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新文艺为新文明之先声李大钊在《“晨钟”之使命》（1916年8月15日《晨钟报》副刊）一文中指出：“由来新文明之诞生，必有新文艺为之先声，而新文艺之勃兴，尤必赖有一二哲人，犯当世之不韪，发挥其理想，振其自我之权威，为自我党醒之绝叫，而后当时有众之沉梦，赖以惊破。”并引证说：“欧人促于科学之进步，而为由那教桎梏解放之运动者，起于路德一辈之声也。法兰西人冒革命之血潮，认得自我之光明，而开近世自由政治之轨者，起于孟德斯鸠、卢骚、福禄特尔诸子之声也。抗战不屈之德意志魂，非俾士麦、特赖克、白仑哈的之成绩，乃讴歌德意志文化先声之青年思想家、艺术家所造之基础也。世尝啧啧称海聂之名矣，然但知其为沉哀之诗人，而不知其为‘青年德意志’弹奏之人也。”这说明文艺具有重要的思想启蒙作用，每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之前，必有文艺为其先导，做其思想上舆论上的准备；而新的文艺运动的蓬勃发展，又有赖于杰出的思想家为其做开路先锋，彻底破坏一切固有之文明，扫除思想上的桎梏。因此，要变革旧中国的社会政治制度，文艺必须担负起思想启蒙的历史使命，奋起抨击时政和旧制度，鼓吹新思想、新观念。
新文学须有深厚的土壤
李大钊关于“五四”新文学的阐述。他在《什么是新文学》（1919年12月8日《星期日》社会问题号）一文中指出：光是用白话作的文章，算不得新文学；光是介绍点新学说、新事实，叙述点新人物，罗列点新名词，也算不得新文学。我们所要求的新文学，是为社会写实的文学。他指出，现在的新文学作品中，合于我们这种要求的，固然也有，但是终究占少数。在一般最流行的文学作品中，实在有很多的缺点。概括起来讲，就是浅薄，没有真爱真美的质素。它们不过摭拾了几点新知新物，用白话文写出来，而作者的心理中，还含着科举的、商贾的旧毒新毒。他强调：“我们若愿园中花木长得美茂，必须有深厚的土壤培植它们。而宏深的思想、学理、坚信的主义，优美的文艺，博爱的精神，就是新文学新运动的土壤、根基。在没有深厚美腴的土壤的地方培植的花木，偶然一现，虽是一阵热闹，外力一加摧凌，恐怕立即枯萎。”李大钊意在说明，文学革命不应只是外在的和形式上的，而应是从观念内容到表现形式的彻底变革。新的文学运动只有拥有全新的内质，建立在先进的思想内容基础之上，才能获得持久的生命力；同时，文学也不能用粗糙的形式包裹新思想新内容，而要创造和发展优美的艺术形式。
生活创造艺术，艺术反映生活萧楚女1924年在《中国青年》第38期上，发表《艺术与生活》一文，根据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阐明文艺是一定社会上层建筑中的组成部分：“艺术，不过是和那些政治、法律、宗教、道德、风俗一样，同是一种人类社会的文化，同是建筑在社会经济组织上的表层建筑物，同是随着人类的生活方式之变迁而变迁的东西。”这就理论上同唯心论的文艺观，彻底划清了界限。他抨击那些脱离社会实践，标榜艺术至上的人，说：“每每不单只把他自己埋在幻觉里，他每每要把他幻觉中的蜃楼海市，当做真实，向别人宣传——传教般地把别人也拉了进去。这，不啻是要叫人们都陷于催眠状态，而使外界的一切罪恶愈益滋长。”他进而批评那种要求“艺术的创造自由”，主张只有艺术能范围一切，一切却不能范围它的人，实质上是“要求艺术界的安那其”。他指出，物质和时代明明地范围着人，却偏要说什么艺术能够范围一切，这是对客观事实和因果关系的“故意颠倒”。人们的思想情感是社会生活的反映，有什么样的社会生活，才会有什么样的思想情感，而不是相反。因此，艺术创造的自由只能是“相对”的。“只可说生活创造艺术，艺术是生活的反映——艺术虽不能范围一切，却能表现一切。只可说艺术的生活，应该要求表现一切的自由，却不可说艺术是创造一切的。”
文学始终只是生活的反映
沈泽民在《文学与革命的文学》（1924年11月6日上海《民国日报》）中，阐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应当反映“民众”的愿望和要求。他说：“文学者不过是民众的舌人，民众的意识的综合者，他用敏锐的同情，了彻被压迫者的欲求、苦痛与愿望，用有力的文学替他们渲染出来”，并“使他们潜在的意识得了具体的表现，把他们散漫的意志统一凝聚起来。”因此，“一个革命的文学者，实是民众情绪生活的组织者。”从这一要求出发，文学家就必须了解“民众”、熟悉“民众”，而要了解和熟悉“民众”，就不能“望空徘徊”，因而必须到人民生活中去。他说：“诗人若不是一个革命家，他决不能凭空创造出革命的文学来。诗人若单是一个有革命思想的人，他亦不能创造革命的文学，因为我们无论怎样夸称天才的创造力，文学始终只是生活的反映。革命的文学家若不曾亲身参加过工人罢工运动，若不曾亲自尝过牢狱的滋味，亲自受过官厅的迫逐，不曾和满身泥污的工人或农人同睡过一问小屋子，同做过吃力的工作，同受过雇主和工头的鞭打斥骂，他决不能了解无产阶级的每一种潜在的情绪，决不配创造革命的文学。”这些论述初步涉及到文学家与革命、文学与社会生活的关系问题，并强调作家的“革命思想”和情感对“革命的文学”的决定作用。
新诗人须从事革命的实际活动
1923年12月22日，邓中夏在《中国青年》杂志第10期发表的《贡献于新诗人之前》一文中，殷切地希望中国的新诗人“真能做一个有价值的新诗人”。他说：文学“是做醒人们使他们有革命的自觉，和鼓吹人们使他们有革命的勇气”的最有效用的工具，而“诗歌的声调抑扬，辞意生动，更能挑拨人们的心弦，激发人们的情绪，鼓励人们的兴趣，紧张人们的精神”，所以，对新诗人寄与厚望。他要求要做新诗人的青年们：“第一，须多做能表现民族伟大精神的作品，”“做醒已死的人心，抬高民族的地位，鼓励人民奋斗，使人民有力国效死的精神。文体务求壮伟，气势务求磅礴，造意务求深刻，遣词务求警动。史诗尤宜多做。”“第二，须多作描写社会实际生活的作品”，“彻底露骨的将黑暗地狱尽情披露，引起人们的不安，暗示人们的希望，那就改造社会的目的，可以迅速的圆满的达到了。”“第三，新诗人须从事革命的实际活动”，这样，作品才能深刻动人，也才能使读者受感动。邓中夏坚信“中国需要这样的新诗人。”
先有革命的感情，才会有革命的文学1924年5月17日，恽代英在《中国青年》杂志第31期发表的《文学与革命》的通讯，认为文学是“人类高尚圣洁的感情的产物”，所以，他提出了“要先有革命的感情，才会有革命文学的”产生。他指出青年们要做革命的文学，最要紧的是先要“能够做脚踏实地的革命家；在这些革命家中，有些感情丰富的青年，自然能写出革命的文学。‘诗人是生的，不是做的’。那便是说，诗人是由于他的情感自然成功的，不是没有那种感情矫揉造作所产生得出来的。”他鄙夷那种用“浅薄而卑污的感情，做那些象有神经病，或者甚至于肉麻的哼哼调，自命力是文学，自命为是文学家”的青年。他告诫青年们：“倘若你希望做一个革命文学家，你第一件事是要投身于革命事业，培养你的革命的感情。”
新艺术应当是民众的
瞿秋白在《马克思文艺论底断篇后记》一文中指出：“如果神话是‘自然界和社会形式在民众的幻想之中所经过的无意之中的艺术上的制作’，那么，现在这簇新的时代底艺术，应当是民众对于自然界和社会形式的自觉的了解底艺术上的表现。这新的艺术应当是民众的，——只顾作家底自由而不顾读者群众底需要，拒绝估计民众底兴趣，拒绝适应民众底要求，拒绝表现民众底生活经验而回答他们的疑问，希望和理想，那是资产阶级的‘高超’个人主义。”瞿秋白在许多文章中都论及到文艺的大众化问题，倡导大众化艺术，并从不同的方面和角度，提出了很多具体的要求，如文艺要影响民众，提高民众思想认识和文化水准，从而配合革命斗争，必须向着大众去；文艺大众化要善于利用民间旧的艺术形式，正确对待大众文艺遗产；以及伟大的作品产生于大众文艺之中等等。这里，他要求作家创作不能从个人的兴趣、爱好、需要出发，而要考虑民众的兴趣、愿望，关心和解答民众现实生活中的问题，从而防止脱离时代现实及民众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倾向，则又从一个新的角度和侧面，进一步丰富、充实了其有关文艺大众化的主张。
革命文艺以广大人民为服务对象
陈毅在《关于文化运动的意见——在海安文化座谈会上的发言》，说：“我们的文化工作和我们所主张的文化运动是为全国工农大众及一切抗日人民所欢迎、所把握、所积极参加、所创造的文化运动。他要求彻底推翻帝国主义，要求彻底改造旧制度，要求以广大人民为对象，进行扫除愚昧，提高知识水平，提拔天才，普及并提高人民的文化享受的文化运动，与皇朝贵族的御用消遣的文化是不同的，与资产阶级愚弄人民粉饰自己的文化运动也是不同的。我们的文化运动是以达到实现社会主义解放工农为最后目的的。”这一文化主张，明确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化及文艺运动的性质和服务对象，这与毛泽东在《讲话》中所阐明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
要进行新的文学革命
即以真正的中国白话文取代新式的文言假白话等。这是瞿秋白在许多文章里多次提出的主张。他在《学阀万岁！》一文中认为，“五四”以来的文学革命，即白话文运动，由于种种的原因，并没有达到其目的，“人腔”白话并未取代“鬼腔”文言。因此，要实现文艺革命，“就不能够不实行所谓‘文腔革命’，就是用现代人说话的腔调，来推翻古代鬼说话的腔调，去用白话写文章，而不用文言写文章。”在《鬼门关以外的战争》中，他也指出：“二十世纪的中国里面，要实行文艺革命，就不能不实行所谓‘文腔革命’，”“因为鬼话（文言）还占着统治的地位，”“好好的‘人的世界’，还有一大半被鬼话占据着”。并说文学革命的任务，“决不止于创造出一些新式的诗歌小说和戏剧，它应当替中国建立现代的普通话的文腔。现代的普通话，是随着社会生活的剧烈变动而正在产生出来，文学的责任，就在于把这种新的言语加以整理调节，而组织成功适合于一般社会的新生活的文腔。”在《普洛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中，他在谈到大众文艺用什么写的问题也说：“五四”文学革命推行的“白话文”运动失败了，它没有完成任务，而是产生了一种非驴非马的新式白话。因此，“中国还是需要再来一次文字革命”，不然，革命的知识分子和民众还是没有共同的言语。这个革命就是主张真正的用俗话写一切文章，可以把这个新的文字革命叫做“俗话文学革命运动”。在《大众文艺的问题》一文中，瞿秋白又说，“五四”的新文化运动对于民众仿佛是白费了，它产生了新式文言的文学，“以致平民群众仍不能够了解所谓新文艺的作品，和以前不能了解诗古文词一样”，而这样一来，“无论革命文学的内容是多么好”，它和群众还是没有关系。所以，大众文艺的问题首先要从继续完成文字革命这一方面去开始，“大众文艺应当用什么话来写，虽然不是最重要的问题，却是一切问题的先决问题”。瞿秋白以上主张，深刻阐明了语言文字革命在文艺大众化问题上的必要性。
艺术影响生活、改造生活瞿秋白关于艺术与生活相联系、反对艺术脱离生活、独立于生活之外的观点。他在《文艺的自由和文学家的不自由》一文中有力地批驳胡秋原艺术理论宣扬的艺术至上论和艺术独立的主张，指出它是资产阶级虚伪的旁观主义，及否认艺术的积极作用，否认艺术能够影响生活的观点。他认为，“一切阶级的文艺却不但反映着生活，而且还在影响着生活；文艺现象是和一切社会现象联系着的，它虽然是所谓意识形态的表现，是上层建筑之中最高的一层，它虽然不能够决定社会制度的变更，它虽然结算起来始终也是被生产力的状态和阶级关系所规定的，可是，艺术却能够回转去影响社会生活，在相当的程度之内促进或者阻碍阶级斗争的发展，稍微变动这种斗争的形势，加强或者削弱某一阶级的力量。”因此，艺术对于社会生活的作用不是消极的，而是积极的；艺术不只是生活的表现、认识和批评，而且还能够影响生活。艺术固然要用形象去思考，但却不能否认艺术的政治化、倾向性；艺术固然不能组织生活、创造生活，但却也不能否认艺术能够影响生活。所以艺术不能脱离生活，独立于生活之外，艺术上的客观主义是虚伪的。
文艺的大众化问题
张闻天在《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一文中论述了文艺大众化的问题。他认为，文艺应该大众化，采取各种通俗的大众文艺的形式，这完全是正确的。“然而因此认为只有这种作品才是文艺作品，只有利用这种‘有头有脑’的说部、唱本、连环画之类的形式才能创造出无产阶级的文艺的观点，无疑的是错误的。我认为无论如何，现代文艺的各种形式比较中国旧文艺的形式是进步的。无产阶级的文艺当然应该利用这种新的形式。”对于新的文艺形式，工人看不懂，就是“有头有脑”的《红楼梦》、《水浒传》等，工人何尝能看懂。这是现社会下对于工人这种教育非常有限所造成的。而以为在现社会之下可以把工人的教育怎样普及或提高，使他们能够赏鉴文艺作品，“完全是社会民主党的幻想。”只有在推翻地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民众的政权后，实行普及教育才能够做到。在目前中国这种文化落后的国度里，大多数工人没有法子阅读文艺作品的条件下，中国是否需要产生象高尔基这样的大作家呢？张闻天做了肯定的回答：“中国现在不但需要高尔基、绥拉菲莫维支，而且需要那些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文学家。这些人的作品，在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都有极大的革命的作用。”因此，文艺大众化的问题，不仅仅是文艺形式通俗化的简单问题，而包含着运用现代艺术的形式与技巧，提高文艺作品的水平、产生出伟大作家等诸多内容。
中国新文化的内容与性质
张闻天在《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务》中，认为中华民族新文化的基本内容是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和大众的。”民族的，即抗日第一，反帝，反抗民族压迫，主张民族独立与解放，提倡民族的自信心，正确地把握民族的实际与特点的文化”；“民主的，即反封建、反专制、反独裁、反压迫人民自由的思想习惯与制度，主张民主自由、民主政治、民主生活与民主作风的文化”；“科学的，即反对武断、迷信、愚昧、无知、拥护科学真理，把真理当做自己实践的指南，提倡真能把握真理的科学与科学的思想，养成科学的生活与科学的工作方法的文化”；“大众的，即反对拥护少数特权者压迫剥削大多数人，愚弄欺骗大多数人，使大多数人永远陷于黑暗与痛苦的贵族的特权者的文化，而主张代表大多数人民利益的、大众的、平民的文化，主张文化为大众所有，主张文化普及于大众而又提高大众。”新文化的以上四个因素是有机联系的。“真正民族的，必然是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但任何一种主义，一种学说，只要对于上述要求中的一个要求或一个要求中的一点要求有所贡献，即可成为新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关于新文化的性质，张闻天指出：“为抗战建国服务，以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与大众的因素作为自己内容的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性质，基本上是民主主义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理论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文化，在新文化运动中起着最彻底的一翼的作用。”
新文化是过去人类文化的更高的发展
张闻天在《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务》一文中，指出：对中国旧文化要采取分析的态度，区别不同成份，不能轻易肯定或否定。在旧文化中占统治地位的，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文化，即买办性的、封建主义的文化。它对外投降妥协，缺乏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对内提倡封建旧思想、旧道德和旧制度，颂扬专制、反对民主和科学。因此，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是对这种旧文化的彻底否定。“但中国旧文化中也有反抗统治者、压迫者、剥削者，拥护被统治者，被压迫者、被剥削者，拥护真理与进步的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因素。这种文化因素，即是我们的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的遗产。”应该加以发掘、接受、改造与发展。所以，新文化应该批判地接受旧文化，不是对旧文化的全盘否定，而是旧文化的真正发扬光大。“新文化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奇怪的东西，而是过去人类文化的更高的发展。”
大胆吸收外国文化的优良营养，使我们的新文化长大起来张闻天关于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要大胆地批判地接受外国文化的观点。他在《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务》一文中，指出：“中国文化是世界文化的一部分，也受外国文化的影响。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决不应该闭关自守；相反的，它应该充分地吸收外国文化的优良成果，而成为世界文化中优秀的一部分。”那么，什么是外国文化中应该吸收的东西呢？他认为主要包括：当外国资产阶级还在革命时候的、启蒙运动的、为民主与科学而斗争的文化（如法国十八世纪的唯物主义哲学，德国十九世纪的辩证法哲学）；各国无产阶级为民族、为民主、为科学、为大众而斗争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理论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文化；全世界各被压迫民族的反帝反封建的民族解放的文化；无产阶级革命已经胜利，马克思列宁主义已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主义俄罗斯的文化。总之，“一切被压迫者、被剥削者反抗压迫者与剥削者的文化”，“现代资产阶级所赖以发展生产、制造财富的自然科学的文化”，都是我们应当吸收的。但是，吸收外国文化不是无批判的吸收，更不是完全抄袭外国文化的所谓“全盘西化”。他指出，“外国文化中的反动文化（如主张侵略，反对民族解放；主张独裁与法西斯主义，反对民主与自由；主张宗教迷信，反对科学真理；拥护压迫剥削，反对大众，反对社会主义），是我们应该排斥的。”吸收外国文化也不能像“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中国本位文化”论者那样，只吸收外国的自然科学的技术，来发展中国的物质文明。“它要吸收外国文化的一切优良成果，不论是自然科学的、社会科学的、哲学的、文艺的。”所以，“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接受外国文化，是大胆地与批判地接受。”“一切外国的文化，凡是能够满足抗战建国与新文化的需要的，我们均应吸收过来。我们要在大胆吸收外国文化的优良的营养料中，使我们的新文化长大起来。”张闻天强调，吸收外国文化是要将它“中国化”，目的是使它“服从于中华民族抗战救国的需要，服从于建设中华民族新文化的需要。这即是以世界最先进的科学理论与科学方法来研究中国的实际，帮助解决中国的各种实际问题。这不但能够将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提高到更高的阶段，而且也将使之给世界文化以极大的贡献。”
新文化的新内容应当创造自己的新形式
张闻天在《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务》一文中说：“新文化的新内容应该有新形式，新文化的新内容正在创造中，新形式也在创造中。”张闻天认为，内容与形式相统一，一定的文化内容必须有一定的形式与之相适应，因此，包括新文艺在内的新文化的崭新内容，应该有新的表现形式，而这种新形式的创造，又是在批判地采用和吸收能够表现新内容的一切本民族旧文化的形式、外国的形式及民间的形式基础上实现的。他所指出：“新文化可以而且应该利用能够表现新内容的一切中国旧文化的旧形式；但旧形式只有经过相当的改造，才能适当地表现新内容。对于旧形式是批判地利用，这种利用，也是新形式的创造的发端。”又说：“中华民族新文化可以而且应该利用能够表现新内容的外国的形式，但外国的形式也有可以利用的，也有不可利用的。那些可以利用的，也只有经过相当的改造才能适当地表现新内容，对于外国的新形式，也是批判地利用。”“为了使新文化与大众结合，必须大胆利用大众所熟悉的与爱好的一切民间的与地方性质的形式。”总之，“熟悉与尝试各种新文化的形式，不拘泥不自满于一种特定的形式，吸收一切形式中优良的成分，是创造新文化的新形式所必经的过程。”
对旧形式的利用、改造和创新瞿秋白关于创造性地继承大众文学遗产的理论观点。他在《普洛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一文中指出：无产阶级大众文艺要避免和群众隔离起来，达到影响大众、提高大众思想认识和文化水准的目的，就要在形式上做到容易被人接受和理解，善于采用民间的旧的大众文艺的体裁和表现形式。因此，无产阶级大众文艺在形式上要从旧的大众文艺中汲取营养，努力创作体裁朴素，大众喜闻乐见的艺术作品。但是，在这一过程中，也要防止一种“投降主义”，即盲目地模仿旧式体裁和表现形式，过分地因循它，而不是加以改造、创新、提高和发展。因此，继承大众文学遗产必须做到两点：“一是依照着旧式体裁而加以改革；第二，运用旧式体裁的各种成分，创造出新的表现形式。”此外，在《大众文艺的问题》一文中，他也谈到这个问题，认为不应笼统地说新内容必须用新形式，而要利用旧的艺术形式的优秀成份。但继承大众文学遗产，又要有创造性，不能盲目模仿、因循，而要不断提高、发展。
批判地利用旧文化
陈毅反对轻视文化工作的观点、批评对待旧文化的两种错误倾向时提出的。认为文化运动是整个革命运动的一部分，它在配合政治、军事斗争，彻底改造旧制度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并担负着宣传民主反对专政、传播科学知识扫除愚昧迷信、普及及提高人民的文化享受的重要责任，因此，必须重视文化工作。同时，对待旧文化，既不能一概弃之，也不能完全接受，而要注意有选择和批判地加以利用、改造，在此基础上建设新文化。他在《关于文化运动的意见——在海安文化座谈会上的发言》中说：“历史上革命的阶级，在久处于统治者压迫底下，饱受统治者各方面压迫，因而引起对统治者各方面及所有一切的憎恶厌恨，连统治者的文化也在内，特别统治者对文化方面的垄断，因而使革命阶级在革命起来的时候，也更轻视和毫不注意去利用旧文化内面的可以利用的东西，可以保存的东西。工农阶级起义的时候，对自己的文化未建立起来之前，常常对一切旧文化及文化人抱着非批判的态度，这是文化工作常常遭着轻视的原因。这种轻视文化工作的观点，并不是真正马列主义观点。马列主义是世界文化最高的结晶，它接受一切旧文化优良的成果，加以批判地改造，而且为创造世界社会主义的新文化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