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真知源于实践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曾指出，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物质生产活动之外，还有阶级斗争、政治生活、科学和艺术等其它形式的实践活动。人类这些丰富的实践活动是人的认识发展的基本来源。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一文里，他进一步指出：“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这三项实践活动涵盖了极其广泛的社会生活内容和方式。人们在社会实践中从事各项斗争，有了丰富的经验，无数客观外界的现象通过人的眼、耳、鼻、舌、身这五个官能反映到自己的头脑中来，开始是感性认识。这种感性认识的材料积累多了，就会产主一个飞跃，变成了理性认识，这就是思想。这是人类认识世界的一个基本过程。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文艺创作是人类认识世界认识社会的基本手段和方式之一，只不过它不是单纯运用理性思维而主要是用形象思维的方式达到认识和改造世界的目的，但在认识来源和过程上，与一般的认识活动基本上是一致的。
社会生活是文艺的唯一源泉
毛泽东依据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和能动的反映论原理，阐述的关于文艺与社会生活的关系的基本观点。毛泽东在《讲话》中指出：“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在这点上说，它们使一切文学艺术相形见绌，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这是唯一的源泉，此外不能有第二个源泉。”这里明确强调：社会生活不断发展，无比丰富，是永不枯竭的文艺源泉；文艺的源泉只有社会生活这一个，不会有第二个；文学艺术必须从“自然形态”的实际生活吸取营养与原料，才能进行加工，进行创作，才会不断繁荣和发展。文艺史表明，生活是文学艺术唯一源泉的原理，揭示了文艺创作和发雇的普遍规律。从文艺的起源来看，人类童年时期的诗歌、绘画、音乐、舞蹈等原始形态的艺术，都是对原始人的劳动生活和生产斗争的反映。再从文艺的发展来看，历史上的一切优秀文艺作品，特别是那些具有巨大审美认识价值的史诗性作品，毫无例外都是在当时社会生活和历史条件下创造出来的，都是对彼时彼地社会实际生活真实生动的反映。没有生活这个源泉，就不可能有文学艺术的产生和发展。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认为完全脱离现实生活、超出于人间世的文艺家是没有的。在《叶紫作〈丰收〉序》中，鲁迅说得更加尖锐：“天才们无论怎样说大话，归根结蒂，还是不能凭空创造。”这与毛泽东所说的文艺是社会生活的反映，是完全一致的。生活虽然是文艺的唯一源泉，但它毕竟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异常广阔和庞杂，并不是任何生活都可以成为文艺创作的材料，必须经过文艺家“头脑”的选择和加工创造，才能形成被称为“第二自然”的文艺作品。这就要求文艺家必须树立先进的世界观、审美观，正确地认识和反映生活，创造出符合历史前进和人民群众审美需要的优秀作品。
文艺家必须到火热的群众生活中去
毛泽东根据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和生活是文艺唯一源泉的原理，为革命文艺工作者指明的创作道路。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生活、实践的观点是认识论首先的和基本的观点。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指出：“无论何人要认识什么事物，除了同那个事物接触，即生活于（实践于）那个事物的环境中，是没有法子解决的。”“你要有知识，你就得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在文艺创作中，文艺家要真正做到熟悉和了解社会，正确地反映社会生活，就必须参加以工农兵为主体的社会变革，深入社会生活的实践之中：“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这程。否则你的劳动就没有对象”（《讲话》）。这些论述，把对文艺创作的认识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基础之上，指明了贯彻执行文艺为人民群众服务方向的根本途径。在今天，社会生活的内容和范围更加宽广和丰富多彩，但人民群众发展经济、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斗争生活依然是社会生活的主导方面，跟整个社会息息相关，对推动社会前进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他们的生活和斗争依然是社会主义文艺最主要的反映对象。即使那些不以工农兵为主要写作对象的作品，也不可能完全脱离开社会生活的主导方面，不应该对工农兵的生活和斗争不熟悉不了解。否则，他的创作就会失去源头活水，很难完成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神圣使命。
文艺家第一位的工作
毛泽东在《讲话》中，在明确了文艺的工作对象、服务对象和文艺作品的接受对象后，接着指出了解、熟悉对象的工作就成为“第一位的工作”。他说：“既然文艺工作的对象是工农兵及其干部，就发生了一个了解他们熟悉他们的问题。”建国以后，他在《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又指出：“知识分子既然要为工农群众服务，那就首先必须懂得工人农民，熟悉他们的生活、工作和思想。”为人民群众服务和熟悉、了解、懂得人民群众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对文艺服务对象不熟悉、不了解、不懂得，就不可能正确地反映现实、反映人民群众的生活和斗争，从而不可能实现为人民群众服务的方向和目标。所以，“我们的文艺工作者需要做自己的文艺工作，但是这个了解人熟悉人的工作却是第一位的工作。”“文艺工作者要学习社会，这就是说，要研究社会上的各个阶级，研究他们的相互关系和各自状况，研究它们的面貌和它们的心理。只有把这些弄清楚了，我们的文艺才能有丰富的内容和正确的方向。”文艺家必须做好“第一位的工作”，不仅揭示了文艺创作的普遍规律，而且是针对当时延安文艺界有些人对人民群众的社会生活“不熟，不懂”，“不善于描写”和“英雄无用武之地”的实际情况提出来的。在今天，熟悉和了解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方方面面，熟悉和了解改革开放条件下各行各业的创业者和先进人物，依然是文艺工作者第一位的工作。
神话与现实生活
古代神话和童话，以及后来的志怪、神魔小说等，从表面上看起来，不是对社会生活的直接观照和描写。但这仅仅是它的现象，透过表象抓住本质，就会发现它与社会生活的深刻联系。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指出：“这种神话中所说的矛盾的互相变化，乃是无数复杂的现实矛盾的互相变化对于人们所引起的一种幼稚的、想象的、主观幻想的变化，并不是具体的矛盾所表现出来的具体的变化。”“这种神话中的（还有童话中的）千变万化的故事，虽然因为它们想象出人们征服自然力等等，而能够吸引人们的喜次，并且最好的神话具有‘永久的魅力’（马克思），但神话并不是根据具体的矛盾之一定的条件而构成的，所以它们并不是现实之科学的反映。”神话和童话虽然“不是现实之科学的反映”，但它决不是人的凭空虚构，而是在“无数复杂的现实矛盾”的基础上，加以想象、幻想的结果。可见神话和童话作品，也是社会生活在人们头脑中反映的产物，它的源泉也是社会生活。至于神魔、志怪作品，则大抵“神魔皆有人性，精魅亦通世故”（鲁迅）更是对现实生活中矛盾斗争的曲折的反映。
源与流
在文艺源泉问题上，当时的延安文艺界有一种糊涂观念，认为古代和外国书本上的文艺作品，也是文艺的源泉。毛泽东在《讲话》中，运用辩证唯物论的反映论的观点，阐明了源与流的区别，指出：“实际上，过去的文艺作品不是源而是流，是古人和外国人根据他们彼时彼地所得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出来的东西。”过去的文艺作品是“流”而不是“源”，是第二性的东西。硬要把它说成是文艺的源泉，就从根本上颠倒了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之间的关系，因而是错误的。“源”与“流”涉及文艺的社会现实性和历史继承性的关系问题，是文艺创作中不可缺少的两个客观条件。没有“源”就没有“流”，文艺家必须深入到最广大最丰富的唯一源泉中去获取创作原料；但也不能忽视“流”的作用和价值，必须批判继承一切优秀文艺遗产，以作为我们从此时此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作品时候的借鉴和参照。毛泽东根据当时文艺运动中存在的盲目照搬古人和外国人的文艺教条主义倾向的实际情况，着重强调了“源”的主导方面，强调文艺家深入人民群众生活的重要性，这在今天仍有其实际意义。近几年，不少人只讲“流”不讲“源”，否认文艺家深入社会生活的必要性，竞相以所谓“沙龙文学”、“宾馆文学”和“玩文学”为时髦，把文艺创作引向脱离现实、脱离人民群众的狭小圈子，对社会主义文艺的发展产生不利的影响。但如果光讲“源”不讲“流”，忽视或轻视对中外优秀文艺遗产的学习与借鉴，同样不利于文艺创作的发展。
文艺家主观能动性的意义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斗争实践中，根据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和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的原理，提出了发挥人的自觉能动性的原理。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他指出：“战争的胜负，主要地决定于作战双方的军事、政治、经济、自然诸条件，这是没有问题的。然而不仅仅如此，还决定于作战双方主观指导的能力。军事家不能超过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外企图战争的胜利，然而军事家可以而且必须在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内争取战争的胜利。军事活动的舞台建筑在客观物质条件的上面，然而军事家凭着这个舞台，却可以导演出许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活剧来。”在《论持久战》中，他进而从哲学的高度对人的主体能动性作出科学的论述：“思想等等是主观的东西，做或行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都是人类特殊的能动性。这种能动性，我们名之曰‘自觉的能动性’，是人之所以区别于物的特点。一切根据和符合于客观事实的思想是正确的思想，一切根据于正确思想的做或行动是正确的行动。我们必须发扬这样的思想和行动，必须发扬这种自觉的能动性。”所谓“自觉的能动性”，也就是人的主观能动性问题。它是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体现了人的本质力量和特点，肯定了人在客观现实面前的主体地位：它指的是符合客观实际的思想意识及其指导下的实践行为，是一种正确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力；它是在承认认识对实践、主观对客观的依赖关系的前提下的自觉的能动性，不是盲目的和先验的。毛泽东在指导文艺事业中，强调文艺工作者改造世界观，丰富和提高自身的思想和艺术修养，从而创作出更多更好的文艺作品，正是人的自觉能动性理论在文学艺术上的具体运用和体现。
文艺作品是社会生活在作家头脑中反映的产物
毛泽东关于文艺源泉问题的论断。在《讲话》里，他指出：“一切种类的文学艺术的源泉究竟是从何而来的呢？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在反映与被反映这对矛盾中，被反映者是第一性的，反映是第二性的。“没有被反映者，就不能有反映，被反映者是不依赖于反映者而存在的。”（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65页）在社会生活、“人类头脑”和文艺作品三者关系中，“头脑”和文艺作品又是由社会生活所决定的。就是说，不仅文艺作品的内容来源于人类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而且连同作为反映主体和中介的作家艺术家及其“头脑”也是社会实践的产物。人在本质上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离不开一定的时代和社会。文艺家的思想情感不能不打上一定社会实践和历史发展的印记，而不可能是主观自生和与世隔绝的。文艺作品只能是作家艺术家根据自己对社会生活的感受、体验和认识创造出来的，或者说，是社会生活反映入作家的头脑之中，尔后经过文艺家头脑的加工创造才形成的。没有社会生活，“反映”和创作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但是，文艺家的“头脑”在社会生活面前应当是积极能动的反映主体。这种能动性表现在：任何文艺家在创作中部有选择生活、改造生活和创造生活的自主权；文艺家不满足于反映生活，还要不可避免地在作品中评价生活和表达某种生活理想；文艺作品反映出来的生活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富有典型意义；文艺不仅反映生活，还要反作用于生活，推动社会生活向前发展。
文艺家一定要完成世界观的转变
毛泽东在《讲话》中，基于对“头脑”在创作中能动的积极的反作用的分析，提出了文艺工作者改造世界观的任务。改造世界观是无产阶级改造世界和实现自身解放的一项重要的艰巨任务，毛泽东指出：“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斗争，包括实现下述的任务：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实践论》）对于当时的文艺队伍来说，改造世界观的任务尤为艰巨和迫切。当时的文艺工作者大多是从国统区、敌占区来到延安和其它革命根据地的，他们的立场、感情和世界观还没有及时地转变到无产阶级一边来。他们的兴趣主要是放在少数知识分子上面，还只是在知识分子中找朋友，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研究和描写知识分子上，把创作当作一种“自我表现”。对工农兵群众则缺乏接近，缺乏了解，缺乏研究，缺乏朋友，从思想感情上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他们的灵魂深处还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王国。”由此，也就不善于表现以工农兵力主体的火热的斗争生活。从这一实际情况出发，毛泽东提出了文艺工作者解决世界观问题紧迫性和重要性，指出：“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一定要完成这个任务，一定要把立足点移过来”，“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文艺家只有自觉地运用人类最先进最科学的世界观武装自己的头脑，指导创作实践，才能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文艺为大多数人民群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才能有真正属于人民群众和无产阶级的文艺。
丰富和改造文艺家的“头脑”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了文艺作品是社会生活在文艺家头脑中反映的产物的著名论断，这里涉及三个方面：社会生活、文艺作品和文艺家的“头脑”。文艺家的“头脑”是生活和作品的积极能动的中介物，是创作主体。没有“头脑”，客观生活就不可能被反映，文艺作品也就不可能被创造。文艺家的“头脑”是包括政治观点、哲学观点、伦理道德观点和美学观点等的总和。它在创作中，显示为敏锐的生活感受力、复杂而丰富的形象创造力以及特殊的艺术传达能力。“头脑”的内在机制和特点不同，对生活的理解、感受和反映就不相同；作为“产物”的文艺作品不仅“各师成心，其异如面”，且有高下优劣的悬殊。毛泽东指出：“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的原料，经过革命作家的创造性的劳动而形成观念形态上的为人民大众的文学艺术。”另一方面又说：“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们总是经过种种方法，也经过文学艺术的方法，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宣传他们自己的主张，要求人们按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面貌来改造党，改造世界。”“许多小资产阶级作家并没有找到过光明，他们的作品就只是暴露黑暗，被称为‘暴露文学’，还有简直是专门宣传悲观厌世的。”而在一些资产阶级文艺家那里，“所谓光明和黑暗是颠倒的”。这就从正反两个方面说叫作家的“头脑”和世界观在文艺创作中的重要作用。文艺家必须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中外优秀文艺传统，特别是要学习社会、学习生活，不断充实、更新和改造自己的“头脑”，增强和提高正确反映社会生活的能力。
世界观改造的长期性和艰巨性
世界观的改造是无产阶级改造客观世界和实现自身解放的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客观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所有的人都应该学习，都应该改造。我说所有的人，我们这些人也在内。情况是在不断地变化，要使自己的思想适应新的情况，就得学习。即使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已经了解得比较多的人。无产阶级立场比较坚定的人，也还是要再学习，要接受新事物，要研究新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这一论断无疑具有极其广泛和深远的意义。连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要不断学习和改造世界观，文艺工作者更加不能例外。因为文艺创作的神圣使命，就是运用艺术思维对客观世界进行能动的反映和把握。永不停滞的现实生活总是将各种新情况新问题摆在每个文艺家的面前，如果他的世界观和认识能力不是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化而前进，不断以新的审美创造回答人民和时代的美学呼唤，这就意味着艺术生命的枯萎和凋零。只有在世界观改造和艺术追求上不知满足的人，才会永葆艺术的青春活力，不断攀登新的高峰。
文艺工作者改造世界观的必由之路
人的世界观是在社会实践和汲取人类历史上各种知识的基础上形成的。文艺家世界观的改造也必须从下述两方面入手：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这两方面又是相互联系和统一的。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对社会实践具有指导意义；同时它又要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活动中经受检验，不断发展。要掌握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不但要从书本上学，还要亲身参加广大人民群众变革现实的伟大实践，才能真正学到手。毛泽东在《讲话》中，反复指出：“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一定要在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的过程中”，同人民群众一起在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和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树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建国以后，毛泽东又再三强调文艺工作者“应该尽可能地利用各种机会去接触工人农民”，“直接接触工人农民”，提出了“走马看花”、“下马看花”、“安家落户”三种方式，强调“知识分子如果同工农群众结合，和他们做了朋友，就可以把他们从书本上学来的马克思主义变成自己的东西。”（《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文艺家只有学习马克思主义，获得科学的理论武器，又在积极参加社会实践中，从思想感情上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才能完成世界观的改造，“作群众的忠实的代言人”。
文艺家必须和新的群众的时代相结合
由于社会内部矛盾的变化运动，社会生活也处于变化发展之中。文学艺术必须顺应时代发展的需要，不断创新和发展。毛泽东在《讲话》中谈到：抗战爆发后，许多文化人从国统区来到革命根据地，不但经历了两个地区，而且是经历了两个历史时代。一个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一个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到了根据地，就是到了中国历史几千年来空前未有的人民大众当权的时代。时代不同了，文艺的服务对象也完全不同了。但不少人对这个新的时代环境不大适应，对新的群众和群众生活“不熟，不懂”，不善于描写他们，“倘若描写，也是衣服是劳动人民，面孔却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样的作品当然不能满足根据地人民群众的需要，而且即使国统区的读者也是要变的，也不需要从革命根据地的作家听那些早已听厌了的故事，所以，毛泽东提出文艺家“必须和新的群众的时代相结合”，必须努力表现“新的人物，新的世界”。《讲话》发表以后，革命根据地的广大文艺工作者积极响应毛泽东的号召，深入工农兵群众，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创造了大量优秀文艺作品，推动了历史的发展。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征途上，同样需要文艺家与“新的群众的时代相结合”，熟悉周围日新月异的人物和世界，从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现实把握和反映生活。
一般的宇宙观不能代替创作和创作方法
毛泽东的《讲话》在肯定和强调世界观指导创作的前提下，提出的观点。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苏联“拉普”派抹煞文艺创作的特殊规律，提倡所谓辩证唯物主义的创作方法，实际是要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代替创作方法。我国当时的革命文艺运动和文艺创作中出现的公式化、概念化倾向，就是在它的影响下产生的。毛泽东针对这种错误倾向，指出：“一般的宇宙观也并不等于艺术创作和艺术批评的方法。”“学习马克思主义，是要我们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去观察世界、观察社会、观察文学艺术，并不是要我们在文学艺术作品中写哲学讲义。马克思主义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文艺创作中的现实主义，正如它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物理科学中的原子论、电子论一样。”文艺家掌握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是为了正确地认识社会生活和在作品中正确地反映社会生活，从而反过来改造世界、改造生活。如果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去代替创作，离开对社会生活生动具体的描绘，离开活生生的艺术形象和典型的塑造，一味地图解理念、图解政治，就从根本上否定了文艺的自身特点，取消了文学艺术。
必须练好基本功
毛泽东主张，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必须造就一支宏大的又红又专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队伍。这些人要较多地懂得马克思主义，又有较高的“文化水平、科学知识、词章修养”。对于文艺工作者，基本功的修炼尤其重要。在一次同外国朋友的谈话中，他批评我国的绘画、音乐和文学创作中抄袭西方的不良倾向。其原因一是看不起自己国家的文化遗产，另一点就是缺乏专业技术上的刻苦磨炼。我们的一些赫赫有名的国画家，就艺术而论，还不如清末某些画家。能画人物的，就更少。毛泽东在关于模特儿的问题《致陆定一等》人的信中，明确指示：“画男女老少裸体Model是绘画和雕塑必须的基本功，不要不行，封建思想，加以禁止，是不妥的。即使有些坏事出现，也不要紧。为了艺术学科，不惜小有牺牲。”毛泽东对艺术学科和艺术基本功的高度重视，于此可见一斑。作为卓越的诗人和文学批评家，毛泽东在文学基本素养上所下的功夫具有现身说法的意义。青年毛泽东在学习、选择和消化文学遗产的过程中，一方面潜心研究和师法前人，在作品的结构、义法、技巧等写作基本功上狠下功夫；一方面增加阅历游览，了解社会，开拓胸襟，丰富知识，充实和完善主体人格、性情气质、精神面貌。这两个方面的深厚基础和修养，融贯体现于他的每一篇优美的诗词和散文作品之中。打好基本功，对于每一位有志于攀登艺术高峰的文艺家，都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基本要求。
要使半瓶醋变成一瓶醋
毛泽东对文艺工作者知识修养的全面要求。文艺创作是高层次的文化型态，不能不具备全面而深湛的文化知识素养。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毛泽东指出：“中国的和外国的，两边都要学好。半瓶醋是不行的，要使两个半瓶醋变成两个一瓶醋。”早在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就对知识分子中两个半瓶醋的现象，提出过尖锐批评，指出：不少人对于自己的历史一点不懂，或懂得甚少，特别重要的是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百年史，真正懂得的很少。近百年的经济史，近百年的政治史，近百年的军事史，近百年的文化史，简直还没有人认真动手去研究。另一方面，对于外国的先进文化，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知之甚少，于是剩下了少得可怜的从外国故纸堆中拣来的希腊和外国故事。中外文化历史知识贫乏，两个半瓶醋，就谈不上批判继承人类优秀文化遗产，谈不上把马列主义和一切利学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也就谈不上创造前无古人的新文化、新艺术。有的人对民族文化了解多一些，对外国的东西了解肤浅，就容易产生妄自尊大、盲目排外或妄自菲薄的民族自卑心理。而如果了解外国甚多，对中国的昨天和今天的面目漆黑一团，则容易犯数典忘祖、言必称希腊的毛病，甚至还容易上教条主义和所谓全盘西化论者的当。只有把外国和中国的东西都学好学懂，把两个半瓶醋变成两个一瓶醋，才能做到心中有数、目光远大，善于鉴别、吸收和创造。中国现当代历史上的大学问家、大科学家、大文学家、大艺术家，没有一个是半瓶醋，大部学贯中西、兼通中外，就是明证。毛泽东说，鲁迅对于外国的东西和中国的东西都懂，所以他的创作达到了时代的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