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如果美国放弃我们，我们将万分的遗憾，但是这不损害我们对你们的友好情谊。
任何时候，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我们都将怀着感谢的心情，接受你们的帮助，我们将不附加任何条件。……
1.罗斯福的私人代表
1944年11月7日，重庆又有飞机飞来，在当时的情况下，由于中共非常重视和美国的关系，所以每次飞机降落时，事必躬亲的周恩来副主席总是和美国人一起在机场迎候，这次自然也不例外，他正微笑着和包瑞德等人交谈。飞机平稳地降落了，从打开的舱门里出现了一位美国军人。只见他高高的个子，灰白的头发，军人风度十足。他穿着一套精工缝制的美军将军制服，上面的勋章多如繁星。
包瑞德一眼就认出了此人，他就是美国陆军少将帕特里克·J·赫尔利——罗斯福总统派往中国的特使。赫尔利的这次来访事先没有向中共或美军观察组通知，可谓是“不速之客”了。赫尔利的军人风度和精制服装显然打动了周恩来。他马上问道，这位贵宾是谁？包瑞德于是告诉了周恩来赫尔利的身份。包瑞德说：“这是赫尔利将军，美国总统派到中国来的特使。”
“请您先在这里陪他，我去请毛主席。”说完，周恩来就匆匆离去。不一会儿功夫，在周恩来的陪同下，毛泽东主席乘坐一辆旧汽车来到了机场，后边还跟着一队战士组成的仪仗队。赫尔利检阅了仪仗队后，向仪仗队的指挥官敬礼致意。然后这位将军挺起胸膛，仿效美国印第安人马斯科洛部落高声呼喊起他们的战争口号。也许他想以这种方式来表示对中国共产党的敬意，可是这种突如其来的尖声吼叫也确实是太过难听了些，甚至令人毛骨悚然，以至于在场的一些美国人都皱起了眉头。
当时在延安的会中文的是戴维斯，他就成了赫尔利的当然翻译。兴高采烈的美国特使告诉戴维斯说，他带来了一份协议草案，并预料共产党人会在这上面签字，然后他把这份协议带回重庆去，也能让国民党在这上面签字。
不知深浅的戴维斯冒昧地谈到，共产党可能不会像他想象的那么容易打交道。这话使正处于兴奋状态的赫尔利很不高兴，当场就让戴维斯离开延安去重庆。
但是约翰·戴维斯这天没能离去。这使得他还有时机把自己的主要想法对美国特使直言相告，他觉得这是他作为一个有责任感的美国外交官必须做的事。
戴维斯给这位总统特使留下了一份备忘录。上面写道：美国是中共最大的希望所在。他们意识到，他们要是得到美国的援助，哪怕是与蒋介石平分秋色也罢，他们也很快就能在不发生内战的情况下控制中国的大部，乃至全部。因为，蒋介石的军人和官僚们大多是些机会主义者。要是共产党显得比国民党强大，他们就会抛弃委员长。
共产党最担心的是我们，因为我们向蒋介石提供的单方面援助越多，他加紧发动内战的可能性就越大，共产党要统一中国所花的时间就越长，付出的代价也就越大。因此共产党以复杂的心情注视着我们。要是我们继续不理睬他们，支持蒋介石，他们就会逐渐地将我们视为敌人。但是，他们还是愿同我们做朋友的。这不光是我们可以帮助他们，而且他们意识到，我们使中国实现强大、独立和民主的战略目标，是能够同他们的民族主义目标一致起来的……
只要蒋介石能够争取到外国像支持他抵抗日本入侵中国那样规模的干预，他就能粉碎共产党。但是，外国进行这样大规模的干预，看来是不可能的。委员长靠那支士气不振、无精打采的军队，那腐朽的官僚体制，那毫无用处的政治道德观，以及他得到外国小心翼翼的支持，有可能把中国推向内战的深渊。
然而，在日本人下决心进行了7年多的努力都没有免遭失败的地方，他是不会成功的。共产党已经强大到对付不了的地步了。内战的结局也许是双方都拼个精疲力谒，陷入僵局。中国将至少分为两个阵营，蒋介石降到一个地方军阀的地位。共产党在内战中，迅速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进而控制全中国的可能性，是不能忽视的……要是委员长既不发动内战，又不同共产党达成谅解，那他面临的仍然是失败。蒋介石的封建中国是不能同中国北部充满生气的现代人民政府长期共存的。共产党一定会在中国扎根。中国的命运不决定于蒋介石，而决定于他们。
不知道赫尔利是否认真地看过戴维斯留给他的这一份很有见地的备忘录。估计他是不会看，或者即使看过也不会看得很仔细很认真的。
赫尔利是俄克拉荷马州的共和党人，律师出身，仪表堂堂，善于交际，爱说大话是出了名的。1928年他全力支持胡佛竟选，后在胡佛政府中担任过陆军部长助理、陆军部长。罗斯福执政后，他是罗斯福新政的积极支持者。他对中国的第一次访问是在1931年，因为对中国情况一无所知，闹了个大笑话，把蒋介石夫人写成了“石夫人”。
1944年8月，蒋介石提出了一个看似很合理的要求，让罗斯福派一个“私人完全信任之有力的全权代表”来华，与他合作，同时调整他和史迪威之间无法弥合的关系。
蒋的想法通过他的内舅、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宋子文，跟美国驻华大使高斯说得十分明白了。蒋希望罗斯福派来的人，是有权向史迪威发号施令的。蒋介石的这着棋明摆着要利用罗斯福的特使来左右不肯买他账的史迪威。
与此同时，蒋介石还电令国民党政府驻美代表孔祥熙，去向罗斯福总统解释中国军队不同于美国军队的特点。要孔对美国总统说，在中国军队里，学问和能力是次要的，关系和派系是更重要的；这支军队只能由他个人控制才行，别人来指挥，任凭你天大的本领也是统帅不了的。
罗斯福接受了蒋介石的要求，派出一个总统特使去了中国。他派了他认为可以担当此任的赫尔利将军去中国。临行时罗斯福嘱咐道，去中国的目的是为了防止中国的崩溃，并促使中国军队继续参战。具体的事情便是让赫尔利协调好蒋介石与史迪威的关系，“以便于后者指挥归其指挥的中国军队”。
但就是这好出风头的赫尔利，把中国的事情搞得一团糟。赫尔利属于那种不时出现的、有趣的怪人之列。他是个喋喋不休的饶舌者。他在重庆时很不幸，因为，他对中国几乎一无所知，他却口若悬河，又使别人很难开导他。蒋介石对此却不以为意。委员长宁愿要这样的美国人，而不要那种能讲能看中文、又在中国人中间生活过很多时间的美国人。
美国国务院的一些高级人员把赫尔利看作疯子。他提出的一项计划，被当作“滑天下之大稽的歇斯底里之作“而束之高阁。赫尔利则感到，国务院受到宣扬三种异端邪说哲学的人控制。这三种哲学就是：拥护帝国主义、拥护共产主义和拥护犹太复国主义。在重庆以说大话著称的赫尔利终于在延安也出了名。毛泽东和朱德称他是“小丑”。恰成对照的是，蒋介石对罗斯福说，他把赫尔利看作是一个“罕见的、通晓人性”的人。
究竟罗斯福为什么这样宽容赫尔利，人们狠难揣度。尽管罗斯福轻蔑地称赫尔利是“许许多多冒牌将军”之一，但却派遣他去执行一个又一个大出风头的使命。
快到1944年年底时，罗斯福决定，要为这个说大话的人赫尔利再找一件事做。要知道，即使是他没有完成交给他的任务，罗斯福在国内政治中也不会受到什么损失。赫尔利是个彻头彻尾的共和党人。史汀生和马歇尔建议派他去中国。“说大话”一听到这个消息，就要求任命他为大使，但却遭到了婉言拒绝。
2.蒋介石似乎准备与美国人决裂
1944年8月18日，罗斯福指示赫尔利：“从现在起，你被任命为我派到蒋介石委员长那里去的私人代表，你要直接向我汇报。你的主要使命是促使委员长同史迪威将军之间确立有效的与和谐的关系，以便于史迪威将军行使调遣中国军队的指挥权。”
9月6日，赫尔利到了重庆。陪同他的有奉罗斯福之命前去了解中国经济情况的纳尔逊。在9月7日赫尔利同蒋介石第一次会晤时，委员长告诉他，史迪威还是可以指挥中国一切军队的，这使赫尔利感到很高兴。但是，当蒋介石看到史迪威提出的改组方案时，他又很快地缩回去，不照他的这一承诺去做了。9月19日，又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信息传到了重庆，这是从加拿大的魁北克传来的，当时罗斯福和马歇尔正在那里同邱吉尔会谈。“鉴于罗斯福公开表示愿同共产党和解，鉴于在不是共产党影响下的其他地区内出现的不同政见活动”，罗斯福已经发现“蒋介石令人失望地缺乏进步思想”。这封加拿大来信，本应由在重庆的史迪威面交蒋介石。信中，罗斯福尖锐地批评了蒋介石，对他说：“只有你立即采取行动，才能维护你多年斗争的成果和我们支持你作出的努力，否则就会招致军事灾难，到那时，无论是政治考虑还是军事考虑，都将付之东流。”信中还要求给史迪威以“不受限制地指挥”一切中国军队的权力，以避免那种灾难的发生。这封信一到重庆，赫尔利就看到了，他反对递交这封信。他清楚地意识到，首先，这个“不受限制”就会使蒋介石勃然大怒。要知道，那样一来，他的“委员长”头衔就成问题了。
但是，史迪威一直同蒋介石有矛盾。史迪威看到此信后，高兴极了。他正想找个机会好好地刺刺那位委员长呢，就令立即把此信译成中文。他亲手当着蒋介石的亲密助手们宋子文、何应钦、白崇禧及其他军事委员会成员们的面，把这封信交给了蒋介石。
史迪威看到蒋介石读完此信后面色极难看，不由得很开心，当晚就在日记里写下了一首诗，把蒋介石那副恼羞成怒的神态，和自己的高兴情绪抒发一通。这位有勇无谋的将军却没有想到，就是因为这封信，使他失去了再呆在中国指挥作战的权力，并且迅速地被调回美国，从此未能再有出头之日。蒋介石首先是被这封从未有过的措词强烈、类似于最后通谍的信激怒了。而后他就认定这是史迪威去告状，并且这封信也肯定是这个可恶的美国佬起草的。他在当天与赫尔利共进晚餐时向美国特使表示，与史迪威决裂的时刻已经到了。只要史迪威还留在中国，他就难以再跟美国合作下去。
蒋介石把一肚子怨气都发泄在史迪威身上，声称：“既然我已经弄清楚史迪威将军并不打算同我合作，而且他还自以为是被任命来指挥我的，那么这一切就到此为止吧。”暴怒中的蒋介石甚至认定，史迪威派“迪克西使团”去延安，目的“是伙同共产党来推翻中国政府的”。
蒋介石由此而下了决心，通过赫尔利，向美国总统罗斯福及美国军方正式提出要求，把史迪威召回，另派他人担任中美联军前敌司令。
赫尔利不改本意，即给罗斯福起草了一份复电文，并说：“威信、政治上的考虑和个性，所有这一切与中国日益恶化的局势相比，都显得无足轻重了。我最强烈地敦促您立即重新考虑您在这一问题上的决定。”
赫尔利让罗斯福签发这份电文。这样，罗斯福就面临着抉择了。要么改变他本人的决定，吞下美国的傲气，向蒋介石让步，召回史迪威；要么继续向蒋介石施加压力，促使蒋收回成命。
从太平洋战争开始以后，美国的对华政策就有了两个目标：短期的军事目标是使中国继续作战，长远的政治目标是在战后谋求一个统一、稳定、亲美的中国，作为美国在太平洋地区最亲密的盟国，以对付这一地区的其他大国，尤其是苏联。
在目前战争情况下，蒋介石的军队还是有一些军事作用的，少了他不行。再说，罗斯福本人对于蒋介石个人的印象还是不错的，要不他也不会把蒋介石拉到大国的位置上去。罗斯福认为，蒋介石不仅是战时中国的领袖，而且也将是战后中国的唯一领袖。
在过去的一些年中，罗斯福已经跟蒋建立起了一种个人的亲密关系。美国已经为支持蒋介石作出了许多努力，蒋介石对此也一再地向罗斯福表示过谢意，并多次保证在战后和平会议上与美国站在一起，并且对于战后美国的在华利益也必然会放在一个特别优先的位置上。
在这种僵局面前，罗斯福不得不向蒋作出让步。他作出这种让步先是通过非正式的途径传出去的。罗斯福让他的亲信顾问霍普金斯在与孔祥熙用餐时告诉他，总统表示，愿意接受蒋的要求，但是只同意解除史迪威的中国战区参谋长的职务，但还保留在北缅战场的指挥权力，让他继续指挥在北缅的中国军队。
蒋介石此时已经摸着罗斯福的心理，美国现在不敢把他怎么样的，对史迪威非得一除到底，把他打发回家去不可。他对这种退半步的做法坚决不答应。而作为美国总统特使的赫尔利居然也帮着蒋说了许多史迪威的坏话。两人一起把豫湘桂作战失败的责任都推到了史迪威身上，说是他指挥失当造成的。
10月10日，蒋介石正式答复罗斯福，坚决要求召回史迪威。作为美国总统特使的赫尔利还在这则蒋介石给罗斯福的回电中加了一段按语。他说：
我在这里研究形势后确信，没有一个中国领袖能像蒋介石那样提供如此之好的与您合作的基础，在我所知的中国人中没有一个具备蒋介石那么多的担任领导职务的素质。
……蒋介石和史迪威是水火不相容的。如今您面临着蒋与史迪威之间的抉择问题。您与蒋介石之间没有任何别的争端，蒋介石同意您提出的除了任命更迪威以外的任何要求、任何建议。
如果您在这场争论中支持史迪咸，那您就会失去蒋介石，而且可能同他一起失去中国。
赫尔利的话显然是说中了罗斯福所一直担心的问题。所以他的回电很快就来了，要赫尔利提出接替史迪威的人选。
10月18日，罗斯福致电蒋介石，宣布召回史迪威，由魏德迈接任蒋介石的参谋长和驻华美军司令官职务，由索尔拿任驻缅印美军司令。
10月21日，被撤去职务的史迪威离开了重庆，在他工作战斗过的地方作了短暂停留后，于10月28日飞回美国。一个美国四星将军被从一个盟国逐走，这在美国历史上是唯一的一次。
3.自信得几乎愚蠢
桀骜不驯的史迪威走了，来的是圆通的、与蒋介石合作得很好的魏德迈。至于赫尔利，则已经在驱逐史迪威的事件中，跟蒋介石结成了心有灵犀一点通的盟友。在那位被赫尔利撇在一边、而后自动辞职的驻华大使高斯飞回美国以后，在蒋介石的要求下，赫尔利接任美国驻华大使。
1944年11月7日，即罗斯福第三次当选为美国总统。同一天，赫尔利将军乘坐信使班机到了延安。他的这次行动事先没有通知延安方面的任何人。
只是在此之前他曾对罗斯福提起过一句，说他要去一趟延安。罗斯福以为这位好说大话的“将军大使’、也许是要他觉得，对方是在扮演一个真正的无畏将军的角色呢。
促使他心血来潮去延安的是谢伟思的报告，和他们的一次一个小时的谈话。
在1O月底这个深秋时节里，重庆的美国人都有一种惶惶不安的感觉。因为有太多的调动，史迪威将军走了，听说驻华大使高斯的日子也不会久了。在延安呆了三个多月的谢伟思被调回重庆，马上就要让他回华盛顿去作汇报……
在谢伟思去美国之前，那位即将接替高斯充任大使的赫尔利把谢伟恩叫去谈话。因为他读了谢伟思写的那份“双十节报告”。
在那份报告中谢伟思提到了美国总统特使会亲自到延安去谋求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和解，他当时有点惶惶不安、以为自己可能要被这位喜怒无常的总统特使臭骂一顿。
但是，他并没有挨骂，而是在那一个小时的谈话中，当了足足57分钟的听众，听激动不已的总统特使对国共两党的看法，还有他本人对于去做一个调解人的十分自信的独白。
赫尔利曾经描绘过共产党的正式邀请，那时他傲慢地说，他作为美国总统特使是不能去共产党的地盘的。可是这时候，他感到，蒋介石的势力和毛泽东的力量，没有什么理由不能合在一起去打日本军队。
他朝着谢伟思大声地叫嚷着：“见鬼，谢伟思，我一定要让共产党也得到一些武器！”
谢伟思当时还想，这可太好了，他早就这么想了，一切需要武器扫击敌人的军队都应该得到武器。这次谈话；谢伟思对于赫尔利的印象并不好。因为在此之前，他已经听说了有关史迪威被免职的一些内部流言。但此时他对赫尔利愿意去延安直接跟共产党谈，充作调解人，还是有些高兴的。这至少比原先那些高级官员不敢或不想去冒这个险要好些。
赫尔利将军和他的秘书——一个名叫史密斯的美国陆军中士，都被安置在窑洞里。这种往所及其不全的卫生设施，均与迪克西使团使用的一样，不过他倒没有吭声。
赫尔利过于自信，甚至可以说是个自大狂。他以为此番来延安十拿九稳是会成功的。他在坐上飞去延安的信使飞机之前，就用一种难以抑制的得意心情给远在地球那一边的罗斯福拍去电报，说：“今天我要进入共产党控制区了！”
赫尔利这次来华的任务有两个，除了解决史迪威和蒋介石的关系问题；还有协调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关系。她在来华之前曾去过苏联。因为他对于中国情况一无所知，尤其是对中国共产党的情况不清楚，所以就向苏联当时的外交人民委员漠洛托夫试探口气。
莫洛托夫对他说：“中国有些人自称为共产主义，但他们与共产主义毫不相干。这只是对他们的经济状况不满的表达方式。当他们的经济状况得到改善时，他们就会忘却这种政治倾向。”
从苏联人那里听出他们对于中国共产党是不友好，苏联当时的态度是积极地跟国民党政府拉关系，希望改善关系。莫洛托夫还表示支持美国帮助中国实现联合的努力。
赫尔利并不懂得苏联人真正的用意是什么。他因为对于共产党人并不是很了解，就相信了苏联外交上的这样一种说法。后来他跟罗斯福说此事时，还把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关系比作了美国的民主和共和两党的关系。
他以为，“中共与俄克拉荷马州（赫尔利故乡）共和党的唯一区别是后者没有武装。”
他对于这次调处中国的国共两党关系表现出很大的兴致和热情，从来华的最初就开始着手干了。先是和宋子文、何应钦和蒋介石本人一起搞了个10条建议，而后跟在重庆的中共代表董必武、林伯渠进行了3次会谈。赫尔利表示他是受罗斯福总统所托来调处国共两党关系的，希望中国团结。中共代表也向他谈了中共方面的态度和主张，那时就提出请他访问延安。就在10月28日，史迪威将军离开中国的那天，已经在调解史迪威问题上帮了蒋介石大忙的赫尔利得意洋洋地又开始了他的第二次杰作。他向蒋提出了一个协议草案。
这个协议的主要内容是：一、中国政府与中国共产党共同合作，实现国内军队统一，以便迅速打败日本，解放中国；二、中国政府与中国共产党均承认蒋介石为中华民国总统及所有中国军队的统帅；三、中国政府与中国共产党拥护孙中山之主义，在中国建立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双方采取各种政策，将促进政府民主程度的进步和发展；四、中国政府承认中国共产党，并将给予合法政党地位；五、中国只有一个中央政府及一支军队，中共军队与政府军队官兵将依其职阶享受同等待遇，各部队在军火和给养的分配方面享受同等待遇。这个协议草案内容大都是原先搞的10条中的一些东西，但是蒋介石对此也还是不满意。因为他觉得这个方案中实际上承认了中共与国民党的平等地位，于是就授意张治中、王世杰修改。最后把第二条改动为“中共军队服从和执行中央政府及其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即蒋介石常说的“政令军令统一”。别的一些方面也改动了，把蒋介石想通过谈判，吞吃掉中国共产党军队的用心表达得更明白了。
4.毛泽东和赫尔利的会谈
赫尔利就是带着这么一个方案到延安去的。他真是想得太天真了，以为中国共产党会高高兴地接受这样一个完全代表蒋介石意志的方案。
结果当然是一开始他就碰了鼻子。中共坚决不同意这个方案。美国国务院《美国外交关系，1944年，中国》一书第666页开始，收录了赫尔利将军与毛泽东主席及其他共产党领袖在延安会谈的详细报告。这份报告的来源显然出自赫尔利将军的秘书史密斯中士的手笔。在与毛泽东及其他共产党领袖于1944年11月8日上午首次会谈时，赫尔利的开场白似乎倾向于对国民政府和共产党人均持中立态度。他着重指出，美国无意于干涉中国的内政，而只是打算做那些可能有助于最后打败日本人的事情。他进一步指出，他本人深信，委员长和毛主席都是渴望实现祖国统一与和平的真诚的中国爱国志士。然后，赫尔利将军向毛泽东主席递交了一份文件。他说，这份文件表明了委员长打算与共产党人达成协议的各项条款。
这份前文提到的协议中某些语言虽然带有明显的美国腔，特别是关于“民有、民享、民治之政府”及“旨在促进政府民主进程进步和发展的各项政策”等部分。
这些不同寻常的措词没有逃过毛泽东的眼光，因为条款一经读毕他便马上询问，这五条代表了何人的思想。赫尔利将军答道，这些观点是他自己的思想，“不过是我们大家制订出来的”。除开他本人以外，也许还指委员长及其顾问。这位将军继续说，我觉得，这些条款似乎是公正的；它们并不是作为一种“可取亦可弃”的建议，而是为了开诚布公地与毛主席和其他共产党领袖讨论而提出来的。依据史密斯中士的会议报告，毛泽东是想知道委员长本人是否同意所有被提出的观点。赫尔利说，委员长已经同意了。
毛泽东查询这些条款体现了谁的思想，毛泽东提的问题是公正的，因为某些语言听上去的确不像委员长自己惯常的表述方式。
赫尔利将军和共产党领袖之间的第二次会议在同一天下午举行。第一次会议主要由赫尔利将军说明他的观点。他表达了美国政府把共产党和国民党联合起来的愿望。这样做是为了全面抗日，而不是因为任何干涉中国内政的愿望所致。第二次会谈中，议程开始不久就沿着与上午不同的路线进展了。因为第一次会谈时赫尔利将军已经扮演了主要角色，第二次会谈时毛主席便占据了主导地位。
说了几句彬彬有礼的挖苦话以后，毛主席便着手抨击蒋介石委员长及国民政策。在诸多指控中，毛泽东尖锐而坦率地指出，事实上国民党正在反对中国人民的联合，因为它顽固地拒绝与中国共产党达成协议。他宣称，中国必须有一个由国民党、共产党和其它党派组成的联合政府，为此而改组政府是必要的。毛泽东强调，推迟这一改组直至击败日本以后，这就是委员长的决心所在。如果这竟然发生的话，将引起国民党政府的崩溃。
毛泽东坦率地宣称，国民政府的军队已经没有作战能力了，因为它的195万军队有77.9万被用于监视共产党，而余下的则在近来与敌人的所有战斗中落荒而逃。另一方面，他指出共产党人已经将其所有的力量都投入了对日作战，从而拖住了侵华日军的大部。至于共产党部队应该得到与国民政府部队相同的薪水和津贴这一建议，毛泽东宣称，国民党部队一名列兵的薪水仅仅够买一盒中国香烟，而共产党的士兵吃得好，穿得暖，身体健康。蒋介石的士兵饥寒交迫，许多人体弱多病，以至于不可能作短途行军。
赫尔利将军对毛泽东关于蒋介石和国民党的责难作出了的迅速的反应。他说，国民政府的军队最近在缅甸北部及怒江一带取得了几次重大胜利。为了在这几仗中取胜，他们不得不从华中战区抽调兵力和军用物资，而这使他们在该战区遭到了日本人的攻击。赫尔利接着说，他觉得毛泽东主席关于委员长和国民党的言论，听上去似乎是中国之敌的声音，或者说似乎是希望见到中国自我分裂的局面继续下去音的声音。
赫尔利将军对于毛泽东关于蒋介石和国民党的攻击的回答，显然使毛泽东怔了一下。但他仅仅犹豫了片刻便有力地反驳道：“将军，我刚才关于蒋介石和国民党的说法，罗斯福总统、邱吉尔先生、孙科博士和孙中山夫人早就说过了，难道您认为他们都是中国的敌人？”
毛泽东在会谈时强调说：中国需要团结，但是团结必须有民主。也就是说，需要在民主的基础上团结全国抗日力量。现在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都打得很好，唯有中国正面战场打得很不像话。这是因为中国缺乏民主。必须改组现在的国民政府，否则，就无法振作大后方军队的士气，无法挽救国民党统治区域的严重危机。
对于方案中的第四条，毛泽东用讥讽的语气说：“这一条恐怕是蒋介石自己写的吧？”接着又尖锐地指出：应当改组的是丧失战斗力、不听命令、腐败不堪、一打就散的军队，比如汤恩伯、胡宗南的军队，而不是英勇善战的八路军、新四军。中国人民的公意是，哪个军队腐败，就应该改组哪个！赫尔利觉得就毛泽东对蒋介石和国民党的指责合理与否继续争辩毫无益处。可能因为认识到这位共产党领袖答辩有力，赫尔利采取了新的方针。他宣称自己误解了毛主席言论的主旨，进而就毛泽东提出的问题承认，中国国民政府内部确实存在着某些贪污腐化的事实。赫尔利明确承认，毛泽东是真诚希望争取中国内部和平及继续有效打击日本的。这在相当程度上使会谈的气氛显得融洽了。赫尔利将军接着说，蒋介石打算在全国军事委员会这个中国全部武装部队的指挥机构里给中共一个席位，以证明他希望与共产党人达成协议。
毛泽东对这一建议反应冷淡，他明确指出此举毫无意义。赫尔利将军再三强调，这样至少能够让共产党人的一条腿迈进大门之内。毛泽东却反驳道，如果一个人双手被缚，即使他的一条腿迈进了大门也无济于事。赫尔利又申明，共产党人若在全国军事委员会里有一个席位，便能全面参与一切重大的军事计划和作战行动。毛泽东对这一观点依然付之一笑。他强调说，军事委员会的许多成员不仅被封锁了夫于该委员会活动的一切消息，而且连这一委员会的全体会议也有许久未曾召开了。
于是，赫尔利采取了另一个行动。他说：“主席，如果您认为委员长邀请您参加联合政府的各项条款不够公平，那么您依哪些合适的条件才乐意参加呢？”
毛泽东就此回答说，他希望有点考虑的时间，他还需要和党的其他领导人商量他说这次会议召开不久他就说明过，在停止任何分裂抗日根据地力量的行动井坚持民主原则的前提下，中同共产党就乐意与国民党就种种分歧举行谈判。此刻他提出在第二天下午召开下一次会议，届时他将提出自己关于协议的建议。中国共产党的领寻人经过研究后，提出了一个五点方案。赫尔利看了看，问道：“你们这个方案是否还与蒋介石合作，是否还让蒋介石当政府主席？”
毛泽东对此作了肯定的回答。赫尔利对中国的情况了解得太少了，他想共产党要求的只是结束一党专制的落后制度，以后共产党在政府中享有民主权利，这样不仅不会损失国民党的利益，而且会在政治上和道义上加强国民党，蒋介石也不会不同意的。这位美国总统特使以为用他的这种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办法解决国共矛盾是最能体现美国所持原则的，便觉得接受共产党的五点方案是行得通的。
中共提出的五点方案是这样的：一、中国政府、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应共同工作，统一中国一切军事力量，以便迅速击败日本与重建中国。二、现在的国民政府应改组为包含所有抗日党派和无党无派政治人物的代表的联合国民政府，并颁布及实行用以改革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新民主政策，同时，军事委员会应改组为由所有抗日军队代表所组成的联合军事委员会。
三、联合国民政府应拥护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建立民有、民享、民治之政府的原则。联合国民政府应实行用以促进进步与民主的政策，并确立正义、思想自由、出版自由、言论自由、集会结社自由、向政府请求平反冤抑的权利、人身自由与居住自由。联合国民政府亦应实行用以有效实现下列两项权利：即免除威胁的自由和免除贫困的自由之各项政策。
四、所有抗日军队应遵守与执行联合国民政府及其联合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并应为这个政府及其军事委员会所承认。由联合国得来物资应被公平分配。
五、中国联合国民政府承认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及所有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
达成协议后，毛泽东托赫尔利带给罗斯福总统一封信，其中说。这一协定的精神和方向，是我们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抗日统一战线中所追求的目的之所在，我们一向愿意和蒋主席取得用以促进中国人福利的协定，今一旦得赫尔利将军之助，使我们有实现此目的之希望，我非常高兴地感谢你的代表的卓越才能和对于中国人民和同情。
不用说，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对于能达成这项协定是十分高兴的。赫尔利特别开心。因为他相信星期五是他的吉日。他的生日是星期五，他结婚是星期五，第一个孩子生于星期五，获第一枚勋章也在星期五！
所以他在这个吉利的星期五就决定马上坐飞机赶回重庆去。这样也就算他这回又大获全胜而归。
11月10日上午剩下的会议时间大都花在联欢上了。每个与会者都兴高采烈。听上去刺耳的，只有迪克西使团的包瑞德上校说的一句话——现在要完成的，就是劝导蒋委员长接受这些条款了。
联欢花了很长的时间，以致于到准备动身赴机场时才结束，连午饭也来不及吃了。当赫尔利一行人离开会议室，站在屋外美丽而明亮的秋日阳光下，赫尔利将军最后提了一个建议。他对毛泽东说：“主席，你我在这些条款上签字吧。我认为这是适宜的，它表明我们经过考虑认可了这些条款的合理性。”条款的文本放在一块高度适中的石板上，他们签字了。在场的包瑞德上校清楚地记得，毛泽东不是盖的图章，而是像美国人签署支票一样在两份文本上签了名。文本仔细地留了一块空白，下面用打字机打下了蒋介石在此签名的字样，以便让委员长表示自己对这些条款的赞同——如果他有此愿望的话。
当他和毛泽东准备签字时，他又说：“毛主席，您当然理解，虽然我认为这些条款是合情合理的，但我不敢保证委员长会接受它。”此刻周恩来插话了。大意是，这些条款首先必须径直交给委员长，而不能让宋子文或任何别的国府官员先着它们，周恩来的话是一个聪明的警告。
毛主席拒绝了赫尔利要他乘飞机去重庆和委员长讨论条款的建议。但周恩来和他的秘书陈家廉将与赫尔利、包瑞德同机飞往重庆。
在飞机上，周恩来和姜军观察组负责人包瑞德上校挨着坐。在他们愉快的交谈过程中，包瑞德上校向他提了一个含蓄的问题。包瑞德说：“将军（虽然他根本没有军衔，但美国人习惯于这样称他），您认为苏联和美国谁更民主呢？”
这的确是一个难题。中国共产党在与国民政府的谈判中急于求得美国的支持，看来周恩来不可能冒险和得罪一个美国官员。虽然官阶不高，但对于未来军援的联系来说，这个官员却可能是一个重要的人物。然而另一方面，人人都知道共产党人当时是极其崇拜苏联的。周恩来稍加思索之后回答：“包上校，我们认为苏联在世界上是最民主的。”包瑞德上校认为他的回答很诚实，并尊敬他的毫不含糊的回答。不过他又接着补充道：“但是上校，”他继续说：“我们知道，也许还要过一百年我们才能获得这样的民主。如果我们今天能够享受你们在美国所享受的民主，我们也将十分高兴”。
得意洋洋回到重庆的赫尔利，才下飞机不久，就被蒋介石泼了一飘凉水。
5.赫尔利见风使舵
陪同赫尔利回到重庆的周恩来曾给他打了一下预防针，要他回去后不要把此五点方案给宋子文看，而要直接给蒋介石看，直接对蒋做工作。。
但是不知有意或是无意赫尔利却还是把它交给了宋子文。结果，所有的国民党首脑们都向他开火，认为他带回来的共产党五点方案绝对不能接受。国民党代理行政院长的宋子文恼怒地对赫尔利说：“共产党把一张货单卖给你了，国民政府决不会同意共产党的要求的！”蒋介石则说，如果同意成立联合政府，等于承认国民党被共产党彻底打败了，等于把对政府的控制交给共产党了。赫尔利可没想到会招致如此尖刻的指责，他摇晃着脑袋说：蒋的这个意见是不正确的。又说如果认为“联合政府”这个叫法不好，那就另外再换一个叫法好了，就叫“两党政府、多党政府或党派政府”都可以。
赫尔利劝蒋介石气度大一点，让共产党“插进一只脚趾”算了。蒋介石气呼呼地说：“插进一个脚趾就会全身挤进来的！”被众多的国民党首脑围攻着，赫年利觉得好不沮丧。他很想发一通美国老爷的脾气，可是还是忍住了。在这时候他得想一想该怎么办了。在把握时机与看风使舵方面，赫尔利是有过许多年的丰富经验的。他的律师出身和专门搞竞选等活动，已经在成败得失的转折关头该如何办、如何改变战略和方式方面积下了许多经验。
在这种时候，他这样的政客人物，就跟史迪威那样的军人风格完全不同了。赫尔利在此时等于是面临着两种选择：或是向蒋介石继续施加压力，迫使其作出让步；或是向蒋介石让步，把自己的面子削下一点。
能屈能伸的赫尔利选择了后者。对于赫尔利说来，目前他要办好的是如何把蒋介石哄住，让这个中国军队的委员长能把中国军队拉出去打日本人。这是罗斯福要他做的，也是他一心想做好的。史迪威因为跟蒋介石闹别扭，想压着蒋介石跟日本人打仗，结果蒋介石没被压服，自己先被逐回去了。那才是几天前的事。
毫无疑问，现在罗斯福的脑子里想的是如何把对日本人的这一仗打下去。为了这一点，堂堂的美国总统罗斯福竟也会自吞苦果，断送一个美国高级军官的前程，损一回美国军队的骄傲，那么，如果他赫尔利再对蒋介石发脾气，难保罗斯福不会把他这个总统特使也“就地正法”了。
据华盛顿那边的可靠消息，他已经被任命为美国驻中国大使。这可是他非常想得到的位子。而眼下他必须办好的是一件首先必须让蒋介石能够满意的事，所以他在劝说了几句后，眼见着无法挽回了，便放弃原先跟中共领导人谈妥签定的五点方案，回过头来劝说中共接受蒋介石的方案。
11月19日，王世杰奉命向赫尔利提出三点反建议，其主要内容是：一、中共军队整编为正规国军，军饷补给与其他部队同等待遇，国民政府承认中共为合法政府；二、中共对国民政府之抗战及战后建国应全力拥护之，并将其一切军队移交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统辖，国民政府指派中共将领以委员资格参加军事委员会；三、国民政府依照《抗战建国纲领》之规定，保障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项人民自由。
这个方案闭口不提联合政府，一味强调中共服从国民政府，交出军队，表明蒋介石根本无意改变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局面，而只要这种独裁统治继续下去，任何保障人民自由的许诺便都是欺人之谈。
11月21日，赫尔利把这个三点方案交给周恩来。周恩来一看，这个方案明摆着是要中国共产党缴枪投降，受“招安”嘛。
他当时就表示对这样的一个反方案中共是无法接受的。周恩来气愤地说：“国民党政府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都是挂名的，不但没有实权，而且从来不开会。蒋介石一切以命令行事，中共不能参加决策，这参加与不参加又有什么区别？”
周恩来反问赫尔利，联合政府的提出是赫尔利自己赞成的，为什么在这个方案中一个字也看不到？赫尔利无言以对。周恩来又问：“是不是仍然同意我们为实现中国团结必须以组织联合政府为前提的主张？”
赫尔利在此时也不得不表示，联合政府的主张是适当的，也是体现了民主原则的。“但我不便使用同意的字眼，因为我不是谈判的当事人。我只是见证人。”
此时的赫尔利真是尬尴极了。因为他明知道自己是在强词夺理，但是又不得不这么坚持说下去。他已经背弃了他自己同意并签了名的协定，可是现在又要把那些说出的话、做下的事全推翻不认帐，这也真是难为他了。
无理之中，他想着还有一条物质上的诱惑，便拼命劝周恩来把这份协定签下来，说只要签下了协定，国共达成了和解，那么美国准备着的成百架飞机的物资就等着运送到中共这边了。在这时候，赫尔利使用了他在帮着竞选总统时拉选票的嘴皮子，喋喋不休地向周恩来一再地劝说，“参加政府也只是一个空名嘛，也不一定就会有多少实权，倒不如现在从美国手里得一些卖惠。事情也只能一步一步地干，咬东西也不能一口咬掉，要一口一口才能咬掉。现在有机会，就先赶紧参加政府，以后再一点点地把权力抓过来。”
又说：“看我们美国不也这样吗？事在人为，比如我们议会的议员，有的能控制国会，有的不过是坐食而已。”
说得兴致上来了，他又想出了一个高招，“依我看最好设一个来自同盟国的统帅。你们不愿受国民党的领导，国民党也不肯听你们的指挥，那就让盟军的统帅来统一指挥。我就愿意来充任这样的一个盟军统帅。怎么样？”在以后几次与中共领导人的会谈中，赫尔利仍然一厢情愿地劝说中共接受这个二点方案。他用一种拍拍棒捧的方法，想让周恩来同意他的建议。他说：“国民党已经僵化了，失去了弹性，你们进来，就可以大有作为了。你们是在同我，同我们美国合作。只要我们能很好合作下去就可以逐步改组政府……”
而后，赫尔利又拉新任的美军驻华司令官魏德迈未约见周恩来，对周又是那一套物质上的诱惑。他们一再地许诺，只要中共答应参加国民党政府，他们马上就可以把大量的美国军事援助，包括弹药、武器、医药用品，甚至粮食都供给中共。美国还能派出美国军官来帮助训练中共军队，还可以协同作战。
说来说去，赫尔利要共产党答应下来的就是一条：参加政府，取得国民党政府的承认。
但是周恩来仍然不肯改口。他坚决回答道：“我们参加政府，就要替人民负责。现在让我们参加政府，却不能负责。这样的政府，我要参加……良心上也过不去的。”
与此同时，蒋介石也作出了一点改良的姿态，把他的政府作了一些人事调整。任命陈诚接替了何应钦为军政部长，俞鸿钧接替孔祥熙为财政部长、朱家骅接替陈立夫为教育部长，王世杰接替梁寒操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等。
蒋介石作出这种改良的姿态是给美国人看的。因为这新上去的几个人都是美国比较欣赏的。如陈诚就被认为是军队中积极推行改革的，另外王世杰在与中共谈判中；也被认为是思想比较开放的，他当宣传部长可能会对新闻检查放松一点。
但是蒋介石玩的这种小花样，也只能哄哄美国人。对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早已领教过了。在过去二十几年的对立抗争中。蒋介石玩这种花样还不够多吗？
6.“我们将不再让步！”
l944年12月8日，周恩来和美国观察小组组长包瑞德同机返回延安。毛泽东随即与包瑞德进行了一次言词激烈的交谈。
在这短短的一个月中，作为美国总统特使的赫尔利的表现实在是太拙劣了。他在这期间自食其言，翻云覆雨，一张舌头两边翻，使得原来对此事抱有很大信心的中共领导人非常失望、对赫尔利本人已经不相信了，对于美国政府对蒋介石的偏护和怂恿，则表示非常难以理解和接受。
毛泽东在这次与包瑞德的会见中大发雷霆。包瑞德多年以后回想起此事；都还感到记忆犹新地说：和两位共产党领袖的会谈，是我永远不能忘记的一次经历。我一离开毛主席的房子，在我还清晰地记得这一切的时候，就把刚才会谈的内容仔细地记录下来了。我把我的报告呈交给魏德迈将军，因为我在他的领导之下而没有权力和赫尔利大使直接通信。
这份报告全部收在《美国外交关系，1944年，中国》第227页。全文如下：
延安1944年12月10日题目：同毛泽东主席的会谈1.1944年12月8日，我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周恩来举行了长时间的会谈。会谈开始时，我首先发言。我说，我已得知周恩来将军不打算返回重庆。毛主席回答说，周将军在那里无事可做。然后，我们就目前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谈判进行了充分而坦率的讨论。毛主席和周副主席谈话的要点概述如下：
由委员长向我们提出的三点建议的首要之点是，共产党的军队必须服从全国军事委员会的改编。这就意味着把我们的军队完全置于委员长的控制之下，其结果将是，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裁减我们的武装力量。那时，我们将任凭其摆布。
与这种相当于完全投降的交换条件相应的是，总共才给我们一个全国军事委员会的席位，而这个名额是没有任何实际作用的。当年的重要将领冯玉祥、李济深二位将军也是全国军事委员会的成员，但是他们对军事委员会的决定毫无影响。事实上，整个全国军事委员会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开会了。
赫尔利将军说，如果我们接受全国军事委员会的这个席位，那么我们将得到所有的军事报告，从而我们将知道政府的行动，并且我们将处在影响政府决策的地位上。我们难于接受赫尔利将军的意见。我们明确地告诉他，虽然有一位共产党人参与全国军事委员会，但是他对该会工作的了解绝不会比局外人多，而且他在该会也不会比局外人有更多的发言权，我们是清楚我们说的那种情况的。
赫尔利将军还说，接受了全国军事委员会的代表席位，将使我们的‘一只脚跨进大门’，并以此作为能够扩大我们地位重要性的起点，从而逐渐使我们的影响增加到这样一个程度，即最后我们将控制政府。我们相信，这是一个带有根本性错误的概念，但是我们已不能使赫尔利将军确信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错误。我们所能说的一切乃是，如果双手被反绑着，即使一只脚跨进了大门也是没任何意义的。
赫尔利将军、魏稳迈将军以及麦克卢尔将军曾对周恩来将军说，美国愿意和我们进行军事合作，但是在给予这一我们非常乐于接受的合作之前，我们必须接受委员长的条件。然而，在这种条件下，美国却完全没有向我们提供有关我们安全的保证。我们感到，我们不能适当地向美国要求任何这种保证。事实上，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相信美国能够对我们的安全提供保证，即使他或许真诚地愿意这样做。我们也不能相信委员长的良好诚意。凡是不带偏见地研究过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关系史的人，都能通情达理地想到我们不会寄任何希望于他。
我们发现，美国的态度有些让人迷惑不解。赫尔利将军来延安，问及我们和国民党合作的条件，我们提出了五点建议，其中的基本，点是建立联合政府。赫尔利将军也同意这些显然是公平的条件，而且事实上，五点建议的大部分年容，是在他的建议之下提出来的。委员长已经拒绝了这些建议。现在美国又来认真地要求我们接受需要牺牲我们自己的反建议，这是我们难以理解的。我们被告之，要我们牺牲自己以拯救局势是高尚的事情。我们看不出，把我们置于任蒋介石摆布的境地，能有助于解决当前的危机。赫尔利将军说，如果我们让步，我们将获得世界的赞许。但是，如果我们让委员长绑住手脚，世界的赞许对我们没有一点用处。
魏德迈将军说，如果我们同委员长达成协议，他就能给我们武器，并能派出美军军官训练我们，和我们一起工作。我们衷心地欢迎这种帮助，但是不能指望我们付出这样的代价，即我们在接受这种帮助时，要由委员长批准。我们认为，美国应该充分认识到这种事实，即如果我们屈从于委员长所能强加给我们的种种限制，如果放弃我们仅有的自卫手段（这种自卫手段就是我们的军队），那么，我们不会，或根本不会有舒适合作的手段了。毫无疑义，在目前的形势下，我们愿意参加政府。而事实上，向我们提出的条件却使我们没有机会参加政府。我们再重复一遍，如果双手被反绑着，那一只脚跨进大门也是没有意义的。
要求我们作出如此巨大的牺牲，而对目前危机负有重大责任的委员长却可以不作出什么牺牲，这时我们是大不公平了。承认我们党的合法性没有牺牲可言。我们不认为，给我们一个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全国军事委员会的席位，是一种牺牲。
也许魏德迈将军真诚地渴望帮助我们，但如果我们接受了委员长的条件，他就不能帮胁我们了。我们希望在对日战争中同美国合作，在当前的危机形势下，我们也希望有所帮助，这全部的事情却被委员长阻碍了。我们已经提出了一项解决问题的方案，根据这个方案，我们得到美国的帮助是没有问题的，但我忻的建议却被委员长直截了当地拒绝了，并且他还企图把责任推在我们身上。
美国认为，蒋介石一定会不惜一切代价保持他的执政地位。我们不反对这一政策，只要他同日本作战，我们就完全愿意委员长继续执政，然而，我们并不准备放弃在全国军事委员会取得一个席位这一自我维护的权力。
如果鉴于蒋介石的历史，美国希望继续支撑这一腐朽架子——蒋介石，那是美国的权力。然而，我们相信，尽管美国能够做他所要做的一切，但蒋介石注定要失败。难道魏德迈将军认为，在实现他的各项建议中，蒋介石会给予全心全章的合作吗？当然他办不到。史迪威将军已经十分了解，在军事行动中外蒋介石的依靠程度应有多大。让美国继续支持蒋介石，直到他把昆明、贵阻、重庆、西安、成都等都失掉，那时，也许美国将会明白，支持蒋介石是如此的无用。
我们不像蒋介石，我们并非必须要别的国家的支持。我们能够挺立着，像自由的人们一样自由地行走。
我们承认，委员长虽有着如此之多的短处。但他总还没有和日本人讲和，为此我们非常感谢他。而另一方面。只有王八蛋才拒绝对日作战。
根据五点建议，我们相信，有美国的帮助，我们能够为挽救目前的局势作出一定的贡献。我们愿意在对日作战中流尽我们的最后一滴血、我们相信魏德迈将军知道，如果我们得到允许的话，我们能提供怎样的帮助，但是，我们不能被反绑着双手去战斗。我们完全愿意服从以蒋介石为领导的政府的指挥，如果我们在这个政府中有一定的发言权。但是，全国军事委员会的一个席位根本不会有我们的发言权。
如果美国放弃我们，我们将万分的遗憾，但是这不会损害我们对你们的友好情谊。任何时候，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我们都将怀着感谢的心情，接受你们的帮助，我们将不附带任何条件，在美国将军指挥下尽心履行自己的义务，这就是我们对你们的友好情谊。如果你们在中国海岸登陆的，我们将在那里同你们会合，并且将听从你们的指挥。
我们已经迎来了美国陆军观察组，而且我们已经尽力同它合作。如果这个组继续留在延安的话，我们将感到高兴；如果它撤离，我们将感到遗憾。如果它撤离以后又回来，我们将再度表示欢迎。如果美国不给我们一支枪或一发子弹，我们仍将继续和日本人战斗，而且我们还是美国的朋友。
没有任何外部的帮助，我们已经同日本人打了7年，不论发生什么情况，我们将继续战斗下去。如果美国不帮助我们，还有英国和苏联（包瑞德注：我说，依我个人意见，他们不可能指望从英国得到多少帮助。对此，他们没有回答。关于苏联，我没有说什么。）。
包瑞德上校说，我们使赫尔利将军明白了，那“五点建议”是我们的最后答复。他说，他相信赫尔利将军把那“五点建议”看成是我们的“讨价”了。而那“五点建议”是我们的最后条件，在“五点建议”中，我们已经作了我们将要作的全部让步。我们在同意委员长作为领导上作了让步，在同意我们的军队接受全国军事委员会的统一指挥上作了让步，在美援物资方面我们也作了让步（除去我们应该得到的公平的一份外，我们毫无所求）。我们不再作出任何进一步的让步了。
我们究全理解，赫尔利将军不能保证委员长接受“五点建议”。我们知道他仅仅能说，这些条款是公平的，他将尽力使委员长接受这些条款。但是，在蒋介石拒绝这些公平的条款之后，我们不希望赫尔利将军反过来强迫我们同意需要我们去牺牲自己的反建议。
如果美国不能理解，假如我们接受了蒋介石的绝对控制，我们将使自己处于我们所提出的那种境地，那么我们今天所说的一切就没有任何意义了。在重庆时，周恩来将军尽了最大努力向赫尔利将军阐明了这一点。如果赫尔利将军现在还不理解这一点，那么他将永远不会理解，即使周恩来将军再去重庆，把所有的事情对赫尔利将军重说一遍，他还是不会理解的。
由于蒋介石已拒绝成立联合政府，我们决心不再让步，我们已决心采取一个决定性的步骤。我们正向我们控制的各地区的国民参政会建议，组成代表所有这些地区的“联合委员会”。我们将寻求国民政府承认这个团体，但是我们并不指望得到这种承认。这个委员会的组成，将是组成一个独立政府的初步的步骤。
周恩来将军在重庆时，没有把组成联合委员会的打算告诉赫尔利将军。这一步骤是经过长期考虑的，但直到周恩来将军返回延安，他才得知这一步骤被最后确定下来了。
包瑞德上校说，我们现在的立场是把谈判的大门关住了。我们已经关住了大门，但是窗户还敞开着。那‘五点建议’就是窗户。我们愿意在今天、明天、甚至后天回到联合政府中去。但是，到了大后天，等到重庆、昆明、贵阳、成都、西安都失守以后，我们就不会按照我们早先提出的条件去参加了。
2.在整个会谈中，毛主席的态度极其强硬。他未对我失礼，但是有几次他大发雷霆，他不断高喊：“我们将不再让步！”“蒋介石那个王八蛋！”“如果蒋介石在这里，我要当面痛骂他一顿。”我说，我认为依委员长的看法，“五点建议”是逼地下台的手段。这句话特别激怒了毛主席，他“呼”地一下站起来，大声说道：“他早就应该下台了！”周将军从不动怒，他异常冷静，以平静的话语支持毛主席所说的每一个问题。会谈结束时，我感到，对于两位聪明、无情、坚定的领袖，我所谈的都是白费唇舌，他们绝对相信他们的地位所具有的力量。
在会谈过程中，我努力提出一些我个人的意见，去影响共产党领袖们的不妥协的立场，兹将我的意见与他们的回答综述如下：
（1）意见：组成一个联合委员会进而建立一个独立政府的做法，将给蒋介石一个绝好的机会。借此，他会宣称，他历来的关于共产党人是叛乱分子的说法，已被毋庸争辩地证实了。
回答：他一直叫嚷我们是叛乱分子，叫嚷的时间太长，以致我们已经习以为常了。他高兴怎么说，就让他去怎么说吧。
（2）意见：你们将给委员长一个说你们已经同日本人相勾结的机会的。回答：他早就这样多次诬蔑我们了。我们继续抗击日本将证实我们并非同日本人相勾结。
（3）意见：谈判已经失败及你们将同国民政府破裂的消息会使日本人高兴。
回答：无论我们做什么，日本人总是歪曲事实以达到他自己的目的。我们所能做的这些，即使他们高兴也无关系。
（4）意见：如果你们和国民党破裂，不仅蒋介石，而且美国的大部分舆论或许都要认为你们是叛乱分子。
回答：对于美国人民，时间将证实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
（5）意见：在这次危机中，你们未能入政府，或许会在美国引起非常不利的反应。
回答：等真相为人所知（真相终将为人所知）时，美国人民将会赞同我们的行动。
（6）意见：如果日本人在昆明和贵阳被国民党和美国军队击退，你们将十分难堪。
回答：如果真是这样，我们将比任何人都要高兴地欢呼。
·（7）意见：如果委员长被打败；而你们又不在他需要帮助的时候去帮助他，那么美自或许要从中国报走他的全部军队。
回答：美国不可能放弃中国。戴维·包瑞德
激烈会谈结束时，毛主席记大大地冷静下来。但是，在他房子的外间，他又重重地刺激了包瑞德一下。他用极为冷静但又相当强硬的口吻说：“上校，您大概记得，11月10日赫尔利将军离开延安之前，他和我在我们起草的、并由他建议作了某些修改的条款上签了字。在那份条款上，我们愿意和国民党组成联合政府。我们在那份条款上签字，是他建议的，以此作为我们认为条款公平的证据。或许在某些时候，我们应该把这份有着签字的文件公布给中外的报纸，虽然我们并不喜欢这样做。
同时，中国共产党为正视听，毅然决定通知美方，把五点方案公诸于众，让世界和全体中国人民来评说此理。这一下赫尔利可就受不了了。公布五点方案，这不是等于公开地在公众舆论上揭露他自食其言、出尔反尔的行径，让他这个美国大使在世界公众面前出丑吗？那样的话，他这个大使还怎么当下去？
他赶紧要求中共方面不要公布五点方案，说五点方案和三点方案都不是谈判双方的最后意见，而是谈判过程中的步骤。谈判没有结束。
毛泽东电告重庆方面：可以暂不公布五点方案，但是“牺牲联合政府，牺牲民主原则，去几个人到重庆做官，这种廉价出卖人民的勾当，我们决不能干。……我们所拒绝者，仅仅这一点，其他一切都是好商量的。”
在赫尔利的一再电请下，中共为了揭穿蒋介石假民主的骗局，并以公开谈判来推动国统区的民主运动，决定恢复与国民党的谈判。
1945年1月11日，周恩来重返重庆。赫尔利亲自到机场迎接。他在与周恩来共乘一车之际，就迫不及待地向周恩来讨好说：“我几次见过蒋介石，也多次批评他不对。如果这回国共谈判不成，责任不在中共，而应该在国民党。”
他还信誓旦旦地对周说，这次国民党已经准备答应中共的一切条件了。但是第二天，赫尔利拿出的却是他和蒋介石、宋子文一起商量定下的四点方案。这个方案主要内容是：一、在行政院下设战时内阁；二、成立整编委员会，由美国军官一人，国共两方备一人组成；三、由一名美国军官作中国军队总司令，国共两方各任命一人为副司令；四、整编委员会成立以后，政府承认中共合法地位。这个方案正式提出了由美国人来指挥中国军队的设想。这也反映了美国政府的一种意向。美国国务卿斯退丁纽斯在给罗斯福的关于国共谈判的备忘求中就提到，如果国共两党不能达成解决办法，“另一种选择就是，由一名美国军官指挥所有的中国军队。”
他以为这样一种折衷方案双方都会同意。而这样美国实际上就做到了一石双鸟的效果，既把国共两派拉在了一起，又可以防止苏联把中共拉过来。另外这位美国国务卿还有种种对于美国有利的远景目标。
但是这样一种方案，中国共产党是决不会同意的。用毛泽东的话说，赫尔利的新建议是“将中国军队尤其是将我党军队隶属于外同，变为殖民地军队的恶毒政策，我们绝不能同意”。
谈判又一次宣告破裂。周恩来飞回延安。对于赫尔利来说，与共产党谈判的目的是为了支持和巩固蒋介石政权。
这是最重要的，也是唯一的。所以他在谈判中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的一些好话，可以假惺惺地骂蒋介石几句不民主、政府腐败，为的是把中国共产党拉进他设想好的假民主的场子里去，为他笼络蒋介石服务，并成全他个人的功劳。
他并不是真正地站在中国人民的角度和立场去想，去调处国共关系。他的立场是带有很大偏向的。
就在谈判期间，在一次酒会上，这个作调解人的美国大使还毫不掩饰地对蒋介石说：“等到对日战争结束，你那些装备精良的师团，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战胜共军了。”
赫尔利鼓动起来的国共谈判，时间一直拖了5个月，结果以失败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