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别人带到学校里去复查体格的那些队伍被巴邦达尼中尉排成了一排。应当说,这些人全都是可怜人,就全体来说,他们不算是年轻的入伍者,他们还没有军服,穿的是各种奇奇怪怪的老百姓的服装。其中有一个小矮人,大约有四十岁,戴了一付眼镜,面容因生活而憔悴,他的手脚都很短,他悄悄地对巴邦尼达说:“我的中尉?”中尉停下来看了看他。巴邦尼达中尉是和别的中尉一样的一个中尉。他在巴黎的最后几天,穿衣服也穿得很不讲究,仿佛大家是专门摆出一付哭丧脸的样子。他穿着很可怜的破旧篮制服。他在这上面打了很多主意,买一条皮带,一只军用皮口袋,再加上一切必需的东西,那简直会破产!对方,戴着他的眼镜,抬着头用非常敬重的眼光看着他,“我的中尉,不论发生了什么事,我永远记着你在《人道报》上发表的文章第二天好,不用仔细说下去了。而且也没有什么话好回答他的。他这一问,也许想说明某一件事情,或者想说明另一件事情;他想得到中尉的回答。巴邦达尼中尉说:“向右转,成四行走!”

　　有一个前次大战十字奖章戴在中尉的军用大衣上,那是一个带有一颗星和一片棕树叶的金属片。阿芒没有伤员的符号,也没有协约国军人证,虽然他是有权利带协约国军人证,但那条过时的黄色带子佩着又没有什么好处,“喂,医生,这是军人服务证,在凡尔登战役,我还是排长呢!”炮兵连的军医作了一个怪相。炮兵要出发了,但医生根本没有到马奇诺防线里去生霉的意思。在这里,随时有机会还可以到巴黎去溜一趟。内阁改组中有什么奥妙包含其中呢?他用他那双西班牙的眼睛看着阿芒,这次战争给人的印象很坏。当我们对这位《人道报》的巴邦达尼说到这次战争给人的印象很坏的时候,他将回答我们什么呢?他回答说:“你看见那个大眼睛的高个子么?”是的,说的就是同我们在一个食堂吃饭的那个家伙。你应该知道,他就是瓦特兰律师,照《坚强报》的说法,他是巴黎司法界的智慧之光。他在内阁里有熟人,你可以向他打听事情。

　　瓦特兰穿的是蓝色上衣和一条带灰色条纹的绒布短裤。另外还有一个像他一样从空军中调来的军官。总之旧时的空军人员,一眼就能看出来,因为他们穿了蓝制服,尽管这样穿着并不是遵照一种什么规定。只是律师并没有带人们叫作空军领的领子。因为他带了一条硬假领,所以有一条白痕在他的后脑勺下面露了出来。瓦特兰不久就发现了巴邦达尼。他带着好奇心考查他。但是他想办法找有第三者在场的时候才和他说话。充当第三者的一个是小西夫里,另一个是有气喘病的上尉,这人牙齿很难看,胡子很黑,末从军前是一个经营旅馆业的经理,他大约加入了火十字,他常常说,只要一个人善于交际。他的名字好像叫麦特,或者美司特尔,或者麦斯特我一点也搞不清楚。

　　的确,在《坚强报》上人家是说过,瓦特兰律师是巴黎司法界的智慧之光。他英勇地离开了他的事务所跑来从军。由于有这样的英勇,你瞧,他出现在古罗米埃了。在食堂中,大家都在笑他。瓦特兰已经注意到这件事。他在《坚强报》中有一些朋友,这些朋友对他未免太热心一点,那位行动党军医说瓦特兰中尉一定是共济会的会友。尽管这个高贵的律师和内阁各部门都有联系,但这位军医,对于关于战争的话,他还是更相信巴邦达尼说的。如果巴邦达尼不在雨天或晴天都关在屋子里,而乐意谈论战争的话。你应该知道,我的亲爱的,只有你和我,我们才有一种理想,你的理想,当然,我是瞧不起的,但那到底是一种理想。再说,巴黎伯爵不是和你一致么,我么,我是莫拉斯派我看出这位王室殿下就是帝制的继承人,但这也不是说从意议上,我并且要把我所信仰的告诉你:如果王朝一旦复辟,国王将会和谁一道来治理法国呢?即使是把王冠给他,他也不和我们共处的。因为我们始终是在野党。他大约会在桑格尼埃的基督教社会党中以及蒙吉、马洛、葛义、贝若里之流的激进党中选择他的部长,也许他会去找一些社会党人,如:保尔、葛尔等。谁知道?你们这般人。在这时候,你们还会相信大祸临头么?我所有的朋友都告诉我,我们正向着灾祸一方面前进。但是我已经瞧出来了:我们一开始就很坏。在这种情形下,要作乐观的样子是会令人感到奇怪的。但在军医的旁边。阿芒却表示出乐观的样子。灾祸么?要根据。他和别的人的区别,就是别的人不相信法国人民的存在。当他说“现实的国家”的时候,他说的是带了传统的国家,也就是说,是传统在替他歌唱的国家。在这个国家里,有过许多死人,有重重埋在死人身上的泥土,可是现在人家却任意支配死人说话,而不要活人说话,不要编造传统的人民说话。阿芒的这种乐观思想。完全是根据于法国人民的存在这一事实而来的。他当着瓦特兰的面把这样的想法告诉了艾克萨维耶·德·西夫里。

　　律师点了头,好像同意了。

　　“真的,你们是不可能改变的乐观主义者”这一句话结束了这一场会话。

　　团组织起来了。纳布鲁斯,布勒斯特和慕勒三个少校都到了。随后,上校阿瓦涅也到了。上校召集了军官们作了一次训话,训话中讲到上帝,讲到一般人最关心的达拉第。阿芒觉得自己的运气还不坏,能够编入纳布鲁斯指挥的第一营,因为这三个少校中他还不那么浑蛋。西夫里也同样感到满意。不过纳布鲁斯少校仍然要按铃叫人把他传了去问话。“我只告诉你这一件事”到底是一件什么事呢?西夫里后来没有告诉别人,只是人家听见少校说话的声音像打雷一样,而可怜的西夫里出来的时候面色通红罢了。从这一天起,他常常说话说到一半就中断,他警惕多了。自然可以说,这当然很不痛快但只要是没有人同巴邦达尼在一起的时候,他总是要逃避巴邦达尼,他搬出各种借口来不同巴邦达尼下棋。这倒没有什么要紧!只是瓦特兰,从开始起,他就知道应当格外小心。

　　但还是能看出来。这并不妨害瓦特兰关心阿芒。在阿芒方面也一样,当他看见瓦特兰的时候,他并没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因为他们两人都具有政治头脑,他们都觉得他们在这里是和别的人在这里有不同的说法的,这一点他们深深地知道。他们已习惯从政治上看问题。他们并不像那位《行动报》来代替自己的思想的军医。巴邦达尼和瓦特兰,他们的思想或许彼此距离还相当地远,但,除了辩论外,他们总是能够发现一个共同的立场。无论是瓦特兰,无论是西夫里,他们总不会一个人同阿芒一道去散步的:谁也不会这样傻,但老是三个人一道散步,又得不出什么结果。他们谁都不对谁说什么,很显然已经养成习惯了。西夫里总是向阿芒建议:我们同瓦特兰去兜一个小圈子,你不会反对吧?有时甚至是巴邦达尼向律师建议:喂,我们去找我们那个年轻的小伙子,怎么样?说这句话是没有恶意的。他们沿着大摩兰河的河岸散步,或者在到摩城去的公路上走走。摩洛哥兵的连部也在那里。小西夫里跟着他们屁股后走来走去。瓦特兰受着一个共产党员的诱惑,并非不受良心的遣责。至于巴邦达尼到底是听见谁谈到过这位律师的呢?毫无疑问是听见奥飞拉谈到的,这并不足为今天他要对他表示同情的理由。再说,难道瓦特兰不是国际联盟中的什么人物么?我认为他们谈话中有一个中心话题:混乱,全国的、巨大的混乱;这种混乱尤其是在古罗米埃这地方特别感觉得到,这里好似装有各色玻璃碎片的万花筒的筒底。在这个筒底,一切人和一切事物都在证明这种混乱“在和平时期,你来过这能冻死人的小路吗?”瓦特兰问。“来过的!”西夫里大叫起来,事实上别人并不是问他,但他自己并不知道这种情况,但还是说:“那位议员市长,名字叫皮埃尔·摩第埃,是一个聪明令人喜欢的小子,社会党党员”。

　　说罢,他瞟了一眼巴邦达尼,看看这位共产党员是否容许别人在他面前夸奖一个社会党的好处。事实上是阿芒一句话也没有说。瓦特兰支持他:“并且还是一个有教养的人”。

　　他们走了几步,但谁也没有说话,谁曾经对阿芒谈到过皮埃尔·摩第埃呢?大约是布洛赫,是的,肯定是他。那么,他怎样说这位市长的呢?总之,如果相信律师的话,对一个从前,也就是说战前,曾到过这里的人来说,这样的混乱是很感动人的。

　　“机器开始动起来了,”西夫里说,他每走几步总要把身子俯下去拔几根草或摘几朵野花,他们走出了大路,走上了一条泥土小道,这里已经有黄叶了。天上有云而且令人感到心烦气热。“机器开始动起来了,机器是为和平而制造出来了,在战争期间,谁都不知道机器生产什么东西。这个金发小子很可以闭起他的嘴巴的。他就像是在扮演古代歌童的角色。即使在这样乡下走路,他也要用一根木头签来挖他的指甲。这使得瓦特兰不高兴到了极点。他有一把万能刀,其中什么样的工具都有,律师曾经看见他用过这把刀去削路旁的柳枝;刚才他把这把刀拿出来时,瓦特兰就表示很讨厌。料想他那些机器工具中,肯定有一把锉指甲用的锉子,啊,没有,你将来一定看得出来,虽然他削下了这条并没有妨碍人的柳枝他也没有什么大的恶意。见鬼,我要说什么话呢?瓦特兰听见他这样乱七八糟的话,很快,他又回到正题:“机器!我的小兄弟,那是复杂的机器!这部机器产生出来的力量,如果你是上帝,你一定知道,因为它们是可以预见的。但是谁有这种整体的目光?我们应该承认:只有刚秉基才知道战时国民组织法对于海军的意义,作了七年内阁总理的达拉第,才对于动员计划的精神有所明白,只有蒙吉的眼睛里,才有火车时间表的混乱,只有萨劳才在集中警察准备防止民众暴动的措施上看得出道理,还有,只有让·蔡易,才能修补修补教育部那座古老房子的裂缝,我们应该认同这些”。

　　这些话一说出来,他就把他的橄榄帽摘下来掖在他的腰带上,他把肩头晃了晃,仿佛要把肩章晃掉一样。他的头发稀疏,黄中带白,他的后脑袋粗壮,呼吸短促,就像刚做完活的老牛一样。

　　“要组织内阁,这倒不是相当于到戈壁沙漠,但是,巴邦达尼,你瞧,你瞧:当我们把各部零件都集合在一起来做以比较而又设法去理解这巨大的装置方法的时候,但是谁有这种整体的目光?谁?不会有人,我敢向你保证!刚秉基加达拉第,再加萨劳,即使再来一次改组,这或者可能成为一个专家的集团。但要说是一个好政府,绝不!”

　　他们走着,彼此说话。巴邦达尼采取一种很有礼貌的态度。他不是这类的人,当人家喊“杀!”时,他就会喊“打!”。那个爱认凯利里斯著作的金发孩子,说出一句让谈话更活跃的话来:“达拉第之所以要把庞奈扔在一旁,是因为他讨厌看见他那付样子。”

　　“但是短期内,”瓦特兰叹息说,“将来可以肯定他还要用庞奈。再说,他保留雷诺、蒙贷或者蒙吉,应该不是他爱他们。”

　　“我敢向你保证,”西夫里很郑重地说,“我有几个表兄,都是多米尼克·马洛很要好的朋友,你应该知道马洛,就是那个议员,他是达拉第中学时代的同学。甚至于有一次,他还弄得我不知如何是好,原来他和凯利里斯是闹过纠纷的,所以这是一个不能当着他的面提到的名字,好像达拉第在私下里曾经告诉他:“庞奈刚从国务会议出来以后,立刻就匆匆忙忙地打电话给柏林方面,这一定是最机密的事情!”你要看得出来,马洛实际上是更偏向庞奈的,他终于管不住自己非把达拉第的话告诉别人不可,但是他认为因为近来达拉第责任重大,因此脾气不免坏一点;这类的事,都应怪他那坏脾气。”

　　“当英国的两位贵宾到巴黎来的时候,”阿芒大声说,说时他对于贵宾二字使用了强调语气,“灵敏的萨劳先生的警察就向各方面宣布,说庞奈夫人把外交部官邸的布置情况都亲自照了像,但又一面,却禁止摄影记者作这项工作,这样他自己便可以把这些照片卖给德国通迅社”。

　　“这话也许是真的。你有一枝香烟吗?”瓦特兰说。他们三个人交换了一番男性最高尚的礼貌。“你我一样,我不喜欢卡波拉牌的香烟但是你要注意,蒙贷,他就是政府中的一个人质,事实上他反对政府的一切措施”。

　　“可是去年十二月,因为李宾特洛甫要到巴黎来,政府就老早把他送回犹太人住宅区去”。

　　“是的,我真不明白那时候他为什么不辞职。好的,蒙吉呢,人人都认为他是意大利通。因此八月尾,大家正准备派他到罗马去,可惜后来他并没有去成!雷诺呢,一般人都说他是英国人的人。这就是一种精细的雕工。巴邦达尼,我是指内阁组织。你这样滔滔不绝的说话停一下吧!律师说话非常迅速,这与他的迟缓的手势,沉重的眼皮,大象一般的举动根本不能搭配。“啊,当然,你们这般人,你们是恨他的”他对正在修剪指甲的西夫里望了一眼,“恨达拉第的,因为他把你们拿来作了赎罪的羔羊,这是因为他需要赎罪羊,我呢,因为我说话不转弯子,你不要以为我不了解这个人!请你设想一人,处于他的地位我呢,天明白,我是不顺意处于他的地位的。总之,我知道我自己,我也知道他。他作内阁总理比我们国内的任何一个人都作得久,结果他和法兰西共和国合而为一了,尤其是1934年的共和国的敌人,他们把一切责任都推在他身上!如果你和我一样在这一时期看见过他腰干上挂着一支手枪,手里拿着一根手杖散步的话!他总是能够屹然不动,即使动了一下也可以恢复原来的地位。他把舵柄往右边转一下,往左边转一下,最长的时间内,始终没有改变主要方向。你一定会这样想,像雷诺、庞奈这样的人,为什么会出现在他的内阁里?这很简单,这样他可以见着他们,监督他们。我的亲爱的,他脑筋中总抱了一种别人就要来继承他的观念。在战时,勃鲁姆是安全的,法兰西不要曾经订立过马帝农协定的政府的首脑。这样,用不着把他揽也进内阁来。他还看不起另一个人,那就是蒙贷。一提起蒙贷人们不免想起克莱蒙梭,当我们任何时候老是想把这一次战争拿来和上一次战争比较的时候,想起克莱蒙梭不能不让我们这位总理不安么?1914年已经有过他这一类型的激进党,那就是当时对德国宣战的维威亚尼。达拉第不愿意作一个旁人时刻准备取代的维威亚尼。而事实上又有人要这样说,蒙贷是在他旁边等机会,还说只要让蒙贷作总理,战争必将有新的转变。但是达拉第已决定要扮演所有的角色,他既要作维威亚尼,也要作克莱蒙梭所以不需要蒙岱来继承他,至少,他的信念是如此。你认为蒙岱怎么样呢,巴邦达尼?“我么,你知道,蒙岱”“当然,邮政工人都不满意他,你将要对我这样说吧?你知道,他是一个在某种时间也能够表现为一个爱国志士的人。他的爱国精神使我们无法想象他要做什么。”

　　瓦特兰在这个题目上是有话可说的。艾克萨维耶·德·西夫里张开了一对大眼睛。啊,是这样么?蒙岱真是这样好的一个家伙么?告诉我,他难道真有本事么?对西夫里来说,“有本事”是概括一切的一个名词,至于一个人应当有什么样的本事,他不会问的。

　　“并且,”瓦特兰组织说,“总是一样,这是共和国的整个历史。猛烈的和温和的两种方法都有人支持。比方警察也有两种,一种是用武力来解决一切问题,一种是要采取心理的方法。有人拥护管制集体,有人主张利用个人。有人却让人对罢工的工人动武。有人却主张单独和工人领袖进行谈判。我们好像处于在两种方法之间徘徊不决的时期。在1914年也发生同样的情况。实行还是不实行比字号黑名单,当时的问题就是这样。那时候社会党并不表示能够互相谅解。当然,到后来,战争继续下去,在东方出现了传染性的榜样,人们就把克莱蒙梭请上台了。你瞧,内阁总理脑子中所转动的也许就是这些事情。暂时,人们对待那些脱党的共产党员并不坏,我们不想进行思想战争,过去的就让他过去吧!这对于那些不久以前还把达拉第叫作杀人凶手的人来说,也是一种启示。最主要的是在别人还没有调任另一个人物以前,注意要适当的时候改变方法”。

　　“这一切,”巴邦达尼讽刺地说,“这是心理学”“可能吧!可能吧!我告诉你,你以为我这样说是反对达拉第,你就错了!国家真正伟大的人物,首先是不坚持迷信任何方法的人,也就是说,能够随时间的需要,知道一下子从这个方法转变到另一方法的人。拿目前来说,我们对每一个人都给他们的机会,但明天,假如时机来到,我们便要用别的方法了。同样一只手,昨天是温柔的,今天也可以变得坚硬。也就是说内阁总理的过去不能说明什么”。

　　艾克萨维耶·德·西夫里把他挖指甲刀尖弄断了。他口哨吹得太棒了,他从来没有好好地想像一下达拉第到底是哪一种典型的人物,尽管他在他的表兄家里听见过人家所谈的一切。总而言之,毫无疑问,他是战时的法国所需要的一个政府的首脑。阿芒用一种怜悯人的态度望着他。西夫里的脸已经红了,他说,像他这样的人,是最了解农村了,是农民。他说,在我们法国,有一件事情最有把握的,那就是农民们绝不愿意听人家谈集体农庄!

　　这孩子,真聪明!他大约是1915年或1916年出生的,他父亲是在休假期一不小心把他生下来的。

　　我们应该说像他这小子,还没有资格转变瓦特兰的谈话;他讲过部长以后,又开始讲起军人来了。贝当在马德里一定很得意,他的好些部下,都居于高级指挥官的位置。关于甘末林你读了公报没有?人们把他当作了救星,但是他的权威在魏刚没有滚蛋的情况下,还没有那么厉害,正好别人也真要叫魏刚滚蛋了,因为此人不断地使共和国发愁,也就是说,就是不断地使达拉第发愁,因为魏刚,他同雷诺过于要好。每个人都知道,德斯柏莱也是魏刚的同党。那么,内阁总理能够依靠谁呢?就是部里办公处的几个人物:柯尔松,德刚,甲各梅,也许可以加上赫林,可是吉罗都不在内。还有乔治呢?唉!唉!对付战争也和对付政治一样,有两种方法。我们作战,我们支使别人去作战。在短时间内,人们好像尽量不进行战争,现在是物质的战争。达拉第总是对新闻记者说:“我要节省人力,”明天?或许就会成为一种远征军的战争,或许,谁知道?将来甚至连我们自己都不参加战争了。或者有很大的战斗,那么。毫无疑问的,别人已经在波兰看见我们的战车了,好像即使大炮弹也不能打穿我们的战车的铜板。炮弹碰上我们的战车,只不过相当于一些苍蝇。如果必须走到这步田地。但是,如果希特勒十天或者十二天之内,不从这方面进攻,那么对他和对我来说都一样,那就未免太晚了,我们将要在我们的军营内过冬了。将来一旦到了大会战的时候,我们所面对的是一支疲备不堪走完欧洲的敌人。

　　“在这样的日子,甘末林是我们所需要的人物么?他也是那样用两种方法的人物么?甘末林?乔治?谁?前上次大战时,福煦元帅也没有一下子被选上。在达拉第看来,要选这一个军人或另一个军人,那还得格外注意。如果一旦选中了雷诺的一个亲信,那就不只是引狼入室了。因为在达拉第看来,危险不属于赖伐尔或多列士,而是雷诺。他才是夺取他的位置的人!显然,有人也在讲很多的青年首脑人物,打个比方。柯拉。但是他们首先得有机会进行战斗,表现表现自己才行。可是问题在于在什么地方进行战斗呢?”

　　天气全部阴沉下来了。人们感觉秋天快来到了!“像这样一种天气进行战斗?”西夫里想,“谁对于战斗会感到热心?最好是等到春天吧。”他希望法兰西的这一片田野,想到春天的情形“一提到这”他说,“你们听见人说过么?我们可能陆续从古罗米埃开拔。我们的陆地要向北移动三十或四十公里”。

　　“阵地?”巴邦达尼说,“就是那个距前线依然很远的地方。我亲爱的西夫里,如果你想带着你的地方工兵团去寻找一个战斗的地方来显示你的青年勇气的话”。

　　说到这一点的时候,瓦特兰却接下去说了,根本没有搭理巴邦达尼。

　　“在什么地方战斗?实际上,达拉第在改组内阁以前的迟疑,也就是说,他迟疑的唯一原因就是军事方面的关系。在什么地方战斗?有这样的人,他们竟妄想可以从阿的治河上游和敌人接触,还有人主张通过意大利去救助巴尔干各国。这意见好像没有被人采纳。有人也讲争先占领比利时和荷兰,这是自从莱茵事件发生以后,甘林最欣赏的意见,到了春天,人们可能重新考虑这种意见。在高级人物当中,人们从上一次大战中所获得的教训就是到柏林的道路,一定通过萨罗尼加。外交部方面,也把这各种谈话在土耳其方面作了一番试探马西格里”。

　　“土耳其!”西夫里突然叫了起来,仿佛想起什么,无疑的是想起了邮票或武器陈列架。“你说说看,不久以前,我们对他们作了什么样的让步?太可怕了!”

　　“我们把亚历山大勒达海湾全让给了它,青年人。大概我们也得到了一种交换条件,那是一个保证。就是土耳其答应保证叙利亚的安全;叙利亚,就是我们派遣魏刚去的所在。你瞧,叙利亚与高加索,人们所说的对门对户就是它们”。

　　“怎么,又说到高加索?”阿芒反抗说,“哪一个高加索?高加索又与这件事有何关系?”

　　“你该知道吧,巴库,为石油,为石油而战,这或许不是第一次了!”

　　在巴邦达尼的眼里,巴库的石油,真算得是一种新的新闻。要说瓦特兰有一点发疯,那纯粹是胡说,西夫里说,我们应当开辟一条通路,如果是在列日开辟或巴库开辟都可以。但是,当律师回头再说到战争性质的时候,他和西夫里就不免发生争论了,因为西夫里判断一切,都是从凯利里斯那里弄来的。大约根据这位作者最近同一位叫作加尔帝埃的人一同发表的一本书上的说法。并不是瓦特兰有一种什么主义,可否问一句,谁有什么主义呢?只是目前有的人只相信飞机,有的人只相信大炮,另外一些人只会通过坦克起誓。还有些军事首脑,他们把步兵说成战场上的王后。

　　“巴邦达尼,你认为呢?你的俄国人,他们的降落伞部队。依刚秉基看来,海军决定一切,仿佛我们的海军依然居于世界的第二位。潜水艇呢?带着像我们那样的浮沉器的潜水艇。根本不行!我认识参谋部的一位教授,按他的意思说来,我们还有75型的大炮,从外形看它没什么,但相信它将轰动整个世界。”

　　阿芒曾经以新闻记者身份,观察过国会会议达六年之久,他想起因国防预算而引起的经常的悲观气氛,以及对一切武器的失败主义。怎么会突然变成乐观主义者了呢?“你要注意,”西夫里说,“这可以说是一种好的预兆。我么,我有几个表兄”。

　　人们很不相信他好像有几个表兄,但无论在任何场合,他总要说到他有几个表兄。

　　“最后,”瓦特兰说,“我们只是听到了这样的话:你看看我们的战车,你看看我们的自动机枪,你看看我们的装备再说,我们的青年也和1914年不太相同了:我们可以进行运动战,甚至于还希望打运动战了。你亲眼看看我们标准的装备吧!”

　　在那条平行的公路上,在成片的白杨树中间,有一股军队在前进。他们都是一些憔悴不堪的家伙。带着五颜六色的蓓蕾帽或便帽,穿着修改过的带着灰尘的老百姓的服装,佩着袖章,一百个人中有十枝旧式的枪。他们用着散步的姿式走路,换句话说,就是随随便便地走。大小不齐,就是一群乌合之众。有一个军官骑着马跟着行列来回巡避,他的马,鬃是金色,毛是棕色,是一匹用来耕田的牲口。这位军官好像在对队伍叫喊些什么。在行列中穿着制服的下级军官大有苦役营的看守兵的神气。他们在骚动。在他们的脚步声中,升起了一种叹息声。忽然,西夫里惊讶地拉住阿芒的胳膊说:“你听见他们的声音么?”

　　“什么呀?”

　　“他们在唱歌呢!”

　　的确,那些忧郁的声音象是一首歌!瓦特兰把他的肥胖的头转了过来,伸着一只长了毛的耳朵倾听,眼睛向前突出,他并没有立刻明白使这个金发小子脸上出现惊讶神色,使他的胡须下的嘴唇失色的真正理由。但是,阿芒呢,他在打寒噤,在公路上,在一百五十公尺远的地方,这个根本不能称它为连的派遣队,竟然在行进中唱起了国际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