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鲁迅杂文的革命传统瞿秋白1933年4月在《〈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中充分论述了鲁迅杂感的价值意义，分析了鲁迅的思想成熟和战斗历程，颂扬了他愿做一个“革命军马前卒”的为未来和大众的牺牲精神及对思想启蒙、文学革命的贡献。并进一步总结了他在斗争中积累的经验、形成的革命传统：第一，是最清醒的现实主义。鲁迅有力地揭示了中国人在黑暗、极端的重压下不敢正视人生，陷入瞒和骗的大泽中以致自己不党的现实。以最热烈最严正的对于人生的态度，通过大胆的讽刺和幽默，竭力暴露社会的黑暗。第二，是“韧”的战斗。主张对旧社会和旧势力的斗争，必须坚决，持久不断，而且注重实力；同时，在文学战线上的人还要“韧”，即抓住不放，沉着作战，拚命、刻苦地下去。第三，是反自由主义。鲁迅著名的“打落水狗”的主张，是真正反自由主义、反妥协主义的宣言。它反对虚伪的中庸，表示原则上的对抗决不能有调和。第四，是反虚伪的精神。这是作为文学家、思想家的鲁迅最主要的精神。他的现实主义，他的打硬仗、“韧”的战斗，他的反中庸的主张，都是用这种真实，这种反虚伪做基础的。他的杂感全是反虚伪的战书，他的神圣的憎恶就是针对着地主资产阶级的虚伪社会、帝国主义的虚伪世界的。总之，鲁迅在思想斗争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留下来的宝贵革命传统，都是需要人们学习的。瞿秋白对鲁迅精神的概括是比较准确和深刻的，周恩来后来在《我要说的话——论鲁迅与郭沫若》一文中，也肯定了这种概括。
鲁迅杂文的社会根源和特质
瞿秋白在《〈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中，首先论述了鲁迅杂感的社会根源。他说：“鲁迅的杂感其实是一种‘社会论文’——战斗的‘阜利通’（feuilleton）。谁要是想一想这将近二十年的情形，他就可以懂得这种文体发生的原因。急遽的剧烈的社会斗争，使作家不能够从容的把他的思想和情感熔铸到创作里去，表现在具体的形象和典型里；同时，残酷的强暴的压力，又不容许作家的言论采取通常的形式。作家的幽默才能，就帮助他用艺术的形式来表现他的政治立场，他的深刻的对于社会的观察，他的热烈的对于民众斗争的同情。”瞿秋白认为，随着独树一帜的鲁迅杂感的大量出现，杂感这种文体也将要“变成文艺性的论文的代名词。”接着论述了鲁迅杂感的特质，他认为“鲁迅的杂感其实是一种‘社会论文’——战斗的‘阜利通’（feuilleton）。”它“反映着‘五四’以来中国的思想斗争的历史。杂感这种文体，将要因为鲁迅而变成文艺性的论文的代名词。自然，这不能够代替创作，然而它的特点是更直接的更迅速的反应社会上的日常事变。”他指出，鲁迅杂感的产生是“历年的战斗和剧烈的转变给他许多经验和感觉，经过精炼和融化之后，流露在他的笔端。这些革命传统对于我们是非常之宝贵的”。
鲁迅思想的发展历程
瞿秋白在《〈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中，分析和论述了鲁迅思想的发展道路。辛亥革命之前，鲁迅的思想基础“是尼采的‘重个人非物质’的学说”。“这种学说在欧洲已经是资产阶级反动的反应，”而“鲁迅在当时的倾向尼采主义，却反映着别一种社会关系。”“为着要光明，为着要征服自然界和旧社会的盲目力量，这种发展个性，思想自由，打破传统的呼声，客观上在当时还有相当的革命意义。”辛亥革命之后，“五四”的前夜，《新青年》早期的新文化运动的开始时期，也正是鲁迅参加“思想革命”开始的时候。鲁迅在这时的思想，“进化论和个性主义还是他的基本。”从“五四”到“五卅”前后，中国思想界里出现了第二次分裂。“这一次已经不是国故和新文化的分别，而是新文化内部的分裂：一方面是工农民众的阵营，别方面是依附封建残余的资产阶级。”在此期间，鲁迅以“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和批评”，参加了这次持久的韧性的斗争。1927年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彻底轰毁了鲁迅的进化论思想，尤其是他“看了几种科学底文艺论”后，“明白了先前的文学史家们说了一大堆，还是纠缠不清的疑问”，纠正了他的“只信进化论的偏颇”。“他才从进化论最终的走到了阶级论，从进取的争求解放的个性主义进到了战斗的改造世界的集体主义。”瞿秋白认为：“鲁迅从进化论进到阶级论。从绅士阶级的逆子贰臣进到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真正的友人，以至于战士，他是经历了辛亥革命以前直到现在的四分之一世纪的战斗，从痛苦的经验和深刻的观察之中，带着宝贵的革命传统到新的阵营里来的。”
学习鲁迅的斗争精神
周恩来对鲁迅怀有深厚感情，每届鲁迅祭辰，总是尽量抽出宝贵时间，参加群众纪念活动，发表讲话或题词，阐扬鲁迅精神，激励全国人民。1938年10月19日，周恩来为鲁迅逝世二周年写的题词是：“鲁迅先生之伟大，在于一贯的为真理正义而倔强奋斗，至死不屈，并在于从极其艰险困难的处境中，预见与确信有光明的将来。这种伟大，是我们今日坚持长期抗战，坚信最后胜利所必须发扬的民族精神！”同一天，他出席武汉文化界召开的纪念会，并结合当时的抗战形势，在演说中进一步阐述了鲁迅的革命精神。他举“疾风知劲草”的古语，说：鲁迅“在国难当头或局势摇荡时，绝未动摇或妥协过，无论在今天明天都本其一贯精神，倔强奋斗，至死不屈，同时，又启示出未来的光明，把握住光明的前途。”接着谈到鲁迅的政治远见：“他看出未来的光明，然而却没有离开社会，离开现实。特别在晚年对中华民族解放之努力，回答一个托派的信上，不容情地揭露托派之阴谋，赞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指出中华民族解放之大道；是值得我们钦佩他的政治远见的。”针对当时存在的投降危机，他号召学习鲁迅精神：“困难愈大，要愈加努力，以克服困难，坚持抗战，特别要紧的是要有最后胜利的信心，伟大前途的认识，为达此目的而努力，非有如此信心，即不能坚持长期抗战，向前奋斗，反而会随时因困难而动摇屈服，妥协投降。只有坚信未来之胜利，同时又努力于克服现实的困难，而艰苦奋斗，这才是中华民族之伟大精神要素，也正是鲁迅精神之所代表。”他最后勉励人们：“不论在政治上、文学上，或为人道德上，都需要我们学习鲁迅先生的精神和作风。”“我们应坚苦不拔，克服困难，为实现最后胜利而奋斗到底！”周恩来的题词和演说，精辟论述了鲁迅坚韧不拔的革命精神和坚信光明未来的政治远见，在当时对于鼓励人民群众拥护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立场，坚定信心，克服困难，反对妥协投降，坚持抗战到底，争取最后胜利，起到了巨大鼓舞作用；在今天，对于我们学习和发扬鲁迅精神，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仍具有不可磨灭的现实意义。
鲁迅为人的四大特点
1940年10月19日，周恩来在重庆出席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召集的纪念鲁迅逝世四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将鲁迅一生为人的特点归纳为四个方面：（一）律己严，（二）认敌清，（三）交友厚，（四）嫉恶如仇。关于“律己严”，他说：“鲁迅的一举一动，甚至对于生活上最微细的事情，都是‘一毫不苟’的。”关于“认敌清”和“嫉恶如仇”：“鲁迅先生在任何斗争中，都是敌友分明的，认清了敌人，便集中了火力对准敌人投射，绝不放松的斗争到底。鲁迅先生可以说是我们文艺界最优秀的战略家”；“这一点非常重要，就是说鲁迅先生并不是无原则的交朋友，所以他的对友处事，凡是认为不对的，都要加以批评，绝不轻易放过。即使是早年最好的朋友，但到晚年如有错误，他仍是不容情的指摘。”在谈到“交友厚”时，他指出“鲁迅对于友人，特别是对于青年人的爱护，更是无微不至。”这篇讲话准确概括了鲁迅一生为人的基本特点，在抗日战争的紧要关头，告诫人们要像鲁迅先生那样，分清敌友，对敌人要集中火力予以打击；交朋友，要坚持原则，有错误就得斗争。这就坚持了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原则立场，启发人们警惕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共阴谋，发扬了鲁迅先生的斗争精神和原则立场。
鲁迅的立场与革命息息相关
在1945年10月19日重庆各界隆重纪念鲁迅逝世九周年大会上，周恩来到会，就正在争取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文化建设和鲁迅立场态度等发表了重要演说。他先举鲁迅“革命文学家，至少是必须和革命共同着生命，或深切地感受着革命的脉搏的”这段话，然后指出鲁迅先生的话“告诉文化界朋友，不可能离开政治运动”。关于文化建设，他说：“五四以来，新文化运动尚未完成。方向是有了的，但需要大家的努力，大家动手建设。”接着又举鲁迅这段名言：“对于旧社会和旧势力的斗争，必须坚决，持久不断，而且注重实力。”并加解释说：“这句话首先说明鲁迅先生的目标非常清楚，要向封建的、复古的、法西斯文化斗争，去开辟新的道路。其次说明了：要是没有这种持久下去的清楚认识，我们就不会了解新文化是需要长时期去建立，而且还要靠人民大众来铺路，要唤起和依靠人民来参加。文化战线要扩大，应广泛吸收文化斗士参加，去动员广大人民为新文化奋斗。”他着重指出：“鲁迅的立场是与革命息息相关，和人民大众站在一起的立场。鲁迅的态度是对敌人狠，对自己严，对朋友和的态度。”勉励文化工作者学习鲁迅先生的立场和态度，和政治革命的进程紧密联系在一起，同广大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积极投身于争取和平建国、反对内战的斗争行列，对中国新文化的建设作出应有的贡献，完成鲁迅先生的未竟事业。
要像牛一样为人民努力奋斗
鲁迅逝世十周年到来之际，国民党反动派点起的内战烽火已经燃烧，中国历史正处于光明与黑暗生死搏斗的紧要关头。10月19日，周恩来出席了在上海举行的鲁迅逝世十周年纪念大会。他在会上发表的讲话中，首先愤怒谴责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的罪行，指出鲁迅先生所希望的抗战虽然在人民大众的努力下实现了，而且取得了胜利；但鲁迅先生所诅咒的内战却正在进行着，全国人民个个祈求的民主、独立、团结、统一，至今未能实现。他郑重宣告：“我们决不放弃和平统一谈判，即使被迫为自卫而反抗，也仍要为求得和平统一而努力”，表现了坚韧不拔的英雄气概和坚定不移的阶级立场。接下来指出：“鲁迅先生曾说‘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里就说出了鲁迅先生的方向，也即是鲁迅先生之立场。鲁迅先生痛恨的是反动派，对于反动派所谓之‘千夫所指’，我们是只有‘横眉冷对’的，不怕的。我们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可是对于人民，我们就要如对孺子一样的为他们做牛，要诚诚恳恳老老实实的为人民服务。”“现在是人民的世纪，一切由人民决定，一切都为人民，所以我们应该站在鲁迅的立场，朝着鲁迅所走的方向，像牛一样的为人民去努力奋斗。鲁迅、闻一多都是最忠实、最努力的牛，我们要学习他们的榜样，在人民面前发誓：做人民的奴隶，受人民的指挥，做一条牛。”讲话揭橥鲁迅先生的“立场”、“方向”，表现了对敌人的无比仇恨和对人民的无限热爱。这与毛泽东在《讲话》中勉励人们学习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己”的精神，是完全一致的。
鲁迅和郭沫若
周恩来1941年11月16日在《我要说的话——论鲁迅与郭沫若》一文中认为：鲁迅和郭沫若两人的时代背景和经历的不同，决定了他们在新文化运动中具有不同的地位和作用。鲁迅的时代，是一半清朝，一半民国的时代。他出身于破产的士大夫家庭，受过封建社会很深的洗礼，也受过戊戌政变后的洋务教育，嗣后留学东洋，又受教于章太炎先生，并参加了光复会。民国后，他做过多年北方官僚社会的小京官。直到“五四”的前夜，他才参加思想革命的运动，并成为宗法社会的逆子和士大夫阶级的叛徒，逐渐养成他在新文化运动中的领导地位，他自己却又那样虔诚地愿意做一个“革命军马前卒”。他是由黑暗通向光明这一过渡时代的“伟大的桥梁”。而郭沫若的时代却稍微不同了。他虽在少年时代也关在四川宗法社会里面，但二十岁以后，就几乎成为无羁绊的自由知识分子。他半商半读的家庭，虽也给他一些影响，但是三十年来大时代所给予他的影响，却有着异常不同的比重。他既没有在清朝时代做过事，也没有去北洋政府下任过职，一出手就已经在“五四”前后。他的创作生活，是同着新文化运动一道起来的，他的事业发端，是从“五四”运动中孕育出来的。因此，不能把郭沫若看成是前一辈子的人，而应看成是我们这一辈子的人，不能把郭沫若看成是两个时代的人物，而应看成是新文化时代的人物。“郭沫若创作生活二十五年，也就是新文化运动的二十五年。鲁迅自称是‘革命军马前卒’，郭沫若就是革命队伍中人。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导师，郭沫若便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如果是将没有路的路开辟出来的先锋，郭沫若便是带着大家一道前进的向导。”此外，周恩来还赞同瞿秋白对鲁迅精神的概括评价，即最清醒的现实主义、“韧”的战斗、反自由主义、反虚伪的精神。同时指出郭沫若的三个特点：第一是丰富的革命热情。郭沫若是革命的诗人，又是革命的战士。他心中笔下充满着革命的愤火，也充满着对于人类的热爱。第二是深邃的研究精神。郭沫若兼学术家与革命行动家于一身，不但在革命高潮时挺身而出，站在革命行列的前头，而且还懂得在革命退潮时怎样保存活力，埋头研究、补充自己。第三是勇敢的战斗生活。郭沫若富于战斗性，不仅在北伐、抗战两个伟大的时代，站在战斗的前线；而且在二十五年的文化生活中，也常常以斗士的姿态出现。周恩来强调：“郭沫若在革命的文化生活中最值得提出的三点，也就是最值得我们大家学习的三点。”
《子夜》是中国第一部成功的写实主义长篇小说1933年1月，茅盾创作的长篇小说《子夜》由开明书店出版后，立即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1933年4月2日和3日，瞿秋白在《申报?自由谈》发表了《（子夜）和国货年》一文，比较详细地分析了《子夜》中所塑造的以民族资本家吴苏甫为代表的形形色色的人物形象，认为“所有这些，差不多要反映中国的全社会，不过是以大都市做中心的，是一九三○年的两个月中间的‘片断’，而相当的暗示着过去和未来的联系。”他称赞《子夜》“这是中国第一部写实主义的成功的长篇小说。带着很明显的左拉的影响（左拉的《L’argent》——《金钱》）。”他承认《子夜》“还有许多缺点，甚至于错误。然而应用真正的社会科学，在文艺上表现中国的社会关系和阶级关系，在《子夜》不能够不说是很大的成绩。”瞿秋白指出：《子夜》的出现，是中国文艺界的大事件。他断言：“一九三三年在将来的文学史上，没有疑问的要记录《子夜》的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