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中美利益是互相联系的，有共同的地方。我们能够而且应当在政治上、经济上合作共事。”
“美国不必担心我们不会合作。我们必须合作，我们需要美国的援助。……我们不会冒险与美国发生冲突的，因为我们关心的是中国人民的幸福。”
1.毛泽东心目中微妙的中美关系
1944年7月22日，陕北延安。中午时分，烈日当空。戒备森严的延安飞机场上，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等中共领导人肃然仁立。他们不时手搭凉篷，抬头仰视着黄土之上的那片蓝天，睿智的眼睛中闪烁着焦虑和企盼。
“美国飞机怎么还不来？”“听说两个小时前就从西安机场起飞了。”“该不会出什么事吧？”……七嘴八舌的小声议论传到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那里，他不露声色地听着，坚毅的脸上依然保持着和蔼的微笑，心里却有些烦躁不安起来，要知道他们等待的这架飞机是第一架从国民党统治区公开飞往中共中央驻地延安的美军飞机，而飞机上的乘客，则是一批肩负着沟通美国政府与中国共产党联系渠道的美军观察组成员。如果真有个什么三长两短，那后果可就……想到这里，周恩来心里有些沉甸甸的。他不禁回想起了在促成这架美军飞机和美军观察组访问延安的种种艰苦和困难。
埃德加·斯诺关于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报道和《西行漫记》一书，震动了美国舆论，使美国官方和政府对中共、红军和毛泽东不得不刮目相看。美国外交官谢伟思在《斯诺是中美人民间活的桥梁》中指出，“《西行漫记》这本书，‘为全世界揭开了一个帘幕，使人们第一次看到了未来的中国’”。美国总统罗斯福饶有兴趣地看完此书，后来三次召见了斯诺，斯诺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七·七”卢沟桥事变后，罗斯福的言论进一步发生了变化。1938年2月，毛泽东在与合众社记者王公达的谈话中，对罗斯福的态度公开表示欢迎。毛泽东在《与合众社记者王公达的谈话》中说：“美国民主党的赞助国际和平，罗斯福总统的谴责法西斯，霍华德系报纸的同情中国抗日，尤其是美国广大人民群众对于中国抗日斗争的声援，这些都是我们所欢迎与感谢的。不过希望美国能更进一步，出面联合其他国家给暴日以实际的制裁，现在是中美两国及其他一切反对威胁的国家更进一步联合对敌的时候了。”毛泽东呼吁，建立中美两国和其他各国反侵略、反战争、反法西斯的联合阵线已迫在眉睫，美国必须由口头对中国的同情和支持转变为实际行动，给予日本侵略者以应有的制裁。1939年9月3日，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形势变化急转直下，毛泽东经过慎密分析，肯定这是世界帝国主义战争，其性质是掠夺性、非正义性和帝国主义性的。毛泽东在《论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中指出，过去关于法西斯国家和民主国家的划分，已经失去了意义。各民主国家的资产阶级，已经最后拒绝与人民妥协，拒绝与苏联妥协，并且奉行掠夺战争了。因此，应当按各国在战争中的性质来划分它们的阵线。这种划分只能是：（一）进行非正义的掠夺的帝国主义的战争之诸国家，以及实际赞助这种战争的诸国家，这是第一类；（二）进行正义的非掠夺的民族解放战争与人民解放战争，以及援助这种战争的国家，这是第二类。基于这种划分，在这种新的情况下，争取所谓英、美、法民主国家的资产阶级及其政府，同各反法西斯国家人民结成统一战线的时期已经过去，这种可能性已经没有了。现在唯一可能的，就是苏联同所有各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同所有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被压迫民族一道，建立反战争、反侵略的统一战线。“这个革命统一战线现在应包括以下成份：（1）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2）半殖民地和殖民地国家里的反帝力量，包括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3）苏联。”毛泽东判断，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再一次改变了世界的格局，也改变了美国在世界新格局中的地位。他高度警惕美国的变化。他认为，在美国准备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情况下，美国实际上已排除于世界反侵略、反战争、反法西斯主义和平阵线之外，罗斯福政府也正在走向法西斯化。虽然美国政府这时仍然宣布不放弃它的中立政策，但是这时的“中立”，乃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假中立”。这种中立是一个阴谋，是美国称霸世界的全球战略计划的一个部分。
尽管毛泽东和中共肯定美国已经不复可能参加反侵略、反战争、反法西斯主义的和平阵线，但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并不把美国看死，美日矛盾还应当利用，美国政府的某些政策对中国抗战还会有利。
1940年，“七·七”抗战三周年，在《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政策的决定》中，毛泽东与中共进一步估计到，美国正在加紧武装起来走上战争的轨道；帝国主义战争有由欧战扩大到世界范围的趋势，帝国主义互相间的冲突没有完结。英美虽想牺牲中国保存南洋，但日本已不能从命，因而我们仍然可以利用美英法与德日意两个帝国主义阵线之间的冲突，特别是日美在太平洋上日益增长的矛盾，促进中国抗战。
1941年6月22日，德国法西斯向苏联发动突然进攻，苏德战争爆发。美国对德国入侵苏联表示了谴责。毛泽东综观复杂多变的世界形势，果断地认为，时局又出现了新的转机。由于美国表示愿意站在被侵略者一方，因而与美国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路线，又具有了现实的可能。6月23日，他在为中共中央所拟定的对党内指示中指出：现在，我们必须“在外交上，同英美及其他国家一切反对德意日法西斯统治者的人们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
7月7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布《为抗战四周年纪念宣言》郑重声明：中国共产党“拥护国际反法西斯阵线，促进中、苏、英、美及其他一切反法西斯的国家民族一致联合，反对德、意、日法西斯同盟，拥护国民政府对德、意绝交的正确行动，并准备采取新的步骤。”根据形势的变化，中共中央又重新把注意力转移到与美国等西方民主国家，建立反法西斯主义统一路线的立场上来。
8月14日，美国总统罗斯福与英国首相邱吉尔发表共同宣言《大西洋宪章》，表示了制止法西斯主义在全世界蔓延的决心。8月19日，《中共中央关于最近国际事件的声明》中指出：共同宣言“特别表明了美国对于参加反法西斯侵略的神圣战争，已经下了决心。而美国的这种决心，即是表明了全世界反抗法西斯侵略的伟大战斗阵线已经在政治上完成。”
12月9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为太平洋战争的宣言》，宣告包括中美在内的民族反战争、反侵略、反法西斯主义的和平阵线业已完成。“全世界一切民族划分为奉行侵略战争的法西斯阵线与奉行解放战争的反法西斯阵线，已经最后明朗化了。”
在争取美国等西方盟国的援助问题上，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要正确认识和努力争取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民主国家的援助，但是中国的抗战必须立足于自力更生。
首先，美国对于中国抗战的援助，必须以平等待我为前提，法西斯对各国的侵略，目的是要实行“法西斯控制”，就是践踏各国应当具备的平等关系，如果美国等西方民主国家对中国等被侵略国家的援助，也以不平等为前提，那么这种援助其后果与法西斯侵略并没有两样，都是践踏别国的主权。因此这不是什么援助，而是侵略的另一种形式。中国接受美国的援助，必须建立在平等互利的关系之上。毛泽东1936年与斯诺的谈话中说：“中国人民不仅同苏联，而且将同一切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建立友好关系，并同他们联合起来反对企图阻止历史前进的法西斯国家。”
他强调要把美国政府的援助同美国人民的援助区分开来。他高度赞扬了美国人民对中国抗战的无私援助，肯定这是对中国抗战的巨大鼓舞。“许多美国人民自己组织起来，成立‘中国人民之友，‘太平洋关系学会’、‘泛太平洋协会’、‘中国学会’等等，表达了他们对中国人民的真正感情，证明了他们对中国的同情。我们以全体中国人民的名义对‘中国人民之友’的慷慨援助和支持特别表示感谢。”同时他希望美国人民积极行动起来，督促其政府采取反对侵略战争的新政策，为了中国的利益也为了美国人民自身的利益而奋斗。但他同时也指出，美国政府为着它自己的帝国主义的利益表示援助中国，但还限于口头上的同情，而没有实际的援助。
毛泽东和中共执行坚定而又灵活的对美政策，一方面继续寻求和推进与美国在抗战方面进行合作；另一方面，对于英国与美国采取牺牲中国、对日妥协的政策进行了坚决抵制和揭露，显示了高超的斗争艺术。他根据中国抗战的实际需要，肯定联合英、美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但是反对联合压倒一切的观念，主张要通过斗争去求联合。这就是必须与英、美一切不利于中国抗战的行为作斗争，特别是和它们妥协出卖中国利益的行为作斗争。愈是旗帜鲜明地表明我们的反对态度，揭露它们的阴谋，便愈是能减少与它们妥协合流的可能，也就愈有利于实现中美反侵略的联合。1941年底，毛泽东对美国的“远东慕尼黑”政策密切注视，肯定其阴谋如果实现，必将大大地危害中国。他在为中共中央拟定的党内通知中，一针见血地向全党指出：“日美妥协，牺牲中国，造成反共、反苏局面的东方慕尼黑的新阴谋，正在日美蒋之间酝酿着。我们必须揭穿它，反对它。”
太平洋战争期间，中美盟国关系建立，美国成为影响中国抗战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中美盟国关系的发展，有利于加速中国抗战的胜利。毛泽东根据中美关系变化的新特征，制定了中共的对美政策，概括起来就是：维护与美国作为盟国的友好关系，肯定美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作用和贡献，争取美国对中国和中共的抗战给予实际的援助，要求美国赞助中国的内部团结，制止国民党的妥协投降活动，促进中国的民主改革，反对美国支持蒋介石的反共分裂活动，要求中美关系朝正常化方向发展。
随着抗战决战阶段的到来，中美合作关系更加密切。为了促进反法西斯战争的彻底胜利，中国共产党努力争取与美国官方实现直接交流与合作，并把这种交流与合作看作有利于和美国政府建立正常关系、有利于争取中国和平民主前途的重要工作。
1944年，中共中央正式发出邀请，外国记者团和美军观察组访问延安。
这年8月，中共中央发出第一份外交方针文件，称美军观察组访问延安“是我们外交工作的开始”，准备从军事合作起步，而后再扩大与美国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广泛交往。
2.两个年轻的外交官
与毛泽东和中共国共产党人积极沟通与美国的联系相反，美国领导人却从来没有真正认识或接受中国革命的现实，华盛顿对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总是在不感兴趣与充满敌意之间摆动，鲜有例外。要么无视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性，要么把它看成是一个“全球性”阴谋的工具。这种倾向给美中关系来了灾难性的影响。在美国于1941年12月加人对日作战的时候，美国官员与中国共产党人之间几乎毫无联系。有几个新闻工作者和冒险家如埃德加·斯诺、T·A·比森、艾格尼丝·史沫特莱、伊万斯·卡尔森、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曾经到过共产党的根据地，并以称赞的态度报道了他们的所见所闻。但这些活动对公众舆论和政府的影响是有限的。
1941年以前，美国官方对中国共产党的看法是不确定和敌视的混合物。政府中的共产党问题“专家”和中国问题“专家”，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会对亚洲农民产生号召力一事感到迷惑。虽然他们有时也把中国共产党称为一个“农业改革者”的党，但把所有的共产党运动都看成是处于苏联直接或间接控制之下，看成是莫斯科的傀儡的。只是到了1944年夏天，美军在太平洋战场上节节胜利，而中国在亚洲太平洋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战略地位大大提高。面对当时中国战场的形势是：一方面，正面战场上的国民党军队在与日军的作战中一败涂地，数月之内，竟损兵百万，失地千里；另一方面，在敌后战场上，我解放区军民胜利地进行了一系列攻势作战，以生命和鲜血赢得了自己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引起了全中国和全世界人民的瞩目。美国政府于是指示驻中国的外交官，让他们提供关于中国局势的各种报告，特别是关于中国共产党的情况。与此同时，美军统帅部，特别是美军中缅印战区司令部，从早日结束对日战争的目的出发，注意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力量，于是想了解和联系中国共产党。
两位年轻的美国外交官担当了这一任务，一位是美国驻华使馆的二等秘书约翰·戴维斯，另一位是三等秘书约翰·谢伟思。约翰·戴维斯是一个美国传教士的儿子。他于1908年4月6日生在四川的嘉定（现四川省乐山市）。
4年后，这个家庭迁往四川成都。成都离外部世界多少比嘉定近些。青年时代的戴维斯就读于北平郊区的燕京大学。而他在那里读书时的校长就是后来当美国驻华大使的约翰·司徒雷登。燕京大学毕业后，戴维斯回美国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毕业后，立即报考驻外外交官，并于1931年11月19日接到录取通知。不久，戴维斯被国务院派到加拿大去锻炼，很快又被派遣到中国，并当上了美国驻云南府的领事。这是美国当时派驻在中国从哈尔滨到广州的十来个领事之一。较年轻的外交官每隔一个时期就要从这里调到那里。例如，接替戴维斯当云南府领事的是谢伟思。
1933年，戴维斯到北平去参加为期两年的语言学习。他新交上的朋友中有我们将在以后多次提到的约翰·费正清。戴维斯已经能讲一口流利的中国话，但老师们认为他讲的是四川调。他改变了口音，讲比较优雅的北京话。
这并不特别困难，因为他是天生的语言学家。他后来还掌握了俄文、德文和西班牙文。他的法文和日文也过得去。
1937年中日战争开始后不久，戴维斯被调到蒋介石政府的所在地汉口。美国驻中国大使约翰逊当时也在汉口，还有一些在中国历史上起过重要作用的人物——其中有周恩来、史迪威、陈纳德、卡尔森、史沫特莱和厄特利夫人。
厄特利夫人写的《中国记事》里有一章，标题是“共产党人怎样俘虏外交官”。在这一章中她描写了史沫特莱怎样对史迪威施加了影响，并且说戴维斯“成了国务院内推进中国共产党事业的最有效势力之一”。
戴维斯是一个难得的不说怪话的人。他在《揪住龙尾》这本书中忧郁他说：“问题的真相是，中国自从清帝国覆亡以后，一直玩弄一个有诱惑力的恶作剧。西方生意人、传教士和教育家试图使之现代化和基督化，但失败了；日本帝国主义者试图征服它，也失败了；美国政府试图使之民主化和统一，也失败了；苏联统治者试图暗中控制它，也失败了；蒋也失败了。”
谢伟思这个美国外交官，也是出生于中国的四川成都。他的父亲是一个传教土，中国名字叫谢安道。老传教士像大多数他们这一行的人一样，对于外交职业的人没有大多的好感。但是他的大儿子约翰却偏偏喜欢这一行。
出生在中国的谢伟思，可以说一口流利的汉语，对他来说，用英语和汉语表述几乎没有什么差别。在后来的年头中，他以特有的自贬姿态说：“运用语言的能力，不幸大大下降了。”他退休后到伯克利定居，那里有相当多的中国人，也有相当多的中国饭馆，他成了大多数饭馆的忠实顾客。他的精湛熟练的中国话使饭馆侍应生感到惊讶。他认真地对话，问侍应生他能不能要一盘酒糟肉，或者来一盘冬菇炒竹笋。尽管谢传思对自己的中文程度感到不满意，但是，长期以来吃力学这门语文的其他美国人，对谢伟思的中文非常钦佩。有一位教这门语文的美国人曾敬佩他说：“谢伟思简直是掌握两门语言的模范，他认为英文和中文已经没有什么区别了。”
谢伟思少年时期就离开成都，去上海的沪美学堂读书，而后在一家建筑事务所当见习员。接着他只身去了美国，进了奥伯林学院。
约翰·谢伟思在1932年离开奥伯林时，决定报考驻外外交官。他通过了考试，华盛顿的一位内行建议他回中国，申请当驻外处的职员。政府对不需要报销路费的申请人给予优先考虑。于是他就回到中国，在上海银行当了一阵子月薪50美元的职员之后，获得了在驻云南府领事馆当职员的职务。
两年后，谢伟思终于被委任为驻外处官员。在通过语言考试后，被派到驻上海领事馆。他在那里的上司是高斯。高斯是典型的住在中国沿海一带的外国人，从来不费精力去学中文。因为住在通商口岸的人不太需要中文。后来，高斯当了大使，他似乎惊愕地了解到，在重庆的内地人都不会讲英语，他所掌握的当地语言只限于几句简单的话，如“开饭！”等。鉴于他在语言上的欠缺，他被年轻的谢伟思的流利中文大大吸引住了。
后来，高斯继接詹森当了美国驻华大使，便把谢伟思也带到当时的临时首都重庆。
当时高斯这个对汉语只能勉强他说说“吃饭”之类单词的驻华大使手下有三员得力助手。除了谢伟思，还有戴维斯和文森特。他经常把他们派出去，搜集各方面的情况。
他深入到中国的农村，搜集对他的制订政策的上级可能有用的情报。珍珠港事件后不久，他有一次出差，是被派到仰光去为使馆接收一辆新汽车，并且要在日本人切断陆路之前把车开回重庆。对谢伟思说来，有一辆车驾驶，即使是单程，已是一种不习惯的奢侈。他已习惯作为“黄鱼”到处旅行——即同卡车司机激烈讨价还价后搭车。谢伟思这些时候总是带着一个睡袋，在中国的小客栈借宿，与当地人一起挨臭虫咬；必要时还一起吃大蒜和馒头。因为有时只能买到这种食物。“约翰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本能。”有一位经常观察他行动的资历较浅的外交官说，“他可以在中国一条街上随便走的时候，根据摊上出售的火柴或人们穿的衣服或烹煮的食物，分析当地的社会结构”。
l942年年中，谢伟思被派到西北甘肃省的兰州。美国外交没有到过那里，现在有直接考察的机会。当时，这个地区发现了石油，中国政府正在派一批工程师到西北去。蒋介石的政府认为能说服美国把一对批现代化炼油设备运去，因此，邀请美国大使馆派个人一起去。“黄鱼”谢伟思看来是合适的人选。他对石油产品了解并不多，但是可以了解到这个国家边远角落的政治情况。虽然黄河流经兰州，但兰州非常干旱。那里几乎没有什么树。由于缺乏树木，流出来的石油都流到在井下面挖出来的上蓄油池里。兰州的中国人谨慎而不肯透露他们的财富。带去的照相机被他们没收了，谢伟思用计算和默记步数，勾画出一幅相当准确的地图。
后来，谢伟思又向东旅行到河南省洛阳。那里正发生大饥荒。看到一片悲凉的场景，这个出生于中国的美国外交官十分震惊，因为与此同时，在重庆的国民党大员们却在花天酒地的享福取乐。美国对共产党人的情况几乎一无所知，谁也没有注意柯乐布——另一位外交官10年前提出的看法。如果同共产党人交上朋友，除了有可能进一步了解毛泽东的长远计划外，肯定还能得到好处。他们可以提供日本军队的情报，他们还可以帮助可能跳伞落在他们地区的轰炸机的机组人员。高斯大使指定谢伟思想尽办法去了解共产党人。
在重庆，谢伟尽可以经常有机会跟共产党驻重庆的代表们见面、谈话。他跟周恩来很谈得来。1942年11月从河南回来后，他忧心忡忡地把在河南看到的情况对周恩来说了。同座的还有文森特和林彪。
林彪是刚从延安到重庆来的。他带来了毛泽东希望与蒋介石和解、一致抗日的意愿。谢伟思跟两位中共领导人交谈以后，得出的结论是有些悲观的。因为他料到顽固不化的蒋介石决不会同意跟共产党和解的。
3.影响中美关系的外交报告
不久，谢伟思被召回美国去，代表驻华使馆向国务院汇报中国情况。这是自珍珠港事件后美国政府第一次直接听到来自中国的外交官对中国局势的分析判断。年轻的驻华使馆三等秘书对那些决定中国政策的首脑们说：
“人们现在已经不再想知道能不能避免内战，而是想知道能不能至少推迟到战胜日本之后……即使冲突避免了，这个国家本来已经紧张的经济状况仍将紧张下去或恶化下去，也许会导致经济崩溃。如果发生内战，这种经济崩溃的可能性当然就更大。
也有这样的可能，经济困难也许使疲于战争、征兵过度和抽税过度的农民成为共产党宣传的沃土，从而出现一场超越中国共产党人目前声称正在谋求的温和民主的苯命。而且。即使美国没有在物质上或外交上支持国民党而招共产党人的仇怨，这个共产党政府也将比较倾向于同俄国友好合作，而不是同英国和美国。
由于这些原因，因此，作出努力不让中国国内局势恶化，而且，如果可能的话，使局势有所改善，看来是符合美国利益的。
共产党人认为，外国（显然是指美国）对国民党的影响是可能使局势改善的唯一力量。他们承认，外国对中国内部事务提出建议，不管提得多么囫滑婉转，要成功是很困难的。但是，他们认为，反映比较了解情况的外国人的意见，对国民党领导集团中比较有远见的人，如蒋委员长，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谢伟思认为，如果美国能说服蒋介石让美国观察员到毛泽东在延安的与外界隔绝的总部去，也许是有益的。直到那时，到过延安的美国人只是几个记者，但去过延安的记者大多都倾向于共产党。这是值得认真思考的。
他提出了具体建议：“我认为最适合于到共产党地区去的美国代表是懂得中文的外交官，可以派一两个人。他们要适当长期地住在延安或其附近，还要在游击区作相当广泛的旅行。重要的是不能要求他们根据一次在官方导游影响下的短暂访问写出报告。”他后面的一些话是有针对性的。
当时美国总统对中国的了解总是通过派特使的方法进行的。那时候，美国驻华大使高斯和史迪威将军，经常要接待一个又一个的总统特使。
1942年7月，罗斯福派来劳克林·柯里。到了10月间，又派来了一个特殊身份的特使——曾经跟罗斯福竞争总统位子的温德尔·威尔基。
威尔基这位失败了的美国总统侯选人从未来过中国，对中国除了新奇便再也不了解什么了。令他最高兴的是在双十节这天专门为他精心安排的一次游行活动，使他以为中国人便是那么充满激情的。
用谢伟思的同事文森特的话说，这位威尔基特使到中国访问唯一具体的成就，就是亲吻了几个中国婴儿。但他回国以后就写成了一本叫《世界一体）的书，在书中胡说什么“中国军队是统一的，其领导人是训练有素的能干将领。其新建的军队是由顽强善战的人组织起来的。他们知道为什么打仗和如何打仗……这是真正的人民战争。”他称蒋夫人的丈夫有学者风度，富有思想，沉着诚挚。这同有经验的驻外外交官报回国内的说法几乎恰恰相反。麻烦在于，国务院内有心思去阅读外交官的报告的人不多，但美国几乎每个人都读了威尔基的《世界一体》。
这样一本胡说八道的书居然在美国很畅销，这就使得在华的外交官心里十分愤怒和着急了。后来谢伟思调到了史迪威的总部去当政治顾问。他的主要任务仍然是收集中共方面的情报，他的兴趣也在这里。史迪威很高兴像谢伟思、戴维斯这样一些有才干的年轻外交官到他手下工作，他喜欢读他们写的那些很有独到见地的报告。
比如谢伟思自桂林报告：就中国人而言，国民党军方似乎非常乐意继续无限期地同日本人停火，因为他们控制着同敌占区的走私贸易，正在舒舒服服地发财。约翰·谢伟思从重庆援引《大公报》一名编辑的话说：为了继续同日本斗争和改善国内的条件，首先必须作出的真正努力，恢复统一战线，同共产党人合作，利用共产党动员群众的方法，再加上改进经济管制。但这是现政府领导人不可能逾越的障碍。
德鲁姆赖特从西安发出的报告，哀叹国民党军队似乎没有能力组织当地老百姓。他说：
中国共产党人却能够组织老百姓，因此他们继续在华北作战……没有迹象表明，中国人能够或想要对华北的日本人发起反攻。中国的战略完全是防守性的，没有任何打进攻战的概念。在训练、装备、身体条件和医疗卫生方面，中国兵都严重不足，因此从进攻的角度看，是毫无价值的……日本人是第二敌人，共产党是第一敌人……中国的军官，甘愿让美国和英国来打败日本……戴维斯从重庆报告：
国民党和蒋介石认识到，共产党人由于有民众的支持，以及他们的行政改革和廉洁的声望，是对中央政府及其掠夺分赃制度的挑战。蒋委员长不能承认共产党提出的让他们的党合法化和实行民主的要求。这样做，意味着国民党及地方统治者的退让。
另一方面，共产党人不接受中央政府要他们解散军队和加入国民政府的邀请。这样做无异于自招灭亡。
在重庆的美国和其他国家的观察家一致认为，如果中央政府试图消灭共产党人，这种僵局也许能够解决。可以预料，这种行动将造成一场内战，其结果将是冲突的两派中有一派取得支配地位……
蒋介石和他的副手们，完全认识到进攻共产党人的危险。他们说，他们不仅必须为即将到来的内战作准备。而且还必须为同俄国的战争作准备。蒋和他的中央政府认识到，如果没有外援，他们不可能打败共产党人和苏联。这种援助自然要向美国，可能还要向英国谋求。
……我们可以预料，蒋介石会作出一切努力、用尽一切计策把我们拖进去积极支持中央政府。也许会对我们说，如果不给新的援助，那么整个中国，而且最终是整个亚洲将被共产党卷走。对我们来说，将很难拒绝这种呼吁，固为我们对战后继续援助中国，承担着道义上的义务。
因此，如果蒋介石试图消灭共产党，我们就会被施进不仅是中国的内战，而且是同苏联的冲突，这是不可思议的。……
在写给美国国务院的报告中，谢伟思等人认为共产党在中国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而国民党才是个腐朽、僵化的反动政权。他们向美国当局建议，美国应该在共产党控制的地区设立领事馆，主张派遣军事观察团来对实际情况进行调查。他们还建议对蒋介石政权的支持附加条件，利用援华物资促成国民党的民主改革，防止内战的发生。
4.“迪克西使团”
谢伟思等人的报告引起了罗斯福总统的高度重视，因为从美国的立场考虑，美国不仅要拉住蒋介石，还要防止中共倒向苏联一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了解共产党的实力和政治动机就成了一个紧要的问题。另外，罗斯福还有自己的考虑、他并不认为美国当前应该一定全力支持共产党人，但是确实是需要了解共产党，即使是美国军事观察组到延安无所作为，这一行动本身也会给蒋介石造成一定的压力，促使他坚定抗日的立场，和美国合作。
1944年1月，罗斯福总统同意了戴维斯提出“应当由总统直接向蒋介石提出要求”的报告，并于次月向蒋介石正式提出了允许美军观察组访问延安的请求。
蒋介石当然不愿意让山姆大叔和共产党改善关系，所以他一方面对罗斯福的要求不置可否，想一直拖延下去，另一方面通过国民党在美国的关系打探美国政府做出这一决定的来龙去脉。当他得知以戴维斯和谢伟思为首的几个年轻外交官是这件事的积极推动者之后，非常恼火，以至于后来当袒护这几个年轻人的美国驻华大使高斯和史迪威将军奉召回国，与国民党沆瀣一气的赫尔利和魏德迈走马上任后，在蒋介石的“强烈要求”下，戴维斯、谢伟思连同后来美军驻延安观察组长包瑞德都被召回国内，当然，这都是后话了。
看到蒋介石迟迟不作答复，到了1944年6月，罗斯福借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访问中国的机会，当面向蒋介石再度提出了这一要求。华莱士还积极主张国共加强合作。他直截了地当对蒋介石说：“罗斯福总统认为，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党员终究都是中国人，他们基本上是朋友，朋友之间总有商量的余地，”“应该让北方的力量（指中共）充分发挥用途。”
但是蒋介石在这个问题上态度很强硬，他告诉副总统，他不能允许任何美国观察员到延安去，除非中共按照他的条件讲和。他说：“请不要施加压力，要知道共产党是打不过日本人的。”
那天晚上约翰·文森特给副总统出了个主意，让他对蒋说，美国不是对共产党感兴趣，而是关心对日战争，美国只是为了对日作战的目的才跟共产党去打交道。
第二天，华莱士用这种方式跟蒋谈，那位委员长才不得不勉强同意了。上午会谈以后，华莱士又接到总统罗斯福的电报，再次强调派出美军观察团去延安的必要性。下午的会谈中，华莱士就又一次地要蒋作出保证，同意让观察团去延安。按着“约翰”们的想法，要是连续说两次，蒋就不好反悔了。不然等华莱士一走，那个中国“约翰”很可能会反悔的。（按：谢伟思、戴维斯的名字为“约翰”，而蒋介石的姓亦为“J”开头，故被戏称为“约翰”）。
几天后，华莱士给罗斯福发去了一份电报，主张国共双方建立统一战线。他认为：“现在除了支持蒋介石外，似乎没有其他选择。当前中国没有哪一个领导人或哪一个集团明显有力量接管政府。”
在美国政府的一再要求和压力下，蒋介石最后被迫同意了美军观察组去延安考察的要求。于是，美军上校戴维·包瑞德接到命令，带领美军中缅印战区驻延安观察组（代号“迪克西使团”）从重庆乘机飞往延安。
这个小组不是由驻华使馆领导，而是归属于史迪威的军事司令部。它的首批成员有7名美国军官和1名士兵，再加上谢伟思。
“迪克西”，英文是Dixie，原意是指美国内战时期南方诸州的统称，当是指南方叛军的，有叛逆者的意思。
美国人喜欢给他们的行动计划取代号。在他们看来，中共是蒋介石的叛逆者，而且美国的这次行动意图对蒋的支持也稍有那么点叛逆意味，所以就有意把这次行动的代号叫成“迪克西”。
但是被视为“叛逆者”的中共却对美国人的到来表现出很热情的姿态。从1942年以后，中共领导人曾多次表示希望美国在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根据地设立联络机构。迪克西使团来了后，才开始有了联络和了解。但是，在通常的观念上，美国对于中国共产党的认识，还是把它当作一个潜在的敌人，也一直认为中共总是毫无保留地跟它的苏联邻国结成共产党联盟，以对付西方国家。
其实那时中国共产党已经开始加强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毛泽东对一个美国记者说：“中国不能只限于和一个强国或一群强国保持友好关系，中国只依赖苏联斥责美国是错误的。近几年重庆政府只依赖美国，而对苏联表示反感、猜疑和实际上的不友好，这也是错误的。”
中国共产党希望跟美国保持较多的接触，在这种过程中就可以逐渐消除以前美国人和美国政府所存在的对中国共产党的那种偏见和误解。对于美国观察团的到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决定，既要热情，又要节俭。共产党人对这些特殊的美国客人是安排照顾得很周到的。不光为他们提供食宿，还准备向他们提供缴获来的、相当新的日本报纸，还有一些日本俘虏。
“来了，来了。”机场响起了一阵欢呼声，周恩来中断了思绪，抬头望去，只见一个黑点在天际出现，隆隆机声响起来。一架铁灰色美式大型军用运输机由远而近，开始盘旋下降。据包瑞德上校回忆说：
第一批成员是在晴天里起飞的。飞机在陕西省的西安作了短暂逗留，至此，一切都很顺利的。当我们接近延安机场时，我们清楚地看见了卡姆皮恩上尉曾说过的界标即附近小山上的宝塔。可以见到地面上那一大堆人了，他们聚集在一起，显然是来欢迎飞机的。虽然机场缺少导航装置，但这些人群给了我们信号，指明了我们要着陆的地方。
我们都松开了座位上的腰带。我们感到机轮着地了，然后开始在平整的地面上滑动。突然，飞机歪向左边，好像突然有人用木槌狠狠敲了驾驶舱左边一样，我们猛然地俘了下来。
一解开腰带，几个靠门最近的人就下了飞机，我们立刻就看清了所发生的事情：飞机缓缓滑行时，左轮陷进了一座旧坟墓之中，地上看不见它的任何标志，这就引起了飞机的晃动和左倾，导致了转动着左螺旋桨与地面相撞。螺旋桨折断了，像一个轮子一样猛转着插进了驾驶舱，在铝壳上钻了一个大洞。我们陷进那个旧坟墓之后出现的大槌敲打似的声音，正是螺旋桨击中飞机左舷的声音。
我跑到飞机前面，发现卡姆皮恩上尉站在破洞旁边，似乎在轻轻发抖，不过他并没有受伤，幸运得很，螺旋桨插入飞机时，他正俯身向前关闭发动机，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很可能就被碎片打死了。实际上，他只是左手受了一点轻微的擦伤。
我们刚刚相当危险地着陆，机场上便出现了一阵混乱，然而很快就平静了。周恩来连忙赶来欢迎我们。他向我们介绍了来到现场的另一些重要的共产党人。然后我们被请上了一辆卡车，我相信这东西是他们当时唯一的机动运输工具。我们坐车过了河，向我们的住所——著名的延安窑洞驶去。
迪克西使团到了，很幸运，所有的人都活着且没有受伤。周恩来副主席笑容满面地迎上前来，与从飞机座航里走出来的大难不死的美国人紧紧握手。美军观察组的正式成员包括组长戴维·D·包瑞德上校、美国驻华使馆二秘兼战时司令部政治顾问约翰·S·谢伟思等9人。两周后，观察组的第二批成员共9人也乘飞机来到延安，他们由各兵种军事情报官和政治顾问两部分人组成。按照美国政府和军方的指示，美军观察组的主要任务有四项：监测整个华北地区气象变化；与中共军队总部取得联系；获得前方作战的情报；为美国空军对日军后方进行轰炸提供帮助。·这些美国客人被安排在延安的窑洞里，地板用灰砖铺成，室内有一张桌子、两把椅子、一个搪瓷盆架和一个毛巾架，每人一张木床，窗户上贴着白纸。虽然设施非常简陋，但是收拾得干干净净。在欢迎这些美国客人的宴会上，朱总司令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周副主席也向客人们转达了毛泽东的问候。他还向客人们赠送了带尖角的军帽和土布做的中山装，这些美国人就兴致勃勃地穿着这身装束去拍了一张照片。
谢伟思在中共领导人中间看到了他的一些四川老熟人，其中就有他父亲的学生陈毅。陈毅曾在成都的基督教青年会念过书，教他的正是谢伟思的父亲。陈毅称谢伟思是“我老师的儿子”，两人高高兴兴地合了影。
在延安，这些美国客人过得很自由自在，他们可以在休息时穿着本地人服装，挎着卡宾枪去山地里捕获飞禽。星期六晚上，他们还可以欣赏那些共产党人在空地里开舞会的热闹场景。他们饶有兴致地看到中国共产党的那些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林彪等，在舞场上各具特色的舞姿。
他们还在延安见着了那个著名的美国医生乔治·海德姆（马海德）。他是最早和斯诺一起到红军苏区的，他以后就留在那里，成了一名共产主义国际战士。在那些美国军官玩他们喜欢玩的垒球时，马海德偶而也会投入到那种美国方式的体育活动中去。
5.毛泽东准备与美国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全面合作参观和了解情况是美军观察组的主要使命。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部交给他们两项任务：搜集敌伪军方面的情报；考察中共军事实力，并对中共军队在战争全局中可能发挥的作用、潜力，盟军援助的价值和方法提出意见。
对于这些美国人来说，延安的一切都是新鲜而陌生的。在黄华和陈家康这两位年轻的共产党人的陪同下，观察团在延安及周围地区参观。他们参加了抗日军政大学，听取了中共领导人彭德怀、陈毅、叶剑英、聂荣臻介绍的情况，还听了林彪的演讲，见到了一些日军战俘，还乘车前往南泥湾，观看了著名的359旅进行的军事训练和其他部队的战术演习。然后他们还分成小组前往晋绥、晋察冀和晋冀鲁豫边区进行实地考察。考察中，他们历尽艰辛，走遍了根据地的各个角落，甚至深入到距北平、天津一二百公里的地方，掌握了根据地较为详细的第一手材料，同时对日军在华北地区的活动情况也进行了重点调查。
考虑到共产党的军队及其领导人可能也对美国陆军的训练方法感兴趣，包瑞德上校专门抽出时间就这一问题给中国军队的将领们上了课，还有的美国军事人员就经常使用的爆破器材的使用方法做了一次实物演示，八路军的1000多名官兵饶有兴趣地观看了美国军人的演示，中国共产党人友好而热情地接待着这些异国的客人，他们经常为美国人举行宴会，请他们观看文艺演出和参加舞会，甚至还邀请他们和中国人一起扭秧歌。
对于这次美军观察组来参观访问；周恩来副主席是这样评价的：“现在门已经扫开了一条缝，使通过一条缓慢而又谨慎的路途向有限的合作方向发展成为可能。”
毛泽东主席对美军观察组的来访也表示了积极和重视的态度。8月18日，中共中央向各中央局和各区党委下发了《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指出：
这次外国记者，美军人员来我边区及敌后根据地便是对我新民主中国有初步认识后有实际接触的开始。因此，我们不应把他们的访问和观察当做普通行为，而应把这看做是我们在国际同统一战线的开展，是我们外交工作的开始。
中共中央还制定了接待美军人员的方针：第一，对观察组的接待工作，要根据毛主席、周副主席指示的政策方针，积极主动地帮助他们做好工作。他们向我们提出的问题，凡瞩在我们自己职责范围内的事，就不要回避，要坦率地、正面地解答，开诚布公地交换。我们同美国的关系是同盟国盟友的关系，在政治上是平等的。因此我们要讲原则，坚持我们的立场，决不无原则地让步。第二，在生活上，我们要热情、周到，给他们予优待和照顾，使他们适应延安的环境。
除了向美军观察组介绍情况外，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共领导人还亲自和观察组的成员会谈。
1971年，观察组主要成员之一的谢伟思重新来到了阔别多年的中国，见到了当年那些曾经住在窑洞里的共产党人，就像当年一样受到了热情接待。回国后，谢伟思写了一篇题为《他目光远大》的文章，回忆了自己和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交往，对比了新旧中国发生的巨大变化。
“我在延安总共停留了4个半月，”谢伟思回忆说：“在各种场合见到他（毛泽东）共50次，每周必有二至三次。”
1944年8月23日，在杨家岭毛泽东居住的窑洞里，毛泽东、周恩来和谢伟思进行了一场长达8个小时的谈话。这是毛泽东一生同所有美国政府官员进行过的会谈中最值得注意的一次会谈。
中国共产党的领袖跟美国年轻的外交官开诚布公地谈了他对于国内国际上许多问题的看法和立场。毛泽东这样说：
很明显，国民党必须整顿，其政府必须改组。像现在这个样子，它是不能指望进行有效的战争的。要是美国替它打赢这场战争，胜利后也肯定要发生动乱……
共产党接受国民党在1936—1937年提出的结成统一战线的条件，因为来自日本的外部危险威胁着国家，我们首先是中国人……
蒋介石很顽固。他基本上是个匪徒。要同他打交道，必须了解这一点。我们是从经验中知道这一点的。
对他决不能心慈手软，决不能屈服子他的威胁和恫吓。美国很不善于对付蒋介石。它让他的讹诈得逞——例如谈论抵抗不下去了，只好讲和了，他施展手腕得到了5亿美元的贷款，现在又……要求提供布匹。布匹！我们到底是不是在打日本人？难道布匹比子弹还重要……
就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提出和美国进行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方面合作的设想。
首先是关于进行政治合作。在谈话中，毛泽东表示，一方面希望美国能够帮助促成国民党的改选和国民党政府的重组。毛泽东认为，改选国民党，重新组建国家政府是无可质疑的事，应该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邀请各团体代表参加。这些代表中应该“包括共产党、民主党派、知识分子、新闻界、学生界、自由职业者、合作社团中的主要组织、劳动者和其他群众的团体。”“国民党和其他党派、团体各占有二分之一。由于实际存在的政治原因，不得不事先同意确定蒋介石为临时总统。”毛泽东还对“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作用进行了设想，他说：“在宪法制定之前，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必须有重新组建政府、制定法律的充分权力。国家政府对全国代表大会负责。它的职能、权力类似于英国的下院。”毛泽东说：“国家政权的基础必须扩大，应吸收主要人民团体参加。我们并不要求充分的、立即实行的、代表制的民主政体，因为这是不可能的，在国民党一党专政下，所谓民主，只不过是空洞的骗局。”
毛泽东告诉美国客人：“国民党也许下了改革政治的诺言，但言而无信。”所以“美国舆论界批评国民党是件好事。”他希望谢伟思等人回到重庆后向美国驻华大使阐述中国共产党的主张，“美国政府是否愿意利用它的影响使国民党采纳上述建议？美国政府是否愿意实行这一建议并给予实际的支持？”
中国共产党希望与美国进行政治合作的另一个方面是共同制止内战。毛泽东指出，在目前的状态下，国民党要想取得这场战争的（指内战）胜利是毫无希望的。“即使是由于美国的援助，国民党能赢得战争，随之而来的必然是混乱。”他说：“倘若国民党继续维持目前的领导状态，他们挑动内战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只是要求美国奉行力图使国民党实现自身改革的政策，这是第一步，而且是完全必要的一步，如果这一步成功了，内战的危险将不复存在。”接着，毛泽东表明了在内战问题上中国共产党人的态度：“我们共产党人从过去的经历中知道内战对中国意味着什么，它将是长期的破坏和混乱。中国的统一、中国对稳定远东局势的作用、中国的经济发展，这一切都会被影响、筵误。不仅中国人民，所有在远东有利害关系的国家，都将受到影响。那样，中国的问题就将成为一个主要的国际问题，这与美国也有极大的关系。”“我们共产党人反对内战……决不首先发动战争。虽然我们将赢得战争的最后胜利，但仍要尽力避免内战。”
在阐述美国可能起到的作用时，毛泽东说：“制止中国内战的希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国际，尤其是美国的影响，这种影响对中国问题的作用是前所未有的。在中国和远东，美国日益增长的巨大实力使它有一定的决定作用，今天的国民党对美国只能唯命是从。”毛泽东还希望美国对国民党宣传民主政治：“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每一位遇到中国官员的人，都可以谈一谈民主政治。”
这次谈话中还提到了美国对中国共产党的政策问题。毛泽东指出，中国共产党不会主动挑起与美国的冲突。谢伟思不愧是个外交官，并没忘记自己的使命，他圆滑地说：“如果公开承认一个政府，又支持它的反对党，是干涉这个国家的内政，显然是不应当的。”毛泽东放声大笑，然后他对谢伟思说：“美国已经干涉那些驻有美国军队、接受美国援助的国家的内政了。这种干涉也可能是盲目、间接的，然而确是不可否认的。”他看到谢伟思有些狼狈，于是又说：“这一点也足以说明了美国的影响。对于美国来说，向包括共产党在内的一切抗日力量提供援助并不是干涉内政。仅仅援助国民党才是干涉内政，因为这样会使国民党继续与人民为敌。有益于中国人民切身利益的‘干涉’并不是干涉，它将受到人民大众的欢迎。”毛泽东还宽宏大量他说：“我们现在并不要求美国停止对国民党的一切援助，这对当前的抗日没有益处。”
在军事合作问题上，毛泽东提出：军事合作就是为了打败日本侵略者。毛泽东在谈及美国海军陆战队在中国的解放区港口登陆这一敏感问题时说：“国民党为美军扩大在中国的影响而优虑，他们惧怕美国登陆仅次于惧怕苏联参战。我们认为美军一定要在中国登陆，当然这要取决于日本的军力和战争的进展情况。不过日军的主力是在长江流域、华北和东北。”“如果美军登陆，那么美国将会与中国的两种力量——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我们现在包围了汉口、上海、南京和其它一些大城市。我们是在内线，国民党则继续撤退。”毛泽东还告诉客人：如果美国要和国民党、共产党实行合作，重要的是要允许共产党独立作战。因为国民党十分害怕共产党的存在。根本无法和共产党合作共事，国民党唯一的目的就是要搞垮共产党。毛泽东充满信心他说：“在我们独立活动时，美军就可以看到，我们有广大的民众，英勇善战，这和国民党是不同的。”
尽管是在抗战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可是在毛泽东的这次谈话中，首次谈到了中美间经济合作问题，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历史上第一次表明了与美国开展经济合作的良好愿望。毛泽东说：“中国必须实现工业化，通过中国自由实业家和外资的援助，这个目的是能够达到的。中美利益是相互联系的，有共同的地方。我们能够而且应当在政治上、经济上合作共享。”“美国感到，与国民党比较而言，共产党是更容易合作的……我们对垄断官僚资本主义没有兴趣，它窒息了国家的经济发展，只能使部分人荣华富贵。我们感兴趣的是最高速度发展国家经济的可能性，首先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然后是发展国防工业。我们关心的是中国人民的幸福。”毛泽东在谈及中国和苏联的合作前景时说：“苏联当前的战争任务艰巨，战后将忙于重建家园，我们不寄希望于他们的援助。”至于中、美、苏的三边关系如何处理，毛泽东说：“如果苏联要建设国家，实行民主，他们就不会反对美国对中国问题的关注，这里不存在冲突的可能。苏联只需要一个友好、民主的中国。美国与中国共产党的合作，对各方面来识，都将是有益的。”
长达8个多小时的谈话终于结束了，在告别时，毛泽东披上一件夹衣将客人送到门外，然后握着谢伟思的手说：“美国不必担心我们不会合作。我们必须合作，我们需要美国的援助。这就是我们要知道美国的计划、打算的重要性所在，我们不会冒险与美国发生冲突的。”
毛泽东的这个重要讲话直到20多年后的1969年才得以公开发表。此后国际社会发生的种种变化也证明了毛泽东在陕北那个小窑洞里谈论的这些问题是很有远见和洞察力的。
但是，作为谢伟思的上司的史迪威，以及美国其他的一些对中国问题有决策权的人物却没有能与之相等的理解力和洞察力。他们没能在中国共产党领袖向他们发出这个友好的信号时，及时地抓住机会，迅速调整以前那种错误和无效有害的决定，致使美国的政策仍然是摇摇摆摆，直到彻底失败。
毛泽东和谢伟思还进行了多次谈话，谢伟思在写给美方的报告中，详细记录了这些谈话的主要内容。在谈话中，毛泽东表示了中国共产党人愿意和美国共同合作抗日的想法，希望美国代表能在延安常驻，并积极鼓励美方到延安进行投资。对与国民党的关系，毛泽东表示“不使关系恶化”，但国民党必须要进行民主改革。这个民主改革包括建立由各党派参加的民主联合政府。毛泽东认为，美国在约束国民党，使其不发动内战方面显得很重要。但美国唯独支持国民党的政策是错误的。
毛泽东表示，他希望知道美国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中国共产党人十分关心促进与美国的友好关系，而“并不指望俄国的帮助”，因为那样会造成中国国内局势的进一步恶化。战后一个进步的中国将成为亚洲的稳定因素，对美国来说也是一个广阔的经济区。
毛泽东的谈话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与美国合作的诚意，他希望美国不仅在中国抗战上尽力，而且在民主建设和国内和平方面显示作用。
6.在延安的美国人的观点发生了重大变化
美军观察组对延安的考察充满惊奇和新鲜感。在陕甘宁边区，他们看到了这样的情景：“延安民众与官吏打成一片，路无乞丐，家鲜赤贫，服装朴素，男女平等，妇女不穿高跟鞋，亦无口红，文化运动极为认真，整个地区如一校园，青春活泼。”与重庆比是“另一世界”。他们感到共产党政权获得了当地农民的支持。共产党的经济政策、减低赋税、鼓励私人投资等“比之国民党地区，高下至明，无待赘言。”
“迪克西使团”在延安呆得越久，他们对于中国共产党的了解就越多，也就对以前听说的那些有关中共的宣传和传言越不相信了。他们看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陕甘宁边区那种欣欣向荣的景象，边区人民那种绝不同于蒋介石统治区的对于战胜日本人的自信心和决一死战的勇气，尤其是看到中国共产党的那些领导人既朴实，又那么有知识，有能力，那么富于个人的魅力。这些美国人都不由自主地对共产党人产生了越来越多的好感和信任。谢伟思，这个美国驻华的外交官和在华美军总部司令的政治顾问，在延安的3个月中，几乎一天也没停，不断地向他的上司写报告。他写下他对共产党领导下的陕甘宁边区种种新奇景象的感触、分析和判断。他在报告中写道：
这里似乎没有蠢笨、软弱或懒惰的人。这种朝气不仅是身体上的，而且是理性上的……共产主义，在我看来，尤其是在中国，主要是一种理性事业。它在中国的发展，经过了没有完全受一个或一种信条统治的时期。谢伟思看到共产党人是充满自豪感的，是坚强、坦率、具有自我批评精神、统一、廉洁、民主的。他写道：
有人会说，共产党的有利之处在于他何有一个“事业”。他们利用把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这样一些有直接吸引力的行动，唤起底层民众的共产主义，或者说，他们找到了当年曾推动太平天国运动或义和团运动的那种热情。事实上，从未听到有人提出过这种论点。连国民党也不屑于提出这种论点。
得出这样的结论看来是站得住脚的：农民支援、参加共产党的军队，同他们一道作战，是因为他们确信，共产党在为他们的利益而战，共产党使农民得到了一些明显的好处，因而，确立了这样的信念。这种好处应当是改善农民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状况。
不管这种改善究竟是什么性质的，它应当是趋向民主的，为大多数人民的利益服务的。
10月9日，谢伟思还向他的上司们提出了一个后来被事实证明是很有预见性的论断：
共产党已经得到了广而深刻的群众支持，因此要消灭他们是不可能的。从这一基本事实中，我们应当得出这样的结论：除非国民党像共产党那样，进行深刻的政治和经济改革，要么它证明自己有能力夺过这种时人民的领导权，否则，共产党将在较短的凡年年成为中国的统治力量。
对于美方的这次来访，中国共产党给予了积极的配合，给美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八路军给予美国陆军的衷心合作和实际协，助的成就几乎是尽善尽美的。”在写给上司的报告中，包瑞德上校由衷地说。
1944年11月11日，彼德金等人来到河北阜平的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司令部，军区副司令员程子华将军热情地接待了他们。他们参观了当地的部队、机关学校、医院和制药厂，彼德金还为军区的90多名干部作了一次题为“步兵团武器装备及组织”的讲座。他还亲眼见到了被日军击落的、后来由群众保护并辗转送到抗日根据地的美国飞行员。
美军观察组的延安之行，获取了大量事实根据，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在抗战中的童要作用和地位，从而为美国政府的现实主义对华政策提供了佐证。可以说罗斯福总统支持史迪威将军提出的，指挥包括共产党军队在内的中国军队，并授权他以“调节盟军在华资力之全权”，就包括了援助延安的可能性。也正是这一点使蒋介石感到犹如“灭顶之灾”降临。他当然知道如果美国这样做的后果，所以蒋介石以“此次之事涉及立国主义，国家主权和个人人格，不能迁就”的态度，坚决要求美国政府撤换史迪威。罗斯福在要么蒋介石，要么史迪威的两难选择中，最终还是召回了史迪威，与蒋介石达成了妥协。从罗斯福的考虑，是为了继续支持蒋介石，延续其政权的存在，一方面抗击日本，另一方面有利于扶植一个亲美的政权，在亚洲维护美国的战略利益。罗斯福的考虑是现实的，然而却是不明智的，他终于还是忽视了中国千千万万民众的意愿，帮助一个实际上已经奄奄一息的腐朽政权苟延残喘，最后仍然没能使这个反动政府逃脱覆灭的命运。
美军观察组的延安之行，虽然没有能改变美国政府对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但是这次行动毕竟冲破了国民党的封锁，在很大程度上向世人揭示了中国共产党和它领导下的根据地真实情况，使人们得以了解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