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争取人民抗战的最后胜利
一、解放区战场的局部反攻抗战局势的新变化1943年至1944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在欧洲战场，苏联军队在1943年2月结束的斯大林格勒战役中取得德军损失约150万人的伟大胜利。这个战役，成为苏德战争的转折点。此后，苏联军队持续不断地向德军发动反攻，收复大片国土。法国、意大利、比利时、希腊、南斯拉夫、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等国的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坚持英勇的武装斗争，沉重地打击了德、意法西斯。7月，英、美联军占领意大利南部。9月，以巴多格里奥为首的意大利军事专制政府向英、美投降。德、意、日法西斯联盟由此瓦解。在太平洋战场，美军于1942年6月在中途岛海战中击败日本海军联合舰队，8月攻入日军重兵把守的瓜达耳卡纳尔岛。经过历时半年的瓜岛之战，美军的海、空力量取得决定性优势，盟军在太平洋战场上转入战略进攻。1943年10月，中、美、英军队在缅甸开始反攻。日军在太平洋战场开始丧失战略上的主动权。10月30日，中、苏、美、英四国签订关于普遍安全的宣言。11月22日至26日，中、美、英三国政府首脑举行开罗会议，商讨联合对日作战问题和日本战败后的处理问题，并发表《开罗宣言》，强调战争的目的在于制止和惩罚日本的侵略，剥夺日本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在太平洋霸占的一切岛屿，使日本所霸占的中国领土——东北、台湾和澎湖列岛归还中国，声明中、美、英三国“将坚持进行为获得日本无条件投降所必要之重大的长期作战”。开罗宣言确认中国对台湾的主权地位。11月28日至12月1日，苏、美、英三国首脑在德黑兰举行会议，讨论对德作战的行动计划问题和战后和平问题。会议协商决定，美、英两国应于1944年5月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
1944年，苏联军队乘胜追击，对德军连续进行10次歼灭性的打击，歼敌近200万人，收复全部国土，并把战争推进到德国及其占领区内。6月6日，英、美联军在法国北部的诺曼底登陆，15日又在法国南部的土伦和马赛登陆，开辟了欧洲第二战场。苏联军队的节节胜利和第二战场的开辟，使欧洲反法西斯战争进入决战阶段。在东方，美军于1944年春在太平洋发起“越岛进攻”，逼近日本本土，严重威胁日军的海上运输，使南洋各地日军有失去海上联系的危险。
中国驻印军于1943年10月开始缅北反攻作战，先后攻克于邦、孟关、孟拱河谷、密支那等战略要地，完成反攻缅北、打通中印公路的战略任务。1944年5月，中国远征军开始滇西反攻作战，先后攻克松山、腾冲等日军坚固据点，并于1945年1月和中国驻印军在中缅边境的芒友会师。缅北滇西反攻作战历时一年半，毙伤俘日军近5万人，收复大小城镇50多座，打通了中国和盟国的陆上交通，使中国战场的补给状况得到改善，并支援了盟军在亚太战场上的对日作战。中国军队为此付出伤亡近6.7万人的代价。
1944年，处境愈来愈困难的日本侵略者，为了挽救其在南洋的颓败，消除美国远程轰炸机对其本土的威胁，决定在中国战场上打通平汉、粤汉和湘桂铁路，以连接从中国东北，经北平、郑州、武汉、南宁通往东南亚的大陆交通线，摧毁中国南部的中美空军基地。4月中旬，日军以40余万兵力，向正面战场的平汉、粤汉和湘桂铁路沿线的豫、湘、桂等省发起新的战略性进攻（日军称之为“一号作战”）。国民党军队在豫湘桂战役中，除在少数战斗中进行了较激烈的抵抗外，大多数的情况是一触即溃，甚至不战而逃。四五月间，日军占领郑州、许昌，打通平汉线，并占领洛阳。向湖南进攻的日军，于6月至8月间占领长沙、衡阳。向广西进攻的日军，于11月间占领桂林、柳州、南宁，一部分追击部队一直打到贵州独山，震动了贵阳、重庆和整个国民党统治区。国民党军队在八个月中，丢失河南、湖南、广西、广东、福建等省的广大地区，总计20万平方公里土地，146座城市，使6000多万同胞沦于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之下。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发生转折的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解放区战场经过长期的艰苦奋战，从1943年起开始逐步扭转困难局面，在一些地区还开始了对日、伪军的攻势作战。
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军民坚决地进行反“扫荡”、反“蚕食”斗争，有力地打击日、伪军，保卫和扩大了抗日民主根据地。1943年7月至9月，在山东国民党正规军和省政府离鲁入皖的情况下，山东根据地军民独立支撑起抗战大局，打退日、伪军的进攻，基本上控制沂鲁山区和诸（城）日（照）莒（县）山区，打通鲁中、滨海、胶东各区之间的联系，大大改善了鲁中地区的抗日斗争形势。1943年底，清河区和鲁南区收复被“蚕食”地区，基本上改变了被敌分割、封锁的局面。北岳区军民于1943年9月至11月粉碎4万余日、伪军的“扫荡”，歼日、伪军1万余人。冀鲁豫军区和太行军区也于七八月间先后发起卫（河）南战役和林（县）南战役，取得歼灭日、伪军1.2万余人的重大胜利，开辟了卫南、豫北广大地区。1943年，八路军在华北与敌作战2.48万余次，毙伤日、伪军13.6万余人，俘日、伪军5万余人，争取伪军反正、日军投降6600余人，攻克据点740余处。
华中抗日根据地，由于日、伪军加紧“扫荡”、“蚕食”和“清乡”，这时仍处于严重困难的局面。敌后抗日军民在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的领导下，开展艰苦的斗争，大力发展民兵和地方武装，促进了群众性游击战争的发展。1943年，新四军在华中与日、伪军作战4500余次，粉碎敌千人以上的“扫荡”30多次，毙伤俘日、伪军3.6万余人，争取伪军反正9300余人，攻克据点200余处，逐步扭转了华中敌后抗战的困难局面。1943年，华南抗日游击队也先后粉碎日军对东莞、宝安沿海地区和海南岛地区的围攻、“扫荡”和“清乡”，巩固和扩大了东江、琼崖抗日根据地。
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得到恢复和发展，进一步增强抵御敌大规模进攻的能力，逐步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到1943年夏，人民武装力量已经基本打通了从华北到华中的战略联系，使根据地连成一片。与此同时，日军作战日陷被动，战斗力日益减弱，在兵力严重不足的情况下，被迫收缩战线，实施重点守备。到1943年12月，日本华北方面军被迫基本停止了向抗日根据地的进攻。对敌后战场形势出现转折的原因，日本当局认为：是由于“中共方面自百团大战以后，用两年多的时间，极力扩充势力，进行地下渗透与政治工作。最近，为了策应盟国方面的攻势，在军事、政治、思想各方面，再次开始积极行动，并得到多数民众的同情，从而迅速扩大了势力。”(1)解放区军民的局部反攻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和中日战争形势的变化，中共中央确定1944年的斗争方针是：继续团结国民党共同抗日，集中力量打击日、伪军，巩固和扩大抗日根据地。1944年4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指出：“现在的任务是要准备担负比较过去更为重大的责任。我们要准备不论在何种情况下把日寇打出中国去。为使我党能够担负这种责任，就要使我党我军和我们的根据地更加发展和更加巩固起来，就要注意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的工作，要把城市工作和根据地工作提到同等重要的地位。”(2)1944年，共产党领导的敌后军民在华北、华中、华南地区，对日、伪军普遍发起局部反攻。由于敌强我弱的态势还没有根本改变，这些局部反攻是以集中适当兵力作战与分散的群众性游击战争相结合、军事攻势与政治攻势相结合进行的。在可能的条件下，攻占沦陷区城市，拔除日、伪军在抗日根据地周围的据点，大量消灭敌军，使沦陷区变成根据地。
晋察冀根据地北岳区军民围攻涞源地区的日、伪军，袭入灵丘、定襄两县城以及忻口车站，攻克敌据点、碉堡400余处，恢复和解放村镇1600多个，解放人口80余万，并派部队打开了雁北、察南地区的局面。冀中区军民攻克定县的怀德、饶阳的官厅、高阳的旧城，解放肃宁县全境，袭击天津市，共攻克敌据点、碉堡800余处，解放村镇3800余个，解放人口120余万。冀东区军民先后攻克20多处据点，收复蓟县、平谷、三河之间大片地区，开辟了通县公路以南地区，逼近北平、天津近郊。1944年，晋察冀根据地军民共作战4400余次，毙伤敌2.29万余人，俘日、伪军及争取伪军投诚、反正2.22万余人，拔除敌据点、碉堡1600多个，解放人口758万，扩大了北岳区，巩固了平北与平西区，坚持了冀东区，恢复了冀中区。9月21日，晋察冀部队组成四个二级军区，即冀晋军区、冀中军区、冀察军区和冀热辽军区。
晋冀鲁豫根据地太行区军民发起攻势作战，收复山西武乡县蟠龙镇、榆社县城、林县县城及水冶镇，并向邢台、沙河、新乡、辉县等地区发动进攻，出击临（城）内（丘）线，摧毁敌人三道封锁线，开辟了新（乡）、辉（县）地区。太岳区军民出击济源、垣曲地区的日、伪军，收复失地2600余平方公里，解放人口11万。冀鲁豫区军民发动攻势，攻克日军据点50余处，恢复昆（山）张（秋）地区，打开了东平、汶上的局面；随即收复鱼台、单县、丰县、沛县间地区，恢复微山湖西中心区，并向郓城、菏泽、考城等地攻击，使鲁西各小块游击根据地连成一片。1944年，晋冀鲁豫根据地军民共毙伤日、伪军3.8万余人，俘3.49万余人，争取敌军反正、投诚3200人，收复县城11座，解放人口500多万，收复失地6万余平方公里，改变了根据地被分割的局面。
晋绥根据地晋西北区军民在春季攻势中开辟新的游击根据地，收复蒲阁寨等敌据点多处。在秋季攻势中，进攻静乐、交城、忻县等地日、伪军，毙伤敌900余人，俘敌1000余人，收复失地770余平方公里。1944年，共解放村庄3100多个，解放人口40余万。同时，大青山区军民积极开展游击战，绥西、绥南区恢复到1942年前的局面。
山东根据地军民发动攻势，打通沂山、鲁山、泰山、蒙山各山区间的联系，控制诸（城）日（照）公路大部分及海（州，今属连云港市）青（岛）公路、诸（城）胶（县）公路各一段，巩固和发展了胶东和滨海的联系，使滨海和鲁中连成一片，并解放8座县城。1944年，山东军民共进行较大战役15次，歼日、伪军近6万人，争取伪军反正1.1万人，攻克县城9座，逼退敌据点200余处，解放人口930余万，形成了渤海、胶东、鲁中、鲁南、滨海五个巩固的根据地。
华中新四军主动地、有计划地对日、伪军发动攻势作战。1944年一二月间，苏中军民向日、伪军连续发动攻势，相继攻克大官庄等敌据点17处。3月初，新四军对敌驻兵和贮存物资的重镇车桥发起进攻，取得完全胜利，并歼灭日、伪援军一部，趁势解放淮安、宝应以东地区，使苏中与苏北、淮北、淮南各根据地联系起来。苏北军民发起高沟、杨口战役和沿海攻势作战，攻克敌据点40余处，使淮海、盐阜连成一片。淮北军民在攻势作战中，解放泗洪、灵璧、睢宁三县城之间的广大地区。苏南军民一度攻入长兴、溧阳等县城。淮南军民袭入盱眙、定远县城。皖中军民也攻克10余处敌据点。在这期间，日军为防守其交通干线和战略支点，曾采取以攻为守的战略，对新四军“扫荡”达67次之多，但都被抗日军民所粉碎。1944年，华中新四军共作战6500多次，歼灭日、伪军5万余人，收复失地7400多平方公里，解放人口160余万。随着斗争形势的变化，华中抗日根据地发展为苏北、苏中、苏南、淮北、淮南、皖江、浙东、鄂豫皖八个根据地，极大地改善了各地区的斗争局面。
华南东江纵队由数千人扩大为万人以上的游击兵团，威逼广州市郊，出没于香港地区的九龙附近，组织海上游击队，炸毁九龙铁桥。在广九路以西，成立抗日民主政权；在广九路以东，也控制了大部分地区。同时，琼崖纵队主动向日、伪军出击，在琼山、文昌、澄迈等县建立了巩固的根据地。中共中央军委1944年7月15日致电东江、琼崖纵队领导人，表彰他们的艰苦斗争“已成为广东人民解放的旗帜，使我党在华南政治影响和作用日益提高，并成为敌后三大战场之一”。
在抗日根据地军民对日、伪军展开局部反攻的同时，党的沦陷区工作又有了新的发展。此前，沦陷区城市工作“主要是保存组织，渡过黑暗时期”。到这时，则是在城市中发动广大群众，争取伪军伪警，准备武装暴动。中共中央强调，必须把城市工作和根据地工作作为同等重要的两大任务，要求各地必须把争取敌占一切大中小城市与交通要道，以及准备群众武装起义的工作，提到极重要的地位。1944年9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要求地委以上各级党组织建立城市工作部，专门负责管理城市及交通要道工作。10月下旬，中共中央召开城市工作会议，彭真在会上作《大城市和交通要道工作》的报告。在此前后，党还通过各种途径对沦陷区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为制定正确的政策提供科学依据。各根据地还派人前往沦陷区，恢复、建立和发展党组织，从事抗日宣传等，为收复城市做准备。
开辟新的解放区
国民党正面战场在1944年豫湘桂战役中的大溃败，使得坚持敌后抗战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人民武装力量的战略作用，在整个战局中的重要性进一步提高。鉴于河南大片国土在国民党军队的溃败中被日军占领，1944年5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要求在河南地区组织抗日游击队和人民武装，建立抗日根据地。6月23日，刘少奇、陈毅电示新四军：“今后发展方向应该确定向河南发展，完成绾毂中原的战略任务”(3)。按照中共中央开辟河南、控制中原的战略部署，八路军、新四军先后派部队向河南敌后进军。
1944年7月，八路军冀鲁豫军区派一部分兵力南下，恢复新黄河以东的水东根据地，开辟水西根据地，在14个县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扩大了豫东根据地。以新四军第五师一部组成的豫南游击兵团也挺进豫中。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游击兵团不断发展壮大，在汝南、竹沟、信阳、舞阳之间建立七个县的抗日民主政权，开辟东西长达70余公里、南北近百公里的抗日根据地，地方武装发展到8000余人。8月下旬，新四军第四师主力从淮北区西进萧县、永城、宿县地区，打退日、伪军的进攻，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恢复了豫皖苏抗日根据地。9月11日，彭雪枫师长在豫东夏邑县八里庄战斗中英勇牺牲。九十月间，八路军豫西抗日独立支队（后改为豫西抗日游击第一支队）和以太岳军区第十八、第五十九团组成的豫西抗日游击第二支队先后进入豫西，在嵩山、箕山和陇海路新安（县）、渑池段南北，建立了拥有20个县、300多万人口的根据地，并成立河南行署及军区。12月底，中央党校100余名干部和晋绥军区第六支队一部，从延安抵达新安地区，与豫西抗日游击第二支队会合，加强了豫西地区的力量。河南新解放区的开辟，扩大了华中与华北、陕北战略区的联系，对于坚持全国抗战，控制中原战略要地，有着重要的意义。
为了创建新解放区，增强华南人民武装力量，扩大对日军战略反攻的前进阵地，1944年9月1日，党的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决定：派王震、王首道等率部南下发展湘、鄂、赣等地的工作。10月上旬，八路军第一二〇师第三五九旅主力4000余人组成八路军独立第一游击支队（又称南下支队），以王震为司令员，王首道为政治委员。11月9日，南下支队由延安出发，东渡黄河，越过同蒲路，由太岳区垣曲以东南渡黄河，越过陇海路，向豫鄂湘粤敌后挺进。1945年1月，南下支队在湖北大悟山与新四军第五师会师，随后打到广东北部的南雄、始兴地区。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要求新四军以主力一部渡江南下，发展苏浙皖边与浙江沿海，以准备反攻。1944年11月2日，毛泽东、刘少奇致电饶漱石等，请他们考虑设立苏浙军区，以配合美军可能在杭州湾登陆及准备夺取杭州、上海、苏州、南京等大城市。根据中央的统一部署，粟裕率领新四军第一师一部于12月27日渡江南下。1945年1月上旬，在浙江长兴地区与江南的第十六旅会合，成立苏浙军区。
各抗日根据地在1944年的局部反攻中，共作战2万多次，歼灭日、伪军近20万人，攻克县城20多座，攻克和逼退敌据点2500多个，收复大片失地，解放人口1700多万。这种情况，与正面战场的大败退局面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从1944年10月起，八路军、新四军遵照中共中央指示，陆续开展部队整训。在政治整训中，开展反对军阀主义、改善官兵关系、尊干爱兵运动；在军事整训中，掀起了以射击、投弹、刺杀、土工作业等技术训练为主要内容，以近战、夜战、村落战和攻坚战等战术训练为辅的练兵热潮。
进入1945年，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人民武装力量继续进行对日攻势作战。在春季攻势中，华北的晋察冀部队发起任（丘）河（间）战役、文（安）新（镇）战役、饶（阳）平（安）战役；晋冀鲁豫部队发起道清、豫北、南乐等战役；晋绥部队对离（石）岚（县）公路、五（寨）三（岔）公路沿线敌据点发起攻势；山东部队在胶东、鲁南、鲁中发起讨伐伪军战役和蒙阴战役。在华中，苏北部队控制了海（州）郑（州）公路和盐河；淮南部队袭入金沟、黎城；淮北部队在津浦路西和路东展开破袭战；苏浙军区部队已控制苏浙皖边10个县的广大地区，创建和发展了抗日民主根据地。在华南，东江纵队、珠江纵队、琼崖纵队等人民武装力量继续发展。到1945年春，全国已有18个解放区，即陕甘宁区、晋察冀区、晋冀豫区、冀鲁豫区、晋绥区、山东区、苏北区、苏中区、苏浙皖区、淮北区、淮南区、皖江区、浙东区、河南区、鄂豫皖区、湘鄂区、东江区、琼崖区，总面积约95万平方公里，人口9550余万，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发展到91万人，民兵220万人。
不断扩大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已经形成对日军占领的许多中心城市和交通线的包围。共产党领导的敌后军民的局部反攻，不仅在战略上有力地策应了国民党正面战场和英、美盟军的对日作战，同时也为对日全面反攻、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准备了重要的条件。
二、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民主运动制止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三次反共高潮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发展，为中国人民争取抗战胜利提供了有利的国际环境。这种形势迫切要求中国内部加强团结，实现民主改革，巩固和扩大抗日力量，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但是，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统治集团，仍坚持一党专政及反民主、反人民的政策。他们一方面对日军继续采取避战观战为主的政策，把抗战最后胜利的希望完全寄托于美、英、苏等国际力量，尽量保存自己的实力；另一方面，力图削弱和消灭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准备抢夺抗日战争的胜利果实，以求在战后继续维持其独裁统治。
1943年3月，国民党以蒋介石的名义出版《中国之命运》一书。这本书伪造和篡改中国的历史，歌颂封建主义，鼓吹法西斯主义，公开提出既反对共产主义又反对自由主义（即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主张，反对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民主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它诬蔑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为“新式军阀”，根据地为“变相割据”，暗示两年内一定要消灭共产党。国民党还大量出版其他反共、反民主的书籍和刊物，大肆压制和扼杀进步文化。
5月15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作出《关于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5月26日，中共中央作出决定，完全同意解散共产国际；同时指出：中国共产党曾经得到共产国际的许多帮助，但“很久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即已能够完全独立地根据自己民族的具体情况和特殊条件，决定自己的政治方针、政策和行动”。国民党顽固派利用共产国际解散的时机，大肆制造反共舆论，叫嚷“马列主义已经破产”，“共产主义不适用于中国”，要求“解散共产党”，“取消陕北特区”。6月18日，胡宗南根据蒋介石的密令，在洛川召开反共军事会议，并把防范日军进犯河防的部队调到彬县、洛川一带，准备同原来包围陕甘宁边区的两个集团军一起，分九路“闪击”延安。7月上旬，国民党军队向陕甘宁边区的关中地区挑衅，企图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
针对国民党顽固派大力制造反共舆论和进行武装挑衅的严重情况，中共中央决定立即发动宣传战进行政治反击，同时准备军事力量以粉碎其可能的大规模进攻。
为了反击国民党顽固派在思想领域掀起的反共、反民主的逆流，7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刘少奇在会上指出，在宣传上应采取新的方针，不要怕蒋介石投降分裂，对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要痛驳。会后，他受中央委托部署反击国民党的反共宣传。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发表《评<中国之命运>》等一系列文章，揭露蒋介石集团利用封建主义的文化糟粕来推行法西斯主义的独裁统治；指出中国共产党为民族和人民谋利益，为人民所共见，是消灭不了的；说明中国共产主义者可以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团结合作，这种合作对中华民族的发展极为有利；呼吁一切爱国的国民党人，坚持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反对封建的法西斯主义，为建立民主的新中国而奋斗。中共中央南方局除组织文章在《新华日报》上驳斥法西斯主义，还按照中央的要求，把一些重要文章印成中、英文小册子，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中外人士中散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为了制止国民党顽固派对陕甘宁边区的军事进攻，1943年7月上旬，朱德总司令分别致电胡宗南和蒋介石等，严正抗议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挑衅活动，呼吁团结，要求制止内战。7月9日，延安军民3万余人举行大会，呼吁紧急动员起来，反对内战，保卫边区。7月12日，毛泽东为《解放日报》撰写《质问国民党》的社论，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破坏团结抗战，号召全国人民起来制止内战危机。接着，中国共产党又陆续发表《国共两党抗战成绩的比较》、《中国共产党抗击的全部伪军概况》、《八路军、新四军抗战六年战果》、《两年来国民党五十八个叛国将领概况》等文件。这些文件一方面用铁的事实证明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已经成为坚持抗战的主力；另一方面深刻地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破坏团结抗战、危害国家的种种活动。与此同时，各解放区军民纷纷开展声势浩大的反对内战、保卫边区的群众运动。陕甘宁边区的警卫部队一次又一次地击退国民党军队的试探性进攻。
解放区军民的抗议活动和反内战斗争，得到国际舆论的重视和支持。美国和英国政府认为，如果这时中国发生反共内战，只会使日本得到好处。外国记者纷纷向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张道藩提出质问。苏、美、英大使也警告蒋介石不要发动内战。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揭露、声讨和全国人民的反对，以及国际舆论的谴责，蒋介石被迫命令胡宗南停止军事行动。7月11日，蒋介石、胡宗南致电朱德，表示无意进攻陕甘宁边区。7月12日，胡宗南令其部队从彬县、洛川撤回。这样，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三次反共高潮在还没有发展成为大规模武装进犯的情况下就被制止。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以继续坚持下来。
国民党统治的腐败
全面抗战需要国民党实行政治改革，实现宪政和民主，这也是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和愿望。但是，国民党当局始终顽固坚持一党专政，拒绝进行民主改革。国民党在其统治区内不断扩大特务组织，强化保甲制度，实行法西斯统治。国民党的中统、军统等特务机构，秘密逮捕共产党人、革命青年、爱国民主人士和无辜群众，施以酷刑，任意杀害。各地县、区、乡的许多官吏，为非作歹，欺压百姓，鱼肉人民。在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下，人民的言论、集会、结社、出版等自由权利被剥夺，人身安全毫无保障。1943年9月，国民党召开的五届十一中全会，诬蔑共产党“破坏抗战，危害国家”。全会选举蒋介石为国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院长，规定国民政府主席为陆海空军大元帅，进一步强化了专制独裁统治。接着，国民党又操纵第三届第二次国民参政会，接受何应钦诬蔑八路军的军事报告，通过与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大体相同的对共产党的决议案。抗战后期，国民党统治集团在政治上的专制和腐败，丧失了民心。
国民党统治区在经济上也面临着严重的危机。1943年以后，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统治集团继续利用特权控制国家的主要经济命脉，攫取巨额黄金、外汇、物资、地产等，大发“国难财”，猛烈扩张其买办、封建性的官僚资本。他们加紧控制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大银行等金融机构，并成立由蒋介石任理事会主席的“四行联合办事总处”，“总揽一切事务”。同时，设立贸易、工矿、农产调整委员会，控制中国的商业、工业和农业。国民党政府推行统制垄断国民经济、绞杀民族工商业、破坏生产力的财政金融政策，靠向美国借款和大量印发钞票来维持其财政。由于滥发钞票，造成国民党统治区内恶性通货膨胀，商业投机猖獗。
国民党当局从1941年开始实行田赋征实，规定正附税额每元折征稻谷两斗。为着供养几百万军队抗战，征实是必要的，最初人们也能接受。但是，国民党政府官吏乘机大肆贪污、勒索，使正附税额折征稻谷猛增。1942年每元折征稻谷增为四斗，加上地主把原来的货币地租也改为实物地租，造成农民的沉重负担。国民党政府又以战时需要的名义，推行“统制”政策，对丝、茶、桐油、猪鬃实行统购统销，对糖、食盐、卷烟、火柴等实行专卖制度，使这些商品的价格随之增高，出现黑市。国民党政府依靠对国内外贸易的垄断特权，强行贱买贵卖，收购价格往往低于成本。农民因出售农副产品所得不够成本，即不愿再生产，致使某些农副产品产量锐减，农业经济萎缩。国民党政府控制了大部分运输工具。商人请求运输物品，手续十分麻烦。由于运输环节梗阻，工厂经常停工减产。国民党政府还采取“以花易纱，以纱易布”的办法对纺织业实行“统制”，由统制机关供应原料，收买产品，给纺织业主一定数额的“工缴”（即加工费）。由于所供原料不能满足生产需要，所付“工缴”又不敷实际开支，织布业不断亏损，普遍陷于衰落。民族资本家备受摧残，工厂倒闭和开工不足的现象日益严重。到1944年，纱厂不能开工的纱锭数达三分之一以上。
国民党的反动政策和官僚资本的巧取豪夺，使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受到残酷的压迫和剥削，民族资产阶级也受到排挤和打击，广大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下降。国民党公布的显然缩小了的统计数字也不得不承认：1944年产业工人的购买力下降到战前的43％。依靠工资收入的工人、公务员、职员和大中小学教师，愈来愈难以维持最低生活水平。据调查，大学教授的工资，只相当于战前的12％，一些教授不得不靠卖书典当度日。
国民党的严重腐败，导致其军队在日军进攻面前几乎完全丧失战斗力。正面战场豫湘桂战役的大溃败，是国民党长期消极抗日的恶果，使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威信扫地，进一步失去民心。
在上述情况下，国民党统治区反对国民党一党专制，争取实行宪政的民主运动再度高涨起来。
民主运动的新高涨
在抗日战争时期，是否要实行民主政治，始终是国共两党政策的主要区别之一。全国抗战和国民参政会的召开，再次唤起民众对实现民主宪政的强烈企求。1939年9月，国民参政会通过“实行宪政”的决议后，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要求国民党结束党治，实行宪政，掀起了第一次宪政运动热潮。1943年9月后，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在重庆、成都、昆明等地组织各种讨论时事的政治性团体，利用报刊和集会，讨论宪政，抨击国民党独裁专制统治，呼吁从速准备实行宪政。9月18日第三届第二次国民参政会召开的当天，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主席张澜发表《中国需要真正的民主政治》一文，强调实现民主政治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明确提出准备实行宪政，必须具备“立即宣布人民依法享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居住身体之自由”，“立即承认国民党外各党各派之合法存在与活动”等条件。11月12日，褚辅成、张君劢、黄炎培、董必武等组成宪政实施促进会。在共产党和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积极参与下，第二次宪政运动迅速发展起来。
1944年1月，黄炎培等创办《宪政》月刊，旗帜鲜明地宣传宪政，呼吁民治精神。黄炎培还同沈钧儒、章伯钧、王造时、张志让等16人发起宪政座谈会，多次开会讨论实行宪政的“先决条件”，批评和剖析国民党的“五五宪草”。2月，张澜等在成都发起组织民主宪政促进会，提出实行约法、尊重人民自由、刷新政治、革除弊端、全民动员、武装人民等主张。5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发表对时局主张，谴责国民党排除异己，拒绝进行民主改革，坚持独裁制度。宪政运动在国民党统治区形成巨大的声势，并得到全国人民的广泛响应。
大后方的文化界、工商界人士，积极投身民主运动。文化界进步人士提出“抗战、团结、民主”为文艺创作的三大目标。1944年5月间，重庆文化界举行集会，要求言论出版自由，取消新闻图书杂志和戏剧的审查制度。著名民主人士李公朴、闻一多等在昆明创办《自由论坛》，疾呼民主，抨击国民党的独裁专制。民族工商界人士呼吁经济民主，迫切要求国民党取消经济“统制”，减轻民营工商业的税捐负担。中国西南实业会、迁川工厂联合会、中国全国工业协会、国货厂商联合会和中国生产促进会等工商团体，于1944年5月联名起草《解决当前政治经济问题方案之建议书》，要求国民党改变政策，解决工商界的具体困难。
中国共产党积极支持全国人民的民主宪政要求，推动大后方民主运动的发展。1943年10月，毛泽东在《评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和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一文中，分析国民党当局的现状和发展趋势，指出其可能选择的三种方向：（一）投降日本帝国主义；（二）照老路拖下去；（三）改变政治方针。毛泽东号召一切爱国的抗日党派、抗日人民和国民党人团结起来，不许国民党当局走第一个方向，不让它继续走第二个方向，要求它走第三个方向。1944年3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宪政问题》的指示，决定参加宪政运动，以吸引一切民主分子于党的周围，达到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与建立民主国家的目的。3月12日，周恩来在延安发表《关于宪政与团结问题》的演说，明确指出，实施宪政的先决条件有三条是最重要的：一是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二是开放党禁；三是实行地方自治。周恩来的演说，进一步指明了宪政运动的发展方向。
宪政运动尽管没有达到它所热切期望的“开始准备实施宪政”的目的，却有力揭露了国民党当局真独裁、假民主的面目。在民主宪政运动逐渐高涨的背景下，民主人士进一步组织起来。1944年9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名为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许多无党无派的民主人士参加了这个组织。谭平山、陈铭枢、杨杰、朱蕴山、王昆仑等国民党民主人士在重庆筹备建立了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简称民联）。1944年，李济深、何香凝在广西从事抗日民主活动，为另一个国民党民主派的组织——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简称民促）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这期间，少数民族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斗争也有发展。1944年8月，新疆伊犁地区的巩哈县（今尼勒克县）的农牧民因反对为国民党军队献马而发动武装暴动，得到维吾尔、哈萨克等族人民的支持和响应，拉开了伊宁暴动的序幕。11月7日，伊宁暴动开始，12日成立临时政府，不久，又建立了军队——民族军。伊犁、塔城、阿勒泰三区相继连成一片，被人们称为新疆三区革命。虽曾一度有一些民族分裂主义分子煽动民族仇恨，制造国家分裂，妄图把这场革命引入歧途，但由于阿合买提江等三区内部进步力量与新疆各族人民的斗争，分裂者的阴谋未能得逞。
三、建立联合政府的谈判民主联合政府主张的提出1943年10月上旬，鉴于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表示国共关系仍要“政治解决”，毛泽东明确表示：愿意随时恢复两党谈判。1944年5月4日，中国共产党代表林伯渠在西安同国民党代表王世杰、张治中重开谈判。谈判中，共产党坚持“求和缓”的方针，提出以周恩来3月12日演说的基本精神为谈判基础。5月17日，林伯渠偕王若飞抵达重庆，继续就国共两党关系问题同国民党代表进行谈判，并参加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工作。
在大后方抗日民主运动不断高涨，社会各阶层对国民党统治的腐败表示出失望和愤慨的情况下，中共中央认为，要求国民党改弦更张，实行民主，废除一党专政，改组国民党政府、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时机已经成熟。1944年8月17日，毛泽东在董必武给周恩来的电报上批示：“应与张、左商各党派联合政府。”(4)9月1日，毛泽东在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上说明，党的主张是：“召集各党派代表会，成立联合政府，共同抗日将来建国。”并说：“联合政府，三条政纲，可在答复张、王时提出。”(5)9月6日，第三届第三次国民参政会在重庆召开。在国内外舆论对豫湘桂战役大溃退的强烈谴责声中，国民党当局表示要开放民主，继续用政治方式解决国共关系问题，但同时又强调军令、政令“统一”，顽固坚持一党专政。9月15日，林伯渠代表共产党在参政会上正式提出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他指出，只有坚决地变革国民党的政治和军事机构，才能团结全国人民，认真准备反攻力量，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因此，必须立即召开紧急国是会议，讨论解决改组国民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问题。随后，共产党又以书面形式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方案。
10月10日，周恩来在延安发表《如何解决》的演讲，进一步阐明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具体步骤和方法：第一，由各抗日党派、各抗日军队、各地方政府、各民众团体推选代表，人数应根据各方所代表的实际力量按比例规定；第二，国民政府于最近期间召开国是会议；第三，在国是会议上，根据革命的三民主义的原则，通过切合时要、挽救危机的施政纲要；第四，在各方代表制定的共同施政纲领的基础上，成立各党派的联合政府；第五，联合政府有权改组统帅部，延纳各主要军队代表，成立联合统帅部；第六，在联合政府成立后，即着手筹备真正人民普选的国民大会，实施宪政。
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在国内外引起强烈的反响。它的提出，更广泛地团结争取了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以及国内外各种同情和支持中国抗战、希望中国民主进步的力量，使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在政治上陷入更加孤立和被动的地步。
各民主党派、各界民主人士纷纷发表文章，表示赞同和支持共产党的主张。1944年9月24日，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和共产党的代表张澜、沈钧儒、冯玉祥、董必武等500余人在重庆举行会议，要求实行民主，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10月1日，宋庆龄、郭沫若、张澜等72人发起追悼文化界爱国先进战士邹韬奋的大会(6)。参加大会的各界人士近千人，一致谴责国民党践踏民主、迫害爱国人士的罪行，提出要向法西斯统治作斗争。四川成都的华西大学、金陵大学等五所大学及12个学会2000余人，举行国是座谈会，一致要求改组国民政府及其统帅部，成立民主联合政府。10月10日，中国民主同盟发表《对抗战最后阶段的政治主张》，要求“立即结束一党专政，建立各党派之联合政权，实行民主政治”。海外侨胞也发表宣言，举行集会，拥护关于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
民主联合政府口号的提出，极大地提高了全国人民的民主抗日热情，各界民主进步力量在联合政府的口号下集聚起来。青年学生中的先进分子在共产党领导下，开展反对国民党法西斯统治、争取实行政治民主的斗争。1944年10月中旬，成都各大专院校的进步学生在中共地下组织的帮助下，建立党的秘密外围组织民主青年协会。1945年1月，昆明进步青年成立党的外围组织民主青年同盟，其章程明确规定，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以实现新民主主义为奋斗宗旨。此外，重庆、武汉等地也成立了名称不同的党的秘密的外围组织。这些组织成了青年运动的核心。1945年5月4日前后，昆明等地大学学生举行大规模的纪念五四运动的集会和示威游行，要求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和联合统帅部，实行减租减息，改善人民生活。进步青年成了国民党统治区爱国民主运动的先锋力量。
在争取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斗争中，1945年2月，重庆发生国民党特务枪杀电业工人胡世合的事件。中共中央南方局因势利导，开展了声援受害者、反对国民党特务统治的斗争，赢得了大后方广大人民的同情和支持。重庆许多工厂、企业、学校发表声明和宣言，声讨特务罪行，揭露国民党独裁统治的黑暗。10天内，参加吊唁的各界群众达到20余万人次，形成了一次声势浩大的群众性的民主运动。国民党当局被迫枪毙肇事凶手，抚恤胡世合家属。这次斗争的胜利，显示了工人阶级在民主运动中的重要作用，同时也锻炼和培养了一批工人运动的骨干，积累了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开展工人运动的成功经验。
中国共产党提出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有着重大的意义。毛泽东在1945年2月指出：去年9月提出联合政府的主张是正确的。这是一个原则的转变。以前是你的政府，我要人民，9月以后是改组政府，我可参加。虽然联合政府仍然是蒋介石的政府，不过我们入了股，造成一种条件。只要成立了联合政府，一切要由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商决，国民党的文章就不好做了。毛泽东还讲到联合政府有三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是坏的，我们不希望的可能即要我们交军队而做官。军队我们当然是不交的，官做不做呢？我们不要宣传做，也不要就拒绝。要准备这种可能性，其坏处是在独裁政府做官，这是可以向群众解释的；但也有好处，可以宣传。第二种可能是以蒋介石为首，形式是民主，承认解放区，实质蒋介石的政府仍是独裁的。第三种可能是以我们为中心，在我们有150万军队、1.5亿人民时，在蒋介石更加削弱无联合可能时，就要如此做。这是中国发展的基本趋势和规律，我们要建设的国家就是这样一个国家。
国共协定草案的拟定
国共两党围绕建立民主联合政府问题进行谈判之际，美国政府从其战后的战略利益出发，表示愿意调解国共关系，帮助中国实现民主团结，并开始与国共双方接触。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与中国结盟，在亚洲太平洋地区抗击日本侵略者，并为中国提供相当数量的武器、军用物资和贷款，向中国政府派遣大批军事顾问和专家，装备和训练国民党军队，援助中国抗战。1943年5月，经罗斯福总统批准，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提出《关于击败日本的战略计划》，指出：“持续大规模的对日空袭，只能由中国的空军基地来执行”，中国军队应“由内地向东推进”。这时，美国政府逐步认识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和解放区是夺取对日作战胜利不可忽视的力量。9月，史迪威向蒋介石建议：调动西北方面的国民党军队和共产党的兵力，出山西、河南，袭击平汉线，进逼郑州、武汉，以扭转中国局势。他还要求国民党从自己积存的武器中，拨出一部分给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使用。这些建议遭到蒋介石的拒绝。史迪威对蒋介石这种无视抗战大局、拒绝联合共产党抗日的偏私态度极为不满。史迪威自来华后，比较客观地了解到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作用，主张凡是中国抗日的力量，都应得到国际的援助。这是蒋介石不能接受的，也是蒋介石同史迪威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的重要原因。
为了进一步了解中国共产党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情况，运用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在取得蒋介石的同意后，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部于1944年七八月间，分两批派遣美军观察组(7)18人抵达延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等同观察组成员多次谈话，全面介绍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坚持敌后抗战的情况，表示欢迎美国记者或外交人员到延安和其他解放区进行考察，并欢迎美国向解放区提供援助。毛泽东在同美军观察组成员谢伟思的多次谈话中，明确地表示中国共产党坚持国共团结、反对分裂的立场。同时指出：抗战一结束，国民党进攻共产党的危险时刻就将来临，如果中国发生内战，美国供应的武器有可能被国民党用于未来的内战。如果美国把援助中国抗战的武器只给国民党，而不分配给坚持抗战的共产党，这不但是不公平的，而且实际上会助长国民党坚持反共反人民的立场。美军观察组成员还到晋绥、晋察冀等抗日民主根据地考察，并写了许多调查报告，比较客观地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和根据地的政治、经济、军事情况，承认中国共产党已经得到敌后抗日根据地广大民众的支持。他们的报告指出：“共产党的政府和军队，是中国近代史中第一次受有积极的广大人民支持的政府和军队。他们得到这种支持，是因为这个政府和军队真正是属于人民的。”(8)当一批外国记者于1944年6月访问延安时，中共中央领导人也多次和他们会谈，介绍国共谈判、共产党的工作和抗战情况等。这些工作，对沟通中国共产党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更广泛地宣传共产党的主张，起了积极的作用。
为了更好地适应扩大对外交往的需要，8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阐明了党的外交工作的性质、内容和原则立场。文件指出，外国人士的来访，不应看作是普通行动，而应看作是我们在国际间统一战线的开展，是我们外交工作的开始。我们的外交政策是在国际统一战线的思想指导之下，以共同抗日与争取民主、扩大我们的影响为中心内容。目前，我们的外交还是“半独立性的外交”。我们的许多外交往来，还必须经过重庆国民政府的承认；国民党不愿我们单独进行外交活动，我们与盟国只有冲破国民党种种禁令和约束，才能开展外交往来。文件强调：我们办外交必须站稳民族立场，反对百年来在民族问题上存在的排外和惧外媚外的错误观念。一方面，要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另一方面，要学习人家的长处，善于与人合作。
1944年9月，美国政府派赫尔利以美国总统私人代表的身份来华。10月，史迪威被撤换，由蒋介石所同意的魏德迈任中国战区参谋长。11月下旬，赫尔利担任美国驻华大使。美国政府确定的赫尔利来华的使命是：“1．防止国民政府的崩溃；2．支持蒋介石作中华民国的主席与军队的委员长；3．使蒋委员长与美国司令官间的关系和谐；4．增进中国境内战争物资的生产并防止经济崩溃；5．为击败日本计，统一中国境内一切军事力量。”(9)这些情况表明，美国对华政策的重心已经发生改变。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几年里，美国政府曾实行过促进国共合作、支持两党领导的军队合作抗日的对华政策。但是，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临近胜利的时候，为了在战后推行称霸世界的全球战略，取代日本控制中国，美国政府认为必须加紧巩固蒋介石的统治地位，扶助蒋介石“统一中国”。美国政府深知，共产党领导着一支富有战斗力的军队，是中国重要的抗日力量，也是中国实现独立、统一和民主的政治力量；以国民党政府和军队的腐败状况，特别是国民党军队在豫湘桂战役中大溃败的情况看，如果在打败日本以前中国发生反共内战，国民党就有垮台的危险。所以，美国这时虽然表示赞同国共合作，并让赫尔利居中调处国共关系，但其基本的意图却在于：希望蒋介石开放一点民主，容纳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组成统一的合作政府，让共产党交出军队，以政治手段解决国共纷争。
中共中央对美国政府采取了有原则的区别对待政策。一方面欢迎美国对中国的积极态度，愿意与其友好交往，同意在美国调处下进行国共谈判；另一方面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并支持蒋介石的反共独裁政策。赫尔利来华时，正值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参政会上提出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国共两党重开谈判之际。因此，初到中国的赫尔利介入了国共谈判。
1944年10月中下旬，赫尔利和林伯渠、董必武在重庆就解决国共两党关系、立即结束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等问题举行会谈。在此基础上，赫尔利于11月7日飞抵延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同他进行了三天会谈。赫尔利带来经蒋介石修改同意的“协议的基础”的文件。其中规定：“中国共产党军队，将遵守与执行中央政府及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在中国，将只有一个国民政府和一个军队，共产党军队的一切军官与一切士兵，当被中央政府改组，将依照他们在全国军队中的职位，得到一样的薪俸与津贴”，等等。这样的条件，实际上还是维持已经为人民厌弃的国民党一党专政，取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和解放区。针对赫尔利提出的条件，毛泽东指出，应该改组的军队，决不是英勇善战的八路军、新四军，而是那些在抗日战争中丧失战斗力、腐败不堪、一打就散的军队。毛泽东强调，中国需要统一，为此就需要民主，需要在民主基础上的统一。国民党的政策是统一的障碍。中国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是：改变国民党的错误政策，改组政府，组织包括国民党、共产党、其他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在内的民主联合政府。
经过谈判，赫尔利表示赞同共产党关于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双方共同拟定了《中国国民政府、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协定（草案）》。其主要内容是：1．国共两党应通力合作，为打败日本而统一所有国内武力，并共同致力于中国复兴工作；2．改组国民政府，成立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的联合政府，成立代表所有抗战力量的联合统帅部；3．实行民主改革，给人民以自由；4．承认中国所有抗日的武装力量，公平分配所有获自友邦的军事装备；5．承认所有党派的合法地位。
11月10日，毛泽东代表中国共产党在协定草案上签字，赫尔利以美国总统私人代表身份签字作证。签字前，赫尔利表示：“这些条款是公平合理的。”当天，周恩来与赫尔利一起到重庆，准备同国民党商谈实现协定事宜。赫尔利本来认为，这个协定以国民党实行某些民主改革为代价，可以达到换取共产党交出军队的目的，这对国民党是有利无害的。但是，蒋介石认为这个协定所规定的民主改革会威胁国民党的统治，拒绝接受。这时，赫尔利背弃他在延安的诺言，公开站到蒋介石一边。11月21日，他向共产党方面转交国民党提出的旨在坚持一党专政，否认人民军队和抗日民主政权存在的三条“提示案”，要求共产党把军队和敌后抗日民主政府都移交给国民党当局，然后才给共产党以“合法地位”，并挑选一些共产党的高级军官参加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赫尔利还企图施加压力，迫使共产党接受国民党提出的不合理要求。中国共产党当然不能接受这个“提示案”。12月19日，毛泽东在接见美军观察组时严正指出：共产党不能被双手反绑着参加政府。如果美国要继续支持蒋介石，那是美国的权利，但不管美国做什么，蒋介石注定是要失败的。
反对美国的扶蒋反共政策
由于国民党坚持独裁立场和赫尔利态度的变化，周恩来即由重庆返回延安。但中国共产党仍然把迅速建立民主联合政府作为1945年“全国人民的总任务”(10)。1944年12月28日，鉴于赫尔利仍斡旋于国共两党之间，邀请周恩来再到重庆谈判，周恩来作出答复，说明共产党不愿在联合政府问题上“继续抽象的探讨”，而要求国民党释放政治犯，取消对边区的封锁，取消限制人民自由的各种禁令，停止特务活动。
1945年1月1日，蒋介石发表元旦广播演讲，虚伪地宣布将召开“国民大会”，“颁布宪法”，“以归政于全国的国民”。蒋介石所要召开的“国民大会”的代表，是在全国抗战爆发前国民党一党专政条件下产生的，完全不能代表人民的意志。蒋介石所要颁布的“宪法”，也是以国民党1936年5月5日制定的所谓“五五宪草”为基础的。所以，召开“国民大会”完全是蒋介石设置的一个政治骗局，是他用以拒绝实行国内民主改革，拒绝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挡箭牌。
1945年1月初，赫尔利建议举行有他参加的国共两党会议讨论国是。共产党认为两党会议不会有任何结果，因此提议召开有国民党、共产党和民主同盟三方参加的国是会议预备会议。赫尔利在征得蒋介石的同意后，建议毛泽东派周恩来或其他代表到重庆“作一短期访问”。周恩来临行前，毛泽东指示：争取联合政府，与民主人士合作；召开党派会议作为具体步骤，国民党、共产党、民盟参加；要求国民党先办到以下各项——释放张学良、杨虎城、廖承志等，撤退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军队，取消特务活动等。周恩来于1月24日到达重庆时，赫尔利及国民党代表王世杰等到机场迎接。可是，国民党对共产党提出的建议采取“概置不理”的态度，反而经赫尔利出谋划策，于1月25日提出一个“新建议”。其主要内容是：在行政院下，设立各党派参加的战时内阁性质的机构；成立国、共、美各一人参加的整编委员会，负责整编中共军队，并由蒋介石委派一美国军官作总司令。周恩来当即予以拒绝。他指出，这个建议的实质，是取消全国人民关于改组国民政府为联合政府的主张，取消八路军和新四军，这是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的露骨表现。1月26日，周恩来和宋子文、王世杰、赫尔利再次举行正式会谈。周恩来在会谈中提出召开各党派会议改组政府的主张，但为国民党方面所拒绝。
为了推进国共谈判，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于2月初起草关于召集党派会议的协定草案，内容包括代表的组成、负责人、权限和作用等。国民党方面也提出关于政治咨询会议的方案。2月10日，国共两党代表继续谈判。周恩来提出，在召开党派会议前，国民政府必须取缔特务，给人民以真正的自由，释放政治犯，撤销对边区的包围。赫尔利提出先发表一个由他和宋子文起草的共同声明，遭到周恩来拒绝。毛泽东认为：拒绝赫尔利是完全正确的，否则将长独裁的志气，灭民主的威风。后来，赫尔利又提出要周恩来起草共同声明。周恩来回答，如要发表声明，必须说明共产党方面的要求以及国共双方主张的不同之处。赫尔利没有同意。
关于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谈判困难重重。2月13日，蒋介石在约见周恩来时表示不接受共产党提出的组织联合政府的主张，宣称党派会议等于分赃会议，组织联合政府无异于推翻政府。他坚持要组织有美国人参加的三人委员会来“整编”中共军队，公开要求美国干涉中国内政。在这种情况下，国共谈判无法继续下去。2月15日，周恩来发表声明，说明由于国民党在谈判中坚持要共产党交出军队，坚持不结束一党专政，反对民主的联合政府，所以谈判毫无结果。5月，国共两党关于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谈判宣告停止。毛泽东认为，这次谈判虽然没有结果，但却有重要意义。每次谈判都对我们有益，每谈一次就孤立了一次顽固派。
1945年2月中旬，赫尔利和魏德迈一起回国述职。4月2日，赫尔利在华盛顿举行记者招待会并发表声明，攻击和诬蔑中国共产党，极力替蒋介石主张召开的“国民大会”捧场，还威胁性地宣称美国政府只同国民党“合作”，不同共产党合作。对此，毛泽东严正告诫美国政府：不要使自己的外交政策“违反中国人民的意志，因而损害同中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任何外国政府，如果援助中国反动分子而反对中国人民的民主事业，那就将要犯下绝大的错误”(11)。7月，毛泽东更尖锐地指出：“以赫尔利为代表的美国对华政策的危险性，就在于它助长了国民党政府的反动，增大了中国内战的危机。假如赫尔利政策继续下去，美国政府便将陷在中国反动派的又臭又深的粪坑里拔不出脚来，把它自己放在已经觉醒和正在继续觉醒的几万万中国人民的敌对方面，在目前，妨碍抗日战争，在将来，妨碍世界和平。”(12)四、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七大的筹备和《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德国法西斯面临彻底覆灭和中国抗日战争接近最后胜利的前夜，为了系统地总结中国革命的基本经验，为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做准备，中国共产党举行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党的七大的召开，经过了长期的充分的准备。从1928年党的六大到1945年，其间整整相隔17年。1931年1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即提出要召开七大，并把总结苏维埃运动经验、通过党纲等作为七大的主要任务。但由于国民党军队连续大规模地“围剿”红军和根据地，致使七大未能召开。全国抗战爆发之后，1937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近期召集七大，并成立以毛泽东为主席的准备委员会，负责大会的筹备工作。1938年3月，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召开七大的问题。11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再次通过决议，指出七大的中心任务是讨论坚持抗战、争取和保证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等问题。1941年和1943年，中共中央两次讨论七大的问题，但因战争环境及其他条件不成熟，七大的召开继续延期。
在这个过程中，经过艰难曲折，党的力量有了很大的发展，毛泽东在抗战时期以及在此之前撰写的大量文章和中共中央发布的许多文件，已经对党的历史经验从各个方面进行了总结。特别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的形成和整风运动的成功，使全党的思想、政治和组织状况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些，都为七大的召开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1944年5月21日至1945年4月20日，中共中央在延安举行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为七大的召开做了进一步的准备。出席这次全会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17人，列席会议的各中央局、分局和其他方面的负责人12人。全会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周恩来组成主席团，毛泽东为主席团主席；通过了刘少奇提出的以原中央政治局主席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的提议；决定全会期间由主席团处理中央日常工作，书记处和政治局停止行使职权。全会讨论了七大的各项准备工作，通过了七大的议事日程和报告负责人，决定除毛泽东的政治报告由主席团和全会讨论外，其他如军事报告、修改党章的报告、党的历史问题报告、统一战线报告等，分别成立委员会起草。全会后期，讨论通过了准备提交七大的政治报告、军事报告和党章草案、七大主席团名单草案、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候选人名单和会场规则草案等。全会还讨论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等文件。
党的六届七中全会的主要内容和最重要的成果，是在1945年4月20日原则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以毛泽东1941年写的《历史问题草案》为蓝本，并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从1944年5月开始起草。由任弼时主持，成立了有刘少奇、康生、周恩来、张闻天、彭真、高岗、博古参加的党的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起草工作历时一年，数易其稿。后来由毛泽东直接主持并多次修改。在六届七中全会期间，党的许多高级干部参加了历史决议的修改和讨论。此外，还提交出席七大的各代表团讨论。历史决议凝结着全党的经验和集体的智慧。
《历史决议》总结建党以来，特别是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前这一段党的历史及其基本经验教训，高度评价了毛泽东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杰出贡献，肯定了确立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的重大意义。同时，全面详尽地阐述了历次“左”倾错误在政治、军事、组织、思想方面的表现和造成的严重危害，并着重分析了产生错误的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在总结开展党内思想斗争的经验时，强调要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的方针。《历史决议》提出：全党今后的任务，就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一致的基础上，团结全党同志如同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如同一块坚固的钢铁一样，为着获得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和中国人民的完全解放而奋斗”。
党的六届七中全会的召开和《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通过，增强了全党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团结，为七大的胜利召开创造了充分的思想条件。
七大的召开
1945年4月21日，党的七大预备会议在延安举行。毛泽东在会上阐明七大的工作方针是：团结一致，争取胜利。他指出，大会的眼睛要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我们现在还没有胜利，前面还有困难，必须谨慎谦虚，不要骄傲急躁，全党要加强团结。
4月23日至6月11日，党的七大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隆重举行。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共547人，候补代表208人，合计755人(13)，代表着全党121万名党员。代表中，1921年至1927年入党的党员约占28％，1928年至1936年入党的党员占59％，1937年至1941年入党的党员占13％。代表的平均年龄是36.5岁，最小的23岁，最大的69岁。女代表占代表总人数的6.9％。
毛泽东在大会上致开幕词和闭幕词，并作《论联合政府》的书面政治报告、关于形势和思想政治问题的报告、关于讨论政治报告的结论和关于选举问题的讲话。朱德作《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和关于讨论军事问题的结论。刘少奇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和关于讨论组织问题的结论。周恩来在会上作《论统一战线》的发言。任弼时、陈云、彭德怀、张闻天、陈毅、叶剑英、杨尚昆、刘伯承、彭真、聂荣臻、陆定一、乌兰夫等20多人作了大会发言。这些报告和发言从各个方面论述党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组织路线的基本精神，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并对各条战线的任务和政策提出了具体意见。大会经过深入讨论，一致通过了关于政治、军事、组织方面的报告，通过了政治决议案、军事决议案和新的党章。
七大认为，经过长期战争的锻炼，中国人民已经大大地提高了觉悟和团结的程度，而且有了强大的中国解放区和日益高涨的全国性的民主运动，又面临着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的有利的国际形势。因此，同中国近百年来历次人民斗争的失败和挫折相比较，这一次不同了，已经存在着避免失败和取得胜利的一切必要条件。中国人民克服一切困难，实现其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基本要求的时机，已经到来了。这是一个光明的前途。大会同时指出，在中国人民面前，还有很大的困难。这是因为抗战以来国民党与共产党两条不同抗战路线，将造成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使抗日战争在有利的形势下又潜藏着极大的危机。这是一切中国问题的关键所在。大会尖锐地指出：由于国民党继续实行法西斯独裁统治，拒绝进行民主改革，由于它不是将重点放在反对日本侵略者方面，而是放在反人民方面，即使日本侵略者被打败了，中国仍然可能发生内战，将中国拖回到痛苦重重的、不独立、不自由、不民主、不统一、不富强的老状态去。这就是一个黑暗的前途。在中国面临着两个前途、两种命运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就是要竭尽全力去争取光明的前途，反对黑暗的前途。大会确信：“如果我们能够团结全国人民，努力奋斗，并给以适当的指导，我们就能够胜利。”(14)这也是七大的中心任务。
七大提出党的政治路线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15)我们所要建立的新中国，既不应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也不应是民族资产阶级统治的旧民主主义的国家，也不能是社会主义国家，而应当是在工人阶级领导下各革命阶级民主联盟的国家，即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大会强调指出，为了建立新中国，当前最重要、最迫切的任务，就是立即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是国民党内反人民集团的专政，它是中国民族团结的破坏者，是国民党战场抗日失败的负责者，是动员和统一中国人民抗日力量的根本障碍物，又是内战的祸胎。只有废除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才能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达到打败侵略者、建立新中国的目的。民主联合政府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政权上的最高形式，是全国人民的呼声和要求。大会还拟定了在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之前和之后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两个具体步骤。对新民主主义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纲领和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大会也作了全面具体的说明。
关于新民主主义的一般纲领，七大强调要允许资本主义在新民主主义社会中得到比较大的发展。毛泽东指出：中国经济落后，“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16)。在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制度下，在发展国家经济、合作经济的同时，让那些不是操纵国民生计而是有利国民生计的私人资本主义有发展的便利，保障一切正当的私有财产，既符合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社会发展规律，也有利于中国社会的发展，有利于将来的社会主义。七大关于发展资本主义的论述，是对新民主主义理论的重大发展。
七大在党的文件上首次明确提出要以生产力标准来评判一个政党的历史作用。毛泽东在政治报告中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17)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实行土地制度改革以解放农民，继续为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允许资本主义在内的各种有利于中国社会进步的经济成分存在，都是为了解放和发展中国的社会生产力，归根到底，是为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七大深刻地揭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发展的规律，对党领导中国革命的三项基本经验，即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党的建设问题进行了系统的总结。
七大把党在长期奋斗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概括为三大作风，即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作风，自我批评的作风。这是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是使党的路线、方针得以顺利贯彻的根本保证。七大强调：“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18)，反对脱离群众的命令主义、官僚主义等错误倾向。
七大系统地总结党领导武装斗争特别是抗日战争的经验，论述了解放区战场创建、发展和壮大的历程以及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分析了抗日战争中国民党单纯防御的军事路线和共产党的人民战争的军事路线，并对人民战争的军事路线和战略战术作了详细的阐述。七大指出：人民的军队，人民的战争，人民战争的路线和战略战术，构成了中国人民武装抗日的军事路线，是解放区战场在军事上取得胜利的关键所在。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是人民的子弟兵，它来自人民，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是一个总的建军原则。七大提出，今后全国的军事任务是：八路军、新四军与一切抗日友军团结起来，打败日本侵略者。
七大通过了新的党章。新党章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建党思想，以及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实践中所形成的优良作风和革命风格，规定中国共产党以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反对任何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偏向。新党章明确规定：努力地学习和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每一个共产党员的义务。在党的工作中必须坚持群众路线，这是党的根本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党内生活中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实行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所有这些，使全党能够在革命面临新的重大转变的关键时刻，在思想理论、政治路线和组织制度上得到及时正确的指导，得到团结一致争取胜利的强有力的保证。
七大充满民主和团结的气氛。在讨论大会的报告和发言中，许多代表畅所欲言，或者具体地总结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积累起来的经验教训，或者对过去党内所犯的错误，特别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深入开展批评。一些犯过错误的同志也进行了自我批评。大会对犯错误的同志进行了耐心的帮助和教育。毛泽东在大会的报告和讲话中，对犯错误的同志采取实事求是的具体分析的态度，既看到他们犯错误的一面，又充分肯定他们为党为革命作出贡献的一面。
七大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其中，中央委员44人，候补中央委员33人。大会选举的中央领导集体，是经过充分酝酿产生的。在选举中坚持了三个原则：（1）对过去犯过错误的同志，不要一掌推开，只要承认错误，决心改正错误，还可以入选；（2）对于中国革命在长期分散的农村环境中形成的“山头”，既要承认和照顾，又要缩小和消灭，要把各个地方、各个方面的党的先进代表人物都组织进中央委员会；（3）不要求每一个中央委员都通晓各方面知识，但要求中央委员会通晓各方面知识，因而要把有不同方面知识和才能的同志选出来。在选举过程中，候选人名单先由各代表团小组提出，经过充分讨论后，进行预选，再提出正式候选人名单，最后举行无记名投票选举。以这样的民主方式进行选举，在党的代表大会历史上是第一次。
1945年6月19日，党的七届一中全会召开第一次会议，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陈云、康生、高岗、彭真、董必武、林伯渠、张闻天、彭德怀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中央书记处书记；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选举任弼时为中共中央秘书长，李富春为副秘书长。七大产生的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委员会，是一个具有很高威信的、能够团结全党的坚强的领导集体。
七大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极其重要的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代表大会。它总结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20多年曲折发展的历史经验，制定了正确的路线、纲领和策略，克服了党内的错误思想，使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对于中国民主革命的发展规律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从而使全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达到了空前的团结。这次大会作为“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而载入史册。它为党领导人民去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基础。
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
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是七大的历史性贡献。七大党章提出：“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在目前时代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民族民主革命中的继续发展，就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优秀典型。”(19)毛泽东思想系统地回答了中国革命的社会历史环境、经济文化基础，以及革命性质、基本动力、斗争形式、发展道路、奋斗目标和领导力量等一系列基本问题。七大概括了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这就是：“毛泽东同志关于现代世界情况及中国国情的分析，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理论与政策，关于解放农民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统一战线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战争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根据地的理论与政策，关于建设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理论与政策，关于建设党的理论与政策，关于文化的理论与政策等。”(20)毛泽东思想是“中国人民完整的革命建国理论”。
党的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是近代中国历史和人民革命斗争发展的必然选择。20世纪初期，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经过反复的比较鉴别，终于选择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己的思想武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经过20多年的探索，把中国革命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进行理论概括，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形成了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指导思想。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伟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思想这一科学概念的形成，经历了一个过程。1941年3月，党的理论工作者张如心用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的提法。同年6月，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军野战政治部指示：要宣传“我党领袖毛泽东同志发展了马列主义的关于中国革命的各项学说和主张”。9月，中央政治局召开的扩大会议进一步肯定了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1942年7月1日，朱德发表文章指出：“我们党已经积累下了丰富的斗争经验，正确的掌握了马列主义的理论，并且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创造了指导中国革命的中国化的马列主义的理论”(21)。陈毅则在文章中比较全面论述了党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新创造，指出毛泽东在革命实践中创立了“正确的思想体系”(22)。1943年7月5日，王稼祥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中，首先使用“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23)。与此同时，刘少奇号召全党“用毛泽东的思想来武装自己”，把毛泽东同志的指导贯彻到一切工作环节和部门中去，用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体系去清算党内机会主义思想(24)。1943年8月，由重庆返回延安的周恩来在中央办公厅举行的欢迎会上指出：我们党在这三年中做了比过去20年还要伟大、还有更多成就的工作，这是全党团结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之下得到的。党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贯串着整个党的历史时期，发展成为一条马列主义中国化，也就是中国共产主义的路线！”“毛泽东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方向！”(25)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把创造和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比作“香的马克思主义”，“活的马克思主义”，而把那种固步自封，照搬照抄的马克思主义比作“臭的马克思主义”，“死的马克思主义”。强调，只有“香的马克思主义”和“活的马克思主义”，才能解决中国问题(26)。党的历史经验证明，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需要具有在实践中进行理论创造的胆识和魄力。在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进行革命，必然遇到许多特殊的复杂问题。靠背诵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般原理和照搬外国经验，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20世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前期，在中国共产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曾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毛泽东思想就是在同这些错误倾向作斗争并深刻总结这方面的历史经验的过程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和抗日战争时期得到系统总结和多方面展开而达到成熟，从而实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过程中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并在指导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党的许多卓越领导人对它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毛泽东的科学著作是它的集中概括。
毛泽东是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创立者。他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于中国共产党的全部工作，在中国革命的长期艰苦斗争中，形成了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这主要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正是坚持了这些立场、观点和方法，他才能够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提出系统的、完整的关于中国革命的科学理论、战略策略和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
正确认识和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在长期奋斗中的巨大收获。经过革命胜利与失败的反复比较，经过整风运动和《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讨论，全党高级干部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意义，特别是对毛泽东的正确领导和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指导，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这样，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就成为必然的了。正如《历史决议》所指出的：“到了今天，全党已经空前一致地认识了毛泽东同志的路线的正确性，空前自觉地团结在毛泽东的旗帜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更普遍地更深入地掌握干部、党员和人民群众的结果，必将给党和中国革命带来伟大的进步和不可战胜的力量。”确立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反映了全党思想上、政治上的成熟，反映了党的理论水平的极大提高。
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对统一全党的思想，指导全党的行动，实现党的政治路线，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为此，七大号召全党掀起学习毛泽东思想的高潮。刘少奇指出：“我们党和许多党员，曾经因为理论上的准备不够，因而在工作中吃了不少的徘徊摸索的苦头，走了不少的不必要的弯路。但现在已经由于毛泽东同志的艰巨工作和天才创造，为我们党和中国人民在理论上作了充分准备，这就要极大地增强我们党和中国人民的信心和战斗力量，极大地加速中国革命胜利的进程。”(27)七大之后，全党同志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团结一致，为推进中国革命的进程而努力奋斗。
五、抗日战争的胜利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发展党的七大前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继续向着胜利的方向发展。1945年上半年，苏、美、英盟军在欧洲战场取得彻底战胜德国法西斯的伟大胜利。1月，苏军向德军发动强大攻势，迅速打破了希特勒的防御计划。3月间，美、英等国在西欧的军队渡过莱茵河，攻入德国腹地。4月下旬，苏军完成对柏林的包围；5月2日，攻占柏林。德国法西斯头目希特勒在此前自杀身亡。5月8日，德国最高统帅部的代表正式签字，宣布无条件投降。在意大利，共产党人领导北部各城市人民于4月间发动起义，游击队逮捕了法西斯头目墨索里尼，并由人民法庭判处死刑。
德、意法西斯的覆灭，使日本法西斯陷于完全孤立的境地。反法西斯同盟国决定进一步加强合作，完成对日最后作战。1945年2月，美、英、苏三国领导人在苏联的雅尔塔举行会议。会议根据1943年10月中、美、英、苏四国宣言中关于在战后建立一个普遍性国际组织的建议，签署了成立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程序等问题的协议。同时，签署了关于同日本作战的秘密协定，规定在三项条件下，苏联于欧洲战争结束后两个月或三个月内参加对日作战。这三项条件是：（1）外蒙古的现状须予维持；（2）日本于1904年所夺取的俄国权益须予恢复，即库页岛（今萨哈林岛）南部和邻近一切岛屿交还给苏联，大连商港国际化，苏联在该港的优越权益须予保证，苏联租用旅顺港为海军基地，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由苏中合办公司共同经营（经谅解，苏联的优越权益须予保证，而中国保持在满洲的全部主权）；（3）千岛群岛须交予苏联。在会议结束四个月之后，美国政府才正式将协定的内容告诉中国政府。苏联参加对日作战，固然是对中国抗战的援助，但雅尔塔协定中关于中国问题的条款，是由美、英、苏三大国首脑背着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作出的，无论就其内容还是就其签署的方式来看，都反映了美、苏等国从自身战略利益出发的意图，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和利益。根据雅尔塔协定，4月25日至6月26日，联合国制宪会议在美国旧金山举行。中国政府派宋子文为代表团的首席代表，解放区代表董必武作为中国代表团10名正式代表之一出席会议。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代表第一次公开出现在国际政治舞台上。董必武在美国期间，向广大侨胞和美国人民宣传中国人民英勇抗日的事迹和共产党的主张，引起很大的反响。会议讨论并签署了《联合国宪章》，中国成为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
这时，日本的实力尚未遭受致命的打击，还准备作垂死挣扎，进行所谓本土决战。1945年2月至5月，日本经过两次“兵备动员”后，拼凑40多个师团约240万兵力，建立起从菲律宾的吕宋岛经台湾、琉球群岛至小笠原群岛的防线。在中国东北及朝鲜北部，日军配备75万兵力，企图以此与日本本土及外围诸岛连成一体，坚持长期作战。
为了继续给日本以打击，亚洲太平洋战场继续发动对日本的攻势。6月下旬，美军进攻并占领冲绳，完成“越岛进攻”的最后一战，初步为进攻日本本土创造了条件。日军在冲绳之战中用2390余架飞机进行自杀性的“特别攻击”，以战列舰“大和”号率一批舰只实行“舰队的特攻”，都未能挽救其失败的命运。
在中国正面战场上，3月下旬，日军在鄂北、豫西发动老河口作战；4月，在湘西发动芷江作战。中国军队同敌人展开激战，分别毙伤日军1.5万和2.6万余人。同时，中国军队借日军4月下旬从广西等地收缩兵力、撤退之机，乘胜追击，歼灭一批敌人并收复南宁、桂林、柳州等地。
在中国的解放区战场上，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人民武装力量根据中共中央“削弱日伪，发展我军，缩小敌占区，扩大解放区”的方针，从1945年5月开始，对日、伪军发动了大规模的夏季攻势。
晋察冀军民从5月12日开始，先后发动察南战役、雁北攻势、子牙河战役、大清河战役、热辽战役，消灭日、伪军2万余人，扩大了解放区，将敌人压缩到铁路沿线及主要城市。晋冀鲁豫军民从5月17日开始，先后进行东平战役、安阳战役、阳谷战役和一些攻城战斗，消灭大批日、伪军，收复16座县城和许多据点。山东军民于6月5日发起讨伐伪军厉文礼部战役，尔后进行临（沂）费（县）边、郯（城）码（头）等十几个战役，共歼日、伪军3万余人，击毙日军旅团长田坂，解放县城九座。晋绥军民从6月19日开始围困静乐县城并对公路沿线的日军展开进攻，基本上把敌人挤到铁路沿线和少数几条公路线附近。新四军从5月下旬在淮北发动宿（县）南战役，不仅巩固了涡河以北的阵地，而且开辟宿南新区，使津浦铁路以西新四军控制的八个县连成一片。接着，新四军于6月19日发起睢宁战役，攻克睢宁县城，摧毁敌据点17处，歼敌2000余人，解放人口20万。苏北、苏中、淮南、鄂豫皖等地的新四军也进行攻势作战，扩大了抗日民主根据地。
八路军、新四军经过夏季攻势，对敌占城市和交通要道的包围越来越紧，打通了许多解放区的联系，取得了作战中的主动地位，并开始实现由游击战向运动战的转变。同时，解放区军民积极开展生产、练兵等项工作，为全面反攻准备条件。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走向胜利的大好形势鼓舞下，沦陷区人民迫切希望组织起来，尽可能迅速得到解放。这期间，中共中央把沦陷区工作放在和解放区工作同等重要的位置，提出沦陷区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号召抗日人民“组织地下军，准备武装起义，一俟时机成熟，配合从外部进攻的军队，里应外合地消灭日本侵略者”(28)。为此，党继续派出大批工作人员前往上海等沦陷区大中城市，建立地下武装，收集情报，瓦解伪军、伪政权，准备里应外合收复沦陷区。同时，注意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管什么人，只要是反对日本侵略者及其汉奸者，就同他们联合，为打倒共同的敌人而斗争。各地党组织还在沦陷区人民群众中训练和选拔大批积极分子，参加当地工作，为夺取最后的胜利准备力量。
解放区战场的全面反攻
德国法西斯的垮台，盟军在太平洋上的攻势作战的成功，中国军民的夏季攻势，加速了日本法西斯末日的到来。面临败局的日本政府企图争取苏联继续中立，并由苏联出面斡旋，达成日本与美、英之间有条件的议和。苏联政府拒绝日本的要求，并于1945年4月5日正式通知日本，废除1941年4月签订的《苏日中立条约》(29)。7月26日，中、美、英三国发表波茨坦公告（苏联于8月8日正式声明加入），促令日本立即无条件投降。但是，日本政府发表声明，对公告“不予理会”。8月6日和9日，美国先后在日本广岛和长崎投下原子弹，两地共死伤20多万人。美国的原子弹攻击震动日本朝野，显示了一定的威慑作用。与此同时，苏联根据雅尔塔协定，于8月8日发表对日作战宣言，宣布从9日起与日本进入战争状态。8月9日，苏联军队从东、西、北三面进入中国东北，向日本关东军大举进攻，加速了日本法西斯的覆灭。金日成率领的长期战斗在朝鲜和中国东北的朝鲜人民抗日部队也转入反攻作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