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毛泽东说：“斯诺先生，你替我捎个信给尼克松，他如果愿意来中国，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我看我不会跟他吵架，批评是要批评他的，我们也要作自我批评，比如我们的生产水平比美国低，别的我们不作自我批评。”
斯诺兴奋地说：“我又有独家新闻了。”基辛格说：毛泽东和周恩来对我们敏锐观察事物的能力估计过高，他们传递过来的信息又那么拐弯抹角，以致我们这些粗心大意的西方人完全不了解斯诺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身边庆祝中国国庆节的真实意义。
1.第一位上天安门的美国人
1970年10月1日，天安门广场举行盛大的国庆节庆祝活动。广场早已人山人海，喧声如潮。那个时代红卫兵的军装的绿色与标语口号旗帜的红色，构成了天安门广场的主色。
周恩来总理已经到了好一会，按名单能够上天安门城楼的国家领导人们已经陆续来到。叶剑英来了，林彪和叶群也来了。黄永胜、李作鹏、吴法宪和邱会作四员大将从电梯门里走出来，只是神色不像数月前那样大模大样。天安门城楼上那专供领导人使用的电梯一次接一次地升上来，送上这些举足轻重的角色。当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带着夫人洛易斯·惠勒·斯诺走出电梯时，周恩来快步迎了上去。
“斯诺先生，欢迎您。”周恩来伸手跟斯诺握手。“我真是第一个应邀上天安门城楼的美国人么？”斯诺问着，棕色的眼睛透露出兴奋的光。洛易斯更是充满了好奇心，喜悦地四处打量。天安门城楼雄浑庄严的建筑造型，富于东方古典的艺术美，使她目不暇接。天安门屋顶四个垂脊，均装饰有一个仙人和九个走兽：龙、凤、狮子、麒麟、天马、海马、狎鱼、獬、狲，这些雕塑，在阳光下璀璨夺目，使城楼增添了神奇色彩。
“毛主席让我请您来的。您是中国人民真诚的朋友。”周恩来热情地说。斯诺流露出发自肺腑的激动：“34年前我穿过封锁线去找红军，遇见的第一个共产党领导人就是您。您当时用英语跟我讲话，使我很吃惊。”周恩来说：“我还记得我替您草拟了92天旅程，还找了一匹马让您骑着去保安找毛主席。”
斯诺望了望眼前的周恩来，该是72岁了。当年在陕北第一次见到周恩来时，周恩来还没满40岁，个子清瘦，骨胳小而结实，下颏上蓄着又黑又茂密的胡子，又大又深的眼睛富于热情，一笑就露出洁白的牙齿，具有领袖的自信与迷人的魅力。现在，颧骨凸了出来，两颊凹了进去，眼窝很深，斯诺敏锐地感觉出那深邃而机敏的眼神中包含的忧虑与坚毅。斯诺觉得自己常为周恩来的魅力所吸引。
“你安排我见毛主席，采访红军，当时对西方新闻界来说是‘独一无二’的。今天，让我上天安门——”
周恩来马上将话接了过来：“在中美两国相互隔绝的情况下，你三次访问新中国，今天还上天安门参加我们国庆盛典，对一个美国人来说，这是一件独一无二的事。”
斯诺兴奋地说：“我又有独家新闻了！”
斯诺当年闯到陕北写了将红军介绍给全世界的《西行漫记》，是独家新闻。可是，斯诺在此时，还并没有完全意识到周恩来请其上天安门的独家新闻的重要含义。斯诺此时想得更多、更关心的是这个国家正在进行的那场“文化大革命”。
1966年秋天，“文化革命”的序幕拉开的时候，斯诺充满了对中国形势的焦虑。内战已经结束，革命者已经取得了政权，但是国家经受了长期动乱的浩劫，被弄得穷困不堪，又面临外国的层层封锁，这个以勤劳勇敢而著称于世界的伟大的民族，正应该为了自己的生存与振兴要克服意想不到的困难，去逾越那些旧社会留下的无穷无尽的障碍，为什么革命者内部又要开展你死我活的斗争？当斯诺从西方的报道中得知一批他景仰的革命家刘少奇、邓小平、彭德怀等竟然受到冲击和批斗时，他心焦如焚。他对友人说：“从这里所能得到的消息来看，中国最近发生的事件是很难加以理解的。人们只能凭着超感官的感觉来进行工作，而我的这种感觉又不太灵敏。”
斯诺很想再次来华访问，曾用口头与书面的形式反映过自己的愿望。他却一直被拒而不纳。他当然不知道，在中国外交部大院的大字报里，有人将他的名字与“美国中央情报局派往中国的间谍”连在一起。
1968年春天，斯诺在给住在北京的友人爱泼斯坦写信说：我已经认识到某些有权有势的人显然不是我的朋友。有几位我所信得过的知己对我说，那些主管这些事情的当权者们，已经不再把我看成中国的朋友了……但是，无论如何，我时中国的态度和言行，都是有目共睹，没有什么不可以告人的。不管那里的少数当权派是不是把我看做中国的朋友，但毫无疑问的是，外部世界（反动派除外）都认为我时中国是友好的，而且可以肯定，人们的这种看法还会继续下去的。要是我改变态度，那才不配称为中国的朋友呢。我并不是那种在政治观点上看风使舵、反复无常的作家……
他言辞显出十分痛心，在精神上蒙受的深沉伤痛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他一如既往，襟怀坦白，心直口快，从自己内心深处诚恳地表现出了他的尊严和信念。
中国并没有忘记斯诺。周恩来在动乱中经毛泽东批准又主持外交工作不久，就同意斯诺再次来华访问。斯诺是在1970年8月14日到达中国的，周恩来还同意他和夫人洛易斯·惠勒一起来访问。
电梯又一次升上天安门城楼。电梯门开了，一个身材魁伟高大、背脊微驼的人在女秘书的陪同下走了出来。
周恩来领着斯诺夫妇迎向毛主席。斯诺觉得毛主席似乎比在陕西窑洞的时代更加高大、魁伟。衬着金光璀璨、庄严雄伟的天安门城楼，毛主席身上焕发的非凡的气质，确实使他在刹那间感觉到这是一个至高无上的领袖。
斯诺34年前在陕北保安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时，那时的毛泽东面容瘦削，一头浓密的黑发留得很长，鼻梁很高，颧骨突出，双眼炯炯有神；他第一个印象就觉得毛泽东像林肯。
满脸笑眯眯的林彪在招呼毛主席。周恩来将斯诺夫妇领到毛泽东跟前：“主席，您看，谁来了？”
毛泽东一看见斯诺，十分高兴：“斯诺先生，老天保佑你，我们又见面了。”
斯诺后来回忆说：
外国报纸造谣说毛的一只手已经瘫痪，因而藏在衣袖里，但我却注意到他的握手同往常一样坚毅有力。比我在1965年见到之时，他体重是减轻了些，却更加精神矍铄——此时此刻我才意识到，那时他正在作出在他作为革命领袖一生中也许是最关键、最需要勇气的决定。这个决定就是清除他的党所选定的接班人、党的副主席和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及其他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有他们的一切走狗），他们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对象。
斯诺夫妇跟毛泽东亲热地握手。斯诺觉得毛泽东的幽默感不减当年。周恩来又向斯诺介绍林彪：“这是林彪副主席。”斯诺跟林彪握手：“林彪将军，好久没有见面了。我们是在延安见过的。”林彪总是笑：“斯诺先生是毛主席的朋友，当然也是我的朋友，好朋友。”天安门广场上的高音喇叭群响起了《东方红》乐曲，广场上旗浪起伏，人海沸腾。“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呼声震天动地，响彻云霄。毛泽东伸出手去，执住斯诺一只手，领着斯诺夫妇朝栏杆前走去。毛泽东领着斯诺夫妇来到天安门城楼正当中的栏杆边。广场上的人海，群众狂热到极点。人群上空，汽球拖挂着一幅巨大的标语：“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领袖、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还有一幅号召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倒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走狗”的大标语。
毛泽东欣喜陶醉地举起右手臂向群众挥动。群众欣喜若狂。据斯诺《漫长的革命：紫禁城上话中国》记叙：
“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从我们眼底下通过的游行队伍高声呼喊着，许多人眼里迸出了泪花，不仅仅是青年人这样。
“对这些您觉得怎么样，”我指了指怀有崇拜的心情的游行队伍，禁不住问道，“您的感觉如何？”
毛皱了皱眉，摇摇头，又说很好，但并不真正满意。是怎么回事呢？在他未及作答之前，我们的谈话被新的游行队伍打断了。只是几周以后，在一次长时间的谈话中，我能够重提这一问题时，他才非常坦率地谈到个人崇拜“讨嫌”。我这才发现，国庆节那天，他并来留意成千上·万的人手里举着的那些为毛语录增色的肖像、旗子和鲜花。他当时思考的是重建党和国家的领导机构，恢复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失却的生产节奏，加速结束越南战争，以及扩大中国与外部世界的接触等问题。他是否也考虑到与理查德·尼克松进行对话的可能性呢？
斯诺在北京住了多年。他第一次到北京时只有27岁，住在煤渣胡同21号的一个四合院里的时候，就来天安门城楼下观瞻过。那时，他曾经想象过明清的皇帝们在城楼上大驾光临、大展龙颜，举行领诏、大婚、祭路、祭旗、出征以及献俘等大典的情景，想象过万杆黄旗飘飞、万民长跪叩头的景况。他当时当然没有想象过有朝一日自己能在天安门城楼上站在革命领袖人物身边聆听广大群众热情洋溢地三呼万岁。他身边的毛泽东，就是那个富于农民的幽默感的革命家。尽管当年这个人穿着打补丁的皱巴巴的布衣服，在窑洞里请他去吃夹红辣椒的馒头或是贺子珍做的酸梅，跟他一起打扑克，一边用手搓着脖子上的污垢，一边叫着佯装自己有大牌，有时还毫不在乎地当着他的面，松开裤腰带伸手进去抓虱子。毛泽东还讲过这样的话：“如果你身上还没有长虱子，那你还没有理解中国。”当时，他就觉得这个人身上有一种掌握命运的力量。这种力量不是什么昙花一现的东西，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活力。你觉得这个人身上不论有什么异乎寻常的地方，都是产生于其对中国人民大众，特别是对农民的迫切要求所作的综合和表达，达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这些使毛泽东成为一个伟大非凡的人物。
“现在美国是不是有着形形色色的反抗？”毛泽东问斯诺。看来毛泽东对美国的反战运动印象颇深——他在“5.20”声明中对之加以赞扬——并想进一步了解美国反战运动的政治意义。分别时，毛泽东告诉斯诺说，我们不久会再次见面的。
2.基辛格的迟钝
周恩来对第二天《人民日报》的版面作了精心安排。毛泽东与斯诺夫妇在天安门庆祝国庆典礼上的照片，发表在《人民日报》头版的显著位置。照片经过了特别处理，只有毛泽东、斯诺夫妇站在身后的翻译四个人，他们身后或是身旁别的人物的身影已经被技术处理了。并且还在《人民日报》每天刊登毛泽东语录的右上角的框子里赫然刊登了这么一句话：“全世界人民包括美国人民都是我们的朋友。”遗憾的是，这张毛泽东跟美国人斯诺在天安门上的照片，应该被当作周恩来向美国发出的含蓄而饶有深义的信息，想不到竟被尼克松和其精于分析的顾问基辛格忽略了。
事后基辛格在回忆录里写道：毛泽东和周恩来“不幸对我们敏锐地观察事物的能力估计过高。他们传过来的信息是那么拐弯抹角，以致我们这些粗心大意的西方人完全不了解其中的真意。10月1日，中国国庆那天，周恩来把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和他的妻子领到天安门城楼上站在毛旁边检阅一年一度的国庆节游行，而且照了相。这是史无前例的：哪一个美国人也没有享受过那么大的荣誉。这位高深莫测的主席是想传达点什么。斯诺自己后来谈论这一事件时指出：“凡是中国领导人公开做的事情都是有目的的。”事情过后我才终于理解到，毛是想以此作为象征，表示现在他亲自掌握对美关系；但是，这在当时真是一种远见卓识。我们在关键时刻理解不到他的真意。事情做得过分微妙反而达不到通信联络的目的。
不过，政治嗅觉很敏锐的尼克松很快就从一些渠道得知了这一最新的讯息，不禁十分高兴。他在1971年2月向国会作外交报告时说在今后的一年里，我要仔细研究我们应当采取什么进一步的步骤，以创造美中人民之间扩大交往的机会，以及怎样消除实现这些机会的不必要的障碍。……凡是我们能做到的，我们一定去做。
基辛格曾经形容，如果说毛泽东让斯诺上天安门是拿着一把轻剑来传递信息的话，尼克松却举着一柄大锤来传达他自己的信息。就在斯诺上天安门的前两天，即9月27日，尼克松在对《新时代》周刊记者发表谈话，重点谈了刚结束不久的约旦危机。尼克松有意识地在谈话中插进了一段关于中国在世界上的作用和他自己在这里面的作用的寓意很深的话：
……也许在5年时间里，或甚至10年时间里还不可能起这种作用。但是，在20年内，它应当能起这种作用，否则的话，世界就会处于致命的危险境地。如果说在我去世之前，有什么事情要做的话，那就是到中国去。如果我不能去，我希望我的孩子能够去。
接着，在10月间，尼克松又亲自作了进一步的努力去开拓巴基斯坦渠道和罗马尼亚渠道。10月下旬，众多的国家的首脑人物到纽约来参加联合国成立25周年的庆祝活动。10月24日，31位国家首脑或政府领导人应尼克松的邀请来参加白宫的宴会，叶海亚·汗总统与齐奥塞斯库总统也在其中。10月25日，尼克松在椭圆办公室里和即将访问北京的叶海亚·汗会晤，他告诉叶海亚，美国已经决定设法使对华关系正常化，而要求叶海亚作为中间人提供帮助。
叶海亚说：我们当然要尽力帮忙的。不过你一定知道这将是十分困难的。我去年说过，中美两国积怨太深，宿仇不容易成为新交。事情会进行得很慢，并且你要有遭受挫折的精神准备。
第二天，10月26日，尼克松在白宫南草坪上热情接待齐奥塞斯库，欢迎齐奥塞斯库对美国进行为期两周的国事访问，作为一年前尼克松访问布加勒斯特的回访。当天下午，两位总统会谈时讨论了中国问题。据说，他们甚至深入地讨论了中国问题的许多方面，其中包括派高级使节秘密访问北京，还提到了使节可能的人选，也讨论了台湾问题。据罗马尼亚人私下声称，尼克松告诉齐奥塞斯库说，就尼克松个人来说，台湾问题不是一个国际问题，而是一个国内问题，要由中国人自己来解决，最好是用和平的方式解决。这等于说，华盛顿已经赞同了北京关于台湾问题的观点。因为20年来，美国一贯坚持说台湾不是中国的一个省，而是一个同美国友好的“独立国家”。尽管事后基辛格说这段话“完全不确”，那么认为尼克松在敏感的台湾问题上表达了美国有可能转变立场的某种暗示，似乎是合乎逻辑的。当天晚上，尼克松在为齐奥塞斯库举行的白宫晚宴上，在祝酒词中给北京发出了公开的信号：
有这样的时刻，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找不到合适的渠道同另一个国家的领导人进行联系。然而，正如今天早些时候我时总统阁下说的，他所处的地位是独一无二。他领导的政府既同美国保持良好的关系，又同苏联保持良好的关系，也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保持良好的关系，这是世界上罕见的。
美国现任总统在白宫的公开场合把北京政府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破天荒头一次：使用这一名称实际上意味着一项重大的决策。在这种敏感的外交语言中，它用一定方式表达了对大陆中共政权存在的承认。
当时在场的大多数新闻记者都没有注意到这一用语的重要性，但是却引起了当时在场的苏联大使多勃雷宁的不安。白宫的宴会结束后，多勃雷宁打电话给基辛格，要求他解释这个用语的含义。
基辛格富于幽默感地回答说：这没有什么特殊意义，难道俄国人不是把中国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吗？
3.20年来第一次认真的、心平气和的信
1970年11月13日，在北京访问的叶海亚汗总统受到毛泽东的接见。他在同周恩来单独会见时传达了尼克松的口信，说尼克松要走向同中国和好，愿意同中国进行有限的贸易；美国希望在高一级进行秘密对话，并准备派一两名高级人士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同中国对话。尼克松还暗示，如果中国要在官方一级会谈，他可以派主要顾问基辛格前往。他迫切等待着中国的答复。
周恩来于11月14日正式答复叶海亚·汗说：阁下清楚，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不容外人干预。美国武装力量占领台湾和台湾海峡，是中美关系紧张的关键问题。如果尼克松真有解决上述问题的愿望和办法，中国政府欢迎美国特使来北京商谈。时机可通过巴基斯坦总统商定。
11月下旬，罗马尼亚副总理勒杜列斯库访华时也转达了美国的口信。周总理也按上述口信作了同样的答复，并表示：尼克松总统既已访问过布加勒斯特和贝尔格莱德，那么他在北京也会受到欢迎。
尼克松的信由这两个渠道传到了中国后，他们认为，中国方面的回答是令人鼓舞的，但还比较含糊。
叶海亚回到伊斯兰堡后，委托外交国务秘书舒尔坦亲自负责美中联系的渠道。舒尔坦曾担任过5年驻北京大使，对周恩来有很浓厚的感情。为了最大限度地保密，巴基斯坦渠道的工作过程是这样的：毛泽东、周恩来给尼克松、基辛格的信息是由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张彤亲自交给舒尔坦，再由舒尔坦用外交邮袋交给巴基斯坦驻华盛顿大使希拉里，由希拉里亲自送给在白宫的基辛格。美国方面的信息也照此办理。
12月9日，希拉里来到白宫基辛格的办公室里，拿出一个信封。大约是为了保密和万一遇到意外时留有否认的余地，信件不署名，也没有任何抬头，全部内容都是用笔写在一张有蓝杠杠的白纸上。希拉里说，他没有被授权可以把这个文件给白宫留下来，只是被允许由他读给基辛格听。他慢慢念，基辛格把全部内容记下来。信中说：“为了讨论撤出中国领土台湾问题，尼克松总统的一位特使将会在北京受到最热忱的欢迎。”“美国通过各种渠道发出的许多其他信息都已收到，但是，一个国家首脑通过另一个国家首脑向一个国家首脑提出建议还是第一次。美国知道巴基斯坦是中国的真实可靠的朋友，因此，我们十分重视这个信息。”
基辛格事后才意识到，一个以古宗教为立国之本的国家的杰出的举止文雅的代言人口念一个富有战斗精神的亚洲革命国家领导人的信息，而由西方资本主义世界领导人的一个代表把它记下来，这是多么不和谐；而且在已经具有无线电及卫星通讯手段的今天，竟然采用19世纪的那种外交方式——由一名信使传递、宣读手写的照会。希拉里带来的信息，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基辛格觉得，这是20年来两国之间第一次认真的、心平气和的写信。
基辛格经尼克松批准，草拟了回信，与此相对应，亦交给希拉里。美国的回信是用打字机打的，用的是静电印刷术复制的信笺，上端不印什么字样，没有写签名，也没有打上美国政府的水印图案。回信告诉毛泽东、周恩来，美国准备在北京举行高级会谈以讨论“包括台湾问题在内的，存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国之间的各种各样的问题……”。
通过巴基斯坦渠道相互交换信件的办法，成了一种程序，一直进行了好几个月。
4.毛泽东说，我喜欢世界上最反动的人
1970年，隆冬，南海昔日碧波粼粼的水面已经结了冰。晶莹洁白的冰面将岸边丰泽园那道蜿蜒的红墙衬得更红。墙内四合院中那七棵古柏的枝头依然苍绿。
1970年12月18日上午，在北屋西头的书房里，毛泽东和老朋友斯诺坐在沙发里谈得正酣。书房的四边都摆满了高大的书架，架上摆满了书，有中文书，也有外文书，许多书籍中插有写着注释的纸条。大写字台上高高地堆着书刊和手稿。给斯诺的印象，这儿更像一位大作家的工作室。
毛泽东一边吸烟，一边和斯诺交谈。烟吸得很厉害，间或有一两声咳嗽。斯诺关切地说：
“主席已经吸了几十年烟了。”毛泽东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水润喉，说：“医生劝我戒烟。我戒过。戒不掉。”
“我这次旧地重游，还去了保安一趟。”斯诺说。“我们是老朋友了，我对你不讲假话，我看你也不讲假话的。”毛泽东仍是十分坦诚。“是啊。我第一次到保安，还担心村里的农民要‘共我的产’，分掉我带去的东西。当我离开的时候，感觉好像不是回家，而是离家了。”斯诺说得很真诚。
毛泽东笑了：“怪不得麦卡锡把你当‘赤匪’。”“我给儿子起了名字叫‘西安’，表示对红军的祝愿和怀念，就更像‘赤匪’了。”斯诺又说。毛泽东问：“我听说，前两年你想来，有人反对？”“我写过信来要求的。”斯诺答。“我经常想给你写信，但我真正写信打扰你还只有这一次。”
毛泽东：怎么是打扰呢，上次，1965年，我就叫你找我嘛，你早找到我，我就早让你来看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看全面内战，all-roundcivilwar，我也学了这句话，到处打，分两派，每一个工厂分两派，每一个学校分两派，每一个省分两派，每一个县分两派，每一个部也是这样，外交部就是两派。你不搞这个东西也不行，一是有反革命，二是有走资派。外交部就闹得一塌糊涂。有一个半月失去了掌握，这个权掌握在反革命手里。
斯诺：是不是火烧英国代办处的时候？
毛泽东：就是那个时期。1967年7月July和8月August两个月不行了，天下大乱了。这一来就好了，他就暴露了，不然谁知道啊！多数还是好的，有少数人是坏人。这个敌人叫“5·16”。
斯诺：有一个问题我还不大清楚，即主席对我讲这些，是供公开发表用，还是作为介绍背景材料，还是朋友之间交谈，还是三者兼而有之。
毛泽东：不供发表。就是作为学者、研究者，研究社会情况，研究将来，研究历史嘛，我看你发表跟周恩来总理的谈话比较好，我的不要发表。意大利杂志上的这一篇我看了，我是从外国文翻译成中文的。
斯诺：你看写得可以不可以？毛泽东：可以嘛。你的那些什么错误有什么要紧？比如：说我是个人崇拜。你们美国人才是个人崇拜呢！你们的国都就叫作华盛顿。你们的华盛顿所在的那个地方就叫作哥伦比亚区。
斯诺：每个州里面还起码都有一个名为华盛顿的市镇。毛泽东：可讨嫌了！科学上的发明我赞成，比如：达尔文、康德，甚至还有你们美国的科学家，主要是那个研究原始社会的摩尔根。他的书马克思、恩格斯都非常欢迎。从此才知道有原始社会。
总要有崇拜嘛！你斯诺没有人崇拜你，你就高兴啦？你的文章、你的书写出来没有人读你就高兴啦？总要有点个人崇拜，你也有嘛。
你们美国每个州长、每个总统、每个部长，没有一批人崇拜他怎么混得下去呢！我是不喜欢民主党的，我比较喜欢共和党。我欢迎尼克松上台。为什么呢？他的欺骗性有，但比较的少一点。他跟你来硬的多，来软的也有。他如果想到北京来，你就捎个信，叫他偷偷地，不要公开，坐上一架飞机就可以来嘛。谈不成也可以，谈得成也可以嘛。何必那么僵着？但是你美国是没有秘密的，一个总统出国是不可能秘密的。他要到中国来，一定会大吹大擂，就会说其目的就是要拉中国整苏联，所以他现在还不敢。整苏联，现在对美国不利，整中国对于美国也不利。
你说，我的政策正确，5年之前就决定不出兵，所以尼克松不打中国。我说不是。我们在朝鲜出了100万兵，名曰志愿军。麦克阿瑟打定主意要轰炸满洲，就是东北，结果杜鲁门就把他撤了。这个麦克阿瑟后头又变成了一个和平主义者，你看怪不怪。所以世界上的人就是这么变来变去的。也有不变的，比如我们两个就不变。
我看你这次来访问比较前几次要深。你接触了工厂、农村、学校，这就是研究社会。
斯诺：现在中国的农业情况很好。毛泽东：中国的农业还是靠两只手，靠锄头和牛耕种。斯诺：这次来，我去看了一些我10年前参观过的公社。这些公社都取得了很大进步。毛泽东：现在有些进步了，但还很落后，识字的人还不多，女人节育的还不多。
斯诺：还是很不错，同10年前或5年前相比较。毛泽东：说有所进步，我赞成；“很大的”，不能讲，要谨慎。斯诺：但是现在没有人反对节育了。毛泽东：你这个人受人欺骗哟！农村里的女人，头一个生了是个女孩，就想个男孩子。第二个生了，又是女孩，又想要男孩子。第三个生了，还是女孩，还想要男孩子。……一共生了九个，都是女孩子，年龄也45岁了，只好算了。
斯诺：是啊，但是现在反对节育的人不多了，年轻人不反对了。毛泽东：重男轻女，这个风俗要改改。我看你们美国可能也是重男轻女，要有一个时间才能改变。
斯诺：现在美国有一个妇女解放运动，规模很大，他们要求男女完全平等。
毛泽东：你要完全平等，现在不可能。今天是不分中国人、美国人。我是寄希望于这两国的人民的，寄大的希望于美国人。第一是亚非拉啰，第二是欧洲、美洲和大洋洲。单是美国这个国家就有两亿人口，如果苏联不行，我寄希望于美国人民。
美国如果能出现一个领导的党来进行革命，我很高兴。美国的产业高于世界各个国家，文化普及。
外交部研究一下，美国人左、中、右都让来。为什么右派要让来？就是说尼克松，他是代表垄断资本家的。当然要让他来了，因为解决问题中派、左派是不行的，要跟尼克松解决。
他早就到处写信说要派代表来，我们没发表，守秘密啊。他对于波兰华沙那个会谈不感兴趣，要当面谈，所以，我说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当作旅行者来也行，当作总统来谈也行。总而言之，都行。他如果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我看我不会跟他吵架，批评是要批评他的。我们也要作自我批评，就是讲我们的错误、缺点了，比如：我们生产水平比美国低，别的我们不作自我批评。
你说中国有很大的进步，我说不然，有所进步。美国革命有进步，我高兴。我对中国的进步不满意，历来不满意。当然，不是说没有进步。35年前同现在比较，总进步一点吧，35年啊！
那时落后得很，只有8000军队。那时候二方面军和四方面军都还没有汇合。汇合后招兵买马，在陕甘宁才闹了25000人。我说是走了25000里路，剩下25000人。但是比长征前的300000人、几个根据地要强。政策改变了，王明路线被批判了。
斯诺：有一两件事想跟你探讨一下。第一是尼克松来华的问题，是否可以作这样的理解：目前他来是不现实的，但尼克松来华被认为是理想的。
毛泽东：但是你代表不了美国，你不是垄断资本家。斯诺：当然，我也刚要这么说。毛泽东：那是尼克松自己提议的，有文件证明，说愿意在北京或者华盛顿当面谈，不要让外交部知道，不要通过国务院。神秘得很，又是不要公开，又是这种消息非常机密。他选举是哪一年？
斯诺：1972年。
毛泽东：我看，’72年的上半年他可能派人来，他自己不来，要来谈是那个时候，他那个台湾舍不得，蒋介石还没有死。台湾关他什么事？台湾是杜鲁门、艾奇逊搞的。然后又是一个总统，那里面他也有一份就是了。然后又是肯尼迪。尼克松当过副总统，他那时跑过台湾。他说台湾有1000多万人，我说亚洲有十几亿人，非洲有3亿，都在那里造反。这个世界你看怎么样？斯诺：我同意主席说的，是一个控制的问题，一个美国要保持权利的问题。印度、巴基斯坦和中国的人口加起来有15亿，再加上印尼、日本等，亚洲的人口恐怕超过了世界人口的半数了。日本正在迅速地成为一个工业大国，它现在已经是世界第三个工业大国了。拥有如此众多人口的中国，如果在生产能力方面能够赶上日本，那么中国同日本加起来，其生产能力会远远地超过美国和欧洲。
毛泽东：这个要看政策。你们美国的华盛顿190多年前革命的时候，只有300万人口，但能够打败拥有近3000万人口的世界第一大工业国大英帝国。只有几根烂枪，几个游击队，几个民团。华盛顿是个大地主。他生了气了，打游击。这个英国人找不到美国人，而美国人在这个墙角里，那墙角里，嗵！嗵！嗵！从1775年起，打了一年以后，到1776年才开了一个13个州的会议，才正式选举华盛顿为总司令。兵也是稀稀拉拉的，没有多少，财政困难得很，发票子，但是打败了英国人。
你看我们呢？我们，你那时是看到的了。南方的根据地都丢了嘛，只有3万人不到，一块150万人口的地方。噢，还不到呢，因为那时候延安还没有占领呢。蒋介石可厉害了。以后马歇尔帮助他，就是杜鲁门时代。
你看中国人那个时候，稀稀拉拉，只有2万多兵，保安为根据地。这次你又去看了，那时候只有200户人家。谁想到我们能够占领大陆啊？斯诺：你想到了。毛泽东：想是想啊，但能不能占领还不知道啊。要到占领的那一天才算数嘛。后头日本人又来了。所以我们说尼克松好就是这个道理。那些日本人实在好，中国革命没有日本人帮忙是不行的。这个话我跟一个日本人讲过，此人是个资本家，叫作南乡三郎。他总是说：“对不起，侵略你们了”。我说：不，你们帮了大忙了，日本的军国主义和日本天皇，你们占领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全都起来跟你们作斗争，我们搞了100万军队，占领了一亿人口的地方，这不都是你们帮的忙吗？
你们美国有个记者叫卡诺，过去在香港，现在在苏联，他引了这段话，他说美国人很蠢，煽动全世界人民觉悟。
斯诺：我过去报道过这样一句话，许多人加以引用。毛泽东：就是要宣传这个。没有日本人、美国人帮助蒋介石，我们就不能胜利。
斯诺：前几天我见到西哈努克时，西哈努克也曾对我说：尼克松是毛泽东的一位好的代理人。
毛泽东：我喜欢这种人，喜欢世界上最反动的人。我不喜欢什么社会民主党，什么修正主义。修正主义有它欺骗的一面，西德现在的政府也有它的欺骗性。
斯诺：尼克松在南亚陷得越深，就越是发动人民起来反对他。毛泽东：好！尼克松好，我能跟他谈得来，不会吵架。斯诺：我不认识尼克松，但如果我见到他的话，是否可以说毛泽东：我只说，是好人啊！是世界上第一个好人！这个勃列日涅夫不好，勃兰特也不算怎么好。
斯诺：我记得你说过：“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段斗争问题。”毛泽东：就是啊。什么叫民族啊？包括两部分人。一部分是上层、剥削阶级、少数，这一部分人可以讲话，组织政府，但是不能打仗、耕田、在工厂做工。90％以上是工人、农民、资产阶级，没有这些人就不能组成民族。
斯诺：你看中美会不会建交？毛泽东：总要建交的。中国和美国难道就100年不建交啊？我们又没有占领你们那个LongIsland（长岛）。……
斯诺说：我记得，1965年1月，你同我谈话时，曾说过中国确有个人崇拜。
毛泽东说：那时的情况是需要更多的个人崇拜。现在就不同了，崇拜得过分了，搞了许多形式主义。比如什么“四个伟大”GreatTeacher,Leader，GreatSupremeCommander,GreatHelmsman（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一个Teacher，就是教员。因为我历来是当教员的，现在还是当教员。其他的一概辞去。
斯诺：过去是不是有必要这样搞啊？毛泽东：过去这几年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现在没有必要，要降温了。斯诺：我有时不知道那些搞得很过分的人是不是真心诚意。毛泽东：有三种，一种是真的，第二种是随大流，“你们大家要叫万岁嘛”，第三种是假的。他才不要相信那一套呢。斯诺：听说进城前夕开的一次中央全会上，曾经通过一项决议，禁止用党的领导人的名字命名城市、街道、山村等。毛泽东：这个现在都没有，没有什么用人名来命名的街道、城市、地方，但是他搞另外一种形式，就是标语、画像、石膏像。就是这几年搞的，红卫兵一闹、一冲，你不搞不行，你不搞啊？说你反毛，Anti－Mao！……
毛泽东在谈到个人崇拜时，是动了点情绪的。他很明白这一点，只有他自己才了解这一切。他让斯诺上天安门看到了个人崇拜，看到了他作为领袖的绝对权威及无上优越，看到了他在亿万中国人民心目中的形象。他的手臂在天安门城楼上一挥动，人们的情感就会像波浪一样翻腾，甚至不惜在他的指引下去赴汤蹈火。他的声音从中南海的书房里发出来，亿万人民会怀着虔诚的激情当作必须绝对服从、甚至超越了法律的最高指示。可是，他的内心却是十分孤独的。在中南海红墙内丰泽园的书屋里，他已经很难单独同什么人促膝谈心，交流感情，没有任何人可以跟他讨论，没有任何人可以跟他辩解，他的副统帅也说得很明白，只要是他的话，“理解的执行，不理解的也执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他的内心活动；只有同像斯诺那样的异国朋友，才能披露一点儿。他的心是痛苦的，孤独的。
历史往往会惊人地重复。1965年，毛泽东对斯诺谈要搞点个人崇拜，是为了让刘少奇下台；这次，讲“四个伟大”讨嫌，尽管斯诺还没有理解其深意，可是历史学家在今天可以据此断定，毛泽东已经觉察了林彪一伙的用心了。他又在考虑林彪是不是“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
在这年3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提出了改变国家体制，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会上大家同意了。可是，4月份林彪又提出设国家主席，并虚伪地建议由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毛泽东在林彪的报告上批示：“我不能再作此事，此议不妥。”此后半年内，他讲了6次不设国家主席，他不担任国家主席。人家就是不听。林彪还是强调不设国家主席，国家就没有个头。他警觉了，还说“一句顶一万句”呐，狗屁！8、9月间，庐山会议上，林彪不打招呼，突然在会上抛出反对所谓有人否定毛主席是天才的讲话。陈伯达接着抢先作了吹捧林彪、坚持设国家主席的发言，打乱了议程，引起庐山的一场混乱。他识破了这伙人的阴谋，严厉地批评了陈伯达。
“四个伟大”是林彪的发明，毛泽东对斯诺讲“四个伟大讨嫌”，等于点名说林彪“讨嫌”。
山南海北，海阔天空，毛泽东和斯诺谈锋极盛。午饭时分，两人在北屋中间的起居室里，共进午餐，湘菜的辣味和茅台酒的芬芳，使谈话更热烈起来。
毛泽东首先开口说道：“中美会谈，15年谈了136次。”“名符其实的马拉松会谈。”斯诺说。
“我不感兴趣了。尼克松也不感兴趣了。要当面谈。”毛泽东说。斯诺：你们跟俄国的问题打算解决吗？毛泽东：俄国的问题总也要解决嘛。世界上各国的问题都总是要解决的呀！
斯诺：那是。毛泽东：总要双方都愿意才行，只一方愿意不行。斯诺：俄国到底要干什么？毛泽东：不大懂，也搞不清。斯诺：俄国是不是怕中国？
毛泽东：中国有啥好怕？中国的原子弹有这么大（主席伸出小手指比划），俄国的原子弹有这么大（主席伸出大拇指比划），美国的原子弹有这么大（主席伸出另一只手的大拇指来比划），它们两个加起来有这么大（主席把两个大拇指并在一起），你看。
斯诺：如果从长远的角度来看怕不怕呢？毛泽东：听说是有点怕。一个人的房子里有几个老鼠，也有点怕，怕老鼠吃掉他的糖果。几个老鼠在房子里钻来钻去，他就睡不着觉，闹得不安宁，有些惊慌失措。比如中国挖防空洞，他们也害怕。这有什么好怕的呢？挖防空洞是防你来嘛，我钻洞嘛，又不打出去。中国批评他们的修正主义。我们不怕他叫我们教条主义。我们把他批评我们教条主义的文章在我们的报上发表。他们就不敢发表我们批评他的文章，他们就怕。你说我是教条主义，你总有一个理由嘛。教条主义就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嘛。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就要批倒。可是他不。他后头又请古巴代表团来讲和，说是要求停止公开论战。又请罗马尼亚来讲和，要我们停止公开争论。我说不行，要争论一万年。后来柯西金到北京，我见了他。我说，你说我们教条主义，好。但是这个发明者赫鲁晓夫为什么要把他搞掉，要把他整掉呢？你决议上写了的，说他是“创造性的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赫鲁晓夫同志”。为什么这样一个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你们又不要了呢？我想不通。你们不要，我们请他来行不行？请他到北京大学当教授，教那个发展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他又不给。我又说，但是你是总理，你是苏联国家的总理，我们的争论是要进行1万年的，因为看你的面子，我让步。一让一大步，不减少犹可，一减少就是1千年，一让就是1千年啊！他对我说那次谈话的结果不错。这些俄国人他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许多国家的人，他以为只要他一句话，人家就都会听。谁知道，也有不听的，其中一个就是鄙人。毛泽东：总而言之，我跟你反复讲的一句话就是，30年前到现在，我们两个人的基本关系没有变。我对你不讲假话，我看你对我也是不讲假话的。一个人不讲真话建立不起信任。
谁信任你啊？朋友之间也是这样。比如我们35年前第一次见面到现在，总没有变嘛，还是没有变嘛，总是以朋友相待嘛。官僚主义是有一点，但是我自己作自我批评嘛。……
这次谈话长达5个小时，直到午后一点。毛泽东已经很久没有对象来进行敞开肺腑的谈话了，一谈就是5个小时，几乎是他晚年与人交谈时间最长的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