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生活现象毛泽东的《讲话》在论及创作问题时，要求文艺家必须做到五个“一切”：必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这五个“一切”涵盖了极其丰富的生活现象，是唯物论与认识论、文艺的源泉论与创作论的统一，又是完全符合创作实际的科学论断。丰厚的生活基础是文艺创作的先决条件，无论是再现还是表现，它的终极本源只能是作为客观实在的社会生活。文艺家的社会实践和生活积累愈是有巨大的广度和深度，创作就愈有可能左右逢源，得心应手，愈有可能深刻揭示社会生活的本质方面，并且愈有可能具备强大的创作后劲和潜力。没有丰富的生活积累和经验，或者超越作，家自己生活经验的范围，他就不可能写出好作品。
观察是人们认识生活、认识社会的一种有目的的自觉活动。观察的深度和广度与主体在社会实践中所积累的知识、经验相联系。对生活进行深入细致的观察，是文艺家获取任何创作材料和触发创作激情的根本途径，是进行艺术想象和概括的前提。没有观察，就没有对生活的独特理解和感受，就没有旺盛的创作激情，就展不开艺术想象和联想的翅膀，创作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文艺家对社会生活的观察是按照审美创造的需要，去观察社会生活中的人和事的，即是以艺术的慧眼去审视和捕捉观察对象的独特个性特征，观察对象的言行、习惯和心理。正如契诃夫所说：“我们的作家的本分在于观察一切，注意一切。”毛泽东对生活观察的重视和要求，完全符合文艺创作的普遍规律。所不同的是，毛泽东特别强调文艺家与人民群众相结合，深入人民火热的斗争生活，在变革现实的实践过程中观察和了解生活，而不是以旁观者的身份对待生活，从而真正了解人民群众的喜怒哀乐，创作出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作品，更好地服务于人民。
体验是主体接触客体后所产生的某种心理反映和认识、把握客体的能力。文艺家对生活的体验表现为对客观对象感同身受、细致入微的心理体验。文艺家的心理体验伴随着观察活动而产生，却并不随着观察活动的结束而终止，它贯穿于创作全过程之中，是文艺创作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因为虽然一般他说文艺是社会生活的反映，但并不是所有外在于主体的客观生活都可以成为文艺对象，只有通过文艺家的社会实践活动而对象化和主观化了的那部分社会生活，亦即与文艺家的审美情趣和艺术个性交相感应统一的那部分社会生活——被文艺家充分体验过了的生活，才有可能成为表现对象。文艺家对他的创作对象有了深刻的体验，对他所创造的人物性格和心理特点，孕育既久并渗透了强烈的主观情感色彩之后，才能创造出个性鲜明、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和典型。否则，对所描写的生活和人物无动于衷，缺乏情感体验和美感体验，就不会富有艺术魅力。只有自己被感动，才能感动读者，这是最简单的道理。
研究和分析生活，是强调对生活的认识和把握。观察、体验，主要表现为对事物感性的认识，但感觉到了的东西人们往往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能更深刻地感觉它，从而更自觉地把握它、表现它。生活现象又往往繁芜零散、妍媸混杂，不加以研究和分析，简单地照抄照搬和机械复制，不仅不能正确地反映生活，甚至还会歪曲生活、丑化生活。研究分析生活，就要求文艺家在科学世界观指导下，将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功夫，以便有所选择和抛弃，有所突出和削弱，有所歌颂和鞭挞。在此基础上，文艺家才有可能克服生活本身的局限，根据生活的内在逻辑和美的规律去塑造艺术形象，造成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鲜明、更集中、更理想、更典型的艺术作品，使之具有高度的认识价值和教育作用，给人以更强烈的美感享受。研究分析生活不限于直接经验，也包括间接经验。观察、体验得来的直接经验是创作的主要依据，但直接经验不管多么丰富深刻也难免有某种局限和狭隘。只有把直接经验与间接经验有机结合起来，对生活的研究和分析才具有广泛深厚的基础，才有可能准确把握社会历史进程的本质特征及其发展趋势。
把现实矛盾和斗争集中起来加以典型化
毛泽东在《讲话》中，对文艺创作提出的一个中心环节和方法。典型化体现了文艺创作的基本规律。创作的过程，就是或应当是典型比的过程。它要求文艺家运用各种艺术手段，对日常生活现象进行集中、提炼、概括、虚构和想象，创造出富有典型意义的艺术形象。典型化的过程包括概括化和个性化两个方面。个性化是指文艺家在艺术典型的塑造中，努力显示其鲜明独特的个性特征。而通过具有鲜明个性特点的艺术形象来概括和反映社会生活的本质规律，就是概括化。个性化与概括化是艺术典型创造中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在创作中，既要反对把个性“消融到原则里去”的忽视个性化的做法，同时又要反对忽视概括化的“恶劣的个性化”倾向，坚持二者的有机统一。典型化的基本原则只有一个，但典型化的方法却是多种多样的。其主要途径：一是以一个生活原型为基础，同时吸收和概括其它素材，以塑造艺术典型。即鲁迅所谓“专用一个人”的方法。其次，是“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鲁迅）的方法，即是在广泛集中概括生活素材的基础上塑造典型。三、抒情作品的典型化，则是借用鲜明可感而有高度概括性的形象、意境，表达某种富有典型意义的思想情感。文艺家要掌握典型化的方法，不仅要有丰厚的生活积累和高超的艺术技巧，还要求主体的审美评价必须与生活的本质规律相一致，因而需要有正确的世界观和审美观指导创作，才能塑造出不朽的艺术典型来。
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
在《讲话》中，毛泽东指出：“革命的文艺，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这一论断，提出了现实主义文艺的基本任务和途径。首先，文学是“人学”。人是社会生活的主体，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文艺作品特别是叙事文艺作品，主要是通过活生生的人物形象和典型的塑造，揭示社会生活的矛盾和本质方面，表现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审美理想，并从而对读者产生巨大的认识作用、教育作用以及审美感染作用。可见人物形象与典型的创造，是文艺作品的主要任务。第二，人物形象的典型性来自“实际生活”，只有正确把握住“实际生活”中的人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才能“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毛泽东举例说，“例如一方面是人们受饿、受冻、受压迫，一方面是人剥削人、人压迫人，这个事实到处存在着，人们也看得很平淡；文艺就把这种日常的现象集中起来，把其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造成文学作品或艺术作品。”现实生活中的人物关系是人物形象典型化创造的必备条件。其三，创造各种各样人物，就不是只许写正面人物。文艺为人民大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与只写“工农兵”不是一回事。为了贯彻文艺方向，深刻揭示现实生活的本质特征和复杂的社会关系，展示历史前进的客观趋势，鼓舞人民群众变革现实的斗争，文艺应该而且必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形象和典型来。当然，首先应当写好集中体现生活本质特点的新人形象。
描写新的人物、新的世界毛泽东在《讲话》里，站在新的历史高度，对革命文艺家提出的要求。新人物相对于旧世界的代表人物而言，毛泽东在谈及歌颂与暴露问题时所说：“对于人民，这个人类世界历史的创造者，为什么不应该歌颂呢？无产阶级，共产党，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应该歌颂呢？”就是说，“新的人物”是指在长时期艰苦卓绝的人民革命斗争中涌现出来的千百万人民群众的杰出代表。在他们的身上，集中体现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方向和人民主宰自己命运、自觉创造历史的伟大潮流。新的人物创造着新的世界，新的世界又不断孕育和产生新的人物。文学艺术描写“新的人物，新的世界”，才能顺应和满足时代的审美需要，更好地发挥社会作用和服务于人民群众推进历史变革的斗争。在社会主义时期，毛泽东对描写新的人物和时代又曾提出过新的要求。邓小平在全国第四次文代会的《祝辞》中，根据社会主义四化建设的时代需要，对文艺工作者提出了“描写和培养社会主义新人”的要求，为我国新时期的社会主义文艺指明了努力方向和历史使命。
赋、比、兴诗的三种表现方法。毛泽东在写给陈毅谈诗的信（1965年7月21日）中，通过比、兴与赋的对比分析，肯定了比、兴在形象思维中的意义。他说：“比、兴两法是不能不用的”，并且采纳了朱熹的说法，对赋、比、兴的思维规律和特点分别加以说明。“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毛泽东把比、兴两法提到形象思维的高度予以评价，并作为诗歌写作和欣赏的一个重要尺度。毛泽东虽然强调诗的形象思维方法基本上是比、兴，但并不排斥赋的作用。他在信中说：“赋也可以用，如杜甫之《北征》，可谓‘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然其中亦有比、兴。”以具体事例，阐明赋、比、兴三者既相区别又相联系的道理。
写诗应以新诗为主体
1957年1月12日，毛泽东在致臧克家等人的信中，指出：“诗当然应以新诗为主体，旧诗可以写一些，但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为这种体裁束缚思想，又不易学。”这是毛泽东从文体学角度提出的重要文艺主张。一、文体的发展决定于社会发展。“五四”以来用白话写作的新诗体，可以比较自由地表达今人的思想情感，形式上也较易掌握，实际上己成为诗歌创作的主流。而讲求格律的旧体诗词，则较难以反映今天的生活节奏，难以普及。毛泽东肯定了新诗在当代诗坛中的“主体”地位，为诗歌创作的繁荣和发展指明了方向。二、指出写诗应以新诗为主体，不是要完全废除旧诗，事实上，某些对旧体诗这一传统艺术形式掌握比较娴熟的作者，完全可以用它来反映新生活，甚至还可以达到很高的艺术成就和审美效应，满足某些读者的欣赏需要。因而“旧诗可以写一些”。但由于这种体裁“束缚思想”，“又不易学”，它的接受主体也越来越少，所以只可作为新诗的一种辅助形式而存在。三、指出旧诗“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充分体现毛泽东对青年一代健康成长和新诗繁荣发展的亲切关怀。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文学艺术的创作方法之一。它于1934年召开的苏联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上被正式写进《苏联作家协会章程》，规定为苏联文学创作和批评的基本方法。它要求文艺家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真实地、历史具体地去描写现实；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必须与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把革命浪漫主义作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一种与旧的现实主义有着原则区别的先进的创作方法。它有力推动了苏联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繁荣，对我国民主革命时期乃至社会主义时期革命文艺事业的发展也产生过深刻影响。毛泽东在《讲话》中，明确指出：“我们是主张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的。”他在《讲话》中阐明的文艺创作和批评的不少基本观点，也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原则基本一致。我国第一次、第二次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都曾赞同和倡导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代表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5月8日）中，正式提出的一种创作方法。在此之前，早在1938年给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题字中，毛泽东就曾提出过“抗日的现实主义，革命的浪漫主义。”“两结合”方法的提出，是对文艺史上一切优秀创作经验的科学总结和合理继承，符合文艺发展的自身规律，也是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法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对于这一创作方法的精神实质，周恩来在第三次全国文代会上曾经精辟指出：“两结合”是“以革命的现实主义为基础，以革命的浪漫主义为主导。”以革命现实主义为基础，要求文艺家从实际生活出发，通过对社会现实的真实描写，反映出社会发展的本质规律，展示社会前进的必然趋势和美好理想。以革命浪漫主义为主导，则要求文艺家以科学的世界观为指导，站在革命理想主义的高度来观察和反映现实，努力塑造活生生的闪烁着理想火花的新人形象和典型，教育鼓舞人民群众为改造现实和实现崇高理想而奋斗。离开革命现实主义，革命浪漫主义就会失去依据和土壤，而流为空想和幻想；没有革命浪漫主义，革命现实主义就没有理想的照耀，就会削弱文艺的教育鼓舞作用。“两结合”不是两种创作方法的简单相加和拼凑，而是一种有机结合的崭新的创作方法。在具体作品中，根据体裁、题材和创作个性的不同，“两结合”的内在机制和方式应该是多种多样的，运用同样的创作方法，完全可以创作出不同气调和风格的作品来。提倡“两结合”，并不是硬性将它奉为唯一的创作方法。只要有利于反映现实生活，发挥创作主体的优势和特长，就应该鼓励文艺家在创作方法上不拘一格，大胆创新。同时，也可以用“两结合”的方法为主体，吸取和借鉴其它创作方法的某些手段来丰富自己，更好地表现无限丰富和急递变革的社会生活，满足人民群众多方面的审美需要。
文艺批评促进文艺事业的发展
毛泽东在谈及文艺批评的重要和必要性时，指出：“如果你写得对，就不用怕什么批评，就可以通过辩论，进一步阐明自己正确的意见。如果写错了，那末，有批评就可以帮助你改正，这并没有什么不好。在我们的社会里，革命的战斗的批评和反批评，是揭露矛盾，解决矛盾，发展科学、艺术，做好各项工作的好方法。”（《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文艺批评可以帮助文艺家正确认识作品的社会效果，提高思想艺术修养和创作水平。好的文艺批评，通过对批评对象的深入分析研究，从中发现其创作特色、才能和优长，帮助文艺家坚持正确的创作方向，取得更大的突破和成就；也可以发现创作中的过失和迷误，并揭示其根源，使其才能得到健康的发展。当然，人的认识不是一次完成的，有一个逐步深入和发展的过程。所以，毛泽东历来主张不仅允许批评，也允许反批评，从而不断深化和提高对问题的认识，达到“揭露矛盾，解决矛盾”和发展文艺事业的目的。文艺批评同时还是创作与欣赏的中介。它通过对批评对象的评介，对文艺欣赏提供指导，创造一定的欣赏风气，提高社会审美水平。
文艺批评应该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
毛泽东的《讲话》指出：“文艺界的主要的斗争方法之一，是文艺批评。”又说，”我们既反对政治观点错误的艺术品，也反对只有正确的政治观点而没有艺术力量的所谓‘标语口号式’的倾向。我们应该进行文艺问题上的两条战线斗争。”在这里，毛泽东明确规定文艺批评的基本任务是两条，而不是一条。只进行政治批评或只进行艺术批评，都是片面而有害的。一方面，对于一定时期文艺界和文艺作品中的错误思潮、错误倾向、错误观点，进行敏锐的观察、分析和研究，开展有效的批评和斗争，促进文艺事业的健康发展。另一方面，结合文艺创作的实际，认真总结艺术规律和经验，批评和纠正忽视艺术性以及各种违背艺术规律的倾向，不断丰富提高文艺的表现能力和审美感染力。只有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文艺批评才能坚持科学性，防止片面性。这是毛泽东唯物辩证法思想在文艺批评问题上的体现和应用。对于毛泽东提出的这一文艺批评的重要原则，一定要完整、准确地加以理解。尤其要认真极取以往的经验教训，切忌只反对一种措误倾向，而不在反对一种错误倾向的同时，注意防止和克服另一种错误倾向。文艺批评在两条战线的斗争中沿着正确的轨道开展，才能在建设社会主义文艺和精神文明的事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文艺批评的基本标鞋
根据文艺批评的基本任务，毛泽东又制定了文艺批评的基本标准。他在《讲话》里，指出：”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这是由文艺的本质和特点所决定的。文艺在本质上总要隶属于某种意识形态，为一定的阶级利益和政治利益服务。阶级社会中各个阶级的政治标准是各不相同的。无产阶级的政治标准，则要求文艺作品所表达的思想内容能代表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对于过去时代的文艺作品，也必须检查它们对待人民的态度如何，在历史上有无进步意义，而分别采取不同态度。这就是文艺的政治标准。换言之，政治标准是衡量文艺作品的思想内容是否具有进步意义的客观标准。文艺批评的艺术标准决定于文艺自身的特点，即它是用艺术手段对社会生活的审美反映，是艺术品而不是社会科学论文。艺术标准是衡量作品艺术性的价值尺度，主要包括文艺的形象性与典型性、作品艺术整体的完美性和征服读者的审美感染性、艺术的独创性、艺术形式和风格的民族性、丰富性、群众性、文学语言的准确、鲜明、生动性等方面所达到的程度。“按着艺术性标准来说，一切艺术性较高的，是好的，或较好的；艺术性较低的，则是坏的，或较坏的。”艺术批评的任务是使较低级的艺术逐步提高成为较高级的艺术。文艺的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是文艺批评的基本标准，否定基本标准，文艺批评就会失去基本准则和客观依据，文艺批评也就下成其为一门科学。但文艺批评又是一项复杂细致的工作，不能拿着基本标准到处乱套，必须根据不同的批评对象作具体分析，批评的水平才能逐步提高。
文艺批评标准的时代性
文艺批评的基本标准不是凝固不变的。在《讲话》中，毛泽东指出：文艺的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不是抽象的绝对不变的，而是具体的、历史的、随着社会生活发展和文艺自身的发展而发展变化的。从政治标准来看，随着时代和任务的不同就有不同的变化。在抗日战争时期，一切有利于抗日和团结，鼓励群众同心同德、反对倒退、促成进步的文艺作品，就都是好的；否则，就是坏的。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中规定的六条标准（特别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便成为文艺的政治标准。在社会主义的新时期，则以邓小平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为标准。同样，文艺批评的艺术标准，也会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特别是随着社会审美趣味的变化，随着文艺自身的不断丰富和发展，而不断调整衡量作品艺术性高低优劣的价值尺度。文艺批评的基本标准具有客观性，否定文艺批评的基本标准，也就否定了文艺批评的科学性。而不承认文艺批评标准的时代性，把文艺批评标准当作僵死不变的教条，到处乱套，同样不可能历史地、实事求是地、科学地衡量和评价文艺作品，不可能正确指导文艺事业的繁荣和发展。
文艺批评基本标准的辩证统一
文艺批评的两个基本标准既有区别又相统一。把二者机械地割裂开来是错误的，把它们混同起来否认差别，也是错误的。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从以下两个方面论述了两个批评标准的对立统一。他指出，“任何阶级社会中的任何阶级，总是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的。”根据对立统一规律，矛盾双方必有一方居主导地位，一方居从属地位。人们之所以需要和欣赏文学艺术，是因为可以用它来言志抒情，艺术形式总是为，表达一定的思想政治内容服务的，思想内容决定对艺术形式的取舍。再者，文艺作品的思想政治内容带有直接的功利性，而艺术的功利性则是间接的，前者对维护一定阶级的利益显然更有利更重要。历史上的任何阶级社会中的任何阶级，对于有利于维护本阶级利益的文艺，总是肯定和赞扬的；对于不利和反对本阶级利益的作品，总是加以贬低和排斥的。这在阶级斗争尖锐的时期尤其如此。所以，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相比，前者居于主导方面，而后者则是居于从属地位的。但这决不是说艺术水准不重要，只要政治内容好就行。好的艺术形式不仅可以充分而深刻地表现一定的思想政治内容，还可以通过强烈的美感力量打动读者的心弦，使作品的思想教育功能得以实现。“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在过去的批评实践中，由于种种原因错误地把“政治标准第一”演变成“政治唯一”，把文艺批评变为政治上的“大批判”，这决不是毛泽东关于文艺批评基本标准原理的本意，而恰恰是一种曲解、误解和恣意篡改。其次，毛泽东指出，文艺作品的最高标准是实现内容与形式、思想与艺术的高度融合：“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在不同作品中，二者的统一可以有所偏倚和其种程度上的差异。但不能机械分割，我们既反对政治观点错误的倾向，也反对只有正确的政治观点而缺乏艺术性的倾向。这两种倾向都从根本上背离了文艺的基本标准。从创作实践上看，文艺史上一切伟大作家及其作品，无不都在特定的时代条件下达到了思想与艺术的高度统一。
动机与效果
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并论述的一个重要的文艺批评问题。毛泽东坚持辩证唯物论的动机与效果统一论，既批判了强调动机否认效果的唯心论倾向，又批判了强调效果否认动机的机械唯物论倾向。结合当时延安文艺界的实际，特别着重批判了前一种倾向，他指出：“检验一个作家的主观愿望即其动机是否正确，是否善良，不是看他的宣言，而是看他的行为（主要是作品）在社会大众中产生的效果。社会实践及其效果是检验主观愿望或动机的标准。”人的认识正确与否，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同样，“文艺家几乎没有不以为自己的作品是美的”，但究竟美不美，是否于社会有益，不能由文艺家自己说了算，只能通过社会实践及其效果来检验，由人民群众来评判。建国以后，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重申了文艺作品好坏应由群众评定的主张，他说：“他们好比是戏台上的演员，会唱，我们好比是观众，不会唱。但是，如果我们看戏看久了，那个长，那个短，就可以作出比较正确的判断。戏唱得好坏，还是归观众评定的。要改正演员的错误，还是靠看戏的人。观众的高明处就在这个地方。一个戏，人们经常喜欢看，就可以继续演下去。有些戏，人们不大高兴看，就必须改变。”（《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15—316页）总之，为人民群众的动机和被人民群众欢迎的效果是分不开的。如果只凭动机，不问效果，就像一个医生只顾开药方，却不管病人吃死了多少，那是十分危险的。诚然，在创作中主观动机与客观效果不尽一致的情况，在所难免。这就需要区别情况，对症下药，帮助作秆提高思想和艺术水平，使为人民群众的动机和为人民群众欢迎的效果逐步统一在一起。
作品必须认真修改
毛泽东主张，文章写好之后，必须认真修改，然后再拿出去发表。他在《反对党八股》中。批评写文章责任心不强的现象时说，许多人“文章写好之后，也不多看几遍，象洗脸之后再照照镜子一样，就马马虎虎地发表出去。”他认为，“现在的事情，问题很复杂，有些事情甚至想三四回还不够。鲁迅说‘至少看两遍’，至多呢？他没有说，我看重要的文章不妨看它十多遍，认真地加以删改，然后发表。”认真修改文章，完全符合认识规律。人对事物的认识不是一次完成的，往往有一个不断深入和变化的过程。为了使主观合于客观，达到对事物本质和全面的认识，就需要不断修正错误、提高认识。“文章是客观事物的反映，而事物是曲折复杂的，必须反复研究，才能反映恰当”（《反对党八股》）。文章的修改过程，是对问题深入研究，以求正确而深刻地反映事物本质和规律。同时，文章的修改过程，也是对表现形式的选择和完善，以期把对内容的表达不完美不恰当的地方加以修正，力求做到内容与形式尽可能完美统一。认真修改文章，是写好文章包括一切文艺作品的必要条件和重要环节。“在这里粗心大意，就是不懂得做文章的起码知识。”（《反对党八股》）毛泽东在写文章和诗词创作中，对自己一向要求严格，总是不厌其烦地加以修改，直到比较满意为止。他1942年5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直到1943年10月19日才在延安《解放日报》首次正式发表。建国以后，在《毛泽东选集》第3卷出版时，又对《讲话》作过多处增添、删削和修改，从而使定本比原来的文本内容更加丰富和严密。毛泽东对自己的诗词也不厌其烦地修改。1965年7月24日，他在致陈毅的信中说：“我偶尔写过几首七律，没有一首是我自己满意的。”他往往通过吸收群众、友人和专家的意见加以修改，并经常独自反复吟咏，反复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