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毛泽东说：“一年之久，试验了两次，第一次是赫尔利时期，第二次是马歇尔时期。经过这两次试验，现在对美国政府政策的帝国主义性质是没有怀疑的了。”
1946年1月。
1.马歇尔感到很为难
午后的重庆，蒙蒙灰雾变得稀薄了，呈现出淡淡的乳白色，依着山势修筑的街道，像一条条曲折迂回的飘带，时而沿江婉蜒，时而飞上山岭。楼台房舍随山坡起伏，层层密布，高低参差，显露着膝陇的立体感。其中，牛角蛇的那幢小楼格外引人注目。
这幢小楼名叫抬园，有青松、懈树环护，两扇房屋铁门紧紧地关闭着，门前荷枪站立着美国士兵，楼内住的是美国总统杜鲁门的特使乔治·马歇尔。
此刻，刚刚午睡了片刻的马歇尔正仁立在客厅的阳台上，双臂交叉，环抱于胸前，目光茫然地注视着那些灰苍苍的雾霭在密密的松针间流连悬挂，心里却费劲地琢磨着这次意外的中国之行。
马歇尔是个身材高大、头发银白的标准的美国军人。虽然已经66岁了，身板还挺得笔直，一身草绿色的咋叽布军装，整洁熨贴，胸前缀着五星上将的勋标。翘起的鼻子，浓重的眉毛，深深的一对眼窝里射出两道自信的目光，微闭的嘴角时常挂着成功者特有的那种笑容。
乔治·马歇尔出生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尤宁敦，小时候是个公认的智力迟钝的学生，可日后却变得出众，而且形成了一种无论于什么，只要认为可行，就坚韧不拔地为之奋斗的性格。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出任美国联合参谋总部的陆军参谋长，为盟国的历次重大决策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被授予在美国只有寥寥几人才得到的五星上将军衔，成为功勋卓著的二战英雄战争结束后的第6天，马歇尔就慨然请求退休，但他获准后刚刚到达里斯堡自己新买的多多纳庄园，就接到杜鲁门总统的电话：“将军，你愿意替我去趟中国吗？”
“什么？中国！”马歇尔吃惊地反问了一句。“是的，将军。”杜鲁门总统那浑浊而沉厚的大噪门透过银线从千里之外的白宫传来，“我想请你去中国走一趟，以取代‘炮筒子”赫尔利将军的国共调解人之职”。
“哦，让我考虑之后再答复您，总统先生。”马歇尔放下听筒后，一边在客厅里踱步，一边抽着粗大的黑色雪前烟，沉思了起来。
马歇尔知道，赴华调解国共冲突，是一件很棘手难办的事。因为自从1944年10月赫尔利少将担任美国驻华大使开始，美国在华积极推行着一种扶蒋反共的缺乏明智的政策，把局势弄得一团糟糕。赫尔利来华伊始就很不明智地介入中国国内的政治斗争。在中共的多次邀请下，赫尔利于11月7日前往延安，并与毛泽东、周恩来在“五点协议”上签了字。此时，中国共产党对美国政府和赫尔利寄予很大的期望，中共的合作政策，为美国提供了最好的机会与余地来选择、决定战后的对华政策。但是遗憾得很，美国的决策者们并未能深刻理解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进程，把与中共的交往只是作为权宜之计。随着跳岛战役与原子弹试验的顺利进行，特别是在1944年10月举行的“莫斯科外长会议”上，苏联表示愿意出兵东北，这时在美国人心目中，中国战场的作用骤然下降，史迪威将军被召回，在中国登陆的计划被取消。在这种背景下，美国政府便指使赫尔利放弃了由他签字担保的“五点协议”，反过来和国民党一起演出一场逼迫中共交出军队、放弃根据地政权的双簧戏。
在当时的罗斯福政府内部，有关对华政策争论的关键问题是，美国怎样才能有效地介人中国的国内政治，减少中国内战爆发的危险，促使中国更加团结一致地对日作战。尽管美国的军人和外交官们在对华政策的问题上从来都是莫衷一是，众说纷坛，特别是在支特中国国民党还是中国共产党的问题从来没有取得过比较一致的意见，但他们都普遍认为华盛顿能够而且必须通过介入中国政治来增进自身的利益。
从中国的客观实际情况来看，第二次世界大战仅是中国两次国内战争的一个插曲。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其中一个重要意义在于战争时期扩大了美国的在华利益，也为中国的党派提供了一个寻求美国支持的机会。围绕着中国政治权力之争，各派力量都在不断地进行互相竞争以确保他们与美的联系。作为占主导地位的、掌握着国民政府的国民党，在获取美国的金钱、军事援助、技术援助和政治支持方面当然处于绝对有利的地位。蒋介石成功地阻止了史迪威要把他拉下马的企图，但从这场争吵中，双方都醒悟到，那种以为双方利益恰好吻合的看法毕竟只是一种幻想，双方同时都为对方对待自己的态度而深感失望。
尽管中共的处境要不利得多，但他们为了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也渴望国际社会的支持。毛泽东和周恩来曾一再申明，愿以对日作战中实行多方合作的保证来换取美国的援助。但不幸的是，那些肯于听毛泽东意见的美国人，或是职位过低，或是远离权力中心而无能为力，或是无法影响美国政策的决策人。当时毛泽东最大的希望就是把信息直接送给罗斯福总统本人，但他始终未能如愿以偿。
特别是赫尔利的反共行动，彻底打破了中共领导人对美国寄予的最后一点希望。他不但中断了与中共的军事合作，清除使馆内部的反对派，而且回国去争取总统的支持，将美国对华政策纳入“扶蒋反共”的轨道。
1945年4月2日，赫尔利公开宣称：“美国政府一定要全力支持蒋介石政府”，而“不支持任何军阀或武装的政党”。中共中央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发行的《新华日报》转载了赫尔利的讲话；同时在评论中给予批驳。这样，中共和美国的矛盾公开化了。
2.马歇尔觉得自己赢了第一个回合
马歇尔对于自己所担负的工作似乎是充满信心的。但他在临出发之前却与美国国务院远东司司长文森特发生了意见分歧。文森特作为一个“中国通”，向杜鲁门总统提出的一份报告中认为，在马歇尔去做国共两党调停人之际，不宜让美国军事力量投入，帮国民党军队运兵。但马歇尔却同意美国军方的意见，在调停期间，不停止帮蒋介石运兵。
杜鲁门总统同意了马歇尔的这一立场。实际上，这一着也为马歇尔最后的失败落下了头一个败笔。
1945年12月15日，马歇尔即将登程前，杜鲁门总统就马歇尔的使华发表对华政策声明，宣称：国共双方应该实行停火，并尽快召开全国性的代表大会，解决纷争，实现联合；国民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但它是“一党政府”，应当扩大政府基础，实行民主改革，随着政府的改组，中共军队应整编入中国的国民军队；美国将继续支持国民政府受降和遣返日军，但这种支持将不扩展为影响中国内政的军事干涉，等等。
同一天，美国国务卿、陆军部长和海军部长联合下达了一份给魏德迈将军的命令。命令中称，美国将继续对“蒋介石反对中国内部持不同政见势力的活动”提供“至少是间接的支持”。杜鲁门和马歇尔一致认为，如果中国共产党拒绝作出“合理的让步”，美国就将帮助蒋介石调动兵力前往那些国共双方有争议的地区。美国不能容忍“一个分割的中国”或“俄国在满洲再度行使权力”。为了实现这一点，马歇尔叹息道，华盛顿将“不得不抑制它的自尊心和它的大部分对外政策”，并不得不继续援助国民党。
而在事实上，即使美国政府希望阻止中国内战，美国领导人仍拒绝承认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在他们眼里，中国的社会革命和民族主义运动是同苏联的扩张一脉相承的，国共两党的相互残杀是华盛顿与莫斯科对抗中各方的代理人。因此，杜鲁门和马歇尔相信，作为遏制苏联的一种方式，在中国保持“秩序”和“稳定”是极为重要的。1945年以后，美国在中国的目标便与阻止苏联全球性的扩张紧密联系在一起了。
尽管毛泽东和周恩来对美国的对华政策极为愤怒，但他们仍对于美国政府在赫尔利辞职后，派马歇尔来中国作调停人，抱着欢迎态度的。认为这有利于当前中国人民要求和平民主的斗争，是可以加以利用的。毛泽东还希望美国能真的改变他们对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从当时的情况考虑，拖延内战的爆发要比立即与装备较好、人数较多的国民党军队摊牌要好。于是，中共中央决定派周恩来同志于1945年12月率领一个代表团重返重庆，准备与蒋介石和马歇尔进行谈判。但是，当代表团的飞机刚刚降下跑道，机场上便发生了国民党警察“动手将中共代表逐出机场”的事件，这似乎确定了这次谈判的基调。后来幸亏美国外交官的出面干涉，中共代表团才得以解围。
12月21日，马歇尔第一次会见蒋介石。他在首次谈话中对蒋施加了一些压力，他说，美国人民不愿采取任何可能被解释为干涉别国内政的行动。美国人民现在十分希望看到中国结束敌对行动。而总统的行驶权力，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公众制约的。如果不能证明中国内部争论已经解决，人民将不会允许总统对中国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
此时蒋介石还摸不透马歇尔的底细，加上马歇尔来华前，社鲁门命令财政部、商业部、进出口银行等几个部门，暂停一切对华财经联络，暂停各种援助，所有对国民党政府的援助均随马歇尔特使的进展情况而定。在这种压力下，他才不得不在一些问题上作了一点让步。
马歇尔到重庆后，中共代表周恩来与之进行了会谈。周恩来向马歇尔陈述了中共方面的观点，即中共主张立即停止冲突，用民主的方法解决国内一切问题，筹建国民大会，使中国成为一个宪法国家。在马歇尔的努力调停下，12月27日，国共两党举行了第一次会谈。1946年1月5日，国共双方达成协议，由马歇尔和国共双方代表各一人组成三人军事小组，参加三人小组的国民党方面的代表是张群，中共方面的是周恩来。
三人小组的职责是处理有关停战、恢复交通和受降事宜，采取三人一致协议的原则，每方面都有否决权。三人小组所做的一切均应送国共最高当局核准后才生效。这一原则也适用于随后建立的由三人小组领导的军事调停处执行部及其属下一切部门机构。
在关于停战问题的讨论中，国共双方最关注的是两件事：国民党军队开人东北接收主权和国民党要求中共交出赤峰和多伦这两个战略要地的问题。最后国共两党各作出了让步。周恩来承认东北问题的特殊性，容许国民党接受东北主权，美国可以协助国民党政府运兵去东北，由国民党直接与苏联办理交接，中共不参与其事。至于赤峰和多伦，当时已由中共接收，经马歇尔说服，蒋介石答应放弃要求。
1月10日，三人小组达成了《关于停止国共冲突的命令和声明》，并拟在马歇尔的官哪里举行了简单而庄重的签字仪式。
这一天，天色灰暗，淫雨纷飞。一团团阴沉而灰黑色的冬云在天空中沉重而徐缓地移动，凛冽的寒风挟裹着潮湿的雨雾穿过窗根，在宽阔而古典的客厅里徘徊。在客厅中等待客人的马歇尔感到寒冷难耐。为了驱赶浓浓的寒意，他在充当签字仪式处的客厅内走了一圈又一圈，不时地跟美国驻中国代表饶伯森和美军军官白鲁德上校说几句话，有时又停下脚步，用踌躇满志的目光扫视着客厅内的布置。那边墙上，挂着圣玛丽亚怀抱天使的油画，下面摆放着一对中国的景泰蓝。另一边是长条桌，座位后面的木台上，有一束黄色的鲜花，是蒋介石夫人宋美龄赠送的圣诞礼物。
此刻，马歇尔的心里很得意。有人说我根本不应该承担来华的使命，有人断言我无法解决中国的问题，统统见鬼去吧！我这不是解决了吗？周恩来和张群很快就要来举行停战协定的签字仪式，虽然仅仅是开端，可毕竟是个良好的开端。
两辆黑色“雪弗莱”汽车几乎同时驶到怡园门前停了下来，从车内分别走出张群和周恩来。下车之后，他们礼貌地伸出了手：“岳军先生好！”“恩来先生好！”然后通过哨兵身旁，向院内走去。
48岁的周恩来，穿一身中山装，英姿滞洒，脚步轻捷，不卑不亢，完全是一位老练机敏的谈判家的风度。他12岁离开出生地淮安，随伯父前往沈阳求学，15岁时考入天津南开学校，第二年就成为学生领袖，以后又东渡日本，西去巴黎，参与领导黄埔军校，组织南昌起义，后又长征万里，到了延安。从抗日战争开始，他就代表中国共产党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奔走。
比周恩来大11岁的张群，虽然西装革履，但仍然遮不住老态。他和蒋介石是保定军校时期的同班同学，先后当过上海市长、湖北省主席、成都行营主任兼四川省主席，可谓久经风浪的“得意政客”。但和周恩来谈判，他总觉得自己稍逊一筹。平时都是蒋介石怎么说，他就怎么做，没有自己的思想和意志。有人说：“众友评岳军，只能呼之为蒋之使女而不能称为如夫人。如夫人尚有恃宠撒娇时，而张群只唯唯诺诺，欲如何便如何，无一丝违抗。”他自己也说过：“张群何人？蒋介石走狗也！”他自认为不是周恩来的对手。在3个月前的国共谈判中，他就领略过周恩来的机智和多谋。值得庆幸的是，这一步到底走过来了，下一步怎么办，该张治中的了。
听到汽车的声音，马歇尔走到门口迎接共产党和国民党的代表。他边和来人握手，边大笑着说：
“Mr.Zhou，goodaftemoon！”（周先生，下午好！）“Mr.Zhang，goodaftemoon！”（张先生，下午好！）“将军下午好！”周恩来说。“元帅下午好！”张群说。
张群这样称呼，并非完全是为了讨好。在英语中，“马歇尔”和元帅谐音，而五星上将往往被视为相当于元帅的军衔。
寒暄完毕，三人神情严肃地坐到长条桌前。马歇尔居中，张在右边，周在左边。
下午3时10分，签字仪式按预定时间正式开始。摆在他们面前的一共有4个文件：一、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命令；二、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命令的了解事项；三、关于建立军事调处执行部的协议；四、中共代表与国民党代表关于停止国内冲突的命令和声明。
第一个签字的是张群。本来，和共产党谈判的代表是张治中，可张治中当时远在新疆。蒋介石发电报催促，张治中迟迟不回。无奈，蒋介石只好先派张群作为代表参加停战谈判。4天前，张治中回到重庆，张群立即要求交班，张治中却不同意，执意等张群先把停战问题谈妥了再说。张群在文件后面写上自己的名字，心想，这下可以交差了。
看着放到自己面前的文件，周恩来的脑海中出现了3个月前的那一幕。
去年10月，在桂园（张治中的住处，毛泽东当时就住在那里）经过40多天谈判，达成了《国民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在上面签字的也有张群，还有张冶中、王世杰、邵力子，中共的代表是他和王若飞。
那次谈判刚开始不久，国民党19军军长史泽便指挥17000多兵力，向上党地区发动了进攻。在延安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和晋冀鲁豫军区的刘怕承、邓小平发来电报，请示对策。他们的心情可以理解，是担心毛泽东在重庆的安全。毛泽东看了电报说：“告诉他们，要打，狠狠地打！他们打得越好，我在这里越安全。”刘邓于9月10日发起攻击，开始了上党战役。
按时间计算，他在纪要上签字的那天，上党战役正在激烈进行。签字后的几个月里，蒋介石又发出“围剿”共产党军队的密电，中共中央也发出指示，要求解放区军民坚决粉碎国民党军队的进攻。……这次重开和谈，协议停战；本是人心所向，党心所向。党中央早在杭战结束后就提出了无条件停止内战的问题，毛泽东也在《对日寇最后一战》的檄文中提出“必须注意制止内战危险。努力促成民主联合政府的建立”，而且对党内指示：“国内谈判将以国际国内新动向为基础，考虑其恢复，延安对美国与国民党的批评暂时将取和缓态度”。蒋介石却虚与委蛇，一门心思放在抢地盘搞独裁上。他虽然嘴里也说和平，心里却想借此机会溶化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如今他走向谈判桌，实属另有所图。而美国人之所以积极敦促，其中自然另有一层微妙因素。周恩来心里明白，这一次的军事调处，实则是抗战胜利后中国两种命运、两种前途斗争的又一种表现形式，是国共两党以及美国对华基本政策在外交斗争上的折射……周恩来怀着复杂的心情，挥笔写上了自己的名字。最后签字的是马歇尔。他动作很快，立即写上了“GeorgeCatlettMarshall”的英文签名。这颇像一个商人谈妥了一笔买卖，害怕对方再反悔，急于签了字使其具有法律的效力。当然，他心里也明白，签了字的协议也未必有多大作用。但不管怎么说，有协定总比没有协定好，它对于对立情绪如此之大的两个党派，总有点约束力吧。
马歇尔放下手中的笔，轻轻出了一口气，仿佛完成了一项伟大的工程。这比起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任美军参谋长时所用的心思和精力，一点儿也不少啊！
为了监督停战令的执行，张群和周恩来还签署了《建立军事调处执行部的协议》。协议规定由国民党、中共和美国三方各派一人，在北平成立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为叶剑英，国民党代表为郑介民，美方代表为饶伯森。签字仪式顺利地进行完了，满满的三杯红色葡萄酒碰在一起，发出清脆的响声，又增添了一道鲜艳的光环。
3.谁破坏了政协达成的协议在达成停战令的当日，政协会议开幕。政协会议能够开成，与马歇尔将军使华有很大关系。马歇尔是个中国通。
1923年至1926年他曾在美军驻天津的步兵第15团服役三年。所以，杜鲁门总统选中马歇尔作为总统特使。1945年12月15日杜鲁门给马歇尔的信中规定了特使的基本任务是：“努力说服中国政府，召开一个包括主要党派的代表所组成的全国会议，以获得中国的统一，同时实行停战，特别是在华北要实行停战。”杜鲁门要马歇尔“以最但白的态度和蒋介石及其他中国领袖谈话。尤其是涉及中国在经济方面希望得到贷款与技术援助，以及在军事方面的援助时（我的意思是已经提出了的美国军事顾问团，我在原则上已经同意），你可以表明：一个不统一的和为内战所分裂的中国，事实上不能被认为是个适当的地区，按既定方针而得到美国的援助。”在此之前杜鲁门答应了给蒋介石政府20亿美元的贷款。他把这个胡萝卜给了马歇尔。蒋介石如听招呼就给，不听招呼就不给。杜鲁门接受了罗斯福和蒋介石打交道的教训，对付这位曾和史迪威闹翻过的东方君主光有措词严厉的电报是不行的。
马歇尔于1945年12月21日到了南京，会见了在南京的蒋委员长和他的夫人，全面阐述了美国的对华政策和他这次来华的使命。特使最后有礼貌地说：“假如蒋委员长未做出合理的让步，使取得政治统一的努力都归于破灭，而美国又放弃对蒋委员长的继续支持，那么接着将发生这样的悲剧性后果：一个分裂的中国；俄国可能再度在满洲取得权力；其结果就会使我们太平洋战争的主要目的归于失败或遭到损失。”
不看佛面看金面，蒋介石表示遵从杜鲁门总统的意见。下达了停战令并答应亲自主持召开政治协商会议。
1946年1月10日上午10时，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国民政府礼堂开幕，各党派代表明人参加。
蒋介石作为国民政府主席亲自主持开幕式。他在讲话中作了保障人民自由的四项诺言：
人民之自由：人民享有身，体、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现行法令，依此原则分别予以废止或修正。
司法与警察以外机关，不得拘捕、审讯及处罚人民。政党之合法地位：各政党在法律之前一律平等，并得在法律范因之内，公开活动。
普选：各地积极推行地方自治，依法实行由下而上之普选。政治犯：政治犯除汉好及确有危害民国之行为者外，分别予以释放。政协会议开了20天。1月31日通过了“政府改组案”、“国民大会案”、“和平建国纲领”、“军事问题案”和“宪法草案”五项议案。蒋介石致闭幕词，对于各项协议，这位国民政府主席表示：“我敢代表政府先声明，政府必然十分尊重。一但完成规定手续以后，即当分别照案实行。”
关于在政协会议采取什么样的策略，中共对斯大林有所请教。1月17日，苏联大使向周恩来转达苏共中央和斯大林本人的意见：“由于情况不了解不能提具体意见，但中共不应想苏维埃化，应决心停止内战，并取得蒋同意进行民主化。中共如再不停战，美国军队和空军会压下来，要对美国有足够的估计。”周恩来及时把这一信息电告延安的毛泽东。
2月25日，中共中央授权周恩来同张治中、马歇尔签署《关于军队整编及统编中共部队为国军之基本方案》。规定到年底全国军队应为108个师，每师人数不得超过14000人，其中中共部队编成18个师，占军队总数的六分之一。在1947年8月以前，政府军应缩编为50个师，中共军缩编为10个师，合计为60个师。
3月4日，三人小组马歇尔、张治中、周恩来到延安。毛泽东对马歇尔表示：“东北问题内政和外交应分开，外交目前应由政府与苏联直接商办。内政应停止冲突后整军，改组政委会及省政府，实行民选县长。”张治中说：“和平实现了，政府改组了，中共中央就应该搬到南京去，您亦应该住到南京去，延安这地方，我不会有第四次来的机会了。”毛泽东愉快地答道：“是的，我们将来当然要到南京去，不过听说南京热得很，我怕热，希望常住在淮安，开会就到南京。”毛泽东和张治中对国共合作前景的乐观态度都是真诚的。
在共产党人作了重大让步，准备履行政协协议和裁军协定的时候，国民党内部吵翻了天。3月1日至3月17日，国民党召开了六届二中全会。第一天，蒋介石以总裁身份致开幕词。第二天，吴铁城作党务报告。下午检讨党务报告时，谷正纲在会上大喊：“救国必先救党，应以革命精神，反对反革命势力。”有人指名道姓，要求开除冯玉祥、邵力子、王世杰、张群诸人的党籍，后三人都是与中共和谈的代表，右派指责他们“对党不忠心”，“将统治权交给多党政府”，“对其他政党大妥协了”。。中央社发消息对于此种攻击大声赞场，称之为“热烈情绪为历届大会所罕见”。
3日，军政部次长林蔚代陈诚作军事复员报告，对马歇尔、张治中、周恩来军事三人小组签署的“军队整编基本方案”只字未提，但在报告复员数字和保留军队数字时，完全推翻三人小组的方案。按三人小组方案，国民党军队至年底应保留150万人，林蔚报告是保留347万；至1947年8月，三人小组方案国民党军队应减至84万，林蔚报告是减至280万人。黄埔系军人坚决反对裁军。北平《益世报》3月10日称，以何应钦为首在南京组织了一个“抗战军人大同盟”，提出四项主张：一、反对政协会议；二、武力接收东北；三、反对裁军；四、继续剿匪。
5日下午至6日上午，在讨论王世杰的外交报告时，反苏声浪甚高，白崇禧等发言主张对苏联“诉诸武力”。
7日、8日全会讨论孙科之政治协商会议报告，内战叫嚣达于高潮。有人竟说接受政协决议是“党国自杀”，不断咆哮“宪法修正原则必须纠正”，“中国应采用五院制、总统制”，“不应以种种问题束缚领袖”。蒋介石的态度是：“就其荦荦大端，安筹补救”。经过顽固派一番补救，好比行家里手在棋盘上移动几个重要的“子”，代议制、内阁制的民主政体的格局就变成了一党专政、领袖独裁的格局。
政协《关于宪草问题的协议》规定：立法院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由选民直接选举之，其职权相当于各民主国家之议会。
行政院为国家最高行政机关，行政院长由总统提名，经立法院同意任命之，行政院对立法院负责。
如立法院对行政院全体不信任时，行政院或辞职、或提请总统解散立法院，但同一行政院长不得再提请解散立法院。总统经行政院决议，得依法发布紧急命令，但须于一个月内报告立法院。这里的要害是相当于议会的立法院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有权决定相当于总理的行政院长的任免，行政院要对立法院负责。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坚决反对这一条，作出决议：“立法院对行政院不应有同意权及信任权，行政院亦不应有提请解散立法院之权。”坚持1936年5月5日颁布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即“五五宪草”。根据“五五宪草”制定的《国民政府组织法》第十五条规定：“国民政府五院院长副院长，由国民政府主席于国民政府委员中提请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员会选任之，国民政府主席对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五院院长对国民政府主席负责。”在这里，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是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而这个委员会的每个委员，按照国民党六届一中全会决定，又必须宣誓“誓以至诚服从总裁命令，如有违背誓言，愿受本党最严厉之处分”。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所要坚持的“国家根本大法”，就是这样一个领袖至上的独裁体系：全国人民都要“依法律”服从国民政府，国民政府要服从主席蒋介石，主席蒋介石要服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每个委员又都要誓以至诚服从总裁。蒋介石主持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对“五五宪草”的修正案，蒋介石又主持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推翻了对“五五宪草”的修正。《新华日报》1946年3月19日社论《出尔反尔》指出：“实质上，国民党内反动派所反对的是代议制民主政府，是多党内阁制，是立法机关对行政机关的监督和制衡；他们主张的立法机关对行政机关连不同意权和不信任权也没有的集权主义法西斯主义的政治，是一党独裁个人独裁的政治。”
3月17日，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闭幕。会议发表宣言，推翻政协会议关于宪法原则的协议，而且一字不提国民党将执行整军方案。
3月18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国民党二中全会是坚持反对国家民主化的，他们必然坚持要修改宪草原则，国大代表名额他们又擅自增加，我与民盟在国大保持否决权将不可能，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决不能参加国大参加政府。此点望你们即与民盟人士商量，并在适当时机告知国民党。”
同日，中共中央又向全党全军发出了《中央关于蒋介石反革命方针不会改变，我们必须坚持斗争的指示》，提出“我们反对分裂、内战，但我们不怕分裂，不怕内战，我们在精神上必须有这些准备，才能使我们在一切问题立于主动地位。”
从此，毛泽东看透了蒋介石，再不提“和平民主新阶段”，虽仍不放弃“和平”的旗帜，只是作为揭露对手内战部署的策略运用，专心致志地转入对长期战争的运筹谋划了。
谁破坏了政协决议？谁破坏抗战胜利后中国这个唯一的化干戈为玉帛的转机？国民党和蒋委员长本人。这是《马歇尔使华报告书》得出来的客观结论。马歇尔说：“在1月、2月和3月初这一段时期，在达成了有关停战、成立联合政府和整编军队的协定的时候，没有理由怀疑共产党的诚意。”“对履行政协决议唯一的反对来自一些国民党内重要而有势力的人物，这似乎是无疑义的。但共产党和民主同盟（在较小的程度上）坚持说，蒋委员长本人就居于通过一部独裁主义宪法的运动的幕后，他希望建立一个装演门面的联合政府，以影响美国舆论，以此为他获得美国财政经济援国助铺平道路。”马歇尔的调处到此时应该说是获得了初步的成功。为此，中共对他的调停努力给予了高度评价。毛泽东在接见美联社记者时说：“马歇尔特使促进中国停止内战，推进团结、和平与民主，其功殊不可没。”
周恩来一再地向马歇尔转达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对他的致意，感谢他对中国民主进程作出的努力。
4.马歇尔玩不过蒋介石
3月4日，三人小组到延安时，受到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热烈欢迎。而与此同时，蒋介石却在背后屡屡地发泄对马歇尔的不满。
自从协定达成之日起，蒋就决意要推翻它了。政协会议还在进行之中，国民党顽固派就演出了沧白堂事件，辱骂、殴打政协代表。1月30日政协会议行将闭幕时，国民党右派谷正纲、张道藩等大闹中央党部。蒋介石听之任之，私下对人说：“我对宪法草案也不满意，但事已至止，无法推翻原案，只有姑息通过，将来再说……等开国民大会时再说吧。”
而实际，他还没能忍到国民大会，就在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上公开号召破坏政协会议。马歇尔却因为调处工作有了初步成果，准备于3月11日回国述职。在临走之前因急于在东北问题上达成某种妥协，他向蒋介石发出一份备忘录，要求派执行小组去东北，而蒋则提出解决东北问题的5个十分苛刻的条件。
马歇尔竟置中共方面提出的抗议于不顾，把蒋介石的这一方案提交三人小组讨论。这是马歇尔在调处中第一次偏袒国民党。这个草案理所当然地遭到了中共方面的反对。
马歇尔回国后，由吉伦中将作为他的代表参加三人小组工作。在马歇尔的一再催促下，蒋介石不得不同意军调部执行小组三方人员去东北。但是国民党方面却对执行小组的工作一再地制造障碍。
4月，国民党方面以5个军11个师的兵力，南向本溪，北向四平发动猛攻。此时马歇尔返回中国，立即着手调处东北内战。他向蒋介石抱怨，“政府过去的行为是致命的挑衅，而且有时是不可原谅的愚蠢”。
蒋介石却向他埋怨美国对其支持不够，并称由于苏联支持中共，东北局势已难收拾，政府军有被全歼的危险，也可能撤退，要求马歇尔答应再运两个军去东北。
马歇尔不顾中共方面的警告，采取了两项自相矛盾的措施：帮国民党运两个军到东北，同时提出一项东北停战令草案。
这样当然是无法停下战事的。于是得到了更多部队的蒋介石加紧进攻中共所占地方，强行夺去了四平、长春等城市。
5月上旬，杜鲁门总统给马歇尔一封信，要求他在1946年7月左右继贝尔纳斯任国务卿。马歇尔接受了这一任命，但表示他不能在9月之前离开，希望国共双方能在这时限之前达成协议。
5月12日，马歇尔提出一项新的命令草案：一、国民政府和中共方面的军事和行政官员皆不得阻滞执行小组的行动；二、执行小组如对调查地区和步骤产生意见分歧，作为小组主席的美方代表有最后的决定权。
周恩来认为此提案破坏三人协商一致的原则，拒绝签字。而在此谈判紧要关头，蒋介石竟提出要去东北，马歇尔相信蒋介石占领长春即停火的承诺，还把自己的座机供蒋使用。周恩来表示，蒋介石此时跑到东北去，表明他仍企图以武力解决东北问题，要求派执行小组去东北，但遭到了拒绝。
蒋介石到东北后，凭借军事上的优势，又由宋美龄出面致函马歇尔，提出了更为苛刻的停战要求。其目的还在于让马歇尔暂时不要进行调处。
马歇尔对蒋介石的行为表示不满和忧虑，要求他“立即下令在24小时内停止前进、攻击及追击”，并以一个战略家的分析判断，警告蒋介石孤军深入的危险性。
其时国民党中王世杰和宋子文等都劝说蒋介石，要他顾全马歇尔的面子，不能断然拒绝马歇尔的建议。
6月3日，蒋介石返回南京。在马歇尔和中共方面的坚决要求下，他只得同意派执行小组去长春，并于6月6日发布东北停战令，宣布休战15天。中共方面也作了同样的声明。
在接下去的谈判中，蒋介石仗着在东北有军事优势，提出一个十分苛刻的整军条件，要中共撤出热河、察哈尔，山东的烟台、威海卫，苏北和东北的哈尔滨、牡丹江等城市，作为补充办法。马歇尔在6月18日与徐永昌和俞大维的会谈中指出，蒋介石的这些条件太苛刻了。如果中共同意这种建议，无疑将完全被政府的军队控制住。中共是决不会答应的，希望蒋介石撤回此方案。马歇尔将此方案给周恩来看。周即愤怒他说，蒋介石真是逼人太甚，简直无法谈判下去了。周恩来等中共代表致函蒋介石，指出内战大火有一发不可收之势，要求三人会议立即宣布东北长期停战。
在中共代表和马歇尔的要求下，蒋介石于21日宣布停战至6月30日，但他又提出两个附加条件：
一、胶济铁路沿线中共军队子8月1日前撒退到铁路两侧30公里以外地区；二、6月30日前修改三人小组和军稠部达成三方一致的原则，给予美方代表最后决定权。
中共为了推迟内战爆发，对此作出了让步。6月24日的三人小组会议上，通过了关于终止东北冲突、恢复华北华中交通的指令及解决军调部及执行小组中某些争执的条款。
但是由于蒋介石一再提出无理要求，致使东北休战期间的谈判毫无结果。
6月26日，国民党大举进攻鄂东、豫南地区的中国人民解放军；7月12日，国民党50万大军在安徽来安至江苏南通长达数百里的战线上向苏皖解放区大举进攻，全面内战爆发。
蒋介石作好了全面内战的准备以后，就跑到庐山上去了。虽然马歇尔于1946年7月29日下令禁止武器输入中国并催促美国海军陆战队撤出中国，但是，这些对国民党的约束只是表面上的和名义上的。其实美国暗地里总在设法再度为蒋介石提供武器援助。例如，一项关于剩余物资移交的特殊协定就使国民党受益匪浅，它使国民党得到了那些早先已运人中国的大量的美国军事装备的库存。
美国政府的决策者们对战后中国局势最关心的问题，是如何按照美国的利益来解决国共之间的纷争。美国虽然把“扶蒋反共”确定为对华政策的原则，但考虑到当时的国际形势和中美两国的国内状况，仍然试图在中国避免大规模武装冲突。他们所设计的解决国共冲突的方案的实质，是在美国出面调停之下使国共成立某种“联合政府”之后，让国民党让出部分权力给共产党，同时着手所谓“民主改革”以换取中国共产党交出军队、取消独立的政府，把共产党联合、统一在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中去，从而达到不战而降服共产党的目的。这正是1946年美国特使马歇尔来华的任务。这一使命一方面谋求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中国内战，另一方面又坚持单方面继续援助国民党政府。
为了在同马歇尔打交道的时候占据有利的地位，为了加强美蒋的特殊关系特别是能得到更多的美国援助，蒋介石与马歇尔谈判时打了“苏联牌”。例如，蒋介石一再夸大苏联对中共的政治影响及苏联在华事务中的作用，其目的和企图在于以苏联因素为借口来刺激、要挟美国。当时正是美苏冷战加剧、欧洲局势紧张的时候，华盛顿面临其雄心勃勃的全球战略同其有限力量之间的矛盾。随着1946年春季美苏关系的进一步恶化，中国的份量在苏美对抗中日益显得重要。为了不让中国落人共产党手中，美国不得不支持蒋。1946年马歇尔的使华，与其说是一种调停国共冲突的努力，还不如说它是为了阻止中国共产党的胜利，进而也就阻止了苏联在中国的胜利。在马歇尔使华期间，苏联军队已开始从满洲撤离，然而大战结束一年多了，美国仍有大约2万名军人驻留在中国。当时的代理国务卿迪安·艾奇逊向内阁其他成员解释说，这是因为如果美国军队撤退，接踵而来的将是在中国全国范围内的“动乱和灾祸”。艾奇逊进一步说，“我们不干涉中国人的事，但是我们将通过我们明确无误的存在，通过我们的海军陆战队的存在，（去阻止）某些其他国家干涉中国。”在冷战时期，美国人形成了一个信条，即不论世界何地，如果共产党取得胜利，都将自然地使苏联受溢而损害美国的利益，因此，杜鲁门政府不惜让美国承担起了在全球遏制共产主义的义务。
正是在这种国际背景下，以及随着国共双方军事冲突的不断升级，蒋介石的“苏联牌”起了作用，马歇尔不得不一步步向蒋介石退让、靠拢。事实上，就在马歇尔以“中立”身份调停国共冲突期间，美国对南京政府的援助，不仅一再延长租借援助，而且就其数量、范围、程度而言，都大大超过了对日作战时期。其主要援助项目包括：（1）美国海军陆战队数万人留驻华北，替国民党控制区的要害部门作警备；（2）迄1946年6月止，美国帮助蒋介石共运送和调动了54万国民党军队去东北、华北和华东的内战前线；（3）到1946年6月底，美国对蒋介石的援助总额已高达78100万美元，超过了“美国驻华军事顾问团”在抗战期间帮助国民党发展现代化武装力量的数额。（4）将原值8亿多美元的西太平洋战时剩余物资，以17500万美元的廉价转让给南京政府。美国的援助不但大大增强了国民党的军事实力，而且坚定了蒋介石发动内战的决心。蒋介石坚信，在国共冲突中，美国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将始终无条件地支持国民党政府，决不会或不能抛弃他，即使国民党处于危险之时，美国也会给予有效的援助。
值得一提的是，关于美国援蒋的政策，美国军界和国会内外也有一部分的“亲蒋势力”大力鼓吹加强对蒋援助，美国国内也有一部分有识之士持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首先，美国的对外政策和全球战略安排应是“先欧后亚”，中国在对美国国家安全重要性的次序上只列为第十四位（见《美中关系白皮书》）；其次，面对国民党的腐败和统治危机，国民党虽在军力上占一定优势，但失败似乎是迟早的结局，除非美国接管中国整个政治、经济及军事的责任，否则国民党失败的局势是无法挽救的。而让美国接管中国这显然是一种不现实的“天方夜谭”。因此美国不应把其有限的力量去对国民党提供大规模援助，不应把自己缚在没有胜利希望的国民党的战车上。但可惜的是，这些明智的意见没有得到官方足够的重视。出于美国全球战略考虑和反苏反共的需要，美国国务院决策者决定，虽然美国不希望看到国民党的败落，但美国不应放弃“扶蒋反共”的政策。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对华策略只能是维持对国民党政府的有限度、有条件的援助，尽量发挥美国在中国事务中更多的影响力。1947年1月，杜鲁门召回了马歇尔担任国务卿。
5.毛泽东对马歇尔彻底丧失了信心
中国共产党早已看透了美国的险恶用心，并看清了美国对于苏联以及对几乎所有的亚、欧革命运动所持的敌对态度，因此不再对美国报以任何希望，再不相信马歇尔能够“一碗水端平”了。
7月7日，中共中央在纪念“七·七”事变九周年的长篇宣言中严厉指责美国“在中国反动派的合作下，企图代替日本的位置，变中国为美国殖民地”，要求美国政府立即停止武装干涉中国内政，取消对华租借法案，停止派遣军事顾问团，立即自动撤退一切在华陆海空军。
这是从1945年12月15日杜鲁门声明发表半年多以来，中共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公开的严厉批评。翌日，周恩来将宣言转交给马歇尔，并指出，中国正处在历史的转折关头，美国有必要作出明确的选择。
7月11日，司徒雷登被任命为美国驻华大使。马歇尔先是提魏德迈，但中共坚决反对，马歇尔不想让他的调处工作更加困难，就选换了司徒雷登。司徒霄登出生于中国杭州的一个传教士家庭，长期从事教会教育，当时已经做了许多年的燕京大学校务长，堪称是个“中国通”，在中国有相当广泛的社会联系，与国民党和共产党高层领导人都有良好关系。这正是马歇尔所需要的。
司徒雷登在8月1日与蒋介石的谈话中，建议组织一个5人特别小组，包括国共双方代表，由司徒雷登任主席，讨论政府改组问题，获蒋同意。但是又提出要中共出让更多的地区，以作为停火、恢复谈判的先决条件。
8月6日，司徒雷登把这些条件向周恩来转达，周表示中共决难答应。司徒雷登问有没有商量余地，周恩来断然他说：“绝对不能接受，一条也不行。”
司徒雷登出师不利，与马歇尔发表联合声明，称国共双方无法就制止冲突问题达成协议，实际上是承认了调处失败。
马歇尔不甘心就这样失败，想给蒋介石施加一点压力，迫使其接受调处。他采取了两项措施：
一是自8月起对国民党政府暂时实行武器禁运。但因为蒋介石早已有了较充分的武器装备，并不吃他这一招。其次，马歇尔又代杜鲁门起草了一封信，并由杜鲁门发给蒋介石。信中称如果在短期内中国国内的问题没有得到真正解决，就有必要对美国人民作重新说明和解释，并希望从蒋介石那里得到令人鼓舞的好消息。
但蒋介石根本没把司徒雷登、马歇尔的声明和杜鲁门的信放在眼里，在他写给杜鲁门的一封回信中，只是一味地指责中共，为其僵硬蛮横立场辩解。
杜鲁门没有等来蒋介石的“令人鼓舞的好消息”，对蒋却也无可奈何，他给蒋再次写信，重新提起1945年12月15日的声明，却没敢说，如果中国内战不停止，美国对华援助就中止。
蒋介石对杜鲁门的这封信根本就不予置理，而杜鲁门也无对策了。9月15日，周恩来向马歇尔送交备忘录，抗议美国援助蒋介石。
9月29日，毛泽东对美国记者说：“我很怀疑美国政府的政策是所谓调解，根据美国大量援助蒋介石使得他能够举行空前大规模的内战的事实看来，美国政府的政策是在借所谓调解作掩护，以便从各方面加强蒋介石，并经过蒋介石的屠杀政策，压迫中国民主力量，使中国在实际上变为美国的殖民地。”对马歇尔调处第一次进行了公开的严厉批评。毛泽东愤怒地说：“一年之久，试验了两次，第一次是赫尔利、魏德迈时期，第二次是马歇尔时期。经过这两次试验，现在对于美国政府政策的帝国主义性质是没有怀疑了。”
从7月18日到9月中旬，马歇尔风尘仆仆，八上庐山，反复向蒋介石说明，国民党军事首脑认为可以打垮中共的想法是极其错误的，坚持这样做，一场长期而残酷的内战将不可避免。但是蒋介石还是置之不顾，一味地进攻中共地区。
在此情况下，无可奈何的马歇尔特使只好使出最后一招，说如果蒋再不停止向中共方面进攻，他就建议杜鲁门总统将其召回。蒋介石见此情，才答应停止进攻5天，同时又提出两个对中共十分苛刻的条件。中共理所当然地拒绝了。此后虽然马歇尔一再地提出一些调处方案，却是以蒋介石已经占领原属中共的地区为谈判点，就等于承认蒋介石的进攻是合法的了，所以被中共方面拒绝了。
而后蒋介石又单方面召开“国民大会”，为了给这个大会披上一件和平外衣，蒋介石发布了“停战令”。马歇尔明知这种停战令“含有以重开战事来强制推行一个政治决议的明显的威胁”，但他仍向周恩来游说，让中共参加“国民大会”。
中共坚决拒绝，并立即由周恩来率部分代表飞返延安。
1946年11月4日，国民党政府同美国政府在南京签订《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美国通过这个条约在华获得了如下主要权益：（1）中国向美国开放全部领土，美国在中国“领土全境内”享有居住、旅行，从事商务、制造、加工、科学、教育、宗教、慈善事业，采勘和开发矿产资源，租赁和保有土地，以及从事各种职业的权利。（2）美国商品在中国的征税、销售、支配和使用等，享有不低于任何第三国和中国商品的待遇。（3）美国拥有变相的领事裁判权，中国的法律不能施用于美国商人，（4）美国船舶可以在中国开放的一切口岸、地方和领水自由通航，美国船舶、包括军舰，在遇到任何“危机”时，可以开人中国“对外国商务或航业不开放之任何口岸。地方或领水”。（5）对美国输入中国或运往美国的任何物品，“不得加以任何禁止或限制”。（6）双方在任何时期内，对同一第三国或数国敌对行动，侨民可以承担军事训练和服兵役的义务。
中国共产党曾于1947年2月1日发表声明，代表中国人民表示坚决反对和不承认这个掠夺性条约。
1946年11月20日，蒋介石政府与美国政府签订损害中国领空主权的《中美空中运输协定》。
12月18日，杜鲁门发表对华政策声明，企图为美国援蒋内战的对华政策作辩解，借以蒙蔽美国国内及世界各国的舆论。他竟然颠倒是非，把国共谈判破裂的责任归之于中共，并表示将继续执行扶蒋反共的政策。
12月24日，北平发生美国士兵强奸北大女学生暴行案，引起全国学生的抗议美军暴行和要求美军撤高中国的爱国运动。至此，马歇尔的调处完全失败。
1947年1月7日，马歇尔沮丧地离开中国，结束了他一年多毫无成效的调处。
在马歇尔结束调处前夕，蒋介石还一再地希望马歇尔留下来做他的顾问。但马歇尔深知蒋介石并不是需要他的见解，留下他是为了更多的美援。此时他已经被一年多的调处折腾得心力交瘁，对蒋更是没什么好感，就一口回绝了。
1947年1月10日，周恩来就马歇尔离华声明发表广播演讲指出：“一年前，全中国人民都在欢迎杜鲁门总统的对华声明和马歇尔将军的来华调解。但是为时不久，美帝国主义对华政策已原形毕露，蒋介石政府的卖国外交也暴露无遗。”他要求美国不要“继续过去的错误，停止援助蒋介石政府进行内战，撤退驻华美军，不再干涉中国内政，重新调整中美关系，那一定会大有助于中国人民对于和平民主与独立的努力，也更有助于远东与国际合作”。
应当承认，中国共产党的立场是坚定明确的，态度是诚恳的，政策主张是顺应历史潮流的。然而，美国政府在中国内战中的错误政策却越陷越深，越来越采取更为公开的扶蒋反共政策。
中美两个民族在以往的一个世纪里所遭受的截然不同的经历，特别是美国自鸦片战争以来举行的对华政策，使得双方不仅在战争年代难以相互理解，而且在和平时期也无法建立起圆满的关系。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对于“革命”的认识，作为影响政治和实现社会变革的一种手段，美国人和中国人有着完全不同的观点。美国人把革命看作一个十恶不赦的怪物，他们认为革命就是要打翻一切正常秩序，引起无政府状态，或是引起暴政；革命还势必导致对私人财产的蓄意毁坏或非法占据，而且革命还在国际范围内纵容颠覆国家政权的活动。
但是，革命对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来说，却是实现民族独立、人民民主的唯一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