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文学是社会的反映瞿秋白关于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文学变革源于社会思想变化的理论观点。他在《〈俄罗斯名家短篇小说集〉序》一文中说：俄罗斯文学的研究在当时中国盛极一时，是由于俄国的革命“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都产生了极大的变动，掀天动地，使全世界的思想都受他的影响。人们要追溯它的原因，考察他的文化，所以不知不觉都把视线集中于了俄国，集中于了俄国的文学。”“而在中国这样黑暗悲惨的社会里，人们都想在生活的现状里开辟一条新道路，听到俄国旧社会崩溃的声浪，真是空谷足音，不由得不动心，因此大家都要来讨论研究俄国。”而由于俄国的剧烈变化深深地反映在了俄国文学里，“于是俄国文学就成了中国文学家的目标。”然而，他又紧接着进一步指出：“文学只是社会的反映，文学家只是社会的喉舌。只有因社会的变动，而后影响于思想，因思想的变化，而后影响于文学。没有因文学的变更而后影响于思想，因思想的变化，而后影响于社会的。因为社会的不安，人生的痛苦而有悲观的文学，譬如人因为伤感而哭泣，文学家的笔就是人类的情感所寄之处。俄国因为政治上、经济上的变动影响于社会人生，思想就随之而变，索回推荡，一直到现在，而有他的特殊文学。就是欧美文学从古典主义到浪漫主义、写实主义及象征主义间的变化，又何尝不是如此，所以我们看俄国的文学，只不过如吴季札的观诗，可以知道他国内社会改革的所由来，断不敢说，模仿着去制造新文学就可以达到我们改造社会的目的。”联系到我国新文学的产生，他指出“不是因为我们要改造社会而创造新文学，而是因为社会使我们不得不创造新文学”，为了反映变革中的社会现实，必然有新内容和新形式的文学，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也是文学发展的必然。
在阶级社会文艺不是绝对独立和自由的
瞿秋白针对胡秋原的艺术至上论而提出的观点。他在《文艺的自由和文学家的不自由》一文中指出：胡秋原认为艺术只应有高尚的情思，而不应当做政治的“留声机”以及要求艺术独立、自由的主张，是变相的艺术至上论；而认为艺术的最高目的，就在于消灭人类间一切的阶级隔阂，以及艺术只是生活的表现的主张，则是取消文艺的阶级性、政治倾向性的虚伪的客观主义。瞿秋白认为，文艺在阶级社会不可能是超阶级的、单纯的、客观的、独立于社会政治生活而高高在上的。文艺总是从属于一定的阶级、站在一定的政治立场上的，带有鲜明的阶级性、倾向性。他指出：胡秋原要求文学独立和自由，最重要的是要求文学脱离无产阶级而自由，脱离广大的群众而自由。“而事实上，著作家和批评家，有意的无意的反映着某一阶级的生活，因此，也就赞助着某一阶级的斗争。有阶级的社会里，没有真正的实在的自由。当无产阶级公开的要求文艺的斗争工具的时候，谁要出来大叫‘勿侵略文艺’，谁就无意之中做了伪善的资产阶级的艺术至上派的‘留声机’。”
文艺人民性代表进步的倾向性
周恩来对于文艺作品阶级性内在实质的揭示。他在《在音乐舞蹈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文艺作品具有阶级性，而我们所要求的阶级性也就是人民性。在封建社会里，阶级性就是要站在农民方面，站在被压迫阶级方面，这就代表了当时的人民性。在《要做一个革命的文艺工作者》中他也说：讲阶级性、人民性必须与当时的时代联系起来。人民、是指绝大多数人。在奴隶社会，奴隶是绝大多数；封建社会，农民是绝大多数。因而，凡是同情奴隶解放、同情农民，以及刻划出“卑贱者”形象的作品，就具有人民性，也就是当时的阶级性。而在今天，我们讲的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性，但无产阶级又与农民联盟，形成人民大众，所以，今天无产阶级的阶级性也可以说是今天的人民性，是人民利益、愿望和要求的集中体现。这就要求对作品阶级性的分析要联系时代，并把阶级性与人民性统一起来。这对于正确看待和评价过去时代文艺作品具有深刻的指导意义。
文艺是艺术也是煽动和宣传
瞿秋白关于艺术和煽动并存，既不能取消文艺的煽动性，又要加强艺术性的理论观点。苏汉曾从所谓自由主义的创作理论出发，企图抹煞文艺的阶级性和政治倾向性。认为真理和文学是与革命不能并存的，艺术与煽动也是不能并存的，并说左翼文坛不讨论真理，只看目前的需要，革命者的文学只有行动，本来不是什么文学，是煽动，不是艺术，进而把革命的大众的文艺运动，一概归到“非文学”之中，以使文艺脱离新兴阶级和群众而自由。对此，瞿秋白在《文艺的自由和文学家的不自由》一文中批驳了这种论调，并针锋相对地指出：“文学是附属于某个阶级的，许多阶级各有各的文艺”，因此，阶级性是“文学的真面目”，“每一个阶级都在利用文艺做宣传，不过有些阶级不肯公开的承认。”“新兴阶级固然运用文艺，来做煽动的一种工具，可是，并不是个个煽动家都是文学家——作者。文艺——广泛地说起来——都是煽动和宣传，有意的无意的都是宣传。文艺也永远是、到处是政治的‘留声机’。问题是在于做哪一个阶级的‘留声机’。而且做得巧妙不巧妙。总之，文艺只是煽动之中的一种，而并不是一切煽动都是文艺”。许多著名作家的作品既有艺术上的价值，同时又具有思想价值，做了煽动家未必见得不能够仍旧是一个文学家。当然，“新兴阶级自己也批评一些煽动的作品没有文艺的价值，这并不是要取消文艺的煽动性，而是要煽动作品之中的一部分加强自己的文艺性。”“而且，文艺为反映生活，并不是机械的照字面来讲的留声机和照相机。”“真正能够运用艺术的力量，只会加强煽动的力量。”因此，“艺术与煽动并非是不能井存的。”无产阶级文艺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富于宣传性和煽动性，从而攻击它不是真正的文艺，是没有道理的。这就有力驳斥了“第三种人”对无产阶级文艺的攻击，同时也对无产阶级文艺提出了全面的要求。
文学家都是政治家
瞿秋白关于一切艺术都带有阶级性和政治倾向性的观点。他在《非政治主义》一文中指出：“每一个文学家其实都是政治家。艺术——不论是哪一个时代，不论是哪一个阶级，不论是哪一个派别的——都是意识形态的得力的武器，它反映着现实，同时也影响着现实。客观上，某一个阶级的艺术，必定是在组织着自己的情绪，自己的意志，而表现一定的宇宙观和社会观；这个阶级，经过艺术去影响它所领导或要想领导的阶级，并且去捣乱它所反对的阶级。问题只在于艺术和政治之间的联系的方式：有些阶级利于把这种联系隐蔽起来，有些阶级却是相反的。”“自然，有些作家的作品，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是没有丝毫的‘政治臭味’。这种作家其实也是政治家。”“有些艺术家是有意地去做这种手段的工具，有些却是无意的。”反动阶级的艺术家，口头上否认着政治，实际上正在实行着自己的政策，所谓“非政治主义派”，其实是战术更加精密了。所以，无论什么阶级都在拥护自己的利益，只不过并不是每个阶级都公开地承认这个事实。自己的利益和大多数群众冲突的阶级，总在竭力找寻一些假面具。而艺术对于他们往往是很有用的武器，他们正需要能够掩蔽自己的政治手段的艺术。然而，无产阶级却绝对不同，他们的目的是完全消灭剥削制度，而不怕承认自己的意识形态是阶级性的，是党派性的。当然，“单有革命的”目的意识“是不能够写出革命的文学的，还必须有艺术的力量。然而运用艺术的力量，又必须要有一定的宇宙观和社会观。如果宇宙观和社会观是资产阶级的，那么，那所谓“客观的描写”，所谓“艺术的价值”就将要间接地替现存制度服务。同样，那种替“纯艺术”辩护的态度，恰好被反动阶级所利用。”这些论述深刻阐明了阶级社会中文艺阶级性的必然性，揭露了“非政治主义”等文艺主张的虚伪性和欺骗性，捍卫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文艺运动。
艺术家应是好的宣传家
朱德在《三年来华北宣传战中的艺术工作》一文中提出的看法。他在分析抗日战争中敌人的宣传特点和总结我们宣传工作的经验时指出：艺术在宣传工作中具有重要作用。敌人在宣传战中十分重视利用艺术，敌人的一切宣传总是尽量利用艺术的形式，而我们的宣传工作要做得更好、取得更大成绩，必须同艺术工作结合得更密切。一个宣传家不必是一个艺术家，但一个马列主义的艺术家应当是一个好的宣传家。艺术因其自身的性质、特点，能发挥强大的宣传鼓动作用。他倡导文艺工作者为抗战服务，主动用文艺形式投入抗战，成为好的宣传家、政治家。为此，他进一步指出：“在阶级社会里，艺术是为一定阶级服务的，绝对不能超然。艺术家要加强自己的政治修养，才能做一个好的艺术家。所以必须学马列主义。决不能看轻了这一点。”
文艺脱离不了政治，但不能搞政治说教陈云在《关于党的文艺工作者的两个倾向问题》一文中指出，党的文艺工作者不要特殊，不要因为是文化人就自以为特殊，也被别人特殊对待。党的文艺工作者首先是党员，文化、文艺工作只是党内分工。因此，要和所有党员一样，一要遵守纪律，不能搞个人自由主义；一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实际的政治。有人以为学习马列主义政治理论妨碍文艺而拒绝学习，但我们的文艺工作是革命的文艺工作，要判断我们的文艺工作究竟是不是革命的，合不合群众的需要，除了学习革命的理论和革命的实际，没有别的办法。严格地说，任何文艺工作都是脱离不了政治的。譬如怎么写光明写黑暗的问题，就是一个政治性质的问题，也是文艺上的一个重要问题。不把这一类问题搞通，我们写出来的作品便不能代表一个时代。还有，学习政治不但于作品有好处，于作家为人也有好处。政治可以使我们放开眼界，放大胸襟。因此，为要把工作做好，为要搞好团结，都需要努力注意学习政治。文艺不能脱离政治，而且往往在作品中不能不体现某种倾向和政治态度，但文艺创作不同于写政治讲义，不能在作品中搞政治说教。人们欣赏文艺作品，不是为了来上政治课，首先是为了娱乐，在娱乐中接受教育。在关于评谈的谈话中，他指出：“要懂得观众的心理。他们来听曲艺，首先是为了文化娱乐的需要，不是来上政治课。做报告也要讲几句笑话。思想教育的目的要通过艺术手段来达到。”（《关于评弹》，1961年2月14日和中宣部文艺处同志的谈话）因此，文艺作品必须具有娱乐功能，要“寓教于乐”，通过艺术手段，来实现和达到思想教育的目的。从这一点出发，陈云针对一些评弹节目中对噱头、穿插等注意不够，过于严肃的现象，提出了中肯、具体的批评。这一看法体现了对艺术特性及创作规律的理解和尊重。
战斗性与抒情性相统一
周恩来在《在音乐舞蹈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我们提倡作品一要有阶级性，二要有战斗性。战斗性和抒情性也不矛盾。战斗性不是从开头一直打到底，到了急时就得缓，快慢要均匀，劳逸结合，有紧有松，刚柔相济在战斗的基础上，也要有抒情。”周恩来认为，在阶级社会里，文艺具有阶级性，都是为一定阶级服务的，因此，社会主义文艺要体现出鲜明的阶级性、无产阶级观点，文艺创作应具有战斗性，要站稳立场，辨明是非，分清敌我，爱憎分明，表现出强烈的倾向性。但战斗性又并非排斥抒情性，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表现形式上都如此。艺术作品既要表现思想政治斗争，也要抒发人民的情感，反映丰富多彩的生活内容，还要有形式上的多样化，从而给人以娱乐、轻松，调剂生活。
思想性带动艺术性
周恩来在《在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文艺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都要重视，要二者兼备，不能偏废。不能只强调思想性，忽视艺术性，但是，在创作初期，思想性还是重要的。这不仅因为思想性是首要，而且，还在于思想性的逐步深入，会自然可以突破原来的艺术构想，促使艺术性的提高和形式的改进以适合思想性的发展及内容。思想性与艺术性、内容与形式相统一，思想性占主导等，是周恩来多次强调的主张。这里他从思想性第一的原则出发，提出思想性决定艺术性、内容决定形式，前者带动后者，后者随着前者的深入发展而发展提高，进一步深化了对于思想性与艺术性、内容与形式关系的理解认识。
寓教育于娱乐之中
周恩来关于文艺的教育作用与娱乐作用相统一的观点。他在《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有人问我：文艺的教育作用和娱乐作用是否是统一的？是辩证的统一。群众看戏、看电影是要从中得到娱乐和休息，你通过典型化的形象表演、教育寓于其中，寓于娱乐之中。”又说：电影“总要对生活有所调剂，一方面要歌颂劳动光荣，一方面也必须有些抒情的、轻松的东西。”周恩来认为，文艺的教育作用是通过审美作用来实现的。人们看戏看电影或阅读文艺作品，是为了获得美的愉悦和享受，是为了得到娱乐和休息，也就是说，文艺的最大特点，是具有美感作用、美的偷悦性。因此，一部文艺作品只有使人们首先得到娱乐和休息，然后才谈得上教育作用。要使文艺的教育作用不至落空，就必须既重视文艺的美的功利性，又重视对于美的愉悦性的追求，使二者有机地统一起来，寓教育于娱乐之中。其次，他还指出：“文艺为政治服务，是通过形象”，“无论是音乐语言，还是绘画语言，都通过形象、典型来表现，没有了形象，文艺本身就不存在，本身都没有了，还谈什么为政治服务呢？标语口号不是文艺。”进一步说明“寓教于乐”，实现文艺的教育作用与娱乐作用相统一的关键，在于创造艺术形象和典型。文艺作品只有通过生动的艺术形象，才能感染和打动欣赏者，在给人审美愉悦的同时，给予人思想上的启示。最后，某些只有愉悦功能，并没有明显教育意义的作品，虽没有直接的思想教育意义，但能使人们在紧张的工作之后，得到娱乐和休息，使生活有所调剂，以便有充沛的精力投入工作，也是一种为人民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要超越资产阶级文艺的现实主义
瞿秋白在《马克思恩格斯和文学上的现实主义》一文中认为：巴尔扎克是伟大的现实主义的艺术家，他的作品以客观现实主义的笔法，暴露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内部矛盾。但以巴尔扎克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现实主义文学，由于受作家阶级和政治立场的影响，又有其局限性，一方面是他们对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暴露是不充分、不全面、不彻底的，另一方面，他们的创作方法也不是辩证法唯物论的。而无产阶级文学随着社会时代的发展，认识对象和描写对象发生了变化，必须继承和发展现实主义文学，一方面要继承“资产阶级的伟大的现实主义艺术家的创作方法的‘精神’”，获得他们那种现实主义的力量，更加深刻地揭露社会矛盾，表现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另一方面，“还要能够超越这种资产阶级现实主义，而把握住辩证法唯物论的方法”，把现实主义文学推向更高的发展阶段。
艺术形式应该统一、和谐周恩来在《为总路线而奋斗的文艺工作者的任务》中说：“我们的艺术形式应该是统一的、和谐的，应该在自己民族艺术的水平上来逐步提高。不能是杂凑的，生吞活剥的艺术形式。因为艺术有思想和形式的统一性，也有形式本身的统一性。”在《在全国第一届戏曲观摩演出大会闭幕典礼上的讲话》中谈到戏改时也说：“既然成为一种艺术，你总要统一，象一个戏。京戏有其特点，地方戏有各自的风格，总之不能搞得不统一。”任何艺术都不能破坏统一。周恩来认为，只有艺术形式的和谐一致，才能有效地表现思想内容进而实现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统一。这一要求既是关于一部作品的，也是关于一门艺术、一个剧种、一个流派的；既是关于诸种基本形式要素配和的一致性，也是关于表现手法、风格的统一。他在谈到舞台戏时指出：“唱腔、动作、灯光、音乐、布景道具、服装六个问题，总要统一和谐。”“布景道具，又有真门，又有假门，一会儿真，一会儿假，看着不舒服。”（《在音乐舞蹈座谈会上的讲话》）谈到音乐时说：“音乐，用民族调子，就一切服从民族调子，旋律要比较民族化，不要搞一点西洋调子进来。当然，象《茶花女》，就得纯粹是西洋唱法。”
改要坚持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
周恩来对于戏曲改革提出的要求。他在《在全国第一届戏曲观摩演出大会闭幕典礼上的讲话》中指出：戏曲的改革和发展，一定要讲究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一方面，戏曲由于历史发展的原因，本身不可避地带有封建的或殖民地的气味，这是必须加以改革、剔除的，否则就失去了政治标准。但是，旧戏曲有维护封建制度的一面，也有力人民爱好的一面。如有的戏讽刺封建制度，有的戏歌颂一些为民族独立、抵抗外来侵略的人物。因而，改革戏曲时也要慎重，注意分析，不能乱改，政治标准不是把原有的一概抹杀，而是要把积极的、具有人民性的保留下来，改革和剔除消极、反动的作品。另一方面，一种艺术总要统一。各种地方戏有各自的艺术风格特点。因此，戏曲改革不能破坏艺术风格的统一性。地方戏的改革，根据自己剧种的特点和要求，来吸收其它剧种的营养，是必要的。“但是要注意，地方戏的改革总要在它的基础上来改革，不要改得四不象。譬如各个地方的戏，都有它的特点，有它的风格，不要搞成一个大杂烩。”此外，艺术标准还要求艺术本身的优美和格调的健康。
艺术家不应当是旁观者
朱德提出的文艺工作者要直接参与社会生活实践的主张。他在《三年来华北宣传战中的艺术工作》一文中指出：“艺术家应当参加实际斗争，体验生活。他不应当站在群众之外，而应当站在群众之中；不应当是旁观者，而应当是参加实际斗争的战士。只有这样，才能深入生活、创作出好的作品，为广大群众所喜爱。”朱德以上观点十分精辟地阐述了创作与生活的关系及深入生活的重要性，认为文艺作品是社会生活、现实斗争的反映，创作来源于生活。因此，文艺工作者必须深入到生活中去寻找素材，才能创作出优秀作品。同时，文艺工作者深入生活的关键是介入生活，参与到社会实践之中去，而不能是站在生活之外，观察生活。只有对生活有直接的感受、切身的体验，才能真正了解认识生活，很好地表现生活。朱德这一见解与后来毛泽东在《讲话》中阐发的社会生活是文艺创作的唯一源泉的观点，以及有关作家、艺术家必须自觉深入人民生活的论述，是完全一致的。
文艺宗应到大众中间去学习
瞿秋白在《普洛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一文中指出：无产阶级文艺应该是大众化的文艺，而新式白话文艺要实现大众化，必须向群众去学习。在谈到当时无产阶级大众文艺的任务时，他进一步强调：无产阶级艺术家要创作出贴近生活的大众化作品，就“需要到群众中间去学习”。“既使不能够自己去做工人、农民，至少要去做‘工农所豢养的文丐’，不是群众应该给文学家服务，而是文学家应当给群众服务”。不要只想群众来捧角，而要向群众求教。要创作出优秀的无产阶级大众化艺术作品，文学家必须深入到大众生活中去，惟此才有真正的机会观察、了解和体验工人和农民的生活、斗争，真正能够同他们一块儿感觉生活。瞿秋白以上所论涉及无产阶级文艺发展的两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一是艺术家与人民大众的关系，认为无产阶级文艺是为大众服务的，因此无产阶级艺术家不能高高在上、自以为是、脱离群众，而应该放下架子，到群众中去，向群众学习、求教。二是生活与创作的关系，指出生活是创作的源泉，要创作出贴近生活的无产阶级大众化的艺术作品，艺术家必须深入到社会生活中去，对生活有切身的体验和感受。二、三十年代的无产阶级文艺虽然提出了大众化的口号，但仍然存在着脱离大众生活的现象，尤其是一些艺术家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慕虚荣、只想成名成家的思想倾向，不能切实地深入到生活中去，这一切都不利于无产阶级大众文艺的繁荣发展。因此，瞿秋白提出：“到群众中间去学习”。在当时是有现实针对性的。
文艺工作者不要特殊、自大陈云关于不要过高估计文艺的地位和个人成就的观点。他在《关于党的文艺工作者的两个倾向问题》中指出：党的文艺工作者既不要特殊，也不要自大。自大的毛病，一是缘于对整个文艺工作有不合事实的估计，一是缘于对个人成就、才能有了不合事实的估计。认为文艺作品的内容、无非是群众的生活和斗争，这些事情本身都是旁人做的，作家不过是将它们用文艺的形式表现出来，要是旁人不做，作家也就没有什么可表现。因此，文艺工作者只不过是通过作品反映革命斗争，他对于人类历史的作用是不能和革命本身相提并论的。此外还有的人由于拥有许多读者而感到很骄傲。其实，人们喜欢一个作家，主要是因为其作品能够反映他们的感情，一个和革命人民在一起的作家，自然能得到革命人民的欢迎。如果把这种关系绝对化，以为自己无论创作出什么作品都会有读者，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所以，不要把文艺的地位一般地估计过高。同时，对个人在文艺上的地位也更不应估计过高。陈云在《关于评弹》（1959年11月25日在杭州和浙江评弹工作者的谈话）中又进一步指出，艺术要发展必须放下架子，深入群众，他说：“评弹的语言比较其他曲艺来得精炼、细腻，特别是具备了说表的特点。这一艺术形式要发展，必须更深入工农群众。”又说：“评弹艺术如能为广大工农群众所掌握，他们可以用这种形式来教育自己，也可以参加创作，丰富评弹的演出书目。”这里实际论及了文艺密切与人民群众关系的两个互相依存的重要方面。即：人民需要文艺，文艺要为人民所掌握，为人民服务；同时，文艺也需要人民，它必须深入人民群众，为人民所接受。只有被人民所掌握，才能得到丰富充实和繁荣。
思想改造岂但要转变，而且要投降朱德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第三次会议的发言中，针对作家的世界观改造问题，说：“不要眼睛太高，要看得起工农兵。中国第一也好，世界第一也好，都不能自己封，都要由工农兵群众批准。”关于鲁迅的转变问题，朱德说：“岂但有转变，而且是投降。”他结合自己的体验作现身说法：“我是一个从旧军人出身的人。我就是投降共产党的。我认为共产党好，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我到上海找党，没有解决参加党的问题，后来到德国，才入了党。我投降无产阶级，并不是想来当总司令，后来仗打多了，为无产阶级作事久了，大家看我干得还可以，才推我当总司令的。”这些话，说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必要性和艰巨性。在他看来，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必须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不能看不起劳动人民。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必须是思想感情和根本立场的改造，即必须由一个阶级转变或“投降”到另一个阶级。毛泽东曾称赞说，朱德的这些话是讲得很好的。
长期积累，偶然得之周恩来关于创作灵感与生活积累的辩证关系的论述。在作家、艺术家的创作过程中，有时会出现一种异常兴奋、激动、想象非常活跃的境界，这就是一般所说的获得创作灵感的境界。由于在创作活动中，灵感往往来得很突然，而且使人沉浸到一种如醉如痴的精神状态中去。因此，对于灵感，存在着种种错误的认识。唯心主义者常常给予神秘的解释，有的人则拒绝承认灵感现象的存在。那么，如何正确地认识灵感现象呢？周恩来在《关于文化艺术工作两条腿走路的问题》中，以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对此做了深刻的阐述。他指出：“作品的产生，可以是偶然得之，但是这种偶然得之是建筑在长期的生活和修养基础上的，这也是偶然性与必然性的辩证统一。”这里，他所说的“偶然得之”，就是指的灵感这种客观现象。他认为，灵感现象是存在的，灵感的出现虽属偶然，但实质上是一种必然的结果。偶然的灵感的出现，不是凭空掉下来的，而是基于长期的生活实践和修养的积累。周恩来关于创作灵感与生活积累的关系的精辟论述，是对于文艺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是对于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文艺思想关于生活实践是文艺创作的基础的观点的具体发挥。
熟悉生活深入生活
周恩来在《延安的文艺活动》一文中曾把当时延安的文艺活动分为三个时期：抗战初期、产生了许多反映适合抗战初期的作品；中间一个时期，没有产生什么作品；最近时期，文艺活动又开始蓬勃发展。他在分析造成这三个时期的不同创作状况的原因时指出：初期因为从各方面来的作家，经历了抗战初期民族抗战的那种热潮，所以有许多作品写出来。中间一个时期，因为作家在延安住了一个时期，延安虽然是一个城市，但性质上还是农村环境，社会生活比较少，大家忙于生产，生活很紧张，也很单纯，没有什么复杂曲折的生活，因此这时期作品产生较少。第三个时期，一方面因为经过了一个思想解放运动（即整风），其次是生产运动，后者是物质基础，人民对于文化的要求增高了。思想解放以后，许多作家过去对于城市生活人物比较有把握去表现，憎爱也极分明。所以对旧社会的认识很深，产生了许多优秀的作品。此外，还有许多熟悉城市但不熟悉农村环境的作家，也从城里走到乡村、走到广大的农民中去，并且生活在他们中间，因此发现了深厚的民间艺术源泉，如秧歌舞等等，中国的新歌剧是从这里发展出来的。周恩来的以上论述表明，生活是创作的源泉，有什么样的源泉就产生什么样的作品；大量优秀作品的产生，在于作家对生活的深厚积累、熟悉和把握。他在《在接见广东省现代戏会演的剧团负责人和主要演员时的讲话》中，更加明确指出：生活是创作的源泉，创作是生活的反映，艺术家如果不深入生活，就创作不出好作品。因此，戏曲艺术要表现时代生活，创作出优秀的现代戏，编剧和演员就要深入社会生活实践，多到工厂和农村去，到群众生活中去。此外，在深入生活过程中，又要切忌走马看花，而要有切身的体验和充分的了解、认识。在《在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他又说：生活和艺术这两方面都要实践，而更重要的是生活实践。所谓深入生活，就是生活到工农兵里面去，而不能是旁观的。所以，艺术家要尽可能地不断深入生活，只有到广大人民中间去，同劳动、同生活，才能转变思想感情，改变精神面貌，真正理解和掌握生活，从而创作出深刻地反映现实的优秀作品。
提高艺术的三个途径
周恩来在《要做一个革命的文艺工作者》中提出：文艺工作者作为灵魂工程师，必须掌握最好的思想工具和艺术工具。要提高艺术水准，主要有三个途径：一是通过学习。既要学习理论、政治，也要学习业务，进行艺术的基本功训练，同时，还要学习历史等其它知识，以提高艺术修养。二是通过实践。只有学习而无实践，则无法使生活和人物典型化。所谓实践，包括生活实践和劳动实践。深入生活才能创作出好作品，而劳动实践则锻炼艺术家的思想作风，在思想感情上贴近人民。此外，还要有艺术实践，艺术作品只有通过不断实践、修改，才能完善、成熟。三是通过竞赛、斗争。文艺作品要有展出、演出、评比、观摩、讨论和批评。竞争是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只有通过竞赛，才能产生好作品。而斗争则有利于思想上的进步。斗争包括政治性的、思想性的以及文艺本身的。但在这过程中，不要粗暴、强加于人，而要用民主的方式，用讨论、批评、说服的方法去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