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一、社会是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机体
（一）社会是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机体
现在的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机体。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1867年7月25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08页。
每一个社会中的生产关系都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
谁用政治经济学的范畴构筑某种思想体系的大厦，谁就是把社会体系的各个环节割裂开来，就是把社会的各个环节变成同等数量的互相连接的单个社会。其实，单凭运动、顺序和时间的逻辑公式怎能向我们说明一切关系在其中同时存在而又互相依存的社会机体呢？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1847年上半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09页。
列宁的有关论述：
按照马克思的理论，每一种这样的生产关系体系都是特殊的社会机体，它有自己的产生、活动和向更高形式过渡即转化为另一种社会机体的特殊规律。这个理论已把重复性这个一般科学的客观标准应用于社会科学，而主观主义者认为把这个标准应用于社会学是不可能的。
列宁：《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及其在司徒卢威先生的书中受到的批评》
（1894年末—1895年初）。《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1卷第372页。
（二）历史上的一切都在运动、变化、产生和消失当我们深思熟虑地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其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动的和不变的，而是一切都在运动、变化、产生和消失。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80年1月—3月上半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17页。
自然科学预言了地球本身的可能的末日和它的可居性的相当确实的末日，从而承认，人类历史不仅有上升的过程，而且也有下降的过程。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3页。
我们看到，傅立叶是和他的同时代人黑格尔一样巧妙地掌握了辩证法的。他反对关于人类无限完善化的能力的空谈，而同样辩证地断言，每个历史阶段都有它的上升时期，但是也有它的下降时期，而且他还把这个看法用于整个人类的未来。正如康德在自然科学中提出了地球将来要归于灭亡的思想一样，傅立叶在历史</PGN0259.TXT/PGN>研究中提出了人类将来要归于灭亡的思想。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80年1月—3月上半月）。《马克思恩格所选集》第3卷第412页。
一切存在物，一切生活在地上和水中的东西，只是由于某种运动才得以存在、生活。例如，历史的运动创造了社会关系，工业的运动给我们提供了工业产品，等等。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1847年上半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06页。
每一个人，只要注意研究历史，学会正确对待人类命运中永不停息的变革，知道在人类的命运中除了不固定本身之外没有任何固定的东西，除了变化本身之外没有任何不变化的东西；只要注意观察历史的不可阻挡的进程，看到历史的车轮是怎样无情地驰过了一个个帝国的废墟、常常毫不惋惜地毁灭整整一代人；总之，每一个人，只要不是闭眼不看任何煽惑的宣言和谋叛的告示都不能象平凡而明显的历史事实那样起着革命作用，就是说，只要了解和重视我们时代的异常革命的性质，——在这个时代里，蒸汽和风力、电力和印刷机、大炮和金矿的联合作用在一年当中引起的变化和革命要多过以往整整一个世纪，——每一个这样的人，都不会仅仅由于这个问题的正当解决会引起欧洲战争而害怕提出这个历史性的问题。恩格斯：《欧洲土耳其前途如何？》（1853年4月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37页。
不论哪一个哲学命题都没有象黑格尔的一个著名命题那样引起近视的政府的感激和同样近视的自由派的愤怒，这个命题就是：
“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这显然是把现存的一切神圣化，是在哲学上替专制制度、替警察国家、替王室司法、替书报检查制度祝福。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是这样想的，他的臣民也是这样想的。但是，在黑格尔看来，凡是现存的决非无条件地也是现实的。在他看来，现实的属性仅仅属于那同时是必然的东西；“现实性在其展开过程中表明为必然性”；
所以他决不承认政府的任何一个措施——黑格尔本人举“某种税制”为例——都已经无条件地是现实的。但是必然的东西归根到底会表明自己也是合理的。所以黑格尔的这个命题，在应用于当时的普鲁士国家时，意思只是说：这个国家在它是必然的这个限度内是合理的，是合乎理性的。如果说，在我们看来，它终究是恶劣的，而且尽管恶劣，它仍旧继续存在，那末，政府的恶劣，就可以用臣民的相应的恶劣来辩护和说明。当时的普鲁士人有他们所应该有的政府。
但是，根据黑格尔的意见，现实性决不是某种社会制度或政治制度在一切环境和一切时代所固有的属性。恰恰相反，罗马共和国是现实的，但是把它排斥掉的罗马帝国也是现实的。法国的君主制在1789年已经变得如此不现实，即如此丧失了任何必然性，如此不合理，以致必须由大革命（黑格尔谈论这次革命时总是兴高采烈的）来把它消灭掉。所以，在这里，君主制是不现实的，革命是现实的。同样，在发展的进程中，以前的一切现实的东西都会成为不现实的，都会丧失自己的必然性、自己存在的权利、自己的合理性；一种新的、富有生命力的现实的东西就会起来代替正在衰亡的现实的东西，——如果旧的东西足够理智，不加抵抗即行死亡，那就和平地代替；如果旧的东西抵抗这种必然性，那就通过暴力来代替。这样一来，黑格尔的这个命题，由于黑格尔的辩证法本身，就转化为自己的反面：凡在人类历史领域中是现实的，随着时间的推移，都会成为不合理的，因而按其本性来说已经是不合理的，一开始就包含着不合理性；凡在人们头脑中是合理的，都注定要成为现实的，不管它和现存的、表面的现实多么矛盾。按照黑格尔的思维方法的一切规则，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这个命题，就变为另一个命题：凡是现存的，都是应当灭亡的。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1—212页。
在每个历史时代中所有权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在完全不同的社会关系下面发展着。因此，给资产阶级的所有权下定义不外是把资产阶级生产的全部社会关系描述一番。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1847年上半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44页。
（三）完美的社会和国家只存在于幻想中，一切社会形式都具有历史的暂时的性质一切发展中的事物都是不完善的，而发展只有在死亡时才结束。
马克思：《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1982年4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0页。
历史同认识一样，永远不会把人类的某种完美的理想状态看做尽善尽美的；完美的社会、完美的“国家”是只有在幻想中才能存在的东西；反之，历史上依次更替的一切社会制度都只是人类社会由低级到高级的无穷发展进程中的一些暂时阶段。每一个阶段都是必然的，因此，对它所由发生的时代和条件说来，都有它存在的理由；但是对它自己内部逐渐发展起来的新的、更高的条件来说，它就变成过时的和没有存在的理由了；它不得不让位于更高的阶段，而这个更高的阶段也同样是要走向衰落和灭亡的。正如资产阶级依靠大工业、竞争和世界市场在实践中推翻了一切稳固的、历来受人尊崇的制度一样，这种辩证哲学推翻了一切关于最终的绝对真理和与之相应的人类绝对状态的想法。在它面前，不存在任何最终的、绝对的、神圣的东西；它指出所有一切事物的暂时性；在它面前，除了发生和消灭、无止境地由低级上升到高级的不断的过程，什么都不存在。它本身也不过是这一过程在思维着的头脑中的反映而已。诚然，它也有保守的方面：它承认认识和社会的每一个阶段对自己的时间和条件来说都有存在的理由，但也不过如此而已。这种看法的保守性是相对的，它的革命性质是绝对的——这就是辩证哲学所承认的唯一绝对的东西。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2—213页。
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的发展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
所以，这些观念、范畴也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它们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
生产力的增长、社会关系的破坏、观念的产生都是不断变动的，只有运动的抽象即“不死的死”才是停滞不动的。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1847年上半年）。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08—109页。
我们已经看到，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一般社会生产过程的一个历史规定的形式。而社会生产过程既是人类生活的物质生存条件的生产过程，又是一个在历史上经济上独特的生产关系中进行的过程，是生产和再生产着这些生产关系本身，因而生产和再生产着这个过程的承担者、他们的物质生存条件和他们的互相关系即他们的一定的社会经济形式的过程。因为，这种生产的承担者对自然的关系以及他们互相之间的关系，他们借以进行生产的各种关系的总和，就是从社会经济结构方面来看的社会。资本主义生产过程象它以前的所有生产过程一样，也是在一定的物质条件下进行的，但是，这些物质条件同时也是个人在他们的生命的再生产过程中所处的一定的社会关系的承担者。这些物质条件，和这些社会关系一样，一方面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前提，另一方面又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结果和创造物；它们是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生产和再生产的。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1894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24—925页。
更有学识、更有批判意识的人们，虽然承认分配关系的历史发展性质，但同时却更加固执地认为，生产关系本身具有不变的、从人类本性产生出来的、因而与一切历史发展无关的性质。
相反，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科学分析却证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一种特殊的、具有独特历史规定性的生产方式；它和任何其他一定的生产方式一样，把社会生产力及其发展形式的一定阶段作为自己的历史条件，而这个条件又是一个先行过程的历史结果和产物，并且是新的生产方式由以产生的现成基础；同这种独特的、历史规定的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即人们在他们的社会生活过程中、在他们的社会生活的生产中所处的各种关系，——具有独特的、历史的和暂时的性质；最后，分配关系本质上和生产关系是同一的，是生产关系的反面，所以二者都具有同样的历史的暂时的性质。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1894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93页。
只把分配关系看作历史性的东西而不把生产关系看作历史性的东西的见解，一方面，只是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开始进行的、但具有局限性的批判。另一方面，这种见解建立在一种混同上面，这就是，把社会的生产过程，同反常的孤立的人没有任何社会帮助也必须进行的简单劳动过程相混同。就劳动过程只是人和自然之间的单纯过程来说，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对于这个过程的一切社会发展形式来说都是共同的。但劳动过程的每个一定的历史形式，都会进一步发展这个过程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形式。这个一定的历史形式达到一定的成熟阶段就会被抛弃，并让位给较高级的形式。当一方面分配关系，因而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一定的历史形式，和另一方面生产力，生产能力及其要素的发展，这二者之间的矛盾和对立扩大和加深时，就表明这样的危机时刻已经到来。这时，在生产的物质发展和它的社会形式之间就发生冲突。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1894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99页。
所有制形成蒲鲁东先生的体系中的最后一个范畴。在现实世界中，情形恰恰相反：分工和蒲鲁东先生的所有其他范畴是总合起来构成现在称之为所有制的社会关系；在这些关系之外，资产阶级所有制不过是形而上学的或法学的幻想。另一时代的所有制，封建主义的所有制，是在一系列完全不同的社会关系中发展起来的。蒲鲁东先生把所有制规定为独立的关系，就不只是犯了方法上的错误：他清楚地表明自己没有理解把资产阶级生产所具有的各种形式结合起来的联系，他不懂得一定时代中生产所具有的各种形式的历史的和暂时的性质。蒲鲁东先生看不到现代种种社会体制是历史的产物，既不懂得它们的起源，也不懂得它们的发展，所以他只能对它们作教条式的批判。
马克思：《致巴·瓦·安年柯夫（1846年12月28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24—325页。
蒲鲁东先生很清楚地了解，人们生产呢子、麻布、丝绸，而了解这么点东西竟是一个大功劳！可是，蒲鲁东先生不了解，人们还适应自己的生产力而生产出他们在其中生产呢子和麻布的社会关系。蒲鲁东先生更不了解，适应自己的物质生产水平而生产出社会关系的人，也生产出各种观念、范畴，即这些社会关系的抽象的、观念的表现。所以，范畴也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这是历史的和暂时的产物。而在蒲鲁东先生看来却刚刚相反，抽象、范畴是原始的原因。根据他的意见，创造历史的，正是抽象、范畴，而不是人。抽象、范畴就本身来说，即把它们同人们及其物质活动分离开来，自然是不朽的、不变的、固定的。它不过是纯粹理性的产物，这干脆就是说，抽象就其本身来说是抽象的。多么美妙的同义反复！
这样，当做范畴形式来看的经济关系，对于蒲鲁东先生说来，是既无起源、又无发展的永恒的公式。
换句话说：蒲鲁东先生不是直接肯定资产阶级生活对他说来是永恒的真理。他间接地说出了这一点，因为他神化了以观念形式表现资产阶级关系的范畴。既然资产阶级社会的产物被他想象为范畴形式、观念形式，他就把这些产物视为自行产生的、具有自己的生命的、永恒的东西。可见，他并没有超出资产阶级的视野。由于他谈到资产阶级的观念时，认为它们是永恒真理，所以他就寻找这些观念的综合，寻求它们的平衡，而没有看到，现在它们达到平衡的方式是唯一可能的方式。
其实，他所做的是一切好心的资产者所做的事情。他们都说，竞争、垄断等等在原则上，即如果把它们看做抽象的概念，是生活的唯一的基础，但是它们在实践中还得大加改善。他们全都希望有竞争而没有竞争的悲惨后果。他们全都希望有一种不可能的事情，即希望有资产阶级生活的条件而没有这些条件的必然后果。他们全都不了解，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是一种历史的和暂时的形式，也正象封建形式的情况一样。其所以发生这个错误，是由于在他们看来作为资产者的人是一切社会的唯一基础，是由于他们不能想象会有这样一种社会制度：在那里这种人不再是资产者。
马克思：《致巴·瓦·安年柯夫（1846年12月28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27—328页。
二、历史发展是充满矛盾的运动
（一）社会的一切现象都是对立面的统一历史上的统一物分成两个相互排斥的对立面有一个爱好虚构的思辨体系，但思想极其深刻的研究人类发展基本原则的学者一向认为，自然界的基本奥秘之一，就是他所说的对立统一［contactofextremes］规律。在他看来，“两极相逢”这个习俗用语是伟大而不可移易的适用于生活一切方面的真理，是哲学家不能漠视的定理，就象天文学家不能漠视刻卜勒的定律或牛顿的伟大发现一样。
“对立统一”是否就是这样一个万应的原则，这一点可以从中国革命对文明世界很可能发生的影响中得到明显的例证。欧洲各国人民下一次的起义，他们下一阶段争取共和自由和争取比较廉洁的政体的斗争，在更大的程度上恐怕要取决于天朝帝国（欧洲的直接的对立面）目前所发生的事件，而不是取决于现时的其他任何政治原因，甚至不是取决于俄国的威胁及其后果——可能发生的全欧洲的战争。这种说法看起来非常奇怪和荒诞，然而，这绝不是怪论，凡是仔细考察了当前情况的人，都会相信这一点。
马克思：《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1853年5月20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109页。
在历史上，对立中的运动，在先进民族的一切存亡危急的时代中表现得特别显著。在这种时候，一个民族只能在二者之中选择其一：“非此即彼！”，而且问题的提出，总是和一切时代玩弄政治的庸人所愿作的完全不同。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34—535页。
一切发达的、以商品交换为媒介的分工的基础，都是城乡的分离。可以说，社会的全部经济史，都概括为这种对立的运动。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1867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90页。
不同阶级的联合虽然在某种程度上说总是一切革命的必要条件，这种联合却不能持久，——一切革命的命运都是如此。当战胜共同的敌人之后，战胜者之间就要分成不同的营垒，彼此动起武来。正是旧的复杂的社会机构中的这种迅速而剧烈的阶级对抗的发展，使革命成为社会进步和政治进步的强大发动机；正是新的党派的这种不断的产生和迅速的成长，它们一个接替一个掌握政权，使一个民族在这种剧烈的震动时期五年就走完在普通环境下一百年还走不完的途程。
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1851年8月—1852年9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30页。
在第一次巨大的成功以后，胜利的少数照例发生分裂，其中一部分人满足于已经达到的成就，另一部分人则想继续前进，提出一些新的要求，这些要求至少有一部分是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真正的或想象的利益的。在个别的场合，这些较激进的要求曾见诸实现，不过大部分都只是短时期的，因为较温和的一派重新占得上风，最近取得的成果便又全部或部分地化为乌有；于是战败者就高叫有人叛变，或者把失败归咎于偶然。而实际上情形多半是这样：第一次胜利的成果，只是由于较激进的一派取得第二次胜利才会巩固下来；当这点一经达到，从而使当时必须实现的事情获得实现时，激进派及其成绩就又重新从舞台上消失了。
恩格斯：《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1895年3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96页。
看来大国的任何工人政党，只有在内部斗争中才能发展起来，这是符合一般辩证发展规律的。
恩格斯：《致爱·伯恩施坦（1882年10月20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32页。
列宁的有关论述：
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以及对它的矛盾着的部分的认识（参看拉萨尔所著《赫拉克利特的哲学》一书第三篇（《论认识》）开头所引用的斐洛关于赫拉克利特的一段话），是辩证法的实质（是辩证法的“本质”之一，是它的主要的特点或特征之一，甚至是它的最主要的特点或特征）。黑格尔也正是这样提问题的（亚里士多德在其著作《形而上学》中经常在这周围兜圈子，并跟赫拉克利特即跟赫拉克利特的思想作斗争）。
辩证法内容的这一方面的正确性必须由科学史来检验。对于辩证法的这一方面，通常（例如普列汉诺夫）没有予以足够的注意：对立面的同一被当做实例的总和“例如种子”；“例如原始共产主义”。恩格斯也这样做过。但这是“为了通俗化”……，而不是被当做认识的规律（以及客观世界的规律）。
在数学中，正和负，微分和积分。在力学中，作用和反作用。在物理学中，阳电和阴电。在化学中，原子的化合和分解。在社会科学中，阶级斗争。
对立面的同一（它们的“统一”，也许这样说更正确些吧？虽然同一和统一这两个名词在这里并没有特别重大的差别。在一定的意义上两个名词都是正确的），就是承认（发现）自然界的（也包括精神的和社会的）一切现象和过程具有矛盾着的、相互排斥的、对立的倾向。要认识世界上一切过程的“自己运动”、自生的发展和蓬勃的生活，就要把这些过程当做对立面的统一来认识。发展是对立面的“斗争”。有两种基本的（或两种可能的？或两种在历史上常见的？）发展（进化）观点：认为发展是减少和增加，是重复；以及认为发展是对立面的统一（统一物之分为两个互相排斥的对立面以及它们之间的互相关联）。
根据第一种运动观点，自己运动，它的动力、泉源、动因都被忽视了（或者这个泉源被移到外部——移到神、主体等等那里去了）；根据第二种观点，主要的注意力正是放在认识“自己”运动的泉源上。第一种观点是死板的、贫乏的、枯竭的。第二种观点是活生生的。只有第二种观点才提供理解一切现存事物的“自己运动”的钥匙，才提供理解“飞跃”、“渐进过程的中断”、“向对立面的转化”、旧东西的消灭和新东西的产生的钥匙。
对立面的统一（一致、同一、均势）是有条件的、暂时的、易逝的、相对的。相互排斥的对立面的斗争则是绝对的，正如发展、运动是绝对的一样。
列宁：《谈谈辩证法问题》（1915年）。《列宁选集》第2卷第711—712页。
每一历史事物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
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象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新发现的财富的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根源。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具有理智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现代工业、科学与现代贫困、衰颓之间的这种对抗，我们时代的生产力与社会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和毋庸争辩的事实。有些党派可能为此痛哭流涕；另一些党派可能为了要摆脱现代冲突而希望抛开现代技术；还有一些党派可能以为工业上如此巨大的进步要以政治上同样巨大的倒退来补充。可是我们不会认错那个经常在这一切矛盾中出现的狡狯的精灵。我们知道，要使社会的新生力量很好地发挥作用，就只能由新生的人来掌握它们，而这些新生的人就是工人。工人也同机器本身一样，是现代的产物。在那些使资产阶级、贵族和可怜的倒退预言家惊慌失措的现象当中，我们认出了我们的好朋友、好人儿罗宾，这个会迅速刨土的老田鼠、光荣的工兵——革命。英国工人是现代工业的头一个产儿。当然，他们在支援这种工业所引起的社会革命方面是不会落在最后的，这种革命意味着他们的本阶级在全世界的解放，这种革命同资本的统治和雇佣奴役制具有同样的普遍性质。
马克思：《在〈人民报〉创刊纪念会上的演说》（1856年4月14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78—79页。
直接生产者，劳动者，只有当他不再束缚于土地，不再隶属或从属于他人的时候，才能支配自身。其次，他要成为劳动力的自由出卖者，能把他的商品带到任何可以找到市场的地方去，他就必须摆脱行会的控制，摆脱行会关于学徒和帮工的制度以及关于劳动的约束性规定。因此，使生产者转化为雇佣工人的历史运动，一方面表现为生产者从隶属地位和行会束缚下解放出来；对于我们的资产阶级历史学家来说，只有这一方面是存在的。但是另一方面，新被解放的人只有在他们被剥夺了一切生产资料和旧封建制度给予他们的一切生存保障之后，才能成为他们自身的出卖者。而对他们的这种剥夺的历史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的。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1867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783页。
蒲鲁东先生认为，任何经济范畴都有好坏两个方面。他看范畴就象小资产者看历史伟人一样：拿破仑是一个大人物；他行了许多善，但是也做了许多恶。蒲鲁东先生认为，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益处和害处加在一起就构成每个经济范畴所固有的矛盾。
应当作的是：保存好的方面，消除坏的方面。奴隶制是同其他任何经济范畴一样的一个经济范畴。因此，它也有两个方面。我们抛开奴隶制的坏的方面不谈，且来看看它的好的方面。自然，这里谈的只是直接奴隶制，即苏里南、巴西和北美南部各州的黑人奴隶制。
同机器、信用等等一样，直接奴隶制是资产阶级工业的基础。没有奴隶制就没有棉花；没有棉花，现代工业就不可设想。奴隶制使殖民地具有价值，殖民地产生了世界贸易，世界贸易是大工业的必备条件。可见，奴隶制是一个极重要的经济范畴。
没有奴隶制，北美这个进步最快的国家就会变成宗法式的国家。如果从世界地图上把北美划掉，结果看到的是一片无政府状态，现代贸易和现代文明十分衰落的情景。消灭奴隶制就等于从世界地图上抹掉美洲。
因为奴隶制是一个经济范畴，所以它总是列入各民族的社会制度中。现代各民族只是在本国内把奴隶制掩饰一下，而在新大陆却不加掩饰地推行奴隶制。
蒲鲁东先生将用什么办法挽救奴隶制呢？他提出的任务是：保存这个经济范畴的好的方面，消除其坏的方面。
黑格尔就不需要提出任务。他只有辩证法。蒲鲁东先生从黑格尔的辩证法那里只借用了用语。而蒲鲁东先生自己的辩证运动只不过是机械地划分出好、坏两面而已。
我们暂且把蒲鲁东先生当做一个范畴看待，看一看他的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他的长处和短处。
如果说，与黑格尔比较，他的长处是提出任务并且保留为人类最大幸福而解决这些任务的权利，那末，他也有一个短处：当他想用辩证法引出一个新范畴时，却毫无所获。两个相互矛盾方面的共存、斗争以及融合成一个新范畴，就是辩证运动的实质。谁要给自己提出消除坏的方面的任务，就是立即使辩证运动终结。我们看到的已经不是由于矛盾本性而自我安置和自相对置的范畴，而是在范畴的两个方面中间转动、挣扎和冲撞的蒲鲁东先生。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1847年上半年）。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10—111页。
列宁的有关论处：
在矛盾中实现和通过矛盾而实现的社会发展的辩证性质，也是经常引起分歧的一种根源。资本主义是进步的，因为它消灭了旧的生产方式，发展了生产力，但它发展到一定的阶段时，又阻碍了生产力的提高。资本主义一方这对1847年说来是完全正确的。当时美国的对外贸易主要限于输入移民和工业产品，输出棉花和烟草，即南部奴隶劳动的产物。北部各州主要是为各蓄奴州生产谷物和肉类。直至北部开始生产供输出用的谷物和肉类，并且成为工业国，而美洲棉花的垄断又遇到印度、埃及、巴西等国的激烈竞争的时候，奴隶制才有可能废除。而且当时，奴隶制的废除曾引起南部的破产，因为南部还没有以印度和中国隐蔽的苦力奴隶制代替公开的黑人奴隶制。——弗·恩·（恩格斯在1885年德文版上加的注）面启发着工人，把他们组织起来，培养他们的纪律性，另一方面又压制和压迫工人，使他们退化堕落，受穷受苦等等。资本主义自己替自己造成了掘墓人，自己造成了新制度的因素，但是，如果没有“飞跃”，这些单个的因素便丝毫不能改变事物的总的状况，不能触动资本的统治。马克思主义即辩证唯物主义理论，能够把握住实际生活中的这种矛盾，资本主义和工人运动实际历史中的这种矛盾。
列宁：《欧洲工人运动中的分歧》（发表于1910年12月16日）。《列宁选集》第2卷第393页。
罪恶有时是历史发展动力借以表现出来的形式
黑格尔指出：
“人们以为，当他们说人本性是善的这句话时，他们就说出了一种很伟大的思想；但是他们忘记了，当人们说人本性是恶的这句话时，是说出了一种更伟大得多的思想。”
在黑格尔那里，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借以表现出来的形式。这里有双重的意思，一方面，每一种新的进步都必然表现为对某一神圣事物的亵渎，表现为对陈旧的、日渐衰亡的、但为习惯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另一方面，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关于这方面，例如封建制度的和资产阶级的历史就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持续不断的证明。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1886年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33页。
以这些制度为基础的文明时代，完成了古代氏族社会完全做不到的事情。但是，它是用激起人们的最卑劣的动机和情欲，并且以损害人们的其他一切秉赋为代价而使之变本加厉的办法来完成这些事情的。卑劣的贪欲是文明时代从它存在的第一日起直至今日的动力；财富，财富，第三还是财富，——不是社会的财富，而是这个微不足道的单个的个人的财富，这就是文明时代唯一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目的。如果说在这个社会内部，科学曾经日益发展，艺术高度繁荣的时期一再出现，那也不过是因为在积累财富方面的现代一切成就不这样就不可能获得罢了。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3月底—5月26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73页。
要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永恒的自然规律”充分表现出来，要完成劳动者同劳动条件的分离过程，要在一极使社会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转化为资本，在另一极使人民群众转化为雇佣工人，转化为自由的“劳动贫民”“劳动贫民”一词是当雇佣工人阶级已经引人注意时出现在英国法律中的。“劳动贫民”，一方面是同“闲散贫民”、乞丐等相对而言，另一方面是同那些尚未被掠夺一空而仍然占有劳动资料的劳动者相对而言。“劳动贫民”一词是从法律搬用到政治经济学上的，卡耳佩珀、约·柴尔德等人直到亚·斯密和伊登都使用这个词。由此可以评价“可憎的政治伪君子”艾德蒙·伯克把“劳动贫民”一词解释为“可憎的政治伪善”的好心善意究竟是什么了。这个献媚者，当他受英国寡头政治雇用时，扮演了反对法国革命的浪漫主义者的角色，就象在美洲动乱一开始，当他受北美殖民地雇用时，扮演了反对英国寡头政治的自由主义者的角色完全一样；他是一个极其平凡的资产者：“贸易的规律就是自然的规律，因而也就是上帝的规律”
（艾·伯克《关于贫困的意见和详情》1800年伦敦版第31、32页）。他忠于上帝和自然的规律，因此无这一现代历史的杰作，就需要经受这种苦难。如果按照奥日埃的说法，货币“来到世间，在一边脸上带着天生的血斑”，那末，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1867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28—829页。
这些细小刻板的社会机体大部分已被破坏，并且正在完全归于消灭，这与其说是由于不列颠的收税官和不列颠的兵士粗暴干涉，还不如说是英国的蒸汽和英国的自由贸易造成的结果。这些家族式的公社是建立在家庭工业上面的，靠着手织业、手纺业和手力农业的特殊结合而自给自足。英国的干涉则把纺工安置在郎卡郡，把织工安置在孟加拉，或是把印度纺工和印度织工一齐消灭，这就破坏了这种小小的半野蛮半文明的公社，因为这破坏了它们的经济基础；结果，就在亚洲造成了一场最大的、老实说也是亚洲历来仅有的一次社会革命。
从纯粹的人的感情上来说，亲眼看到这无数勤劳的宗法制的和平的社会组织崩溃、瓦解、被投入苦海，亲眼看到它们的成员既丧失自己的古老形式的文明又丧失祖传的谋生手段，是会感到悲伤的；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些田园风味的农村公社不管初看起来怎样无害于人，却始终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它们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表现不出任何伟大和任何历史首创精神。我们不应该忘记那种不开化的人的利己性，他们把自己的全部注意力集中在一块小得可怜的土地上，静静地看着整个帝国的崩溃、各种难以形容的残暴行为和大城市居民的被屠杀，就象观看自然现象那样无动于衷；至于他们自己，只要某个侵略者肯来照顾他们一下，他们就成为这个侵略者的无可奈何的俘虏。我们不应该忘记：这种失掉尊严的、停滞的、苟安的生活，这种消极的生活方式，在另一方面反而产生了野性的、盲目的、放纵的破坏力量，甚至使惨杀在印度斯坦成了宗教仪式。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些小小的公社身上带着种姓划分和奴隶制度的标记；它们使人屈服于环境，而不是把人提升为环境的主宰；它们把自动发展的社会状况变成了一成不变的由自然预定的命运，因而造成了野蛮的崇拜自然的迷信，身为自然主宰的人竟然向猴子哈努曼和牡牛撒巴拉虔诚地叩拜，从这个事实就可以看出这种迷信是多么糟蹋人了。
的确，英国在印度斯坦造成社会革命完全是被极卑鄙的利益驱使的，在谋取这些利益的方式上也很愚钝。但是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如果亚洲的社会状况没有一个根本的革命，人类能不能完成自己的使命。如果不能，那末，英国不管是干出了多大的罪行，它在造成这个革命的时候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这么说来，无论古老世界崩溃的情景对我们个人的感情是怎样难受，但是从历史观点来看，我们有权同歌德一起高唱：
“既然痛苦是快乐的源泉，那又何必因痛苦而伤心？难道不是有无数的生灵，曾遭到帖木儿的蹂躏？”
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1853年6月10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67—68页。
英国资产阶级看来将被迫在印度实行的一切，既不会给人民群众带来自由，也不去根本改善他们的社会状况，因为这两者都不仅仅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还决定于生产力是否归人民所有。但是，为这两个任务创造物质前提则是英国资产阶级一定要做的事情。难道资产阶级做过更多的事情吗？难道它不使个人和整个民族遭受流血与污秽、穷困与屈辱就达到过什么进步吗？
在大不列颠本国现在的统治阶级还没有被工业无产阶级推翻以前，或者在印度人自己还没有强大到能够完全摆脱英国的枷锁以前，印度人民是不会收到不列颠资产阶级在他们中间播下的新的社会因素所结的果实的。但是，无论如何我们都可以满怀信心地期待，在多少是遥远的未来，这个巨大而诱人的国家将复兴起来。
当我们把自己的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候，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因为它在故乡还装出一副很有体面的样子，而一到殖民地它就丝毫不加掩饰了。资产阶级自命为财产的捍卫者，但是难道曾经有什么革命党发动过孟加拉、马德拉斯和孟买那样的土地革命吗？当资产阶级在印度单纯用贪污不能满足自己的掠夺欲望的时候，难道不是都象大强盗克莱夫勋爵本人所说的那样，采取凶恶的勒索手段吗？当他们在欧洲大谈国家公债神圣不可侵犯的时候，难道不是同时就在印度没收了那些把私人积蓄投给东印度公司作股本的拉甲所应得的股息吗？当他们以保护“我们的神圣宗教”为口实反对法国革命的时候，难道不是同时就在印度禁止宣传基督教吗？他们为了从朝拜奥里萨和孟加拉的神庙的香客身上榨取钱财，难道不是把札格纳特庙里的惨杀和卖淫变成了一种职业吗？这就是维护“财产、秩序、家庭和宗教”的人的面目！
印度是一个大小和欧洲相仿、幅员一亿五千万英亩的国家，对于这样的一个国家，英国工业的毁灭性作用是显而易见的，而且是令人吃惊的。但是我们不应当忘记：这种作用只是全部现存的生产制度所产生的有机的结果。这个生产是建立在资本的万能统治上面的。资本的集中是资本作为独立力量而存在所十分必需的。这种集中对于世界市场的破坏性影响，不过是在大范围内显示目前正在每个文明城市起着作用的政治经济学本身的内在规律罢了。历史中的资产阶级时期负有为新世界创造物质基础的使命：一方面要造成以全人类互相依赖为基础的世界交往，以及进行这种交往的工具，另方面要发展人的生产力，把物质生产变成在科学的帮助下对自然力的统治。资产阶级的工业和商业正为新世界创造这些物质条件，正象地质变革为地球创造了表层一样。只有在伟大的社会革命支配了资产阶级时代的成果，支配了世界市场和现代生产力，并且使这一切都服从于最先进的民族的共同监督的时候，人类的进步才会不再象可怕的异教神像那样，只有用人头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浆。
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1853年7月22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73—75页。
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
恩格斯：《致尼·弗·丹尼尔逊（1893年10月17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149页。
（二）全部社会发展都在经常的矛盾中演进
一种历史生产形式的矛盾的发展，是这种形式瓦解和改造的唯一的历史道路。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1867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35页。
就劳动过程只是人和自然之间的单纯过程来说，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对于这个过程的一切社会发展形式来说都是共同的。但劳动过程的每个一定的历史形式，都会进一步发展这个过程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形式。这个一定的历史形式达到一定的成熟阶段就会被抛弃，并让位给较高级的形式。当一方面分配关系，因而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一定的历史形式，和另一方面生产力，生产能力及其要素的发展，这二者之间的矛盾和对立扩大和加深时，就表明这样的危机时刻已经到来。这时，在生产的物质发展和它的社会形式之间就发生冲突。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1894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99页。
每一种新的生产方式或交换形式，在一开始的时候都不仅受到旧的形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政治设施的阻碍，而且也受到旧的分配方式的阻碍。新的生产方式和交换形式必须经过长期的斗争才能取得和自己相适应的分配。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1878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88页。
实际上，情况完全不象蒲鲁东先生所想的那样。当文明一开始的时候，生产就开始建立在级别、等级和阶级的对抗上，最后建立在积累的劳动和直接的劳动的对抗上。没有对抗就没有进步。这是文明直到今天所遵循的规律。到目前为止，生产力就是由于这种阶级对抗的规律而发展起来的。如果硬说由于所有劳动者的一切需要都已满足，所以人们才能创造更高级的产品和从事更复杂的生产，那就是撇开阶级对抗，颠倒整个历史的发展过程。不然也可以这样说：因为在罗马皇帝时代曾有人在人造的池子里喂养鳗鱼，所以说全体罗马居民的食物是充裕的。然而实际情况完全相反，当时罗马人民连必要的粮食也买不起，而罗马的贵族却并不缺少充当鳗鱼饲料的奴隶。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1847年上半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04页。
在其他一切方面，我们也同西欧大陆所有其他国家一样，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除了现代的灾难而外，压迫着我们的还有许多遗留下来的灾难，这些灾难的产生，是由于古老的陈旧的生产方式以及伴随着它们的过时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还在苟延残喘。不仅活人使我们受苦，而且死人也使我们受苦。死人抓住活人！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1867年7月25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06——207页。
由于文明时代的基础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剥削，所以它的全部发展都是在经常的矛盾中进行的。生产的每一进步，同时也就是被压迫阶级即大多数人的生活状况的一个退步。对一些人是好事的，对另一些人必然是坏事，一个阶级的任何新的解放，必然是对另一个阶级的新的压迫。这一情况的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机器的采用，其后果现在已是众所周知的了。如果说在野蛮人中间，象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不大能够区别权利和义务，那末文明时代却使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和对立连最愚蠢的人都能看得出来，因为它几乎把一切权利赋予一个阶级，另方面却几乎把一切义务推给另一个阶级。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3月底—5月26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73—174页。
封建主义也有过自己的无产阶级，即包含着资产阶级的一切萌芽的农奴等级。封建的生产也有两个对抗的因素，人们称为封建主义的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可是，却没想到结果总是坏的方面压倒好的方面。正是坏的方面引起斗争，产生形成历史的运动。假如在封建主义统治时代，经济学家看到骑士的德行、权利和义务之间美妙的协调、城市中的宗法式的生活、乡村中家庭手工业的繁荣、各同业公会、商会和行会中所组织的工业的发展，总而言之，看到封建主义的这一切好的方面而深受感动，抱定目的要消除这幅图画上的一切阴暗面——农奴状况、特权、无政府状态，那末结果会怎样呢？引起斗争的一切因素就会灭绝，资产阶级的发展在萌芽时就会被切断。经济学家就会给自己提出把历史一笔勾销的荒唐任务。
资产阶级得势以后，也就谈不到封建主义的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了。资产阶级把它在封建主义统治下发展起来的生产力掌握起来。一切旧的经济形式、一切与之相适应的市民关系以及作为旧日市民社会的正式表现的政治制度都被粉碎了。
这样，为了正确地判断封建的生产，必须把它当做以对抗为基础的生产方式来考察。必须指出，财富怎样在这种对抗中间形成，生产力怎样和阶级对抗同时发展，这些阶级中一个代表着社会上坏的、否定的方面的阶级怎样不断地成长，直到它求得解放的物质条件最后成熟。这难道不是说，生产方式、生产力在其中发展的那些关系并不是永恒的规律，而是同人们及其生产力发展的一定水平相适应的东西，人们生产力的一切变化必然引起他们的生产关系的变化吗？由于最重要的是不使文明的果实——已经获得的生产力被剥夺，所以必须粉碎生产力在其中产生的那些传统形式。从此以后，从前的革命阶级将成为保守阶级。
资产阶级开始自己的历史发展时就有一个本身是封建时期无产阶级残存物的无产阶级存在。资产阶级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发展它的对抗性质，起初这种性质或多或少是掩饰起来的，只是处于隐蔽状态。随着资产阶级的发展，在它的内部发展着一个新的无产阶级，即现代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展开了斗争，这个斗争在双方尚未感觉到，尚未予以注意、重视、理解、承认并公开宣告以前，最初仅表现为局部的暂时的冲突，表现为一些破坏行为。另一方面，如果说现代资产阶级的全体成员由于组成一个与另一个阶级相对立的阶级而有共同的利益，那末，由于他们互相对立，他们的利益又是对立的，对抗的。这种利益上的对立是由他们的资产阶级生活的经济条件产生的。资产阶级运动得以在其中进行的那些生产关系的性质绝不是一致的单纯的，而是两重的；在产生财富的那些关系中也产生贫困；在发展生产力的那些关系中也发展一种产生压迫的力量；只有在不断消灭资产阶级个别成员的财富和形成不断壮大的无产阶级的条件下，这些关系才能产生资产者的财富，即资产阶级的财富；这一切都一天比一天明显了。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1847年上半年）。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18—120页。
使实际的资产者最深切地感到资本主义社会充满矛盾的运动的，是现代工业所经历的周期循环的变动，而这种变动的顶点就是普遍危机。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1873年1月24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18页。
由此可见，资产阶级赖以形成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是在封建社会里造成的。在这些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封建社会的生产和交换在其中进行的关系，封建的农业和工业组织，一句话，封建的所有制关系，就不再适应已经发展的生产力了。这种关系已经在阻碍生产而不是促进生产了。它变成了束缚生产的桎梏。它必须被打破，而且果然被打破了。
起而代之的是自由竞争以及与自由竞争相适应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资产阶级的经济统治和政治统治。
现在，我们眼前又进行着类似的运动。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关系，这个曾经仿佛用法术创造了如此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在象一个巫师那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符咒呼唤出来的魔鬼了。几十年来的工业和商业的历史，只不过是现代生产力反抗现代生产关系、反抗作为资产阶级及其统治的存在条件的所有制关系的历史。要证明这一点，只要指出在周期性的循环中愈来愈危及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生存的商业危机就够了。在商业危机期间，总是不仅有很大一部分制成的产品被毁灭掉，而且有很大一部分已经造成的生产力被毁灭掉。在危机期间，发生一种在过去一切时代看来都好象是荒唐现象的社会瘟疫，即生产过剩的瘟疫。社会突然发现自己回到了一时的野蛮状态；仿佛是一次饥荒、一场普遍的毁灭性战争，吞噬了社会的全部生活资料；仿佛是工业和商业全被毁灭了，——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社会上文明过度，生活资料太多，工业和商业太发达。社会所拥有的生产力已经不能再促进资产阶级文明和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的发展；相反，生产力已经强大到这种关系所不能适应的地步，它已经受到这种关系的阻碍；而它一着手克服这种障碍，就使整个资产阶级社会陷入混乱，就使资产阶级所有制的存在受到威胁。资产阶级的关系已经太狭窄了，再容纳不了它本身所造成的财富了。——资产阶级用什么办法来克服这种危机呢？一方面不得不消灭大量生产力，另一方面夺取新的市场，更加彻底地利用旧的市场。这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办法呢？这不过是资产阶级准备更全面更猛烈的危机的办法，不过是使防止危机的手段愈来愈少的办法。
资产阶级用来推翻封建制度的武器，现在却对准资产阶级自己了。但是，资产阶级不仅锻造了置自身于死地的武器；它还产生了将要运用这种武器的人——现代的工人，即无产者。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7年12月—1848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弟256—257页。
（三）社会现象在一定条件下转化为自己的对立面历史现象在一定条件下转化为自己的对立面……1848—1849年的革命编年史中每一较为重要的篇章，都题名为革命的失败！
但是，在这些失败中陷于灭亡的不是革命。陷于灭亡的是革命前的传统的残余，即那些尚未发展到尖锐阶级对立地步的社会关系的产物；陷于灭亡的是革命政党在二月革命以前没有摆脱的一些人物、幻想、观念和方案，这些都不是二月胜利所能使它摆脱的，只有一连串的失败才能使它摆脱。
总之，革命向前进展并为自己开拓道路不是由于它获得了直接的悲喜剧式的胜利，而是相反，由于它产生了一个团结而坚强的反革命，产生了一个敌人，而主张变革的政党只是在和这个敌人的斗争中才发展成了真正革命的政党。
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1850年1—11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93页。
克拉科夫起义的纪念日不仅是悲痛的日子；对我们民主主义者来说，这也是一个庆祝的日子，因为失败本身中就包含着胜利，而且这一胜利的果实我们已经巩固地取得，失败只是暂时的。
列宁的有关论述：
马克思和恩格斯：《论波兰问题》（恩格斯的演说，1848年2月22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95页。
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基本原理是：自然界和社会中的一切界限都是有条件的和可变动的，没有任何一种现象不能在一定条件下转化为自己的对立面。民族战争可以转化为帝国主义战争，反之亦然。例如，法国大革命的战争起初是民族战争，而且也确实是这样的战争。这些战争都是革命的：保卫伟大的革命，反对反革命君主国的联盟。但是，当拿破仑建立了法兰西帝国，奴役欧洲许多早已形成的、有生命力的民族大国的时候，法兰西的民族战争便成了帝国主义战争，而这种帝国主义战争又反过来引起了反对拿破仑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战争。
只有诡辩家才会根据一种战争可以转化为他种战争的理由，来抹杀帝国主义战争和民族战争之间的差别。辩证法曾不止一次地作过——在希腊哲学史上就有过这种情形——通向诡辩术的桥梁。但是，我们始终是辩证论者，我们同诡辩论作斗争时，所使用的手段不是根本否认任何转化的可能性，而是对某一事物及其环境和发展进行具体的分析。
列宁：《论尤尼乌斯小册子》（1916年7月）。《列宁选集》第2卷第850页。
人类历史上存在着某种类似报应的东西
起义的西帕依在印度的暴力行为的确是惊心动魄的、可怕的、非笔墨所能形容的；人们通常只有在国内战争、民族战争、种族战争、特别是宗教战注争中才能见到这种暴力行为；一句话，这是当万第派用来对付“蓝制服”、西班牙游击队用来对付不信教的法国人、塞尔维亚人用来对付他们的邻居德国人和匈牙利人、克罗地亚人用来对付维也纳起义者、卡芬雅克的别动队或波拿巴的十二月十日会的会员们用来对付法国无产阶级儿女时，曾经一贯为体面的英国所赞赏的暴力行为。不论西帕依的行为多么不好，它只不过是英国自己在建立其东方帝国时期以及在其长期统治的最近几十年当中在印度所作所为的集中反映。为了说明这种统治的特点，只需说刑罚是英国财政政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就够了。人类历史上存在着某种类似报应的东西，按照历史上报应的规律，制造报应的工具的，并不是被压迫者，而是压迫者本身。
第一次打击法兰西君主政体的是贵族而不是农民。印度起义不是由受尽英国人的折磨与屈辱并被劫掠得精光的莱特发动的，而是由那些靠英国人供给吃穿、被英国人一手培育、受到英国人宠幸的西帕依发动的。
马克思：《印度起义》（1857年9月4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308—309页。
在中国进行的战争给了古老的中国以致命的打击。闭关自守已经不可能了；即使是为了军事防御的目的，也必须敷设铁路，使用蒸汽机和电力以及创办大工业。这样一来，旧有的小农经济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农户自己也制造自己使用的工业品），以及可以容纳比较稠密的人口的整个陈旧的社会制度也都在逐渐瓦解。千百万人将不得不离乡背井，移居国外；他们也将找到去欧洲的道路，大批地涌入欧洲。而中国人的竞争一旦成为群众性的，那么这种竞争无论在你们那里或在我们这里都会迅速地使问题极端尖锐化，这样一来，资本主义的征服中国同时也就会对欧洲和美洲资本主义的崩溃起推动作用……
恩格斯：《致弗·阿·左尔格（1894年11月10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11页。
我所以把俾斯麦称为朋友，是因为从来还没有人象他那样给德国社会主义运动帮了那么大的忙。俾斯麦通过建立极端严密、不堪忍受的军国主义统治，不断增加赋税，国家参加最可耻的交易所投机活动，回复到旧普鲁士的最露骨的封建和警察传统，动辄进行迫害，公开辱骂、侮辱资产阶级（其实它也不该受到更好的待遇），总之，通过这种途径准备了革命，他正在完成自己的工作，迫使德国无产阶级走上革命的道路。
我们的朋友俾斯麦可以放心。德国工人将进行由他很好地准备了的革命。
恩格斯：《德国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俄国的状况》（1879年3月21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65—366页。
历史的讽刺
假定这些人设想能够抓到政权，那有什么关系呢？如果他们凿穿堤坝引起决堤，那急流本身很快就会把他们的幻想冲得一干二净。但即使这种幻想偶然赋予他们更大的意志力，这有什么值得抱怨的呢？那些自夸制造出革命的人，在革命的第二天总是看到，他们不知道他们做的是什么，制造出的革命根本不象他们原来打算的那个样子。这就是黑格尔所说的历史的讽刺，免遭这种讽刺的历史活动家为数甚少。您不妨看看违反自己意志的革命者俾斯麦，看看到头来竟同自己所崇拜的沙皇闹得不可开交的格莱斯顿。
恩格斯：《致维·伊·查苏利奇（1885年4月23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51页。
世界上有一种为黑格尔所发现并被他称为“历史的讽刺”的东西。这种历史的讽刺捉弄了许多比俾斯麦还大的人物；普鲁士国家同俾斯麦一起都受到了它的摆布。从普鲁士政策的渴望已久的目的接二连三地得到实现的时候起，普鲁士国家的基础就开始动摇了。旧普鲁士所依靠的实质上是容克地主阶级，军官和官僚主要也是从这个阶级的队伍中得到补充的。容克地主阶级现在只有在东部的六个省内仍然处于全盛时代，在容克地主的地产大部分受到限制的情况下，它为了自己的生存，需要若干封建特权；没有这些特权，大多数容克地主很快就会降到一般地主的水平。只要同容克地主相对立的还只是西部的两个省，它就不会感到有任何危险的威胁。但是，1866年的兼并已经极大地加强了国家中的资产阶级和农民的因素。引起施塔尔—格尔拉赫派反抗这种兼并的并不是正统派的胡言乱语，而在更大程度上是因为它对自己受到的威胁有了正确的了解。许多小邦的加入北德意志联邦，把国家的最重要的职能交给这个联邦，从而使普鲁士贵族院变成附庸，以及南德意志各邦的最后归并——所有这一切都使得帝国中人数愈来愈少的容克地主阶级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不仅如此，任何一个政府甚至最专制的政府，在自己的活动中都必须考虑到现存的种种条件，否则它就要招致灭亡。普鲁士可以使小德意志听命于它，但它不能把自己的容克地主阶级强加于居住在易北河以西的2500万德国人。相反，旧普鲁士所需要的容克地主阶级对“帝国”来说是一个累赘。正如俾斯麦不得不违反自己原来的观点而实行工业自由、准许德国各邦间的迁徙自由以及其他资产阶级性改革一样，——自然，是被官僚主义弄得不伦不类的改革，——俾斯麦这个parexcellence［道地的］容克地主也被历史的讽刺所注定要用专区法来彻底铲除容克地主阶级。
恩格斯：《普鲁士“危机”》（1873年1月）。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327—328页。
我们在《引论》里已经看到，为革命作了准备的十八世纪的法国哲学家们，如何求助于理性，把理性当做一切现存事物的唯一的裁判者。他们要求建立理性的国家、理性的社会，要求无情地铲除一切和永恒理性相矛盾的东西。我们也已经看到，这个永恒的理性实际上不过是正好在那时发展成为资产者的中等市民的理想化的悟性而已。因此，当法国革命把这个理性的社会和这个理性的国家实现了的时候，新制度就表明，不论它较之旧制度如何合理，却决不是绝对合乎理性的。理性的国家完全破产了。卢梭的社会契约在恐怖时代获得了实现，对自己的政治能力丧失了信心的市民等级，为了摆脱这种恐怖，起初求助于腐败的督政府，最后则托庇于拿破仑的专制统治。早先许下的永久和平变成了一场无休止的掠夺战争。理性的社会的遭遇也并不更好一些。富有和贫穷的对立并没有在普遍的幸福中得到解决，反而由于沟通这种对立的行会特权和其他特权的废除，由于缓和这种对立的教会慈善设施的取消而更加尖锐化了；工业在资本主义基础上的迅速发展，使劳动群众的贫穷和困苦成了社会的生存条件。犯罪的次数一年比一年增加。如果说，以前在光天化日之下肆无忌惮地于出来的封建罪恶虽然没有消灭，但终究已经暂时被迫收敛了，那末，以前只是暗中偷着干的资产阶级罪恶却更加猖獗了。商业日益变成欺诈。革命的箴言“博爱”在竞争的诡计和嫉妒中获得了实现。贿赂代替了暴力压迫，金钱代替了刀剑，成为社会权力的第一杠杆。初夜权从封建领主手中转到了资产阶级工厂主的手中。卖淫增加到了前所未闻的程度。婚姻本身和以前一样仍然是法律承认的卖淫的形式，是卖淫的官方的外衣，并且还以不胜枚举的通奸作为补充。总之，和启蒙学者的华美约言比起来，由“理性的胜利”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竟是一幅令人极度失望的讽刺画。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1878年6月）。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97—298页。
卡尔·考茨基在其论托马斯·莫尔的著作中说明了，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第一种形式，即15世纪和16世纪的“人道主义”，在进一步发展中怎样变成了天主教的耶稣会精神。我们在这里同样看到，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完全成熟了的第二种形式在18世纪变成了现代的耶稣会精神，变成了俄国的外交。这种向自己对立面的转变，这种最终会达到与出发点完全相反之点的现象，是所有不清楚自己的原因和存在条件，因而抱着纯粹幻想目的的历史运动的必然命运。“历史的讽刺”对它们作出无情的修正。
恩格斯：《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1889年12月—1890年2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4页。
更令人惊异的是，虽然公社是由布朗基主义者和蒲鲁东主义者组成的，但它的措施却往往是正确的。很明显，对于公社在经济方面的各种法令，无论是这些法令的优点或缺点，首先应当由蒲鲁东主义者负责；而对于公社在政治方面的行动和失策，则应当由布朗基主义者负责。正如政权落到空谈家手中时常有的情形那样，无论是蒲鲁东主义者或布朗基主义者，都按照历史的讽刺，做出了恰恰与他们学派的信条相反的事情。
恩格斯：《<法兰西内战>1891年单行本导言》（1891年3月18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33页。
1848年的革命，和它以前的许多次革命一样，有着奇特的命运。正是那些把这次革命镇压下去的人，如卡尔·马克思常说的，变成了它的遗嘱执行人。路易—拿破仑不得不建立独立而统一的意大利，俾斯麦不得不在德国实行某种根本的改革，不得不恢复匈牙利的某种程度的独立，而英国的工厂主们也没有任何更好的办法，只有使人民宪章生效。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92年德文第二版序言》（1892年7月21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80页。
三、历史运动中的量变和质变、进化和革命
（一）量转化为质。历史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从旧质态到新质态的发展在第313页上（《资本论》第2版），马克思从前面关于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以及关于剩余价值的研究中得出结论：“不是任何一个货币额或价值额都可以转化为资本，相反地，这种转化的前提是货币所有者或商品所有者手中有一定的最低限额的货币或交换价值。”他举例说，假定在某个劳动部门里，工人为自己，就是说为生产自己的工资的价值，每天工作8小时，而其余的4小时则为资本家，为生产直接流入资本家腰包的剩余价值而劳动。这样，一个人要使每天装入腰包的剩余价值足以使他象他的一个工人一样地生活，他就必须拥有使他能够供应两个工人以原料、劳动资料和工资的那种价值额。而因为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不是单纯维持生活，而是增殖财富，所以我们那位有两个工人的人始终还不是资本家。因此，他要使自己的生活比普通工人好一倍，并把所生产的剩余价值的一半再转成为资本，他就必须有雇佣8个工人的能力，就是说，拥有4倍于上述价值额的价值额。只是在作了这些说明以后，马克思才指出：“在这里，也象在自然科学上一样，证明了黑格尔在他的《逻辑学》中所发现的下列规律的正确性，即单纯的量的变化到一定点时就会转化为质的差别。”而且还进一步阐明和论证了下述事实：不是任何一个微小的价值额都足以转化为资本，而是每一发展时期和每一工业部门为实现这一转化都有自己的一定的最低限额。
我们还可以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举出几百个这样的事实来证明这一规律。例如，马克思《资本论》的整个第四篇——《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就在协作、分工和工场手工业、机器和大工业的领域内，谈到无数关于量变改变事物的质和质变同样也改变事物的量的情况，因此，这些情况，用杜林先生非常痛恨的话来说，就是量转化为质，质转化为量。例如这样的事实：许多人协作，许多力量溶合为一个总的力量，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造成“新的力量”，这种力量和它的一个个力量的总和有本质的差别。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1878年6月）。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64—165、166页。
在结束时，我们还想为量转变为质找一个证人，这就是拿破仑。拿破仑描写过骑术不精但有纪律的法国骑兵和当时无疑地最善于单个格斗但没有纪律的骑兵——马木留克兵之间的战斗，他写道：
“两个马木留克兵绝对能打赢3个法国兵；100个法国兵与100个马木留克兵势均力敌；300个法国兵大都能战胜300个马木留克兵，而1000个法国兵则总能打败1500个马木留克兵。”正如马克思所说的，要使交换价值额能转变为资本，就必须有虽然是变化着的、然而是一定的最低限度的交换价值额，同样，在拿破仑看来，要使存在于密集队形和有计划行动中的纪律的力量显示出来，而且要使这种力量甚至胜过马匹较好、骑术和剑法较精、勇敢至少相等而人数较多的非正规骑兵，就必须有一定的最低限度的骑兵的数量。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1878年6月）。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68—169页。
斯大林的有关论述：
同形而上学相反，辩证法不是把发展过程看作简单的增长过程，量变不引起质变的过程，而是看作从不显著的、潜在的量的变化到显露的变化，到根本的变化，到质的变化的发展，在这种发展过程中，质变不是逐渐地发生，而是迅速地、突然地发生的，表现为从一种状态飞跃式地进到另一种状态，并且不是偶然发生的，而是有规律地发生的，是由许多不明显的逐渐的量变积累而成的。
因此，辩证方法认为，不应该把发展过程了解为圆圈式的运动，了解为过去事物的简单重复，而应该把它了解为前进的运动、了解为上升的运动，了解为从旧质态到新质态的转化、了解为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
斯大林：《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1938年9月）。《斯大林选集》下卷第427页。
（二）历史运动有进化和革命的两种形式
如果我们回想一下马尔萨斯，那末现代政治经济学的全部秘密就暴露在我们面前了。这个秘密不过就在于把一个特定的历史时代独有的、适应当时物质生产水平的暂时的社会关系，变为永恒的、普遍的、不可动摇的规律，经济学家们称之为自然规律。社会关系的根本改造取决于物质生产过程中的革命和进化，而这种改造却被经济学家们认为是纯粹的空想。他们的眼光超不出当前时代的经济界限，因而不懂得这些界限本身具有局限性，它们是历史发展造成的，同样它们必然要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消失。
马克思：《战争问题。——英国的人口和商业报告书。——议会动态》
（1853年8月12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280页。
列宁斯大林的有关论述：
只有客观地考虑某个社会中一切阶级相互关系的全部总和，因而也考虑该社会发展的客观阶段，考虑该社会和其他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才能成为先进阶级制定正确策略的依据。而在观察各个阶级和各个国家时，不应当认为它们是静态的，而应当认为它们是动态的，也就是说，不应当认为它们处于不动的状态，而应当认为它们处于运动的状态（这个运动规律是从每个阶级的经济生活条件中产生出来的）。观察运动时又不仅要着眼于过去，而且要着眼于将来，并且不是按照只看到缓慢变化的“进化论者”的庸俗见解进行观察，而是要辩证地进行观察：“在伟大的历史发展中二十年等于一天，虽然以后会有一天等于二十年的时期”——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这样写道（《通信集》第3卷第127页）。在每个发展阶段，在每个时机，无产阶级的策略都应估计到人类历史的这个客观必然的辩证法，一方面要利用政治消沉时代或所谓“和平的”龟行的发展时代来加强先进阶级的意识、力量和战斗力，另一方面要把这种利用工作完全引向达到这个阶级运动的“最终目的”，并使这个阶级有能力在“一天等于二十年”的伟大时期实际解决伟大的任务。
列宁：《卡尔·马克思》（1914年7—11月）。
《列宁选集》第2卷第602—603页。
运动有两种形式，即进化的形式和革命的形式。当进步分子自发地继续进行自己的日常工作，使旧制度发生一些小的变化、量的变化的时候，运动就是进化的。当这些进步分子联合起来，抱着一个共同思想向敌人的营垒冲去，以期根本消灭旧制度，使生活发生质的变化即建立新制度的时候，运动就是革命的。
进化为革命作准备，为革命打下基础，而革命则完成进化，促进进化的进一步发展。
斯大林《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发表于1906—1907年）。《斯大林全集》弟1卷第277页。
四、历史发展的螺旋形式
（一）历史以否定的否定方式运动。每一种事物都经过自己的特殊的否定方式获得发展否定的否定这个规律在自然界和历史中起着作用，而在它被认识以前，它也在我们头脑中不自觉地起着作用；这个规律只是被黑格尔第一次明确地表述出来而已。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1878年6月）。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82页。
那末，否定的否定究竟是什么呢？它是一个极其普遍的，因而极其广泛地起作用的，重要的自然、历史和思维的发展规律；这一规律，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在动物界和植物界中，在地质学、数学、历史和哲学中起着作用；就是杜林先生自己，虽然他百般反对和抗拒，也总是不知不觉地按照自己的方式遵循着这一规律。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1878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81页。
一切发展，不管其内容如何，都可以看做一系列不同的发展阶段，它们以一个否定另一个的方式彼此联系着。比方说，人民在自己的发展中从君主专制过渡到君主立宪，就是否定自己从前的政治存在。任何领域的发展不可能不否定自己从前的存在形式。
马克思：《道德化的批判和批判化的道德》（1847年10月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69页。
蒲鲁东先生所讲的只是由竞争产生的现代垄断。但是，大家知道，竞争是由封建垄断产生的。可见，原来竞争是垄断的对立面，并非垄断是竞争的对立面。因此，现代垄断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反题，相反地，它是一个真正的合题。
正题：竞争前的封建垄断。反题：竞争。
合题：现代垄断；它既然以竞争的统治为前提，所以它就是封建垄断的否定，同时，它既然是垄断，所以就否定竞争。
因此，现代垄断，资产阶级的垄断就是综合的垄断，是否定的否定，是对立面的统一。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1847年上半年）。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41—142页。
劳动者对他的生产资料的私有权是小生产的基础，而小生产又是发展社会生产和劳动者本人的自由个性的必要条件。诚然，这种生产方式在奴隶制度、农奴制度以及其他从属关系中也是存在的。但是，只有在劳动者是自己使用的劳动条件的自由私有者，农民是自己耕种的土地的自由私有者，手工业者是自己运用自如的工具的自由私有者的地方，它才得到充分发展，才显示出它的全部力量，才获得适当的典型的形式。
这种生产方式是以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的分散为前提的。它既排斥生产资料的积聚，也排斥协作，排斥同一生产过程内部的分工，排斥社会对自然的统治和支配，排斥社会生产力的自由发展。它只同生产和社会的狭隘的自然产生的界限相容。要使它永远存在下去，那就象贝魁尔公正地指出的那样，等于“下令实行普遍的中庸”。它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就造成了消灭它自身的物质手段。从这时起，社会内部感到受它束缚的力量和激情，就活动起来。这种生产方式必然要被消灭，而且已经在消灭。它的消灭，个人的分散的生产资料转化为社会的积聚的生产资料，从而多数人的小财产转化为少数人的大财产，广大人民群众被剥夺土地、生活资料、劳动工具，——人民群众遭受的这种可怕的残酷的剥夺，形成资本的前史。这种剥夺包含一系列的暴力方法，其中我们只考察了那些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资本原始积累的方法。对直接生产者的剥夺，是用最残酷无情的野蛮手段，在最下流、最龌龊、最卑鄙和最可恶的贪欲的驱使下完成的。靠自己劳动挣得的私有制，即以各个独立劳动者与其劳动条件相结合为基础的私有制，被资本主义私有制，即以剥削他人的但形式上是自由的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所排挤。一旦这一转化过程使旧社会在深度和广度上充分瓦解，一旦劳动者转化为无产者，他们的劳动条件转化为资本，一旦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站稳脚跟，劳动的进一步社会化，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进一步转化为社会使用的即公共的生产资料，从而对私有者的进一步剥夺，就会采取新的形式。现在要剥夺的已经不再是独立经营的劳动者，而是剥削许多工人的资本家了。
这种剥夺是通过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内在规律的作用，即通过资本的集中进行的。一个资本家打倒许多资本家。随着这种集中或少数资本家对多数资本家的剥夺，规模不断扩大的劳动过程的协作形式日益发展，科学日益被自觉地应用于技术方面，土地日益被有计划地利用，劳动资料日益转化为只能共同使用的劳动资料，一切生产资料因作为结合的社会劳动的生产资料使用而日益节省，各国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网，从而资本主义制度日益具有国际的性质。随着那些掠夺和垄断这一转化过程的全部利益的资本巨头不断减少，贫困、压迫、奴役、退化和剥削的程度不断加深，而日益壮大的、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的机构所训练、联合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反抗也不断增长。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
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
以个人自己劳动为基础的分散的私有制转化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同事实上已经以社会生产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所有制转化为公有制比较起来，自然是一个长久得多、艰苦得多、困难得多的过程。前者是少数掠夺者剥夺人民群众，后者是人民群众剥夺少数掠夺者。
“我们是处于社会的全新状态中我们努力使任何一种所有制同任何一种劳动相分离。”（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第2卷第434页）——（注251）“资产阶级无意中造成而又无力抵抗的工业进步，使工人通过联合而达到的革命团结代替了他们由于竞争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1867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30—832页。
这个可怕的否定的否定使得杜林先生的生活如此烦恼，它在杜林先生看来，就象基督教中的亵渎圣灵罪一样，起着不可饶恕的犯罪的作用，那末它究竟是什么东西呢？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每日每地都在发生的过程，一旦清除了旧唯心主义哲学盖在它上面而且由杜林先生一类无可救药的形而上学者为了自身的利益继续盖在它上面的神秘的垃圾，它是任何一个小孩都能够理解的。……
在历史方面的情形也没有两样。一切文明民族都是从土地公有制开始的。在已经经历了一定的原始阶段的一切民族那里，这种公有制在农业的发展进程中变成生产的桎梏。它被废除，被否定，经过了或短或长的中间阶段之后转变为私有制。但是在土地私有制本身所导致的较高的农业发展阶段上，私有制又反过来成为生产的桎梏——目前小土地占有制和大土地占有制方面的情况就是这样。因此就必然地产生出把私有制同样地加以否定并把它重新变为公有制的要求。但是，这一要求并不是要恢复原始的公有制，而是要建立高级得多、发达得多的公共占有形式，它远不会成为生产的障碍，相反地将第一次使生产摆脱桎梏，并且将使现代化学上的发现和力学上的发明在生产中得到充分的利用。
或者再举一个例子。古希腊罗马哲学是原始的自发的唯物主义。作为这样的唯物主义，它不能彻底了解思维对物质的关系。但是，弄清这个问题的那种必要性，引出了关于可以和肉体分开的灵魂的学说，然后引出了灵魂不死的论断，最后引出了一神教。这样，旧唯物主义就被唯心主义否定了。但是在哲学的进一步发展中，唯心主义也站不住脚了，它被现代唯物主义所否定。现代唯物主义，否定的否定，不是单纯地恢复旧唯物主义，而是把两千年来哲学和自然科学发展的全部思想内容以及这两千年的历史本身的全部思想内容加到旧唯物主义的永久性基础上。这已经根本不再是哲学，而只是世界观，它不应当在某种特殊的科学的科学中，而应当在现实的科学中得到证实和表现出来。因此，哲学在这里被“扬弃”了，就是说，“既被克服又被保存”；按其形式来说是被克服了，按其现实的内容来说是被保存了。因此，在杜林先生只看到“文字游戏”的地方，只要比较仔细地观察一下，就会发现现实的内容。
最后，甚至卢梭的平等说（杜林的平等说只是它的贫乏的和歪曲的复写）没有黑格尔的否定的否定来执行助产婆的职务，也不能建立起来——而这还是黑格尔诞生前几乎20年的事。卢梭的学说远没有因此而觉得可耻，它在自己的最初的阐述中，几乎是堂而皇之地把自己的辩证起源的印记展示出来。人在自然和野蛮的状态中是平等的；由于卢梭已经把语言看做自然状态的伪造，所以他完全有理由把同一物种范围所及的兽类的平等也加到这些兽人的而造成的分散状态。于是，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赖以生产和占有产品的基础本身也就从它的脚下被挖掉了。它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在当前同资产阶级对立的一切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其余的阶级都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而日趋没落和灭亡，无产阶级却是大工业本身的产物。中间等级，即小工业家、小商人、手工业者、农民，他们同资产阶级作斗争，都是为了维护他们这种中间等级的生存，以免于灭亡他们甚至是反动的，因为他们力图使历史的车轮倒转。”（卡尔·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8年伦敦版第11、9页）——（注252）
身上，近来海克尔在分类中把这种兽人假定为Alali——没有语言的原始人。但是这些彼此平等的兽人有一种比其他兽类优越的特性，这就是趋于完善化的能力，即往前发展的能力；而这种能力就成了不平等的原因。因此，卢梭把不平等的产生看做一种进步。但是这种进步是对抗性的，它同时又是一种退步。
“以后的（越过原始状态的）一切进步同样是表面上走向个人完善化而实际上走向类的没落的步骤……金属加工和农业是两种技艺，它们的发明引起了这一巨大的革命〈把原始森林变为耕地，但是也由于私有制而引起了贫困和奴役〉。使人文明起来并使人类没落下去的东西，在诗人看来是金和银，在哲学家看来是铁和谷物。”文明每前进一步，不平等也同时前进一步。随着文明产生的社会为自己建立的一切机构，都转变为它们原来的目的的反面。
“人民拥立国君是为了保护自己的自由，而不是为了毁灭自由，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而且是整个国法的基本原则。”
但是这些国君必然成为人民的压迫者，而且他们把压迫加重到这样的地步，使得登峰造极的不平等又重新转变为自己的反面，成为平等的原因：在暴君面前人人平等，就是说大家都等于零。
“这里是不平等的极限，是封闭一个圆圈的终点，它和我们所由出发之点相遇：在这里一切个人都是平等的，因为他们恰恰什么都不是，臣民除了君主的意志以外再没有别的法律。”但是暴君只有当他拥有暴力的时候才是君主，因此当人们“驱逐他的时候，他是不能抱怨暴力的……暴力支持他，暴力也推翻他；一切都按照自己的正确的自然进程前进”。
这样，不平等又重新转变为平等，但不是转变为没有语言的原始人所拥有的旧的自发的平等，而是转变为更高级的社会契约的平等。压迫者被压迫。这是否定的否定。
因此，我们在卢梭那里不仅已经可以看到那种和马克思《资本论》中所遵循的完全相同的思想进程，而且还在他的详细叙述中可以看到马克思所使用的整整一系列辩证的说法：按本性说是对抗的、包含着矛盾的过程，每个极端向它的反面的转化，最后，作为整个过程的核心的否定的否定。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1818年6月）。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75、178—180页。
在历史方面的情形也没有两样。一切文明民族都是从土地公有制开始的。在已经经历了一定的原始阶段的一切民族那里，这种公有制在农业的发展进程中变成生产的桎梏。它被废除，被否定，经过了或短或长的中间阶段之后转变为私有制。但是在土地私有制本身所导致的较高的农业发展阶段上，私有制又反过来成为生产的桎梏——目前小土地占有制和大土地占有制方面的情况就是这样。因此就必然地产生出把私有制同样地加以否定并把它重新变为公有制的要求。但是，这一要求并不是要恢复原始的公有制，而是要建立高级得多、发达得多的公共占有形式，它远不会成为生产的障碍，相反地将第一次使生产摆脱桎梏，并且将使现代化学上的发现和力学上的发明在生产中得到充分的利用。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1878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78页。
那末，否定的否定在马克思那里究竟起了什么作用呢？在第791页和以后几页上，马克思概述了前五十页中所作的关于所谓资本的原始积累的经济研究和历史研究的最后结果。在资本主义时代之前，至少在英国，存在过以劳动者私人占有自己的生产资料为基础的小生产。所谓资本的原始积累，在这里就是剥夺这些直接生产者，即消灭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这种消灭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上述的小生产只能同生产和社会的狭隘的、自然产生的界限相容，因而它发展到一定程度就造成消灭它自己的物质手段。这种消灭，这种从个人的分散的生产资料到社会的集中的生产资料的转化，就构成资本的前史。劳动者一旦转化为无产者，他们的劳动条件一旦转化为资本，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旦站稳脚跟，劳动的进一步社会化，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进一步转化，从而对私有者的进一步的剥夺，都要采取新的形式。“现在要剥夺的已经不再是独立经营的劳动者，而是剥削许多工人的资本家了。这种剥夺是通过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内在规律的作用，即通过资本的集中进行的。一个资本家打倒许多资本家。随着这种集中或少数资本家对多数资本家的剥夺，规模不断扩大的劳动过程的协作形式日益发展，科学日益被自觉地应用于工艺方面，土地日益被有计划地共同利用，劳动资料日益转化为只能共同使用的劳动资料，一切生产资料因作为结合的社会劳动的共同生产资料使用而日益节省。随着那些掠夺和垄断这一转化过程的全部利益的资本巨头不断减少，贫困、压迫、奴役、退化和剥削的程度不断加深，而日益壮大的、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的机构所训练、联合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反抗也不断增长。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
马克思只是历史地证明并在这里简略地概述：正象以往小生产由于自身的发展而必然造成消灭自身、即剥夺小私有者的条件一样，现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自己造成使自己必然走向灭亡的物质条件。这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如果它同时又是辩证的过程，那末这不是马克思的罪过，尽管这对杜林先生说来可能是非常讨厌的。
马克思只是在作了自己的历史的和经济的证明之后才继续说：“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占有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对资本主义生产的否定，是它自己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而造成的。这是否定的否定”等等（如上面引证过的）。
因此，当马克思把这一过程称为否定的否定时，他并没有想到要以此来证明这一过程是历史地必然的。相反地，在他历史地证明了这一过程部分确已实现，部分还一定会实现以后，他才指出，这还是一个按一定的辩证规律完成的过程。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1878年6月）。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72—174页。
在辩证法中，否定不是简单地说不，或宣布某一事物不存在，或用任何一种方法把它消灭。斯宾诺莎早已说过：Omnisdeter-minatioestnegatio，即任何的限制或规定同时就是否定。再说，否定的方式在这里首先取决于过程的一般性质，其次取决于过程的特殊性质。我不仅应当否定，而且还应当重新扬弃这个否定。因此，我做第一个否定的时候，就必须做得使第二个否定可能发生或者将有可能发生。怎样做呢？这就要依每一种情况的特殊性质而定。如果我磨碎了大麦粒，如果我踩死了昆虫，那末我虽然完成了第一个动作，却使第二个动作成为不可能了。因此，每一种事物都有它的特殊的否定方式，经过这样的否定，它同时就获得发展，每一种观念和概念也是如此。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1878年6月）。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81—182页。
真正的、自然的、历史的和辩证的否定正是一切发展的推动力（从形式方面看）……
列宁的有关论述：
恩格斯：《<反杜林论>的准备材》（1876——1877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673页。
辩证法的特征的和本质的东西并不是单纯的否定，并不是徒然的否定，并不是怀疑的否定、动摇、疑惑（当然，辩证法自身包含着否定的因素，并且这是它的最重要的因素），并不是这些，而是作为联系环节、作为发展环节的否定，是保持肯定的东西的、即没有任何动摇、没有任何折衷的否定。
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1914年9——12月）。1965年版第164页。
现时，发展观念，进化观念，几乎完全深入社会的意识，但不是通过黑格尔哲学，而是通过另外的道路。可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依据黑格尔哲学所表述的这个观念，要比流行的进化观念全面得多，内容丰富得多。发展似乎是重复以往的阶段，但那是另一种重复，是在更高基础上的重复（“否定的否定”），发展是按所谓螺旋式而不是按直线式进行的；发展是飞跃式的、剧变的、革命的；“渐进过程的中断”；量到质的转化；对某一物体、或在某一现象范围内或在某个社会内部发生作用的各种力量和趋势的矛盾或冲突造成发展的内因；每种现象的一切方面（而历史不断揭示出新的方面），都是互相依存的，彼此有极其密切而不可分割的联系，形成统一的、有规律的世界运动过程，——这就是辩证法这一内容更丰富的（比通常的）发展学说的几个特点。
列宁：《卡尔·马克思》（1914年7—11月）。《列宁选集》第2卷第584页。
（二）历史循着曲折的道路发展。有时可能倒退，有时可能重演在自然界中和历史上所显露出来的辩证的发展，即经过一切迂回曲折和暂时退步而由低级到高级的前进运动的因果联系，在黑格尔那里，只是概念的自己运动的翻版，而这种概念的自己运动是从来就有的、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发生的，但无论如何是同任何能思维的人脑无关的。这种意识形态的颠倒是应该消除的。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39页。
正统派当真相信，他们期望已久的昔日的黄金时代就要到来。的确，法国又沦于外敌的铁蹄之下，帝国又被推翻了，波拿巴又被俘虏了，而正统派又抬头了。显然，历史的车轮已经向后转，要滚回1816年的“无双议院”去。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1871年4—5月）。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61—362页。
1848年的德国自由派庸人，在1849年也突然地、意料不到地和违反自己意愿地碰到了这样一个问题：倒退到形式更尖锐的旧的反动去呢，还是继续革命一直达到共和国，也许甚至是一个有社会主义背景的统一的和不可分的共和国。他们没有考虑多久，便帮助建立了作为德国自由主义花朵的曼托伊费尔反动统治。同样，1851年法国资产者也走到了他们确实意料不到的岔路口：或是皇帝和禁卫军的滑稽可笑的模仿画和一群流氓对法国的剥削，或是社会民主共和国，——结果是他们俯伏在这群流氓面前，以便在他们的庇护下继续剥削工人。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35页。
资产阶级革命，例如18世纪的革命，总是突飞猛进，接连不断地取得胜利的；革命的戏剧效果一个胜似一个，人和事物好象是被五色缤纷的火光所照耀，每天都充满极乐狂欢；然而这种革命为时短暂，很快就达到自己的顶点，而社会在还未清醒地领略其疾风暴雨时期的成果之前，一直是沉溺于长期的酒醉状态。相反地，象19世纪的革命这样的无产阶级革命，则经常自己批判自己，往往在前进中停下脚步，返回到仿佛已经完成的事情上去，以便重新开始把这些事情再做一遍；它们十分无情地嘲笑自己的初次企图的不彻底性、弱点和不适当的地方；它们把敌人打倒在地上，好象只是为了要让敌人从土地里吸取新的力量并且更加强壮地在它们前面挺立起来一样；它们在自己无限宏伟的目标面前，再三往后退却，一直到形成无路可退的情况时为止，那时生活本身会大声喊道：
这里是罗陀斯，就在这里跳跃吧！这里有玫瑰花，就在这里跳舞吧！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51年12月—1852年3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06—607页。
他具有“开明的”成见：似乎自从黑暗的中世纪以来必定会不断朝着更美好的方向进步，这不仅妨碍他认识真正进步的对抗性质，而且也妨碍他认识个别的倒退情况。
恩格斯：《致马克思（1882年12月15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123页。
历史上常常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马克思和恩格斯：《论波兰问题》（1848年2月22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534页。
扮演着梯也尔的宪兵角色的普鲁士人正在帮助镇压巴黎公社。俾斯麦、梯也尔和法夫尔勾结起来密谋消灭巴黎公社；俾斯麦曾在法兰克福肯定地说，梯也尔和法夫尔曾请求他参与此事。结果表明，他本来就打算尽一切可能来帮助他们，只是不用德国士兵的生命来冒险，——这并不是因为当问题涉及到利害关系时他会珍惜人命，而是因为他希望法国更加卑躬屈膝，以便有可能向它提出更多的要求。他允许梯也尔拥有的士兵数目超过协定的规定，但是他只答应向巴黎输送数量有限的粮食。所有这一切只不过是过去历史的重演。上等阶级过去总是联合起来镇压工人阶级。在11世纪，法兰西的骑士和诺曼底的骑士之间发生了战争，当时农民举行了起义。骑士们马上就忘掉了自己的纠纷并且联合起来压制农民运动。为了说明普鲁士人如何执行警察的职务，可以举出一件事实：在普鲁士人所占领的卢昂，有500人遭到了逮捕，逮捕的借口是他们是国际的会员。国际正在引起恐惧。若贝尔伯爵——老古董，1834年的部长，一个以支持采取措施反对报刊而闻名的人物——在法国国民议会上发表了演说，他在这次演说中说道，在恢复秩序之后，政府的首要任务应该是追查国际的活动和打垮国际。
《卡·马克思关于巴黎公社的发言记录》（发表于1871年5月27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677—678页。
路易-拿破仑从发表反对奥地利的威慑性的言论时起，在受过加冕典礼的人物中就一直处于孤立无援的地位。年轻的俄国皇帝为了自己的目的看起来还好象是他的朋友；但这只是假象而已。1813年的拿破仑第一是1859年的拿破仑第三的原型。看来后者也将象前者当年一样急速地去迎接自己的厄运。
马克思：《历史上的类似现象》（1859年3月18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319页。
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他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科西迪耶尔代替丹东，路易·勃朗代替罗伯斯比尔，1848—1851年的山岳党代替1793—1795年的山岳党，侄儿代替伯父。在雾月十八日事变再版的那些情况中，也可以看出一幅同样的漫画！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51年12月—1852年3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03页。
列宁、斯大林的有关论述：
历史的发展是曲折的，迂回的。
列宁：《当前的主要任务》（1918年3月11日）。《列宁选集》第3卷第492页。
伟大的俄国革命家车尔尼雪夫斯基说过：历史活动不是涅瓦大街的人行道。谁认为只有无产阶级革命一帆风顺，只有各国无产者一下子就采取联合行动，只有事先得到不会遭到失败的保证，只有革命的道路是宽阔、自由和笔直的，只有在取得胜利以前不会遭到暂时的重大牺牲，不会“被围困在碉堡内”，或者不会通过最窄狭、最难走、最曲折和最危险的山间小道，谁认为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才“可以”进行无产阶级革命，谁就不是革命者，谁就没有摆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迂腐气，谁就会在实际上常常滚入反革命的资产阶级阵营，象我国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以及（虽然少些）左派社会革命党人那样。
列宁：《给美国工人的信》（1918年8月20日）。《列宁全集》第28卷第49页。
历史通常是循着曲折的道路发展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善于估计历史的最复杂和最离奇的曲折道路，这是无可争辩的。但是，当历史本身提出选择直接的道路还是曲折的道路的问题让斗争着的力量去解决的时候，再三重复无可争辩的东西就丝毫解决不了马克思主义者该怎么办的问题。……考虑曲折的道路是必要的，但这绝对不能否定马克思主义者在群众的历史的决定关头应该善于向群众解说直接道路的好处，应该善于帮助群众为选择直接的道路而斗争，提出这种斗争的口号等等。所以只有不可救药的庸人和非常愚蠢的学究才会在否定直接道路而确定曲折道路的决定性的历史战斗结束以后，讥笑那些为直接道路斗争到底的人。这正象特赖奇克之流的德国官方警察的历史学家讥笑1848年马克思的革命口号和革命走直线一样。
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的曲折道路的态度，同它对妥协的态度在实质上是一样的。任何曲折的历史转变就是妥协，是已经没有足够的力量完全否定新事物的旧事物同还没有足够的力量完全推翻旧事物的新事物之间的妥协。马克思主义并不绝对否定妥协，马克思主义认为必须利用妥协，但这决不排斥马克思主义作为活生生的行动中的历史力量去全力进行反对妥协的斗争。谁不会掌握这个矛盾（似乎是矛盾），谁就是丝毫也不懂得马克思主义。
列宁：《反对抵制》（1907年6月26日［7月9日］）。《列宁选集》第1卷第715—716页。
革命的发展通常不是直线上升，不是继续不断地向上高涨，而是要经过曲折的道路，经过进攻和退却、来潮和退潮的道路的。在发展进程中来潮和退潮锻炼了革命力量并且准备了革命的最终胜利。
斯大林：《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会议的工作总结》
（1925年5月9日）。《斯大林选集》上卷第324页。
历史在重演，不过是在新的基础上重演。正象从前在封建制度灭亡时期，“雅各宾派”这一名词曾经使世界各国贵族胆战心惊、深恶痛绝一样，现今在资本主义崩溃时期，“布尔什维克”这一名词也使世界各国资产阶级胆战心惊、深恶痛绝。
斯大林：《十月革命的国际性质》（发表于1927年11月6—7日）。《斯大林选集》上卷第622页。
五、历史现象的普遍联系与相互关系
（一）历史运动的因果联系
因果性。我们在观察运动着的物质时，首先遇到的就是单个物体的单个运动的相互联系，它们的相互制约。但是，我们不仅发现某一个运动后面跟随着另一个运动，而且我们也发现：只要我们造成某个运动在自然界中发生的条件，我们就能引起这个运动；甚至我们还能引起自然界中根本不发生的运动（工业），至少不是以这种方式发生的运动；我们能给这些运动以预先规定的方向和规模。因此，由于人的活动，就建立了因果观念的基础，这个观念是：一个运动是另一个运动的原因。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50页。
原因和结果这两个观念，只有在应用于个别场合时才有其本来的意义；可是只要我们把这种个别场合放在它和世界整体的总联系中来考察，这两个观念就汇合在一起，融化在普遍相互作用的观念中，在这种相互作用中，原因和结果经常交换位置；在此时或此地是结果的，在彼时或彼地就成了原因，反之亦然。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80年1月—3月上半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19页。
与此有关的还有思想家们的一个荒谬观念，这就是：因为我们否认在历史上起作用的各种思想领域有独立的历史发展，所以我们也否认它们对历史有任何影响。这是由于把原因和结果刻板地、非辩证地看做永恒对立的两极，完全忽略了相互作用。这些先生常常故意忘却，当一种历史因素一旦被其他的、归根到底是经济的原因造成的时候，它也影响周围的环境，甚至能够对产生它的原因发生反作用。
恩格斯：《致弗·梅林（1893年7月14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02页。
被这种秩序、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狭隘范围所束缚的大工业，一方面使全体广大人民群众愈来愈无产阶级化，另一方面生产出愈来愈多的没有销路的产品。生产过剩和大众的贫困，两者互为因果，这就是大工业所陷入的荒谬的矛盾，这个矛盾必然地要求通过改变生产方式来使生产力摆脱桎梏。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1886年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7页。
生产实际上有它的条件和前提，这些条件和前提构成生产的要素。这些要素最初可能表现为自然发生的东西。通过生产过程本身，它们就从自然发生的东西变成历史的东西了，如果它们对于一个时期表现为生产的自然前提，对于另一个时期就是生产的历史结果了。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1857年8月底——9月中）。《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99—100页。
列宁的有关论述：
原因和结果只是各种事件的世界性的相互依存、（普遍）联系和相互联结的环节，只是物质发展这一链条上的一环。
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1914年9月—12月）。1965年版第88页。
因果性只是片面地、断续地、不完全地表现注意。
注意
注意世界联系的全面性和包罗万象的性质。
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1914年9月—12月）。1965年版第88页。
我们通常所理解的因果性，只是世界性联系的一个极小部分，然而——唯物主义补充说——这不是主观联系的一小部分，而是客观实在联系的一小部分。
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1914年9月—12月）。1965年版第90页。
“因果关系的运动”实际上＝在不同的广度或深度上被抓住、被把握住内部联系的物质运动以及历史运动……
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1914年9月—12月）。1965年版第88页。
（二）历史发展中内容和形式的关系社会发展过程中形式和内容的辩证统一体现生产工人的劳动的商品，其使用价值可能是最微不足道的。……相反，劳动作为生产劳动的特性只表现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我们在这里指的劳动的这种规定性，不是从劳动的内容或劳动的结果产生的，而是从劳动的一定的社会形式产生的。
斯大林的有关论述：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一册（1861年8月—1867年7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Ⅰ第149页。
如果我们把物质方面、外部条件、存在以及诸如此类的现象叫做内容，那末我们就可以把观念方面、意识以及诸如此类的现象叫做形式。由此就产生了一个著名的唯物主义原理：在发展过程中，内容先于形式，形式落后于内容。
因为在马克思看来，经济发展是社会生活的“物质基础”，是它的内容，而法律、政治的和宗教、哲学的发展是这个内容的“思想形式”，是它的“上层建筑”，所以马克思作出结论说：“随着经济基础的改变，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会相当迅速地发生变革。”
当然，这决不是说在马克思看来，仿佛没有形式的内容是可能的，象沙·哥·梦见的那样（见《号召报》创刊号《一元论批判》一文）。没有形式的内容是不可能的，但是问题在于这种或那种形式因落后于自己的内容，始终不能完全适合于这个内容，于是新的内容“不得不”暂时包藏在旧的形式中，因而引起它们之间的冲突。例如现在具有私人性的产品占有形式不适合于生产的社会内容，而现代的社会“冲突”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发生的。
斯大林：《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发表于1906、1907年）。《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291—292页。
没有形式的内容是不能想象的，这是正确的。但同样正确的，是现有的形式永远不会完全适合于现有的内容：前者落后于后者，新内容在某种程度上总是包藏在旧形式中，因此旧形式和新内容之间总是存在着冲突。革命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发生的，马克思唯物主义的革命精神也表现在这一点上。
斯大林：《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发表于1906、1907年）。《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301页。
历史发展中新内容对旧形式的利用和改造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象梦魔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当人们好象只是在忙于改造自己和周围的事物并创造前所未闻的事物时，恰好在这种革命危机时代，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给他们以帮助，借用它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例如，路德换上了使徒保罗的服装，1789—1814年的革命依次穿上了罗马共和国和罗马帝国的服装，而1848年的革命就只知道时而勉强模仿1789年，时而又模仿1793—1795年的革命传统。就象一个刚学会外国语的人总是要在心里把外国语言译成本国语言一样；只有当他能够不必在心里把外国语言译成本国语言，当他能够忘掉本国语言来运用新语言的时候，他才算领会了新语言的精神，才算是运用自如。
在观察世界历史上这些召唤亡灵的行动时，立即就会看出它们中间的显著的差别。卡米尔·德穆兰、丹东、罗伯斯比尔、圣茹斯特、拿破仑这些英雄人物，和旧的法国革命对的党派和人民群众一样，都穿着罗马的服装，讲着罗马的语言来实现当代的任务，即解除桎梏和建立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一些人粉碎了封建制度的基础，割去了长在这个基础上的封建头脑；另一个人在法国内部创造了一些条件，从而才保证有可能发展自由竞争，经营分成小块的地产，利用解除了桎梏的民族工业生产力，而他在法国境外则到处破坏各种封建的形式，为的是要给法国资产阶级社会在欧洲大陆上创造一个符合时代要求的适当环境。但是，新的社会形态一形成，远古的巨人连同一切复活的罗马古董——所有这些布鲁土斯、格拉古、普卜利科拉、护民官、元老以及凯撒本人就都消失不见了。冷静务实的资产阶级社会把萨伊、库辛、鲁瓦埃-科拉尔、本扎曼·孔斯旦和基佐当做自己真正的解释者和代言人；它的真正统帅坐在营业所的办公桌后面，它的政治首领是肥头大耳的路易十八。资产阶级社会完全埋头于财富的创造与和平竞争，竟忘记了古罗马的幽灵曾经守护过它的摇篮。但是，不管资产阶级社会怎样缺少英雄气概，它的诞生却是需要英雄行为、自我牺牲、恐怖、内战和民族战斗的。在罗马共和国的高度严格的传统中，资产阶级社会的斗士们找到了为了不让自己看见自己的斗争的资产阶级狭隘内容、为了要把自己的热情保持在伟大历史悲剧的高度上所必需的理想、艺术形式和幻想。例如，在一百年前，在另一发展阶段上，克伦威尔和英国人民为了他们的资产阶级革命，就借用过旧约全书中的语言、热情和幻想。当真正的目的已经达到，当英国社会的资产阶级改造已经实现时，洛克就排挤了哈巴谷。
由此可见，在这些革命中，使死人复生是为了赞美新的斗争，而不是为了勉强模仿旧的斗争；是为了提高想象中的某一任务的意义，而不是为了回避在现实中解决这个任务；是为了再度找到革命的精神，而不是为了让革命的幽灵重行游荡起来。
在1848—1851年间，只有旧革命的幽灵在游荡，从改穿了老巴伊的服装的戴着柔皮手套的共和党人马拉斯特起，直到用已死的拿破仑的铁面具把自己的鄙陋可厌的面貌掩盖起来的冒险家止。自以为借助革命加速了自己的前进运动的整个民族，忽然发现自己被拖回到一个早已死灭的时代；而为了要消除这方面的一切疑问，于是就使那些早已成为古董的旧的日期、旧的纪年、旧的名称、旧的布告以及好象早已腐朽的旧宪兵复活起来。一个民族的感觉，就好象贝德勒姆那里的一个癫狂的英国人的感觉一样，这个英国人把自己设想成古代法老的同代人，他每天悲痛地埋怨繁重的矿工劳动，因为他要在地下监狱般的埃塞俄比亚的金矿里辛苦劳动，借着系在他自己头上的一盏暗淡油灯的灯光，在一些手持长鞭的奴隶监视人的监督下劳动；矿洞口站着一群乱哄哄的野蛮兵士，他们既不了解劳役囚人，相互之间也不了解，因为大家讲着不同的语言。疯癫的英国人叹道：“我这个生来自由的不列颠人被迫忍受这一切，为的是要替古代法老找金子。”“为的是要替波拿巴家族还债”，——法兰西民族叹道。这个英国人在头脑清醒的时候总不能撇开找金子这种顽固的念头。法国人在从事于革命的时候，总不能摆脱对拿破仑的追念，12月10日的选举就证明了这点。由于害怕革命的危险，他们曾经退回去追求埃及的肉锅，1851年十二月二日事件便是对于这一点的报复。他们所得到的不只是一幅对老拿破仑的漫画，他们得到的是漫画化的老拿破仑本身，是在19世纪中叶所应当出现的老拿破仑。
19世纪的社会革命不能从过去，而只能从未来汲取自己的诗情。它在破除一切对过去的事物的迷信以前，是不能开始实现自身的任务的。从前的革命需要回忆过去的世界历史事件，为的是向自己隐瞒自己的内容。19世纪的革命一定要让死者去埋葬他们自己的死者，为的是自己能弄清自己的内容。从前是辞藻胜于内容，现在是内容胜于辞藻。
列宁的有关论述：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51年12月—1852年3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03—606页。
象考茨基、奥托·鲍威尔等等这样学识渊博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忠于社会主义的第二国际领袖们所经历的事情可以（而且应当）作为有益的教训。他们完全认识到必须采取灵活的策略，他们自己学习了马克思的辩证法，并且也教过别人（从前他们在这方面的著作，其中许多永远是社会主义文献中有价值的东西），但是他们在运用这种辩证法的时候，竟犯了这样的错误，在实践中他们竟成为这样的非辩证论者，竟成为这样不善于估计形式的迅速变化和旧形式中迅速装满新内容的人，以致他们的下场比海德门、盖得和普列汉诺夫好不了多少。他们破产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只是“死盯着”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发展的某一形式，而忘记了这个形式的片面性，他们害怕看到由于客观条件的改变而必然发生的急剧变化，而继续重复那种简单的、背熟了的、初看起来是不容争辩的真理：三大于二。然而政治与其说象算术，不如说象代数，与其说象初等数学，不如说象高等数学。实际上，社会主义运动的一切旧形式都已充满了新内容，因此在数字前面，出现了一个新符号即“负号”，可是我们的聪明角色过去一直（现在还在）固执地向自己和别人担保说，“负三”大于“负二”。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1920年4—5月间）。《列宁选集》第4卷第255—256页。
旧形式破裂了，因为旧形式里面的新内容，反无产阶级的反动的内容有了过度的发展。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看来，我们现有的工作内容（争取苏维埃政权、争取无产阶级专政）是这样持久，这样有力，这样强大，它能够而且应该在任何形式中，不论新的或旧的形式中表现出来，能够而且应该改造、战胜和征服一切形式，不仅是新的，而且是旧的形式，——这并不是为了同旧形式调和，而是为了能够把一切新旧形式都变成使共产主义获得完全的和最终的、决定的和彻底的胜利的武器。
右倾学理主义固执地只承认旧形式，而忽视新内容，结果彻底破产了。左倾学理主义则固执地绝对否定某些旧形式，看不见新内容正在通过各种各样的形式为自己开辟道路，不知道我们共产党人的责任，就是要掌握一切形式，学会以最快的速度，用一种形式去补充另一种形式，用一种形式去代替另一种形式，使我们的策略适应不是由于我们的阶级或我们的努力所引起的任何形式的变更。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1920年4—5月间）。《列宁选集》第4卷第256—257页。
陈旧的东西力图在新形式中得到恢复和巩固是历史辩证法的一种表现陈旧的东西总是力图在新生的形式中得到恢复和巩固。
马克思：《致弗·波尔特（1871年11月23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94页。
列宁的有关论述：
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逼得它的敌人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内脏腐烂了的自由主义，企图在社会主义的机会主义形态下复活起来。
列宁：《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发表于1913年3月1日）。《列宁选集》第2卷第439页。
科学的发展在提供越来越多的材料，证明马克思是正确的。因此要同他进行斗争就不得不加以伪装，不是公开去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原理，而是在表面上承认它，用诡辩来阉割它的内容，使马克思主义变为对资产阶级没有害处的神圣的“偶像”。
列宁：《第二国际的破产》（1915年5月下半月—6月上半月）。《列宁选集》第2卷第629页。
马克思的学说在今天的遭遇，正如历史上各被压迫阶级解放斗争中的革命思想家和领袖的学说的遭遇一样。当伟大的革命家在世时，压迫阶级总是不断迫害他们，以最恶毒的敌意、最疯狂的仇恨、最放肆的诽谤对待他们的学说。在他们逝世以后，便企图把他们变为无害的神像，可以说是把他们偶像化，赋予他们的名字某种荣誉，以便“安慰”和愚弄被压迫阶级，同时却阉割革命学说的内容，磨灭它的革命锋芒，把它庸俗化。现在资产阶级和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者在对马克思主义作这种“修琢”的事情上正一致起来。他们忘记、抹杀和歪曲这个学说的革命方面，革命精神，把资产阶级可以接受或者似乎可以接受的东西放在第一位来加以颂扬。现在，一切社会沙文主义者都成了“马克思主义者”（可别小看他们！）。那些德国的资产阶级学者，昨天还是摧残马克思主义的专家，现在却愈来愈频繁地谈论起“德意志民族的”马克思来了，仿佛马克思培育出极有组织的工人联合会是为了进行掠夺战争！
列宁：《国家与革命》（1917年8—9月）。《列宁选集》第3卷第174页。
在经济学的形式上是错误的东西，可以包含历史上正确的、合理的内容在经济学的形式上是错误的东西，在世界历史上却可以是正确的。如果群众的道德意识宣布某一经济事实，如当年的奴隶制或徭役制，是不公正的，这就证明这一经济事实本身已经过时，其他经济事实已经出现，因而原来的事实已经变得不能忍受和不能维持了。因此，在经济学的形式的谬误后面，可能隐藏着非常真实的经济内容。
恩格斯：《马克思和洛贝尔图斯。卡·马克思〈哲学的贫困>一书德文第一版序言》（1884年10月23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209页列宁的有关论述：
应该记住恩格斯的名言：“在经济学的形式上是错误的东西，在世界历史上却可以是正确的。”恩格斯的这个深刻原理是针对空想社会主义说的：这种社会主义在经济学的形式上是“错误的”。这种社会主义所以是“错误的”，因为它认为从交换规律的观点来看，剩余价值是不公平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家反对这种社会主义，在经济学的形式上则是正确的，因为由交换规律产生剩余价值是完全“自然的”，完全“公平的”。
但是，空想社会主义在世界历史上是正确的，因为它是由资本主义产生的那个阶级的象征、表现和先声；现在，在20世纪初，这个阶级已成长为能够消灭资本主义并且不可遏止地向这方面前进的巨大力量。
在评价俄国现代民粹派或劳动派的乌托邦的时候，必须记住恩格斯的这个深刻原理（也许不仅俄国一国，在20世纪发生资产阶级革命的许多亚洲国家都应当这样）。
民粹派的民主主义在经济学的形式上是错误的，而在历史上却是正确的；这种民主主义作为社会主义乌托邦是错误的，但是，作为农民群众的特殊的、有历史局限性的民主主义斗争的表现，却是正确的，这种斗争是资产阶级改革的不可缺少的因素，同时是这一改革获得全胜的条件。
自由派的乌托邦教农民群众放弃斗争。民粹派的乌托邦则反映了农民群众斗争的愿望，答应胜利以后让他们享到千万种福利，尽管这种胜利实际上只能给他们一百种福利。但是，长期处在旷古未闻的黑暗、匮乏、贫困、肮脏、孤苦、闭塞的境遇中的勇于斗争的千百万民众，把可能胜利的果实夸大10倍，这难道不是很自然的吗？
自由派的乌托邦是新剥削者企图与旧剥削者分享特权的这种私欲的掩饰品。民粹派的乌托邦是千百万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要求根本消灭封建旧剥削者的愿望的反映和“同时”消灭资本主义新剥削者的幻想。
列宁：《两种乌托邦》（1912年10月）。
《列宁选集》第2卷第431—433页。
（三）历史发展中的偶然性和必然性历史的必然性以偶然性为其补充和表现形式人们自己创造着自己的历史，但是到现在为止，他们并不是按照共同的意志，根据一个共同的计划，甚至不是在某个特定的局限的社会内来创造这个历史。他们的意向是相互交错着的，因此在所有这样的社会里，都是那种以偶然性为其补充和表现形式的必然性占统治地位。在这里透过各种偶然性来为自己开辟道路的必然性，归根到底仍然是经济的必然性。……
我们所研究的领域愈是远离经济领域，愈是接近于纯粹抽象的思想领域，我们在它的发展中看到的偶然性就愈多，它的曲线就愈是曲折。如果您划出曲线的中轴线，您就会发觉，研究的时期愈长，研究的范围愈广，这个轴线就愈接近经济发展的轴线，就愈是跟后者平行而进。）恩格斯：《致瓦·博尔吉乌斯（1894年1月25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06—507页。
偶然性只是相互依存性的一极，它的另一极叫做必然性。在似乎也是受偶然性支配的自然界中，我们早就证实，在每一个领域内，都有在这种偶然性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内在的必然性和规律性。然而适用于自然界的，也适用于社会。一种社会活动，一系列社会过程，愈是越出人们的自觉的控制，愈是越出他们支配的范围，愈是显得受纯粹的偶然性的摆布，它所固有的内在规律就愈是以自然的必然性在这种偶然性中为自己开辟道路。这种规律也支配着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偶然性：它们作为异己的、起初甚至是莫名其妙的、其本性尚待努力研究和认识的力量，同各个生产者和交换的参加者相对立。商品生产的这些经济规律，在这个生产形式的各个不同的发展阶段上都有所变化，但是总的说来，整个文明期都处在这些规律的支配之下。直到今天，产品仍然支配着生产者；直到今天，社会的全部生产仍然不是由共同制定的计划，而是由盲目的规律来调节，这些盲目的规律，以自发的力量，在周期性商业危机的风暴中起着自己的作用。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3月底—5月26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71页。不管这个差别对历史研究，尤其是对个别时代和个别事变的历史研究如何重要，它丝毫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历史进程是受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的。即使在这一领域内，尽管各个人都有自觉期望的目的，在表面上，总的说来好象也是偶然性在支配着。人们所期望的东西很少如愿以偿，许多预期的目的在大多数场合都彼此冲突，互相矛盾，或者是这些目的本身一开始就是实现不了的，或者是缺乏实现的手段的。这样，无数的个别愿望和个别行动的冲突，在历史领域内造成了一种同没有意识的自然界中占统治地位的状况完全相似的状况。行动的目的是预期的，但是行动实际产生的结果并不是预期的，或者这种结果起初似乎还和预期的目的相符合，而到了最后却完全不是预期的结果。（这样，历史事件似乎总的说来同样是由偶然性支配着的。但是，在表面上是偶然性在起作用的地方，这种偶然性始终是受内部的隐蔽着的规律支配的，而问题只是在于发现这些规律。）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1886年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3页。
偶然性在历史和科学发展中的作用
如果斗争只是在有极顺利的成功机会的条件下才着手进行，那末创造世界历史未免就太容易了。另一方面，如果“偶然性”不起任何作用的话，那末世界历史就会带有非常神秘的性质。这些偶然性本身自然纳入总的发展过程中，并且为其他偶然性所补偿。但是，发展的加速和延缓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这些“偶然性”的，其中也包括一开始就站在运动最前面的那些人物的性格这样一种“偶然情况”。
马克思：《致路·库格曼（1871年4月17
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93页。
在第二卷中，我们对于这个流通领域当然只能就它所产生的各种形式规定进行说明，论证资本的形态在流通领域内的继续发展。但是事实上，这个领域是一个竞争的领域，就每一个别情况来看，这个领域是偶然性占统治地位的。因此，在这个领域中，通过这些偶然性来为自己开辟道路并调节着这些偶然性的内部规律，只有在对这些偶然性进行大量概括的基础上才能看到。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1894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36页。
在思维的历史中，某种概念或概念关系（肯定和否定，原因和结果，实体和变体）的发展和它在个别辩证论者头脑中的发展的关系，正如某一有机体在古生物学中的发展和它在胚胎学中（或者不如说在历史中和在个别胚胎中）的发展的关系一样。这就是黑格尔首先发现的关于概念的见解。在历史的发展中，偶然性起着自己的作用，而它在辩证的思维中，就象在胚胎的发展中一样包括在必然性中。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44—545页。
黑格尔提出了前所未闻的命题：偶然的东西正因为是偶然的，所以有某种根据，而且正因为是偶然的，所以也就没有根据；偶然的东西是必然的，必然性自己规定自己为偶然性，而另一方面，这种偶然性又宁可说是绝对的必然性（《逻辑学》第2册第3篇第2章：《现实》）。自然科学把这些命题当作奇异的文字游戏、当作自相矛盾的胡说抛在一旁，它自己在理论中一方面保持沃尔弗形而上学的思想空虚，认为一件东西不是偶然的，就是必然的，但是不能同时既是偶然的，又是必然的，另一方面又坚持同样思想空虚的机械的决定论，一般地在口头上否认偶然性，以便在每一个特殊情况下实际上承认偶然性。
当自然科学还继续这样想的时候，它通过达尔文做了些什么呢？达尔文在他的划时代的著作中，是从最广泛地存在着的偶然性基础出发的。各个种内部的各个个体间有无数偶然的差异，这些差异增大到突破种的特性，而且突破的近因只在极其稀少的情况下才可能得到证实，正是这样一些偶然的差异使达尔文不得不怀疑生物学中一切规律性的原有基础，不得不怀疑原有的形而上学地固定不变的种的概念。但是，没有种的概念，整个科学就没有了。科学的一切部门都需要种的概念作为基础：人体解剖学和比较解剖学、胚胎学、动物学、古生物学、植物学等等，如果没有种的概念，还成什么东西呢？这些科学部门的一切成果都不仅要发生问题，而且要干脆被废弃了。偶然性推翻了人们至今所理解的必然性。必然性的原有观念失效了。把它保留起来，就等于把人类任意作出的自相矛盾并且和现实相矛盾的规定当作规律强加于自然界，因而就等于否定有生命的自然界中的一切内在必然性，等于一般地宣布偶然性的混沌王国是有生命的自然界的唯一规律。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6年）。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43—544页。
形而上学所陷入的另一种对立，是偶然性和必然性的对立。还有什么能比这两个逻辑范畴更尖锐地相互矛盾呢？这两者是同一的，偶然的东西是必然的，而必然的东西又是偶然的——这怎么可能呢？常识和具有常识的大多数自然科学家，都把必然性和偶然性看作永远互相排斥的两个范畴。一个事物、一个关系、一个过程不是偶然的，就是必然的，但不能既是偶然的，又是必然的。所以二者是并列地存在于自然界中；自然界包含着各种各样的对象和过程，其中有些是偶然的，另一些是必然的，而整个问题，就只在于不要把这两类互相混淆起来。例如，人们把种的决定性的性状当作必然的，而把同一个种的个体间的其他差异当作偶然的，而且就象在植物和动物中一样，在结晶体中也是如此。于是较低的类对较高的类来说，又被看做偶然的，这样一来，猫属或马属里有多少不同的种，或一个纲里有多少目和属，而这些种里各有多少个体，或某一地区的动物有多少不同的种，或动物区系和植物区系的一般状况如何——所有这些都被说成是偶然的。于是，必然的东西被说成是唯一在科学上值得注意的东西，而偶然的东西被说成是对科学无足轻重的东西。这就是说：凡是可以纳入规律、因而是我们知道的东西，都是值得注意的；凡是不能纳入规律、因而是我们不知道的东西，都是无足轻重的，都是可以不加理睬的。这样一来，一切科学都完结了，因为科学正是要研究我们所不知道的东西。这就是说：凡是可以纳入普遍规律的东西都是必然的，否则都是偶然的。任何人都可以看出：这种科学是把它能解释的东西称为自然的东西，而把它解释不了的东西都归之于超自然的原因；我把解释不了的东西产生的原因叫做偶然性或上帝，对事情本身来说是完全无关紧要的。这两个叫法都只是表示：我不知道，因此它不属于科学的范围。在必然的联系失效的地方，科学便完结了。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6年）。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40—541页。
（四）历史上本质关系隐藏在现象形态后面历史事物的现象形态和本质不是直接合而为一……在人类历史上存在着和古生物学中一样的情形。由于某种判断的盲目，甚至最杰出的人物也会根本看不到眼前的事物。后来，到了一定的时候，人们就惊奇地发现，从前没有看到的东西现在到处都露出自己的痕迹。法国革命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启蒙运动的第一个反作用，自然是把一切都看做中世纪的、浪漫主义的，甚至象格林这样的人也不能摆脱这种看法。第二个反作用是越过中世纪去看每个民族的原始时代，而这种反作用是和社会主义趋向相适应的，虽然那些学者并没有想到他们和这种趋向有什么联系。于是他们在最旧的东西中惊奇地发现了最新的东西，甚至发现了连蒲鲁东看到都会害怕的平等派……
马克思：《致恩格斯（1868年3月25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66—367页。
如果事物的表现形式和事物的本质会直接合而为一，一切科学就都成为多余的了。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1894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23页。
“劳动的价值和价格”或“工资”这个表现形式不同于它所表现的本质关系，即劳动力的价值和价格，我们关于一切表现形式和隐藏在它们背后的基础所说的话，在这里也是适用的。前者是直接地自发地作为流行的思维形式再生产出来的，而后者只有通过科学才能揭示出来。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1867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93页。
列宁的有关论述：
非本质的东西，假象的东西，表面的东西常常消失，不象“本质”那样“扎实”，那样“稳固”。例如：河水的流动就是泡沫在上面，深流在下面。然而就连泡沫也是本质的表现！
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1914年9——12月）。1965年版第54页。
假象的东西是本质的一个规定，本质的一个方面，本质的一个环节。本质具有某种假象。假象是本质自身在自身中的表现（Sc-heinen）。
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1914年9——12月）。1965年版第57页。
历史上一些思想家、党派和集团常用言辞和幻想掩盖真实本质在不同的所有制形式上，在生存的社会条件上，耸立着由各种不同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世界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整个阶级在它的物质条件和相应的社会关系的基础上创造和构成这一切。通过传统和教育承受了这些情感和观点的个人，会以为这些情感和观点就是他的行为的真实动机和出发点。如果奥尔良派和正统派这两个集团中每一个集团，都硬要自己和别人相信它们彼此分离是由于它们对两个不同王朝的眷恋，那末后来的事实所证明的却刚刚相反，正是它们利益的对立才使得这两个王朝不能结合为一。正如在日常生活中把一个人对自己的想法和品评同他的实际人品和实际行动区别开来一样，在历史的战斗中更应该把各个党派的言辞和幻想同它们的本来面目和实际利益区别开来，把它们对自己的看法同它们的真实本质区别开来。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51年12月—1852年3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29页。
尽管有了最近时期的经验，可是以德意志思想看来，把中世纪送入坟墓的那些斗争仍只不过是激烈的神学上的争论。据我们的爱国的历史学家和聪明的政治家们看来，只要那个时代的人能够对天国事物取得一致的认识，他们就毫无理由去为人间的事物争吵了。这些思想家们习于轻信，他们总是把某一个时代对本时代的一切幻想信以为真，或者把某一个时代的思想家们对那个时代的一切幻想信以为真。正是这一班人把1789年革命看成只不过是君主立宪制度优于君主专制制度问题的狂热辩论，把七月革命看成只是“神授”君权无法继续的实际争执，把二月革命看成只是要解决“共和制乎？君主制乎？”问题的尝试，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其实在这许多次大震荡中，每一次都经过了阶级斗争的搏战，每一次都把斗争内容简明地以政治标语的形式写在旗帜上，可是对于这许多次阶级斗争，我们的思想家们甚至今天还莫名其妙哩，虽然关于这些问题不仅来自外国的消息在大谈特谈，而且从成千上万的国内无产者的愤怒的怨声也可听到的。
16世纪的所谓宗教战争也根本是为着十分明确的物质的阶级利益而进行的。这些战争，同稍后时期英国和法国的国内冲突完全一样，都是阶级斗争。如果说这许多次阶级斗争在当时是在宗教的标志下进行的，如果说各阶级的利益、需要和要求都还隐蔽在宗教外衣之下，那末这并没有改变事情的实质，而且也容易用时代条件来加以解释。
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1850年夏）。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399—400页。
沙皇政府每次掠夺领土，使用暴力，进行压迫，都是拿开明、自由主义、解放各族人民作为幌子。
恩格斯：《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1889年12月—1890年2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6页。
列宁的有关论述：
马克思主义教导我们，要从发展中观察一切现象，不要只满足于作表面的描述，不要相信漂亮的招牌，要分析各个政党的经济基础和阶级基础，要研究预先决定这些政党的政治活动的意义和结果的客观政治环境。
列宁：《立宪民主党人的胜利和工人政党的任务》（1906年3月24—28日［4月6—10日］）。《列宁全集》第10卷第190页。
不认识自己真正实质的人常为历史所作弄
一切革命都有一个显著的特点，这就是：正当人民似乎临近一个伟大的开端、一个新时代展现在他们面前的时候，他们却让自己沉湎于过去的幻想，自动地把自己好容易才争得的权力、一切影响让给过去时代人民运动的真正的或者冒牌的代表。历史上有这样一些人，人民惯于在社会危机时刻把他们背在自己的背上，而以后就很难摆脱掉他们，就象航海家辛伯达很难摆脱掉用两腿夹着他的脖子的凶恶的老头子一样。
马克思：《埃斯帕特罗》（1854年8月4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第401页。
象往常一样，资产者这一次也胆小如鼠，不敢捍卫本身的利益；从攻破巴士底狱以来，平民曾不得不为资产者完成种种工作；如果平民在7月14日、10月5—6日直到8月10日、9月2日等等不进行干预，旧制度每一次都会战胜资产阶级，同宫廷结成的同盟就会把革命镇压下去；可见，只是这些平民把革命完成了。但是这样做，就不可能不发生下列情况：这些平民在资产阶级的革命要求中加进了它原来没有的意义；他们从平等和博爱中得出了极端的结论，这些结论把平等和博爱这类口号的资产阶级意义完全颠倒过来了，因为这种资产阶级意义达到了极端，正好变成了自己的对立面。而当问题涉及要创立某种直接同这种平民的平等和博爱对立的东西，而且象往常一样——由于历史的嘲弄——平民对革命口号的这种理解变成了实现自己的对立面，即实现资产阶级在法律面前的平等、在剥削中的博爱的最强有力的杠杆时，平民的平等和博爱就必然只不过是一种梦想。
恩格斯：《致卡·考茨基（1889年2月20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64—465页。
列宁的有关论述：
历史喜欢作弄人，喜欢同人们开玩笑。本来要到这个房间，结果却走进了另一个房间。在历史上，凡是不懂得、不认识自己真正的实质，即不了解自己实际上（而不是凭自己的想象）倾向于哪些阶级的人们、集团和派别，经常会遇到这样的事情。他们是真的不懂得，还是假装不懂得，这个问题也许会使写某人传记的作者感到兴趣，但是对于政治家来说，这种问题毕竟是次要的。
重要的是，历史和政治如何揭露这些集团和派别，如何透过它们“也是社会主义”或“也是马克思主义的”词句揭露它们的资产阶级的实质。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代，世界各国有数十个集团和派别都以“社会主义”自诩。
（见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第三章所列举的集团和派别）然而历史在短短的一二十年内，甚至在更少的时间内，很快地就揭露了它们的原形。
列宁：《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反对工人的方法》（发表于1914年6月）。《列宁全集》中文第一版第20卷第459页。
（五）世界历史发展的统一性和多样性越是深入地追溯历史，同出一源的各个民族之间的差异点就越来越消失。相同的经济规律起作用，会产生同一性质的结果虽然世界的存在是它的统一性的前提，因为世界必须先存在，然后才能够是统一的，但是世界的统一性并不在于它的存在。在我们的视野的范围之外，存在甚至完全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世界的真正的统一性是在于它的物质性，而这种物质性不是魔术师的三两句话所能证明的，而是由哲学和自然科学的长期的和持续的发展来证明的。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1878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83页。
我们越是深入地追溯历史，同出一源的各个民族之间的差异之点，也就越来越消失。一方面这是由于史料本身的性质，——时代越远，史料也越少，只包括最重要之点；另一方面这是由这些民族本身的发展所决定的。同一个种族的一些分支距他们最初的根源越近，他们相互之间就越接近，共同之处就越多。雅科布·格林在研究德意志民族性格、德意志风俗习惯和法律关系时，一向把从记载基姆布利人进军的罗马史学家到不来梅的亚当和萨克森·格腊马提克所提供的一切证据，从《贝奥伍耳夫》和《希尔德布兰德之歌》到《艾达》和古史诗的一切古代文学作品，从Legesbarbarorum到古丹麦和古瑞典法律以及日耳曼习惯法记录的一切法律汇编，都看作同样珍贵的史料，是完全有理由的。这一种或那一种特点，可能只有地方性的意义，但是它所反映的那种特征却是整个种族所共同具有的，而史料的年代越是久远，这种地方性的差别就越是少见。
恩格斯：《爱尔兰史》（1870年5月—7月上半月）。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570—571页。
当然，美国工人阶级所处的外部环境和英国工人很不相同，但是，无论在英国或美国，都是同样的经济规律在起作用，所以产生的结果虽然不是在各方面都相同，却仍然是属于同一性质的。正因为如此，在美国我们也可以看到同样的争取缩短工作日、争取从立法上限制工作时间特别是限制工厂女工和童工的工作时间的斗争；我们也发现极其盛行的实物工资制和农村地区的小宅子制“老板”、资本家及其代理人就利用这些制度作为统治工人的手段。1886年当我读到美国报纸上关于康乃尔斯威尔区宾夕法尼亚矿工大罢工的报道时，我简直就象在读我自己的关于1844年英格兰北部煤矿工人罢工的描写一样。同样是用假尺假秤来欺骗工人，同样是实物工资制，同样是资本家企图用最后的但是致命性的手段，即把工人赶出他们所住的属于公司的房屋来粉碎矿工们的抵抗。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92年德文第二版序言》（1892年7月21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75—276页。
适用于一定的生产方式和交换形式的规律，对于具有这种生产方式和交换形式的一切历史时期也是适用的。例如，随着金属货币的采用，一系列的规律发生了作用，这些规律对于借金属货币进行交换的一切国家和历史时期都是适用的。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1878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87页。
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到现在为止，这种生产方式的典型地点是英国。因此，我在理论阐述上主要用英国作为例证。但是，如果德国读者看到英国工农业工人所处的境况而伪善地耸耸肩膀，或者以德国的情况远不是那样坏而乐观地自我安慰，那我就要大声地对他说：这正是说的阁下的事情！
问题本身并不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所引起的社会对抗的发展程度的高低。问题在于这些规律本身，在于这些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1867年7月25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页。
描述不列颠王国无产阶级的境况的典型形式，特别在目前对德国来说是具有极其巨大的意义的。德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比起任何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来，都更加是从理论前提出发的，因为我们，德国的理论家们，对现实世界了解得太少，以致现实的关系还不能直接推动我们去改造这个“丑恶的现实”。在公开拥护这种改造的人们当中，几乎没有一个不是通过费尔巴哈对黑格尔哲学的克服而走向共产主义的。关于无产阶级的真实境况我们知道得这样少，甚至连善意的“劳动阶级状况改进协会”（而我们的资产阶级现在就在这些协会里对社会问题大肆歪曲）都经常把那些关于工人状况的最可笑最庸俗的见解作为根据。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德国人比任何人都缺乏实际知识。虽然德国无产阶级的境况还没有象英国那样典型，但是我们的社会制度到底是相同的；而且除非民族的理智及时地采取了为整个社会制度打下新基础的措施，这种社会制度的出现迟早会达到和北海彼岸同样尖锐的地步。在英国造成无产阶级贫困和受压迫的那些根本原因，在德国也同样存在，而且照这样下去也一定会产生同样的结果。同时，对英国的灾难的揭露将推动我们去揭露我们德国的灾难，而且还会给我们一个尺度来衡量我们的灾难以及在西里西亚和波希米亚的骚动中所暴露出来的危险，这种危险从这一方面直接威胁着德国的安宁。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序言》（1845年3月15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279—280页。
谈到关于巴黎的斗争问题时，马克思说，他担心结局快要到来了；但是即使公社被搞垮了，斗争也只是延期而已。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是消灭不了的；在工人阶级得到解放以前，这些原则将一再表现出来。
《卡·马克思关于巴黎公社的发言记录》（1871年5月23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677页。
由于各种具体条件不同，在相同的经济基础上会产生显示无穷无尽的变异和差别这并不妨碍相同的经济基础——按主要条件来说相同——可以由于无数不同的经验的事实，自然条件，种族关系，各种从外部发生作用的历史影响等等，而在现象上显示出无穷无尽的变异和程度差别，这些变异和程度差别只有通过对这些经验所提供的事实进行分析才可以理解。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1894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892页。
由于每个国家工人阶级的各种队伍和不同国家的工人阶级所处的发展条件极不相同，它们目前所达到的发展阶段也不一样，因此它们反映实际运动的理论观点也必然各不相同。
列宁的有关论述：
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致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中央局》
（1869年3月9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82页。
他们根本不相信任何这样的看法：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他们甚至没有想到，例如，俄国是个介于文明国家和初次被这次战争完全拖进文明之列的整个东方各国或欧洲以外各国之间的国家，所以俄国可能表现出而且势必表现出某些特殊性，这些特殊性固然并不越出世界发展的共同路线，但是使俄国革命显得有别于以前西欧各国的革命，而且在转向东方国家时这些特殊性又会带有某些局部的新东西。
列宁：《论我国革命》（1923年1月16
日）。《列宁选集》第4卷第690页。
有各种各样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有德国那样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也有英国那样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有奥国那样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也有美国或瑞士那样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在民主革命的时代竟看不见民主主义的各种程度上的差别，看不见民主主义各种形式的性质上的区别，却专门“卖弄聪明”，说什么这反正是“资产阶级革命”，反正是“资产阶级革命”的果实，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真是了不起。
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1905年6—7月）。《列宁选集》第1卷第543—544页。
在发达的资本主义下一致需要的托拉斯和银行，甚至在现代帝国主义条件下，在各个不同的国家里也具有各种不同的具体形式。至于美、英、法、德等先进的帝国主义国家的政治形式，虽然基本上相同，但它的形式是更加不一样的。在人类从今天的帝国主义走向明天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上，同样表现出这种多样性。一切民族都将走到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却不完全一样，在民主的这种或那种形式上，在无产阶级专政的这种或那种类型上，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上，每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特点。再没有比“为了历史唯物主义”而一律用浅灰色给自己描绘这方面的未来，在理论上更贫乏，在实践上更可笑的了，因为这顶多不过是苏兹达尔城的蹩脚绘画罢了。
列宁：《论对马克思主义的讽刺和“帝国主义经济主义”》（1916年8—10月）。《列宁全集》中文第一版第23卷第64—65页。
由于开始向建立社会主义前进时所处的条件不同，这种过渡的具体条件和形式必然是而且应当是多种多样的。地方差别、经济结构的特点、生活方式、居民的素质、实现这种或那种计划的尝试，——所有这些都必定会在国家这个或那个劳动公社走向社会主义的途径的特点上反映出来。
列宁：《〈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初稿》（1918年3月28日）。《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4卷第140页。
六、主观辩证法是客观辩证法的反映。辩证法对历史研究的意义（一）唯物的辩证方法的制定。主观辩证法是客观辩证法的反映我的辩证方法，从根本上来说，不仅和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即他称为观念而甚至把它变成独立主体的思维过程，是现实事物的创造主，而现实事物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我的看法则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的跋》（1873年1月24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4页。
这个划时代的历史观是新的唯物主义观点的直接的理论前提，单单由于这种历史观，也就为逻辑方法提供了一个出发点。如果这个被遗忘了的辩证法从“纯粹思维”的观点出发就已经得出这样的结果，而且，如果它轻而易举地就结束了过去的全部逻辑学和形而上学，那末，在它里面除了诡辩和烦琐言辞之外一定还有别的东西。但是，对这个方法的批判不是一件小事，全部官方哲学过去害怕而且现在还害怕把这件事承担下来。
马克思过去和现在都是唯一能够担当起这样一件工作的人，这就是从黑格尔逻辑学中把包含着黑格尔在这方面的真正发现的内核剥出来，使辩证方法摆脱它的唯心主义的外壳并把辩证方法在使它成为唯一正确的思想发展方式的简单形式上建立起来。马克思对于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就是以这个方法作基础的，这个方法的制定，在我们看来是一个其意义不亚于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的成果。
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年8月3—5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21—122页。
黑格尔的辩证法之所以是颠倒的，是因为辩证法在黑格尔看来应当是“思想的自我发展”，因而事物的辩证法只是它的反光。而实际上，我们头脑中的辩证法只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进行的、并服从于辩证形式的现实发展的反映。
恩格斯：《致康·施米特（1891年11月1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94页。
两个哲学派别：带有固定范畴的形而上学派，带有流动范畴的辩证法派（亚里士多德、特别是黑格尔）；证明：理由和推断、原因和结果、同一和差异、外表和实质这些固定的对立是站不住脚的，由分析表明，一极已经作为胚胎存在于另一极之中，一极到了一定点时就转化为另一极，整个逻辑都只是从前进着的各种对立中发展起来的。——这在黑格尔本人那里是神秘的，因为范畴在他看来是先存在的东西，而现实世界的辩证法是它的单纯的反光。实际上刚刚相反：头脑的辩证法只是现实世界（自然界和历史）的运动形式的反映。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31页。
所谓客观辩证法是支配着整个自然界的，而所谓主观辩证法，即辩证的思维，不过是自然界中到处盛行的对立中的运动的反映而已，这些对立，以其不断的斗争和最后的互相转变或向更高形式的转变，来决定自然界的生活。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34页。
（二）唯物主义历史观在历史研究中的运用，必须借助辩证法。蔑视辩证法要受到惩罚唯物主义历史观及其在现代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上的特别应用，只有借助于辩证法才有可能。
恩格斯：《〈社会主义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德文第一版序言》
（1882年9月21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77—378页。
在涉及概念的地方，辩证的思维至少可以和数学计算一样地得到有效的结果。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426页。
的确，蔑视辩证法是不能不受惩罚的。无论对一切理论思维多么轻视，可是没有理论思维，就会连两件自然的事实也联系不起来，或者连二者之间所存在的联系都无法了解。在这里，唯一的问题是思维得正确或不正确，而轻视理论显然是自然主义地、因而是不正确地思维的最确实的道路。但是，根据一个老早就为大家所熟知的辩证法规律，错误的思维一旦贯彻到底，就必然要走到和它的出发点恰恰相反的地方去。所以，经验主义轻视辩证法便受到这样的惩罚：连某些最清醒的经验主义者也陷入最荒唐的迷信中，陷入现代降神术中去了。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82页。
不管自然科学家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他们还是得受哲学的支配。问题只在于：他们是愿意受某种坏的时髦哲学的支配，还是愿意受一种建立在通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的基础上的理论思维的支配。
物理学，当心形而上学呵！——这是完全正确的，不过，是在另一种意义上。
自然科学家满足于旧形而上学的残渣，使哲学还得以苟延残喘。只有当自然科学和历史科学接受了辩证法的时候，一切哲学垃圾——除了关于思维的纯粹理论——才会成为多余的东西，在实证科学中消失掉。
列宁的有关论述：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33页。
应该从唯物主义的观点对黑格尔的辩证法组织系统的研究，即研究马克思在他所写的《资本论》及各种历史和政治著作中实际运用的辩证法。马克思把这个辩证法运用得这样成功，以致现在东方（日本、印度、中国）的新兴阶级，即占世界人口大多数但因在历史上毫无作为和沉睡不醒至今仍使欧洲许多先进国家处于停滞和腐败状态的数亿人民日益觉醒奋起斗争的事实，新兴民族和新兴阶级日益奋起斗争的事实，越来越鲜明地证明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
列宁：《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1922年3月12日）。《列宁选集》第4卷第609页。
用唯物辩证法从根本上来改造全部政治经济学，把唯物辩证法应用于历史、自然科学、哲学以及工人阶级的政策和策略——这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最为注意的事情，这就是他们做了最重要最新颖的贡献的地方，这就是他们在革命思想史上英明地迈进的一步。
列宁：《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1913年底）。
《列宁全集》中文第一版第19卷第558页。
（三）运用辩证方法研究历史的基本要求
辩证法的规律无论对自然界和人类历史的运动，或者对思维的运动，都一定是同样适用的。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65页。
辩证法，在其合理形态上，引起资产阶级及其夸夸其谈的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怖，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1873年1月24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18页。
辩证法是关于普遍联系的科学。主要规律：量和质的转化——两极对立的相互渗透和它们达到极端时的相互转化——由矛盾引起的发展，或否定的否定——发展的螺旋形式。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年—1883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57页。
辩证法在考察事物及其在头脑中的反映时，本质上是从它们的联系、它们的连结、它们的运动、它们的产生和消失方面去考察的。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80年1月—3月上半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19—420页。
当我们把事物看做是静止而没有生命的，各自独立、相互并列或先后相继的时候，我们在事物中确实碰不到任何矛盾。我们在这里看到某些特性，这些特性，一部分是共同的，一部分是相异的，甚至是相互矛盾的，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是分布在不同事物之中的，所以它们内部并不包含任何矛盾。如果限于这样的考察范围，我们用通常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也就行了。但是一当我们从事物的运动、变化、生命和相互作用方面去考察事物时，情形就完全不同了。在这里我们立刻陷入了矛盾。运动本身就是矛盾；甚至简单的机械的位移之所以能够实现，也只是因为物体在同一瞬间既在一个地方又在另一个地方，既在同一个地方又不在同一个地方。这种矛盾的连续产生和同时解决正好就是运动。
既然简单的机械的位移本身已经包含着矛盾，那末物质的更高级的运动形式，特别是有机生命及其发展，就更加包含着矛盾。我们在上面已经看到，生命首先正是在于：生物在每一瞬间是它自身，同时又是别的东西。所以，生命也是存在于物体和过程本身中的不断地自行产生并自行解决的矛盾；矛盾一停止，生命也就停止，死亡就到来。同样，我们已经看到，在思维的领域中我们也不能避免矛盾，例如，人的内部无限的认识能力和这种认识能力仅在外部被局限的而且认识上也被局限的个别人身上的实际存在二者之间的矛盾，是在至少对我们来说实际上是无穷无尽的、连绵不断的世代中解决的，是在无穷无尽的前进运动中解决的。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1878年6月）。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59—161页。
列宁的有关论述：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黑格尔辩证法这个最全面、最富有内容、最深刻的发展学说，是德国古典哲学最大的成果。他们认为，其他一切关于发展原理、进化原理的说法，都是片面的、内容贫乏的，都是把自然界和社会的实际发展过程（往往伴有飞跃、剧变和革命）弄得残缺不全。“当时几乎只有我和马克思两人决心拯救自觉的辩证法〈使其不致与包括黑格尔主义在内的唯心主义同被粉碎〉，并且把它转为唯物主义的自然观。”“自然界是辩证法的证物，并且正是现代自然科学表明这种证物异常丰富〈这是在镭、电子和元素转化等等发现以前写的呵！〉，每天都提供大量材料，证明自然界的一切归根到底都是辩证的，而不是形而上学的。”
恩格斯写道：“一个伟大的基本思想，即认为世界不是由一成不变的事物构成的，而是过程的集合体，其中各个似乎稳定的事物以及它们在我们头脑中的思想映象即概念，都处在生成和灭亡的不断变化中，——这个伟大的基本思想，从黑格尔以来，已经如此深入一般人的意识，以致它在这种一般形式中未必会遭到反对了。但是，口头上承认这个思想是一回事，把这个思想运用于每个个别场合和每个特定的研究领域，又是一回事。”“在辩证哲学看来，不存在任何一成不变的、绝对的、神圣的东西。它指出所有一切事物都带有必然灭亡的迹象；在它面前，除了发生和消灭、无止境地由低级上升到高级的不断的过程，任何东西都是站不住脚的。它本身也不过是这一过程在思维着的头脑中的反映而已。”因此，在马克思看来，辩证法是一门“关于外部世界和人类思维的运动的一般规律的科学”。
马克思接受并发展了黑格尔哲学中这一革命的方面。辩证唯物主义“不需要任何凌驾于其他科学之上的哲学”。以往的哲学只留下了“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学说——形式逻辑和辩证法”。而辩证法，按照马克思的理解，同样也根据黑格尔的看法，其本身包括现时所谓的认识论，这种认识论同样应当历史地观察自己的对象，研究并概括认识的起源和发展即从不知到知的转化。
列宁：《卡尔·马克思》（1914年7—11
月）。《列宁选集》第2卷第583—584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称之为辩证方法（它与形而上学方法相反）的，不是别的，正是社会学中的科学方法，这个方法把社会看做处在经常发展中的活的机体（而不是机械地结合起来因而可以把各种社会要素随便配搭起来的一种什么东西），要研究这个机体就必须客观地分析组成该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必须研究该社会形态的活动规律和发展规律。
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1894年春夏）。《列宁选集》第1卷第32页。
可以把辩证法简要地确定为关于对立面的统一的学说。这样就会抓住辩证法的核心，可是这需要说明和发挥。
列宁：《辩证法的要素》（1914年9—1
2月）。《列宁选集》第2卷第608页。
其次，马克思的辩证法是最新的科学进化论，它正是不容许对事物作孤立的即片面的、歪曲的考察。
列宁：《第二国际的破产》（1915年5月下半月—6月上半月）。《列宁选集》第2卷第642页。
辩证法包括历史性。
列宁：《对布哈林〈过渡时期的经济〉一书的评论》（1920年5月）。1976年版第42页。
辩证法要求从相互关系的具体的发展中来全面地估计这种关系，而不是东抽一点，西抽一点。
列宁：《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错误》
（1921年1月25日）。《列宁选集》第4卷第449页。
辩证逻辑则要求我们更进一步。要真正地认识事物，就必须把握、研究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中介”。我们决不会完全地做到这一点，但是，全面性的要求可以使我们防止错误和防止僵化。这是第一。第二，辩证逻辑要求从事物的发展、“自己运动”（象黑格尔有时所说的）、变化中来观察事物。就玻璃杯来说，这不能一下子就很清楚地看出来，但是玻璃杯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特别是玻璃杯的用途，它的用处，它同周围世界的联系，都是常常变化的。第三，必须把人的全部实践——作为真理的标准，也作为事物同人所需要它的那一点的联系的实际确定者——包括到事物的完满的“定义”中去。弟四，辩证逻辑教导说，“没有抽象的真理，真理总是具体的”。
列宁：《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错误》
（1921年1月25日）。《列宁选集》第4卷第4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