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一、研究必须充分地准确地占有资料
（一）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资料
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1873年1月24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17页。
从早晨九点到晚上7点，我通常是在英国博物馆里。我正在研究的材料多得要命，虽然竭尽一切力量，还是不能在六至八个星期之内结束这一工作。而且常常有各种各样实际干扰，这是在贫困条件下过日子所不可避免的。但是，“不管这一切的一切”，工作很快就要结束。无论如何应当在某一天把它结束。民主派的“头脑简单的人们”靠“从天上”掉下来的灵感，当然不需要下这样的工夫。这些幸运儿为什么要用钻研经济和历史资料来折磨自己呢？因为正如可尊敬的维利希所常对我说的，这一切都是这样简单。一切都这样简单！不错，在这些空洞无物的脑瓜里确是如此！真是些头脑简单的人！
马克思：《致约·魏德迈（1851年6月27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582页。
英国博物馆中堆积着政治经济学史的大量资料，伦敦对于考察资产阶级社会是一个方便的地点，最后，随着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金矿的发现，资产阶级社会似乎踏进了新的发展阶段，这一切决定我再从头开始，用批判的精神来透彻地研究新的材料。这些研究一部分自然要涉及到似乎完全属于本题之外的学科，在这方面不得不多少费些时间。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859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4页。
只有当自然和历史的材料搜集到一定程度以后，才能进行批判的分析和比较，并相应地进行纲、目和种的划分。
恩格斯：《〈反杜林论〉的准备材料》（1876—1877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699页。
现代社会主义，就其内容来说，首先是对统治于现代社会中的有产者和无产者之间、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阶级对立和统治于生产中的无政府状态这两个方面进行考察的结果。但是，就其理论形式来说，它起初表现为18世纪法国伟大启蒙学者所提出的各种原则的进一步的、似乎更彻底的发展。和任何新的学说一样，它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虽然它的根源深藏在物质的经济的事实中。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80年1—3月上半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04页。
单是讨论地租的倒数第二章，按现在的结构看，就几乎构成一本书。我白天去博物馆，夜间写作。德国的新农业化学，特别是李比希和申拜因，对这件事情比所有经济学家加起来还更重要；另一方面，自我上次对这点进行研究以后，法国人已提供了大量的材料，——这一切都必须下功夫仔细研究。两年以前，我结束了对地租所作的理论探讨。正好在这一期间，许多新东西出现了，并且完全证实了我的理论。
马克思：《致恩格斯（1866年2月13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180—181页。
马克思为了写地租这一篇，在70年代曾进行了全新的专门研究。他对于俄国1861年“改革”以后不可避免地出现的关于土地所有权的统计资料及其他出版物，——这是他的俄国友人以十分完整的形式提供给他的，——曾经按照原文进行了多年的研究，并且作了摘录，打算在重新整理这一篇时使用。由于俄国的土地所有制和对农业生产者的剥削具有多种多样的形式，因此在地租这一篇中，俄国应该起在第一卷研究工业雇佣劳动时英国所起的那种作用。
恩格斯：《〈资本论〉第三卷序言》（1894年10月4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10—11页。
为了能够参加这场论战，我必须阅读全部著作，仔细研究再作回答。
恩格斯：《致格·瓦·普列汉诺夫（1895年2月26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394页。
我自从迁来曼彻斯特以后，就开始啃军事，我在这里弄到的材料，至少对开端来说是足够了。军事在最近的运动中将具有的重大意义，我往日的爱好，我在报纸上发表的匈牙利军事通讯，以及我在巴登的光荣经历——所有这些都促使我在这方面下功夫，我想在这方面要做到能够发表一定的理论见解而又不致太丢脸。这里现有的关于拿破仑战争和部分革命战争的材料要求事先了解很多历史细节，可是我对这些完全不了解或者了解得很肤浅，有关这些细节不是根本得不到解释，就是只能得到一些极为肤浅的解释，而且还要费很大的劲去搜罗它们。自学往往是空话，如果不是系统地钻研，那就得不到任何重大成就。为了使你更清楚地了解，我真正需要的是什么，我提醒你……我所需要的，是了解和正确评价军事历史事实所必需的细节知识。例如，基本战术，筑城原理，多少带历史性的、包括从沃邦到现代独立堡垒的各种体系，以及对野战工事和其他有关军事工程问题（如各种类型的桥梁等等）的研究；还有一般的军事科学史和由于武器及其使用方法的发展和改进而引起的变化的历史。再就是需要认真熟悉炮兵学，因为我已经忘了不少，而且有许多是我根本不知道的；还需要其他一些材料，我一时想不起来，不过你一定是知道的。
请把所有这些基本问题的资料告诉我，以便我能立即弄到它们。我最需要的是这样的书：它一方面能使我了解目前各个军事部门的概况，另一方面还能使我了解现代各种军队之间的差别。例如，我想了解野炮炮架等等的各种不同的构造，师、军等等各种不同编制。我特别想得到关于军队的组织、给养、医院以及任何一支军队所必需的装备方面的各种情况。
你现在大致可以了解，我所需要的是什么，你应该给我介绍些什么书。我认为，在这类手册中，德国军事著作恰恰比法国或英国的军事著作适用得多。当然，对我来说重要的是了解实际的、确实存在的东西，而不是一些无人承认的天才们的体系或臆造物。至于炮兵学，贝姆的手册也许是最好的。在现代战争史方面（我对较古代的历史不太感兴趣，而且这方面我还有蒙特库库利老头的著作），我在这里能找到的当然都是法文和英文的史料。在这些英文的史料中，特别出色的是威廉·纳皮尔中将的西班牙战争史；这是到目前为止我读过的战争史方面最好的一部作品。如果你没有看过这本书而又能在你那里找到它的话，那是值得一读的（《比利牛斯半岛和法国南方战争史》，共六卷）。我这里什么德文著作都没有，但我必须弄到几本；我首先想到的是维利森和克劳塞维茨的著作。他们两个人的书怎样？从理论和历史方面来说，哪些值得读，哪些不值得读？只要我有所进展，我就要认真研究1848—1849年历次战役的历史，特别是意大利和匈牙利的战役。你知不知道普鲁士方面出版过什么关于巴登运动的或多或少正式的或者稍微客观的报道？
恩格斯：《致约·魏德迈（1851年6月19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576—578页。
您建议在序言中谈谈俾斯麦的社会主义，这是完全有道理的，在某种程度上也符合我自己的愿望。但是，在序言中清算不了这些臭东西，不然序言就会弄得太长。此外，我缺少关于伤亡事故保险等等问题的材料，就是说，没有必不可少的有关的法案。
这个题目早已在我的脑子里盘旋，我也很明白，应当写点关于这方面的东西。因此，我准备写（为《社会民主党人报》）一系列论述现在德国流行的假社会主义的文章（其中每篇文章将自成一个非常完整的整体）；以后这些文章可以出单行本。第一部分：俾斯麦的社会主义——（1）保护关税，（2）铁路国有化，（3）烟草垄断，（4）工人保险。但为此我必须有：
对第2点——标明最近时期国有化的铁路（贝尔格—勃兰登堡、柏林—格尔利茨、柏林—施特廷、勃兰登堡—波兹南）在国有化之前不久的行市的行情通报，以及如可能时，还必须有国家为这些铁路付出的价格；对第4点——俾斯麦的法案，提交帝国国会时的那个本子。如果您能给我搞到这个，那我就有足够的材料了。
恩格斯：《致爱·伯恩施坦（1882年9月13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355页。
该死的坎布里亚的吉拉德的著作象鬼火一样地躲着我。我必须得到它，因为这是关于英国人入侵时爱尔兰状况的第一部外国的因而也是可靠的资料，我碰到的许多引文使我相信，还可以找到一些什么材料。《被征服的爱尔兰》一书什么地方也找不到，但我所感兴趣的第一部分却收在坎登的法兰克福（！）版的《不列颠》一书里。该书有无其他版本，不知道。法兰克福版这里当然没有；在公共图书馆收藏的英文版本中没有吉拉德的著作；在纳费图书馆收藏的另一种版本中，有可能包含这种材料的第三卷已经遗失；所以，我唯一的希望寄托在明天要去的切特姆图书馆。但是，这种对资料的追求，总比过去在该死的交易所里对买主的追求使人愉快得多。
恩格斯：《致马克思（1869年12月16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402—403页。
摩尔根的伟大功绩，就在于他在主要特点上发现和恢复了我们成文历史的这种史前的基础，并且在北美印第安人的血族团体中找到了一把解开古代希腊、罗马和德意志历史上那些极为重要而至今尚未解决的哑谜的钥匙。但是，他的著作决不是一朝一夕的劳动。他研究自己所得的材料，到完全掌握为止，前后大约有40年。然而也正因为如此，他这本书才成为今日划时代的少数著作之一。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一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0页。
当你入狱时，我建议你设法从某个图书馆弄到格·路·冯·毛勒著《德国的马尔克制度、农户制度、乡村制度和城市制度的历史概论》和他的《德国马尔克制度史》。在德国，有能够不抱成见和不抱“学者”偏见地看待这些事物的人，来熟悉一下这个问题，是非常必要的。上面这些著作是主要的，阅读它们会使你在一切有关土地所有制问题和农业问题的辩论中有最坚实的根基。
恩格斯：《致奥·倍倍尔（1882年9月23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365页。
论马尔克的文章将会使你弄明白毛勒著作中的许多东西；他写得极其缺乏条理，不过他的著作还是卓越的。他的一本书我读了五、六遍，下星期还要读一遍，然后把他所有其他著作联系在一起再仔细研究一下。
恩格斯：《致奥·倍倍尔（1883年3月7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451—452页。
目前，我正埋头钻研英国的报纸和书籍，给我的那本关于英国无产者状况的书搜集材料。我想，到1月中或1月底就可脱稿，因为我已在最近一两个星期完成了最困难的工作，即整理材料的工作。
恩格斯：《致马克思（1844年11月19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11页。
至于俄国革命运动中的迫切问题和农民在其中所能起的作用，在我没有对整个问题从头重新研究一番，并用最新的材料补充我对此问题的实际情况的极贫乏的了解以前，在这些方面我是不能在报刊上问心无愧地发表自己的意见的。
恩格斯：《致伊·阿·古尔维奇（1893年5月27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74页。
（二）从大量记载中，整理出准确可靠的资料，是一项艰难的任务我不知道您从哪些书中可以得到关于鲁德运动的资料。要从那个时期的历史著作和小册子所作的记载中选出可靠的材料，那是一个艰难的任务。
恩格斯：《致约·林·马洪（1887年6月23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659页。
有用的材料，如不与原出处认真核对，也完全不能用。
恩格斯：《致卡·考茨基（1893年6月1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76页。
工人阶级的状况是当代一切社会运动的真正基础和出发点，因为它是我们目前社会一切灾难的最尖锐最露骨的表现。法国和德国的工人共产主义是它的直接产物，而傅立叶主义和英国社会主义以及德国有教养的资产阶级的共产主义则是它的间接产物。所以，为了给社会主义理论，同时给那些认为社会主义理论有权存在的见解提供坚实的基础，为了肃清proetcontra〔赞成和反对〕社会主义理论的一切空想和臆造，研究无产阶级的境况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只有在大不列颠，特别是在英国本土，无产阶级的境况才具有完备的典型的形式；而且也只有在英国，才能搜集到这样完整的并为官方的调查所证实了的必要材料，这正是对这个问题进行稍微详尽的阐述所必需的。
我有机会在21个月内从亲身的观察和亲身的交往中直接研究了英国的无产阶级，研究了他们的要求、他们的痛苦和快乐，同时又以必要的可靠的材料补充了自己的观察。这本书里所叙述的，都是我看到、听到和读到的。我的观点和我所引用的事实都将遭到各方面的攻击和否定，特别是当我的书落到英国人手里的时候，这一点我是早有准备的。我也知道得很清楚，在这本书里，人们可以给我指出一些无关紧要的不确切的地方。要知道，在研究一个需要全面论证的庞大题目时，这种情况就是英国人也难以避免，更何况象我这样考察一切工人的状况的著作，连英国本国也还没有出过一本。但是我要毫不迟疑地向英国资产阶级挑战：让他们根据象我所引用的这样可靠的证据，指出哪怕是一件多少能影响到我的整个观点的不确切的事实吧。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序言》（1845年3月15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278—279页。
关于这个地方及其居民的报道这样贫乏和这样矛盾，是不足为奇的；值得惊奇的，倒是我们居然还有这么多的可靠史料。
在这些史料中，那向位希腊地理学家的著作，也只有在完全证实以后才能无条件地加以利用。这两个人都是死啃书本的学者，现今大部分都已散失的材料的收集者，并且按照他们的方式和方法来说也是这些材料的批判的评论者。他们对这个地方缺乏亲身的阅历。斯特拉本认为，罗马人这样熟悉的利珀河不是流入莱茵河，而是和埃姆斯河与威悉河平行流入北海。他相当诚实地承认，易北河彼岸的地区他是完全不知道的。他依靠那种使人经常想起本世纪初的朴素的唯理论，来解决他史料的矛盾和自己的疑问；而很有学问的地理学家托勒密，却企图把他史料中的上述各个日耳曼部落，配置到自己地图上精密计算出来的、确定不移的经纬线网中的方格里去。不管托勒密的全部著作对当时来说是如何辉煌，但他的关于日耳曼尼亚的地理毕竟是错误的。第一，他所利用的资料大半都是不确切的，矛盾的，往往根本就是错误的。第二，他的地图画得不对，河流和山脉大半完全画错了。他真象一个从未出门的柏林地理学家，在1820年前后，认为自己有责任把非洲地图上的空白填补起来，于是就调和了从阿非利加的利奥以来的一切史料，替每一条河每一座山指出确定的走向，替每一个民族指出确切的居处。这种要做不可能做的事的企图，一定会加深他所利用的材料的错误。所以，托勒密把许多民族都弄重复了；易北河下游有拉科巴德人，莱茵河中游到易北河中游又有伦巴德人；他知道两个波希米亚，一个住着马可曼尼人，另一个住着拜诺卡姆人等等。塔西佗明确地说，日耳曼尼亚没有城市，但不到50年，托勒密却已经举出了96处带有名称的地点。其中有许多名称，也许是正确的地名；托勒密象是从商人那里搜集了许多资料，这些商人很多当时已经到过日耳曼尼亚东部，而且熟悉了他们到过的那些地方的逐渐固定下来的名称。虚构的城市锡阿土坦德这个例子，说明其他一些名称是从哪里来的，这个城市，我们的地理学家大概是在污损的手稿上从塔西佗的《adsuatutanda》〔“为了保存它”〕这句话中推敲出来的。同时，也有一些异常精确和具有头等历史价值的报道。例如，托勒密是古人中正确指出伦巴德人（诚然用了拉科巴德人这个错误名称）居住地方的唯一人物，那里巴德高和巴德维克这两个地名，今天还可以作为他们的证明。他同样正确指出印格里南人居住在恩格尔斯高，那里在莱茵河畔诺依维特附近，今天还有名叫恩格尔斯的地方。也只有他一个人举出过立陶宛的加林德人和苏迪特人的名称，这些人今天还继续居住在东普鲁士的格律德和苏道这两个地区。不过，这些例子只证明他的学问渊博，并不证明他其余的材料都是正确的。原文中有很多地方，特别是最重要的关于名称的地方，字迹污损得非常厉害。
恩格斯：《论日耳曼人的古代历史》（1881—1882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523—525页。
大名鼎鼎的雷尼亚尔把他的著作推荐给你，想取得你的“同情”。这位雅各宾党人，正捍卫英国可敬的新教和英国的庸俗自由主义，而且使用的就是这种庸俗自由主义的历史体系，的确值得深表同情。不过，我们且看看他的“事实”。
（1）“1641年3万新教徒被屠杀”。——这里，爱尔兰天主教徒的处境同巴黎公社一样。凡尔赛分子屠杀了3万名公社社员，却把这说成是公社的恐怖。在克伦威尔时期，英国的新教徒至少屠杀了3万爱尔兰人，他们为了掩盖自己的兽行，就捏造一个神话，说什么这是为了对爱尔兰天主教徒杀戮3万新教徒实行的报复。
事实真相是这样的：
因为奥尔斯脱是从占有它的爱尔兰人——在1600—1610年那个时期他们的土地是公有的——手中夺去，而被交给苏格兰的新教徒——军事殖民主义者的，所以在1640年以后的动荡时期，这些殖民者感到自己的占有不安全。英国政府在都柏林的清教徒的官方代表散布流言蜚语，说什么苏格兰国民公约派的军队准备在奥尔斯脱登陆，并且要杀绝所有的爱尔兰人和天主教徒。爱尔兰的两个最高法官之一威·帕森斯爵士宣称，一年以后爱尔兰将不再剩下一个天主教徒。正是在英国议会里一再重复的这些恐吓，激起奥尔斯脱的爱尔兰人于1641年10月23日举行起义。但是并没有发生任何屠杀。当时所有的历史文献都说爱尔兰人仅仅是打算实行大屠杀，甚至两个是新教徒的最高法官（1642年2月8日的告示）也宣告说，“他们的阴谋的主要部分，其中包括大屠杀，未能得逞”。但是在1642年5月4日，英格兰人和苏格兰人把爱尔兰妇女剥光衣服扔进河里（在纽里城），并且屠杀爱尔兰人（普兰德加斯特《克伦威尔在爱尔兰的殖民》1865年版）。
恩格斯：《致燕妮·龙格（1881年2月24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155—156页。
如果说资产者把所有这一切混为一谈，那末决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我们也应当不加批判地这样做。学理主义的根源正是在于相信对手自私自利的和眼光狭小的论断，并且根据这些论断来建立体系，这种体系当然是以它们为基础，并且随着它们的破产而破产。对俾斯麦来说，第一是为了钱，第二是为了钱，第三还是为了钱，而他弄钱的借口纯粹依对外部情况的考虑而变换。如果在帝国国会是另外一些人占多数，他就会抛弃他现在的一切计划而制定相反的计划。因此，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也不能根据在理论上是那样无知、在实践上是那样变化无常的俾斯麦这个畜生所采取的任何步骤来作出关于现代社会破产的结论，正如不能根据象施特克尔那样的小丑的精神上的舞蹈病，或根据象谢夫莱这样一些“思想家”的废话来作出这样的结论一样。
恩格斯：《致爱·伯恩施坦（1881年3月12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162—163页。
我们打算至少把问题搞得清楚一些，因此我们把任务加以限制。如果我们能够把各民族整个地划分为几个基本部落，那就可以为进一步详细研究打下一个牢靠的基础。在这里，普林尼的著作片断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支点，这个支点的稳固性，在研究的进程中越来越明显，无论如何，这比任何其他的说法所碰到的困难要小些，使我们所牵涉到的矛盾要少些。
但是，当我们从普林尼的体系出发时，必须拒绝无条件地利用塔西佗的三位一体说，否认关于曼奴斯的三个儿子印格、易斯克和赫明的古代神话。第一，塔西佗自己根本不知道怎样处理印格伏南人、易斯卡伏南人和赫米诺南人；他丝毫没有想把他列举出来的各个民族纳入这三个基本部落。第二，以后也没有一个人做成这件工作。措伊斯拼命要把他认为是“易斯泰伏南人”的哥特民族塞到那个三位一体说中去，因而造成了更大的混乱。他从来没有打算把斯堪的那维亚人包括在这里面，他把他们构成为第四个基本部落。但是这样一来，三位一体说就垮台了，正象普林尼的五个基本部落使它垮台一样。
恩格斯：《论日耳曼人的古代历史》（1881—1882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526—527页。
列宁的有关论述：
俄国的半中世纪农业（宗法制的和农奴制的）现在正经历着资本主义改造的过程。这个过程已经进行了50多年。在这漫长的时间内，俄国经济著作收集了分别说明这一过程的各个特点的大量资料。目前的主要问题在于：对地方自治局详尽地、细心地收集来和核对过的大量出色的统计资料进行必要的整理。应当把这些资料整理得能够从中得到正确、客观和以大量资料为根据的答案，来回答这五十多年对俄国经济改革进行的分析工作所提出或发现的一切问题（而目前的斯托雷平土地法令又提出了大量关于俄国革命后的经济的极重要的问题）。
应当把统计资料整理得能够据这些资料来研究旧的农奴制的、徭役制的、工役制的自然经济的破坏过程，研究这种经济被商业性的资本主义农业所代替的过程。任何一个有知识的（在政治经济学方面）俄国人现在都不会怀疑这个过程正在进行。全部问题在于如何整理这些出色的按户调查资料，使它们不致毫无用处，而且能够根据这些资料来研究这个极为复杂多样的过程的各个方面。
要满足这些条件，就应当在整理按户调查资料的时候，尽可能多地、尽可能合理而详细地编制分组和复合表，以便分别研究在实际生活中已经出现的或正在出现的（这是同样重要的）一切类别的农户。如果没有全面的、编制得合理的分组和复合表，极丰富的按户调查资料简直毫无用处。这就是现代统计工作的最大危险。我要说：统计工作近来日益严重地患了某种“统计白痴病”，总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见一大堆数字不见各种现象的经济类型。而这些经济类型只有全面地、合理地编制了分组和复合表，才能被表现出来。
合理地编制这些表格的首要条件，是要能够把资本主义发展过程的一切枝节和一切形式都研究到。
列宁：《谈谈关于地方自治局统计任务的问题》（发表于1914年1月）。《列宁全集》中文第一版第20卷第71—72页。
（三）要忠实地对待所用的资料
一个人如想研究科学问题，首先要在利用著作的时候学会按照作者写的原样去阅读这些著作，首先要在阅读时，不把著作中原来没有的东西塞进去。
恩格斯：《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序言》（1894年10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26页。
巴尔特对马克思的批评，真是荒唐可笑。他首先臆造一种历史发展的唯物主义理论，说什么这应当是马克思的理论，继而发现，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但他并未由此得出结论：他，巴尔特，把某些不正确的东西强加给了马克思，相反的，却得出结论说，马克思自相矛盾，不会运用自己的理论！“咳，这些人哪怕是能读懂也好啊！”——遇到这类批评时，马克思是这样感叹的。
恩格斯：《致康·施米特（1891年7月1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第124页。
千万不要象巴尔特先生那样读黑格尔的著作，就是在黑格尔的著作中寻找作为他建立体系的杠杆的那些谬误的推论和牵强附会之处。这纯粹是小学生做作业。更为重要的是：从不正确的形式和人为的联系中找出正确的和天才的东西。
恩格斯：《致康·施米特（1891年11月1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第202页。
洛里亚在私人场合对我的令人作呕的阿谀奉承，和在公开场合的“优越”腔调，以及为了便于反驳面对我的观点所作的某种歪曲——所有这些都一点也没有使我感到高兴。
马克思：《致恩格斯（1882年8月3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76页。
您在过去的一篇文章中就指责过马克思有意篡改引文。马克思读了以后，把他的和您的引文对了原著，他对我说，他的引文全部是正确的，如果说这里有人故意篡改引文，那就是您。我看到，现在您是怎样引用马克思的话，您多么无耻地要他在说剩余价值的地方说利润——而他曾经不止一次地警告过，不要把这两者误认为是同样的东西（穆尔先生和我又在这里即伦敦向您口头解释过这一点），——那我就知道，我应当相信的是谁，是谁有意篡改引文。
恩格斯：《致阿·洛里亚（1883年4月底）》。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17—18页。
对一个著作家来说，把某个作者实际上提供的东西和只是他自认为提供的东西区分开来，是十分必要的。这甚至对哲学体系也是适用的：例如，斯宾诺莎认为是自己体系的基石的东西和实际上构成这种基石的东西，两者完全不同。因此，毫不奇怪，魁奈的某些拥护者，如里维埃尔的迈尔西埃之流，认为妻的动产是整个体系的实质，而1798年从事写作的英国重农学派却与亚·斯密相反，根据魁奈的学说第一次证明了消灭土地私有制的必要性。
马克思：《致马·马·柯瓦列夫斯基（1879年4月）》。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343—344页。
（四）事实是研究工作的出发点。从事实的全部总和去掌握事实感性（见费尔巴哈）必须是一切科学的基础。科学只有从感性意识和感性需要这两种形式的感性出发，因而，只有从自然界出发，才是现实的科学。……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即自然界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844年4—8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8页。
由此可见，在这里就得解决与政治经济学本身无关的另外一个问题。应该用什么方法对待科学？一方面是黑格尔的辩证法，它具有完全抽象的“思辨的”形式，黑格尔就是在这种形式上把它留下来的；另一方面是平庸的、现在重新时兴的、实质上是沃尔弗式的形而上学的方法，这也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写他们那些缺乏联系的大部头著作时采用的方法。后一种方法，曾被康德特别是黑格尔在理论上摧毁，只是由于惰性和缺乏一种别的简单方法，才使它能够在实际上继续存在。另一方面，黑格尔的方法在它现有的形式上是完全不适用的。它实质上是唯心的，而这里要求发展一种比从前所有世界观都更加唯物的世界观。它是从纯粹思维出发的，而这里必须从最顽强的事实出发。
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年8月3—5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20页。
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这些原则不是被应用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而是从它们中抽象出来的；不是自然界和人类去适应原则，而是原则只有在适合于自然界和历史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1878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74页。
不论在自然科学或历史科学的领域中，都必须从既有的事实出发，因而在自然科学中必须从物质的各种实在形式和运动形式出发；因此，在理论自然科学中也不能虚构一些联系放到事实中去，而是要从事实中发现这些联系，并且在发现了之后，要尽可能地用经验去证明。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69—470页。
只要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及其产生情况来理解事物，任何深奥的哲学问题……都会被简单地归结为某种经验的事实。
马克思和恩格斯：《费尔巴哈》（1845—1846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9页。
列宁的有关论述：
为了真正弄清楚常常被人故意混淆起来的复杂而困难的问题，事实却正是十分必要的。那末，怎样搜集事实呢？怎样确定事实之间的联系和相互依存性呢？
在社会现象方面，没有比胡乱抽出一些个别事实和玩弄实例更普遍更站不住脚的方法了。罗列一般例子是毫不费劲的，但这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或者完全起相反的作用，因为在具体的历史情况下，一切事情都有它个别的情况。如果从事实的全部总和、从事实的联系去掌握事实，那末，事实不仅是“胜于雄辩的东西”，而且是证据确凿的东西。如果不是从全部总和、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而是片断的和随便挑出来的，那末事实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甚至连儿戏也不如。譬如，一个从前严肃、现在也希望人们说他严肃的著作家，竟以蒙古统治的事实为例来说明20世纪在欧洲发生的某些事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能够说他只是在闹着玩吗？说他在进行政治欺骗是不是更正确些呢？蒙古的统治，这是一个历史事实，这个事实毫无疑问是与民族问题有关的，正如20世纪的欧洲的许多事实也毫无疑问是与民族问题有关一样。但是恐怕只有被法国人称为“民族小丑”的少数人物，才会妄图以严肃认真自居，而且居然用蒙古统治这个“事实”说明20世纪的欧洲所发生的事件吧。
由此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应该设法根据正确的和不容争辩的事实来建立一个可靠的基础，来和一切今天被某些国家所恣意滥用的“一般的”或“大致的”论断比拟。要这个基础成为真正的基础，就必须毫无例外地掌握与所研究的问题有关的事实的全部总和，而不是抽取个别的事实，否则就必然会发生怀疑，怀疑那些事实是随便挑选出来的，怀疑可能是为了替卑鄙的勾当作辩护而以“主观”臆造的东西来代替全部历史现象的客观联系和相互依存关系，这种怀疑是完全合理的。要知道，这样的事情是很常见的……而且比我们所想象的要多得多。
列宁：《统计学和社会学》（1917年1月）。《列宁全集》中文第一版第23卷第279—280页。
要知道，能够证明战争的真实社会性质，确切些说，证明战争的真实阶级性质的，自然不是战争的外交史，而是对各交战国统治阶级的客观情况的分析。为了说明这种客观情况，不应当引用一些例子和个别的材料（社会生活现象极端复杂，随时都可以找到任何数量的例子或个别的材料来证实任何一个论点），而一定要引用关于各交战国和全世界的经济生活基础的材料的总和。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1916年1—6月）。《列宁选集》第2卷第732—733页。
（五）分析现象，抓住本质，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既然象读者已经遗憾地认识到的那样，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现实的内部联系的分析，是一件极其复杂的事情，是一项极其细致的工作；既然把可以看见的、仅仅是表面的运动归结为内部的现实的运动是一种科学工作，那末，不言而喻，在资本主义生产当事人和流通当事人的头脑中，关于生产规律形成的观念，必然会完全偏离这些规律，必然只是表面运动在意识中的表现。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1894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349—350页。
我把已经起草好的一篇总的导言压下了，因为仔细想来，我觉得预先说出正要证明的结论总是有妨害的，读者如果真想跟着我走，就要下定决心，从个别上升到一般。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859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1页。
万事开头难，每门科学都是如此。所以本书第一章，特别是分析商品的部分，是最难理解的。其中对价值实体和价值量的分析，我已经尽可能地做到通俗易懂。以货币形式为其完成形态的价值形式，是极无内容和极其简单的。然而，两千多年来人类智慧在这方面进行探讨的努力，并未得到什么结果，而对更有内容和更复杂的形式的分析，却至少已接近于成功。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已经发育的身体比身体的细胞容易研究些。并且，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作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而对资产阶级社会说来，劳动产品的商品形式，或者商品的价值形式，就是经济的细胞形式。在浅薄的人看来，分析这种形式好象是斤斤于一些琐事。这的确是琐事，但这是显微镜下的解剖所要做的那种琐事。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1867年7月25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05—206页。
当庸俗经济学家不去揭示事物的内部联系却傲慢地断言事物从现象上看不是这样的时候，他们自以为这是做出了伟大的发现。
实际上，他们夸耀的是他们紧紧抓住了现象，并且把它当做最终的东西。这样，科学究竟有什么用处呢？
列宁的有关论述：
马克思：《致路·库格曼（1868年7月11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69页。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首先分析资产阶级社会（商品社会）里最简单、最普通、最基本、最常见、最平凡、碰到过亿万次的关系——商品交换。这一分析从这个最简单的现象中（从资产阶级社会的这个“细胞”中）揭示出现代社会的一切矛盾（或一切矛盾的胚芽）。往后的叙述向我们表明这些矛盾和这个社会的发展，在这个社会的各个部分总和中的、从这个社会的开始到终结的发展（既是生长又是运动）。
列宁：《谈谈辩证法问题》（1915年）。《列宁选集》第2卷第712—713页。
对科学分析现状的可能性表示绝望，拒绝科学，竭力蔑视任何概括，躲避历史发展的一切“规律”，用树木挡住森林，——这就是我们在司徒卢威先生那里所看到的那种时髦的资产阶级怀疑论和僵硬死板的经院哲学的阶级内容。
列宁：《又一次消灭社会主义》（1914年3月）。
《列宁全集》中文第一版第20卷第192页。
（六）反对从观念出发，把历史看作观念的实现，当作范畴的排列次序我们已经不止一次地领教了杜林先生的方法。他的方法就是：把每一类认识对象分解成它们的所谓最简单的要素，把同样简单的所谓不言而喻的公理应用于这些要素，然后再进一步运用这样得出的结论。社会生活领域内的问题也“应当以各别的、简单的基本形式，按公理来解决，就象对待数学上的简单的……基本形式一样”。
这样，数学方法在历史、道德和法方面的应用，应当在这些领域内使所获结果的真理也具有数学的确实性，使这些结果具有真正的不变的真理的性质。
这不过是过去爱用的玄想的或者也称为先验主义的方法的另一种表现方式，按照这一方法，某一对象的特性不是从对象本身去认识，而是从对象的概念中逻辑地推论出来。首先，从对象构成对象的概念；然后颠倒过来，用对象的映象即概念去衡量对象。这时，已经不是概念应当和对象相适应，而是对象应当和概念相适应了。在杜林先生那里，最简单的要素、他所能达到的终极的抽象，执行着概念的职能，可是这丝毫没有改变事情的实质；这种最简单的要素，最多只带有纯粹概念的性质。所以现实哲学在这里也是纯粹的玄想，它不是从现实本身推论出现实，而是从观念推论出现实。
当这样一位玄想家不是从他周围的人们的现实社会关系，而是从概念或所谓“社会”的最简单的要素构成道德和法的时候，可用于这种构造的材料是什么呢？显然有两种：第一，是在那些被当作基础的抽象中可能存在的现实内容的一点点残余，第二，是我们这位玄想家从他自己的意识中再次带进来的那种内容。而他在自己的意识中发现了什么呢？绝大部分是道德和法的观点，这些观点是或多或少地同他所处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相适应的表现——肯定的或否定的，得到赞同的或遭到反对的；其次或许是从有关的文献上抄来的观念；最后，可能还有个人的狂想。我们的玄想家可以随心所欲地兜圈子，他从大门扔出去的历史现实，又从窗户进来了，而当他以为自己制定了适用于一切世界和一切时代的道德学说和法律学说的时候，他实际上是为他那个时代的保守潮流或革命潮流制作了一幅歪曲的（因为和它的现实的基础脱离）、头足倒置的映象，正如在凹面镜上的映象一样。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1878年6月）。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35—136页。
现在也被我们理解为历史发展过程的自然界的情况是这样，社会历史的一切部门和研究人类的（和神的）事物的一切科学的情况也是这样。在这里，历史哲学、法哲学、宗教哲学等等也都是以哲学家头脑中臆造的联系来代替应当在事变中指出的现实的联系，把历史（其全部和各个部分）看做观念的逐渐实现，而且当然始终只是哲学家本人所喜爱的那些观念的逐渐实现。这样看来，历史是不自觉地、但必然是为了实现某种预定的理想目的而努力，例如在黑格尔那里，是为了实现他的绝对观念而努力，而达到这个绝对观念的坚定不移的意向就构成了历史事变中的内在联系。这样，人们就用一种新的——不自觉的或逐渐自觉的——神秘的天意来代替现实的、尚未知道的联系。因此，在这里也完全象在自然领域里一样，应该发现现实的联系，从而清除这种臆造的人为的联系；这一任务，归根到底，就是要发现那些作为支配规律在人类社会的历史上为自己开辟道路的一般运动规律。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2—243页。
经济学家们都把分工、信用、货币等资产阶级生产关系说成是固定的、不变的、永恒的范畴。蒲鲁东先生有了这些完全形成的范畴，他想给我们说明所有这些范畴、原理、规律、观念、思想的形成情况和来历。
经济学家们向我们解释了生产怎样在上述关系下进行，但是没有说明这些关系本身是怎样产生的，也就是说，没有说明产生这些关系的历史运动。由于蒲鲁东先生把这些关系看成原理、范畴和抽象的思想，所以他只要把这些思想（它们在每一篇政治经济学论文末尾已经按字母表排好）编一下次序就行了。经济学家的材料是人的生动活泼的生活；蒲鲁东先生的材料则是经济学家的教条。但是，既然我们忽略了生产关系（范畴只是它在理论上的表现）的历史发展，既然我们只希望在这些范畴中看到观念、不依赖现实关系而自生的思想，那末，我们就只得到纯理性的运动中去找寻这些思想的来历了。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1847年上半年）。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04—105页。
当蒲鲁东先生谈到理性中的一定系列即范畴的逻辑顺序的时候，他肯定地说，他不是想论述适应时间次序的历史，即蒲鲁东先生所认为的范畴在其中出现的历史顺序。他认为那时一切都在理性的纯粹以太中进行。一切都应当通过辩证法从这种以太中产生。现在当实际应用这种辩证法的时候，理性却背叛了他。蒲鲁东先生的辩证法背弃了黑格尔的辩证法，于是蒲鲁东先生只得承认，他用以说明经济范畴的次序和这些经济范畴在其中相互产生的次序是不相适应的。经济的进化不再是理性本身的进化了。
那末，蒲鲁东先生给了我们什么呢？是现实的历史、即蒲鲁东先生所认为的范畴适应着时间次序在其中出现的那种顺序吗？不是。是在观念本身中进行的历史吗？更不是。这就是说，他既没有给我们范畴的世俗历史，也没有给我们范畴的神圣历史！那末，到底他给了我们什么历史呢？是他本身矛盾的历史。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1847年上半年）。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12—113页。
我们暂且和蒲鲁东先生一同假定：现实的历史，适应时间次序的历史是观念、范畴和原理在其中出现的那种历史顺序。
每个原理都有其出现的世纪。例如，与权威原理相适应的是11世纪，与个人主义原理相适应的是18世纪。推其因果，我们应当说，不是原理属于世纪，而是世纪属于原理。换句话说，不是历史创造原理，而是原理创造历史。但是，如果为了顾全原理和历史我们再进一步自问一下，为什么该原理出现在11世纪或者18世纪，而不出现在其他某一世纪，我们就必然要仔细研究一下：11世纪的人们是怎样的，18世纪的人们是怎样的，在每个世纪中，人们的需求、生产力、生产方式以及生产中使用的原料是怎样的；最后，由这一切生存条件所产生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难道探讨这一切问题不就是研究每个世纪中人们的现实的、世俗的历史，不就是把这些人既当成剧作者又当成剧中人物吗？但是，只要你们把人们当成他们本身历史的剧中人物和剧作者，你们就是迂回曲折地回到真正的出发点，因为你们抛弃了最初作为出发点的永恒的原理。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1847年上半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13页。
此外，我们的现实哲学家还有另一种动机，即把全部现实的基础从现实世界搬到思想世界。关于这种一般世界模式、关于这种存在的形式原则的科学，正是杜林先生的哲学的基础。如果世界模式不是从头脑中，而仅仅是通过头脑从现实世界中得来的，如果存在的基本原则是从实际存在的事物中得来的，那末为此所需要的就不是哲学，而是关于世界以及关于世界中所发生的事情的实证知识；由此产生的也不是哲学，而是实证科学。但是这样一来，杜林先生的整部著作就是徒劳无益的东西了。
列宁的有关论述：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1878年6月）。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75页。
最可笑的是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责备马克思，说他没有“重新审查〈原文如此！〉一切关于历史过程的著名理论”。这简直可笑极了。试问这些理论9/10都是些什么东西呢？都是一些关于什么是社会、什么是进步等等纯粹先验论的、独断的、抽象的议论（我有意举出这些与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心意相投的例子）。而且这些理论就其存在来说已是无用的，就其基本方法、就其彻头彻尾的暗淡无光的形而上学来说也是无用的。从什么是社会、什么是进步等问题开始，就等于从末尾开始。当你还没有专门研究过任何一种社会形态，甚至未能确定这个概念，甚至未能去认真研究事实和客观地分析任何一种社会关系的时候，你怎能得出关于一般社会和一般进步的概念呢？这就是任何科学所由以开始的那种形而上学的最明显的标志：还不善于着手研究事实时，总是先验地臆造一些毫无结果的一般理论。形而上学的化学家还不善于实际研究化学过程时，就臆造一种关于什么是化学亲合力的理论。形而上学的生物学家谈论着什么是生命，什么是生命力。形而上学的心理学家议论着什么是灵魂。这种方法就是很荒谬的。不分别说明各种心理过程，就不能谈论灵魂：在这里要想有所进步，就必须摈弃那些关于什么是灵魂的一般理论和哲学议论，就必须有本事把对于说明这种或那种心理过程的事实的研究放在科学的基础上面。因此，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责备，正好象一个毕生撰写什么是灵魂这一问题的“作品”的形而上学的心理学家（连一个最简单的心理现象都弄不清楚）竟来责备一个科学的心理学家，说他没有重新审查一切关于灵魂的著名理论。他，这个科学的心理学家，摈弃了关于灵魂的哲学理论，径直研究心理现象的物质本体（神经过程），因而，譬如说，分析了并说明了某种或某些心理过程。于是我们这位形而上学的心理学家读起这部著作时，称赞过程描写得很好，事实研究得很好，但是他并不感到满足。这位哲学家听见周围的人说那位学者有崭新的心理学观点和科学的心理学的特别方法时，颇为激动并怒气冲冲地说，且慢，究竟在哪一部著作中叙述了这个方法呢？在这部著作中岂不是“仅仅只有一些事实”吗？其中岂不是丝毫没有重新审查过“一切关于灵魂的著名哲学理论”吗？这是完全不相称的著作呀！
在形而上学的社会学家看来，自然，《资本论》同样是不相称的著作。
形而上学的社会学家看不出什么是社会这种先验论的议论的毫无用处，不懂得这种方法并不是研究和说明问题，而只是把英国商人的资产阶级思想或俄国民主派的小市民社会主义理想充做社会概念。正因为如此，这一切哲学历史理论就象肥皂泡一样，一出现就化为乌有，至多不过是当时社会思想和社会关系的征象，丝毫没有推进人们对社会关系、即使是个别的但是真实的（而不是那些“适合人类天性的”）社会关系的理解。马克思在这方面的伟大成就在于他摈弃了所有这些关于一般社会和一般进步的议论，而对一种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一种进步（资本主义进步）做了科学的分析。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却责备马克思，说他从头开始，而不从尾开始；从分析事实开始，而不从最终结论开始；从研究历史上一定的特殊的社会关系开始，而不从关于什么是一般社会关系的一般理论开始！于是他问：“相称的著作究竟在哪里呢？”呵，好一个绝顶聪明的主观社会学家呵！！
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
（1894年春夏）。《列宁选集》第1卷第11—13页。
二、立足于对象整体，系统地研究问题
（一）自然界和社会的所有过程都处于系统联系中，以整体的方式存在旧的研究方法和思维方法，黑格尔称之为“形而上学的”方法，主要是把事物当作一成不变的东西去研究，它的残余还牢牢地盘据在人们的头脑中，这种方法在当时是有重大的历史根据的。必须先研究事物，而后才能研究过程。必须先知道一个事物是什么，而后才能觉察这个事物中所发生的变化。自然科学中的情形正是这样。认为事物是既成的东西的旧形而上学，是从那种把非生物和生物当作既成事物来研究的自然科学中产生的。而当这种研究已经进展到可以向前迈出决定性的一步，即可以过渡到系统地研究这些事物在自然界本身中所发生的变化的时候，在哲学领域内也就响起了旧形而上学的丧钟。事实上，直到上一世纪末，自然科学主要是搜集材料的科学，关于既成事物的科学，但是在本世纪，自然科学本质上是整理材料的科学，关于过程、关于这些事物的发生和发展以及关于把这些自然过程结合为一个伟大整体的联系的科学。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1886年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0—241页。
宇宙是一个体系，是各种物体相互联系的总体……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92页。
关于自然界的所有过程都处于一种系统联系中这一认识，推动科学到处从个别部分和整体去证明这种系统联系。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1878年6月）。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75—76页。
当我们深思熟虑地考察自然界、人类历史或我们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其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动的和不变的，而是一切都在运动、变化、产生和消失。所以我们首先看到的是总的画面，其中各个细节还或多或少地隐在背景中，我们注意得更多的是运动、转变和联系，而不是什么在运动、转变和联系。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80年1—3月上半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17页。
每一个社会中的生产关系都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蒲鲁东先生把种种经济关系看做同等数量的社会阶段，认为这些阶段一个产生一个，一个来自一个，正如反题来自正题一样；认为这些阶段在自己的逻辑顺序中实现着人类的无人身的理性。
谁用政治经济学的范畴构筑某种思想体系的大厦，谁就是把社会体系的各个环节割裂开来，就是把社会的各个环节变成同等数量的互相连接的单个社会。其实，单凭运动、顺序和时间的逻辑公式怎能向我们说明一切关系在其中同时存在而又互相依存的社会机体呢？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1847年上半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09页。
过程采取的下一个形式，是各个阶段相继进行的形式，因而，资本过渡到一个新阶段，是由它离开另一个阶段所决定的。因此，每一个特殊循环都有资本的一种职能形式作为它的出发点和复归点。另一方面，总过程实际上又是三个循环的统一，这三个循环是过程的连续性借以表现的不同形式。总循环对资本的每一种职能形式来说，都表现为它的特殊的循环，并且每一个这种循环都决定着总过程的连续性；一种职能形式的循环决定着另一种职能形式的循环。总生产过程同时就是再生产过程，从而是总生产过程的每一个要素的循环——这对总生产过程来说，特别是对社会资本来说，是一个必要的条件。资本的各个不同部分依次经过各个不同的阶段和职能形式。因此，每一种职能形式虽然其中表现出来的总是资本的另一个部分，但都和其他职能形式同时经过它自己的循环。资本的一部分，一个不断变动、不断再生产出来的部分，作为要转化为货币的商品资本而存在；另一部分作为要转化为生产资本的货币资本而存在；第三部分则作为要转化为商品资本的生产资本而存在。所有这三种形式的经常存在，正是由总资本经过这三个阶段的循环而引起的。
因此，资本作为整体是同时地、在空间上并列地处在它的各个不同阶段上。但是，每一个部分都不断地依次由一个阶段过渡到另一个阶段，由一种职能形式过渡到另一种职能形式，从而依次在一切阶段和一切职能形式中执行职能。因此，这些形式都是流动的形式，它们的同时并列，是由于它们的相继进行而引起的。每一种形式都跟随在另一种形式之后，而又发生在它之前，因而，一个资本部分回到一种形式，是由另一个部分回到另一种形式而决定的。每一个部分都不断进行着它自己的循环，然而总是资本的另一个部分处在这种形式中，而这些特殊的循环只是形成总过程的各个同时存在而又依次进行的要素。
只有在三个循环的统一中，才能实现总过程的连续性，而不致发生上述的中断。社会总资本始终具有这种连续性，而它的过程始终是三个循环的统一。
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1885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120—121页。
（二）整体与构成它的个体总和有本质的差别
一个骑兵连的进攻力量或一个步兵团的抵抗力量，与单个骑兵分散展开的进攻力量的总和或单个步兵分散展开的抵抗力量的总和有本质的差别，同样，单个劳动者的力量的机械总和，与许多人手同时共同完成同一不可分割的操作（例如举重、转绞车、清除道路上的障碍物等）所发挥的社会力量有本质的差别。在这里，结合劳动的效果要末是个人劳动根本不可能达到的，要末只能在长得多的时间内，或者只能在很小的规模上达到。这里的问题不仅是通过协作提高了个人生产力，而且是创造了一种生产力，这种生产力本身必然是集体力。
且不说由于许多力量融合为一个总的力量而产生的新力量。在大多数生产劳动中，单是社会接触就会引起竞争心和特有的精力振奋，从而提高每个人的个人工作效率。因此，12个人在一个144小时的共同工作日中提供的总产品，比12个单干的劳动者每人劳动12小时或者一个劳动者连续劳动12天所提供的产品要多得多。这是因为人即使不象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样，天生是政治动物，无论如何也天生是社会动物。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1867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62—363页。
和同样数量的单干的个人工作日的总和比较起来，结合工作日可以生产更多的使用价值，因而可以减少生产一定效用所必要的劳动时间。不论在一定的情况下结合工作日怎样达到生产力的这种提高：是由于提高劳动的机械力，是由于扩大这种力量在空间上的作用范围，是由于与生产规模相比相对地在空间上缩小生产场所，是由于在紧急时期短时间内动用大量劳动，是由于激发个人的竞争心和集中他们的精力，是由于使许多人的同种作业具有连续性和多面性，是由于同时进行不同的操作，是由于共同使用生产资料而达到节约，是由于使个人劳动具有社会平均劳动的性质，在所有这些情形下，结合工作日的特殊生产力都是劳动的社会生产力或社会劳动的生产力。这种生产力是由协作本身产生的。劳动者在有计划地同别人共同工作中，摆脱了他的个人局限，并发挥出他的种属能力。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1867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65—366页。
许多人协作，许多力量溶合为一个总的力量，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造成“新的力量”，这种力量和它的一个个力量的总和有本质的差别。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1878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66页。
如果我们考察社会资本，即总资本——各单个资本只形成它的分数部分，这些部分的运动，既是它们的单个的运动，同时又是总资本运动的不可缺少的环节——在一年内执行职能的结果，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考察社会在一年间提供的商品产品，那末，就会清楚地看到：社会资本的再生产过程是怎样进行的，这个再生产过程和单个资本的再生产过程相比有哪些不同的特征，二者又有哪些共同的特征。年产品既包括补偿资本的那部分社会产品，即社会再生产，也包括归入消费基金的、由工人和资本家消费的那部分社会产品，就是说，既包括生产消费，也包括个人消费。这种消费包括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再生产（即维持），因而也包括总生产过程的资本主义性质的再生产。
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1885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435页。
（三）立足于研究对象整体，使分析和综合相结合六费尔巴哈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于人的本质。但是，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费尔巴哈不是对这种现实的本质进行批判，所以他不得不：
（1）撇开历史的进程，孤立地观察宗教感情，并假定出一种抽象的——孤立的——人类个体；（2）所以，他只能把人的本质理解为“类”，理解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纯粹自然地联系起来的共同性。
七所以，费尔巴哈没有看到，“宗教感情”本身是社会的产物，而他所分析的抽象的个人，实际上是属于一定的社会形式的。
九直观的唯物主义，即不是把感性理解为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至多也只能做到对“市民社会”的单个人的直观。
十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了的人类。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1845年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8—19页。
相互作用消除了一切绝对的首要性和次要性；可是，同时它又是一个两面的过程，按其本性来说可以从两种不同的观点加以观察；为了把它作为一个整体来理解，在全部结果尚未能综合出来以前，甚至必须分别按两种观点一一地加以研究。但是，如果我们片面地抓住一个观点，认为比起另一个观点来它是绝对的观点，或者，如果我们根据推理的一时需要而任意地从一个观点跳到另一个观点，那我们就会陷入形而上学思维的片面性；我们抓不住整体的联系，就会纠缠在一个接一个的矛盾之中。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06页。
自地球上有资本家和工人以来，没有一本书象我们面前这本书那样，对于工人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我们现代全部社会体系所依以旋转的轴心，这种关系在这里第一次作了科学的说明，而这种说明之透彻和精辟，只有一个德国人才能做得到。欧文、圣西门、傅立叶的著作是有价值的，并且将来也是有价值的，可是要攀登最高点把现代社会关系的全部领域看得明白而且一览无遗，就象一个观察者站在最高的山巅观赏下面的山景那样，这只有待诸一个德国人。
恩格斯：《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书评》（1868年3月2—13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69页。
当我们讲到社会的考察方法，也就是考察既包括社会资本的再生产也包括个人消费的社会总产品的时候，绝不可陷入蒲鲁东从资产阶级经济学那里抄袭来的方法，而把问题看成是，好象一个具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社会，只要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便会失掉它这种独特的历史的经济的性质。正好相反，在这里，我们要研究总体资本家。总资本表现为所有单个资本家的股份资本的总和。这个股份公司和其他许多股份公司有一个共同点：每个人都知道自己投入什么，但是不知道自己取出什么。
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1885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483—484页。
在第一卷中，我们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作为直接生产过程考察时呈现的各种现象，而撇开了这个过程以外的各种情况引起的一切次要影响。但是，这个直接的生产过程并没有结束资本的生活过程。在现实世界里，它还要由流通过程来补充，而流通过程则是第二卷研究的对象。在第二卷中，特别是把流通过程作为社会再生产过程的媒介来考察的第三篇指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就整体来看，是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统一。至于这个第三卷的内容，它不能是对于这个统一的一般的考察。相反地，这一卷要揭示和说明资本运动过程作为整体考察时所产生的各种具体形式。资本在自己的现实运动中就是以这些具体形式互相对立的，对这些具体形式来说，资本在直接生产过程中采取的形态和在流通过程中采取的形态，只是表现为特殊的要素。因此，我们在本卷中将要阐明的资本的各种形式，同资本在社会表面上，在各种资本的互相作用中，在竞争中，以及在生产当事人自己的通常意识中所表现出来的形式，是一步一步地接近了。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1894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29—30页。
我们是怎样从存在的唯一性转到它的统一性的呢？全靠我们对它的想象。我们一旦把我们的仿佛框子一样的统一思想扩展开来，去包围存在，唯一的存在就在思想中变成统一的存在，变成思想统一体；因为一切思维的本质就在于把意识的要素联合为一个统一体。
最后这句话是完全错误的。第一，思维既把相互联系的要素联合为一个统一体，同样也把意识的对象分解为它们的要素。没有分析就没有综合。第二，思维，如果它不做蠢事的话，只能把这样一种意识的要素综合为一个统一体，在这种意识的要素或它们的现实原型中，这个统一体以前就已经存在了。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1878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81页。
给归纳万能论者。我们用世界上的一切归纳法都永远不能把归纳过程弄清楚。只有对这个过程的分析才能做到这一点。——归纳和演绎，正如分析和综合一样，是必然相互联系着的。不应当牺牲一个而把另一个捧到天上去，应当把每一个都用到该用的地方，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只有注意它们的相互联系、它们的相互补充。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48页。
（四）从整体内部各因素的相互作用研究对象
一切自然过程都有两个方面，它们建立在至少是两个起着作用的部分的关系上，建立在作用和反作用上。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04页。
不同要素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每一个有机整体都是这样。
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导言》（1857年7—8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750页。
我们采用这种方法，是从历史上和实际上摆在我们面前的、最初的和最简单的关系出发，因而在这里是从我们所遇到的最初的经济关系出发。我们来分析这种关系。既然这是一种关系，这就表示其中包含着两个相互关联的方面。我们分别考察每一个方面；由此得出它们相互关联的性质，它们的相互作用。于是出现了需要解决的矛盾。但是因为我们这里考察的不是只在我们头脑中发生的抽象的思想过程，而是在某个时候确实发生过或者还在发生的现实过程，因此这些矛盾也是在实际中发展着的，并且可能已经得到了解决。我们研究这种解决的方式，发现这是由建立新关系来解决的，而这个新关系的两个对立面我们现在又需要加以说明，等等。
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年8月3—15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22—123页。
（五）把部分和整体联系起来进行考察
但是，各个单个资本的循环是互相交错的，是互为前提、互为条件的，而且正是在这种交错中形成社会总资本的运动。在简单商品流通中，一个商品的总形态变化表现为商品世界形态变化系列的一个环节，同样，单个资本的形态变化现在则表现为社会资本形态变化系列的一个环节。虽然简单商品流通决没有必要包括资本的流通，——因为它可以在非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进行，——但如上所述，社会总资本的循环却包括那种不属于单个资本循环范围内的商品流通，即包括那些不形成资本的商品的流通。
现在，我们就要考察作为社会总资本的组成部分的各个单个资本的流通过程（这个过程的总体就是再生产过程的形式），也就是考察这个社会总资本的流通过程。
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1885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392页。
｛虽然下面阐述的内容属于本篇的后面部分，但我们还是想立即在这里研究一下，就是说，把货币资本作为社会总资本的一个组成部分来考察。｝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1885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392页。
象法国工人阶级这样的工人阶级，是同它过去的历史有联系的，而且是由这种过去的历史所决定的。它的历史，同它得到公认的决定性战斗力量一样，是同国家总的政治发展分不开的。因此，不考察法国整个的政治，我们便无法评述法国工人阶级的活动。
恩格斯：《一八七七年的欧洲工人》（1878年2月中—3月中）。《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51页。
列宁的有关论述：
我国民粹派报刊上的大量议论正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它们企图证明小农经济的生命力，甚至证明它比农业中的大生产还要优越。所有这些议论都有一个特点，就是抓住个别现象，援引个别事例，根本不想把它们同资本主义国家整个土地制度的全貌以及同资本主义农业最近整个演进的基本趋向联系起来。考茨基没有陷入这个常见的错误。他研究农业中的资本主义问题已经有20多年，拥有非常丰富的材料；而且，考茨基的研究还以英国、美国、法国（1892年）和德国（1895年）最近的农业调查材料为根据。但是他从来没有在错综复杂的事实面前茫然失措，从来没有忽略最细小的现象同整个资本主义农业制度以及同资本主义的整个演进的联系。
列宁：《书评。卡尔·考茨基〈土地问题。现代农业倾向概述和土地政策等〉》
（1899年3月）。《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4卷第79—80页。
（六）从自然环境与人类社会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中考察历史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密切相联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自然史，即所谓自然科学，我们在这里不谈；我们所需要研究的是人类史，因为几乎整个意识形态不是曲解人类史，就是完全排除人类史。
马克思和恩格斯：《费尔巴哈》（1845—1846年）。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1页注。
这时，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出版了。它一下子就消除了这个矛盾，它直截了当地使唯物主义重新登上王座。自然界是不依赖任何哲学而存在的；它是我们人类即自然界的产物本身赖以生长的基础；在自然界和人以外不存在任何东西，我们的宗教幻想所创造出来的最高存在物只是我们所固有的本质的虚幻反映。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1886年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8页。
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定的具体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受肉体组织制约的他们与自然界的关系。当然，我们在这里既不能深入研究人们自身的生理特性，也不能深入研究人们所遇到的各种自然条件——地质条件、地理条件、气候条件以及其他条件。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
马克思和恩格斯：《费尔巴哈》（1845—1846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4页。
政治经济学家说：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其实劳动和自然界一起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为劳动提供材料，劳动把材料变为财富。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08页。
自然科学展开了大规模的活动并且占有了不断增多的材料。但是哲学对自然科学始终是疏远的，正象自然科学对哲学也始终是疏远的一样。过去把它们暂时结合起来，不过是离奇的幻想。存在着结合的意志，但缺少结合的能力。甚至历史学也只是顺便地考虑到自然科学，仅仅把它看作是启蒙、有用性和某些伟大发现的因素。然而，自然科学却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作准备，尽管它不得不直接地完成非人化。工业是自然界同人之间，因而也是自然科学同人之间的现实的历史关系。因此，如果把工业看成人的本质力量的公开的展示，那么，自然界的人的本质，或者人的自然的本质，也就可以理解了；因此，自然科学将失去它的抽象物质的或者不如说是唯心主义的方向，并且将成为人的科学的基础，正象它现在已经——尽管以异化的形式——成了真正人的生活的基础一样；至于说生活有它的一种基础，科学有它的另一种基础——这根本就是谎言。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的产生过程中形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因此，通过工业——尽管以异化的形式——形成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类学的自然界。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844年4—8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8页。
无论是在人那里还是在动物那里，类生活从肉体方面说来就在于：人（和动物一样）靠无机界生活，而人比动物越有普遍性，人赖以生活的无机界的范围就越广阔。从理论领域说来，植物、动物、石头、空气、光等等，一方面作为自然科学的对象，一方面作为艺术的对象，都是人的意识的一部分，是人的精神的无机界，是人必须事先进行加工以便享用和消化的精神食粮；同样，从实践领域说来，这些东西也是人的生活和人的活动的一部分。人在肉体上只有靠这些自然产品才能生活，不管这些产品是以食物、燃料、衣着的形式还是以住房等等的形式表现出来。在实践上，人的普遍性正表现在把整个自然界——首先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其次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材料、对象和工具——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自然界，就它本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不断交往的、人的身体。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也就等于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844年4—8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5页。
不管怎样，公社或部落成员对部落土地（即对于部落所定居的土地）的关系的这种种不同的形式，部分地取决于部落的天然性质，部分地取决于部落在怎样的经济条件下实际上以所有者的资格对待土地，就是说，用劳动来获取土地的果实；而这一点本身又取决于气候，土壤的物理性质，受物理条件决定的土壤开发方式，同敌对部落或四邻部落的关系，以及引起迁移、引起历史事件等等的变动。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484页。
我很想看到您和《言语》的论战。一当我的生活的航船开进比较平静的水域，我一定对您那本《概况》发表更加详细的意见。但是有一点我现在不能不谈一谈。土壤日益贫瘠而且又得不到人造的、植物性的和动物性的肥料等等来补充它所必需的成分，但它仍然会依天气的变化莫测的影响，即依不取决于人的种种情况，继续提供数量非常不一的收成；但从整个时期，比如说从1870年到1880年来观察，农业生产停滞的性质就表现得极其明显。在这种情况下，有利的气候条件迅速地消耗土壤中还保有的矿物质肥料，从而就为荒年铺平道路；反之，一个荒年，尤其是随之而来的一连串的歉收年，使土壤中含有的矿物质重新积聚起来，并在有利的气候条件再出现的时候，有成效地发挥作用。这种过程当然到处都在发生，但是，在其他地方，它由于农业经营者的限制性的干预而受到调节。在人由于缺乏财力而不再成为一种“力量”的地方，这种过程便成为唯一起调节作用的因素。
马克思：《致尼·弗·丹尼尔逊（1881年2月19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149页。
如果完全自然主义地把“意识”、“思维”当做某种现成的东西，当做一开始就和存在、自然界相对立的东西看待，那末结果总是如此。如果这样，那末意识和自然，思维和存在，思维规律和自然规律如此密切地相适合，就非常奇怪了。可是，如果进一步问：究竟什么是思维和意识，它们是从哪里来的，那末就会发现，它们都是人脑的产物，而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他们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不言而喻，人脑的产物，归根到底亦即自然界的产物，并不同自然界的其他联系相矛盾，而是相适应的。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1878年6月）。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74—75页。
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动物通过它们的活动也改变外部自然界，虽然在程度上不如人所作的那样。我们也看到：由动物改变了的环境，又反过来作用于原先改变环境的动物，使它们起变化。因为在自然界中没有孤立发生的东西。事物是互相作用着的，并且在大多数情形下，正是忘记了这种多方面的运动和相互作用，阻碍我们的自然科学家去看清最简单的事物。我们已经看到：山羊怎样阻碍希腊森林的恢复；在圣海伦岛，第一批航海者带来的山羊和猪，把岛上旧有的一切植物几乎全吃光了，因而为后来的水手和移民所带来的植物的繁殖准备了地方。但是，如果说动物不断地影响它周围的环境，那末，这是无意地发生的，而且对于动物本身来说是偶然的事情。但是人离开动物愈远，他们对自然界的作用就愈带有经过思考的、有计划的、向着一定的和事先知道的目标前进的特征。动物在消灭某一地方的植物时，并不明白它们是在干什么。人消灭植物，是为了在这块腾出来的土地上播种五谷，或者种植树木和葡萄，因为他们知道这样可以得到多倍的收获。他们把有用的植物和家畜从一个国家带到另一个国家，这样把全世界的动植物都改变了。不仅如此，植物和动物经过人工培养以后，在人的手下改变了它们的模样，甚至再也不能认出它们本来的面目了。我们至今还没有发现那演化成为谷类的野生植物。我们那些彼此如此不同的狗，或者我们那些种类繁多的马，究竟是从哪一种野生动物演化而来的，始终还是一个争论的问题。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15—516页。
自然科学和哲学一样，直到今天还完全忽视了人的活动对他的思维的影响；它们一个只知道自然界，另一个又只知道思想。但是，人的思维的最本质和最切近的基础，正是人所引起的自然界的变化，而不单独是自然界本身；人的智力是按照人如何学会改变自然界而发展的。因此，自然主义的历史观（例如，德莱柏和其他一些自然科学家都或多或少有这种见解）是片面的，它认为只是自然界作用于人，只是自然条件到处在决定人的历史发展，它忘记了人也反作用于自然界，改变自然界，为自己创造新的生存条件。日耳曼民族移入时期的德意志“自然界”，现在只剩下很少很少了。地球的表面、气候、植物界、动物界以及人类本身都不断地变化，而且这一切都是由于人的活动，可是德意志自然界在这个时期中没有人的干预而发生的变化，实在是微乎其微的。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4—1883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51页。
不存在土地私有制，的确是了解整个东方的一把钥匙。这是东方全部政治史和宗教史的基础。但是东方各民族为什么没有达到土地私有制，甚至没有达到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呢？我认为，这主要是由于气候和土壤的性质，特别是由于大沙漠地带，这个地带从撒哈拉经过阿拉伯、波斯、印度和鞑靼直到亚洲高原的最高地区。在这里，农业的第一个条件是人工灌溉，而这是村社、省或中央政府的事。在东方，政府总共只有三个部门：财政（掠夺本国）、军事（掠夺本国和外国）和公共工程（管理再生产）。在印度的英政府成立了第一和第二两个部门，使两者具有了更加庸俗的形态，而把第三个部门完全抛开不管，结果是印度的农业完全衰落了。在那里，自由竞争被看成极丢脸的事。土壤肥力是靠人工达到的，灌溉系统一破坏，土壤肥力就立即消失，这就说明了用其他理由难以说明的下述事实，即过去耕种得很好的整个整个地区（巴尔米拉，彼特拉，也门的废墟，以及埃及、波斯和印度斯坦的某些地区），现在却荒芜起来，成了不毛之地。这也说明了另一个事实，即一次毁灭性的战争足以使一个国家在数世纪内荒无人烟，文明毁灭。
恩格斯：《致马克思（1853年6月6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第260、263页。
难道批判的批判以为，只要它从历史运动中排除掉人对自然界的理论关系和实践关系，排除掉自然科学和工业，它就能达到即使是才开始的对历史现实的认识吗？难道批判的批判以为，它不去认识（比如说）某一历史时期的工业和生活本身的直接的生产方式，它就能真正地认识这个历史时期吗？诚然，唯灵论的、神学的批判的批判仅仅知道（至少它在自己的想像中知道）历史上的政治、文学和神学方面的重大事件。正像批判的批判把思维和感觉、灵魂和肉体、自身和世界分开一样，它也把历史同自然科学和工业分开，认为历史的发源地不在尘世的粗糙的物质生产中，而是在天上的云雾中。
马克思和恩格斯：《神圣家族》（1844年9—11月）。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91页。
三、从社会诸因素的相互作用中，归根到底用社会存在说明社会意识的科学途径（一）在一切社会因素的相互作用中，归根到底用社会存在说明社会意识的道路要精确地描绘宇宙、宇宙的发展和人类的发展，以及这种发展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就只有用辩证的方法，只有经常注意产生和消失之间、前进的变化和后退的变化之间的普遍相互作用才能做到。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1878年6月）。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2—63页。
整个伟大的发展过程是在相互作用的形式中进行的（虽然相互作用的力量很不均衡：其中经济运动是更有力得多的、最原始的、最有决定性的）……
恩格斯：《致康·施米特（1890年10月27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87页。
不论在法国或是在德国，哲学和那个时代的文学的普遍繁荣一样，都是经济高涨的结果。经济发展对这些领域的最终的支配作用，在我看来是无疑的，……
恩格斯：《致康·施米特（1890年10月27
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85页。
我在曼彻斯特时异常清晰地观察到，迄今为止在历史著作中根本不起作用或者只起极小作用的经济事实，至少在现代世界中是一个决定性的历史力量；这些经济事实形成了现代阶级对立所由产生的基础；这些阶级对立，在它们因大工业而得到充分发展的国家里，因而特别是在英国，又是政党形成的基础，党派斗争的基础，因而也是全部政治历史的基础。马克思不仅得出同样的看法，并且在《德法年鉴》（1844年）里已经把这些看法概括成如下的意思：决不是国家制约和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制约和决定国家，因而应该从经济关系及其发展中来解释政治及其历史，而不是相反。当我1844年夏天在巴黎拜访马克思时，我们在一切理论领域中都显出意见完全一致，从此就开始了我们共同的工作。当我们1845年春天在布鲁塞尔再次会见时，马克思已经从上述基本原理出发大致完成了发挥他的唯物主义历史理论的工作，于是我们就着手在各个极为不同的方面详细制定这些新观点了。
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1885年10月8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92页。
工艺学会揭示出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人的生活的直接生产过程，以及人的社会生活条件和由此产生的精神观念的直接生产过程。甚至所有抽掉这个物质基础的宗教史，都是非批判的。事实上，通过分析来寻找宗教幻象的世俗核心，比反过来从当时的现实生活关系中引出它的天国形式要容易得多。后面这种方法是唯一的唯物主义的方法，因而也是唯一科学的方法。那种排除历史过程的、抽象的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的缺点，每当它的代表越出自己的专业范围时，就在他们的抽象的和唯心主义的观念中立刻显露出来。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1867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410页注（89）。
新的事实迫使人们对以往的全部历史作一番新的研究，结果发现：以往的全部历史，除原始状态外，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些互相斗争的社会阶级在任何时候都是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产物，一句话，都是自己时代的经济关系的产物；因而每一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形成现实基础，每一个历史时期由法律设施和政治设施以及宗教的、哲学的和其他的观点所构成的全部上层建筑，归根到底都是应由这个基础来说明的。黑格尔把历史观从形而上学中解放了出来，使它成为辩证的，可是他的历史观本质上是唯心主义的。现在，唯心主义从它的最后的避难所中，从历史观中被驱逐出来了，唯物主义历史观被提出来了，用人们的存在说明他们的意识而不是象以往那样用人们的意识说明他们的存在这样一条道路已经找到了。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80年1—3月上半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23页。
虽然《宣言》是我们两人共同的作品，但我终究认为必须指出，构成《宣言》核心的基本原理是属于马克思一个人的。这个原理就是：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
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88年英文版序言》（1888年1月20日）。《马克思因格斯选集》第1卷第237页。
正象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茂芜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因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为基础，人们的国家制度、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象过去那样做得相反。
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1883年3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74页。
从直接生产者身上榨取无酬剩余劳动的独特经济形式，决定着统治和从属的关系，这种关系是直接从生产本身产生的，而又对生产发生决定性的反作用。但是，这种由生产关系本身产生的经济制度的全部结构，以及它的独特的政治结构，都是建立在上述的经济形式上的。任何时候，我们总是要在生产条件的所有者同直接生产者的直接关系——这种关系的任何形式总是自然地同劳动方式和劳动社会生产力的一定的发展阶段相适应——当中，为整个社会结构，从而也为主权和依附关系的政治形式，总之，为任何当时的独特的国家形式，找出最深的秘密，找出隐蔽的基础。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1894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891—892页。
唯物史观是以一定历史时期的物质经济生活条件来说明一切历史事变和观念、一切政治、哲学和宗教的。
恩格斯：《论住宅问题》（1872年5月—1873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308页。
我的论述打算只是大致地阐明斗争的历史进程，打算说明农民战争的起源，参加这一战争的各种党派的立场，这些党派企图借以弄清自己立场的那些政治的和宗教的理论，以及从当时这些阶级的社会生活历史条件中必然产生的斗争结局本身；这就是说，我是打算指明：当时德国的政治制度，反对这一制度的起义，以及当时那个时代的政治的和宗教的理论，并不是当时德国农业、工业、水陆交通、商业和货币流通所达到的发展程度的原因，而是这种发展程度的结果。这个唯一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不是由我，而是由马克思发现的，这个历史观还见于他在同一个《政治经济评论》杂志上发表的论述1848—1849年法国革命的著作，以及《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
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第二版序言》（1870年2月11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88页。
现代历史编纂学表明，君主专制发生在过渡时期，那时旧封建等级趋于衰亡，中世纪市民等级正在形成现代资产阶级，斗争的任何一方尚未压倒另一方。因此构成君主专制的因素决不能是它的产物；相反，这些因素却构成它的社会前提，这种前提的历史渊源人们已经很清楚了，没有重提的必要。德国的君主专制发生较晚、维持较久，这只能以德国资产阶级的畸形发展来解释。关于这个发展之谜可以在工商业的历史中找到答案。
马克思：《道德化的批评和批评化的道德》（1847年10月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79页。
对于一种征服罗马世界帝国、统治文明人类的绝大多数达1800年之久的宗教，简单地说它是骗子手凑集而成的无稽之谈，是不能解决问题的。要根据宗教借以产生和取得统治地位的历史条件，去说明它的起源和发展，才能解决问题。对基督教更是这样。
恩格斯：《布鲁诺·鲍威尔和早期基督教》（1882年4月下半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28页。
列宁的有关论述：
黑格尔的哲学谈论精神和观念的发展，它是唯心主义的哲学。它从精神的发展中推演出自然界的发展，人的发展，人与人的关系即社会关系的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保留了黑格尔关于永恒的发展过程的思想，而抛弃了那种偏执的唯心主义观点；他们转向实际生活之后看到，不能用精神的发展来解释自然界的发展，恰恰相反，要从自然界，从物质中找到对精神的解释……与黑格尔和其他黑格尔主义者相反，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唯物主义者。他们用唯物主义观点观察世界和人类，看出自然界中一切现象都有物质原因作基础，同样，人类社会的发展也是由物质力量即生产力的发展所决定的。人们在生产人类必需的产品时彼此所发生的关系，是以生产力的发展为转移的。所以，社会生活中的一切现象，人类的意向、观念和法律，都是由这种关系来解释的。
列宁：《弗里德利希·恩格斯》（1895年秋）。
《列宁选集》第1卷第88—89页。
马克思认识到旧唯物主义的不彻底性、不完备性和片面性，因此确信必须“使关于社会的科学同唯物主义的基础协调起来，并在这个基础上加以改造”。既然唯物主义总是用存在解释意识而不是相反，那末要把唯物主义应用于人类社会生活，就要用社会存在来解释社会意识。
列宁：《卡尔·马克思》（1914年7—1
1月）。《列宁选集》第2卷第584页。
（二）归根到底的内涵：社会意识并非径直地由经济事实产生，不是只有经济状况才是积极的因素，这是归根到底不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经济必然性的基础上的相互作用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影响并对经济基础发生影响。并不是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而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这是在归根到底不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经济必然性的基础上的互相作用。例如，国家就是通过保护关税、贸易自由、好的或者坏的财政制度发生作用的。甚至德国庸人们那种致命的疲惫和软弱——导源于1648—1830年时期德国经济的可怜状况，最初表现于虔敬主义，而后表现于多愁善感和对诸侯贵族的奴颜婢膝，也不是没有对经济起过作用。这对于重新振兴曾是一大障碍，而这一障碍只是由于革命战争和拿破仑战争使得慢性穷困尖锐化起来才动摇了。所以，这并不象某些人为着简便起见而设想的那样是经济状况自动发生的作用，而是人们自己创造着自己的历史，但他们是在制约着他们的一定环境中，是在既有的现实关系的基础上进行创造的，在这些现实关系中，尽管其他的条件——政治的和思想的——对于经济条件有很大的影响，但经济条件归根到底还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它构成一条贯串于全部发展进程并唯一能使我们理解这个发展进程的红线。
恩格斯：《致瓦·博尔吉乌斯（1894年1月25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06页。
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末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阶级斗争的各种政治形式和这个斗争的成果——由胜利了的阶级在获胜以后建立的宪法等等，各种法的形式以及所有这些实际斗争在参加者头脑中的反映，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理论，宗教的观点以及它们向教义体系的进一步发展。这里表现出这一切因素间的交互作用，而在这种交互作用中归根到底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的东西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即这样一些事物，它们的内部联系是如此疏远或者是如此难于确定，以致我们可以忘掉这种联系，认为这种联系并不存在）向前发展。否则把理论应用于任何历史时期，就会比解一个最简单的一次方程式更容易了。
我们自己创造着我们的历史，但是第一，我们是在十分确定的前提和条件下进行创造的。其中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但是政治等等的前提和条件，甚至那些存在于人们头脑中的传统，也起着一定的作用，虽然不是决定性的作用。普鲁士国家也是由于历史的、归根到底是经济的原因而产生出来和发展起来的。但是，恐怕只有书呆子才会断定，在北德意志的许多小邦中，勃兰登堡成为一个体现了北部和南部之间的经济差异、语言差异，而自宗教改革以来也体现了宗教差异的强国，这只是由经济的必然性所决定，而不是也由其他因素所决定（在这里首先起作用的是这样一个情况：勃兰登堡由于掌握了普鲁士而卷入了波兰事件，并因而卷入了国际政治关系，后者在形成奥地利王室的威力时也起过决定的作用）。要从经济上说明每一个德意志小邦的过去和现在的存在，或者要从经济上说明那种把苏台德山脉至陶努斯山脉所形成的地理划分扩大成为贯穿全德意志的真正裂痕的高地德意志语的音变的起源，那末，要不闹笑话，是很不容易的。
青年们有时过分看重经济方面，这有一部分是马克思和我应当负责的。
我们在反驳我们的论敌时，常常不得不强调被他们否认的主要原则，并且不是始终都有时间、地点和机会来给其他参预交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但是，只要问题一关系到描述某个历史时期，即关系到实际的应用，那情况就不同了，这里就不容许有任何错误了。可惜人们往往以为，只要掌握了主要原理，而且还并不总是掌握得正确，那就算已经充分地理解了新理论并且立刻就能够应用它了。在这方面，我是可以责备许多最新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这的确也引起过惊人的混乱……
恩格斯：《致约·布洛赫（1890年9月21—22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7—478、479页。
至于那些更高地悬浮于空中的思想领域，即宗教、哲学等等，那末它们都有它们的被历史时期所发现和接受的史前内容，即目前我们不免要称之为谬论的内容。这些关于自然界、关于人本身的本质，关于灵魂、魔力等等的形形色色的虚假观念，大都只有否定性的经济基础；史前时期的低级经济发展有关于自然界的虚假观念作为自己的补充，但是有时也作为条件，甚至作为原因。虽然经济上的需要曾经是，而且愈来愈是对自然界的认识进展的主要动力，但是，要给这一切原始谬论寻找经济上的原因，那就的确太迂腐了。科学史就是把这种谬论逐渐消除或是更换为新的、但终归是比较不荒诞的谬论的历史。从事于这件事情的人们又属于分工的特殊部门，而且他们自以为他们是在处理一个独立的领域。只要他们形成社会分工之内的独立集团，他们的产物，包括他们的错误在内，就要反过来影响全部社会发展，甚至影响经济发展。但是，尽管如此，他们本身又处于经济发展的起支配作用的影响之下。例如在哲学上，拿资产阶级时期来说这种情形是最容易证明的。霍布斯是第一个近代唯物主义者（18世纪意义上的），但是当君主专制在整个欧洲处于全盛时代，并在英国开始和人民进行斗争的时候，他是专制制度的拥护者。洛克在宗教上就象在政治上一样，是1688年的阶级妥协的产儿。英国自然神论者和他们的更彻底的继承者法国唯物主义者，都是真正的资产阶级哲学家，法国人甚至是资产阶级革命的哲学家。在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哲学中，德国庸人的面孔有时从肯定方面表现出来，有时又从否定方面表现出来。但是，每一个时代的哲学作为分工的一个特定的领域，都具有由它的先驱者传给它而它便由以出发的特定的思想资料作为前提。因此，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在哲学上仍然能够演奏第一提琴：十八世纪的法国对英国（而英国哲学是法国人引为依据的）来说是如此，后来的德国对英法两国来说也是如此。但是，不论在法国或是在德国，哲学和那个时代的文学的普遍繁荣一样，都是经济高涨的结果。经济发展对这些领域的最终的支配作用，在我看来是无疑的，但是这种支配作用是发生在各该领域本身所限定的那些条件的范围内：例如在哲学中，它是发生在这样一种作用所限定的条件的范围内，这种作用就是各种经济影响（这些经济影响多半又只是在它的政治等等的外衣下起作用）对先驱者所提供的现有哲学资料发生的作用。经济在这里并不重新创造出任何东西，但是它决定着现有思想资料的改变和进一步发展的方式，而且这一作用多半也是间接发生的，而对哲学发生最大的直接影响的，则是政治的、法律的和道德的反映。
恩格斯：《致康·施米特（1890年10月27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84—486页。
归根结底，一切经济规律只是那些逐渐为本身开拓道路而且相互交错的趋势的表现。
恩格斯：《致康·施米特（1892年2月4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第269页。
四、用历史的观点考察问题
（一）一切社会制度和现象都是历史的产物。进行研究时，不应当从“永恒正义”出发，而应当从产生这种制度和现象的条件出发这样，平等的观念，无论以资产阶级的形式出现，还是以无产阶级的形式出现，本身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这一观念的形成，需要一定的历史关系，而这种历史关系本身又以长期的已往的历史为前提。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1878年6月）。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47页。
关于平等，甚至杜林也没有想起提出这样的主张；相反地，他还容许暂时性的压制，这样也就承认平等不是永恒真理，而是历史的产物和一定的历史状况的特征。
资产者的平等（消灭阶级特权）完全不同于无产者的平等（消灭阶级本身）。如果超出后者的范围，即抽象地理解平等，那末平等就会变成荒谬。正因为这样，杜林先生最后又不得不把武装的和行政的、法庭的和警察的暴力从后门引进来。
可见，平等的观念本身是一种历史的产物，这个观念的形成，需要全部以往的历史，因此它不是自古以来就作为真理而存在的。现在，在大多数人看来，它在原则上是不言而喻的，这不是由于它具有公理的性质，而是由于18世纪的思想的传播。
恩格斯：《<反杜林论>的准备材料》（1876——1877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671页。
平等是正义的表现，是完善的政治制度或社会制度的原则，这一观念完全是历史地产生的。在自发的公社中，平等是不存在的，或者只是非常有限地、对个别公社中掌握全权的成员来说才是存在的，而且是与奴隶制交织在一起的。在古希腊罗马的民主政体中也是如此。一切人——希腊人、罗马人和野蛮人，自由民和奴隶，本国人和外国人，公民和被保护民等等——的平等，在古希腊罗马人看来，不仅是发疯的，而且是犯罪的，它的萌芽在基督教中始终一贯地受到迫害。——在基督教中，最初是一切人作为罪人在上帝面前的消极的平等，以及更狭隘意义上的平等，即那些被基督的仁慈和血拯救过来的上帝的孩子们的平等。这两种看法是从基督教作为奴隶、被放逐者、遭排挤者、受迫害者、被压迫者的宗教所起的作用中产生的。随着基督教的胜利，这种因素便退居次要地位；教徒和非教徒、正教徒和异教徒的对立则成为最主要的问题。——随着城市的兴起，以及或多或少有所发展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因素的相应出现，作为资产阶级存在条件的平等要求，也必然逐渐地再度提出，而与此相联的必然是无产阶级从政治平等中引伸出社会平等的结论。这一点最先明确地表现在农民战争中，当然，采取了宗教形式。平等要求的资产阶级方面是由卢梭首先明确地阐述的，但还是作为全人类要求来阐述的。在这里，正如在资产阶级提出任何要求时一样，无产阶级也是作为命中注定的影子跟着资产阶级，并且得出自己的结论（巴贝夫）。资产阶级的平等同无产阶级的结论之间的这种联系应当详加发挥。
恩格斯：《<反杜林论>的准备材料》（1876—1877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668—669页。
用一般性的词句痛骂奴隶制和其他类似的现象，对这些可耻的现象发泄高尚的义愤，这是最容易不过的做法。可惜，这样做仅仅说出了一件人所周知的事情，这就是：这种古代的制度已经不再适合我们目前的情况和由这种情况所决定的我们的感情。但是，这种制度是怎样产生的，它为什么存在，它在历史上起了什么作用，关于这些问题，我们并没有因此而得到任何的说明。如果我们对这些问题深入地研究一下，那我们就一定会说——尽管听起来是多么矛盾和离奇，——在当时的条件下，采用奴隶制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人类是从野兽开始的，因此，为了摆脱野蛮状态，他们必须使用野蛮的、几乎是野兽般的手段，这毕竟是事实。古代的公社，在它继续存在的地方，在数千年中曾经是从印度到俄国的最野蛮的国家形式即东方专制制度的基础。只是在公社瓦解的地方，人民才靠自身的力量继续向前迈进，他们最初的经济进步就在于利用奴隶劳动来提高和进一步发展生产。有一点是清楚的：当人的劳动的生产率还非常低，除了必需的生活资料只能提供微少的剩余的时候，生产力的提高、交换的扩大、国家和法律的发展、艺术和科学的创立，都只有通过更大的分工才有可能，这种分工的基础是，从事单纯体力劳动的群众同管理劳动、经营商业和掌管国事以及后来从事艺术和科学的少数特权分子之间的大分工。这种分工的最简单的完全自发的形式，正是奴隶制。在古代世界、特别是希腊世界的历史前提之下，进步到以阶级对立为基础的社会，是只能通过奴隶制的形式来完成的。甚至对奴隶来说，这也是一种进步，因为成为大批奴隶来源的战俘以前都被杀掉，而在更早的时候甚至被吃掉，现在至少能保全生命了。
因此，既然杜林先生因为希腊文化是以奴隶制为基础而嗤之以鼻，那他就可以用同样的理由去责备希腊人没有蒸汽机和电报。既然他断言，我们现代的雇佣奴役制只能解释为奴隶制的稍微变形和稍微减轻的遗物，而不能从它本身（即从现代社会的经济规律）去加以说明，那末这种论断，或者只是说雇佣劳动同奴隶制一样，是奴役和阶级统治的形式——而这是每个小孩子都知道的，——或者就是错误的。因为我们可以用同样的理由说，雇佣劳动只能被解释为吃人制度的稍微减轻的形式，这种吃人制度，现在到处都已经证实是利用战败的敌人的原始形式。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1878年6月）。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20—222页。
只有奴隶制才使农业和工业之间的更大规模的分工成为可能，从而为古代文化的繁荣，即为希腊文化创造了条件。没有奴隶制，就没有希腊国家，就没有希腊的艺术和科学；没有奴隶制，就没有罗马帝国。没有希腊文化和罗马帝国所奠定的基础，也就没有现代的欧洲。我们永远不应该忘记，我们的全部经济、政治和智慧的发展，是以奴隶制既为人所公认、同样又为人所必需这种状况为前提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有理由说：没有古代的奴隶制，就没有现代的社会主义。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1878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20页。
27年以前，我（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正好对十八世纪英国所发生的工人被逐出自己家园的这一过程从主要方面进行过描写。此外，当时土地所有者和工厂主所干出的无耻勾当，这种驱逐行动对必然首遭其害的工人发生的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危害作用，在那里也得到了应有的反映。但是，我能想到要把这种在当时情况下是完全必然的历史发展过程看成一种退步，后退得“比野蛮人还低下”吗？绝对不能。1872年的英国无产者比1772年有自己的“家园”的农村织工不知要高出多少。有自己洞穴的原始人，有自己土屋的澳洲人，有他自己住处的印第安人，难道能够在什么时候举行六月起义或建立巴黎公社吗？
自从资本主义生产被大规模采用时起，工人的物质状况总的来讲是更为恶化了，——对于这一点只有资产者才表示怀疑。但是，难道我们为了这点就应当忧伤地眷恋（也是很贫乏的）埃及的肉锅，眷恋那仅仅培养奴隶精神的农村小工业或者眷恋“野蛮人”吗？恰恰相反。只有现代大工业所造成的、摆脱了一切历来的枷锁——包括把它束缚在土地上的枷锁——并被驱进大城市的无产阶级，才能实行消灭一切阶级剥削和一切阶级统治的伟大社会变革。有自己家园的旧日农村织工永远不能做到这点，他们永远不会产生这种想法，更说不上希望实现这种想法了。
相反，在蒲鲁东看来，近百年来的全部工业革命、蒸汽力、用机器代替手工劳动并把劳动生产力增加千倍的大工厂生产，却是一个极其令人不快的事件，一个本来是不应当有的事件。小资产者蒲鲁东希望有这样一个世界，在那里每个人制造出各自的产品，可以立即用来消费，也可以拿到市场去交换；如果这时每个人能以另一种产品的形式补偿自己劳动产品的十足价值，那末“永恒公平”就得到满足，而最好的世界就在地球上建立起来了。但是，这个蒲鲁东式的最好的世界在萌芽状态就已经被不断前进的工业发展的进程摧毁了，这种工业发展早已消灭了大工业一切部门中的单独劳动，并且日益消灭着小工业和最小工业各个部门中的单独劳动，而代之以依靠机器和已被征服的自然力来进行的社会劳动，它所生产的可以立即用来交换或消费的产品是许多人共同劳动的成果，这种产品必须经过许多人的手才能生产出来。正是由于这种工业革命，人的劳动生产力才达到了这样高的水平，以致在人类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创造了这样的可能性：在所有的人实行合理分工的条件下，不仅进行大规模生产以充分满足全体社会成员丰裕的消费和造成充实的储备，而且使每个人都有充分的闲暇时间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文化——科学、艺术、交际方式等等——中间承受一切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并且不仅是承受，而且还要把这一切从统治阶级的独占品变成全社会的共同财富和促使它进一步发展。关键就在这里。
恩格斯：《论住宅问题》（1872年5月—1873年1月）。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77—479页。
为要说明封建的财产关系的消灭，现代历史学家就必须指出运动的特征，在运动的进程中，正在形成的资产阶级已达到这样的程度：其生活条件已充分发展，它完全可以消灭一切封建等级和它自己先前的封建生存方式，因而也可以消灭这些封建等级赖以进行生产的封建生产关系。可见，封建财产关系的废除和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建立绝不是由一种从一定的理论原则即自己的核心出发，并从此进一步做出结论的学说中产生出来的。相反，资产阶级著作家在资产阶级同封建主义进行斗争的时期提出的原则和理论无非是据圣经传说，被奴役的犹太人从埃及逃跑时，其中一些胆怯的人由于路途艰难和挨饿，开始惋惜他们做奴隶的日子，因为那时他们至少还可以吃饱肚子。于是，“惋惜埃及的肉锅”就成了一句谚语。
实际运动在理论上的表现，同时可以精确地看出，这种理论上的表现依其所处实际运动的阶段的不同而反映出空想主义的、教条主义的、学理主义的程度也往往不同。
马克思：《道德化的批评和批评化的道德》（1847年10月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91页。
正如经济学家是资产阶级的学术代表一样，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是无产者阶级的理论家。在无产阶级尚未发展到足以确立为一个阶级，因而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尚未带政治性以前，在生产力在资产阶级本身的怀抱里尚未发展到足以使人看到解放无产阶级和建立新社会必备的物质条件以前，这些理论家不过是一些空想主义者，他们为了满足被压迫阶级的需求，想出各种各样的体系并且力求探寻一种革新的科学。但是随着历史的演进以及无产阶级斗争的日益明显，他们在自己头脑里找寻科学真理的做法便成为多余的了；他们只要注意眼前发生的事情，并且有意识地把这些事情表达出来就行了。当他们还在探寻科学和只是创立体系的时候，当他们的斗争才开始的时候，他们认为贫困不过是贫困，他们看不出它能够推翻旧社会的革命的破坏的一面。但是一旦看到这一面，这个由历史运动产生并且充分自觉地参与历史运动的科学就不再是空论，而是革命的科学了。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1847年上半年）。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21—122页。
他们赋予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那个“真理”究竟是什么呢？他们企图用德国的特别是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意识形态，来阐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文献的思想，而这些思想对他们来说却是完全不可解释的，一方面是由于他们对这些思想的纯粹文献上的联系甚至一无所知，另一方面是由于上面已经提到过的他们对这类文献的错误了解。本来这些共产主义体系以及批判性和论战性的共产主义著作不过是现实运动的表现，而他们却把这些体系和著作同现实运动分裂开来，然后，又非常任意地把它们同德国哲学联系起来。他们把一定的、受历史条件制约的各生活领域的意识同这些领域本身割裂开来，并且用真正的、绝对的意识即德国哲学的意识的尺度来衡量这个意识。他们始终一贯地把各个具体的一定的个人间的关系变为“人”的关系，他们这样来解释这些一定的个人关于他们自身关系的思想，好像这些思想是关于“人”的思想。因而他们就离开实在的历史基础而转到思想基础上去，同时又由于他们不知道现实的联系，所以他们也就很容易用“绝对的”或者另外的思想方法虚构出幻想的联系。这样把法国人的思想翻译成德国思想家的语言，这样任意捏造共产主义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之间的联系，也就形成了所谓“真正的社会主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36页。
我们对未来非资本主义社会区别于现代社会的特征的看法，是从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中得出的确切结论；脱离这些事实和过程，就没有任何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
恩格斯：《致爱·皮斯（1886年1月27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419—420页。
列宁、斯大林的有关论述：
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既不同于和平主义者也不同于无政府主义者，我们认为必须历史地（根据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研究各个战争。历史上常常有这样的战争，它们虽然象一切战争一样不可避免地带来种种惨祸、暴行、灾难和痛苦，但是它们仍然是进步的战争，也就是说，它们有利于人类的发展，有助于破坏特别有害的和反动的制度（如专制制度或农奴制），破坏欧洲最野蛮的专制政体（土耳其的和俄国的）。因此，必须研究当前这一战争的历史特点。
列宁：《社会主义与战争》（1915年7—
8月）。《列宁选集》第2卷第668页。
既然世界上没有孤立的现象，既然一切现象都是彼此联系、互相制约的，那就很明显，在估计历史上每一种社会制度、每一个社会运动的时候，不应当象历史学家常做的那样，从“永恒正义”或其他某种成见出发，而应当从产生这种制度、这个社会运动的条件和同它们有联系的条件出发。
奴隶占有制度，从现代的条件看来，是不可思议的现象，是反常的荒谬事情。然而在原始公社制度瓦解的条件下，奴隶占有制度却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合乎规律的现象，因为它同原始公社制度相比是前进了一步。
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要求，在沙皇制度和资产阶级社会存在的条件下，譬如说在1905年的俄国，是一种完全可以理解的、正确的和革命的要求，因为资产阶级共和国在当时意味着前进一步。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要求，从我们苏联现在的条件看来，却是一种不可思议的和反革命的要求，因为资产阶级共和国同苏维埃共和国相比是后退了一步。
一切以条件、地点和时间为转移。显然，没有这种观察社会现象的历史观点，历史科学就会无法存在和发展，因为只有这样的观点才能使历史科学不致变成偶然现象的糊涂账，不致变成一堆荒谬绝伦的错误。
斯大林：《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1938年9月）。《斯大林选集》下卷第429—430页。
（二）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要研究精神生产［409］和物质生产之间的联系，首先必须把这种物质生产本身不是当作一般范畴来考察，而是从一定的历史的形式来考察。例如，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精神生产，就和与中世纪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精神生产不同。如果物质生产本身不从它的特殊的历史的形式来看，那就不可能理解与它相适应的精神生产的特征以及这两种生产的相互作用。从而也就不能超出庸俗的见解。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1册（1861年8月—1863年7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Ⅰ第296页。
马克思了解古代奴隶主，中世纪封建主等等的历史必然性，因而了解他们的历史正当性，承认他们在一定限度的历史时期内是人类发展的杠杆；因而马克思也承认剥削，即占有他人劳动产品的暂时的历史正当性；但他同时证明，这种历史的正当性现在不仅消失了，而且剥削不论以什么形式继续保存下去，已经日益愈来愈妨碍而不是促进社会的发展，并使之卷入愈来愈激烈的冲突中。
恩格斯：《法学家的社会主义》（1886年11月—12月初）。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557—558页。
我在《资本论》中指出，封建生产向资本主义生产转变是以剥夺生产者为出发点的，并特别指出，“这整个发展的基础就是对农民的剥夺”（法文版第315页）。接着我又说：“这种剥夺（剥夺农民）只是在英国才彻底完成了……西欧其他一切国家都正在经历着同样的运动。”（同上）可见，我明确地把这种“历史必然性”限于“西欧各国”。为了使人们对我的意思不至发生任何怀疑，我在第341页上说：
“私有制作为公共的、集体的所有制的对立物，只存在于……劳动的外部条件属于私人的地方。但是私有制的形式依这些私人是劳动者还是非劳动者而改变。”
由此可见，我所分析的过程，是微不足道的少数人的资本主义所有制代替劳动者私有的、分散的所有制形式的过程（l.c.［同上］，第342页），是一种所有制形式代替另一种所有制形式的过程。这怎么能应用到土地不是而且从来不是农民的“私有财产”的俄国呢？
马克思：《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1881年3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42页。
那末，我的批评家可以把这个历史概述中的哪些东西应用到俄国去呢？只有这些：假如俄国想要遵照西欧各国的先例成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它最近几年已经在这方面费了很大的精力，——它不先把很大一部分农民变成无产者就达不到这个目的；而它一旦倒进资本主义怀抱以后，它就会和尘世间的其他民族一样地受那些铁面无情的规律的支配。事情就是这样。但是这对我的批评家来说是太少了。他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人类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但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
马克思：《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1877年11月左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30页。
列宁的有关论述：
总的说来，我觉得，您的论断总是多少有些片面和形式主义。您抓住《共产党宣言》上的一句话（工人没有祖国），似乎打算无条件地运用它，甚至由此否定民族战争。
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精神，它的整个体系要求人们对每一个原理只是（α）历史地，（β）只是同其他原理联系起来，（γ）只是同具体的历史经验联系起来加以考察。
祖国是个历史的概念。在一个时代，或者更确切地说，在争取推翻民族压迫的时期，祖国是一回事；在民族运动早已结束的时期，祖国则是另一回事。对“三种类型的国家”（我们关于自决权的提纲第六节）来说，关于祖国和保卫祖国的原理不可能在一切条件下都是同样适用的。
《共产党宣言》曾指出，工人没有祖国。这是对的。但是，那里不仅仅谈到这一点。那里还指出，在民族国家的形成中，无产阶级的作用有些特殊。如果只抓住第一个原理（工人没有祖国），而忘记了它同第二个原理（工人确定为民族的阶级，不过这不是资产阶级所理解的那个意思）的联系，这将是天大的错误。
这种联系是什么呢？我认为，这种联系就是：在民主运动中（在这样的时机，在这样的具体情况下）无产阶级不能拒绝支持这个运动（因而，也不能拒绝在民族战争中保卫祖国）。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过，工人没有祖国。可是，同一个马克思曾经不止一次地号召进行民族战争。马克思在1848年，恩格斯在1859年（恩格斯在《波河和莱茵河》这本小册子的末尾直接激发德国人的民族感情，直接号召德国人进行民族战争）。1891年，鉴于法国（布朗热）＋亚历山大三世反对德国的战争当时已迫在眉睫，恩格斯曾直接承认要“保卫祖国”。
马克思和恩格斯今天说东，明天说西，是他们头脑不清吗？不是的。依我看，在民族战争中承认“保卫祖国”是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如果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在1891年真的能够在反对布朗热＋亚历山大三世的战争中保卫祖国，这会是一种独特的民族战争。
列宁：《给印涅萨·阿尔曼德（1916年11月30日）》。《列宁全集》第35卷第238—239页。
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的范围之内；此外，如果谈到某一国家（例如，谈到这个国家的民族纲领），那就要估计到在同一历史时代这个国家不同于其他各国的具体特点。如果把马克思主义的这个绝对要求应用到我们现在这个问题上来，那应该怎么办呢？
首先必须把从民族运动观点看来根本不同的两个资本主义时代严格区别开来。一个时代是封建制度和专制制度崩溃的时代，是资产阶级民主制的社会和国家形成的时代，当时民族运动第一次成为群众性的运动，并且通过报刊和参加代议机关等等方式，这样那样地把一切阶级的居民吸引到政治生活中去。另一个时代，就是我们所处的各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完全形成、宪制早已确立、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对抗大大发展的时代，这个时代可以叫作资本主义崩溃的前夜。
前一时代的典型现象，就是由于斗争争取的是一般政治自由，特别是民族权利，民族运动方兴未艾，人数最多、“最难发动”的一个居民阶层——农民投入了这个运动。后一时代的典型现象，就是没有群众性的资产阶级民主运动，这时发达的资本主义使完全卷入贸易周转的各个民族更加接近，彼此杂居，而把国际范围内联合起来的资本同国际工人运动的对抗提到第一位。
当然，这两个时代没有被一堵墙隔开，而是由许多过渡环节联系了起来；同时各个国家还因民族的发展速度、居民的民族成分、居民的分布等等差异而各不相同。如果不估计到一个国家的所有这些一般历史条件和具体国家条件，就根本无法考察这个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民族纲领。
正是在这里，我们也就遇到了罗莎·卢森堡的议论中最软弱的地方。她拼命用一套反对我们纲领第九条的“厉害”字眼来点缀自己的文章，喋喋不休地说它“笼统”“死板”，是“形而上学的空谈”等等。这位著作家既然如此高明地斥责形而上学的观点（在马克思主义意义上，就是反辩证法观点）和空洞抽象的观点，我们自然也就应该期待她给我们作出一个用具体历史方法研究问题的榜样。这里所说的是在一个一定的时代——20世纪初期和一个一定的国家——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民族纲领。罗莎·卢森堡想必应当这样提出问题：俄国究竟处在什么历史时代？这个国家在这个时代的民族问题和民族运动究竟有哪些具体特点？
可是罗莎·卢森堡丝毫没有谈到这一点！民族问题在这个历史时代的俄国究竟摆在什么地位，俄国在这方面究竟具有哪些特点，——在她的文章里根本找不到对这个问题的分析！
人们告诉我们说：巴尔干的民族问题跟爱尔兰的不同；马克思在1848年的具体条件下怎样估计过波兰人和捷克人的民族运动（整页都是引证马克思的话）；恩格斯怎样估计过瑞士各森林州反对奥地利的斗争以及1315年的莫尔加顿的战役（整页都是摘引恩格斯的话和考茨基所加的有关评注）；拉萨尔认为16世纪德国农民战争是反动的等等。
当然不能说这些意见和引证有什么新奇之处，但不管怎么样，读者感兴趣的是再一次回顾马克思、恩格斯和拉萨尔用什么态度分析各国具体的历史问题。只要重读一下从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摘录来的那些大有教益的话，就会十分明显地看到罗莎·卢森堡已经陷入何等可笑的境地。她雄辩地义愤地鼓吹必须用具体的历史的方法分析各个时代各个国家的民族问题，但是她丝毫没有打算确定一下，20世纪初期的俄国究竟是处在什么样的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阶段，这个国家的民族问题究竟有哪些特点。罗莎·卢森堡举出一些表明别人怎样用马克思主义方法分析问题的例子，好象是故意在强调善良的愿望往往把人引入地狱，人们用好心的忠告掩饰自己不愿意或不善于在实际上利用这些忠告。
列宁：《论民族自决权》（1914年2—5
月）。《列宁选集》第2卷第512—514页。
马克思主义要求我们一定要用历史的态度来考察斗争形式问题。脱离具体的历史环境来提这个问题，就等于不懂得辩证唯物主义的起码要求。在经济进化的各个不同时期，由于政治、民族文化、风俗习惯等等条件各不相同，也就不免有各种不同的斗争形式提到第一位，成为主要的斗争形式，而各种次要的附带的斗争形式，也就随之发生变化。不详细考察某个运动在它的某一发展阶段的具体环境，要想对一定的斗争手段问题作肯定或否定的回答，就等于完全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立脚点。
列宁：《游击战争》（发表于1906年9月30日）。《列宁选集》第1卷第673页。
（三）从发展中考察一切历史现象
贯串于全书的历史的见解，使作者不把经济规律看做永恒的真理，而仅仅看做某种暂时的社会状态的存在条件的表述，我们应该承认，这种历史的见解我们是很满意的。
恩格斯：《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书评——为<未来报>作》
（1867年10月12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234页。
这种唯物主义的第二个特有的局限性在于：它不能把世界理解为一种过程，理解为一种处在不断的历史发展中的物质。这是同当时的自然科学状况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形而上学的即反辩证法的哲学思维方法相适应的。……
这种非历史的观点也表现在历史领域中。在这里，反对中世纪残余的斗争限制了人们的视野。中世纪被看做是由千年来普遍野蛮状态所引起的历史的简单中断；中世纪的巨大进步——欧洲文化领域的扩大，在那里一个挨着一个形成的富有生命力的大民族，以及14和15世纪的巨大的技术进步，这一切都没有被人看到。这样一来，对伟大历史联系的合理看法就不可能产生，而历史至多不过是一部供哲学家使用的例证和插图的汇集罢了。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4—225页。
自然因素的应用——在一定程度上自然因素被列入资本的组成部分——是同科学作为生产过程的独立因素的发展相一致的。生产过程成了科学的应用，而科学反过来成了生产过程的因素即所谓职能。每一项发现都成了新的发明或生产方法的新的改进的基础。只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第一次使自然科学［XX—1262］为直接的生产过程服务，同时，生产的发展反过来又为从理论上征服自然提供了手段。科学获得的使命是：成为生产财富的手段，成为致富的手段。
只有在这种生产方式下，才第一次产生了只有用科学方法才能解决的实际问题。只有现在，实验和观察——以及生产过程本身的迫切需要——才第一次达到使科学的应用成为可能和必要的那样一种规模。现在，科学，人类理论的进步，得到了利用。资本不创造科学，但是它为了生产过程的需要，利用科学，占有科学。这样一来，科学作为应用于生产的科学同时就和直接劳动相分离，而在以前的生产阶段上，范围有限的知识和经验是同劳动本身直接联系在一起的，并没有发展成为同劳动相分离的独立的力量，因而整个说来从未超出制作方法的积累的范围，这种积累是一代代加以充实的，并且是很缓慢地、一点一点地扩大的。（凭经验掌握每一种手艺的秘密。）手和脑还没有相互分离。
马克思：《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第570页。
自然科学本身｛自然科学是一切知识的基础｝的发展，也象与生产过程有关的一切知识的发展一样，它本身仍然是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进行的，这种资本主义生产第一次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为自然科学创造了进行研究、观察、实验的物质手段。由于自然科学被资本用作致富手段，从而科学本身也成为那些发展科学的人的致富手段，所以，搞科学的人为了探索科学的实际应用而互相竞争。另一方面，发明成了一种特殊的职业。因此，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展，科学因素第一次被有意识地和广泛地加以发展、应用并体现在生活中，其规模是以往的时代根本想象不到的。
马克思：《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第572页。
列宁的有关论述：
马克思主义教导我们，要从发展中观察一切现象……
列宁：《立宪民主党人的胜利和工人政党的任务》（1906年3月24—28日）。《列宁全集》第10卷第190页。
要最科学地来看这个问题，至少应该对国家的产生和发展情况作一个概括的历史的考察。为了解决社会科学问题，为了真正获得正确处理这个问题的本领而不被一大堆细节或各种争执意见所迷惑，为了用科学眼光观察这个问题，最可靠、最必需、最重要的就是不要忘记基本的历史联系，考察每个问题都要看某种现象在历史上怎样产生，在发展中经过了哪些主要阶段，并根据它的这种发展去考察这一事物现在是怎样的。
我希望你们在研究国家问题的时候看看恩格斯的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是现代社会主义主要著作之一，其中每一句话都是可以相信的，每一句话都不是凭空说出，而都是根据大量的历史和政治材料写成的。……
这个问题也和所有的问题（如资本主义和人剥削人怎样产生的问题，社会主义怎样出现及其产生的条件的问题）一样，要正确地认识它，要有把握地切实地解决它，就必须从历史上把它的全部发展过程加以考察。
列宁：《论国家》（1919年7月11日）。《列宁选集》第4卷第43—44页。
五、从现实出发，逆向地考察历史的方法
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它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92页。
资产阶级社会是历史上最发达的和最复杂的生产组织。因此，那些表现它的各种关系的范畴以及对于它的结构的理解，同时也能使我们透视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资产阶级社会借这些社会形式的残片和因素建立起来，其中一部分是还未克服的遗物，继续在这里存留着，一部分原来只是征兆的东西，发展到具有充分意义，等等。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反而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因此，资产阶级经济为古代经济等等提供了钥匙。但是，决不是象那些抹杀一切历史差别、把一切社会形式都看成资产阶级社会形式的经济学家所理解的那样。人们认识了地租，就能理解代役租、什一税等等。但是不应当把它们等同起来。
其次，因为资产阶级社会本身只是发展的一种对抗的形式，所以，那些早期形式的各种关系，在它里面常常只以十分萎缩的或者漫画式的形式出现，公社所有制就是个例子。因此，如果说资产阶级经济的范畴包含着一种适用于一切其他社会形式的真理这种说法是对的，那末，这也只能在一定意义上来理解。这些范畴可以在发展了的、萎缩了的、漫画式的种种形式上，然而总是在有本质区别的形式上，包含着这些社会形式。所谓的历史发展总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的：最后的形式总是把过去的形式看成是向着自己发展的各个阶段，并且因为它很少而且只是在特定条件下才能够进行自我批判，——这里当然不是指作为崩溃时期出现的那样的历史时期，——所以总是对过去的形式作片面的理解。基督教只有在它的自我批判在一定程度上，所谓在可能范围内准备好时，才有助于对早期神话作客观的理解。同样，资产阶级经济只有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自我批判已经开始时，才能理解封建社会、古代社会和东方社会。在资产阶级经济没有把自己神话化而同过去完全等同起来时，它对于前一个社会，即它还得与之直接斗争的封建社会的批判，是与基督教对异教的批判或者新教对旧教的批判相似的。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摘自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
（1857年8月底至9月中旬）。《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08—109页。
不懂资本便不能懂地租。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摘自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
（1857年8月底至9月中旬）。《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10页。
另一方面，对我们来说更为重要的是，我们的方法表明必然包含着历史考察之点，也就是说，表明仅仅作为生产过程的历史形式的资产阶级经济，包含着超越自己的、对早先的历史生产方式加以说明之点。因此，要揭示资产阶级经济的规律，无须描述生产关系的真实历史。但是，把这些生产关系作为历史上已经形成的关系来正确地加以考察和推断，总是会得出这样一些原始的方程式，——就象例如自然科学的经验数据一样，——这些方程式会说明在这个制度以前存在的过去。这样，这些启示连同对现代的正确理解，也给我们提供了一把理解过去的钥匙——这也是我们希望做的一项独立的工作。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458页。
六、历史比较方法
（一）比较能使我们找到理解历史现象的钥匙
基佐先生最大的谜——英国革命的保守性的谜（他只能用英国人特有的稳重作风来解释这个谜），应当这样来解释，即资产阶级与大部分大土地所有者之间建立了长期的联盟，而这种联盟使英国革命在本质上有别于用分散土地来消灭大土地所有制的法国革命。这个和资产阶级有联系的大土地所有者阶级（它其实在亨利八世时就已经出现了）与1789年的法国封建地主不同，它对于资产阶级的生存条件不但不加反对，反而完全抱容忍的态度。这个阶级的地产事实上不是封建性的财产，而是资产阶级性的财产。这些土地所有者一方面供给工业资产阶级以手工工场所必需的劳动力，另一方面又能使农业的发展与工商业状况相适应。这就使土地所有者和资产阶级有共同利益，这就使土地所有者和资产阶级结成联盟。
马克思和恩格斯：《评基佐<英国革命为什么会成功？英国革命史讨论>1850年巴黎版》（1850年2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7卷第251页。
要了解一个限定的历史时期，必须跳出它的局限，把它与其他历史时期相比较。
马克思：《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1856年6—8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287页。
要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全面地进行这样的批判，只知道资本主义的生产、交换和分配的形式是不够的。对于发生在这些形式之前的或者在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内和这些形式同时并存的那些形式，同样必须加以研究和比较，至少是概括地加以研究和比较。到目前为止，总的说来，只有马克思进行过这种研究和比较，所以，到现在为止在资产阶级以前的理论经济学方面所确立的一切，我们也差不多完全应当归功于他的研究。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1878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90页。
在研究德国历史（它完全是一篇苦难史）时，我始终认为，只有拿法国的相应的时代来作比较，才可以得出一个正确的标准，因为那里发生的一切正好和我们这里发生的相反。那里是封建国家的各个分散的成员组成一个民族国家，我们这里恰好是处于最严重的衰落时期。那里的整个发展过程中是罕见的客观逻辑，我们这里是一天比一天不可救药的紊乱。那里在中世纪时期，代表外国干涉的是帮助普罗凡斯族反对北法兰西族的英国征服者。对英国人的战争可说是三十年战争，但是战争的结果是外国干涉者被驱逐出去和南部被北部所制服。随后是中央政权和依靠国外领地、起着勃兰登堡——普鲁士所起作用的勃艮第藩国的斗争，但是这一斗争的结果是中央政权获得胜利和民族国家最后形成。在我们这里当时恰好是民族国家彻底瓦解（如果神勃艮第大公国是9世纪在法国东部塞纳河和卢瓦尔河的上游地区成立的，后来并入大片领土（法兰斯孔太，法国北部一部分和尼德兰），在14至15世纪成了独立的封建国家，15世纪下半叶在大胆查理大公时代达到鼎盛。力图扩张自己属地的勃艮第大公国成了建立中央集权的法兰西君主国的障碍；勃艮第的封建圣罗马帝国范围内的“德意志王国”可以称为民族国家的话），德国领土开始大规模被掠夺。这对德国人说来是极其令人感到羞愧的对照，但是因此也就更有教益，自从我们的工人重又使德国站在历史运动的最前列以来，我们对先前的羞辱就能稍微容易地忍受了。
恩格斯：《致弗·梅林（1893年7月14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03—504页。
近日来，我有一个想法：写一部关于路德的作品——以其活动和著作为依据，——是非常必要的。首先，无论是揭露新教的神话，还是揭露扬森（他目前在德国享有盛名）领导的天主教反对新教的那种狭隘的斗争，都是非常适时的；同时，从我们的观点说明宗教改革运动是一个何等的资产阶级运动，也确实是必要的。其次，一方面把卡尔施塔特、再洗礼派和农民战争之前的路德和这一切之后的路德专门作一比较，另一方面把1848年以前和以后的资产阶级专门作一比较，详尽地探索路德的这个转变是怎样逐渐发生的，这是十分重要的。
恩格斯：《致卡·考茨基（1892年2月1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第260—261页。
波拿巴式的君主政体（它的特点，马克思和我分别在《雾月十八日》和《论住宅问题》第二篇以及其他地方阐述过）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中所起的作用，同旧的君主专制政体在封建制度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中所起的作用相类似。但是，正象后一种斗争不能在旧的君主专制政体下而只能在君主立宪政体下（英国、1789—1792年和1815—1830年的法国）才能进行到底一样，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斗争也只有在共和政体下才能进行到底。因此，如果说，有利的条件和革命的经历曾经帮助法国人打倒了波拿巴，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那末，同依然停滞在半封建主义和波拿巴主义的混合体中的我们相比，法国人有这样一个优越性：他们拥有一定会把斗争进行到底的形式，而这种形式我们还有待于守职。他们在政治上要比我们先进整整一个阶段。
恩格斯：《致爱·伯恩施坦（1883年8月27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55页。
恩格斯：《致爱·伯恩施坦（1882牢12月16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412页。
希腊和罗马的氏族，以前一向是所有历史学家之谜，如今可用印第安人的氏族来说明了，因而也就为全部原始历史找到了一个新的基础。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3月底—5月26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4页。
摩尔根的伟大功绩，就在于他在主要特点上发现和恢复了我们成文历史的这种史前的基础，并且在北美印第安人的血族团体中找到了一把解开古代希腊、罗马和德意志历史上那些极为重要而至今尚未解决的哑谜的钥匙。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3月底—5月26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页。
摩尔根在美国，以他自己的方式，重新发现了四十年前马克思所发现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并且以此为指导，在把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加以对比的时候，在主要点上得出了与马克思相同的结果。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3月底—5月26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页。
在凯撒时代，至少有很大一部分日耳曼人，即苏维汇部落，还没有定居下来，他们的田地还是共同耕作的。我们按同其他民族的类比可以推测，这种共同耕作是这样进行的：一些包括若干具有近亲关系的家庭的氏族，一起耕种分配给他们的、年年更换的土地，并把产品分配给各个家庭。但苏维汇人在公元初年在新的住所安居下来以后，这种办法很快就停止了。至少，塔西佗（在凯撒之后150年）就只知道由各个家庭耕种土地。但是，分配给这些家庭的耕地，期限也只有一年；每隔一年，又要重新进行分配和更换。
这是怎样进行的，我们今天还可以在摩塞尔河畔和霍赫瓦尔特山脉的所谓农户公社［Geh&o&ferschaften］中看得出来。在那里，虽然不再一年分配一次，但是每隔3年、6年、9年或12年，总要把全部开垦的土地（耕地和草地）合在一起，按照位置和土质，分成若干“大块”［《Gewanne》］。每一大块，再划分成若干大小相等的狭长带状地块，块数多少，根据公社中有权分地者的人数而定；这些地块，采用抽签的办法，分配给有权分地的人。所以，每一个社员，在每一个大块中，也就是说，在每一块位置与土质各不相同的土地上，当初都分到了同样大的一块土地。现在，这块土地，由于分遗产、出卖种种原因，已经大小不等了，但旧有的整块土地，仍旧是一个单位，根据这个单位，才能决定这块土地的1/2、1/4、1/8等等的大小。没有开垦的土地、森林和牧场，仍然共同占有，共同利用。
这种最古老的制度，直到本世纪初，还保存在巴伐利亚的莱茵普法尔茨的所谓抽签分地制中。
恩格斯：《马尔克》（1882年9月中—12月上半月）。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55页。
列宁的有关论述：
把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关英美工人运动的言论，同有关德国工人运动的言论比较一下，是大有益处的。如果注意到德国和英美两国，资本主义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以及资产阶级在各该国全部政治生活中的统治形式各不相同这一事实，那末这种比较的意义就更加重大了。从科学观点来看，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唯物辩证法的典范，看到善于针对不同的政治经济条件的具体特点，把问题的不同重点和不同方面提到首位并加以强调的本领。从工人政党的实际政策和策略观点来看，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共产党宣言》的作者针对不同国家的民族工人运动所处的不同阶段决定战斗的无产阶级任务的典范。
列宁：《<约·菲·贝克尔、约·狄慈根、弗·恩格斯、卡·马克思等致弗·阿·左尔格等书信集>俄译本序言》（1907年4月6日[19日]）。《列宁选集》第1卷第693页。
（二）历史比较的类型：寻找相异点的比较，寻找相同点的比较，既找相同点又寻相异点的综合比较对于象比较解剖学、比较植物学、比较语言学等等科学，他自然是一窍不通的；这些科学正是由于比较和确定了被比较对象之间的差别而获得了巨大的成就，在这些科学中比较具有普遍意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18页。
无产者和农奴有什么区别？
农奴使用一块土地，也就是使用一种生产工具，为此，他要交出或多或少的一部分收入。无产者用属于他人的生产工具做工，这个他人把由竞争所决定的一份产品让给无产者，作为对他的劳动的报酬。在农奴那里，劳动者得到的那一份是由他自己的劳动决定的，因而也是由他自己决定的。在无产者那里，劳动者得到的那一份是由竞争决定的，因而首先是由资产者决定的。农奴的生活有保障，无产者的生活没有保障。农奴获得解放的道路是：把他的封建主赶走，自己变成财产所有者，从而进入竞争领域并暂时加入有产阶级的队伍，即特权阶级的队伍。无产者则通过消灭财产、竞争和一切阶级差别而获得解放。
恩格斯：《共产主义信条草案》（1847年6月9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376—377页。
无产者和手工业者有什么区别？
不同于无产者的所谓手工业者，上个世纪几乎到处都有，而今天还散见各处，他们顶多是暂时的无产者。他们的目的是为自己获得资本，并用它来剥削其他劳动者。当行会仍然存在，或者当经营自由还没有导致手工业照工厂的方式进行生产、还没有导致激烈的竞争时，他们往往还可以达到这个目的。但是，一旦手工业采用了工厂制度，竞争也非常盛行时，这种前景就消失了，手工业者就日益成为无产者。因此，手工业者获得解放的道路是：或者是成为资产者或一般是变为中间等级，或者是由于竞争而成为无产者（正如现在所经常发生的），并参加无产阶级的运动，也就是参加或多或少自觉的共产主义运动。
恩格斯：《共产主义信条草案》（1847年6月9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377页。
我们让读者自己把李嘉图的这种简单明了而又准确的语言和蒲鲁东先生想用劳动时间来确定相对价值的那种玩弄辞句的企图比较一下。
李嘉图给我们指出资产阶级生产的实际运动，即构成价值的运动。蒲鲁东先生却撇开这个实际运动不谈，而“煞费苦心地”去发明按照所谓的新公式（这个公式只不过是李嘉图已清楚表述了的现实运动的理论表现）来建立世界的新方法。李嘉图把现社会当做出发点，给我们指出这个社会怎样构成价值；蒲鲁东先生却把构成价值当做出发点，用它来构成一个新的社会世界。根据蒲鲁东先生的说法，构成价值应当绕个圈子，又成为按照这种估计方法已经完全构成的世界的构成因素。在李嘉图看来，劳动时间确定价值这是交换价值的规律，而蒲鲁东先生却认为这是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综合。李嘉图的价值论是对现代经济生活的科学解释；而蒲鲁东先生的价值论却是对李嘉图理论的乌托邦式的解释。李嘉图从一切经济关系中得出他的公式，并用来解释一切现象，甚至如地租、资本积累以及工资和利润的关系等那些骤然看来好象是和这个公式抵触的现象，从而证明他的公式的真实性；这就使他的理论成为科学的体系。蒲鲁东先生只是完全凭任意的假设再度发现了李嘉图的这个公式，后来就不得不找出一些孤立的经济事实，加以歪曲和捏造，以便作为例证，作为实际应用的现成例子，作为实现他那新生观念的开端。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1847年上半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92—93页。
在原始积累的历史中，对正在形成的资本家阶级起过推动作用的一切变革，都是历史上划时代的事情；但是首要的因素是：大量的人突然被强制地同自己的生存资料分离，被当作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者抛向劳动市场。对农业生产者即农民的土地的剥夺，形成全部过程的基础。这种剥夺的历史在不同的国家带有不同的色彩，按不同的顺序、在不同的历史时代通过不同的阶段。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1867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784页。
为了最后彻底弄清楚塔西佗的日耳曼人和美洲的红种人间的相似之点，我从你的那部班克罗夫特著作的第一卷里作了一些摘要。这种相似确实特别令人感到惊奇，因为生产方式如此不相同——这里是渔业和狩猎业，没有畜牧业和农业，那里是向农业过渡的游牧业。这正好说明，在这个阶段，生产方式不象部落的旧的血缘关系和旧的两性（sexus）相互共有关系之解体程度那样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否则前俄罗斯美洲地区的特林基特人就不可能与日耳曼人极其相似，而且，大概比你的易洛魁人与之更加相似。那里面解答的另一个谜是：由妇女承担主要劳动和非常尊敬妇女，两者是如何很好地协调起来的。其次，我为我的推测找到了证据，即在欧洲，最初在克尔特人和斯拉夫人那里发现的初夜权是旧的两性共有关系的残余：在两个相距很远并且起源不同的部落中，部落的代表萨满都有初夜权。我从这本书里学到许多东西，关于日耳曼人的问题暂时感到满足了。
恩格斯：《致马克思（1882年12月8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120页。
美国的运动正处在我们的运动在1848年以前所处的那种阶段上，真正有才智的人物首先应当在那里起共产主义者同盟在1848年以前在各个工人联合会中所起的那种作用。只是在美国，这一切目前将进行得无比迅速，运动开展不过8个月，就能在选举中取得那样的成绩，这简直是闻所未闻的。而如果有做得不够的地方，资产者就会去补做。全世界没有哪一个地方的资产者象你们那里的资产者那样无耻和专横，你们那里的法官比起俾斯麦手下的那帮帝国讼棍来简直有过之而无不及。凡是资产者用这种手段进行斗争的地方，斗争很快就得到结局，如果我们在欧洲不赶快行动起来，那末美国人很快就会超过我们。但是正好在现在，你们那里加倍地需要有几个我们方面的人，他们要在理论和久经考验的策略方面毫不动摇，同时要能说英语和写英文，因为美国人由于各种显而易见的历史原因在所有理论问题上都远远落后，他们虽然没有从欧洲接受中世纪的制度，但是接受了大量中世纪的传统、宗教、英国的习惯（封建）法、迷信、降神术，总之，接受了过去对做生意并不直接有害而现在对愚化群众则非常有用的各种荒唐的东西。如果那里存在着有清醒的理论头脑的人，能预先告诉他们，他们自己的错误会造成什么后果，能使他们弄清楚，任何一个运动，要是不始终把消灭雇佣劳动制作为最终目标，它就一定要走上歧途，遭到失败，那末，许多蠢事都可以避免，整个过程也将大大地缩短。可是，这必须按英国的方式进行，德国的特点必须抛开，《社会主义者报》的先生们是未必能胜任这一工作的，而《人民报》的先生们也只是在做生意方面比他们聪明一点。
恩格斯：《致弗·阿·左尔格（1886年11月29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567—568页。
在此又很自然地可以和1848—1850年的运动作一番比较。1848年反对派各阶级之间也是利害冲突，各行其是。资产阶级已充分发展，不能再忍受封建官僚专制制度的存在，而它自己的力量又还不足以马上使其他各阶级的要求从属于它这个阶级的要求。无产阶级还过于软弱，不能期望迅速跳过资产阶级阶段而立即夺取政权，但是资产阶级统治的滋味，它在专制制度之下又已经尝够了，而资产阶级的解放就是它自己的解放的看法，又因它本身已经大为发展而不再相信了。本民族的群众，即小资产阶级，小工场主（手工业者），农民，都被他们的暂时还是天然的同盟者资产阶级认为已太革命而遗弃，而有时又被无产阶级认为不够先进而遗弃；他们自己之间又不一条心，因而一事无成，而且对左右两面同是反对派的人们都持反对态度。最后可以这样说：1525年农民之间的地方狭隘性并不比1848年参加运动的所有阶级之间的地方狭隘性还更严重些。成百的地方性革命，紧跟着也有成百的顺利进行的地方性反革命，小国林立状态保持不变等等，这一切都令人信服地证明了上述情况。谁要是在1525年和1848年两次德国革命及其结局之后还会梦呓联邦共和国，那末他没有别的去处，只配送到疯人院里去。
然而这两次革命，即16世纪的革命和1848—1850年的革命，尽管完全类似，却也大有本质的区别。1848年的革命如果没有证明德国的进步的话，那末却证明了欧洲的进步。
从1525年的革命中得利的是谁呢？诸侯。从1848年的革命中得利的是谁呢？大诸侯，奥地利与普鲁士。站在1525年的小诸侯背后的，是用捐税锁链把这些小诸侯束缚起来的小市民，站在1850年的大诸侯背后，站在奥地利和普鲁士背后的，是很快就通过国债制服了这些大诸侯的现代大资产阶级。而站在大资产阶级背后的是无产阶级。
1525年的革命是一次德国地方事件。当德国人进行农民战争的时候，英国人，法国人，捷克人，匈牙利人都已进行过他们的农民战争了。如果德国已是分崩离析的话，那末欧洲就更加分崩离析。1848年的革命不是德国地方事件，它是伟大的欧洲事件的一个部分。在1848年革命的整个进程中，它的动因并不是局限于一个国家的窄狭范围之内，甚至不是局限于一个大洲的窄狭范围之内。可以说，曾为此次革命舞台的这些国家，对于此次革命的发生，恰恰起作用最少。这些国家或多或少是一些不自觉又无心无意的原料，要在现在全世界都参加的这一次运动的进程中被重新塑造一番。这一次运动在我们的现存社会制度之下看起来当然只能是一种外来的力量，但它结果正是我们自己的运动。因此从1848到1850年的革命就不能象1525年的革命那样结束。
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1850年夏）。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481—483页。
列宁的有关论述：
我们现在可以给我们的比较作一个总结。我们力求扼要地说明标题中所指出的每个社会思想派别的相互关系。
启蒙者相信当前的社会发展，因为他们看不见它所特有的矛盾。民粹派分子害怕当前的社会发展，因为他们已经看到了这些矛盾。“学生们”相信当前的社会发展，因为他们看到只有在这些矛盾的充分发展下美好的未来才有保证。因此，第一个派别和最后一个派别都竭力支持、加速和促进循着这条道路往前发展，扫除一切妨碍和阻止这个发展的障碍。相反地，民粹派则力图遏止和阻止这个发展，害怕把资本主义发展的某些障碍消灭掉。第一个派别和最后一个派别可以叫做历史的乐观主义：事情象现在这样愈快地进行下去，那就愈好。相反地，民粹派自然会引导到历史的悲观主义：事情象现在这样愈进行下去，那就愈糟糕。“启蒙者”根本没有提出改革后发展的性质问题，仅仅限于向改革前的制度的残余作斗争，仅仅限于给俄国的西欧式的发展扫清道路的消极任务。民粹派提出了俄国的资本主义问题，但是它在解决这个问题上认为资本主义是反动的，因此不能完全接受启蒙者的遗产：民粹派分子总是从“文明统一”的观点反对一般力求使俄国欧化的人，他们之所以反对，不仅是因为他们不能局限于这些人的理想（这样的反对倒是正确的），而且是因为他们不愿意在当前的即资本主义的文明的发展上走得这样远。“学生们”在解决俄国资本主义问题上认为它是进步的，因此他们不仅能够而且应当全部地接受启蒙者的遗产，并且从无家产的生产者的观点分析资本主义的矛盾，这样来补充这个遗产。启蒙者没有挑出任何一个居民阶级作为自己特别注意的对象，不仅一般地讲到人民，而且甚至一般地讲到民族。民粹派分子希望代表劳动的利益，然而没有指出现代经济体系中的特定的集团；事实上他们总是站在小生产者的观点上，而资本主义则使小生产者变为商品生产者。“学生们”不仅以劳动的利益为标准，而且同时指出资本主义经济中完全特定的经济集团，即无家产的生产者。第一个派别和最后一个派别在其愿望的内容上是与资本主义所创造和发展的那些阶级的利益相适应的；民粹主义在其内容上是与在现代社会其他阶级中占居中间地位的小生产者阶级、小资产阶级的利益相适应的。因此，民粹主义对“遗产”的矛盾态度，并不是偶然现象，而是民粹派观点的内容本身的必然结果：我们曾经看到，启蒙者的观点的主要特点之一是热烈地愿望俄国欧化，而民粹派分子只要成其为民粹派分子，就无论如何也不能完全同意这种愿望。
列宁：《我们究竟拒绝什么遗产？》（1897年底）。《列宁选集》第1卷第147—148页。
（三）历史比较方法遵循的原则：可比性；在对被比较的各方分别进行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倍尔西阿尼所以是一位无比的歌唱家，正是因为她是一位歌唱家，而且人们把她同其它歌唱家相比较；人们根据他们的耳朵的正常组织和音乐修养做了评比，所以他们能够认识倍尔西阿尼的无比性。倍尔西阿尼的歌唱不能与青蛙的鸣叫相比，虽然在这里也可以比较，但只是人与一般青蛙之间的比较，而不是倍尔西阿尼与某只唯一的青蛙之间的比较。只有在第一种情况下才谈得上个人与个人之间的比较，在第二种情况下，只是他们的种特性或类特性的比较。
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17—518页。
在《资本论》里的好几个地方，我都提到古代罗马平民所遭到的命运。这些人本来都是自己耕种自己小块土地的自由农民。在罗马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他们被剥夺了。使他们同他们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分离的运动，不仅蕴含着大地产形成的过程，而且还蕴含着大货币资本形成的过程。于是，有那么一天就一方面出现了除自己的劳动力外一切都被剥夺的自由人，另一方面为了利用这种劳动，又出现了占有所创造出的全部财富的人。结果怎样呢？罗马的无产者并没有变成雇佣工人，却成为无所事事的游民，他们比过去美国南部各州的《poorwhites》［“白种贫民”］更受人轻视，和他们同时发展起来的生产方式不是资本主义的，而是奴隶占有制的。因此，极为相似的事情，但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出现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如果把这些发展过程中的每一个都分别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们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很容易地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但是，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那是永远达不到这种目的的，这种历史哲学理论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
马克思：《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1877年11月左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郑第131页。
在我看来，这些事实使我们有必要把挪威小市民阶层的特性作一定程度的研究。
在这里，您也许会发现一个极其重大的区别。在德国，小市民阶层是遭到了失败的革命的产物，是被打断了和延缓了的发展的产物；由于经历了30年战争和战后时期，德国的小市民阶层具有胆怯、狭隘、束手无策、毫无首创能力这样一些畸形发展的特殊性格，而正是在这个时候，几乎所有的其他大民族都在蓬勃发展。后来，当德国再次被卷入历史的运动的时候，德国的小市民阶层还保留着这种性格；这种性格十分顽强，在我国的工人阶级最后打破这种狭窄的框框以前，它都作为一种普遍的德国典型，也给德国的所有其他社会阶级或多或少地打上它的烙印。德国工人“没有祖国”，这一点正是最强烈地表现在他们已经完全扔掉了德国小市民阶层的狭隘性。
可见，德国的小市民阶层并不是一个正常的历史阶段，而是一幅夸张到了极点的漫画，是一种退化，正如波兰的犹太人是犹太人的漫画一样。英法等国的小资产者决不是和德国的小资产者处于同一水平的。
相反地，在挪威的小农和小资产阶级中间稍稍掺杂着一些中等资产阶级（大致和17世纪时英法两国的情形一样），这在好几个世纪以来都是正常的社会状态。在挪威，谈不上由于遭到了失败的伟大运动和30年战争而被迫退回到过时的状态中去。这个国家由于它的隔离状态和自然条件而落后，可是，它的状况是完全适合它的生产条件的，因而是正常的。只是直到最近，这个国家才零零散散地出现了一些大工业的萌芽，可是在那里并没有资本积聚的最强有力的杠杆——交易所，此外，海外贸易的猛力扩展也正好产生了保守的影响。因为在其他各地汽船都在排挤帆船的时候，挪威却在大规模地扩大帆船航行，它所拥有的帆船队即使不是世界上最大的，无疑也是世界上第二个最大的，而这些船只大部分都为中小船主所有，就象1720年左右的英国那样。但是这样一来，多年来处于停滞状况的运动毕竟开始了，这种运动也表现在文学的繁荣上。
挪威的农民从来都不是农奴，这使得全部发展（加斯梯里亚的情形也是这样）具有一种完全不同的背景。挪威的小资产者是自由农民之子，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比起堕落的德国小市民来是真正的人。同时，挪威的小资产阶级妇女比起德国的小市民妇女来，也简直是相隔天壤。例如易卜生的戏剧不管有怎样的缺点，它们却反映了一个即使是中小资产阶级的但是比起德国的来却有天渊之别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人们还有自己的性格以及首创的和独立的精神，即使在外国人看来往往有些奇怪。因此，在我对这类东西作出判断以前，我是宁愿把它们彻底研究一番的……
列宁的有关论述：
恩格斯：《致保·恩斯特（1890年6月5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2—474页。
把各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的发展情况加以比较，把各个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纲领也加以比较，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来，具有极大的意义，因为各个现代国家的资本主义本性和它们的发展规律无疑是共同的。可是，这样的比较必须作得适当。这里有一个起码的条件，就是要弄清拿来作比较的各个国家的历史发展时期是否可以互相比较。
列宁：《论民族自决权》（1914年2—
5月）。《列宁选集》第2卷第517页。
（四）不要作肤浅的历史对比
象我们已经在上面看见的一样，“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把某些思想强加于自然界，他想在人类社会中看到这些思想的实现。以前单个人被宣布为自然界的镜子，而现在则是整个社会被宣布为自然界的镜子。现在可以根据强加于自然界的各个观念作出关于人类社会的进一步的结论了。由于作者满足于这种空洞的类比，没有深入去考察社会历史的发展，所以不清楚为什么在任何时代社会都不是自然界的正确的反映。
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61—562页。
最后，我希望，我这部著作对于清除那种流行的——特别是现今在德国流行的——关于所谓恺撒主义的书生用语，将会有所帮助。在作这种肤浅的历史对比时，人们忘记了最主要的一点，即在古代的罗马，阶级斗争只是在享有特权的少数人内部进行，只是在自由富人与自由穷人之间进行，而从事生产的广大民众，即奴隶，则不过为这些斗士充当消极的舞台台柱。人们忘记了西斯蒙第所说的一句中肯的评语：罗马的无产阶级依靠社会过活，现代社会则依靠无产阶级过活。由于古代阶级斗争同现代阶级斗争在物质经济条件方面有这样的根本区别，在由这种斗争所产生的政治人物之间，也就不能比坎特伯雷大主教与祭司长撒母耳之间有更多的共同点了。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第二版序言》（1869年6月23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99—600页。
列宁的有关论述：
殖民政策和帝国主义在资本主义最新阶段以前，甚至在资本主义以前就已经有了。以奴隶制为基础的罗马就推行过殖民政策，实行过帝国主义。但是，“一般地”谈论帝国主义而忘记或忽视社会经济形态的根本区别，这样的议论必然会变成最空洞的废话或吹嘘，就象把“大罗马和大不列颠”拿来相提并论那样。就是资本主义过去各阶段的资本主义殖民政策，同金融资本的殖民政策也是有重大差别的。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1916年1—6月）。《列宁选集》第2卷第802页。
七、阶级分析方法
（一）阶级分析是理解文明历史的一把钥匙
正是马克思最先发现了伟大的历史运动规律，根据这个规律，一切历史上的斗争，无论是在政治、宗教、哲学的领域中进行的，还是在任何其他意识形态领域中进行的，实际上只是各社会阶级的斗争或多或少明显的表现，而这些阶级的存在以及它们之间的冲突，又为它们的经济状况的发展程度、生产的性质和方式以及由生产所决定的交换的性质和方式所制约。这个规律对于历史，同能量转化定律对于自然科学具有同样的意义，它在这里也是马克思用以理解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历史的钥匙。在这部著作中，他用这段历史检验了他的这个规律；即使已经过了33年，我们还是应该承认，这个检验获得了辉煌的成果。
恩格斯：《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第三版序言》
（1885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02页。
由此可见，到现在为止，社会一直是在对立的范围内发展的，在古代是自由民和奴隶之间的对立，在中世纪是贵族和农奴之间的对立，近代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对立。这一方面可以解释被统治阶级用以满足自己需要的那种不正常的“非人的”方式，另一方面可以解释交往的发展范围的狭小以及因之造成的整个统治阶级的发展范围的狭小；由此可见，这种发展的局限性不仅在于一个阶级被排斥于发展之外，而且还在于把这个阶级排斥于发展之外的另一阶级在智力方面也有局限性；所以“非人的东西”也同样是统治阶级命中所注定的。这里所谓“非人的东西”同“人的东西”一样，也是现代关系的产物；这种“非人的东西”是现代关系的否定面，它是没有任何新的革命的生产力作为基础的反抗，是对建立在现有生产力基础上的统治关系以及跟这种关系相适应的满足需要的方式的反抗。“人的”这一正面说法是同某一生产发展的阶段上占统治地位的一定关系以及由这种关系所决定的满足需要的方式相适应的。同样，“非人的”这一反面说法是同那些想在现存生产方式内部把这种统治关系以及在这种关系中占统治地位的满足需要的方式加以否定的意图相适应的，而这种意图每天都由这一生产发展的阶段不断地产生着。
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07—508页。
列宁的有关论述：
马克思主义给我们指出了一条指导性的线索，使我们能在这种看来迷离混沌的状态中发现规律性。这条线索就是阶级斗争的理论。只有把某一社会或某几个社会的全体成员的意向的总和加以研究，才能对这些意向的结果作出科学的判断。其所以有各种矛盾的意向，是因为每个社会所分成的各阶级的生活状况和生活条件不同。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恩格斯后来补充说明，原始公社的历史除外〉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自由民和奴隶、贵族和平民、领主和农奴、行会师傅和帮工，一句话，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始终处于相互对抗的地位，进行不断的、有时隐蔽有时公开的斗争，而每一次斗争的结局都是整个社会受到革命改造或者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从灭亡的封建社会内部产生出来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并没有消灭阶级矛盾。它只是用新的阶级、新的压迫条件、新的斗争形式代替了旧的。但是，我们的时代，资产阶级时代，却有一个特点：它使阶级矛盾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从法国大革命时起，欧洲许多国家的历史非常明显地揭示出事变的这种真实内幕，即阶级斗争。法国复辟时代就有一些历史学家（梯叶里、基佐、米涅、梯也尔）在总结当时的事变时，不能不承认阶级斗争是了解全部法国历史的钥匙。现今这个时代，即资产阶级取得完全胜利、设立代议机关、实行广泛的（甚至是普遍的）选举制、创办深入群众的廉价的日报等等的时代，势力强大的、范围不断扩大的工人联合会和企业主联合会等等出现的时代，更加清楚地（虽然有时是用很片面的、“和平的”、“宪政的”形式）表明阶级斗争是事变的推动力。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中有一段话表明，马克思怎样要求社会科学用客观态度去分析现代社会中每个阶级所处的地位，并且同对每个阶级的发展条件的分析结合起来。这段话就是：“在当前同资产阶级对立的一切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其余的阶级都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而日趋没落和灭亡，无产阶级却是大工业本身的产物。中间等级，即小工业家、小商人、手工业者、农民，他们同资产阶级作斗争，都是为了维护他们这种中间等级的生存，以免于灭亡。所以，他们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不仅如此，他们甚至是反动的，因为他们力图使历史的车轮倒转。如果说他们是革命的，那是鉴于他们行将转入无产阶级的队伍，这样，他们就不是维护他们目前的利益，而是维护他们将来的利益，他们就离开自己原来的立场，而站到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在许多历史著作（见参考书目）中，马克思提供了用唯物主义观点研究历史、分析每个阶级以至每个阶级内部各个集团或阶层所处地位的光辉而深刻的范例，透彻地指明为什么和怎么“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我们上面摘录的那段话清楚地说明，马克思为了估计历史发展的全部合力，分析了社会关系以及从一个阶级到另一个阶级、从过去到将来的许多过渡阶段的复杂情景。
列宁：《卡尔·马克思》（1914年7—11
月）。《列宁选集》第2卷第587—588页。
以下就是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30多年前谈到未来世界战争时所说的一段话：
“对于普鲁士德意志来说，现在除了世界战争以外已经不可能有任何别的战争了。这会是一场具有空前规模和空前剧烈的世界战争。那时会有800万到1000万士兵彼此残杀，同时把整个欧洲都吃得干干净净，比任何时候的蝗虫群还要吃得厉害。30年战争所造成的大破坏集中在三四年里重演出来并遍及整个大陆；到处是饥荒、瘟疫，军队和人民群众因极端困苦而普遍野蛮化；我们在商业、工业和信贷方面的人造机构陷于无法收拾的混乱状态，其结局是普遍的破产；旧的国家及其世代相因的治国才略一齐崩溃，以致王冠成打地滚在街上而无人拾取；绝对无法预料，这一切将怎样了结，谁会成为斗争中的胜利者；只有一个结果是绝对没有疑问的，那就是普遍的衰竭和为工人阶级的最后胜利造成条件。
如果已达顶点的军备竞争制度终于产生它的不可避免的结果，前景就是这样。国王和国家要人老爷们，这就是你们的才略把旧欧洲所弄到的地步。如果你们再也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开始跳一场最后的大战舞，那我们是不会哭泣的（unskannesrechtsein）。就算战争可能会把我们暂时抛到后面去，就算它会把我们已经争得的某些阵地夺去。但是，如果你们放纵你们以后将无法对付的力量，那末不管那时情况如何，在悲剧结束时你们必将垮台，而无产阶级的胜利不是已经争得，就是终于（doch）不可避免。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87年12月15日于伦敦”
这真是多么天才的预言！在这个明确的、简要的、科学的阶级分析中，每一句话的含义是多么丰富！现在陷于可耻的犹豫、颓丧和绝望状态的人，如果……如果这些惯于向资产阶级奴颜婢膝或甘愿被资产阶级吓倒的人会思考，还有一点思考能力，那末，他们该从这里吸取多少教训！
恩格斯所预料的事情有些是发生得不象他所预料的那样，因为在帝国主义以疯狂速度发展的30年间，世界和资本主义当然不能不有某些变迁。然而最令人惊奇的是，很多事情发生得同恩格斯所预料的“一字不差”。其所以如此，是因为恩格斯作了极其确切的阶级分析，而阶级以及阶级间的相互关系又仍然同以前一样。
列宁：《预言》（1918年6月29日）。
《列宁选集》第3卷第576—577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同那些忘记了阶级差别而笼统地谈论生产者、人民或劳动者的人作过无情的斗争。凡是多少读过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的人，都不会忘记，他们在所有的著作中总是嘲笑那些笼统地谈论生产者、人民、劳动者的人。笼统的劳动者或笼统的工作者是不存在的；或者是握有生产资料的小业主，他们的整个心理状态和全部生活习惯都是资本主义的（它们也不可能是别的样子），或者是心理状态完全不同的雇佣工人，即同资本家对抗、对立和斗争的大工业雇佣工人。
列宁：《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1921年3月8—16日）。《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1卷第90页。
马克思主义者不应该离开分析阶级关系的正确立场。
列宁：《论策略书》（1917年4月8—13日［21—26日］）。）。《列宁选集》第3卷第27页。
（二）进行阶级分析必须研究各阶级赖以生存的物质经济条件和各种社会条件以前所有对于历史的见解，都以下述观念为基础：一切历史变动的最终原因，应当到人们变动着的思想中去寻求，并且在一切历史变动中，最重要的、决定全部历史的是政治变动。可是，人的思想究竟从哪里来的，政治变动的动因又是什么——关于这一点，没有人发问过。只有在法国史学家和部分英国史学家的新学派中，才产生了一种信念，认为欧洲历史的动力——至少从中世纪起——是新兴资产阶级为争取社会和政治的统治同封建贵族所作的斗争。而马克思则证明，过去的全部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在全部纷繁和复杂的政治斗争中，问题的中心始终是社会阶级的社会和政治的统治，即旧的阶级要保持统治，新兴的阶级要争得统治。可是，这些阶级是由于什么而产生和存在的呢？是由于当时存在的物质的、可以实际感觉到的条件，即各该时代社会借以生产和交换必要生活资料的那些条件。中世纪的封建统治依靠的是自给自足的小规模的农民公社的经济，这种公社差不多所有消费品都是自己生产而几乎没有交换关系，并由好战的贵族保护它们不受外敌侵害，使它们具有民族的或者至少是政治的联系。当城市产生，而独立的手工业和最初在国内后来在国际上的商业流转也随之产生的时候，城市资产阶级就发展起来了，这种资产阶级早在中世纪时期，就已经在反对贵族的斗争中争得了在封建制度内同样作为一个特权等级的地位。可是随着15世纪中叶以后欧洲以外的世界的发现，资产阶级得到了一个更广大得多的通商地区，从而也得到了发展自己工业的新刺激；在一些最重要的生产部门中，手工业被已经具有工厂性质的工场手工业所排挤，而工场手工业又被大工业所排挤，这种大工业是由于前一世纪的各种发明，特别是由于蒸汽机的发明才可能建立的。大工业又反过来影响商业，排斥落后国家里的旧式手工劳动，而在比较发达的国家里，建设起现代的新式交通工具——轮船、铁路和电报。这样，资产阶级日益把社会财富和社会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虽然它在长时期内还未能取得政权，政权仍然操在贵族和靠贵族支持的王权手里，但到了一定的发展阶段，——在法国是从大革命起——它把政权也夺到手了，于是它对于无产阶级和小农说来就成了统治阶级。
恩格斯：《卡尔·马克思》（1877年6月中）。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0—41页。
被压迫阶级的存在就是每一个以阶级对抗为基础的社会的必要条件。因此，被压迫阶级的解放必然意味着新社会的建立。要使被压迫阶级能够解放自己，就必须使既得的生产力和现存的社会关系不再继续并存。在一切生产工具中，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革命因素之组成为阶级，是以旧社会的怀抱中所能产生的全部生产力的存在为前提的。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1847年上半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60页。
经济条件首先把大批的居民变成工人。资本的统治为这批人创造了同等的地位和共同的利害关系。所以，这批人对资本说来已经形成一个阶级，但还不是自为的阶级。在斗争（我们仅仅谈到它的某些阶段）中，这批人逐渐团结起来，形成一个自为的阶级。他们所维护的利益变成阶级的利益。而阶级同阶级的斗争就是政治斗争。
我们应当把资产阶级的历史分为两个阶段：第一是资产阶级在封建主义和君主专制的统治下形成为阶级；第二是形成阶级之后，推翻封建主义和君主制度，把旧社会改造成资产阶级社会。第一个阶段历时较长，花的力量也最多。资产阶级也是从组织反对封建主的局部性同盟开始进行斗争的。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1847年上半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59页。
在我们继续叙述议会的历史以前，为着避免在估计我们所考察的这个时代的总的性质时通常易犯的错误，需要作几点说明。在民主派看来，无论在制宪国民议会时期或在立法国民议会时期，问题都不过是在于共和党人和保皇党人之间的斗争。他们把运动本身概括为一个词儿：“反动”——黑夜，这时所有的猫都是灰的，而他们也可以滔滔不绝地倾泻出他们的更夫的老生常谈。当然，初看起来，秩序党好象是各种保皇派集团的结合体，这些集团不仅互相倾轧，以便把自己的王位僭望者捧上王位，把对方的王位僭望者排挤掉，而且它们一致对“共和国”表示仇恨，一致对“共和国”进行斗争。和这些保皇派的阴谋家相反，山岳党好象是“共和国”的保护人。秩序党似乎是永远忙于“反动”，而这种“反动”（完全象在普鲁士一样）是反对出版、结社等等，并且（又象在普鲁士一样）是以官僚、宪兵和法庭进行粗暴的警察干涉的方式实现的。“山岳党”同样毫不停息地忙于抵抗这种攻击，忙于保护“永恒的人权”，好象近一百五十年以来每个所谓的人民政党所多多少少做过的那样。可是，只要更仔细地分析一下情况和各个政党，这种遮蔽着阶级斗争和这个时期特有容貌的假象就消失了。
我们已经说过，正统派和奥尔良派是秩序党中的两个巨大集团。什么东西使这两个集团依附于它们的王位僭望者并使它们互相分离呢？难道只是百合花和三色旗，波旁王室和奥尔良王室，各种色彩的保皇主义或是它们的保皇主义信仰吗？在波旁王朝时期进行统治的是大地产连同它的僧侣和仆从；在奥尔良王朝时期进行统治的是金融贵族、大工业、大商业，即资本和它的随从者——律师、教授和健谈家。正统王朝不过是地主世袭权力的政治表现，而七月王朝则不过是资产阶级暴发户篡夺权力的政治表现。所以，这两个集团彼此分离决不是由于什么所谓的原则，而是由于各自生存的物质条件，由于两种不同的所有制形式；它们彼此分离是由于城市和农村之间的旧有的对立，由于资本和地产间的竞争。当然，把它们同某个王朝联结起来的同时还有旧日的回忆、个人的仇怨、忧虑和希望、偏见和幻想、同情和反感、信念、信条和原则，这有谁会否认呢？在不同的所有制形式上，在生存的社会条件上，耸立着由各种不同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世界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整个阶级在它的物质条件和相应的社会关系的基础上创造和构成这一切。通过传统和教育承受了这些情感和观点的个人，会以为这些情感和观点就是他的行为的真实动机和出发点。如果奥尔良派和正统派这两个集团中每一个集团，都硬要自己和别人相信它们彼此分离是由于它们对两个不同王朝的眷恋，那末后来的事实所证明的却刚刚相反，正是它们利益的对立才使得这两个王朝不能结合为一。正如在日常生活中把一个人对自己的想法和品评同他的实际人品和实际行动区别开来一样，在历史的战斗中更应该把各个党派的言辞和幻想同它们的本来面目和实际利益区别开来，把它们对自己的看法同它们的真实本质区别开来。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51年12月—1852年3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28—629页。
所谓原始积累只不过是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分离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所以表现为“原始的”，因为它形成资本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方式的前史。
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是从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中产生的。后者的解体使前者的要素得到解放。
直接生产者，劳动者，只有当他不再束缚于土地，不再隶属或从属于他人的时候，才能支配自身。其次，他要成为劳动力的自由出卖者，能把他的商品带到任何可以找到市场的地方去，他就必须摆脱行会的控制，摆脱行会关于学徒和帮工的制度以及关于劳动的约束性规定。因此，使生产者转化为雇佣工人的历史运动，一方面表现为生产者从隶属地位和行会束缚下解放出来；对于我们的资产阶级历史学家来说，只有这一方面是存在的。但是另一方面，新被解放的人只有在他们被剥夺了一切生产资料和旧封建制度给予他们的一切生存保障之后，才能成为他们自身的出卖者。而对他们的这种剥夺的历史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的。
工业资本家这些新权贵，不仅要排挤行会的手工业师傅，而且要排挤占有财富源泉的封建主。从这方面来说，他们的兴起是战胜了封建势力及其令人愤恨的特权的结果，也是战胜了行会及其对生产的自由发展和人对人的自由剥削所加的束缚的结果。但是，工业骑士之所以能够排挤掉佩剑骑士，只是因为他们利用了与自己毫不相干的事件。他们借以兴起的手段，同罗马的被释奴隶成为自己保护人的主人所使用的手段同样卑鄙。
劳动者的奴役状态是产生雇佣工人和资本家的发展过程的起点。这一发展过程就是这种奴役状态的形式变换，就是封建剥削变成资本主义剥削。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1867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783—784页。
列宁的有关论述：
阶级斗争理论所以是社会科学取得的巨大成就，正是因为它十分确切而肯定地规定了把个人因素归结为社会根源的方法。第一，这个理论制定了社会经济形态的概念。它以人类任何共同生活中的基本事实即生活资料的谋得方式为出发点，把这种生活资料谋得方式和在它影响下形成的人与人间的关系联系起来，并指出这些关系（即马克思的术语是“生产关系”）的体系是社会的基础，政治法律形式和某些社会思潮则是这个基础的外表。按照马克思的理论，每一种这样的生产关系体系都是特殊的社会机体，它有自己的产生、活动和向更高形式过渡即转化为另一种社会机体的特殊规律。这个理论已把重复性这个一般科学的客观标准应用于社会科学，而主观主义者认为把这个标准应用于社会学是不可能的。他们这样论断：由于社会现象错综复杂，形形色色，不把重要的和不重要的现象分开，就不能研究这些现象，而为了把两种现象分开，就需要“有批判头脑”和“品德高尚”的个人的观点，——于是他们就轻而易举地把社会科学变成一系列的小市民道德信条，这种道德的范例，我们已从那位空谈历史的迷途和“科学光芒”所指明的道路的米海洛夫斯基先生那里看到了。正是这些论断被马克思的理论根本打破了。重要和不重要之间的区别已为社会经济结构这一内容和政治、思想形式之间的区别所代替了。以往的经济学家认为，在仅仅存在着特殊的，即历史上一定的生产关系体系的规律的地方也有自然界的规律，对这种观点的批驳也就确切说明了经济结构这一概念本身。主观主义者关于一般“社会”的论断，这种毫无意义的不过是小市民的空想（因为他们甚至没有弄清楚各种不同的社会制度可以概括为几种独特的社会机体）的论断，已被对一定的社会结构形式的研究代替了。第二，“活的个人”在每个这样的社会经济形态范围内的活动，这些极为多样的似乎不能加以任何系统化的活动，已被概括起来，并归结为各个在生产关系体系中所起的作用上、在生产条件上、因而在生活环境的条件上以及在这种环境所决定的利益上彼此不同的个人集团的活动，一句话，归结为各个阶级的活动，而这些阶级的斗争决定着社会的发展。这就推翻了主观主义者的天真幼稚、纯粹机械的历史观，他们满足于历史是由活的个人创造的这种空洞的论点，而不愿分析这些个人的活动是由什么社会环境决定的，是怎样决定的。主观主义被社会过程是自然历史过程的观点代替了，没有这种观点，当然也就无所谓社会科学。司徒卢威先生很正确地指出：“忽视社会学中的个人，或者确切些说，从社会学中把个人一笔勾销，实质上是追求科学认识的个别事例”（第33页），“个体”不仅存在于精神世界中，而且存在于物质世界中。全部问题在于：“个体”受某些一般规律支配，这就物质世界来说早已肯定，而就社会领域来说，则只是由马克思的理论确定下来的。
列宁：《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及其在司徒卢威先生的书中受到的批评》
（1894年—1895年）。《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1卷第372—373页。
阶级斗争的理论，按唯物主义观点来了解俄国历史，按唯物主义观点来估计俄国目前的经济和政治情形，承认必须把革命斗争归结为一定阶级的一定利益，并分析这个阶级同其他阶级的关系等，都是十分重大的革命问题，把这些问题叫做“细节”，是绝顶荒谬的。
列宁：《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的任务》（1897年底）。《列宁选集》第1卷第109页。
八、假说是科学发展的形式
假设只是为了某种特定的目的而设立的。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1847年上半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16页。
只要自然科学在思维着，它的发展形式就是假说。一个新的事实被观察到了，它使得过去用来说明和它同类的事实的方式不中用了。从这一瞬间起，就需要新的说明方式了——它最初仅仅以有限数量的事实和观察为基础。进一步的观察材料会使这些假说纯化，取消一些，修正一些，直到最后纯粹地构成定律。如果要等待构成定律的材料纯粹化起来，那末这就是在此以前要把运用思维的研究停下来，而定律也就永远不会出现。
对缺乏逻辑和辩证法修养的自然科学家来说，互相排挤的假说的数目之多和替换之快，很容易引起这样一种观念：我们不可能认识事物的本质（哈勒和歌德）。这并不是自然科学所特有的，因为人的全部认识是沿着一条错综复杂的曲线发展的，而且，在历史学科中（哲学也包括在内）理论也是互相排挤的，可是没有人从这里得出结论说，例如，形式逻辑是没有意思的东西。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61页。
列宁的有关论述：
社会学中这种唯物主义思想本身已经是天才的思想。当然，这在那时暂且还只是一个假设，但是是一个第一次使人们有可能极科学地对待历史问题和社会问题的假设。在此以前，社会学家不善于往下探究象生产关系这样简单和这样原始的关系，而径直着手探讨和研究政治法律形式，一碰到这些形式是由当时人类某种思想产生的事实就停留下来；结果似乎社会关系是由人们自觉地建立起来的。但这个充分表现于《社会契约论》的思想（这种思想的痕迹在一切空想社会主义学说中都表现得十分明显）中的结论是和一切历史观察完全矛盾的。社会成员把他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关系的总和看做一个由某种原则所贯串的一定的完整的东西，——这是从来没有过而且现在也没有的事；恰恰相反，大众是不自觉地适应于这些关系的，而且根本不了解这些关系是特殊的历史的社会关系，例如人们千百年来生活于其中的交换关系，只是在最近才得到了解释。唯物主义继续深入分析，发现了人的这些社会思想本身的起源，也就消除了这个矛盾；因此，只有关于思想的进程取决于事物的进程的唯物主义结论，才是唯一可与科学的心理学相容的结论。其次，从另一方面说，这个假设第一次把社会学提到了科学的水平。在此以前，社会学家总是难于分清错综复杂的社会现象中的主要现象和次要现象（这就是社会学中的主观主义的根源），不能找到这种划分的客观标准。唯物主义提供了一个完全客观的标准，它把“生产关系”划为社会结构，使我们有可能把主观主义者认为不能应用到社会学上来的一般科学的重复律应用到这些关系上来。当他们还局限于思想的社会关系（即通过人们的意识而形成的关系）时，始终不能发现各国社会现象中的重复性和常规性，他们的科学至多这里当然始终说的是社会关系的意识，而不是其他什么关系的意识。
不过是记载这些现象，收集素材。一分析物质的社会关系（即不通过人们意识而形成的社会关系：人们在交换产品时彼此发生生产关系，他们甚至没有意识到这里存在着社会生产关系），立刻就有可能看出重复性和常规性，就有可能把各国制度概括为一个基本概念，即社会形态。只有这种概括才使我们有可能从记载社会现象（和从理想的观点来估计社会现象）进而极科学地分析社会现象，譬如说，划分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和另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不同的东西，研究出一切资本主义国家所共有的东西。
最后，第三、这个假设之所以第一次使科学的社会学的出现成为可能，还由于只有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高度，才能有可靠的根据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做自然历史过程。不言而喻，没有这种观点，也就不会有社会科学。（例如主观主义者虽然承认历史现象的规律性，但不能把这些现象的进化看做自然历史过程，这是因为他们只限于指出社会思想和人的目的，而不善于把这些思想和目的归结于物质的社会关系。）马克思在40年代提出这个假设后，就着手实际地（请注意这点）研究材料。他从各个社会经济形态中取出一个形态（即商品经济体系）加以研究，并根据大量材料（他花了不下25年的工夫来研究这些材料）把这个形态的活动规律和发展规律做了极详尽的分析。这个分析仅限于社会成员间的生产关系。马克思一次也没有利用这些生产关系以外的什么因素来说明问题，但他使我们有可能看出商品生产的社会经济组织怎样发展，怎样变成资本主义组织而造成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两个对抗的（这已经是在生产关系范围内）阶级，怎样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并从而带进一个与这一资本主义组织的基础处于不可调和的矛盾地位的因素。
《资本论》的骨骼就是如此。可是全部问题在于马克思并不以这个骨骼为满足，并不以通常意义的“经济理论”为限；他专门以生产关系说明该社会形态的结构和发展，但又随时随地探究适合于这种生产关系的上层建筑，使骨骼有血有肉。《资本论》所以大受欢迎，是由于“德国经济学家”的这一著作把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作为活生生的东西向读者表明出来，将它的生活习惯，将它的生产关系所固有的阶级对抗的具体社会表现，将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的资产阶级政治上层建筑，将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之类的思想，将资产阶级的家庭关系都和盘托出。现在可以看出，把马克思和达尔文相比较是完全正确的：《资本论》不是别的，正是“把堆积如山的实际材料总结为几点概括的、彼此紧相联系的思想”。谁读《资本论》而不能看出这些概括的思想，那就怪不得马克思了，因为我们知道马克思甚至在序言中就已指出这些思想。而且这种比较不仅从外表方面（不知为什么这一方面使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特别感兴趣）看是正确的，就是从内容方面看也是正确的。达尔文推翻了那种把动植物种看做彼此毫无联系的、偶然的、“神造的”、不变的东西的观点，第一次把生物学放在完全科学的基础上，确定了物种的变异性和承续性，同样，马克思也推翻了那种把社会看做可按长官的意志（或者说按社会意志和政府意志，都是一样）随便改变的、偶然产生和变化的、机械的个人结合体的观点，第一次把社会学置于科学的基础上，确定了作为一定生产关系总和的社会经济形态的概念，确定了这种形态的发展是自然历史过程。
现在，自从《资本论》问世以来，唯物主义历史观已经不是假设而是科学地证明了的原理，在没有另一种想科学地说明某种社会形态（正是社会形态，而不是什么国家或民族甚至阶级等等的生活习惯）的活动和发展的尝试以前，在没有另一种想象唯物主义一样把“有关事实”排列得秩序井然、把某种社会形态生动地描绘出来并给以极科学的解释的尝试以前，唯物主义历史观始终是社会科学的别名。唯物主义并不象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所想的那样，“多半是科学的历史观”，而是唯一的科学的历史观。
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
（1894年春夏）。《列宁选集》第1卷第7—10页。
九、叙述研究成果的方法
（一）叙述方法与研究方法不同。采取何种叙述方法取决于对象本身的性质当然，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观念地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象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1873年1月24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17页。我们的叙述方法自然要取决于对象本身的性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神圣家族〉序言》（1844年9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7页。
现在再来谈谈《文丛》。我不知道，这一套书按历史顺序编排是否最理想。由于法国人和英国人的著作要交错起来，所以发展的连贯性就要经常被打断。此外，我又想，或许最好是着眼于实际效用而牺牲理论的兴趣，从那些能给德国人提供最多的材料和最接近我们的原则的著作开始；就是说，从傅立叶、欧文、圣西门主义者等人的优秀著作开始。摩莱里的著作也可以放在前面。历史的发展情况可以在全套丛书的导言中作简单的介绍；这样做，即使材料那样排列，读者也容易摸着门路。导言可以由我们共同执笔，你可以写法国的，我写英国的。我想，如果我能按我的计划三个星期后到布鲁塞尔去，那末这件事是不难做到的——至少我们可以讨论一下这件工作。
恩格斯：《致马克思（1845年3月17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28页。
（二）逻辑方式与历史方式的一致
对经济学的批判，即使按照已经得到的方法，也可以采用两种方式：按照历史或者按照逻辑。既然在历史上也象在它的文献的反映上一样，整个说来，发展也是从最简单的关系进到比较复杂的关系，那末，政治经济学文献的历史发展就提供了批判所能遵循的自然线索，而且，整个说来，经济范畴出现的顺序同它们在逻辑发展中的顺序也是一样的。这种形式看来有好处，就是比较明确，因为这正是跟随着现实的发展，但是实际上这种形式至多只是比较通俗而已。历史常常是跳跃式地和曲折地前进的，如果必须处处跟随着它，那就势必不仅会注意许多无关紧要的材料，而且也会常常打断思想进程；并且，写经济学史又不能撇开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这就会使工作漫无止境，因为一切准备工作都还没有作。因此，逻辑的研究方式是唯一适用的方式。但是，实际上这种方式无非是历史的研究方式，不过摆脱了历史的形式以及起扰乱作用的偶然性而已。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这时，每一个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范形式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
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年8月3—15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22页。
我们看到，采用这个方法时，逻辑的发展完全不必限于纯抽象的领域。相反，它需要历史的例证，需要不断接触现实。因此这里举出了各种各样的例证，有的指出各个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现实历史进程，有的指出经济文献，以便从头追溯明确作出经济关系的各种规定的过程。对于个别的、多少是片面的或混乱的见解的批判，实质上在逻辑发展本身中已经作出了，因此可以叙述得很简略。
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年8月3—15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24—125页。
列宁的有关论述：
编教科书的人往往陷于烦琐，在下“定义”和分析每个定义的各个特点时精雕细刻，《教程》的作者却没有这个通病，这不但没有影响该书论述的清晰，反而使它显得非常得体，例如，读者从本书中可以明确地了解资本这一范畴的社会意义和历史意义。把政治经济学看作是研究按历史发展着的社会生产结构的科学，这个观点就是波格丹诺夫先生的《教程》在阐述这一科学时所采取的程序的基础。作者在开头简略地阐述了这门科学的“一般概念”
（第1—19页），在结尾简略地阐述了“经济思想史”（第235—290页），在《（三）经济发展的过程》这一篇中，叙述了这门科学的内容。叙述不是教条式的（如大多数教科书那样），而是按经济发展的各个时期依次叙述，也就是依次叙述原始氏族共产主义时期、奴隶制时期、封建主义和行会时期、最后是资本主义时期。政治经济学正应该这样来叙述。也许有人会反对说：这样一来，作者势必把同一理论问题（譬如货币）分在各个不同时期来叙述，因而难免重复。但是按历史时期叙述的主要优点，完全能弥补这个纯粹形式上的缺点。再说这能算一个缺点吗？重复的地方并不多，而且对初学者是有益的，因为这样会使初学者更牢固地掌握特别重要的原理。例如，把货币的各种不同职能放在经济发展的各个不同时期来叙述，就向学习的人清楚地说明，对这些职能的理论分析，不是根据抽象的思辨，而是根据对人类历史发展的真实情况的精确研究。这样，对历史上特定的各个社会经济结构所得的概念，就比较完整。
列宁：《书评。亚·波格丹诺夫〈经济学简明教程〉》（1898年2月）。《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4卷第1—2页。
（三）马克思的引证方法
关于作者的引证方法，不妨说几句。在大多数场合，也和往常一样，引文是用作证实文中论断的确凿证据。但在不少场合，引证经济学著作家的文句是为了证明：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什么人第一次明确地提出某一观点。只要引用的论点具有重要意义，能够多少恰当地表现某一时期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生产和交换条件，马克思就加以引证，至于马克思是否承认这种论点，或者说，这种论点是否具有普遍意义，那是完全没有关系的。因此，这些引证是从科学史上摘引下来并作为注解以充实正文的。
恩格斯：《〈资本论〉第一卷英文版序言》（1886年11月5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5页。
最后，我说几句关于马克思的不大为人们了解的引证方法。在单纯叙述和描写事实的地方，引文（例如引用英国蓝皮书）自然是作为简单的例证。而在引证其他经济学家的理论观点的地方，情况就不同了。这种引证只是为了确定，一种在发展过程中产生的经济思想，是什么地方、什么时候、什么人第一次明确地提出的。这里考虑的只是，所提到的经济见解在科学史上是有意义的，能够多少恰当地从理论上表现当时的经济状况。至于这种见解从作者的观点来看是否还有绝对的或相对的意义，或者完全成为历史上的东西，那是毫无关系的。因此，这些引证只是从经济科学的历史中摘引下来作为正文的注解，从时间和首倡者两方面说明经济理论中各个比较重要的成就。这种工作在这样一种科学上是很必要的，这种科学的历史著作家们一直只是以怀有偏见、不学无术、追名逐利而著称。——现在我们也会明白，和第二版跋中所说的情况一样，为什么马克思只是在极例外的场合才引证德国经济学家的言论。
恩格斯：《〈资本论〉第三版序言》（1883年11月7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