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争取实现全面抗战路线一、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卢沟桥事变和全国抗战的开始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者以制造卢沟桥事变为起点，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
日本帝国主义者发动全面侵略中国的战争，同复杂的国际形势有着密切的联系。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德、意、日等国发展很快，要求重新划分势力范围，使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又尖锐起来。为了适应对外扩张和争夺霸权的需要，德、意、日奉行法西斯主义和疯狂的扩军备战政策，不惜通过战争手段改变世界格局，企图建立由它们主宰的世界新秩序，因而成为欧洲和亚洲的战争策源地。1936年11月，德国与日本签订《反共产国际协定》。意大利随后也加入这个协定。这个协定的主要矛头针对苏联，同时也是对英、法、美等国的示威。它的签订，表明东西方三个法西斯国家以反苏反共为纽带，在瓜分世界、划分势力范围方面达成默契，结成了威胁整个世界和平的侵略集团。日本一方面利用反苏反共的口号，另一方面对英、美采取软硬兼施的策略，企图排斥英、美在中国的势力，并进一步把英、美、法、荷等国支配下的东南亚变成自己的势力范围。而英、美等国虽然同日本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但仍企求妥协。因为它们更为关注的是德、意引起的欧洲紧张局势或本国的问题。它们害怕日本配合德、意在东方对它们实行攻击，同时也敌视社会主义苏联，害怕中国人民革命力量的兴起会危及自己的殖民利益，因而不但不制止法西斯国家的侵略扩张，反而对日本实行绥靖怂恿政策，甚至阴谋以牺牲中国的部分领土为代价来缓和同日本之间的矛盾，还指望把日本军国主义这股祸水引向苏联。苏联政府虽然同情和支持中国抗日，但因为担心日本和德国东西两面夹攻而不愿意过早地卷入与日本的直接冲突。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日本挑起了卢沟桥事变。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是做了充分准备的。进入20世纪30年代以后，日本右翼势力连续策动兵变和政变，导致日本内阁更迭频繁，法西斯势力迅速膨胀。1936年2月26日政变上台的广田内阁，进一步实现军部法西斯势力对政府的控制，并加紧进行以征服中国和称霸亚洲为主要目标的扩军备战，推进国民经济军事化进程，加快了全面侵略中国的步伐。1936年4月，经天皇批准，日本的中国驻屯军扩大编制，兵力增加近三倍，形成一个有5700多人、多兵种的军事集团。9月，日军强占北平西南门户丰台，严重威胁当地中国驻军，加剧了华北的紧张局势。同时，日本军部制定了1937年度大规模侵略中国的作战计划：在华北，拟用八个师团占领北平、天津为中心的华北五省；在华中，拟用五个师团，一部进攻上海，一部从杭州湾登陆，两军策应向南京作战；在华南，拟用一个师团占领广州地区。同时以海军控制中国沿海及长江水域，协助陆军占领各战略要地。按此计划，日军准备用于侵华战争的兵力，由1936年的9个师团增加到14个。
为了保证这一侵略计划的顺利执行，日本1937年度的国家预算支出比上年度增加30％，总数达30.4亿日元，其中军费预算占整个预算的将近一半。维持这样巨大支出的主要手段是大量发行公债和增加税收，这就造成通货膨胀和物价暴涨。加上1937年开始的新一轮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日本的所谓准战时经济体制面临困境。日本人民深受扩军备战所带来的痛苦，对受军部操纵的政府表示不满。这种不满在统治集团内部也有反映。1937年1月，广田内阁因军部同政党官僚之间的矛盾激化，被迫总辞职。这时，日本统治集团感到国内政治、经济形势不稳，又看到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共两党趋向合作而联合尚未牢固，英、法、美给予蒋介石政府一定的援助但态度并不甚积极，于是，便急于乘机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以此来缓和国内的矛盾，并扩大它在中国大陆的殖民统治，加强同英、法、美等国及苏联对抗的地位。
从1937年5月起，日军在北宁铁路沿线以及丰台、卢沟桥一带频繁进行实弹演习。五六月间，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和驻天津的中国驻屯军司令部频频开会，策划发动大规模的侵华战争。关东军首脑人物坚持主张首先击败中国来加强对苏战备。6月初，经过几度内阁危机之后，近卫文麿受命组阁，暂时缓和了统治集团内军部、财界、政党官僚之间的矛盾，获得所谓“举国一致”的拥护。近卫上台后，继续强化战争体制。这时，在日本统治集团中“对华一击论”占据上风，以为侵华战争一旦发动，凭借其强大的军事力量，利用国民党政府的软弱动摇，在很短的时间内即能达到降服整个中国的目的。它完全没有估计到中国人民反对外来侵略的伟大的革命潜力。
1937年7月7日夜，日军一部在卢沟桥附近借“军事演习”之名，向中国驻军寻衅，并以一名士兵失踪为借口，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查。日方的无理要求遭到中方的拒绝。当交涉还在进行时，日军即向卢沟桥一带的中国驻军发动攻击，并炮轰宛平县城。中国驻军第二十九军一部奋起抵抗。卢沟桥事变（又称七七事变）标志着全国抗战的开始。
7月8日，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发出通电，指出只有实行全民族抗战，才是中国的出路，号召全国人民、军队和政府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的侵略。北平、天津、保定等地的人民群众和共产党领导的群众团体，纷纷起来支援第二十九军的抗战。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北平各界救国联合会、北平市学生联合会等抗日团体和战地的工人、农民群众，积极组织和参加募捐、救护、运输等多种战地服务，全国人民也掀起抗日救亡、支援前线的热潮，给前方将士以巨大鼓舞。7月14日，中共中央军委命令红军做好开赴前线的准备。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本政府决定向华北增兵，扩大侵略战争。这种形势迫使国民党政府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对日本的态度。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提出解决事变的最低限度条件，表示了中国政府的抗战决心。但在日本政府所谓“不扩大方针”和“就地解决”的烟幕影响下，中国政府仍希望能够把卢沟桥事变作为“局部事件”，通过外交途径求得和平解决。中国政府外交部和驻日大使许世英同日本进行磋商，第二十九军军长、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同华北日军进行谈判。7月下旬，日军大批增援部队到达中国，向北平、天津发动大规模进攻。第二十九军官兵虽英勇作战，但未能挡住日军的猛烈攻势。副军长佟麟阁和师长赵登禹在南苑战场牺牲。7月28日夜，宋哲元等奉蒋介石命令率部从北平撤退到保定。7月29日，北平失守。7月30日，日军占领天津。8月初，日军以30万兵力，沿平绥、平汉、津浦铁路向华北腹地大举进攻。
上海是中国的工商业和金融中心，也是英、美、法等国在华利益集中的地区。为了直接打击中国政府，并对西方各国施加压力，日本政府决心把战争迅速扩大到上海。日军在上海早就驻有一支装备精良的海军陆战队。卢沟桥事变后，日本政府决定向上海增派军舰和特别陆战队，并加强其驻淞沪的海军第三舰队。驻上海日军一再向中国军队寻衅。8月9日，日本海军陆战队大山勇夫中尉和一名士兵驱车闯进虹桥机场进行武装挑衅，被中国哨兵击毙。日军以此为借口，要挟中国政府撤出上海保安队和拆除防御工事，并向上海增兵。8月11日，中国政府令京沪警备司令官张治中率第八十七、第八十八师等部开赴上海市区组织防御。8月13日，日军在虹口、杨树浦一带抢占有利据点，并向中国军队进攻。这就是八一三事变。张治中率部奋起抗击，中国空军也出动参战。淞沪战役由此开始。8月14日，国民政府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日本对中国领土主权的侵犯，表示：“中国决不放弃领土之任何部分，遇有侵略，惟有实行天赋之自卫权以应之”。8月20日，国民政府颁发战争指导方案，全国划为五个战区：第一战区为河北及山东北部地区；第二战区为山西、察哈尔、绥远；第三战区为苏南、浙江；第四战区为福建、广东；第五战区为苏北、山东。
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
中国共产党是民族革命战争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积极倡导者和组织者。为了早日实现国共两党合作抗日，进一步推动全国抗战，1937年7月中旬，中共中央派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再上庐山，同国民党谈判发表国共合作宣言、红军改编、苏区改制等问题，并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送交蒋介石。宣言提出迅速发动全民族抗战、实行民权政治、改善人民生活等基本主张，希望国民党能予实行。同时，声明中国共产党愿为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而奋斗，停止推翻国民党政权和没收地主阶级土地的政策，取消苏维埃政府，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中共中央希望以宣言作为国共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
国民党虽然表示同意国共合作，但对中共代表在庐山的活动仍加以限制。这时，蒋介石、汪精卫正邀请全国各方人士在庐山举行谈话会，中共代表却被排除在谈话会之外，只能秘密地同蒋介石、邵力子、张冲等谈判国共两党之间悬而未决的问题。蒋介石对共产党提出的宣言态度冷淡，而另外提出一套方案。关于红军改编问题，蒋介石坚持红军改编后不设统一的军事指挥机关，改编后三个师的管理教育直属西安行营；各师的参谋长由南京派遣，“政治训练处”只管联络，无权指挥。蒋介石不愿意承认共产党的平等地位，并企图通过改编红军，逼朱德、毛泽东“出洋”，以便控制和吞并这支革命军队。周恩来表示，中共中央不能接受国民党当局对红军改编后的指挥和人事的意见。第二次庐山谈判未获结果。
8月上旬，应国民党的邀请，中共中央派周恩来、朱德、叶剑英赴南京参加国防会议，并同国民党继续谈判。这时，平、津已经沦陷，上海的形势也日趋紧张。由于蒋介石急欲调动红军开赴抗日前线，在红军改编等问题上的态度有所松动。双方达成协议：将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并设总指挥部；在国民党统治区的若干城市设立八路军办事处；出版《新华日报》。8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将红军改编为八路军(1)，任命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共产党在坚持对红军的领导和实行独立自主的原则下，也作了某些让步，如不设政治委员，将政治部改为政训处等。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叶剑英任参谋长，左权任副参谋长，任弼时任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任政治部副主任。八路军全军约4.6万人，下辖三个师：第一一五师以原红军第一方面军为主编成，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政训处主任罗荣桓，下辖第三四三旅（旅长陈光）、第三四四旅（旅长徐海东）；第一二〇师以原红军第二方面军为主编成，师长贺龙，副师长萧克，政训处主任关向应，下辖第三五八旅（旅长张宗逊）、第三五九旅（旅长陈伯钧）；第一二九师以原红军第四方面军为主编成，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政训处主任张浩，下辖第三八五旅（旅长王宏坤）、第三八六旅（旅长陈赓）。为了保证党对八路军的绝对领导，8月29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由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张浩、林彪、聂荣臻、贺龙、刘伯承、关向应组成前方军分会（后称华北军分会），朱德为书记，彭德怀为副书记。同时，还决定各师成立军政委员会。10月，中共中央决定八路军恢复政治委员制度及政治机关，将政训处改为政治部（处）。经中共中央批准，聂荣臻任第一一五师政治委员，关向应任第一二〇师政治委员，张浩任第一二九师政治委员（后由邓小平接任），进一步加强了军队政治工作和党对军队的领导。同时，为保卫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中央军委决定，八路军主力出师抗日后，以第一二九师第三八五旅直属队及第七七〇团，第一一五、第一二〇师的部分直属队，共9000余人组成留守部队，在延安设立以萧劲光为主任的八路军后方留守处。陕甘宁边区地方部队分别编为10个保安大队和各县保安队。
南方红军游击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支重要的革命武装。中共中央根据全国政局的变化，于1937年8月1日指示南方各红军游击队：在保存与巩固革命武装、保障党的绝对领导的原则之下，可以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进行谈判，“改变番号与编制以取得合法地位”。从8月至12月，国共双方就南方各省红军游击队改编的建制、编制、干部、装备等具体问题，先后在南京、南昌、武汉进行多次商谈。南方各红军游击队也相继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达成停战以合作抗日的协议。在协议中，红军游击队坚持了以下原则：第一，保持共产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的独立性，保持共产党对改编后的红军游击队的绝对领导，国民党不得派人干涉。第二，双方停战，国民党军队撤出游击区，保持游击区群众在土地革命中取得的利益。第三，红军游击队的集中整训，采取独立自主靠山或近水扎营等办法。9月28日，蒋介石任命叶挺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军长(2)。10月12日，国民党江西省主席熊式辉转发蒋介石10月6日电令：鄂豫皖边、湘鄂赣边、赣粤边、浙闽边和闽西等红军游击队，统交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军长叶挺编遣调用。这是首次公开发布新四军的番号和军长(3)。这样，散布于湘、赣、闽、粤、浙、鄂、豫、皖八省的红军游击队（除广东琼崖地区游击队外），随即集中整编为新四军。新四军下辖四个支队，一个特务营，共计1.03万余人。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张云逸，副参谋长周子昆，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副主任邓子恢。长江以南各省的红军游击队编为第一、第二、第三支队。第一支队司令员陈毅，副司令员傅秋涛；第二支队司令员张鼎丞，副司令员粟裕；第三支队司令员张云逸（兼），副司令员谭震林。长江以北鄂豫皖地区的红二十八军和豫南、鄂北等地区的红军游击队编为第四支队，高敬亭任司令员。
为了加强党对新四军的领导，12月14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和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东南分局由项英、曾山、陈毅等组成，项英为书记，曾山为副书记。新四军军分会由项英任书记，陈毅任副书记。
在红军改编的同时，中国共产党除将在西安的红军西北办事处改为八路军办事处外，还陆续在南京、上海、太原（后在临汾、秋林）、兰州、迪化（今乌鲁木齐）、武汉、重庆、长沙、衡阳、广州、香港、桂林、洛阳等城市，设立了八路军、新四军的办事处或通讯处。
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表现了中国共产党实行国共合作、坚决抗日的诚意。八路军、新四军在共产党领导下同国民党军队合作，共同进行抗日战争，这是抗战时期国共两党合作的主要内容。国共两党首先在军事上达成联合行动的协议，有利于促进国共合作的进一步发展和全国抗日战争的开展。
在国共两党关于发表合作宣言的谈判中，国民党代表有意在一些问题上进行刁难。9月初，在部分八路军主力部队开赴抗日前线的情况下，国民党仍坚持宣言的发表要在八路军集中开动之后，并提出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以丁惟汾为正，林伯渠为副。周恩来致电国民党方面，要求立即发表国共合作宣言，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按共产党方面推荐的人选，以林伯渠为正，张国焘为副。中共谈判代表在坚持宣言所提基本政治主张的同时，也对宣言中某些用词的修改作了让步。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次日，蒋介石发表谈话，指出团结御侮的必要，事实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国共合作宣言和蒋介石谈话的发表，标志着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正式形成。
中华民族的抗战热潮
国共合作受到全国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和爱国民主人士的热烈欢迎，推动了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发展。著名的国民党左派领袖宋庆龄异常兴奋地表示：“中共宣言和蒋委员长谈话都郑重指出两党精诚团结的必要。我听到这消息，感动得几乎要下泪。”(4)11月，她发表声明指出：“共产党是一个代表工农劳动阶级利益的政党。孙中山知道没有这些劳动阶级的热烈支持与合作，就不可能顺利地实现完成国民革命的使命。……国难当头，应该尽弃前嫌。必须举国上下团结一致，抵抗日本，争取最后胜利。”(5)救国会领袖沈钧儒、邹韬奋等七人于1937年7月31日被释放出狱，他们赞成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拥护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全国的抗战团结。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在卢沟桥事变后，向国民政府提出普遍动员武装民众、实行民主政治等项政治主张。10月，其领导人章伯钧等从香港回到南京，积极参加抗战工作。国民党内的李济深、陈铭枢等领导的中华民族革命同盟，从1936年两广事变时的反蒋抗日转到拥蒋抗日的立场。国家社会党、中国青年党、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派等都表示拥护政府抗战，拥护国共两党合作抗日。
全国的抗日救亡高潮深入到城乡各个社会阶层。1937年7月，上海一批社会名流成立上海抗敌后援会，蔡元培等组织了上海文化界救亡救国会。9月，沙千里等组织了上海职业界救亡协会。这些抗日团体在淞沪抗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学生界、教育界、宗教界、妇女界都建立了各种形式的抗日救亡组织。在何香凝、宋庆龄倡议下，中国妇女抗敌后援会于1937年7月在上海成立。8月，宋美龄在南京成立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上海、北平、天津等大中城市的工人群众纷纷组织抗日义勇队、宣传队，支援前线，参军参战。
在日本灭亡中国的侵略战争面前，中国民族工商界人士也表现出高昂的爱国主义精神。他们踊跃认购救国公债，为前线将士捐赠物资。华中、华北地区的许多工商界人士抱着与敌人斗争到底的决心，把自己的企业搬迁到西南和西北后方省区继续从事生产，以支持长期抗战。上海著名实业家胡厥文等克服重重困难，积极组织民营厂商内迁。上海进步实业家沈鸿在八路军办事处协助下，将其所办的五金厂的机器设备经西安迁往延安，这对以后陕甘宁边区的工业生产起了重要的奠基作用。
祖国的神圣抗战，牵动了千百万海外华侨的心。具有爱国主义传统的广大侨胞，为了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在世界各地积极开展抗日救国运动。他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以各种方式支援祖国的抗战。上海八一三事变的第二天，东南亚著名华侨领袖陈嘉庚等立即发起成立马来亚新加坡华侨筹赈祖国伤兵难民大会委员会。1938年10月，东南亚各国的40多个华侨救国团体的代表在新加坡集会，一致决议成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推选陈嘉庚为主席，庄西言、李清泉为副主席，其分支机构遍布南洋各国。在美洲的致公党创始人司徒美堂，发动美洲侨胞以长期募捐支援祖国抗战。他于1937年10月发动美国纽约市54个华侨团体，成立纽约华侨抗日救国筹饷总会。波士顿、旧金山以及南美一些国家的华侨，也先后建立了支援祖国抗战的团体。在欧洲、澳洲（大洋洲）等地的华侨，也纷纷建立起各种抗日救国团体，积极筹集现款和物资，进行抗日宣传，抵制和阻运日货，组织华侨青年回国参军参战，为增强祖国抗战力量作出了重大贡献。
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努力和推动下，以国共两党合作为中心，中国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各爱国军队、各阶层爱国人士以及海外华侨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终于发展起来。在这个旗帜下，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开始了中国近代以来空前规模的民族革命战争。毛泽东在论述这个统一战线的意义时指出：“这在中国革命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这将给予中国革命以广大的深刻的影响，将对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发生决定的作用。”“历史的车轮将经过这个统一战线，把中国革命带到一个崭新的阶段上去。中国是否能由如此深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中解放出来，将决定于这个统一战线的发展状况。”(6)全国抗战爆发后国际形势的变化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引起国际形势的变化。由于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的大国，世界各主要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都享有重要利益。日本占领中国东北，打破了它们在中国的势力均衡。日本全面侵华，进一步排斥西方各主要国家的在华利益，并削弱其在中国及远东的地位。这就不可避免地引起这些国家的密切关注和不安。
全国抗战爆发后，中国政府不断向国际社会发出呼吁，表明中国的和平立场，并力求西方各主要国家出面干涉。但英、法、美等国出于自身的利益，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打着“中立”和“不干涉”的旗号，对日本和中国抗战均采取两面政策。它们一方面表示同情和支持中国的抗战，并给予中国一些物资援助，以牵制日本；另一方面又希望在不损害自己根本利益的条件下，牺牲中国部分权益，同日本达成妥协，以维持其在远东殖民统治的旧秩序。
英国在中国有着巨额的投资，但它的战略重点在欧洲。由于德、意两国的扩张，欧洲形势动荡不定，英国根本无力对远东局势进行干涉，因此，它对日本全面侵华战争持观望态度，并把避免英国和日本在远东的敌对行为作为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标。它既担心日本利用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机，侵吞自己的在华利益，又担心介入中日战争对己不利，所以只是要求中日双方“克制”，并进行所谓“调解”，而不敢联合其他国家对日本的侵略行为进行制裁。1937年12月，日军在长江上攻击多艘英、美船舰，“帕奈号”被击沉，伤亡达数十人。事件发生后，英国曾一度拉拢美国，希望对日本联合采取强硬行动。由于美国不愿卷入对日本的直接冲突，英国的计划最终落空。此后，英国对日态度更趋消极。1938年5月，长期把持中国海关的英国与日本在东京非法签订关于中国海关的协定。协定规定：日本占领区过去积存的和以后收取的税款一律存入日本正金银行，并同意支付中国政府已从1937年9月起停止向日本支付的庚子赔款。英国在远东地区对日本作出的这一重大让步，使中国政府丧失了大部分海关收入，因而引起中国政府的强烈抗议。
法国对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也持中立态度。对于中国政府一再提出的购买军火的要求，法国政府总是力图回避。在日本的压力下，1937年10月18日，法国内阁会议决定禁止通过印度支那运送军用物资到中国。中国政府对法国的这种态度极为不满，并展开积极的斡旋活动。经过中国政府的不断抗议和交涉，中法两国达成并开始一些合作项目。法国还允许军用物资经印度支那转运中国，但数量有限，且限制很多。
美国长期奉行“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对华政策。日本的全面侵华战争，自然与这种政策不能相容。美国政府多次发表声明，对日本侵略表示不满。1937年10月5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发表著名的“检疫隔离”演说，认为热爱和平的国家应该一致行动，像隔离传染病一样隔离战争。他强调：仅仅依靠孤立主义或中立主义是逃避不掉战争的。但是，美国政府在国内各大财团的压力和强大的“孤立主义”思潮影响下，未能采取实际行动对日本进行约束。尽管中国政府及国际正义舆论要求美国对日本进行经济制裁，制止日本的侵略，但美国的许多公司和企业仍然与日本保持原有的贸易关系，继续向日本出售可用于战争的物资。当在中国长江上发生日本攻击英、美船舰的事件后，美国的孤立主义势力担心美国卷入冲突，要求美国政府对中日战争实施中立法。随着日本侵略的进一步扩大，美国在远东的利益受到损害和威胁趋于严重；而中国军民浴血奋战，把日本拖入持久消耗战的事实，也使美国政府逐步认识到中国抗日战争在世界上的战略地位，增强了帮助中国抵抗日本的信心。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随之发生某些积极的变化。1938年7月，美国政府宣布：由于日本对中国军民野蛮轰炸，美国政府强烈反对向滥施轰炸的国家出售飞机和航空设备，美国国务院将极不乐意地签发此类许可证。美国政府的这一举动被称为“道义禁运”。美国的绝大部分企业对此采取了合作态度。
国民党政府总是寄希望于英、美等国制裁日本，调停中日战争，因而积极推动以九国（中、美、英、法、日、意、荷、比、葡）公约签字国为基础的国际会议的召开。但1937年11月3日起在布鲁塞尔举行的九国公约会议（日本拒绝出席）上，中国代表多次发言，要求与会国对日本采取积极具体的制裁办法，停止向它提供贷款和军需物资，并向中国提供军事援助。但英、美、法等国出于各自的战略考虑和利害关系，态度暧昧，除了泛泛地发表谴责言词、建议中日双方停止武装冲突外，根本不愿率先制裁日本，暴露出十足的绥靖主义立场。参加布鲁塞尔会议的中国首席代表顾维钧事后评论说：“为应付远东局势而举行的这次会议，一开始就表现出它主要不是一个向中国提供有效援助或解决中、日冲突的工具，而是一个为英、法提供摆脱困境的方法”，是“一次流产的国际会议”(7)。
德国是日本的法西斯盟友。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从20世纪30年代初到中国全国抗战初期，中德关系较为密切，两国政府保持着比较多的经济和军事合作。在日本不断加紧对华军事侵略的严峻形势下，中国政府曾把获得全面军事援助的希望寄托于德国。而德国政府也迫不及待地希望加强同中国的贸易，借以倾销军火，并进口军备原料。中国抗战全面爆发后，德国政府声称对中日冲突持中立态度，但是继续维持着对中国的军火供应，德国驻华军事顾问也参与了对日作战的指挥。1937年11月上旬和12月下旬，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充当日本的“说客”，两次出面“调停”中日关系，要求中国政府接受日本提出的苛刻的“议和”条件。由于全国人民强烈反对妥协投降，蒋介石害怕“被舆论的浪潮冲倒”，拒绝了日本的要求。德国从其战略利益考虑，为争取与日本建立军事同盟，于1937年11月同日本、意大利订立反共公约。1938年以后，随着法西斯分子全面控制德国政府，德国相继宣布承认“满洲国”、撤离在华军事顾问、禁止军事物资输入中国。但是在中国政府的努力下，中德之间仍然存在相当数量的易货贸易，大量的德国军火通过苏联、印度支那和缅甸运入中国。
全国抗战初期，苏联成为中国抗日战争的主要支持者。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也是对苏联的重大威胁，特别是日、德反共产国际协定的签订，矛头直接指向苏联，客观上促使了1929年以来中苏对立关系的改善。1937年8月21日，中苏两国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
中国通过该条约不仅从苏联得到政治上的支持，而且得到了大量的军事和技术援助。1937年至1940年，苏联给予中国购买军火的贷款共4.5亿美元，居同期各国对中国援助的首位。苏联还先后派遣3000多名军事顾问、军事工程技术人员和2000多名志愿飞行员来到中国，帮助中国制定作战计划、训练飞行员。特别是苏联航空志愿队来华直接参加对日作战，包括轰炸机大队长库里申科和战斗机大队长拉赫曼诺夫在内的200多名飞行员，为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苏联的这种援助，对中国抗日战争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世界各国共产党和爱好和平的人们，对中国的抗日战争也给予无私的支持和援助。苏联、美国、朝鲜、越南、老挝、柬埔寨、印度、缅甸、泰国、马来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等国的友人和反战的日本友人、德国友人，积极支持或参加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战争，不少人为此献出了生命。加拿大、美国援华医疗队的白求恩，印度援华医疗队的柯棣华，美国著名进步作家、记者史沫特莱、斯特朗和斯诺，美国医生马海德，发起筹组中国工业合作促进会（简称工合）的新西兰友人路易·艾黎等，他们全心全意支援中国人民民族解放斗争的事迹和献身精神，受到中国广大民众的永久怀念和高度敬仰。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援助，鼓舞着中国人民的斗志；中国人民首先在东方举起反法西斯斗争的旗帜，反过来又推动了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斗争的发展。
中国共产党反对民族压迫，反对侵略战争，主张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反对法西斯侵略的民族和国家团结起来，结成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在抗日战争中，中国人民应集中力量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而不是同时反对一切帝国主义。中国抗战首先是联合苏联，同时还要争取英、美及全世界所有反对法西斯侵略的民族和国家，结成广泛的国际反法西斯统一阵线。当然，对英、美这样的国家，既要警惕和反对他们危害中国人民的阴谋，也要看到他们同日本的矛盾，尽可能联合他们共同反对日本侵略者。
二、全面抗战路线的制定洛川会议的召开全国抗战一开始，中国共产党就号召全国人民总动员，主张开放民主，改善民生，广泛发动群众，武装群众，实行全体人民参加战争、支援战争的全面抗战路线，亦即实行人民战争的路线。只有实行这样的路线，才能引导中国的抗战取得最后胜利，并使这个胜利成为人民的胜利。
1937年7月23日，毛泽东发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指出对付日本的进攻有两种方针和两套办法，也有两个前途。一个是坚决抗战的方针，一个是妥协退让的方针。在坚决抗战的方针下，必须实行全国军队和人民的总动员以及革新政治等一整套办法。在妥协退让的方针下，就会实行相反的一套办法，即不动员军队和人民群众，不给人民以民主自由，不改良人民生活，保持官僚买办豪绅地主的专制政府，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等。实行前一套办法，其前途就一定是驱逐日本帝国主义，使中华民族得到自由解放。实行后一套办法，就不可能坚持抗战，结果必定是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全中国、中国人民做牛马当奴隶的前途。中国共产党人愿同国民党人和全国同胞一道为保卫国土流尽最后一滴血，反对一切游移、动摇、妥协、退让，实行坚决的抗战。
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冯家村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即洛川会议），讨论制定动员全国军民开展民族解放战争，实行全面持久抗战的方针，进一步确定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任务及各项政策。会议由张闻天主持。毛泽东作军事问题和国共两党关系问题的报告。关于军事问题，毛泽东指出，根据中日战争中敌强我弱的形势和敌人用兵的战略方向（以夺取华北为主），抗日战争是一场艰苦的持久战。红军在国内革命战争中，已经发展为能够进行运动战的正规军，但在新的形势下，在兵力使用和作战原则方面，必须有所改变。红军的基本任务是：创造根据地，牵制消灭敌人，配合友军作战（主要是战略配合），保存和扩大红军，争取共产党对民族革命战争的领导权。红军的作战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包括在有利条件下集中兵力消灭敌人兵团，以及向平原发展游击战争，但着重山地。独立自主是相对的，是在共同抗日的统一战略目标下的独立自主的指挥。游击战的作战原则是，游与击结合，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分散发动群众，集中消灭敌人；着重于山地，是考虑便于创造根据地，建立起支持长期作战的战略支点。关于国共两党关系问题，毛泽东指出，要坚持统一战线，巩固扩大统一战线；同时要保持共产党在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记取1927年大革命失败的教训，对国民党的反共倾向保持高度的警觉性。总之，必须坚持统一战线中的无产阶级领导权(8)。
会议就国共关系、战略方针和出兵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等就有关问题作了报告和发言。会议确定八路军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但由于时间紧迫，对游击战与运动战的主次关系问题，未能充分讨论。虽然这时国民党还没有发表中共中央关于国共合作的宣言，正式承认共产党和陕甘宁边区的合法地位，但是鉴于华北危急，会议仍然决定立即出动红军主力到山西抗战前线。
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决定指出：中国的抗战是一场艰苦的持久战。争取抗战胜利的关键，在于使已经发动的抗战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而国民党实行的是片面的抗战路线，即坚持国民党一党专政，只实行单纯政府和军队的抗战，并拒绝一切有利于抗日的根本改革，不给人民以抗日所必需的民主自由权利，不改善工农大众的生活，防止人民力量在抗战中发展，反对抗日战争成为人民大众的抗战。这一路线包含着极大的危险性，必然招致严重的失败。因此，在今后的抗战过程中，可能会发生许多不利的情况。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民众和武装力量，应该站在斗争的最前线，使自己成为全国抗战的核心。
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毛泽东起草的宣传鼓动提纲。十大纲领是：1．打倒日本帝国主义；2．全国军事的总动员；3．全国人民的总动员；4．改革政治机构；5．抗日的外交政策；6．战时的财政经济政策；7．改良人民生活；8．抗日的教育政策；9．肃清汉奸卖国贼亲日派，巩固后方；10．抗日的民族团结。这是实行全面抗战路线的纲领。实行这些纲领，就能争取抗日民族解放战争朝着有利于人民胜利结局的方向发展。
会议讨论并决定了在全国抗战到来的新时期中党的基本行动路线和工作方针。这主要是：在敌人后方放手发动群众，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配合正面战场，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抗日根据地；在国民党统治区，广泛发动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推动桂系和川军等地方实力派拥蒋抗日；在有利于动员全国人民参加抗战的前提下，争取人民应有的政治经济权利；以减租减息作为抗战时期解决农民问题的基本政策；保卫、巩固和建设陕甘宁边区，使其成为抗日民主的模范区。
会议决定组成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央军委），以加强党对军事工作的领导。中央军委由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任弼时、张浩、叶剑英、林彪、贺龙、刘伯承、徐向前11人组成，毛泽东为书记（亦称主席），朱德、周恩来为副书记（亦称副主席）。会议期间，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还决定设立中央军委前方军分会。同时决定建立长江沿岸委员会，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董必武、林伯渠为委员，周恩来为书记。
洛川会议是在全国抗战刚刚爆发的历史转折关头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制定的党的全面抗战路线，把实行全民族抗战与争取人民民主、改善人民生活结合起来，把反对外敌入侵与推进社会进步统一起来，正确处理了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的关系。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阐明了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基本政治主张，指明了坚持长期抗战、争取最后胜利的具体道路，这是同国民党领导集团所实行的片面抗战路线不同的正确的抗战路线。
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方针
人民军队是中国共产党实现自己的政治路线的基本依靠力量。在全国抗战的新形势下，要使这支力量承担起贯彻执行党的全面抗战路线的任务，关键是实行党的军事战略的转变，即从国内正规战争向抗日游击战争的转变。从抗日战争中敌、友、我三方面的具体情况出发，实行这种转变是必要的。这时，敌人是奉行军国主义的日本，它是一个资源贫乏的小国，却是一个军事上的强国，拥有数十万经过长期“武士道”教育和以现代武器装备的、多兵种组成的常备军，并有一二百万经过训练的预备补充兵员，能够在短时期内动员强大的进攻力量。友军是昨天的敌人国民党军队，它虽然拥有200万正规军，多数官兵也有抗战爱国热情，但是训练装备较差，内部又不统一，其上层领导集团对抗日仍有动摇，实行片面抗战和消极防御的方针，并力图限制和削弱共产党的力量。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政治素质好，但数量太少，武器装备更差，即使全部集中起来打正规战，也不能对日本侵略军构成大的威胁。但是，人民军队有一种在长期革命战争中锻炼出来的特长，即善于一面打游击战，一面发动群众。只要人民军队发挥这种特长，将正规军变成游击军，分兵发动群众，同战区和敌后的广大人民群众紧密结合，开展游击战争，迅速地普遍地发展民众运动，扩大人民武装，建立民主政权，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就会在敌人后方开辟贯彻党的抗日救国纲领的广阔天地，充分地发挥人民战争的伟大力量。这样，就将给日军造成严重的威胁，并将逐渐发展成为最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决定性力量。因此，人民军队实行从运动战向游击战的战略转变，是充分发挥自己优势的一种最佳选择，也是贯彻执行党的全面抗战路线的基本途径。
全国抗战爆发前后，中共中央就开始酝酿、讨论红军的作战方针和战略转变问题。1937年8月1日，张闻天、毛泽东致电周恩来等，指出：关于红军的作战原则，“在整个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而不是阵地战，也不是集中作战，因此不能在战役战术上受束缚。只有如此才能发挥红军的特长，给日寇相当打击”。红军正式改编后，经与蒋介石、阎锡山商定，八路军在对日作战中充任战略游击支队，执行侧面战、协助友军、扰乱与钳制日军大部，并消灭一部的作战任务。在总的战略下，八路军实行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其原则是：（一）有依照情况使用兵力之自由；（二）有发动群众、创造根据地、组织义勇军之自由，地方政府与邻近友军不得干涉；（三）国民政府只作战略规定，八路军有执行此战略之一切自由；（四）依傍山地，不打硬仗。洛川会议后，8月下旬至9月初，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和第一二〇师先后经陕西韩城芝川镇渡过黄河，挺进山西前线。随后，第一二九师也沿着这条路线进入山西。根据原来的商定，八路军准备进入恒山地区配合友军保卫山西，拱卫华北。但从8月下旬起，日军迅速占领南口、张家口后，分数路向华北广大地区进攻：一路沿平绥路西进，一路沿平汉线南下，一路沿津浦路进攻山东。日军的作战主力在平汉线，同时以一部兵力从右翼迂回夺取太原，企图首先占领有重要战略地位的山西，威胁平汉线方面的国民党军队和河南、山东的侧背，最后完成对整个华北的占领。
根据形势的变化，中共中央及时决定改变八路军的部署。9月16日、17日，毛泽东在给八路军总部的电报中指出：过去决定红军全部集中在恒山山脉创造游击根据地的计划必须改变，否则将处于敌人右翼迂回包围中而陷于被动。八路军三个师应逐次分别配置在晋东北的恒山、五台山，晋西北的管涔山，晋西南的吕梁山和晋东南的太行山、太岳山。这样的部署，是为了使八路军处在战略上展开于日军侧翼的机动地位，向着进占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的敌人取四面包围态势。当日军进攻时，可以配合友军作战，从侧后钳制、打击敌人；而当正面友军向南撤退时，又能依托有利地形，进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广泛发动群众，创造敌后根据地，坚持长期抗战。毛泽东在9月21日致彭德怀的电报中指出：“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戏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9)9月25日，毛泽东在给周恩来及北方局的电报中又强调指出：“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要设想在敌整个占领华北后，我们能坚持广泛有力的游击战争。”(10)以刘少奇为书记、杨尚昆为副书记的中共中央北方局正确贯彻执行中央的战略方针，积极配合八路军，动员和组织广大民众，实行全面抗战。1937年9月21日，朱德、任弼时、邓小平、左权等率八路军总部到达太原时，北方局立即同总部主要领导人一起，讨论了华北抗战形势和八路军的行动方针。刘少奇在会上明确指出：华北有全部沦陷的危险，我党我军要准备广泛发展游击战争，扩大八路军到拥有数十万人枪的强大集团军，建立起很多根据地，这样才能担负起独立坚持华北抗战的重大任务。他还强调要立即部署山西、河北、山东等地的人民抗日武装斗争。10月16日，刘少奇发表《抗日游击战争中的若干基本问题》一文，指出游击战争是今后华北人民抗日的主要斗争形式，强调建立根据地和组织抗日民主政权的重要性。
战略统一下的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是在抗日战争条件下发挥人民军队政治优势和军事优势最好的作战形式。首先，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原则规定下，服从于民族革命战争的总体战略。所谓独立自主，即在政治上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也包含人民军队在作战中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行动与自主指挥。其次，抗日游击战争是广大民众的革命战争。分散的作战形式，便于广泛发动群众，动员群众参加战争，这是任何集中作战很难办到的。其三，抗日游击战争有利于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实行军民结合、军政统一，创建抗日根据地，壮大革命力量，实现有根据地、有后方的持久作战。抗日战争的实践证明，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抗战的唯一正确的方针。
三、实现全面抗战的努力和国共军队配合作战华北战场的对日作战和山西统一战线工作的开展战争初期，日本侵略者依仗其军事上的优势，对华北和华中等地展开了大规模的战略进攻。在全国人民抗日热潮的推动下，国民政府统帅部调动全国军队，同时在北线和东线战场实行防御战略，抵抗日军进攻。八路军和新四军分属第二、第三、第五战区战斗序列，分别参加了各战区的防御作战。但是，在国民党政府实行片面抗战路线的情况下，怎样才能推动中国共产党全面抗战路线的贯彻，是一个极端复杂和困难的问题。中国共产党着重从军事上、政治上创造实现全面抗战的条件：一方面，精心地部署八路军进行战略统一下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包括在有利条件下集中兵力消灭敌人兵团），指导其实现从国内正规战争到抗日游击战争的转变；另一方面，积极配合国民党军队作战，以极大的努力推动国民党改变错误政策，组织和动员全国民众，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行正确的对日作战方针。
1937年9月中下旬，沿津浦铁路、平汉铁路南下的日军，分别占领河北沧州、保定等地。沿平绥铁路推进的日军进入山西北部，占领天镇、广灵、大同。阎锡山指挥的晋绥军纷纷向雁门关方向撤退。进驻五台的八路军总部指示第一二〇师从西面驰援雁门关；第一一五师从东面配合友军作战，对从灵丘增援平型关之敌实施攻击。9月22日，日军第五师团（师团长坂垣征四郎）一部首先从灵丘向平型关方向进犯，23日和24日在平型关正面及团城口与中国守军发生激战。9月24日，第一一五师主力冒雨由冉庄向平型关东北的白崖台前进，在小寨村至老爷庙公路附近山地设伏。9月25日晨，日军第五师团第二十一旅团一部进入八路军的伏击区。八路军利用居高临下的有利地形，突然发起猛烈攻击。八路军充分发挥近战和山地战的特长，对陷入混乱的日军实行分割、包围，与敌进行白刃格斗，歼敌1000余人，击毁汽车100余辆，缴获一批辎重和武器。9月24日至25日，担任钳制、阻击任务的第一一五师独立团，截断涞源、灵丘之间的交通线，在腰站地区打退日军增援部队的多次冲击，歼敌300余人。平型关战斗，是华北战场上中国军队主动寻歼敌人的第一个大胜仗，有力地配合了正面战场的防御作战。它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振奋了全国人心，提高了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威望。
在平型关战斗中，由于正面布防的友军没有按预定计划出击，失去了消灭更多敌人的机会。平型关正面的日军得到从浑源南下日军的增援，稳住了阵脚。同时，内长城线上的日军突破茹越口和阳方口，从东西两侧向雁门关迂回。10月2日，雁门关失守。阎锡山为挽救山西战局危机，保卫太原，决定利用忻口要隘进行正面防御，阻敌南下。蒋介石急调第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卫立煌率部驰援。
10月6日，毛泽东致电在太原的周恩来等，要他们转告国民党军事当局：敌人占领石家庄后，必将向西进攻，故娘子关、龙泉关两点须集结重兵，实行坚守，以利太原以北作战的胜利。阎锡山等根据日军分三路南犯的态势，把作战部署划分为左、中、右三个地区，并将主力用于中路的正面防御。经商定：中路归卫立煌指挥，右翼各军（包括一部分国民党军队）归朱德、彭德怀指挥，左翼归杨爱源指挥，负责守卫石岭关和太原的预备军归傅作义指挥。周恩来参加了忻口战役的作战研究。他考察了这个地区的实际情况后提出，着重正面防堵损失必大，而胜算小，建议中路地区以少数兵力钳制敌军，加强侧面部署，以主力向东北代县方面出击，可收阻敌向南突入之效。但这些意见未被阎锡山等全部采纳。
10月13日，日军在飞机、大炮和战车掩护下，强渡云中河，向忻口西北主阵地南怀化发起猛烈攻击。中国守军阵地工事被毁，部队伤亡惨重。阵地失而复得，得而复失，战斗异常激烈。在连日鏖战中，中国军队给日军以很大杀伤，但自身也损失很大，第九军军长郝梦龄、第五十四师师长刘家骐、独立第五旅旅长郑廷珍等在前线督战时相继牺牲。
为了配合和支援友军的正面防守作战，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主力于晋东北袭击张家口至广灵、代县的交通线，并派独立团和骑兵营向察南、冀西出击。第一二〇师主力于晋西北袭击忻口至雁门关、宁武至大同的交通线，并派雁北支队向长城以北出击。当忻口正面激战时，第一一五师和第一二〇师各部积极配合，在敌人侧翼和后方频频出击，多次截断敌后方主要交通线，击毁日军大批运输汽车，袭击敌增援部队，收复一些县城，使日军侧背受到严重威胁，并不能及时得到粮食、弹药的接济。10月17日，蒋介石致电朱德、彭德怀：“贵部林师及张旅，屡建奇功，强寇迭遭重创，深堪嘉慰。”(11)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第三八五旅第七六九团进至崞县、代县之间，袭扰敌军。该团以第三营为主力于10月19日凌晨袭击代县阳明堡日军飞机场，毁伤敌机20余架，消灭敌守备队100余人。八路军各部的积极作战，削弱了日军的有生力量，迫使敌人不得不以相当兵力守备后方，这就大大减轻了忻口正面国民党守军的压力。
忻口战役进行中，沿平汉铁路南下的日军于10月10日占领石家庄后，迅即沿正太路西进，从东面威胁太原。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黄绍竑率三个军在娘子关南北一线设防。10月18日，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师部率第三八六旅进到正太路南侧平定地区，执行配合友军侧击敌人的任务。国民党军队不能有效阻止敌人的进攻，10月26日，被迫放弃娘子关，全线后撤。日军迅速占领平定、阳泉、昔阳一线。
根据战局的演变，10月下旬，八路军总部率第一一五师师部及第三四三旅由五台南移，经盂县、寿阳过正太路进抵和顺县。10月22日至11月初，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先后在平定县和昔阳县进行七亘村、广阳、黄崖底等战斗，取得胜利。由五台山地区南移的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主力，在昔阳西部、广阳地区伏击向榆次运动的日军。这些战斗，共歼敌2000余人，缴获一批武器、马匹和物资，有力地阻击了日军的前进，并协助国民党军曾万钟部、邓锡侯部和王奇峰骑兵第四师等突破日军的包围，脱离险境。
但是，由于从娘子关退守的友军缺乏统一指挥，不能组织新的有效防御，日军遂节节推进，对太原和忻口形成大包围。11月2日，卫立煌下令撤离忻口阵地。11月8日，太原失守。忻口战役历时一个多月，歼敌2万余人。它是抗战初期华北战场上最大、最激烈的一次战役，也是国共两党军队合作抗日、配合较好的一次战役。
华北战场的战略防御作战，较好地实现了国共两党在军事上的合作。共产党不仅提出关于作战方针的正确建议和意见，而且还以八路军积极有力的实际作战行动，配合和支持了友军的正面阵地防御。尽管国民党统治集团听取了共产党及其他有识之士的一些正确意见，但并没有改变其基本的路线和方针。它在政治上实行单纯依靠政府和军队的片面抗战路线；在军事上则采取单纯防御的战略方针，对正面进攻之敌进行消极的阵地防御，很少使用较大兵力实行运动战，因而不能主动地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尽管担任正面防御部队的许多官兵怀着爱国热忱，对日军的进攻进行了英勇的抵抗，但由于受片面抗战路线和单纯防御战略方针的束缚，难以充分发挥战斗力。国民党军队不断陷入被动，节节败退。在太原失陷以前，平绥铁路方面的日军占领了归绥（今呼和浩特）、包头；平汉铁路方面的日军已占领顺德（今邢台）、邯郸，进抵漳河一线；津浦铁路方面的日军突破德州的防御阵地，进抵惠民、临邑、高唐一线，准备进攻济南和青岛。日军控制了太原——石家庄——德州一线的华北广大地区后，将作战重心逐渐转移至华中战场。
太原失守前后，日军继续向华中、华北等内地进攻。为了坚持华北持久抗战，支持全国战局，1937年11月13日，毛泽东致电朱德、彭德怀、周恩来、刘少奇等，要求八路军进一步发挥独立自主精神，坚持华北游击战争，力争山西省的大多数乡村，使之成为游击根据地，发动民众，扩大自己，多打小胜仗，振奋士气，“用以影响全国，促成改造国民党，改造政府，改造军队，克服危机，实行全面抗战之新局面”。按照既定部署，八路军在积极配合友军作战的同时，又相机执行自己的战略展开任务。第一一五师一部依托五台山建立了晋东北的战略支点；第一二〇师依托管涔山建立了晋西北的战略支点；第一二九师依托太行山建立了晋东南的战略支点。到1938年春，第一一五师另一部依托吕梁山建立了晋西南的战略支点。这就为开展华北敌后游击战争，建立和扩大抗日根据地，创造了前进的战略基地。
为了充分动员组织民众，支持山西抗战，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十分重视发展与国民党地方实力派阎锡山的统一战线。在日军进攻的威胁下，阎锡山接受中国共产党合作抗日的主张，并采用共产党提出的一些进步措施和口号，任用一批抗日青年和政治上比较开明的进步人士，以挽救危局，维护自己的统治。鉴于这种情况，八路军在太原设立以彭雪枫为处长的驻晋办事处，负责八路军总部与阎锡山的联络，开展对晋绥军的统一战线工作。1937年9月初，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和八路军领导人彭德怀、林彪、聂荣臻、徐向前、萧克等到达山西。周恩来、彭德怀向阎锡山提出建立有各方代表参加的战地动员委员会的建议。9月20日，在太原正式成立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简称动委会），第二战区高级参议、国民党左派爱国将领续范亭担任主任委员。共产党方面的委员有四人：邓小平、彭雪枫、程子华、南汉宸（后二人为常驻委员，程任武装部部长，南任组织部副部长）。其动员区域主要包括绥远、察哈尔和晋西北、雁北、晋东北（后属晋察冀边区）地区。各级（包括县、区、村）动委会是发动群众支援和参加抗战的领导机关，起着政府同民众之间的桥梁作用，有的地方（主要是旧政权瓦解的地区）则具有半政权的性质。各级动委会在宣传抗日、组织和武装群众、培养干部、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根据地、巩固抗日政权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通过建立与阎锡山的统一战线，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和抗日游击战争在山西蓬勃发展起来。以薄一波为书记的中共山西公开工作委员会，在大力进行上层统一战线工作的同时，以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为核心，放手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建立工人、农民、青年、妇女等救亡团体，培训干部，开展各种抗日救亡活动。1937年9月下旬，牺盟会召开有300余人参加的第一次代表大会。这时该会会员已发展到几十万人，创建了105个县分会和若干中心区，培养了两万多名政治工作干部和军事干部。在日军进攻时，山西大部分旧政权陷于瘫痪和瓦解，牺盟会不失时机地掌握部分地方政权。到1938年春，全省105个县中，已有70余县的政权由牺盟会所掌握。
党在山西的统一战线工作，在发展武装力量方面的突出贡献是建立山西新军。全国抗战开始后，阎锡山看到山西旧军在日军进攻面前战斗力很弱，急欲扩充实力。薄一波提议组建山西新军，阎锡山同意先试建一个总队（团），并定名为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简称决死队）。决死队于1937年8月1日正式成立，各级军事干部由阎锡山指派旧军官担任，政治委员和政治工作干部则绝大部分是共产党员。9月间，决死队发展为四个总队，后来发展为四个纵队（旅）。除决死队外，在山西还相继组建了工人武装自卫纵队、政治保卫旅和暂编第一师等新军武装。到1939年底，山西新军共有50个团（其中46个正规团），总兵力约5万余人。新军中普遍建立起共产党的组织。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统一战线形式出现的人民抗日武装力量。新军在建制上属于阎锡山军队系统，这是一种特殊的统一战线形式。山西新军同八路军互相支持、互相配合，在发展和坚持山西及整个华北的抗日游击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共产党在同阎锡山建立统一战线的过程中，反对了关门主义，坚持了独立自主原则。党组织既重视上层统一战线工作，又大刀阔斧地放手发动群众；既抓群众工作，又抓政权和武装工作；既尽力推动阎锡山坚持抗日，又对他的动摇性和反动倾向保持高度的警惕。党在山西的统一战线工作获得的巨大成功，为八路军在山西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沪宁地区的对日作战和日军在南京的大屠杀
在日军的作战重心还放在华北战场之时，国民党军事当局就决定以上海为对日作战的主战场。蒋介石先后调集并指挥70万兵力进行淞沪会战。中国军队广大官兵不畏强敌，浴血奋战，打得十分顽强。在上海市区的华德路口，中国军队第三十六师第二一五团第二营300余名官兵与敌展开白刃格斗，最后全部壮烈牺牲。在1937年8月14日至16日的上海空战中，中国空军英勇作战，创下击落敌机45架的战绩。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地区的组织(12)和八路军办事处，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广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积极推动上海各界、各阶层民众组织抗日救亡团体和战地服务团，掀起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给国民党军队的作战以有力的支援。8月23日，日军在川沙河口、狮子林、吴淞一带强行登陆。中国守军拼死抵抗。9月4日至7日，守卫宝山的姚子青营500多名官兵击退日军数次冲击，最后多数壮烈牺牲。10月下旬，据守苏州河北岸四行仓库的谢晋元等八百壮士孤军奋战四昼夜，杀敌数以百计，后突破敌重重包围，退入英租界。日军参谋本部鉴于战局进展缓慢，不断向上海地区增兵，先后投入兵力达20多万。11月5日，日军第十军乘隙在杭州湾北部金山卫登陆，从西南面迂回包围上海，市区苏州河南岸的阵地也被日军突破。11月8日，蒋介石鉴于守军腹背受敌，下令全线撤退，向南、向西转移。11月12日，日军完全占领上海。淞沪会战历时三个月，中国军队毙伤敌4万余人，打破了日本侵略者“速战速决”的计划。
日军占领上海后，立即转兵直逼中国的首都南京。国民党军队虽然在南京外围同日军进行了许多战斗，给予敌人一定的杀伤，但终究不能阻挡多路日军的猛烈攻击。12月13日，南京在一片混乱中被日军占领。在日本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大将、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朝香宫鸠彦王中将和第六师团师团长谷寿夫中将等人的怂恿指挥下，日军在南京地区烧杀淫掠持续六周之久。中国平民和被俘士兵被集体枪杀、焚烧、活埋以及用其他方法处死者，达30万人以上。同时，南京市三分之一的房屋被烧毁，几乎所有的商店被抢劫一空。日军进入南京市后的一个月中，发生约2万起强奸、轮奸事件，连不到10岁的幼女和六七十岁的老妇都难以幸免。很多妇女被奸淫后又遭屠杀、毁尸，惨不忍睹。
南京变成一座尸横遍野、满目凄凉的死城。日军为掩盖罪行，严密封锁新闻，同时焚尸灭迹，消灭罪证。但仍有不少正义人士、国际友人和外国记者不顾生命危险，组成国际安全区和难民收容所，千方百计保护中国妇女和儿童，给受害者以人道主义的援助。同时，把亲眼目睹的日军暴行，通过日记、信件、新闻照片等形式记录在案，公布于世。《纽约时报》、《芝加哥每日新闻》等及时披露日军在南京的野蛮罪行，引起了全世界的震惊和谴责。1938年3月，澳大利亚人田伯烈编成的《外人目睹之日军暴行》一书，是较早全面记录南京大屠杀的历史文献。战后，经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及中国政府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认真地查证和确认，以及大量文献档案、目击者、受害人提供的人证和物证，充分地证明，日军在南京进行了有计划、大规模的集体虐杀，每次惨遭杀害者达数百、数千甚至数万人之多。南京军事法庭在南京大屠杀主犯之一谷寿夫的死刑判决书中确认：“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二日至同月二十一日，亦即在谷寿夫部队驻京之期间内。计于中华门外花神庙、宝塔桥、石观音、下关草鞋峡等处，我被俘军民被日军用机枪集体射杀并焚尸灭迹者，有单耀庭等十九万余人。此外，零星屠杀，其尸体经慈善机关收埋者十五万余具。被害总数达三十万人以上。”(13)南京大屠杀铁案如山，是日本帝国主义者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
日本国内一些妄图为日本侵略战争翻案的右翼势力，极力否认南京大屠杀的事实，这是对历史的肆意歪曲和对人类良心的欺骗。事实上，日本侵略者烧杀淫掠的野蛮暴行，绝不限于南京的一时一地。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制造了大量惨案，仅1937年至1940年制造的百人以上的大屠杀就达500多起。例如在晋北，日军在30天中连续血洗天镇、阳高、左云、灵丘、朔县、宁武、崞县等县城，屠杀无辜百姓1.6万余人。日军在杭州湾登陆后，一路烧杀，使无锡、苏州这些未设防的风景名胜古城，亦蒙受空前劫难。战争期间，日本侵略者为了制造精神恐怖，迫使中国人民屈服，还无视国际公法，对许多城镇的非军事目标（如商业区、居民区、文化区）进行狂轰滥炸。1938年5月28日至6月9日，日军飞机连续对广州进行大轰炸，市民被炸死者近万人，伤者不计其数，许多商店、工厂、学校、医院以及著名的中山纪念堂被炸毁。日军占领南京后，强迫更多的中国妇女充当“慰安妇”。这一野蛮行径使许多中国妇女受尽凌辱和摧残，不少人死于虐杀和疾病。日军还在许多地区使用毒气和细菌武器，残酷地杀害中国军人和无辜平民。在整个侵华战争中，日军的上述暴行从未停止过。
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
全国抗战初期，国民党对抗战是比较努力的。在政治上，也有了一些进步的表现，同共产党的关系有所改善，对群众的抗日运动有所开放，全国出现了一些令人鼓舞的气象。但是，国民党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出发，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其一党专政的基本立场，对共产党和人民抗日力量的发展，存有诸多疑嫉。国民党统治集团害怕群众性抗日救亡运动的蓬勃发展越出自己的控制，尤其害怕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力量的发展壮大，会危及自己的统治地位。它所推行的是单纯依靠政府和军队抗战的片面抗战路线，这条路线不可避免地要给抗战带来很多困难和障碍。为了争取抗战的胜利，中国共产党以多种方式向国民党当局提出建议和方案，希望能够影响、推动和督促国民党改变政策，真正实行孙中山的革命三民主义和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组织动员全国民众，实现全面抗战。
南京失守前夕，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机关大部西迁武汉。武汉成为全国抗日运动的中心。1937年12月，中共中央决定在武汉组织长江局，统一领导南方各省党的工作，发展长江流域和南方各省的抗日运动。同时组成中共代表团，负责与国民党的联系和谈判，继续推动国民党的改革和进步。不久，两个组织合为一个，对内为中共中央长江局，对外称中共代表团。王明、周恩来、项英、秦邦宪、董必武、叶剑英、林伯渠为成员，王明为书记，周恩来为副书记。
长江局领导云南、贵州、四川、湖南、湖北、安徽、江西、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河南等省以及东南分局和新四军的党的工作。长江局成立后，迅速恢复和建立各地党组织，大量发展党员，积极领导以武汉为中心的抗日救亡运动。长江局除设组织部、宣传部和党报委员会外，还有民运部，并先后建立了职工运动、青年运动、妇女运动等委员会，负责领导各方面的群众救亡工作。在武汉，出版公开的党报党刊即《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及其他抗日书刊，开展广泛的宣传活动。同时，完成新四军的组建工作，指导新四军出动到皖南、苏南和皖西抗日前线。在湖北的七里坪、汤池和河南的竹沟举办训练班，为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培养一批干部，并在敌后地区组织起几支抗日游击队。在长江局的动员组织下，大批青年积极参加抗日斗争，仅河南就有1万多名城市工人、学生、革命知识分子到乡村开展救亡工作，参加抗日游击战争。长江局还向延安输送了一大批知识青年。总之，长江局为开展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进行了大量的工作，也为发展华中的敌后游击战争做了相当的准备。
长江局还代表中共中央开展对国民党和其他抗日党派的统一战线工作，负责与国民党当局继续就加强两党关系问题进行谈判。中共中央多次提出，国共合作应当有固定的组织形式，国共两党应当协商，正式公布共同纲领，并提出加强合作的具体建议。开始，蒋介石表示同意成立两党关系委员会，并起草共同纲领。但国民党统治集团总是不愿放弃一党专政，力图通过合作来“溶化”和取消中国共产党。因此，国共双方在谈判过程中草拟的共同纲领草案虽于1938年春完成，却被国民党中央长期搁置。两党关系委员会的工作也陷于停顿。这两个问题始终未能获得解决。
但是，在全国抗日高潮的影响和共产党的推动下，在全国人民及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呼吁下，国民党当局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履行自己的某些诺言，采取一些改革措施。
1938年1月，国民政府决定改组军事委员会，主要是按照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北伐军的经验设立政治部。政治部的领导大权固然是由蒋介石嫡系的有力人物掌握(14)，但也邀请周恩来、黄琪翔（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任副部长，郭沫若任掌管宣传工作的第三厅厅长。中共中央同意周恩来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是为了巩固国共两党在军事上以及政治上的联合，推动国民党军队的改造，并便于对国民党的各个派系开展统一战线工作。4月1日，第三厅正式组建成立。在周恩来、郭沫若的领导下，第三厅团聚了一大批致力于抗日民主运动的进步文化工作者。他们广泛深入地进行救国宣传，推动抗战文化工作的发展，并开展对敌、对国外的宣传。此时在武汉成立的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中华全国电影界抗敌协会、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全国歌咏协会和全国战时教育协会，都是以共产党员为领导核心的抗日统一战线组织。这些协会的部分领导人，同时担任第三厅下属机构的领导职务。第三厅还以政府的名义，大力协助各协会冲破国民党对民众运动的统制政策，开展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第三厅成为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开展抗日统一战线的一个重要阵地。
1938年3月底至4月初，国民党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3月25日，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提出：加强国共合作，继续扩大与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首先须发布以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为基本原则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作为动员全国人民共同奋斗的目标。在这一纲领下，遵照孙中山先生联共的精神，建立一种各党派共同参加的某种形式的民族解放同盟。中共中央要求国民党继续改善政治机构，整顿地方政府，洗刷贪官污吏。这次会议通过的《中国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虽然在坚持抗战和开放民主方面，接受了共产党和广大人民群众的一些合理要求，但却没有包括共产党和其他抗日党派关于实行民主、改善民生等许多重要主张，而且有不少内容不过是好听的诺言，根本不打算实行，甚至反其道而行之。例如纲领也说要发动全国民众，组织农工商学各职业团体，其实是要统制和包办民众运动。事实上，在通过这个纲领的前后，国民党当局在上海、西安、武汉等地压制群众的抗日活动，解散了许多群众组织起来的很有影响的抗日团体。
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决定设立国民参政会。国民参政会有各党派的成员参加，国民党占大多数。它既不是各党派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也不是真正的民意机关，而是一个建议、咨询性质的机构。国民政府以“文化团体代表”的名义，邀请共产党员毛泽东、陈绍禹、秦邦宪、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邓颖超七人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的发布和国民参政会的设立，表现了抗战初期中国政治的某些进步，以及国共合作为中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国民党及其领导的国民政府有条件地接受了共产党和各抗日党派的一些主张，因而它在这一时期的政策，基本上反映了全国人民抗日救亡的要求。这些进步的方面，得到了共产党及其他抗日党派的赞同和支持。但是，国民党政策的转变是很不彻底的。它始终不能以平等的态度对待共产党和其他抗日党派，没有正确地解决国共合作的共同纲领、组织形式等重大问题，因而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严重障碍。
抗战战略防御阶段的结束
南京陷落后，举国震动。1938年1月，蒋介石在开封召开军事会议，八路军主要将领朱德、彭德怀、林彪、贺龙、刘伯承等出席。蒋介石在会上说，首都南京失陷了，但中国政府要继续抗战下去。他着重指出，高级将领要有坚持抗战和为国牺牲的决心，并下令逮捕并惩处擅自撤退的山东省政府主席兼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同时，国民政府统帅部调整战区和战略部署，主要是以屏障华中重镇武汉为核心，开展津浦路方面的作战，力保晋南、豫北，阻敌南下，并保卫广东、福建沿海。在山西方面，国民党军事当局提出“反攻太原”的口号，实际上主要是阻挡日军向晋南、豫北的进攻，防止敌人渡过黄河，打通陇海路，直扑武汉。为此，第二战区司令部编组了以朱德、彭德怀任正、副总指挥的东路军。东路军下辖第十八集团军（欠第一二〇师）和第三、第十四、第十七、第四十七军等部，以及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第一、第三纵队。
日军占领南京后，也调整部署，将作战重心移向津浦路。日军的企图是以南京和济南为基地，从南北两端沿津浦铁路夹击徐州，以实现其连贯南北战场，迅速灭亡中国的计划。1938年1月至5月，在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下，中国军队同日军展开以徐州为中心的苏、鲁、皖三省交界地区的作战。周恩来、叶剑英等向第五战区建议，除以新四军、八路军一部配合作战外，在津浦路南段，应以运动战为主、游击战为辅的作战方法，运动于淮河流域，使日军不敢贸然北上；在徐州以北则应采取阵地战与运动战相结合的方针，利用山地的有利地形，守点打援，以达各个击破的目的。李宗仁、白崇禧基本上接受上述建议。这一地区作战的初期和中期，中国军队战略战术运用比较得当，改变了专守防御的战法，有些仗打得比较好。中国将士为保卫徐州，同日军展开了殊死搏斗。3月上旬，防守津浦路要地滕县（今滕州）的第一二二师与敌血战，师长王铭章以下大部官兵壮烈牺牲。这一仗拉开了台儿庄战役的序幕。为确保台儿庄阵地，中国军队调整了部署。3月下旬至4月上旬，中国军队运用阵地战同运动战相结合的战法，在台儿庄地区对孤军深入的日军第十师团濑谷支队和前来增援的第五师团坂本支队，进行英勇顽强的阻击和外线迂回包围。经过数日激战，最终打败进攻之敌，歼灭日军1万余人。台儿庄大捷，是抗战以来国民党正面战场取得的最重大的胜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以及山东、河北人民抗日游击队和工人武装，对津浦路北段、胶济路西段和泰安南北的铁路、公路进行破袭战，炸毁桥梁，拆除路轨，阻滞日军的运输，有力地支援了台儿庄作战。
日军在台儿庄地区战败后，调整进攻徐州的作战计划。4月中旬以后，担任正面防守的中国军队逐渐陷于被动，遂于5月中旬决定放弃徐州，向皖西、豫南方向转移。5月19日，日军占领徐州。随即，日军沿陇海路西进。1938年5月下旬至6月初，连陷商丘、兰封、开封、中牟，准备夺取郑州，造成进攻武汉的有利态势。6月9日，为了阻滞日军前进，蒋介石等下令炸开郑州东北花园口黄河大堤。决堤的洪水虽破坏了日军的作战计划，但同时也淹没了河南、皖北、苏北40余县的大片土地，形成连年成灾的黄泛区，给广大人民造成极大的灾难。日军统帅部再度调整战略部署，扩编华中派遣军，并调动海军第三舰队，采取沿长江航道及其两岸、大别山北麓等数路围攻武汉的作战计划。
国民政府统帅部为了保卫武汉，于6月中旬决定成立第九战区，并扩充第五战区的兵力。武汉保卫战主要由这两个战区联合进行。第九战区防守长江沿岸要塞和鄱阳湖以西长江南岸附近战略要地；第五战区主力防守江北皖西至鄂豫边境一线大别山地区。
这时，中共中央提出，当前的紧急任务是“保卫武汉，保卫全国，用一切方法削弱敌人，加强自己，克服一切困难与动摇，以持久战最后战胜敌人”(15)。6月15日和27日，毛泽东指示八路军、新四军广泛开展敌后游击战争，配合友军作战。为牵制日军的行动，策应武汉作战，八路军广泛出击，有计划地破坏交通线，袭击敌人，共进行大小战斗近千次，歼灭大量敌军，破坏铁路、车站多处。中共中央长江局为动员民众保卫武汉做了大量工作。
武汉会战历时四个多月，战场延及安徽、河南、江西、湖北和湖南等省，是抗战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从6月12日至7月5日，日军先后攻占安庆、马当、彭泽、湖口等沿江要塞。这是日军向武汉进攻的序幕战。7月中旬，日军第十一军主力逐步向鄱阳湖东岸集中，第二军主力逐步向合肥附近集中。武汉外围的作战在长江南北同时展开，交错进行。中国守军进行了英勇的抵抗，但未能阻挡日军的攻势。10月中旬，日军从东、南、北三面对武汉形成包围，武汉已无险可守。蒋介石决定放弃武汉。10月25日，中国守军奉命撤退。此次会战共毙伤敌近4万人，大大消耗了日军的有生力量。它打破了日本政府早日结束战争的企图，使战争形势发生重大变化，成为中国抗日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相持阶段的转折点。
在华南，日军为切断中国的国际交通线和策应对武汉的攻势，于10月12日在广东大亚湾登陆。中国守军（余汉谋的第十二集团军）既疏于防范，又未能对登陆之敌进行有力的抗击。10月21日，广州沦陷。
从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到1938年10月广州、武汉失守，是全国抗战的战略防御阶段。国共两党及其领导的军队，在合作抗日的旗帜下，协同作战，对日军进行了比较有效的抗击，使日军实力受到比较大的消耗。战争规模的扩大及日本所投入兵力之多，损失之大，大大超出日本侵略者的最初预想，日军在战略上已矛盾重重，日益陷入被动地位。
在历时一年零三个月的战略防御作战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全国各界民众组织的抗日自卫武装等，对抵抗日军的侵略起了重要作用。特别是随着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迅速展开，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建立，钳制了日军大量兵力，有力地配合和支持了友军的正面防御作战。以国民党军队为主体的正面战场打过一些胜仗，但许多仗打得不好，军队损失很大，伤亡约80万人。北平、天津、保定、张家口、石家庄、包头、太原、上海、南京、杭州、济南、青岛、徐州、合肥、广州、武汉等重要城市，以及这些城市周围的广大地区相继沦陷。战争初期，军事上敌强我弱，中国丧失一些地方是不可避免的。然而，日本军队推进得如此迅速，中国人民遭受空前严重的损失，却是同国民党统治集团执行片面抗战路线和单纯防御的战略方针分不开的。
四、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创建太原失守后，华北地区的正面战场作战基本结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争上升到主要地位。针对这一形势的变化，毛泽东在延安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指出：“在华北，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已经结束，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进入主要地位。”“目前是处在从片面抗战到全面抗战的过渡期中。”(16)八路军在华北的战略展开，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太原失守以前，八路军主要是以游击战和游击运动战直接在战役上配合友军作战，以少部兵力进行发动群众和组织群众武装的工作；太原失守以后，八路军各师主力分别在晋察冀、晋东南、晋西北和晋西南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实现了在山西的战略展开；1938年4月以后，八路军实行大幅度分兵，向河北、豫北平原、山东、冀热边和绥远等华北广大敌后区域发展游击战争，开辟了广大的敌后战场。
日本侵略军深入中国内地后，由于兵力不足，在其后方留有广阔的地区。这些地区成为中国抗日军民发动游击战争，消耗敌人，壮大自己的空间。日军则力图强化统治，使其完全殖民地化。因此，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这些地区必将成为敌我激烈争夺的战场。坚持敌后抗战，开辟敌后战场，不仅使敌人不能稳定地保持其占领地区，而且是对正面战场的有力配合。但是，在敌后地区作战是很艰难的，因为它是脱离自己的后方的作战，而作战的形式主要是游击战。要在敌后开展并坚持持久广泛的游击战争，就必须建立巩固的根据地，作为保存、发展自己和消灭敌人的战略基地。要建立根据地，就必须有军队，有政权，有共产党的组织，有广大群众的支持。这是各根据地建立的共同的基本条件。地形条件一般是以山地为支点，逐步向平原发展。八路军、新四军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战略部署，分兵发动群众，开展独立自主的敌后游击战争，收复被国民党军队丢失的大片国土，整顿社会秩序，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开辟了许多大块的抗日根据地。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
1937年10月，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主力由五台山南下，政治委员聂荣臻率领一部分部队和军政干部共约3000余人，留驻五台山地区。他们组织工作团，分赴晋东北、察南、冀西各地，建立战地动员委员会、抗日救国会等半政权性质的组织，广泛发动群众，武装群众，开展游击战争，收复许多座县城。人民群众踊跃参战，部队迅速扩大。11月7日，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以阜平、五台为中心的晋察冀军区成立，聂荣臻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下辖四个军分区。晋察冀军区成立仅半个月，日军即调集2万余人从平绥、同蒲、平汉、正太铁路分路对根据地进行围攻，企图把它扼杀在摇篮里。敌后根据地面临着一次严峻的考验。在近一个月的作战中，日军虽侵占七座县城，但八路军采取广泛的游击战和集中主力歼敌一部的作战方针，经过多次伏击、袭击作战，共毙伤日、伪军1000余人，打击和消耗了敌人的有生力量，迫使日军主力回到铁路沿线。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发展到30余县。
1938年1月10日，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在冀西阜平召开。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共产党员、国民党员、各抗日军队和抗日群众团体的代表，有工人、农民、开明绅士和资本家的代表，有蒙、回、藏等少数民族的代表，以及五台山的和尚与喇嘛的代表等，共140余人。他们代表着边区30余县的广大民众。会议经过民主选举，成立了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17)，宋劭文为主任委员，胡仁奎为副主任委员。这是敌后由共产党领导建立的第一个统一战线性质的抗日民主政权。边区政府成立后，颁布和实施各方面的政策法令，根本改变了原国民党政权在日军进攻面前土崩瓦解而出现的混乱局面，稳定了社会秩序，使晋察冀边区的抗战力量得到迅速发展。
1938年2月、4月和7月，晋察冀军区为了发展抗日根据地和配合正面战场作战，对平汉、平绥、正太铁路进行三次破袭作战，给日、伪军以重大杀伤，并扩大了抗日武装力量。9月下旬，日军出动5万多人的兵力，对五台、涞源、阜平等地区发起围攻，企图分割抗日根据地，打击边区党、政、军领导机关，寻歼军区主力。晋察冀军区依据基本的游击战和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战略方针，依靠人民群众，实行坚壁清野，以小部队不断袭扰、消耗、疲困敌人，主力部队灵活转移，选择有利战机集中歼敌一股或一部。敌人因找不到八路军主力和固定的阵地而扑空，并不断遭到袭击。在一个多月的反围攻作战中，晋察冀军区在第一二〇师部队的配合下，共毙伤俘日、伪军5000余人。日军虽占据六座县城，但八路军仍然控制着广大乡村，保卫了根据地。
冀中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也迅速发展起来。全国抗战开始后，中共中央派军事干部到河北组织抗日武装，开展游击战争。1938年10月初，国民党东北军第五十三军向冀南撤退，该军第六九一团团长吕正操（共产党员）同中共地方组织取得联系，向部队提出“北上抗日，到敌后打游击”的主张，率领团部及两个营脱离原建制，改编为人民自卫军，同当地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会合，奠定了扩大和巩固冀中抗日武装及根据地的基础。1938年5月初，中共冀中省委（同年8月后改称冀中区委）成立，黄敬为书记。冀中的抗日武装部队统一整编为八路军第三纵队，并成立冀中军区，吕正操任纵队司令员兼军区司令员。同时成立冀中区统一的政权领导机关——冀中区政治主任公署，吕正操任主任。
全国抗战开始后，中共中央已注意到冀东战略位置的重要性。1937年10月，李运昌被派到冀东，与中共京东特委负责人胡锡奎等配合，在中共中央北方局派来的红军干部协助下，开办游击战争训练班，培养军事干部。12月，在中共河北省委和冀东地方党组织的领导下，成立华北人民武装抗日自卫委员会冀东分会，并组建游击队，在迁安、遵化等地区开展游击战争。1938年2月，毛泽东指示：红军可出动一部于敌后的冀东，以雾灵山为根据地进行游击战争。接着，晋察冀军区派第一军分区邓华支队向北平以西地区发展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政权。5月，活动在晋西北的宋时轮支队转调平西，同邓华支队合并，组成八路军第四纵队，宋时轮任司令员，邓华任政治委员。6月初，第四纵队从平西出发，经平北向冀东挺进。7月，在中共冀热边特委领导下，冀东人民举行抗日武装大起义，除各地农民外，有开滦各矿工人7000多人参加。到8月中旬，各县参加起义的达20多万人，组成7万余人的武装部队。第四纵队和在起义中成立的冀东抗日联军，先后攻克许多重要集镇和若干县城，一度截断北宁铁路交通，给冀东的敌伪政权以沉重打击。
8月中旬，八路军第四纵队与冀东抗联胜利会师。8月27日，第四纵队、中共冀热边特委、冀东抗联主要领导人在遵化县铁厂镇举行会议，肯定冀东大起义的胜利，同时指出起义部队中存在的问题。会议提出，要建立统一的领导和指挥，抓紧整顿部队，开辟冀察热辽抗日根据地。此时，日军开始部署“围剿”冀东。10月8日，第四纵队党委、中共河北省委、冀热边特委和冀东抗联主要领导人在丰润县九间房举行会议，决定第四纵队和冀东抗联向平西转移。这个决定是不正确的。它不符合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关于要坚持创造冀热察边抗日根据地的指示精神。由于对敌人进攻的形势估计过于严重，忽视自己的有利条件，因而未能更好地保持起义胜利的成果。结果，部队在西撤途中遭到敌人的围追堵截，损失很大。10月下旬，李运昌率领冀东抗联剩下的部队2000余人返回丰润、滦县、迁安地区，与原来留守的部队一起，继续坚持冀东的游击战争，为开辟冀热辽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晋西北和大青山抗日根据地
晋西北地区位于同蒲铁路以西，黄河以东，平绥铁路以南，汾离公路以北，是陕甘宁边区通向华北、华中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重要通道，又是阻敌西进、保卫陕甘宁边区的重要屏障。创建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对坚持华北敌后抗战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1937年9月中旬，毛泽东多次指示八路军第一二〇师应活动于晋西北的管涔山脉和吕梁山脉北部地区，并向绥远、大同游击，以钳制日军，配合友军作战。当太原失守、国民党军队向晋西南撤退时，中共中央指示第一二〇师进一步发挥独立自主的作战能力，在敌人侧后的晋西北广大山区和乡村开展游击战争。
按照中央的指示，1937年9月下旬，贺龙、关向应率第一二〇师师部及第三五八旅进入山西省神池县八角堡地区。主力部队向同蒲铁路、雁门关出击，一度夺取雁门关，截断日军后方交通，配合了忻口战役。10月1日，关向应率政治机关大部和教导团共700多人到达岢岚，随即组成工作团，分赴山西省朔县、偏关、临县等14个县，开展游击战争和群众工作。续范亭率领的动委会和新军部队1万余人也进入晋西北地区。在中共晋西北临时区委员会及牺盟会、动委会的配合下，八路军广泛宣传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收编散兵游勇，安定社会秩序，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到1938年1月，第一二〇师由两个旅三个团8200余人，扩大到六个团共2.5万余人。晋西北各县都成立了1000至2000人的自卫军或游击队。
自1938年2月18日起，遵照八路军总部的命令，第一二〇师对同蒲铁路北段及太原、忻县间的公路展开破袭战。到28日，共歼敌500余人，有力地打击了日军。2月下旬，日军调集1万余兵力，分五路向晋西北发动围攻。日军先后占领偏关、保德、宁武、岢岚、河曲、神池、五寨等七座县城，妄图摧毁晋西北抗日根据地。为粉碎敌人的围攻，第一二〇师以第三五八旅主力转向离石、军渡以北地区，侧击西犯之敌；第三五九旅主力转到岢岚地区，阻敌南侵。3月7日，第三五九旅首先将日军1000余人围困于岢岚城内，迫敌弃城北逃。第一二〇师以一部兵力围困五寨城，主力则集中在五寨至神池之间，相机歼敌。3月20日，日军被迫全线撤退。此次反围攻作战，收复被日军侵占的七座县城，歼敌1500余人，挫败日军摧毁晋西北根据地的企图，使晋西北根据地得到巩固。在晋西北同八路军一起对日作战的还有续范亭率领的抗日武装。
在平绥铁路以北，沿大青山山脉建立游击根据地，不仅可以屏障晋察冀边区，守卫陕甘宁边区的北大门，而且对牵制日军向大西北的进攻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1938年5月14日，毛泽东电示朱德、彭德怀、贺龙等，在平绥路以北沿大青山脉建立游击根据地。7月，第一二〇师派出由李井泉等率领的大青山支队，从五寨进入雁北地区。8月，向绥远挺进。9月初，越过平绥铁路进入大青山地区，同当地党组织负责人杨植霖领导的蒙汉游击队会合。9月下旬，大青山支队留一部在绥中活动，主力进到武川、百灵庙以西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到12月，开辟以大青山为依托的绥西、绥南、绥中三块游击根据地，并逐步同晋西北根据地连成一片。
晋冀豫抗日根据地
以太行山为依托的晋冀豫地区，西起同蒲铁路，东至平汉铁路，北接正太铁路，南临黄河北岸，向东可直下冀鲁豫平原，是华北的战略要地之一。太原失守后，1937年11月13日，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在山西和顺县石拐镇召开干部会议，传达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关于创建以太行、太岳山脉为依托的晋冀豫抗日根据地的指示，布置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的任务。会后，师参谋长倪志亮、政治部副主任宋任穷等率领工作团和部分武装，分别到沁县、长治、晋城、武乡、襄垣、平顺、沁源、安泽、屯留等地，在中共地方组织及山西牺盟会、决死队的密切配合下，通过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政策，开展改造旧政权、减租减息、合理负担等工作，调动了人民群众的抗战热情。很快在晋东南和冀西地区建立了各种形式的抗日武装和抗日民主政权。
1938年1月，邓小平接替张浩任第一二九师政治委员。2月初，第一二九师在辽县先后召开军政委员会和团以上干部会议，对进一步实行战略展开、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等工作，进行了部署。2月下旬，第一二九师派出部分干部协同中共晋豫边特委，发展抗日游击武装。至此，晋冀豫边区的抗日游击战全面展开。
晋冀豫抗日根据地的开辟，对日军构成重大威胁。日军为维护后方交通，巩固占领区，调集大批军队进攻根据地。1937年12月下旬，第一二九师在寿阳、昔阳地区打退敌步骑兵7000余人的六路围攻。1938年1月中旬，第一二九师第三八六旅副旅长陈再道率东进纵队挺进冀南，发展冀南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1938年2月，为策应晋南、晋西友军作战，第一二九师和第一一五师第三四四旅多次向正太铁路日军据点出击。3月中下旬，第一二九师在徐向前指挥下，于邯（郸）长（治）公路线上的潞城县神头岭和涉县响堂铺，取得两次伏击战的重大胜利，共歼敌1500余人，击毙与缴获骡马700余匹，击毁敌运输汽车180余辆。
4月初，日军调集3万余兵力分九路向晋东南抗日根据地大举围攻。八路军和山西新军积极进行反围攻作战。八路军采取以广泛的游击战阻滞、疲困敌人，集中主力击破其一路的作战方针，同日、伪军周旋。4月16日，第一二九师主力等部将日军一部包围于武乡县长乐村地区，歼敌1500余人。各路敌军相继被迫回撤。4月下旬，日军的九路围攻被打破。这次反围攻作战，共歼敌4000余人，收复县城18座。以太行山为依托的晋冀豫抗日根据地进一步巩固和扩大。
从4月下旬开始，第一二九师分兵进入冀南、豫北等平原地区。到8月初，已在冀南大部分县站稳了脚跟。8月中旬，召开冀南区军政民代表大会，成立了冀南区行政主任公署，杨秀峰任主任，宋任穷任副主任。在豫北，8月下旬至9月上旬，第一二九师一部为牵制日军进攻潼关、洛阳，开辟漳河以南地区，进行漳南战役，消灭伪军7800余人，收复滑县、浚县等城镇，并协同当地党组织建立了安阳、内黄、汤阴等数县的抗日政权。至此，奠定了冀鲁豫边区抗日根据地的基础。
晋西南抗日根据地
晋西南地区位于黄河以东，同蒲铁路以西，汾离公路以南，吕梁山脉贯穿南北，是陕甘宁边区的东面屏障。早在太原失守前，毛泽东就指示八路军总部适时派部队进至吕梁山脉活动。在太原失守的当天，毛泽东进一步强调，吕梁山脉是八路军的主要根据地。1937年11月9日，八路军总部命令第一一五师直属队和第三四三旅由正太路南进，准备适时转向吕梁山脉，创建晋西南抗日根据地。这里原有决死队第二纵队等山西新军。12月，第一一五师进抵赵城、洪洞地区，因阎锡山部的无理阻挠，乃停止向吕梁山开进。
1938年2月中下旬，日军第二十师团由祁县向晋西南发起进攻，先后侵占介休、孝义、隰县等地并向西南进犯。2月27日，日军第一〇九师团侵占军渡、碛口。国民党军队纷纷退向晋南和黄河西岸，吕梁部分地区成为敌后。这就直接威胁到陕甘宁边区的安全。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直属队及第三四三旅立即进至灵石、孝义以西地区，一面保卫黄河防线，屏障陕甘宁边区，钳制日军行动；一面发动群众，在山西新军的配合下，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根据地。
3月初，由于林彪在隰县以北被国民党军哨兵误伤离职，陈光代理第一一五师师长。3月14日至18日，第一一五师在大宁、蒲县之间的午城、井沟地区同日军连续作战五天，先后毙伤俘敌1000余人，击毁汽车60余辆，缴获骡马200余匹和大批军用物资。此次战斗粉碎了日军西犯黄河河防的企图，迫敌东撤。这对开辟晋西南根据地，巩固陕甘宁边区河防，都有重要的意义。此后一段时间里，第一一五师主力在汾离公路沿线及其以南地区，对日军和敌后方运输部队多次进行伏击作战，给敌以消耗和杀伤，保卫了晋西南抗日根据地。但是，由于八路军在晋西南的活动长期受到阎锡山的限制和压迫，部队发展比较困难。1939年初，第一一五师主力一部转向山东，扩大山东抗日根据地；晋西南留下部分兵力与山西新军共同开展抗日斗争。
山东抗日根据地
1937年10月，日军向山东进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黎玉）在没有主力部队的情况下，指示各地党组织广泛发动群众，举行抗日武装起义。从1937年11月到1938年3月，山东先后有十几个地区爆发武装起义。在胶东，起义队伍从敌伪手中收复蓬莱、黄县、掖县后，用民主的方式推选县长。这是在山东最早建立的三个县级抗日民主政权。山东省委还大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其中成效最显著的是同原国民党山东省第六区专员兼保安司令范筑先，建立了合作抗日的亲密关系。共产党派遣一大批党员干部、民族解放先锋队队员和爱国青年到范部工作，帮助建立起一支约6万人的抗日武装，开辟了鲁西北30多个县的抗战局面。
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非常重视发展山东的抗日游击战争，要求有计划地建立根据地，使山东成为八路军在华北的一个重要战略基地和联系华中新四军的战略枢纽。1938年5月，中共中央派郭洪涛率一部分军政干部到山东工作，并由郭洪涛任省委书记。7月，中共中央根据徐州失守后的形势，将山东省委扩大为苏鲁豫皖边区省委，并决定派一部分八路军主力部队到山东，以加强这一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扩大和巩固抗日根据地。
1938年六七月间，冀南的第一一五师第五支队和第一二九师津浦支队向冀鲁边的宁津、乐陵地区挺进，协同地方党组织领导的抗日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1938年9月下旬，第一一五师政治部副主任萧华率第三四三旅的百余名干部到达乐陵，随即成立冀鲁边区军政委员会，并将这个地区党领导的各种武装力量合编成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共计1万余人，萧华任军政委员会书记、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到1938年底，开辟了以宁津、乐陵为中心，包括沧县、盐山、庆云、东光、南皮等县的平原游击根据地。
山东地方部队在鲁南、鲁中、鲁北、胶东等地建立游击根据地。1938年12月，中共中央根据形势的变化，又决定改苏鲁豫皖边区省委为中共中央山东分局（郭洪涛仍任书记）；同时，为了加强对山东各地武装起义部队的统一领导，决定成立八路军山东纵队，任命张经武为指挥，黎玉为政治委员，江华为政治部主任，共约2.5万人。至此，八路军山东纵队成为在战略上有统一指挥的游击兵团。它对巩固和发展山东根据地，坚持长期抗战，起了重大的作用。
华中抗日根据地
在华中，新四军军部建立后，于1938年1月由汉口迁至南昌。各部队迅速完成集中整训，随即进入长江南北敌后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
1938年三四月间，新四军第一、第二、第三支队先后到达皖南歙县岩寺集中，第四支队东进到达安徽立煌县（今金寨县）流波疃地区集中。军部由南昌进到岩寺（8月移到泾县云岭）。在江南，粟裕率先遣支队于4月下旬向苏南敌后挺进。六七月间，陈毅、张鼎丞分别率第一、第二支队到达苏南。6月17日，先遣支队在镇江西南的韦岗截击日军汽车队，消灭一股敌人，取得江南新四军的第一个胜利。接着，苏南新四军在袭击新丰车站、永安桥、句容城等战斗中，都取得歼灭一部分日、伪军的胜利。8月下旬，打破日军4000余人对小丹阳地区的“扫荡”。随后，第一、第二支队连续粉碎敌人多次“扫荡”，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气焰。到12月底，初步建立了以茅山为中心的抗日游击根据地。谭震林率领的第三支队在策应第一、第二支队挺进苏南以后，进入皖南，战斗在东起芜湖、宣城，西到铜陵、青阳的沿江地带。
在江北，新四军第四支队在高敬亭的率领下，于4月间东进到舒城、桐城、庐江、无为地区。5月12日，在皖中巢县东南蒋家河口伏击日军，歼敌一部。这是江北新四军取得的首战胜利。6月中旬，日军为西进，打通了安庆到合肥的公路。第四支队在安合公路两侧连续进行大小数十次伏击战，给西进的日军以有力的打击和牵制。10月下旬，第四支队先后攻克庐江、无为两座县城，共歼灭勾结日军的当地反动武装2800余人，初步打开了这一地区的抗战局面。
陕甘宁边区的巩固
在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同时，陕甘宁边区也得到进一步巩固。陕甘宁边区的基础是原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卢沟桥事变后，中国共产党根据同国民党谈判达成的口头协议，按照团结抗日的原则，进行更名改制的筹备工作。1937年9月6日，原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苏维埃政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正式改称陕甘宁边区政府（1937年11月至1938年1月改称陕甘宁特区政府），林伯渠任主席，张国焘任副主席。国民政府划定陕甘宁边区政府管辖范围为23个县，即陕西鄜施、甘泉、郧县（今富县）、延川、延长、安塞、安定、保安、靖边、定边、淳化、栒邑（今旬邑）、吴堡、清涧、绥德、米脂、葭县（今佳县），甘肃的正宁、宁县、庆阳、合水、环县、镇原。此外，宁夏的花马池（盐池县），陕西的神（木）府（谷）区、关中的部分地区，归边区政府直接管辖，并为八路军的募补区。边区东靠黄河，北起长城，西接六盘山脉，面积约13万平方公里，人口约150万。陕甘宁边区是中共中央所在地，是人民抗战的政治指导中心，是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抗日武装的战略总后方。中共中央十分重视边区的巩固和建设，提出要把边区建设成为全国抗日民主的模范区。
实行民主政治，是陕甘宁边区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根据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从1937年5月起，陕甘宁边区进行不分阶级、不分党派、不分宗教信仰、男女平等、民族平等的民主选举。到10月，完成了乡、区、县的选举，成立各级议会和民主政府，奠定了边区抗日民主政权的基础。实行议会民主制度，是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政权建设中最重要的民主制度。边区在乡、区、县各级选举的基础上，于1937年11月开始边区议会选举。12月，选出500多名边区议会（1938年11月改称参议会）议员。但由于战争环境和其他原因，边区议会未能及时召开。
陕甘宁边区在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的基础上，实行一系列民主改革。边区政府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大力发展经济、文化教育和卫生事业。边区的经济建设的根本问题是发展生产，开辟财源，保障军队和党政机关的供给，改善人民生活，支持长期抗战。为此，边区政府采取许多措施，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同时发展工业、商业和交通运输企业，促进了边区生产的发展。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先后开办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陕北公学、青年干部训练班、鲁迅艺术学院、马列学院、中共中央党校、职工学校、中国女子大学、卫生学校等，为军队和地方培训了大批干部，对增强抗战力量起了重大作用。全国抗战初期，全国各地成千上万的爱国青年，不顾国民党当局的阻挠和破坏，不畏艰苦，奔赴延安，追求革命真理。他们经过学习培训，成为优秀的共产党员和坚持抗战的骨干。边区政府还大力发展中小学校，以及大量的扫盲学校、识字班，以扫除文盲，提高民众的文化水平。
陕甘宁边区的武装力量，包括八路军留守部队、边区保安队和自卫军三部分。1937年10月，八路军留守部队经过整编，除第七七〇团保留外，各部队统一编为警备第一至第八团，另有两个独立营。12月，中央军委决定后方留守处改为八路军留守兵团，萧劲光任司令员，曹里怀任参谋长，莫文骅任政治部主任。保安队由原陕甘宁边区的地方红军和游击队编成，约5000余人，高岗为保安司令部司令员。自卫军是群众性的、不脱离生产的人民武装，人数有20多万，是保卫和巩固边区的重要力量。1938年二三月间，日军攻陷晋西北各重要城镇并打通同蒲铁路南段后，调动兵力，分数路向陕甘宁边区黄河防线进逼。八路军留守兵团、保安部队在第一二〇师和第一一五师的有力配合下，采取积极防御的方针，打退了来犯的敌军。3月至5月，陕甘宁边区部队又在神府、离石等地，给予企图渡河的日军以沉重打击，迫使敌人不敢贸然西进，保卫了河防。
为了巩固陕甘宁边区，边区军民还进行了肃清土匪，打击汉奸、特务和反动地主的斗争。这时，有些国民党特务和其他反共顽固分子在边区公开进行反共宣传，挑拨群众同共产党的关系，破坏群众抗日团体，或扶持原来的封建地主势力，强迫改变已经建立的民主制度。有些地主无视政府的法令，强迫农民交还已分得的土地房屋，强收已废除的旧债。边区党组织和政府及时地发现了这些情况。1938年5月15日，毛泽东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和八路军后方留守处起草了铲除奸宄的布告。6月9日，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团作出关于处理边区土地、房屋、森林、农具、牲畜和债务纠纷的决定，以及关于处理边界纠纷和保护抗日救国团体的决定。上述布告和决定的贯彻执行，打击了国民党反共分子的破坏阴谋，保卫了边区的各项建设事业；同时也纠正了共产党内一部分同志在国民党反共分子的倒行逆施面前不敢斗争的右倾错误。
党的队伍的迅速发展
全国抗战爆发时，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主要集中在红军和陕甘宁边区及其他一些小块根据地，在全国范围内，党的力量还是很弱小的。特别是在国民党统治区，大多数党组织被破坏殆尽，许多地区只剩下零散的党员。这种状况，很难适应急剧变化的形势和抗日斗争的需要。中共中央多次发出指示，要求各地党组织根据形势的变化，结合当地实际情况，改变党的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在巩固和扩大党的秘密组织的同时，用一切方法争取党的公开与半公开，发展党的组织。
1938年3月15日，中共中央作出的《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指出：为了担负起扩大与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彻底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神圣任务，大量的十百倍的发展党员，成为党目前迫切与严重的任务。决议要求各地党组织大胆地向着积极的工人、雇农、城市中与乡村中革命的青年学生、知识分子，以及坚决的勇敢的下级官兵开门，把发展党的注意力放在吸收抗战中新的积极分子与扩大党的无产阶级基础之上。要特别注意在战区、在前线大量地吸收新党员，建立强大的党组织。在后方无党组织的地区，应有计划地、迅速地去重新建立与发展党的组织。决议指出：为了完成大量发展党员的任务，要打破两种倾向：一种是在发展党员中存在的关门主义的倾向，反对把党的注意力限在恢复和审查旧关系或旧线索的狭窄圈子内；一种是在统一战线中忽视党的发展，以为党的扩大无足轻重，甚至取消党的发展的严重倾向。为了保证在大量发展党员的同时使党的组织得到巩固，中央要求各级党组织要给新党员以初步的马列主义与党的知识教育，使他们了解共产主义与其他党派的思想理论的基本区别。中央还要求把发展党员作为每个党员及各级党部的经常的重要工作之一，进行经常的检查与推动。
中央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下达后，各地党组织都把发展党员作为一项重要工作，使各级党组织和党员队伍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全国抗战开始时，山西省只有党员360余名，到1939年春，仅晋西北的党员就达1万余人；1939年9月，晋东南的党员已由根据地初创时的1000余人增加到3万余人；到1938年底，晋西南的党员已发展到1.1万余名。1937年9月河南省委重新建立时，全省只有党员150余名，到1938年10月已发展到8000余名（不包括豫北）。上海的党员1938年2月有300名，到1939年10月已发展到2300名。中共广东省委于1938年4月成立后，大力发展党的组织，到1938年10月，仅琼崖地区的党员就由抗战初期的600余名猛增到5000名；广州和香港等地的党员由1937年下半年的350多人发展到2500名。四川省在1937年10月仅有党员三四百名，到1938年11月已发展到3250多名。
八路军、新四军积极贯彻中央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到1938年冬，军队中的党员比例已超过20％，连以上干部几乎都是党员。到1940年，八路军老部队中的党员人数占部队总人数的30–40％左右，新部队也达到25–30％左右。新四军刚集结时，党员数量占全军总人数的25％，到1939年2月，已占到40％，各级党组织也都建立和健全起来。
中央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下达后，中央组织部和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即在抗大、陕北公学等学校的青年学生中大量发展党员。抗大第四期于1938年4月开学，共招收学生5562人，其中知识青年党员530名，占知识青年总人数的11％，到12月结业时，知识青年党员已发展到3304人，占知识青年总人数的70％。在陕北公学，1937年至1938年共招收学生6000多名，发展的新党员有3000多名。延安各学校发展的新党员，在结业后大多被派往全国各地，成为各地党组织的骨干力量。
各地党组织在发展新党员的过程中，严格按照中央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的要求，注意在工人、农民、下级官兵和知识分子中吸收党员。同时，也注意按照党员标准，在其他社会阶层中发展党员，扩大党的社会基础。如在上海，一部分爱国的文化界、工商界上层人士，通过参加党领导的抗日救亡活动，逐步接受党的影响，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为此，中共江苏省委确定了吸收统战人士入党的具体要求。经过党组织长期考察和个别帮助教育，一些有影响的进步人士迅速从爱国主义者转变为无产阶级的先进战士。他们入党后，以社会上层人士的身份作掩护，为党的事业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在中共中央正确方针的指导下，党的组织和党的队伍得到了迅速发展。到1938年底，共产党员人数已从全国抗战开始的4万多发展到50余万，党的组织已从狭小的圈子走了出来，成为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大党。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武装，在敌后广泛发展抗日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逐步开辟了广大的敌后战场。从1937年9月到1938年10月，八路军、新四军同日、伪军作战1600余次，毙伤俘敌5.4万余人，八路军发展到15.6万余人，新四军发展到2.5万人，敌后抗日根据地（包括游击区）总人口达5000万以上。
敌后游击战争不仅配合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上的作战，直接给予日本侵略者以有力打击，而且迫使日军将原先用于进攻的大量兵力转用于防守其占领区，从而对停止日军的战略进攻，稳定全国战局，使抗战由战略防御阶段转入战略相持阶段，起了重要的作用。敌后战场的开辟和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建立，成为坚持长期抗战的中流砥柱。
五、抗日战争的持久战理论中国抗战是持久战，只有实行持久战，才能打败日本侵略者，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持久战是中国抗战唯一正确的战略方针。
早在1936年7月，毛泽东在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谈话中，就已经一般地估计抗日战争的形势，提出了通过持久抗战争取胜利的方针。1937年7月，朱德在《实行对日抗战》一文中，指出中国的抗日战争“将是一个持久的艰苦的抗战”。卢沟桥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及时提出关于全国抗战的战略方针和作战原则。在8月11日举行的国民政府军委会军政部谈话会上，中共代表周恩来、朱德指出：全国抗战在战略上要实行持久防御，在战术上应取攻势，即实行积极防御的方针；华北战区须培养独立持久的作战能力，并由阵地战转为运动战，同时在敌人侧翼和后方发动民众，开展游击战争。在政治上，要动员全国军民，方能取得最后胜利。洛川会议后，张闻天、周恩来、刘少奇、彭德怀等相继发表文章，论述抗日战争的持久性，以及实行持久战和争取抗战胜利的条件、方法等问题。与此同时，国民党当局也确立以“持久战”作为全国抗战的基本战略方针。8月20日，国民政府以大本营名义颁发的《国军作战指导计划》提出：全国抗战“以达成‘持久战’为作战指导之基础主旨”。蒋介石等人还先后提出“持久消耗战”、“以空间换时间”、“积小胜为大胜”等口号。然而，抗日战争究竟将如何发展？如何实行持久抗战？中国能否取得胜利？这些问题，在许多人中还没有得到明确解决。“亡国论”和“速胜论”的错误观点，都还有着相当大的市场。
抗战前，在国民党营垒中一直存在着“亡国论”的思潮。有人说：“中国武器不如人，战必败”。全国抗战开始后，又有所谓“再战必亡”的论调。国民党亲日派汪精卫集团是“亡国论”的突出代表。亲英美派的蒋介石集团虽然已进行抗战，但仍表现出某些动摇。抗战初期，国民党军队在军事上的严重失利，也给某些中间阶层和一部分劳动人民带来一些悲观失望情绪。另一种错误思潮是“速胜论”。淞沪会战时，蒋介石集团指望英、法、美等国直接出面干涉，并要求苏联出兵。因此，有人武断地认为，中日战争只要打三个月，国际局势一定变化，苏联一定出兵，战争就可以解决。这代表了一种希望依赖外力的援助迅速结束战争的思想。台儿庄战役取得胜利时，有些人认为徐州会战应是“准决战”，“是敌人的最后挣扎”。在共产党内，“亡国论”一般是没有的，但有些人有一种盲目轻敌的思想。他们过于看重国民党有200万正规军的力量，因而以为抗战能够速胜。
与持“亡国论”和“速胜论”的人相比较，在全国抗日阵营中，认识到抗战将持久地进行的人是很多的，并且相信最后胜利是中国的。但是，在相信持久战的人中对于持久战的理解却大相径庭。蒋介石的“持久战”基本上限定为一种军事上的指导方针，是单纯的军队和政府的行为，缺乏广泛的政治动员和全民抗战的群众基础。同时，一些人，包括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拥护持久战，但对于抗日战争的客观规律和中日两国的实际情况、战争能力等，缺乏正确的认识和科学的分析，因而对战争的发展趋势和结局缺乏冷静的思考。正确回答持久战理论的，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
1938年5月，毛泽东集中全党的智慧，写了《论持久战》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两篇重要的军事理论著作，总结抗战以来的经验，批评了关于抗战的错误思想，进一步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战的战略方针和争取抗战胜利的正确道路。
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全面地考察和论证了中国能够、也必须经过持久抗战取得胜利的客观根据。他指出：“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中日双方存在着互相矛盾的四个基本特点：敌强我弱，敌退步我进步，敌小我大，敌失道寡助我得道多助。全部问题的根据就在这里。具体地说，日本是一个帝国主义强国，具有很强大的战争力量，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国，这一特点决定日本的进攻能在中国横行一时，而中国不能速胜，中国的抗战不可避免地要走一段艰难的路程。但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是非正义的、退步的，它所进行的疯狂的战争冒险，只会加剧其本身的内外矛盾，使它走向灭亡。而且日本是小国，它的人力、物力不足以支持长期战争。日本虽然得到国际法西斯国家的支持，但由于它推行侵略扩张政策，威胁和损害着其他国家的利益，这就必然会使它受到国际反对力量的遏制。这些都是日本的短处，这些短处是日本自己无法克服的。中国则相反，正处于向前进步的历史时期。中国“已经不是完全的封建国家，已经有了资本主义，有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有了已经觉悟或正在觉悟的广大人民，有了共产党，有了政治上进步的军队即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红军，有了数十年革命的传统经验，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十七年的经验”。中国在进步的历史时期所进行的抗日战争是进步的正义的战争，因而能够唤起全国人民的抗战热情，同仇敌忾，利用中国地大、人多的有利条件来支持长期的战争，并将得到国际上的广大援助。所以“亡国论”者和对抗战前途悲观的人是错误的，他们只看到敌人军事力量强大的一面，而没有看到敌人的根本弱点和中国的优势。“速胜论”者也是错误的，他们不承认敌强我弱的现实状况，不了解敌方的短处需要一个长时期才能充分地暴露出来，而我方的长处也需要经过长时期的努力才能充分地发挥出来。
毛泽东指出，持久的抗日战争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在论述这三个阶段的发展过程时，他着重分析相持阶段到来的条件，指明相持阶段中，在犬牙交错的战争态势下敌我优劣形势转换的各种因素，论述了相持阶段是持久抗战转到最后胜利的“枢纽”。这是毛泽东持久战理论的要点。在相持阶段，游击战将成为我方主要的作战形式，而运动战和阵地战是辅助形式。相持阶段是最艰苦的，时间也最长，中国抗战力量的生长主要是在这个时候。经过相持阶段中的努力，中国的力量将转弱为强，使敌我力量对比发生根本性的变化，那时，抗日战争就能够进入收复失地的反攻阶段了。在战略反攻阶段，运动战将成为作战的主要形式。毛泽东在全国抗战开始不到一年时间所描绘的这个战争过程的轮廓，是对于战争发展趋势的科学的预测。他对持久战特别是对相持阶段的种种特点的论述，起到了战略指导的重要作用。
毛泽东指出，持久战是抗日战争的总的战略方针，为了实现总的战略方针，还必须有一套具体的战略方针，这就是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这是包括正规战争和游击战争在内的整个抗日战争所应采取的战略方针。由于敌强我弱，敌在战略上采取进攻的、速战速决的和进行外线作战的方针，我则采取防御的、持久的和进行内线作战的方针。但是，由于敌小我大，敌以少兵临大国，只能占领中国一部分领土，我们有对敌进行运动战和游击战的极其广大的地盘。这样，在战役战斗中，对于部分敌人，我可能集中优势兵力，主动地进行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结果，在具体战斗中，敌可由强者变为弱者，由优势变为劣势；我则相反，可由弱者变为强者，由劣势变为优势，取得战役战斗的胜利。这些胜利的积累，将逐渐改变总的敌我形势，我日益壮大，敌日益削弱直至走向完全失败。在抗日战争的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都需要实行这一套方针，这是以弱胜强所必须采取的方针。除《论持久战》外，毛泽东还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对这一套方针进行了详细的论述。这些论述既是对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经验总结，也是对全国抗战10个月来新鲜经验的总结，包括对国民党军队在抗战初期实行单纯防御战略方针的教训的总结。
持久战的基础在于广大民众。毛泽东指出：“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为了动员民众，就要把进步的政治精神贯注于军队之中，就要在广大人民中做普遍深入的政治动员，就要调动全军全民的最大积极性以支持战争。针对在共产党内和党外都有轻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的倾向，毛泽东在上述两篇著作中强调了在抗日战争全过程中游击战争的重要战略地位。他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在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特别要负起发动广大的游击战争的任务。游击战争是人民战争的一种最生动的形式。不广泛发动人民群众的力量，也就不可能有广大的游击战争。从传统的战争学理论看来，游击战争是个战术问题。毛泽东所以把抗日游击战争提高到战略地位来考察，是因为，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中，特别是在民族战争条件下，游击战争有充分的活动地盘和极为广大的群众基础，能够大规模地进行。抗日游击战争主要不是在内线配合正规军的战役作战，而是在外线单独作战，并有自己一整套的防御和进攻的战略战术。抗日战争的长期性，又使得在广泛发动游击战争中，要解决创建根据地和建立人民政权的战略任务。在长期的不断削弱敌人、壮大自己的斗争中，游击军和游击战必将向正规军和运动战发展，形成为最后战胜敌人的强大战斗力量。“于是中国抗日的游击战争，就从战术范围跑了出来向战略敲门”。
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科学地论证了抗日战争的发展规律，以无可辩驳的逻辑力量阐明了争取抗战胜利的正确道路，批判了对于抗日战争的各种错误认识，因而从思想上武装了全党、全军和广大人民，极大地鼓舞和坚定了广大军民争取抗战胜利的信心和决心。这两篇著作是指导全国抗战的军事理论纲领，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从具体情况出发解决战争问题的光辉典范。
六、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王明的右倾错误贯彻执行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必须正确处理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关系，以及统一战线中统一和独立、团结和斗争的关系。然而，在党内的一些人中，对这些重大问题还缺乏清醒的认识。
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之后，共产党内的右倾思想开始出现，并对实际工作产生了一些不良的影响。其主要表现为：对国民党的压制和干涉政策的无原则的迁就让步；过分相信国民党，倾向于把在国民党统治区内党的一切活动公开化；个别地区的红军部队因对国民党的反共阴谋丧失警惕，以致在改编时被国民党军队包围缴械；军队中个别人员以受国民党政府的委任为荣，不愿严格接受党的领导；少数人主张在国民党尚未改变其一党专政的情况下，共产党可以参加国民政府；有的人对国民党特务在根据地进行破坏活动不敢进行坚决斗争，等等。针对上述倾向，1937年11月12日，毛泽东在《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中强调指出，必须坚持全面抗战路线，坚决执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认清国共两党两条不同抗战路线的原则分歧，否则就不能正确地领导抗日战争。报告提出在党内、在全国都必须反对投降主义的任务。在党内，要反对引导无产阶级去适合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和不彻底性的投降主义。在坚持国共两党的统一战线的同时，必须在一切统一战线工作中实行独立自主原则。在全国，要反对引导中国去迎合日本帝国主义利益的民族投降主义。民族投降主义的大本营，就是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右翼集团——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只有坚持独立自主，反对投降主义，才能保存原有的阵地，特别是要发展新的阵地。这是“把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引向胜利之途的中心一环”。这样，中共中央在实际工作的指导上，已经对以上右倾错误倾向进行了必要的批评和纠正。
1937年11月29日，王明同陈云、康生一起从苏联回国到达延安。王明在苏联时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并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主席团委员和候补书记。1937年8月10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召开专门会议，讨论中国抗战形势和中共的任务。季米特洛夫在会上说明：中国共产党面临政策和策略上的“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而党内的状况很特殊，中国红军是一支农民军队，党内工人的比例很小。他担心中国共产党能否适应新的环境和新的任务。他认为，“必须派一些新生力量，一些熟悉国际形势的人去帮助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8)。在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看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比较弱小，中国的抗战要依靠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应竭力促成在国民党政府基础上的全国的团结统一，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不要提谁领导谁的问题，而应运用法国共产党关于“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和“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经验，做到共同负责，共同领导。王明被派回国，正是为了贯彻共产国际的上述“新政策”。王明回国后，由王稼祥接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
王明回国时，多数中央政治局委员已齐集延安。12月9日至14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首先，由张闻天作《目前的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报告。王明作了题为《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他讲了要坚持抗战、巩固和扩大以国共合作为中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正确意见，但重点是对洛川会议以来中共中央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许多正确的观点和政策提出批评。他认为，过去对国民党的根本转变认识不够，对国民政府开始起到全国统一的国防政府的作用，以及对国民革命军开始起到全国统一的国防军的作用估计不够；过去太强调解决民主、民生问题，没有把握住“抗日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日”的原则；过分强调独立自主，没有采取“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工作方法。他认为，应有统一的群众组织和统一领导的群众运动，在抗战条件下，不怕国民党限制，要到国民政府去立案，争取合法；他不同意公开批评国民党执行片面抗战路线，认为这样的提法太尖锐，使人害怕。他不赞成关于国民党营垒有左、中、右三种不同势力的提法，认为只能以抗日或亲日为标准；也不赞成国民党和共产党谁吸引谁的提法，认为不应空喊领导权，不应说谁领导谁，而是国共两党“共同负责，共同领导”。他指名批评刘少奇在《抗日游击战争中的若干基本问题》一文中所提的要求过高、过多，认为不应提改造旧政府机关，在山西等地区仍应维持旧县政府和旧县长，不能成立抗日人民政府。由于王明说他的报告传达的是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指示，这就使得许多与会者产生盲目的信赖，一时不能明辨是非。许多人根据王明提出的很多错误的或片面的观点，检查总结过去统一战线工作的得失，承认有“狭隘观念”和“不策略”的地方。12月11日，毛泽东在讲话中，对独立自主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国民党营垒左、中、右的不同倾向，国共两党谁吸引谁，群众救亡运动中的迁就主义，统一战线中“和与争”的对立统一，改造政府和改造军队的必要性等问题，作了有针对性的阐述和进一步的解释。张闻天、刘少奇等也阐明了自己对一些问题的看法。
这时，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强调中国各民族团结、国共两党团结和中国共产党全党团结，这些方面同中共中央是没有分歧的。但是在如何实现团结抗日，如何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面是存在分歧的。在保持共产党组织上的独立性方面，意见是一致的，而在如何坚持政治上的独立自主方面则存在分歧。这次会议没有展开对这些分歧的讨论，也未就王明的主张形成决议。会后，中共中央仍按照原来的方针进行工作。
这次会议通过对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报告的决议、南方游击区工作的决议和近期召开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增补王明、陈云、康生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决定由周恩来、王明、秦邦宪、叶剑英组成中共代表团，负责与国民党谈判。会后，王明等即去武汉中共代表团和长江局工作。
王明到武汉后，开始在实际工作中贯彻他的错误主张。他起草的《中国共产党对时局宣言》（1937年12月25日），在强调巩固国共两党合作的重要性方面是正确的，但未能把握统一战线中联合与斗争的辩证统一。这个宣言在坚持全面抗战路线和独立自主原则的问题上，实际上是从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所确定的目标后退了。在这一时期，王明发表的《挽救时局的关键》等文章，提出了许多对国民党无原则迁就退让的错误观点。
1938年2月27日至3月1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会议。在这次会议上，王明作了《目前抗战形势与如何继续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的报告。在军事问题上，他指望通过外援，组建几十个有新式武器装备的师团，作为全国军队的骨干；他完全脱离实际地提出全国抗日部队“统一指挥”、“统一编制”、“统一武装”、“统一纪律”、“统一待遇”、“统一作战计划”和“统一作战行动”的主张。2月28日，毛泽东在会上发言，着重讲了军事问题。他认为要充分认识战争的长期性。国民党的腐败和共产党力量的不足，英、美等国帮助日本多于帮助中国，苏联对中国也不能有更大的帮助，这些情况，造成中国抗战的长期性。他强调，坚持抗战和争取抗战的胜利，要以自力更生为主。为此，要在将来战争发展过程中创造许多抗日区域，如陕甘、绥远、山西、山东、鄂豫皖、湘鄂赣、皖南等，形成敌我之间的包围和反包围。在这种情况下，“分割指挥，更便于发展”。至于创造新军队，主要方向是从游击队创造出大兵团，晋察冀军区便是好例，过去红军就是由许多小队伍扩大起来的。张闻天在发言中指出：“历史决定了国共两党需要合作，但是合作中是存在着两党争取领导权的问题。中国资产阶级是有经验的。他们目前需要两党合作，但又怕我们发展；要利用共产党与人民的力量，但又害怕共产党与民众的力量。目前阶级斗争的形式更复杂了。”他说：“发展统一战线只与国民党谈判是不够的，必须用强大的民众力量来推动统一战线的发展。”他赞同毛泽东的意见，主张大力发展党的力量，大力开展民众运动，创造各个地区的根据地(19)。
会后，王明回到武汉，将自己的错误主张写成《三月政治局会议的总结》等文章，在《群众》周刊上公开发表。他不重视中共中央的决定和政治局会议上其他领导人提出的正确意见，继续把工作重点放在大城市和同国民党上层的关系上。1938年5月徐州失守后，中共中央根据形势的变化，确定华中工作的中心任务“是武装民众，准备与发动游击战争，有计划地建立几个基干游击队与游击区”，并强调动员住在武汉的鄂豫皖三省的大批学生、失业工人和其他革命分子，回到乡村，领导抗日游击战争。为此目的，武汉城市工作受到部分损失亦不应顾惜。但是王明没有认真执行中央的上述部署，没有积极组织力量向华中敌后地区和广大农村开展工作。
总之，王明从苏联回国后，提出了一系列的右倾错误观点。他的右倾错误的主要表现是：政治上，过分强调统一战线中的联合，影响独立自主原则的贯彻；在军事上，对党领导的游击战争的作用认识不足，不重视开展敌后根据地的斗争；在组织上，不尊重、不服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
毛泽东、张闻天等中央领导人为顾全中央的团结统一，没有立即对王明提出批评。三月政治局会议决定，派任弼时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交涉“军事、政治、经济、技术人才”等问题，说明中国抗战和国共两党关系的情况，以使共产国际更多地了解中国的实际和中共的政策，争取共产国际的支援。1938年4月14日，任弼时代表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提交《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工作与任务》的书面报告大纲；5月17日，他在共产国际会议上对报告大纲作了口头说明和补充。任弼时指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困难和障碍，来自国民党的“自大主义”和对共产党的“仇视观念与成见”；从国内战争中成长锻炼起来的八路军、新四军仍然保持了共产党的绝对领导，有优良的政治工作传统和群众工作、军事工作活动，有丰富的游击战与运动战的经验，尽管武器比较落后，但凭借政治觉悟和热情、战术上的灵活机动、同人民群众的密切关系，能够克敌制胜；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大大提高，今后将要取得更加重大的领导和推动作用。任弼时的报告和口头说明，对共产国际正确认识中国的实际情况和中国共产党的主张，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6月11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在经过认真讨论后，通过《关于中共代表报告的决议案》和《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决定》。决议案明确指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在听了关于中国共产党的活动的报告以后，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在复杂和困难的条件之下，灵活地转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之结果，已建立起国共两党的新的合作，团结起民族的力量，去反对日本的侵略。”“共产党员应该运用自己的经验和自己的一切能力，去在日本军队后方继续开展游击运动，要以光荣的八路军在山西的活动区域为模范，去帮助建立许多游击运动的根据地。”(20)决定进一步指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声明完全同意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21)1938年6月，中共中央决定王稼祥回国，由任弼时接替其工作。7月初，王稼祥回国前夕，季米特洛夫在接见他和任弼时时明确表示，在中共中央内部应支持毛泽东的领导地位。王明缺乏实际工作经验，不应争当领袖。
8月初，王稼祥从莫斯科回到延安。9月14日至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毛泽东、张闻天、王明、周恩来等出席。会议由王稼祥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季米特洛夫的意见：中共一年来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尤其是朱德、毛泽东等领导了八路军，执行了党的新政策，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在复杂的环境和困难的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中，要以毛泽东为核心解决统一领导问题，中央领导机关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毛泽东先后两次发言，强调党内团结，并论述了统一战线中统一与斗争的辩证关系。周恩来、朱德分别作了关于中共中央代表团的工作报告和八路军工作报告。
共产国际指示和这次政治局会议，进一步统一了中央领导层在重大政治、组织原则方面的认识，维护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的团结一致和统一领导。这为坚持党的全面抗战路线，纠正抗战初期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错误，创造了有利条件；对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的顺利召开，做了重要的准备。
六届六中全会的召开
为了总结全国抗战以来的经验教训，确定党在抗战新阶段的基本方针和任务，解决党内一度出现的右倾错误，统一全党的认识和步调，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扩大的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17人，中央各部门和各地区领导干部30余人。这是自党的六大以来出席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全会。
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作《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这是会议的中心议题。王稼祥、周恩来、王明、朱德、项英、张闻天、陈云、刘少奇分别作了报告和发言。彭德怀、秦邦宪、贺龙、杨尚昆、关向应、邓小平、彭真、罗荣桓、林伯渠、吴玉章等围绕总结抗战以来的经验作了发言。最后，毛泽东作会议总结，着重讲了统一战线问题及战争和战略问题。全会通过《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批准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线。
全会完全赞同毛泽东对15个月来抗战经验的总结和对当前抗战形势的科学分析。毛泽东指出，目前的抗战正处在由防御转入敌我相持的过渡时期。日军占领武汉、广州等地以后，其兵力不足和兵力分散的根本弱点将更形暴露，其在国际和国内的种种矛盾（如北防苏联，东防美国，南对英、法，财政困难，人民反战等等）也会随之加深，敌人的战略进攻不可避免地将达到一个顶点。对中国军民来说，不要为若干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的丧失所震惊，要有计划地部署正面战场的防御抵抗和广泛开展敌后游击战争，抓住敌人兵力不足和兵力分散的弱点，给敌以更多的消耗，促使其更大地分散，使战争转入敌我相持的新阶段。这是全国当前的紧急任务。敌后战场要准备敌人用很大力量来进攻，准备进行艰苦的战斗。
全会重申全党应把主要工作放在战区和敌后，独立自主地放手组织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的方针。由于八路军已经在华北敌后广大地区开展了游击战争，并初步建立起抗日民主政权，而新四军在华中的游击战争尚未充分发展，为了准备对付日军的进攻，争取主动，全会确定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毛泽东在总结中再一次从许多方面论述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意义。针对王明在发言中表现出的对革命的乡村能否战胜敌占城市的怀疑态度，毛泽东说明中国的情况与资本主义国家不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有必要也有可能走乡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抗战时期，党以主要力量在敌后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建设抗日民主根据地，这实际上是在民族战争的条件下继续走乡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毛泽东号召每个党员都要时刻准备武装上战场，全党都要注重战争，学习军事。他指出：“在中国，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战争，而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军队。”(22)共产党员不争个人的兵权，但要争党的兵权和人民的兵权。在兵权问题上患幼稚病必定得不到一点东西。
全会确定，要不断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用长期合作来支持长期战争；同时，要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针对王明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错误主张，并鉴于战局转变的紧急关头，国民党上层中亲日派妥协投降倾向愈益严重，以及日本帝国主义破坏抗日阵营的团结和挑拨国共关系的阴谋，全会强调国共长期合作抗日，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全会批判党内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关门主义和投降主义的偏向，着重批判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错误主张。毛泽东在总结中指出，国民党是当权的党，它统制民众运动，限制共产党的发展，剥夺各党派的平等权利，不愿制定共同的政治纲领，不允许有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在这种情况下，“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就是一切经过蒋介石、阎锡山，成为单方面的服从，自己束缚自己的手脚。正确的方针应该是既统一，又独立。统一战线中的合作和让步都是以承认对方为前提的，不能因合作和统一而抹杀党派和阶级的独立性及其必要的权利。否则合作就变成了混一，必然牺牲统一战线。所以，没有独立就没有统一，统一和独立是可以而且也是应当一致起来的。为了进一步从理论上阐明这个问题，毛泽东提出了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一致性的原理。抗日战争时期，民族敌人深入国土，民族矛盾成为主要矛盾，国内阶级矛盾降到次要的服从的地位，但阶级矛盾仍然存在，并没有减少或消灭。所以，抗日的民族斗争是第一位的、最紧迫的任务，但是，没有民主、民生问题的适当解决（属于阶级斗争范畴），就不能实行广泛的人民的动员，以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进行抗日同解决民主、民生问题不能分离，互为条件。党正是根据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一致性的原理，制定了领导抗日战争的基本路线和各项具体政策。
关于国共关系问题，全会提出，为完成中华民族的当前紧急任务，顺利进行持久抗战，必须坚持国共两党的长期合作。“中国共产党认为国共合作的最好形式是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和三民主义青年团，并将加入国民党与青年团的共产党员的名单交给国民党领导机关，并且不在国民党及青年团中进行征收共产党员的活动。第二种形式则是由两党组织各级的共同委员会来进行两党合作的事宜。”(23)因时局危急，周恩来不待会议结束，即离开延安赴武汉会见蒋介石，说明中共对统一战线和国共合作的意见。12月6日，蒋介石向周恩来表示不赞成“跨党”，并提出：中共既实行三民主义，最好合作成一个组织。周恩来答复：“（一）中共实行三民主义，不仅因为这是抗战的出路，而且因为这是达到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国民党则不都如此想，所以国共终究是两个党。（二）跨党，我们不强求，如认为时机未到，可采用他法。（三）加入国民党，退出共产党，这是不可能和做不到的。（四）少数人退出共产党而加入国民党，不仅失节失信仰，而且于国家有害无益。”(24)这样，中共正式拒绝了国民党取消共产党，另组一个大党的主张。
全会号召加强党的自身建设，进一步认识自己，加强自己，团结自己，以便领导抗日战争达到胜利。为了使全党同志明确并认真地负起领导抗日战争的重大历史责任，毛泽东在政治报告中论述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问题。他指出：共产党员应在各方面起先锋和模范作用。在八路军、新四军中，应该成为英勇作战的模范，执行命令的模范，遵守纪律的模范，政治工作的模范和内部团结统一的模范。在和友军发生关系时，应该坚持团结抗日的立场，坚持统一战线的纲领，成为实行抗战任务的模范，成为统一战线中各党相互关系的模范。在政府工作中，应该是十分廉洁、不用私人，多做工作、少取报酬的模范。在民众运动中，应该是民众的朋友，而不是民众的上司或官僚主义的政客。毛泽东强调：共产党员不论何时何地都不应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共产党员应是实事求是的模范，又是具有远见卓识的模范。在长期战争和艰难环境中，只有共产党员高度地发挥其先锋的模范的作用，才能动员全民族一切有生力量，为克服困难、战胜敌人、建设新中国而奋斗。毛泽东提出，党还必须扩大自己的组织，向着真诚革命、信仰党的主义、拥护党的政策、愿意服从纪律、努力工作的广大工人、农民和青年积极分子开门，使党成为一个伟大的群众性的党。他强调：大胆发展而又不让一个坏分子侵入，是发展党员的正确方针。张闻天在讲话中也指出：发展党员，要保证工农手工业者，开始时多吸收革命知识分子，以便依靠他们的帮助，使党深入到下层群众中去。
全会强调学习的重要性，号召全党必须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般原理和国际经验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反对教条主义，废止洋八股，提倡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对于当前运动的特点及其发展规律，必须不断地进行认真的过细的研究，否则就不能担负起指导责任。
全会强调巩固和加强党的团结统一，扩大党内民主，认真执行民主集中制原则的重要意义。鉴于党处在抗日战争的新的环境，以及党内犯有右倾错误的人违反组织纪律，张国焘由分裂党和红军的活动发展到叛党投降国民党等情况，会议还通过了几个组织建设方面的文件。毛泽东在政治报告中重申了党的纪律，即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同时，指出要扩大党内民主。毛泽东全面地论述了党的干部政策，批评了过去干部政策问题上的自由主义和宗派主义倾向。他指出：“共产党的干部政策，应是以能否坚决地执行党的路线，服从党的纪律，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有独立的工作能力，积极肯干，不谋私利为标准，这就是‘任人唯贤’的路线。”(25)全会对过去反倾向斗争中给干部乱加“机会主义”罪名的“左”倾错误，进行了严肃的批评。经验证明，两条路线的思想斗争必须切合于具体的情况，决不应主观地看问题，“乱戴帽子”，制造“倾向”，随意惩办同志。在反倾向斗争中，要警惕两面派行为和小组织活动，严格维护党的纪律。毛泽东强调全党团结的重要性，指出：“中国共产党内部的团结，是团结全国人民争取抗日胜利和建设新中国的最基本的条件。”(26)全会决定撤销长江局，设立南方局（周恩来为书记）和中原局（刘少奇为书记），东南分局改为东南局（项英仍为书记）；决定充实北方局，由朱德、彭德怀、杨尚昆组成北方局常务委员会，杨尚昆任书记。全会还补选林伯渠、董必武、吴玉章为中央委员会委员。
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是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它正确地分析了抗日战争的形势，规定了党在抗战新阶段的任务，为实现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进行了全面的战略规划。它基本上克服了党内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错误，进一步确定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统一了全党的步调，推动了各项工作的迅速发展。
————————————————————(1)1937年9月1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按全国海陆空军战斗序列，将第八路军改称第十八集团军（此后仍沿称八路军，其指挥机关仍简称总部），朱德改任总司令，彭德怀改任副总司令。
(2)1937年7月，周恩来在参加国共两党第二次庐山谈判之后，在上海会见刚从海外回国的叶挺时表示，希望他能出面集合南方各省的红军游击队进行抗日。叶挺申明完全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3) 1937年11月12日，经中共中央同意，叶挺开始在武汉正式组建新四军军部。12月25日，新四军军部存汉口成立。自1939年起，新四军军部确定10月12日为新四军成立纪念日。
(4)宋庆龄：《国共统一运动感言》，《抵抗》三日刊第12号，1937年9月26日。
(5) 宋庆龄：《关于国共合作的声明》，《为新中国奋斗》，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109页。
(6)毛泽东：《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1937年9月29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64页。
(7)《顾维钧回忆录》第2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693、696页。
(8)1937年8月27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召开的座谈会上再次强调指出，在统一战线中，有一个是共产党吸引国民党，还是国民党吸引共产党的问题。也就是说，是把国民党提高到共产党所主张的全面抗战呢，还是把共产党降低到国民党的片面抗战的问题。两党之间互相吸引的问题，要在斗争中解决。
(9)《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3页。
(10)中央档案馆编：《中其中央文件诜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53页。
(11)电文中的“林师”，指林彪为师长的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张旅”，指张宗逊为旅长的八路军第一二〇师第三五八旅。
(12) 1937年6月，中共中央派刘晓到上海恢复和重建党的组织，成立中共上海三人团（刘晓、冯雪峰、王尧山组成），作为上海党组织的领导机关。11月，经中共中央批准，成立中共江苏省委（刘晓为书记、）。
(13)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合编：《南京大屠杀》，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745页。
(14) 政治部部长陈诚，第一厅（掌管军队政治训练及军中党务）厅长贺衷寒，第二厅（掌管民众运动）厅长康泽，总务厅厅长赵志尧，秘书长张厉生。
(15) 《中央关于中共十七周年纪念宣传纲要》（1938年6月24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25页。
(16)毛泽东：《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1937年11月12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88、389页。
(17)初称临时行政委员会，1938年1月下旬，先后得到阎锡山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及行政院的正式批准，即去掉“临时”字样。
(18)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编译：《共产国际有关中国的文献资料》第3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9页。
(19) 张闻天：《继续抗战与国共关系》（1938年2月28日），《张闻天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58–160页。
(20) 《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中共代表报告的决议案》（1938年6月），《文献和研究》，1985年第4期。
(21)《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决定》（1938年6月11日），《新华日报》，1938年9月8日。
(22)毛泽东：《战争和战略问题》（1938年11月6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43页。
(23)《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六大以来》（上），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001页。
(2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427页。
(25)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1938年10月14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7页。
(26)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1938年10月14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