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诗经》是发愤之所作1964年8月18日在北戴河同哲学工作者的谈话中，毛泽东谈到对《诗经》的评价。他基本上同意司马迁的看法，后者说“诗三百篇皆古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毛泽东认为，《诗经》中的优秀篇章大部分是风诗，是老百姓的民歌。老百姓也是圣贤。他反问道：“心里没有气，他写诗？”“国风”中的许多诗表达了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和生活处境，特别是那些对于奴隶主阶级压迫和剥削表示愤懑反抗的诗篇，尤为《诗经》中的精华。他例举其中著名的《伐檀》诗：“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悬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然后加以评论说，这是怨天，反对统治者的侍。没有对不合理现实的切身感受写不出这样的诗。在这里，他既给《诗经》（主要是风诗）以很高的评价，又具体阐明了文艺的源泉问题。其次，对《诗经》中表现劳动人民健康、乐观的爱情生活的侍篇，给予肯定。他说，孔夫子也相当民主，男女恋爱的诗他也收。这是对封建腐儒把这些作品视为所谓“淫奔之诗”的有力批驳。第三，毛泽东指出，《诗经》中的有些情诗不是纯粹描写男欢女爱的作品，而是借男女写君臣，含有比兴寄托的意味。他还指出，这种比兴模式对后世的创作有一定影响。譬如五代十国时，前蜀诗人韦庄的《秦妇今冬吟》，就是一首怀念君王的诗。当然，这类诗作还有不少。富有民主色彩的骚体辞赋《诗经》以后，战国时代以屈原为代表的楚国诗人创造了一种新诗体“楚辞”。至汉代，又由楚辞演化而为一种韵体散文赋。毛泽东对楚辞和骚体辞赋评价甚高。他在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写的长达一千三百余字的《关于枚乘＜七发＞》中，说：骚体是有民主色彩的，属于浪漫主义流派，对腐败的统治者投以批判的匕首。屈原高踞上游，宋玉、景差、贾谊、枚乘略逊一筹，然亦甚有可喜之处，并具体分析评价了枚乘的《七发》。当然，毛泽东最为喜爱和倾心的还是屈原及其代表作《离骚》。据张贻玖《毛泽东和侍》一书，早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读书时，他就在自己的笔记《耕堂录》中，用工整的字迹抄录下《离骚》、《九歌》的全文。1957年，他请人把各种版本的《楚辞》及有关《楚辞》和屈原的研究著作，收集了50余种给他读。1958年初，他在一封信中写道：“我今晚又读了一遍《离骚》，有所领会，心中喜悦。”1959年和1961年，他又两次读过《楚辞》。在一部《屈宋古义》中，他用红蓝两色铅笔，对《离骚》作了不少圈划。毛泽东如此喜爱屈原的作品，无疑是由于屈骚所体现的巨大想象空间、深广的忧患意识，以及满腔爱国恤民热忱，特别契合他这样一位旷代诗人兼政治家的胸怀气度，容易引发他的情感共鸣。在谈到《离骚》的创作时，毛泽东再次论证了艺术源于生活的原则，风趣他说：屈原如果继续做官，他的文章就没有了。正是因为丢了官，“下放劳动”，才有可能接近社会生活，产生像《离骚》这样好的文学作品。宋玉的《风赋》值得看宋玉是战国时代继屈原之后一位重要的楚辞作家。《风赋》见于《昭明文选》，题宋玉作，后人或疑为伪讹。毛泽东曾建议别人读此赋，说：“宋玉写的风赋值得看。”（张贻玖：《毛泽东和诗》）为什么说这篇赋值得一读呢？主要原因有二。一是篇中借“大王之雄风”与“庶人之雌风”的比附，含蓄地表现了统治者与劳动人民在生活上的差异。毛泽东把赋内所说的两种风，概括为“贵族之风”和“贫民之风”，即是用阶级观点对此篇作品的分析。第二，重视其认识价值。《风赋》曰：“夫风生于地，起于青萍之末，侵淫溪谷，盛怒于土囊之口。缘泰山之阿，舞于松柏之下。”毛泽东发挥说，辨别风向，大风容易知道，十二级台风人人容易辨，人吹得不舒服，房子倾倒。风起于青萍之末，那时最不容易辨别。这对于教育人们察微知著，认清形势，防患于未然，具有普遍的意义。他还曾就宋玉的另一篇题为《登徒干好色赋》（亦疑为后人所依托）的作品，风趣地掘发说：篇内宋玉攻击登徒子的话，是属于颠倒是非的诡辩，用的是“攻其一点，尽量夸大，不及其余”的手法。实际上登徒子娶了那么丑的女人，而能和她和睦相处，应该是一个爱情专一的“遵守婚姻法的模范丈夫”才对，怎能说他是“好色之徒”呢？但登徒子在楚王面前进谗，仅据未玉长得漂亮，就攻击人家“性好色”，也纯属无中生有的诽谤。毛泽东对此篇的发挥分析，意在告诫今人防止片面和诡辩，学会掌握和运用辩证法，但也在运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分析评价古典作品，力图做到古为今用、为现实服务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曹操的诗文应当学习毛泽东于封建帝王中，对魏武帝曹操和汉高祖刘邦的诗文甚为赏识。后者虽没读过几天书，但他的《大风歌》却写得豪迈深沉，气概非同凡响，毛泽东称赞它“很有气魄”。曹操的文学建树显然在刘邦之上。毛泽东曾对其子女说：“曹操的文章诗词，极为本色，直抒胸臆，豁达通脱，应当学习。”
（毛岸青、邵华：《回忆爸爸勤奋读书和练习书法》）这对曹操的诗丈创作是一个极为精辟、准确的评价。曹操是汉未一位卓越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是建安文学的奠基人。他的一些著名的乐府诗如《蒿里行》、《苦寒行》、《短歌行》、《龟虽寿》、《观沧海》等，写得慷慨激昂，气韵沉雄，反映了汉末动乱的社会现实，表现了统一天下的雄伟怀抱、不屈不挠的顽强意志和老当益壮的积极进取精神，在艺术上，他的诗极为本色质朴，毫无雕琢斧凿的痕迹。曹操的文和诗一样富有个性，鲁迅称许他“是一个改造文章的祖师”，散文具有“清峻”、“通脱”的风格。毛泽东对曹操的诗文甚爱圈读，还曾手书过《观沧海》、《龟虽寿》二首诗。1954年，毛泽东在《浪淘沙?北戴河》词中，写道：“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对曹操北征乌桓、回师碣石的业绩，对曹操“东临碣石，以观沧海”（《观沧海》）的豪迈诗篇，流露出赞许之情，也显示了今非昔比、超越古人的伟大气度。毛泽东还在1961年8月25日给胡乔木的信中，引用曹操《龟虽寿》诗中“盈缩之期，不独在天。养怡之福，可以永年”的诗句，说“此诗宜读”。
一辈子生活在矛盾中的谢灵运
谢灵运是南北朝时期最重要的山水诗人。他出身于豪门贵族，18岁就袭封康乐公，政治上颇有野心，自认为“应参时政”。刘宋代晋后，他由公被降为侯，政治特权受到损害，权势欲望得不到满足，因而心怀愤惋。永初三年，他被排挤而出为永嘉太守。他的著名诗篇《登池上楼》，就写于永嘉任上。毛泽东对这首诗很是看重，几乎每句诗旁都划有曲线，句未则加圈，并在诗的天头、行间写有100余字的批注，他写道：“通篇矛盾。进德智所拙，退耕力不任，见矛盾所在。”“此人一辈子矛盾着。想做大官而不能，进德智所拙也。做林下封君，又不愿意。一辈子生活在这个矛盾之中。晚节造反，矛盾达于极点。韩亡子房奋，秦帝鲁连耻。本自江海人，忠义感君子。是造反的檄文。”（张贻玖：《毛泽东和诗》，春秋出版社1987年版第21—22页）这篇批文极其深刻地揭示了谢灵运在诗作中流露出来的内在矛盾和痛苦，显示出毛泽东批评眼光的犀利和尖锐。谢灵运在诗中，以潜伏的虬龙和奋飞的鸿雁托物起兴，联系自己的身世际遇，既不能放下贵族的身分和架子自甘远祸，摆脱当权者的政治羁魔，又不受新王朝的信任，无法实现自己的权势欲望和政治理想，进退两难，愧对虬鸿，矛盾得很。“进德智所拙，退耕力不任”二句，尤“见矛盾所在”。他着重圈划阅读过的谢诗，如《斋中读书》等，也大体体现了这种矛盾苦闷的情怀。毛泽东对谢灵运的其它作品也很重视，写有批注的《古诗源》一书共收谢诗24首，毛泽东作了圈划的就有22首。
王勃为文光昌流丽而兼牢骚满腹
毛泽东对“初唐四杰”之首王勃的诗文，甚为爱赏。据张贻玖《毛泽东和诗》一书记载，毛泽东在读王勃的《杜少府之任蜀州》时，在“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名句下，连着划了三个圈，在天头上批曰：“好”。对王勃的名文《秋日登洪州府滕王阁饯别序》，他也十分熟悉和喜爱，不仅能背诵其中的许多佳句，还曾手书“落霞与孤骛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这一颇具诗情画意的对句。毛泽东对王勃诗文的评价，集中体现在读《秋日楚州郝司户宅饯崔使君序》所写的长达1000余字的批语中。他采用知人论世的批评方法，从王勃的人生遭际入手，说：“他作过英（沛）王李贤的幕僚，官‘修撰’，被高宗李治勒令驱逐，因为他为英王的斗鸡写了一篇檄某王斗鸡的文章。在虢州，因犯法，被判死，遇赦得免。”接着，把王勃的为人和为文、人品和文品结合起来，精辟论述其作品的审美特色和内在矛盾：“这个人一生倒霉，到处受惩。在虢州，几乎死掉一条命。所以他的为文，光昌流丽之外，还有牢骚满腹一方。”“反映当时封建盛世的社会动态，很可以读。”其文光昌流丽而兼牢骚满腹，评价十分剴切真确。在对王勃人与文具体分析评价的基础上，又将他置于唐代乃至整个文学发展历史的大背景中，纵论其文学成就和贡献：王勃“为文尚骈，但是唐初王勃等入独创的新骈、活骈，同六朝的旧骈、死骈，相差十万八千里。他是七世纪的人物，千余年来，多数丈入都是拥护初唐四杰的，反对的只有少数。”批注中，毛泽东的主体思维异常活跃，时常禁不住撇开对象，畅加渲泄由批评对象引发出来的主观感慨。他推崇王勃“高才博学”，赞扬他“以一个二十八岁的人，写了十六卷诗文作品，与王弼的哲学，贾谊的历史学和政治学，可以媲美。”并进一步发挥说：“青年人比老年人强，贫人、贱人、被人们看不起的人，地位低的人，大部分发明创造，占百分之七十以上，都是他们于的。百分之三十的中老年而有干劲的，也有发明创造。这种三七开的比例，为什么如此，值得大家深深地想一想。结论就是因为他们贫贱低微，生力旺盛，迷信较少，顾虑少，天不怕，地不怕，敢想敢说敢于。如果党再对他们加以鼓励，不怕失败，不泼冷水，承认世界是他们的，那就会有很多的发明创造。”最后，批注还以缜密、严谨的治学态度，考证了王勃这篇文章及其它诗文的写作年代、地点，纠正了新、旧《唐书》的错误记载，这是毛泽东一贯倡导的严肃的科学态度和实事求是的精神在文评中的反映。
“儿童相见不相识”的“儿童”不是贺知章的儿女毛泽东有一次与人谈及唐代诗人贺知章的《回乡偶书》，后者认为诗内“儿童相见不相识”一句中的“儿童”即是诗作者贺知章的儿女，并进而推断唐朝官吏禁带眷属。毛泽东听后，“总觉不甚妥当”。后来，他偶翻《全唐诗话》，对贺知章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遂致函阐明自己的不同看法。毛泽东在信中，明确他说：“‘儿童相见不相识’，此儿童我认为不是他自己的儿女，而是他的孙儿女或曾孙儿女，或第四代儿女，也当有别户人家的小孩子。”其理由是：一、贺从长安辞归会稽（绍兴），年己八十六岁，可能妻已早死。其子被命力会稽司马，也可能六七十了。就是说，贺的儿女此时不可能是“儿童”。二，贺在长安做了数十年的太子宾客等官，在长安几十年，不会没有眷属。三，贺知章中年丧偶，又笃信道教，有可能未有续娶而独处，但一个高年老人，没有亲属共处，是不可想象的。四，贺是一个胸襟洒脱的诗人和书法艺术家，不是一个清教徒大的人物。五、唐朝未闻官吏禁带眷属事，整个历史也未闻此事。最后，他又详查了《唐书?文苑?贺知章传》，亦无不带家属之记载。据此，他认定有说“儿童”是贺之儿女者，“纯是臆测，毫无根据。”此函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澄清和论证了一句古诗的注释问题，而且是毛泽东倡导的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严谨科学的作风在诗评和文学研究中的体现。更为重要的是，它体现了尊重他人、平等探讨、以理服人的争鸣态度。他在信中诚恳表示：“请你再考一考，可能你是对的，我的想法不对”。“写了这些，以供参考。”全无主观武断、强加于人之意。
《蜀道难》是祖国壮丽山河的颂歌据张贻玖《毛泽东和诗》，毛泽东对李白的《蜀道难》也颇推重，把它看作对祖国壮丽山川的颂歌。李白一生酷爱大自然，曾多次漫游祖国各地，饱览名山大河，他用一支激情洋溢的生花妙笔，写出一首首赞美祖国大好河山的壮丽诗篇。《蜀道难》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这首诗从蚕丛鱼凫说到五丁开山，由六龙回日写到子规夜啼，精骛八极，心游万仞，驰骋丰富的想象，描绘了一幅幅充满浪漫主义奇情壮采的壮丽画卷。前人称此诗令人“终日诵之不倦”，是“阅数千百年、几千万人而莫有异议”的不朽诗篇。毛泽东曾在这首诗的天头上划着一个大圈，批道：“此篇有些意思。”他还曾对在身边工作的同志说过：“《蜀道难》写得很好，艺术性很高，对祖国壮丽险峻的山川写得淋漓尽致，把人们带进神奇优美的神话世界，使人仿佛到了‘难于上青天’的蜀道上面了。”（杨建业：《在毛主席身边读书》，下同）毛泽东是着重从作品歌颂祖国大好河山和所创造的博大瑰美的艺术境界，来评价《蜀道难》的。所以他不同意认为此诗具体有所指的观点，说：“对这首诗，有人从思想性方面作各种猜测，以便提高评价，其实不必。”其实，诗人通过歌颂自然美也就歌颂了祖国，从中可以激发热爱祖国的美好情操，受到庄严崇高的审美感染，丰富和提高我们的精神生活。这样的思想意义又岂能算低？毛泽东对李白的《上三峡》、《鹦鹉洲》、《鸣皋歌送岑征君》等同类作品，也都多处圈划和乐于欣赏。
为酒神精神击节叹赏
毛泽东的审美旨趣和诗人气质，使他趋向于喜爱三李尤其是李白的诗。他称赞李白的诗“文采奇异，气势磅礴，有脱俗之气。”（毛岸青、邵华：《回忆爸爸勤奋读书和练习书法》）仅据《毛泽东手书古诗词选》一书，其中李白的诗最多，占总数的13％。李白早年有雄大的政治报负和强烈的进取精神，但在现实中他的理想一再受到挫折。长安三载的翰林供奉生涯，使他亲眼目睹了统治集团的腐朽和现实政治的黑暗。长安放还以后，诗人怀着满腹悲愤，写出了些抨击现实和蔑视权贵、充满叛逆精神的优秀诗篇。毛泽东对李白在这一时期写下的《梁甫吟》、《将进酒》、《梦游天姥吟留别》等名篇，爱赏不已。早在60年代，毛泽东就曾在五页红格信纸上，凭记忆手书过《梁甫吟》全诗。晚年因患眼疾，他特意请人用一寸大小的楷体毛笔字抄录此诗，置之案头，以便于阅读讽咏。他在《将进酒》的标题前划着一个大圈，题后又连划三个小圈，并在天头上批云：“好侍”。这首诗，李白借酒兴感，淋漓尽致地发泄他对现实不满和怀才不遇、大志难酬的积愤，集中体现了抒情主体特有的生活态度、人生理想和对生命价值的思考，通篇流荡着豪迈奔放的诗情、博大雄浑的襟怀和排山倒海的气势，造成一种感人心魄的阳刚之美、悲壮之美、雄豪之美。这使它与毛泽东反传统、反中和以及追求现代崇高的美学理想一拍即合，产生共鸣，是毫不奇怪的。同样，毛泽东对《宣州谢眺楼饯别校书叔云》、《梦游天姥吟留别》等强烈追求个性解放和不甘屈身权贵的诗篇，也很欣赏。对这些诗中的警句划有着重线，题前题后划圈。
敷陈其事而直言的《北征》毛泽东读诗，比较偏爱浩怀逸兴、纵横今古、驰骤宇内的浪漫派作品，所以一般来说“不甚喜爱”现实主义大诗人杜甫的诗。但这并不影响他对后者采取客观公正的态度加以评价。毛泽东曾把杜甫的长篇叙事诗《北征》推荐给别人读，在1965年7月21日致陈毅的信中，他再次提到仕甫的这首诗，写道：“社甫之《北征》，可谓‘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然其中亦有比、兴。”这首诗是诗人由凤翔至鄜州探亲时写的。它通过叙写探亲途中及到家后的见闻感想，反映了当时的政治危难和社会现实，抒发了忧国忧民、渴望国家中兴的情思。这首长诗，实则是一首充满强烈爱国精神的政治抒情诗。在艺术上，它的主要特点是采用铺叙的写法，从头至尾，将阶见所闻，娓娓道来，且叙且议，即景抒情，充分采用了赋的特长。同时，还灵活运用了各种比兴手法。如形容山果的“红如丹砂”、“黑如点漆”，形容“娇儿”的面带饥色为“颜色白胜雪”等，是比的手法。而那突兀睁峰的“猛虎”、“苍崖”，那时尔“天色改”、“妖氛豁”时尔又“阴风”、“惨淡”的描写和寄托，则是兴。毛泽东的评价不仅准确把握了杜诗的艺术特色，也揭示了某些古典诗歌取得成功的一般规律。除《北征》外，毛泽东还阅读过杜甫的其它大量诗作。据张贻玖《毛泽东和诗》一书，在毛泽东故居藏书中，仅经他圈划过的就有67首，圈划三、四遍的有《梦李白二首》、《咏怀古迹五首》、《蜀相》、《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登高》、《登楼》、《阁夜》、《春望》、《佳人》等诗。他还在这些诗的标题前划着大圈，题后连划三个小圈，说明他对这些诗的重视。毛泽东还仅凭记忆，手书过杜甫的《登岳阳楼》等数首诗作。
《唐诗别裁》对刘禹锡诗注解上的一个错误清人沈德潜编选的《唐诗别裁》中，收有刘禹锡《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一诗。毛泽东在此诗标题前用红铅笔划圈，表示对它的重视；又在“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二句旁，用红铅笔划有着重线，对这二句富含哲理的名句甚为欣赏。值得提出的是，毛泽东还对此诗的编者注解提出质疑，指明了它的错误。原编者注云：“沉舟二语，见人事不齐，造化亦无如之何。悟得此旨，终身无不平之心矣。”毛泽东在“造化亦无如之何”句下，批云：“此种解释是错误的。”为什么说编者的注解错了呢？因他曲解了诗的本旨。中唐著名诗人刘禹锡，政治上很不得意。他于永贞元年（805）被贬出京，初任朗州司马，后为夔州刺史等职，至敬宗宝历二年（826）返京，先后历时23载。此诗就写于他罢和州刺史任返洛阳之际。时白居易由苏州归洛，两位诗人在扬州邂逅，遂相与欢宴唱和。白居易在筵席中以诗相赠，诗曰：“为我引杯添酒饮，与君把箸击盘歌。诗称国子徒为尔，命压人头不奈何。举眼风光长寂寞，满朝官职独蹉跎。亦知合被才名折，二十三年折太多。”诗内称刘禹锡力“国手”，盛赞他的诗歌创作才能，同时对他的不幸遭遇表示无限感慨，为刘禹锡鸣不平。刘禹锡的这首酬答诗，既抒写了自己被长期贬黜的愤懑和不满，却又表现了达观自信的人生态度。他以沉舟、病树自比，而用千帆竞发、万木争春形容后人超前人和新事物必将取代旧事物的自然法则。诗人不计较个人的升沉荣辱，而能从事物的发展趋势展望未来，表示要“暂凭杯酒长精神”，重新振作和投人生活。其思想境界深沉、积极而豪迈，高出白诗一筹。编者把刘诗曲解为人在命运面前无能为力，只能听凭它的摆布，显然是错误的。毛泽东对刘禹锡的其它许多诗，也都反复圈读过。直到晚年，他在间过一位同志的姓名之后，还能随口背诵出刘禹锡的《西塞山怀古》这首诗，指出她的名字的由来和出处。这说明毛泽东惊人的记忆力及其对刘禹锡诗热爱和熟悉的程度。
白居易与琵琶女有平等心情
唐代中后期大诗人白居易，出身于小官僚家庭，亲历战乱，这使他有机会接近下层贫苦人民，比较了解社会的黑暗和腐败。他继承了从《诗经》到杜甫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大力倡导和推动了“为时”、“为事”而作的新乐府诗歌运动，并在创作上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他曾将自己的诗分为讽谕、闲适、感伤、杂律四类，其中，尤以讽谕和感伤二类作品更具有很强的人民性和丰富的现实内容。毛泽东对自居易的叙事长诗《琵琶行》的标题连划三个大圈，在诗中“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句旁，一路密圈，表明毛泽东对白诗的重视和喜爱。他还在这首诗的天头上，写下一段重要批注，曰：“江州司马，青衫泪湿，同在天涯。作者与琵琶演奏者有平等心情。白诗高处在此不在他处，其然岂其然乎？”（张贻玖：《毛泽东和诗》，春秋出版社，1987年版第16页）此诗是诗人被贬江州的次年写的。在此之前，他在左拾遗任上，胸怀“兼济天下”、“为民请命”的雄大抱负，一再上奏朝廷，要求改革时弊，却因此而得罪了权豪显宦，终被排挤出上层统治集团，这对诗人无疑是一个沉重打击，在此诗里，诗人将“门前冷落车马稀，老大嫁作商人妇”的琵琶女的悲惨命运同自己的身世际遇联系在一起，遂在思想感情上产生了深刻的共鸣。一个封建士大夫对沦落风尘的烟花妓女表示深切理解和“平等的心情”，显然是难能可贵的。毛泽东称赞这是“白诗高处”，可谓一语破的。毛泽东对白居易作品中哲理性较强的咏史诗也很爱读，并用于加深对现实斗争的认识和理解。他对白诗《放言五首》中的第三首：“赠君一法决狐疑，不用占龟与祝奢。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需待七年期。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全诗都用红笔划满了着重线。1939年5月30日，他在延安作题为《永久奋斗》的演说中，就曾引用过这首诗。1972年在批判林彪时，毛泽东再次引这首诗的后四句，说明：一个人错误的发展是有一定过程的，认识一个人是真革命还是假革命也是有一定过程的。对白居易的《赋得古原草送别》一诗，毛泽东也在四五种诗集中都作了圈划。
李贺诗很值得一读
1965年7月21日，毛泽东致陈毅信说：“李贺诗很值得一读，不知你有兴趣否？”“很值得一读”，不是一般的评语，而是对贺诗及其历史地位的崇高评价。毛泽东对贺诗的嘉许喜爱之情溢于言表。李贺继承了屈原、李白的积极浪漫主义传统，以奇特的构思、瑰丽的想象、幽峭的境界、浓郁的色彩，写下了大量独具一格的优秀诗篇。在一篇批注中，毛泽东把李贺归入“英俊天才”之列，惋惜他的早夭。据张贻玖《毛泽东和诗》，毛泽东故居书房里藏有《李长吉歌诗集》、《李长吉集》、《李昌谷诗集》、《李昌谷诗注》等多种版本的李贺诗集，且每本都有主人阅读后所作的圈划。被圈划过的有83首，约占李贺传诗的三分之一以上。毛泽东圈划较多的李贺诗有：借景抒情、寓情于物的《南园十三首》、《马诗二十三首》；借历史人物和神话传说，抒写诗人批判现实、指斥统治者荒淫愚妄和误国的侍篇，如《秦王饮酒》、《金铜仙人辞汉歌》、《官街鼓》等。对《罗浮山人与葛篇》、《老夫采玉歌》等反映诗人同情人民疾苦的诗，以及被前人许为“摹写声音之至文”的《李凭箜篌引》，游仙诗《天上谣》、《梦天》等，他也曾多次圈划。毛泽东对李贺的诗不仅爱读，而且有时在自己的诗作中直接点比运用李贺的诗句，如《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一词中“雄鸡一唱天下白”，《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中的“天若有情天亦老”，就分别是从李贺的《致酒行》、《金铜仙人辞汉歌》里化用而来，这些侍句在毛泽东的作品中被赋以新的意义，与诗的整体境界和谐一致，足见毛泽东对李贺诗的深刻理解和高度的冶铸新创能力。
偏于豪放，不废婉约据曾三写的《作为一个读者的感受》，毛泽东曾说：词有婉约、豪放两派，各有兴会，应当兼读。读婉约派久了，厌倦了，要改读豪放派。豪放派读久了，又厌倦了，应当改读婉约派。并说他的兴趣是，偏于豪放，不废婉约。这番话集中体现了毛泽东的审美趣味，也是他对自己审美欣赏实践的一个总结。据张贻玖《毛泽东和诗》一书，毛泽东圈读过苏拭、岳飞、张元干、张孝祥、辛弃疾等明显属于豪放派一类词人的作品，也圈读过柳永、秦观、李清照、纳兰性德等婉约派的大量作品。但比较而言，还是更喜爱豪放词，从故居藏书看，尤其辛弃疾的词，他圈读最多，约98首。书中多用黑红二色笔划着圈、点、曲线。对《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破阵子?为陈同父赋壮词以寄之》等辛词中的翘楚之作，圈划尤多，喜爱备至。担任过毛泽东秘书的田家英曾告诉诗人臧克家，毛泽东一首诗的开头，是有意参照辛弃疾《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的。1957年3月，毛泽东在由南京赴上海当飞机飞临镇江上空时，手写了《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这首辛词，并向同行的工作人员解释此词的意义和用典。对辛集中的婉约词，他也注意圈读。同样，对婉约派词人如柳永，对他的“偎红倚翠”、“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吟”（《鹤冲天》）一类颓放自嘲的作品，毛泽东都有圈读。而对表现词人豪情胜概的《望海潮?东南形胜》这样的作品，也很欣赏。这说明毛泽东审美欣赏的丰富性和审美视域的广阔性。
反封建的名剧《西厢记》毛泽东对他喜爱的侍词不仅熟读，而且习惯于背诵。直到他的晚年，仍能一字不漏地背诵不少诗人的作品，其中包括能整段地背诵王实甫的《西厢记》。《西厢记》描写张生和崔莺莺这对青年男女，为追求自由幸福的爱情生活，大胆反对并挫败老夫人的多方阻挠和破坏，最终取得斗争胜利而美满结合。这部古典戏剧的现实主义杰作，在反对封建礼教束缚和争取婚姻自主的长期斗争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受到青年男女的喜爱。毛泽东对此剧的反封建主题，给予充分肯定。1962年8月5日，毛泽东在谈到阶级关系和阶级冲突问题时，指出：《西厢记》中老夫人代表封建势力，构成戏剧冲突的对立面；而莺莺、红娘、张生三个人打成一片，形成反对封建势力、追求爱情幸福的另一方面。正是双方展开的这种压迫与反压迫、封建禁锢与勇敢挑战和叛逆的剧烈冲突，才使作品获得不朽的艺术生命力，人们就越愿意看。毛泽东对作品中几个地位低贱的人物形象，特别予以好评。对于惠明这个佛门叛逆者的形象，毛泽东称赞他在危急关头，敢于挺身而出，送信搬兵，是一个见义勇为、勇敢胆大的坚定之人。并说，希望中国多出点惠明。他很赏识莺莺的丫环红娘，说她是个青年，是个奴隶，为了成全别人，自己受拷打，不屈服，反过来把高高在上盛气凌人的老夫人责备了一通。毛泽东问道：你们说，究竟是红娘学问好，还是老夫人的学问好？在他看来，占据统治地位的高贵者最愚蠢，地位低贱的奴隶和小人物最聪明，体现了审美评价中历史唯物主义的奴隶史观。
《水浒传》要当政治书看尽管毛泽东在晚年对《水浒传》中未江领导的农民起义“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乃至走上受招安的悲惨结局，提出了严厉批评。但从他一生的主导倾向来看，对这部大规模描写农民起义的古典小说还是喜爱和肯定的。薄一波《回忆片断》写道，毛泽东曾对《水浒传》作过整体评价，指出要把它当政治书看。它写的是北宋未年的社会情况，中央政府腐败，群众就一定会起来革命。早在少年时代，毛泽东就特别喜爱《水浒传》中那些“关于造反的故事”。他在主持新民学会时，建议会友们读一读《水浒》。在延安整风中，他圈定的阅读书目中，就有《水浒》。他在《矛盾论》中，运用宋江三打祝家庄的故事，说明情况不明，方法不对，就打败仗。改变方法，从调查情况入手，知己知彼，熟悉了盘陀路，拆散了李、扈、祝三庄联盟，并在敌人营盘里藏下伏兵，第三次就打了胜仗。他后来还在其它不同场合多次引用过这个事例，并曾指示延安评剧院根据他的上面论述创作成剧本，当《三打祝家庄》上演之际，还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祝贺信，予以高度评价。直到1959年，他还在一次讲话中表示，对《三打祝家庄》这个戏“很喜欢”。在其它不少文章、讲话中，毛泽东也常常引用《水浒》人物故事，深入浅出地阐明某种观点。他在《中国革命的战略问题》中写道：《水浒传》上的洪教头，在柴进家中要打林冲，连唤几个“来”“来”“来”，结果是退让的林冲看出洪教头的破绽，一脚踢翻了洪教头。这个故事说明“敌疲我打”、“后发制人”等战略原则以及战略退却与战略反攻的辩证关系，批判了军事冒险主义。1957年，毛泽东在南京党员干部会议上讲话时，还举了拼命三郎石秀的例子，强调干部和党员要保持革命战争年代的斗争热情，保持那么一种拼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好。
对《三国演义》的评价《三国演义》是一部描写汉未魏、蜀、吴三国鼎立到晋朝统一的过程的长篇历史小说。对这部小说早在少年时代，毛泽东就对贯穿其中的英雄史观提出了质疑，后来又指出它的作者继承朱嘉的传统，宣扬扬刘抑曹、蜀汉正统的正统观念，但这并不妨碍毛泽东对它的偏爱和欣赏。毛泽东读《三国演义》，依然贯彻他把古典小说当历史读的原则，立足于从作品所描绘的波澜壮阔、惊心动魄、错综复杂的种种矛盾斗争中，汲取经验、方法和智慧，运用于领导中国革命的实际斗争。中央苏区时期，曾有人嘲讽毛泽东的军事路线是”把古代的《三国演义》无条件地当作现代战术”。这显然是一种歪曲，但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毛泽东在统帅和指挥人民军队打败国内外强敌的伟大斗争中，确曾灵活和成功地运用了古代的战争经验。但他认为，读《三国演义》，不单要看它对战争、外交的描写，还要看它对组织方面的描写。他说，北方人——刘备、关羽、张飞、赵云、诸葛亮，组织了一个班了南下，到了四川，同“地方干部”一起建立了一个很好的根据地。又说，《三国演义》里有三个国家。每个国家都有知识分子，有高级的，也有普通的。那些穿八卦衣的，或象诸葛亮那样拿鹅毛扇的就是知识分子。没有这些知识分子就不行。在谈到要重视选拔和培养青年干部时，毛泽东说，《三国演义》中曹操率大军下江南，攻打东吴。那时周瑜是个“共青团员”，当东吴的统帅，程普等老将不服，后来说服了。还是由他当，结果打了胜仗。现在要周瑜当团中央委员，大家就不赞成。这行吗？他用这个历史故事，教育今天提拔干部不能论资排辈，讲得深入浅出，令人口服心服。
《三国演义》的作者从皇权正统思想出发，把曹操写成“汉贼”、“奸雄”，这不完全符合历史的本来面目。毛泽东在谈到翦伯赞关于曹操的一篇文章，说：曹操结束汉末豪族混战的局面，恢复了黄河两岸的广大平原，为后来的西晋统一铺平了道路。（龚育之、逢先知、石仲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258页）以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明辨是非，肯定了曹操的雄才大略和历史功绩。他在读卢粥撰《三国志集解》的一处批注中说：“贴了魏武不少大字报，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李太白云：魏帝营八极，蚁观一祢衡。此为近之。”（陈晋：《毛泽东与古典小说》）这与他在读小说时对曹操的评价是相通的，可以参读。
歌颂造反英雄的《西游记》毛泽东的文化性格的突出特征是反传统反中和的，而且终其一生是一位旧秩序的伟大的不屈不挠的挑战者和反抗者。这必然使他对歌颂造反英雄的《西游记》产生强烈的共鸣。他尊重和认同下述观点：孙悟空的英雄形象反映了封建统治压迫下的中国人民，不甘屈辱、敢于造反的大无畏英雄气概和征服自然、克服困难的伟大创造力。他在一次谈话中说，孙悟空这个人自然有满厉害的个人英雄主义，自我评价是齐天大圣，而且他的傲来国的群众——猴子们都拥护，并称赞他敢于向封建秩序和统治权力的最高权威——玉皇大帝挑战，大同天宫，反官僚主义。在一本《西游记》的批注中，毛泽东赞赏孙悟空敢于违背唐僧“千日行善，善犹不足。一日行恶，恶常有余”的愚腐信条，奉行“行善即是除恶，除恶即是行善”的道德主张，认为革命者必须牢固树立除恶务尽的斗争观念。在《七律?和郭沫若同志》诗中，他写道：“金猴奋起千钩棒，玉字澄清万里埃，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以高昂的革命乐观精神和必胜的信念，鼓舞人民奋起迎击国际上的反华反共逆流。
毛泽东非常善于掘发作品中富有现实意义的思想内涵，随手拈来，稍加发挥，用以教育干部和人民群众。1938年4月，在对抗大第三期二大队毕业学员的讲话中，毛泽东用《西游记》人物来阐述他提倡的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说：唐僧一心一意去西天取经，遭受九九八十一难，百折不回，他的方向是坚定不移的。孙猴子很灵活很机动。猪八戒有许多缺点，但有一个优点，就是能吃苦。特别提到小白龙马，说它不图名，不为利，埋头苦干，把唐僧一直驮到西天，把经取回来。这是一种朴素踏实的作风，值得我们取法。还曾谈到.《西游记》里的人们去西天取经.有坚强的信仰，虽然途中闹了点不团结，但经过相互帮助，团结起来，终于克服艰险，战胜妖魔鬼怪，取经成佛。他以此教育干部人民团结奋斗，实现中国人民翻身解放的伟大目标。作为一位积极能动的接受主体，毛泽东还善于在不同的历史条件和不同场合从不同的角度，分析和运用同一艺术形象所包涵的不同思想层面。如同是一个孙悟空的形象。在抗战时期，他说：我之包围好似如来佛的手掌，它将化为一座横亘宇宙的五行山，把新式孙悟空——法西斯侵略者压在山底下，形成无处逃跑的天罗地网。在谈到精兵简政时，毛泽东说一身臃肿，头重脚轻，很不适于作战。对付敌人庞大机构的办法，就是孙行者化为一个小虫钻进铁扇公主的肚子里把她战败的法子。建国前夕，在国共和谈期间，他又提醒人们防止敌人采用孙行者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兴妖作怪。在谈到一些人阶级本性难变，伪装也没有用时，他又说：孙悟空七十二变，有一个困难，就是尾巴不好变。他变成一座庙，把尾巴变作旗杆，结果被二郎神看出来了。如此等等，他所揭示的客观意义远远超出了原作者的主观创作意图，极生动地体现了形象大于思想的文学批评原理。
毛泽东对《西游记》的局限性，也有自己的见解。据陈晋的《毛泽东与古典小说》，毛泽东很重视张天翼在题为《<西游记>》札记》一文中的观点：这部小说前七回反映了封建统治阶级与人民（主要是农民）的矛盾和斗争，孙悟空大闹天宫后，最后受降成佛皈依正果，反映了历代农民起义的历史局限。毛泽东对人发挥说：不读《西游记》第七回以后的章节，不足以总结农民起义的规律和经验教训。
《金瓶梅》写了明朝真正的历史据陈晋《毛泽东与古典小说》，毛泽东曾先后两次谈到《金瓶梅》。一次是1956年2月20日在听取工作汇报的谈话中，他说：《水浒传》是反映当时政治情况的，《金瓶梅》是反映当时经济情况的。这两本书不可不看。一次是1961年12月20日，他在政治局常委和各大区第一书记会议上，说：你们看过《金瓶梅》没有，我推荐你们看一看。这本书写了明朝的真正的历史。暴露了封建统治，暴露了统治和被压迫的矛盾，也有一部分写得很仔细。
《金瓶梅》是《红楼梦》的老祖宗，没有《金瓶梅》就写不出《红楼梦》。
《红楼梦》写的是很仔细很精细的历史。但是，《金瓶梅》的作者不尊重女性。在这里，毛泽东对《金瓶梅》作了比较全面的评价。小说的主要人物西门庆是个破落财主出身的奸商恶霸。他开了几个店铺，放高利贷，盘剥百姓，聚敛致富，又善于勾结官府，攀附权贵。在屡次钻营行贿，结拜宰相蔡京为义父，当上提刑千户后，又发了几场横财，且更加横行霸道，谋财害命，霸占民妇，奸淫纵欲，胡作非为。全书通过对西门庆罪恶累累的发家史、罪恶史的描写，从政治、经济和两性生活等各个方面暴露了当时统治阶级的荒淫无耻，反映了明代后期社会腐朽丑恶的本质特征。从这个意义上，它确是写了明朝的真正的历史。《金瓶梅》是我国第一部以家庭生活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在艺术上又很注重人物刻划和细节描写的真实细致，这些都给后来的小说创作包括《红楼梦》的创作以启迪和影响。但是，小说中大量的色情描写和展览，特别是把许多女性写成天生好淫，甘当男人的玩物，甚至以博取主子的欢心为荣，这不能说不是对被侮辱被蹂躏的妇女的一种歪曲和丑化。这种“不尊重女性”的严重缺陷，与《红楼梦》对被压迫女性的描写适成鲜明对比。
《聊斋志异》写得好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是一部以谈鬼说狐的形式而包容了丰富深刻的社会内容的短篇小说集。毛泽东称赞此书“写得好”，“可以读”（张贻玖：《毛泽东的书房》，工人出版社1987年版第58页），认为它其实是一部借鬼狐说教的社会小说。他对书中许多作品都圈画阅读多遍，并大加赞赏。
《小谢》描写了蔑视和反抗封建礼教、敢于追求自己美满爱情生活的小谢、秋容的形象，毛泽东称它是一篇好文章，反映了个性解放的强烈要求。在谈到深刻揭露封建政治制度腐朽和黑暗的名篇《席方平》时，毛泽东说：“这篇小说的主人公觉得：阴曹之暗昧，尤甚于人间。”（陈晋：《毛泽东与古典小说》）给予了高度评价。毛泽东更加赞赏的是小说昭示人们一种不信邪、不怕鬼的斗争精神。他在一次会议上曾绘声绘色他讲过《聊斋》中“狂生夜坐”的故事，说：作者在这篇作品中告诉我们，不要怕鬼，你越怕，你就不能活，他就要跑进来把你吃掉。所以，我们要奋斗下去。什么威胁都不怕。他还在由何其芳编选的《不怕鬼的故事》的序言中，加上这样一段话：“难道我们越怕鬼，鬼就越喜欢我们，发出慈悲心，不害我们，而我们的事业就会忽然变得顺利起来，一切光昌流丽，春暖花开了吗？”号召人们敢于起来，同国内外一切敌人和艰难困苦作斗争。
毛泽东认为，即使象《聊斋志异》这佯不直接描写现实的小说，它也不是作者坐在书斋里凭空杜撰和虚构的结果，也同样根源人的现实生活。1939年在延安时，他就说过：“蒲松龄很注意调查研究，他泡一大壶茶，坐在集市人群中，请人们给他讲自己知道的流行的鬼狐故事，然后回去加工。不然，他哪能写出四百几十个鬼和狐狸精呢？”（肖三：《窑洞城》）毛泽东有一次在讲过《聊斋》中《狼》的故事后说，蒲松龄有生产斗争知识。（何其芳：《毛泽东之歌》）这说明作家必须深入人民群众之中，深入生产斗争和社会生活的实际，才能汲取丰富的创作素材，创作出优秀作品。毛泽东还深刻分析了《聊斋志异》及作者蒲松龄的内在矛盾问题。他说：《聊斋》是封建主义的一种温情主义。作者反对强迫婚姻，反对贪官污吏，主张自由恋爱，在封建社会不能讲，便借鬼狐说教。作者写恋爱又都是很艺术的，鬼狐能作诗。但是不反对一夫多妻（妾），赞美女人的小脚。在对《聊斋》批注中，说《白莲教》一篇表现作者的封建主义，而《细侯》则体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小谢》的批注说：人与人的关系应是民主的和平等的。既肯定了作品反封建意义，又指出其民主性的不彻底性，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历史批评的原则性和深刻性。
把《红楼梦》当历史读早在1938年4月28日，毛泽东在延安“鲁艺”的演讲中，就指出：《红楼梦》是一部好书，现在许多人鄙视这部书，以为它写的是一些哥哥妹妹的事情，其实，它有极丰富的社会史料。建国后，毛泽东又在各种场合多次谈到：对《红楼梦》不仅要当作小说看，而且要当作历史看；《红楼梦》我至少读了五遍。我是把它当历史读的。开始当故事读，后来当历史读；你要不读点《红楼梦》，怎么知道什么叫封建社会？不把《红楼梦》当小说读，而当作历史读，是因为《红楼梦》是一部形象化的封建社会罪恶史、没落史。毛泽东说过，《红楼梦》写的是很精细的社会历史。他又说，曹雪芹把真事隐去，用假语村言写出来。真事就是政治斗争。不能讲，于是用吊膀子（爱情）掩盖它。从这个意义上，毛泽东认为《红楼梦》艺术地展示了封建社会走向没落的历史必然性：一、封建统治者自身衰败。毛泽东有一次提到，《红楼梦》第三回上，冷子兴讲贾府“安富尊荣者尽多，运筹谋划者无一”，讲得大过。探春也当过家，不过她是代理。但是，贾家也就是那么垮下来的。冷子兴还说过，贾府“今日的儿孙竟是一代不如一代了”。家族的衰败，人的衰败，也就意味着整个社会和封建统治阶级的没落。二、《红楼梦》还反映了作为封建社会根基的家长制的动摇。毛泽东分析说：贾琏是贾赦的儿子，不听贾赦的话。王夫人把凤姐笼络过去，可是凤姐想各种办法来积攒自己的私房。荣国府的最高家长是贾母，可是贾赦、贾政各人又有各人的打算。三、毛泽东还注意到《红楼梦》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关系的变化。他说：我国很早以前就有土地买卖。《红楼梦》里有这样的话：“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珠丝儿结满雕梁，绿纱今又在蓬窗上。”这段话说明在封建社会里，社会关系的兴衰变化，家族的瓦解和崩溃。这种变化造成了土地所有权的不断转移，也助长了农民留恋土地的心理。家长制、土地关系、人生态度，维系封建社会三个方面的重要基础都动摇了，整个封建制度必然无可挽回。所以，曹雪芹虽然想“补天”，但他写出来的不能不是封建制度的衰落。
把小说当成历史来读，意在从文学作品中汲取认识意义，提高认识历史、认识社会和改造现实的能力，并不是把小说创作等同于历史著作。马克思对狄更斯等英国作家的小说，恩格斯对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列宁对托尔斯泰的作品，也是当作历史来读的。还应提及，毛泽东并不只限于把《红楼梦》当作历史来读。他对《红楼梦》的人物形象、细节描写和语言艺术也颇为欣赏，并经常在写文章和谈话中加以引用。
《红楼梦》第四回是全书的总纲1964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与哲学工作者谈话中，指出：“什么人都不注意《红楼梦》的第四回，那是个总纲，还有《冷子兴演说荣国府》，《好了歌》和注。第四回《葫芦僧乱判葫芦案》，讲护官符，提到四大家族：‘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丰年好大雪（薛），珍珠如土金如铁。’”（龚育之、逢先知、石仲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220页）指明第四回是《红楼梦》全书的总纲，发前人之所未发，在红学史上是慧眼独具、卓有见地的，为阅读和理解《红楼梦》提供了一把钥匙。小说第四回写贾雨村到应天府上任伊始，就询情枉法，胡乱判断了结一桩人命案，并由此勾连出护官符和以贾府为核心的四大家族。此后，作品全面铺开的各类事件、各色人物、各种活动的描写，皆与四大家族紧密关联。其次，第四回通过葫芦僧对护官符的解说，深刻揭露了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封建统治集团内部盘根锗节的利害关系和腐败丑恶的本质，予示了封建制度必然崩溃的历史趋势。再次，此回书写了薛幡打死冯渊这一条命，又写到冯家奴仆拐子无端被“按法处治”，这就为后面四大家族勾结起来制造更多的悲剧，揭开了序幕。毛泽东指出，《红楼梦》中“统治者二十几人（有人算了说是三十三人），其他都是奴隶，三百多个，鸳鸯、司棋、尤二姐、尤三姐等等。”“阶级斗争激烈，几十条人命”。从以上可以看出，第四回提纲挈领，笼括全书，清晰地点明了《红楼梦》的主题意义，是全书艺术构思的关键。
曹雪芹世界观与创作的矛盾
《红楼梦》以四大家族的盛衰为线索，展示了封建社会必然崩溃的历史趋势。但它并不说明曹雪芹主观上要反对封建制度。毛泽东1964年8月在关于板田文章的谈话中，说：“曹雪芹写《红楼梦》还是想‘补天’，想补封建制度的‘天’。但是《红楼梦》里写的却是封建家族的衰落。可以说是曹雪芹的世界观和他的创作发生矛盾。”一般他说，作家的世界观对创作具有决定的和指导的作用，二者基本上是统一的。但古典作家的世界观大多充满复杂的矛盾，这种矛盾必然要反映到创作中来。世界观中的进步因素决定作家采取先进的创作方法，而世界观中落后、消极的因素，则往往使创作方法受到局限，给创作造成损害。恩格斯精辟分析了巴尔扎克、歌德及其作品的“两重性”问题，列宁则以俄国历史上新旧时代的冲突交替为背景，阐明了托尔斯泰思想和作品所存在的深刻而复杂的矛盾。
曹雪芹生活于中国封建制度没落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艰难萌生的时代，其思想也必然充满矛盾。毛泽东认为，曹雪芹及其作品体现了民主传统，他不满意封建制度，不满意封建制度对人的摧残，特别是对妇女的歧视和迫害，所以《红楼梦》在暴露社会黑暗和罪恶的同时，表现了对奴隶，尤其对女性的尊重、同情，表现了对个性自由和未来希望的追求。但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决定曹雪芹不可能同封建制度及其意识形态实行彻底决裂，他在主观上还是想要“补天”，尽管明知封建制度的“天”已无法补。这就使他陷入找不到社会出路的无限痛苦、矛盾和迷惆之中，《红楼梦》中寄托了作者民主倾向和未来希望的封建社会的逆子贾宝玉，最终不得不走向虚无和遁世，就证明了这一点。
对“红学”的历史评价毛泽东1964年8月18日在北戴河同哲学工作者谈话时，说：《红楼梦》写出二百多年了，研究红学的到现在还没有搞清楚，可见问题之难。有俞平伯、王昆仑，都是专家。何其芳也写了个序，又出了个吴世昌。这是新红学，老的不算。蔡元培对《红楼梦》的观点是不对的，胡适的看法比较对一点。这段话对“红学”的发展作了历史的概括和评价。
伴随《红楼梦》的问世，学术界兴起了一门新型学科——红学。红学发展大体分三个阶段：旧红学；由胡适、俞平伯在二十年代开创的新红学；建国后用马克思主义对《红楼梦》的研究。从脂评到王国维、蔡元培及诸多评点派红学家，属于旧红学的范畴。王国维用唯心论的美学观点研究《红楼梦》。作为；日红学的最后一名代表，蔡元培则沿着“索隐派”的思路，用小说中的人物去附会历史上实有的人物。毛泽东对蔡的批评即指此而言。新红学在批判旧红学的基础上，着重对《红楼梦》作者、版本的考证及其思想艺术的研究，认为《红楼梦》乃作者曹雪芹的自叙传，《红楼梦》的风格是怨而不怒。这其中有许多值得批评的东西，但也有合理的因素。毛泽东说：“胡适的看法比较对一点”，是对以胡适、俞平伯为代表的新红学的积极肯定和评价。
《红楼梦》研究的第三个阶段，发端于五十年代中期。1954年，山东大学《文史哲》第9期刊登了李希凡、蓝翎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同年10月10日《光明日报》上又发表了李、蓝合写的《评（红楼梦研究）》。两文对俞平伯关于《红楼梦》的研究方法和观点，提出了尖锐批评。这两篇文章立即引起毛泽东的关注，他不仅详细阅读，划满圈圈、杠杠，还写了批注。他称赞《关于（红楼梦简记）及其他》是“很成熟的文章”，同时也指出李、蓝文章的不足。1954年10月16日，毛泽东给中央政治局和其他有关同志写了那封引起轩然大波的《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肯定李、蓝的文章“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由于这封信，在文艺界、学术界开展了对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的批评，乃至发展到对胡适派观点的全面批判。学术争呜搞成了政治运动，这是一个值得记取的严重教训。但应当说，这场讨论提出了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和评价《红楼梦》的新课题、新任务，把《红楼梦》研究和其它文学艺术遗产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阶段。
毛泽东在谈话中提到的其他几位红学家，也各有建树。何其芳著有《论、红楼梦）》一书，后将原著节要作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红楼梦》代序言，是一篇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红楼梦》的力作。王昆仑的《红楼梦人物记》一书，曾在《光明日报》上逐篇连载，产生过较大反响。吴世昌致力于《红楼梦》版本和作者的考证，成就斐然，亦自成一家。新时期以来，红学研究不断取得新的发展和成果。
要看历史演义和笔记小说
在古典小说中，除了《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等公认的文学名著外，毛泽东还较爱读纪实性很强的历史演义和笔记小说。1937年1月31日，他专门打电报给李克农：请购整个中国历史演义两部（包括各朝史的演义）。1944年7月28日，在给谢觉哉的信中，毛泽东特地委托他到范文澜处寻找《明季南北略》及其它明代杂史之类的书。1947年9月12日，在给长子毛岸英的信中，说：你要看历史小说，明清两朝人写的笔记小说。范文澜四十年代送给他的一部《笔记小说大观》，他一直保存，后来带到了北京。建国后他批注过的笔记小说便有沈廷松的《明人百家小说》、冯梦龙的《智囊》等。六十年代初，他说他看《东周列国志》的连环画“看上瘾了”，还把其中的《城滁之战》推荐给其他同志“仔细看看”。由连环画引起，他又看了一遍《东周列国志》。《容斋随笔》则是他一生比较喜欢读的一部有较高价值的笔记小说。
毛泽东重视历史演义和笔记体小说，是由于这些作品有一个突出特征，就是贴近历史事实，有很强的纪实性。他读《东周列国志》时，曾特意对照史书《左传》的记载，发现它写得“完全正确”。这样，就可以贯彻他把文学当历史读的宗旨，从文学作品中了解历史现象，丰富历史知识，把握历史规律，为现实斗争服务。譬如他读《明人百家小说》和冯梦龙的《智囊》所写批注表明，毛泽东的主要旨趣在挖掘、领悟、评价和发挥传统中政制、治术、经济、技术、外交、谋略、战争、组织、修身、人才各个方面的精义。
（参阅陈晋：《毛泽东与古典小说》）又如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他谈到《东周列国志》说：“这本书写了很多国内斗争和国外斗争的故事，讲了很多颠覆敌对国家的故事，这是当时社会的剧烈变化在上层建筑方面的反映。”1961年，他谈到重读《东周列国志》的目的，是了解和研究国与国之间的“颠覆活动”及其“怎么个颠覆法”。（同上）联系到当时他正从理论上总结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开始考虑反修防修和防止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阴谋，毛泽东通过阅读历史演义和笔记小说，沟通古今，鉴古知今，总结和丰富斗争经验的宏大旨趣，就十分清楚了。
毛泽东爱看古人写的历史演义和笔记小说，也鼓励今人站在新的时代高度，创作历史题材的小说。他在延安时读到李健侯描写李自成起义的历史小说《永昌演义》后，感觉“获益良多”，并“抄存一部，以为将来之用”。但同时指出该书的主要缺欠是没有体现农民起义推动历史前进的观念，不应把农民起义领袖的个人品格同起义事件本身所蕴含的伟大历史意义割裂开来，从而贬抑后者。毛泽东热切期望，“此书如按上述新历史观点加以改造，极有教育人民的作用。”（1944年4月29日《致李鼎铭》，《毛泽东书信选集》第230页）出于同样的考虑，他排除“四人帮”的干扰和肆虐，鼎力支持姚雪垠从事多卷本历史小说《李自成》的创作。
对传统戏曲的欣赏
毛泽东是我国传统戏曲的爱好者。在不同时期和环境中，他偏爱和推崇不同的戏。据他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转战南北时，他爱听并时常唱几嗓子《空城计》、《草船借箭》。在西柏坡指挥三大战役，他休息脑筋的办法就是听京剧唱片，特别是高庆奎的《逍遥津》、言菊朋的《卧龙吊孝》、程砚秋的《荒山泪》，高兴了也哼几句《群英会》。大军过江前后及进京建国初期，他多次看《霸王别姬》，还让其他中央领导去看。53、54年，他连续看过几遍《白蛇传》，他不仅爱看京剧，也喜欢地方戏。他每到一些地方视察和休息，都乐意欣赏当地的地方戏，如湖南花鼓、黄梅戏、楚剧、越剧、豫剧等。
作为一种艺术爱好，毛泽东在戏曲欣赏中较易进入角色，并深谙其艺术规律，不时发表一些思想和艺术上的个人见解。他在观看一出黄梅戏时，连说“有意思，有意思”。在观看《白蛇传》时，他的情绪更加投入，竟拍“案”（沙发扶手）而起，对勇敢热情的青蛇怀着极大的敬意，而代表封建专制的老和尚法海一出场，他的脸色立刻阴沉下来。说明他已将憎爱分明的理性评价不自觉地融入审美欣赏之中。他看戏很注重作品的思想性，如称赞《生死牌》中衡山县令的品质高尚，赞赏《杨门女将》悲壮昂扬的爱国情调，肯定《十五贯》反官僚主义的现实意义等等，认为这些作品在今天仍有其深刻的认识价值和教育功能。在另一些场合，又常常自觉不自觉地流露出自己的审美情趣和艺术方面的看法。他认为京剧唱腔主要有两个：西皮、反西皮，二黄、反二黄。这与戏剧界的基本看法一致。在京剧的十几个板式中，他不太喜欢摇板、散板和慢板。在观看戏曲中，很注意一些调式、板式乃至唱词和戏剧冲突的设计，而且富有欣赏个性。在旦角戏中，他比较喜欢浑厚的唱法。与旦角戏相比，他又更喜欢老生戏，特别是高（庆奎）派的唱腔。四十年代，毛泽东曾说过：“我喜欢听高派的戏，越听越想听。”又说，此派“唱腔激昂，热情奔放。看了《失空斩》这出戏，给人一种刚强奋力的感觉。”（陈晋：《传统戏曲与文化改造》）这说明毛泽东在戏曲欣赏上，同他在其它艺术领域的审美趣味一样，倾向于黄钟大吕、高歌入云的阳刚之美。这一类的艺术的确更能给人以力的振奋和鼓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