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辩证法的核心是对立统一规律，其他范畴如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联系、发展??等等，都可以在核心规律中予以说明。
——毛泽东
1.要做到“胸中有数”
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有质和量两种规定性。那么，事物的质是由什么决定的、怎样才能认识它呢？质与量的关系又如何呢？怎样才能正确地把握事物的质和量？对于这些问题，毛泽东运用矛盾观点，都作了精辟的说明。
在《矛盾论》中，他说，“任何运动形式，其内部都包含着本身特殊的矛盾。这种特殊的矛盾，就构成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质。”（308－309页）“每一物质的运动形式所具有的特殊的本质，为它自己的特殊的矛盾所规定”（309页）“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322页）。这些论述向我们表明：事物质是由事物内部的特殊矛盾所规定的；认识事物质的关键，就在于分析事物的矛盾的特殊性，特别是找出它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
毛泽东在实践中一再强调认清事物质、注意事物质的区别的重要性。例如：他曾多次强调要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认为只有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才能认清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和前途等一系列问题。又如，在进行一切具体工作时，毛泽东一再告诫人们要注意划清不同事物质的界限。他要求人们看问题一定不要忘记划清进步与反动、成绩与缺点的界限。“记着这两条界限，事情就好办，否则就会把问题的性质弄混淆了。”（1444页）在质与量这对矛盾中，一般说来，质是主要的、首先的，它决定量。但是，这决不是说可以忽视量。质和量是不可分割的，事物都是质和量的统一。因此，毛泽东在注意认识事物质、区别事物质的界限时，也强调适当注意事物的量。他曾明确地指出：“任何质量都表现为一定的数量，没有数量也就没有质量。”（1442页）因此，要做到胸中有“数”，就是说，对情况和问题一定要注意到它们的数量方面，要有基本的数量分析。有许多同志“不懂得注意事物的数量方面，不懂得注意基本的统计、主要的百分比，不懂得注意决定事物质量的数量界限，一切都是胸中无‘数’，结果就不能不犯错误”
（1442页）。
毛泽东运用矛盾观点，不仅分析了质和量两者的对立统一关系，而且对质与量各自的矛盾也进行了很好的说明。他认为，无论是质还是量，都有新旧两个对立面。就量来说，有新的量和旧的量的区别。从变化发展的观点看来，新的量一般是由少到多；旧的量一般是由多到少。新的量虽然开始少，却有生命力，可以以少胜多，最终代替旧的量；旧的量开始虽然多，但由于它是旧的东西，没有生命力，走的是下坡路，总要归于灭亡。因此，我们不但要有事物的量的观念，而且要有一个新量、旧量的观念。这样，才能真正掌握事物的数量界限。
就质来说，也有新质和旧质的区别。从长远的观点看来，在新质与旧质的矛盾过程中，新质必然战胜旧质。事物的发展过程，就是新质代替旧质的过程。新质在发展过程中，虽然也会有曲折，但上升、前进是必然趋势，下降、后退是局部的、暂时的现象；旧质在变化过程中，虽然也会出现上升、前进的现象，但只能是次要的、局部的，暂时的，而下降、退步则是必然的趋势。因此，我们不但要注意不同事物的质的区别，而且要注意同一事物内部新质和旧质的差异。总而言之，无论对质还是对量都要做具体的分析，才能切实地把握它们。
2.不应该肯定一切，也不应该否定一切
毛泽东认为，任何事物内部都包含着肯定和否定两种因素。肯定因素是决定事物性质的因素，是保持事物存在的因素，是事物的正面；否定因素则是同事物性质相反的因素，是促使事物灭亡的因素，是事物的反面。事物就是在这两种因素的相互对立、相互作用中存在和发展的。因此，在认识事物时，“必须学会全面地看问题，不但要看到事物的正面，也要看到事物的反面”（《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97页）。
在分析肯定因素和否定因素的作用时，毛泽东指出了否定的革命性，阐发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他认为，事物只有通过否定，才能实现由低级向高级的发展。他用“破”与“立”的关系来说明了这个道理。抗日战争时期，针对某些人的“只要建设，不要破坏”的观点，他针锋相对地指出，在中国，不推翻汪精卫的统治，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摧毁封建制度，就休想建设。“只有把这些东西破坏了，中国才有救，中国才能着手建设，否则不过是讲梦话而已。只有破坏旧的腐朽的东西，才能建设新的健全的东西。”（73页）在谈到建立新民主主义文化时，他指出，必须打倒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的文化。因为“不把这种东西打倒，什么新文化都是建立不起来的。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它们之间的斗争是生死斗争”（695页）。这就告诉我们，不破坏旧的东西，新的东西就建立不起来。可以说，否定是一切事物前进、发展的杠杆。
毛泽东充分肯定否定因素的重要意义，并没有否认肯定因素的必要性。他也看到，肯定因素是事物存在和发展的不可缺少的因素。他以遗传和变异的关系为例说明了这一点。他说，遗传和变异也是对立统一的两重性。如果只有变异的一面，没有遗传的一面，那么下一代的生物和上一代的生物就完全不同，稻子就不成其为稻子，狗也不成其为狗，人也不成其为人了。这说明，肯定的因素可以起到积极的作用，它可以使不断变化的事物在一定时期内固定起来或稳定下来。正因为肯定的因素也有其合理性，所以，毛泽东在说明否定的革命性、强调“破”的意义时，并没有把它与肯定、立的必要性割裂开来、绝对对立起来。相反地，他认为，否定中有肯定，破中有立，否定的过程同时也就是肯定的过程，破的过程同时也就是立的过程。所以，否定不是全盘抛弃，而是扬弃，即既克服又保留。
总之，毛泽东所讲的否定，是辩证的否定，体现着肯定和否定的对立统一。根据这种辩证的否定观，他强调对任何事物都应采取分析的态度，既反对肯定一切，又反对否定一切。
在对待中国古代文化遗产上，他科学地阐明了批判和继承的关系。一方面指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都应当给予总结，吸取其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精华，对民族文化采取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拒绝继承和借鉴中国古代的文化，是完全错误的。另一方面又强调，继承并不等于毫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决不可以变成代替自己的创造，而是要予以革命性的改造，盲目地崇古、复古是错误的、有害的。
对于外国的文化，他也要求采取有分析的态度，既不能一概排斥，也不能盲目照搬。他说：“排外主义的方针是错误的，应当尽量吸收进步的外国文化，以为发展中国新文化的借镜；盲目搬用的方针也是错误的，应当以中国人民的实际需要为基础，批判地吸收外国文化。”（1083页）他严厉地批判了那种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照搬外国东西的所谓“全盘西化”的主张，强调对于一切外国的东西，“如同我们对于食物一样，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肠运动，送进唾液胃液肠液，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707页）。
在对待实际工作的看法上，他强调，也应采取分析的态度，切勿肯定一切和否定一切。他说，肯定一切或者否定一切，都是片面性的。肯定一切，就是只看到好的，看不到坏的，只能赞扬，不能批评。这不合乎事实。不是一切都好，还有缺点。不应肯定一切，只应该肯定正确的东西。否定一切，就是不加分析地认为事情都做得不好，是一团糟。这也不合乎事实。不应该否定一切，只应该否定错误的东西。总之，不论是用肯定一切的观点还是用否定一切的观点来看待我们的工作，都是错误的。
3.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初期，由于1927年大革命的失败，革命力量大为削弱，革命形势一度陷于低潮。这时，中国共产党内的一些人对中国革命产生了悲观的看法，提出“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毛泽东针对这种悲观论，曾写了一封极为重要的信，这封信后来改题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在这封信里，毛泽东客观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预见了革命高潮就要到来。他说：“中国是全国都布满了干柴，很快就会燃成烈火。‘星火燎原’的话，正是时局发展的适当的描写。只要看一看许多地方工人罢工、农民暴动、士兵哗变、学生罢课的发展，就知道这个‘星星之火’，距‘燎原’的时期，毫无疑义地是不远了。”（102页）他还形象地指出，快要到来的革命高潮，“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106页）后来革命形势的发展，完全证明了毛泽东预见的正确性。
在同样的情况下，为什么会有些人看不清革命的前途，而毛泽东却能作出科学的预见？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悲观论者被表面现象所迷惑，而毛泽东能正确把握本质与现象的关系，透过现象抓住本质。
本质与现象，是唯物辩证法的一对重要范畴。毛泽东十分注意这对范畴。他结合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经验，对它作了深刻的说明。
毛泽东认为，事物的本质是指事物的性质及此一事物和其他事物的内部联系，它是由其本身所包含的特殊矛盾决定的。现象与本质不同，它是事物的外部联系和表面特征，是事物的本质在各方面的外部表现。它反映本质但又不等于本质。毛泽东曾明确指出：“一切事物，它的现象同它的本质之间是有矛盾的。人们必须通过对现象的分析和研究，才能了解到事物的本质。”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50页）正是由于现象与本质是矛盾的，所以，我们必须而且可能透过现象抓住本质。“我们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这才是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99页）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在强调透过现象抓住本质的时候，特别提醒人们区分事物的真象和假象，尽可能不要被假象所迷惑。假象，尽管也是现象，反映事物的本质，但是从反面歪曲地表现事物本质。因此，假象具有更加迷惑人的特点，给人们认识事物的本质造成特别的困难。如果人被假象所迷惑，就抓不住事物的本质，因而也就会认不清方向，在实践中碰壁、失败。
4.一着不慎，满盘皆输
“一着不慎，满盘皆输”，说的是下棋时一步不小心，导致整局棋的失败。比喻在实行某项计划或办理某件事情时，由于在某个环节上不小心出了差错，导致整个计划或事情归于失败。毛泽东在其军事著作中，运用此语，意在说明战争全局和局部的关系。
什么是全局？什么是局部？在毛泽东看来，全局就是事物的整体，即事物的各个方面和各个发展阶段的有机统一体；局部则是构成这个整体的一部分、一个侧面或事物发展的某一阶段。以战争为例，凡属带有照顾各方面和各阶段的性质的，都是战争的全局，它包括有机统一的两个方面：在横向上，包括战争的各个方面、各个部分；在纵向上，包括战争的整个过程的各个阶段。而战争的局部是指构成战争全局的部分、方面和阶段。
全局和局部的关系也是对立的统一。对于这种辩证关系，毛泽东着重从四方面作了概括和说明。
首先，全局和局部的区分既是绝对的，又是相对的。在特定的范围内，全局就是全局，局部就是局部，这种区分是明确的、绝对的。但是随着条件的变化、范围的变更，这种区分也会发生变化，即在一定场合为全局的东西，而在另一场合则变为局部的东西，反过来，也是一样。比如：“世界可以是战争的一全局，一国可以是战争的一全局，一个独立的游击区、一个大的独立的作战方面，也可以是战争的一全局。”（175页）在战争中，师的动作若是全局，团、营的动作便是局部；连的动作若是全局，班、排的动作便是局部。
其次，全局和局部互相联结，互相作用，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全局性的东西“不能脱离局部而独立，全局是由它的一切局部构成的”（175页）。假如没有了一切局部，也就没有全局的存在。局部也离不开全局，并服从全局。“局部性的东西是隶属于全局性的东西的。”（175页）假如一个局部完全离开它赖以存在的全局，它也就不再成其为原来意义上的东西了。
第三，全局高于局部、统帅局部；局部应当服从全局。全局之所以高于局部，能够统帅局部，因为全局是贯串各局部的内在联系，是事物的全体和本质。“懂得了全局性的东西，就更会使用局部性的东西。”（175页）因此，局部应服从全局的需要，应当树立照顾全局的观点。所谓照顾全局，一是“在局部的情形看来是可行的，而在全局的情形看来是不可行的，就应以局部服从全局”（525页）二是“在局部的情形看来是不可行的，而在全局的情形看来是可行的，也应以局部服从全局”（525页）。
最后，局部反作用于全局，并给予全局以重大的影响。既然全局存在于局部之中，是由一个个局部构成的，那么，任何一个局部都必然会这样或那样地对全局发生影响作用。但各个局部由于在全局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因而对全局的作用不是平等、均衡的。有些局部破坏了或失败了，即出了问题，尽管对全局来说，也有一定的影响作用，但不起决定性作用，有时甚至可以忽略不计。但是，如果组成全局的多数局部失败了或破坏了，即出了问题，那就可能引起全局的变化。这时，多数局部起了决定作用。有时，一两个局部破坏了或失败了，即出了问题，则可能直接影响着全局的成败。因为这个局部对全局来说，是决定性的环节，处于关键性的地位，因而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一着不慎，满盘皆输”，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在强调全局对于局部的统帅作用时，也要适当地注意局部的反作用；在一般地注意各个局部的反作用时，要特别地注意那对全局有决定意义的局部，即“走”好那关系到“全盘输赢”的“一着”。
5.纸上的东西并不等于现实的东西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为了篡夺胜利果实，在美国支持下积极准备内战。但由于中国共产党针锋相对的斗争，中国人民、世界民主舆论的反对以及蒋介石的内战还未准备就绪，蒋介石又不得不伪装和平。他于1945年8月14日、20日、23日，连续三次电邀毛泽东赴重庆谈判。中国共产党为了力争一个有利于人民的和平建设时期，决定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为代表，立即赴重庆与国民党进行谈判，经过43天的会谈，10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签署了《双十协定》。这次谈判是有收获的。国民党承认了和平团结的方针和人民的某些民主权利，承认了避免内战，两党和平合作建设新中国。这些都是上了《双十协定》的。在这种情况下，有的人对蒋介石放松了警惕，认为和平已经实现，从此，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要由武装斗争转到非武装的、和平的斗争。毛泽东及时察觉了这种倾向，明确告诫全党：“已经达成的协议，还只是纸上的东西。纸上的东西并不等于现实的东西。事实证明，要把它变成现实的东西，还要经过很大的努力。”（1156页）事实确实是如此，在《双十协定》公布不久，国民党就撕毁协议，向解放区发动进攻。由于毛泽东的英明预见，中国人民作了两手准备，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三年多的艰苦斗争，真正实现了祖国的和平。
以上事例，是毛泽东关于可能性和现实性辩证关系思想的成功运用。毛泽东认为，可能性是包含在现存事物中的种种转化为他事物的发展变化的趋势，是潜在的、尚未实现的东西，现实性则是当前存在着的事物，是已经实现了的可能性。因此，可能性与现实性是有差别的。不能把可能性的东西当做现实的东西。
毛泽东不仅强调了可能性与现实性的区别，而且对可能性本身进行了分析。他认为，从能否实现以及实现的程度上来说，可能性分为虚假的可能性和现实的可能性。所谓虚假的可能性，大致包括两种情况：一是没有任何客观根据的可能性。实际上是不可能性，因为它是无论如何也无法实现的东西。二是有一定的客观根据，但又不充分，在目前条件下还不能转化为现实的可能性。只有到了将来条件具备了，才有可能变为现实。所谓现实的可能性，是指在现实中有充分的根据，因而在目前条件下就可以实现的可能性。鉴于这两种可能性的差异，毛泽东要求人们把它们加以区别，集中力量去办那些有现实可能性的事情，而不要像“左”倾冒险主义那样，把仅在将来有现实可能性的理想勉强地放到现时来做。
从事物发展对人的关系来说，有好的和坏的两种可能性。从无产阶级政党和人民群众的立场上说，凡是有利于无产阶级政党和人民群众的可能性，都是好的可能性；反之，则是坏的可能性。正因为有好、坏两种可能性，毛泽东反复强调，必须估计到好、坏两种可能性。他说：“要想到事情的几种可能性，估计情况的各个方面，好的和坏的，顺利的和困难的，可能办到的和不可能办到的。尽可能地慎重一些，周到一些。”（《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20页）在估计事物发展的好、坏两种可能性时，毛泽东指出，要努力避免坏的可能性，争取好的可能性。而要争取好的可能性，就必须充分地考虑到坏的可能性。他说：“向着最坏的一种可能性作准备是完全必要的，但这不是抛弃好的可能性，而正是为着争取好的可能性并使之变为现实性的一个条件。”
（784页）
毛泽东还认为，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需要一定的条件。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的条件是多种多样的。在人所能干预的事物发展中，既需要客观条件，也需要主观条件（其中，最主要的是自觉的能动性）。而主观条件是更为重要的条件，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条件。比如，“客观因素具备着这种变化的可能性，但实现这种可能性，就需要正确的方针和主观的努力。这时候，主观作用是决定的了。”（487页）6.反对“开中药铺”
1942年，毛泽东曾作过一个有名的讲演，题为《反对党八股》。其中，他谈到反对“开中药铺”的问题。他说：“你们去看一看中药铺，那里的药柜子上有许多抽屉格子，每个格子上面贴着药名，当归、熟地、大黄、芒硝，应有尽有。这个方法，也被我们的同志学到了。写文章，做演说，著书，写报告，第一是大壹贰叁肆，第二是小一二三四，第三是甲乙丙丁，第四是子丑寅卯，还有大ABCD，小abcd，还有阿拉伯数字，多得很！幸亏古人和外国人替我们造好了这些符号，使我们开起中药铺来毫不费力。一篇文章充满了这些符号，不提出问题，不分析问题，不解决问题，不表示赞成什么，反对什么，说来说去还是一个中药铺，没有什么真切的内容。我不是说甲乙丙丁等字不能用，而是说那种对待问题的方法不对。现在许多同志津津有味于这个开中药铺的方法，实在是一种最低级、最幼稚、最庸俗的方法。这种方法就是形式主义的方法。”（838页）很明显，毛泽东不是真的反对开中药铺，而是反对那种开中药铺式的形式主义。
那么，什么是形式主义呢？怎样克服形式主义？看看毛泽东怎样分析形式和内容的关系就明白了。
毛泽东指出，内容和形式是对立的统一。在这对矛盾中，一般地说来，内容决定形式，形式必须服从内容。因此，在观察和处理问题时，就应当首先注意事物的内容，根据内容的需要决定形式的取舍、改造和创新。所谓形式主义，就是忽视内容、不顾内容、脱离内容，单纯地去追求形式的思想或做法。因此，要反对形式主义。
毛泽东还指出，形式在被内容决定的同时，还对内容有反作用。适合内容的形式，对内容的发展起促进作用，不适合内容的形式，则会阻碍内容的发展。因此，应当注意选择适合内容的形式以促进内容的发展，反对形式主义并不是不要必要的形式。比如文艺作品，既要有革命的政治内容，又要有完美的艺术形式。要求“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869－870页）。
另外，同一内容可以表现为多种形式。因此，我们应善于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形式，并使其相互配合、相互协调，促进内容的发展。以中国革命为例，虽然武装斗争是主要的斗争形式，但并不完全排除其他斗争形式的存在。因此，要把武装斗争的形式与其他一切必要的斗争形式直接地或间接地配合起来，革命才能取得胜利。艺术的发展也是这样。艺术上有不同的形式和风格，这是符合客观规律的现象。因此，不能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形式，一种风格，禁止另一种形式，另一种风格，否则会有害于艺术的发展。
总之，要唯物而又辩证地处理内容和形式的关系，反对任何片面性。这样，才能真正防止和克服形式主义。这是毛泽东关于形式和内容辩证关系的思想给我们的有益启示。
7.要有统一性，也要有独立性
统一性及独立性，是毛泽东常常提到的一对特有的范畴。所谓统一性，就是事物各方面的一致性、全局性、整体性，表现在上下级关系上，就是下级要服从上级的集中统一领导；所谓独立性，就是事物各方面的差异性、局部性、不统一性。表现在上下级关系上，就是上级要允许下级有适合自己情况和特点的独立活动，有独立自主之权。
对于两者的关系，毛泽东曾用非常通俗的语言生动地作了阐述。在著名的《论十大关系》中，他说：“统一性和独立性是对立的统一，要有统一性，也要有独立性。比如我们现在开会是统一性，散会以后有人散步，有人读书，有人吃饭，就是独立性。如果我们不给每个人散会后的独立性，一直把会无休止地开下去，不是所有的人都要死光吗？个人是这样，工厂和其他生产单位也是这样。各个生产单位都要有一个与统一性相联系的独立性，才会发展得更加活泼。”《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73页）这里，毛泽东告诉我们：统一性和独立性是对立的，有区别的，但又是密切联系、相辅相成的。二者不可偏废，必须把它们有机地结合起来。
在实践中，毛泽东为我们正确处理统一性和独立性的关系树立了一个光辉的榜样。
在统一战线问题上，毛泽东指出：“没有问题，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只能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如果认为它是绝对的，就会破坏团结对敌的总方针。但是决不能抹杀这种相对的独立性，无论在思想上也好，在政治上也好，在组织上也好，各党必须有相对的独立性，即是说有相对的自由权。”
（524－525页）因此，“我们的方针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540页）。
在经济建设问题上，毛泽东也注意统一性与独立性的有机结合。例如，在《论十大关系》中，他指出：“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把什么东西统统都集中在中央或省市，不给工厂一点权力，一点机动的余地，一点利益，恐怕不妥。”（《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75页和273页）总之，在实践中，毛泽东总是要求人们可以和应当统一的，必须统一，不可以和不应当统一的，不能强求统一。要反对只要统一性，不要独立性，或者只要独立性，不要统一性的错误倾向。
8.飞跃：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
自由，是一个美好的字眼，也是志士仁人追求的目标，还是许多思想大家思考和研究的问题。毛泽东在领导中国人民争取自由的过程中，从哲学上也对自由问题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或思想。
什么是自由？毛泽东首先回答了这个问题。荷兰的旧唯物主义哲学家斯宾诺莎曾提出“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毛泽东肯定并发挥了这一观点，进一步指出：“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只有在认识必然的基础上，人们才有自由的活动。这是自由和必然的辩证规律。所谓必然，就是客观存在的规律性，在没有认识它以前，我们的行动总是不自觉的，带着盲目性的。”《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33页）。
不难看出，毛泽东所讲的自由，是和必然相联系着的。他认为，必然和自由是辩证的统一。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不认识必然，就不会有自由。就战争而言，从事战争，就像在大海里游泳。战争指导规律（必然）就是游泳术。一个聪明的指挥员，要能够在大海中畅游，不使自己沉没，而要使自己决定地有步骤地到达彼岸，就必须掌握战争的游泳术，即战争的指导规律。认识必然是自由的前提或基础，但是，如果只停留在对必然的认识上，还不是真正的自由。若要取得真正的自由，就要以对必然的认识作指导，对客观世界进行改造。例如：人们认识了水文运行的规律，懂得了洪水可以兴利也可以为害的道理，并不等于人们在洪水面前就有了自由。要得到真正的自由，必须根据对水文运行规律的认识，兴修水利，如疏通河道，修水库，建电站等，把洪水管起来，使其听从人的支配。这样，才能避害趋利，从而在洪水面前有了自由。总之，自由不仅包括认识上的自由，更重要的，还包括行动或实践上的自由，就是说，自由是认识自由和实践自由的统一体。毛泽东不仅给自由下了一个科学的定义，而且给人们指明获得自由的方向和应抱的态度。他认为，自由是争取得来的。争取自由，必然正确发扬自觉的能动性。这是因为，客观规律固然为人们的自由提供了客观基础，但它本身并不能直接给人以自由，而只是给人提供了自由的可能性。人们要变这种可能的自由为现实的自由，就必须依靠自觉能动性的正确发挥。否则，自由就只能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东西。
毛泽东认为，在争取自由的过程中，科学起着极为巨大的作用，是争取自由的武装。通过科学，人们不仅可以尽快达到前人经过长期奋斗方才达到的自由程度，而且能够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抛弃各种不利的传统习惯和偏见，指导人们探索新的必然性，争取新的自由。这是被历史证明了的。以自然科学方面的三次技术革命为例。三次技术革命，从其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及其对世界的改造来说，都是人类从自然界中取得自由的重大标志，而每次自由的获得，无不同科学的发展相联系。18世纪出现的以蒸汽机的广泛应用为主要标志的第一次技术革命，是牛顿力学和热学结出的一个硕果；发生在19世纪的以电力的广泛应用为主要标志的第二次技术革命，是在科学技术全面发展的基础上，电磁学带来的一个辉煌成果；20世纪40年代发生的、目前仍在发展的以原子能、电子计算机和空间技术的广泛应用为主要标志的第三次技术革命，是现代物理学和多门技术科学综合发展的结晶。
正因为科学是争取自由的武装，所以，毛泽东说：“人们为着要在社会上得到自由，就要用社会科学了解社会，改造社会，进行社会革命。人们为着要在自然界中得到自由，就要用自然科学来了解自然，克服自然和改造自然，从自然里得到自由。”（转引自《新中华报》，1940年3月15日）毛泽东还认为，通过主观努力，人们从必然里获得了自由。这既是必然向自由转化的过程，也是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的过程。
所谓必然王国，指的是人们掌握客观规律前而受规律支配所处的那种不自觉的、盲目的、被动的状态或境界。自由王中则与其相反，指的是人们掌握客观规律后，所处的那种自觉的、主动的状态和境界。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和改造，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一个无限发展的过程。人类不可能穷尽对必然的认识，也不可能达到完全掌握了事物全部必然性的所谓绝对自由的境界。无论何时何地，总是存在着自由和必然的矛盾。人类历史不完结，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就永远没有完结。所以，在人类面前，永远会有必然王国，永远会有争取自由的斗争，因此，“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错误的”（《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