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毛泽东说：“在同美国人会谈时更应使用劝说的方法，可以对他们讲，……美国何必为了一个仅仅不到1000万人口的台湾岛与6亿中国人民为敌呢？……说话时不要对美国人使用像板门店谈判中那样过分刺激的语言，不要伤害美国民族的感情，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民族，应该和好。”周恩来说：“我们不愿谈判破裂，但我们不怕谈判破裂。美国如果想打仗，我们也可以奉陪。”
1.毛泽东说，我们不急于同美国建交1954年春夏，联合国在风景如画的瑞士召开了国际日内瓦会议，这是自板门店谈判以来，中美之间的首次官方接触。为此，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声明，美国同意中国参加日内瓦国际会议并不含有对中国的外交承认。在会议期间，盛传同恩来总理要同杜勒斯握手，被杜勒斯拒绝了。杜勒斯特地给美国代表团立下了一条纪律，无论谁都不准和中国代表团的人握手。
握手事件说明了中美两国之间隔阂之深重，关系之恶化，对立之尖锐。美国对于共产党中国使它在朝鲜战场上丢失了面子，恨意久久难消，这种仇恨心理，集中地表现在日内瓦会议期间，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对中国代表团的那种极端的态度上。日内瓦会议是为讨论朝鲜和平与印度支那和平而召开的。主要由美国和苏联这两个冷战中的对手掌握会议。其时的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是美国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和理论家。他有他的坚定信念，决不容许共产主义在世界上存在。他给中国人民留下的最深的印象是那句名言：“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的第三代、第四代身上。”
在日内瓦会议期间，他很少说话，更是难得有笑意。由于前不久刚做了手术，胃内放进了一支“镭管”，所以脸色苍白，身体非常虚弱。这样他在日内瓦会议上就得了一个很有意味的“雷管”的外号。
“雷管”自然就隐含着少碰着他为好。杜勒斯也不喜欢与很多人打交道，更不想与共产党人打交道。因而开会和散会，美国代表团总和苏、中代表团在不同的门进出，很少相遇。偶尔有几次狭路相逢，周恩来面色庄严，但从容大度；而杜勒斯则立即紧张地绷紧苍白的脸，动作也变得生硬机械起来。
但是，美国官员们不是铁板一块，副团长史密斯副国务卿就有自己的看法。有个美国记者曾当面问过史密斯：“你和杜勒斯同周恩来有没有什么接触？”史密斯回答得很风趣：“如果有接触的话，唯一的接触就是我们在卫生间共用过一条手巾。”据当时担任中国代表团秘书长的王炳南回忆，当时的情景是：
有一天，我们很多人聚在酒吧里喝茶。这时，史密斯端着酒，走过来，主动找总理的翻译浦寿昌攀谈，这是没有先例的。史密斯对浦寿昌说：“你的英文讲得漂亮，地道的美国音。你是在哪儿学的？”他还赞扬了中国的古老文化，讲了许多友好的话。这在敌对的两个代表团来说是不寻常的。我们对史密斯这一举动很重视，回去后向总理作了汇报。周总理说：“好啊，既然史密斯愿意而且敢于同我们接触，那明天休息时，我也找他谈谈。”第二天休息时，当王炳南发现史密斯一个人走向柜台去喝咖啡时，便赶紧把周恩来引到那里去。史密斯这时左手拿着雪茄，看见周恩来向他走来，并要向他伸出手时，他急忙用右手去端咖啡，这样就无法握手了。他笑容可掬地和总理打招呼，客客气气聊了一阵子，讲了一些友好的话。会议结束的最后一天，又是休息时，总理正和别人聊天，史密斯微笑着主动凑上来同周总理交谈。他说：“会议即将结束，能够在这里和你认识，我感到非常荣幸和高兴。你们在这次会议上发挥了很大作用。我们希望不管朝鲜也好，越南也好，都能恢复和平。”说完，周恩来也笑着说：“我们一直没有拒绝和你们的来往，上一次难道不正是我先向你伸出手的吗？”史密斯拉拉周恩来的胳膊摇晃了几下，笑眯眯地走开了。史密斯遵守了杜勒斯定的不准与中国人握手的纪律，同时又聪明地用摇胳膊的方式表达了他对周恩来的钦佩。
对如此紧张、恶化的中美关系，毛泽东有他自己的看法。毛泽东当时一再说，我们不怕美国的封锁，我们也不急于要同美国建交，不急于进联合国，我们奉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外交政策。毛泽东还说，我们有一天把事情办好了，美国就会后悔，那时也是悔之晚矣。
美国在朝鲜战场失败以后，国内涌起一股批评政府对华政策的呼声，不少人觉得美国对中国实行敌对政策是不现实的。美国著名将领布菜德雷将军认为朝鲜战争是美国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同错误的对手打了一场错误的战争。可是，美国统治集团仍然执行僵硬的敌视中国的政策，致使中美之间的对立空气十分浓厚。
2.中国愿意留一条门缝
在杜勒斯看来，握手不握手是个原则，“握手”即表示“和解”，表达“友谊”。他怕因此造成外交上承认新中国的印象，但他并不是不想与新中国接触，因为杜勒斯有一桩心事要和中国交涉。
美国有一批在朝鲜战场上被俘的军人和在中国犯了罪的平民尚在中国关押，这个问题使美国政府受到了很大的压力，公众舆论谴责美国政府拿这些人的命运作为对华政策的牺牲品。盟国也认为，中、美双方如能接近一点，将会促进太平洋地区的和平。正是在这种内外压力的气氛下，美国同意与中国举行称作中美两国代表的会晤。
日内瓦会议期间1954年5月19日，英国驻华代办杜威廉向中国代表团成员宦乡表示，他愿以私人身份就在华美侨问题和在美华侨问题作一个中、美之间的中间人。
宦乡立即向周恩来总理汇报了这一情况，周恩来向宦乡作出指示：“在中美关系如此紧张的情况下，我们应该抓住美国急于要求在华的被押人员获释的意愿，开辟新的接触渠道，但谈判中首先要联系中国留学生和科学家被扣问题。
为了掌握主动，5月27日，中国代表团发言人向新闻界发表了关于美国无理扣押我侨民和留学生的谈话。同时表示，中国愿意就被押人员问题同美国举行直接谈判。
宦乡根据总理指示，继续与杜威廉联系。经过6月1日和4日两次接触，最后达成协议：美国代表团指定美国驻捷克斯洛伐克公使约翰逊为代表、国务院远东司副司长马丁为助手与中国接触；中方由王炳南为代表、柯柏年为助手与美方接触。根据美方的建议，中方同意接触地点在“国联大厦”。由于英国外相艾登指示杜威廉作为中介，参加中美之间的接触，因此，总理也让宦乡参加了首次接触。
6月5日上午10点，中美双方在日内瓦“国联大厦”进行了第一次会谈。这次会谈的地点是美方选择的。由于当时美国还没有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约翰逊为避免形成两国政府正式谈判的气氛，有意选择了“国联大厦”里一间没有桌子、只有几套沙发的会客室，给人以会客的感觉，可谓是用心良苦。
第一次的会谈只进行了约半个小时。由于是初次接触，双方不免都有些拘谨。约翰逊是一位老练的外交家，对中国的情况比较熟悉，反应也颇敏捷。他提出会谈时双方不作记录，以使会谈的气氛比较轻松，少一些拘束。
会谈开始后，约翰逊提出，在华被扣的美国人共有83人，分为四类：在华被监禁的美侨，在华被软禁的美侨，要求离华而得不到出境证的美侨，以及在华被扣留或被监禁的美国军人包括原空军人员和“联合国军”中的美军人员，此外，还有1953年1月在汕头附近被扣留的美国海军人员。希望中方能让这些美国人早日离华返美。
中方代表王炳南表示，美国方面提出来要商谈的问题，中方一直认为可由双方直接接触。美方今天提出的问题，希望美方提交一份具体名单。关于在美国被扣留的中国侨民和留学生问题，中方将在以后的商谈中提出。
6月10日，双方举行了第二次会谈。这次会谈的地点由我方选择。为了与美国代表团针锋相对，中方在“国联大厦”选了一个房间，有意在房间里摆了一张大长桌子。我方坐一方，美方坐一边，形成两国政府正式谈判的气氛。
会谈一开始，约翰逊提交了一份所谓被中国政府扣留的美国侨民与军人的名单，并要求中方给予这些人早日回国的机会。对此，王炳南作了原则性的答复。他说：
只要双方都有解决问题的诚意，这个问题是不难解决的。在中国的美国侨民，只要他们是遵守中国法律的，他们是会得到保护的。他们可以在中国境内居留，从事合法的职业。如果他们为了某种原因要离开中国回美国去，只要他们没有未了的刑事案件或民事案件，他们随时都可以走。实际上，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已经有1485名美国侨民离开了中国。至于在中国从事间谍和破坏活动的极少数美国人，他们被扣押是罪有应得。你方交来的名单，我们将进行研究并在下次会谈中予以答复。关于美国政府扣留中国留学生的问题，我们准备在下次会谈中提出。
在6月15日举行的第三次会谈中，王炳南首先答复了美方6月10日提出的被拘禁在中国的美国人与家属通讯等问题。他说：
中国方面同意固犯罪而被扣押的美国侨民和军事人员通过中国红十字会与他们的家属通信，他们的家属也可以邮寄小包裹到中国。中国政府是按他们所犯的罪来量刑的。判刑后，如果表现好，中国政府可以考虑减刑或提前释放，这是中国政府一贯的政策。至于约翰逊先生于6月10日交来的名单，中国有关部门正在核查，一经中国代表团收到这些人员的材料，将立即与美方约期会谈。
但当谈到美国政府无理扣留我国留学生问题时，王炳南郑重指出：中国现有5000多名留学生在美国，有不少留学生要求回国，但遭到美国政府的百般刁难，禁止他们申请离境，甚至威胁说，谁要是违反这一命令，将被判处5000美元以下罚款或者5年以下徒刑，或者同时予以两种处罚。这是毫无道理的。我们要求美国政府立即停止扣留中国留学生，并恢复他们随时离开美国返回中国的权利。至于居留在美国的中国侨民也同样应享有随时回国的权利。
约翰逊辩解道：“扣留中国的学者完全是按美国的法律行事的。”他是指在朝鲜战争期间，美国政府发布过一道命令，规定凡是高级物理学家，其中包括受过像火箭、原子能以及武器设计这一类教育的中国人，都不准离开美国。
对此，王炳南反驳道：“这是无理的规定，应该予以废除。”6月21日，中美双方举行了第4次会谈。
王炳南首先提出双方起草一个联合公报的建议，宣布住在一方的对方守法侨民和留学生将具有返回祖国的完全自由，并建议在相互平等的基础上由第三国代管对方侨民和留学生的利益。
但美方只想在会谈中得到它想得到的，只想做于它有利的事。因此，约翰逊拒绝了王炳南的建议。他说，“美国政府将单独发表声明，肯定中国侨民依照美国的法律和规章，有完全的自由到他们愿意去的任何地方。”约翰逊又一次强调“美国的法律和规章”，实际上，他们只想片面要求中方无条件释放被扣留在中国的美国人员，而不肯让中国侨民和中国留学生回国。
7月16日和21日，双方派联络员又接触了两次。中方由外交部科长浦山为代表，美方由美国国务院中国司政治事务艾尔弗雷德·詹金斯为代表。这两次接触，双方审核了各自提交的名单，浦山向美国提出6名已经获准出境的在华美侨的名单，同时要求美方提供在美的中国侨民和留学生的情况，并再次询问美方是否同意中国方面在上几次会谈中提出的请第三国使节代管双方侨民利益的建议。詹金斯用外交辞令对中国批准6名美侨出境表示感谢，但他没有进一步提供有关在美的中国侨民和留学生的新情况，并再次拒绝了我方关于第三国代管双方侨民利益的建议。
1954年7月21日，日内瓦会议结束。从1954年9月2日起到1955年7月15日，有关各自侨民回国事宜，中美双方改在日内瓦举行领事级会谈。然而，在前面共举行的17次领事级会谈中，美方仍然设置重重障碍，阻挠中国侨民和留学生回国。同时，美方也拒绝接受中方愿意为那些想到中国探视美犯的家属给予签证的善意，决定不发护照给任何去中国访问的美国公民。领事级会谈也未取得任何成果。
日内瓦会议上的中美会谈虽然没有达成任何协议，但它却是今后15年中美大使级会谈的前奏。这个前奏一经开始，就连美国的杜勒斯也不愿再关上大门了。中国也愿意留一条门缝，以便于更好地观察美国，与之斗争，并在没有正式外交途径的情况下打开一条表达意见的通道。
3.中国要回了钱学森
1955年4月18日，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亚非会议”在印尼万隆召开。这是一个没有西方大国参加，而由已独立的绝大多数亚非国家自己召开的一次重要国际会议。周恩来根据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批准的“争取扩大世界和平统一战线，促进民族独立运动，并为建立和加强我国同若干亚非国家的事务和外交关系创造条件”的总方针，在会议上发表了一系列有气魄、有远见、诚恳坦率的讲话，整个世界为之震动。周恩来崇高的人品，细致人微的风格，虚怀若谷的谦逊作风以及一个伟大政治家所具有的广阔胸怀，博得了与会代表的一致钦佩和赞扬。
在中美关系问题上，为了扫除一些亚非国家对我国的疑虑，为了真诚地表示中国人民热爱和平的美好愿望，也为了争取一个对我国有利的国际和平环境，以利于人类进步事业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4月23日，周恩来发表了一个历史性的声明：
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想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缓和远东局势的问题，特别是缓和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的问题。
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周恩来的声明立即在全世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赢得了国际舆论的好评。许多中立国，特别是参加亚非会议的国家，都向美国施加压力，希望美国能响应周恩来的号召，同中国政府直接谈判。
随着新中国在国际上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了解、承认和支持，美国在台湾问题上陷于日益孤立和被动的地位，甚至美国国内舆论也在美被押人员和间谍案问题上对美国国务院进行指责，称美国政府不能对周恩来的这项声明置若罔闻。为了安抚国内舆论，在强大的国际压力下，美国想找机会缓和一下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
7月13日，美国政府通过英国向中国建议，中美双方互派大使级代表在日内瓦举行会谈。经过磋商，中美双方确定将原在日内瓦进行了将近一年的领事级会谈升格为大使级会谈。
中国外交部为这次大使级会谈专门成立了一个“中美会谈指导小组”，由周恩来直接领导，负责研究会谈中的对策。组长为章汉夫，副组长为乔冠华，秘书长是董越千。由于王炳南在30年代就和美国人打过交道，后又参加了日内瓦会议期间的中美代表谈判，比较了解如何与美国人打交道，因此被任命为首席代表。另外小组成员还有龚澎、浦山、王保流等，是一个人材济济的“智囊团”。
1955年8月1日，中美大使级会谈在瑞士的日内瓦“国联大厦”内开始。中方代表是中国驻波兰大使王炳南，美方代表恰好是王炳南在日内瓦会议中交锋过的对手、美国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尤·阿·约翰逊。
为表示中方对这次中美大使级会谈的诚意和所持的积极态度，7月31日，即在会谈开始的前一大，中国最高法院军事法庭按照中国的法律程序，判决提前释放阿诺德等11名美国问谍。这个消息使国际新闻界因为中美会谈而激动起来的情绪更加高涨了。有个美国记者闻听此讯后不禁脱口而出：“啊！中国又抢了主动。”
由于中方宣布释放美国间谍，因此第一次的会谈气氛较为轻松愉快。双方达成了会谈议程的再议：一是讨论遣返双方侨民问题，二是讨论双方有争执的其他实际问题。
8月2日，举行第二次会谈。约翰逊称有36名美国平民仍被扣留，此事影响美国人民及政府对中国的态度。随即他将36人的名单交给王炳南。王炳南提出了在美的中国侨民问题。在美国的中国侨民，绝大多数的家属都在中国大陆。长期以来，由于美国政府的限制和在实际上所造成的困难，他们不能自由返回祖国，无法回到各自的家庭。这个问题不仅是他们所迫切要求解决的问题，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所一向非常关心的问题。
为了使居留在双方的的两国侨民，首先是关于他们回国的问题，能够获得应有的照顾和协助，使有关问题的实际情况得到改善，中方提出建议：
1.双方相互通报居留在本方的对方侨民情况。正像中方向美方提交了所有在华的美国人的情况一样，我们也希望美方向我们提交在美华侨（包括留学生）的总数和名单。
2.美国政府应取消限制中国侨民和留学生回国的一切禁令和规定，包括所谓“限期出境”，因为这实际上增加了中国留学生回目的困难。
3.美方应向中方补交1954年4月8日已获批准回国的76名中国留学生名单。
4.中美两国分别委托它所选择的第三国代理各自的侨民在对方国家中的事务，首先是这些侨民回国的事务。中国将提出委托印度共和国代理在美国的侨民的事务。
王炳南发言以后，约翰逊对美国阻挠中国侨民和留学生回国一事做了辩解，声称美国政府绝对没有阻碍中国学生离开美国。
此后，双方又就遣返侨民问题反复进行了多次会谈。约翰逊坚守当时美国政府的一条指令，即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完全独立的主权国家。因此，凡涉及有关我国主权的问题，约翰逊就故意兜圈子。例如，他始终拒绝同意中方提出的授权印度驻美大使馆照管中国侨民的要求，因他认为，这等于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居住在美的侨民负有合法的领事权利，就是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主权国家。单就这样一个问题，双方就经过了无数个回合的斗争。
为了使中美会谈更快地进入关于台湾地区局势的实质性会谈，中国国内对在押的美国人进行了更进一步的复查和处理。9月1O日，王炳南向约翰逊宣布，中国有关当局对在华的12名美国人的复查已经结束，他们可以获准出境，在其他一些问题上，我方也作了一些适当的让步。经过多方努力，终于达成了两国大使声明的协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美利坚合众国）承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美国人愿意返回美利坚合众国者（在美利坚合众国的中国人愿意返回中华人民共和国者）享有返回本国的权利，并宣布已经采取且将继续采取适当措施，使他们能够尽速行使其返回的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分别委托印度和英国政府协助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平民返回本国。
这是一份在互不承认的情况下，处心积虑搞出来的一份奇怪的“联合公报”。在公报中既要体现互不承认，又要体现双方的一种共同意见，还要体现双方的联系，于是只好搞了这么一份“协议声明”。这是中美大使级会谈中达成的唯一一份正式协议。
50年代未，周恩来曾经在一次会议上说，“中美大使级会谈至今虽然没有取得实质性成果，但我们毕竟就两国侨民问题进行了具体的建设性的接触，我们要回了钱学森。单就这件事来说，会谈也是有价值的。”
中美侨民问题达成协议之后，中美大使级会谈便进入了第二阶段。毛泽东及中共中央认为，中美大使级会谈应该进入讨论台湾问题、周恩来总理兼外长与杜勒斯举行会谈等其他实质性的问题，因为只有通过外长级会谈才能解决美国军队撤出台湾、缓和台湾海峡紧张局势等严重问题，并讨论两国建立贸易关系、文化交流等问题。但美国在第二阶段的会谈中，采取了极为敷衍的态度，不断在第一个阶段已经解决了的问题上纠缠不休，以至会谈拖泥带水，几乎是寸步难行。
1955年9月20日，中美会谈再次开始。约翰逊绕开实质性的问题，首先提出要讨论在朝鲜战争中失踪的美国士兵的问题。
王炳南拒绝讨论这个问题。“关于在朝鲜军事人员问题，应该让板门店停战委员会去谈，我们没有必要谈这个问题。”
于是，约翰逊又提出第二个问题，“在台湾问题上，中美双方应保证不诉诸武力。”
王炳南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严正地回答约翰逊：美国侵占台湾已经构成了国际争端，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已影响到远东和东南亚的和平、稳定与安全。造成这种局势的，首先是美国在台湾的军事存在，它是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美国应该放弃对我国使用武力，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出它的一切武装力量。”“台湾在历史上、法律上和事实上都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中国人民愿意用什么方式解放台湾，这是中国的内政，美国无权干涉，更无权要求我们不使用武力。
于是谈判再次陷入僵局。中方斟酌再三，认为在现阶段我们必须采取主动。于是在10月5日的第19次会议上，中方提出中美会谈的第二项议程可以自由交换意见，不必确定详细议题和排列议题次序。
于是在10月8日举行的第20次会谈上，约翰逊果然先“自由”起来。他连篇累牍地宣读了美国政府对台湾政策的发言稿，大谈特谈中国必须宣布不对台湾使用武力，否则美国不同意举行中美外长级会谈。
王炳南当场驳斥了约翰逊的讲话，并尖锐地指出，“美国要中国宣布不对台湾使用武力，这是对中国内政的干涉，是阴谋‘两个中国’。”
为了争取主动，10月27日，中方就美国提出的“双方保证不诉诸武力”的问题提出了一个协议草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同意，它们应该用和平方式解决它们之两国之间的争端而不诉诸武力；为了实现它们的共同希望，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决定举行外长会议，协商解决和缓和消除台湾地区紧张局势的问题。
约翰逊拒绝签署这个协议草案。这样，美方实际上处于了被动的地位。11月10日，经过近半个月后，美国才提出了自己起草的协议草案，声称：
……一般来说，美利坚合众国放弃使用武力。……?一般来说，并特别对于台湾地区来说，除了单独和集体的防御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弃使用武力。
中方立即拒绝了美国的这一协议草案并无情地批驳了这种荒谬无理的“协议”，指出美国要求在台湾地区拥用“单独和集体的防御”权利，目的是要中国政府承认美国霸占台湾的合法地位，让我中国放弃解放台湾的权利。
尽管如此，中方仍本着极大的耐心，继续作又一次的努力。12月1日，王炳南提出了一个新的草案。为照顾到美国不愿明确提联合国宪章条款和两国外长会谈的问题，这个草案只提“应该通过和平谈判解决它们两国之间的争端而不诉诸威胁或武力”。
但美方却毫无诚意，约翰逊只是一味地拖延时间。在这之后的三次会议上，他都拒绝对中方的新草案作任何具体的评论，采取不置可否的态度。直到1956年1月12日，他才提出一个对应方案，继续提出要求中国方面承认美国在台湾地区拥有“单独和集体的自卫的固有权利”。
在1956年4月到5月间，美方和中方均提出了一项新协议草案或议案，但均未通过。会谈仍无丝毫进展。
在此期间，美国还违反了第一个议题中所达成的协议，迟迟不提供在美国的中国侨民和留学生的名单及情况，并继续刁难他们回归祖国，使印度作为第三国很难开展工作。
1956年，台湾海峡局势继续紧张。一方面，中美大使级会谈漫无期限地进行，却毫无进展；另一面，杜勒斯狂妄声称美国在台湾地区将不惜进行原子战争，以此恫吓中国人民放弃对台湾的主权。
会谈虽然仍在继续，但王炳南和约翰逊经常是互相读一通发言稿，中方提出一些美方侵犯中国领海、领空的抗议，双方交锋几句，然后双方决定下次会谈的日期就散会。
4.毛泽东决定让美国记者来中国
面对这样的僵局，毛泽东、周恩来运筹帷幄，积极思考如何对美进行新的斗争。1956年8月，犹如夏天的第一声惊雷，全世界为之一震：中国政府单方面宣布取消不让美国记者进人中国的禁令，而且向美国15个重要的新闻机构拍发电报，邀请他们派记者来华作为期一个月的访问！
美国新闻界轰动了，国务院被震撼了。要知道，当时美国政府对中国实行了严格的新闻封锁，不准许任何人对新中国进行符合事实的报道。因此，绝大多数美国人对新中国是很不了解的，他们渴望知道真情。中国政府的这个决定无疑是给美国政府出了一道难题，而美国新闻界却因此兴奋起来。那些接到中国政府邀请的美国记者更是激动万分，纷纷向美国国务院提出访华申请。谁知狡猾的杜勒斯却按兵不动，他决不愿轻易废除国务院关于不让美国人，不论是一般平民还是记者，到中国旅行的禁令。于是一时间美国几乎所有的报刊都一致攻击国务院的这种愚昧和顽固的立场。他们愤怒地说，美国作为一个崇尚个人自由的民主国家，竟对本国人民的旅行自由横加限制，这在宪法上和道义上都是不能容忍的。
差不在一年多的时间里，美国新闻界一直在向美国务院施加压力。有几名美国记者不顾禁令，勇敢地冲破封锁、成功地访问了中国。在苏联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的美国青年代表团也不理睬国务院的禁令，在“世界青年联欢节”结束后，集体来到中国，受到中国人民的友好接待。他们宁愿回到美国受罚，也要到中国来看一看。
在这种突如具来的形势面前，权衡利弊，美国国务院终于沉不住气了。1957年8月，杜勒斯被迫悄悄地同美国一些新闻界代表举行了协商，并作出一些妥协，准许美国24个新闻机构派遣记者到中国访问，以免引起美国舆论反对它全面孤立中国的政策。在这个事件中，许多美国记者都赞扬说，毛泽东、周恩来这一着棋下得很妙，他成功地让美国新闻界去反对美国国务院。毛泽东、周恩来走的这着棋，是希望沟通美国人民与新中国的交往，也让美国记者看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正在从事的社会主义建设以及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希望他们能把新中国的真实面貌介绍给美国人民。同时，毛泽东、周恩来的这步棋也是为了推进中美会谈。在杜勒斯准许美国记者到中国访问后，在9月的会谈中、王炳南提出了两国在平等互惠的条件下准许记者互相采访的协议草案，但遭到美方的拒绝。杜勒斯坚决不同意中国派相等人数的记者去美国访问，他说“中国记者只有按照美国现行的移民法取得合法资格才能进入美国”。
周恩来对美国记者的主动邀请和杜勒斯对中国记者互访协议草案的生硬拒绝，形成了极为鲜明的对照。周恩来坦荡博大的胸怀，明智的策略，赢得了国际舆论的赞赏，特别是美国人民的高度评价。
5.美国如果想打仗，我们也可以奉陪
1956年6月28日，周恩来在一届人大三次会议上就中美会谈和台湾问题作了讲话。周恩来说：
中国方面并不反对同美国发表一个在中美关系中互不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的声明。事实上，早在万隆会议期间，中国就已经声明，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缓和消除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的问题。但是，必须指出，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完全是由于美国使用武力侵占了中国的领土台湾而造成的。因此，任何关于中美之间互不使用武力的声明，都必须能够导致这种紧张局势的缓和和消除，而不应该使美国侵占台湾的现状得到承认。同时，中国用什么方式解放台湾，完全是中国的主权和内政，不容外人过问，因此，中美两国的声明不能以任何方式干涉这个问题。……
周恩来继续说“美国虽然表示，不使用武力的原则应该具体地应用到台湾地区，但是却反对确定举行中美外长会议来实现这一原则，甚至也不同意在一定的限期之内，寻求和确定和平解决中美两国争端的途径。不仅如此，美国还坚持它在中国的领土台湾有所谓‘单独或集体自卫的权利’。这一切表明，美国的企图是要取得一个对它片面有利的声明：一方面保持美国侵占台湾的现状，另一方面继续干涉中国人民解放台湾。在不能取得这样一个声明的情况下，美国就企图无限期地拖延中美大使级会谈，以便同样达到冻结台湾地区现状的目的。”美国的这种企图正是中美会谈至今不能达成协议的症结所在。中国不能同意发表一个仅仅对一方有利的声明，也不容许中美会谈被一方利用为达到片面目的的工具。中国认为，任何共同声明都必须是对双方有利的；同时，中美会谈继续，也只有在对双方都有利的情况下才有可能。
时间在一轮又一轮往复进行的会谈中流逝着。由于美国对中美会谈采取“拖而不断”的方针，到1957年12月，各种会谈已进行了73次，各种文本已堆积成山，但会谈仍未取得任何结果。12月12日，约翰逊突然对王炳南宣布，他已被调任美国驻泰国大使，其副手埃德·马丁参赞将接替他的工作。
不难看出，这是杜勒斯耍的又一个花招，他把参加谈判的大使换成了参赞，目的在于想使会谈降级。对此，王炳南当场表示，中美进行的是大使级会谈，而马丁先生只是一个参赞，不能代表大使。
当王炳南向周恩来汇报了这一情况后，周恩来果断地说：“既然美国不愿意谈，我们也可以中止谈判。我们不愿谈判破裂，但我们不怕谈判破裂。美国如果想打仗，我们也可以奉陪。”
1958年8月23日，国共金门炮战之后，9月3日，美国在新港，发表了一项声明，对中国提出严重的警告，称“中共对中华民国金马外岛发动疯狂炮战后，威胁着中华民国对该岛的运输补给，有赖美国第七舰队的武装护航”。杜勒斯进一步扬言要把美国在台湾海峡的侵略范围扩大到金、马等中国沿海岛屿，甚至以原子弹相威胁。“新港声明”一发表，国际间为之瞩目。
为了阻止美国的护航，中国政府在“新港声明”发表的同一天宣布：一、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宽度为12海里，此项规定，运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所有的领土，包括中国大陆及其沿海及岛屿，也包括台湾及其周围的岛群，如澎湖群岛、东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南沙群岛及所有属于中国而被公海与大陆分开的各岛屿及其沿海岛屿。
二、任何外国军事用途的船只与航空器，非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允许，不得进入中国领海或飞赴中国领海的上空。
其实在“新港声明”发表前，第七舰队就已开始武装护航，除让一批新闻记者、部分返防官兵成功地登上了金门外，还运送了大量物资到岛上。
9月6日周恩来针对美国的行动发表公开声明，指出：“台湾和澎湖列岛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中国一定要解放台湾和澎湖列岛。解放台、澎、金、马是中国的主权，任何外国不得干涉。若美国不顾中国的再三警告，把战争强加于中国人民头上，则美国政府必须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
周恩来在声明中还特别强调，“中国和美国在台湾海峡地区的国际争端和中国人民解放自己领土的内政问题，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件事。美国一贯企图把两件事混淆起来，以掩盖它对中国的侵略和干涉。这是绝对不能容许的”。
在声明的最后，周恩来呼吁，“我们提议中、美两国政府坐下来谈判，限期指派大使，恢复被美国单方面中断了的大使级会谈”。
在摸不到中国底细的情况下，当天，美国政府就表示欢迎周恩来的建议，同意恢复中美大使级会谈。
其实早在周恩来发表公开声明的8月底，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就已经在考虑中美大使会谈的事了，用和平方式解决一切国际争端是中国政府的一贯主张。
6.持续15年之久的会谈
为了进一步了解新情况，中共中央特地把中国驻华沙大使王炳南叫回北京，让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向中央领导同志汇报前一阶段中美大使级会谈的情况。当他谈到“我们掌握着真理，对美国无所惧、无所求”的时候，毛泽东插话道：“我们要台湾回归祖国，怎么能就无求于美国呢？”
王炳南理直气壮地说：“台湾自古就是咱们中国的领土，是我们的地方，美国无权霸占，他本该交还给我们，而不是我们去求他。”
毛泽东连连称赞，“讲得好，有骨气。不过，在同美国人会谈时，更应使用劝说的方法，可以对他们讲，你们美国是一个大国，而我们中国也不小嘛，美国何必为了一个仅仅1000万人口的台湾岛与6亿中国人民为敌呢？你们现在的作法究竟对美国有什么好处呢？”毛泽东接着放缓语气说，“会谈中要多用脑子，说话时不要对美国人使用像板门店谈判中那样过分刺激的语言，不要伤害美国民族的感情。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民族，应该和好。”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定再次让驻华沙大使王炳南出任中美大使级会谈代表。临行前，周恩来特地给王炳南写了一封亲笔信，对会谈的要求、步骤和策略等均作了重要指示。
在国际舆论的关注下，美国政府终于被迫指派了美国驻华沙大使雅各布·比姆作为重开谈判的代表，而且不再坚持会谈地点必须在第三国举行。这是它在鉴于台湾海峡出现危机、对于我方又不摸底的紧急情况下不得不作出的一次让步。
1958年9月15日，中美大使级华沙会谈就在台湾海峡形势十分紧张的情况下开始了。
会场布置得既简单又考究。四张桌子排成一个长方形，双方代表分两边相对而坐，代表团团长坐在中间，两侧分别为各自的顾问和译员：
波兰外交部礼宾司司长请中美代表团人席，双方代表互相点头致意。比姆是一位有经验的美国职业外交家，沉着、冷静、头脑清晰。虽缺乏幽默感，不善谈笑，但具有学者风度，颇像个大学教授。在与中国代表会谈前，他已有过和苏联、捷克斯洛伐克等国的谈判经历，号称有和共产党人打交道的经验。
会谈开始后，根据周思来的指示，王炳南请比姆大使先发言。比姆毫不客气地提出：“美国要求中国方面停止对金门、马祖几个岛屿的炮击。美国承认，中美长期以来对台湾及其附近岛屿存在着严重的争议，美国并不要求任何一方在这个阶段放弃自己的意见，美国的目的是消除可能被对方视为战争挑衅的行为，否则，军事行动将可能扩大。”他继续用呆板的语调说：“中美的共同任务是缓和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
对于美方把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的责任有意推到中国方面的讲话，王炳南早已有所准备。因此，在比姆讲完后，王炳南平静地反驳道：“大使先生无权代表台湾当局讲话，也无权提出停火的建议。台湾及澎湖列岛是中国的领土，解放台湾和澎湖列岛是中国的内政，包括金门和马祖。中国在收复金门和马祖等岛屿后，将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和澎湖列岛。中美之间没有打仗，根本不存在‘停火’问题，消除台湾海峡紧张局势的关键在于美国军队撤出这个地区。”
比姆对此只能处于尴尬的境地，无法反驳。后来，中方又提出了双方共同声明保证不诉诸武力威胁或者武力的建议。但是，中方这一和解性方案却被美方无理拒绝。美方在对案中提出要中方放弃对金、马“使用武力与武力威胁”，而美方将设法使金、马“不被使用于对大陆或其他沿海岛屿进行攻击或其他挑衅行动”。这实际上是要在中国大陆和金、马之间划一条永久停火线，以便实现其割裂中国领土和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这种方案理所当然地遭到中方的坚决拒绝。
在经过一段程式化的会谈后，9月30日，在第78次会谈时，比姆提出了一个由杜勒斯亲自精心起草的、也是他在中美会谈中最后的“作品”——中美会谈声明草案。“声明草案”开头用一种平行的格式说明中、美各自对台湾问题的看法，还写上苏联支持中国。接着，这个草案便进一步提出，中国政府应停止对金门、马祖的军事活动。
同一天，杜勒斯在记者招待会上进一步表示，如果中国愿意在台湾海峡地区“停火”，美国可以劝蒋军撤出金、马。其意仍然是要在台湾海峡划一条永久停火线，所不同的是这次把金、马划在这条线以西。美国以这种“退一步”的办法，使其侵占台、澎的行为合法化，至此美国把台湾海峡两岸割裂开来以利制造“两个中国”的图谋更加暴露无遗，这不仅是中国政府所绝对不能同意的，就连蒋介石对此也极为不满，大骂美国对不住他。
鉴于此，中国政府及时调整了部署，决定让金、马暂时在台湾当局手中。10月6日，由毛泽东亲自为国防部长起草的《告台湾同胞书》召开发表，指出，金门战斗属“惩罚性质。”10月13日国防部发布命令，宣告对金门炮击再停两星期，“以利他们固守”，并说明“这是为了对付美国人的”。
但是美国仍不死心，又派杜勒斯和国防部长麦克尔罗到台湾亲自要蒋介石从金、马撤兵，为蒋所拒绝。这样，美国无论在中美会谈，还是美台会谈中都未能使其“两个中国”的阴谋得逞。
中美会谈始终在互相提防和压抑的气氛下举行，你谈你的，我谈我的，千篇一律。1959年底，顽固坚持和新中国作对、始终不愿在对华政策上有所改变的杜勒斯终于离任，但接替他的赫脱国务卿也没有给会谈带来什么起色。在整个华沙会谈期间，美国反复围绕美国在中国的罪犯这一问题作文章或发难，几乎在每次会上，他们都元理提出要求中国政府释放这些罪犯。1960年9月6日举行的中美会谈是第100次会谈。为了使今后的会谈有所进展，也为了让世人了解会谈所以停滞不前的真相，王炳南大使作了一个总结性的发言：
在过去五年来的100次中美大使级会谈中，中国方面始终本着通过谈判解决争端的态度来和美国进行会谈，而美国方面毫无解决争端的诚意，并且还继续扩大和加强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
中美会谈在进入第二项议程后，情况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中国方面一直采取积极态度，作了不懈的努力，先后提出10个合情合理的方案，以谋求和缓合台湾地区紧张局势和改善中美关系的途径，可美国方面却采取了截然相反的态度。美国一方面曲解关于双方平民回国问题的协议，硬要把协议运用于所有在中国犯有严重罪行的美国犯人，要求无条件释放这些犯人，这是无理的，是对中国年政的干涉；另一方面，美国政府却又违反平民回国的协议，继续阻挠在美国的中国人回国。
在台湾问题上，美国拒绝承诺对中国放弃使用武力，不肯从台湾和台湾海峡地区撤出一切武装力量。而缓和消除台湾地区紧张局势，是中美会谈的关键，是考验有无谈判诚意的试金石。美国政府为了永久霸占台湾，把台湾蒋介石政权说成是中国的“合法政府”，并硬说美军侵占台湾是根据同蒋介石集团的所谓“条约义务”。这种旨在制造“两个中国”，并把台湾变成美国殖民地的阴谋和手法，已是世人皆知了。
接着，玉炳南又列举了大量事实继续揭露美国。他说，“1958年秋季，美国在台湾海峡集结了一支自称是最大的武装力量，对中国人民寻衅挑战；1960年夏季，艾森豪威尔总统还亲自到台湾去从事敌视中国人民的活动。美国的军用飞机和军舰不断侵犯我国的领空和领海。最近，美国又把武装有或者能够武装核武器的巡洋舰、潜水艇和飞机派到远东去，公开对我国进行核威胁。”
比姆理屈词穷，哑口无言，只能故作镇静。王炳南进一步说：“大使先生，你应该知道，玩火者自焚。”
“中美之间的争端能否解决，单凭中国一方的努力是不行的，现在是你们重新认真考虑你们对中美会谈的态度的时候了，特别是认真考虑把美国的一切武装力量撤出台湾和台湾海峡的时候，迟考虑不如早考虑，迟走不如早走。早考虑，早走，你们就可以早日得到解脱。”
听着王炳南慷慨激昂、痛快淋漓的发言，比姆除了表示“十分失望”外，无力进行任何反驳。
接着，王炳南又就中美互换记者再次提出一个新的方案。王炳南强调说：“中国的宗旨是，中美记者互换是为了消除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隔阂，逐步改善目前两国之间又冷又僵的关系，其目的是为了进一步促使两国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平解决美国武装部队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走的问题。”
当然，这个新方案照例触及了美国政府敏感的神经，因此这项提案照例没有得到通过。
为配合王炳南在第100次会谈上的发言，《人民日报》于9月8日特地发了一篇题为《中美会谈一百次》的社论。中国政府的正确立场赢得了全世界热爱和平的国家和人们的一致赞扬。此后，王炳南与卡伯特大使进行了十几轮会谈。1964年，王炳南奉调回国出任外交部副部长，改由王国权大使在华沙与美国大使继续进行这时断时续的中美大使级会谈，但在中美两国的实质性问题上，依然一直没有结果。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在世界上引起很大震动。我国政府发表了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声明，这对美苏两个大国是一个挑战，因为它们都不能也不愿意作出这样的承诺。根据中央的指示，在1964年11月举行的第123次中美会谈中，王国权大使向美方提出了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协议声明草案。美方代表毫无思想准备，根本不敢表态。直到1965年2月的第124次会谈时，美方才作出反应，以不能没有监督为借口表示反对，暴露了美国坚持槁核垄断的用心。
1968年11月26日，我外交部新闻司发言人曾就第135次会议的会期问题发表讲话时阐明：中国政府在中美大使级会谈中一贯坚持两项原则：第一，美国政府保证立即从中国领土台湾省和台湾海峡地区撤出它的一切武装力量，拆除它在台湾省的一切军事设施；第二，美国政府同意中美两国签订关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协定。但是，美国政府一直拒绝就这两项原则同中国政府达成协议。
虽然中美大使会谈进行了15年，除了就中美双方平民回国问题达成一项协议外，在涉及中美夫系的一切实质问题上毫无结果，但这是中美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保持联系、进行沟通的唯一正式渠道。每一次重大国际事件发生后，中美两国都可以在大使级会谈中表明自己的观点，提出看法，使一方对对方的态度、做法有所了解，这就是中美大使级会谈维持了15年之久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