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文化工作服从于政治任务邓小平在抗日战争时期对文化工作提出的要求。他在《一二九师文化工作的方针任务及其努力方向》一文中指出：“无论哪一种势力或哪一种派别的文化工作，都是服从其政治任务的。”各种势力、派别的文化工作都是与其政治任务密切联系着的，所谓超政治的文化是不存在的。他还具体分析了当时中国存在的三种不同政治势力的文化的方针。一种是日本侵略者和汉奸亲日派要把中国变成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其文化方针是施行奴化政策，以为其侵华目的服务。二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共顽固派，在文化上鼓吹买办性的封建主义旧文化，以配合其对外奴颜婢膝、投降妥协，对内搞封建独裁。第三种是抗战民主派，在政治上主张团结抗战到底，彻底解放中华民族，建立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在文化上主张新民主主义文化，中华民族解放的文化。这三种不同的政治势力分别采取三种不同的文化政策，竭力运用文化的手段为实现各自的政治目标服务。邓小平鲜明地指出：“我们坚决反对殖民地文化，反对买办性的封建主义文化，而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目的服务。”这就为当时党的文化工作指出了明确的目的和方向。
枪杆子要求笔杆子表现出力量
贺龙在《对文化工作者的讲话》（《群众文艺》第1卷第4期，1948年11月）中，对晋绥文化工作提出要求。他强调：“没有文化的部队是愚蠢的部队，不可能打胜仗的。我们的部队正因为有文化活动，提高了战士的政治觉悟和技术、战术，所以才能打胜仗。”但是，与枪杆子相比，文化工作任务很艰巨。前线不断打大胜仗，部队却缺少报纸、书籍和其它文化生活，唱的还是几年前的老歌子，精神食粮很贫乏。所以，文化工作必须为前线服务，“枪杆子要求我们笔杆子也要表现力量”。为此，他提出：第一，培养文化干部，创办艺术学校。第二，创造条件，集中力量，写出一批为战争、为生产、为工农兵服务的作品来。第三，办更多的报纸。第四，改造旧文化，向“推陈出新”的方向努力。第五，加强理论学习，提高政治水平。
文化加军事加政治等于战斗力
这是1940年10月，聂荣臻司令员在晋察冀军区司令部观看话剧《母亲》（根据高尔基小说改编）后，同艺术工作者谈话时讲的。（原载《晋察冀日报》副刊）他指出：“我们的战争是全面的部队战斗力的提高，一定要有文化上的提高”。
1941年7月，他在晋察冀边区第二届艺术节大会上还讲道：“在八路军的军队里，有一贯的传统，就是把艺术当作政治工作的武器，拿它来提高军队文化生活，提高士兵战斗情绪。当年红军在文化落后的地区，甚至在长征时，在无人烟的地区，都有文艺活动，剧社还是演剧，在雪山上也响着雄壮的歌声”，“这并非军队的装饰品而是活的力量。这一点是异于旧的军队的。需要战斗力，就一定需要文化”。“军队的政治机关，应很好掌握这一武器，并很好的利用这一武器，对于军队战斗力的提高是有重要意义的”。
聂荣臻还十分重视文艺的提高工作。在这次讲话中还指出：“我们一方面是艺术大众化，同时也更要使艺术水准提高。如果只谈大众化，则提高的艺术就不能接受，譬如演外国戏，群众是看不懂的，但不能因此就不演，还是应演，来借此提高艺术。同时我们要更努力于创作更多反映现实的东西，使广大人民都能了解”。
聂荣臻创造性执行毛泽东文艺路线，重视文艺工作的作用，重视文艺工作普及与提高的辩证关系，促使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文艺工作在残酷战争环境中，蓬勃发展，不断提高，为新中国培养出一大批优秀文艺人才。
面向群众，面向士兵朱德在《三年来华北宣传战中的艺术工作》中指出：“我们的艺术作品不是给少数人看的，而是给中国广大民众和军队看的。我们必须认清对象，面向群众，面向士兵。”无产阶级文艺是为人民大众服务的，因而必须面向民众和士兵，这就为文艺创作指出了正确的方向。此外，他还进一步提出，文艺要面向大众，能为大多数人欣赏，就必须采取人们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实现文艺的大众化和通俗化。朱德关于文艺创作要“面向群众，面向士兵”的观点，与以后毛泽东在《讲话》中所提出的文艺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
部队文艺工作者要真正与战争结合
聂荣臻在晋察冀军区文艺工作会议上，发表题为《关于部队文艺工作诸问题》的讲话（原载《群众》第9卷第2期，1944年1月25日）。讲话指出，部队文化工作是克敌致胜的有效武器。“即使在长征途中那样极端困难条件下，我们的部队仍然有自己的文化生活，有自己的艺术。尽管我们在军事上的装备是低劣的，比不上强大的敌人和其他军队，但在文化武器这方面，我们的装备却不是落后的”。为了更好地发挥文化武器的作用，聂荣臻强调部队文艺工作者“必须真正与战争结合走进伟大斗争中去。关起门来写东西，是不能真实地反映战争现实的”。他指出，部队文艺工作者虽然没有隔离斗争生活，但还是不够丰富不够深入。虽然处在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的烽火中，但有些人写出东西来却不像真实的战斗，这说明作者的生活与战场是隔膜的。“如果真到连队中去，跟战士打成一片，就可了解在战场上的一些问题。在炮火连天的场合，在打枪的时候，在冲锋肉搏当中，在爬上敌人堡垒工事的一刹那，战士们脑海里想的是什么？心里发生的是一种什么感情？这些问题决不和我们所猜想的那么简单。我们今天希望有创造能力的同志到连队上去生活一个时期，真正体验一下战斗生活；在必要时也扛起枪杆，跟战士们一起战斗，那一定和今天的生活大不相同，会写出很真实的东西来。中国的古话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这很有道理。”只有深入地体验生活，丰富第一手生活和题材，才能产生真正伟大的作品。
从普及与提高两个方面发展部队文艺
邓小平在《一二九师文化工作的方针任务及其努力方向》中指出：“在形式的发展上应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向比较复杂的高级的形式发展，另一方面则应向比较简单的普及的形式发展。”他还进一步说：“采用旧形式反映新内容的方法也是必要的，因旧形式在民间具有根深蒂固的潜势力，深为群众所喜爱，且其本身亦有可利用的价值，但采用旧形式必须以表现现实内容为主，方法则应是批判的有选择的利用。”邓小平这一主张，是针对当时文化工作中普遍存在的“既少作高深的研究，又未深入群众底层”（《新华日报》华北版五月三日社论语）及某些作品既缺乏艺术性与政治性的高度统一，又不够大众化的现象而提出的。他认为文艺作品在形式的发展上应有高级的和普及的两个方面，就是要求文艺工作者既要提高政治素养和创作水准，以创作出具有强烈政治性和高度的艺术价值的作品；又要深入大众，善于采用民间的、深为群众所喜爱的形式，创作出大众化、通俗化的作品以普及文化。在文艺创作发展中，如何处理好提高与普及的关系至关重要。邓小平关于文艺创作要沿着艺术水平的不断提高和大众化两个方面同时发展的观点，与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的普及与提高的关系问题的主张是相通的。
提倡发扬民族自尊心自信心的文化
彭德怀根据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的基本思想，结合敌后抗日根据地新文化运动的实际问题，在《在晋东南文化界“五四”纪念会上的讲演》（1941年5月11日《新华日报》华北版）中，提出了敌后抗日根据地新文化运动的基本方针与任务。主要是：提倡反专制、反独裁、反脱离大众、压迫大众的旧文化，即提倡民主制度、民主作风的文化；提倡拥护真理与科学的文化，反对迷信、愚昧和欺骗大众的文化；提倡马列主义，“批评的”接受外来文化和中国固有文化；提倡巩固与扩大以抗日为中心的文化界统一战线。他针对当时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竭力鼓吹损害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信心的反动文化，特别强调应该“提倡民族独立与解放信心的文化，提倡发扬民族自尊心自信心的文化。”为此，“必须坚决反对任何提倡投降妥协、逆来顺受、洋奴习气的文化。必须提倡正确把握民族特点，充分发扬民族优点的文化。”
注重民族形式和民间形式
朱德关于文艺大众化、通俗化的主张。他在《三年来华北宣传战中的艺术工作》一文中指出：无产阶级革命文艺不是少数人的文艺，是给中国广大民众看的，面向大多数人的，因此，必须注意大众化和通俗化。而要实现文艺大众化和通俗化，则应该充分重视采用民族的艺术形式和民间的艺术形式，如戏曲、民歌、木刻、年画等等。这一方面是由于这些民族和民间的艺术形式，虽然古老粗俗，但是为广大人民所喜闻乐见和易于理解、接受的，运用它们，才能使文艺成为大众化文艺。而另一方面，民族和民间的艺术形式，是民族文化的宝贵遗产，艺术的发展提高，必须继承民族文化传统中的优良的东西。朱德这一观点，不仅要求文艺走大众化道路，而且把文艺的大众化、通俗化问题与继承和发扬民族、民间优良文化传统联系在一起，丰富了文艺大众化理论。
部队文化宣传要简明、积极、准确和有力量刘伯承在谈到《人民的军队》报的编辑方针时，指出：希望“大家一看报纸，就清楚当前要提倡什么、反对什么，做到这样，报纸的作用一定是很大的。”他对部从制作的宣传品，在文字表现上也总是要求说“做到简要、明确，是十分要紧的。”积极和准确，是刘伯承要求宣传工作必须遵守的另外两大原则。他认为，单纯暴露敌人的罪行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鼓舞人们进一步向敌人斗争；单纯批驳敌人的谣言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主动地宣传正确的主张。他有次看过宣传品原稿后，说：“提法不积极，这不好，你要从积极方面想出办法来。”对报导的事实、地名、人名及数目字，他要求：“要弄得十分准确，十分准确，只有准确，才有力量。”刘伯承主张部队文艺作品要雄健有力，充满战斗气概，以利于鼓舞士气，提高部队战斗力。1939年5月，师直属队曾流行《王家庄》小调，他批评说：“军人唱的歌子，一定要十分雄壮的，不是唱了它叫人倒下来睡觉，而是唱了它叫人站起来斗争！”他在一次报告中讲到防备敌人突然袭击时，曾推崇一支苏联歌曲《假若明天战争》，因为它提醒人们，时刻准备打击侵略者。在他看来，只有与当前斗争任务相结合的文艺作品，才能发挥它的力量。
文艺工作者要大量创作、大胆创作聂荣臻在《关于部队文艺工作诸问题》中，论述了对文艺创作的批评与鼓励问题。他认为，对文艺作品的好坏，不应轻易提出批评或过分夸耀。“我们的作品当然也有好的，但我决不说，某人的作品如何伟大，怎样空前绝后，因为这样的批评没有一点好处。过分的夸奖和乱捧一通，是害死人的事情。好的当然应该鼓励他继续前进，但过分地夸扬却会使年轻的作者短命夭折。”另一方面，向作者头上泼冷水，批评作品总是“一无所成”或“失却立场”，这也是不好的。固然有些问题，“但我们决不严格的批评，因为这不是作者主观上故意这样做的。我们知道，同志们多是小资产阶级出身，还没有经过长期的锻炼，如果这样过度的批评，就使人没法工作。我们的批评主要是采取善意的修正的方式，使同志们在工作中有所取舍，求得工作上的改进。如果开口就是‘政治问题’，闭口就是‘原则问题’，这将使许多文艺工作者战战兢兢，不敢动手了。”总之，他坚持这样的批评原则：“鼓励同志们大量创作，大胆创作，有缺点，就纠正；就是有些成就，也不必特别夸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