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昨天有两个美国人要回美国去，我对他们讲了，美国政府要破坏我们，这是不允许的。我们反对美国政府扶蒋反共的政策。”
美国政府的扶蒋反共政策，说明了美国反动派的猖狂。但是一切中外反动派阻止中国人民胜利的企图，都是注定要失败的。
1.反叛的外交官赫尔利一手撮合的国共谈判流产后，他离开中国，回国呆了一段时间。赫尔利这时觉得，要单枪匹马解开中国那几乎是解不开的、复杂的政治、思想和经济的疙瘩是不可能的。不论你的动机如何，你的行动却常常使你与之打交道的人失望。
同中共的谈判失败，赫尔利迅速地倒向了蒋介石。据戴维斯说：
我记得，到1944年12月，赫尔利将军并来得到华盛顿方面的证实便开始声称：美国的政策是无条件地支持中国的国民党政府和蒋委员长。正如我已经说过的，这项政策对于美国利益来说，是充满危险的。赫尔利将军不过把一种已被默认了的看法，明白他讲了出来而已。他是在迅速变化着的现实局势发生问题的时候宣布了这一政策的。
其实，这政策究竟是什么，谁也并不确切地知道。l944年5月发表的一份美国国务院文件宣称：“美国并未承担在任何情况下都支持国民党政府的义务。”
1945年1月，华盛顿方面告诉魏德迈将军：“在中国的一个长期目标，是帮助建立一个统一的、实行进步的民主制度的、具有合作精神的中国。这样一个中国是能对远东的安全和繁荣作出贡献的……中国最终不一定要在蒋介石领导下统一起来。但是，就短期目标而言，蒋介石是能带来统一希望的唯一领导人。否则……便可能出现动乱。”
赫尔利后来改变了立场。部下的报告，他煦转照送，不过要加上一个说明，表示与他无关。他在林沃尔特和史密斯合编的一份备忘录上加的附录，就很有代表性。他们两人觉得有义务让华盛顿知道：根据可靠的憎报，国共两党已经有6个师的兵力在交战。他们所认识的中国人，对于美国继续给蒋介石以“无限支持”，以此实现国内和平，全都感到悲观。赫尔利不相信这一点，他的附录是这样写的：“至于我这方面，这场共产党的争端是可以在不发生内战的情况下，咖到令人满意的解决。”对此，副国务卿格鲁不动声色地回答说：“我们感兴趣地读了你的电报……认为你和你手下的工作人员提供的情况，对于我们估计中国的事态是有帮助的。”
另一方面赫尔利对那些对中国了解得很透、懂得太多、对于眼下时局很有见地的年轻外交官们已心存芥蒂了。
现在，在重庆的那些年轻的美国职业外交官们却变得好像是无事可干了。
他让那些人留在使馆内，或者对其中早已看不顺眼的就把他一脚踢走。l945年2月28日，在重庆的美国大使馆的一幢公寓楼里，发生了一桩事。这件事后来就被叫作“外交官反叛事件”。此时驻华大使赫尔利和美军驻华司令官魏德迈都回美国华盛顿述职去了。驻华使馆的那些中下层外交人员都住在同一公寓楼里，他们的生活单调无趣，无事可干，到了晚上，要么打桥牌，要么猜字谜，以此消磨时光。而那些年轻的外交官们不想就这么无聊地泡日子，就把全部心事放在他们一直关心、却无权过间的中国局势上。此时，赫尔利硬拉死拖的国共谈判明摆着是要进入彻底破裂了，那些有见地的年轻外交官们看得很清楚，他们认为宝贵时光正在飞快地流失，应该赶紧调整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要不然，过去美国在中国所做的一切都会付诸东流。
这大几个年轻的外交人员在一个房间里谈论中国局势，谈到后来，就有人提议，我们光是这么说说也不行，应该马上给国务院写一封信，如实地把我们所了解的真实情况向那些决策者作汇报。
于是，他们就写了一封信。这封信是请约翰·谢伟思执笔写的。信中他们谈了对于目前中国局势的优虑，而国务院和赫尔利根本听不到对现状的客观看法，信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向总统提出一条建议：
总统以明确的语言告诉委员长，军事上需要求我们向共产党人及其他能援助对日作战的适当的集团提供补给并与之合作，我们将为此采取直接的步骤……我们相信，这将在中国产生深远的有利的政治影响。
这是个大胆的建议，要是它能被采纳，就元异于向蒋介石发出了最后通牒。
由于这封信很重要，这些下级外交人员就去找当赫尔利不在时临时代管馆务的参赞艾奇逊。艾奇逊把信看了一遍后便说：“此信不能发。”
他是很有头脑的人，这封信如果让赫尔利知道的话，肯定会气得暴跳如雷。因此他又对那些激动的年轻外交人员说：“这封信是决不会起作用的。他们会说我们全是叛徒，说我们是老猫不在，耗子翻天。”
但谢伟思他们一再地说，他们实在是忍不住了，不说出这些话，就会觉得对不起良心，对不起作为一个外交人员的最起码的公德。
艾奇逊想了想，想出一个可以避免被说成是违反纪律的办法。那就是在信的里面再加上一个要求，即在采取任何行动前，都要同赫尔利和魏德迈两个商量。于是在信中加了一句：“现在魏德迈将军和赫尔利将军都在华盛顿，这是讨论这一问题的良好机会。”
2月28日下午1时，艾奇逊从重庆发出了这封信。它按时寄到了华盛顿，并被送进了白宫。
外交官们的意见在国务院中国科引起了共鸣。中国科在3月1日和2日，给代理国务卿格鲁的备忘录中一再地重申他们的主张。那就是，从当前来说，与中国一切抗日力量（包括中共军队）合作，向他们提供武器；从长远来说，对蒋介石采取灵活政策，不要无条件地承担义务。
这时任中国科科长的就是当初在中国使馆当过一等秘书和参事的约翰·文森特。他对中国的局势很了解，也很关切，对于谢伟思他们的看法也很赞赏，所以就不顾风险，把从中国来的这封“请谏书”当作一份重要文件往上送了。他还在备忘录里特别强调，要对驻华使馆人员的电报“予以最严重的注意”。
代理国务卿格鲁感到这场对华政策的争论事关重大，即于3月2日就把从中国来的电报呈送白宫了。
3月4日，赫尔利在美国国务院文森特的办公桌上看到了这封从重庆发出的信后，当即气得要命，先是责怪文森特不该收下它，然后就大声咒骂写这封信的那些人。
他吼叫道：“我知道是谁起草的，是谢伟思。我豁出命天也要干掉这个狗娘养的！哪怕这是我干的最后一件事！”
第二天，赫尔利又向国务院远东司司长巴兰坦提出了抗议。他说：“发这份电报是部下对我不忠的行动。它把一个已经解决的问题重新挑了起来。它使承认共产党为武装交战一方的问题又重新复活了，而史迪威将军正是因为这个问题被召回的。”
赫尔利在此后的连续几天内，都去国务院跟国务院的官员们论战，最后这桩争论又进入白宫，由罗斯福作出了最终判决。赫尔利赢了。罗斯福再次支持了他的意见。
2.罗斯福在想什么罗斯福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地支持赫尔利的中国政策？至此，我们不能不谈到罗斯福，谈到他的对华政策了。我们请读者再跟我们一道简略回顾一个历史进程的发展。
1937年以前，罗斯福虽想按美国的意志改革中国，随后把它纳入世界秩序之中发挥一个大国应有的作用，但他宁愿意满足于对中国采取一种被动的、冷眼旁观的、不干涉主义的态度，因为他确信这个苦难深重的东方古国是那么神秘莫测，一切都充满了未知数，对一个就美国人的经历而言如此陌生、如此遥远、又如此广大的地区，美国人是力不从心的，何况美国正处于多事之秋，有着那么多事情急待解决，无法腾出更多的精力关心中国的现实与未来。
1937年以后，罗斯福对中国改革的长远期望被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威胁中国独立、意欲全面统治中国这一无情的现实所取代。此刻他更为迫切关心的问题不是致力于帮助中国发展经济、跻身世界大国之列，乃是如何解救中国于濒临灭亡的生死攸关之命运，在他的思想深处，他认为一个独立的未经他人染指的中国，总比一个受日本统治的中国、对美国敌对的中国要好。
从1937年到1941年，罗斯福则行走在一条狭窄而矛盾的小径上：一方面他仍然全力阻止或推迟同日本直接冲突和直战，另一方面则尽其所能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这种前怕狼后怕虎、自相矛盾的窘境一旦被日本偷袭珍珠港的事件彻底打破后，罗斯福的对华政策就开始织进同盟国的军事战略与他关于战后世界的总体考虑之中了。
美国国务卿赫尔在谈到美国在大战期间的对华政策时曾回顾说：对中国，美国有两个既定政策，第一是短期政策，即帮助中国有效地进行抗日战争，“维持中国继续参战”。美国军方认为中国继续参战从军事上可以把“相当数量的已军牵制在中国能场”，从而减轻太平洋战场上美军所受到的巨大压力。第二是中长期政策，即为了准备一个战后国际组织以及建立东方的稳定和繁荣，承认并促使中国威为一个与西方三大国即俄国、英国和美国具有同等地位的世界主要大国。
在这个时期里，罗斯福先前那种对中国被动的、不干涉的对华政策转变成为某种积极的、介人的政策。这样做的指导思想及其理论基础是基于以下的逻辑和考虑的：罗斯福和他的助手认为，战争将以德、意、日的失败和同盟国的辉煌胜利而告终。战后、美国无疑将在世界居于领导地位，而在它的领导下的世界新秩序里，一个“稳定的”、对美国“友好的”中属是不可缺少的，它将作为美国最密切的盟国，共同抗衡太平洋地区及其他地区的其他大国，特别是俄国、英国以及东山再起的日本。因此，此时的罗斯福认为，“美国的远东政策应以中美两国政策的紧密合作为基础”。那么谁能充当战后中国的领袖呢？首先，这样一个中国不应是共产党掌权的国家，因为一个共产党政权是不可能支持美国的“世界领导”的地位的：其次，美国看不到在国民党内有谁是比蒋介石更有能力、更有威信、更坚强有力的人了，因此，罗斯福认为蒋介石即是能“在战后把中国人民团结在一起的唯一领袖”。这样，美国政策就把美国战后在中国和太平洋地区的利益与支持蒋介石政权结合起来了。
二战初期，中国的作用显得很重要，因而罗斯福很着重蒋介石的军队。但由于在战事上蒋介石的军队一再证明其松懈无能，甚至未能牵制日本的进攻，中国早期的重要性就逐渐减弱了。尽管中国在抗日战争中的重要性日益削弱，罗斯福也承认中国在许多方面还停留在18世纪，但他仍然固执地追求把中国当成一个大国的幻想。罗斯福曾向斯大林和邱吉尔说：中国应取得战后世界的“四大警察”之一的地位，在亚洲大陆发挥和平维护者的重要作用。
从1942年末起至1944年夏，蒋介石巧妙而成功地利用罗斯福的这一观点来抵制史迪威。蒋介石心里很明白，罗斯福希望利用中国，使中国成为美国在亚洲的一个保护国，成为一支取代日本和欧洲殖民帝国的、在地区安全方面起稳定作用的势力，并且为日后抗衡红色苏联的影响提供有价值的砝码。这样看来，从长远来分析，蒋介石料定罗斯福是不会采取行动来破坏这个由他亲自推举作为“四大警察’之一的国民党政府的。为了日益依赖美国在政治、军事和经济三方面的支持，蒋介石拟定了一项建设性的军事战略：他选中了前美国志愿航空队的司令克莱尔·陈纳德作为对付史迪威的人。
对于蒋介石的如意算盘，尽管有人提出不予理睬，但罗斯福还是决定迁就蒋介石，转而支持陈纳德，因为罗斯福认为这样做是一种换取未来美中亲善的明智投资。1943年3月，罗斯福对马歇尔将军说，蒋介石不应在威胁之下才被迫实行改革。蒋介石在中国造就了“我们花了几个世纪才得到的东西”，威吓他只会适得其反。他，甚至明确说蒋介石是“四亿中国人民无可置疑的领袖”，他也不可能像“摩洛哥的苏丹”那样听从美国人的旨意行事的。
1943年9月，罗斯福在与副国务卿韦尔斯的谈话中再次谈到，“尽管蒋介石委员长的军事眼光可能有局限，他的军队仗打得不好，但他是使中国能在战场上打日本人的唯一领袖。只要有蒋介石在，中国与日本单独媾和的可能性就不会出现”。
从以上事实看来，既然支持、扶植蒋介石与美国战时和战后阶利益关系如此密切，罗斯福在史迪威事件中最后对蒋的让步就不难理解了。
其实任何一个稍有军事常识的人都不会相信，光靠飞机就可以战胜日本，然而蒋介石却是那样虔诚地寄希望于陈纳德。罗斯福对蒋介石采取支持的种种行动清楚地表明：美国政治领导人在脱离现实方面走得很远。历史上，不少哲人、大师、政治家，他们在某些领域，对很多重大的问题都可以有高深渊博的分析和论述，然而他们却对一个在人类历史上占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大国——中国，从来没有深刻的认识，古今中外，概莫能外。罗斯福也是这样。尽管他对欧洲的争斗和政治有精辟的见地，相比之下，他和他左右的大部分人对中国情况的理解却是极为肤浅和模糊的。他们没有看出，迁就蒋介石并不能解决中国更深一层的政治危机。此外，他们还漫无边际地相信：中国会有光荣的未来，因此推迟向蒋介石算帐的日子是应该的。他们没有想到，这样做的结果却使国民党得以无所顾忌地拒行改革，反而加速了它的垮台。1944年春夏两季，中国战场出现的数次灾难性军事事件，使罗斯福总统受到极大的震动。在无能的蒋介石军队的溃退下；日本军队节节进攻，屡战屡胜，最终宣告了蒋介石和陈纳德战略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彻底破产。面对巨大的投资付诸东流，理想的泡沫相继爆裂，此时的罗斯福已对蒋介石怒火中烧了，可他毕竟心存侥幸，又能以大局为重，只好暂且把心头怒火压抑起来。1943年的开罗会议上，蒋介石又向美国提出了追加10亿美元的援助以及额外武器的请求。经过反复权衡利弊，美国被迫同意。但蒋介石仍拒绝发动“缅甸战役”。在事实面前，罗斯福终于有所悔悟，决定拒绝给国民党政府新的经济援助以警告蒋介石。
到了1944年5月时，日本仍处于攻势，国民党仍节节败退。蒋介石总以“防范共产党”为由，设法把大部分兵力留作后备。至1944年6月，罗斯福已相信只有积极强迫蒋介石投入对日作战，美国的战时战略和战后战略才不致化于一堆泡影。事情越来越清楚，要中国发挥牵制、拖住日本的作用，必须使中国团结起来，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而要做到这一点，唯一的希望就是重新恢复中国国内统一战线的生气，这样才能去掉蒋介石的所谓“防范共产党”的任何借口，还能使美国对华北共产党军队的力量加以利用。更进一步讲，如果国共两党这种战时的“团结”能在日本投降后继续维持下去，就可以有效地防止内战的爆发。心存此念，罗斯福决定于1944年6月派他的私人特使副总统亨利·华莱士访华，命他迫使蒋介石寻求与共产党人达成一项谈判协议，并暗示美国愿意在两党谈判中间调停。
与此同时，罗斯福还坚持取得让一个“美国观察组”能获准自由进出共产党人的首府延安的特权。罗斯福的这种“脚踏两只船”的良苦用心实际上想要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一方面，如果美国在中国调停成功，蒋介石就无法再以共产党的威胁为由拖延对日作战；另一方面，美国是想让蒋介石明白地认识到，美国在中国还有别的选择，并不是把赌注全押在他蒋介石一个人身上。
但实际上美国领导人从来没有真正认识或接受中国革命的现实。华盛顿对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总是在“不感兴趣”与“充满敌意”之间左右摇摆。或者说，要么美国无视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性，要么则把它看成一个“全球性”的阴谋工具。历史证明，美国这种错误的认识归根结蒂给美中关系带来了灾难性的影响。至1945年2月，罗斯福开始认识到，他希冀实现的所谓培植一个“强大、统一、亲美的中国”的梦想正在迅速变成一个黄粱梦。中国的统一，也许充其量只能依靠国共两党结成脆弱的联盟来达到。而这种联盟在中国并没有稳固的基础，两党的恩怨是难以消失的。看看目前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政策就不难预测出，内战有可能爆发，这将引起远东长期不稳的前景，并成为可能诱使苏联渗入的真空地带。为了增加保全一个国民党中国的机会，罗斯福最后只好做出向约瑟夫·斯大林寻求积极合作的决定。
美国认为：苏联虽标榜“支持世界上一切革命运动”，但在这个革命口号的外衣下，其实斯大林只支持那些俯首听从他个人指挥或为他认为符合苏联最高利益的事业效劳的“共产主义运动”。斯大林当时对中国共产党实行的是一项十分好恶相克的政策。他心里明白，虽然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一场深得人心的、具有强烈民族主义倾向的革命运动，但毛泽东他们却是不会把斯大林作为主人或把苏联作为中国的样板的。一个与俄国接壤的强大、独立的中国的前景，是斯大林所不愿看到的。
l945年2月，英、美、苏三国领导人在位于苏联境内的克里米亚的雅尔塔举行了磋商。在这次会议上，苏联特别提出，苏联必须获得参与管辖满洲境内主要铁路和港口的特权。由于斯大林已经表明他将支持蒋介石政权，而不理会中国共产党人，罗斯福对苏联的要求破例异乎寻常地做出了让步，主要原因是因为罗斯福认为舍弃一个满洲以换取保全国民党中国、减少苏联援助中国共产党，是一笔合算的交易。
3.美国最终选择了蒋介石
1945年3月8日，赫尔利和魏德迈两人一起去见罗斯福。此时这位已连任三届美国总统的老人病情已经相当严重，他不光是无法独立行走，就连一些很简单的日常事都不能做，需要别人一刻不离身地照顾着。
他躺在病床上，无力地听着两个来自中国的属下讲着他从未去过的那个神秘的东方大邦。对于那个国家，他很难说有多么喜欢它。但是他却知道，为了这个世界安定和平，没有中国的参与是万万不行的。
他现在一心想的是如何把日本及早地打败，所以对于中国的局势，他关心的也还是能不能抗得住日军的反攻。所以他对属下要交待的也仍是以前说过的那些话：要把这些东方的头头拉到一起来，直到他们看到，他们必须把各自的力量合在一起抗日，否则就会被各个击破。
他对中国的那些领导人物，比较熟悉的也仅仅是一个蒋介石。他对那个人印象并不坏。所以在听两个属下谈论时，他偶然也问一下那个蒋介石个人的情况。因为罗斯福此时脑子里想得最多的，是即将召开的美苏英三大国首脑会面商谈全球大事的雅尔塔会议。
在那次会议上，他将中国问题放在一个很重要的位置上。他想了解一个蒋介石此人的各种情况，以便作出一个较为正确的判断。
除此之外，他不想多说什么了。就是魏德迈说到，一旦抗战结束，中国共产党可能引起麻烦时，他也不作一个字的评说。恐怕这位老人已经意识到自己活不到那个时候了，不想管得太远。
3月24日，赫尔利再次去见罗斯福。这一次，罗斯福是要把美国和苏联在雅尔塔会议上达成的秘密协议的文本给赫尔利看，并要他取道伦敦和莫斯科返回中国。让他使英苏两国更进一步理解美国对华政策，以取得那两个盟国的全力支持。
由此可见，罗斯福对赫尔利这个驻华大使是够信任的。要知道，那时雅尔塔秘密协议的文本是锁在总统专用的保险柜里的，就连出席这会议的国务卿纽斯还无幸看到。
3月27日，赫尔利、魏德迈等又与参谋长联席会议一起讨论了中国的军事形势。他们一致认为，只要对蒋介石的中央政策给予一定的援助，就可把中国的叛乱镇压下去。
罗斯福的接见、雅尔塔的秘密协定显然进一步壮了赫尔利的胆，使他更大步地走向他所认定的扶蒋反共的目标。
4月2日，赫尔利在离开华盛顿前夕，特意举行了一个记者招待会。他得意洋洋地宣告：“中国的军事机构、美国的军事机构、中国国民政府和美国驻重庆大使馆现在是一支队伍。”
他在这次讲话中始终把中共与封建军阀相提并论。他口口声声他说，美国的政策是承认中国的国民政府，而不是中国任何武装的军阀和武装的政党。他对蒋介石作了不遗余力的吹棒。他说：“在中国长期的抗日战争中，蒋运用了他所有的权力；然而他不是个有法西斯思想的人，他的抱负是把他所拥有的一切权力，交给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
赫尔利这番话，正好说明了他的一种倾向性。赫尔利个人的立场已经改变了许多。这是在美国政府左右摇摆的对华政策中渐渐占了主流地位的一次宣言。
至此，美国“扶蒋反共”的政策可以说基本形成。
4.影响美国对华政策的三个主要因素
美国对华政策受到三个主要因素的影响：
.一是美国因素。战后美国作为世界头号强国出现，野心很大，但其经济和军事力量毕竟有限，同其野心不相称；美国人民渴望和平；美国国内不同派别的政策主张，包括民主党政府内部的分歧，共和党控制国会、院外援华集团、正直的有现实眼光的学者和新闻界人士的看法，等等。特别是从院外援华集团对美国政策产生制约作用的过程中可以看出，硼年代未美国与国民党政权互相卷入对方内政之深是近代国际关系史上罕见的。
二是中国因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所谓“中间力量”，等等。
三是国际因素。其中最主要的是美苏“冷战”。美苏关系对美国对华政策从两个相反方向起作用，一方面促使美国积极干预中国内战，反对中国革命，美国支持蒋介石打内战的程度，与美苏妥协的余地恰成反比；另一方面，又制约美国行动不超过一定限度，因为它不想与苏联直接冲突，因此它对中国内战的干涉以不引起苏联干预为度。尤其是亚洲的民族民主运动，令美国的右翼反共势力惶恐不安。在当时美苏冷战的国际背景下，美国人所看到的亚洲，是苏联对满洲的浓厚兴趣，以及如同燎原烈火一般的中国共产党势力的崛起。美国人忧心忡忡，既怕苏联控制中国，又怕中国共产党获得江山。美国当时极有影响的对外事务发言人、以后成为国务卿的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就是其中一员积极为维持国民党的意见而上蹿下跳、竭力辩护的战将。1945年初，他对外宣称，美国对华政策的要旨是“决心不让四忆中国人被某个外国的掠夺计划所利用”。于此同时，蒋介石在美国人的直接和间接影响和施加压力之下，也已做出选择，他明确提倡全国将“依赖基督教民主国家、主要是美国的根本支持”。
在杜鲁门总统的顾问圈中，最善长辞令和最有影响力的一位，要数当时的美国驻苏联大使艾夫里尔·哈里曼。哈里曼认为，由于中国是国际共运据以向美国挑战的战争爆发点之一，如果美国放弃它支持蒋介石的责任，则“美国最后将不得不面对只要克里姆林，宫一声令下，数亿人就会挥戈进军美国的事实”，哈里曼生动的想象证实，美国最高领导层已开始将中国共产党人看成是与美国全面敌对的苏联的代理人。至1945年7月，美国对外政策的总方针已采取了反苏、反共的姿态。美国领导人不再把苏联看成一个忠实的反德盟友和一个未来的反日盟友，在他们眼中，苏联人已经变成了一个威胁世界和平的新敌手。到1945年7月末的“波茨坦会议”上，苏联人与美国人的分歧己越来越大乃至到崩溃的边缘。
其实、在对华政策上，斯大林并非像美国人所想象的那样联合中共，在全球推行赤化。虽然斯大林希望控制满洲部分地区和夺取日本人在那里建立的工业，但当时并不准备全心全意帮助中国共产党人的崛起，8月14日，就在日本宣布投降的前几个小时，斯大林和宋子文为履行《雅尔塔协定》，签订了一项《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条约中明文规定，日本投降后，苏联得到在满洲全部的铁路、港口特权；作为交换，苏联人保证他们“在道义上、物质上、军事上支持中国”，并且“唯一地支持”由蒋介石领导的“中华民国政府”，但美国政府的主要对外政策顾问敌视苏联的程度，远较总统本人为甚。他们将苏联的安全要求和惩办德国的要求，以及斯大林坚持在东欧建立亲苏政权的主张，都看作是共产主义运动向全球蔓延和扩张的前奏。
与此同时，在延安中国共产党的中央所在地，正在进行着决定意义的一次重要会议——中国共产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作为留在美军驻华司令部的最后一名政治顾问，谢伟思最后一次被派到延安去了解中共的七大会议情况。他一到延安就发觉，中国共产党人对美国支持蒋介石的政策表示难以理解，对蒋介石也更加厌恶了。
3月13日，毛泽东邀请谢伟思作了一次长谈。毛泽东对于罗斯福对中国问题如此举棋不定，出尔反尔，感到很迷惑不解。
毛泽东极为遗憾地谈到，自1944年12月以来，美国的对华政策就改变了以往促成中国国共两党妥协的方针。赫尔利的敌对行动一定会使美国一直为之奋斗的希望完全落空。毛泽东强调美国援助的巨大意义，并直截了当地说：“有人说什么美国不应干涉中国的内政（指调解国共冲突——编者注），没有那么回事！你们是作为中国最伟大的盟友到这里来了。你们能呆在延安，就很了不起。”
此时中共的这位主席还想着，希望跟罗斯福总统面对面地讨论所有这一切问题。
但是毛泽东哪里知道，当时已经是罗斯福活在世上的最后一个月了。4月1日，谢伟思匆匆离开延安。
就在前一天，他接到了要他立即返回美国的命令。命令不用说是赫尔利下达的。
在谢伟思动身之前，毛泽东、周恩来，还有朱德一起和他作了最后一次会见。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对谢伟思说，他的这次召回，是祸是福还难说，如果是好事，那么就意味着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将得到美国的援助；若是坏事，那么可能就意味着走向另一个极端。毛泽东表示，中国共产党人不怕打仗。如果真要发生了内战，只要美国采取不插手政策，我们就满意了。谢伟思在解释毛泽东的讲话时说：
共产党对美国的政策，是寻求美国对中国的民主的友好支持和在抗日方面的合作。但是，不管美国采取什么行动，不管中共能否从美国那里得到一枝枪、一粒子弹，中共都将继续愿意以他们所能做到的方式实行合作。
凡是他们能够做到的（诸如情报。气象报告或营救空军人员），中共都看作是自己的义务和职责，因为它有助于盟军的作战，能加速日本的战败。要是美军在中共管辖区年登陆或开进中共管辖区，他们会看到，那里的军队和人民已彻底组织起来，并渴望同敌人作战……
当然，美国是否同中共合作，这个问题只能由美国决定。但是，中共认为，这种合作对美国是有利无害的，它能促使战争尽快打赢，能帮助中国的统一和民主的事业，能在解决土地问题基础上，通过实行工业化实现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能博得绝大多数中国人民、衣民和自由派人士的友谊。
1945年4月4日，谢伟思最后一次离开延安。他在重庆停了一下。在4月12日，即罗斯福逝世的那天，他回到了华盛顿。在此期间，不知疲倦的赫尔利也回到了华盛顿，并同总统进行了磋商，他说服罗斯福同意了对蒋介石的最高权力的看法。
1945年3月，赫尔利和魏德迈在华盛顿宣称：“只要美国提供更多的援助，蒋介石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消灭中国共产党这个力量单薄且不得人心的敌对团体。”此时罗斯福总统已经病人膏育，生命垂危，而且几星期后就离开人世，因此他无力也无心指责赫尔利，而且事实上还对赫尔利在过去几个月的行为表示出明显的赞许。这在客观上促成了美国反华反共政策的成型和出台。1945年4月2日，美国反共政策得到了正式批准。当天在华盛顿，赫尔利晋见了罗斯福，之后马上出席了一个公开的新闻记者招待会。会上他宣布中国共产党对妨碍中国实现和平一事负有极大的责任。此举似是在向世人昭示，现在甚至连罗斯福也抛弃了不偏不倚的政策。
至此，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几乎丧失了所有影响美国政府改变对华政策的希望和努力。
1945年4月，毛泽东在延安举行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上就美国对华政策的改变发表了演讲。他高瞻远瞩、一针见血地警告国人说，美国和国民党正在共同策划一个大阴谋：一俟日本投降，就进攻共产党。6月份，谢伟思被以所谓“间谍罪”的罪名被逮捕的消息传到延安，更证实了华盛顿日益反共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