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一、人类社会发展是服从于一定规律的自然历史过程

      （一）社会运动是服从于一定规律的自然历史过程

       我的观点是：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同其他任何观点比起来，我的观点是更不能要个人对这些关系负责的。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1867年7月25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08页。

　　历史进程是受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的。即使在这一领域内，尽管各个人都有自觉期望的目的，在表面上，总的说来好象也是偶然性在支配着。人们所期望的东西很少如愿以偿，许多预期的目的在大多数场合都彼此冲突，互相矛盾，或者是这些目的本身一开始就是实现不了的，或者是缺乏实现的手段的。这样，无数的个别愿望和个别行动的冲突，在历史领域内造成了一种同没有意识的自然界中占统治地位的状况完全相似的状况。行动的目的是预期的，但是行动实际产生的结果并不是预期的，或者这种结果起初似乎还和预期的目的相符合，而到了最后却完全不是预期的结果。这样，历史事件似乎总的说来同样是由偶然性支配着的。但是，在表面上是偶然性在起作用的地方，这种偶然性始终是受内部的隐蔽着的规律支配的，而问题只是在于发现这些规律。

　　恩格斯：《路·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3页。

　　列宁的有关论述：

　　马克思也推翻了那种把社会看做可按长官的意志（或者说按社会意志和政府意志，都是一样）随便改变的、偶然产生和变化的、机械的个人结合体的观点，第一次把社会学置于科学的基础上，确定了作为一定生产关系总和的社会经济形态的概念，确定了这种形态的发展是自然历史过程。

　　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1894年春夏）。《列宁选集》第1卷第10页。

　　显而易见，马克思关于社会经济形态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的基本思想，是在根本上摧毁这种妄想以社会学自命的幼稚道德的。马克思究竟怎样得出这个基本思想呢？他所用的方法就是从社会生活的各种领域中划分出经济领域来，从一切社会关系中划分出生产关系来，并把它当做决定其余一切关系的基本的原始的关系。

　　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1894年春夏）。《列宁选集》第1卷第6页。

　　（二）人类史与自然史的区别

　　达尔文注意到自然工艺史，即注意到在动植物的生活中作为生产工具的动植物器官是怎样形成的。社会人的生产器官的形成史，即每一个特殊社会组织的物质基础的形成史，难道不值得同样注意吗？而且，这样一部历史不是更容易写出来吗？因为，如维科所说的那样，人类史同自然史的区别在于，人类史是我们自己创造的，而自然史不是我们自己创造的。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1867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409—410页注（89）。

　　今天整个自然界也溶解在历史中了，而历史和自然史的不同，仅仅在于前者是有自我意识的机体的发展过程。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年—1886年）。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57页。

　　社会发展史却有一点是和自然发展史根本不相同的。在自然界中（如果我们把人对自然界的反作用撇开不谈）全是不自觉的、盲目的动力，这些动力彼此发生作用，而一般规律就表现在这些动力的相互作用中。在所发生的任何事情中，无论在外表上看得出的无数表面的偶然性中，或者在可以证实这些偶然性内部的规律性的最终结果中，都没有任何事情是作为预期的自觉的目的发生的。反之，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全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

　　恩格斯：《路·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3页。

　　一句话，动物仅仅利用外部自然界，单纯地以自己的存在来使自然界改变；而人则通过他所作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这便是人同其他动物的最后的本质的区别，而造成这一区别的还是劳动。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6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17页。

　　人也是由分化产生的。不仅从个体方面来说是如此——从一个单独的卵细胞分化为自然界所产生的最复杂的有机体，而且从历史方面来说也是如此。经过多少万年之久的努力，手和脚的分化，直立行走，最后确定下来了，于是人就和猿区别开来，于是音节分明的语言的发展和头脑的巨大发展的基础就奠定了，这就使得人和猿之间的鸿沟从此成为不可逾越的了。手的专门化意味着工具的出现，而工具意味着人所特有的活动，意味着人对自然界进行改造的反作用，意味着生产。狭义的动物也有工具，然而这只是它们躯体的四肢，蚂蚁、蜜蜂、海狸就是这样；动物也进行生产，但是它们的生产对周围自然界的作用在自然界面前只等于零。只有人才给自然界打上自己的印记，因为他们不仅变更了植物和动物的位置，而且也改变了他们所居住的地方的面貌、气候，他们甚至还改变了植物和动物本身，使他们活动的结果只能和地球的普遍死亡一起消失。而人之所以做到这点，首先和主要地是由于手。甚至直到现在都是人改造自然界的最强有力的工具的蒸汽机，正因为是工具，归根到底还是要依靠手。但是随着手的发展，头脑也一步一步地发展起来，首先产生了对个别实际效益的条件的意识，而后来在处境较好的民族中间，则由此产生了对制约着这些效益的自然规律的理解。随着对自然规律的知识的迅速增加，人对自然界施加反作用的手段也增加了；如果人的脑不随着手、不和手一起、不部分地借助于手相应地发展起来的话，那末单靠手是永远造不出蒸汽机来的。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年—1886年）。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56—457页。

　　（三）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

　　我们根本没有想到要怀疑或轻视“历史的启示”；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我们比任何一个哲学学派，甚至比黑格尔，都更重视历史；在黑格尔看来，历史不过是检验他的逻辑结构的工具。

　　轻视历史，无视人类的发展，这完全是对方的罪过，仍然又是基督徒的罪过；他们编造了一部奇特的“天国史”，否认真实的历史具有任何内在意义，只承认彼岸的抽象的而且是杜撰出来的历史具有这种意义，他们硬说人类是基督创造的，说历史有一个虚幻的最终目的，而且这个目的已经由基督所实现；他们割断了历史，因此为了自圆其说，他们声言后来的18个世纪完全是胡说八道。我们要求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但我们认为历史不是“神”的启示，而是人的启示，并且只能是人的启示。为了认识人类本质的伟大，了解人类在历史上的发展，了解人类一往直前的进步，了解人类对个人的非理性的一贯有把握的胜利，了解人类战胜一切似乎超人的事物，了解人类同大自然进行的残酷而又顺利的斗争，直到具备自由的人的自觉，明确认识到人和大自然的统一，自由地独立地创造建立在纯人类道德生活关系基础上的新世界，为了了解这一切，我们没有必要首先求助于什么“神”的抽象概念，把一切美好的、伟大的、崇高的、真正的人的事物归在它的名下。为了了解这一切的伟大，我们没有必要采取这种迂回的办法，为了相信人的事物的重要和伟大，没有必要给真正的人的事物打上“神的”烙印。相反地，任何一种事物，越是“神的”即非人的，我们就越不能称赞它。

　　恩格斯：《英国状况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1844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50—651页。

　　现在也被我们理解为历史发展过程的自然界的情况是这样，社会历史的一切部门和研究人类的（和神的）事物的一切科学的情况也是这样。在这里，历史哲学、法哲学、宗教哲学等等也都是以哲学家头脑中臆造的联系来代替应当在事变中指出的现实的联系，把历史（其全部和各个部分）看做观念的逐渐实现，而且当然始终只是哲学家本人所喜爱的那些观念的逐渐实现。这样看来，历史是不自觉地、但必然是为了实现某种预定的理想目的而努力，例如在黑格尔那里，是为了实现他的绝对观念而努力，而达到这个绝对观念的坚定不移的意向就构成了历史事变中的内在联系。这样，人们就用一种新的——不自觉的或逐渐自觉的——神秘的天意来代替现实的、尚未知道的联系。因此，在这里也完全象在自然领域里一样，应该发现现实的联系，从而清除这种臆造的人为的联系；这一任务，归根到底，就是要发现那些作为支配规律在人类社会的历史上为自己开辟道路的一般运动规律。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1886年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2—243页。

　　把统治思想同进行统治的个人分割开来，主要是同生产方式的一定阶段所产生的各种关系分割开来，并由此做出结论说，历史上始终是思想占统治地位，这样一来，就很容易从这些不同的思想中抽象出“一般思想”、观念等等，而把它们当作历史上占统治地位的东西，从而把所有这些个别的思想和概念说成是历史上发展着的“概念”的“自我规定”。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的一切关系都可能从人的观念、想象的人、人的本质、“人”中引伸出来，那就是十分自然的了。思辨哲学就是这样做的。黑格尔本人在《历史哲学》

　　的结尾承认，“他所考察的仅仅是概念的前进运动”，他在历史方面描述了“真正的神正论”。在这之后，又可以重新回复到“概念”的生产者，回复到理论家、思想家和哲学家，并做出结论说：哲学家、思想家自古以来就是在历史上占统治地位的。这个结论，如我们所看到的，早就由黑格尔表述过了。这样，证明精神在历史中的最高统治（施蒂纳的教阶制）的全部戏法，可以归结为以下三个手段：

　　第一，必须把进行统治的个人——而且是由于种种经验的根据、在经验条件下和作为物质的个人进行统治的个人——的思想同这些统治的个人本身分割开来，从而承认思想和幻想在历史上的统治。

　　第二，必须使这种思想统治具有某种秩序，必须证明，在一个承继着另一个的统治思想之间存在着某种神秘的联系。达到这一点的办法是：把这些思想看做是“概念的自我规定”（所以能这样做，是因为这些思想由于它们都有经验的基础而彼此确实是联系在一起的，还因为它们既被仅仅当做思想来看待，因而就变成自我区别，变成由思维产生的区别）。

　　第三，为了消除这种“自我规定着的概念”的神秘的外观，便把它变成某种人物——“自我意识”；或者，为了表明自己是真正的唯物主义者，又把它变成在历史上代表着“概念”的许多人物——“思维着的人”、“哲学家”、思想家，而这些人又被规定为历史的创造者、“监护人会议”、统治者。这样一来，就把一切唯物主义的因素从历史上消除了，于是就可以放心地解开缰绳，让自己的思辨之马自由奔弛了。

　　在日常生活中任何一个小店主都能精明地判别某人的假貌和真相，然而我们的历史编纂学却还没有达到这种平凡的认识，不论每一时代关于自己说了些什么和想了些什么，它都一概相信。

　　要说明这种曾经在德国占统治地位的历史方法，以及它为什么主要在德国占统治地位的原因，就必须从它与一切思想家的幻想，例如，与法学家、政治家（包括实际的国家活动家）的幻想的联系出发，就必须从这些家伙的独断的玄想和曲解出发。他们的实际生活状况、他们的职业和现存的分工非常明白地说明了这种方法。

　　马克思和恩格斯：《费尔巴哈》（1845—1846年）。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4—56页。

　　哲学家们在已经不再屈从于分工的个人身上看见了他们名之为“人”的那种理想，他们把我们所描绘的整个发展过程看作是“人”的发展过程，而且他们用这个“人”来代替过去每一历史时代中所存在的个人，并把他描绘成历史的动力。这样，整个历史过程被看成是“人”的自我异化过程，实际上这是因为，他们总是用后来阶段的普通人来代替过去阶段的人并赋予过去的个人以后来的意识。由于这种本末倒置的做法，即由于公然舍弃实际条件，于是就可以把整个历史变成意识发展的过程了。

　　马克思和恩格斯：《费尔巴哈》（1845—1846年）。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5—76页。

　　德国哲学从天上降到地上；和它完全相反，这里我们是从地上升到天上，就是说，我们不是从人们所说的、所想象的、所设想的东西出发，也不是从只存在于口头上所说的、思考出来的、想象出来的、设想出来的人出发，去理解真正的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我们还可以揭示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回声的发展。甚至人们头脑中模糊的东西也是他们的可以通过经验来确定的、与物质前提相联系的物质生活过程的必然升华物。……前一种观察方法从意识出发，把意识看作是有生命的个人。符合实际生活的第二种观察方法则是从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本身出发，把意识仅仅看作是他们的意识。

　　这种观察方法并不是没有前提的。它从现实的前提出发，而且一刻也不离开这种前提。它的前提是人，但不是某种处在幻想的与世隔绝、离群索居状态的人，而是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发展过程中的人。只要描绘出这个能动的生活过程，历史就不再象那些本身还是抽象的经验论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些僵死事实的搜集，也不再象唯心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想象的主体的想象的活动。

　　思辨终止的地方，即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实证的科学开始的地方。关于意识的空话将销声匿迹，它们一定为真正的知识所代替。

　　马克思和恩格斯：《费尔巴哈》（1845—1846年）。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0—31页。

　　“历史”并不是把人当做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

　　马克思和恩格斯：《神圣家族》（1844年9—11月）。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18—119页。

　　我们遇到的是一些没有任何前提的德国人，所以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同时这也是人们仅仅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都要进行的（现在也和几千年前一样）一种历史活动，即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即使感性在圣布鲁诺那里被归结为象一根棍子那样微不足道的东西，但它仍须以生产这根棍子的活动为前提。因此任何历史观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必须注意上述基本事实的全部意义和全部范围，并给予应有的重视。大家知道，德国人从来没有这样做过，所以他们从来没有为历史提供世俗基础，因而也从来没有过一个历史学家。法国人和英国人尽管对这一事实同所谓的历史的联系了解得非常片面（特别因为他们受政治思想的束缚），但毕竟作了一些给历史编纂学提供唯物主义基础的初步尝试，首次写出了市民社会史、商业史和工业史。

　　第二个事实是，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这种新的需要的产生是第一个历史活动。从这里立即可以明白，德国人的伟大历史智慧是谁的精神产物。德国人认为凡是在他们缺乏实证材料的地方，凡是在神学、政治和文学的谬论不能立足的地方，就没有任何历史，那里只有“史前时期”；至于如何从这个荒谬的“史前历史”过渡到真正的历史，我们没有得到任何解释。不过另一方面，他们的历史思辨所以特别热衷于这个“史前历史”，是因为他们认为在这里他们不会受到“粗暴事实”的干预，而且还可以让他们的思辨欲望得到充分的自由，创立和推翻成千成万的假说。

　　一开始就纳入历史发展过程的第三种关系就是：每日都在重新生产自己生命的人们开始生产另外一些人，即增殖。这就是夫妻之间的关系，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家庭。这个家庭起初是唯一的社会关系，后来，当需要的增长产生了新的社会关系，而人口的增多又产生了新的需要的时候，家庭便成为（德国除外）从属的关系了。那末就应该根据现有的经验的材料来考察和研究家庭，而不应该象通常在德国所做的那样，根据“家庭的概念”来考察和研究家庭。此外，不应把社会活动的这三个方面看做是三个不同的阶段，而只应看做是三个方面，或者，为了使德国人能够了“历解，把它们看做是三个“因素”。从历史的最初时期起，从第一批人出现时，三者就同时存在着，而且就是现在也还在历史上起着作用。

　　这样，生命的生产——无论是自己生命的生产（通过劳动）或他人生命的生产（通过生育）——立即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社会关系的含义是指许多个人的合作，至于这种合作是在什么条件下、用什么方式和为了什么目的进行的，则是无关紧要的。由此可见，一定的生产方式或一定的工业阶段始终是与一定的共同活动的方式或一定的社会阶段联系着的，而这种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由此可见，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因而，始终必须把“人类的历史”同工业和交换的历史联系起来研究和探讨。但是，这样的历史在德国是写不出来的，这一点也很明显，因为对于德国人说来，要做到这一点不仅缺乏理解能力和材料，而且还缺乏“可靠的感性”；而在莱茵河彼岸也没有关于这类事情的任何经验可供参考，因为那里再没有什么历史。由此可见，一开始就表明了人们之间是有物质联系的。这种联系是由需要和生产方式决定的，它的历史和人的历史一样长久；这种联系不断采取新的形式，因而就呈现出历史”，它完全不需要似乎还把人们联合起来的任何政治的或宗教的呓语存在。

　　只有现在，当我们已经考察了最初的历史的关系的四个因素、四个方面之后，我们才发现：人也具有“意识”。……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而且只要人们还存在着，它就仍然是这种产物。当然，意识起初只是对周围的可感知的环境的一种意识，是对处于开始意识到自身的个人以外的其他人和其他物的狭隘联系的一种意识。同时，它也是对自然界的一种意识，自然界起初是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们对立的，人们同它的关系完全象动物同它的关系一样，人们就象牲畜一样服从它的权力，因而，这是对自然界的一种纯粹动物式的意识（自然宗教）。

　　这里立即可以看出，这种自然宗教或对自然界的特定关系，是受社会形态制约的，反过来也是一样。这里和任何其他地方一样，自然界和人的同一性也表现在：人们对自然界的狭隘的关系制约着他们之间的狭隘的关系，而他们之间的狭隘的关系又制约着他们对自然界的狭隘的关系，这正是因为自然界几乎还没有被历史的进程所改变；但是，另一方面，意识到必须和周围的人们来往，也就是开始意识到人总是生活在社会中的。这个开始和这个阶段上的社会生活本身一样，带有同样的动物性质；这是纯粹畜群的意识，这里人和绵羊不同的地方只是在于：他的意识代替了本能，或者说他的本能是被意识到了的本能。由于生产效率的提高、需要的增长以及作为前二者基础的人口的增多，这种绵羊的、或部落的意识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与此同时分工也发展起来。分工起初只是性行为方面的分工，后来是由于天赋（例如体力）、需要、偶然性等等而自发地或“自然地产生的”分工。分工只是从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离的时候起才开始成为真实的分工。从这时候起意识才能真实地这样想象：它是某种和现存实践的意识不同的东西；它不用想象某种真实的东西而能够真实地想象某种东西。从这时候起，意识才能摆脱世界而去构造“纯粹的”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等。但是，如果这种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等和现在的关系发生矛盾，那末，这仅仅是因为现存的社会关系和现存的生产力发生了矛盾。不过，在一定民族的各种关系的范围内，这种现象的出现也可能不是由于现在该民族范围内出现了矛盾，而是由于在该民族的意识和其他民族的实践之间，亦即在某一民族的民族意识和一般意识之间出现了矛盾（如象目前德国的情形那样）。

　　马克思和恩格斯：《费尔巴哈》（1845—1846年）。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2—36页。

　　二、人们是自己历史的创造者，各种社会力量的历史创造作用（一）人们是自己历史的创造者人们在一定条件下创造自己的历史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51年12月—1852年3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03页。

　　所以，这并不象某些人为着简便起见而设想的那样是经济状况自动发生的作用，而是人们自己创造着自己的历史，但他们是在制约着他们的一定环境中，是在既有的现实关系的基础上进行创造的，在这些现实关系中，尽管其他的条件——政治的和思想的——对于经济条件有很大的影响，但经济条件归根到底还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它构成一条贯串于全部发展进程并唯一能使我们理解这个发展进程的红线。

　　恩格斯：《致瓦·博尔吉乌斯（1894年1月25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06页。

　　我们自己创造着我们的历史，但是第一，我们是在十分确定的前提和条件下进行创造的。其中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但是政治等等的前提和条件，甚至那些存在于人们头脑中的传统，也起着一定的作用，虽然不是决定性的作用。

　　恩格斯：《致约·布洛赫（1890年9月21—22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7—478页。

　　斯大林的有关论述：

　　路德维希：马克思主义否认个人在历史上的卓越作用。而你毕竟还承认历史人物的卓越作用。你不认为在唯物主义历史观和你的见解之间是有矛盾的吗？

　　斯大林：不，这里没有矛盾。马克思主义一点也不否认卓越人物的作用，或者说，一点也不否认人们创造历史。在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和其他著作中，你可以找到正是人们创造历史的话。可是，人们当然不是凭什么幻想，不是随心所欲地来创造历史的。凡是新的一代都要遇到在他们诞生的时候就已经具备的一定的现成条件。伟大人物只有善于正确地认识这些条件，懂得怎样改变这些条件，才有一些价值。如果他们不认识这些条件而想凭自己的幻想去改变这些条件，那末他们这些人就会陷于唐·吉诃德的境地。因此，正是根据马克思的看法，决不应该把人和条件对立起来。正是人们创造历史，但是只有当他们正确地认识他们所碰到的现成条件的时候，只有当他们懂得怎样改变这些条件的时候，他们才能创造历史。至少我们俄国布尔什维克是这样了解马克思的。而我们研究马克思已经不止10年了。

　　斯大林：《和德国作家埃米尔·路德维希的谈话》（1931年12月13日）。《斯大林选集》下卷第299—300页。

　　历史是由各种方向不同的社会力量融成的历史合力的结果人们通过每一个人追求他自己的、自觉期望的目的而创造自己的历史，却不管这种历史的结局如何，而这许多按不同方向活动的愿望及其对外部世界的各种各样影响所产生的结果，就是历史。

　　恩格斯：《路·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3—244页。

　　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因为任何一个人的愿望都会受到任何另一个人的妨碍，而最后出现的结果就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所以以往的历史总是象一种自然过程一样地进行，而且实质上也是服从于同一运动规律的。但是，各个人的意志——其中的每一个都希望得到他的体质和外部的、终归是经济的情况（或是他个人的，或是一般社会性的）使他向往的东西——虽然都达不到自己的愿望，而是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然而从这一事实中决不应作出结论说，这些意志等于零。相反地，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

　　恩格斯：《致约·布洛赫（1890年9月21—22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8—479页。

　　（二）人民群众的历史创造作用没有一个生产者阶级，社会就不能生存。决定历史结局的是人民群众常常有人问：社会上不同的阶级，在什么程度上是有用的或者甚至是必要的呢？回答自然因每个不同的历史时期而不同。无疑，曾经有过一个时期，土地贵族是社会的一个不可避免的和必要的成分。不过，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然后又有一个时期，资本主义中等阶级（法国人把它叫做资产阶级）以同样不可避免的必要性产生了，它们与土地贵族进行斗争，摧毁他们的政权，自己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取得了统治。但是，自从阶级产生以来，从来没有过一个时期社会上可以没有劳动阶级而存在的。这个阶级的名称、社会地位改变了，农奴代替了奴隶，而他自己又被自由工人所代替，所谓自由，是摆脱了奴隶地位的自由，但也是除了他自己的劳动力以外一无所有的自由。但是有一件事是很明显的，无论不从事生产的社会上层发生什么变化，没有一个生产者阶级，社会就不能生存。因此，这个阶级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必要的，虽然会有一天它将不再是一个阶级，而是包括整个社会。

　　恩格斯：《必要的和多余的社会阶级》（1881年8月1—2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15页。

　　被压迫阶级的存在就是每一个以阶级对抗为基础的社会的必要条件。因此，被压迫阶级的解放必然意味着新社会的建立。要使被压迫阶级能够解放自己，就必须使既得的生产力和现存的社会关系不再继续并存。在一切生产工具中，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革命因素之组成为阶级，是以旧社会的怀抱中所能产生的全部生产力的存在为前提的。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1847年上半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60页。

　　资产阶级至多不过是一个没有英雄气概的阶级。在17世纪的英国和18世纪的法国，甚至资产阶级的最光辉灿烂的成就都不是它自己争得的，而是平民大众，即工人和农民为它争得的。

　　恩格斯：《普鲁士“危机”》（1873年1月初）。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325页。

　　幸而意大利战争告诉了一切有头脑的人：现代步枪的火力对于勇猛冲锋的营来说并不是那样非常可怕的。普鲁士弗里德里希-卡尔亲王便利用这次机会告诫他的同僚：消极的防御，即使有良好的武器，也必败无疑。军界的舆论改变了；人们重新开始认识到赢得战斗胜利的是人而不是枪。

　　恩格斯：《步枪史》（1860年10月底—1861年1月上半月）。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第232页。

　　列宁、斯大林的有关论述：

　　历史上有过各种各样的变化；依靠信念、忠诚和其他优秀的精神品质，这在政治上是完全不严肃的。具有优秀精神品质的是少数人，而决定历史结局的却是广大群众，如果这些少数人不适应群众，群众有时就会对他们不太客气。

　　列宁：《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1922年3月27日）。《列宁选集》第4卷第635页。

　　把领袖看做唯一的历史创造者，而不把工人和农民放在眼里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各个民族和各个国家的命运不仅仅是由领袖决定的，而首先和主要是由千百万劳动群众决定的。工人和农民不声不响地建设工厂、矿井、铁路、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创造一切生活资料，供给全世界以衣食，——这才是真正的英雄和新生活的创造者。

　　斯大林：《在全苏集体农庄突击队员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

　　（1933年2月19日）。《斯大林选集》下卷第327页。

　　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在批判的历史中，一切事情自然都完全不是这样报道的，批判的历史认为，在历史活动中重要的不是行动着的群众，不是经验的活动，也不是这一活动的经验的利益，而仅仅是寓于“这些东西里面”的“观念”。

　　马克思和恩格斯：《神圣家族》（1844年9月—11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04页。

　　以往的一切革命，都是归结于某一阶级的统治由另一阶级的统治所替换；但是，以往的一切统治阶级，对被统治的人民群众而言，都只是区区少数。这样，一个统治的少数被推翻了，另一个少数又起而掌握国家政权并依照自己的利益改造国家制度。每次这都是在一定的经济发展状态下能够并且应该进行统治的少数集团，正因为如此，并且也只是因为如此，所以在变革发生时，被统治的多数或者是站在这个少数集团方面参加变革，或者是安然容忍这个变革。但是，如果把每一个别场合的具体内容撇开不谈，那末这一切革命的共同形态就在于：它们都是少数人的革命。多数人即使参加了，他们也只是自觉地或不自觉地为了少数人的利益而行动的；然而，正是由于这种情形，或者甚至只是由于多数人采取消极态度，没有进行抵抗，就造成了一种假象，仿佛这个少数是代表全体人民的。

　　从17世纪英国大革命起的近代一切革命，都显示了这些似乎是与任何革命斗争分不开的特征。看来，无产阶级争取自己解放的斗争也具有这些特征，何况恰好在1848年，稍微懂得应该循哪个方向去求得这一解放的人还是屈指可数。甚至连巴黎的无产阶级群众本身，在获得胜利后也还完全不明了应该走哪一条路。然而运动终究是已经有了，这是本能的、自发的和不可抑止的运动。难道这不正是革命——虽然是由少数人所领导，但这一次已不是为了少数人的利益，而是为了多数人的真正利益进行的革命，——一定要获得成功的形势吗？既然在一切稍微长久的革命时期中，广大的人民群众这样容易被那些拼命挤到前面来的少数人用骗人的花言巧语所诱惑，那末他们对于那些最确切地反映他们经济状况的思想，对于那些不外是明确而合理地表达他们自己虽还未理解到、但已经模糊感觉到的要求的思想，难道会更难接受吗？诚然，当幻想一消失而失望袭来的时候，人民群众的这种革命情绪就几乎总是，而且往往是很快地转为厌倦，或者甚至转到相反的方面去。但是，在这里，问题不是在骗人的花言巧语，而是在实现绝大多数人本身的真正利益；诚然，这些利益当时还并没有为这绝大多数人所认识，但是在其实际实现的过程中，由于具有令人信服的明显性，一定很快就会为这绝大多数人所充分认识的。并且，正如马克思在第三篇文章中所证明的，1848年“社会”革命中所产生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发展，到1850年春季已使实际统治集中于大资产阶级——而且是具有保皇主义倾向的大资产阶级手中，另一方面，所有其他的社会阶级，农民和小资产者，则已团结到无产阶级周围，因而在共同胜利时和在共同胜利后，应该成为决定因素的不是他们，而是已经有经验教训的无产阶级。难道在这些条件下，还不可以完全期望少数人的革命变成多数人的革命吗？

　　在那个时候是各种宗派的许多模模糊糊的福音，其中每一派都有其万应灵丹；现在却是马克思的一个大家公认的透彻明了的理论，明确地规定了斗争的最终目标。在那个时候是由于地方和民族的特点而分散隔离的群众，他们只是由共同蒙受痛苦的感情联结起来，还不成熟，往往一筹莫展地摇摆于热情与绝望之间；现在却是一支统一的国际社会主义者大军，它所向披靡地前进，它的人数、组织性、纪律性、觉悟程度和胜利信心都在与日俱增。

　　恩格斯：《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

　　（1895年3月6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95—598页。

　　列宁的有关论述：

　　随着人们的历史创造活动的扩大和深入，作为自觉的历史活动家的人民群众在数量上也必定增多起来。然而民粹派分子在议论一般居民、特别是议论劳动居民时，总是把他们看作某些比较合理的措施的对象，当作应当听命走这一条或那一条道路的材料，而从来没有把各个居民阶级看作在既定道路上独立的历史活动家，从来也没有提出过在既定道路上的可以发展（或者相反地，瘫痪）这些历史创造者的独立和自觉的活动的条件的问题。

　　列宁：《我们究竟拒绝什么遗产？》（1897年）。《列宁选集》第1卷第146页。

　　只有从社会主义实现时起，社会生活和私人生活的各个方面才会开始真正地迅速地向前推进，形成一个有大多数居民然后是全体居民参加的真正群众性的运动。

　　列宁：《国家与革命》（1917年8—9

　　月）。《列宁选集》第3卷第257页。

　　劳动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胜利最终属于被剥削者……无产阶级能够而且必须自己解放自己。但是，如果它不消灭它本身的生活条件，它就不能解放自己。

　　马克思和恩格斯：《神圣家族》（1844年9—11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45页。

　　工人阶级根据自己的经验深深地相信，他们的地位要得到任何可靠的改善，不能够依靠别人，而应当亲自争取，首先应当采取的办法是夺取政权恩格斯：《十小时工作制问题》（1850年2月中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274页。

　　在创立国际时，我们明确地规定了一个战斗口号：工人阶级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所以，我们不能和那些公开说什么工人太缺少教育，不能自己解放自己，因而应当由仁爱的大小资产者从上面来解放的人们一道走。

　　马克思和恩格斯：《给奥·倍倍尔、威·李卜克内西、威·白拉克等人的通告信》（1879年9月17—18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74页。

　　列宁的有关论述：

　　劳动人民除了靠自己，不能指望别人，依靠别人。劳动人民如果不把自己从贫困中解放出来，谁也不会把他从贫困中解放出来。

　　列宁：《给农村贫民》（1903年3月）。

　　《列宁选集》第1卷第396页。

　　劳动者不能依靠外力摆脱压迫得到解放；他们必须通过自己的斗争、自己的行动和自己的宣传鼓动，学会解决新的历史任务，而新的历史任务愈艰巨，愈伟大和愈重要，所需要的人就愈多，应当吸引千百万人自觉地来解决这些任务。

　　列宁：《莫斯科工会和工厂委员会第四次代表会议》（1918年6月—7月）。《列宁全集》第27卷第439页。

　　随着资产阶级及其食客们的反抗的加强，无产阶级和同它联合在一起的农民的力量也在增长。随着被剥削者的敌人——剥削者反抗的加强，被剥削者也在壮大、成长、学到本事，并且从自己身上抛掉雇佣奴隶制的“旧亚当”。胜利是属于被剥削者的，因为生活是属于他们的，数量的优势、群众的力量是属于他们的，一切奋不顾身的、有思想的、诚实的、勇往直前的、正在觉醒过来建设新事物的，蕴藏着无穷的精力和才能的所谓“老百姓”，即工人和农民的那种取之不尽的力量是属于他们的。胜利一定是他们的。

　　列宁：《被旧事物的破产吓坏了的和为新事物而斗争的》（1917年12月25—28日）。《列宁选集》第3卷第391页。

　　（三）杰出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历史必然性的思想不否认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资本主义社会形式上还没有控制国家，它不得不让世袭的君主官僚容克地主阶级实际上进行统治，而满足于总的说来还是自己的利益最终起决定作用，——德国现在这样的社会正动摇于两种倾向之间。一方面，所有官方的和有产的社会阶层结成联盟反对无产阶级，这个倾向最终将导致“反动的一帮”的形成，在平静发展的情况下，它终将占上风。另一方面，还有这样一种倾向，这就是把由于怯懦而尚未解决的旧冲突一再提上日程，这种冲突是还保持着专制残余的君主制、土地贵族、自以为超越一切政党之上的官僚同与所有这一切相对立的、其物质利益每日每时都受到这些没落因素损害的工业资产阶级之间的冲突。这两种倾向中的哪一种在某个时候占上风，取决于个人的、地方的以及诸如此类的偶然情况。目前在德国，似乎是后一倾向正在取胜，不过象施杜姆这样77的工业巨头和工业公司的股东当然多半都站在腐朽的反动势力一边。但是，这已经不知是第多少次的1848年旧冲突的重演，只有当政府和土地贵族陶醉于自己过去的成就，干出极大的蠢事时，才会变得十分严重。我并不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上层人士中已经达到可笑程度的个人欲望得到了支持，这就是容克地主日益确信，工业无法长期负担原料和食品的关税。这个冲突将发展到多么严重的地步，正如我上面所说，将取决于某些人的偶然行动。

　　恩格斯：《致奥·倍倍尔（1892年2月19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第281—282页。

　　能最清楚地说明需要权威，而且是需要最专断的权威的，要算是在汪洋大海上航行的船了。那里，在危险关头，要拯救大家的生命，所有的人就得立即绝对服从一个人的意志。

　　如果我拿这种论据来反对最顽固的反权威主义者，那他们就只能给我如下的回答：“是的！这是对的，但是这里所说的并不是我们赋予我们的代表的那种权威，而是某种委托”。这些先生们以为，只要改变一下某一事物的名称，就可以改变这一事物本身。这些深奥的思想家，简直是开我们的玩笑。

　　这样，我们看到，一方面是一定的权威，不管它是怎样造成的，另一方面是一定的服从，这两者，不管社会组织怎样，在产品的生产和流通赖以进行的物质条件下，都是我们所必需的。

　　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生产和流通的物质条件，不可避免地随着大工业和大农业的发展而复杂化，并且趋向于日益扩大这种权威的范围。所以，把权威原则说成是绝对坏的东西，而把自治原则说成是绝对好的东西，这是荒谬的。权威与自治是相对的东西，它们的应用范围是随着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而改变的。如果自治论者仅仅是想说，未来的社会组织只会在生产条件所必然要求的限度内允许权威存在，那也许还可以同他们说得通。但是，他们闭眼不看一切使权威成为必要的事实，只是拼命反对字眼。

　　恩格斯：《论权威》（1872年10月—1873年3月）。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53页。

　　如果斗争只是在有极顺利的成功机会的条件下才着手进行，那末创造世界历史未免就太容易了。另一方面，如果“偶然性”不起任何作用的话，那末世界历史就会带有非常神秘的性质。这些偶然性本身自然纳入总的发展过程中，并且为其他偶然性所补偿。但是，发展的加速和延缓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这些“偶然性”的，其中也包括一开始就站在运动最前面的那些人物的性格这样一种“偶然情况”。

　　马克思：《致路·库格曼（1871年4月17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93页。

　　朋友彼得坚持认为，私事和私信一样，是神圣的，不应在政治争论中加以公开。如果这样无条件地运用这条规则，那就只得一概禁止编写历史。路易十五与杜芭丽或彭帕杜尔的关系是私事，但是抛开这些私事全部法国革命前的历史就不可理解。或者，我们就近看看当代的情况吧：如果某个贞洁的伊萨伯拉嫁给了一个人，据深知他的一些人（例如，陪审官乌尔利希）作证说，这个人不喜欢女人，因此一味眷恋于男性；如果她，受到冷淡后，就乱找男人，——所有这一切完全是私事。但是，如果上面提到的贞洁的伊萨伯拉是西班牙女王，而陪伴着她的青年人当中有一个年轻的军官，名叫塞拉诺；如果这个塞拉诺由于两人单独在一起时立下的功劳而被提升为元帅和内阁首相，后来被其他宠臣所排挤和贬黜，然后又依靠其他遭遇相同的伙伴的帮助把自己的不忠实的女友从国内撵出去，最后，在经过种种惊险之后，自己成了西班牙的独裁者，成了一位俾斯麦竭力为之效劳，以便使之获得各大国承认的大人物，——在这种情况下伊萨伯拉和塞拉诺的私人历史就成了西班牙历史上的一章，如果有谁想写现代西班牙的历史，而又有意地不向自己的读者提这段情节，他就是伪造历史。

　　恩格斯：《流亡者文献》（1874年5月—1875年4月）。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98页。

　　列宁、斯大林的有关论述：

　　原来关于决定论和道德间的冲突、历史必然性和个人作用间的冲突的思想，正是主观哲学家所爱用的法宝之一。关于这个问题，他耗费了大堆的纸张，说出了无数感伤的小市民的荒唐话，想把这个冲突解决得使道德和个人作用占上风。其实，这里并没有什么冲突，冲突完全是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因担心（而且是不无根据地）决定论会推翻他所酷爱的小市民道德而捏造出来的。决定论思想确定人类行为的必然性，推翻所谓意志自由的荒唐的神话，但丝毫不消灭人的理性、人的良心以及对人的行为的评价。恰巧相反，只有根据决定论的观点，才能做出严格正确的评价，而不致把一切都任意推到自由意志的身上。同样，历史必然性的思想也丝毫不损害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因为全部历史正是由那些无疑是活动家的个人的行动构成的。在评价个人的社会活动时会发生的真正问题是：在什么条件下可以保证这种活动得到成功呢？有什么东西能担保这种活动不致成为孤立的行动而沉没于相反行动的汪洋大海中呢？这也就是社会民主主义者和俄国其他社会主义者解决得各不相同的另一个问题：以实现社会主义制度为目标的活动应如何吸引群众参加才可产生重大的成果呢？显然，这个问题的解决直接取决于对俄国社会力量的结合的看法，对俄国现实由以构成的阶级斗争的看法，——而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又是只围着问题兜圈子，甚至没有打算明确提出这个问题并予以一定的解答。

　　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

　　（1894年春夏）。《列宁选集》第1卷第26—27页。

　　路德维希：大约在30年前，当我在大学读书的时候，许多自认为是唯物主义历史观信徒的德国教授向我们宣传，说马克思主义否认英雄的作用，否认英雄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

　　斯大林：这是些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了的人。马克思主义从来没有否认过英雄的作用。恰恰相反，马克思主义认为这种作用是相当大的，但是要有我刚才所讲的那些附带条件。

　　斯大林：《和德国作家埃米尔·路德维希的谈话》（1931年12月13日）。《斯大林选集》下卷第300页。

　　当我说在保存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之下不可能实现计划经济原则时，我丝毫不想以此贬低罗斯福的卓越的个人品质——他的主动、勇敢和坚决。毫无疑问，在现代资本主义世界的一切首脑中间，罗斯福是一个最有才能的人物。所以，我想再一次着重地说，我相信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不可能实行计划经济，但这个信念绝不意味着怀疑罗斯福总统个人的能力、才干和勇敢精神。

　　斯大林：《和英国作家赫·乔·威尔斯的谈话》（1934年7月23日）。《斯大林选集》下卷第353页。

　　每一个时代都会产生自己的伟大人物

　　恰巧某个伟大人物在一定时间出现于某一国家，这当然纯粹是一种偶然现象。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人除掉，那时就会需要有另外一个人来代替他，并且这个代替者是会出现的，——或好或坏，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总是会出现的。恰巧拿破仑这个科西嘉岛人做了被战争弄得精疲力竭的法兰西共和国所需要的军事独裁者，——这是个偶然现象。但是，假如不曾有拿破仑这个人，那末他的角色是会由另一个人来扮演的。这点可以由下面的事实来证明，即每当需要有这样一个人的时候，他就会出现：如凯撒、奥古斯都、克伦威尔等等。如果说马克思发现了唯物史观，那末梯叶里、米涅、基佐以及1850年以前英国所有的历史学家就证明，已经有人力求做到这一点，而摩尔根对于同一观点的发现表明，做到这点的时机已经成熟了，这一观点必将被发现。

　　恩格斯：《致瓦·博尔吉乌斯（1894年1月25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06—507页。

　　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给现代资产阶级统治打下基础的人物，决不受资产阶级的局限。相反地，成为时代特征的冒险精神，或多或少地推动了这些人物。那时，差不多没有一个著名人物不曾作过长途的旅行，不会说四五种语言，不在几个专业上放射出光芒。列奥纳多·达·芬奇不仅是大画家，而且也是大数学家、力学家和工程师，他在物理学的各种不同部门中都有重要的发现。阿尔勃莱希特·丢勒是画家、铜板雕刻家、雕刻家、建筑师，此外还发明了一种筑城学体系，这种筑城学体系，已经包含了一些在很久以后被蒙塔郎贝尔和近代德国筑城学重又采用的观念。马基雅弗利是政治家、历史家、诗人，同时又是第一个值得一提的近代军事著作家。路德不但扫清了教会这个奥吉亚斯的牛圈，而且也扫清了德国语言这个奥吉亚斯的牛圈，创造了现代德国散文，并且撰作了成为16世纪《马赛曲》的充满胜利信心的赞美诗的词和曲。那时的英雄们还没有成为分工的奴隶，分工所具有的限制人的、使人片面化的影响，在他们的后继者那里我们是常常看到的。但他们的特征是他们几乎全都处在时代运动中，在实际斗争中生活着和活动着，站在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进行斗争，一些人用舌和笔，一些人用剑，一些人则两者并用。因此就有了使他们成为完人的那种性格上的完整和坚强。书斋里的学者是例外：他们不是第二流或第三流的人物，就是唯恐烧着自己手指的小心翼翼的庸人。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年—1883年）。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45—446页。

　　意大利是一个典型的国家。自从现代世界的曙光在那里升起的那个伟大时代以来，它产生过许多伟大人物，从但丁到加里波第，他们是无与伦比的完美的典型。但是，遭受屈辱和异族统治的时期，也给它留下了若干典型的人物脸谱，其中有两个经过特别刻画的类型，斯加纳列尔和杜尔卡马腊。

　　恩格斯：《〈资本论〉第三卷序言》（1894年10月4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24页。

　　这个人在理论方面，而且在一切紧要关头也在实践方面，对我们究竟有多么大的意义，这只有同他经常在一起的人才能想象得出。他的广阔的眼界将同他一起长久地从舞台上消逝。这种眼界是我们其余的人所达不到的。运动必将沿着自己的道路发展下去，但是已经缺少那种沉着的、及时的、深思熟虑的指导了，这种指导到现在为止曾多次使它避免在歧路上长期徘徊。

　　恩格斯：《致爱·伯恩施坦（1883年3月14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455页。列宁、斯大林的有关论述：

　　历史上，任何一个阶级，如果不推举出自己善于组织运动和领导运动的政治领袖和先进代表，就不可能取得统治地位。

　　列宁：《我们运动的迫切任务》（1900年11

　　月上半月）。《列宁选集》第1卷第210页。

　　历史早已证明，伟大的革命斗争会造就伟大人物，使过去不可能发挥的天才发挥出来。

　　列宁：《悼念雅·米·斯维尔德洛夫》（1919年3月18日）。《列宁全集》第29卷第71页。

　　无论哪个阶级的理论家都不能创造出一种在实际生活中没有具备要素的理想，他只能看出未来事物的要素，并据此在理论上创造出本阶级在实践中要达到的理想。差别就在于理论家超过本阶级而先看出未来事物的萌芽……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宣言》中说：“因此，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即社会民主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

　　是的，思想家是“起推动作用”的，他们比“其余的无产阶级群众”看得远得多，全部要点也就在这里。思想家起推动作用，正因为如此，所以思想、社会主义意识对于运动具有伟大的意义。

　　斯大林：《略论党内意见分歧》（1905年4月底）。

　　《斯大林选集》上卷第47—48页。

　　（四）剥削阶级反动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

　　意大利的革命至少使德国的一部分陷入了自相残杀的战争，而在这里我们必须指明一个事实（这个事实足以说明梅特涅的统治多么严重地阻碍了社会意识的发展），1848年前6个月曾经在维也纳参加街垒战斗的人又满腔热情地参加了与意大利爱国者作战的队伍。不过，这种可悲的思想混乱并没有继续多久。

　　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1851年8月—1852年9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47页。

　　德意志帝国是一个具有半封建制度的君主国，然而在这里起决定性作用的归根到底却是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这个帝国由于俾斯麦而犯了严重错误。它的警察的、小器的、吹毛求疵的、同这个伟大民族的政府不相称的对内政策使得所有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国家都蔑视它；它的对外政策引起邻国人民的怀疑，甚至仇视。

　　恩格斯：《德国的社会主义》（1891年10月）。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93页。

　　但是这种合法活动使得某些人开始觉得，似乎为了达到无产阶级的彻底胜利，并不需要其他任何东西了。在德国这样一个缺乏革命传统的国家里，这种现象可能成为危险的现象。幸亏俾斯麦的暴行和支持俾斯麦的德国资产阶级的怯懦改变了局面。德国工人体会到了，当无产阶级竟对宪法自由信以为真并用来反对资本主义的统治的时候，宪法自由有什么价值。如果对这一点还有某些幻想，那末俾斯麦这位朋友粗暴地把这种幻想打破了。我所以把俾斯麦称为朋友，是因为从来还没有人象他那样给德国社会主义运动帮了那么大的忙。俾斯麦通过建立极端严密、不堪忍受的军国主义统治，不断增加赋税，国家参加最可耻的交易所投机活动，回复到旧普鲁士的最露骨的封建和警察传统，动辄进行迫害，公开辱骂、侮辱资产阶级（其实它也不该受到更好的待遇），总之，通过这种途径准备了革命，他正在完成自己的工作，迫使德国无产阶级走上革命的道路。

　　恩格斯：《德国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俄国的状况》（1879年3月21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65—366页。

　　（五）人口对社会发展的影响

　　事实上，每一种特殊的、历史的生产方式都有其特殊的、历史地起作用的人口规律。抽象的人口规律只存在于历史上还没有受过人干涉的动植物界。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1867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92页。

　　在古代国家，在希腊和罗马，采取周期性地建立殖民地形式的强迫移民是社会制度的一个固定的环节。这两个国家的整个制度都是建立在人口的一定限度上的，超过这个限度，古代文明就有毁灭的危险。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这些国家完全不知道在物质生产方面运用科学。为了保存自己的文明，它们就只能有为数不多的公民，否则，它们就得遭受那种把自由民变为奴隶的沉重体力劳动的折磨。由于生产力不够发展，公民权要由一种不可违反的一定的数量对比关系来决定。那时，唯一的出路就是强迫移民。

　　也就是这种过剩人口对生产力的压力，迫使野蛮人从亚洲高原侵入古代世界各国。在这里，仍旧是同一个原因在起作用，虽然它的表现形式不同。为了继续作野蛮人，它们就只能有为数不多的人口。这是一些从事游牧、狩猎和战争的部落，它们的生产方式使部落的每一个成员都需要有大片的土地，到现在，北美的印第安部落的情况也还是这样。这些部落的人口的增长，使它们彼此削减生产所必需的地盘。因此，过剩人口就不得不进行那种为古代和现代欧洲各民族的形成奠定基础的、充满危险的大迁徙。

　　现代的强迫移民，情况则完全不同。现在，人口的过剩完全不是由于生产力的不足而造成的；相反，正是生产力的增长要求减少人口，借助于饥饿或移民来消除过剩的人口。现在，不是人口压迫生产力，而是生产力压迫人口。

　　马克思：《强迫移民。——科苏特和马志尼。——流亡者问题》（1853年3月4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618—619页。

　　广大美洲居民无疑地生活在非常有利于人口增长的条件下。移民源源而来，就能证明这一点。而要使人口增长一倍，仍然需要30年以上。这里根本没有什么可怕的。

　　人类数量增多到必须为其增长规定一个限度的这种抽象可能性当然是存在的。但是，如果说共产主义社会在将来某个时候不得不象已经对物的生产进行调整那样，同时也对人的生产进行调整，那末正是那个社会，而且只有那个社会才能毫无困难地作到这点。在这样的社会里，有计划地达到现在法国和下奥地利在自发的无计划的发展过程中产生的那种结果，在我看来，并不是那么困难的事情。无论如何，共产主义社会中的人们自己会决定，是否应当为此采取某种措施，在什么时候，用什么办法，以及究竟是什么样的措施。

　　恩格斯：《致卡·考茨基（1881年2月1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145—146页。

　　斯大林的有关论述：

　　人口的增长，人口密度的大小，无疑也包括在“社会物质生活条件”这一概念中，因为人是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必要因素，没有一定的最低限度的人口，就不可能有任何社会物质生活。人口的增长是不是决定人们社会制度性质的主要力量呢？

　　历史唯物主义对于这个问题的答复也是否定的。当然，人口的增长对社会的发展有影响，它促进或者延缓社会的发展，但是它不可能是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它对社会发展的影响不可能是决定的影响，因为人口的增长本身并不能说明为什么某种社会制度恰恰被一定的新制度所代替，而不是被其他某种制度所代替；为什么原始公社制度恰恰被奴隶占有制度所代替，奴隶占有制度被封建制度所代替，封建制度被资产阶级制度所代替，而不是被其他某种制度所代替。

　　如果人口的增长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那末较高的人口密度就必定会产生出相应的较高类型的社会制度。可是，事实上没有这样的情形。中国的人口密度比美国高3倍，但是从社会发展来看，美国高于中国，因为在中国仍然是半封建制度占统治地位，而美国早已达到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比利时的人口密度比美国高18倍，比苏联高25倍，但是从社会发展来看，美国高于比利时，同苏联相比，比利时更是落后整整一个历史时代，因为在比利时占统治地位的是资本主义制度，而苏联已经消灭了资本主义，在国内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

　　由此应该得出结论：人口的增长不是而且不可能是决定社会制度性质、决定社会面貌的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

　　斯大林：《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1938年9月）。

　　《斯大林选集》下卷第440—441页。

　　三、物质资料的生产是社会生活的基础

　　（一）人们的物质关系是他们的其他一切关系的基础在一定的社会关系范围内，才会有人们对自然界的关系人们在生产中不仅仅同自然界发生关系。他们如果不以一定方式结合起来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便不能进行生产。为了进行生产，人们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关系，才会有生产。

　　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根据1847年12月下半月所做的讲演写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62页。

　　斯大林的有关论述：

　　社会生产是由两个方面组成，这两个方面虽然是不可分割地互相联系着，但却反映两种不同的关系，即人们对自然的关系（生产力）和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相互关系（生产关系）。只有具备生产的这两个方面，才能有社会生产，——不管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或其他社会形态下都是一样。

　　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1952年）。

　　《斯大林选集》下卷第586—587页。

　　人们的物质关系形成他们的一切关系的基础

　　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这是他们的全部历史的基础，因为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以往的活动的产物。所以生产力是人们的实践能力的结果，但是这种能力本身决定于人们所处的条件，决定于先前已经获得的生产力，决定于在他们以前已经存在、不是由他们创立而是由前一代人创立的社会形式。单是由于后来的每一代人所得到的生产力都是前一代人已经取得而被他们当做原料来为新生产服务这一事实，就形成人们的历史中的联系，就形成人类的历史，这个历史随着人们的生产力以及人们的社会关系的愈益发展而愈益成为人类的历史。由此就必然得出一个结论：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们的个体发展的历史，而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他们的物质关系形成他们的一切关系的基础。这些物质关系不过是他们的物质的和个体的活动所借以实现的必然形式罢了。

　　马克思：《致巴·瓦·安年柯夫（1846年12月28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21页。

　　这种观点表明：历史并不是作为“产生于精神的精神”消融在“自我意识”中，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有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数量的生产力总和，人和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在历史上形成的关系，都遇到有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由此可见，这种观点表明：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每个个人和每一代当作现成的东西承受下来的生产力、资金和社会交往形式的总和，是哲学家们想象为“实体”和“人的本质”的东西的现实基础，是他们神化了的并与之作斗争的东西的现实基础，这种基础尽管遭到以“自我意识”和“唯一者”的身分出现的哲学家们的反抗，但它对人们的发展所起的作用和影响却丝毫也不因此而有所削弱。

　　马克思和恩格斯：《费尔巴哈》（1845—1846年）。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3—44页。

　　虽然《宣言》是我们两人共同的作品，但我终究认为必须指出，构成《宣言》核心的基本原理是属于马克思一个人的。这个原理就是：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

　　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88年英文版序言》（1888年1月30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37页。

　　作为社会基础的物质经济关系包括围绕这一社会形式的自然和地理条件我们视为社会历史的决定性基础的经济关系，是指一定社会的人们用以生产生活资料和彼此交换产品（在有分工的条件下）的方式说的。因此，这里面也包括生产和运输的全部技术装备。这种技术装备，照我们的观点看来，同时决定着产品的交换方式，以及分配方式，从而在氏族社会解体后也决定着阶级的划分，决定着统治和从属的关系，决定着国家、政治、法律等等。此外，包括在经济关系中的还有这些关系赖以发展的地理基础和事实上由过去沿袭下来的先前各经济发展阶段的残余（这些残余往往只是由于传统或惰力才继续保存下来），当然还有围绕着这一社会形式的外部环境。

　　恩格斯：《致瓦·博尔吉乌斯（1894年1月25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05页。

　　如果把不同的人的天然特性和他们的生产技能上的区别撇开不谈，那末劳动生产力主要应当取决于：

　　（1）劳动的自然条件，如土地的肥沃程度、矿山的丰富程度等等；（2）劳动的社会力量的日益改进，这种改进是由以下各种因素引起的，即大规模的生产，资本的集中，劳动的联合，分工，机器，生产方法的改良，化学及其他自然因素的应用，靠利用交通和运输工具而达到的时间和空间的缩短，以及其他各种发明，科学就是靠这些发明来驱使自然力为劳动服务，并且劳动的社会性质或协作性质也是由于这些发明而得以发展起来。劳动生产力愈高，消耗在一定量产品上的劳动就愈少，因而产品的价值也愈小。劳动生产力愈低，消耗在同量产品上的劳动就愈多，因而产品的价值也愈高。

　　马克思：《工资、价格和利润》（1865年5月底—6月27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75—176页。

　　社会的现实财富和社会再生产过程不断扩大的可能性，并不是取决于剩余劳动时间的长短，而是取决于剩余劳动的生产率和这种剩余劳动借以完成的优劣程度不等的生产条件。事实上，自由王国只是在由必需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象野蛮人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为了维持和再生产自己的生命，必须与自然进行斗争一样，文明人也必须这样做；而且在一切社会形态中，在一切可能的生产方式中，他都必须这样做。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

　　斯全集》第25卷第926页。

　　如果认为，劳动就它创造使用价值来说，是它所创造的东西即物质财富的唯一源泉，那就错了。既然它是使物质适应于某种目的的活动，它就要有物质作为前提。在不同的使用价值中，劳动和自然物质之间的比例是大不相同的，但是使用价值总得有一个自然的基础。劳动作为以某种形式占有自然物的有目的的活动，是人类生存的自然条件，是同一切社会形式无关的、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条件。生产交换价值的劳动则相反，它是劳动的一种特殊的社会形式。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8年8月—1859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25页。

　　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人自身作为一种自然力与自然物质相对立。为了在对自身生活有用的形式上占有自然物质，人就使他身上的自然力——臂和腿、头和手运动起来。当他通过这种运动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并改变自然时，也就同时改变他自身的自然。他使自身的自然中沉睡着的潜力发挥出来，并且使这种力的活动受他自己控制。在这里，我们不谈最初的动物式的本能的劳动形式。现在，工人是作为他自己的劳动力的卖者出现在商品市场上。对于这种状态来说，人类劳动尚未摆脱最初的本能形式的状态已经是太古时代的事了。我们要考察的是专属于人的劳动。蜘蛛的活动与织工的活动相似，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领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感到惭愧。但是，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表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他不仅使自然物发生形式变化，同时他还在自然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这个目的是他所知道的，是作为规律决定着他的活动的方式和方法的，他必须使他的意志服从这个目的。但是这种服从不是孤立的行为。除了从事劳动的那些器官紧张之外，在整个劳动时间内还需要有作为注意力表现出来的有目的的意志，而且，劳动的内容及其方式和方法越是不能吸引劳动者，劳动者越是不能把劳动当作他自己体力和智力的活动来享受，就越需要这种意志。

　　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是：有目的的活动或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1867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01—202页。

　　撇开社会生产的不同发展程度不说，劳动生产率是同自然条件相联系的。这些自然条件都可以归结为人本身的自然（如人种等等）和人的周围的自然。外界自然条件在经济上可以分为两大类：生活资料的自然富源，例如土壤的肥力，鱼产丰富的水等等；劳动资料的自然富源，如奔腾的瀑布、可以航行的河流、森林、金属、煤炭等等。在文化初期，第一类自然富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较高的发展阶段，第二类自然富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例如，可以用英国同印度比较，或者在古代，用雅典、科林斯同黑海沿岸的地方比较。

　　绝对必需满足的自然需要的数量越少，土壤自然肥力越大，气候越好，维持和再生产生产者所必需的劳动时间就越少。因而，生产者在为自己从事的劳动之外来为别人提供的剩余劳动就可以越多。狄奥多洛斯谈到古代埃及人时就这样说过：

　　“他们抚养子女所花的力气和费用少得简直令人难以相信。他们给孩子随便煮一点最简单的食物；甚至纸草的下端，只要能用火烤一烤，也拿来给孩子们吃。此外也给孩子们吃沼泽植物的根和茎，有的生吃，有的煮一煮或烧一烧再吃。因为气候非常温暖，大多数孩子不穿鞋和衣服。因此父母养大一个子女的费用总共不超过20德拉马。埃及有那么多的人口并有可能兴建那么多宏伟的建筑，主要可由此得到说明。”但是古代埃及能兴建这些宏伟建筑，与其说是由于埃及人口众多，还不如说是由于有很大一部分人口可供支配。个体工人的必要劳动时间越少，他能提供的剩余劳动就越多；同样，工人人口中从事生产必要生活资料的部分越小，可以用在其他事情方面的部分就越大。

　　资本主义生产一旦成为前提，在其他条件不变并且工作日保持一定长度的情况下，剩余劳动量随劳动的自然条件，特别是随土壤的肥力而变化。但绝不能反过来说，最肥沃的土壤最适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生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人对自然的支配为前提。过于富饶的自然“使人离不开自然的手，就象小孩子离不开引带一样”。它不能使人自身的发展成为一种自然必然性。

　　资本的祖国不是草木繁茂的热带，而是温带。不是土壤的绝对肥力，而是它的差异性和它的自然产品的多样性，形成社会分工的自然基础，并且通过人所处的自然环境的变化，促使他们自己的需要、能力、劳动资料和劳动方式趋于多样化。社会地控制自然力以便经济地加以利用，用人力兴建大规模的工程以便占有或驯服自然力，——这种必要性在产业史上起着最有决定性的作用。如埃及伦巴第、荷兰等地的治水工程就是例子。或者如印度、波斯等地，在那里人们利用人工渠道进行灌溉，不仅使土地获得必不可少的水，而且使矿物质肥料同淤泥一起从山上流下来。兴修水利是阿拉伯人统治下的西班牙和西西里岛产业繁荣的秘密。良好的自然条件始终只提供剩余劳动的可能性，从而只提供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的可能性，而绝不能提供它的现实性。劳动的不同的自然条件使同一劳动量在不同的国家可以满足不同的需要量，因而在其他条件相似的情况下，使得必要劳动时间各不相同。这些自然条件只作为自然界限对剩余劳动发生影响，就是说，它们只确定开始为别人劳动的起点。产业越进步，这狄奥多洛斯《史学丛书》第1卷第80章。

　　“因为前者〈自然富源〉非常富饶非常有利，它使人无所用心，骄傲自满，放荡不羁。相反，后者则要求人细心、好学、技巧熟练和有政治才能。”（《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或我们的对外贸易差额是我们财富的尺度》，伦敦商人托马斯·曼著，他的儿子约翰·曼现在为了公共利益将本书出版，1669年伦敦版第181、182页）“我觉得，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最大的不幸莫过于他们所居住的地方天然就能出产大部分生活资料和食物，而气候又使人几乎不必为穿和住担忧当然也可能有另一方面的极端，投入劳动不能带来任何结果的土地，同不投入任何劳动就能出产丰富产品的土地是一样坏的。”（［纳·福斯特］《论当初粮价昂贵的原因》1767年伦敦版第10页）是一样坏一自然界限就越退缩。在西欧社会中，工人只有靠剩余劳动才能买到为维持自己生存而劳动的许可，因此容易产生一种错觉，似乎提供剩余产品是人类劳动的一种天生的性质。但是，我们可以举出亚洲群岛的东部一些岛屿上的居民的例子。那里的森林中长着野生的西米树。

　　“居民在西米树上钻个孔，确定树髓已经成熟时，就把树放倒，分成几段，取出树髓，再掺水和过滤，就得到完全可以食用的西米粉。从一棵西米树上通常可以采得西米粉300磅，有时可采得500磅至600磅。那里的居民到森林去采伐面包，就象我们到森林去砍柴一样。”假定东亚的这样的面包采伐者为了满足自己的全部需要，每周需要劳动12小时。良好的自然条件直接给予他的，是许多闲暇时间。要他把这些闲暇时间用于为自己生产，需要一系列的历史条件；要他把这些时间用于为别人从事剩余劳动，需要外部的强制。如果那里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这个诚实的人为了占有一个工作日的产品，也许每周就得劳动6天。良好的自然条件并不说明，为什么他现在每周要劳动6天，或者为什么他要提供5天的剩余劳动。它只是说明，为什么他的必要劳动时间限于每周一天。但是，他的剩余产品无论如何不是来自人类劳动的某种天生的神秘性质。

　　同历史地发展起来的社会劳动生产力一样，受自然制约的劳动生产力也表现为合并劳动的资本的生产力。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1867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60—563页。

　　不同的公社在各自的自然环境中，找到不同的生产资料和不同的生活资料。因此，它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产品，也就各不相同。这种自然的差别，在公社互相接触时引起了产品的互相交换，从而使这些产品逐渐变成商品。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1867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90页。

　　在亚洲，从很古的时候起一般说来只有三个政府部门：财政部门，或对内进行掠夺的部门；军事部门，或对外进行掠夺的部门；最后是公共工程部门。气候和土地条件，特别是从撒哈拉经过阿拉伯、波斯、印度和鞑靼区直至最高的亚洲高原的一片广大的沙漠地带，使利用渠道和水利工程的人工灌溉设施成了东方农业的基础。无论在埃及和印度，或是在美索不达米亚和波斯以及其他国家，都是利用河水的泛滥来肥田，利用河流的涨水来充注灌溉渠。节省用水和共同用水是基本的要求，这种要求，在西方，例如在弗兰德和意大利，曾使私人企业家结成自愿的联合；但是在东方，由于文明程度太低，幅员太大，不能产生自愿的联合，所以就迫切需要中央集权的政府来干预。因此亚洲的一切政府都不能不执行一种经济职能，即举办公共工程的职能。这种用人工方法提高土地肥沃程度的设施靠中央政府办理，中央政府如果忽略灌溉或排水，这种设施立刻就荒废下去，这就可以说明一件否则无法解释的事实，即大片先前耕种得很好的地区现在都荒芜不毛，例如巴尔米拉、彼特拉、也门废墟以及埃及、波斯和印度斯坦的广大地区就是这样。同时这也可以说明为什么一次毁灭性的战争就能够使一个国家在几百年内人烟萧条，并且使它失去自己的全部文明。

　　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1853年6月）。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64页。

　　（二）生产力是生产发展的决定因素。科学是生产力，它与生产发展的辩证关系。科学是历史的推动力量。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生产力是生产发展的决定的因素

　　正如蒙昧人和野蛮人的工具同他们的生产分不开一样，轮作制、人造肥料、蒸汽机、动力织机同资本主义的生产也是分不开的。正如现代工具制约着资本主义社会一样，蒙昧人的工具也制约着他们的社会。你的观点导致的结论是：似乎生产只是现在才决定社会制度，但是在资本主义生产以前并不是这样，因为那时工具还没有犯下原罪。

　　一说到生产资料，就等于说到社会，而且就是说到由这些生产资料所决定的社会。正如没有自在的资本一样，也没有在社会之外并对社会不发生影响的自在的生产资料。

　　但是，生产资料在包括简单商品生产在内的先前各个时期中，同现在相比仅仅起着微不足道的支配作用，它怎样发展成象今天这样专横的支配力量，这是需要加以证明的，而你的证明我看是不充分的，因为它没有指出另外的一极：一个自己不再占有生产资料、从而也不占有生活资料、从而必须将自己零碎出卖的阶级的产生。

　　恩格斯：《致卡·考茨基（1884年6月26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169—170页。

　　生产方式的变革，在工场手工业中以劳动力为起点，在大工业中以劳动资料为起点。因此，首先应该研究，劳动资料如何从工具转变为机器，或者说，机器和手工业工具有什么区别。这里只能谈谈显著的一般的特征，因为社会史上的各个时代，正如地球史上的各个时代一样，是不能划出抽象的严格的界限的。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1867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408页。

　　斯大林的有关论述：

　　生产力是生产中最活动、最革命的力量。这种力量，就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也无可争辩地走在生产关系的前面。生产关系只是经过一些时候，才会被改造得适合于生产力的性质。

　　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1952年）。《斯大林选集》下卷第577页。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

　　生产过程中劳动的分工和结合，是不费资本家分文的机构。资本家支付报酬的，只是单个的劳动力，而不是他们的结合，不是劳动的社会力。科学的力量也是不费资本家分文的另一种生产力。

　　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61年8月—1863年7月）。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第553页。

　　同价值转化为资本时的情形一样，在资本的进一步发展中，我们看到：

　　一方面，资本是以生产力的一定的现有的历史发展为前提的，——在这些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另一方面，资本又推动和促进生产力向前发展。

　　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第211页。

　　自然界没有制造出任何机器，没有制造出机车、铁路、电报、走锭精纺机等等。它们是人类劳动的产物，是变成了人类意志驾驭自然的器官或人类在自然界活动的器官的自然物质。它们是人类的手创造出来的人类头脑的器官；是物化的知识力量。固定资本的发展表明，一般社会知识，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从而社会生活过程的条件本身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受到一般智力的控制并按照这种智力得到改造。

　　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第219—220页。

　　在固定资本中，劳动的社会生产力表现为资本固有的属性；它既包括科学的力量，又包括生产过程中社会力量的结合，最后还包括从直接劳动转移到机器即死的主产力上的技巧。

　　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第229页。

　　生产决定科学技术的发展

　　如果说，在中世纪的黑夜之后，科学以意想不到的力量一下子重新兴起，并且以神奇的速度发展起来，那末，我们要再次把这个奇迹归功于生产。第一，从十字军远征以来，工业有了巨大的发展，并产生了很多力学上的（纺织、钟表制造、磨坊）、化学上的（染色、冶金、酿酒）、以及物理学上的（眼镜）新事实，这些事实不但提供了大量可供观察的材料，而且自身也提供了和已往完全不同的实验手段，并使新的工具的制造成为可能。可以说，真正有系统的实验科学，这时候才第一次成为可能。第二，虽然意大利由于自己的从古代继承下来的文明，还继续居于领导地位，但是整个西欧和中欧，包括波兰在内，这时候都在相互联系中发展起来了。第三，地理上的发见——纯粹为了营利，因而归根结底是为了生产而作出的——又在气象学、动物学、植物学、生理学（人体的）方面，展示了无数的直到那时还得不到的材料。第四，印刷机出现了。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23—524页。

　　如果象您所断言的，技术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科学状况，那末科学状况却在更大的程度上依赖于技术的状况和需要。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10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整个流体静力学（托里拆利等）是由于16和17世纪调节意大利山洪的需要而产生的。关于电，只是在发现它能应用于技术上以后，我们才知道一些合理的东西。在德国，可惜人们写科学史时已惯于把科学看做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恩格斯：《致瓦·博尔吉乌斯（1894年1月25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05页。

　　必须研究自然科学各个部门的顺序的发展。首先是天文学——游牧民族和农业民族为了定季节，就已经绝对需要它。天文学只有借助于数学才能发展。因此也开始了数学的研究。——后来，在农业发展的某一阶段和在某个地区（埃及的提水灌溉），而特别是随着城市和大建筑物的产生以及手工业的发展，力学也发展起来了。不久，航海和战争也都需要它。——它也需要数学的帮助，因而又推动了数学的发展。这样，科学的发生和发展一开始就是由生产决定的。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23页。

　　科学推动生产发展

　　劳动生产力是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发展的，……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1867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64页。

　　生产力的这种发展，归根到底总是来源于发挥着作用的劳动的社会性质，来源于社会内部的分工，来源于智力劳动特别是自然科学的发展。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1894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7页。

　　费尔巴哈特别谈到自然科学的直观，提到一些只有物理学家和化学家的眼睛才能识破的秘密，但是如果没有工业和商业，哪里有自然科学？甚至这个“纯粹的”自然科学也只是由于商业和工业，由于人们的感性活动才达到自己的目的和获得材料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费尔巴哈》（1845—1846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9页。

　　生产过程成了科学的应用，而科学反过来成了生产过程的因素即所谓职能。每一项发现都成了新的发明或生产方法的新的改进的基础。只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第一次使自然科学为直接的生产过程服务，同时，生产的发展反过来又为从理论上征服自然提供了手段。科学获得的使命是：成为生产财富的手段，成为致富的手段。

　　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61年8月—1863年7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第570页。

　　蒸汽和新的工具机把工场手工业变成了现代的大工业，从而把资产阶级社会的整个基础革命化了。工场手工业时代的迟缓的发展进程变成了生产中的真正的狂飚时期。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1878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01页。

　　菲勒克就电工技术革命掀起了一阵喧嚷，却丝毫不理解这件事的意义，这种喧嚷只不过是为他出版的小册子做广告。但是这实际上是一次巨大的革命。蒸汽机教我们把热变成机械运动，而电的利用将为我们开辟一条道路，使一切形式的能——热、机械运动、电、磁、光——互相转化，并在工业中加以利用。循环完成了。德普勒的最新发现，在于能够把高压电流在能量损失较小的情况下通过普通电线输送到迄今连想也不敢想的远距离，并在那一端加以利用——这件事还只是处于萌芽状态——，这一发现使工业几乎彻底摆脱地方条件所规定的一切界限，并且使极遥远的水力的利用成为可能，如果在最初它只是对城市有利，那末到最后它终将成为消除城乡对立的最强有力的杠杆。但是非常明显的是，生产力将因此得到极大的发展，以致于资产阶级对生产力的管理愈来愈不能胜任。

　　恩格斯：《致爱·伯恩施坦（1883年3月1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36页。

　　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

　　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任何一门理论科学中的每一个新发现，即使它的实际应用甚至还无法预见，都使马克思感到衷心喜悦，但是当有了立即会对工业、对一般历史发展产生革命影响的发现的时候，他的喜悦就完全不同了。例如，他曾经密切地注意电学方面各种发现的发展情况，不久以前，他还注意了马赛尔·德普勒的发现。

　　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1883年3月22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75页。

　　没有一个人能象马克思那样，对任何领域的每个科学成就，不管它是否已实际应用，都感到真正的喜悦。但是，他把科学首先看成是历史的有力的杠杆，看成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而且他正是把科学当做这种力量来加以利用，在他看来，他所掌握的渊博的知识，特别是有关历史的一切领域的知识，用处就在这里。

　　恩格斯：《马克思墓前悼词草稿》（1883年3月17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72—373页。

　　17世纪和18世纪从事创造蒸汽机的人们也没有料到，他们所造成的工具，比其他任何东西都更会使全世界的社会状况革命化，特别是在欧洲，由于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里，而绝大多数人则一无所有，起初是资产阶级获得了社会的和政治的统治，而后就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发生阶级斗争，这一阶级斗争，只能以资产阶级的崩溃和一切阶级对立的消灭而告终。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19页。

　　分工，水力、特别是蒸汽力的利用，机器的应用，这就是从18世纪中叶起工业用来摇撼旧世界基础的三个伟大的杠杆。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44年9月—1845年3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300页。

　　蒸汽、电力和自动纺机甚至是比巴尔贝斯、拉斯拜尔和布朗基诸位公民更危险万分的革命家。

　　马克思：《在〈人民报〉创刊纪念会上的演说》（1856年4月14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78页。

　　各门科学在18世纪已经具有了科学形式，因此它们便一方面和哲学，另一方面和实践结合起来了。科学和哲学结合的结果就是唯物主义（牛顿的学说和洛克的学说同样是唯物主义所依据的前提）、启蒙时代和法国的政治革命。科学和实践结合的结果就是英国的社会革命。

　　恩格斯：《英国状况十八世纪》（1844年2月）。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66—667页。

　　英国工人阶级的历史是从18世纪后半期，从蒸汽机和棉花加工机的发明开始的。大家知道，这些发明推动了产业革命，产业革命同时又引起了市民社会中的全面变革，而它的世界历史意义只是在现在才开始被认识清楚。英国是发生这样一种变革（这种变革愈是无声无息地进行，就愈是强有力）的典型国家，因此，英国也是这种变革的主要结果（无产阶级）发展的典型国家。只有在英国，才能就无产阶级的一切相互关系来全面地研究这个阶级。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44年9月—1845年3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281页。

　　人类所支配的生产力是无穷无尽的。应用资本、劳动和科学就可以使土地的收获量无限地提高。……资本在日益增加，劳动力在随着人口的增长而增长，科学又日益使自然力服从于人类。这种无穷无尽的生产能力，一旦被自觉地用来为大众造福，人类所肩负的劳动就会很快的减少到最低限度。

　　恩格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1843年底—1844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16页。

　　随着新生产力获得，人们便改变自己的生产关系经济学家蒲鲁东先生非常明白，人们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范围内制造呢绒、麻布和丝织品的。但是他不明白，这些一定的社会关系同麻布、亚麻等一样，也是人们生产出来的。社会关系和生产力密切相联。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保证自己生活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

　　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的发展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

　　所以，这些观念、范畴也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它们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

　　生产力的增长、社会关系的破坏、观念的产生都是不断变动的，只有运动的抽象即“不死的死”才是停滞不动的。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1847年上半年）。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08—109页。

　　社会制度中的任何变化，所有制关系中的每一次变革，都是同旧的所有制关系不再相适应的新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

　　恩格斯：《共产主义原理》（1847年10月底—11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18页。

　　人们永远不会放弃他们已经获得的东西，然而这并不是说，他们永远不会放弃他们在其中获得一定生产力的那种社会形式。恰恰相反，为了不致丧失已经取得的成果，为了不致失掉文明的果实，人们在他们的交往［commerce］方式不再适合于既得的生产力时，就不得不改变他们继承下来的一切社会形式。——我在这里使用《commerce》一词是就它的最广泛的意义而言，就象在德文中使用《Verkehr》一词那样。例如：各种特权、行会和公会的制度、中世纪的全部规则，曾是唯一适合于既得的生产力和产生这些制度的先前存在的社会状况的社会关系。在行会制度及其规则的保护下逐渐积累了资本，发展了海上贸易，建立了殖民地，而人们如果想把这些果实赖以成熟起来的那些形式保存下去，他们就会失去这一切果实。所以就爆发了两次霹雳般的震动，即1640年和1688年的革命。一切旧的经济形式、一切和它们相适应的社会关系、曾经是旧的市民社会的正式表现的政治国家，当时在英国都被破坏了。可见，人们借以进行生产、消费和交换的经济形式是暂时的和历史性的形式。随着新的生产力的获得，人们便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而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他们便改变所有不过是这一特定生产方式的必然关系的经济关系。

　　马克思：《致巴·瓦·安年柯夫（1846年12月28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21—322页。

　　列宁的有关论述：

　　马克思和恩格斯保留了黑格尔关于永恒的发展过程的思想，而抛弃了那种偏执的唯心主义观点；他们转向实际生活之后看到，不能用精神的发展来解释自然界的发展，恰恰相反，要从自然界，从物质中找到对精神的解释……与黑格尔和其他黑格尔主义者相反，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唯物主义者。他们用唯物主义观点观察世界和人类，看出自然界中一切现象都有物质原因作基础，同样，人类社会的发展也是由物质力量即生产力的发展所决定的。人们在生产人类必需的产品时彼此所发生的关系，是以生产力的发展为转移的。所以，社会生活中的一切现象，人类的意向、观念和法律，都是由这种关系来解释的。

　　列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95年）。

　　《列宁选集》第1卷第88—89页。

　　这个假设之所以第一次使科学的社会学的出现成为可能，还由于只有把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止一次地指出，他们思想的发展，有很多地方得益于德国的大哲学家，尤其是黑格尔。恩格斯说：“没有德国哲学，也就没有科学社会主义。”

　　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高度，才能有可靠的根据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做自然历史过程。不言而喻，没有这种观点，也就不会有社会科学。（例如主观主义者虽然承认历史现象的规律性，但不能把这些现象的进化看做自然历史过程，这是因为他们只限于指出社会思想和人的目的，而不善于把这些思想和目的归给于物质的社会关系。）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

　　（1894年春夏）。《列宁选集》第1卷第8—9页。

　　（三）生产力自身的发展，就形成人们的历史联系。随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历史愈益成为世界的历史。人类历史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生产力自身的发展，就形成人们的历史联系

　　单是由于后来的每一代人所得到的生产力都是前一代人已经取得而被他们当做原料来为新生产服务这一事实，就形成人们的历史中的联系，就形成人类的历史，这个历史随着人们的生产力以及人们的社会关系的愈益发展而愈益成为人类的历史。

　　马克思：《致巴·瓦·安年柯夫（1846年12月28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21页。

　　在人类历史的初期，发现了从机械运动到热的转化，即摩擦生火；在到目前为止的发展的末期，发现了从热到机械运动的转化，即蒸汽机。而尽管蒸汽机在社会领域中实现了巨大的解放性的变革——这一变革还没有完成一半，——但是毫无疑问，就世界性的解放作用而言，摩擦生火还是超过了蒸汽机，因为摩擦生火第一次使人支配了一种自然力，从而最终把人同动物界分开。蒸汽机永远不能在人类的发展中引起如此巨大的飞跃，尽管在我们看来，蒸汽机确实是所有那些以它为凭借的巨大生产力的代表，唯有借助于这些生产力，才有可能去实现这样一种社会制度，在这种制度下不再有任何阶级差别，不再有任何对个人生活资料的忧虑，在这种制度下第一次能够谈到真正的人的自由，谈到那种同已被认识的自然规律相协调的生活。但是，整个人类历史还多么年轻，硬说我们现在的观点具有某种绝对的意义，那是多么可笑，这一点从下述的简单的事实中就可以看到：到目前为止的全部历史，可以称为从实际发现机械运动转化为热到发现热转化为机械运动这么一段时间的历史。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1878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54页。

　　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过程及其变化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859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2页。

　　我要简短地回答一下美国一家德文报纸在我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出版时（1859年）对我的指责。在那本书中我曾经说过，一定的生产方式以及与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简言之，“社会的经济结构，是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可是据上述报纸说，这一切提法固然适用于物质利益占统治地位的现今世界，但却不适用于天主教占统治地位的中世纪，也不适用于政治占统治地位的雅典和罗马。首先，居然有人以为这些关于中世纪和古代世界的人所共知的老生常谈还会有人不知道，这真是令人惊奇。很明白，中世纪不能靠天主教生活，古代世界不能靠政治生活。相反，这两个时代谋生的方式和方法表明，为什么在古代世界政治起着主要作用，而在中世纪天主教起着主要作用。此外，例如只要对罗马共和国的历史稍微有点了解，就会知道，地产的历史构成罗马共和国的秘史。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1867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99页注（33）。

　　随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历史愈益成为世界的历史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由于这个缘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条件下继续从事先辈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改变旧的条件。然而，事情被思辨地颠倒成这样：好象后一个时期历史乃是前一个时期历史的目的，例如，好象美洲的发现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引起法国革命。因此，历史便具有其特殊的目的并成为某个与“其他人物并列的人物”（如象“自我意识”、“批判”、“唯一者”等等）。其实，以往历史的“使命”、“目的”、“萌芽”、“观念”等词所表明的东西，无非是从后来历史中得出的抽象，无非是从先前历史对后来历史发生的积极影响中得出的抽象。

　　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愈来愈扩大，各民族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则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此自发地发展起来的各民族之间的分工而消灭得愈来愈彻底，历史也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例如，如果在英国发明了一种机器，它夺走了印度和中国的无数的工人的饭碗，并引起这些国家的整个生存形式的改变，那末，这个发明便成为一个世界历史性的事实；同样，砂糖和咖啡在19世纪具有了世界历史的意义，是由于拿破仑的大陆体系所引起的这两种产品的缺乏推动了德国人起来反抗拿破仑，从而就成为光荣的1813年解放战争的现实基础。由此可见，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不是“自我意识”、宇宙精神或者某个形而上学怪影的某种抽象行为，而是纯粹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确定的事实，每一个过着实际生活的、需要吃、喝、穿的个人都可以证明这一事实。

　　马克思和恩格斯：《费尔巴哈》（1845—1846年）。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1—52页。

　　商品流通是资本的起点。商品生产和发达的商品流通，即贸易，是资本产生的历史前提。世界贸易和世界市场在16世纪揭开了资本的近代生活史。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1867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67页。

　　单是大工业建立了世界市场这一点，就把全球各国的人民，尤其是各文明国家的人民，彼此紧紧地联系起来，致使每一国家的人民都受着另一国家的事变的影响。

　　恩格斯：《共产主义原理》（1847年10月底—11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21页。

　　在17世纪，商业和工场手工业不可阻挡地集中于一个国家——英国。这种集中逐渐地给这个国家创造了相对的世界市场，因而也造成了对它的工场手工业产品的需求，这种需求是旧的工业生产力所不能满足的。这种超过了生产力的需求正是引起中世纪以来私有制发展的第三个时期的动力，它产生了大工业——利用自然力来为工业服务，采用机器生产以及实行最广泛的分工。这一新阶段的其他条件——国内自由竞争，理论力学的创立（牛顿所完成的力学在18世纪的法国和英国都是最普及的科学）等等——在英国都已具备了。（国内的自由竞争到处都是通过革命的手段争得的，例如，英国1640年和1688年的革命，法国1789年的革命。）竞争很快就迫使每一个不愿丧失自己的历史作用的国家，为了保护自己的工场手工业而采取新的关税措施（旧的关税已无力抵制大工业了），并随即在保护关税的保护下开办大工业。尽管有这些保护措施，大工业仍使竞争普遍化了（竞争是实际的贸易自由；保护关税只不过是抵制竞争的治标办法，是贸易自由范围内的防卫手段），创造了交通工具和现代化的世界市场，控制了商业，把所有的资本都变为工业资本，从而使流通加速（发达的货币制度）、资本集中。大工业通过普遍的竞争迫使所有人的全部精力极度紧张起来。只要可能，它就消灭意识形态、宗教、道德等等，而当它不能做到这一点时，它就把它们变成赤裸裸的谎言。它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以往自然形成的各国的孤立状态。

　　马克思和恩格斯：《费尔巴哈》（1845—1846年）。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6—67页。

　　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不管反动派怎样惋惜，资产阶级还是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

　　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7年12月—1848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4—255页。

　　但是，随着商品生产的扩展，特别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以前潜伏着的商品生产规律也就愈来愈公开、愈来愈有力地发挥作用了。旧日的束缚已经松弛，旧日的壁障已经突破，生产者日益变为独立的、分散的商品生产者了。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已经表现出来，并且愈来愈走向极端。但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用来加剧社会生产中的这种无政府状态的主要工具正是无政府状态的直接对立物：每一个别生产企业中的社会化生产所具有的日益加强的组织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利用这一杠杆结束了旧日的和平的稳定状态。它在哪一个工业部门被采用，就不容许任何旧的生产方法在那里和它并存。它控制了手工业，就把旧的手工业消灭掉。劳动场地变成了战场。伟大的地理发现以及随之而来的殖民地的开拓使销售市场扩大了许多倍，并且加速了手工业向工场手工业的转化。斗争不仅爆发于地方的各个生产者之间；地方性的斗争已经发展为全国性的，发展为17和18世纪的商业战争。最后，大工业和世界市场的形成使这个斗争成为普遍的，同时使它具有了空前的剧烈性。在资本家和资本家之间，在产业和产业之间以及国家和国家之间，生存问题都决定于天然的或人为的生产条件的优劣。失败者被无情地清除掉。这是从自然界加倍疯狂地搬到社会中的达尔文的生存斗争。动物的自然状态竟表现为人类发展的顶点。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表现为个别工厂中的生产的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的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对立。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80年1—3月上半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30—431页。

　　印度是一个大小和欧洲相仿、幅员15000万英亩的国家，对于这样的一个国家，英国工业的毁灭性作用是显而易见的，而且是令人吃惊的。但是我们不应当忘记：这种作用只是全部现存的生产制度所产生的有机的结果。这个生产是建立在资本的万能统治上面的。资本的集中是资本作为独立力量而存在所十分必需的。这种集中对于世界市场的破坏性影响，不过是在大范围内显示目前正在每个文明城市起着作用的政治经济学本身的内在规律罢了。历史中的资产阶级时期负有为新世界创造物质基础的使命：一方面要造成以全人类互相依赖为基础的世界交往，以及进行这种交往的工具，另方面要发展人的生产力，把物质生产变成在科学的帮助下对自然力的统治。资产阶级的工业和商业正为新世界创造这些物质条件，正象地质变革为地球创造了表层一样。只有在伟大的社会革命支配了资产阶级时代的成果，支配了世界市场和现代生产力，并且使这一切都服从于最先进的民族的共同监督的时候，人类的进步才会不再象可怕的异教神像那样，只有用人头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浆。

　　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1853年7月22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252页。

　　人类历史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

　　事实上，我们一天天地学会更加正确地理解自然规律，学会认识我们对自然界的惯常行程的干涉所引起的比较近或比较远的影响。特别从本世纪自然科学大踏步前进以来，我们就愈来愈能够认识到，因而也学会支配至少是我们最普通的生产行为所引起的比较远的自然影响。但是这种事情发生得愈多，人们愈会重新地不仅感觉到，而且也认识到自身和自然界的一致，而那种把精神和物质、人类和自然、灵魂和肉体对立起来的荒谬的、反自然的观点，也就愈不可能存在了，这种观点是从古典古代崩溃以后在欧洲发生并在基督教中得到最大发展的。

　　但是，如果我们需要经过几千年的劳动才稍微学会估计我们生产行动的比较远的自然影响，那末我们想学会预见这些行动的比较远的社会影响就困难得多了。我们已经提到过马铃薯以及随它而来的瘰疬症的传播。但是，和工人的生活降低到吃马铃薯这一事实对世界各国人民群众的生活状况所发生的影响比起来，瘰疬症算得了什么呢？1847年，爱尔兰因马铃薯受病害的缘故发生了大饥荒，饿死了100万吃马铃薯或差不多专吃马铃薯的爱尔兰人，并且有两百万人逃亡海外，和这种饥荒比起来，瘰疬症算得了什么呢？当阿拉伯人学会蒸馏酒精的时候，他们做梦也不会想到，他们却因此制造出使当时还没有被发现的美洲的土人逐渐灭种的主要工具。后来，当哥伦布发现美洲的时候，他也不知道，他因此复活了在欧洲久已绝迹的奴隶制度，并奠定了贩卖黑奴的基础。17世纪和18世纪从事创造蒸汽机的人们也没有料到，他们所造成的工具，比其他任何东西都更会使全世界的社会状况革命化，特别是在欧洲，由于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里，而绝大多数人则一无所有，起初是资产阶级获得了社会的和政治的统治，而后就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发生阶级斗争，这一阶级斗争，只能以资产阶级的崩溃和一切阶级对立的消灭而告终。但是经过长期的常常是痛苦的经验，经过对历史材料的比较和分析，我们在这一领域中，也渐渐学会了认清我们的生产活动的间接的、比较远的社会影响，因而我们就有可能也去支配和调节这种影响。

　　但是要实行这种调节，单是依靠认识是不够的。这还需要对我们现有的生产方式，以及和这种生产方式连在一起的我们今天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6年）。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18—519页。

　　社会力量完全象自然力一样，在我们还没有认识和考虑到它们的时候，起着盲目的、强制的和破坏的作用。但是，一旦我们认识了它们，理解了它们的活动、方向和影响，那末，要使它们愈来愈服从我们的意志并利用它们来达到我们的目的，这就完全取决于我们了。这一点特别适用于今天的强大的生产力。只要我们固执地拒绝理解这种生产力的本性和性质——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辩护士正是抗拒这种理解的，——它就总是象上面所详细叙述的那样起违反我们、反对我们的作用，把我们置于它的统治之下。但是它的本性一旦被理解，它就会在联合起来的生产者手中从魔鬼似的统治者变成顺从的奴仆。这里的区别正象雷电中的电的破坏力同电报机和弧光灯的被驯服的电之间的区别一样，正象火灾同供人使用的火之间的区别一样。当人们按照今天的生产力终于被认识了的本性来对待这种生产力的时候，社会的生产无政府状态就让位于按照全社会和每个成员的需要对生产进行的社会的有计划的调节。那时，资本主义的占有方式，即产品起初奴役生产者而后又奴役占有者的占有方式，就让位于那种以现代生产资料的本性为基础的产品占有方式：一方面由社会直接占有，作为维持和扩大生产的资料，另一方面由个人直接占有，作为生活和享乐的资料。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80年1—3月上半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37—438页。

　　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生存斗争停止了。于是，人才在一定意义上最终地脱离了动物界，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人的生存条件。人们周围的、至今统治着人们的生活条件，现在却受到人们的支配和控制，人们第一次成为自然界的自觉的和真正的主人，因为他们已经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了。人们自己的社会行动的规律，这些直到现在都如同异己的、统治着人们的自然规律一样而与人们相对立的规律，那时就将被人们熟练地运用起来，因而将服从他们的统治。人们自己的社会结合一直是作为自然界和历史强加于他们的东西而同他们相对立的，现在则变成他们自己的自由行动了。一直统治着历史的客观的异己的力量，现在处于人们自己的控制之下了。只是从这时起，人们才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只是从这时起，由人们使之起作用的社会原因才在主要的方面和日益增长的程度上达到他们所预期的结果。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80年1—3月上半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41页。

　　（四）社会形态发展阶段的划分社会形态发展表现为一系列不同的阶段。各种经济时代区别的标志地球的太古结构或原生结构是由一系列不同时期的沉积组成的。古代社会形态也是这样，表现为一系列不同的、标志着依次更迭的时代的阶段。

　　马克思：《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1881年3月8日前）。《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44页。

　　不论生产的社会形式如何，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始终是生产的因素。但是，二者在彼此分离的情况下只在可能性上是生产因素。凡要进行生产，就必须使它们结合起来。实行这种结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使社会结构区分为各个不同的经济时期。在当前考察的场合，自由工人和他的生产资料的分离，是既定的出发点，并且我们已经看到，二者在资本家手中是怎样和在什么条件下结合起来的——就是作为他的资本的生产的存在方式结合起来的。因此，形成商品的人的要素和物的要素这样结合起来一同进入的现实过程，即生产过程，本身就成为资本的一种职能，成为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而关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性质，我们已经在本书第一卷作了详细的阐述。任何商品生产的经营都同时成为剥削劳动力的经营；但是，只有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才成为一个划时代的剥削方式，这种剥削方式在它的历史发展中，由于劳动过程的组织和技术的巨大成就，使社会的整个经济结构发生变革，并且不可比拟地超越了以前的一切时期。

　　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1885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44页。

　　尽管直到现在，历史著作很少提到物质生产的发展，即整个社会生活以及整个现实历史的基础，但是，至少史前时期是在自然科学研究的基础上，而不是在所谓历史研究的基础上，按照制造工具和武器的材料，划分为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的。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1867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04页注（5a）。

　　在人类历史的初期，除了经过加工的石块、木头、骨头和贝壳外，被驯服的，也就是被劳动改变的、被饲养的动物，也曾作为劳动资料起着主要的作用。劳动资料的使用和创造，虽然就其萌芽状态来说已为某几种动物所固有，但是这毕竟是人类劳动过程独有的特征，所以富兰克林给人下的定义是《atoolmakinganimal》，制造工具的动物。动物遗骸的结构对于认识已经绝迹的动物的机体有重要的意义，劳动资料的遗骸对于判断已经消亡的社会经济形态也有同样重要的意义。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在劳动资料中，机械性的杜尔哥在《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1766年）一书中，很好地说明了被饲养的动物对于文化初期的重要性。

　　在从工艺上比较各个不同的生产时代时，真正的奢侈品在一切商品中意义最小。

　　劳动资料（其总和可称为生产的骨骼系统和肌肉系统）比只是充当劳动对象的容器的劳动资料（如管、桶、篮、罐等，其总和一般可称为生产的脉管系统）更能显示一个社会生产时代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特征。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1867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04页。

　　从与一定生产力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总和来论述社会历史阶段的划分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859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3页。

　　生产者相互发生的这些社会关系，他们借以互相交换其活动和参与共同生产的条件，当然依照生产资料的性质而有所不同。随着新作战工具即射击火器的发明，军队的整个内部组织就必然改变了，各个人借以组成军队并能作为军队行动的那些关系就改变了，各个军队相互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总之，各个人借以进行生产的社会关系，即社会生产关系，是随着物质生产资料、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而变化和改变的。生产关系总合起来就构成为所谓社会关系，构成为所谓社会，并且是构成为一个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具有独特的特征的社会。古代社会、封建社会和资产阶级社会都是这样的生产关系的总和，而其中每一个生产关系的总和同时又标志着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一个特殊阶段。

　　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根据1847年12月下半月所做的讲演写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62—363页。

　　摩尔根是第一个具有专门知识而想给人类的史前史建立一个确定的系统的人；他所提出的分期法，直到大量增加的资料认为需要改变时为止，看来依旧是有效的。在三个主要时代——蒙昧时代、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中，不消说，他所研究的只是前两个时代以及向第三个时代的过渡。他根据生活资料生产的进步，又把这两个时代中的每一时代分为低级阶段、中级阶段和高级阶段，因为，他说：

　　“这一生产上的技能，对于人类的优越程度和支配自然的程度具有决定的意义；一切生物之中，只有人类达到了几乎绝对控制食物生产的地步。人类进步的一切伟大时代，是跟生存资源扩充的各时代多少直接相符合的。”

　　家庭的发展是与此并行的，不过，这一发展对于时期的划分没有提供这样显著的标志罢了。

　　1.蒙昧时代

　　1.低级阶段。这是人类的童年。人还住在自己最初居住的地方，即住在热带的或亚热带的森林中。他们至少是部分地住在树上，只有这样才可以说明，为什么他们在大猛兽中间还能生存。他们以果实、坚果、根茎作为食物；分节语的产生是这一时期的主要成就。在有史时期所知道的一切民族中，已经没有一个是处在这种原始状态中的了。虽然这一状态大概延续了好几千年之久，但我们却不能根据直接的证据去证明它；不过，我们既然承认人是起源于动物界的，那末，我们就不能不承认这种过渡状态了。

　　2.中级阶段。从采用鱼类（虾类、贝壳类及其他水栖动物都包括在内）作为食物和使用火开始。这两者是互相联系着的，因为鱼类食物，只有用火才能做成完全可吃的东西。而自从有了这种新的食物以后，人们便不受气候和地域的限制了；他们沿着河流和海岸，甚至在蒙昧状态中也可以散布在大部分地面上了。石器时代早期的粗制的、未加磨制的石器，即所谓旧石器时代的石器（这些石器完全属于或大部分都属于这一阶段）遍布于一切大陆上，就是这一移居的证据。新移居的地带，以及不断的活跃的探索欲，加上掌握了摩擦取火的本领，就提供了新的食物：在热灰和烧穴（地灶）中煨烤的淀粉质的根茎和块根，以及随着最初武器即棍棒和标枪的发明而间或取得的附加食物——猎物。象书籍中所描写的纯粹的打猎民族，即专靠打猎为生的民族，是从未有过的；靠猎物来维持生活，是极其靠不住的。由于食物来源经常没有保证，在这个阶段上大概发生了食人之风，这种风气，后来保持颇久。即在今日，澳大利亚人和许多波利尼西亚人还是处在蒙昧时代的这个中级阶段上。

　　3.高级阶段。从弓箭的发明开始。由于有了弓箭，猎物便成了日常的食物，而打猎也成了普通的劳动部门之一。弓、弦、箭已经是很复杂的工具，发明这些工具需要有长期积累的经验和较发达的智力，因而也要同时熟悉其他许多发明。如果把已经知道弓箭，但还不知道制陶术（摩尔根认为向野蛮时代过渡就是从制陶术开始）的各民族，彼此对照一下，我们的确就可以看到，已经有定居而成村落的某些萌芽，以及对生活资料生产的某种程度的掌握，如：木制的容器和用具，用木质纤维作成的手工织物（没有织机），用树皮或芦苇编成的篮子，以及磨制的（新石器时代的）石器。火和石斧通常已经使人能够制造独木舟，有的地方已经使人能够用木材和木板来建筑房屋了。例如，在美洲西北部的印第安人中间，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一切进步，这些印第安人虽然已经使用弓和箭，但还不知道制陶术。弓箭对于蒙昧时代，正如铁剑对于野蛮时代和火器对于文明时代一样，乃是决定性的武器。

　　2.野蛮时代

　　1.低级阶段。从学会制陶术开始。可以证明，在许多地方，也许是在一切地方，陶器的制造都是由于在编制的或木制的容器上涂上粘土使其能够耐火而产生的。在这样做时，人们不久便发现，成型的粘土不要内部的容器，也可以用于这个目的。

　　在此以前，我们可以把发展过程看作是一般的，适用于一定时期的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生活的地域如何。但是，随着野蛮时代的到来，我们达到了这样一个阶段，这时两大陆的自然条件上的差异，就有了意义。野蛮时代的特有的标志，是动物的驯养、繁殖和植物的种植。东大陆，即所谓旧大陆，差不多有着一切适于驯养的动物和除一种以外一切适于种植的谷物；而西大陆，即美洲，在一切适于驯养的哺乳动物中，只有羊驼一种，并且只是在南部某些地方才有；而在一切可种植的谷物中，也只有一种，但却是最好的一种，即玉蜀黍。由于自然条件的这种差异，两个半球上的居民，从此以后，便各自循着自己独特的道路发展，而表示各个阶段的界标在两个半球也就各不相同了。

　　2.中级阶段。在东大陆，是从驯养家畜开始；在西大陆，是从靠灌溉之助栽培食用植物以及在建筑上使用于砖（即用阳光晒干的生砖）和石头开始。

　　我们先从西大陆说起，因为在这里，在美洲被欧洲人征服以前，不论什么地方，都还没有越过这个阶段。

　　处于野蛮时代低级阶段的印第安人（凡是住在密西西比河以东的都属于这种印第安人），到他们被发现的时候，已经知道在园圃里种植玉蜀黍，可能也知道种植南瓜、甜瓜及其他园圃植物的某种方法，这些东西构成他们食物的极为重要的部分；他们住在木造的房子里，村落用木栅围起来。西北各部落，特别是住在哥伦比亚河流域的各部落，尚处于蒙昧时代高级阶段，他们既不知道陶器的制造，也不知道任何植物的种植。反之，新墨西哥的所谓普韦布洛33印第安人，以及墨西哥人、中美洲人和秘鲁人，当他们被征服时，已经处于野蛮时代中级阶段：他们住的房屋是用干砖或石头造成的，类似城堡，并且在人工灌溉的园圃内种植玉蜀黍和其他各种依所住地区和气候而不同的食用植物，这些东西是他们食物的主要来源，他们甚至已经驯养了若干种动物：墨西哥人饲养吐绶鸡及其他禽类，秘鲁人饲养羊驼。而且，他们还知道了金属的加工——唯有铁除外，因此他们还仍然不得不使用石制的武器和工具。西班牙人的征服打断了他们的任何进一步的独立发展。

　　在东大陆，野蛮时代的中级阶段是从驯养供给乳和肉的动物开始的，而植物的种植，这里在这一时期似乎很久还不知道。牲畜的驯养和繁殖以及较大规模的畜群的形成，看来是使雅利安人和闪米特人从其余的野蛮人群中分离出来的原因。在欧亚两洲的雅利安人中间，家畜的名称还是共通的；而所栽培的植物的名称却差不多总是互异的。

　　畜群的形成，在适于畜牧的地方导致了游牧生活：闪米特人在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的草原上，雅利安人在印度、以及沿奥克苏斯河及亚克萨尔特河、顿河和德涅泊河的草原上。动物的驯养，最初大概是在这种牧区的边缘上实行的。因此，后人便以为游牧民族是起源于这样一些地方，这种地方在实际上不仅根本不能成为人类的摇篮，而且相反地，对于蒙昧时代的人类祖先，甚至对于处于野蛮时代低级阶段的人们，都几乎是不适于居住的。反之，自从这些处于中级阶段的野蛮人习惯于游牧生活以后，再也不会想到从水草丰美的河谷自愿地回到他们的祖先居住过的森林区域去了。甚至当闪米特人和雅利安人继续被挤向北部和西部的时候，要不是他们已经能够通过谷物的种植在亚洲西部的和欧洲的森林地带这种不大适宜的土壤上养活他们的牲畜，特别是在这里过冬，那他们也是不会移居这里的。十分可能，谷物的种植在这里首先是由牲畜饲料的需要所引起的，只是到了后来，才成为人类食物的重要来源。

　　雅利安人和闪米特人这两个人种的比较好的发展，或许应归功于他们的丰富的肉乳食物，特别是这种食物对于儿童发育的优良影响。的确，不得不差不多专以植物为食的新墨西哥的普韦布洛印第安人，他们的脑子比那些处于野蛮时代低级阶段而吃肉类和鱼类较多的印第安人的脑子要小些。不管怎样，在这个阶段上，食人之风已在逐渐消失，仅仅当做一种宗教活动或魔法仪式（在这儿差不多是一回事）而保存着。

　　3.高级阶段。从铁矿的冶炼开始，并由于文字的发明及其应用于文献记录而过渡到文明时代。这一阶段，前面已经说过，只是在东半球才独立经历过，其生产的进步，要比过去一切阶段的总和还要来得丰富。英雄时代的希腊人、罗马建立前不久的各意大利部落、塔西佗时代的德意志人、海盗时代的诺曼人，都属于这个阶段。

　　首先，我们在这里初次看到了带有铁铧的用家畜拉的耕犁；有耕犁以后，大规模的耕种土地，即田间耕作，从而食物在当时条件下实际上无限制地增加，便都有可能了；其次，我们也看到，清除森林使之变为耕地和牧场，如果没有铁斧和铁锹，也是不可能大规模进行的。同时，人口也开始急速增长起来，稠密地聚居到不大的地域内。而在田间耕作产生以前，要有极其特殊的条件才能把50万人联合在一个统一的中央领导之下；这样的事大概从来都没有过。

　　野蛮时代高级阶段的全盛时期，我们在荷马的诗中，特别是在“伊利亚特”中可以看到。完善的铁器、风箱、手磨、陶工的辘轳、榨油和酿酒、转为手工艺的发达的金属加工、货车和战车、用圆木和木板造船、作为艺术的建筑术的萌芽、由设雉堞和炮楼的城墙围绕起来的城市、荷马的史诗以及全部神话——这就是希腊人由野蛮时代带入文明时代的主要遗产。如果我们把凯撒，甚至塔西佗对日耳曼人（那时日耳曼人尚处在这个文化阶段的初期，而荷马时代的希腊人，已经准备由这个文化阶段过渡到更高的阶段了）的记述跟这种成就作一比较，便可看出，野蛮时代高级阶段在生产的发展上已取得如何丰富的成就。

　　我在这里根据摩尔根的著作而描绘的这幅人类经过蒙昧时代和野蛮时代而达到文明时代的开端的发展图景，已经包含有足够多的新特征了，而尤其重要的是，这些特征都是不可争辩的，因为它们是直接从生产中得来的。不过，这幅图景跟我们研究终了时将展现在我们面前的那幅图景比较起来，就要显得太暗淡和可怜了；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充分看到从野蛮时代到文明时代的过渡以及两者之间的显著对立。现在我们可以把摩尔根的分期法概括如下：蒙昧时代是以采集现成的天然产物为主的时期；人类的制造品主要是用作这种采集的辅助工具。野蛮时代是学会经营畜牧业和农业的时期，是学会靠人类的活动来增加天然产物生产的方法的时期。文明时代是学会对天然产物进一步加工的时期，是真正的工业和艺术产生的时期。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3月底—5月26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7—23页。

　　最后，我们把上述的发展进程简单地概述如下：

　　一、中世纪社会：个体的小生产。生产资料是供个人使用的，因而是原始的、笨拙的、小的、效能很低的。生产或者是为了生产者本身的直接消费，或者是为了他的封建领主的直接消费。只有在生产的东西除了满足这些消费以外还有剩余的时候，这种剩余才拿去出卖和进行交换：所以商品生产刚刚处于形成过程中；但是这时它本身已经包含着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萌芽。

　　二、资本主义革命：起初是工业通过简单协作和工场手工业实现的变革。先前分散的生产资料集中到大作坊中，因而它们就由个人的生产资料转变为社会化的生产资料，这种转变总的说来是没有触及交换形式的。旧的占有形式仍然起作用。资本家出现了：他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当然就占有产品并把它们变为商品。生产已经成为社会的活动；而交换以及和它相伴随的占有，仍旧是个体的活动，单个人的活动：社会产品被个别资本家所占有。这就是产生现代社会借以运动并在大工业中表现得特别明显的一切矛盾的基本矛盾。

　　（a）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分离。工人注定要终身从事雇佣劳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相对立。

　　（b）支配商品生产的规律日益显露出来，它们的作用日益加强。竞争不可遏止。个别工厂中的社会化组织和整个生产中的社会无政府状态相矛盾。

　　（c）一方面是机器的改进，这种改进由于竞争而变成每个厂主必须遵守的强制性法令，同时就使工人遭到不断的解雇：产生了产业后备军。另一方面是生产的无限扩张，这也成了每个厂主必须遵守的强制性的竞争规律。这两方面造成了生产力的空前发展、供过于求、生产过剩、市场盈溢、十年一次的危机、恶性循环：这里是生产资料和产品过剩，那里是没有工作和没有生活资料的工人过剩；但是，生产和社会福利的这两个杠杆不能结合起来，因为生产力和产品要不先转变为资本，资本主义的生产形式就不允许生产力发挥作用和产品进行流通，而阻碍这种转变的正是生产力和产品的过剩。这种矛盾发展到荒谬的程度：生产方式起来反对交换形式。资产阶级已经暴露出自己无能继续管理自己的社会生产力。

　　（d）资本家本身不得不部分地承认生产力的社会性。大规模的生产机构和交通机构起初由股份公司占有，后来由托拉斯占有，然后又由国家占有。资产阶级表明自己已成为多余的阶级；它的全部社会职能现在由雇佣的职员来执行了。

　　三、无产阶级革命，矛盾的解决：无产阶级将取得社会权力，并且利用这个权力把脱离资产阶级掌握的社会化生产资料变为公共财产。通过这个行动，无产阶级使生产资料摆脱了它们迄今具有的资本属性，给它们的社会性以充分发展的自由。从此按照预定计划进行的社会生产就成为可能的了。生产的发展使不同社会阶级的继续存在成为时代的错误。随着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消失，国家的政治权威也将消失。人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己本身的主人——自由的人。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80年1—3月上半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41—443页。

　　随着在文明时代获得最充分发展的奴隶制的出现，就发生了社会分成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的第一次大分裂。这种分裂继续存在于整个文明期。奴隶制是古代世界所固有的第一个剥削形式；继之而来的是中世纪的农奴制和近代的雇佣劳动制。这就是文明时代的三大时期所特有的三大奴役形式；公开的而近来是隐蔽的奴隶制始终伴随着文明时代。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3月底—5月26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72页。

　　我很高兴，关于农奴制的历史，照实业界人士的说法，我们“达成协议”了。毫无疑问，农奴制和依附关系并不是某种特有的中世纪封建形式，在征服者迫使当地居民为其耕种土地的地方，我们到处，或者说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得到，——例如在特萨利亚很早就有了。这一事实甚至曾经使我和另一些人在中世纪农奴制问题上感到迷惑不解；人们很爱轻易地单纯用征服来说明它，这样解决问题又顺当又省事。顺便说一下，你可看看梯叶里的著作。

　　在古代土耳其半封建制度的全盛时期，土耳其基督徒的地位也有某些与此相似之处。

　　恩格斯：《致马克思（1882年12月22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131页。

　　旧生产方式向新生产方式过渡的途径

　　杜林先生断言，人对人的统治是人对自然界的统治的前提。如果他一般地只想以此来表明：我们现代的整个经济状况，目前已经达到的农业和工业的发展阶段，是在阶级对立中，在统治和奴役的种种关系中展开的社会历史的结果，那末他所说的不过是《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早已成为老生常谈的事情。问题正是在于如何说明阶级和统治关系的产生，如果杜林先生对这个问题总是只用“暴力”这一个词来回答，那末这并不能使我们前进一步。被统治者和被剥削者在任何时代都比统治者和剥削者多得多，所以真正的暴力总是在前者的手里，仅仅这一简单的事实就足以说明整个暴力论的荒谬性。因此，统治和奴役的种种关系还有待说明。

　　这些关系是经过两条道路产生的。人们最初怎样脱离动物界（就狭义而言），他们就怎样进入历史：他们还是半动物性的、野蛮的，在自然力量面前还无能为力，还意识不到他们自己的力量；所以他们象动物一样贫乏，而且在生产上也未必比动物高明。那时普遍存在着生活状况的某种平等，对于家长，也存在着社会地位的某种平等，至少没有社会阶级，这种平等在开化得比较晚的民族的原始农业公社中还继续存在着。在每个这样的公社中，一开始就存在着一定的共同利益，维护这种利益的工作，虽然是在全社会的监督之下，却不能不由个别成员来担当：如解决争端；制止个别人越权；监督用水，特别是在炎热的地方；最后，在非常原始的状态下执行宗教职能。这样的职位，在任何时候的原始公社中，例如在最古的德意志的马尔克公社中，甚至在今天的印度，还可以看到。这些职位被赋予了某种全权，这是国家权力的萌芽。生产力逐渐提高；较密的人口在一些场合形成了各个公社之间的共同利益，在另一些场合又形成了各个公社之间的相抵触的利益，而这些公社集合为更大的整体又引起新的分工，建立新的机构来保护共同利益和反对相抵触的利益。这些机构，作为整个集体的共同利益的代表，在对每个单个的公社的关系上已经处于特别的、在一定情况下甚至是对立的地位，它们很快就变为更加独立的了，这种情况的造成，部分地是由于社会职位的世袭——这种世袭在一切事情都是自发地进行的世界里差不多是自然而然地形成的，——部分地是由于同别的集团的冲突的增多，而使得建立这种机构的必要性增加了。在这里我们没有必要来深入研究：社会职能对社会的这种独立化怎样逐渐上升为对社会的统治；起先的社会公仆怎样在顺利的条件下逐步变为社会的主人；这种主人怎样分别成为东方的暴君或总督，成为希腊的氏族首领，成为克尔特人的族长等等；在这种转变中，这种主人在什么样的程度上终究也使用了暴力；最后，各个统治人物怎样集结成为一个统治阶级。在这里，问题在于确定这样的事实：政治统治到处都是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而且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持续下去。不管在波斯和印度兴起或衰落的专制政府有多少，它们中间每一个都十分清楚地知道自己首先是河谷灌溉的总的经营者，在那里，如果没有灌溉，农业是不可能进行的。只有文明的英国人才在印度忽视了这一点；他们听任灌溉渠道和水闸毁坏，现在，由于经常发生饥荒，他们最后才发现，他们忽视了唯一能使他们在印度的统治至少同他们前人的统治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的那种行动。

　　但是，除了这样的阶级形成的过程之外，还有另一种阶级形成的过程。农业家族内的自然形成的分工，达到一定的富裕程度时，就有可能吸收一个或几个外面的劳动力到家族里来。在旧的土地公有制已经崩溃或者至少是旧的土地共同耕作制已经让位给各个家族的小块土地耕作制的那些地方，上述情形尤为常见。生产已经发展到这样一种程度：人的劳动力所能生产的东西超过了单纯维持劳动力所需要的数量；维持更多的劳动力的资料已经具备了；使用这些劳动力的资料也已经具备了；劳动力获得了价值。但是公社本身和公社所属的集团还不能提供多余的供自由支配的劳动力。战争却提供了这种劳动力，而成争和相邻的几个公社集团同时存在的现象一样，都是由来已久的。在这以前人们不知道怎样处理战俘，因此就简单地把他们杀掉，在更早的时候甚至把他们吃掉。但是在这时已经达到的“经济情况”的水平上，战俘获得了一定的价值；因此人们就让他们活下来，并且使用他们的劳动。这样，不是暴力支配经济情况，而是相反地暴力被迫为经济情况服务。奴隶制被发现了。这种制度很快就在一切已经发展得超过旧的公社的民族中成了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形式，但是归根到底也成为他们衰落的主要原因之一。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1878年6月）。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17—220页。

　　从封建生产方式开始的过渡有两条途径。生产者变成商人和资本家，而与农业的自然经济和中世纪城市工业的受行会束缚的手工业相对立。这是真正革命化的道路。或者是商人直接支配生产。虽然后一条途径在历史上起过巨大的过渡作用，——例如十七世纪英国的呢绒商人曾经把那些仍然是独立的织工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把羊毛卖给他们，而向他们购买呢绒，——但就它本身来说，它并没有引起旧生产方式的变革，而不如说保存了这种生产方式，把它当作自己的前提予以维持。例如，直到本世纪中叶，法国的丝织业以及英国的织袜业和花边业的工厂主，大部分仍然只是名义上的工厂主，实际上只是商人，他让织工按照他们原来的分散的方式继续劳动，而他只是作为商人实行统治，织工实际上是为这种商人劳动。这个方法到处都成了真正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障碍，它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而消灭。它不变革生产方式，只是使直接生产者的状况恶化，把他们变成单纯的雇佣工人和无产者，使他们所处的条件比那些直接受资本支配的人所处的条件还要坏，并且在旧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占有他们的剩余劳动。同样的情况在伦敦一部分手工家具制造业上也可以看到，不过略有变化。

　　莱因地区的绦带编织业，丝辫编织业和丝织业的情况也是这样。克雷费尔德附近甚至还专门铺设一条铁路来沟通这些农村手工织工和城市“工厂主”之间的交易。但是后来机械棉织业使这一条铁路和手工织工一起失业了。——弗·恩·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1894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373—374页。

　　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是从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中产生的。后者的解体使前者的要素得到解放。

　　直接生产者，劳动者，只有当他不再束缚于土地，不再隶属或从属于他人的时候，才能支配自身。其次，他要成为劳动力的自由出卖者，能把他的商品带到任何可以找到市场的地方去，他就必须摆脱行会的控制，摆脱行会关于学徒和帮工的制度以及关于劳动的约束性规定。因此，使生产者转化为雇佣工人的历史运动，一方面表现为生产者从隶属地位和行会束缚下解放出来；对于我们的资产阶级历史学家来说，只有这一方面是存在的。但是另一方面，新被解放的人只有在他们被剥夺了一切生产资料和旧封建制度给予他们的一切生存保障之后，才能成为他们自身的出卖者。而对他们的这种剥夺的历史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的。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1867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783页。

　　列宁、斯大林的有关论述：

　　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理论，既适用于工业，也适用于农业。但是不应当把资本主义在农业中和工业中的基本特点和不同的形式混淆起来。

　　现在来分析一下，什么是资本主义农业制度形成过程的基本特点和它的特殊形式。产生这一过程的原因有两个：（1）商品生产和（2）不仅是产品，而且劳动力也成为商品。当劳动力一进入交换，整个生产就变成了资本主义生产，同时形成了无产阶级这个特殊的阶级。农业中商品生产的增长和雇佣劳动的发展，其形式不同于工业，因此在这里应用马克思的理论，可能会感到是不正确的，但是必须知道，农业是在什么样的形式下变成资本主义农业的。要了解这一点，首先需要弄清楚两个现象：

　　一、商业性农业是怎样发展起来的？二、工人阶级是怎样形成的？

　　列宁：《对欧洲和俄国的土地问题的马克思主义观点》

　　（1903年2月）。《列宁全集》第6卷第304页。

　　新的生产力以及同它相适合的生产关系的产生过程不是离开旧制度而单独发生，不是在旧制度消灭以后，而是在旧制度内部发生的；不是人们有意的、自觉的活动的结果，而是自发地、不自觉地、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地发生的。其所以是自发地、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地发生，有以下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就是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这种或那种生产方式，因为每一辈新人开始生活时，他们就遇到现成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即前辈人工作的结果，因此新的一辈在最初必须接受他们在生产方面所遇到的一切现成东西，必须适应这些东西，以便有可能生产物质资料。

　　第二个原因，就是人们在改进这种或那种生产工具、这种或那种生产力因素时，不会意识到，不会了解到，也不会想到，这些改进将会引起怎样的社会结果，而只是想到自己的日常利益，只是想要减轻自己的劳动，谋得某种直接的、可以感触到的益处。

　　原始公社社会的某些成员在逐渐地摸索着从石器过渡到铁器的时候，当然不知道，也没有想到这种革新会引起怎样的社会结果；他们没有了解到，也没有意识到，从石器过渡到金属工具是意味着生产中的变革，结果一定会引起奴隶占有制度，——当时他们只是想要减轻自己的劳动和谋得眼前的感觉得到的益处，——他们当时的自觉活动只局限于这种日常个人利益的狭隘范围。

　　欧洲年轻的资产阶级在封建制度时期开始建设大工场手工业企业，同行会小作坊并存，从而推进了社会生产力，它当然不知道，也没有想到，这种革新会引起怎样的社会后果；它没有意识到，也没有了解到，这种“细微的”革新会引起社会力量的重新配置，结果会发生革命，这个革命不但会打倒它所十分感恩的国王政权，而且会打倒它的优秀人物往往梦想厕身其间的贵族，——当时资产阶级只是想要减低商品生产的费用，把更多的商品投到亚洲市场和刚发现的美洲市场，以便获得更多的利润，——它当时的自觉活动只局限于这种日常实践的狭隘范围。

　　俄国资本家和外国资本家一起加紧在俄国培植现代机器化大工业，丝毫也不触动沙皇制度，听凭地主们宰割农民，当时，他们当然不知道，也没有想到，生产力的这种严重增长会引起怎样的社会后果；他们没有意识到，也没有了解到，社会生产力方面的这种重大的飞跃会引起社会力量的重新配置，结果会使无产阶级有可能和农民联合起来实现胜利的社会主义革命，——当时他们只是想要极端扩大工业生产，掌握巨大的国内市场，变成垄断资本家，并且从国民经济中汲取更多的利润，——他们当时的自觉活动并没有超出他们日常的狭隘实践的利益。

　　但这并不是说，生产关系的变化以及从旧生产关系到新生产关系的过渡是一帆风顺、不经过冲突、不经过震荡的。相反地，这种过渡通常是用革命手段推翻旧生产关系、树立新生产关系的办法实现的。

　　斯大林：《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1938年9月）。《斯大林选集》下卷第450—452页。

　　四、人们相互间的各种社会和政治关系

　　（一）家庭起初是唯一的社会关系，后来演变成为从属的关系。婚姻和家形式的发展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从而也是进行生产的个人，就越表现为不独立，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最初还是十分自然地在家庭和扩大成为氏族的家庭中；后来是在由氏族间的冲突和融合而产生的各种形式的公社中。只有到18世纪，在“市民社会”中，社会联系的各种形式，对个人说来，才只是表现为达到他私人目的的手段，才表现为外在的必然性。但是，产生这种孤立个人的观点的时代，正是具有迄今为止最发达的社会关系（从这种观点看来是一般关系）的时代。人是最名副其实的政治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M—2］才能独立的动物。孤立的一个动人在社会之外进行生产——这是罕见的事，在已经内在地具有社会力量的文明人偶然落到荒野时，可能会发生这种事情——就象许多个人不在一起生活和彼此交谈而竟有语言发展一样，是不可思议的。

　　马克思：《导言（摘自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1857年8月底至9月中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21页。

　　一开始就纳入历史发展过程的第三种关系就是：每日都在重新生产自己生命的人们开始生产另外一些人，即增殖。这就是夫妻之间的关系，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家庭。这个家庭起初是唯一的社会关系，后来，当需要的增长产生了新的社会关系，而人口的增多又产生了新的需要的时候，家庭便成为（德国除外）从属的关系了。

　　马克思和恩格斯：《费尔巴哈》（1845—1846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3页。

　　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蒂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蕃衍。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受着两种生产的制约：一方面受劳动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另一方面受家庭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劳动愈不发展，劳动产品的数量、从而社会的财富愈受限制，社会制度就愈在较大程度上受血族关系的支配。然而，在以血族关系为基础的这种社会结构中，劳动生产率日益发展起来；与此同时，私有制和交换、财产差别、使用他人劳动力的可能性，从而阶级对立的基础等等新的社会成分，也日益发展起来；这些新的社会成分在几世代中竭力使旧的社会制度适应新的条件，直到两者的不相容性最后导致一个彻底的变革为止。以血族团体为基础的旧社会，由于新形成的社会各阶级的冲突而被炸毁；组成为国家的新社会取而代之，而国家的基层单位已经不是血族团体，而是地区团体了。在这种社会中，家庭制度完全受所有制的支配，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从此自由开展起来，这种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构成了直到今日的全部成文历史的内容。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3月底—5月26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页。

　　家庭史的研究是从1861年，即巴霍芬的《母权论》出版的那一年开始的。作者在这本书中提出了以下的论点：（1）最初在人们之间存在着毫无限制的性关系，他把这种性关系用了一个不恰当的名词“杂婚”来表示；（2）这种关系排除了确切认知父亲的任何可能性，因此，世系只能依女系——母权制——来算，古代的一切民族，起初都是如此；（3）因此，妇女作为母亲，作为年轻一代的唯一确切知道的亲长，享有高度的尊敬和威望，据巴霍芬的意见，这种尊敬和威望竟达到了完全的妇女统治（Gynaikokratie）的程度；（4）向一个女子专属于一个男子的个体婚制的过渡，含有对远古宗教戒律的侵犯（实际上就是侵犯其余男子自古享有的可以占有这位女子的权利），这种侵犯要求由女子在一定时期内献身于他人来赎罪或赎买对这种行为的容忍。

　　巴霍芬认为他非常认真地从古代经典著作中搜集来的许多段落，可以作为这些论点的证据。由“杂婚”到一夫一妻制的发展，以及由母权制到父权制的发展，据他的意见，——特别是在希腊人中间——是由于宗教观念的进一步发展，由于代表新观念的新神侵入体现旧观念的传统神；因此，旧神就越来越被新神排挤到后边去了。所以，照巴霍芬看来，并不是人们的现实生活条件的发展，而是这些条件在这些人们头脑中的宗教反映，引起了男女两性相互的社会地位的历史性的变化。

　　恩格斯：《关于原始家庭的历史》（1891年6月16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48页。

　　的确，我们发现历史上可以确切证明并且现在某些地方还可以加以研究的最古老、最原始的家庭形式是什么呢？那就是群婚，即整个一群男子与整个一群女子互为所有，很少有嫉妒余地的婚姻形式。其次，在较晚的一个发展阶段上，我们又发现了多夫制这种例外形式，这一形式更是直接同一切嫉妒的感情相矛盾，因而是动物所没有的。不过，我们所知道的群婚形式都伴有特殊的复杂情况，以致必然使我们追溯到各种更早、更简单的性交关系的形式，从而归根结蒂使我们追溯到一个同从动物状态向人类状态的过渡相适应的杂乱的性交关系的时期，这样，动物婚姻形式的引证，就使我们恰好回到这些引证本来要使我们永远离开的那一点上去了。

　　那末，所谓杂乱的性交关系究竟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现在或较早时期通行的禁例在那时是没有效力的。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3月底—5月26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0页。

　　按照摩尔根的意见，从这种杂乱性交关系的原始状态中，大概很早就发展出了以下几种家庭形式：

　　1.血缘家庭——这是家庭的第一个阶段。在这里，婚姻集团是按照辈数来划分的：在家庭范围以内的所有祖父和祖母，都互为夫妻；他们的子女，即父亲和母亲，也是如此；同样，后者的子女，构成第三个共同夫妻圈子。而他们的子女，即第一个集团的曾孙和曾孙女们，又构成第四个圈子。这样，这一家庭形式中，仅仅排斥了祖先和子孙之间、双亲和子女之间互为夫妻的权利和义务（用现代的说法）。同胞兄弟姊妹、从（表）兄弟姊妹、再从（表）兄弟姊妹和血统更远一些的从（表）兄弟姊妹，都互为兄弟姊妹，正因为如此，也一概互为夫妻。兄弟姊妹的关系，在家庭的这一阶段上，也包括相互的性交关系，并把这种关系看做自然而然的事。这种家庭的典型形式，应该是一对配偶的子孙中每一代都互为兄弟姊妹，正因为如此，也互为夫妻。

　　血缘家庭已经绝迹了。甚至在历史所记载的最蒙昧的民族中间，也找不出它的一个不可争辩的例子来。不过，夏威夷的亲属制度（这种制度至今还在整个波利尼西亚通行），使我们不能不承认这种家庭一定是存在过的，因为它所表现的血缘亲属等级只有在这种家庭形式之下才能发生；同时，家庭后来的全部发展，也使我们不能不承认这一点，因为这种发展要求以这一家庭形式的存在作为必然的最初阶段。

　　2.普那路亚家庭。如果说家庭组织上的第一个进步在于排除了父母和子女之间相互的性交关系，那末，第二个进步就在于对于姊妹和兄弟也排除了这种关系。这一进步，由于当事者的年龄比较接近，所以比第一个进步重要得多，但也困难得多。这一进步是逐渐实现的，大概先从排除同胞的（即母方的）兄弟和姊妹之间的性交关系开始，起初是在个别场合，以后逐渐成为惯例（在夏威夷群岛上，在本世纪尚有例外），最后甚至禁止旁系兄弟和姊妹之间的结婚，用现代的称谓来说，就是禁止同胞兄弟姊妹的子女、孙子女、以及曾孙子女之间结婚；按照摩尔根的看法，这一进步可以作为“自然选择原则是在怎样发生作用的最好例证”。

　　不容置疑，凡血亲婚配因这一进步而受到限制的部落，其发展一定要比那些依然把兄弟姊妹之间的结婚当作惯例和义务的部落更加迅速，更加完全。这一进步的影响有多么强大，可以由氏族的建立来作证明；氏族就是由这一进步直接引起的，而且远远超出了最初的目的，它构成地球上即使不是所有的也是多数的野蛮民族的社会制度的基础，并且在希腊和罗马我们还由氏族直接进入了文明时代。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3月底—5月26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1—34页。

　　3.对偶家庭。某种或长或短时期内的成对配偶制，在群婚制下，或者更早的时候，就已经发生了；一个男子在许多妻子中有一个主妻（还不能称为爱妻），而他对于这个女子来说也是她的许多丈夫中的一个主夫。这种情况，在不小的程度上助长了传教士头脑中的混乱，这些传教士们有时把群婚看做一种杂乱的共妻，有时又把群婚看做一种任意的通奸。但是，这种习惯上的成对配偶制，随着氏族日趋发达，随着不许互相通婚的“兄弟”和“姊妹”类别的日益增多，必然要日益巩固起来。氏族在禁止血缘亲属结婚方面所起的推动作用，使情况更加向前发展了。这样，我们就看到，在易洛魁人和其他处于野蛮时代低级阶段的大多数印第安人那里，在他们的亲属制度所承认的一切亲属之间都禁止结婚，其数多至数百种。由于这种婚姻禁例日益错综复杂，群婚就越来越不可能；群婚就被对偶家庭排挤了。在这一阶段上，一个男子和一个女子共同生活；不过，多妻和偶尔的通奸，则仍然是男子的权利，虽然由于经济的原因，很少有实行多妻制的；同时，在同居期间，多半都要求妇女严守贞操，要是有了通奸的情事，便残酷地加以处罚。然而，婚姻关系是很容易由任何一方撕破的，而子女象以前一样仍然只属于母亲。

　　在这种越来越排除血缘亲属结婚的事情上，自然选择的效果也继续表现出来。用摩尔根的话来说就是：

　　“没有血缘亲属关系的氏族之间的婚姻，创造出在体质上和智力上都更强健的人种；两个正在进步的部落混合在一起了，新生一代的颅骨和脑髓便自然地扩大到综合了两个部落的才能的程度。”

　　这样，实行氏族制度的部落便必然会对落后的部落取得上风，或者带动它们来仿效自己。

　　由此可见，原始时代家庭的发展，就在于不断缩小最初包括整个部落并盛行两性共同婚姻的那个范围。由于次第排斥亲属通婚（起初是血统较近的，后来是血统愈来愈远的亲属，最后是仅有姻亲关系的），任何群婚形式终于在实际上成为不可能的了，结果，只剩下一对结合得还不牢固的配偶，即一旦解体就无所谓婚姻的分子。从这一点就已经可以看出，个体婚制的发生同现代意义上的个人的性爱是多么没有关系了。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3月底—5月26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1—42页。

　　这种对偶家庭，本身还很脆弱，还很不稳定，不能使人需要有或者只是愿意有自己的家庭经济，因此它根本没有使早期传下来的共产制家庭经济解体。但是共产制家庭经济意味着妇女在家庭内的统治，正如在不能确认生身父亲的条件下只承认生身母亲意味着对妇女即母亲的高度尊敬一样。那种认为妇女在社会发展初期曾经是男子的奴隶的意见，是我们从18世纪启蒙时代所继承下来的最荒谬的观念之一。在一切蒙昧人中，在一切处于野蛮时代低级阶段、中级阶段、部分地也处于高级阶段的野蛮人中，妇女不仅居于自由的地位，而且居于受到高度尊敬的地位。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3月底—5月26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3页。

　　根据母权制，就是说，当世系还是只按女系计算的时候，并根据氏族内最初的继承制度，氏族成员死亡以后是由他的同氏族亲属继承的。财产必须留在氏族以内。最初，由于构成财产的物品不多，在实践上大概就转归最亲近的同氏族亲属所有，就是说，转归母方的血缘亲属所有。但是，男性死者的子女并不属于死者的氏族，而是属于他们的母亲的氏族；最初他们是同母亲的其他血缘亲属共同继承母亲的，后来，可能就首先由他们来继承了；不过，他们不能继承自己的父亲，因为他们不属于父亲的氏族，而父亲的财产应该留在父亲自己的氏族内。所以，畜群的所有者死亡以后，他的畜群首先应当转归他的兄弟姊妹和他的姊妹的子女所有，或者转归他母亲的姊妹的子女所有。他自己的子女是不许继承的。

　　因此，随着财富的增加，它便一方面使丈夫在家庭中占居比妻子更重要的地位；另一方面，又产生了利用这个增强了的地位来改变传统的继承制度使之有利于子女的意图。但是，当世系还是按母权制来确定的时候，这是不可能的。因此，必须废除母权制，而它也就被废除了。这并不象我们现在所想象的那样困难，因为这一革命——人类所经历过的最激进的革命之一，——并不需要侵害到任何一个活着的氏族成员。氏族的全体成员都仍然能够保留下来，和以前一样。只要有一个简单的决定，规定以后氏族男性成员的子女应该留在本氏族内，而女性成员的子女应该离开本氏族，而转到他们父亲的氏族中去，就行了。这样就废除了按女系计算世系的办法和母系的继承权，而确立了按男系计算世系的办法和父系的继承权。这一革命在文化民族中是怎样和在何时发生的，我们毫无所知。它是完全属于史前时代的事……

　　母权制的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丈夫在家中也掌握了权柄，而妻子则被贬低，被奴役，变成丈夫淫欲的奴隶，变成生孩子的简单工具了。妇女的这种被贬低了的地位，在英雄时代，尤其是古典时代的希腊人中间，表现得特别露骨，虽然它逐渐被伪善地粉饰起来，有些地方还披上了较温和的外衣，但是丝毫也没有消除。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3月底—5月16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0—52页。

　　4.一夫一妻制家庭。如上所述，它是在野蛮时代的中级阶段和高级阶段交替的时期从对偶家庭中产生的；它的最后胜利乃是文明时代开始的标志之一。它是建立在丈夫的统治之上的，其明显的目的就是生育确凿无疑的出自一定父亲的子女；而确定出生自一定的父亲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子女将来要以亲生的继承人的资格继承他们父亲的财产。一夫一妻制家庭和对偶婚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婚姻关系要坚固得多，这种关系现在已不能由双方任意解除了。这时通例只有丈夫可以解除婚姻关系，离弃他的妻子。破坏夫妻忠诚这时仍然是丈夫的权利，这一点至少有习俗作保证（拿破仑法典明确地规定丈夫享有这种权利，只要他不把姘妇带到家里来）；而且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这种权利也行使得愈来愈广泛；如果妻子回想起昔日的性的实践而想加以恢复时，她就要受到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严厉的惩罚。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3月底—5月26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7页。

　　在今日的资产阶级中间，缔结婚姻有两种方式。在天主教国家中，父母照旧为年轻的资产阶级儿子选择适当的妻子，其结果自然是一夫一妻制所固有的矛盾得到了最充分的发展：丈夫方面是大肆实行杂婚，妻子方面是大肆通奸。天主教会禁止离婚，恐怕也只是因为它确信对付通奸就象对付死亡一样，是没有任何药物可治的。相反地，在各个新教国家中，通例是允许资产阶级的儿子有或多或少的自由去从本阶级选择妻子；因此，恋爱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成为结婚的基础，而且根据新教伪善的精神，为了体面，也经常以此为前提。在这里，丈夫实行杂婚并不那么厉害，而妻子的通奸也比较少些。不过，在任何婚姻形式下，人们结婚后和结婚前仍然是同样的人，而各个新教国家的资产者又大多数都是些庸人，所以，这种新教的一夫一妻制，即使拿一般最好的场合来看，也只不过是导致被叫做家庭幸福的极端枯燥无聊的夫妇同居罢了。小说就是这两种婚姻方式的最好的镜子：法国的小说是天主教婚姻的镜子；德国的小说是新教婚姻的镜子。在两种场合，“他都有所得”；在德国小说中是青年得到了少女；在法国小说中是丈夫得到了绿帽子。两者之中究竟谁的处境更坏，不是常常都可以弄清楚的。因此，法国资产者害怕德国小说的枯燥，正如德国的庸人害怕法国小说的“不道德”一样。可是，最近，自从“柏林成为世界都市”以来，德国小说也开始不那么胆怯地描写当地早就为人所知的杂婚和通奸了。

　　但是，在这两种场合，婚姻都是由双方的阶级地位来决定的，因此总是权衡利害的婚姻。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3月底—5月26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66—67页。

　　只有在被压迫阶级中间，而在今天就是在无产阶级中间，性爱才可能成为并且确实成为对妇女的关系的常规，不管这种关系是否为官方所认可。不过，在这里，古典的一夫一妻制的全部基础也就除去了。在这里没有任何财产，而一夫一妻制和男子的统治原是为了保存和继承财产而建立的；因此，在这里也就没有建立男子统治的任何刺激了。况且，在这里也没有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维护男子统治的资产阶级法权，只是为了有产者和为了他们同无产者的相互关系而存在的；是要钱的，而因为工人贫穷的缘故，它对于工人对他的妻子的关系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在这里，起决定作用的完全是另一种个人的和社会的关系。此外，自从大工业迫使妇女走出家庭，进入劳动市场和工厂，而且往往把她们变为家庭的供养者以后，在无产者家庭中，除了自一夫一妻制出现以来就扎下了根的对妻子的虐待也许还遗留一些以外，男子的统治的最后残余也已失去了任何基础。这样一来，无产者的家庭，甚至在最热烈的爱情和双方都保持最牢固的忠实的情况下，也不管有可能得到什么宗教的和世俗的祝福，也不再是严格意义上的一夫一妻制的家庭了。所以，一夫一妻制的经常伴侣——杂婚和通奸，在这里只有极其微小的作用；妻子事实上收回了离婚的权利，当双方不能和睦相处时，他们就宁愿分离。一句话，无产者的婚姻之为一夫一妻制，是在这个名词的词源学意义上说的，决不是在这个名词的历史意义上说的。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3月底—5月26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67—68页。

　　这样，我们便有了三种主要的婚姻形式，这三种婚姻形式大体上与人类发展的三个主要阶段相适应。群婚制是与蒙昧时代相适应的，对偶婚制是与野蛮时代相适应的，以通奸和卖淫为补充的一夫一妻制是与文明时代相适应的。在野蛮时代高级阶段，在对偶婚制和一夫一妻制之间，插入了男子对女奴隶的统治和多妻制。

　　以上全部论述证明，在这种顺序中所表现的进步，其特征就在于，妇女愈来愈被剥夺了群婚的性的自由，而男性却没有被剥夺。的确，群婚对于男子到今天事实上仍然存在着。凡在妇女方面被认为是犯罪并且要引起严重的法律后果和社会后果的一切，对于男子却被认为是一种光荣，至多也不过被当作可以欣然接受的道德上的小污点。但是，自古就有的杂婚制现在在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影响下愈是变化，愈是适应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愈是变为露骨的卖淫，它在道德上的腐蚀作用也就愈大。而且它在道德上对男子的腐蚀，比对妇女的腐蚀要厉害得多。卖淫只是使妇女中间不幸成为受害者的人堕落，而且即令她们也远没有堕落到普通所想象的那种程度。与此相反，它败坏着全体男子的品格。所以，举例来说，长期的未婚夫状态，十之八九都是婚后不忠实的真正的预备学校。

　　但是，我们现在正在走向一种社会变革，那时，一夫一妻制的迄今存在的经济基础，以及它的补充物即卖淫的基础，不可避免地都要消失。一夫一妻制的产生是由于，大量财富集中于一人之手，并且是男子之手，而且这种财富必须传给这一男子的子女，而不是传给其他任何人的子女。为此，就需要妻子方面的一夫一妻制，而不是丈夫方面的一夫一妻制，所以这种妻子方面的一夫一妻制根本没有妨碍丈夫的公开的或秘密的多偶制。但是，行将到来的社会变革至少将把绝大部分耐久的、可继承的财富——生产资料——变为社会所有，从而把这一切传授遗产的关切减少到最低限度。可是，既然一夫一妻制是由于经济的原因而产生的，那末当这种原因消失的时候，它是不是也要消失呢？

　　可以不无理由地回答：它不仅不会消失，而且相反地，只有那时它才能十足地实现。因为随着生产资料转归社会所有，雇佣劳动、无产阶级、从而一定数量的——用统计方法可以计算出来的——妇女为金钱而献身的必要性，也要消失了。卖淫将要消失，而一夫一妻制不仅不会终止其存在，而且最后对于男子也将成为现实。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3月底—5月26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70—72页。

　　第二十一个问题：共产主义制度对家庭将产生什么影响？答：两性间的关系将成为仅仅和当事人有关而社会勿需干涉的私事。这一点之所以能实现，是由于废除私有制和社会负责教育儿童的结果，因此，由私有制所产生的现代婚姻的两种基础，即</PGN0148.TXT/PGN>妻子依赖丈夫、孩子依赖父母，也会消灭。这也是对道貌岸然的市侩关于共产主义公妻制的悲鸣的回答。公妻制完全是资产阶级社会特有的现象，现在的卖淫就是这种公妻制的充分表现。卖淫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它将随着私有制的消失而消失。因此，共产主义组织并不实行公妻制，正好相反，它要消灭公妻制。

　　恩格斯：《共产主义原理》（1847年10月底—11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24页。

　　（二）氏族和部落。古代欧洲的几种社会关系形式氏族和部落氏族在蒙昧时代中级阶段发生，在高级阶段继续发展起来，就我们所有的资料来判断，到了野蛮时代低级阶段，它便达到了全盛时代。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3月底—5月26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54页。

　　摩尔根举出易洛魁人的氏族，特别是塞讷卡部落的氏族，作为这种原始氏族的古典形式。这个部落内有八个氏族，都以动物的名称命名：（1）狼，（2）熊，（3）龟，（4）海狸，（5）鹿，（6）鹬，（7）苍鹭，（8）鹰。每个氏族内都盛行以下的习俗：

　　1.氏族推选一个酋长（平时的首脑）和一个首领（军事领袖）。酋长必须从本氏族成员中选出，他的职位在氏族内世袭，亦即一有空缺，必须立刻重新补上；军事首领，也可以从氏族以外的人中选出，有时他的职位可以暂缺。由于易洛魁人奉行母权制，因而酋长的儿子属于别一氏族，所以从不选举前一酋长的儿子做酋长，而是往往选举他的兄弟做酋长，或者选举他的姊妹的儿子做酋长。所有的人，无论男女，都参加选举。不过选举须经其余七个氏族确认，只有在这以后，当选为酋长的人才正式就职，就职仪式则由全易洛魁联盟的总议事会举行。这样做的意义，在后面就可以看出来。酋长在氏族内部的权力，是父亲般的、纯粹道德性质的；他手里没有强制的手段。此外，由于他的职位，他也是塞讷卡部落议事会以及全体易洛魁人联盟的议事会的成员。军事首领仅仅在出征时才能发布命令。

　　2.氏族可以任意撤换酋长和军事首领。这仍是由男女共同决定的。被撤换的人，此后便象其他人一样成为普通战士，成为私人。此外，部落议事会也可以甚至违反氏族的意志而撤换酋长。

　　3.氏族的任何成员都不得在氏族内部通婚。这是氏族的根本规则，维系氏族的纽带；这是极其肯定的血缘亲属关系的否定表现，赖有这种血缘亲属关系，它所联合起来的个人才成为一个氏族。摩尔根由于发现了这个简单的事实，就第一次阐明了氏族的本质。从前关于蒙昧人和野蛮人的报告，把构成氏族制度的各种集团，糊里糊涂地、不加分别地混为一谈，统称为部落、克兰、宗族等等，而且往往说，在这种集团内部禁止通婚，这证明以前人们对于氏族的本质是多么不了解。这便造成了一种不可救药的混乱，麦克伦南先生就在这个混乱中得以充当拿破仑，用强力的判决建立了这样的秩序：一切部落分为部落内部禁止通婚的（外婚制的）和许可通婚的（内婚制的）两种。他这样把问题彻底混淆以后，便埋头于最深沉的研究中，去探讨在他的两个荒诞无稽的范畴中，究竟哪一种较古：是外婚还是内婚。自从发现了那以血缘亲属关系为基础的，因此其成员间不能通婚的氏族之后，这种荒谬的说法就不攻自破了。不言而喻，在我们所见到的易洛魁人所处的那种发展阶段上，氏族内部禁止通婚是被严格遵守着的。

　　4.死者的财产转归其余的同氏族人所有，它必须留在氏族中。由于易洛魁人所能遗留的东西为数很少，所以他的遗产就由他最近的同氏族亲属分享；男子死时，由他的同胞兄弟、姊妹以及母亲的兄弟分享；妇女死时，由她的子女和同胞姊妹而不是由她的兄弟分享。根据同一理由，夫妇不能彼此继承，子女也不得继承父亲。

　　5.同氏族人必须相互援助、保护，特别是在受到外族人伤害时，要帮助报仇。个人依靠氏族来保护自己的安全，而且也能作到这一点；凡伤害个人的，便是伤害了整个氏族。因而，从氏族的血族关系中便产生了那为易洛魁人所绝对承认的血族复仇的义务。假使一个氏族成员被外族人杀害了，那末被害者的全氏族必须实行血族复仇。起初是试行调解；行凶者的氏族议事会开会，大抵用道歉与赠送厚礼的方式，向被害者的氏族议事会提议和平了结事件。如果提议被接受，事情就算解决了。否则，受害的氏族就指定一个或几个复仇者，他们的义务就是去寻出行凶者，把他杀死。如果这样做了，行凶者的氏族也没有诉怨的权利，事情就算了结了。

　　6.氏族有一定的名称或一套名称，在全部落内只有该氏族才能使用这些名称，因此，氏族个别成员的名字，也就表明了他属于哪一氏族。氏族的名称一开始就同氏族的权利密切联系在一起。

　　7.氏族可以收养外人入族，并用这个办法吸收他们为整个部落的成员。这样，未杀死的俘虏，由于被一个氏族收养入族，就成为塞讷卡部落的成员，从而获得了氏族和部落的一切权利。收养外人入族的事情，是根据氏族的个别成员的提议而实行的：男子可以提议收养外人为兄弟或姊妹；女子可以提议收养外人为自己的孩子；为了确认这种收养，必须举行入族典礼。某些因特殊情形而人丁不旺的氏族，常常由于大批收养别一氏族（得到它的同意）的人入族而重新兴旺起来。在易洛魁人中间，入族典礼是在部落议事会的公共集会上举行的，实际上已经把它变为一种宗教仪式。

　　8.印第安人的氏族有无特殊的宗教节日，很难确定；不过印第安人的宗教仪式多少都是和氏族联系在一起的。在易洛魁人的每年六个宗教节日期间，各个氏族的酋长和军事首领，由于他们的职位，都被列在“信仰守护人”以内，而执行祭司的职能。

　　9.氏族有着共同的墓地。纽约州境内四周都为白种人包围的易洛魁人，他们的墓地现在已经绝迹了，但从前是存在过的。在其他印第安人中间，这种墓地还保存着；例如，和易洛魁人有近亲关系的吐斯卡罗腊人，他们虽然是基督徒，但在墓地上，每一氏族都独成一排，所以，总是把母亲而不是把父亲和孩子埋在一排。而在易洛魁人中间，死者的全氏族都要参加葬仪，安排坟墓，宣读悼词等等。

　　10.氏族有议事会，它是氏族的一切成年男女享有平等表决权的民主集会。这种议事会选举、撤换酋长和军事首领，以及其余的“信仰守护人”；它作出为被杀害的氏族成员接受赎金（Wergeld）或实行血族复仇的决定；它收养外人加入氏族。总之，它是氏族的最高权力机关。

　　典型的印第安人氏族的职能就是这样。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3月底—5月26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81—84页。

　　正如几个氏族组成一个胞族一样，几个胞族就古典形式来说则组成一个部落；而那些大大衰微的部落则往往没有胞族这种中间环节。那末，美洲印第安人部落有什么特征呢？

　　1.有自己的地区和自己的名称。每一部落除自己实际居住的地方以外，还占有广大的地区供打猎和捕鱼之用。在这个地区之外，还有一块广阔的中立地带，一直延伸到邻近部落的地区边上；在语言接近的各部落中间，这种中立地带比较狭小，在语言不接近的各部落中间，中立地带比较大。这种地带跟德意志人的边境森林、凯撒的苏维汇人在他们地区四周所设的荒地相同；

　　这也跟丹麦</PGN0152.TXT/PGN>人和德意志人之间的$Isarnholt（丹麦语为jarnved，limesDani-cus）、德意志人和斯拉夫人之间的萨克森森林和branibor（斯拉夫语，意即“防卫林”，勃兰登堡这一名称即由此而来）相同。由这种不确定的疆界隔开的地区，乃是部落的公有土地，而为相邻部落所承认，并由部落自己来防卫，以免他人侵占。疆界的不确定，多半仅在人口大量增加的时候，才会在实际上感到不方便。部落的名称，看来多半是偶然发生，而不是有意选择的。随着时间的进展，往往一个部落被邻近各部落取了另外的名称，与该部落给自己取的名称不同，象德意志人的最初的历史的总称“日耳曼人”是由克尔特人给他们取的一样。

　　2.有独特的、仅为这个部落所有的方言。事实上，部落和方言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因分裂而形成新部落与新方言的事情，不久以前还在美洲发生，即至今日，也未必完全停止。在两个衰落的部落合而为一的地方，有时例外地在同一个部落内说着两种极为相近的方言。美洲各部落的平均人数在2000人以下；但是彻罗基部落却有26000人，这是在合众国说同一方言的数目最多的印第安人。

　　3.有宣布氏族所选出的酋长和军事首领正式就职的权利。

　　4.有撤换他们的权利，甚至可以违反他们氏族的愿望而撤换他们。由于这些酋长和军事首领都是部落议事会的成员，部落对待他们有这种权利是当然的。凡已经组成部落联盟以及加入该联盟的一切部落都有代表参加联盟议事会的地方，上述权利便转归联盟议事会了。

　　5.有共同的宗教观念（神话）和崇拜仪式。

　　“印第安人，是一个按照野蛮人方式信教的民族。”

　　他们的神话迄今还远没有批判地加以研究；他们已经给自己的宗教观念——各种精灵——赋予人的形象，但是他们还处在野蛮时代低级阶段，所以还不知道具体的造像，即所谓偶像。这是一种正向多神教发展的对大自然与自然力的崇拜。各部落各有其正规的节日和一定的崇拜形式，即舞蹈和竞技；舞蹈尤其是一切宗教祭典的主要组成部分；每一部落各自庆祝自己的节日。

　　6.有讨论公共事务的部落议事会。它是由各个氏族的酋长和军事首领组成的——这些人是氏族的真正代表，因为他们是随时都可以撤换的；议事会公开开会，四周围着部落的其余成员，这些成员有权加入讨论和发表自己的意见；决议则由议事会作出。按照通例，每个出席的人都可以随意发表意见，妇女也可以通过她们所选定的发言人陈述自己的意见。在易洛魁人中间，最后的决定需要一致通过，跟德意志人的马尔克公社在解决某些问题时一样。特别是，调整同其他部落的关系也包括在部落议事会的权限之内；部落议事会接受和派遣使者，宣战及媾和。要是发生战争，大半都由志愿兵来进行。在原则上，每一个部落只要没有同其他部落订立明确的和平条约，它同这些部落便都算是处在战争状态。反对这种敌人的军事行动，多半由一些优秀的战士来组织；这些战士发起一个战争舞蹈，凡参加舞蹈的人，就等于宣告加入了出征队，队伍便立刻组织起来，即时出动。部落的领土若被侵犯，其防卫也多半由志愿兵来担任。这种队伍的出发和归来，总要举行公共的典礼。这种出征并不需要得到部落议事会的同意，没有人去征求这种同意，也没有人给予这种同意。这正和塔西佗所记述的德意志人扈从队伍的私人出征一样，不过德意志人的扈从队伍，已具有比较经常的性质，而成为一种在平时也有组织，在战时团结其他志愿兵的强固核心了。这种武装队伍的人数一般不多；印第安人的最重要的出征，即使到距离很远的地方去，也是由不大的战斗力量来进行的。假如有几支这样的队伍为了一次大规模战事而联合起来时，其中每支队伍只服从它自己的首领；作战计划的统一，在某种程度上由这些首领的议事会来保证。据阿米亚努斯·马尔塞利努斯的记载，四世纪阿勒曼尼人在上莱茵的作战方法，就是如此。

　　7.在有些部落中间，有一个最高的首领，但他的权力并不大。他是酋长之一，当需要紧急行动时，他应当在议事会召集会议做出最后决定之前采取临时的措施。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种具有执行权力的官员的微弱萌芽，不过它在进一步发展方面多半都没有结果；这种官员，如我们在后面将要看到的，虽不是到处，但在多数场合，都是由最高军事首长发展来的。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3月底—5月26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86—89页）。

　　绝大多数的美洲印第安人，都没有超过联合为部落的阶段。他们的人数不多的部落，彼此由广大的边境地带隔离开来，而且为不绝的战争所削弱，这样他们就以少数的人口占有辽阔的地面。亲属部落间的联盟，常因暂时的紧急需要而结成，随着这一需要的消失即告解散。但在个别地方，最初本是亲属部落的一些部落从分散状态中又重新团结为永久的联盟，这样就朝民族［Nation］的形成跨出了第一步。在合众国，我们在易洛魁人中间，便可以见到这种联盟的最发达的形式。他们从密西西比河以西的地方（在这里，他们大概是很大的达科塔族的一个分支）迁移出来，经过长期漂泊才定居在今日的纽约州，并分成了5个部落：塞讷卡，卡尤加，奥嫩多加，欧奈达及摩霍克。他们以捕鱼、打猎及原始园艺为业；住在大半用栏栅防卫起来的村落中。他们的人数从未超过二万；五个部落中有几个共同的氏族；他们说着同一种语言的非常近似的方言，占有互相连结的、为五个部落所瓜分的地区。因为这个地区是他们不久以前才征服来的，所以这些部落惯于团结起来对付被他们驱逐的部落，是自然而然的事。这样至迟到15世纪初，就发展成为一种真正的“永世联盟”，这种联盟，一经意识到它所具有的力量，便立刻具有了进攻的性质，在1675年前后，当它达到了极盛的时候，便征服了它四周的广大土地，把这些地方上的居民一部分驱逐出境，一部分使之纳贡。易洛魁人联盟是尚未越过野蛮时代低级阶段的印第安人（因而，墨西哥人，新墨西哥人和秘鲁人除外）所曾达到的最进步的社会组织。联盟的基本特点如下：

　　1.五个血缘亲属部落以在部落的一切内部事务上完全平等和独立为基础，结成永世联盟。这种血缘亲属关系是联盟的真实基础。五个部落中有三个称为父亲部落，互为兄弟部落；其余两个称为儿子部落，也互为兄弟部落。有三个氏族——最老的——在五个部落中都还存在着，另外有三个氏族在三个部落中都还存在着；这些氏族中的每一个氏族，其成员在所有五个部落中都被认为是兄弟。仅在方言上有差异的共同语言，便是共同世系的表现和证明。

　　2.联盟的机关是联盟议事会，由50个地位和权限平等的酋长组成；这个议事会对联盟的一切事务作最后的决定。

　　3.这50个酋长，在联盟成立时，被分配在各部落和氏族中，担任专为联盟目的而设立的新的公职。当出现缺位时，有关的氏族便重新进行选举，同时有关的氏族也可以随时把他们撤换下来；不过委任权则属于联盟议事会。4.联盟的这些酋长们，在他们各自的部落中也是酋长，享有参加部落议事会和表决的权利。5.联盟议事会的一切决议，须经全体一致通过。

　　6.表决是按部落举行的，这样，每个部落以及每个部落内的议事会全体成员，都必须一致赞成，决议才算有效。

　　7.五个部落议事会中每一个都可以召集联盟议事会，但联盟议事会本身不得自行召集。

　　8.会议在聚集起来的民众面前公开举行，每个易洛魁人都可以发言；但只有议事会才能作决定。

　　9.联盟没有一长制首长，即没有主掌执行权的首脑。

　　10.但联盟有两个具有平等职能和平等权力的最高军事首长（类似斯巴达人的两“王”，罗马的两执政官）。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3月底—5月26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89—91页。

　　古代欧洲的几种社会关系形式

　　为了正确地理解随后发生的篡夺，首先必须弄清楚什么是克兰。克兰是社会生活的这样一种形式，它在历史发展的整个过程中比封建制度低一整个阶段。换言之，它是属于家长制社会制度的。《Klaen》按盖尔语的意思就是“子女”。苏格兰盖尔人的一切风俗和传统都基于一个前提，即克兰的所有成员都属于同一亲系。“大人”——克兰的首领，一方面握有无上的权力，而另一方面他只限于在血缘亲属之内行使自己的权利，任何一个氏族［family］的只首领都是如此。某一克兰，即氏族，所居住的地区就属于该氏族，正如俄国的农民公社所占用的土地不属于个别农民而属于整个公社一样。可见，所在地区是氏族的公有财产。在这种制度下，现代意义上的私有财产是谈不上的，同样，克兰成员的社会地位同生活在我们现代社会条件下的个人的地位也是无法相比的。土地是按克兰各个成员的军事职能来划分和分配的。首领依据各个人的军事能力赐给他们一定的份地，他可以自行决定增加或削减族长的封地，而这些族长也可以在自己的大小家臣之间分配地段。但是，整个地区永远是克兰的财产，无论个人的奢望多么容易起变化，封地的条件是固定不变的；同样，战争贡税或向首领缴纳的贡税同样也是永不增加的，首领是战时的指挥官，同时又是平时的最高统治者。一般说来，每一块地段是由交纳固定贡税的同一个家族世世代代耕种的。这种贡税不大，这与其说是现代意义上的地租或一般的收入来源，还不如说是表示承认“大人”和从属于他的族长的最高权力而缴纳的贡物。直接从属于“大人”的族长称为“塔克斯缅”［《taksmen》］，委托他们管理的土地叫“塔克”[《tak》]。“塔克斯缅”则管辖充当各村头目人的下级仆役，而这些仆役又管辖农民。

　　由此可见，克兰不外是按军队方式组织起来的氏族，同任何氏族一样，它很少用法律来规定什么，而是受着各种传统的强烈约束。在任何情况下，土地都是氏族的财产，在氏族内部，尽管有血缘关系，但是人们之间也有地位上的差别，正象所有古代亚洲的氏族公社一样。

　　马克思：《选举。——财政困难。——萨特伦德公爵夫人和奴隶制》（1853年1月21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571—572页。

　　马尔克制度，直到中世纪末，依然是日耳曼民族几乎全部生活的基础。这种制度在存在了1500年之后，终于由于纯粹的经济原因而逐渐没落下去了。它之所以瓦解，是因为它再也不能继续适应经济上的进步。我们将在下面探讨它的衰败以及最终的灭亡。我们将会看到，这一制度的残余在今日还继续存在。

　　但是，马尔克制度能够维持这么久，是靠了它的政治意义。它在数百年间曾经是体现各日耳曼部落的自由的形式。后来它却变成了上千年之久的人民受奴役的基础。

　　恩格斯：《法兰克时代》（1881—1882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539页。

　　马尔克社员除了拥有平等的土地份额和平等的使用权以外，当初他们在马尔克内部在参加立法、管理和裁判方面，都拥有同等的机会。他们定期地或经常地（如有必要）举行露天集会，商定马尔克的事务，审判马尔克中的不法行为和纷争。这是古老的但是小规模的日耳曼人的民众大会，而所谓民众大会，当初也不过是一个大规模的马尔克集会罢了。也制定法律（虽然只是在少有的十分必要的情况下），也推举公职人员，也检查公职人员执行职务的情形，但主要还是宣判。主席只能提出问题，判决由到会的全体社员决定。

　　马尔克制度，在古代，在那些没有酋长的日耳曼部落里，几乎是唯一的制度。

　　恩格斯：《马尔克》（1882年9月中—12月上半月）。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59—360页。

　　有两个自发产生的事实，支配着一切或者几乎一切民族的古代历史：民族按亲属关系的划分和土地公有制。日耳曼人的情况也是如此。他们从亚洲带来了这种按部落、亲族和氏族的划分，他们在罗马时代编制战斗队时就使有近亲关系的人总是并肩作战，所以，当他们占领莱茵河以东和多瑙河以北这一带新领土的时候，也受到了这种划分的支配。各个部落在这个新地区里定居下来，但这不是任意的或偶然的，而是象凯撒所明白指出的那样，以部落成员的亲属关系为依据的。亲属关系较近的较大集团，分配到一定的地区，在这个地区里面，一些包括若干家庭的氏族，又按村的形式定居下来。几个有亲属关系的村，构成一个百户（古代高地德意志语为huntari，古代斯堪的那维亚语为heradh），几个百户构成一个区［Gau］。区的总和便是民族自身了。村没有留用的土地，成都归百户支配。没有分配给百户的土地，都归区管辖。如果还有可以使用的土地（大多面积极大），则归全民族直接掌管。例如，我们在瑞典，就可以看到上述各种层次的公社占有制同时并存着。每一个村都有村公有地（bysalm&a&nningar）。此外，还有百户公有地（h&a&rads）、区公有地或州（lands）公有地；最后，还有归全民族的代表者国王支配的民族公有地，在这里叫做konungsalm&a&nningar〔王有地〕。不过，所有这些，连王有地在内，都可以统称为alm&a&n-ningar或Allmenden，即公有地。

　　古代瑞典的这种公有地制度，就其精确的划分来看，无论如何是属于较晚的发展阶段的。如果它曾经以这种形态在德国存在过，那也是很快就消灭了的。由于人口的激增，在划归每一个村的极其广阔的土地上，也就是在马尔克里面，产生了一批女儿村，它们作为权利平等或者权利较小的村，跟母村一起，构成一个统一的马尔克公社。因此，我们在德国，在史料所能追溯的范围内，到处可以看到，有或多或少的村联合成一个马尔克公社。但在这种团体之上，至少在初期，还有百户或区这种较大的马尔克团体。最后，为了管理归民族直接占有的土地和监督在它领土以内的下级马尔克，整个民族在最初阶段构成一个统一的大马尔克公社。

　　恩格斯：《马尔克》（1882年9月中—12月上半月）。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53—354页。

　　采邑，也就是我们现在打算比较详细研究的这一种新制度，还不就是以后的封地，但已经是它的萌芽。采邑的授予，一开始就以封主和受封者双方共同的生存时间为限。双方有一方死亡，它便归还所有人或其继承人。旧有关系的更新，必须重新履行一次授予受封者或其继承人的手续。可见，按照以后的说法，采邑在封主死亡时，要归还封主［Thronfall］，在受封者死亡时，也要归还封主［Heimfall］。封主死亡归还封主这一办法，不久便取消了；大的受采邑者甚至比国王还强大。至于受封者死亡归还封主这一办法，往往早已改为授予原受采邑者的继承人了。在奥顿附近的一个帕特里西阿克庄园（佩西），由查理·马尔泰尔作为采邑授予希尔德布兰，在他这一家里，父子相传，经过四代，直到839年，国王方才把这个庄园的全部所有权赐给第四代受采邑者的一个弟兄。象这样的例子，在八世纪中叶以后并不少。

　　恩格斯：《法兰克时代》（1881—1882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549页。

　　（三）在文明社会人们的一切相互关系中，经济关系是原始的、具有决定性的关系文明社会发展过程是在相互作用的形式中进行的，其中经济运动是原始的、具有决定性的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影响并对经济基础发生影响。并不是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而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这是在归根到底不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经济必然性的基础上的互相作用。

　　恩格斯：《致瓦·博尔吉乌斯（1894年1月25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06页。

　　如果巴尔特认为我们否认经济运动的政治等等反映对这个运动本身的任何反作用，那他就简直是跟风车作斗争了。他只须看看马克思的《雾月十八日》99900270_0161_0，那里谈到的几乎都是政治斗争和政治事件所起的特殊作用，当然是在它们普遍依赖于经济条件的范围内。或者看看《资本论》，例如关于工作日的那一篇，那里表明，肯定是政治行动的立法起着多么重大的作用。或者看看关于资产阶级的历史的那一篇（第二十四章）。如果政治权力在经济上是无能为力的，那末我们又为什么要为无产阶级的政治专政而斗争呢？暴力（即国家权力）也是一种经济力量！

　　所有这些先生们所缺少的东西就是辩证法。他们总是只在这里看到原因，在那里看到结果。他们从来看不到：这是一种空洞的抽象，这种形而上学的两极对立在现实世界中只是在危机时期才有，整个伟大的发展过程是在相互作用的形式中进行的（虽然相互作用的力量很不均衡：其中经济运动是更有力得多的、最原始的、最有决定性的），这里没有任何绝对的东西，一切都是相对的。对他们说来，黑格尔是不存在的……

　　恩格斯：《致康·施米特（1890年10月27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86—487页。

　　在现代历史中至少已经证明：任何政治斗争都是阶级斗争，而任何争取解放的阶级斗争，尽管它必然地具有政治的形式（因为任何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归根到底都是围绕着经济解放进行的……

　　但是，既然甚至在拥有巨量生产资料和交通工具的现代，国家都不是一个具有独立发展的独立领域，而它的存在和发展归根到底都应该从社会的经济生活条件中得到解释，那末，以前的一切时期就必然更是这样了，那时人们物质生活的生产还没有使用这样丰富的辅助手段来进行，因而这种生产的必要性必不可免地在更大程度上支配着人们。既然在今天这个大工业和铁路的时代，国家总的说来还只是以集中的形式反映了支配着生产的阶级的经济需要，那末，在以前的时代，国家就必然更加是这样了，那时每一代人都要比我们今天更多得多地耗费一生中的时间来满足自己的物质需要，因而要比我们今天更多地依赖于这种物质需要。对从前各个时代的历史的研究，只要在这方面是认真进行的，都会最充分地证实这一点；但是，不用说，在这里不能进行这种研究了。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7—248页。

　　其实，如果资产阶级从政治上即利用国家权力来“维持财产关系上的不公平”，它是不会成功的。“财产关系上的不公平”以现代分工、现代交换形式、竞争、积聚等等为前提，决不是来自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相反，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倒是来自这些被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宣布为必然规律和永恒规律的现代生产关系。因此，当使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必然消灭、从而也使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必然颠覆的物质条件尚未在历史进程中、尚未在历史的“运动”中形成以前，即使无产阶级推翻了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它的胜利也只能是暂时的，只能是资产阶级革命本身的辅助因素，如1794年时就是这样。所以，法国的恐怖统治所能起的作用，只是通过自己的猛烈锤击，象施法术一样把全部封建遗迹从法国地面上一扫而光。这样的事情是怯懦的资产阶级在几十年中也办不到的。因此，人民的流血牺牲只是给资产阶级扫清了道路。同样，如果资产阶级实行统治的经济条件没有充分成熟，君主专制的被推翻也只能是暂时的。人们为自己建造新世界，不是如粗俗之徒的成见所臆断的靠“地上的财富”，而是靠他们垂死的世界上历来所创置的产业。他们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首先必须创造新社会的物质条件，任何强大的思想或意志力量都不能使他们摆脱这个命运。

　　马克思：《道德化的批评和批评化的道德》（1847年10月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71—172页。

　　《宣言》中始终贯彻的基本思想，即：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

　　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83年德文版序言》（1883年6月28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32页。

　　正象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茂芜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因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为基础，人们的国家制度、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象过去那样做得相反。

　　恩格斯：《卡尔·马克思的葬仪》（1883年3月18日左右）。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74—375页。

　　经济运动各因素的相互作用中，生产起着支配的决定的作用我们得到的结论并不是说，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是同一的东西，而是说，它们构成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一个统一体内部的差别。生产既支配着与其他要素相对而言的生产自身，也支配着其他要素。过程总是从生产重新开始。交换和消费不能是起支配作用的东西，这是不言而喻的。分配，作为产品的分配，也是这样。而作为生产要素的分配，它本身就是生产的一个要素。因此，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和这些不同要素相互间的一定关系。当然，生产就其单方面形式来说也决定于其他要素。例如，当市场扩大，即交换范围扩大时，生产的规模也就增大，生产也就分</PGN0164.TXT/PGN>得更细。随着分配的变动，例如，随着资本的集中，随着城乡人口的不同的分配等等，生产也就发生变动。最后，消费的需要决定着生产。

　　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导言》（1857年8—9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36—37页。

　　凡是存在着社会规模的分工的地方，单独的劳动过程就成为相互独立的。生产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东西。但是，产品贸易一旦离开生产本身而独立起来，它就会循着本身的运动方向运行，这一运动总的说来是受生产运动支配的，但是在单个的情况下和在这个总的隶属关系以内，它毕竟还是循着这个新因素的本性所固有的规律运行的，这个运动有自己的阶段，并且也反过来对生产运动起作用。美洲的发现是在此以前就已经驱使葡萄牙人到非洲去的那种黄金梦所促成的（参看泽特贝尔《贵金属的生产》），因为十四世纪和15世纪的蓬勃发展的欧洲工业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贸易，都要求有更多的交换手段，而这是德国——1450—1550年的白银大国——所提供不出来的。葡萄牙人、荷兰人和英国人在1500—1800年间侵占印度，目的是要从印度输入，谁也没有想到要向那里输出。但是这些纯粹由贸易利益促成的发现和侵略，终归还是对工业起了很大的反作用：只是由于有向这些国家输出的需要，才创立和发展了大工业。

　　恩格斯：《致康·施米特（1890年10月27

　　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81页。

　　现代统治阶级的特权以及对工人阶级的奴役，都同样是以现行的劳动组织为基础的，现代统治阶级当然要用它拥有的全部工具（其中之一就是现代国家机器）来维护和支持现行的劳动组织。

　　马克思：《工人议会开幕。——英国的军事预算》（1854年3月7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第126页。斯大林的有关论述：

　　人们的生产关系，即经济关系。这里包括：（一）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二）由此产生的各种社会集团在生产中的地位以及他们的相互关系，或如马克思所说的，“互相交换其活动”；（三）完全以它们为转移的产品分配形式。

　　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1952年）。

　　《斯大林选集》下卷第594页。

　　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在于各时代的经济因此，如果要去探究那些隐藏在——自觉地或不自觉地，而且往往是不自觉地——历史人物的动机背后并且构成历史的真正的最后动力的动力，那末应当注意的，与其说是个别人物、即使是非常杰出的人物的动机，不如说是使广大群众、使整个整个的民族、以及在每一民族中间又使整个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动机；而且也不是短暂的爆发和转瞬即逝的火光，而是持久的、引起伟大历史变迁的行动。探讨那些作为自觉的动机明显地或不明显地、直接地或以思想的形式、甚至以幻想的形式反映在行动着的群众及其领袖即所谓伟大人物的头脑中的动因，——这是可以引导我们去探索那些在整个历史中以及个别时期和个别国家的历史中起支配作用的规律的唯一途径。使人们行动起来的一切，都必然要经过他们的头脑；但是这一切在人们的头脑中采取什么形式，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各种情况决定的。现在工人不再象1848年在莱茵河流域那样简单地捣毁机器，但是，这决不是说，他们已经容忍按照资本主义方式应用机器。

　　但是，在以前的各个时期，对历史的这些动因的探究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它们和自己的结果的联系是混乱而隐蔽的，在我们今天这个时期，这种联系已经非常简单化了，因而人们有可能揭开这个谜了。从采用大工业以来，就是说，至少从1815年签订欧洲和约以来，在英国，谁都知道，土地贵族（landedaristocracy）和资产阶级（middleclass）这两个阶级争夺统治的要求，是英国全部政治斗争的中心。在法国，随着波旁王室的返国，同样的事实也被人们意识到了；复辟时期的历史家，从梯叶里到基佐、米涅和梯也尔，总是指出这一事实是理解中世纪以来法国历史的钥匙。而从1830年起，在这两个国家里，工人阶级即无产阶级，已被承认是为争夺统治而斗争的第三个战士。当时关系已经非常简单化，只有故意闭起眼睛的人才看不见，这三大阶级的斗争和它们的利益冲突是现代历史的动力，至少是这两个最先进国家的现代历史的动力。

　　但是这些阶级是怎样产生的呢？初看起来，从前大规模的封建土地占有制的起源，还可以（至少首先是）归于政治原因，归于暴力掠夺，但是这对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来说就不行了。在这里，显而易见，这两个大阶级的起源和发展是由于纯粹经济的原因。而同样明显的是，土地占有制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正如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斗争一样，首先是为了经济利益而进行的，政治权力不过是用来实现经济利益的手段。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是由于经济关系发生变化，确切些说，是由于生产方式发生变化而产生的两个阶级。最初是从行会手工业到工场手工业的过渡，随后又是从工场手工业到使用蒸汽和机器的大工业的过渡，使这两个阶级发展起来了。在一定阶段上，资产阶级使用的新的生产力——首先是分工和许多局部工人在一个综合性手工工场里的联合——以及通过生产力发展起来的交换条件和交换需要，同现存的、历史上继承下来的而且被法律神圣化的生产秩序不相容了，就是说，同封建社会制度的行会特权以及许多其他的个人特权和地方特权（这些特权对于非特权等级来说都是桎梏）不相容了。资产阶级所代表的生产力，起来反抗封建土地占有者和行会师傅所代表的生产秩序；结局是大家都知道的：封建桎梏被打碎了，在英国是逐渐被打碎的，在法国是一下子被打碎的，在德国还没有被打碎。但是，正象工场手工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曾经和封建的生产秩序发生冲突一样，大工业现在已经同代替封建生产秩序的资产阶级生产秩序相冲突了。被这种秩序、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狭隘范围所束缚的大工业，一方面使全体广大人民群众愈来愈无产阶级化，另一方面生产出愈来愈多的没有销路的产品。生产过剩和大众的贫困，两者互为因果，这就是大工业所陷入的荒谬的矛盾，这个矛盾必然地要求通过改变生产方式来使生产力摆脱桎梏。

　　因此，在现代历史中至少已经证明：任何政治斗争都是阶级斗争，而任何争取解放的阶级斗争，尽管它必然地具有政治的形式（因为任何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归根到底都是围绕着经济解放进行的。因此，至少在这里，国家，政治制度是从属的东西，而市民社会，经济关系的领域是决定性的因素。从传统的观点看来（这种观点也是黑格尔所尊崇的），国家是决定性的因素，市民社会是被国家决定的因素。表面现象是和这种看法符合的。就个别人说，他的行动的一切动力，都一定要通过他的头脑，一定要转变为他的愿望的动机，才能使他行动起来，同样，市民社会的一切要求（不管当时是哪一个阶级统治着），也一定要通过国家的愿望，才能以法律形式取得普遍效力。这是问题的形式方面，这方面是不言而喻的；不过要问一下，这个仅仅是形式上的愿望（不论是个别人的或国家的）有什么内容呢？这一内容是从哪里来的呢？为什么人们所期望的正是这个而不是别的呢？在寻求这个问题的答案时，我们就发现，在现代历史中，国家的愿望总的说来是由市民社会的不断变化的需要，是由某个阶级的优势地位，归根到底，是由生产力和交换关系的发展决定的。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5—247页。

　　唯物主义历史观从下述原理出发：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在每个历史地出现的社会中，产品分配以及和它相伴随的社会之划分为阶级或等级，是由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以及怎样交换产品来决定的。所以，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在人们的头脑中，在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经济学中去寻找。对现存社会制度的不合理和不公平、对“理性化为无稽，幸福变成苦痛”的日益清醒的认识，只是一种征象，表示在生产方法和交换形式中已经静悄悄地发生了变化，适合于早先的经济条件的社会制度已经不再和这些变化相适应了。同时这还说明，用来消除已经发现的弊病的手段，也必然以多少发展了的形式存在于已经发生变化的生产关系本身中。这些手段不应当从头脑中发明出来，而应当通过头脑从生产的现成物质事实中发现出来。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80年1月—3月上半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24—425页。

　　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究竟是什么呢？是人们交互作用的产物。人们能否自由选择某一社会形式呢？决不能。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commerce］和消费形式。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就会有一定的社会制度、一定的家庭、等级或阶级组织，一句话，就会有一定的市民社会。有一定的市民社会，就会有不过是市民社会的正式表现的一定的政治国家。这就是蒲鲁东先生永远不了解的东西，因为，当他从诉诸国家转而诉诸社会，即从诉诸社会的正式表现转而诉诸正式社会的时候，他竟认为他是在完成一桩伟大的事业呢。

　　马克思：《致巴·瓦·安年柯夫（1846年12月28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20—321页。

　　马克思不仅得出同样的看法，并且在《德法年鉴》（1844年）里已经把这些看法概括成如下的意思：决不是国家制约和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制约和决定国家，因而应该从经济关系及其发展中来解释政治及其历史，而不是相反。

　　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1885年10月8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92页。

　　（四）政治关系的积极作用

　　政治关系的相对独立性。政治上层建筑各因素相互影响并对经济基础产生作用可是社会的政治结构决不是紧跟着社会的经济生活条件的这种剧烈的变革发生相应的改变。当社会日益成为资产阶级社会的时候，国家制度仍然是封建的。大规模的贸易，特别是国际贸易，尤其是世界贸易，要求有自由的、在行动上不受限制的商品所有者，他们作为商品所有者来说是有平等权利的，他们根据对他们来说全都平等的（至少在各该当地是平等的）权利进行交换。从手工业到工场手工业的转变，要有一定数量的自由工人——所谓自由，一方面是他们解脱了行会的束缚，另一方面是他们失去了独立使用自己的劳动力所必需的资料——为前提，他们可以和厂主订立契约出租他们的劳动力，因而作为缔约的一方是和厂主权利平等的。最后，所有的人的劳动——因为它们都是人的劳动并且只就这一点而言——的平等和同等效用，不自觉地但最强烈地表现在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价值规律中，根据这一规律，商品的价值是由其中所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来计量的。——但是，当经济关系要求自由和平等权利时，政治制度却每一步都以行会的束缚和特殊的特权同它相对立。地方特权、级差关税以及各种各样的特别法令，不仅在贸易方面打击外国人和殖民地居民，而且还时常打击本国的各类国民；行会特权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都阻挡着工场手工业发展的道路。无论在哪里，道路都不是自由通行的，对资产阶级竞争者来说机会都不是平等的——而自由通行和机会平等是首要的和愈益迫切的要求。

　　一旦社会的经济进步，把摆脱封建桎梏和通过消除封建不平等来确立权利平等的要求提到日程上来，这种要求就必定迅速地获得更大的规模。虽然这一要求是为了工业和商业的利益提出的，可是也必须为广大农民要求同样的平等权利，农民受着各种程度的奴役，直到完全成为奴隶，他们必须把自己极大部分的劳动时间无偿地献给仁慈的封建领主，此外，还得向领主和国家缴付无数的代役租。另一方面，也不能不要求废除封建特惠、贵族免税权以及个别等级的政治特权。由于人们不再生活在象罗马帝国那样的世界帝国中，而是生活在那些相互平等地交往并且处在差不多相同的资产阶级发展阶段的独立国家所组成的体系中，所以这种要求就很自然地获得了普遍的、超出个别国家范围的性质，而自由和平等也很自然地被宣布为人权。可以表明这种人权的特殊资产阶级性质的是美国宪法，它最先承认了人权，同时确认了存在于美国的有色人种奴隶制：阶级特权被置于法律保护之外，种族特权被神圣化了。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80年1月—3月上半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44—146页。

　　在上述关于我对生产和商品贸易的关系以及两者和金融贸易的关系的见解的几点说明中，我基本上也已经回答了您关于整个的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问题从分工的观点来看是最容易理解的。社会产生着它所不能缺少的某些共同职能。被指定去执行这种职能的人，就形成社会内部分工的一个新部门。这样，他们就获得了也和授权给他们的人相对立的特殊利益，他们在对这样从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条件导出现代的平等观念，是首先由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作出的。

　　这些人的关系上成为独立的人，于是就出现了国家。然后便发生象在商品贸易中和后来在金融贸易中的那种情形：这新的独立的力量总的说来固然应当尾随生产的运动，然而它由于它本来具有的、即它一经获得便逐渐向前发展了的相对独立性，又反过来对生产的条件和进程发生影响。这是两种不相等的力量的交互作用：一方面是经济运动，另一方面是追求尽可能多的独立性并且一经产生也就有了自己的运动的新的政治权力。总的说来，经济运动会替自己开辟道路，但是它也必定要经受它自己所造成的并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政治运动的反作用，即国家权力的以及和它同时产生的反对派的运动的反作用。正如在金融市场中，总的说来，并且在上述条件之下，是反映出，而且当然是头足倒置地反映出工业市场的运动一样，在政府和反对派之间的斗争中也反映出先前已经存在着并且在斗争着的各个阶级的斗争，但是这个斗争同样是头足倒置地、不再是直接地、而是间接地、不是作为阶级斗争、而是作为维护各种政治原则的斗争反映出来的，并且是这样头足倒置起来，以致需要经过几千年我们才终于把它的真相识破。

　　国家权力对于经济发展的反作用可能有三种：它可以沿着同一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发展得比较快；它可以沿着相反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它现在在每个大民族中经过一定的时期就都要遭到崩溃；或者是它可以阻碍经济发展沿着某些方向走，而推动它沿着另一种方向走，这第三种情况归根到底还是归结为前两种情况中的一种。但是很明显，在第二和第三种情况下，政治权力能给经济发展造成巨大的损害，并能引起大量的人力和物力的浪费。

　　此外，还有侵占和粗暴地毁灭经济资源这样的情况；由于这种情况，从前在一定的环境下某一地方和某一民族的全部经济发展可能完全被毁灭。现在，这种事情大部分都有相反的作用，至少在各大民族中间是如此：战败者最终在经济上、政治上和道义上赢得的东西往往比胜利者更多。

　　恩格斯：《致康·施米特（1890年10月27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82—483页。

　　政治关系也是社会关系。国家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社会分裂为阶级时产生的。国家是整个社会的正式代表，又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器人们的政治关系同人们在其中相处的一切关系一样自然也是社会的、公共的关系。因此，凡是有关人与人的相互关系问题都是</PGN0173.TXT/PGN>社会问题。

　　马克思：《道德化的批评与批评化的道德》（1847年10月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73页。

　　国家决不是从外部强加于社会的一种力量。国家也不象黑格尔所断言的是“伦理观念的现实”，“理性的形象和现实”。勿宁说，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表示：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就是国家。国家和旧的氏族组织不同的地方，第一点就是它按地区来划分它的国民。由血缘关系形成和保持下去的旧的氏族公社，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已经很不够了，这多半是因为它们是以氏族成员与一定地区的联系为前提的，而这种联系早已不复存在。地区依然，但人们已经是流动的了。因此，按地区来划分就被作为出发点，并允许公民在他们居住的地方实现他们的公共权利和义务，不管他们属于哪一氏族或哪一部落。这种按照居住地组织国民的办法，是一切国家共同的。因此，我们才觉得这种办法很自然；但是我们已经看到，当它在雅典和罗马能够代替按血族来组织的旧办法以前，曾经需要进行多么顽强而长久的斗争。

　　第二个不同点，是公共权力的设立，这种公共权力已不再同自己组织为武装力量的居民直接符合了。这个特殊的公共权力之所以需要，是因为自从社会分裂为阶级以后，居民的自动的武装组织已经成为不可能了。奴隶也包括在居民以内；9万雅典公民，对于365000奴隶来说，只是一个特权阶级。雅典民主制的国民军，是一种贵族的、用来对付奴隶的公共权力，它控制奴隶使之服从；但是如前所述，为了也控制公民使之服从，宪兵队也成为必要了。这种公共权力在每一个国家里都存在。构成这种权力的，不仅有武装的人，而且还有物质的附属物，如监狱和各种强制机关，这些东西都是以前的氏族社会所没有的。在阶级对立还没有发展起来的社会和僻远的地区，这种公共权力可能极其微小，几乎是若有若无的，象有时在美利坚合众国的某些地方所看到的那样。但是，随着国内阶级对立的尖锐化，随着彼此相邻的各国的扩大和它们人口的增加，公共权力就日益加强。就拿我们今天的欧洲来看吧，在这里，阶级斗争和侵略竞争已经把公共权力猛增到势将吞食整个社会甚至吞食国家的高度。

　　为了维持这种公共权力，就需要公民缴纳费用——捐税。捐税是以前的氏族社会完全没有的。但是现在我们却十分熟悉它了。随着文明时代的向前进展，甚至捐税也不够了；国家就发行期票，借债，即发行公债。关于这点，老欧洲也已经有不少故事可讲了。

　　官吏既然掌握着公共权力和征税权，他们就作为社会机关而驾于社会之上。从前人们对于氏族制度的机关的那种自由的、自愿的尊敬，即使他们能够获得，也不能使他们满足了；他们作为日益同社会脱离的权力的代表，一定要用特别的法律来取得尊敬，由于这种法律，他们就享有特殊神圣和不可侵犯的地位了。文明国家的一个最微不足道的警察，都拥有比氏族社会的全部机关加在一起还要大的“权威”；但是文明时代最有势力的王公和最伟大的国家要人或统帅，也可能要羡慕最平凡的氏族首长所享有的，不是用强迫手段获得的，无可争辩的尊敬。后者是站在社会之中，而前者却不得不企图成为一种处于社会之外和社会之上的东西。

　　由于国家是从控制阶级对立的需要中产生的，同时又是在这些阶级的冲突中产生的，所以，它照例是最强大的、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国家，这个阶级借助于国家而在政治上也成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因而获得了镇压和剥削被压迫阶级的新手段。因此，古代的国家首先是奴隶主用来镇压奴隶的国家，封建国家是贵族用来镇压农奴和依附农的机关，现代的代议制的国家是资本剥削雇佣劳动的工具。但也例外地有这样的时期，那时互相斗争的各阶级达到了这样势均力敌的地步，以致国家权力作为表面上的调停人而暂时得到了对于两个阶级的某种独立性。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的专制君主制，就是这样，它使贵族和市民等级彼此保持平衡；法兰西第一帝国特别是第二帝国的波拿巴主义，也是这样，它唆使无产阶级去反对资产阶级，又唆使资产阶级来反对无产阶级。使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显得同样滑稽可笑的这方面的最新成就，就是俾斯麦民族的新德意志帝国：在这里，资本家和工人彼此保持平衡，并为了衰落的普鲁士土容克的利益而遭受同等的欺骗。

　　所以，国家并不是从来就有的。曾经有过不需要国家、而且根本不知国家和国家权力为何物的社会。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而必然使社会分裂为阶级时，国家就由于这种分裂而成为必要了。现在我们正在以迅速的步伐走向这样的生产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上，这些阶级的存在不仅不再必要，而且成了生产的直接障碍。阶级不可避免地要消失，正如它们从前不可避免地产生一样。随着阶级的消失，国家也不可避免地要消失。以生产者自由平等的联合体为基础的、按新方式来组织生产的社会，将把全部国家机器放到它应该去的地方，即放到古物陈列馆去，同纺车和青铜斧陈列在一起。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底—5月26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66—168、170页。

　　到目前为止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着的社会，都需要有国家，即需要一个剥削阶级的组织，以便维持它的外部的生产条件，特别是用暴力把被剥削阶级控制在当时的生产方式所决定的那些压迫条件下（奴隶制、农奴制或依附农制、雇佣劳动制）。国家是整个社会的正式代表，是社会在一个有形的组织中的集中表现，但是，说国家是这样的，这仅仅是说，它是当时独自代表整个社会的那个阶级的国家：在古代是占有奴隶的公民的国家，在中世纪是封建贵族的国家，在我们的时代是资产阶级的国家。当国家终于真正成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时，它就使自己成为多余的了。当不再有需要加以镇压的社会阶级的时候，当阶级统治和根源于至今的生产无政府状态的生存斗争已被消除，而由此二者产生的冲突和极端行动也随着被消除了的时候，就不再有什么需要镇压了，也就不再需要国家这种特殊的镇压力量了。国家真正作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所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即以社会的名义占有生产资料，同时也是它作为国家所采取的最后一个独立行动。那时，国家政权对社会关系的干预将先后在各个领域中成为多余的事情而自行停止下来。那时，对人的统治将由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所代替。国家不是“被废除”的，它是自行消亡的。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80年1月—3月上半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38页。

　　国家作为第一个支配人的意识形态力量出现在我们面前。社会创立一个机关来保护自己的共同利益，免遭内部和外部的侵犯。这种机关就是国家政权。它刚一产生，对社会来说就是独立的，而且它愈是成为某个阶级的机关，愈是直接地实现这一阶级的统治，它就愈加独立。被压迫阶级反对统治阶级的斗争必然要变成政治的斗争，变成首先是反对这一阶级的政治统治的斗争；对这一政治斗争同它的经济基础的联系的认识，就日益模糊起来，并且会完全消失。即使在斗争参加者那里情况不完全是这样，但是在历史家那里差不多总是这样的。在关于罗马共和国内部斗争的古代史料中，只有阿庇安一人清楚明白地告诉我们，这一斗争归根到底是为什么进行的，即为土地所有权进行的。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1886年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9页。

　　按照哲学家的学说，国家是“观念的实现”，或是译成了哲学语言的尘世的上帝王国，也就是永恒的真理和正义所借以实现或应当借以实现的场所。由此就产生了对国家以及一切有关国家的事物的崇拜，由于人们从小就习惯于认为全社会的公共事业和公共利益只能用旧的方法来处理和保护，即通过国家及其收入极多的官吏来处理和保护，这种崇拜就更容易生根。人们以为，如果他们不再迷信世袭君主制而拥护民主共和制，那就已经是非常大胆地向前迈进了一步。实际上，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这一点即使在民主共和制下也丝毫不比在君主制下差。

　　恩格斯：《〈法兰西内战〉1891年单行本导言》（1891年3月18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36页。

　　国家、政治制度从属于经济关系，一切政府都是本国状况所产生的经济必然性的执行者因此，在现代历史中至少已经证明：任何政治斗争都是阶级斗争，而任何争取解放的阶级斗争，尽管它必然地具有政治的形式（因为任何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归根到底都是围绕着经济解放进行的。因此，至少在这里，国家，政治制度是从属的东西，而市民社会，经济关系的领域是决定性的因素。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1886年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7页。

　　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到，和经济发展相比，暴力在历史中起着什么样的作用。第一，一切政治权力起先总是以某种经济的、社会的职能为基础的，随着社会成员由于原始公社的瓦解而变为私人生产者，因而和社会公共职能的执行者更加疏远，这种权力加强了。第二，在政治权力对社会独立起来并且从公仆变为主人以后，它可以朝两个方向起作用。或者按照合乎规律的经济发展的精神和方向去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它和经济发展之间就没有任何冲突，经济发展就加速了。或者违反经济发展而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除去少数例外，它照例总是在经济发展的压力下陷于崩溃。这少数例外就是个别的征服事件：比较野蛮的征服者杀光或者驱走某个国家的居民，并且由于不会利用而使生产力遭到破坏或衰落下去。例如摩尔西班牙的基督徒，就是这样对待摩尔人赖以从事高度发展的农业和园艺业的大部分灌溉工程的。每一次由比较野蛮的民族所进行的征服，不言而喻地都阻碍了经济的发展，摧毁了大批的生产力。但是在长时期的征服中，比较野蛮的征服者，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不得不适应征服后存在的比较高的“经济情况”；他们为被征服者所同化，而且大部分甚至还不得不采用被征服者的语言。但是，如果撇开征服的情况不谈，当某一个国家内部的国家政权同它的经济发展处于对立地位的时候——直到现在，几乎一切政治权力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都是这样，——斗争每次总是以政治权力被推翻而告终。经济发展总是毫无例外地和无情地为自己开辟道路，最近这方面最显著的例子，就是我们已经提到过的法国大革命。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80年1月—3月上半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22—223页。

　　一切政府，甚至最专制的政府，归根到底都只不过是本国状况所产生的经济必然性的执行者。它们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好的、坏的或不好不坏的——来执行；它们可以加速或延缓经济发展及其政治和法律的结果，可是最终它们还是要遵循这种发展。

　　恩格斯：《致尼·弗·丹尼尔逊（1892年6月18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95页。

　　君主制所扮演的暴虐、反动角色只是表明在旧社会的孔隙中形成了新社会，这种新社会必然也感到政治外壳（旧社会的天然外皮）是反自然的桎梏而必须撑破。这些新的破坏性社会因素越不发达，旧政权的即使是最凶猛的反动派也越保守。这些新的破坏性社会因素越发达，旧政权的即使是最无关紧要的保守意图也越反动。君主权力的反动性并不证明这种权力创造旧社会，倒是相反地证明，只要旧社会的物质条件消亡，君主权力本身也就消灭。它的反动性同时就是旧社会的反动性，因为旧社会仍然是官方的社会，因此也仍然是权力的官方享有者或官方权力的享有者。当社会生存的物质条件发展到迫切需要变革它的官方政治形式的时候，旧政权的整个面貌就发生变化。所以，现在君主专制不实行集权（集权本是它的开明措施）而打算实行分权。君主专制产生于封建等级垮台以后，它积极参加过破坏封建等级的活动，而现在却力图保留哪怕是封建割据的外表。如果说君主专制从前保护过工商业，以此鼓励过资产阶级上升，并且还曾经把工商业看做使国家富强、使自己显赫的必要条件，那末现在君主专制到处都成了工商业（它们正在成为已经很强大的资产阶级手中日益可怕的武器）发展道路上的障碍。它那胆怯而鲁钝的目光又从使它繁荣的摇篮——城市，转到了它从前埋葬强敌的地方——乡村。

　　马克思：《道德化的批评与批评化的道德》（1847年10月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80—181页。法起源于经济生活条件，是一定物质生产方式所产生的利益和需要的表现

　　在社会发展某个很早的阶段，产生了这样的一种需要：把每天重复着的生产、分配和交换产品的行为用一个共同规则概括起来，设法使个人服从生产和交换的一般条件。这个规则首先表现为习惯，后来便成了法律。随着法律的产生，就必然产生出以维护法律为职责的机关——公共权力，即国家。在社会进一步发展的进程中，法律便发展成或多或少广泛的立法。这种立法愈复杂，它的表现方式也就愈益不同于社会日常经济生活条件所借以表现的方式。立法就显得好象是一个独立的因素，这个因素并不是从经济关系中，而是从自己的内在基础中，例如从“意志概念”中，获得存在的理由和继续发展的根据。人们往往忘记他们的法起源于他们的经济生活条件，正如他们忘记了他们自己起源于动物界一样。随着立法发展为复杂和广泛的整体，出现了新的社会分工的必要性：一个职业法学者阶层形成起来了，同时也就产生了法学。法学在其进一步发展中把各民族和各时代的法的体系互相加以比较，不是把它们视为相应经济关系的反映，而是把它们视为本身包含有自己根据的体系。比较都是以具有某种共同点为前提的：这种共同点表现在法学家把这些法学体系中一切多少相同的东西统称为自然法。而衡量什么算自然法和什么又不算自然法的标准，则是法本身最抽象的表现，即公平。于是，从此以后，在法学家和盲目相信他们的人们眼中，法的发展只在于力求使获得法律表现的人类生活条件愈益接近于公平理想，即接近于永恒公平。而这个公平却始终只是现存经济关系在其保守方面或在其革命方面的观念化、神圣化的表现。

　　恩格斯：《论住宅问题》（1872年5月—1873年1月）。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38—539页。

　　如果说国家和公法是由经济关系决定的，那末不言而喻，私法也是这样，因为私法本质上只是确认单个人之间的现存的、在一定情况下是正常的经济关系。但是，这种确认所采取的形式可以是很不相同的。人们可以把旧的封建法的形式的很大一部分保存下来，并且赋予这种形式以资产阶级的内容，甚至直接给封建的名称加上资产阶级的含意，就象在英国与民族的全部发展相一致而发生的那样；但是人们也可以象在西欧大陆上那样，把商品生产者社会的第一个世界性法律即罗马法以及它对简单商品所有者的一切本质的法律关系（如买主和卖主、债权人和债务人、契约、债务等等）所作的无比明确的规定作为基础。这样做时，为了仍然是小资产阶级的和半封建的社会的利益，人们可以或者是简单地通过审判的实践贬低这个法律，使它适合于这个社会的状况（普通法），或者是依靠所谓开明的满口道德说教的法学家的帮助把它改造为一种适应于这种社会状况的特殊法典；这个法典，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从法学观点看来也是不好的（普鲁士国家法）；但是这样做时，人们也可以在资产阶级大革命以后，以同一个罗马法为基础，创造象法兰西民法典这样典型的资产阶级社会的法典。因此，如果说民法准则只是以法律形式表现了社会的经济生活条件，那末这种准则就可以依情况的不同而把这些条件有时表现得好，有时表现得坏。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8—249页。

　　但社会不是以法律为基础的。那是法学家们的幻想。相反地，法律应该以社会为基础。法律应该是社会共同的、由一定物质生产方式所产生的利益和需要的表现，而不是单个的个人恣意横行。现在我手里拿着的这本CodeNapoléon［拿破仑法典］并没有创立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相反地，产生于18世纪并在19世纪继续发展的资产阶级社会，只是在这本法典中找到了它的法律的表现。这一法典一旦不再适应社会关系，它就会变成一叠不值钱的废纸。你们不能使旧法律成为新社会发展的基础，正象这些旧法律不能创立旧社会关系一样。

　　旧法律是从这些旧社会关系中产生出来的，它们也必然同旧社会关系一起消亡。它们不可避免地要随着生活条件的变化而变化。不顾社会发展的新的需要而保存旧法律，实质上不是别的，只是用冠冕堂皇的词句作掩护，维护那些与时代不相适应的私人利益，反对成熟了的共同利益。这种保存法制基础的做法，其目的在于使那些现在已经不占统治地位的私人利益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利益；其目的在于强迫社会接受那些已被这一社会的生活条件、获取生活资料的方式、交换以及物质生产本身宣判无效的法律；其目的在于使那些专门维护私人利益的立法者继续掌握政权；其结果会导致滥用国家权力去强迫大多数人的利益服从少数人的利益。因此，这种做法时刻与现存的需要发生矛盾，它阻碍交换和工业的发展，它准备着以政治革命方式表现出来的社会危机。

　　马克思：《对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的审判》（1849年2月8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291—292页。

　　罗马继承法不象黑格尔所说的是从“意志”中发展而来的，而是从罗马的gens即氏族家庭公社的历史中发展而来的，关于氏族家庭公社，大部分法学家也都知道得不多。

　　恩格斯：《致爱·伯恩施坦（1882年11月2—3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383页。

　　你们的观念本身是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关系的产物，正象你们的法不过是被奉为法律的你们这个阶级的意志一样，而这种意志的内容是由你们这个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来决定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7年12月—1848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68页。

　　法的相对独立性，它具有反过来影响经济基础的特殊能力但是国家一旦成了对社会的独立力量，马上就产生了新的意识形态。这就是说，在职业政治家那里，在公法理论家和私法法学家那里，同经济事实的联系就完全消失了。因为经济事实要取得法律上的承认，必须在每一个别场合下采取法律动机的形式，而且，因为在这里，不言而喻地要考虑到现行的整个法律体系，所以，现在法律形式就是一切，而经济内容则什么也不是。公法和私法被看做两个独立的领域，两者各有自己的独立的历史发展，本身都可以系统地加以描述，并要求彻底根除一切内部矛盾，以便作出这种描述。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1886年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9页。

　　法也是如此：产生了职业法律家的新分工一旦成为必要，立刻就又开辟了一个新的独立部门，这个部门虽然一般地是完全依赖于生产和贸易的，但是它仍然具有反过来影响这两个部门的特殊能力。在现代国家中，法不仅必须适应于总的经济状况，不仅必须是它的表现，而且还必须是不因内在矛盾而自己推翻自己的内部和谐一致的表现。而为了达到这一点，经济关系的忠实反映便日益受到破坏。法典愈是很少把一个阶级的统治鲜明地、不加缓和地、不加歪曲地表现出来，这种现象就愈是常见：这或许已经违反了“法观念”。1792—1796年时期革命资产阶级的纯粹而彻底的法观念，在许多方面已经在拿破仑法典中被歪曲了，而就这个法典所体现的这种法观念来说，它必然要由于无产阶级的不断增长的力量而日益得到各种缓和。但是这并不妨碍拿破仑法典成为世界各地编纂新法典时当做基础来使用的法典。这样，“法发展”的进程大部分只在于首先设法消除那些由于将经济关系直接翻译为法律原则而产生的矛盾，建立和谐的法体系，然后是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影响和强制力又经常摧毁这个体系，并使它陷入新的矛盾（这里我暂时只谈民法）。经济关系反映为法原则，也同样必然使这种关系倒置过来。这种反映的发生过程，是活动者所意识不到的；法学家以为他是凭着先验的原理来活动，然而这只不过是经济的反映而已。这样一来，一切都倒置过来了。而这种颠倒——它在被认清以前是构成我们称之为思想观点的东西的——又对经济基础发生反作用，并且能在某种限度内改变它，我以为这是不言而喻的。以家庭的同一发展阶段为前提的继承权的基础就是经济的。尽管如此，也很难证明：例如在英国立遗嘱的绝对自由，在法国对这种自由的严格限制，在一切细节上都只是出于经济的原因。但是二者都反过来对经济起着很大的作用，因为二者都对财产的分配有影响。

　　恩格斯：《致康·施米特（1890年10月27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83—484页。

　　如果说把哪一种财产称为盗窃更确切的话，那末不列颠贵族的财产就是名副其实的盗窃。掠夺教会的财产，掠夺公社的土地，通过欺诈和消灭兼施的办法把封建的宗法的财产变为私人财产，——这就是不列颠贵族占有领地的法律根据。在这不久以前发生的过程中，奴颜婢膝的法学家阶级为贵族卖了多大力气，这从上世纪一位英国法学家达尔林普尔那儿就可以看到，他在自己的著作《封建所有制》中以极其坦率的态度证明：在为所有权进行的诉讼中，在资产阶级大发横财时期的英国，法学家对于有关财产的每一条法律和每一份文件就作有利于资产阶级的解释；在贵族阶级发财致富的苏格兰，则作有利于贵族阶级的解释，而在两种场合下，都充满着敌视人民的精神。

　　马克思：《选举。——财政困难。——萨特伦德公爵夫人和奴隶制》

　　（1853年1月21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575页。

　　军队是国家为了进攻或防御而维持的有组织的武装集团。军队素质取决于物质经济条件，它在经济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欧洲军队的发展军队是国家为了进攻或防御而维持的有组织的武装集团。

　　恩格斯：《军队》（1857年8月—9月24日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4卷第5页。

　　军队的全部组织和作战方式以及与之有关的胜负，取决于物质的即经济的条件：取决于人和武器这两种材料，也就是取决于居民的质与量和取决于技术。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1878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10页。

　　军队的历史比任何东西都更加清楚地表明，我们对生产力和社会关系之间的联系的看法是正确的。一般说来，军队在经济的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例如，薪金最初就完全是在古代的军队中发展起来的。同样，罗马人的peculiumcastrense是承认非家长的动产的第一种法律形式。fabri公会是行会制度的开端。大规模运用机器也是在军队里首先开始的。甚至金属的特殊价值和它作为货币的用途，看来最初（格林石器时代以后）也是以它在军事上的作用为基础的。部门内部的分工也是在军队里首先实行的。此外，军队的历史非常明显地概括了市民社会的全部历史。

　　马克思：《致恩格斯（1857年9月25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183页。

　　罗马军队提供了在尚不知如何使用火药的时代所发明的最完善的一套步兵战术。它保持重步兵和密集编队占优势，还做到：各个小的单位具有机动性；能在起伏地上作战；依次配备成几线，一部分用于支援和替换，一部分用作强大的预备队；最后，采用了一种比斯巴达的训练方法目的性更明确的单个兵士的训练方法。因此，罗马军队战胜了同他们作战的一切军队——无论是马其顿方阵或者是努米迪亚骑兵。

　　恩格斯：《军队》（1857年8月—9月24日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4卷第18页。

　　在凯撒时代，军团多半是在意大利用招收志愿兵的方法来补充的……奥古斯都完成了把罗马军队变为常备的正规军的事业……由封建的仆役和部分农民补充的中世纪的步兵，主要是些长矛手，他们大都无济于事。单枪匹马冲入这个没有保护的人群之中乱劈乱杀，这是从头到脚裹以铁甲的骑士的拿手好戏……在中世纪，骑兵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兵种。全身披甲的骑士是历史上首次出现的一种有战斗力的、采用正规队形攻击的重骑兵。亚历山大的卡塔夫拉克特虽然也曾决定过阿尔贝雷会战的结局，但究竟是例外，所以在那以后我们就再没有听到它的传说了，而且在古代史的整个后一时期，步兵始终在战场上保持着自己的优势。因此，中世纪所赐给我们的唯一进步是骑兵的创立，我们时代的骑兵就是从那个时代的骑兵直接传下来的……

　　法国和欧洲其他各国是从西班牙的阿拉伯人那里得知火药的制造和使用的，而阿拉伯人则是从他们东面的各国人民那里学来的，后者却又是从最初的发明者——中国人那里学到的。在十四世纪上半叶，欧洲军队最先开始采用火炮；这是一种发射石弹的笨重的大火炮，只适用于围攻战。但是不久就发明了轻火器……

　　但是封建制度的总崩溃和城市的兴起促使军队的成分发生了变化。大诸侯或者像在法国那样臣服于中央政权，或者像在德国和意大利那样变成了类似独立君主的君主。下层贵族的力量为联合城市共同行动的中央政权所粉碎。封建的军队不再存在了，新的军队开始由大批的雇佣兵编成，因为封建制度的瓦解使得雇佣兵获得了谁出钱就为谁服务的自由。这样就产生了一种类似常备军的军队；但是这些雇佣兵，这些来自各民族的人们，很难使他们服从纪律，而且又不能很按时给他们发薪饷，所以惹出了很大的乱子。因此，法国国王查理七世成立了由本国人组成的常备军……

　　由尼德兰起义引起的战争对军队的编制有重大的影响。不论是西班牙人或是荷兰人都大大改善了各兵种。在这以前，每一个愿意加入雇佣军的人都必须自备全套装具和武器，并会使用自己的武器。但是在不大的地区持续了40年之久的这场长期战争中，这种合适的新兵很快就感到不够用了。荷兰人不得不满足于他们所能搜罗到的体格适合的志愿兵，而且政府也不得不对他们进行训练。拿骚的摩里茨编写了近代第一部操典，从而为整个军队的统一训练奠定了基础。步兵又重新开始操练步伐了；他们已经变得更整齐划一和紧密了。这时他们被编为较小的单位：过去每一连有400—500人，这时减少到150—200人，并且10个连编成一个团。改良的火枪排挤了长矛；整个步兵有1/3是火枪手，和长矛手混编在一个连内。长矛手只有在白刃格斗中才需要，他们仍然保留了头盔、胸甲和铁护手，火枪手则没有任何护身器具。长矛手通常排为两列，火枪手排为5—8列；第一列齐射后即后退，重新装弹。骑兵的变化更大，在这方面拿骚的摩里茨再次起到了主导的作用。由于不可能建立由重装骑手组成的重骑兵，他就建立了轻骑兵……

　　法国人在炮兵方面保持着他们已取得的优势。大约在这个时期，他们发明了一种牵引索，而亨利四世还采用了霰弹。西班牙人和荷兰人也同样使他们的火炮简便并比较轻巧一些了，但它们仍然是笨重的，而口径和射程都适于进行有效射击的轻便火炮，那时还没有发明。

　　由纵深队形到线式队形的过渡，由长矛到火枪的过渡，由骑兵的优势到步兵的优势的过渡，是到弗里德里希大帝开始征战并随之开始了线式战术的极盛时期才逐渐完成的。

　　恩格斯：《军队》（1857年8月—9月24日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4卷第22、24、26—27、28、29、31、32—33、36页。

　　现代各国军队的一般组织都是极相似的。除英国和美国以外，军队都是由强迫征召的兵士来补充的，这里有两种制度：一种是征兵制，即人员在军队中服满一定的期限后，就永不再服役；另一种是预备兵制度，即现役期限短，但退为预备役后，将来还要在一定期限内再次应征入伍。法国是第一种制度的最明显的例子，普鲁士是第二种制度的最明显的例子。甚至在无论正规军或民军通常都是由志愿兵来补充的英国，法律规定，如志愿兵不足，民军可采取征兵制（即抽签制）来补充。瑞士根本没有常备军，整个武装部队由只经过短期训练的民兵组成。外籍雇佣兵的召募至今在某些国家中仍然是常例：那不勒斯和罗马教皇甚至目前还保持着瑞士籍的团队；法国还有外籍军团，英国在大战时通常也不得不采取这种方法……军官用各种不同的方法补充。在大多数国家的军队中，目前对于由普通兵士晋升军官没有任何法律上的障碍，但实际上这样的障碍是很多的。在法国和奥地利，一部分军官必须从士官中补充；在俄国，由于缺乏足够数量的受过教育的候补军官，所以这种办法是必要的。在普鲁士，平时要经过考试才能取得军官官衔证书，这种考试就成为受教育不多的人的障碍；在英国，由普通兵士提升为军官是极个别的现象。为了培养另一部分军官，大多数国家都没有军事学校，可是除法国以外，各国的军官并不是非经军事学校训练不可的。在军事教育方面法国军官走在前面，在一般教育方面则是普鲁士军官走在前面；英国军官和俄国军官则无论在哪一方面都落后。至于军队所需的马匹，据我们所知，普鲁士是马匹也要强迫征集的唯一的国家，同时马匹所有者可以取得一定的报酬。除了上述的例外情况，现代军队的装备和装具目前几乎到处是相同的。当然，在武器的质量和装饰方面是大不相同的。在这方面，俄国人是最落后的，而英国人由于真正享有工业发达之利，则占居首位。

　　恩格斯：《军队》（1857年8月—9月24日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4卷第43—44页。

　　（五）阶级和阶级斗争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构成了文明历史的内容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自由民和奴隶、贵族和平民、领主和农奴、行会师傅和帮工，一句话，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始终处于相互对立的地位，进行不断的、有时隐蔽有时公开的斗争，而每一次斗争的结局都是整个社会受到革命改造或者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

　　在过去的各个历史时代，我们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到社会完全划分为各个不同的等级，看到由各种社会地位构成的多级的阶梯。在古罗马，有贵族、骑士、平民、奴隶，在中世纪，有封建领主、陪臣、行会师傅、帮工、农奴，而且几乎在每一个阶级内部又有各种独特的等第。

　　从封建社会的灭亡中产生出来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并没有消灭阶级对立。它只是用新的阶级、新的压迫条件、新的斗争形式代替了旧的。

　　但是，我们的时代，资产阶级时代，却有一个特点：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7年12月—1848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0—251页。

　　虽然《宣言》是我们两人共同的作品，但我终究认为必须指出，构成《宣言》核心的基本原理是属于马克思一个人的。这个原理就是：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因此人类的全部历史（从土地公有的原始氏族社会解体以来）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之间斗争的历史；这个阶级斗争的历史包括有一系列发展阶段。

　　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88年英文版序言》（1888年1月30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37页。

　　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蒂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蕃衍。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受着两种生产的确切地说，这是指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在1847年，社会的史前状态，全部成文史以前的社会组织，几乎还完全没有人知道。后来，哈克斯特豪森发现了俄国的土地公有制，毛勒证明了这种所有制是一切条顿族的历史发展所由起始的社会基础，而且人们逐渐发现，土地公有的村社是从印度起到爱尔兰止各地社会的原始形态。最后，摩尔根发现了氏旅的真正本质及其对部落的关系，这一卓绝发现把这种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内部组织的典型形式揭示出来了。随着这种原始公社的解体，社会开始分裂为各个独特的、终于彼此对立的阶级。关于这个解体过程，我曾经试图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6年斯图加特第2版）中加以探讨。（恩格斯在1888年英文版上加的注。在1890年德文版中删去了这个注的最后一句话。）行会师傅就是在行会中享有全权的会员，是行会内部的师傅，而不是行会的首领。（恩格斯在1888年英文版上加的注）制约：一方面受劳动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另一方面受家庭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劳动愈不发展，劳动产品的数量、从而社会的财富愈受限制，社会制度就愈在较大程度上受血族关系的支配。然而，在以血族关系为基础的这种社会结构中，劳动生产率日益发展起来；与此同时，私有制和交换、财产差别、使用他人劳动力的可能性，从而阶级对立的基础等等新的社会成分，也日益发展起来；这些新的社会成分在几世代中竭力使旧的社会制度适应新的条件，直到两者的不相容性最后导致一个彻底的变革为止。以血族团体为基础的旧社会，由于新形成的社会各阶级的冲突而被炸毁；组成为国家的新社会取而代之，而国家的基层单位已经不是血族团体，而是地区团体了。在这种社会中，家庭制度完全受所有制的支配，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从此自由开展起来，这种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构成了直到今日的全部成文历史的内容。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3月底—5月26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页。

　　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阶级划分的根据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

　　马克思：《致约·魏德迈（1852年3月5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32页。

　　私有财产在历史上的出现，决不是掠夺和暴力的结果。相反地，在一切文明民族的古代的自发的公社中，私有财产已经存在了，虽然只限于某几种物品。早在这种公社的内部，最初是在同外地人进行交换时，它就发展成商品的形式。公社的产品愈是采取商品的形式，就是说，产品中为自己消费的部分愈小，为交换目的而生产的部分愈大，在公社内部，原始的自发的分工被交换排挤得愈多，公社各个社员的财产状况就愈加不平等，旧的土地公有制就被埋葬得愈深，公社也就愈加迅速地瓦解为小农的乡村。东方的专制制度和东征西讨的游牧民族交相更替的统治，几千年来都对这些旧的公社无可奈何；由大工业产品的竞争引起的自发的家庭工业的逐渐破坏，却使公社日益瓦解。在这里，象目前在摩塞尔河地区和霍赫瓦尔特地区还在进行的对“农户公社”的公有耕地的分配一样，谈不上什么暴力；农民恰恰认为，耕地公有被耕地私有取而代之，对自己是有利的。甚至原始贵族的形成，象在克尔特人、日耳曼人中以及印度旁遮普地方在土地公有制基础上所发生的那样，最初也完全不是基于暴力，而是基于自愿和习惯。在私有财产形成的任何地方，这都是由于改变了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是为了提高生产和促进交流——因而是由于经济的原因产生的。在这里，暴力根本没有起任何作用。很显然，在掠夺者能够占有他人的财物以前，私有财产的制度必须是已经存在了；因此，暴力虽然可以改变占有状况，但是不能创造私有财产本身。

　　甚至“强迫人们从事奴隶的劳役”的最现代的形式，即雇佣劳动，我们也不能用暴力或基于暴力的所有制去说明。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1878年6月）。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01—202页。

　　社会制度中的任何变化，所有制关系中的每一次变革，都是同旧的所有制关系不再相适应的新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私有制就是这样产生的。私有制并非一向就有；在中世纪末期，产生了一种手工工场那样的新的生产方式，这种新的生产方式已经超越了当时封建和行会所有制的范围，于是这种已经超越旧的所有制关系的手工工场便为自己创造了新的所有制形式——私有制。对于手工工场和大工业发展的最初阶段来说，除了私有制，不可能有其他任何所有制形式，除了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制度，不可能有其他任何社会制度。只要生产的规模还没有达到既可满足社会全体成员的需要，又有剩余去增加社会资本和进一步发展生产力，就总会有支配社会生产力的统治阶级和另外一个阶级即贫穷和被压迫的阶级存在。至于这些阶级是什么样子，那就要看当时生产所处的发展阶段了。在以农业为中心的中世纪，是地主和农奴；在中世纪后期的城市里，是行会师傅、帮工和短工；在17世纪是手工工场主和手工工场工人；在19世纪则是大厂主和无产者。非常明显，在这以前，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能以足够的产品来满足所有人的需要，同时私有制也还没有成为这些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和障碍。但是现在由于大工业的发展：第一、有了资本和规模空前的生产力，并且具备了能在短时期内无限提高生产力的手段；第二、生产力集中在少数资产者手里，而广大的人民群众却愈来愈多地变成了无产者，并且资产者的财富愈是增加，无产者的境遇就愈加悲惨和难以忍受；第三、这种强大的容易增长的生产力的发展，已经大大超出了私有制和资产阶级的范围，以致经常引起社会制度极其剧烈的震动。因此，现在废除私有制不仅可能，而且完全必要。

　　恩格斯：《共产主义原理》（1847年10月底—11月）。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18—219页。

　　但是，即使阶级的划分根据上面所说具有某种历史的理由，那也只是对一定的时期、一定的社会条件才是这样。这种划分是以生产的不足为基础的，它将被现代生产力的充分发展所消灭。的确，社会阶级的消灭是以这样一个历史发展阶段为前提的，在这个阶段上，不仅某个特定的统治阶级而且任何统治阶级的存在，从而阶级差别本身的存在，都将成为时代的错误，成为过时的现象。所以，社会阶级的消灭是以生产的高度发展阶段为前提的，在这个阶段上，某一特殊的社会阶级对生产资料和产品的占有，从而对政治统治、教育垄断和精神领导的占有，不仅成为多余的，而且成为经济、政治和精神发展的障碍。这个阶段现在已经达到了。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1878年6月）。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21—322页。

　　私有制不是一种简单的关系，也绝不是什么抽象概念或原理，而是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总和（不是指从属的、已趋没落的，而正是指现存的资产阶级私有制）。既然所有这些资产阶级生产关系都是阶级关系，（这是亚当·斯密或李嘉图的每一个学生都应当知道的，）那末，这些关系当然只有在各阶级本身和他们的相互关系发生变化以后才能发生变化或根本消灭；而阶级间的关系的变化就是历史的变化，是整个社会活动的产物，总之，是一定“历史运动”的产物。

　　马克思：《道德化的批评和批评化的道德》（1847年10月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91页。

　　这些互相斗争的社会阶级在任何时候都是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产物，一句话，都是自己时代的经济关系的产物。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80年1月—3月上半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23页。

　　列宁的有关论述：

　　从收入来源中去寻找社会不同阶级的基本特征，这就是把分配关系放在首位，而分配关系实际上是生产关系的结果。这个错误马克思早已指出过，他把看不见这种错误的人称为庸俗的社会主义者。区别各阶级的基本标志，是它们在社会生产中所处的地位，也就是它们对生产资料的关系。占有某一部分社会生产资料，将其用于私人经济，用于目的在出售产品的经济，——这就是现代社会中的一个阶级（资产阶级）同失去生产资料、出卖自己劳动力的无产阶级的基本区别。

　　列宁：《社会革命党人所复活的庸俗社会主义和民粹主义》（1902年11月1日）。《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7卷第30页。

　　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大的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对生产资料的关系（这种关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了的）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领得自己所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

　　列宁：《伟大的创举》（1919年6月28日）。《列宁选集》第4卷第10页。

　　个人、政治派别都隶属于一定阶级。单独的个人可以转变阶级立场，这并不影响阶级斗争我决不用玫瑰色描绘资本家和地主的面貌。不过这里涉及到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我的观点是：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同其他任何观点比起来，我的观点是更不能要个人对这些关系负责的。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1867年7月25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07—208页。

　　同样，也不应该认为，所有的民主派代表人物都是小店主或小店主的崇拜人。按照他们所受的教育和个人的地位来说，他们可能和小店主相隔天壤。使他们成为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是下面这样一种情况：他们的思想不能越出小资产者的生活所越不出的界限，因此他们在理论上得出的任务和作出的决定，也就是他们的物质利益和社会地位在实际生活上引导他们得出的任务和作出的决定。一般说来，一个阶级的政治代表和著作方面的代表人物同他们所代表的阶级间的关系，都是这样。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51年12月—1852年3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32页。

　　某一阶级的个人所结成的、受他们反对另一阶级的那种共同利益所制约的社会关系，总是构成这样一种集体，而个人只是作为普通的个人隶属于这个集体，只是由于他们还处在本阶级的生存条件下才隶属于这个集体；他们不是作为个人而是作为阶级的成员处于这种社会关系中的。在控制了自己的生存条件和社会全体成员的生存条件的革命无产者的集体中，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在这个集体中个人是作为个人参加的。它是个人的这样一种联合（自然是以当时已经发达的生产力为基础的），这种联合把个人的自由发展和运动的条件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而这些条件在从前是受偶然性支配的，并且是作为某种独立的东西同各个个人对立的，这是由于他们作为个人是分散的，是由于分工使他们有了一种必不可免的联合，而这种联合又因为他们的分散而成了一种对他们来说是异己的联系。过去的联合只是一种（决不象《社会契约》中所描绘的那样是任意的，而是必然的）关于这样一些条件的协定（参见北美合众国和南美诸共和国的形成），在这些条件下，个人然后有可能利用偶然性为自己服务。这种在一定条件下无阻碍地享用偶然性的权利，迄今一直称为个人自由。而这些生存条件当然只是现存的生产力和交往形式。

　　个人的这种发展是在历史上前后相继的等级和阶级的共同的生存条件下产生的，也是在由此而强加于他们的普遍观念中产生的，如果用哲学的观点来考察这种发展，当然就不难设想，在这些个人中有类或人在发展，或者是这些个人发展了人，也就是说，可以设想出某种奚落历史科学的东西。在这以后就可以把各种等级和阶级理解为一个普遍概念的一些类别，理解为类的一些亚种，理解为人的一些发展阶段。

　　个人隶属于一定阶级这一现象，在那个除了反对统治阶级以外不需要维护任何特殊的阶级利益的阶级还没有形成之前，是不可能消灭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费尔巴哈》（1845—1846年）。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82—84页。

　　不仅因为英国的大地主也就是爱尔兰最大的土地所有者，而且因为英国的土地制度，一旦在那被讽刺地称为“姐妹”岛的地方遭到破坏以后，在本土也就不能再维持下去了。反对这个制度的是那些受高地租和——由于美国的竞争——低价格之害的英国的租地农场主，是那些终于忍受不了自己历来象牛马般受虐待的地位的英国农业工人，以及英国那个自称为“激进党”的政党。这个党包括两类人：第一类是党的思想家，他们力求通过破坏贵族的物质基础，即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来推翻贵族的政治统治。而躲在这些理论空谈家们的背后并驱使他们的是另一类人——狡猾、吝啬、会算计的资本家，他们完全明白，按照思想家们提出的办法来废除旧的土地法，只能把土地变为买卖的对象，而最后一定会集中到资本的手里。

　　马克思：《致约·温斯顿（1880年11月4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447页。

　　单独的个人并不“总是”以他所从属的阶级为转移，这是很“可能的”；但是这个事实不足以影响阶级斗争，正如少数贵族转到第三等级方面去不足以影响法国革命一样。而且就在这时，这些贵族至少也加入了一定的阶级，即革命阶级——资产阶级。然而海因岑先生却硬要一切阶级在“人性”这个炽热的思想面前消失。

　　如果海因岑先生认为，以不依自己意志为转移的经济条件作为存在的基础并因这些条件而彼此处于极尖锐的对抗中的各阶级，可以靠一切人们所固有的“人性”这个属性而越出本身存在的现实条件，那末，某一个君主要靠自己的“人性”而使自己超出自己的“君主的权力”，超出自己的“君主的行业”该是多么容易呵！当恩格斯看出海因岑先生的革命词句背后是“好心的皇帝约瑟夫”时，海因岑先生竟不能原谅恩格斯，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马克思：《道德化的批判和批判化的道德》（1847年10月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83页。

　　剥削阶级的历史作用。反动统治阶级不甘自愿退出历史舞台社会分裂为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是以前生产不大发展的必然结果。当社会总劳动所提供的产品除了满足社会全体成员最起码的生活需要以外只有少量剩余，因而劳动还占去社会大多数成员的全部或几乎全部时间的时候，这个社会就必然划分为阶级。在这个完全委身于劳动的大多数人之旁，形成了一个脱离直接生产劳动的阶级，它从事于社会的共同事务：劳动管理、政务、司法、科学、艺术等等。因此，分工的规律就是阶级划分的基础。但是这并不妨碍阶级的这种划分曾经通过暴力和掠夺、狡诈和欺骗来实现，这也不妨碍统治阶级一旦掌握政权就牺牲劳动阶级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并把对社会的领导变成对群众的剥削。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1878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21页。

　　这种新的历史观，对于社会主义的观点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它证明了：过去的全部历史都是在阶级对抗和阶级斗争中发展的；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是一直存在的；人类的大多数总是注定要从事艰苦的劳动和过着悲惨的生活。为什么会这样呢？这只是因为在人类发展的以前一切阶段上，生产还是如此不发达，以致历史的发展只能在这种对抗形式中进行，历史的进步整个说来只是极少数特权者的事，广大群众则不得不为自己谋取微薄的生活资料，而且还必须为特权者不断增殖财富。这种历史观以上述方法对以往的阶级统治作了自然而合理的解释，不然这种阶级统治就只能用人的恶意来解释。

　　恩格斯：《卡尔·马克思》（1877年6月中）。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1—42页。

　　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之间的到现在为止的一切历史对立，都可以从人的劳动的这种相对不发展的生产率中得到说明。当实际劳动的人口要为自己的必要劳动花费很多时间，以致没有多余的时间来从事社会的公共事务，例如劳动管理、国家事务、法律事务、艺术、科学等等的时候，必然有一个脱离实际劳动的特殊阶级来从事这些事务；而且这个阶级为了它自己的利益，永远不会错过机会把愈来愈沉重的劳动负担加到劳动群众的肩上。只有通过大工业所达到的生产力的大大提高，才有可能把劳动无例外地分配于一切社会成员，从而把每个人的劳动时间大大缩短，使一切人都有足够的自由时间来参加社会的理论和实际的公共事务。因此，只是在现在，任何统治阶级和剥削阶级才成为多余的，而且成为社会发展的障碍；也只是在现在，统治阶级和剥削阶级，无论它拥有多少“直接的暴力”，都将被无情地消灭。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1878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21页。

　　过了时的社会力量，虽然它存在的基础早已腐朽，可是，在名义上它还控制着权力的一切象征，它继续苟延残喘，同时在它尚未宣告死亡和宣读遗嘱的时候，继承者们就为遗产而争吵了起来。为历史所证明的古老真理告诉我们：正是这种社会力量在咽气以前还要作最后的挣扎，由防御转为进攻，不但不避开斗争，反而挑起斗争，并且企图从那种不但令人怀疑而且早已被历史所谴责的前提中作出最极端的结论来。

　　马克思：《反教会运动。——海德公园的示威》（1855年6月25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1卷第363页。

　　阶级斗争是文明历史发展的直接动力

　　因此，如果我在英文中也象在其他许多文字中一样，用“历史唯物主义”这个名词来表达一种关于历史过程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一切重要历史事件的终极原因和伟大动力是社会的经济发展、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改变、由此产生的社会之划分为不同的阶级，以及这些阶级彼此之间的斗争，那末，即使英国的体面人物也不致于感到太震惊吧。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92年4月20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89页。

　　至于“阶级斗争”，那末它不仅使我们回溯到“中世纪”，而且还回溯到古代各共和国——雅典、斯巴达和罗马所发生过的内部冲突。所有这些冲突都是阶级斗争。自从原始公社解体以来，组成为每个社会的各阶级之间的斗争，总是历史发展的伟大动力。

　　恩格斯：《国际社会主义和意大利社会主义》（1894年10月27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60页。

　　将近40年来，我们都非常重视阶级斗争，认为它是历史的直接动力，特别是重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认为它是现代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所以我们决不能和那些想把这个阶级斗争从运动中勾销的人们一道走。

　　马克思和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威廉·李卜克内西、威廉·白拉克等人（通告信）》（1879年9月17—18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74页。

　　列宁的有关论述：

　　辩证法要求从发展中去全面研究某个社会现象，要求把外部的表面的东西归结于基本的动力，归结于生产力的发展和阶级斗争。

　　列宁：《第二国际的破产》（1915年5月下半月—6月上半月）。《列宁选集》第2卷第624页。

　　新生产力和旧生产关系的矛盾是社会革命的经济基础。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859年1月）。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2—83页。

　　因此，按照我们的观点，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

　　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这种矛盾（正如我们所见到的，它在以往的历史中曾多次发生过，然而并没有威胁这种形式的基础）每一次都不免要爆发为革命，同时也采取各种附带形式——表现为冲突的总和，表现为各个阶级之间的冲突，表现为意识的矛盾、思想斗争等等、政治斗争等等。

　　马克思和恩格斯：《费尔巴哈》（1845—1846年）。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81—82页。

　　各代所面临的生活条件还决定着这样一些情况：历史上周期性地重演着的革命震荡是否强大到足以摧毁现存一切的基础；如果还没有具备这些实行全面变革的物质因素，就是说，一方面还没有一定的生产力，另一方面还没有形成不仅反抗旧社会的某种个别方面，而且反抗旧的“生活生产”本身、反抗旧社会所依据的“总和活动”的革命群众，那末，正如共产主义的历史所证明的，尽管这种变革的思想已经表述过千百次，但这一点对于实际发展没有任何意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费尔巴哈》（1845—1846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4页。

　　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

　　马克思：《所谓原始积累》（1867年）。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67页。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19页。

　　暴力在历史中还起着另一种作用，革命的作用；暴力，用马克思的话说，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它是社会运动借以为自己开辟道路并摧毁僵化的垂死的政治形式的工具……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1878年6月）。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23页。

　　列宁的有关论述：

　　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马克思这样说过。革命是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的盛大节日。人民群众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够象在革命时期这样以新社会秩序的积极创造者的身分出现。在这样的时期，人民能够作出从市侩的渐进主义的狭小尺度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奇迹。

　　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1905年6—7月）。《列宁选集》第1卷第601页。

　　从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看，革命究竟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用暴力打碎陈旧的政治上层建筑，即打碎那由于和新的生产关系发生矛盾而到一定的时机就要瓦解的上层建筑。

　　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1905年6—7月）。《列宁选集》第1卷第616页。

　　无论从革命这一概念的严格科学意义来讲，或是从实际政治意义来讲，国家政权从一个阶级手里转到另一个阶级手里，都是革命首要的基本的标志。

　　列宁：《论策略书》（1917年4月8—13日）。

　　《列宁选集》第3卷第25页。

　　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至于讲到我，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就已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已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

　　马克思：《致约·魏德迈（1852年3月5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32—333页。

　　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奴役他们的政治工具不能当成解放他们的政治工具来使用。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二稿》（1871年4—5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34页。

　　至于您以前对《宣言》序言中引用《法兰西内战》一书的一个地方所提出的询问，您大概会同意原书中所给予的答复（《内战》第19页及以下各页）。

　　如果您那里没有这本书，我可以寄一本给您。这仅仅是为了指明下列事实：胜利了的无产阶级在能够利用旧的官僚的、行政集中的国家机构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之前，必须把它加以改造。

　　恩格斯：《致爱·伯恩施坦（1884年1月1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41页。

　　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1875年4月—5月初）。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1页。

　　这种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由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

　　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1850年1月—11月1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79—480页。

　　马克思和我从1845年起就持有这样的观点：未来无产阶级革命的最终结果之一，将是称为国家的政治组织逐步消亡和最后消失。这个组织的主要目的，从来就是依靠武装力量保证富有的少数人对劳动者多数的经济压迫。随着富有的少数人的消失，武装压迫力量或国家权力的必要性也就消失。但是同时，我们始终认为，为了达到未来社会革命的这一目的以及其他更重要得多的目的，工人阶级应当首先掌握有组织的国家政权并依靠这个政权镇压资本家阶级的反抗和按新的方式组织社会。这一点在1847年写的《共产党宣言》的第二章末尾已经阐明。

　　恩格斯：《致菲·范-派顿（1883年4月18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38页。

　　所有的社会主义者都认为，政治国家以及政治权威将由于未来的社会革命而消失，这就是说，社会职能将失去其政治性质，而变为维护社会利益的简单的管理职能。

　　恩格斯：《论权威》（1872年10月—1873年3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54页。

　　列宁的有关论述：

　　马克思在国家和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运用的阶级斗争学说，必然导致承认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承认无产阶级专政，即承认不与任何人分掌而直接凭借群众武装力量的政权。只有使无产阶级变为统治阶级，变为能够镇压资产阶级必然要进行的拚命反抗、能够组织一切被剥削劳动群众来建立新的经济制度的统治阶级，才能推翻资产阶级。

　　列宁：《国家与革命》（1917年8—9月）。

　　《列宁选集》第3卷第191—192页。

　　马克思学说中的主要之点是阶级斗争。人们时常这样说，这样写。但这是不正确的。根据这个不正确的看法，往往会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机会主义的歪曲，把马克思主义改为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东西。因为阶级斗争学说不是由马克思，而是由资产阶级在马克思以前创立的，而且一般说来，是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谁要是仅仅承认阶级斗争，那他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可能还没有走出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政治的圈子。用阶级斗争学说来限制马克思主义，就是割裂和歪曲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变为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东西。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同庸俗小资产者（以及大资产者）之间的最大区别就在这里。必须用这块试金石来测验是否真正了解和承认马克思主义。无怪乎当欧洲的历史在实践上向工人阶级提出这个问题时，不仅一切机会主义者和改良主义者，而且所有“考茨基主义者”（动摇于改良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人），都成了否认无产阶级专政的可怜的庸人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考茨基写的小册子《无产阶级专政》是在1918年8月，即在本书第一版刊行以后很久才出版的，这本小册子是用市侩的观点歪曲马克思主义、口头上假意承认马克思主义而实际上卑鄙地背弃马克思主义的典型（见我的《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1918年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版）。

　　以过去的马克思主义者考茨基为主要代表的现代机会主义，完全陷入了马克思在上面所评述的资产阶级立场，因为这种机会主义把承认阶级斗争的范围局限于资产阶级关系的领域以内。（在这个领域、这个范围内，任何一个有教养的自由主义者都不会拒绝在“原则上”承认阶级斗争！）机会主义恰巧在最主要之点不承认有阶级斗争，即不承认在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期，在推翻资产阶级并完全消灭资产阶级的时期有阶级斗争。实际上，这个时期必然是阶级斗争空前残酷、阶级斗争形式空前尖锐的时期，因而这个时期的国家就不可避免地应当是新型民主的（对无产者和一般穷人是民主的）国家和新型专政的（对资产阶级是专政的）国家。

　　其次，一个阶级的专政，不仅对一般阶级社会是必要的，不仅对推翻了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是必要的，而且，对介于资本主义和“无阶级社会”即共产主义之间的整整一个历史时期都是必要的，只有了解这一点的人，才算领会了马克思国家学说的实质。资产阶级国家虽然形式极其繁杂，但本质是一个：所有这些国家，不管怎样，归根到底一定是资产阶级专政。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当然不能不产生非常丰富和繁杂的政治形式，但本质必然是一个，就是无产阶级专政。

　　列宁：《国家与革命》（1917年8—9月）。

　　《列宁选集》第3卷第199—200页。

　　显然，为了完全消灭阶级，不仅要推翻剥削者即地主和资本家，不仅要废除他们的所有制，而且要废除任何生产资料私有制，要消灭城乡之间、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之间的差别。这是很长时期才能实现的事业。要完成这一事业，必须大大发展生产力，必须克服无数小生产残余的反抗（往往是特别顽强特别难于克服的消极反抗），必须克服与这些残余相联系的巨大的习惯势力和保守势力。

　　列宁：《伟大的创举》（1919年6月28日）。《列宁选集》第4卷第11页。

　　（六）民族和民族关系

　　民族本身的内部结构和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取决于每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外交往的发展程度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这个原理是公认的。然而不仅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而且一个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都取决于它的生产以及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

　　马克思和恩格斯：《费尔巴哈》（1845—1846年）。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5页。

　　征服这件事看起来好象是同这种历史观完全矛盾的。到目前为止，暴力、战争、掠夺、抢劫等等被看做是历史的动力。这里我们只能谈一谈主要之点，因此我们举一个最显著的例子：古老文明被蛮族破坏，接着就重新形成另一种社会结构（罗马和野蛮人，封建主义和高卢人，东罗马帝国和土耳其人）。对野蛮的征服者民族说来，正如以上所指出的，战争本身还是一种经常的交往形式；在传统的、对该民族来说唯一可能的原始生产方式下，人口的增长需要有愈来愈多的生产资料，因而这种形式也就被愈来愈广泛地利用着。

　　马克思和恩格斯：《费尔巴哈》（1845—1846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7页。

　　民族征服有三种可能。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所有的征服有三种可能。征服民族把自己的生产方式强加于被征服的民族（例如，本世纪英国人在爱尔兰所做的，部分地在印度所做的）；或者是征服民族让旧生产方式维持下去，自己满足于征收贡赋（如土耳其人和罗马人）；或者是发生一种相互作用，产生一种新的、综合的生产方式（日耳曼人的征服中一部分就是这样）。在所有的情况下，生产方式，不论是征服民族的，被征服民族的，还是两者混合形成的，总是决定新出现的分配。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1857年8月底—9月中）。《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00页。

　　在政治权力对社会独立起来并且从公仆变为主人以后，它可以朝两个方向起作用。或者按照合乎规律的经济发展的精神和方向去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它和经济发展之间就没有任何冲突，经济发展就加速了。或者违反经济发展而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除去少数例外，它照例总是在经济发展的压力下陷于崩溃。这少数例外就是个别的征服事件：比较野蛮的征服者杀光或者驱走某个国家的居民，并且由于不会利用而使生产力遭到破坏或衰落下去。例如摩尔西班牙的基督徒，就是这样对待摩尔人赖以从事高度发展的农业和园艺业的大部分灌溉工程的。每一次由比较野蛮的民族所进行的征服，不言而喻地都阻碍了经济的发展，摧毁了大批的生产力。但是在长时期的征服中，比较野蛮的征服者，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不得不适应征服后存在的比较高的“经济情况”；他们为被征服者所同化，而且大部分甚至还不得不采用被征服者的语言。但是，如果撇开征服的情况不谈，当某一个国家内部的国家政权同它的经济发展处于对立地位的时候——直到现在，几乎一切政治权力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都是这样，——斗争每次总是以政治权力被推翻而告终。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1878年6月）。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22—223页。

　　某一个地方创造出来的生产力，特别是发明，在往后的发展中是否会失传，取决于交往扩展的情况。当交往只限于毗邻地区的时候，每一种发明在每一个地方都必须重新开始；一些纯粹偶然的事件，例如蛮族的入侵，甚至是通常的战争，都足以使一个具有发达生产力和有高度需求的国家处于一切都必须从头开始的境地。在历史发展的最初阶段，每天都在重新发明，而且每个地方都是单独进行的。发达的生产力，即使在通商相当广泛的情况下，也难免遭到彻底的毁灭。关于这一点，腓尼基人的例子就可以说明。由于腓尼基民族被排挤于商业之外，由于亚历山大的征服以及继之而来的衰落，腓尼基人的大部分发明长期失传了。另外一个例子是中世纪的玻璃绘画术的遭遇。只有在交往具有世界性质，并以大工业为基础的时候，只有在一切民族都卷入竞争的时候，保存住已创造出来的生产力才有了保障。

　　马克思和恩格斯：《费尔巴哈》（1845—1846年）。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0—61页。

　　相继征服过印度的阿拉伯人、土耳其人、鞑靼人和莫卧儿人，不久就被当地居民同化了。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这是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不列颠人是第一批发展程度高于印度的征服者，因此印度的文明就影响不了他们。他们破坏了本地的公社，摧毁了本地的工业，夷平了本地社会中伟大和突出的一切，从而消灭了印度的文明。

　　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1853年7月22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70页。

　　民族独立是讨论内政问题的前提。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是不能获得解放的一个大民族，只要还没有民族独立，历史地看，就甚至不能比较严肃地讨论任何内政问题。

　　恩格斯：《致卡·考茨基（1882年2月7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27页。

　　爱尔兰是英国政府维持庞大的常备军的唯一借口，一旦需要，正象已经发生过的那样，就把这支在爱尔兰受过军阀主义教育的军队用来对付英国工人。最后，目前在英国正重复着在古罗马到处都能看到的事件。奴役其他民族的民族是在为自身锻造镣铐。

　　马克思：《机密通知》（1870年3月28日左右）。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12页。

　　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是不能获得解放的。它用来压迫其他民族的力量，最后总是要反过来反对它自己的。只要俄国士兵还侵占着波兰，俄国人民就既不能获得政治解放，也不能获得社会解放。

　　恩格斯：《流亡者文献》（1874年5月—1875年4月）。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86—587页。

　　任何民族当它还在压迫别的民族时，不能成为自由的民族。因此，不把波兰从德国人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德国就不可能获得解放。波兰和德国之所以有着共同的利益，波兰的和德国的民主主义者之所以能够为解放两个民族而共同努力，原因就在于此。

　　马克思和恩格斯：《论波兰》（1847年11月29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88—289页。

　　私有制和资本是造成民族剥削和压迫的根源。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一消失，各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的确，现在存在着一种各民族的资产阶级兄弟联盟。这就是压迫者对付被压迫者的兄弟联盟、剥削者对付被剥削者的兄弟联盟。一个国家中个别资产者之间虽然存在着竞争和冲突，但资产阶级却总是联合起来反对本国的无产阶级；同样，各国的资产阶级虽然在世界市场上互相冲突和竞争，但总是联合起来反对各国的无产阶级。要使各民族真正团结起来，他们就必须有共同的利益。要使他们的利益能一致，就必须消灭现存的所有制关系，因为现存的所有制关系是造成一些民族剥削另一些民族的原因；对消灭现存的所有制关系关心的只有工人阶级。只有工人阶级能做到这一点。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胜利也就是克服了一切民族间和工业中的冲突，这些冲突在目前正是引起民族互相敌视的原因。因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胜利同时就是一切被压迫民族获得解放的信号。

　　马克思和恩格斯：《论波兰》（1847年11月29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87—288页。

　　人对人的剥削一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消灭。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一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7年12月—1848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0页。

　　五、思想和文化

　　（一）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我们已经指出，思想和观念成为独立力量是个人之间的私人关系和联系独立化的结果。我们已经指出，思想家和哲学家对这些思想进行专门的系统的研究，也就是使这些思想系统化，乃是分工的结果；具体说来，德国哲学是德国小资产阶级关系的结果。哲学家们只要把自己的语言还原为它从中抽象出来的普通语言，就可以认清他们的语言是被歪曲了的现实世界的语言，就可以懂得，无论思想或语言都不能独自组成特殊的王国，它们只是现实生活的表现。

　　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25页。

　　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观念、思维、人们的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关系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人们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等的生产者，但这里所说的人们是现实的，从事活动的人们，他们受着自己的生产力的一定发展以及与这种发展相适应的交往（直到它的最遥远的形式）的制约。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如果在全部意识形态中人们和他们的关系就象在照像机中一样是倒现着的，那末这种现象也是从人们生活的历史过程中产生的，正如物象在眼网膜上的倒影是直接从人们生活的物理过程中产生的一样。

　　马克思和恩格斯：《费尔巴哈》（1845—1846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弟1卷第30页。

　　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所有这些体系都是以本国过去的整个发展为基础的，是以阶级关系的历史形式及其政治的、道德的、哲学的以及其他的后果为基础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44页。

　　我们暂且和蒲鲁东先生一同假定：现实的历史，适应时间次序的历史是观念、范畴和原理在其中出现的那种历史顺序。

　　每个原理都有其出现的世纪。例如，与权威原理相适应的是11世纪，与个人主义原理相适应的是18世纪。推其因果，我们应当说，不是原理属于世纪，而是世纪属于原理。换句话说，不是历史创造原理，而是原理创造历史。但是，如果为了顾全原理和历史我们再进一步自问一下，为什么该原理出现在11世纪或者18世纪，而不出现在其他某一世纪，我们就必然要仔细研究一下：11世纪的人们是怎样的，18世纪的人们是怎样的，在每个世纪中，人们的需求、生产力、生产方式以及生产中使用的原料是怎样的；最后，由这一切生存条件所产生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难道探讨这一切问题不就是研究每个世纪中人们的现实的、世俗的历史，不就是把这些人既当成剧作者又当成剧中人物吗？但是，只要你们把人们当成他们本身历史的剧中人物和剧作者，你们就是迂回曲折地回到真正的出发点，因为你们抛弃了最初作为出发点的永恒的原理。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1847年上半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13页。

　　任何时代的统治思想，都是统治阶级的思想

　　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受统治阶级支配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因而，这就是那些使某一个阶级成为统治阶级的各种关系的表现，因而这也就是这个阶级的统治的思想。此外，构成统治阶级的各个个人也都具有意识，因而他们也思维；既然他们正是作为一个阶级而进行统治，并且决定着某一历史时代的整个面貌，不言而喻，他们在这个历史时代的一切领域中也会这样做，就是说，他们还作为思维着的人，作为思想的生产者而进行统治，他们调节着自己时代的思想的生产和分配；而这就意味着他们的思想是一个时代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例如，在某一国家里，某个时期王权、贵族和资产阶级争夺统治，因而，在那里统治是分享的，那里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就会是关于分权的学说，人们把分权当作“永恒的规律”来谈论。

　　我们在上面（第［35—39］页）已经说明分工是先前历史的主要力量之一，现在，分工也以精神劳动和物质劳动的分工的形式出现在统治阶级中间，因为在这个阶级内部，一部分人是作为该阶级的思想家而出现的（他们是这一阶级的积极的、有概括能力的思想家，他们把编造这一阶级关于自身的幻想当作谋生的主要泉源），而另一些人对于这些思想和幻想则采取比较消极的态度，他们准备接受这些思想和幻想，因为在实际中他们是该阶级的积极成员，他们很少有时间来编造关于自身的幻想和思想。在这一阶级内部，这种分裂甚至可以发展成为这两部分人之间的某种程度上的对立和敌视，但是一旦发生任何实际冲突，当阶级本身受到威胁，甚至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好象不是统治阶级的思想这种假象、它们拥有的权力好象和这一阶级的权力不同这种假象也趋于消失的时候，这种对立和敌视便会自行消失。一定时代的革命思想的存在是以革命阶级的存在为前提的，关于这个革命阶级的前提所必须讲的，在前面（第［38—42］页）已经讲过了。级的前提所必须然而，在考察历史运动时，如果把统治阶级的思想和统治阶级本身分割开来，使这些思想独立化，如果不顾生产这些思想的条件和它们的生产者而硬说该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是这些或那些思想，也就是说，如果完全不考虑这些思想的基础——个人和历史环境，那就可以这样说：例如，在贵族统治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是忠诚信义等等概念，而在资产阶级统治时期占统治地位的则是自由平等等等概念。总之，统治阶级自己为自己编造出诸如此类的幻想。

　　所有历史学家（主要是18世纪以来的）所共有的这种历史观必然会碰到这样一种现象：占统治地位的将是愈来愈抽象的思想，即愈来愈具有普遍性形式的思想。事情是这样的，每一个企图代替旧统治阶级的地位的新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就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抽象地讲，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理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进行革命的阶级，仅就它对抗另一个阶级这一点来说，从一开始就不是作为一个阶级，而是作为全社会的代表出现的；它俨然以社会全体群众的姿态反对唯一的统治阶级。它之所以能这样做，是因为它的利益在开始时的确同其余一切非统治阶级的共同利益还有更多的联系，在当时存在的那些关系的压力下还来不及发展为特殊阶级的特殊利益。因此，这一阶级的胜利对于其他未能争得统治的阶级中的许多个人说来也是有利的，但这只是就这种胜利使这些个人有可能上升到统治阶级行列这一点讲的。当法国资产阶级推翻了贵族的统治之后，在许多无产者面前由此出现了升到无产阶级之上的可能性，但是只有当他们变成资产者的时候才达到这一点。由此可见，每一个新阶级赖以建立自己统治的基础，比它以前的统治阶级所依赖的基础要宽广一些；可是后来，非统治阶级和正在进行统治的阶级之间的对立也发展得更尖锐和更深刻。这两种情况使得非统治阶级反对新统治阶级的斗争在否定旧社会制度方面，又比起过去一切争得统治的阶级要更加坚决、更加激进。

　　列宁的有关论述：

　　马克思和恩格斯：《费尔巴哈》（1845—1846年）。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2—54页。

　　每个民族的文化里面，都有一些哪怕是还不大发达的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文化成分，因为每个民族里面都有劳动群众和被剥削群众，他们的生活条件必然会产生民主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但是每个民族里面也都有资产阶级的文化（大多数的民族里还有黑帮和教权派的文化），而且这不仅是一些“成分”，而是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因此，“民族文化”一般说来是地主、神甫、资产阶级的文化。崩得分子避而不谈这个基本的、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是最起码的真理，而“大谈”其空话，这在事实上就是反对揭露和阐明阶级的底细，使读者不能看到它。崩得分子的实际表现和资产者是一样的，因为资产者的全部利益要求散布超阶级的民族文化的信仰。

　　列宁：《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1913年10—12月）。《列宁全集》第20卷第6—7页。

　　精神生产随着物质生产的改造而改造，随着社会制度的变革而改变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因此，关于思维的科学，和其他任何科学一样，是一种历史的科学，关于人的思维的历史发展的科学。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65页。

　　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而且只要人们还存在着，它就仍然是这种产物。当然，意识起初只是对周围的可感知的环境的一种意识，是对处于开始意识到自身的个人以外的其他人和其他物的狭隘联系的一种意识。同时，它也是对自然界的一种意识，自然界起初是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们对立的，人们同它的关系完全象动物同它的关系一样，人们就象牲畜一样服从它的权力，因而，这是对自然界的一种纯粹动物式的意识（自然宗教）。

　　马克思和恩格斯：《费尔巴哈》（1845—1846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5页。

　　非常明显，随着每一次社会制度的巨大历史变革，人们的观点和观念也会发生变革，这就是说，人们的宗教观念也要发生变革。但是，现在的变革和过去一切变革不同的地方恰恰在于人们最终识破了这种历史变革过程的秘密，因而他们不再以崇尚词藻的超验形式的新宗教来崇拜这种实际的“外在的”过程，而是抛弃一切宗教。

　　马克思和恩格斯：《〈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2期上发表的书评》（1850年1—2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240页。

　　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这难道需要经过深思才能了解吗？

　　思想的历史除了证明精神生产随着物质生产的改造而改造，还证明了什么呢？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

　　当人们谈到使整个社会革命化的思想时，他们只是表明了一个事实：在旧社会内部已经形成了新社会的因素，旧思想的瓦解是同旧生活条件的瓦解步调一致的。

　　当古代世界走向灭亡的时候，古代的各种宗教就被基督教战胜了。当基督教思想在18世纪被启蒙思想击败的时候，封建社会正在同当时革命的资产阶级进行殊死的斗争。信仰自由和宗教自由的思想，不过表明自由竞争在信仰的领域里占统治地位罢了。

　　“诚然”，——有人会说，——“宗教的、道德的、哲学的、政治的、法的以及其他的观念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是不断改变的。但是，宗教、道德、哲学、政治和法本身在这种变化中却始终保存着。

　　此外，还存在着永恒的真理，如自由、正义等等，这些真理是社会发展的一切阶段所共有的。但是共产主义要废除永恒的真理，它要废除宗教、道德，而不是加以革新，所以共产主义是同到目前为止的全部历史发展进程相矛盾的。”

　　这种责难有什么意思呢？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的，而这种对立在各个不同的时代是各不相同的。

　　但是，不管这种对立具有什么样的形式，社会上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剥削却是过去各个世纪所共有的事实。因此，毫不奇怪，各个世纪的社会意识，尽管形形色色、千差万别，总是在某种共同的形式中运动的，这些形式，这些意识形式，只有当阶级对立完全消失的时候才会完全消失。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7年12月—1848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0—272页。

　　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它在历史发展中有巨大意义此外，被忽略的还有一点，这一点在马克思和我的著作中通常也强调得不够，在这方面我们两人都有同样的过错。这就是说，我们最初是把重点放在从作为基础的经济事实中探索出政治观念、法的观念和其他思想观念以及由这些观念所制约的行动，而当时是应当这样做的。但是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为了内容而忽略了形式方面，即这些观念是由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产生的。这就给了敌人以称心的理由来进行曲解和歪曲，保尔·巴尔特就是个明显的例子。

　　意识形态是由所谓的思想家有意识地、但是以虚假的意识完成的过程。推动他的真正动力始终是他所不知道的，否则这就不是意识形态的过程了。因此，他想象出虚假的或表面的动力。因为这是思维过程，所以它的内容和形式都是从纯粹的思维中——不是从他自己的思维中，就是从他的先辈的思维中得出的。他只和思维材料打交道，他直率地认为这种材料是由思维产生的，而不去研究任何其他的、比较疏远的、不从属于思维的根源。而且这在他看来是不言而喻的，因为在他看来，任何人的行动既然都是通过思维进行的，最终似乎都是以思维为基础的了。

　　历史思想家（历史在这里只是政治的、法律的、哲学的、神学的——总之，一切属于社会而不仅仅属于自然界的领域的集合名词）在每一科学部门中都有一定的材料，这些材料是从以前的各代人的思维中独立形成的，并且在这些世代相继的人们的头脑中经过了自己的独立的发展道路。当然，属于这个或那个领域的外部事实作为并发的原因也能给这种发展以影响，但是这种事实又被默默地认为只是思维过程的果实，于是我们便始终停留在纯粹思维的范围之中，这种思维仿佛能顺利地消化甚至最顽强的事实。

　　正是宪法、法的体系、任何领域的思想观念的独立历史的这种外表，首先蒙蔽了大多数人。如果说，路德和加尔文“克服”了官方的天主教，黑格尔“克服”了费希特和康德，卢梭以其共和主义的《社会契约论》间接地“克服”了立宪主义者孟德斯鸠，那末，这仍然是神学、哲学、政治内部的一个过程，它表现为这些思维领域发展的一个阶段而且完全不越出思维的范围。而自从出现了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永恒不变和绝对完善的资产阶级幻想以后，甚至重农主义者和亚当·斯密之“克服”重商主义者，也被看做纯思想的胜利，不是被看做改变了的经济事实在思想领域中的反映，而是被看做对随时随地都存在的实际条件最后达到的真正理解。如果狮心理查和菲力浦-奥古斯特实行了贸易自由，而不是卷入了十字军东征，那就可以避免五百年的贫穷和愚昧。

　　对问题的这一方面（我在这里只能稍微谈谈），我觉得我们大家都有不应有的疏忽。这种情况过去就有：起初总是因为内容而忽略形式。如上所说，我就这样做过，错误总是在事后才清楚地看到。因此，我不仅决不想为此对您提出任何责备，——相反地，我在您之前就在这方面有过错，我甚至没有权利这样做，——我只是想让您今后注意这一点而已。与此有关的还有思想家们的一个荒谬观念，这就是：因为我们否认在历史上起作用的各种思想领域有独立的历史发展，所以我们也否认它们对历史有任何影响。这是由于把原因和结果刻板地、非辩证地看做永恒对立的两极，完全忽略了相互作用。这些先生常常故意忘却，当一种历史因素一旦被其他的、归根到底是经济的原因造成的时候，它也影响周围的环境，甚至能够对产生它的原因发生反作用。

　　恩格斯：《致弗·梅林（1893年7月14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00—502页。

　　既然这个人还没有发现，虽然物质生活条件是原始的起因，但是这并不排斥思想领域也反过来对这些物质条件起作用，然而是第二性的作用，那末，他就决不能了解他所谈论的那个问题了。

　　恩格斯：《致康·施米特（1890年8月5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4页。

　　列宁、斯大林的有关论述：

　　观念的东西转化为实在的东西，这个思想是深刻的：对于历史是很重要的。并且从个人生活中也可看到，那里有许多真理。反对庸俗唯物主义。注意。观念的东西同物质的东西的区别也不是无条件的、不是过分的。

　　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1914年9—12月）。1965年版第37页。

　　至于社会思想、理论、观点和政治设施的意义，至于它们在历史上的作用，那末历史唯物主义不仅不否认，相反，正是着重指出它们在社会生活和社会历史中的重大作用和意义。

　　有各种各样的社会思想和理论。有旧的思想和理论，它们是衰颓的、为社会上衰颓势力的利益服务的。它们的作用就是阻碍社会发展，阻碍社会前进。也有新的先进的思想和理论，它们是为社会上先进的势力服务的。它们的作用就是促进社会发展，促进社会前进，而且它们愈是确切地反映社会物质生活发展的需要，它们的意义就愈大。

　　新的社会思想和理论，只有在社会物质生活的发展向社会提出新的任务以后，才会产生。可是，一经产生，它们就会成为促进解决社会物质生活的发展所提出的新任务、促进社会前进的最重大的力量。正是在这里表现出新思想、新理论、新政治观点和新政治设施的那种极其伟大的组织作用、动员作用和改造作用。新的社会思想和理论所以产生，正是因为它们是社会所必需的，因为没有它们那种组织工作、动员工作和改造工作，就不可能解决社会物质生活发展中的已经成熟的任务。新的社会思想和理论在社会物质生活的发展所提出的新任务的基础上一经产生，就为自己开拓道路，成为人民群众的财富，它们动员人民群众，组织人民群众去反对社会上衰颓的势力，从而有助于推翻社会上衰颓的、阻碍社会物质生活发展的势力。

　　可见，社会思想、理论和政治设施，在社会物质生活的发展即社会存在的发展所提出的已经成熟的任务的基础上一经产生，便反过来影响社会存在，影响社会物质生活，为彻底解决社会物质生活的已经成熟的任务，为社会物质生活能进一步发展，创造必要的条件。

　　斯大林：《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1938年9月）。《斯大林选集》下卷第438—439页。

　　（二）理论以实际的需要为基础。理论一经掌握群众，就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是现实社会关系的反映，它以实际的需要为基础因为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所以必然会出现这样的时代：那时哲学不仅从内部即就其内容来说，而且从外部即就其表现来说，都要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那时，哲学对于其他的一定体系来说，不再是一定的体系，而正在变成世界的一般哲学，即变成当代世界的哲学。

　　马克思：《第179号〈科伦日报〉社论》（1842年6月29日—7月4日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21页。

　　这些“社会主义者”——或者象他们自称的那样，“真正的社会主义者”

　　——认为外国的共产主义文献并不是一定的现实运动的表现和产物，而纯粹是些理论的著作，这些著作完全象他们所设想的德国哲学体系的产生一样，是从“纯粹的思想”中产生的。他们并没有考虑到，即使这些著作是在宣传某些体系，它们仍然是以实际的需要为基础，是以一定国家里的一定阶级的生活条件的总和为基础的。他们把这一派中的某些著作家的幻想信以为真，似乎这些著作家所谈的是“最合理的”社会制度，而不是一定阶级和一定时代的需要。由于这些“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当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俘虏，因而看不清楚现实的关系。

　　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35页。

　　新的生产力已经超过了这种生产力的资产阶级利用形式；生产力和生产方式之间的这种冲突，并不是象人的原罪和神的正义的冲突那样产生于人的头脑中，而是实际地、客观地、在我们之外、甚至不依赖于引起这种冲突的那些人的意志或行动而存在着。现代社会主义不过是这种实际冲突在思想上的反映，是它在头脑中、首先是在那个直接吃到它的苦头的阶级即工人阶级的头脑中的观念的反映。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80年1—3月上半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25—426页。

　　政治经济学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理论分析，因此它以发达的资产阶级关系为前提……

　　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年8月3—15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15页。

　　经济范畴只不过是生产方面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即其抽象。真正的哲学家蒲鲁东先生对事物的理解是颠倒的，他认为现实关系只是睡在“人类的无人身的理性”怀抱里（正如这位哲学家蒲鲁东先生告诉我们的）的一些原理和范畴的化身。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1847年上半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08页。

　　政治经济学的产生是商业扩展的自然结果，随着它的出现，就有了一整套成熟的官许的欺诈办法、一门完整的发财致富的科学来代替那简陋的非科学的生意经。

　　恩格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1843年底—1844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596页。

　　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1843年末—1844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0页。

　　理论一经掌握群众，就会变成物质力量

　　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1843年末—1844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9页。

　　正象在18世纪的法国一样，在19世纪的德国，哲学革命也作了政治变革的前导。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1886年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0页。

　　德国工人同欧洲其他各国工人比较起来，有两大优越之处。第一，他们属于欧洲最有理论修养的民族，他们保持了德国那些所谓“有教养的人”几乎完全丧失了的理论感。如果不是先有德国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那末德国科学社会主义，即过去从来没有过的唯一的科学社会主义，就决不可能创立。如果工人没有理论感，那末这个科学社会主义就决不可能象现在这样深入他们的血肉。这个优越之处无限重大，从以下的事实就可以看出：一方面，英国工人运动虽然单个行业有很好的组织，但是前进得非常缓慢，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对于一切理论的漠视；另一方面，法国人和比利时人由于原有形式的蒲鲁东主义的传播而发生混乱和动摇，西班牙人和意大利人则由于被巴枯宁滑稽化了的蒲鲁东主义的传播而发生混乱和动摇。

　　第二个优越之处，就是德国人参加工人运动，差不多比各国人都迟。德国的理论上的社会主义永远不会忘记，它是依靠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这三位思想家而确立起来的。虽然这三位思想家的学说含有十分虚幻和空想的性质，但他们终究是属于一切时代最伟大的智士之列的，他们天才地预示了我们现在已经科学地证明了其正确性的无数真理。同理论上的社会主义一样，德国的实践的工人运动也永远不应当忘记，它是依靠英国和法国的运动而发展起来的，它能够直接利用英国和法国的运动用很高的代价换来的经验，而在现在避免它们当时往往无法避免的那些错误。如果没有英国工联运动和法国工人政治斗争的榜样，如果没有特别是巴黎公社所给予的那种巨大的推动，我们现在会处在什么境地呢？

　　必须承认，德国工人非常巧妙地利用了自己地位的有利之处。自从有工人运动以来，斗争是第一次在其所有三方面——理论方面、政治方面和实践经济方面（反抗资本家）互相配合，互相联系，有计划地进行着。德国工人运动所以强大有力和不可战胜，也正是由于这种可以说是向心的攻击。

　　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序言》（1874年7月1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00—301页。

　　列宁、斯大林的有关论述：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在醉心于最狭隘的实际活动的偏向同机会主义的时髦宣传密切融合的情况下，必须始终坚持这种思想。

　　列宁：《怎么办？》（1901年秋—1902年2月）。《列宁选集》第1卷第241页。

　　理论是概括起来的各国工人运动的经验。当然，离开革命实践的理论是空洞的理论，而不以革命理论为指南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可是，理论如果是在和革命实践密切联系中形成的，那末它就能成为工人运动的极伟大的力量；因为理论，而且只有理论，才能使运动具有信心，使它有确定方针的能力，使它能了解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因为理论，而且只有理论，才能使实践不仅了解各阶级在目前如何行进和向哪里行进，而且了解这些阶级在最近的将来会如何行进和向哪里行进。

　　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1924年4—5月）。

　　《斯大林选集》下卷第199—200页。

　　（三）文学艺术是社会生活的形象反映。艺术的一定的繁盛时期同社会的一般发展不成比例

　　现代英国的一批杰出的小说家，他们在自己的卓越的、描写生动的书籍中向世界揭示的政治和社会真理，比一切职业政客、政论家和道德家加在一起所揭示的还要多。他们对资产阶级的各个阶层，从“最高尚的”食利者和认为从事任何工作都是庸俗不堪的资本家到小商贩和律师事务所的小职员，都进行了剖析。

　　马克思：《英国资产阶级》（1854年8月1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第686页。

　　我决不是责备您没有写出一部直截了当的社会主义的小说，一部象我们德国人所说的“倾向小说”，来鼓吹作者的社会观点和政治观点。我的意思决不是这样。作者的见解愈隐蔽，对艺术作品来说就愈好。我所指的现实主义甚至可以违背作者的见解而表露出来。让我举一个例子。巴尔扎克，我认为他是比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一切左拉都要伟大得多的现实主义大师，他在《人间喜剧》里给我们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他用编年史的方式几乎逐年地把上升的资产阶级在1816年至1848年这一时期对贵族社会日甚一日的冲击描写出来，这一贵族社会在1815年以后又重整旗鼓，尽力重新恢复旧日法国生活方式的标准。他描写了这个在他看来是模范社会的最后残余怎样在庸俗的、满身铜臭的暴发户的逼攻之下逐渐灭亡，或者被这一暴发户所腐化；他描写了贵妇人（她们对丈夫的不忠只不过是维护自己的一种方式，这和她们在婚姻上听人摆布的方式是完全相适应的）怎样让位给专为金钱或衣着而不忠于丈夫的资产阶级妇女。在这幅中心图画的四周，他汇集了法国社会的全部历史，我从这里，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如革命以后动产和不动产的重新分配）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不错，巴尔扎克在政治上是一个正统派；他的伟大的作品是对上流社会必然崩溃的一曲无尽的挽歌；他的全部同情都在注定要灭亡的那个阶级方面。但是，尽管如此，当他让他所深切同情的那些贵族男女行动的时候，他的嘲笑是空前尖刻的，他的讽刺是空前辛辣的。而他经常毫不掩饰地加以赞赏的人物，却正是他政治上的死对头，圣玛丽修道院的共和党英雄们，这些人在那时（1830—1836年）的确是代表人民群众的。这样，巴尔扎克就不得不违反自己的阶级同情和政治偏见；他看到了他心爱的贵族们灭亡的必然性，从而把他们描写成不配有更好命运的人；他在当时唯一能找到未来的真正的人的地方看到了这样的人，——这一切我认为是现实主义的最伟大胜利之一，是老巴尔扎克最重大的特点之一。

　　恩格斯：《致玛·哈克奈斯（1888年4月初）》。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62—463页。

　　《旧和新》我已经看过了，衷心地感谢您寄给我这本书。您在这本书里对盐场工人生活的描写，就象在《斯蒂凡》里对农民生活的描写一样出色。对维也纳社交界的描写大部分也是很好的。维也纳的确是唯一有社交界的德国城市，柏林只有一些“固定的小圈子”，而更多是不固定的，因此，在那里只有描写文人、官僚和优伶的那种小说的地盘。在您的作品的这一部分里，情节有的地方是否发展得太急促了一些，您比我更能作出判断；使我们的人得到这种印象的许多东西，在维也纳可能是完全自然的，因为那里具有把南欧和东欧的各种因素混合在一起的独特的国际性质。对于这两种环境里的人物，我认为您都用您平素的鲜明的个性描写手法给刻画出来了；每个人都是典型，但同时又是一定的单个人，正如老黑格尔所说的，是一个“这个”，而且应当是如此。但是，为了表示公正，我还要指出某种缺点来，在这里我来谈谈阿尔诺德。这个人确实太完美无缺了，如果他最终在一次山崩中死掉了，那末，除非人们推说他不见容于这个世界，才能把这种情形同文学上的扬善惩恶结合起来。可是，如果作者过分欣赏自己的主人公，那总是不好的，而据我看来，您在这里也多少犯了这种毛病。爱莎即使已经被理想化了，但还保有一定的个性描写，而在阿尔诺德身上，个性就更多地消融到原则里去了。

　　可是，产生这个缺点的原因从小说本身就能感觉到。显而易见，您认为需要在这本书里公开表明您的立场，在全世界面前证明您的信念。这您已经做了，已经是过去的事了，您用不着再以这种形式重复了。我决不反对倾向诗本身。悲剧之父埃斯库罗斯和喜剧之父阿里斯托芬都是有强烈倾向的诗人，但丁和塞万提斯也不逊色；而席勒的《阴谋与爱情》的主要价值就在于它是德国第一部有政治倾向的戏剧。现代的那些写出优秀小说的俄国人和挪威人全是有倾向的作家。可是我认为倾向应当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而不应当特别把它指点出来；同时我认为作家不必要把他所描写的社会冲突的历史的未来的解决办法硬塞给读者。此外，在当前条件下，小说主要是面向资产阶级圈子里的读者，即不直接属于我们的人的那个圈子里的读者，因此，如果一部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小说通过对现实关系的真实描写，来打破关于这些关系的流行的传统幻想，动摇资产阶级世界的乐观主义，不可避免地引起对于现存事物的永世长存的怀疑，那末，即使作者没有直接提出任何解决办法，甚至作者有时并没有明确地表明自己的立场，但我认为这部小说也完全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恩格斯：《致敏·考茨基（1885年11月26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53—454页。

　　欧仁·苏的著名小说《巴黎的秘密》给舆论界特别是德国的舆论界留下了一个强烈的印象；这本书以显明的笔调描写了大城市的“下层等级”所遭受的贫困和道德败坏，这种笔调不能不使社会关注所有无产者的状况。正象《总汇报》这个德国的《泰晤士报》所说的，德国人开始发现，近10年来，在小说的性质方面发生了一个彻底的革命，先前在这类著作中充当主人公的是国王和王子，现在却是穷人和受轻视的阶级了，而构成小说内容的，则是这些人的生活和命运、欢乐和痛苦。最后，他们发现，作家当中的这个新流派——乔治·桑、欧仁·苏和查·狄更斯就属于这一派——无疑地是时代的旗帜。

　　恩格斯：《大陆上的运动》（1844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594页。

　　倍克无疑地比德国文坛上的大多数小卒具有更大的才能和更多的天赋的精力。他的唯一的不幸就是德国人的鄙俗气，他那装模做样的哭哭泣位的社会主义和青年德意志派的影响，是这种鄙俗气在理论上的表现。在社会矛盾还没有因为阶级的明确分化和资产阶级迅速夺取政权而在德国采取较尖锐的形式以前，德国诗人在德国本部是根本没有出路的。一方面，他在德国社会中不可能以革命的姿态出现，因为革命分子本身还太微弱；另一方面，由四面八方包围着他的长期存在的鄙俗气起着使他衰弱无力的作用，他即使能够暂时超越它，摆脱它和嘲笑它，可是过一会却又重新跌进它的陷阱里面去了。对于一切多少有些才能的德国诗人暂时还只能有一个劝告，即搬到文明的国家去住。

　　恩格斯：《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1846年底—1847年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243页。

　　关于艺术，大家知道，它的一定的繁盛时期决不是同社会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因而也决不是同仿佛是社会组织的骨胳的物质基础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例如，拿希腊人或莎士比亚同现代人相比。就某些艺术形式，例如史诗来说，甚至谁都承认：当艺术生产一旦作为艺术生产出现，它们就再不能以那种在世界史上划时代的、古典的形式创造出来；因此，在艺术本身的领域内，某些有重大意义的艺术形式只有在艺术发展的不发达阶段上才是可能的。如果说在艺术本身的领域内部的不同艺术种类的关系中有这种情形，那末，在整个艺术领域同社会一般发展的关系上有这种情形，就不足为奇了。困难只在于对这些矛盾作一般的表述。一旦它们的特殊性被确定了，它们也就被解释明白了。

　　我们先拿希腊艺术同现代的关系作例子，然后再说莎士比亚同现代的关系。大家知道，希腊神话不只是希腊艺术的武库，而且是它的土壤。成为希腊人的幻想的基础、从而成为希腊［神话］的基础的那种对自然的观点和对社会关系的观点，能够同自动纺机、铁道、机车和电报并存吗？在罗伯茨公司面前，武尔坎又在哪里？在避雷针面前，丘必特又在哪里？在动产信用公司面前，海尔梅斯又在哪里？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因而，随着这些自然力之实际上被支配，神话也就消失了。在印刷所广场旁边，法玛还成什么？希腊艺术的前提是希腊神话，也就是已经通过人民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这是希腊艺术的素材。不是随便一种神话，就是说，不是对自然（这里指一切对象，包括社会在内）的随便一种不自觉的艺术加工。埃及神话决不能成为希腊艺术的土壤和母胎。但是无论如何总得是一种神话。因此，决不是这样一种社会发展，这种发展排斥一切神话地对待自然的态度和一切把自然神话化的态度；并因而要求艺术家具备一种与神话无关的幻想。

　　从另一方面看：阿基里斯能够同火药和弹丸并存吗？或者，《伊利亚特》能够同活字盘甚至印刷机并存吗？随着印刷机的出现，歌谣、传说和诗神缪斯岂不是必然要绝迹，因而史诗的必要条件岂不是要消失吗？但是，困难不在于理解希腊艺术和史诗同一定社会发展形式结合在一起。困难的是，它们何以仍然能够给我们以艺术享受，而且就某方面说还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

　　一个成人不能再变成儿童，否则就变得稚气了。但是，儿童的天真不使他感到愉快吗？他自己不该努力在一个更高的阶梯上把自己的真实再现出来吗？在每一个时代，它的固有的性格不是在儿童的天性中纯真地复活着吗？为什么历史上的人类童年时代，在它发展得最完美的地方，不该作为永不复返的阶段而显示出永久的魅力呢？有粗野的儿童，有早熟的儿童。古代民族中有许多是属于这一类的。希腊人是正常的儿童。他们的艺术对我们所产生的魅力，同它在其中生长的那个不发达的社会阶段并不矛盾。它倒是这个社会阶段的结果，并且是同它在其中产生而且只能在其中产生的那些未成熟的社会条件永远不能复返这一点分不开的。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摘自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

　　（1857年8—9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12—114页。

　　（四）语言是现实的实践的意识。语言产生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语言是现实的实践的意识，是交往和社会斗争的工具人并非一开始就具有“纯粹的”意识。“精神”从一开始就很倒霉，注定要受物质的“纠缠”，物质在这里表现为震动着的空气层、声音，简言之，即语言。语言和意识具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并仅仅因此也为我自己存在的、现实的意识。

　　马克思和恩格斯：《费尔巴哈》（1845—1846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4—35页。

　　对哲学家们说来，从思想世界降到现实世界是最困难的任务之一。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正象哲学家们把思维变成一种独立的力量那样，他们也一定要把语言变成某种独立的特殊的王国。这就是哲学语言的秘密，在哲学语言里，思想通过词的形式具有自己本身的内容。从思想世界降到现实世界的问题，变成了从语言降到生活中的问题。

　　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25页。

　　斯大林的有关论述：

　　问：语言的特征是什么？答：语言是属于社会现象之列的，从有社会存在的时候起，就有语言存在。语言随着社会的产生和发展而产生和发展。语言随着社会的死亡而死亡。社会以外是没有语言的。因此要了解语言及其发展的规律，就必须把语言同社会发展的历史，同创造这种语言、使用这种语言的人民的历史密切联系起来研究。

　　语言是手段、工具，人们利用它来彼此交际，交流思想，达到互相了解。语言是同思维直接联系的，它把人的思维活动的结果、认识活动的成果用词和句中词的组合记载下来，巩固起来，这样就使人类社会中的思想交流成为可能了。

　　思想交流是经常极端必要的，因为没有思想交流，就不可能调整人们在同自然力的斗争中，在生产必需的物质资料的斗争中的共同行动，就不可能在社会生产活动中获得成就，因而就不可能有社会生产本身的存在。可见没有全社会都懂得的语言，没有社会一切成员共同的语言，社会就会停止生产，就会崩溃，就会无法作为社会而存在下去。就这个意义来说，语言既是交际的工具，又是社会斗争和发展的工具。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1950年6月20日）。《斯大林选集》下卷第514—515页。

　　语言产生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语言是逐渐发展的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费尔巴哈》（1845—1846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4页。

　　语言是从劳动中并和劳动一起产生出来的，这是唯一正确的解释……首先是劳动，然后是语言和劳动一起，成了两个最主要的推动力，在它们的影响下，猿的脑髓就逐渐地变成人的脑髓；后者和前者虽然十分相似，但是就大小和完善的程度来说，远远超过前者。在脑髓进一步发展的同时，它的最密切的工具，即感觉器官，也进一步发展起来了。正如语言的逐渐发展必然是和听觉器官的相应完善化同时进行的一样，脑髓的发展也完全是和所有感觉器官的完善化同时进行的。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6年）。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11—512页。

　　斯大林的有关论述：

　　马克思主义认为，语言从旧质过渡到新质不是经过爆发，不是经过消灭现存的语言和创造新的语言，而是经过新质的要素的逐渐积累，也就是经过旧质要素的逐渐死亡来实现的。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1950年6月20日）。《斯大林选集》下卷第519页。

　　问：说语言是基础的上层建筑，是否正确？答：不，不正确。

　　基础是社会在其一定发展阶段上的经济制度。上层建筑是社会的政治、法律、宗教、艺术、哲学的观点，以及同这些观点相适应的政治、法律等设施。

　　任何基础都有同它相适应的自己的上层建筑。封建制度的基础有自己的上层建筑，自己的政治、法律等等观点，以及同这些观点相适应的设施；资本主义的基础有自己的上层建筑；社会主义的基础也有自己的上层建筑。如果基础发生变化和被消灭，那末它的上层建筑也就会随着发生变化和被消灭。如果产生新的基础，那就会随着产生同它相适应的上层建筑。

　　就这方面来说，语言和上层建筑是根本不同的。拿俄国社会和俄语做例子来说吧。最近30年来，在俄国消灭了旧的资本主义的基础，建立了新的社会主义的基础。与此相适应，消灭了资本主义基础的上层建筑，创立了同社会主义基础相适应的新的上层建筑。这就是说，旧的政治、法律等设施已经被新的社会主义设施代替了。但是尽管如此，俄语在基本上还是同十月革命以前一样。

　　在这个时期中，俄语发生了一些什么变化呢？俄语的词汇发生了某种程度的变化，这就是说，由于产生了新的社会主义生产，由于出现了一种新的国家、新的社会主义的文化、新的社会观点、新的道德以及由于技术和科学的发展，增加了一大批新的词和语；许多词语获得了新的含义而改变了意思；若干陈旧的词从词汇中消失了。至于构成语言基础的俄语的基本词汇和语法构造，那么它们在资本主义基础消灭后，不仅没有被消灭和被新的基本词汇和新的语法构造所代替，相反地，却完全保留了下来，没有任何重大的变化，而且正是作为现代俄语的基础保留了下来。

　　其次，上层建筑是由基础产生的，但这决不是说，上层建筑只是反映基础，它是消极的、中立的，对自己基础的命运、对阶级的命运、对制度的性质是漠不关心的。相反地，上层建筑一出现，就成为极大的积极力量，积极促进自己基础的形成和巩固，采取一切办法帮助新制度去根除和消灭旧基础和旧阶级。

　　不这样是不可能的。基础创立上层建筑，就是要上层建筑为它服务，要上层建筑积极帮助它形成和巩固，要上层建筑为消灭已经过时的旧基础及其旧上层建筑面积极斗争。只要上层建筑拒绝起这种服务作用，只要上层建筑从积极保卫自己基础的立场转到对自己基础漠不关心的立场，转到对各个阶级同等看待的立场，它就会丧失自己的本质，不再成为上层建筑了。

　　就这方面来说，语言和上层建筑是根本不同的。语言不是某一个社会内部这种或那种基础，旧的或新的基础所产生的，而是千百年来社会历史和各种基础历史的全部进程所产生的。语言不是某一个阶级所创造的，而是整个社会、社会各阶级、世世代代的努力所创造的。语言创造出来不是为了满足某一个阶级的需要，而是为了满足整个社会的需要，满足社会各阶级的需要。正因为如此，创造出来的语言是全民的语言，对社会是统一的，对社会全体成员是共同的。因此，作为人们交际工具的语言的服务作用，不是为一个阶级服务，损害另一些阶级，而是一视同仁地为整个社会、为社会各阶级服务。这也就说明，语言可以一视同仁地既为旧的衰亡的制度服务，也为新的上升的制度服务；既为旧基础服务，也为新基础服务；既为剥削者服务，也为被剥削者服务。

　　不这样是不可能的。语言的存在和语言的创造就是要作为人们交际的工具为整个社会服务，就是要语言成为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的东西，成为社会的统一的东西，为社会全体成员服务，不管他们的阶级地位如何。语言一离开这个全民立场，一站到偏爱和支持某一社会集团而损害其他社会集团的立场，它就会丧失自己的本质，就会不再是人们在社会中交际的工具，就会变成某一社会集团的同行语而退化下去，以致使自己消失。

　　就这方面来说，语言和上层建筑有原则上的不同，但和生产工具，比如说，和机器却没有区别，生产工具和语言一样，对各阶级也是一视同仁的，既可以为资本主义制度服务，也可以为社会主义制度服务。

　　再其次，上层建筑是某个经济基础存在和活动的那一个时代的产物。因此上层建筑的生命是不长久的，它是随着这个基础的消灭而消灭，随着这个基础的消失而消失。

　　而语言则相反，它是若干时代的产物，在这些时代中，它形成起来、丰富起来、发展起来、精炼起来。所以语言比任何基础、任何上层建筑都生存得长久得多。这正说明，不仅是一个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产生与消灭，而且好几个基础及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的产生与消灭，也不致会在历史上消灭一种语言，消灭一种语言的结构，产生具有新的词汇和新的语法构造的新的语言。

　　从普希金逝世以来，已经有100多年了。在这个时期内，俄国曾消灭了封建制度、资本主义制度，并产生了第三个制度，即社会主义制度。这就是说，已经消灭了两个基础及其上层建筑，并产生了新的社会主义基础及其新的上层建筑。但是，如果以俄语为例，那末它在这个长时期内，并没有遭到什么破坏，并且现代俄语按照它的结构来说，是同普希金的语言很少有差别的。

　　在这个时期内，俄语中发生了哪些变化呢？在这个时期内，俄语大大地原文为《жаргон》，系指社会集团或职业集团的惯用语。——译者注增加了词汇；有很大一批陈旧的词从词汇中消失了；有很大一批词的意思改变了；语言的语法构造改进了。至于普希金语言的结构及其语法构造和基本词汇，主要的都保存下来了，成了现代俄语的基础。

    最后，上层建筑和语言还有一个根本区别。上层建筑同生产、同人的生产活动没有直接联系。上层建筑是通过经济的中介、通过基础的中介同生产仅仅有间接的联系。因此上层建筑反映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变化，不是立刻、直接反映的，而是在基础变化以后，通过生产变化在基础变化中的折光来反映的。这就是说，上层建筑活动的范围是狭窄的和有限的。

　　而语言则相反，它是同人的生产活动直接联系的，不仅同生产活动，而且同人的工作的一切领域（从生产到基础、从基础到上层建筑）中的任何其他活动都有直接联系，因此语言反映生产的变化，是立刻、直接反映的，并不等待基础的改变，所以语言的活动范围是包括人的活动的各个领域，它比上层建筑的活动范围要广泛得多、方面也多得多，不仅如此，它的活动范围几乎是无限的。

　　这就首先说明，语言，主要是它的词汇，是处在几乎不断变化的状态中。工业和农业的不断发展，商业和运输业的不断发展，技术和科学的不断发展，要求语言用进行这些工作所必需的新词语来充实它的词汇。语言就直接反映这种需要，用新的词充实自己的词汇，并改进自己的语法构造。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1950年6月20日）。《斯大林选集》下卷第501—506页。

　　（五）道德是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财产的任何一种社会形式都有各自的道德与之相适应道德是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道德的历史性

　　因此，我们驳斥一切想把任何道德教条当做永恒的、终极的、从此不变的道德规律强加给我们的企图，这种企图的借口是，道德的世界也有凌驾于历史和民族差别之上的不变的原则。相反地，我们断定，一切已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而社会直到现在还是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的，所以道德始终是阶级的道德；它或者为统治阶级的统治和利益辩护，或者当被压迫阶级变得足够强大时，代表被压迫者对这个统治的反抗和他们的未来利益。在这里没有人怀疑，在道德方面也和人类知识的所有其他部门一样，总的说是有过进步的。但是我们还没有越出阶级道德。只有在不仅消灭了阶级对立，而且在实际生活中也忘却了这种对立的社会发展阶段上，超越阶级对立和超越对这种对立的回忆的、真正人的道德才成为可能。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1878年6月）。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33—134页。

　　蒲鲁东先生不知道，整个历史也无非是人类本性的不断改变而已。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1847年上半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38页。

　　共同的历史背景决定了道德的共同处。财产的任何一种社会形式都有各自的道德与之相适应善恶观念从一个民族到另一个民族、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变更得这样厉害，以致它们常常是互相直接矛盾的。但是，如果有人提出反驳，说无论如何善不是恶，恶不是善；如果把善恶混淆起来，那末一切道德都将完结，而每个人都将可以为所欲为了。如果除去一切极端玄妙的词句，这也就是杜林先生的意见。但是问题毕竟不是这样简单地解决的。如果事情真的这样简单，那末关于善和恶就根本不会有争论了，每个人都会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但是今天的情形是怎样的呢？今天向我们宣扬的是什么样的道德呢？首先是由过去的宗教时代传下来的基督教的封建主义的道德，这种道德主要地又分成天主教的和新教的道德，其中又分成许多种类，从耶稣天主教的和正统新教的道德，直到松弛的启蒙的道德。和这些道德并列的，有现代资产阶级的道德，和资产阶级道德并列的，又有无产阶级的未来的道德，所以仅仅在欧洲最先进国家中，过去、现在和将来就提供了三大类同时并存的各自起着作用的道德论。哪一种是有真理性的呢？如果就绝对的终极性来说，哪一种也不是；但是，现在代表着现状的变革、代表着未来的那种道德，即无产阶级的道德，肯定拥有最多的能够长久保持的因素。

　　但是，如果我们看到，现代社会的三个阶级即封建贵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各有自己的特殊的道德，那末我们由此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吸取自己的道德观念。

　　但是在上述三种道德论中还是有一些对所有这三者来说都是共同的东西——这不至少就是永久不变的道德的一部分吗？——这三种道德论代表同一历史发展的三个不同阶段，所以有共同的历史背景，正因为这样，就必然具有许多共同之处。不仅如此，对同样的或差不多同样的经济发展阶段来说，道德论必然是或多或少地互相一致的。从动产的私有制发展起来的时候起，在一切存在着这种私有制的社会里，道德戒律一定是共同的：切勿偷盗。这个戒律是否因此而成为永恒的道德戒律呢？绝对不会。在偷盗动机已被消除的社会里，就是说在随着时间的推移顶多只有精神病患者才会偷盗的社会里，如果一个道德宣扬者想来庄严地宣布一条永恒真理：切勿偷盗，那他将会遭到什么样的嘲笑啊！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1878年6月）。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32—133页。

　　对现存经济制度完全无知的人，当然更不能理解工人为什么要否定这种制度。他们当然不能理解，工人阶级企图实现的社会变革正是目前制度本身的必然的、历史的、不可避免的产物。他们以遗憾的口吻谈论消灭“财产”的威胁，因为在他们看来，他们现在的财产的阶级形式——一种过渡性的历史形式——就是财产本身，因而消灭这种财产形式就是消灭财产。正象他们现在为资本统治和雇佣劳动制度的“永恒性”进行辩护一样，如果他们生在封建时代或奴隶制度时代，他们会同样地把封建制度和奴隶制度当作建立在事物本性基础上的制度、当作自发地成长起来的自然产物而加以保卫；他们也会猛烈抨击这些制度的种种“弊端”，但同时他们会由于自己极端无知而用什么这些制度是“永恒的”，是有“道德节制”（“限制”）加以纠正的说教，来反驳预言这些制度将被消灭的主张。

    可怜的人们！他们甚至不知道，财产的任何一种社会形式都有各自的“道德”与之相适应，而那种使财产成为劳动附属品的社会财产形式，绝不会制造个人的”道德限制”，而会将个人的“道德”从阶级束缚下解放出来。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初稿》（1871年4—5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31页。

　　简单扼要地说，费尔巴哈的道德论是和它的一切前驱者一样的。它适用于一切时代、一切民族、一切情况；正因为如此，它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是不适用的，而在现实世界面前，是和康德的绝对命令一样软弱无力的。实际上，每一个阶级，甚至每一个行业，都各有各的道德，而且也破坏这种道德，如果它们能这样做而不受惩罚的话。至于那要把一切人都联合起来的爱，则表现在战争、争吵、诉讼、家庭纠纷、离婚以及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最高限度的剥削中。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1886年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36页。

　　（六）宗教是支配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

　　宗教是人民的鸦片

　　宗教是一个或几个民族历史发展阶段的表现

　　迄今一切宗教都是单个民族或几个民族的历史发展阶段的表现，而共产主义却是使一切现有宗教成为多余并使之消灭的发展阶段。

　　恩格斯：《共产主义信条草案》（1847年6月9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380页。

　　基督教同任何大的革命运动一样，是群众创造的。它是在新宗派、新宗教、新先知数以百计地出现的时代，以一种我们完全不知道的方式在巴勒斯坦产生的。基督教事实上是自发地形成的，是这些宗派中最发达的宗派相互影响而产生的中间物，后来由于加进了亚历山大里亚犹太人斐洛的论点，稍后又由于受到斯多葛派思想的广泛渗透，而形成为一种教义。的确，如果我们可以把斐洛称为基督教教义之父，那末塞涅卡便是它的叔父。

　　恩格斯：《启示录》（1883年8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11—12页。

　　在早期的基督教的历史里，有些值得注意的与现代工人运动相同之点。基督教和后者一样，在其产生时也是被压迫者的运动：它最初是奴隶和被释放的奴隶、穷人和无权者、被罗马征服或驱散的人们的宗教。基督教和工人的社会主义都宣传将来会解脱奴役和贫困；基督教是在死后的彼岸生活中，在天国寻求这种解脱，而社会主义则是在这个世界里，在社会改造中寻求这种解脱。基督教和工人的社会主义都遭受过迫害和排挤，它们的信从者被放逐，被待之以非常法：一种人被当做人类的敌人，另一种人被当做国家、宗教、家庭、社会秩序的敌人。可是不管这一切迫害，甚至时常还直接由于这些迫害，基督教和社会主义都胜利地、势不可挡地给自己开辟前进的道路。基督教在它产生300年以后成了罗马世界帝国的公认的国教，而社会主义则在60来年中争得了一个可以绝对保证它取得胜利的地位。

　　恩格斯：《论早期基督教的历史》（1894年6月19日—7月16日之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25页。

　　更高的即更远离物质经济基础的意识形态，采取了哲学和宗教的形式。在这里，观念同自己的物质存在条件的联系，愈来愈混乱，愈来愈被一些中间环节弄模糊了。但是这一联系是存在着的。从十五世纪中叶起的整个文艺复兴时代，在本质上是城市的从而是市民阶级的产物，同样，从那时起重新觉醒的哲学也是如此。哲学的内容本质上仅仅是那些和中小市民阶级发展为大资产阶级的过程相适应的思想的哲学表现。在前一世纪的那些往往既是哲学家又是政治经济学家的英国人和法国人那里，这种情形是表现得很明显的，而在黑格尔学派那里，这一情况我们在上面已经说明过了。

　　现在我们再简略地谈谈宗教，因为宗教离开物质生活最远，而且好象是同物质生活最不相干。宗教是在最原始的时代从人们关于自己本身的自然和周围的外部自然的错误的、最原始的观念中产生的。但是，任何意识形态一经产生，就同现有的观念材料相结合而发展起来，并对这些材料作进一步的加工；不然，它就不是意识形态了，就是说，它就不是把思想当做独立地发展的、仅仅服从自身规律的独立本质来处理了。头脑中发生这一思想过程的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归根到底决定着这一思想过程的进行，这一事实，对这些人来说必然是没有意识到的，否则，全部意识形态就完结了。因此，大部分是每个有血统关系的民族集团所共有的这些细地证实了。这样在每一个民族中形成的神，都是民族的神，这些神的王国不越出它们所守护的民族领域，在这个界线以外，就由别的神无可争辩地统治了。只要这些民族存在，这些神也就继续活在人们的观念中；这些民族没落了，这些神也就随着灭亡。罗马世界帝国使得旧有的民族没落了（关于罗马世界帝国产生的经济条件，我们没有必要在这里加以研究），旧有的民族的神就灭亡了，甚至罗马的那些仅仅适合于罗马城的狭小圈子的神也灭亡了；罗马曾企图除本地的神以外还承认的供奉一切多少受崇敬的异族的神，这种企图清楚地表现了拿一种世界宗教来充实世界帝国的需要。但是一种新的世界宗教是不能这样用皇帝的敕令创造出来的。新的世界宗教，即基督教，已经从普遍化了的东方神学、特别是犹太神学和庸俗化了的希腊哲学、特别是斯多葛派哲学的混合中悄悄地产生了。我们必须重新进行艰苦的研究，才可以知道基督教最初是什么样子，因为它那流传到我们今天的官方形式仅仅是尼西亚宗教会议为了使它成为国教并使它适合于成为国教这个目的而赋予它的那种形式。它在250年后已经变成国教这一事实，足以证明它是适应时势的宗教。在中世纪，随着封建制度的发展，基督教形成为一种同它相适应的、具有相应的封建教阶制的宗教。当市民阶级兴起的时候，新教异端首先在法国南部的阿尔比派中间、在那里的城市最繁荣的时代同封建的天主教相对抗而发展起来。中世纪把意识形态的其他一切形式——哲学、政治、法学，都合并到神学中，使它们成为神学中的科目。因此，当时任何社会运动和政治运动都不得不采取神学的形式；对于完全受宗教影响的群众的感情说来，要掀起巨大的风暴，就必须让群众的切身利益披上宗教的外衣出现。市民阶级从最初起就给自己制造了一种由无财产的、不属于任何公认的等级的城市平民、零工和各种仆役所组成的附属品，即后来无产阶级的前身，同样，宗教异端也早就分成了两派：市民温和派和甚至也为市民异教徒所憎恶的平民革命派。

　　新教异端的不可根绝是同正在兴起的市民阶级的不可战胜相适应的；当这个市民阶级已经充分强大的时候，他们从前的主要是同封建贵族进行的地方性斗争便开始采取民族的规模了。第一次大规模的行动发生在德国，这就是所谓的宗教改革。那时市民阶级既不够强大又不够发展，不足以把其他的叛乱等级——城市平民、下级贵族和乡村农民——团结在自己的旗帜之下。贵族首先被击溃；农民举行了起义，形成了这次整个革命运动的顶点；城市背弃了农民，革命被各邦君主的军队镇压下去了，这些君主囊括了革命的全部果实。从那时起，德国有整整三个世纪从那些能独立地干预历史的国家的行列中消失了。但是除德国人路德外，还出现了法国人加尔文，他以真正法国式的尖锐性突出了宗教改革的资产阶级性质，使教会共和化和民主化。当路德的宗教改革在德国已经蜕化并把德国引向灭亡的时候，加尔文的宗教改革却成了日内瓦、荷兰和苏格兰共和党人的旗帜，使荷兰摆脱了西班牙和德意志帝国的统治，并为英国发生的资产阶级革命的第二幕提供了意识形态的外衣。在这里，加尔文教是当时资产阶级利益的真正的宗教外衣，因此，在1689年革命由于一部分贵族同资产阶段间的妥协而结束以后，它也没有得到完全的承认。英国的国教会恢复了，但不是恢复到它以前的形式，即由国王充任教皇的天主教，而是强烈地加尔文教化了。旧的国教会庆祝欢乐的天主教礼拜日，反对枯燥的加尔文派礼拜日。新的资产阶级化的国教会，则采用后一种礼拜日，这种礼拜日至今还在装饰着英国。

　　在法国，1685年加尔文教的少数派曾遭到镇压，被迫归依天主教或者被驱逐出境。但是这有什么用处呢？那时自由思想家</PGN0251.TXT/PGN>比埃尔·培尔已经在进行活动，1694年伏尔泰诞生了。路易十四的暴力措施只是方便了法国的市民阶级，使他们可以赋予自己的革命以唯一同已经发展起来的资产阶级相适应的、非宗教的、纯粹政治的形式。出席国民会议的不是新教派，而是自由思想家了。由此可见，基督教已经踏进了最后阶段。此后，它已不能成为任何进步阶级的意向的意识形态外衣了；它愈来愈变成统治阶级专有的东西，统治阶级只把它当做使下层阶级就范的统治手段。同时，每个不同的阶级都利用它自己认为适合的宗教：占有土地的容克利用天主教的耶稣会派或新教的正统派，自由的和激进的资产者则利用唯理派，至于这些老爷们自己相信还是不相信他们各自的宗教，这是完全无关紧要的。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9—253页。

　　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人民的鸦片

　　反宗教的批判的根据就是：人创造了宗教，而不是宗教创造了人。就是说，宗教是那些还没有获得自己或是再度丧失了自己的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但人并不是抽象的栖息在世界以外的东西。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国家、社会产生了宗教即颠倒了的世界观，因为它们本身就是颠倒了的世界。宗教是这</PGN0252.TXT/PGN>个世界的总的理论，是它的包罗万象的纲领，它的通俗逻辑，它的唯灵论的荣誉问题，它的热情，它的道德上的核准，它的庄严补充，它借以安慰和辩护的普遍根据。宗教把人的本质变成了幻想的现实性，因为人的本质没有真实的现实性。因此，反宗教的斗争间接地也就是反对以宗教为精神慰藉的那个世界的斗争。

　　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的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正象它是没有精神的制度的精神一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

　　废除作为人民幻想的幸福的宗教，也就是要求实现人民的现实的幸福。要求抛弃关于自己处境的幻想，也就是要求抛弃那需要幻想的处境。因此对宗教的批判就是对苦难世界——宗教是它的灵光圈——的批判的胚胎。宗教批判摘去了装饰在锁链上的那些虚幻的花朵，但并不是要人依旧带上这些没有任何乐趣任何慰藉的锁链，而是要人扔掉它们，伸手摘取真实的花朵。宗教批判使人摆脱了幻想，使人能够作为摆脱了幻想、具有理性的人来思想，来行动，来建立自己的现实性；使他能够围绕着自身和自己现实的太阳旋转。宗教只是幻想的太阳，当人还没有开始围绕自身旋转以前，它总围绕着人而旋转。因此，彼岸世界的真理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

　　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于是对天国的批判就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就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就变成对政治的批判。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1843年末—1844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2页。列宁的有关论述：

　　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马克思的这一句名言是马克思主义在宗教问题上的全部世界观的基石。马克思主义始终认为现代所有的宗教和教会、各式各样的宗教团体，都是资产阶级反动派用来捍卫剥削制度、麻醉工人阶级的机构。

　　列宁：《论工人政党对宗教的态度》（1909年5月13日）。《列宁选集》第2卷第375页。

　　宗教是终身给他人劳作、为穷困和孤独紧压着的人民群众到处蒙受的精神压迫的一种。被剥削阶级由于没有力量同剥削者进行斗争，必然会产生对死后的幸福生活的憧憬，正如野蛮人由于没有力量同大自然搏斗而产生对上帝、魔鬼、奇迹等的信仰一样。对于工作一生而贫困一生的人，宗教教导他们在人间要顺从和忍耐，劝他们把希望寄托在天国的恩赐上。对于依靠他人劳动而过活的人，宗教教导他们要在人间行善，廉价地为他们的整个剥削生活辩护，廉价地售给他们享受天国幸福的门票。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宗教是一种精神上的劣质酒，资本的奴隶饮了这种酒就毁伤了自己作人的形象，忘记要求稍微过一点人所应当过的生活。

　　列宁：《社会主义和宗教》（发表于1905年12月3日）。

　　《列宁全集》第10卷第62—63页。

　　一切宗教都是支配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

　　宗教随着产生它的社会根源被消灭而消失

　　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PGN0254.TXT/PGN>量的形式。在历史的初期，首先是自然力量获得了这样的反映，而在进一步的发展中，在不同的民族那里又经历了极为不同和极为复杂的人格化。根据比较神话学，这一最初的过程，至少就印欧民族来看，可以一直追溯到它的起源——印度的吠陀经，以后更在印度人、波斯人、希腊人、罗马人、日耳曼人中间，而且就材料所及的范围而言，也可以在克尔特人、立陶宛人和斯拉夫人中间得到详尽的证明。但是除自然力量外，不久社会力量也起了作用，这种力量和自然力量本身一样，对人来说是异己的，最初也是不能解释的，它以同样的表面上的自然必然性支配着人。最初仅仅反映自然界的神秘力量的幻象，现在又获得了社会的属性，成为历史力量的代表者。在更进一步的发展阶段上，许多神的全部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都转移到一个万能的神身上，而这个神本身又只是抽象的人的反映。这样就产生了一神教，从历史上说它是后期希腊庸俗哲学的最后产物，它的现成体现是犹太的独一无二的民族神雅赫维。在这个适宜的、方便的和普遍适用的形式中，宗教可以在人们还处在异己的自然和社会力量支配下的时候，作为人们对这种支配着他们的力量的关系的直接形式即有感情的形式而继续存在。但是，我们已经不止一次地看到，在目前的资产阶级社会中，人们就象受某种异己力量的支配一样，受自己所创造的经济关系、受自己所生产的生产资料的支配。因此，宗教的反映过程的事实基础就继续存在，而且宗教反映本身也同它一起继续存在。即使资产阶级经济学对这种异己支配力量的因果关系有一定的理解，事情并不因此而有丝毫改变。资产阶级经济学既不能制止整个危机，又不能使各个资本家避免损失、负债和破产，或者使各个工人避免失业和贫困。现在还是这样：谋事在人，成事在神（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异己支配力量）。单纯的认识，即使它比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认识更进一步和更深刻，也不足以使社会力量服从于社会统治。</PGN0255.TXT/PGN>为此首先需要有社会的行动。当这种行动完成的时候，当社会通过占有和有计划地使用全部生产资料而使自己和一切社会成员摆脱奴役状态的时候（现在，人们正被这些由他们自己所生产的、但作为不可抗拒的异己力量而同自己相对立的生产资料所奴役），当谋事在人，成事也在人的时候，现在还在宗教中反映出来的最后的异己力量才会消失，因而宗教反映本身也就随着消失。原因很简单，这就是那时再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反映了。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1878年6月）。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54—356页。

　　列宁的有关论述：

　　马克思主义就是唯物主义。正因为如此，它同十八世纪百科全书派的唯物主义或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一样，也坚决反对宗教。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比百科全书派和费尔巴哈更进一步，它把唯物主义哲学应用到历史领域，应用到社会科学领域。我们应当同宗教作斗争。这是整个唯物主义的起码原则，因而也是马克思主义的起码原则。但是，马克思主义不是停留在起码原则上的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更前进了一步。它认为必须善于同宗教作斗争，为此要善于用唯物主义观点来说明群众中的信仰和宗教的根源。同宗教作斗争不应该限于抽象的、思想上的宣传，不能把它归结为这样的宣传；而应该把这一斗争同消灭产生宗教的社会根源的阶级运动的具体实践联系起来。

　　列宁：《论工人政党对宗教的态度》（1909年5月13日［26日］）。《列宁选集》第2卷第378页。

　　为什么宗教在城市无产阶级的落后部分中，在广大的半无产</PGN0256.TXT/PGN>阶级阶层中，在农民群众中能够保持它的影响呢？资产阶级的进步人士，即激进派或资产阶级唯物主义者回答说，这是由于人民的愚昧无知。由此得出结论说：打倒宗教，无神论万岁，宣传无神论观点是我们的任务。马克思主义者说：这话不对。这是一种肤浅的、资产阶级的、狭隘的文化主义观点。这种观点不够深刻，这不是用唯物主义的观点而是用唯心主义的观点说明宗教的根源。在现代资本主义国家里，这种根源主要是社会的根源。劳动群众受到社会的压抑，在时时刻刻给普通劳动人民带来最可怕的灾难、最残酷的折磨（比战争、地震等任何非常事件厉害一千倍）的资本主义盲目势力面前，他们觉得似乎毫无办法，——这就是目前宗教最深刻的根源。“恐惧创造神”。现代宗教的根源就是对资本盲目势力的恐惧，而这种势力确实是盲目的势力，因为人民群众不能预见到它，因为它使无产者和小业主在生活中随时随地都可能遭到，而且正在遭到“突如其来的”、“出人意料的”、“偶然发生的”破产和毁灭，使他们变成乞丐，变成穷光蛋，变成娼妓，甚至活活饿死。凡是不愿一直留在预备班的唯物主义者，都应当首先而且特别注意这种根源。

　　列宁：《论工人政党对宗教的态度》（发表于1909年5月13日［26日］）。《列宁选集》第2卷弟378—379页。9年5月</PGN0257.TXT/P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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