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文艺的民族保守性较强毛泽东1956年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提出的重要观点。他指出：“艺术离不了人民的习惯、感情以至语言，离不了民族的历史发展。艺术的民族保守性比较强一些，甚至可以保持几千年。古代的艺术，后人还是喜欢它。”文艺的民族保守性或民族性，也就是它的稳定性、延续性。而稳定的文艺民族性又是由民族的稳定性所决定。同处于一个民族大家庭中的人们，由于世代传承，养成大体相同的民族心理、民族气质、民族风尚，乃至审美意识和情感等精神文化素质。作为自己民族精神和文化代表的作家艺术家，总是自觉不自觉地按照自己民族的感觉方式、思维方式和审美眼光从事文艺创作，并对后世的文学艺术产生深远影响。因此，一个在历史上形成的“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经济问题》，《斯大林全集》第2卷，第294页）的文化艺术，就不能不打上深刻民族印记，显示出与其它民族迥然不同的特殊的内容、风格和表现形式。数千年来，特别是近半个世纪以来，我国的社会制度发生翻天覆地的大变化，但文艺上的“中国风”与“西洋风”的区别仍然彰明昭著，中国文艺的基本特征没有变。只要构成民族特征的基因没有消失，只要民族共同体的存在依然是普遍现实，文艺民族性的存在就仍然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文艺民族保守性不是僵死不变的东西，而是随着历史文化潮流的发展变化不断丰富、发展和提高的：“作为中国人，不提倡中国的民族音乐是不行的。但是军乐队总不能用唢呐、胡琴，这等于我们军装，还是穿现在这种样式的，总不能把那种胸前背后写着‘勇’字的褂子穿起。”承认民族保守性，也不是主张在艺术上搞闭关锁国，拒绝吸收和借鉴外国的优秀文化。毛泽东指出，“我们接受外国的长处，会使我们自己的东西有一个跃进”。“应该学习外国的长处，来整理中国的，创造出中国自己的，有独特的民族风格的东西。”我们的文艺家应当在继承中国优秀文艺传统和借鉴世界进步文艺思潮的基础上，适应时代前进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创造出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学、新艺术。
中国文艺有自己的规律
毛泽东历来反对民族虚无主义，强调树立民族自信心。指出，民族虚无论和民族自卑心理在文艺问题上，集中表现为全盘否定中国的文学艺术传统，认为我国的传统文艺没有规律。毛泽东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驳斥了这种论调，明确指出：“说中国民族的东西没有规律，这是否定中国的东西，是不对的。中国的语言、音乐、绘画，都有它自己的规律。过去说中国画不好的，无非是没有把自己的东西研究透，以为必须用西洋的画法。当然电可以先学外国的东西再来搞中国的东西，但是中国的东西也有它自己的规律。”他还举例说，“中国人吃饭用筷子，西方人用刀叉。一定说用刀叉的高明、科学，用筷子的落后，就说不通。”中国文明和中国文艺基于本民族特有的社会背景、历史传统、价值观念以及独特的审美趣味，形成了迥异于西方的民族个性。中国文艺与西方文艺，如双峰并峙、二水分流，各自对人类文明作出了自己的贡献。说二者有风格、特点上的悬异则可，硬要抑此扬彼，说中国文艺没有规律可循，则是完全错误的。中国文艺立足于本民族的文化背景和土壤，既遵循了文学和艺术发展的总体规律，又体现了它的若干特殊规律，为人类提供了极其丰厚的审美认识基础。毛泽东还指出，造成中国的东西无规律这种锗党的另一原因，是研究的缺乏。他说：“中国的音乐、舞蹈、绘画是有道理的，问题是讲不大出来，因为没有多研究。”这同时就给我们提出了深入研究中华民族宝贵璀璨的文艺遗产，并揭示其内在规律性，以树立民族自信心的艰巨任务。
文艺民族化
民族化是使文艺获得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必由之路。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新文化。”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又指出：“社会主义的内容，民族的形式，在政治方面是如此，在艺术方面也是如此。”可见文艺民族化包括内容与形式两个方面。民族化的首要条件是文艺作品必须反映富有民族特征的生活内容。别林斯基说：“每个民族的诗都是人民意识的直接表现；因此，诗和人民生活是紧密地融合在一起的。这就是何以诗必须有人民性，何以一个民族的诗和一切其他民族的诗不同的缘故。”（《论人民的诗》），《别林斯基论文学》第76页）文艺家必须忠实于自己的民族，热爱和熟悉本民族的生活，着力描绘民族风情、表现民族精神，刻划民族性格，这是构成民族文艺的基本内容。但民族化的内容必须与相应的民族形式相结合，必须熟练地掌握和运用符合本民族审美需要的各种艺术形式，运用民族的审美眼光和审美方式去观察生活、评价生活、反映生活，他的作品才有可能具有强烈的民族性。民族化是一个民族的文学艺术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也是增强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的重要途径。强调民族化与学习外国也不矛盾。学习外国的长处，应当将学到的东西用来改进和发扬中国的东西，创造中国化了的新文学、新艺术，而不是被“化”过去，成为西方文明的附庸和奴仆。毛泽东认为鲁迅是民族化的伟大榜样：“鲁迅对于外国的东西和中国的东西都懂，但他不轻视中国的。”“鲁迅的小说，既不同于外国的，也不同千中国古代的，它是中国现代的”（《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文艺民族化的理论，为建设和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艺指明了正确方向。
学外国方法，织中国的帽子毛泽东提出的文艺民族化的一种方式。他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指出，在艺术形式上学习外国的经验，一定要“以中国艺术为基础”，“以自己的东西为主”，而且“应该越搞越中国化，而不是越搞越洋化”。这就是说，学习和借鉴外国不是反客为主，彼来俘我，而是将彼俘来，以我为主，为我所用，丰富我们反映生活的手段和能力，创造民族化的社会主义新文艺，满足中国人民的审美需要。毛泽东还打了一个生动的比喻：“学外国织帽子的方法，要织中国的帽子”。如果织出来的帽子不适合中国人戴，不受中国人的欢迎，也就从根本上违背了学习外国的初衷。所以，他强调指出：“要向外国学习，学来创作中国的东西。”“外国有用的东西，都要学到，用来改进和发扬中国的东西，创造中国独特的新东西。”这里关键是一个“创”字。创造，就不是机械模仿，生搬硬套；创造，就不是学与用分裂，而是学用一致，学以致用；创造，就是要采用外国良规，弥补我国固有文化之不足，并根据中国的国情和审美需要，建设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艺，为世界文艺的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否则，学习外国织帽子的方法，织出来的帽子只适合洋人戴，跟在洋人屁股后边亦步亦趋，“乃是最没有出息的最害人的文学教条主义和艺术教条主义”（《讲话》）。
艺术要有民族形式
文艺民族化的一个重要方面。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又指出：“艺术的基本原理有其共同性，但表现形式要多样化，要有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艺术有形式问题，有民族形式问题。”民族形式的主要问题是民族文学语言的创新和发展，它是文艺民族化最显著的标志。其次是表现形式和手段（结构、体裁、技巧等）问题。谈到民族形式的后一方面，有人认为只有章回体、白描法、自报家门、有头有尾、大团圆结局，这是对民族形式的庸俗化理解。我国文艺是一座庞大而丰富的艺术宝库，从本世纪初叶以迄近几年，许多海外学者竞相到中国古代文艺遗产中寻找西方艺术表现技巧的源头，即证明中国民族艺术形式的丰厚蕴藏和民族虚无论之不妥。民族形式是为表现一定民族内容和审美要求服务的。毛泽东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用通俗化形象化的比喻说，印度人穿的衣服就和中国人不同，它是适合印度的环境的。中国人吃饭用筷子，西方人用刀叉。但民族形式可以掺杂一些外国的东西，外来形式从语言到表现技巧，只要能够很好地丰富表现我们的民族生活，也可以转化为本民族自己的血肉，成为我们民族形式和民族文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臂如隋、唐的九部乐、十部乐，多数是西域音乐，还有高丽、印度来的外国音乐。演外国音乐并没有使我们自己的音乐消亡，而是在继续丰富和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文艺在借鉴融化外来形式上，应该有比古人更雄大的气魄和更强的民族自信心。
驳“全盘西化”“全盘西化”，或称“全盘接受西化”，民主革命时期一部分欧美派文化人提出的主张。他们无条件地颂扬那些以个人主义为中心的西洋资产阶级文化，主张中国一切东西都要完全模仿欧美资本主义国家。毛泽东坚决反对这种主张，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所谓‘全盘西化’的主张，乃是一种错误的观点。形式主义地吸收外国的东西，在中国过去是吃过大亏的。”他强调中国革命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和社会主义的胜利发展都证明，所谓“全盘西化”的主张不符合中国的国情，在中国是行不通的。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他再次批驳了“全盘西化”的主张，说：“全盘西化，有人提倡过，但是行不通。”同时强调要将西洋艺术的一般原理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不能照抄照搬外国。艺术教条主义和艺术上“全盘西化”的主张，不利于中国文学艺术的发展。否则，“在中国艺术中硬搬西洋的东西。中国人就不欢迎。”1960年12月，在同一位外国朋友的谈话中，他又特别批评了绘画、音乐和文学创作中，看不起本国的文化遗产，拼命去抄袭西方的不良风气。毛泽东的论述，对于我们今天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同各种“全盘西化”的主张作斗争，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民族形式还是多样化为好
民族形式是民族特征的烙印，是区别于其它民族文艺的重要标记。这对于同一个民族来说，是民族的共同性。但它在不同作家作品中的具体表现，却可以而且应该是多种多样的。毛泽东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深刻指出：“一棵树的叶子，看上去是大体相同的，但仔细一看，每片叶子都有不同。有共性，也有个性，有相同的方面，也有相异的方面。这是自然法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法则。作曲、唱歌、舞蹈都应该是这样。”又说，表现形式应该有所不同，“在政治方面是如此，在艺术方面也如此。”为此，他反对表现形式的雷同化：“为群众所欢迎的标新立异，越多越好，不要雷同。雷同就成为八股。过去有人搞八股文章，搞了五六百年。形式到处一样就不好。妇女的服装和男的一样，是不能持久的。在革命胜利以后的一个时期内，妇女不打扮，是标志一种风气的转变，表示革命，这是好的，但不能持久。还是要多样化为好。”由于创作者的个性、气质、经历、修养和审美追求等不同，其作品的表现形式应该是多种多样的。“比如写游记，我们一起去游香山，游的地方虽然一样，但是每个人写串来的就不一样。”正因为如此，他对京剧改革的样板化和唯我独尊的做法，多所批评。1972年7月30日接见《龙江颂》剧组有关人员时，他明确表示：现在的戏大少了，只有几个京剧，看来，还是要说话。他还针对一些地方剧种纷纷移植样板戏时，不同程度地带上“京剧化”的倾向，多次表示了要保持地方戏特色的意见。表现形式多样化，是毛泽东文艺要百花齐放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戏剧形式和流派要多样化
文艺的多样化是由创作对象、创作个性和审美需要的多样化所决定的。马克思在《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中，曾指出：“每一滴露水在太阳的照耀下都闪耀着无穷无尽的色彩”，文学艺术及其风格不应当“只准产生一种色彩”。列宁在《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中，也说：“绝对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毛泽东对艺术多样化的规律，进行了科学的概括和总结，不仅制定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而且提出了不少具体要求。他反对利用行政手段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认为强行干预艺术生产是违背艺术规律和不利于艺术发展的。他认为应当创造良好的社会条件，保证不同的艺术形式、风格流派的自由竞赛和自由发展。在艰苦的战争年代，毛泽东指出不但要有后剧，而且要有秦腔和秧歌。不但要有新秦腔、新秧歌，而且要利用旧戏班，利用在秧歌队总数中占百分之九十的旧秧歌队，逐步地加以改造。在十年动乱期间，毛泽东针对“四人帮”的极“左”路戏，明确指出：“革命派要做！流派也要有。程派要有，梅派也要有，谭派、杨派、余派、言派都要有！”（李世济：《幸福的回忆巨大的鼓舞》，1977年10月24日《北京日报》）艺术多样化，为丰富和繁荣社会主义文艺、满足人民群众多方面的日益提高的审美需要，指明了一条正确的途径。
反对文学上的八股风
党八股是一种在中国共产党内发生的形式主义文风。从历史来看，党八股一方面是“五四”运动的积极因素的反动，一方面也是“五四”运动的消极因素的继承、继续和发展，是党内的形式主义向“左”的发展。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期间，发表《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两篇重要演说，号召全党把反对党八股作为一项重要的整风内容。毛泽东指出党八股是藏垢纳污的东西，是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它的主要罪状是：第1条，空话连篇，言之无物；第2条，装腔作势，借以吓人；第3条，无的放矢，不着对象；第4条，语言无味，象个瘪三；第5条，甲乙丙丁，开中药铺；第6条，不负责任，到处害人；第7条，流毒全党，妨害革命；第8条，传播出去，祸国殃民。这8条罪状高度概括了党八股的主要特征及其严重危害。党八股不加以反对，不清除它的流毒，就会使党的革命精神受到窒息，生动活泼、新鲜有力的马克思主义文风就得不到传播和发扬。毛泽东的这一观点，在今天在今后，对于我们党和文艺界都依然是长鸣的警钟。应当采取有效措施，坚决废止党八股及其在文学上的反映。
写文章应当简明扼要
毛泽东对于改进文风的具体要求。写文章是否简明扼要，关系到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为人民服务、为现实斗争服务的大问题。战争年代，前方天天在打仗，后方也唤工作忙，文章太长了，有谁来看呢？就是在和平时期，人民群众忙于四化建设，生活节奏日益快速，长而且空的文章也没人愿意看。所以，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中，把没有什么内容的长文章，斥为“空话连篇，言之无物”，列入党八股的第一大罪状，加以挞伐。他把这种文章比作又臭又长的懒婆娘的裹脚，群众见了就摇头，那里还肯看下去呢？在《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他反驳写长文章才可以避免片面性的论调时，指出只要熟悉社会生活，对所论的矛盾真正了解，又学会辩证的分析的方法，不管是长文还是短文，哪怕是几百字、一二千字一篇的杂文，也可以避免片面性。鲁迅后期的杂文最深刻有力，却并没有片面性。在《党委会的工作方法》、《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等文章里，毛译东还提出一些更具体的要求。他说，讲话、演说、写文章和写决议案，都应当简明扼要。报告文学每次一千字左右为限，除特殊情况外，至多不要超过两千字。一次不能写完全部问题时，分两次写。或一次着重写几个问题，对其余问题则不着重写，只略带几笔；另一次，则着重写其余问题，而对上次着重写过的只略带儿笔。综合报告内容要扼要，文字要简练，要指出问题或争论之所在。提倡简明扼要，是反对空话连篇、言之无物的八股调，不是说任何文章都以短为好。短而空同长而空一样，都在禁绝之列。
提倡准确、鲜明、生动有力的文风文风问题是写文章给谁看的问题，是为大多数人民群众服务还是为少数人服务的问题。毛泽东历来反对党八股、新教条，提倡革命的政治内容和民族形式相结合的战斗文风，要求写文章要有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准确，就是讲求逻辑性，尊重唯物辩证法，善于分析和综合，善于抓住问题的本质，有说服力。鲜明性是说文章的观点应当是鲜明的、尖锐的、毫不吞吞吐吐。因为我们写文章是宣传真理的，而真理必须旗帜鲜明，共产党人从来认为隐瞒自己的观点是可耻的。要教育人民认识真理、动员人民为解放自己而斗争，就需要这种战斗风格。用钝刀子割肉，是半天也割不出血来的。生动性，是文法和修辞问题。要求有形象性，文字尽量通顺和通俗易懂，但要避免用字太硬、用语太直、形容词太多。篇章结构要灵活，切忌死板、老套，令人看不懂，没味道，不起劲。还应当具有高屋建领、长江大河、势如破竹的气势，增强文章的感染力。毛泽东创作的大量优美的散文和政论作品，就是这种革命文风的最高典范。文风是党风和学风的表现形式。端正和改进文风，有助于克服党风和学风不正的现象，帮助共产党员增强党性意识，动员全国人民振奋精神、解放思想，搞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