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一、在科学的道路上没有平坦大道可走。只有经过长期刻苦的独立的专门研究，才能在科学上取得成就我所使用的分析方法至今还没有人在经济问题上运用过，这就使前几章读起来相当困难。法国人总是急于追求结论，渴望知道一般原则同他们直接关心的问题的联系，因此我很担心，他们会因为一开始就不能继续读下去而气馁。
这是一种不利，对此我没有别的办法，只有事先向追求真理的读者指出这一点，并提醒他们。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
马克思：《〈资本论〉法文版序言》（1872年月18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6页。
单是正确地反映自然界就已经极端困难，这是长期的经验历史的产物。在原始人看来，自然力是某种异己的、神秘的、超越一切的东西。在所有文明民族所经历的一定阶段上，他们用人格化的方法来同化自然力。正是这种人格化的欲望，到处创造了许多神；而被用来证明上帝存在的万民一致意见恰恰只证明了这种作为必然过渡阶段的人格化欲望的普遍性，因而也证明了宗教的普遍性。只有对自然力的真正认识，才把各种神或上帝相继地从各个地方撵走（赛奇及其太阳系）。现在，这个过程已进展到这样的程度，以致可以认为它在理论方面已经结束了。
在社会事件上，反映就更加困难了。社会是由经济关系、生产和交换，以及那些历史前提所决定的。
恩格斯：《〈反杜林论〉的准备材料》（1876—1877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672页。
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实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因为很明显，在这里只说空话是无济于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地掌握了的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
恩格斯：《卡尔·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年8月3—15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18页。
一般说来，在所有这些范围如此之广和材料如此之多的科学研究中，要取得某些真正的成就，只有经过多年的工作才是可能的。在一些个别问题上探索到新的正确的观点比较容易，这一点您有时在您的文章里做到了；但是，要把全部材料一下子掌握住，并用新的方法加以系统化，这只有在充分加工之后才是可能的，否则象《资本论》这样的著作就会是很多很多的了。因此我高兴的是，您为最近一段时间的学术研究，选了圣经原始故事和殖民活动这类题目，在这方面即使对详细情节进行较小程度的充分研究，也能做出点成绩，而且具有现实意义。
列宁的有关论述：
恩格斯：《致卡·考茨基（1883年9月18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61页。
不消说，这不是时常都容易办到的。把凑巧碰到，偶然听到的较为“公开地”叫喊的东西等等信以为真，自然要“容易”得多。但是，以此为满足的人，就叫做“轻率的”、轻浮的人，谁也不会认真地理会他的。不用相当的独立功夫，不论在哪个严重的问题上都不能找出真理；谁怕用功夫，谁就无法找到真理。
因此，我们这里只是向那些不怕用这种功夫，而有决心去独立研究和努力找到事实、文件以及证词的工人发表一些意见。
列宁：《几个争论问题》（1913年4月）。
《列宁选集》第2卷第457—458页。
应该学会尊重科学，应该摒弃门外汉和官僚主义者的“共产党员的”狂妄自大，应该学会有系统地从事工作，利用我们自己的经验和我们自己的实践！
列宁：《论统一的经济计划》（1921年2月22日）。列宁选集》第4卷第473页。
二、忠于科学，敢于承认真理和坚持真理
（一）敢于承认真理和坚持真理
我的见解，不管人们对它怎样评论，不管它多么不合乎统治阶级的自私的偏见，却是多年诚实探讨的结果。但是在科学的入口处，正象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必须提出这样的要求：
“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859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5页。
任何的科学批评的意见我都是欢迎的。而对于我从来就不让步的所谓舆论的偏见，我仍然遵守伟大的佛罗伦萨诗人的格言：
走你的路，让人们去说罢！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版序言》（1867年7月25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08—209页。
由此可见，李嘉图的毫无顾忌不仅是科学上的诚实，而且从他的立场来说也是科学上的必要。因此对李嘉图来说，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究竟是毁灭土地所有权还是毁灭工人，这是无关紧要的。如果这种进步使工业资产阶级的资本贬值，李嘉图也是欢迎的。如果劳动生产力的发展使现有的固定资本贬值一半，那将怎样呢？——李嘉图说，——要知道人类劳动生产率却因此提高了一倍。这就是科学上的诚实。如果说李嘉图的观点整个说来符合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这只是因为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符合生产的利益，或者说，符合人类劳动生产率发展的利益，并且以此为限。凡是资产阶级同这种发展发生矛盾的场合，李嘉图就毫无顾忌地反对资产阶级，就象他在别的场合反对无产阶级和贵族一样。
而马尔萨斯呢！这个无赖，从已经由科学得出的（而且总是他剽窃来的）前提，只做出对于贵族反对资产阶级以及对于贵族和资产阶级两者反对无产阶级来说，是“合乎心意的”（有用的）结论。因此，他不希望为生产而生产，他所希望的只是在维持或加强现有制度并且为统治阶级利益服务的那种限度内的生产。
他的第一部著作，就已经是靠牺牲原著而剽窃成功的最明显的写作例子之一。这部著作的实际目的，是为了英国现政府和土地贵族的利益，“从经济学上”证明法国革命及其英国的支持者追求改革的意图是空想。一句话，这是一本歌功颂德的小册子，它维护现有制度，反对历史的发展；而且它还为反对革命法国的战争辩护。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2册（1861—1863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第125—126页。
极为谦逊的达尔文多么伟大，他不仅把整个生物学中的成千上万个事实搜集在一起，进行分类和加工，而且还愉快地引证每一位前辈，即使这样做有损于他自己的荣誉，即使这样的前辈比起那自己一事无成面对任何人的成就都不满意的大吹大擂的杜林，是微不足道的……
恩格斯：《〈反杜林论〉的准备材料》
（1876—1877年）。20卷第665页。
我至今始终确信，凡是真正坚强的人——举例来说罢，如老勒瓦瑟尔、科贝特、罗伯特·欧文、列列韦尔、梅利奈将军——一经踏上革命的道路，即使遇到失败，也总是能从中汲取新的力量，而且在历史的洪流中漂游得愈久，就变得愈坚决。
马克思：《致约·菲·贝克尔（1860年4月9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522页。
（二）克服狭隘，要有远见。只有十分渺小的人才妒忌天才生活条件的狭隘造成了眼界的狭隘，所以生活在德国的人，必须有很大的智慧和精力才能超出身边的事物而看得更远一些，才能看见世界大事的巨大联系，才不致于陷入自满自足的“客观性”。这种“客观性”不能看得比自己的鼻子更远，因此恰恰是最狭隘的主观性，虽然它是成千的这种人都具有的。
恩格斯：《致爱·伯恩施坦（1882年1月31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256页。
但是，是什么东西把马隆和布鲁斯同这家浅薄小报联结在一起呢，这就是他们对马克思的共同的嫉妒。许多法国社会主义者一想到以法兰西思想造福世界的、拥有思想垄断权的民族，文明中心的巴黎，现在忽然要接受德国人马克思的现成的社会主义思想，就觉得非常可怕。但是，实际情况就是这样，况且马克思，他的天才、他的几乎可以说对科学过分认真的态度、他的渊博得出奇的学问，都大大超过我们大家，谁硬要批评他的发现，谁就只会自讨苦吃。为此需要一个更进步的时代。如果说，这样一来，法国社会主义者（即他们的多数）不得不好歹屈服于不可避免的东西，那末也仍然免不了要有些嘟嘟囔囔的。《无产者报》的人们断言盖得和拉法格是马克思的传声筒，他们在同比较亲密的人的谈话中把这一点解释成企图将法国工人出卖给普鲁士人和俾斯麦。在马隆先生的所有著作中，这种嘟囔也表现得很明显，而且方式很不体面：马隆力图为马克思的发现另找一些始祖（拉萨尔，谢夫莱，甚至德·巴普！），或者把马克思的发现硬归之于他们。当然，对党员——不管他们是谁——在这种或那种场合的行为可以有自己的看法，在某个理论问题上也可以有意见分歧和争论，这是完全正常的。但是用这类办法去向象马克思这样的人争夺完全是他个人的发现，这就是表现出大概只有排字工人才能有的狭隘性，排字工人的自以为是，您大约根据经验是相当了解的。我完全不理解，怎么能妒忌天才。天才是这样一种独特的现象，我们这些没有天才的人一开始就知道，这是我们所达不到的；只有十分渺小的人才妒忌天才。
恩格斯：《致爱·伯恩施坦（1881年10月25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221—222页。
三、用辩证的态度对待研究成果，没有永恒真理，不要过分相信权威（一）没有永恒真理，不要过分相信权威
一个伟大的基本思想，即认为世界不是一成不变的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其中各个似乎稳定的事物以及它们在我们头脑中的思想映象即概念，都处在生成和灭亡的不断变化中，在这种变化中，前进的发展，不管一切表面的偶然性，也不管一切暂时的倒退，终究会给自己开辟出道路，——这个伟大的基本思想，特别是从黑格尔以来，已经如此深入一般人的意识，以致它在这种一般形式中未必会遭到反对了。但是，口头上承认这个思想是一回事，把这个思想具体地实际运用于每一个研究领域，又是一回事。如果人们在研究工作中始终从这个观点出发，那末关于最终解决和永恒真理的要求就永远不会提出了；人们就始终会意识到他们所获得的一切知识必然具有的局限性，意识到他们在获得知识时所处的环境对这些知识的制约性；人们也不再敬重还在不断流行的旧形而上学所不能克服的对立，即真理和谬误、善和恶、同一和差别、必然和偶然之间的对立了；人们知道：这些对立只有相对的意义；今天被认为是合乎真理的认识都有它隐蔽着的、以后会显露出来的错误的方面，同样，今天已经被认为是错误的认识也有它合乎真理的方面，因而它从前才能被认为是合乎真理的；被断定为必然的东西，是由纯粹的偶然性构成的，而所谓偶然的东西，是一种有必然性隐藏在里面的形式，如此等等。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39—240页。
但是，在第三类科学中，即在按历史顺序和现在的结果来研究人的生活条件、社会关系、法律形式和国家形式以及它们的哲学、宗教、艺术等等这些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历史科学中，永恒真理的情况还更糟。在有机界中，我们至少是研究这样一些过程的连续系列，这些过程，就我们的直接观察所涉及的范围而言，正在非常广阔的范围内相当有规律地重复着。自亚里士多德以来，有机体的种总的说来没有变化。相反地，在社会的历史上，自从我们脱离人类的原始状态即所谓石器时代以来，情况的重复是例外而不是通例；即使在某个地方发生这样的重复，也绝不是在完全同样的状况下发生的。在一切文明民族那里，原始的土地公有制的出现和这种所有制崩溃的形式就是如此。因此，我们在人类历史领域中的科学比在生物学领域中的科学还要落后得多；不仅如此，如果一旦例外地能够认识到某一时代的社会存在形式和政治存在形式的内在联系，那末这照例是发生在这些形式已经半衰退和濒于瓦解的时候。因此，在这里认识在本质上是相对的，因为它只限于了解一定的社会形式和国家形式的联系和后果，这些形式只存在于一定的时代和一定的民族中，而且按其本性来说都是暂时的。因此，谁要是在这里猎取最后的、终极的真理，猎取真正的、根本不变的真理，那末他是不会有什么收获的，除非是一些陈词滥调和老生常谈，例如，人一般地说不劳动就不能生活，人直到现在大部分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拿破仑死于1821年5月5日，如此等等。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1878年6月）。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28—129页。
现在我们知道，这个理性的王国不过是资产阶级的理想化的王国；永恒的正义正资产阶级的司法中得到实现；平等归结为法律面前的资产阶级的平等；被宣布为最主要的人权之一的是资产阶级的所有权；而理性的国家、卢梭的社会契约在实践中表现为而且也只能表现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18世纪的伟大思想家们，也和他们的一切先驱者一样，没有能够超出他们自己的时代所给予他们的限制。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80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05页。
柯瓦列夫斯基书中的主要缺点就是法学上的谬误。我的书再版时，我将谈这个问题。另一个缺点（也是所有研究学问的俄国人的通病），就是过分相信公认的权威。
恩格斯：《致保尔·拉法格（1890年9月15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448页。
我坚信，您如果继续研究这个问题或者经过若干时间再来研究它，那就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果，也许您会惋惜您在这个极其困难的领域竟采取了如此仓促的态度。您读了很多这方面的书，但是结论做得太匆忙了，而且太看重了所谓人类学家的意见，这些人我看全都患有一种讲坛社会主义的斜眼症。即使您把巴霍芬使性的共有制神圣化和神秘化的说法驳斥得体无完肤，而性的共有制仍然是事实。
恩格斯：《致卡·考茨基（1883年3月2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449—450页。
（二）要懂得传统的力量，善于利用传统和在必要的时候敢于打破陈腐的旧传统我们自己创造着我们的历史，但是第一，我们是在十分确定的前提和条件下进行创造的。其中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但是政治等等的前提和条件，甚至那些存在于人们头脑中的传统，也起着一定的作用，虽然不是决定性的作用。
恩格斯：《致约·布洛赫（1890年9月21［—22］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7—478页。
传统是一种巨大的阻力，是历史的惰性力，但是由于它只是消极的，所以一定要被摧毁……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1892年4月20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02页。
我们看到，宗教一旦形成，总要包含某些传统的材料，因为在一切意识形态领域内传统都是一种巨大的保守力量。但是，这些材料所发生的变化是由造成这种变化的人们的阶级关系即经济关系引起的。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53页。
斯大林的有关论述：
如果科学就是象我们某些保守主义同志所形容的那样，那它对于人类早就没有作用了。科学所以叫作科学，正是因为它不承认偶像，不怕推翻过时的旧事物，很仔细地倾听实践和经验的呼声。否则，我们就根本不会有科学，譬如说，不会有天文学，而直到现在还会信奉托勒密的陈腐不堪的地心宇宙体系说了；那我们就不会有生物学，而直到现在还会迷信上帝造人的神话了；那我们就不会有化学，而直到现在还会相信炼金术士的预言了。
斯大林：《在全苏斯达汉诺夫工作者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
（1935年11月17日）。《斯大林选集》下卷第384页。
祝贺科学繁荣，从事这种科学的人虽然懂得科学中已有的传统的力量和意义，并善于为科学而利用这些传统，但他们仍然不愿作这些传统的奴隶；当旧传统、旧标准和旧方针趋于陈腐而变成前进的障碍时，这种科学有勇气、有决心打破这些旧传统、旧标准和旧方针而建立新传统、新标准和新方针。
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招待高等学校工作人员时的讲话》
（1938年5月17日）。《斯大林选集》下卷第421页。
四、要有严格认真的科学责任心和著作责任心
（一）要有严格认真的科学责任心和著作责任心只要列举一下马克思为第二卷留下的亲笔材料，就可以证明，马克思在公布他的经济学方面的伟大发现以前，是以多么无比认真的态度，以多么严格的自我批评精神，力求使这些伟大发现达到最完善的程度。正是这种自我批评的精神，使他的论述很少能够做到在形式和内容上都适应他的由于不断进行新的研究而日益扩大的眼界。
恩格斯：《〈资本论〉第二卷序言》（1885年5月5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4页。
当我不在时，伦敦出版了麦克拉伦的一本关于全部通货史的著作；就《经济学家》的摘引看来，这是一本第一流的书。图书馆还没有，这些东西总是在出版了几个月以后才会到那里。但是，在完成我的论述之前，我当然应该把这本书看一遍。因此，我让妻子到西蒂区找出版商。……也许这本书对我说来没有什么新东西；不过，由于《经济学家》的推荐和我自己读了这些摘引，我的理论良心不允许我不读这本书就写下去。
马克思：《致恩格斯（1858年5月31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316页。
附
（编者按：拉法格在《忆马克思》一文中关于马克思的治学态度的如下的描述，可作以上所录恩格斯的话和马克思给恩格斯的信的补充说明。）马克思对工作永远是非常认真慎重的。他所引证的任何一件事实或任何一个数字都是得到最有威信的权威人士的证实的。他从不满足于第二手的材料，总要找原著核对，不管这样做有多麻烦。即令是为了证实一个不重要的事实，他也要特意到英国博物馆去查阅书籍。反对马克思的人从来也不能证明他有一点疏忽，不能指出他的论证是建立在经不起严格考核的事实上的。参考原始资料的习惯使他连最不知名的作家都读到了，只有他才引用这些作家。《资本论》里引证了那么多无名作家的话，人们也许会以为这是要炫耀自己的学识渊博。但马克思却决不是出于这种动机。他说：“我执行历史的裁判，给每个人以应得的奖励。”他觉得，一个作家即使毫不重要，毫无名气，只要这个作家第一个提出某种思想，或作出最精确的表达，他就有责任指出这一作家的姓名。
马克思对待著作的责任心，并不亚于他对待科学那样严格。他不仅从不引证一件他尚未十分确信的事实，而且未经彻底研究的问题他决不随便谈论。凡是没有经过他仔细加工和认真琢磨的作品，他决不出版。他不能忍受把未完成的东西公之于众的这种思想。要把他没有作最后校正的手稿拿给别人看，对他是最痛苦的事情。他的这种感情非常强烈，有一天他向我说，他宁愿把自己的手稿烧掉，也不愿半生不熟地遗留于身后。
他的工作方法常常使他要从事非常繁重的劳动，这方面，读者恐怕是很难想象到的。举例来说，为了写《资本论》中关于英国劳工法的二十来页文章，他在图书馆翻遍了英国与苏格兰调查委员会和工厂视察员报告的蓝皮书。大量的铅笔记号表示他曾从头至尾地通读过。他认为这些报告是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最重要最有意义的文件；而且，他非常敬重做这些报告的人，甚至怀疑在别的国家是否“能够找到象英国工厂视察员……那样内行、公正、坚决的人们”。他在《资本论》的序言中，给了他们这样光辉的赞词。
马克思从这些蓝皮书中得到了丰富的实际的材料。英国上下两院的许多议员都收到一份这种蓝皮书，但他们却用来当手枪的靶子，数枪弹穿透的页数来测量武器的威力。另外有些议员把它们当作废纸按重量出卖，这样他们倒做了好事，因为这使马克思能从一个他常去翻阅旧书资料的书商那里廉价买到它们。比斯利教授说过，马克思是最大限度地利用了英国官方调查报告的人，而且，也许是第一次使全世界知道它们的人。但比斯利不知道在1845年以前，恩格斯早已在关于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书里引用过英国蓝皮书的许多文件。
保尔·拉法格：《忆马克思》。《摩尔和将军》
（《回忆马克思恩格斯》之一）第101—103页。
（二）不要自命不凡，反对不负责任和浅薄
您自己确实已经做出了一些事情，您一定会注意到，在依附于党的青年文学家中间，是很少有人下一番功夫去钻研经济学、经济学史、商业史、工业史、农业史和社会形态发展史的。有多少人除知道毛勒的名字之外，还对他有更多的认识呢！在这里新闻工作者的自命不凡必定支配一切，而结果也正好与此相称。这些先生们往往以为一切东西对工人来说都是足够好的。他们竟不知道马克思认为自己的最好的东西对工人来说也还不够好，他认为给工人提供不是最好的东西，那就是犯罪！……
恩格斯：《致康·施米特（1890年8月5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6页。
无论《未来》杂志或《新社会》杂志，都没有带来任何能使运动前进一步的东西。这里绝对没有能够促进启蒙的真正的事实材料或理论材料。这里只有把领会得很肤浅的社会主义思想和这些先生们从大学或其他什么地方搬来的各种理论观点调和起来的企图；所有这些观点一个比一个更糊涂，这是因为德国哲学的残余现在正处于腐朽的过程。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不是首先自己钻研新的科学，而宁可按照自己从外部带来的观点把这一新的科学裁剪得适合于自己，匆促地给自己造出自己的私人科学并且狂妄地立即想把它教给别人。所以，在这些先生当中，几乎是有多少脑袋就有多少观点。他们什么也没有弄清楚，只是造成了极度的混乱——幸而几乎仅仅是在他们自己当中。这些启蒙者的基本原则就是拿自己没有学会的东西教给别人，党完全可以不要这种启蒙者。
马克思和恩格斯：《给奥·倍倍尔、威·李卜克内西、威·白拉克等人的通告信》（1879年9月17—18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弟373页。
至于他的历史著作，他写这些东西，就象亚·大仲马写他的小品文一样。他总是只研究下一章的材料。就这样出版了《十年历史》之类的书。一方面，这使他的叙述具有某种新鲜感，因为，他所讲的东西无论对他自己和读者都是新鲜的，但另一方面，这些东西全都是软弱无力的。
路·勃朗的事就谈到这里。
马克思：《致恩格斯（1851年2月23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214页。
（三）献身于作品。不要把作品作为猎取名利的手段。反对剽窃和伪造科学《资本论》在德国工人阶级广大范围内迅速得到理解，是对我的劳动的最好的报酬。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1873年1月24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11页。
作家绝不把自己的作品看做手段。作品就是目的本身；无论对作家或其他人来说，作品根本不是手段，所以在必要时作家可以为了作品的生存而牺牲自己个人的生存。
马克思：《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1842年4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87页。
遗憾的是，作者谈到德国御用经济学家时所用的那种声色俱厉的语调，不可否认是有其理由的。这些经济学家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属于“庸俗经济学”的；他们为了眼前的声誉，拿自己的科学作卖淫的勾当，背弃了科学的古典大师。他们高谈“协调”，而纠缠在最平庸的矛盾中。让这本书给他们的严厉教训，促使他们从昏睡中醒来，提醒他们，政治经济学不是供给我们牛奶的奶牛，而是需要认真、热心为它工作的科学。
恩格斯：《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书评》（1867年10月12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234—235页。
你从考茨基身上发现的正是他的主要弱点。他那种年轻人爱草率下结论的倾向，由于在一些大学尤其是在奥地利的一些大学里受到恶劣的历史讲授法的影响，而更加严重了。那里一直是这样教学生写历史著作的：明知材料不充分，也得把它看作是充分的，因而，写的东西明知不对，也得认为是正确的。这些事情考茨基当然是干得很出色的。其次是他的文人生活方式，就是为稿费而写作，而且写得很多。因此，什么叫做真正科学的工作，他一无所知。后来，他在人口史方面，接着在关于原始社会婚姻的几篇论文上，一连碰了几次大钉子。那时，我曾经十分善意地向他提出过诚恳的告诫；在这方面，我对他毫不宽容，并且从这个角度对他写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评。但同时我幸而还可以这样来安慰他：我自己在年轻自负的年代也正是这样做的，只是从马克思那里才学会应当如何工作。我的批评已经对他有很大帮助。
恩格斯：《致奥·倍倍尔（1885年7月24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343页。
马尔萨斯牧师就完全不同了。他［也］为了生产而把工人贬低到驮畜的地位，甚至使工人陷于饿死和当光棍的境地。［但是］在同样的生产的要求减少地主的“地租”时，在同样的生产的要求威胁国教会的“什一税”或“食税者”的利益时，或者，在为了一部分代表生产进步的工业资产阶级而去牺牲另一部分本身利益阻碍生产进步的工业资产阶级时，——总之，在贵族的某种利益同资产阶级的利益对立时，或者，在资产阶级中保守和停滞的阶层的某种利益同进步的资产阶级的利益对立时，——在所有这些场合，马尔萨斯“牧师”都不是为了生产而牺牲特殊利益，而是竭尽全力企图为了现有社会统治阶级或统治阶级集团的特殊利益而牺牲生产的要求。为了这个目的，他在科学领域内伪造自己的结论。这就是他在科学上的卑鄙，他对科学的犯罪，更不用说他那无耻的熟练的剽窃手艺了。马尔萨斯在科学上的结论，是看着统治阶级特别是统治阶级的反动分子的“眼色”捏造出来的；这就是说，马尔萨斯为了这些阶级的利益而伪造科学。相反，对于被压迫阶级，他的结论却是毫无顾忌的，残酷无情的。他不单单是残酷无情，而且宣扬他的残酷无情，厚颜无耻地以此自夸，并且在用他的结论反对“无权者”时，把他的结论夸大到极端，甚至超过了从他的观点看来还可以在科学上说得过去的程度。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2册（1861—1863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第126—127页。
一个最初发现某种思想的人，可能由于善意的误解，把这种思想夸大到极端；而一个把这种思想夸大到极端的剽窃者，却总是把这种夸大当作“有利可图的生意”。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2册（1861—1863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第127—128页。
法国和英国的资产阶级夺得了政权。从那时起，阶级斗争在实践方面和理论方面采取了日益鲜明的和带有威胁性的形式。它敲响了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丧钟。现在问题不再是这个或那个原理是否正确，而是它对资本有利还是有害，方便还是不方便，违背警章还是不违背警章。不偏不倚的研究让位于豢养的文丐的争斗，公正无私的科学探讨让位于辩护士的坏心恶意。甚至以工厂主科布顿和布莱特为首的反谷物法同盟抛出的强迫人接受的小册子，由于对地主贵族展开了论战，即使没有科学的意义，毕竟也有历史的意义。但是从罗伯特·皮尔爵士执政以来，这最后一根刺也被自由贸易的立法从庸俗经济学那里拔掉了。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1873年1月24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13页。
随着1848年革命的爆发，“有教养的”德国抛弃了理论，转入了实践的领域。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小手工业和工场手工业已经为真正的大工业所代替；德国重新出现在世界市场上；新的小德意志帝国至少排除了由于小邦割据、封建残余和官僚制度在这一发展道路上造成的最显著的弊病。但是随着思辨离开哲学家的书房而在证券交易所里筑起自己的殿堂，有教养的德国也就失去了在德国的最深沉的政治屈辱时代曾经是德国的光荣的伟大理论兴趣，失去了那种不管所得成果在实践上是否能实现，不管它是否违警都同样地热中于纯粹科学研究的兴趣。诚然，德国的官方自然科学，特别是在专门研究的领域中仍然保持着时代的高度，但是，正如美国《科学》杂志已经公正地指出的，在研究个别事实之间的巨大联系方面，在把这些联系概括为规律方面所获得的决定性的成就，现在更多地是出在英国，而不象从前那样出在德国。而在包括哲学在内的历史科学的领域内，那种旧有的在理论上毫无顾忌的精神已随着古典哲学完全消失了；起而代之的是不动脑筋的折衷主义，是对职位和收入的担忧，直到极其卑劣的向上爬的思想。这种科学的官方代表都变成资产阶级和现存国家的毫无掩饰的思想家，但这已经是在资产阶级和现存国家同工人阶级处于公开敌对地位的时代。
德国人的理论兴趣，现在只是在工人阶级中还没有衰退，继续存在着。在这里，它是根除不了的。在这里，没有对地位、利益的任何顾虑，没有乞求上司庇护的念头。反之，科学愈是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它就愈加符合于工人的利益和愿望。在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锁钥的新派别，一开始就主要是面向工人阶级的，并且得到了工人阶级的同情，这种同情，它在官方科学那里是既寻找不到也期望不到的。德国的工人运动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者。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53—254页。
五、刻苦学习，系统钻研
（一）刻苦学习，用批判的态度领会学得的知识。不学无术是悲剧的灾星自然，我们中间也有一些人遵循这样的原则：“我们干嘛要刻苦学习呢，那是马克思老爹的事儿，他的职责就是什么都要懂”。不过，一般说来，马克思派学习是相当刻苦的，当你看到流亡者中间还有些蠢驴，到处猎取一些新词句，因而最后把自己弄得糊里糊涂的时候，我们党的优越性绝对地和相对地增长就显而易见了。但是这也是必然的，因为艰巨的工作还在前头。
恩格斯：《致约·魏德迈（1853年4月12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第588页。
假如您在读黑格尔的著作时陷入了“沼泽地”，可不要因而止步，半年后，您会在这个沼泽里发现一些支撑点，沿着这些支撑点将会顺利走上大道。
恩格斯：《致康·施米特（1892年2月4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第270页。
不学无术是一股魔力，因而我们耽心它还会造成更多的悲剧。难怪最伟大的希腊诗人在以迈锡尼和忒拜的王室生活为题材的惊心动魄的悲剧中都把不学无术描绘成悲剧的灾星。
马克思：《第179号<科伦日报>社论（1842年6月29日——7月4日期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29页。
列宁、斯大林的有关论述：
旧学校是死读书的学校，它强迫人们学一大堆无用的、累赘的、死的知识，这种知识塞满了青年的头脑，把他们变成一个模子倒出来的官吏。但是，如果你们试图从这里得出结论说，不掌握人类积累起来的知识就能成为共产主义者，那你们就犯了极大的错误。如果以为不必领会产生共产主义学说的全部知识，只要领会共产主义的口号，只要领会共产主义科学的结论就已经够了，这也是错误的。马克思主义就是共产主义从全部人类知识中产生出来的典范。
列宁：《青年团的任务》（1920年10月2日），《列宁选集》第4卷第347页。
我们不需要死记硬背，但是我们需要用基本事实的知识来发展和增进每个学习者的思考力，因为不把学到的全部知识融会贯通，共产主义就会变成空中楼阁，就会成为一块空招牌，共产主义者也只会是一些吹牛家。你们不仅应当领会你们学到的知识，并且要用批判的态度来领会这些知识，使自己的头脑不被一堆无用的垃圾塞满，而能具备现代有学识的人所必备的一切实际知识。
列宁：《青年团的任务》（1920年10月2日）。《列宁选集》第4卷第348页。
如果一个共产主义者不用一番极认真、极艰苦而浩繁的工夫，不理解他必须用批判的态度来对待的事物，便想根据自己学到的共产主义的现成结论来炫耀一番，这样的共产主义者是很可怜的。这种不求甚解的态度是极端有害的。要是知道自己懂得太少，那就要设法使自己懂得多一些，如果有一个人说自己是共产主义者，同时又认为自己根本不需要知道其他任何事物，那他就根本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
列宁：《青年团的汪务》（1920年10月2
日）。《列宁选集》第4卷第348—349页。
要建设，就必须有知识，必须掌握科学。而要有知识，就必须学习。顽强地、耐心地学习。向所有的人学习，不论向敌人或朋友都要学习，特别是向敌人学习。咬紧牙关学习，不怕敌人讥笑我们，笑我们无知，笑我们落后。
在我们面前有一座堡垒。这座堡垒就叫做科学，它包括许多部门的知识。我们无论如何都必须占领这座堡垒。青年们如果愿意成为新生活的建设者，愿意成为老近卫军的真正的接班人，就必须占领这座堡垒。
现在我们不能只限于培养各方面都会吹一点的一般共产党员干部，一般布尔什维克干部。一知半解和自诩万事通现在对我们来说是桎梏。……
掌握科学，培养各种知识部门的新的布尔什维克专家干部，学习，学习，最顽强地学习，——这就是现在的任务。
革命青年向科学大进军，——同志们，这就是我们现在所需要的。
斯大林：《在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八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
（1928年5月16日）。《斯大林选集》下卷第41页。
（二）根据原著，系统地钻研
在这种情况下，我看不出各种各样高等学校之间有任何本质上的区别。最主要的是，认真自学从重农学派和斯密到李嘉图及其学派的古典经济学，还有空想主义者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的著作，以及马克思的著作，同时要不断地努力得出自己的见解。我认为，您的女朋友会研究原著本身，不会让一些简述读物和别的第二手资料引入迷途。为了便于了解经济状况本身，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了最重要的资料。如何利用各国的官方统计材料，如何判断其中哪些有用，哪些无用，这一点最好是通过研究和比较来掌握。其实自学越深入下去，就越能找到最好的门径，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学了，不过要有个前提，就是从真正古典的书籍学起，而不是从那些最要不得的德国经济学简述读物或这些读物的作者的讲稿学起。
恩格斯：《致格·亨·福尔马尔（1884年8月13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200页。
其次，我请您根据原著来研究这个理论，而不要根据第二手的材料来进行研究——这的确要容易得多。马克思所写的文章，没有一篇不是由这个理论起了作用的。特别是《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这本书是运用这个理论的十分突出的例子。《资本论》中的许多提示也是这样。其次，我也可以向您指出我的《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和《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我在这两部书里对历史唯物主义作了就我所知是目前最为详尽的阐述。
恩格斯：《致约·布洛赫（1890年9月21—22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462页。
这里现有的关于拿破仑战争和部分革命战争的材料要求事先了解很多历史细节，可是我对这些完全不了解或者了解得很肤浅，有关这些细节不是根本得不到解释，就是只能得到一些极为肤浅的解释，而且还要费很大的劲去搜罗它们。自学往往是空话，如果不是系统地钻研，那就得不到任何重大成就。
恩格斯：《致约瑟夫·魏德迈（1851年6月19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576页。
列宁的有关论述：
绝对不要期望在一次短短的讲活中就能把这个问题完全弄清楚。你们听了这个问题的第一次讲演以后，应该把自己不了解或不明白的地方记下来，反复研究，将来在看书、听讲和谈话中继续把它们弄清楚。我希望我们还能再谈一次，那时可以就提出的问题交换意见，并检查一下究竟哪些地方最不明白。我也希望除听讲以外，你们还花些时间，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主要著作至少阅读几本。毫无疑问，你们在参考书目中以及你们图书馆里供苏维埃学校和党校学员用的参考书中，一定能找到这些主要著作。不过起初也许有人会因为难懂而感到害怕，所以要再次提醒你们不要因此懊丧，第一次阅读时不明白的地方，下次再读的时候，或者后来从另一方面来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就会明白的，因为，我再说一遍，这是一个极其复杂而又被资产阶级的学者和作家弄得混乱不堪的问题，每个想认真思考和独立领会这个问题的人，都必须再三研究，反复探讨，从各方面思考，才能获得明白透彻的了解。
列宁：《论国家》（1919年7月11日）。
《列宁选集》第4卷第41—42页。
我希望你们在研究国家问题的时候看看恩格斯的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是现代社会主义主要著作之一，其中每一句话都是可以相信的，每一句话都不是凭空说出，而都是根据大量的历史和政治材料写成的。当然，这部著作并不是全部浅显易懂，其中有几部分是要读者具有相当的历史和经济知识才能看懂的。我又要说，如果你们读这部著作时不能立刻全部了解，那也不必懊丧。这种情形几乎是每个人都会遇到的。可是，当你们以后一旦发生兴趣而再来研究时，即使不能全部了解，也会了解它的绝大部分。我所以提到这部著作，是因为它在这方面提供了正确观察问题的方法。它是从叙述国家产生的历史开始的。
列宁：《论国家》（1919年7月11日）。
《列宁选集》第4卷第43—44页。
（三）从亲身经验和本身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要明确地懂得理论，最好的道路就是从本身的错误中、从痛苦的经验中学习。
恩格斯：《致弗·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1886年12月28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58页。
同其他所有的人一样，他们也必须从亲身经验中学习，从本身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
恩格斯：《致弗·阿·左尔格（1889年12月7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6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