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文艺为人民大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的文艺方向，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核心命题。他说：“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只有这个问题解决了，其它问题才能得到正确而妥善的解决，革命文艺才能沿着正确方向发展。毛泽东明确指出：“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力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而利用的。”他还具体论述了当时历史条件下人民大众所包括的对象和范围：“什么是人民大众呢？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所以我们的文艺，第一是为工人的，这是领导革命的阶级。第二是为农民的，他们是革命中最广大最坚决的同盟军。第三是为武装起来了的工人农民即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武装队伍的，这是革命战争的主力。第四是为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的，他们也是革命的同盟者，他们是能够长期地和我们合作的。”这四种人，就是中华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广大的人民大众。文艺为上述四种人服务，为什么又提首先为工农兵呢？因为：工农兵分别是革命的领导阶级、最广大最坚决的同盟军和革命战争的主力，是中国革命的根本动力，代表了全国人民包括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的根本利益和愿望；工农兵占据全国人口的最大多数，是革命文艺最广大的接受对象；由于工农劳苦大众过去受压迫受剥削最为深重，大多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因而“文化水准较低”，是革命文艺最主要最迫切的普及对象。首先为工农兵，体现了服务对象主次轻重的区别，也反映党的文艺方针的明确性和科学性。但首先为工农兵，不等于只为工农兵，更不等于不为工农兵以外但包括在“人民大众”之内的第四种人服务。人民属于历史的范畴，随历史发展而有不同内涵。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人民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的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拿我国的情况来说，在抗日战争时期，一切抗日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日本帝国主义、汉奸、亲日派都是人民的敌人。在解放战争时期、美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即官僚资产阶级、地主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都是人民的敌人；一切反对这些敌人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随着人民概念及其内涵的变化，文学艺术亦应适时地调整其服务范围和有关政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出的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是对毛泽东关于文艺为人民大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文艺方向的实质为什么人的问题决定文艺的性质问题。毛泽东提出的文艺为人民大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思想，彻底划清了革命文艺与一切为封建地主阶级、买办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势力服务的反动文艺的界限，指出：“在我们，文艺不是为上述种种人，而是为人民的。”而“真正人民大众的东西，现在一定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从根本上规定了革命文艺的无产阶级性质。其次，反映了千百万劳动人民的历史要求。劳动人民创造了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但在阶级社会里，一切社会财富却都被统治阶级所霸占。劳动人民为了争取自身应得的权益，进行了长时期英勇不屈的斗争。但是，只有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提出的文艺歌颂“倔强的、叱咤风云的和革命的无产者”；列宁提出的“艺术是属于人民的”，“它不是为饱食终日的贵妇人服务，不是为百无聊赖、胖得发愁的“几万上等人”服务，而是为作为“国家的精华、国家的力量、国家的未来”的广大劳动人民服务：特别是毛泽东制定的为人民大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向，才真正喊出了劳动人民千百年来的心声，并把这种愿望变成现实。毛泽东提出的文艺方向还是党的群众路线在文艺工作中的体现。共产党区别于其它政党的显著标志之一，就是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所领导的一切革命工作和斗争，都不是为谋取少数人或狭隘集团的利益，而是为全民族大多数人的利益而奋斗。党所领导的文艺事业当然也不能例外。地主的文化是由农民造成的毛泽东提出的历史唯物主义文化观。1927年3月，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写道：“中国历来只是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可是地主的文化是由农民造成的。”从文化起源上考察，是劳动创造了人自身，创造了人类社会，使人的语言和各种感觉器官逐渐发展完善起来，这是文化和文学艺术产生的物质前提。而农民作为最主要的劳动主体显然与文化艺术保持着最直接的亲缘关系，理应是文化的主人。其次，从认识论上看。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它一切活动的东西。人的认识主要依赖于物质生产活动，并通过物质生产活动，逐渐认识了自然规律、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物质生产活动是社会发展和人的认识发展的基本来源，从而也是作为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重要手段之一的文化艺术发生发展的重要杠杆。再从文化艺术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上看。在原始社会，由于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不可能有人专门从事精神文化生产。阶级社会形成以后，随着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出现了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的区分，社会上一部分属于剥削阶级的人才有可能脱离生产劳动，专门从事文化活动和文艺创作。脑体分工对文化发展和社会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但也最终造成占统治地位的文化是属于统治阶级的文化，而以自己的血汗创造了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文化财富的劳动人民却被剥夺了文化权利。在封建社会，“造成地主文化的东西，不是别的正是从农民身上掠取的血汗。”这当然不应被误解为必要反过来去剥夺其它阶级和阶层享受文化的权利，而是意在强调文化艺术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迫切性、合理性和必要性，强调应当把劳动人民创造和积累的精神文化财富还给它的主人。农民是中国文化运动的主要对象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提出的观点。他指出：“农民——这是现阶段中国文化运动的主要对象。所谓扫除文盲，所谓普及教育，所谓大众文艺，所谓国民卫生，离开了三亿六千万农民，岂非大半成了空话？”这样说，当然不是忽视其他约占当时全国人口九千万的人民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重要性，尤其不是忽视在政治上最觉悟因而具有领导整个革命运动的资格的工人阶级。农民文化问题的极端重要性和迫切性表现在：一，在人数上，农民占当时中国人民总数的五分之四，是国民的基本组成部分。二，中国农民长时期处于政治上被压迫、经济上被剥削的屈辱地位，同时也被剥夺了文化的权利。中国的文盲、半文盲人口，绝大多数是农民。三，农民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中国革命的最可靠最强大的同盟军，但农民同时又具有许多严重弱点和阶级局限，不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也就不可能提高农民的阶级觉悟和思想水平，不可能夺取中国革命的彻底胜利。毛泽东讲的是“现阶段”即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但在今天仍有其现实意义。建国后，随着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的根本变化，农民的文化状况也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和提高，但是从总体上来说，广大农民特别是偏远地区农民文化落后，依然是一个严重事实。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1988年度人口普查和统计的数字，全国农村人口中文盲、半文盲占12岁以上人口的34.74％，而城市人口占16.42％，前者比后者的百分比高一倍多，而实际上，文盲、半文盲的人口农村比城市高达10倍以上。这对于社会主义文化教育工作和文学艺术工作，都是一个十分严峻的课题。人民应成为文艺舞台的主角把亿万人民群众当作文艺创作的主要表现对象是革命文艺的一项基本任务。这是由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科学世界观所决定的。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活动是人民群众的事业，人民是历史的主宰。只有人民群众，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但历来的剥削阶级竭力宣扬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让剥削阶级的各种代表人物成为文艺创作的主要表现对象和歌颂对象，而创造了人类历史的人民群众却受到冷落和排斥，造成了历史的颠倒。这种不合理不公正的历史文化现象，在人民群众日益觉醒并自己主宰自己命运的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当然不能允许再继续下去。毛泽东早在青少年时代，就对古典文艺作品中“从来没有一个农民做主人公”感到不满。在《讲话》中，他指出：“对于人民，这个人类世界历史的创造者，为什么不应该歌颂呢？”后来，又指出：“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所以值得庆贺。”（《致杨绍萱、齐燕铭》，1944年1月9日）《讲话》发表以来特别是建国以后，我国的革命文艺和社会主义文艺运用各种形式，广泛反映了人民群众的斗争和生活，创造了丰富多彩以工农兵为主体的人物形象，使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真正成为文艺舞台的主人。把人民的斗争和生活作为主要表现对象，也是贯彻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具体体现。但表现的范围、途径和方法，应当是多种多样的。林彪、“四人帮”曾经把描写“工农兵英雄人物”及其方式方法，加以绝对化、公式化，给社会主义文艺造成重大损失。文艺大众化文艺大众化是中国现代文学十分关注的一个问题。这一问题的提出，是中国革命深入发展对文艺的要求，也是无产阶级文艺发展的必由之路。“五四”新文学运动中，就曾提出过“平民文学”的口号，但当时所谓“平民”，“实际上还只能限于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即所谓市民阶级的知识分子。”（《新民主主义论》）“左联”成立后，先后进行了两次文艺大众化问题的讨论，广泛探讨了大众文艺的内容、形式和价值等问题，并开展了文艺大众化运动。抗战前期，特别是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和《新民主主义论》相继发表以后，在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乃至国统区，文艺大众化再次成为理论界的热门话题，不少人逐步确认了文艺大众化与民族形式相结合的方向。这几次讨论，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上，都为革命文艺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但由于历史的和认识上的局限，文艺大众化的根本问题始终未能得到解决，以致当时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的不少文艺家仍程度不同地存在某种轻视工农兵、脱离群众和关门提高的倾向，大众化实质上成了化大众。直到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后，这一问题才得到根本解决。毛泽东在讲话中，以对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的科学分析为依据，提出并回答了文艺为谁服务和如何服务的根本方向的问题，这样文艺大众化的问题也就随之解决了。所谓“大众”，主要是指工农兵劳苦大众。毛泽东说：“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在此前提下，毛泽东强调指出：“许多同志爱说‘大众化’，但是什么叫做大众化呢？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这是贯彻文艺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根本途径，也是文艺大众化的实质问题。毛泽东还精辟论述了普及与提高、文艺与生活、文艺与政治、世界观与创作以及党对文艺的领导等问题，文艺大众化所涉及的许多问题自然也就迎刃而解。这篇讲话指明了革命文艺的发展方向，规定了党的文艺方针和政策，也明确了文艺大众化的任务和措施，是对新文学史上关于文艺大众化问题长期讨论的一次科学的总结和发展。
描写人民革命斗争的作品可以产生全世界的影响毛泽东在《讲话》中以《毁灭》为例阐明的一个文艺观点。当时延安文艺界有很多人是从上海亭子间和国统区来的，从亭子间到革命根据地，不但经历了两种地区，实际上是经历了两个历史时代。即是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来到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许多文艺工作者的思想一下子转变不过来，对革命根据地的生活和人物不熟悉、不了解，创作上一时感觉困惑和迷惘。毛泽东勉励他们坚定信心，与新的群众相结合，努力反映新的时代和人民革命斗争生活，创造《毁灭》那样为人民大众所欢迎的优秀作品。《毁灭》是苏联作家法捷耶夫的一部著名长篇小说。它描写苏联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一支游击队在日本干涉军和白军的追击包围下，顽强战斗，最后只剩下十九人，但仍突破重围，并准备迎接新的战斗。作者打破了旧的题材限制，满怀激情描绘了新的人物、新的世界。小说着力表现人民群众在革命斗争中的作用，以及他们在斗争中所经受的锻炼、改造和成长过程。游击队长莱奋生是一个英雄形象，从他的身上体现了共产党人在领导革命斗争中所显示的智慧、力量和坚不可摧的必胜信念。与莱奋生形成鲜明对照，小说还揭示了美谛克在严酷斗争中由个人主义演变为叛徒的过程。对于为争取自身解放而战斗的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来说，《毁灭》无疑具有莫大的鼓舞力量。所以，这部小说于1927年出版后，立即引起苏联文学界的普遍注意和好评。高尔基认为，它的作者非常有才华地提供了苏联国内战争的广阔而真实的画面。在我国，鲁迅早在1930年，就不顾国民党反动派白色恐怖的威胁，把《毁灭》翻译介绍给广大中国读者。他认为，象《毁灭》这样战斗的文学作品正是当时的中国所迫切需要的。毛泽东在《讲话》中，对《毁灭》给予了高度评价，指出：“法捷耶夫的《毁灭》，只写了一支很小的游击队，它并没有想去投合旧世界读者的口味，但是却产生了全世界的影响，至少在中国，象大家所知道的，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就为革命根据地的广大文艺工作者及时地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歌颂与暴露
革命文艺对待社会生活的两种基本态度和表现方式。毛泽东的《讲话》指出：“对人民群众，对人民的劳动和斗争，对人民的军队，人民的政党，我们当然应该赞扬。”对工农兵和广大人民群众是歌颂还是暴露，是由文艺家的阶级立场和倾向所决定的。在阶级社会里，不同阶级的作家艺术家总要在作品中通过表现和歌颂本阶级的代表人物，来宣扬本阶级的利益、愿望和要求，力图用本阶级的世界观来改造世界。无产阶级要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特别是在面对强大而凶恶的敌对势力疯狂进攻的情况下，当然要将代表现时代“新的阶级力量，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的工农兵当作文艺创作的主要对象，通过对他们的表现和歌颂，大力宣传无产阶级的政治主张、社会理想和美好情操，鼓舞革命人民的斗争勇气和胜利信心。所以，正象恩格斯早就期望革命文艺能够“歌颂倔强的、叱咤风云的无产者”那样，毛泽东断然指出：“你是资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无产阶级而歌颂资产阶级；你是无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资产阶级而歌颂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二者必居其一。”“除非是反革命文艺家，才有所谓人民是‘天生愚蠢的’，革命群众是‘专制暴徒’之类的描写。”歌颂，当然不是不可以写人民的缺点、错误和不足。但这种描写，必须真正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用保护人民、教育人民的满腔热情来说话。如果把同志当作敌人来对待，加以丑化、歪曲甚至诬蔑，那就使自己站在敌人立场上了。
革命文艺对待一切危害人民群众利益的敌对势力的基本立场和态度，则是暴露。历史上不同时代不同阶级的文学艺术，对暴露的对象和范围有着不同的看法，而且暴露并不都是积极的。毛泽东在《讲话》中，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比较具体的分析。他指出，许多小资产阶级作家并没有找到过光明，他们的作品就只能是对社会黑暗的暴露、鞭挞和批判，这对于动摇统治阶级的乐观主义，唤起人民的觉醒和斗争，是有一定进步意义的。但有的作品一味地宣传悲观厌世，反映作家在现实矛盾面前束手无策，找不到或者不愿意接受从根本上解决社会矛盾的现成方案，因而陷入深刻的悲观厌世主义泥沼。再有一种情况，反动时期的资产阶级文艺家把革命群众写成暴徒，把他们自己写成神圣，所谓光明和黑暗是颠倒的。我国四十年代一部分反动文人竭力美化歌颂德日法西斯，鼓吹“中国必亡论”，把人民诬蔑为“千万庸碌的群众”等等，就是十足的黑白颠倒的文艺。这种暴露无疑是极其反动和有害的。革命文艺也需要暴露的，但在暴露什么和怎样暴露的问题上，与其它阶级的文艺有根本区别。“对于革命的文艺家，暴露的对象，只能是侵略者、剥削者、压迫者及其在人民中所遗留的恶劣影响，而不能是人民大众。”“一切危害人民群众的黑暗势力必须暴露之，一切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必须歌颂之，这就是革命文艺家的基本任务。”社会主义文艺依然需要严格分清暴露的对象和范围，决不能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乱用暴露。
讽刺与“鲁迅笔法”毛泽东在《讲话》中，针对当时延安文艺界所谓“还是杂文时代，还要鲁迅笔法”，实即主张暴露延安和革命队伍内部“阴暗面”的观点，提出反驳和批评。毛泽东首先指出时代不同了，杂文的形式也应发生变化。鲁迅处在黑暗势力统治下面，没有言论自由，所以用冷嘲热讽的杂文形式作战，鲁迅是完全正确的。但在给革命文艺家以充分民主自由、仅仅不给反革命分子以民主自由的人民当家作主的陕甘宁边区和党领导的其它各坑日根据地，杂文形式就不应该简单地和鲁迅的一样。我们可以大声疾呼，而不要隐晦曲折，使人民大众不易看情。其次，必须分清讽刺的对象和态度。对于法西斯主义、中国的反动派和一切危害人民的事物。我们需要尖锐的嘲笑和辛辣的讽刺，但对于人民群众则不能采取这样的态度。对于人民的缺点是需要批评的，但必须真正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用保护人民、教育人民的满腔热情来说话，而不能把同志当作敌人来对待。如果不是对于人民的敌人，而是对于人民自己，那么，“杂文时代”的鲁迅，也不曾嘲笑和攻击革命人民和革命政党，杂文的写法也和对于敌人的完全两样。再次，我们并不一般地反对讽刺，作为一种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喜剧形式，讽刺是永远需要的。但讽刺有几种：有对付敌人的，有对付同盟者的，有对付自己队伍的，态度各有不同，因而必须反对讽刺的乱用。毛泽东的论述，维护了鲁迅的尊严和战斗传统，为杂文和讽刺艺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提高指导下的普及，普及基础上的提高毛泽东提出的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的具体途径和措施。毛泽东在《讲话》中解决了文艺为什么人服务的根本问题之后，接着提出如何服务间题，其中包括文艺普及与提高问题。这是“五四”和左联以来革命文艺运动一直未能解决的问题。后来在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的文艺工作者中，依然不能正确地认识和解决这个问题。有些人不适当地强调提高，忽视或轻视普及，认为普及的东西“不过痛”，要创作“真正的作品”，一度出现关门提高的“演大戏”之风和“化大众”的论调。这就影响了革命文艺运动的深入开展，以至发生了脱离群众的偏向。文艺的提高是必要和应该强调的，但是片面孤立地强调提高，轻视和忽视普及，那就错了。因为我们的文艺既然都是为人民大众的，是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那么所谓普及，也就是向工农兵和人民大众普及。而“现在工农兵面前的问题，是他们正在和敌人作残酷的流血斗争，而他们由于长时期的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统治，不识字，无文化，所以他们迫切要求一个普遍的启蒙运动，迫切要求得到他们所急需的和容易接受的文化知识和文艺作品”，“对于他们，第一步需要还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所以目前条件下，普及工作的任务更为迫切。轻视和忽视普及工作的态度是错误的。”明确了普及工作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就有一个用什么东西去普及的问题。用什么东西向工农兵群众普及呢？当然不能用地主阶级的文艺，也不能用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所需要所便于接受的东西，“只能用工农兵自己所需要、所便于接受的东西。”这包括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内容上必须是进步的，革命的，特别是表现人民群众人热斗争生活和美好情操的作品；在艺术形式方面，则应该是生动活泼、多种多样和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毛泽东关于“向工农兵普及”的思想，在今天仍有其现实意义，社会主义文艺依然需要多做“雪中送炭”方面的工作。
文艺的普及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工农兵群众不仅要求普及，同样也需要提高，“普及工作若是永远停止在一个水平上，一月两月三月，一年两年三年，总是一样的货色，一样的‘小放牛’，一样的‘人、手、口、刀、牛、羊’，那末，教育者和被教育者岂不都是半斤八两？这种普及工作还有什么意义呢？”所以，人民不仅迫切要求普及，而且要求逐年逐月地提高。同文艺的普及一样，提高的对象也是以工农兵为主体的广大人民群众。文艺的提高要有一个基础，这个基础当然不能是从封建阶级的基础，也不能是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基础上去提高，“只能是从工农兵群众的基础上去提高。”我们所谓提高，不是把工农兵提到封建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高度”去，而是沿着工农兵自己前进的方向去提高，沿着无产阶级前进的方向去提高。换句话说，必须按照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政治需要、审美需要，力求创作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相统一的优秀作品，满足人民群众日益提高的审美要求，更好地为广大人民群众和现实斗争服务。
文艺的普及与提高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普及的作品比较简单浅显，也比较容易为目前广大人民群众所迅速接受：高级的作品比较细致，因此也比较难于生产，并且往往比较难于在目前广大人民群众中迅速流传。但是，普及与提高又不是互相分割的，而是相互依存的关系。由于我国经济落后，人口众多，科学文化基础薄弱，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比较低，甚至还有为数众多的文盲、半文盲，因此普及的工作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应当放在文艺工作的首位来抓。但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是在不断地提高着，“人民要求普及，跟着也就要求提高。”而这种提高，不是从空中提高，也不是脱离现实脱离群众的关门提高，而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这种提高为普及所决定，同时又给普及以指导。“所以，我们的提高，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我们的普及，是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这样的普及工作不但不妨碍提高，而是给目前的范围有限的提高工作以基础，也给将来的范围大为广阔的提高工作准备必要的条件。这样的提高工作也才更能适应群众新的斗争需要和新的文艺普及工作的需要。当时在延安群众文艺运动中所产生的一些为人民大众所喜爱的提高的作品，反转来有力地推动了群众文艺运动的深入开展。普及与提高相互制约、相互促进，循环往复，而且每一循环又使普及与提高上升到一个新的台阶，推动革命文艺和社会主义文艺不断发展。
文艺专门家与普及工作者
解决了提高与普及的关系问题，跟着就有一个专门家与普及工作者的关系问题需要解决。毛泽东的《讲话》指出：我们的文艺既然是为人民服务的，普及与提高都是以人民群众为对象，那么，一切革命的文艺家只有联系群众，表现群众，把自己当作群众的忠实的代言人，他们的工作才有意义。如果把自己看作群众的主人，看作高踞于“下等人”头上的贵族，不管他有多大的才能，也是群众所不需要的，他的工作是没有前途的。这就是说，专业的文艺家应当放下架子，虚心向群众学习，走与普及工作者、群众业余文艺创作者相结合的道路，他们的提高工作才会有正确的方向，才能受到群众的欢迎。“我们的文学专门家应该注意群众的墙报，注意军队和农村中的通讯文学。我们的戏剧专门家应该注意军队和农村中的小剧团。我们的音乐专门家应该注意群众的歌唱。我们的美术专门家应该注意群众的美术。一切这些同志都应该和在群众中做文艺普及工作的同志们发生密切的联系”。一方面，帮助文艺普及工作和群众业余创作活动的开展，担负起指导普及的责任。另一方面，人民群众蕴藏着艺术创造的才能，群众的业余文艺创作往往成为专门家优秀文艺作品的先导和基础。文艺家与普及工作相联系，便于向后者学习，从他们吸收由群众中来的养料，把自己充实起来，丰富起来，使自己的专长不致成为“脱离群众，脱离实际、毫无内容、毫无生气的空中楼阁”。当然这并不是说可以低估文艺专门家的重要性，“我们应该尊重专门家，专门家对于我们的事业是很可宝贵的。”专业文艺家具有较高的思想文化修养、丰富的创作经验和高超的艺术表现能力，较之业余作者有条件有能力创作出“高级的文艺”作品，满足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对于“提高”的要求，同时又能担负起对于群众业余创作活动帮助指导的责任。在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广泛开展的新秧歌运动、村剧团活动，群众写作运动，正是专业文艺家与群众业余文艺工作者相结合的产物，曾创作出许多优秀的秧歌剧与《冀中一日》、《穷人乐》及大量优秀作品。在专业艺术工作音帮助下广泛开展群众性文艺运动，是我国革命文艺的优良传统。既充分调动专业文艺工作者的创作积极性，又广泛开展群众性业余创作活动，并使这两种文艺生产力紧密结合起来，也才能更好地繁荣和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文艺事业。文艺工作者的立场与态度问题立场问题，就是文艺家站在哪个阶级营垒和为哪个阶级服务的问题。这是毛泽东《讲话》中，对文艺工作者提出的一个严肃课题。在当时，我国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空前激化，中华民族和中国革命都面临着严重危机，在这紧张的历史关头迫切需要文学艺术响应时代的召唤，作出鲜明的抉择，积极投入拯救中华民族和解放中国人民的伟大事业之中。但当时不少文艺工作者在这种历史罕见的剧烈嬗变碰撞面前，虽怀有满腔热情却又陷入难以适应时代的困惑。只有朦胧的抗战意识而缺乏明确地为工农兵和如何为他们的认识，以至“许多同志常常失掉了自己的正确的立场。”所以，毛泽东明确指出：“我们是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对于共产党员来说，也就是要站在党的立场，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因为无产阶级负有消灭一切剥削阶级和解放全人类的伟大使命，代表历史上最先进生产力和广大劳动群众的利益要求。而共产党则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站在党的立场、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也就是要求文艺工作者站在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最高利益的立场，自觉地走与工农兵相结合和为工农兵服务的道路，为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彻底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为争取独立、自由、富强的社会主义新中国而努力奋斗。与文艺家的立场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文艺家的态度问题：“随着立场，就发生我们对于各种具体事物所采取的具体态度。比如说，歌颂呢，还是暴露呢？这就是态度问题。”对待不同的人和事，必须采取不同的态度。对于敌人、统一战线中的同盟者、人民群众及其先锋队，就需要分别采取三种态度。对于日本帝国主义和一切人民的敌人，革命文艺的任务是暴露其残暴和欺骗，揭示其必然灭亡的趋势，鼓励抗日军民同心同德地打倒他们。对于统一战线中各种不同的同盟者，应该有联合有批评，赞扬他们的抗战和抗战所取得的成绩；如果抗战不积极，就应该批评；如果有人要反共反人民，要一天天走上反动的道路，就要坚决反对。至于对人民群众，对人民的劳动和斗争，对人民的军队和政党，当然应该以赞扬为主。人民也有缺点的。无产阶级队伍中还有许多人保留着小资产阶级思想，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都有落后的思想，对此，应该长期耐心地教育他们，帮助他们摆脱背上的包袱，同自己的缺点错误作斗争。革命文艺应该描写他们在斗争中已经和正在改造自己的客观过程，使他们团结进步，向前奋斗，去掉落后的东西，发扬革命性，而不是对他们采取讥笑讽刺，甚至敌视的态度。对待过去时代的文艺作品，也必须首先检查其对待人民的态度如何，在历史上有无进步意义，而分别采取不同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