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这个规律，不论在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们的思想中，都是普遍存在的。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变化。
——毛泽东
1.没有矛盾的想法是天真的想法
1956年底，我国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建立。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以及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迅速地改变了旧中国的面貌。祖国的更加美好的将来，正摆在人们面前。人民所厌恶的国家分裂和混乱的局面，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中国人民正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一致地进行着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经济兴旺，政治安定，文化繁荣，呈现着一派蒸蒸日上、欣欣向荣的景象。
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人认为，我们的社会里已经没有任何的矛盾了。“许多人不敢公开承认我国人民内部还存在着矛盾，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着我们的社会向前发展。许多人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还有矛盾，因而使得他们在社会矛盾面前缩手缩脚，处于被动地位；不懂得在不断地正确处理和解决矛盾的过程中，将会使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统一和团结日益巩固。”（《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72页）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没有矛盾的想法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天真的想法。”（同上，364页）这种想法，之所以天真，不仅不符合客观实际情况，而且违背了唯物辩证法矛盾法则（或规律）关于矛盾普遍性原理。
在《矛盾论》中，毛泽东精辟地论述了矛盾普遍性原理。他明确地指出：“矛盾的普遍性或绝对性这个问题有两方面的意义。其一是说，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其二是说，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305页）也就是说，矛盾无事不在，事物即是矛盾，世界是由矛盾组成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矛盾又是无时不在，任何时候都有矛盾，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又会产生，总之，矛盾是普遍的、绝对的，存在于事物发展的一切过程中，又贯串于一切过程的始终。
毛泽东揭示的矛盾普遍性原理要求我们，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要存有“无矛盾”的天真想法，而要时刻关注事物发展过程的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学会矛盾分析法，正确分析事物的历史和现状，并推断其将来。这样，才能变被动为主动，从而立于不败之地。
2.必须时刻记得列宁的话
了解矛盾的普遍性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认识矛盾的特殊性。毛泽东指出，认识矛盾特殊性之所以更重要，原因在于，它既是认识事物的基础，又是正确解决矛盾的前提。“如果不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就无从确定一事物不同于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质，就无从发现事物运动发展的特殊的原因，或特殊的根据，也就无从辨别事物，无从区分科学研究的领域。”（309页）那么，如何认识矛盾的特殊性呢？毛泽东强调：“我们必须时刻记得列宁的话：对于具体的事物作具体的分析。”（317页）对矛盾特性，也必须实行具体的分析。离开具体的分析，就不能认识任何矛盾的特性。
按照列宁提出的具体事物具体分析的原则，毛泽东指出，应当从五种情形中去分析矛盾的特殊性。这五种情形是：“各个物质运动形式的矛盾，各个运动形式在各个发展过程中的矛盾，各个发展过程的矛盾的各方面，各个发展过程在其各个发展阶段上的矛盾以及各个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各方面。”（317页）概括这五种情形，就是要从纵横两个方向来认识和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在纵的方向上，就是坚持发展的观点，即动态地研究事物发展全过程中的矛盾以及过程发展的各个阶段上的矛盾的特殊性。在横的方向上，就是坚持全面的观点，即全面地研究各种运动形式中的矛盾的特殊性，研究矛盾诸方面的特殊性。全面的观点和发展的观点也就是客观性的观点。因为客观事物本身是多方面的统一，并且处于不断地运动、变化和发展之中。因此，毛泽东强调，研究矛盾特殊性，“不要带上任何的主观随意性，而必须从客观的实际运动所包含的具体的条件，去看出这些现象中的具体的矛盾、矛盾各方面的具体的地位以及矛盾的具体的相互关系。”（319页）毛泽东关于矛盾特殊性五种情形的分析，为我们树立了具体事物具体分析的典范。
3.兼听则明，偏信则暗
“兼听则明，偏信则暗”，语出《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二。一次，唐太宗问宰相魏徵：“为人君的怎样才能明达远见？怎样就会昏暗败事？”魏徵回答说：“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就可以明达事理；而偏听偏信就会看不清事物的真相。”同时他举例说明尧、舜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掌握各方面情况，因而治理好了国家。而秦二世、梁武帝、隋炀帝由于偏信宠臣，因而遭到败亡。唐太宗听了连连称是。
不难看出，“兼听则明，偏信则暗”，说明办事情要坚持全面性，克服片面性。
毛泽东非常看重这个典故，他以此要求人们在分析矛盾特殊性时，要注意每一矛盾的各个方面的特点，克服片面性。
毛泽东指出：“我们从事中国革命的人，不但要在各个矛盾的总体上，即矛盾的相互联结上，了解其特殊性，而且只有从矛盾的各个方面着手研究，才有可能了解其总体。所谓了解矛盾的各个方面，就是了解它们每一方面各占何等特定的地位，各用何种具体形式和对方发生互相依存又互相矛盾的关系，在互相依存又互相矛盾中，以及依存破裂后，又各用何种具体的方法和对方作斗争。研究这些问题，是十分重要的事情。”（312页）要正确了解矛盾的各方面，一定要克服片面性。所谓片面性，就是不知道全面地看问题。例如，只了解中国一方、不了解日本一方，只了解共产党一方、不了解国民党一方，只了解无产阶级一方，不了解资产阶级一方，只了解农民一方、不了解地主一方，只了解顺利情形一方、不了解困难情形一方，只了解过去一方、不了解将来一方，只了解个体一方、不了解总体一方，只了解缺点一方、不了解成绩一方，只了解原告一方、不了解被告一方，只了解革命的秘密工作一方、不了解革命的公开工作一方，如此等等。一句话，不了解矛盾各方的特点，这就叫做片面地看问题。或者叫做只看见局部，不看见全体，只看见树木，不看见森林。这样，是不能找出解决矛盾的方法的，是不能完成革命任务的，是不能做好所任工作的。
毛泽东接着指出：“孙子论军事说：‘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他说的是作战的双方。唐朝人魏徵说过：‘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也懂得片面性不对。可是我们的同志看问题，往往带片面性，这样的人就往往碰钉子。”
（313页）
我们应该吸取前人的经验教训，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注意把握矛盾的各个方面，切忌片面性。
4.辽沈战役成功的启迪
辽沈战役，是1948年9月12日至11月2日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在辽宁省西部和沈阳、长春地区同国民党军进行的一次具有决定意义的战役。战役之初，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科学地分析了东北战场敌军的情况：48万敌军分别固守在长春、沈阳、北宁线上的锦州等几个大城市里，正处于顽抗还是逃跑的犹豫状态中。在这种情况下，我军应怎样打呢？如果先打长春，就会把沈阳、北宁线上的敌人放跑，增加解放全国的困难；如果先打下北宁线上的锦州，就切断了东北与关内的联系，造成“关门打狗”之势，使龟缩在长春、沈阳的几十万敌人没有退路，我军可来个“瓮中捉鳖”。同时，我军打锦州，敌人为了守住这条逃跑的交通线，必然派兵增援，我军便能回师打援，调动敌人的部署，有利于下一步行动。况且我军打下锦州，可歼灭1/5的东北敌人，瓦解整个东北敌人守城的信心，为整个战役的胜利创造有利的条件。由此可见，先打锦州是辽沈战役的关键。
基于以上分析，毛泽东在《关于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一文里，明确提出，“争取在一星期内外攻克锦州”，强调我军“中心注意力必须放在锦州作战方面”，“要用全部精力注于锦州方面之作战”（1337页）。战局的发展完全证实了先打锦州的正确性。1949年10月15日，我军攻克锦州，三天后，即10月18日，长春10万敌人，一部起义，大部被迫投降。接着沈阳之敌也迅速土崩瓦解。11月2日，东北就完全解放了。整个辽沈战役，总计歼敌47万余人，取得巨大的胜利。这一胜利，使全国军事形势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为解放全中国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辽沈战役的成功，不仅证明了毛泽东决策的英明，也说明毛泽东关于抓主要矛盾的哲学思想的正确。
毛泽东认为，在复杂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往往存在许多矛盾，它们的地位和作用各不相同，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居于领导地位，起着决定作用，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其他的矛盾是次要矛盾，处于次要和服从的地位。因此，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辽沈战役的成功，是毛泽东抓主要矛盾的思想的巧妙运用和具体体现。
5.学会“弹钢琴”
1949年3月，毛泽东在《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一文中，要求各级党委学会“弹钢琴”。他说：“弹钢琴要十个指头都动作，不能有的动，有的不动。但是，十个指头同时都按下去，那也不成调子。”（1442页）就是说，要弹出好的音乐，十个指头的动作要有节奏，有主有次，有先有后，有轻有重，有高有低，有缓有急，互相配合，才能抑扬顿挫，琴韵悠扬，悦耳动听，扣人心弦，沁人心扉。不然的话，只能是噪音，震耳欲聋，真正成为乱弹琴了。
这里，毛泽东虽是就领导方法而说的，但是，这种“弹钢琴”艺术的说明，却体现出他的重要的哲学思想——抓主要矛盾，但不忽视次要矛盾；注意矛盾的主要方面，但不忽略矛盾的次要方面。
在毛泽东看来，之所以要抓住主要矛盾、注意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因为主要矛盾起着主要的、领导的、决定的作用，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矛盾的主要方面，即矛盾起主导作用的方面，决定事物的性质，它一旦起了变化，事物的性质也就随着起变化。之所以不要忽视次要矛盾、不忽略矛盾的次要方面，是因为次要矛盾、矛盾的次要方面虽处于次要地位，但它们对于事物的存在和发展，总是要起一定的影响作用，对于主要矛盾、矛盾主要方面的解决，也有重要的制约作用，甚至在有的情况下，不解决它们，主要矛盾、矛盾主要方面的解决，几乎是不可能的。
总之，就像弹钢琴一样，不能不分主次，又不能只顾主、忘了次。而应当把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有机地统一起来，全面而又有重点地把握它们。一句话，一定要学会“弹钢琴”。
6.坏事能否变成好事
坏事能否变成好事？毛泽东的回答是肯定的。不仅坏事能变成好事，毛泽东还认为，好事也可以变为坏事。他说，坏事有两重性，一重是好，一重是坏。“坏事里头包含着好的因素。把坏人坏事只看成坏，是片面地形而上学地观察问题，不是辩证地观察问题，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坏人坏事一方面是坏，另一方面有好的作用。比如，像王明这样的坏人，就起着反面教员的好作用。同样，好事里头也包含着坏的因素。比如，解放以后七年来的大胜利，特别是去年这一年的大胜利，使有些同志脑筋膨胀，骄傲起来了。”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55—356页）他还说，“在一定的条件下，坏的东西可以引出好的结果，好的东西也可以引出坏的结果，老子二千多年以前就说过：‘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日本打到中国，日本人叫胜利。中国大片土地被侵占，中国人叫失败。但是在中国的失败里面包含着胜利，在日本的胜利里面包含着失败。历史难道不是这样证明了吗？”（同上，第397—398页）坏事可以变成好事，好事也可以变成坏事，这是为什么呢？只要我们看看毛泽东是怎样论述矛盾同一性问题，就彻底明白了。
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明确地指出：矛盾的同一性，“说的是如下两种情形：第一，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每一种矛盾的两个方面，各以和它对立着的方面为自己存在的前提，双方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第二，矛盾着的双方，依据一定的条件，各向着其相反的方面转化。”（327页）对于第一种情形，毛泽东论证说，原来矛盾着的各方面，不能孤立地存在。假如没有和它作对的矛盾的一方，它自己这一方就失去了存在的条件。试想一切矛盾着的事物或人们心中矛盾着的概念，任何一方面能够独立地存在吗？没有生，死就不见；没有死，生也不见。没有上，无所谓下；没有下，也无所谓上。没有祸，无所谓福；没有福，也无所谓祸。没有顺利，无所谓困难；没有困难，也无所谓顺利。如此等等。一切对立的成分都是这样，因一定的条件，一面互相对立，一面又互相联结、互相贯通、互相渗透、互相依赖。
对于第二种情形，毛泽东论证说，事情不是矛盾双方互相依存就完了，更重要的，还在于矛盾着的事物的互相转化。这就是说，事物内部矛盾着的两方面，因为一定的条件而各向着和自己相反的方面转化了去，向着它的对立面所处的地位转化了去。例如：被统治的无产阶级经过革命转化为统治者，原来是统治者的资产阶级却转化为被统治者，转化到对方原来所占的地位。在土地革命过程中，拥有土地的地主阶级转化为失掉土地的阶级，而曾经是失掉土地的农民却转化为取得土地的小私有者。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农民的私有制又转化为社会主义农业的公有制。其他，如生和死、战争与和平都是互相转化的。总之，“矛盾着的对立的双方互相斗争的结果，无不在一定条件下转化。在这里，条件是重要的，没有一定的条件，斗争着的双方都不会转化”。《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98页）说到这里，对于坏事和好事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的问题，也许就见怪不怪了。新的问题在于，应好好地研究怎样创造条件，使坏事变为好事，而使好事不至于变成坏事。
7.“千刀当剐唐僧肉”与“僧是愚氓犹可训”
1961年下半年，浙江省绍剧团来北京演出《孙悟空三打白骨精》。郭沫若看后，欣然命笔，写了一首七律：
人妖颠倒是非淆，对敌慈悲对友刁。咒念金箍闻万遍，精逃白骨累三遭。千刀当剐唐僧肉，一拔何亏大圣毛。教育及时堪赞赏，猪犹智慧胜愚曹。
毛泽东见到这首诗，于11月17日写了《七律·和郭沫若同志》，诗曰：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骨堆。僧是愚氓犹可训，妖为鬼域必成灾。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
在毛泽东的和诗中，指出唐僧是犯错误的好人，他人妖颠倒，是非不分，然而并非妖精一伙。郭沫若受到很大教育，当天即用原韵又和了一首，改变了原来的观点。毛泽东说：“和诗好，不要‘千刀当剐唐僧肉’了，对中间派采取统一战线政策，这就好了！”这段文坛佳话，生动地正确地展现了毛泽东关于不同质的矛盾用不同质的处理方法的哲学观点。
毛泽东认为，矛盾是普遍的、绝对的，但是解决矛盾的方法，即斗争的形式，则因矛盾的性质不同而不相同。就是说，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例如：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用社会主义革命的方法去解决；人民大众和封建制度的矛盾，用民主革命的方法去解决；殖民地和帝国主义的矛盾，用民族革命战争的方法去解决；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用农业集体化和农业机械化的方法去解决；共产党内的矛盾，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去解决；社会和自然的矛盾，用发展生产力的方法去解决。”（311页）毛泽东还认为，世界上的矛盾尽管千差万别，各有不同，但就其性质来说，基本上可分为两类：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对抗性矛盾，是指具有根本对立的性质、一切到了最后要采取外部冲突的形式去解决的矛盾；非对抗性矛盾，是指双方不具有根本对立的性质、一切不需要经过外部冲突形式去解决的矛盾。前者，在自然界中，炸弹爆炸、火山爆发、地震、海啸、雪崩等，都是对抗性矛盾。在社会生活中，建立在阶级利益根本对立基础上的矛盾，如奴隶和奴隶主、地主和农民、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都是对抗性矛盾。后者，在自然界中，岩石的风化、水的蒸发、物种的进化等，都是非对抗性矛盾。在社会生活中，在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矛盾，如工农矛盾、工人阶级内部的矛盾、农民阶级内部的矛盾等，都是非对抗性矛盾。不同质的矛盾，必须用不同质的斗争形式去解决。一般说来，对抗性的矛盾只能通过对抗的斗争形式去解决；非对抗性的矛盾则用非对抗的斗争形式去解决。只有严格地区别对待，才能正确地解决矛盾，从而推动事物的发展。郭沫若“千刀当剐唐僧肉”的失误之处，就在于用对抗性的斗争方式去解决非对抗性的矛盾。这是我们在实际生活中应当引以为戒的。
8.事物矛盾问题的精髓
毛泽东在论述矛盾法则时，提出了一个极为深刻而又非常重要的思想——关于事物矛盾问题的精髓思想。他说：“这一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320页）所谓“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就是指矛盾的普遍性（或共性、绝对）和矛盾的特殊性（或个性、相对）的辩证关系。这种关系，具体地说，有如下三个方面：一是共性个性、绝对相对是任何矛盾自身固有的两重属性。“每一个事物内部不但包含了矛盾的特殊性，而且包含了矛盾的普遍性。”
（318页）就是说，共性个性、绝对相对是一对形影不离的伴侣，它们共同存在于矛盾统一体中。只有个性而无共性或只有共性而无个性；只有相对性而无绝对性或只有绝对性而无相对性的矛盾体是不存在的。
二是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互相联结，表现为共性寓于个性之中，绝对存在于相对之中。无个性即无共性；无相对即无绝对。不能设想，在个别事物之外，还存在纯粹的一般事物。不能说，世界上除了一个个具体的人之外，还有什么抽象的一般的人。共性、一般、绝对是从个性、特殊、相对中抽象出来的。
三是共性和个性、绝对性和相对性，无不在一定的条件下相互转化。“由于事物范围的极其广大，发展的无限性，所以，在一定场合为普遍性的东西，而在另一一定场合则变为特殊性。反之，在一定场合为特殊性的东西，而在另一一定场合则变为普遍性。”（318页）为什么说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呢？具体地说，一是因为共性与个性、绝对与相对是贯串于矛盾法则诸内容之中的一条主线，只有理解和把握了它们的辩证关系，才能全面而深刻地理解和把握矛盾法则。换句话说，正确理解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掌握矛盾法则的关键。
二是因为共性与个性、绝对与相对的关系是分析矛盾、解决矛盾的重要方法。只有把握了共性与个性、绝对与相对的辩证关系，才能在实践中真正贯彻矛盾法则。
总之，如果说，矛盾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实质或核心，那么，可以说，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就是矛盾法则的精髓；如果说，不懂得矛盾法则就不能懂得唯物辩证法，那么，就可以说，不懂得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也就不能懂得矛盾法则。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说，不懂得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因此，我们要真正把握唯物辩证法，就必须在掌握事物矛盾问题的精髓——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上多下些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