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毛泽东对鲁迅在中国新文化运动中所起的伟大旗手和先锋作用的表述。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一再指出：“鲁迅是中国文化新军的最伟大最英勇的旗手；鲁迅在国民党反动“围剿”中成长为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他在一次演说中，还把鲁迅称为现代中国的圣人。
毛泽东是根据中国现代历史——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性质、特点和任务，根据鲁迅在这一时期内对中国新文化、新思想和革命斗争所建树的丰功伟绩及其巨大影响，作出上述论断的。鲁迅是民族解放的急先锋。他逝世前不久，抱病著文热烈响应中共中央发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严正指出：“中国目前的革命的政党向全国人民所提出的统一战线的政策，我是看到的，我是拥护的，我无条件地加入这战线，那理由就因为我不但是一个作家，而且是一个中国人！”（《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鲁迅弃医从文的写作动机，就是以国家和民族为己任，拯救国人的灵魂，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和解放。他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对我国的经济掠夺、军事侵略和文化奴役，深刻揭露帝国主义残酷剥削本国劳动人民和妄图奴役全世界人民的反动本性；把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结合起来，反对日寇侵华和一切法西斯侵略势力；把揭露帝国主义侵略同揭露本国反动派推行的不抵抗主义、投降卖国政策、以及汉奸洋奴的丑恶嘴脸相结合，痛斥他们相互勾结共同与中国人民为敌的罪行。鲁迅和中国人民的大多数站在一起，并主张联合世界反法西斯阵线，挫败帝国主义的侵略，实现民族的独立和解放。鲁迅不愧为反帝斗争的伟大战士和中华民族的“民族魂”。鲁迅的反封建更是彻底的和毫不妥协动摇的。他指出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的历史是人吃人的历史，“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所谓中国者，其实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筵宴的厨房。”他大声疾呼：“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则是现代的青年的使命。”
（《灯下漫笔》）他不但彻底反对一切腐朽的封建文化，而且要从根本上摧毁产生这种封建文化的社会制度，推翻封建阶级的反动统治。在此基础上，他后来上升为一个自觉的阶级论者，更坚决地站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一边，勇猛无畏地投入反专制、反独裁、反压迫和争取人民民主自由的伟大斗争。鲁迅的伟大还在于他勇敢地背叛了自己的阶级，?99?完成了由革命民主主义者到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他站在现实斗争和历史发展的前列，先后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完成了两次背叛。首先是背叛封建阶级及其思想，随后是背叛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其思想。他在严酷的阶级斗争和大量血的教训面前，进行着痛苦的反恩，勤奋地钻研马列主义著作，最终实现了思想的质的飞跃。他在《二心集》序言中，总结自己思想转变的历程说：“原先是憎恶这熟悉的本阶级，后来又由于事实的教训，以为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他坚决表示：“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
（《答托洛茨基派的信》）他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中国与人类的希望。”（《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毛主席庆贺长征胜利的电报》）鲁迅虽然在组织上没有入党，但他后期的思想、行动和著作都是马克思主义的，是“党外的布尔什维克”。鲁迅一生经历了中国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和“五四”以后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两个历史阶段，许多人在斗争中妥协、动摇和后退了，而他却一直站在时代发展的最前线，达到了他那个时代思想的最高水平。
鲁迅的一生，是彻底地反帝反封建的一生，是用人类最先进的思想改变自己的一生，也是鞠躬尽瘁为中国人民的解放而战斗和献身的一生。鲁迅的业绩和毕生追求，集中体现了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方向，体现了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在鲁迅方向的影响鼓舞下，千千万万的中国青年走上反帝反封建的中国革命的实际斗争，给革命以很大的助力。
伟大的鲁迅精神
毛泽东于1937年10月19日在陕北公学纪念鲁迅逝世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论鲁迅》）中，首先提出的。毛泽东指出：第一，鲁迅的政治远见。鲁迅用显微镜和望远镜观察社会，所以看得远，看得真。第二，鲁迅的斗争精神。鲁迅一贯不屈不挠地与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作坚决斗争。在敌人压迫他、摧残他的恶劣环境里，他挣扎着，反抗着，充满了艰苦斗争的精神。在他的晚年，更站在无产阶级与民族解放的立场，为真理与自由而斗争。他在黑暗与暴力的进袭中，是一枝独立支持的大树，不是向两旁偏倒的小草。他看清了政治的方向，就向着一个目标奋勇地斗争下去，决不中途投降妥协。第三，他的牺牲精神。他一点也不畏俱敌人对他的威胁、利诱与残害，他一点也不避锋芒，把钢刀一样的笔刺向他所憎恨的一切。他往往是站在战士的血迹中坚韧地反抗着、呼啸着前进。鲁迅是一个彻底的现实主义者，他丝毫不妥协，他具备了坚决心。
毛泽东认为，综合了上述这几个条件，形成了一种伟大的“鲁迅精神”。这一概括是完全符合鲁迅的实际的。鲁迅一生的著作和斗争都体现了这种精神。毛泽东对鲁迅精神的高度概括不仅是正确和科学的，而且符合当时的斗争和时代发展的要求。毛泽东号召，我们纪念鲁迅就要学习鲁迅的精神，把这种精神带到全国各地的抗战队伍中去，造就一大批具有“鲁迅精神”的先进分子。这些人应该具有政治远见、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这些人是胸怀坦白、忠诚、积极与正直的。这些人不谋私利，唯一的为着民族与社会的解放。这些人不怕困难，在困难面前总是坚定的，勇敢向前的。这些人不是狂妄分子，也不是风头主义者，而是脚踏实地富有实际精神的人们。有了这样一大批先进分子，必然大大有助于中华民族的独立和中国人民彻底翻身解放的伟大事业。
我和鲁迅的心相通
毛泽东多次提到：我和鲁迅的心是相通的。在鲁迅生前，毛泽东就从领导整个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高度，对于鲁迅在思想文化战线上的卓越斗争，予以热情关注。鲁迅逝世后，他列名为治丧委员会成员。翌年，他在陕北公学鲁迅逝世周年纪念会上发表了《论鲁迅》的重要讲话。1938年，他亲自发起成立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亲任校长之职。他在《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反对党八股》、《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以及其它文章、书信、谈话中，对鲁迅及其作品作出了最全面、最科学的历史评价。
评价鲁迅是以认识鲁迅为基础的。毛泽东很早就是鲁迅作品的爱好者，并终生研读不倦。长征到达延安不久，他就多方搜求借阅鲁迅著作的选本。在写给艾恩奇的信中，他说：“我没有《鲁迅全集》，有几本零的，《朝花夕拾》也在内，遍寻都不见了。”可见渴求得到和阅读鲁迅著作的心情多么迫切。后来得到一部由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编印的二十卷本《鲁迅全集》，毛泽东非常珍惜，戎马倥偬，行军转移，都把它带在身边，一直带到北京。建国后出版的带注释的十卷本《鲁迅全集》和各种单行本，毛泽东也十分珍爱，亲自放在床上，经常翻阅。每次外出视察，甚至出访苏联，他都带上鲁迅的著作。晚年，他卧病在床，还自己阅读或请人给他朗读鲁迅作品。直到逝世前夕，他身边还放着大字本的《鲁迅全集》。他读鲁迅的书非常认真，有时达到废寝忘食的地步。他曾说：我在延安，夜晚读鲁迅的书，常常忘记了睡觉。他读到精采处，还习惯地圈圈划划，赞不绝口：“写得好！写得好！”毛泽东对鲁迅著作爱之甚深，反复阅读，故而与鲁迅的心息息相通。
毛泽东在总结“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以鲁迅为旗手的左翼革命文艺运动的历史经验，论述文学艺术问题的时候，还明显接受了鲁迅文艺观点的影响。毛泽东在《讲话》中，对“五四”以来文化战线的重大发展和成就的估计；对文艺工作者必须同工农兵相结合，转移立足点和改变思想感情，以创作真正为无产阶级的文艺的要求；反对标语口号式的创作倾向，提出政治与艺术、内容与形式尽可能完美统一的主张；无产阶级文艺必须批判继承和借鉴历史上丰富的文艺遗产等等，毛泽东与鲁迅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鲁迅的文艺观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一个重要来源。毛泽东文艺思想不仅是党的集体智慧的结晶，也从鲁迅著作中摄取滋养，加以总结提高，使之形成一个新的完整科学的体系，成为我们党指导文艺运动的思想指南。
《阿Q正传》是一篇好小说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在谈到如何对待犯错误的人的问题时，写道：“《阿Q正传》是一篇好小说，我劝看过的同志再看一遍，没看过的同志好好地看看。”鲁迅在小说中专门写了“不准革命”一章，说假洋鬼子不准阿Q革命。其实阿Q的所谓革命，不过是想跟别人一样拿点东西而已。可是，连这样的革命假洋鬼子也不准。毛泽东教育全党，要正确对待犯错误的干部，准许别人革命，不要当假洋鬼子。他在其他一些讲话、谈话、报告和著作中，还多次提到《阿Q正传》，深入发掘阿Q典型的丰富内蕴。阿Q本质上是个好人，有他纯朴的一面，不组织宗派；阿Q的缺点是缺乏自知之明，不肯作自我批评，还忌讳和害怕别人的批评。他头上的癫疮疤别人就讲不得，连说光和亮，他都要发火；阿Q最大的缺陷是不觉悟，自欺欺人，自轻自贱，自我安慰，发起火来就打架，打不赢人家，就说儿子打老子。毛泽东分析阿Q形象，旨在掘发其文学范围以外更深广的社会意义，以教育干部和党员。同时，也论证了阿Q形象所涵纳的中国农民和民族的某种劣根性，即使在共产党人的身上依然有所体现。这就在客观上，表明了阿Q形象超越时代和阶级的深邃不朽的典型意义。毛泽东还提倡写文件要象《阿Q正传》那样通俗化、口语化，对鲁迅的文风给了充分肯定。
鲁迅杂文最深刻有力
毛泽东爱读鲁迅的杂文。他在《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鲁迅后期的杂文最深刻有力，并没有片面性，就是因为这时候他学会了辩证法。”毛泽东在文章和谈话中，经常引用鲁迅杂文中的思想言论来阐明和强化自己的观点。在《论鲁迅》的演说中，他赞赏鲁迅《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中提出的“打落水狗”精神，号召中国人民赶走日本侵略者：“现在日本帝国主义这条疯狗，还没有被我们打下水，我们要一直打到他不能翻身，退出中国国境为止。”毛泽东晚年对鲁迅《关于翻译（下）》一文中，批评文艺界那种因为苹果有点烂疤就把整个苹果抛掉，表示赞同。他发挥说，金要足赤、人要完人的思想是错误的。在《反对党八股》中，毛泽东肯定鲁迅反对文坛不正之风的功绩说：“党八股也就是一种洋八股。这洋八股，鲁迅早就反对过的。”又说，“空话连篇，言之无物，还可以说是幼稚；装腔作势，借以吓人，则不但幼稚，简直是无赖了。鲁迅曾批评这种人，他说：‘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在同一篇文章里，毛泽东还就作为延安《整风文献》之一的《宣传指南》中收入的鲁迅《答北斗杂志社问》一文，特别抽出几条加以解说。强调写文章必须留心各样的事情，不看到一点就写；不要明明脑子里没有什么东西，还硬要大写特写；要认真删改，重要文章不妨看它十多遍，认真加以删改，然后发表；不生造词语和句法。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应该或为我们的座右铭鲁迅《自嘲》诗中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两句，表达了鲁迅憎爱分明的思想情感和甘心为人民大众翻身解放而献身的精神境界，是鲁迅战斗的一生和崇高人格的生动写照。对这两句诗，毛泽东非常喜爱和赞赏。在《讲话》中，他说鲁迅的这两句诗“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并号召“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1958年在武昌，毛泽东应著名粤剧演员红线女的请求，亲笔书写了鲁迅的这两句诗赠送给她，勉励文艺工作者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毛泽东对鲁迅的其它诗作，也很喜爱。在一本1959年文物出版社刻印的线装本《鲁迅诗集》中，全部47题54首诗，几乎每一首诗，他都用铅笔、红铅笔圈读过，不少的诗还能背下来。1961年10月，日本友人黑田寿男率团访华，毛泽东在书房里亲切接见了他。临别时，还以手书鲁迅《无题》诗一首相赠。鲁迅的诗写道：“万家墨面没蒿莱，敢有歌吟动地哀。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毛泽东对日本朋友表示，中国过去处于黑暗时代时，中国伟大的革命战士、文学战线的领导人鲁迅写了这首诗。他鼓励日本朋友像鲁迅那样振奋革命精神，对未来充满必胜的信念。
“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这是毛泽东1936年12月写给丁玲的《临江仙》词中的两句。1936年9月，丁玲在党的帮助下，逃离南京，经上海、西安，于同年11月抵达中国共产党中央所在地保安，不久即随红军去陇东，毛泽东把此词用电报发到前方，由当时红一方面军转交给她。1937年初丁玲回延安，毛泽东又亲笔写录全文送给丁玲。首先，这首词是对丁玲投奔解放区的壮举及其巨大影响的肯定。丁玲是较早地从国统区来到革命根据地的著名作家，在她之后，更多的作家、艺术家和其他文化界人士纷纷到延安来，这或多或少与了玲的影响不无关系。其次，是对丁玲到根据地后的工作成绩表示满意。丁玲怀着满腔热情，积极投身于根据地的革命文学运动和文学创作活动。她创办了中国共产党到达陕北后的第一个报纸文艺副刊《红中华报》副刊，创建了陕北苏区第一个文艺团体即中国文艺协会，并当选为文协主任。同时，她积极从事创作活动。在从西安到保安的途中及在保安期间，就写出一批通讯报告文学作品，定名为《保安行》。不久，她由保安随军北上，创作了一批文艺通讯、散记和速写，及时地反映了根据地人民和红军的战斗生活。丁玲的这些文学活动，对解放区文学事业的发展作出了独特的贡献。最后，毛泽东这首词不仅是对丁玲到根据地后文学工作成就的表彰，也是他对文艺工作在整个革命事业中重要地位和作用一贯高度重视的体现。
何看凝的画充满斗争之意
对何香凝画作的评价。1937年6月25日，毛泽东致何香凝，说：“先生的画，充满斗争之意，我虽不知画，也觉得好。”何香凝是一位杰出的政治活动家兼画家。早年在日本加入同盟会，追随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民国以后，积极参加讨袁和护法运动。1924年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兼妇女部长，坚决支持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革命纲领，改组国民党，主张同中国共产党合作。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后，毅然辞去国民党政府的一切职务，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与宋庆龄等一起联名要求恢复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在紧张激烈的政治斗争之余，她经常运用诗画打发自己的战斗意志和思想情操。她的绘画，尤其狮、虎、鹿、鹤等动物画，意态逼真，凛凛有生气。毛泽东的信，就是在收到何香凝赠画后作复的。在信中，毛泽东不仅对她的绘画艺术和革命斗志予以高度评价，同时，在“时事渐有转机”、抗日战争即将爆发的历史关头，对她寄于热切的鼓舞和勉励。他说：“今日之事，惟有斗争乃能胜利。先生一流人继承孙先生传统，苦斗不屈，为中华民族树立模范，景仰奋兴者有全国民众，不独泽东等少数人而已。”何香凝响应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积极从事抗日民主运动，为民族独立和解放作出了宝贵的贡献。建国后，曾任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副主席、主席，及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有《何香凝诗画集》。
盼望更多作些战斗的作品
毛泽东1938年6月17日致萧三的信中，写道：“大作看了，感觉在战斗，现在需要战斗的作品，现在的生活也全部是战斗，盼望你更多作些。”这个评价和要求当然首先是由萧三的作品所引发的。萧三是一位不屈的斗士。早年参加“五四”运动，翌年赴法勤工俭学井加入共产主义小组。1922年加入共产党，同年只身去莫斯科学习，旋又归国参加革命斗争。1930年代表“左联”再度去莫斯科参加国际革命作家会议，兼在东方学院任教。1939年春，他怀着保卫“美丽的邦家国土”的爱国激情和对日寇的强烈仇恨，告别苏联回到革命圣地延安。他担任过延安文艺界多种领导职务，出版《新诗歌》，编辑《大众文艺》，主办读书会，积极推动诗歌运动。在延安，他与毛泽东交往甚多。上面提到的信，是毛泽东看过萧三部分诗作后写给他的意见。在创作上，萧三很早就抱定“革命的功利主义”想法，把诗歌创作当作“子弹和刺刀”，猛烈抨击国内反动派的黑暗统治和帝国主义侵略罪行，充满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的激情。他早在“五四”时期就开始诗歌创作，先后出版过《湘笛集》、《诗》、《埃弥?萧三诗集》、《萧三诗选》等多部诗集，翻译过《国际歌》歌词。回延安后，同祖国的现实和命运结合得更紧密，诗歌创作也更加富于战斗气息，字里行问流荡着“向火里奔，向血里冲”的革命豪情，诗风刚健质朴，给人以“战斗”的美感。毛泽东对萧诗的评价同时也是从现实出发的，当时正值抗日战争艰苦残酷的战略相持阶段，现实生活“全部是战斗”，广大工农兵读者也正“需要战斗的作品”。毛泽东此信既是对诗人萧三的鞭策，也是对广大文艺工作者的殷切期望和要求。
为创造中华民族的新艺术而奋斗”这是毛泽东对木刻家刘岘的殷切期望。刘岘1939年由新四军调到延安，在鲁艺任教。同时，积极力《新中华报》（《解放日报》前身）和八路军《军政杂志》等报刊供稿，主要作品有《驮盐》、《保卫河防》、《开荒》、《生产曲》、《打到鸭绿江边》、《收复一切夫地》、《捻毛线》等，反映了边区军民丰富多样的斗争生活。嗣后，他将自己的木刻作品手拓了几十幅送呈到毛泽东审阅。毛泽东看过不几天，便为刘观题了一幅字：“我不懂木刻的道理，但我喜欢看木刻。刘岘同志来边区时间不久，已有了许多作品，希望继续努力，为创造中华民族的新艺术而奋斗。”题辞对刘观取得的成就表示赞赏和鼓励，同时也为整个文艺创作指明了奋斗方向，即“创造中华民族的新艺术”。木刻是一种外来艺术形式。外来的艺术形式必须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经过改造和创新，使之适合于表现本民族的生活内容和思想情感，才富有生命力，才会为中国的老百姓所喜闻乐见。这不单适用于木刻艺术，其它文艺形式的借鉴和运用，也必须遵循这个原则。只有这样，才能创造和发展中国的“新艺术”。
到“大鲁艺”学习和创作1940年夏，毛泽东在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和木刻家古元及全体毕业班学员的谈话中，指出：你们就要毕业了，将要离开“鲁艺”了，我主张你们最好到“大鲁艺”去再学习。你们现在学习的地方是“小鲁艺”，人民群众的生活才是“大鲁艺”，广大的劳动人民就是“大鲁艺”的老师，你们应当参予实际的斗争生活，认真地向他们学习，改造自己的思想感情，把自己的立足点移到工农兵这一边来，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革命文艺工作者（古元：《到大“鲁艺”去学习》）。遵循毛泽东的教导，古元怀着愉快的心情，背着简单的行装，到“大鲁艺”去学习和创作。他住在农民家里，和农民及农村干部一起生活，一起劳动，一起参加实际工作和斗争，逐渐地熟悉他们、热爱他们，思想感情发生了深刻变化，不竭的生活源泉处处触动着他的创作欲望。他先后创作了反映农村生活的《农村小景》组画，描绘农村新事物和农民新的精神面貌的《结婚登记》、《离婚诉》、《小学校》、《冬学》、《读报的妇女》等洋溢着浓郁乡土气息的质朴优美的木刻作品。而且，很久以后他一直眷恋着这段生活和人民，后来创作的《减租会》、《马锡五调解婚姻纠纷案》等作品，仍然源于这些生活所留下的印象。对于古元的艺术成就，大画家徐悲鸿曾评价说：“中国艺界中一卓绝之天才，乃中国共产党中之大艺术家古元。我惟对于还没有20年历史的中国新版画界已诞生一巨星，不禁深自庆贺。”（廖静文：《徐悲鸿先生赞语题录》）而古元的成就恰好是在“大鲁艺”中学习和创获的。正如他自己所说：“我好像是一个刚学步的小孩子，党和毛主席扶着我的手，指给我一条康庄的大道，我才迈开了第一步。”
郭沫若的史剧有大益于人民
毛泽东对郭沫若抗战时期所写史剧和史论的评价。抗战时期国统区的不少进步文艺工作者，出于环境所迫和斗争的需要，采用历史剧的形式，暴露国民党反动派破坏抗战破坏团结的黑暗现实。在这方面，郭沫若的成就最为突出。他先后改写和新作的历史剧共六种，其中《棠棣之花》、《屈原》、《虎符》、《高渐离》四剧，都取材于战国时代以合纵抗秦为中心内容的史实；《孔雀胆》与《南冠草》两剧，分别描写元末蒙古贵族女儿阿盖与汉人总管段功的爱情悲剧和明末青年诗人夏完淳爱国斗争的英雄事迹。
六剧中，尤以《屈原》最成功和影响最大。剧作家在这些作品中，力图借用过去的历史讽喻针砭现实，揭露鞭挞国民党反动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反人民的投降卖国行径，鼓舞人民团结御侮、誓死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直到取得最后胜利。郭沫若的历史剧，特别是他抗战时期的历史剧，把渊博的历史知识、激昂悲壮的思想感情和高超的艺术造诣熔铸在一起，达到了高度的思想艺术水准，成为我国现代文苑中一枝瑰丽的艺术奇葩。这些作品在当时成为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产生过巨大的反响，起到了积极显著的战斗作用，并为历史剧的创作积累了丰富而宝贵的经验。除历史剧外，郭沫若在抗战时期还写有著名的史论著作《甲申三百年祭》。他在史剧和史论方面的成就，受到毛泽东的高度重视和评价。1944年1月9日、11月21日，毛泽东两次致信郭沫若，称赞说：“你做了许多十分有益的革命的文化工作”，“你的史论、史剧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决不会白费的，希望继续努力。”
《马克思主义与文艺》证实党的文艺方针是正确的毛泽东1944年4月2日致周扬，说：“此篇看了，写得很好。你把文艺理论上几个主要问题作了一个简明的历史叙述，借以证实我们今天的方针是正确的，这一点很有益处，对我也是上一课。”“此篇”系指周扬为《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一书写的编者序言，经毛泽东审阅后，发表于1944年4月8日延安《解放日报》，正题为《马克思主义与文艺》。《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一书，选辑了马克思、恩格斯、普列汉诺夫、列宁、斯大林、高尔基、鲁迅和毛泽东关于文艺问题的论述。按照不同内容，分为五辑：一、意识形态的文艺，二、文艺的特质，三、文艺与阶级，四、无产阶级文艺，五、作家、批评家。以《讲话》为核心的毛泽东文艺思想构成了此书的重要内容，也是它的指导的线索。周扬在序言中，有力地论证了贯彻全书的一个中心思想，即文艺从群众中来，必须到群众中去。尤其是深刻论证了毛泽东文艺思想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的文艺思想的合理继承和创造性发展，另一方面，又用他们的文艺主张并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论证了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正确。
《永昌演义》如按唯物史观加以改造，极有教育人民的作用描写李自成起义的历史小说《永昌演义》，是陕西米脂人李健侯所著。1944年4月29日，毛泽东在致李鼎铭信中，表达了他对此书的感受和评价。他首先表示对这部历史小说较为喜爱，说：近日“阅读一过，获益良多”，“并己抄存一部，以为将来之用”，还请李鼎铭先生代向作者“致深切之敬意”。毛泽东同时也对此书提出尖锐的批评，指出它的主题倾向没有跳出旧古典演义小说的巢臼，“此书赞美李自成个人品德，但贬抑其整个运动”。换言之，小说虽然与那些丑化农民起义领袖的作品不同，把李自成作为正面形象而颂扬其个人品德，但没有用历史唯物支义观点把农民对封建统治阶级的反抗和斗争看作推动历史前进的杠杆，贬低了李自成起义的伟大历史意义。为此，他强调指出：“实则吾国自秦以来二千余年推动社会向前进步者主要的是农民战争，大顺帝李自成将军所领导的伟大的农民战争，就是二千年来几十次这类战争中的极著名的一次。”用“大顺帝”来称呼李自成，表明毛泽东对李自成农民起义的伟大历史功绩及其合法地位的崇高评价。用唯物史观的立场看待历史和反映历史，是毛泽东的一贯主张。他认为，讲历史不拿阶级斗争观点讲，就讲不通。在谈到章士钊所著《柳文指要》一书的不足之处时，指出“惟作者不懂唯物史观，于文史哲诸方面仍止于以作者观点解柳”（《毛泽东书信选集》第603页）。毛泽东还在广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讲授中国农民问题时，就曾明确指出：“中国的历史甚多，而小说史如《三国》、《说唐》、《水浒》、《说岳》等，都是看过的，昔人的思想，多偏袒统治者及地主阶级。”我们是革命者，“我们要造一个锄头，这个锄头，马克思已经造出来了，即唯物史观。”在他看来，诸如《金瓶梅》、《红楼梦》、《水浒传》、《聊斋志异》等优秀作品的可贵，恰恰在于程度不同地反映了一定的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的历史。所以，他坚持认为《永昌演义》“如按上述新历史观点加以改造，极有教育人民的作用”。同时，也正因为这一点，在他的晚年，对于力图写出明清之际的阶级斗争，写出我国封建社会阶级斗争和农民战争一般规律的历史小说《李自成》，一再表示赞赏和支持。这与他提出的修改《永昌演义》的思路是一脉相承的。
祝贺丁、欧两位的新写作作风1944年6月30日《解放日报》，刊载了丁玲的《田保霖》和欧阳山写的《活在新社会里》两篇报告文学作品。毛泽东看后很满意，于7月1日晨写信向两位作家表示祝贺，说：“快要天亮了，你们的文章引得我在洗澡后睡觉前一口气读完，我替中国人民庆祝，替你们两位的新写作作风庆祝！”丁、欧是两位著名的现代作家。三十年代前后，欧阳山创作有《玫瑰残了》、《桃君的情人》、《爱之奔流》、《密斯红》等长篇小说，以及大量中、短篇小说。以描写小资产阶级知识女性的苦闷和叛逆精神著称的丁玲，更是新文学史上最负盛名的女作家之一。丁、欧分别于1936年11月和1941年初从国民党统治区抵达延安。从国统区到革命根据地“不但是经历了两种地区，而且是经历了两个历史时代。”（《讲话》）文学创作对象和读者对象的根本变化，迫使负有强烈责任感的作家迅速转变作风，以适应变化了的现实。丁玲在文艺座谈会前写的《一颗未出膛的枪弹》、《新的信念》、《夜》等短篇小说，报告文学《到前线去》、《南下军中之一页日记》和《彭德怀速写》等，生动地反映了解放区人民的战斗风貌，标志着她的文学题材、主题、人物、形式和风格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这种变化更明显更自觉，正如她在《〈陕北风光〉校后记所感》中所说：“我已经不单是为完成任务而写作了，而是对人物对生活都有了浓厚的感情，同时我已经有意识的在写这种短文时如何来练习我的文字和风格了。”由《田保霖》，可见一斑。这篇作品以曲折细腻的文笔描写人物的心理变化和性格发展，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解放区新人的成长。田保霖原在外地做小买卖，他怀着忐忑心情回到人民翻身作主人的家乡。在党的培养下，他逐步解除了思想顾虑，下决心“和共产党一道，热心为人民服务”，终于由一个自私的买卖人成长为替老百姓办好事的劳动模范和好干部。毛泽东还曾赞扬说：“丁玲现在到工农兵当中去了，《田保霖》写得很好；作家到群众中去就能写好文章。”（《丁玲：《毛主席给我们的一封信》）与《田保霖》同时发表的《活在新社会里》，是欧阳山在文艺座谈会以后，到延安县柳林子村南区合作社安农落户期间的作品之一。作品描写女劳模邹兰英的成长历程。她在旧社会是一个被人歧视的叫化子。在新社会里，她扬眉吐气，精神饱满，不仅自己发挥一技之长，成为纺线线的能人和模范，还“到处说边区好，劝人不要懒惰，一个庄子又一个庄子教妇女纺纱”，使乡亲们走向共同富裕和进步。总之，这两篇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实践了毛泽东《讲话》的文艺路线，在为人民大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当然，丁、欧两位作家的新写作作风，尤其集中体现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和《高乾大》这两部长篇名著之中。
柳亚子诗慨当以慷，读之使人感发兴起柳亚子是重要文学团体“南社”的发起人之一、著名爱国民主诗人。他身历晚清、民国和新中国成立，是一位少有的跨世纪跨时代的古典诗人。他一生创作诗词达7000余首，有《乘桴集》、《磨剑室诗集、词集、文集》，及《柳亚子诗选》、《柳亚子诗词选》等。早期作品多感唱时事，追怀英烈，抨击清王朝和反动军阀的腐朽黑暗；后期诗作表现了不满国民党反动统治和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爱国情怀；建国后也写了一些歌颂新社会新生活的诗篇。柳亚子早年即对笼罩晚清诗坛的颓朽侍风深致不满，作品充满炽烈的爱国主义、民主主义精神，然也时露个人牢愁和伤感，艺术上追踪顾炎武、龚自珍，风格慷慨激越而流转自如。毛泽东与柳亚子素有交往。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曾将著名的《沁园春?雪》书赠给柳亚子。现存《毛主席诗词》（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50首中，就有一首《七律》和二首《浣溪沙》共三篇《和柳亚子先生》的作品。对柳亚子的成就，昔有评云“翩翩亚子第一流，七律直与三唐侍”（《天梅遗集?诗中八贤》）。毛泽东1945年10月4日致柳亚子的信中，对柳诗评价说：“先生诗慨当以慷，卑视陆游陈亮，读之使人感发兴起。”三天后，即1945年10月7日在将《沁园春?雪》录赠柳亚子的信中，毛泽东又自谦说，此词“似于先生诗格略近”。可见，毛泽东对柳诗评价甚高。
应当写闻一多、朱自清颂闻一多和朱自清，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两位著名诗人、学者和不屈的民主斗士。毛泽东在《别了，司徒雷登》中，指出：“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许多曾经是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的人们，在美国帝国主义含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面前站起来了。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唐朝的韩愈写过《伯夷颂》，颂的是一个对自己国家的人民不负责任、开小差逃跑、又反对武王领导的当时的人民解放战争、颇有些‘民主个人主义，思想的伯夷，那是颂错了。我们应当写闻一多颂，写朱自清颂，他们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这是除鲁迅之外，毛泽东给予现代作家的少有的崇高评价。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以假和谈、真备战到悍然发动反人民的全面内战，并颁布“勘乱”法令，在国统区实行法西斯专制统治，激起全国人民的一致愤怒和反对，国统区的不少作家勇敢投身于反美反蒋反内战的民主斗争行列。在这场斗争中，闻一多、朱自清接受了党的影响，认清了蒋介石政权的腐朽反动本质，毅然抛弃了先前的民主个人主义立场，大胆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勾结美帝发动内战和残酷镇压国统区人民的暴行，鼓舞了民主运动的发展。1946年7月，闻一多在昆明惨遭国民党特务暗杀。朱自清则于1948年8月在贫病中逝世。逝前，他还嘱咐家人不要接受国民党政府配售的“美援”面粉。闻、朱二人不畏强暴、敢于抗争的精神，坚贞不拔的民族气节，以及为了争取人民民主和光明而英勇献身的崇高境界，体现了中华民族宝贵的民族骨气，不愧为中华民族“脊梁”式的人物。同时，他们一生伟大而曲折的历程，对于当时多数知识分于的进步和转变，也是一个有力鞭策和榜样。陈毅的诗豪放奔腾1965年7月21日，毛泽东在致陈毅的信中，说：“你的大作，大气磅礴。”1975年，毛泽东又结合陈毅的个性评论说：陈毅的诗豪放奔腾，有的地方像我，陈毅有侠气，爽直。（杨建业：《在毛主席身边读书——访北京大学中文系讲师芦获》）陈毅是一位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外交家，也是一位具有深厚文学修养的热情洋溢的诗人。他早年曾加入文学研究会，一度积极从事翻译法国文学作品，并写过许多诗歌、小说和文学理论批评文章。尤其诗歌创作，更是他的终身爱好。他的诗，在战争年代散件不少，现存的作品约350余首。这些诗，基本上包括他早年、红军年代（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在内）、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及建国以后几个历史时期的作品。在形式的运用上，他不拘一格，灵活悯熟地运用白话诗、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杂言、古诗、格律诗、长短句等各种体裁，抒写豪情壮怀，沤歌革命事业。表现对国内外反动派的无比憎恶和鄙视，不愧为中国革命的壮丽史诗。他的许多脍炙人口的名篇，如《梅岭三章》、《赣南游击词》、《访上海鲁迅故居留言》、《读时下杂文，因忆鲁迅，为长歌志感》、《驯鹰词》、《冬夜杂咏》、《题西山红叶》等，在读者中广为流传，长吟不厌。陈毅为人热情、豪爽，没有架子。他的诗一如其人，奔放不羁，开阖自如，兴会淋漓，诸体中尤擅拘束较少的自由体。毛泽东对陈毅知其人且知其诗，所以评价极为剑切精当。剑英诗酣醇劲爽毛泽东对叶剑英诗的评价，主要有两次，一次见于1965年7月21日给陈毅的信，说“剑英善七律”。一次在1975年，见于杨建业的《在毛主席身边读书——访北京大学中文系讲师芦获》一文，毛泽东与芦谈到叶帅的诗说：酣醇劲爽，形象亲切，律对精严。叶剑英在长期革命生涯中，写下许多优秀诗篇，惜乎散失甚伙。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叶剑英诗词选集》，共收录142首，其中词15首。在全部127首诗中，除《题刘志丹烈士陵园》一首为四言、另有五言诗11首外，其余皆为七言诗。在七言侍中，若仅从数量上看，七律很少，只有7篇，似乎很难说他“善七律”。但这七首诗《重游河内》、《寿胡志明主席》、《敬赠胡志明主席湘妃扇》、《重读毛主席〈论持久战〉》、《远望》、《八十书怀》、《八一年春节》，或畅抒国际友情，或重缅抗战勋业，或寄托“喜作黄昏颂”的远大襟抱，或展望改革开放、建设四化的宏伟蓝图，题旨高崇，境界阔大，刚健豪迈，韵味深永，皆堪为集内的扛鼎之作。说到叶诗的“形象亲切”，可以《二号楼即景》为例，诗云：“翠柏围深院，红枫傍小楼。书丛藏醉叶，留下一年秋。”小诗即景会心，自然写出，全无雕饰。翠柏深院，红枫小楼，设色洗练，烘托出环境氛围的宁谧、典雅。以下写书丛醉叶，似乎依然写物，实则通过一个“留”字，将小楼主人思想情操和胸怀抱负的高洁宏远点染而出，耐人寻味。叶帅的诗词作品严格采用传统的艺术形式，即毛泽东所说“律对精严”，这就为我们在艺术上如何“古为今用”、“推陈出新”，运用多种形式和手段反映今天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作出了可贵的探索。董必武的诗“醇厚谨严”1975年，毛泽东曾评论董必武的诗作，说：“醇厚谨严”。董必武有极深厚的古典文学根柢，尤酷爱杜诗，一生写诗逾千首。有《董必武诗选》、墨迹《董必武诗稿》。董诗内容博富，题材广泛，主要为：一、热情歌颂革命人民“血染沙场”的战斗气概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宏伟业绩。前者如讴歌“丧元不惧”的《邯郸烈士塔》、“受刑不屈”的《吊赵一曼烈士》、敢于“结庐在虎穴”的《红岩村题诗》等，《闻长江大桥成喜赋》、《参观大庆油田四绝句》、《椰庄海边黎民村》、《游玉渊纪沿途所见》等诗，则描绘了祖国建设新貌和诗人的喜悦之情。二、抒发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博大情怀。表现对战友和领袖的深情厚谊的诗，有《恭祝毛主席七十晋一诞辰》、《赠陈赓同志》、《贺总司令六二初度》、《羊城农历除夕喜遇叶剑公》、《挽陈毅同志》等，都写得情真意笃，亲切动人。《弔向秀丽同志》、《学习焦裕禄同志》、《咏雷锋同志》等，表现了对社会主义英雄人物的热情歌颂。《偶成》、《观坠机中尸影》等，则对“平生自诩是天才”的大野心家、阴谋家林彪，进行了辛辣的嘲讽和愤怒的鞭挞。三、还有一些诗表现了诗人谦虚谨慎、活到老学到老和“遵从马列无不胜，深信前途会伐柯”（《九十初度》）的坚定乐观的共产主义信念。他的诗不务词采，不尚雕饰，“只缘达意即吾归”。但技巧娴熟，格律严整，音韵和美，“醇厚谨严”。他在《观宜昌京剧团演出〈茶山七仙女〉》一诗中说：“酒有新醇味，瓶存旧古风。”这也是对自己诗歌创作和审美追求的精辟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