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毛泽东说：我也感到上年岁了，但我还有精力、人也健壮。……我想在密西西比河里游泳。如果艾森豪威尔先生允许的话，我还想看他打高尔夫球呢。或许我再去医院探望一下杜勒斯先生。作为美国国务卿，他对我们很有用。同时，他对美国人民，对全世界劳动人民都有用。
1.毛泽东想到密西西比河游泳
1970年6月，中国武汉。
6月的武汉，已经热的难耐了，下半夜才凉下来。东湖旁一个静谧的别墅的一间卧室里，在柔和的床头灯下，有一个人靠着高垫的枕头，半躺在床上把卷夜读。这是一本线装书，当他读到魏以40余万兵马据城死守，陈庆之以精兵3000大破之，激起感情上的共鸣，忍不住执卷下床站了起身，在屋里踱了两圈，走到窗前站着。扔掉烟头，又点了一支烟吸着，遥望着星斗满天的夜空。他身材高大，魁梧，只是背有一点驼了。
他就是毛泽东。
这天晚上，他读的是“二十四史”第61卷的列传第51《南史·陈庆之传》。陈庆之是梁武帝时名将，受封武威将军，对魏作战，陈庆之有勇有谋，屡立战功。书中对其作战过程有较详细的记载。从一千多年前叱咤风云鏖战疆场的陈庆之，联想到自己的一生经历过的无数惊心动魄、威武雄壮、艰辛卓绝的战争场面，他忍不住从窗前走至书桌边坐下，执笔在书的天头上写了“再读此传，为之神往”。
兴奋之中，他又联想起当前的现实来。他刚得到报告，5月底6月上旬，苏联军队又在新疆边境挑衅，引起了流血的冲突。外电又报道，苏联军队在漫长的中苏边境处于一级战备状态；勃列日涅夫于6月8日在莫斯科的国际共产党会议上谴责了毛泽东，并且鼓吹建立针对中国的“亚洲集体安全体系”；还有消息说，有苏联人在某种外交场合试图与台湾接触；还有苏联外交官暗示，苏联避免恶化同美国的关系，以便孤立中国……
形势当然是严峻的。不久前，珍宝岛的战斗打起来后，毛泽东曾经同意周恩来的提议，让陈毅、叶剑英、徐向前与聂荣臻四个老帅，每星期六在中南海紫光阁五承殿开一次国际形势座谈会，将意见上报中央供决策参考。在3月份的报告中，四个老帅对珍宝岛自卫反击战后苏联会不会大打的分析，吸引了他的注意。四个老帅认为，苏联在边境搞点紧张局势、制造点冲突是可能的，但是要跟中国大打，目前还不可能。老帅们的理由是去年苏联入侵捷克；就动员了20多个师50万军队。目前苏联在我边境有40个师号称陈兵百万。真要进犯中国打大仗，至少要有100多个师约300万兵力。这又谈何容易！中苏两国，同以马克思为老祖宗，为什么要刀兵相见？这绝对是马克思老祖宗没有预见到的。但毛泽东却很清楚，中苏两党的分歧，由来已久。毛泽东心里一直清楚，斯大林一直不相信他，把他当作“农民领袖”，从抗战开始一直到解放战争，斯大林不相信中国共产党会夺取胜利，对蒋介石容忍纵容。抗战时期，为了苏联本身战略需要，斯大林只援助蒋介石，而拒绝援助中国共产党，不考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利益。斯大林认为，在中国，只有国民党有力量，它又能得到英美两大盟国的同情和援助；而中国共产党人在贫瘠的西北黄土高原上艰苦抗战，正需要援助的时候，斯大林担心援助它会引起蒋介石和英美盟国的不满。斯大林还通过共产国际和王明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放弃独立发展，放弃争取领导权的斗争原则。对此，毛泽东早就在党内讲过，抗战初期的王明右倾机会主义，都是从斯大林那里来的。
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临的政治、军事形势都很好，正准备南下渡长江，解放全中国。斯大林对此另有看法，1948年5月，派米高扬来到西柏坡，要求我们“停止内战”，搞“南北朝”，南北分治。南京解放前夕，苏联同国民党政府仍保持着外交关系。蒋介石在南京呆不住了，迁都广州，苏联大使罗申奉命随同蒋介石政府迁馆到广州；而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则未走，留在南京观察形势发展。苏联的作法同他们对当时的整个国际形势的错误估计有关。苏联担心中国内战会打乱雅尔塔会谈划定的势力范围，导致美国卷人，危及苏联利益。斯大林也怕打第三次世界大战。斯大林的总出发点是要从战略上稳住美国，赢得和平建设的时间。苏联对中共能否解放全中国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也持悲观态度。当时，毛泽东还想到：对国际形势的估计和是否能解放全中国的看法同苏联是有分歧的。
1949年底，他率代表团乘专列抵莫斯科的时候，正是中午12点正，专列一停靠月台，克里姆林宫的大钟就“当当”地敲响了。除斯大林以外的苏联最高党政军领导人，几乎全部到车站迎接。当天下午6时，斯大林率领苏共全体政治局委员会见毛泽东。他记得刚一见面，斯大林不等介绍，就走上前来握住他的手，高兴地说：“想不到你是这样的年轻和健壮”。还说过：“你们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而胜利者是不受指责的”。为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毛泽东在苏联呆了很久，很费了一番力。斯大林害怕触犯雅尔塔协定，但后来还是同意签订这个条约。在以后好几年，是两党两国关系最好的时期。苏联援助中国143项工业项目，还派了大批顾问和专家帮助中国建设，培训新中国的技术干部和接受留学生、进修生。
苏共20大以后，随着中苏大论战的开展，两党之间又有了裂痕，毛泽东和赫鲁晓夫当面争论过两次。第一次是1958年，赫鲁晓夫来北京强行要求在中国建立海军基地。毛泽东拒绝了。赫鲁晓夫施加了压力。毛泽东冷冰冰地回答：“你最好全部接管中国海岸。”赫鲁晓夫问他，如果真是这样，主席怎么办？他说，他将重新上山打游击。赫鲁晓夫反辱相讥：“游击战在现代世界里已经没有市场了。”他也回敬说：“如果一定要握住中国人的鼻子，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办法？”
第二次，1959年，赫鲁晓夫在戴维营结束与艾森豪威尔总统的会谈后，飞来北京。他要求中国释放8名在朝鲜战争期间和之后在东北俘获的美国空降特务。毛泽东回答说：“这很难做到，你知道，中国有自己的法律。”赫鲁晓夫当场就红了脸，坚持说这几个人一定要释放，因为在戴维营会谈中，赫鲁晓夫已经答应了艾森豪威尔。赫鲁晓夫碰了钉子，又接着为尼赫鲁当说客，要中国答应给尼赫鲁一片领土，说“那不过是一块荒无人烟的不毛之地”。毛泽东回答说，根本的问题是印度武装有预谋地入侵中国领土，他本人以及驻西藏的边防军的领导也都没有觉察，直至边民和巡逻兵多次报告之后，中国政府才不得不发出正式抗议，采取了自卫反击步骤。此后，苏联撤退专家，撕毁协议，两国关系就恶化了，以至发展到珍宝岛战斗。
远处隐约传来一声鸡啼，天快亮了。他还没有睡意。他的思绪又回到了4个老帅身上。
最近，5月份的报告中，老帅们的建议更引起了他的兴趣。鉴于尼克松总统上台后，美国对外政策发生了一系列微妙的变化，陈毅提议：恢复中美华沙大使级会谈，打开冰冻已久的中美关系。其他三位老帅也一致赞同。这项提议，在毛泽东脑中萦想已久。从法国首任驻华大使马纳克转达的尼克松的正式口讯来看，美国真的想跟中国缓和了。尼克松一定是想从越南脱身。算盘打得很精。
想到美国，毛泽东想起他的美国朋友斯诺，还有斯特朗女士。1959年3月的一天早上，毛泽东在东湖边上又会见了斯特朗。她是跟黑人朋友杜波依斯夫妇一块儿来武昌看望他的。毛泽东跟斯特朗说起，这是自延安那次谈“纸老虎”以来，他第一次接见美国朋友。大家坐下之后，谈笑风生。他先问起岁数。那年杜波依斯91岁，斯特朗73岁，而他自己当时66岁。记得他开心地说：“有三代了！”斯特朗说：“只有两代半。”他挥了一下手说：“我们不讨论确切数字问题，可是，杜波依斯的年龄完全可以当我父亲了。”
毛泽东十分钦佩杜波依斯91岁高龄尚如此身轻体健，他说道：“连我也感到上年岁了，但我还有精力，人也健壮。我每年还能畅游长江，也在中国其他河域里畅游过，还希望多游一点。如果你们3位不反对的话，我想在密西西比河里游。但我估计另外3位——杜勒斯先生、尼克松先生、艾森豪威尔先生——可能要反对。”
他记得，杜波依斯有点严肃地回答：“正相反。这3位很可能想见到你在密西西比河里游泳，尤其在河口附近游。”
毛泽东笑着回答：“真的吗？如果这样的话，我便近日内动身出发，就算是位旅游者好了。我不谈任何政治问题，只在密西西比河里游泳。如果艾森豪威尔先生允许的话，我倒还想看看他打高尔夫球呢。或许我再去医院探望一下杜勒斯先生。”
杜波依斯冷冰冰地说：“这可能会给杜勒斯一击。”他记得自己回答道：“这远非我去的用意，我非常希望杜勒斯先生能康复。作为美国国务卿，他对我们很有用。同时，他对美国人民、对全世界劳动人民都有用。”毛泽东是指杜勒斯作为反面教员的作用。
天已经朦朦亮了，毛泽东才又躺回床上。他把书卷搁在枕头边。当他闭上眼皮时，已经不再想1000千多年前的名将陈庆之，而是想着，他能不能到密西西比河去畅游！
1970年5月下旬。
2.尼克松—墓辛格拍档
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里，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在处理当天的事务之前，站在那明亮的长方格子玻璃窗前，欣赏着窗外玫瑰园里盛开的鲜花，茂密的郁金香，清丽的葡萄风信子花……使他胸中回响起一段乐曲的旋律。那是他今早起床时，在林肯起居室放的拉赫马尼诺夫第二钢琴协奏曲的唱片。音乐那明朗的情绪，稍带东方色彩而节奏活跃的主旋律此时似乎在玫瑰园里充盈弥漫。而尼克松也似乎因此而陶醉着，陷入了遐思之中。
理查德·尼克松，1913年1月9日出生于加里弗尼亚州一个电车司机的家庭。出身寒微的尼克松完全是依靠个人奋斗而闯进美国政坛，曾先后当选为众议员、参议员、副总统。
在尼克松较早就开始的政治生涯中，他的表现并不为中国人看好。50年代曾给艾森豪威尔总统当过8年的副总统。按着那时美国的政治倾向，尼克松在一场合公开或不公开地对共产主义制度、对中国共产党都作过很激烈的指责。更使中国共产党人气愤的是，他还曾作为美国副总统去台湾作过那种“亲善性”的访问。但尼克松其人却以其特殊的品质和作为一个政治家特有的耐性和敏感，为人所称道。他于1960年竞选总统失败后，卧薪尝胆8年之久，这才看准时机，东山再起，一举赢得1968年的美国总统大选。这使当时与他角逐竞争共和党候选人的美国石油大王洛克菲勒也败在他手下，从而也赢得了这个对手的信服。
当时亨利·基辛格是一心想帮助洛克菲勒坐上总统座椅的，一开始并个把尼克松这样身后还缺少深厚的财团背景的总统竞选人看在眼里。当记者问起基辛格对尼克松竞选总统有何看法时，基辛格只用了4个字来回答：“荒谬可笑。”
记者紧追不舍地再次发问道：“如果尼克松当选为美国总统，你怎么看？”
基辛格说：“那就更荒谬可笑了。”但是，共和党人却在不久以后演出一场“荒谬可笑”的选举戏，第一轮投票结果，洛克菲勒就以277票对尼克松的692票败下阵来。那一阵，基辛格对尼克松简直讨厌透了，甚至连电视新闻都不想看一眼，因为不想看到电视里那个美国总统侯选人尼克松的那张脸。但是尼克松当选总统后，却主动找上门来，要请基辛格当他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这是一个不次于国务卿的重要职务。尼克松告诉基辛格，他本人一直很器重基辛格的才识和能力，曾认真地读过基辛格所著的几本书，认为在当今美国，他这样十分新鲜而富有独到见地的著述还不多，所以，他希望基辛格能到他的内阁做事。基辛格大为吃惊。他不想去给尼克松做事，为此，基辛格去征询洛克菲勒的意见。而洛克菲勒却竭力鼓励基辛格去与尼克松共事，用出自己的满腹才学和处事能力，干出一番业绩来。基辛格在与尼克松共事以后，才觉出这位不太喜欢夸夸其谈的总统的确有他独到的见识和思维方式。尼克松善于审时度势，及时地调整自己的战略和战术。在对华问题上，他也是走的这样的一条路线。
尼克松这种不因循守旧、敢争天下先的独特风格，在打开对中国关系的僵局上使他赢得一片叫好声，但最后还是被那些不喜欢他的人给拉下了台。当然那是别的话题了。
毫无疑问，作为美国总统的尼克讼对中国作出和解姿态并非空穴来风、奇思怪想的结果，而是从美国全球利益的立场出发，经过深思熟虑所作出的战略大转换。这种想法源于他的竞选总统的演讲辞中。
他在选举演说中曾不止一次地说，不管是谁当选今后4年或8年的美国总统，“都必须服从这样一个假设出发：到头来必须同下一个超级大国共产党中国的领导人谈判。”
他还很明确地对采访他的记者说：“我将会访问中国，如果中国肯给我签证的话。我认为我们今后8年内将看到同中国的对话。在今后8年内，中国问题一定要得到解决，不然的话，它将成为悬在头上的剑。”
1969年1月，在尼克松上任后对他和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所作的第一道指示，就是要他“探索重新与中国人接触的可能性”。
1969年1月，尼克松的就职演说再次向中国方面发出信息。经过毛泽东批示，尼克松对中国发出的信息，便通过《人民日报》的转载，在更大范围内传播开来。毛泽东又委托中国的四大元帅，共同探讨调整对美战略的良策。
3.毛泽东亲自批准同美国恢复会谈
1969年3月，中苏发生了珍宝岛事件。这件事使得尼克松更加深了过去对于中国问题的新观念。这年夏天，中苏在新疆边境又发生了冲突。基辛格和尼克松对此事作了很细致分析和研究后，尼克松认为时机成熟，即在7月出访亚欧前夕，宣布对中国放宽人员来往和贸易交流的限制。在出访过程中，尼克松请巴基斯坦和罗马尼亚总统向中国领导人传话，希望同中国对话。
1969年9月，周恩来总理和柯西金在北京机场会晤后，尼克松进一步加快步伐，指示美国驻波兰大使，立即寻找机会同中国驻波兰代办接触。12月3日，美国驻波兰大使在华沙科学文化宫举办的南斯拉夫时装展览会上，追着向中国驻波兰使馆人员表达了这一愿望。
中国作出了积极响应。1969年12月，毛泽东亲自批准同美国恢复大使级会谈。
1970年1月20日和2月20日；举行了两次中美华沙大使级会谈，但只谈了两次又因美国入侵柬埔寨而被迫中断。
中美华沙大使级会谈再次中断后，尼克松和基辛格感到这种会谈易受美国国务院的干扰，而且每次都是互念经过批准的稿子，既耽误时间，又不解决问题。尼克松决定在恢复华沙会谈的同时另辟渠道，同中国领导人对话。
基辛格在3月20日给国务院发了一个备忘录，建议立即举行华沙会谈，并主张给斯托塞尔大使的指示要反映总统对更高级会谈的积极态度；美方还应该接受雷阳的暗示，即一般的远东问题也可以讨论，而不仅限于传统的中美双边问题。国务院回复说，最早也要到4月8日才能把“经审批”的发言稿拟好。尼克松同意了这个方案。
北京在答复中建议4月15日开会。可是，美国国务院又提出，台湾“中华民国”行政院副院长、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定于4月22日访问华盛顿，因而在访问前两个星期或访问10天内举行华沙会谈是不明智的，建议4月30日或以后的任何一个时间举行华沙会谈。
信息传给中国人以后，过了20来天都没有答复。尼克松曾耽心地问基辛格，是不是中国人又后退了。基辛格苦涩地一笑，答道：“显然，中国人被我们的拖延激怒了。”整整过了4个星期之后，4月28日，华沙才传来中国人的答复，提议5月20日举行第137次会谈。尼克松马上批准同意了。基辛格意味深长地对尼克松说：“在目前，在周恩来支持西哈努克在北京建立了流亡政府与解放军，而我军与南越军队正开进鹦鹉嘴，要踏上柬埔寨领土。在这时，中国还同意进一步会谈，安排头号帝国主义的代表进北京，这已经很不寻常了。”
直至5月18日，美军采取进入柬埔寨的作战行动已将近3个星期的时候，中国政府授命新华通讯社发表了一个简要的声明：鉴于美国政府悍然出兵入侵柬埔寨，“中国政府认为按原定5月20日举行中美大使级会谈和137次会议已不适宜。今后何时举行，将通过双方联络人员另行商定。”
尼克松曾请基辛格分析这个声明。基辛格乐观地认为，中国人认为“不合适”的只是举行会谈的日期，而不是举行会谈这一事实。中国人在声明中还提出了继续会谈的程度。基辛格对尼克松宽慰地说：“总统，这样反而好些。我们开起会来免不了要对骂一通，在柬埔寨的问题他们非严厉谴责我们不可。”
尼克松刚刚放下心来，想不到就又接到了毛泽东谴责美国“入侵柬埔寨”的“5·20声明”。此刻，毛泽东那篇《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声明的英译本就放在尼克松的桌子上。
想到这里，尼克松转过身，走到那一面以鹰为标志的总统旗帜与另一面星条旗之间的总统转椅坐下，批阅起办公桌上的报告与文件来，他特别拿起了那份毛泽东的“5·20声明”——也就是昨天，这位中共领袖在天安门城楼上挥手对着广场上近200万革命群众，发表《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声明，仔细地读了起来。
目前，在世界范国内，正出现一个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高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帝及其追随者不断地发动侵略战争，各国人民不断地用革命战争打败侵略者。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各国人民必须有所准备。但是，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
美国侵略者在越南、老挝打不赢，阴谋策动朗诺—施里玛达集团的反动政变，悍兢出兵柬埔寨，恢复轰炸越南北方，激起了印度支那三国人民的愤怒反抗。我热烈支持柬埔寨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反对美帝及其走狗的斗争精神，热烈支持印度支那人民最高级会议的联合声明，热烈支持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领导下的王国民族团结政府的成立。印度支那三国人民加强团结，互相支持，坚持持久的人民战争，一定能够排除万难，取得彻底胜利。
美帝国主义屠杀外国人，也屠杀本国的白人和黑人。尼克松的法西斯暴行，点燃了美国革命群众运动的熊熊烈火。中国人民坚决支持美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我相信，英勇战斗的美国人民终将得到胜利，而美国的法西斯统治必然失败。
尼克松政治内外交困，国内一片混乱，在世界上非常孤立。抗议美国侵略柬埔寨的群众运动席卷全球，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成立不到10天，就得到近20个国家的承认。越南、老挝、柬埔寨三国人民抗美救国战争的形势越来越好。东南亚各国人民的武装斗争，朝鲜、日本和亚洲各国人民反对美日反动派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的斗争，巴勒斯坦人民和阿拉伯各国人民反对美以侵略者的斗争，亚洲、大洋州人民的革命斗争，都在蓬勃发展。中国人民坚决支持印度支那三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反对美国及其走狗的革命斗争。美帝国主义看起来是个庞然大物，其实是纸老虎，正在垂死挣扎。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不是越南人民、老挝人民、柬埔寨人民、巴勒斯坦人民、阿拉伯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怕美帝国主义，而是美帝国主怕世界各国人民。一有风吹草动，它就惊慌失措。无数事实证明，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弱国能够打败强国、小国能够打败大国。小国人民只要敢于起来斗争，敢于拿起武器，掌握自己国家的命运，就一定能够战胜大国的侵略。这是一条规律。
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一切走狗！尼克松看完后，下颏都气得扭歪了，脾气变得特别坏。刚才听音乐与看花时的愉悦心情烟消云散。尼克松没有像往常那样，将自己的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召来，对事态作分析；他已经气急败坏地抓起电话颁布命令：
“凡是在越南用不着的第七舰队的舰只全部开进台湾海峡。挫掉毛那种好战的锐气。我要他们知道，我们不是在虚张声势，恐吓它们……”
他已经气得不像往常一样要求各部门进行联合研究，不要求作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而直接下达命令了：
“我不想要什么长篇大论的文件。不要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我要你打电话传达，这是总司令的命令。你可以告诉莱尔德（当时的国防部长），事情已经无可挽回。我要舰只在24小时内到达台湾海峡。”
尽管尼克松大发脾气，他的下属们倒是十分清醒的。毛泽东无非是在天安门上又像往常一样大骂“美帝”，这已经是家常便饭了，并没有产生异常的攻击美国军舰或是杀害美国人生命，也没有进犯美国盟友台湾，并没有发生任何实质性的威胁美国安全的行动。而且，尼克松的亲信们已经追随他多年，熟知他的性格与脾气，早已认识到，像这类命令如果不在24小时内执行是会更有利于国家利益的。
这件事表明了这位偏爱外交事务的美国总统的两种心态：一是焦急，急于打开与中国的关系从而在东南亚脱身与制约苏联；二是说明他把握不定。连基辛格也感觉到，每当尼克松说“无可挽回”的时候，正突出地表明了他的把握不定。
20年来形成的疑心是不容易克服的。尼克松暴跳如雷，是由多方面复杂的因素积累至“5·20声明”的导火线上爆发。除了声明中美长期敌对而形成的疑心，及尼克松本人复杂而矛盾的内心性格，还表明了尼克松对国内内部扯皮而耽误了华沙会谈的日期十分恼怒。
1970年2月20日在美国大使馆举行的第136次大使级华沙会谈中，中国代办雷阳作了一次非常奥妙和委婉的发言，表示中国方面愿意接受美国派一个使节去北京的建议。尼克松受到鼓舞，感到似乎快要突破了。
随着，尼克松又于2月22日收到了叶海亚总统托巴基斯坦驻华盛顿大使希拉利转来的一封信。信中，叶海亚有把握地告诉尼克松，美国近几个月来所采取的行动已在一定的程度上“打动了”中国人。叶海亚还说，中国人现在不像以前那么担心美国与苏联勾结了；但是，要是美国把中国愿意同其进行实质性对话归结于中国实力的虚弱和对苏联的惧怕，将会引起北京十分敏感的反应。叶海亚还说，中国人“认为扩大越南战争的可能性已经不那么大了。他们认为中美交战的可能现在已经变得很小了”。他们“愿意同美国进行一场涉及两国一切分歧的实质性对话”。还指出，“谈判将是严峻的和艰难的”。
尼克松读了叶海亚的信十分高兴，感到中美接近的前景良好，觉得毛泽东和周恩来不是他以前想象的怒气冲天、头脑僵硬的领导人。他感到通往北京的道路已经打开，只要美国准备巧妙地往下走的话。他当即授命基辛格复信给叶海亚，对报界的揣测虽然无法控制，但是白宫将审慎地避免发表任何可能怀疑中国的动机或实力的评论；还通过叶海亚向北京建议，开辟一条比华沙会谈更适于秘密交换意见的渠道，或是直接通向白宫的渠道。不久，传来的回音是中国拒绝了。看来，只好依靠华沙会谈。
4.基辛格—罗杰斯冲突
下一次华沙会谈该是第137次了。面临中国接受美国要派使节去北京的建议的情况，尼克松觉得恼怒的是，美国政府内部的扯皮再次表面化了。基辛格已经向尼克松提出，在下一次华沙会谈中，美国不能仅仅用大家所喜爱的那些常规议程项目（台湾问题、资产问题、权利要求、囚犯问题、记者互访，如此等等）来回避问题了，哪怕是用最巧妙的笔法来拟定给斯托塞尔大使的指示也不能掩盖美国必须回答中国人邀请去北京这个现实。
可是，美国国务院的官员们认为，讨论了15年的那些双边问题还未取得进展就去北京岂不暗含有向中国人让步的意思？况且会使美国的盟国发生误解，更不消说要引起莫斯科敌意了。国务院东亚司的官员与专家主张要中国人对美国所关心的主要亚洲问题作出让步，作为美方代表赴北京的代价。这些官员们更担心派使节去北京这件事可能要由白宫执掌，国务院就插不上手了，因而对之进行顽强的抵制。
这场官场争斗是针锋相对的。基辛格向尼克松表明，同现在使中国人感到不安的主要问题比较，双边问题是次要的。只有非常担心苏联的意图，才能说明为什么中国人愿意坐下来跟一个以前被自己称为头号敌人的国家会谈。罗杰斯国务卿却担心，中国人可能使美方在北京陷入旷日持久的屈辱性谈判中而不能自拔。双方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召开的会议中激烈地争论。
基辛格说，中国人根本不可能想要使我们受辱。只有肯定中国人是在谋求减少他们的敌人，才能说得通为什么北京会发出邀请。光是开始会谈就会使国际关系发生革命性的变化。
意见的分歧和官场的争斗使基辛格和国务卿罗杰斯结下了宿怨。这已经是人人皆知了。基辛格给人的印象是狂妄自大，自命不凡，甚至公开对人抱怨说：“罗杰斯真蠢！罗杰斯对全世界来说是个危险人物！罗杰斯是外行！对外交一点都不懂！”
罗杰斯为人挺有涵养，对基辛格的抱怨，大都有礼貌地保持沉默。如果基辛格在公开场合把他说得太不像话了，他才会给尼克松的白宫办公厅主任霍尔德曼打电话。但是，罗杰斯越是克制自己，基辛格也就越是抱怨得厉害。这真给尼克松带来很大的压力。尤其是基辛格更没有少告罗杰斯的状。基辛格经常在尼克松面前充满情绪地长论指责罗杰斯。开始的时候，尼克松容忍了这种指责，他从大处着眼，很欣赏基辛格的学识和才干，特别是其在外交政策上的主张很对他的胃口；于是，他认为容忍这种指责是聘任基辛格当顾问必须付出的代价。但是，时间一长，尼克松就觉得基辛格太过份了。他私下向霍尔德曼抱怨，基辛格总是让总统浪费大量时间，来听其对罗杰斯提出一些上不了纲的埋怨话。
这次，在对待中美华沙会谈中爆发的基辛格与罗杰斯之间的扯皮，使尼克松考虑过用大调动的方法来解决这两个人之间的问题。他想过要把罗杰斯提升到最高法院去，让同基辛格合得来的埃利奥特·理查森担任国务卿。这个想法，他没有马上付诸实现，他也并不认为罗杰斯是个窝囊废。他的内心十分矛盾。
于是，扯皮现象又延续了下来。基辛格很快就给尼克松送去一份自己对毛泽东声明的分析：实质上，……都是一篇非常空洞的声明。声明的中心论点是：小国能够打败大国，河内看来必定从中得不到什么安慰。它没有提出什么威胁，没有承担什么义务，对你没有进行人身攻击，在有争议的双边问题上避免表态。
从策略上，毛的声明是要达到这么几个目的：
——利用你在柬埔寨的行动大事宣传。
——以毛的个人威信加强中国人对西哈努克的支持。
——它尖锐地指出，已有20个（别的）国家承认西哈努克（莫斯科没有承认西哈努克，而且始终不承认他）。尼克松经基辛格分析以后再浏览了一遍毛泽东的声明，这才觉得把其中慷慨激昂的词语去掉以后，露出了非常谨慎的实质。尼克松这才豁然开朗，省悟到他要在台湾海峡重新部署力量并非良策，而只会把事情搞糟。毛泽东是留着不少口子以待恢复两国互相接近的；在盛怒之下把这些口子都堵死是一点好处也没有的。他觉得自己更离不开这个哈佛教授了。他拿起了电话，想邀基辛格周末去斯坎比岛度假。
1970年6月，美军撤出柬埔寨后，尼克松于10月初先发出要打破中美关系僵局的信号，公开表示：“如果我死以前还有什么事情可做的话，那就是去中国。如果我去不了，我要我的孩子们去。”接着尼克松又趁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和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去美国庆祝联合国成立25周年之际，请这两位总统向中国领导人传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