续对日本作出妥协和让步。1940年7月，英国顺应日本的要求，封锁中国当时最重要的国际交通线——滇缅公路三个月，同时还中断了通过香港的对华物资运输渠道。这一行动再次对中国抗战事业造成严重损害，引起中国政府的强烈抗议。1940年9月后，美国根据国际局势特别是远东局势的进一步变化，加大了对中国抗战的援助程度。在美国的带动下，英国也于1941年向中国提供1000万英镑的借款和贷款。
1940年9月德、意、日在柏林签署军事同盟条约，标志着德、意对日本侵华战争的公开支持。中国政府对此提出了强烈抗议。11月，德国方面表示愿意再次出面调停中日冲突，被中国方面明确拒绝。
1941年7月1日德国宣布正式承认南京汪伪政权。中德关系急剧恶化并最终中断。7月2日，中国政府宣布对德绝交。此后，中德贸易也完全中断。
为了缓和对日关系，避免在遭德军进攻时东西两面受敌，一贯支持中国抗战的苏联于1941年4月13日与日本订立《苏日中立条约》。条约特别宣称：“苏联须尊重满洲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这是对中国主权的侵害。中国政府声明，此条约对中国绝对无效。
国民党的反共妥协倾向和共产党的抗战团结进步方针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亲英、美派集团，表现出很大的妥协倒退倾向。由于日本的诱降和英、美对日本的侵略采取绥靖主义政策，也由于国民党对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的发展壮大的畏惧，蒋介石集团的反共倾向明显增长。1939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虽然仍声言要“坚持抗战到底”，但却把对付共产党问题作为重要议题，制定了“溶共”、“防共”和“限共”的方针。蒋介石在会上说：“对中共是要斗争的，不好怕它。”对中共“应采取不打它，但也不迁就它，现在对它要严正——管束——教训——保育——现在要溶共——不要容共。它如能取消共产主义我们就容纳它。”这次全会的决议表明，国民党统治集团的主要注意力已逐步由对外转向对内，对抗日的态度日趋消极，而对人民抗日运动的限制则日益加强。其后，国民党成立反共的“特别委员会”，陆续制定和秘密颁发《防制异党活动办法》、《共党问题处置办法》、《沦陷区防范共党活动办法》等一系列反共文件，由国民党党政军各系统转发饬令各地“加紧努力，切实执行”。国民党在其统治区内，大肆进行反共宣传，加强“中统”、“军统”等特务机构的活动，在一些地区设立集中营，囚禁和杀害共产党员、爱国人士和进步青年。
1938年冬，国民党军队在敌后成立鲁苏和冀察两个战区司令部，增派一些部队和游击武装到敌后，名为抗日，实际上经常在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周围制造磨擦事件，袭击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力量。在陕甘宁边区，从1938年12月到1939年10月，国民党军队先后制造磨擦事件150多起。在华北，山东国民党军秦启荣部于1939年4月在博山袭击八路军部队，捕杀团以下干部战士200余人。1939年6月至12月，八路军山东纵队遭到国民党军队90多次进攻，被杀1350人，被扣812人。1939年6月11日，国民党军河北省保安司令张荫梧部袭击冀中根据地深县八路军后方机关，捕杀干部、战士400多人。在华中，1939年6月12日，国民党军杨森部包围新四军设在湖南平江的通讯处，杀害新四军参议涂正坤、八路军少校副官罗梓铭等六人，掠走枪支财物。9月，国民党军湖北省保安司令程汝怀部在鄂东新集围攻新四军后方机关，残杀共产党员和群众200余人。11月11日，国民党河南确山县县长率军警特务袭击确山县竹沟镇新四军第八团留守处，残杀医院伤病员、军属和当地群众200多人。全国团结抗战的局面出现新的危机。
相持阶段到来后，国民党当局虽然逐步失去抗战初期的抗日积极性，但还在继续抗战。1939年2月，日军经过周密准备一举攻占海南岛后，于3月发动攻占南昌和截断浙赣路的作战；5月，发动襄（阳）东作战（随枣战役）；9月，发动湘赣作战（第一次长沙战役）和攻取南宁的作战（桂南战役）。日本在军事战略方面的目标，主要是切断中国华南沿海补给线路和巩固武汉外围据点，以进一步向蒋介石集团施加压力。南昌战役开始，国民政府统帅部调集部队，企图固守南昌，没有成功，南昌迅速落入日军手中；后组织反攻，欲夺回南昌，再次受挫。随（县）枣（阳）战役和第一次长沙战役，经过激烈战斗，击退日军的进攻，恢复原来的防线。在桂南战役的反击作战中，国民党军队取得昆仑关作战的重大胜利，但未能夺回南宁。1940年3月，傅作义指挥的绥西战役取得重大胜利。1939年至1940年，卫立煌指挥的第四集团军等在中条山西部多次粉碎日军的进攻，守住了中条山防线。1939年12月至1940年3月，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上发动冬季攻势，全国各战区几乎都参加了作战，参战兵力占全军一半以上。正面战场这次较大规模的攻势作战，给予日军以相当大的打击。在1940年5月开始的枣（阳）宜（昌）会战中，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将军在与日军的激战中，率部冲杀，身负重伤，最后壮烈殉国。
国民党蒋介石集团虽然没有放弃抗战，但同时却开始暗中与日本军方进行“和平”谈判。进入1940年后，日本加紧策划建立以汪精卫为首的伪中央政权，并再次对重庆国民政府进行诱降，实施所谓“桐工作”计划。在日本军部的导演下，由汪精卫同华北、华中地区的汉奸傀儡的政权头目商谈，于1940年3月在南京拼凑成立伪中央政权，汪精卫自任行政院院长、代理政府主席，而把重庆国民政府的林森列为主席。这实际上是“虚位以待”蒋介石和重庆方面入伙。为迫使重庆国民政府妥协，日本军部于5月发动宜昌作战，并对重庆进行战略轰炸。6月，日军攻占宜昌，控制了入川门户。在上述政治诱降和武力进攻的背景下，日本军方代表同重庆政府代表秘密磋商停战条件。1940年3月上旬和6月初，双方代表各三人先后在香港和澳门两次举行正式谈判。谈判中，重庆方面的代表虽然在承认“满洲国”、日本在中国驻兵以及“汪蒋合作”等问题上不接受日方意见，但表示希望沟通中日两国之间的理解，缩小距离，并同意停战后可考虑“缔结共同防共协定”。双方谈判虽未获实质性进展，但都不愿完全关闭和谈大门。双方商定由日本驻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坂垣征四郎同蒋介石在长沙举行会谈。后来由于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的签订和日本内阁的变动（东条英机出任陆相），日方态度更趋强硬；再加上国内外反日形势继续发展，特别是八路军在华北敌后战场展开百团大战造成巨大影响，蒋介石集团才中断了这次和谈。
中国共产党正确分析相持阶段到来后国际国内的复杂形势，提出了坚持团结抗战，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方针。鉴于1939年后国民党动摇妥协和反共倾向的加强，中共中央指出：中国抗战出现了中途妥协和内部分裂两大危险，但由于中日民族矛盾仍然是主要矛盾，所以同时存在着团结抗战和分裂投降两种可能。党的任务是要清醒地认识时局的严重性，从思想上、组织上有所准备，准备舆论，准备群众，随时应付可能发生的突然事变；同时要竭尽一切可能，团结一切抗日力量，进行坚决的斗争，维护团结抗战的局面，争取时局的好转。1939年7月7日，中共中央为纪念全国抗战两周年发表对时局宣言，明确提出：“坚持抗战到底，反对中途妥协”；“巩固国内团结，反对内部分裂”；“力求全国进步，反对向后倒退”。党坚持抗战、团结、进步三大方针，领导根据地军民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坚决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军事进攻；开展强有力的反投降斗争，声讨汪精卫集团的卖国投敌行径。同时，针对蒋介石集团既动摇妥协又不敢公开放弃抗日，既积极反共又不敢彻底破裂国共合作的两面态度，共产党采取革命的两面政策，即一方面坚持团结合作，帮助和推动国民党进步，使局势向好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对其妥协动摇和倒行逆施进行坚决的斗争，以斗争求团结。对于国民党军队向根据地的进攻，共产党及人民军队依据“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站在严正自卫的立场上予以反击，决不轻言让步。中共中央认为，只有进行坚定而恰当的斗争，才能维护抗日统一战线，争取时局的好转。
二、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广泛开展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部署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战争普遍展开，抗日民主根据地不断巩固和扩大，这就在战略上造成对日、伪重点占领的城市和交通线的反包围态势，形成犬牙交错的战争形态。从抗战的全局来看，就构成了与正面战场相对应，在战略上互相支持、互相配合、互相策应的，独立的广大的敌后战场。敌后游击战争成为中国抗日战争的基本形态。
日本侵略者为了恢复和确保占领地区的治安，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作为日、伪军进攻的主要对象。它们对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实行严密的封锁，切断它同外界的经济联系，同时加强军事进攻。日军进攻的重点是华北。日军在华北制定“治安肃正计划”，实行以铁路为链、公路为环、据点为锁的“囚笼政策”，封锁、分割、蚕食根据地，不时地集中兵力对根据地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的疯狂“扫荡”。从1938年11月到1940年底，仅华北地区日军出动千人以上的大规模“扫荡”就有109次，使用兵力总计50万人以上。因此，“扫荡”和反“扫荡”是敌后根据地敌我斗争的中心内容，反“扫荡”成为抗日游击战争的主要作战形式。
抗日游击战争和抗日民主根据地是互为依存的。没有游击战争，根据地无法存在和发展，但没有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游击战争就不能长期坚持。为了坚持敌后持久抗战，发展和巩固抗日根据地，中共中央军委根据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决定的“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部署和华北、华中敌后的新形势，决定：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主力挺进山东，第一二〇师主力进入冀中，第一二九师主力进入冀南、冀鲁豫等平原地区，帮助和配合地方党组织，放手发动群众，广泛深入地开展群众性游击战争，大力发展人民抗日力量，扩大和巩固抗日民主根据地。1939年4月2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发展华中武装力量的指示》，认为华中在战略上是联系华北和华南的枢纽，这里的游击战争和群众武装力量有广阔的发展余地，对于整个抗战前途关系甚大。为了提高部队的素质，更好地担负起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任务，八路军总部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于1939年2月、6月和1940年1月，接连发出整军训令，分批对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进行整训。各部队倾注极大的精力，利用战斗间隙，采取多种方法提高干部战士的军事、政治和文化水平。经过整军，提高了部队的素质，增强了作战能力，加强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新四军部队也得到了很大发展。1940年2月10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规定八路军、新四军的战略任务是：粉碎敌人的“扫荡”，坚持游击战争，打退投降派和顽固派的进攻，将华北、华中连接起来，建设民主的抗日根据地，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时局好转。
巩固华北抗日根据地
根据中共中央“巩固华北”战略部署，华北各根据地军民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加强根据地建设，巩固和扩大抗日民主阵地。1940年4月，中共中央北方局在山西黎城召开太行、太岳、冀南地区的高级干部会议（即黎城会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领导人杨尚昆、彭德怀、李大章，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政委、太行军政委员会书记邓小平等参加会议。北方局书记杨尚昆主持会议并作政治报告。邓小平就成立冀南、太行、太岳行政联合办事处和财政问题、建军问题发表讲话。会议根据中央的指示，结合华北的实际，总结抗战两年多以来的工作，讨论形势、任务和策略等问题，提出了巩固与扩大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建党、建军、建政”三大任务。会议要求各地做好反“扫荡”的准备工作，为发展和巩固抗日民主根据地而努力奋斗。
在晋察冀根据地，日本侵略者实施“治安肃正计划”，于1938年11月和12月连续两次围攻冀中区，占领大部分县城，并深入根据地寻找人民抗日武装主力决战。为了进一步发展冀中平原的游击战争，巩固抗日民主政权，贺龙、关向应奉中央军委命令，率领八路军第一二〇师主力，于1938年12月下旬由晋西北开赴冀中，执行巩固冀中、帮助八路军第三纵队和扩大自己的三大任务。1939年2月，第一二〇师和冀中区领导机关共同组成以贺龙为书记的军政委员会，统一领导冀中区的各项工作。同时，建立以贺龙、吕正操为正副总指挥，关向应为政治委员的冀中总指挥部。为了破坏日军机械化部队的活动条件，冀中军民拆城墙，毁公路，在宽阔平原上挖了大量道沟。在连续粉碎敌人第三、第四、第五次围攻之后，冀中总指挥部于4月下旬集中七个多团的兵力，在河间县齐会村一带，歼灭日军700余人，取得平原地区歼灭战的重大胜利。在斗争中，第一二〇师由初到冀中时的6300多人发展到2.1万人，胜利地完成在冀中的任务。9月下旬，由冀中返回晋西北途中的第一二〇师主力，在晋察冀部队的配合下，利用山区有利地形和群众条件，在灵寿县陈庄地区以伏击战歼灭日、伪军1000余人。
10月25日至12月8日，日军纠集2万余兵力，向晋察冀的北岳区进行冬季大“扫荡”。11月初，晋察冀部队在第一二〇师部队的配合下，在河北省涞源县雁宿崖、黄土岭成功地进行伏击围歼战，两战共歼敌1500余人，打死日本独立混成第二旅团旅团长阿部规秀中将。这是中国抗战史上八路军击毙的日军最高级别的指挥官。11月中旬，日军采取分路合击战术直插抗日根据地腹地。八路军沉着应敌，经过43天大小108次战斗，毙伤敌军3600余人，胜利地粉碎了敌军的“扫荡”。
在这次反“扫荡”作战中，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加拿大共产党员诺尔曼·白求恩医生，在抢救八路军伤员时感染中毒，不幸于1939年11月12日在河北唐县病逝，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白求恩受加拿大和美国共产党的派遣，率一支医疗队于1938年初来中国，3月底到达延安，不久赴晋察冀边区。他以精湛的医术，抢救了无数生命垂危的伤员，培养了大批医疗卫生骨干。他逝世后，中共中央发出唁电，毛泽东写了《纪念白求恩》的文章，高度颂扬他的国际主义和共产主义精神。
1939年2月，以八路军第四纵队为基础，在平西抗日根据地组成冀热察挺进军，萧克任司令员，统一指挥平西、平北、冀东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到1940年底，晋察冀根据地已发展到同蒲铁路以东，正太、石德铁路以北，长城以南的广大地区，成为拥有1500余万人口的华北最大的抗日根据地。
晋冀豫根据地是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机关所在地。1938年12月下旬，刘伯承、邓小平率第一二九师师部、第三八六旅和先遣支队进到平汉路以东冀南平原地区。1939年1月，日、伪军3万余人分十一路对冀南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八路军依靠广大群众，破坏铁路、公路交通，利用道沟，在广阔的平原上展开游击战争。部队分散到各处袭扰敌人，摸清日军行动规律，再集中优势兵力，出敌不意地伏击围歼来敌。1月至3月，八路军共进行较大的战斗100余次，毙伤日、伪军3000余人。7月初，日军驻太原第一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指挥5万余人，从同蒲、正太、平汉、道清各铁路线先后出动，向晋冀豫根据地进行“扫荡”。这时第一二九师主力已从冀南返回太行山区。在八路军总部统一指挥下，各部进行艰苦的反“扫荡”作战。到8月底，共进行大小战斗70余次，歼灭日、伪军2000余人。1939年年底，第一二九师又主动发起邯（郸）长（治）战役，毙伤日、伪军700余人，收复黎城、涉县两县城，攻占一部分敌据点，打破敌人的分割企图，使太南、太北两区又连成一片。1940年4月黎城会议后，第一二九师再次进行整编。从6月开始调整军区、军分区。8月，成立由杨秀峰任主任的冀南、太行、太岳行政联合办事处，发布施政纲领，开展政权建设和经济建设工作。至此，晋冀豫根据地发展到北接晋察冀边区，东北至津浦路，西至同蒲路，南至黄河的广大地区。
在冀鲁豫根据地，1939年2月，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第三四四旅代旅长杨得志等率部分兵力，从晋东南进到濮阳、内黄、滑县一带，随即和地方武装合编为冀鲁豫支队，开展游击战争。到年底，部队扩大到7000余人。1940年4月，黄克诚率八路军第二纵队主力由太行山区东进到冀鲁豫边区，同冀鲁豫支队会师合编，成立冀鲁豫军区，黄克诚兼任司令员，崔田民任政治委员。同时，成立鲁西军区，萧华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杨勇任副司令员。到1940年底，冀鲁豫根据地向南发展到陇海路，西面、北面接连晋冀豫根据地，东面与山东根据地相邻。1941年1月，冀鲁豫边区行政主任公署成立，晁哲甫为主任，崔田民、贾心斋为副主任。
晋西北根据地对于陕甘宁边区，既是屏障，又是通往华北各根据地的交通要道。八路军第一二〇师干部战士同广大汉、蒙、回等各族人民团结战斗，多次粉碎日、伪军的“扫荡”。1940年2月，第一二〇师主力从北岳区返回晋西北，成立以贺龙为书记的晋西北军政委员会。同时，成立续范亭为主任的晋西北行政公署和以林枫为书记的晋西区党委，全面加强对这个地区的领导，开展根据地建设和对敌斗争。大青山游击支队团结蒙、汉各族人民，在战胜日、伪、顽军的夹击中巩固和发展起来。8月，晋绥游击区行政公署驻绥办事处成立，下设三个专员公署和绥东游击区。这一年，晋西北军民三次粉碎日、伪军发动的万人以上的大“扫荡”，胜利地保卫了根据地。11月7日，晋西北军区成立，贺龙兼任司令员，关向应兼任政治委员，统一领导大青山以南，汾离公路以北，东至同蒲路，西至黄河边的广大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
山东根据地是联结华北和华中的纽带，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为加强山东的工作，1939年3月，陈光、罗荣桓奉命率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师部及第三四三旅第六八六团，由晋西到达鲁西地区。首战樊坝，全歼伪军一个团800余人。5月，在泰（安）肥（城）地区的陆房战斗中，第一一五师领导机关胜利突围，粉碎了日军的合围“扫荡”。1940年春，第六八六团等部攻占鲁南山区的费县白彦镇，消灭反动民团1000余人。并粉碎日、伪军的三次进攻，毙伤敌800余人。此后，他们同山东纵队协同作战，多次粉碎日、伪军的“扫荡”及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到1940年底，第一一五师、山东纵队和地方武装扩大到13万余人，建立和发展了冀鲁边、湖西、鲁西、鲁中、胶东、清河等抗日根据地，并使山东根据地同华中根据地连接起来。
百团大战
1940年夏，日本乘德国军队在欧洲迅速推进，英、美无力东顾的机会，一面加紧诱迫国民党政府投降，一面加强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肃正”讨伐，企图彻底摧毁抗日根据地，除去其南进的后顾之忧。为了粉碎日军的图谋，打破其“囚笼政策”，克服国民党政府对日妥协投降的危险，华北八路军（不含山东）所属部队乘青纱帐和雨季，对日军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进攻作战。随着战役的展开，八路军参战部队达到105个团约20余万人，故称“百团大战”。这次战役的主要意图是破袭日军在华北的交通线。早在1940年春，彭德怀、左权、刘伯承、邓小平和聂荣臻等就共同讨论确定了破击正太路的计划。7月22日，八路军总部向晋察冀军区和第一二〇、第一二九师下达《战役预备命令》，并报中共中央军委。命令简要地分析1940年夏季的中国抗战形势，明确提出发动此战役的目的是：“彻底破坏正太线若干要隘，消灭部分敌人，收复若干重要名胜关隘据点，较长期截断该线交通。”要求各部队对其他各重要铁路线，特别是平汉、同蒲等铁路“应同时组织有计划之总破袭，配合正太铁道战役之成功”。8月8日，八路军总部下达《战役行动命令》，对作战兵力作了具体部署，同时确定8月20日为战役发动时间。
百团大战经历了两个主动进攻阶段和一个反“扫荡”阶段。战役第一阶段（8月20日至9月10日）是交通总破袭战，破坏敌人在华北所占领的主要交通线，重点是正太铁路。8月20日夜，参战部队、游击队、民兵同时发起攻击，破击正太、同蒲、平汉、德石、平绥、北宁、津浦、白晋等铁路交通线，歼灭大量日、伪军。敌人猝不及防，仓皇应战，顾此失彼，损失惨重。八路军攻占许多据点和车站，破坏日军占据的华北重要燃料基地井陉煤矿，并截断正太铁路一个多月。第二阶段（9月20日至10月5日），继续袭击交通线两侧敌人和摧毁深入根据地内的敌据点，并发动涞（源）灵（丘）、榆（社）辽（县）等战役。在涞灵战役中，晋察冀军区主力部队攻占涞源县城外围三甲村、东团堡等重要据点10多处，歼敌1100余人。为策应涞灵战役，冀中军区主力发动任（丘）河（间）大（城）肃（宁）战役，歼灭日、伪军1400余人，攻克据点29处，破坏公路150余公里。第一二九师在榆辽战役中，连续攻占榆辽公路沿线据点多处，并攻下榆社县城，缴获大批武器，歼敌900余人。第一二〇师继续破击同蒲铁路北段，使该铁路线再次中断。第三阶段（10月6日至12月5日）是反“扫荡”作战。从10月6日起，日军调集重兵，对华北各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的报复性“扫荡”。10月19日，八路军总部下达命令，华北根据地军民转入反“扫荡”作战。第一二九师主力在山西新军的配合下，粉碎日军对太行和太岳根据地的“扫荡”。晋察冀军民先后击退日军对平西和北岳地区的“扫荡”。第一二〇师粉碎日军2万余人对晋西北的“扫荡”。百团大战共进行大小战斗1824次，毙伤日军20645人、伪军5155人，俘日军281人、伪军18407人，日军投降47人，伪军反正1845人；破坏铁路474公里，公路1500多公里，桥梁、隧洞和火车站260多处，摧毁大量敌堡和据点；缴获各种炮53门，各种枪5900余支和一批军用物资。
长期在抗战前线的彭德怀等将领直接指挥的百团大战，打出了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军民的声威。它使全国人民看到，八路军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不仅发展壮大起来，而且能够给敌人以强有力的打击。这次战役振奋了全国军民争取抗战胜利的信心，以事实驳斥了国民党顽固派对共产党、八路军“游而不击”的诬蔑。从战争全局看，百团大战具有积极的战略意义。它牵制了日军的兵力，推迟了日军“南进”的时间，并对支持正面战场作战，遏制妥协投降暗流，争取时局好转，起了积极的作用(2)。日军在遭受打击后，惊呼“对华北应有再认识”，并由华中抽调兵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实施“更大规模的报复作战”。
发展华中、华南抗日根据地为了贯彻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确定的“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原局，领导长江以北、陇海路以南广大地区的工作。1939年1月28日，刘少奇从延安到达河南确山竹沟镇，正式建立中共中央中原局领导机关，刘少奇任书记，郭述申、朱理治、彭雪枫、郑位三等为委员。为适应战争发展的新形势，中原局决定撤销原湖北、河南省委，成立豫鄂边、鄂豫皖、鄂中、鄂西北、豫西等区党委；规定沦陷区党的主要任务是建立、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放手发动群众、武装群众，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规定未沦陷地区党的任务是开展党的工作和群众工作，积蓄力量，支援敌后抗战。刘少奇特别强调建立和扩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力量和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的重要性；强调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要坚持独立自主原则，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孤立反共顽固派。中原局的成立，对华中敌后抗战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1939年2月，周恩来受中共中央委托，到达皖南新四军军部。根据敌占东南地区的情况，他提出新四军发展华中的三条原则：（1）哪个地方空虚，就向哪个地方发展；（2）哪个地方危险，就到哪个地方去创造新的活动地区；（3）哪个地方只有敌人伪军，友党友军较不注意没有去活动，就向哪里发展。他还同新四军领导人商定今后的活动方针是：向北发展，向东作战，巩固现在阵地。周恩来的皖南之行，对促进新四军迅速贯彻中共中央的战略部署，出师东进，巩固和扩大华中根据地，起了积极的作用。
遵照中共中央和中原局的指示，新四军各部队冲破国民党的限制，进一步向敌后挺进，发展抗日武装，扩大抗日阵地，在华中敌后战场同日军展开了英勇的斗争。
进入江南敌后的新四军第一、第二支队贯彻“向北发展，向东作战，巩固现在阵地”的方针，在巩固苏南茅山根据地的同时，积极实行东进北上。1939年2月，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二团（欠一个营）在丹阳游击纵队配合下向北挺进扬中，歼灭伪军一个团的大部，控制了扬中和大桥一带沿江地区；同时，主动与驻泰州的国民党地方实力派、鲁苏皖边游击军总指挥李明扬、副总指挥李长江（简称“二李”）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关系。5月，新四军又以第六团东进，改称江南人民抗日义勇军（简称“江抗”）第二路，活跃在无锡、苏州一带。6月24日，“江抗”第二路夜袭苏州西北的浒墅关车站，烧毁车站，炸毁铁轨，全歼日军55人、伪军一个中队，迫使京沪铁路运输中断三天。7月23日，“江抗”一部挺进上海近郊，夜袭虹桥机场，震动整个上海市。11月，第一、第二支队领导机关合并，成立以陈毅、粟裕为正副指挥的江南指挥部，并派主力一部组成新四军挺进纵队和苏皖支队渡江北上，执行开辟苏北的任务。留下的部队后来由谭震林率领坚持苏南的战斗。1939年，留在皖南的新四军军部直属部队及第三支队，在铜陵、繁昌和泾县地区对日作战200余次，保卫了皖南抗日根据地。
为了加强对江北新四军部队的指导，新四军参谋长张云逸于1938年11月率军部特务营由皖南到达皖中无为地区，将庐江、无为地区党组织领导的游击队统一整编为新四军江北游击队，担负皖中抗战的任务。1939年5月，新四军军长叶挺由皖南北上，在皖中庐江东汤池宣布成立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张云逸、徐海东分别担任正副指挥。接着，新四军第四支队进行改编，由徐海东兼任司令员，郑位三任政治委员。第五支队以原第四支队第八团为基础扩编而成，罗炳辉任司令员，郭述申任政治委员。整编后的第四、第五支队，按照东进部署，分别开赴津浦路两侧发动群众，开辟了淮南以定远县藕塘为中心的津浦路西和以来安县半塔集为中心的津浦路东根据地，即皖东抗日根据地。
1938年9月30日，彭雪枫率领新四军游击支队370余人，从竹沟出发挺进豫东。10月11日在西华县杜岗同吴芝圃、萧望东率领的两支游击队会合，编成三个大队，共1000余人。10月下旬，部队东渡黄泛区向豫东敌后挺进，在开辟豫皖苏抗日根据地的战斗中不断壮大。到1939年11月，已发展到1.2万余人，改称新四军第六支队，彭雪枫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另一支在竹沟组建的李先念领导的新四军独立游击大队，于1939年1月挺进鄂中。4月，与信阳挺进队一部合编为新四军鄂中游击支队。5月，游击支队与湖北省抗日游击大队应山县抗敌自卫团一部合编为新四军挺进团。6月上旬，陈少敏率信阳挺进队一部及竹沟来的干部50余人编入挺进团。6月中旬，根据中原局的指示，豫南及鄂中的武装统一整编为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李先念任司令员，陈少敏兼政治委员。11月，新的中共豫鄂边区委员会成立，边区各武装力量统一整编为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李先念任司令员，朱理治任政治委员。这支部队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创立了以白兆山、大悟山为中心的豫鄂（也称鄂豫）边抗日根据地。1940年6月，为配合正面战场，牵制敌人，部队主力向西作战略展开，一举攻占京山县坪坝，并三次击退日军反扑，保住了白兆山的南面门户。
1939年3月，刘少奇回延安。9月，偕同徐海东率一批干部回到竹沟镇。11月，率中原局机关经豫皖苏边区抵达皖东藕塘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同年12月至1940年2月，中原局连续召开三次会议，深入讨论发展华中的战略方向、根据地建设和统一战线等问题。中原局认为，苏北已是敌后，地靠山东，可同八路军相互策应，开辟这个地区，可以使华中同华北连接起来。苏北虽有国民党江苏省主席兼鲁苏战区副总司令韩德勤等部，但他们消极抗日，排斥和迫害抗日力量，鱼肉乡里，为人民所痛恨。为此，中原局建议中央派一部分八路军南下，协同北上的江南新四军，支援江北新四军，大力发展苏北游击战争。
1940年1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对新四军发展方针的指示，要求新四军大江南北部队应在现地区力求发展，江南陈毅处应努力向苏北发展。5月4日，中共中央再次要求东南局，要敢于冲破国民党顽固派的限制，放手发动群众，向一切敌人占领区域发展，独立自主地扩大军队，建立抗日政权。6月，苏南新四军击退国民党军队的阻拦，积极部署渡江北上，执行建立苏北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任务。6月底，驻泰州的国民党军李明扬、李长江部受韩德勤唆使，攻击郭村一带的新四军挺进纵队。新四军奋起自卫，迫使“二李”退守泰州城。为打开苏北抗战局面，扩大统一战线，新四军江南指挥部确定继续实行“联李，击敌，孤韩”的策略方针。7月3日，陈毅到达郭村向部队阐明这一方针，同时派人与“二李”联系，重申团结抗日主张，让出郭村，释放俘虏，归还枪支。“二李”表示感谢，并同意恢复原已初步建立的合作关系。7月中旬，江南指挥部改称苏北指挥部，下辖三个纵队九个团，共7000余人。该部随后东进到泰兴、靖江、如皋一带，建立以黄桥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这支部队分兵发动群众，积极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争取了苏北著名耆绅韩国钧为代表的地方爱国人士同共产党合作。
为了配合开辟苏北，发展华中抗日根据地，1940年5月，黄克诚奉命率八路军第二纵队第三四四旅和新编第二旅共1.2万余人，由冀鲁豫南下，6月下旬在皖北涡阳县新兴集与彭雪枫率领的新四军第六支队会合。七八月间，八路军第二纵队和新四军第六支队，以及1939年5月南下创建皖东北根据地的八路军第一一五师苏鲁豫支队、10月进入皖东北根据地的原山东纵队陇海南进支队等部，合编为八路军第四和第五两个纵队。第四纵队由彭雪枫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留豫皖苏地区执行向西防御的任务；第五纵队由黄克诚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执行配合已经渡过长江北上的陈毅、粟裕所部东进淮海开辟苏北的任务。10月10日，由黄克诚率领的八路军在东台白驹镇与苏北新四军会师。
1940年11月，为统一对华中八路军和新四军的领导，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成立华中总指挥部，叶挺任总指挥，刘少奇任政治委员，陈毅任副总指挥（叶挺抵达苏北前由陈毅代理总指挥）。到1940年底，新四军在两年多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中，展开于南京、上海、武汉、徐州、开封外围，直接威胁敌人的统治中心地区；共对日、伪军作战2700次，毙伤俘敌5.5万人，缴获大批武器、装备；在华中建立了皖东、豫皖苏、皖东北、苏北等抗日民主根据地，扩大了苏南、皖中根据地，沟通了华北与华中抗日根据地的联系，新四军主力部队发展到近9万人，地方武装和不脱产的地方武装数十万人。
在华南，广州失陷后，国民党军队溃逃，日军占领广九铁路两侧十多座县城。中共广东地方组织领导成立惠（阳）宝（安）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和东（莞）宝（安）惠（阳）边人民抗日游击大队，积极开展游击战争。1940年9月，这两支游击队改称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三、第五大队，战斗在广九路两侧和大岭山、阳台山区，创建了东江抗日游击根据地。此后，游击队发展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曾生任司令员，尹林平任政治委员。广州市郊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二支队也在斗争中发展起来。中共地方组织还在粤中、雷州半岛、潮汕等地区组织和发展起抗日游击武装。1938年12月初，长期战斗在海南岛的琼崖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广东省民众抗日自卫团第十四区独立队。独立队在冯白驹等领导下，团结汉、黎、苗各族人民，坚持抗日游击战争。到1940年底，部队发展到2500人。以后部队改称广东省琼崖抗日游击队独立纵队（简称琼崖纵队），冯白驹任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共产党领导的这些华南抗日游击队，创建和发展了琼崖、东江和珠江等抗日游击根据地，一次又一次地粉碎日、伪军的“清乡”和“扫荡”，打退国民党顽固派的多次进攻，壮大了自己。他们的斗争，得到当地人民和海外爱国侨胞的积极支持。
香港和澳门是抗战时期中国获取海外援助的重要中转地。港澳同胞积极参加了各种抗日救亡活动。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长期以香港为基地，在港澳同胞的支持下，联络海外侨胞，募集大量捐款，支援了祖国抗战。中国共产党利用香港特殊的环境和条件，联络国际反法西斯力量支援中国抗战，组织开展抗日文化运动。香港沦陷后，香港同胞与日本侵略者展开了各种形式的斗争，党领导的东江纵队在香港地区营救了大批文化人和国际友人。
东北抗日联军坚持斗争
在全国抗战的鼓舞和推动下，中国东北地区各族人民的抗日斗争也出现了新的局面。党组织和东北抗日联军号召人民行动起来，为光复东北国土而奋斗。各族青年踊跃参加东北抗联。不少伪军、伪警察也携械反正，加入抗联。东北抗联部队在白山黑水之间展开游击战争，有力地打击日、伪的统治，牵制大量日军，积极地配合了全国的抗战。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地区成为日本侵略全中国的后方基地和反对苏联的前哨阵地。为了确保对这个地区的占领，日本制定“治安肃正计划”，并向中国东北大量增派兵力。到1937年7月初，关东军的总兵力增至10余万人；伪军也扩充到约10万人。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参谋部从关东军抽调四个旅团和两个支队到华北，参加关内作战，使在东北地区的兵力有所减少。但到1938年下半年，又将关东军增加到七个师团，到1939年底进一步增加到九个师团。日、伪军加紧对抗联部队的军事“讨伐”和经济封锁。同时，对居民实行归屯并村，强化法西斯统治，切断人民群众同抗联的联系，断绝抗联的兵源和供给，使抗联的处境越来越恶化。在异常艰苦的条件下，抗联各部队团结各族人民，坚持游击战争，继续同日、伪军进行了顽强的斗争。
由杨靖宇、魏拯民等率领的抗联第一路军所属第一、第二军，在南满长白山地区积极开展抗日游击战争。1937年7月以后，第一路军总司令杨靖宇率第一军一部，由辽宁桓仁西进，转战于宽甸县境和本溪地区，多次袭击日军守备军。中共南满省委书记、第一路军第二军政治委员魏拯民率领第二军，也在吉林额穆、辉南、濛江、抚松、桦甸等地开展游击战争，打击敌人。1938年初，杨靖宇又率部由桓仁进入辑安，活动于老岭山区。3月，袭击日军正修筑中的通（化）辑（安）铁路老岭隧道工程。4月，第二军攻占长白县六道沟镇。5月中旬至6月初，中共南满省委和第一路军总部在老岭召开会议，决定第一军西征热河，第二军留在长白山坚持斗争。会议决定魏拯民兼任第一路军副总司令。7月中旬召开的第二次老岭会议，决定放弃西征计划，并决定改变部队编制。随后，第一路军将部队统一编为三个方面军和一个警卫旅，实行分区作战。8月，杨靖宇指挥警卫旅和第一方面军一部在辑安县长岗击溃伪军索景清旅一个团。1938年冬，第一路军各部继续转战，不断给日、伪军以打击。
1937年秋，战斗在乌苏里江左岸和完达山一带的东北抗联先后取得袭击宝清县凉水泉子伪警察所、桦川县孟家岗伏击战、奇袭聚宝山警察署、五道岗伏击战等战斗的胜利。10月，东北抗日联军第二路军筹委会成立，周保中任第二路军总指挥，赵尚志任副总指挥（1940年2月任），崔石泉任参谋长，下辖第四、第五、第七、第八、第十共五个军。年底，第二路军开始艰苦的反“讨伐”作战。根据中共吉东省委的决定，1938年7月，第二路军第四、第五军主力开始西征，试图与活动在南满的第一路军取得联系，进而沟通与关内的联系。他们沿途与尾追的敌人进行英勇战斗。第四军军长李延平和副军长王光宇相继壮烈牺牲。第五军妇女团冷云等八名女战士，为掩护部队突围，与敌激战至粮尽弹绝，最后跳入牡丹江支流乌斯浑河的激流中，全部壮烈牺牲。留在宝清、饶河、富锦等地坚持斗争的部队，也遭到很大损失。
从1937年下半年到1938年，由李兆麟、冯仲云等领导的，活动在松花江下游两岸的抗联第三、第六、第九、第十一军，按照中共北满临时省委的决定，以一部坚持原地斗争，主力则分三批远征海伦，开辟新的游击区。远征部队历尽千辛万苦，克服重重困难，终于胜利完成任务。在此过程中，李兆麟和他的战友们写下了著名诗篇《露营之歌》。诗中写道：“铁岭绝岩，林木丛生，暴雨狂风，荒原水畔战马鸣。围火齐团结，普照满天红。同志们！锐志哪怕松江晚浪生。起来呀！果敢冲锋，逐日寇，复东北，天破晓，光华万丈涌……”
东北抗日联军的英勇斗争，受到中共中央的高度评价。1938年11月5日，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发出给杨靖宇为代表的东北抗日联军和东北同胞的致敬电，称颂东北抗联是“在冰天雪地与敌周旋七年多的不怕困苦艰难奋斗之模范”。
1939年，东北抗日游击战争进入极端困难的阶段。这时，由于日军实行大规模的疯狂的军事“讨伐”和严密的经济封锁，使抗日联军的活动地区日益缩小，部队大部被迫转移到深山密林。战斗在冰天雪地之中，又因缺少粮食，常以树皮野果充饥，备受饥寒交迫之苦。然而，他们在中共中央致敬电的鼓舞下，仍然不屈不挠地坚持斗争。1939年3月11日，杨靖宇率领第一路军警卫旅等部，袭击吉林桦甸县木箕河林场，全歼伪森林警察队，缴获步枪近百支，机枪3挺。4月，两次袭击敦化县大蒲柴河日军野战仓库，解除伪警察200多人的武装。8月，第一路军副总司令魏拯民率第三方面军，采取“攻城打援”战术，用一部兵力攻开安图城，摧毁伪警察署；以另一部兵力设伏于安图北大沙河，全歼日援军100余人，缴获步枪近百支，机枪两挺，毁汽车七辆。10月，中共南满省委和第一路军决定将部队化整为零，分散活动。杨靖宇率400余人转战数月，到1940年2月，陷入日军“讨伐”队重围，最后只身一人。敌人劝他投降，他用猛烈的枪弹回答敌人。2月23日，杨靖宇在濛江西南保安村三道崴子壮烈殉国。残忍的敌人割下杨靖宇的头颅，剖开他的腹部，发现他肠胃里尽是枯草、树皮和棉絮，没有一粒粮食。抗联战士这种不畏困难、威武不屈、战斗到最后一息的英雄气概，使敌人也为之震惊。
1939年上半年，抗联第二路军总部和第五军遭到日军6000余人的轮番“讨伐”。在林口县牡丹江西岸四道河子召开的中共吉东省委扩大会议，决定第二路军总部率直属警卫部队、第五军军部教导团及第一、第二师等部，分别向宝清、密山和穆棱、东宁方向转移。周保中率领第二路军在向东转移过程中，多次给敌人以打击。4月23日，柴世荣率第五军主力在穆棱泉眼河伏击敌人，歼灭日、伪军300多人。五六月间，第五军及第二路军总部突出重围，分别到达宁安镜泊湖地区和宝清兰棒山后方基地。
1939年4月，东北抗日联军第三路军总指挥部成立，总指挥李兆麟，总政治委员冯仲云（1940年5月任）、金策（1941年7月任），总参谋长许亨植，下辖第三、第六、第九、第十一军四个军。他们在黑龙江省北部十余个县境内，坚持游击战争，先后开辟朝阳山、阿荣镇、甘南等游击区。在嫩江两岸活动的抗联部队，在半年多的时间内与敌作战40余次，攻占讷河等城镇，歼敌250余人，缴获各种枪500余支。
但是，由于日、伪军不断加强殖民统治和疯狂“讨伐”，再加上抗联内部缺乏坚强的领导，没有建立巩固的抗日根据地，部队屡遭挫折。到1940年，各部队的活动更加困难。1月24日，中共吉东、北满临时省委代表周保中、冯仲云和赵尚志等在苏联伯力（今哈巴罗夫斯克）举行会议，决定采取逐渐收缩、保存实力的方针，将抗联三路军缩编成支队分散活动。此后，东北抗日联军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依靠汉、朝、蒙、回、鄂伦春、达斡尔等各族人民，继续战斗在白山黑水之间。到1940年冬，仅剩下不足2000人。抗联领导人周保中、李兆麟、冯仲云等经与苏联代表谈判，达成协议，将抗联部分部队转移到苏联境内进行休整。此后，抗联领导人继续派小股部队到北满地区和饶河一带，袭扰敌人，坚持斗争。1942年2月，东北抗日名将赵尚志在率抗联小分队袭击鹤立（今鹤岗）梧桐河伪警察所时，受伤被俘。他宁死不屈，英勇就义。
东北抗联和东北人民的英勇斗争，打击了日本在中国东北的统治，牵制了大量的日军，有力地配合了全国的抗日战争。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战，是一场极其广泛的群众性的战争。八路军、新四军等人民抗日武装，在武器缺乏又无外援的情况下，能够长期坚持极端残酷的抗日战争，并使自己日益壮大起来，根本原因就是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进行过像百团大战那样的大规模的战役，以及采取对敌奇袭、伏击、围歼等作战方式集中歼敌，但主要的是深深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以分散游击的方式，在广大的地区内进行无数次小的战斗。这样的战斗天天进行，处处发生，使日军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敌后抗日游击战争不仅牵制大量日军，有力地配合了正面战场的作战，而且积小胜为大胜，逐步消灭日军的有生力量，并使人民抗日力量在战斗中成长壮大起来。从全国抗战开始到1940年，是中国人民抗日力量大发展的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部队由抗战开始时的5万多人发展到50万人，此外还有大量地方武装和民兵。除陕甘宁边区外，在华北、华中和华南建立了16块抗日民主根据地。这些根据地（包括游击区）共拥有近1亿人口，成为全国抗战的重心。
三、击退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制止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磨擦1939年冬至1940年春，国民党顽固派(3)的反共活动迅速扩大。他们由制造小规模的军事磨擦，发展到在几个地区向根据地军民发动较大规模的武装进攻，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这次反共高潮的重点地区是陕甘宁边区、山西和河北地区。国民党顽固派发动这次反共高潮的根本目的，是企图削弱以至逐步消灭共产党在华北的力量，掌握对华北敌后的控制权。
国民党顽固派首先把矛头指向陕甘宁边区。1939年12月，封锁陕甘宁边区的国民党军胡宗南部，纠集地方反共势力，首先在边区西部陇东地区和南部关中地区发动进攻。他们到处袭击八路军，摧毁地方政权和群众抗日团体，捕杀工作人员，并先后袭占八路军驻防的宁县、镇原、栒邑、淳化、正宁等县城。在边区东部绥德地区，他们煽动反动分子叛乱，迫害共产党的军政干部和人民群众，破坏边区治安。这些进攻，直接威胁着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所在地延安。中国共产党从抗战大局出发，一再忍让，并派谢觉哉为代表同国民党当局谈判，力求避免冲突。八路军总部和留守兵团先后致电蒋介石并通电全国，呼吁停止进攻边区，反对枪口对内，要求撤退包围边区的国民党军队。但因国民党方面一意孤行，不听劝告，致使谈判未获结果。根据地军民被迫进行自卫还击，坚决打退了来犯顽军。八路军第三五九旅由雁北进驻绥德，迅速平息武装叛乱，控制绥德地区，使陕甘宁边区获得统一和安定。
山西是国民党顽固派制造反共磨擦的另一个重点地区。抗战初期，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等新军在前线和八路军协同作战，共建抗日民主政权，队伍迅速扩大，获得人民的拥护。但是，国民党地方实力派阎锡山却不能容忍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抗日力量的发展。他一面秘密勾结日军，一面积极策划进攻山西新军和八路军。1939年12月初，阎锡山制造了晋西事变（又称十二月事变）。他借口“反攻”，诬蔑新军“叛变”，首先调集重兵围攻驻守晋西的决死队第二纵队和八路军晋西独立支队，破坏永和、石楼、洪洞等六个县的抗日民主政权和群众组织，杀害抗日干部及八路军后方医院伤病员共200余人。与此同时，阎锡山所属孙楚部联合蒋介石嫡系部队，进攻活动在晋东南的决死队第一、第三纵队和八路军，摧毁沁水、阳城等七个县的抗日民主政权，屠杀共产党员和群众500余人，抓捕1000余人，还策动决死队第三纵队内的反动军官胁迫三个多团暴乱反共。随后，阎锡山又令赵承绶部在晋西北向决死队第四纵队和暂一师进攻。决死队第二纵队和八路军晋西独立支队对阎锡山部进行反击后，转移至晋西北地区。1940年1月，八路军第一二〇师第三五八旅和新军等部队在临县向赵承绶部发起反击，歼其一部，赵弃城逃跑。2月，贺龙、关向应率第一二〇师主力由冀中返回晋西北，进一步肃清顽固势力，巩固了晋西北根据地。在晋东南，八路军利用蒋介石与阎锡山的矛盾，对蒋介石嫡系部队取守势，集中力量打击阎军最反动的孙楚部。1940年1月，八路军第三八六旅和总部特务团进入太岳地区。第三四四旅、晋豫边支队、决死队第一纵队给反共军队以严重打击。随后，第三八五、第三八六旅和独立支队在地方游击队的配合下，在榆社地区歼灭部分阎军，巩固了太南、太岳根据地。
打退阎锡山部的军事进攻后，中国共产党从抗日大局出发，主动提出和平解决两军冲突。1940年2月下旬，中共中央派萧劲光、王若飞到陕西宜川县秋林镇，向阎锡山说明中共关于维护山西新、旧军团结和拥阎抗日的主张。4月初，阎锡山在反共失败、自身削弱，又深恐蒋介石的力量乘隙而入的情况下，遂与共产党达成停止武装冲突、划区抗敌的协议。双方商定，以汾阳经离石至军渡的公路为晋西南与晋西北的分界线，晋西南为阎军活动地区，晋西北为八路军和新军活动地区。
太行山地区是国民党顽固派制造反共磨擦的又一个重点地区。1939年12月初，国民党军第九十七军朱怀冰部进入冀西，逼近八路军阵地，破坏抗日政权，频繁制造磨擦。为了维护团结抗日大局，彭德怀副总司令、刘伯承师长先后到冀西同国民党冀察战区总司令鹿钟麟和朱怀冰等人谈判，申明共产党和八路军的严正立场，劝告他们以大局为重，停止磨擦，一致对敌。但朱怀冰置若罔闻，指使所部向平汉路以西的游击纵队大举进攻。1940年1月，国民党军第六十九军石友三部1.7万余人，在冀南、冀鲁豫地区进攻平汉路附近的八路军。这两次进攻都被击退。2月，朱怀冰、石友三等部再次从平汉路东西两侧向太行、冀南地区的八路军进攻，其矛头指向八路军总部所在地。八路军第一二九师被迫自卫还击，于二三月间先后发动冀南战役和卫东战役，歼灭石友三军大部。3月5日，八路军在刘伯承、邓小平指挥下，发动磁（县）武（安）涉（县）林（县）战役，消灭朱怀冰军部及其主力两个师的大部。在斗争中，八路军坚持自卫原则，力争国民党其他部队保持中立，集中力量打击朱怀冰、石友三部，从而得以迅速粉碎朱、石两部的进攻，巩固了太行、冀南、冀鲁豫等根据地。战役结束后，中共中央命令八路军停止追击朱怀冰残部，主动后撤，并提出休战。5月上旬，中共中央派朱德到河南洛阳，同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会晤，表明共产党、八路军同友军长期合作抗日的愿望。卫立煌表示不主张进行反共的武装磨擦。双方商定，以临（汾）屯（留）公路和长治、平顺、磁县一线为界，该线以北为八路军防区，以南为国民党军队防区。
华中新四军也受到国民党军队的压迫和进攻。1940年3月，韩德勤部和桂军李品仙等部在津浦路两侧进攻皖东的新四军第四、第五支队，直逼中共中央中原局和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所在地，企图割断新四军同八路军的联系，并把新四军压迫到长江以南，伺机消灭。中原局和新四军一方面申明坚持团结抗日的立场，一方面紧急动员力量，先后组织定远和半塔集两次自卫反击作战，打破顽军的围攻，同时镇压屯仓等地反动地主的暴乱，从而为坚持津浦路两侧的阵地，巩固和发展皖东抗日根据地创造了条件。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策略的发展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作为统一战线主体的国共两大政党，分别代表着不同的阶级利益和社会发展方向。抗日战争时期，虽然中日民族矛盾始终是基本的和主要的，国内阶级矛盾处于次要和服从的地位，但国内阶级矛盾有时还会以尖锐的形式表现出来。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之间的斗争，是民族战争条件下的一种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主要表现为两党、两军之间的政治斗争和军事磨擦。
在反对国民党顽固派反共磨擦的斗争中，共产党内有一种认为国共合作将要破裂，斗争可以无限制地使用的“左”的倾向逐渐发展起来。同时，不敢同国民党顽固派斗争的右的倾向，也还存在。
为了总结打退国民党顽固派第一次反共高潮的经验教训，纠正党内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出现的错误倾向，毛泽东在1940年间，先后写了《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论政策》等重要文件。他总结全国抗战以来实行国共合作及反磨擦斗争的经验，全面阐述了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策略方针和各项基本政策。
毛泽东指出，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根本指导原则，是又联合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对于党内在策略问题上的片面观点和由此而来的“左”右摇摆，必须从历史上和目前党的政策的变化和发展上，作全面的了解，方能克服。党的历史经验表明，在大革命后期，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而在土地革命后期，则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这两个极端，都使党和革命遭受了极大的损失。“现在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既不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又不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而是综合联合和斗争两方面的政策”(4)。二者的辩证关系在于，“斗争是团结的手段，团结是斗争的目的。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5)。
毛泽东提出，要在阶级关系的“区别上建立我们的政策”。具体来说，就是要把主张抗日的英美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反对抗日的亲日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加以区别；把两面性较少的民族资产阶级、中小地主、开明绅士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加以区别；把亲英美派大资产阶级为主体的国民党内的民主派和法西斯派加以区别；把汉奸亲日派中的两面分子和死硬汉奸加以区别。
在正确的阶级分析基础上，中共中央提出的对国内各阶级相互关系的基本政策是：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
发展进步势力，就是要放手发动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参加抗日斗争和民主运动，放手扩大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武装力量，广泛地创立抗日民主根据地，发展共产党的组织到全国。进步势力是中国革命的基本力量，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支柱。发展进步势力，是一切革命工作的基础，是有效地争取中间势力和孤立顽固势力的基本条件，是这个政策中三个环节的中心一环。
争取中间势力，主要是争取中等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和地方实力派这三部分人。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中间势力包括了国民党中的多数党员，中央军中的多数军官，多数的杂牌军军官，各抗日小党派等。中间势力各依其阶级性的不同，对土地革命、对民主、对顽固派的态度也各不相同，但他们都可以同共产党合作抗日。共产党应该而且可以争取他们作为反对日本侵略和孤立国民党顽固派反共活动的同盟者。争取中间势力的主要条件是：（一）共产党有充足的力量；（二）尊重他们的利益；（三）对顽固派作坚决的斗争，并能一步步地取得胜利。争取中间势力，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极其重要而又复杂的任务。中间势力往往可以成为进步势力同顽固派作斗争时决定胜负的因素，因此必须对他们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和恰当的政策。孤立顽固势力，主要是孤立抗战阵营内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他们的代表是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他们是当权的统治者，在抗日战争时期采取合作抗日和摧残进步势力的两面政策。共产党必须以革命的两面政策对付之，既要坚持团结抗日，争取他们继续留在统一战线内，又要同他们的反共言行在思想上、政治上、直至军事上进行坚决的斗争。只有同顽固势力进行坚决斗争，才能限制和缩小他们实施反动政策的范围，使进步势力得以发展，使顽固派承认进步势力的地位；才能有效地争取中间势力，而使顽固势力陷于孤立。在对顽固势力的斗争中，必须采取“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和“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原则。有理，即自卫原则，体现了斗争的防御性，决不无故进攻人家，也决不可在被人家攻击时不予还击。有利，即胜利原则，体现了斗争的局部性，不斗则已，斗则必胜。有节，即休战原则，体现了斗争的暂时性，决不可无止境地斗下去，必须适可而止。这些原则，同样是紧密联系，相互配合的。坚持这些原则，就能使这种斗争分寸适度，取得成效。
为了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中央还相应地制定和重申了各方面的具体政策。关于政权组织，提出必须坚决贯彻“三三制”（即共产党员、党外进步人士、中间派各占三分之一），切忌党包办一切，只破坏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专政，并不代之以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关于人民权利，提出一切不反对抗日的地主、资本家同工人、农民有同等的人权、财权、选举权，以及言论、集会、结社、思想、信仰的自由权。关于锄奸政策，规定坚决镇压那些坚决的汉奸分子和坚决的反共分子，但决不可多杀人，决不可牵涉到任何无辜的分子。关于军事政策，提出发展扩大八路军、新四军等革命武装，对国民党军队尽量开展交朋友的工作，并实行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方针。
关于劳动政策，提出在改善工人生活的同时，工人必须遵守劳动纪律，必须使资本家有利可图。关于土地政策，提出一方面地主要减租减息，另一方面农民要交租交息。关于税收政策，提出税收的原则是按收入多少纳税，不论工人、农民均须负担国家赋税，不应该将负担完全放在地主、资本家身上。关于经济政策，提出吸引外地资本家到抗日根据地开办实业，奖励民营企业。这些政策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政策有重大区别，既照顾到工人、农民的利益，又照顾到一切中间阶级的利益，具体体现了对中间阶级利益的尊重。
关于文化教育，提出应以提高和普及人民大众的抗日技能和民族自尊心为中心，扫除文盲，反对迷信和不卫生的习惯，吸收广大知识分子参加根据地的文化教育工作。
中共中央制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和各项具体政策，正确地处理了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关系，把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和争取人民民主的斗争有机地联系起来，在反抗日本侵略的民族解放战争中，放手发展人民革命力量，力争抗战的胜利成为人民的胜利。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和政策的贯彻执行，最大限度地孤立了极少数反共顽固派，广泛地团结了一切可能团结的抗日力量，使全国团结抗战的局面得以坚持和发展。
抗日战争时期，是党的统一战线实践取得丰硕成果并在理论和政策方面获得空前发展的重要阶段。党高举民族解放的大旗，在坚持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过程中，使毛泽东统一战线理论和政策更加丰富和完善。这不仅对争取抗日战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具有意义，而且对以后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
四、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国共两党在思想战线上的斗争国民党顽固派在对共产党进行军事进攻的同时，也在思想战线上发动攻势。国民党提出的策略口号是：“以宣传对宣传”，“以理论制驭理论”，妄图以“三民主义”篡改和取代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
全国抗战开始以后，国共两党围绕三民主义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论战。国共两党刚刚达成合作协议，蒋介石就在《对共产党的宣言的谈话》中提出：三民主义为“中国立国原则”，“中国今日只有一个努力之方向”，即三民主义。1938年初，国民党顽固派在武汉发动鼓吹“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宣传活动，国民党控制的《扫荡报》等报刊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攻击中国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国民党的御用文人叫嚣：“国民党是一切党派中的骄子，它以外的党派，根本不能与它讲平等”，不论是今天还是将来，都“没有独立存在的理由”(6)。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宣传变本加厉。1939年1月，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作题为《唤醒党魂，发扬党德，巩固党基》的报告，并作题为《整理党务之要点》的讲话。所谓“唤醒党魂”、“发扬党德”，就是实行“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专制主义。蒋介石借口抗战的需要，声称人民群众不会运用民权，现在不能实行“宪政”，只能实行“军法之治”的“军政”。他强调要以国民党来“管理一切”，实行“以党治国”、“以党建国”(7)。国民党的“宣传家”也声称：“中国有了三民主义就够了，用不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不合于中国的历史道路”。国家社会党的张君劢也发表致毛泽东的公开信，要求共产党取消边区，取消八路军和新四军，“将马克思主义暂搁一边”(8)。这些破坏抗日团结的言论，使广大群众对抗战前途和中国的未来担忧。
民族资产阶级的有些代表人物，虽然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和抗战不力表示不满，但对共产党的主张和抗日战争的前途，也抱有疑虑。
有些人还企图在国共两党的政治主张之外，另走一条道路，想在中国建立欧美式的资产阶级共和国。
于是，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就成为一个关系重大的理论问题。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以及延安理论界，针对国民党顽固派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攻击，发表一系列文章和讲话，有力地揭露和批判形形色色的假三民主义，论述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与旧三民主义的区别，以及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关系，从而阐明了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和纲领，回答了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
毛泽东有力地驳斥了“承认三民主义就要收起共产主义”的谬论。他分析三民主义发展的历史，比较三民主义同共产主义的异同，指出孙中山重新解释的革命的三民主义同共产党的最低纲领即新民主主义政纲的基本点是相同的，所以共产党承认三民主义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但是两者又是有区别的。它们是以不同的世界观为指导的两种思想体系，两者在现阶段的某些具体政策不完全相同，革命的彻底性不同，革命的前景也不同，即新民主主义革命完成后，还有一个建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制度的最高纲领，三民主义则没有。忽视这种差别是错误的。顽固派要共产党“收起”共产主义不仅毫无道理，而且说明他们所讲的三民主义并不是孙中山的革命的三民主义，而是冒牌的三民主义。他们叫嚣“一个主义”，实际上就是否认统一战线，否定共产党和工农大众的地位，坚持“一党专政”的专制主义。这种倒行逆施是根本行不通的。毛泽东表示，共产党人将始终同一切真诚的三民主义者实行长期合作，决不抛弃任何友人。
国共两党之间这场关于三民主义的论战，进一步从理论上澄清了中国社会的性质和历史发展的特点，进一步明确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及基本战略策略等重大问题，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
新民主主义理论的系统阐述
中国共产党是把抗日战争作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阶段看待的。进行抗日战争，不仅要驱逐日本侵略者，而且要为建设新中国创造条件。为了向全党和全国人民说明党对于中国革命和新中国建设的全部见解，毛泽东在延安从事了大量的理论研究工作，并集中全党集体的智慧，对中国革命的经验进行系统总结，于1939年底1940年初，先后发表了《<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和《新民主主义论》等重要著作。
毛泽东以对中国国情的科学分析为基础，对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作了详尽的完整的论述。他指出，中国现时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决定了中国革命必须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改变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使之变成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社会；第二步，使革命向前发展，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他还说明，这两个性质不同的革命阶段，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连接。“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只有完成前一个革命才有可能去完成后一个革命，想要“毕其功于一役”是不行的。但是，想要在这两个革命中间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阶段，也是“走不通的”。
为什么这两个革命阶段能够有机地连结起来呢？这是因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已经不是资产阶级领导的、以建立资本主义的社会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而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在第一阶段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和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已经包含有社会主义的因素，它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内首次创造性地提出新民主主义的科学概念。这期间，他还使用过人民民主主义和人民民主主义制度的概念，其涵义是相同的。“所谓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区别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标志是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中国无产阶级担当革命领导者的责任是时代进步的产物。因为只有无产阶级能够领导中国革命彻底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无产阶级（通过共产党）的领导，是决定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性质的基本因素，是这一革命取得胜利和实现中国社会向社会主义前进的根本保证。
实现无产阶级领导的中心问题是领导农民问题。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农民力量，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农民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下，才能得到解放；无产阶级也只有同农民结成坚固的联盟，才能领导革命达到胜利。中国资产阶级幻想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专政，走资本主义老路，是走不通的。国际国内的环境都不允许中国这样做。中国的资产阶级早已无力担负领导中国民主革命的重任，广大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已不再追随他们。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目标是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制度。毛泽东的这些著作描绘了新民主主义社会制度的蓝图。他指出新民主主义的基本纲领是：在政治上，要建立“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在经济上，要使一切“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这个共和国的国家所有”；“这个共和国并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这个共和国将采取某种必要的方法，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在文化上，要挣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文化思想的奴役，实行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前途必然是社会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因此，这些新民主主义的基本纲领是既不同于旧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又区别于社会主义的。
中国共产党虽然自党的二大已经认识到现阶段的中国革命，是要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任务，社会主义革命是下一阶段的任务，但并没有说明达到这个目标的具体途径。在中国共产党内，长时期以来，犯右倾错误的人不了解无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同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的区别，因而也就不了解民主革命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联系；犯“左”倾错误的人混淆民主革命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在民主革命阶段内不适当地提出某些社会主义的任务。全国抗战爆发前后，党内有人说，抗日战争的胜利将引导中国到非资本主义的前途。但是“非资本主义前途”是一个不很明确的概念。人们不清楚，抗战的胜利是直接达到社会主义呢，还是要经过其他阶段？毛泽东明确地回答了这个十分重要的中国发展的前途问题。他指出，抗日战争的胜利应使中国摆脱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位，但中国既不可能成为资本主义国家，也还不可能立即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他提出并论证了建立新民主主义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指明新民主主义社会就是走向社会主义前途的过渡阶段。这就为党纠正和防止右的和“左”的错误，制定和执行正确的政策，奠定了理论基础。
中国无产阶级怎样实现自己的领导呢？毛泽东总结党的实践经验，创造性地提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他把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问题提到政治路线的高度来认识，并把党的建设同党的政治路线密切联系起来，精辟地论述了“三个法宝”的丰富内容和它们的相互关系，使这些中国革命的经验成为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完整论述，标志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新民主主义理论是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丰富和发展。这一理论使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清楚地看到中国革命的发展规律和前景，极大地鼓舞了他们的胜利信心，有力地指导和促进了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的胜利发展。
五、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建设由于国民党顽固派发动反共高潮和在思想文化战线上挑起关于三民主义的论争，国共两党对于抗日战争及中国发展前途的不同主张，更加成为国内政治斗争的焦点。国民党反共、反民主的本质进一步暴露。共产党把坚持抗战与实现民主统一起来，使争取新民主主义前途的主张更加深入人心。中共中央提出一套比较完整的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本政策，使抗日民主根据地真正成为政治民主、民族团结、经济发展、政府廉洁的社会。这与国民党统治区政治专制、官僚腐败的局面，形成了鲜明对照。
抗日民主根据地，是贯彻和实现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先进阵地。各根据地建立的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政权，所实行的各项新民主主义政策，表明根据地已经开始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逐步成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雏形。人民群众在根据地内，真正过上了当家做主人的崭新生活。人们精神振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一致，为战胜日本侵略者和实现更美好的未来而奋斗。
政权建设
政权建设是抗日民主根据地建设的首要问题和根本问题。继陕甘宁边区和晋察冀根据地之后，晋西北、山东、晋冀豫、冀鲁豫、皖东北、皖东、皖江、苏北、苏中、苏南、豫鄂边等根据地，相继建立了边区（省）或相当于省一级的政权，县、村（乡）政权也得到进一步发展。在东江和琼崖根据地，建立了县级政权。但在1940年前，因抗日民主政权处于初创阶段，各根据地政权建设发展不平衡，法制建设才开始起步；在不少地区包括陕甘宁边区和华北根据地的一些地方，还存在着两种政权并存的局面。1940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的指示，对根据地政权建设的原则和政策作了具体规定。此后，根据地政权建设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抗日根据地的政权，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权，即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和反动派的民主专政。它既与地主资产阶级专政相区别，也与工农民主专政不同。它是经过民主选举和按照严格的民主集中制建立起来的。抗日民主政权的政权结构包括立法、行政和司法机关。边区（省）、县的参议会既是民意机关，也是最高的权力机关。政府机关设边区（省）、县、乡三级，另有边区政府的派出机关专员公署和县政府的派出机关区公署。司法机关在边区设高等法院，专区设高等法院的分院，县一级设县法院。在人员组成上，实行“三三制”的原则。
陕甘宁边区是抗日民主政权建设的实验区，对敌后各根据地的政权建设起到了示范和推动作用。1939年1月17日至2月4日，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在延安召开。到会的参议员有145人。会议通过林伯渠所作的边区政府工作报告，通过《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以及边区政府组织条例、选举条例、边区各级参议会组织条例、边区高等法院组织条例、土地条例等文件。会议选举高岗为边区参议会议长，张邦英为副议长；选举林伯渠为边区政府主席，高自立为副主席；选举雷经天为边区高等法院院长。4月4日，公布了《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根据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施政纲领规定：要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动员一切力量保卫边区，保卫中国，实行各民族平等团结，共同抗日；发扬政治民主，实行普选，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权利；确立私人财产所有权，发展工农业生产，保护自由经营，废除高利贷；发扬艰苦作风，提倡生产节约，励行廉洁政治，等等。这个施政纲领，明确规定了陕甘宁边区和其他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性质、特点和基本政治、经济政策，表明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主根据地所实行的是真正的民主主义制度。根据陕甘宁边区的经验和“三三制”的原则，华北、华中各根据地加强政权建设，相继召开参议会，制定施政纲领，并颁布各种法规和条例。如各级参议会组织条例、各级政府组织条例、选举条例、减租减息条例、改善工人生活条例、婚姻条例、保障人权财权条例、惩治贪污条例，等等。这些法规和条例的制定，使抗日根据地的法制建设初具规模。
人权问题在抗日根据地受到普遍重视。许多根据地除在施政纲领中写有保障人权的条款外，还专门颁发具体的保障人权财权条例。如1940年11月山东省临时参议会通过的《人权保障条例》、1941年11月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通过的《陕甘宁边区保障人权财权条例》。
这些施政纲领和条例明确规定：一切抗日人民，不分种族、阶级、党派、性别、职业与宗教，在政治法律上一律平等；一切抗日人民都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居住、迁移、信仰及抗日自卫之自由；一切抗日人民都有人身不受侵犯之权利。有些条例还明文规定：“禁止乱打乱杀”。除司法系统及公安机关依法执行其职务外，任何机关、部队、团体、个人均无逮捕、审讯、处理及侵犯他人之一切权利；而人民则有用任何方式控告任何公务人员非法行为之权利。这些条例的颁布和实施，对于提高干部和群众的人权观念，保障人民的人权、财权，加强各抗日阶层的团结，起了积极的作用。
经济、文化事业的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民主根据地军民，大力进行经济建设工作，以解决战争和生活的需要。根据地的经济建设，主要是发展农业生产，同时注意发展工业生产和对内对外贸易，并建立银行，发行货币。在保障工农群众基本利益的前提下，调节各抗日阶层的利益，实行劳资两利、公私兼顾、合理负担的原则。在农村实行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一方面地主要减租减息，以改善农民的生活；另一方面，农民要交租交息，以照顾地主、富农的利益。减租的办法是“二五减租”（即把原租额减少25％）。减息的办法规定年利率一般为一分（即10％），最高不得超过一分半（15％）。正租以外的杂租、劳役和各种形式的高利贷一律取缔。经过减租减息，农民得到经济实惠，提高了他们参加生产和抗日斗争的积极性，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在工业生产方面，主要是发展食品、日用品生产，小型服装加工和军械维修等。抗日民主政府规定一系列改善工人待遇、保护工人权利和调整劳资关系的办法，既有利于调动工人的积极性，也照顾到雇主、资本家的合法利益。在金融方面，各根据地建立后的一段时间，流通的货币很乱，除国民党政府发行的法币外，原来的各省和地方也发行各种钞票。此外，还有日本侵略军和傀儡政权发行的“军用票”、“蒙疆券”、“联银券”等。日、伪军用这些伪钞强行抢购和掠夺根据地的物资，扰乱金融，破坏经济。为了改变这种混乱状况，各根据地政府先后建立银行。如1938年3月成立的晋察冀边区银行，8月在山东成立的北海银行，1939年10月建立的冀南银行。这些银行都发行自己的货币。其中，晋察冀边区银行的钞票流通较广，后来遍及华北。各根据地银行在边区政府领导下，与经济、贸易部门相配合，积极打击日钞、伪钞，逐步取缔杂钞，不断扩大根据地发行的货币的流通范围，逐步建立起统一的本币市场。这对稳定金融，保护和推进各根据地的生产建设事业，改善人民生活，支持敌后抗战，起了积极的作用。
各抗日根据地还大力开展文化教育建设。为适应抗日战争的迫切需要，中共中央提出要尽力广泛地争取知识分子参加民族解放战争，要求党的各级组织和部队大量吸收知识分子。1939年12月1日，中共中央专门作出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指出：在长期和残酷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在建立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中，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才能组织伟大的抗战力量，组织千百万农民群众，发展革命的文化运动和发展革命的统一战线。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中央批评一些地区和部门在执行知识分子政策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要求全党同志注意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参加党领导的军队、学校和政府的工作，并把具备共产党员条件的人吸收入党。大批爱国青年和知识分子的到来和他们的努力工作，使抗日根据地的文化教育事业有了很大发展。
抗战开始后，党在延安陆续创办了大批学校，积极发展干部教育。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培养训练出一大批军政干部，派往各地。为了便于同斗争实际相结合，也为了减轻延安的负担，1939年7月，中共中央决定抗大总校迁往晋察冀根据地；1940年2月又移至晋东南。此后，随着各抗日根据地的发展，抗大陆续办起14所分校、5所陆军中学、1所附设中学。抗大在抗日战争期间共培养了10余万名军政干部，对党领导的抗日军队的发展壮大和军政素质的提高，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其他干部院校在这期间也得到很大发展。这些学校的领导人大多是久经锻炼的老干部，许多教师是来自全国的名流学者，学生多是来自各地的爱国进步青年，其中有很多人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这些学校办得生机勃勃，为人民军队和抗日根据地的各项事业培养了数以万计的骨干。各级党组织还普遍建立起干部在职学习的制度，对提高干部的文化、政治素质起了重大作用。由于日军的入侵，大批学校被毁或被占用，教职员纷纷离校，使许多地方的国民文化教育陷于停顿。在偏僻的农村几乎没有学校，只有为数不多的私塾，农民子女大多无条件入学读书。抗日根据地建立后，国民教育事业的面貌发生重大变化。各抗日根据地组织大批知识分子参加国民教育工作。他们克服困难，因陋就简，办起大批中、小学。到1940年，陕甘宁边区已有小学1341所和中等学校7所，其中小学生达4.36万余人。晋察冀根据地有小学7697所。各抗日根据地普及文化知识的社会教育，如夜校、冬学、识字班（组）、读报组和剧团等也有很大发展。一些世代不识字的农民开始学习文化知识，关心国家大事，思想上和文化上得到启蒙和提高。
在抗日民主根据地内，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社会科学也得到发展。为了提高全党的理论水平，中共中央有领导、有计划地组织翻译、出版了一批马列著作。1938年5月在延安成立马克思列宁主义学院（简称马列学院）时，专门抽调精通外语、又有一定理论水平的同志，在院内成立了党的历史上第一个编译马列著作的专门机构——编译部。这个机构编译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共32种，达几百万字。1941年编译部撤销后，又于1942年成立中共中央编译局。这些著作的翻译和出版，促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愈益广泛深入的传播。
马列学院是一所专门从事马列主义的学习、研究和宣传的干部学校。许多中央领导人到校作过报告，不少著名学者担任兼职教员。学院设有马列主义、中国问题、哲学、政治经济学、历史等研究室。1941年7月，马列学院改组为马列研究院，9月改名为中央研究院，主要任务是以研究中国实际问题为中心，调查研究敌、我、友三方面的历史和现状。经过全院的共同努力，在不长的时间内涌现出一批可喜的研究成果。如历史研究室范文澜主持编写的《中国通史简编》（上册）、文化思想研究室和中央政治研究室合作编辑的《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教育研究室对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晏阳初的平民教育促进会、黄炎培的中华职业教育社和陶行知的教育思想等的研究和论述，文艺研究室的《中国新文学史提纲》，等等。以延安为中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社会科学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在延安，社会科学的学术性团体还有抗日战争研究会、中国现代史研究会、民族问题研究会、历史研究会、延安新哲学会、延安时事问题研究会等。各研究会积极开展研究活动和学术交流活动，并有不少重要的成果问世。如抗日战争研究会的《抗日战争丛书》，中国现代史研究会的《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社会科学研究会的《社会科学概论》，民族问题研究会的《回回民族问题》，历史研究会的《近代世界革命史》、《陕甘宁边区实录》、《抗日民主根据地晋察冀边区》，延安时事问题研究会编辑的时事问题丛书《战争中的日本帝国主义》、《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沦陷区》，等等。
党报党刊是党的舆论宣传阵地。抗战时期，党主要通过《新中华报》、《解放日报》、《解放》周刊和《共产党人》等报刊，宣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八路军总政治部创办的《八路军军政杂志》，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创办的《中国工人》月刊，全国青年联合会创办的《中国青年》，中共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创办的《中国妇女》等，也在团结人民，打击、揭露敌人方面作出了贡献。为了更好地做好马列著作和党刊、党报的出版发行工作，中共中央于1937年成立中央党报委员会。1939年成立了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在延安，以“解放社”的名义出版、由新华书店发行的报刊和书籍达到数百种。各根据地也出版各种报刊，在宣传动员组织群众，支援前线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随着新闻事业的发展，红色中华通讯社于1937年1月改名为新华通讯社。其报道范围由开始仅限于陕甘宁边区，继而发展到全国各地。新华社还在敌后根据地设立了分社。1940年底建成的新华广播电台，宣传党关于抗日斗争的方针政策，报道八路军、新四军和根据地群众英勇杀敌、支援前线的事迹，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残暴罪行和国民党顽固派反共反人民的行径，在各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和全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抗日民主根据地还大力发展文学创作和戏剧演出，特别是诗歌、报告文学的创作以及农村戏剧运动发展迅速，各种文化艺术团体十分活跃。
为了推动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陕甘宁边区于1940年2月成立西北自然科学研究会。以后又建立医药、农学、地质矿冶、生物、机械电机、化学等专门学会，共有300多名专家学者参加。他们为科学研究和普及科学知识做了许多工作。1940年8月创办的延安自然科学院，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开展自然科学教学与研究的机构。它的建立，对推动边区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发展，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党的民族政策与实践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抗日战争是中国各族人民团结起来共同反对日本侵略的全民族的解放战争。日本侵略者竭力挑拨离间，分裂中国各民族的团结，利用某些民族中的少数卖国分子，建立傀儡组织，实行“分而治之”的殖民统治。九一八事变后，他们就在东北拼凑“满洲国”，并提出“蒙古自治”等口号，策动蒙古族少数上层分子成立伪政府。他们还在回族中策动分裂、“独立”活动。
中国共产党认为：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各民族间虽然存在一些矛盾和隔阂，但各族人民的交往有长久的历史渊源，历来就有联合御侮的光荣传统。在日本的侵略面前，只有各民族团结抗战，才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唯一出路。1937年8月，中共中央在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提出动员蒙古族、回族及一切少数民族共同抗日的方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进一步讨论了少数民族工作。全会通过的政治决议案提出，团结中华各民族为统一的力量，共同抗日图存。毛泽东在政治报告中指出：“各民族与汉族有平等权利，在共同对日原则之下，有自己管理自己事务之权，同时与汉族联合建立统一的国家。”中共中央还从国情出发，提出在祖国统一的大家庭中，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1941年5月公布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具体提出“建立蒙回民族的自治区”。这是中国共产党解决民族问题的一个创造。民族区域自治后来成为党处理少数民族问题的一项基本政策。
1938年11月，中共中央成立西北工作委员会（简称西北工委），主持除陕甘宁边区以外的西北地区地下党的工作，尤其是少数民族工作，并把过去负责民族工作的机构合并进来；还专门设立民族问题研究室，系统进行中国少数民族问题的研究工作。1940年4月和7月，中共中央先后原则上批准西北工委起草的《关于回回民族问题的提纲》和《关于抗战中蒙古民族问题提纲》。这两份文件分析回族和蒙古族的特点和现状，强调少数民族的命运同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息息相关，只有从彻底抗日的斗争中，才能争取一切其他方面的解放。文件规定了实行民族平等，尊重民族文化、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帮助改善与提高各少数民族人民生活，改善各民族关系等具体政策。这是党在抗战期间开展民族工作的重要指导性文件。
党还特别注意培养少数民族干部。1937年在中央党校办起少数民族班，1939年至1940年在陕北公学成立蒙古青年队和少数民族工作队等。1941年9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创办的民族学院，是党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和研究少数民族问题的专门机构。
陕甘宁边区是贯彻党的民族政策的模范地区。在边区，民族关系融洽。依据民族平等原则，许多少数民族代表当选为边区县、区、乡的参议员或政府委员，同汉族干部一起工作。在回族同胞较多的三边、关中和陇东专区，还建立了回民自治区、乡，由回族群众自己选举区、乡长，管理所在区、乡的各项事务。
八路军、新四军除广泛吸收各族人民参军参战外，还派出部队和干部深入到敌后少数民族聚居区，配合地方党组织，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宣传党的民族政策，支持和帮助少数民族建立抗日武装。在大青山建立的蒙古族、汉族人民组成的抗日武装，成为大青山抗日游击战争的主力。在抗日根据地建立的回民抗日救国会等爱国团体和几十支回族人民抗日武装中，以冀中和渤海地区的两支回民抗日游击队最为著名。由回族共产党员马本斋任司令员的冀中回民支队，人数最多时达2000余人。他们依靠群众，英勇抗敌，屡建战功，受到群众拥戴。冀中军区曾通报嘉奖，授予“无攻不克，无坚不摧，打不垮，拖不烂的铁军”的锦旗。马本斋还获得中共中央军委的通令嘉奖。
此外，朝鲜族、满族、壮族、瑶族、黎族、苗族等少数民族人民，都为保卫民族利益，维护祖国独立和统一，反对日本侵略者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加强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
在艰苦的抗战环境中，中国共产党非常注意加强自身建设。全国抗战爆发后，中共中央为适应形势的变化和抗日斗争的需要，采取大量发展党员的方针，党员人数得到了迅速发展。但是，在发展新党员的过程中，一些地方为了追求新党员的数量，进行所谓发展党员的突击运动，集体加入或不经过个别的详细审查即吸收为党员，使一些普通分子或党的暂时同路人加入了党。更为严重的是，一些异己分子、投机分子以及奸细也乘机混入了党内。因此，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巩固党，成为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极为严重的任务，也成为完成党的政治任务的决定因素。
1939年6月13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明确指出：去年三月会议以来，“党已在全国有了大数量的发展。现在的任务是巩固它”(9)。8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巩固党的决定》，进一步提出：今后一定时期的中心任务是巩固党的组织。而巩固党的中心一环，是加强党内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阶级教育和党的教育。同时，必须建立新老干部之间相互学习、相互尊重的和谐关系，加强党的团结，并加强党的纪律。决定强调，只有尽一切努力巩固党的组织，严密党的队伍，把党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才能使党有准备克服目前的困难，反对国内投降分裂的危险，团结全国人民，引导抗战到最后的彻底胜利。为了正确贯彻执行中央的决定，中央组织部于10月7日发出了《关于执行中央巩固党的决定的指示》。
中央关于巩固党的决定下达后，各地党的组织迅速开展了巩固党的工作。各地都十分重视加强对党员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以提高他们的政治思想觉悟。陕甘宁边区采取有计划地选调干部到马列学院和中央党校学习，扩大边区党校以轮训区级干部及开办乡级党员训练班等措施，加强对党员的教育。边区党委还为党员和支部提供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怎样开展支部工作为主要内容的教材，收到很好的效果。晋察冀根据地在有党员的地方都建立了支部。各支部普遍建立怎样做一个好党员的党课制度，定期学习党的基本知识和方针政策的学习制度，以及检查组织纪律及思想作风的组织生活制度。各根据地的党组织在加强对党员的政治思想教育的同时，还大力整顿党的组织，审查党员成分，清洗混入党内的叛变分子、阶级异己分子和投机分子，并建立健全各种制度。通过这些措施，使党员的素质得到很大提高，党组织的战斗力得到很大增强。
在巩固党的过程中，各地的情况并不完全一致。大多数地方党组织在一段时间内停止了发展党员的工作，集中力量进行党组织的整顿和巩固工作。但也有从实际情况出发，既巩固党的组织，也继续扩大党的队伍的情况。如山东党组织根据当地党组织发展数量尚少的情况，提出一面巩固，一面扩大的方针，强调在发展新党员的过程中要纠正突击入党方式和干部包办方式，严格履行入党手续；要求党员发展对象主要是工人、农民及学生中的积极分子，地主、富农、商人及其他党派，除非有显著功绩的个别分子经区委以上党的领导机关批准外，一般禁止吸收入党。到1940年4月，山东根据地的党员人数由1939年8月的5万多名发展到11万余名。
在此期间，为了加强对党员特别是新党员的政治思想教育，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发表了一系列有关党的建设的论著。1939年10月，毛泽东发表《<共产党人>发刊词》，强调党的建设是一项“伟大工程”，提出“建立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的任务。1939年五六月间，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发表《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党的支部》等文章，系统地阐明党员的标准、支部的基本任务和地方组织如何领导支部等问题，要求党员做到终身为共产主义奋斗，把革命利益放在首位，遵守党的纪律，严守党的秘密，百折不挠地执行党的决议，努力学习，做群众的模范；要求党支部成为团结群众的核心和教育党员的学校，并在各项工作中起领导作用。陈云在论述党员成分问题时指出：“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由无产阶级中觉悟的先进分子所组成的。但是，党要成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就必须经常有系统地注意调剂自己党员的成分。”扩大工人成分有着重大意义，但不是全体工人都可入党，只有工人阶级中最觉悟、最积极和最忠实于工人阶级事业的优秀分子才可以入党。同时，党应该吸收广大的、贫苦的、革命的农民群众之中的积极分子入党，应该吸收许多能够献身于共产主义和无产阶级事业的革命知识分子入党。“对于在日常斗争中和革命运动中训练出来的其他阶级出身的分子，党并不拒绝将他们吸收到自己队伍中来，但是他们必须放弃自己原有的非无产阶级的、非共产主义的立场，承认党纲党章，才能允许加入党的组织。因此，党坚决反对不保持党的成分的纯洁，不加强无产阶级的骨干，不以共产主义为根本目标，使党降为各阶级的‘民族革命联盟’的任何观点，而牢固地确立一切党员都必须为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思想”(10)。同年7月，刘少奇在延安马列学院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演说，阐述了共产党员进行革命锻炼和加强党性修养的重要性，要求党员必须牢固地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观，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努力参加革命实践，研究社会发展规律，遵循共产主义道德规范。他号召共产党员要勇于克服困难，既要有远大的共产主义理想，又要有求实精神。从9月起，张闻天连续发表《共产党员的权利与义务》、《略谈党与非党员群众的关系》等六篇文章，对党的组织、思想、作风建设中的基本问题作了深刻的论述。
上述论著所阐发的思想观点，是对马列主义党的学说及毛泽东建党思想的丰富和发展，对加强党的建设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指导意义。
六、击退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皖南事变1940年夏秋，国民党顽固派在华北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遭到失败后，便把反共中心转向华中。他们一方面在华中不断制造军事磨擦，打算用武力消灭新四军；另一方面又企图通过谈判来限制人民抗日力量的发展，压迫八路军、新四军撤到黄河以北。
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三者缺一不可。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磨擦，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实行自卫反击，完全是为了保存抗日阵地，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因此，在击退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后，为维护团结抗日的局面，力争国共长期合作，中共中央派周恩来、叶剑英为代表，于1940年6月在重庆同国民党代表何应钦、白崇禧举行谈判。谈判的内容是：要求国民党进一步解决中共的合法地位问题；承认陕甘宁边区问题；八路军、新四军的扩编问题；作战区域的划分问题。其中，谈判的中心是作战地区的划分问题。周恩来向国民党代表递交了《中共关于解决目前危机，加强团结抗战的提案》（又称六月提案）。其内容有：（1）实行抗战建国纲领所规定之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之自由，明令保障各抗日党派之合法地位；（2）在游击区及敌占区内，实行抗战建国纲领所规定之指导及援助人民武装，并发动普遍的游击战争；（3）明令划定延安等23个县为陕甘宁边区，组织边区政府；扩编八路军为三个军九个师，增编新四军至七个支队，规定八路军作战区域。
7月2日，何应钦代表国民党对中共六月提案提出复案。遭中共代表拒绝后，又将此案略加修改，于7月21日用“国民政府提示案”名义以最后决定方式交中共代表(11)。主要内容是：取消陕甘宁边区政府，代以“陕北行政公署”，归陕西省政府领导，范围为18个县；八路军准扩三个军六个师五个补充团，新四军准编两个师；要求把活动在江南和整个华中的八路军、新四军集中到黄河以北冀察两省。这个提示案再次为中共代表所拒绝。
9月初，周恩来向国民党递交“八月复案”，同时提出“调整作战区域及游击部队办法”。但蒋介石仍坚持要八路军、新四军开至黄河以北，否则，一切问题都不能解决。同时，进一步采取军事行动，企图压迫共产党就范。国共两党谈判陷入僵局。
这时，日本着意利用欧洲战局的有利时机，对太平洋地区英、美、法、荷等国的殖民地实行军事进攻，以掠夺这些地区的丰富资源。为分散英、美力量，德、意也愿意日本这样做。它们急谋结束中日战争，以使日本从中国战场上抽出身来，因而再次开展诱劝蒋介石投降的阴谋活动。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向国民党政府提出“调停中日战争”，劝蒋介石对日本妥协。日本也企图以某些“让步”来分化中国内部，达到“以华制华”、破坏中国抗日运动的目的。英、美等国为了自身的利益，需要中国继续抗战，因而对国民党尽力拉拢。英国决定10月18日重新开放滇缅公路。美国国会决定为中国政府提供1亿美元的贷款。苏联为了免遭德、日两面夹击，决定继续给国民党政府以军事援助，以便中国能长期拖住日本。
在这种形势下，国民党顽固派自以为局势对自己有利，因而加紧制造新的反共磨擦。在苏北，韩德勤企图乘陈毅、粟裕率领的部队立足未稳，将新四军歼灭于黄桥附近。9月中旬，韩德勤要新四军“首先退出姜堰”。陈毅为了顾全团结抗日的大局，率部撤出。但韩德勤立即调动主力向黄桥进逼，同时命令李明扬、陈泰运等部和其他保安旅参加围攻，总兵力达25个团3万余人。面对重兵来犯的局势，新四军苏北指挥部努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成功地争取了李明扬、陈泰运等部保持中立；同时采取诱敌深入的战法，集中优势兵力，经10月4日至6日三昼夜激战，歼灭进攻黄桥的韩德勤部1.1万人。韩德勤率残部1000余人逃回兴化。黄桥一战，使苏北抗日根据地得以巩固。
韩德勤在苏北反共受挫后，国民党顽固派加紧了压迫新四军北移的步伐。10月19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总长何应钦、白崇禧致电（即“皓电”）八路军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和新四军叶挺军长，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武装力量进行种种攻击和诬蔑。其中特别列举抗战以来华北、华中各地发生的磨擦事件，并将其原因归结于八路军和新四军。国民党当局进而要求在大江南北坚持抗战的八路军、新四军于一个月内全部开赴黄河以北，并将50万八路军、新四军合并缩编为10万人。与此同时，国民党当局又密令汤恩伯、李品仙、韩德勤、顾祝同等部准备向新四军进攻。“皓电”进一步表明国民党顽固派妄图把共产党领导的绝大部分军队驱逐到黄河以北，同日军配合夹击消灭八路军、新四军的险恶用心，成为第二次反共高潮的起点。
中共中央对形势发展的前途以及影响它的各种力量作出冷静的分析，提出打退国民党顽固派进攻的正确方针。1940年9月初，中共中央从重庆周恩来、叶剑英的报告中，获悉国民党政府军令部已向顾祝同发出“扫荡”长江南北新四军的命令。9月6日，中共中央军委电示叶挺、项英、刘少奇准备自卫行动，并嘱皖南尤须防备，对国民党顽固派发动新的反共高潮，实行“表面和缓，实际抵抗，有软有硬，针锋相对”的方针(12)。其具体做法是：要求江北部队暂时免调；对皖南方面决定让步，答应北移。中共中央这一决策是在不损害人民根本利益的原则下对国民党的让步，有利于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也有利于加强皖东、巩固苏北的抗日阵地。11月9日，中共中央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名义复电（即“佳电”）何应钦、白崇禧，据实驳斥“皓电”的反共诬蔑和无理要求；同时表示，为顾全大局，坚持团结抗战，新四军驻皖南部队将开赴长江以北。
12月8日，何应钦、白崇禧再电（即“齐电”）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宣称调防是军令，必须执行，要求迅即将黄河以南八路军、新四军全部调赴黄河以北。12月9日，蒋介石发布命令：限长江以南的新四军于12月31日前开到长江以北地区；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于1941年1月30日前开到黄河以北地区。12月10日，他又秘密下达《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和《解决江南新四军方案》；并密令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第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等，调兵围歼新四军部队。
1941年1月4日，奉命北移的新四军军部及其所属皖南部队9000余人，从云岭驻地出发往长江以北，6日在安徽泾县茂林地区突遭国民党军队七个师8万余人的包围袭击。新四军部队英勇奋战七昼夜，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除约2000余人突出重围外，一部被打散，大部壮烈牺牲和被俘。军长叶挺在同国民党谈判时被扣押，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牺牲，副军长项英、副参谋长周子昆在突围中被叛徒杀害。1月17日，蒋介石反诬新四军“叛变”，宣布取消新四军番号，声称将把叶挺交付“军法审判”。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这一事变是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最高峰。
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
皖南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同国民党顽固派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1941年1月20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军委发言人名义发表谈话，揭露国民党当局的反共阴谋，抗议其武装袭击新四军的暴行，要求国民党当局以大局为重，取消1月17日的反动命令，惩办祸首，释放叶挺，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华北、华中各抗日根据地军民也纷纷集会，强烈声讨国民党顽固派的罪恶行径。八路军、新四军做好了随时反击国民党顽固派武装进攻的准备。
同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张云逸为副军长，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1月25日，新四军新军部在苏北盐城成立，随即将全军整编为七个师和一个独立旅：第一师师长粟裕、政治委员刘炎；第二师师长张云逸（兼）、政治委员郑位三；第三师师长兼政治委员黄克诚；第四师师长兼政治委员彭雪枫；第五师师长兼政治委员李先念；第六师师长兼政治委员谭震林；第七师师长张鼎丞、政治委员曾希圣；独立旅旅长梁兴初、政治委员罗华生。全军共9万余人，继续坚持长江南北的抗战。
中共中央高瞻远瞩、总揽全局，提出在政治上取攻势、在军事上取守势，坚决击退国民党顽固派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正确方针。周恩来领导南方局在重庆同国民党顽固派展开了坚决斗争，从政治上和宣传上进行了猛烈反击。1月17日，周恩来为皖南事变向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冲提出质问和抗议，并打电话怒斥何应钦说：“你们的行为，使亲者痛，仇者快，你们做了日寇想做而做不到的事。”(13)当《新华日报》关于揭露事变真相的报道和社论被国民党当局扣压后，周恩来立即题写“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题词，登在被扣稿件的位置上，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动行径进行了有力的声讨。周恩来还领导南方局通过召开座谈会、个别谈话、散发传单等方式，向各界人士公布皖南事变的真相，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面目。
共产党的正义自卫立场，得到各界人士、民主党派的同情和支持。宋庆龄、柳亚子、何香凝、陈友仁等国民党左派人士，为皖南事变在香港发起抗议活动。宋庆龄等致函致电蒋介石及国民党中央，谴责“剿共”内战违背民心，已“引起国人惶惑，招致友邦疑虑”；要求他们“慎守总理遗训”，“撤销剿共部署，解决联共方案，发展各种抗日实力，保障各种抗日党派”(14)。各民主党派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行动也表示不满和愤慨。章伯钧等同周恩来等交换意见，准备成立民主联合会，团结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同中共合作，共同推进民主改革和反对内战。在国民党内部，也有很多人不赞成蒋介石打内战。孙科对时局表示忧虑。张治中向蒋介石上万言书，痛陈对中共问题的处理失策。海外华侨也反对分裂。华侨领袖陈嘉庚致电国民参政会，呼吁团结，反对蒋介石的倒行逆施。在国际上，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高潮，不仅为苏联所反对，美、英等国也表示不满。2月中旬，美国政府正式向蒋介石声明：美国在国共纠纷未解决前，无法大量援华，中美间的经济、财政等各种问题不可能有任何进展。
国民党当局在政治上陷于空前孤立的形势下，不得不收敛其反共活动。1941年2月，蒋介石加紧筹备于3月1日召开的国民参政会第二届会议，企图通过邀请中共参政员出席以粉饰门面，欺骗舆论。中共参政员拒绝出席这次会议。3月2日，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在重庆的中共参政员董必武、邓颖超致函国民参政会，提出承认中共及民主党派和陕甘宁边区的合法地位、释放皖南事变中所有被捕干部战士等十二条要求，作为出席会议的条件。共产党的坚决态度，赢得中间势力的拥护和支持，迫使蒋介石在第二届参政会上表示“以后再亦决无剿共的军事”。3月8日，国民参政会仍选举董必武为驻会参政员。3月14日，蒋介石约请周恩来面谈，答应提前解决国共间的若干问题。至此，第二次反共高潮被打退。
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皖南事变，并没有达到打击共产党、消灭新四军的目的，反而惊醒和教育了对国民党抱有幻想的人们，孤立了自己。中国共产党在这场斗争中的坚定立场和维护抗战大局的态度，赢得了多方面的同情，扩大了在群众中的影响，提高了在全国的政治地位。
皖南事变的恰当处理，再次证明了中共中央对国民党顽固派采取的策略方针的正确性。这次斗争的经验说明：第一，“任何的人民革命力量如果要避免为蒋介石所消灭，并迫使他承认这种力量的存在，除了对于他的反革命政策作针锋相对的斗争，便无他路可循”(15)。第二，在日本侵略者深入国土的情况下，中日民族间的矛盾依然是基本的，国内阶级间的矛盾依然处在从属的地位。因此，必须正确处理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关系；对国民党顽固派反共政策的斗争，必须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这种斗争的目的是保卫人民抗日力量，争取中间派，制止国民党顽固派的分裂、投降和发动内战的阴谋活动，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第三，在同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中，在不损害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原则下，作适当的让步是必要的。正是由于在“佳电”中的适当让步，使党在皖南事变后取得了转入政治反攻的主动地位，并使中间派了解共产党的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从而取得他们的同情。
新四军皖南部队的严重损失，主要是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政策造成的。从共产党内来说，则与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新四军主要领导人项英的错误有关。应当肯定，项英在领导新四军的工作中有着不可抹煞的功绩。他和叶挺、陈毅等人一起，在短时期内把极为分散的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进行集中整编，组织部队奔赴敌后开展游击战争，积极进行部队建设，使新四军不断发展，并领导了建立抗日根据地的工作。但他对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认识不足，在敌占区未能放手发动群众，对中共中央“向北发展，向敌后发展”的正确方针理解不够，贯彻措施不力。他存在着以皖南为中心，待日军向浙赣路进攻时向南发展，恢复原南方根据地的不切实际的思想。1940年10月以后，当国民党顽固派进攻新四军的迹象已经十分明显的时候，项英对皖南部队的北移，迟疑犹豫，结果丧失迅速东进或北移的有利时机。在部队北移受阻后，又指挥失当，因而未能粉碎国民党的围歼，致使新四军在皖南事变中遭受严重损失。
1941年5月20日，根据中共中央决定，东南局与中原局合并，改称中共中央华中局，同时成立新四军军分会，刘少奇为华中局书记兼军分会书记，华中局委员为饶漱石、陈毅、曾山，新四军军分会委员为陈毅、饶漱石、赖传珠、邓子恢。在华中局领导下，先后成立了江南、苏中、淮南、淮北、苏北、鄂豫皖、浙东、皖江、苏浙等区党委。1942年2月15日至3月5日，华中局召开第一次扩大会议，刘少奇作了华中三年工作的基本总结及今后任务等问题的报告。他强调必须继续坚持华中敌后抗战，巩固各抗日根据地，加强和聚集力量，以便在适当时机反攻敌人，争取中国抗战的最后胜利和中国人民的彻底解放。中共中央华中局成立后，华中敌后抗战出现了新的局面。
————————————————————(1) 日本陆军省：《1938年秋季以后的对华处理方略》，《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上），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59页。
(2)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编写的日本战史说：在1940年“6月中旬以后约一个月时间内，的确出现了事变行将解决，日中两国最接近的一刹那。所以如此，应该说在八年的日中战争中，蒋介石感到危机最严重的，实际上是宜昌失守的时候。中共察觉到日中进行和平谈判的危机”，“突然发动了”百团大战。见《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3卷第2分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55页。
(3)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国民党中一部分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势力，虽然同意国共合作，但又摧残共产党和进步势力。当时，人们称这种势力为国民党顽固派。(4)毛泽东：《论政策》（1940年12月25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63页。
(5)毛泽东：《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1940年3月11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45页。
(6)叶青：《关于政治党派》，《扫荡报》，1938年1月22日。
(7)蒋介石：《三民主义之体系及其实行程序》，1939年5月7日。
(8)张君劢：《致毛泽东先生一封公开信》，《再生》第10期，1938年12月16日。
(9) 毛泽东：《反投降提纲》（1939年6月13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2页。
(10)陈云：《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1939年5月），《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2–134页。
(11)即《关于陕甘宁边区及第18集团军、新四军作战地境编制问题的提示案》（国民党中央常委会通过），简称“国民政府提示案”，1940年7月16日拟定，20日发出，21日送交周恩来。
(12)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87页。
(13)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编：《南方局党史资料（大事记）》（一），重庆出版社1986年版，第134页。
(14)宋庆龄、柳亚子、何香凝、彭泽民致“蒋总裁暨中央执行委员监察委员诸同志”函，1941年1月12日。
(15)毛泽东：《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1941年5月8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8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