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尼克松:“我们访问中国这一周,是改变世界的一周。”

  毛泽东:“我看还是世界改变了他,要不,他隔海骂了我们好多年,为什么又要飞到北京来。”1.毛泽东想尽快与尼克松谈谈毛泽东和尼克松。

  一个是最革命的左派,一个是最反动的右派;一个是世界上人口最多、潜力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导师,一个是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首脑。他们曾经用极端的语言,相互敌视,隔绝对峙了20多年互不来往。他们的意识形态是相互对立的,他们的思想信仰是各不相容的,它们的价值观念是绝不一致的,他们的文化背景是各不相同的。

  毛泽东和尼克松走到一起来了,这就说明这个世界已经变了。说明一个旧的时代过去了,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

  开放,理解,沟通,发展,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以高级神经活动区别于动物的人类应该不断地比以前理智。尽管地球上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种族、不同的人群之间,仍然存在着历史造成的十分深刻的信仰冲突和思想鸿沟,但是,历史也证明了,目前和将来谁也不能用战争消灭谁,给别人掘墓也要毁坏自己生存的家园。自从爱因斯坦发现相对论以来,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地球只是一个小小的村落,真正的世界是宇宙。尽管人类还存在敌视和对抗,但是一种生存在全球观念会使不同信仰的人们意识到,失去理智的疯狂会毁坏人类共同生存的这个球体。

  以今天的现代意识来重新审视15年前毛泽东和尼克松走到一块来的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就会认识到这是一个超世纪的事件。尽管毛泽东和尼克松这两位先驱者,以惊人的胆略打开冰冻20多年之久的中美关系之门,离不开当时历史的因素。但是,毛泽东和尼克松会晤打开中美关系之门的事件,随着岁月的流逝,益发显示出其所包含的意义与价值,已超越了时空,超越了意识形态,超出了当时历史与现实因素的一般含义。就是今天,我们也很难说清楚它的深远意义。

  为了使去中国的这一特殊的访问获得成功,尼克松在行前作了多方面的准备。

  首先他作了大量的案头工作。他认真研究了美国人所写的,以及其他一些人所著的有关毛泽东的书。

  他本来还想亲自去拜访一下不久前在《生浩》周刊上发表毛泽东访问记的斯诺老人。在去之前先给斯诺写了一封信,但那位老人已经病得很重,而且对尼克松没有多少好感。尼克松这才作罢。

  他听说意大利电影大师安东尼奥尼拍了一部在世界上很有影响的记录产片《中国),他就赶紧把此片弄来,认真地看了又看。

  就在他临要出访的前几天,尼克松还把当过法国文化部长的马尔罗请到白宫,听他讲讲毛泽东是怎样一个人。

  那位马尔罗是个健谈的老人。他把当年和毛泽会见时的情景描述了一番。他告诉尼克松:“你将面对的是一个巨人,但是一个濒临死亡的巨人。你知道吗?毛见到你的第一个想法是什么?他会想,你比我年轻得多!”

  马尔罗还告诉尼克松,毛泽东的身边有一种神秘的气氛……听了半天,尼克松只是想到一个问题:毛泽东毕竟是一个统治共产党大国几十年的领袖!

  1972年2月21日上午11时30分,尼克松乘坐着美国总统的“空军一号”专机在北京的首都机场徐徐降落。一个历史性的重要时刻到了。

  对于这样一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时刻,身为一个相当成熟的政治家的美国总统尼克松早就设想好了该如何做好在这其中所扮演的角色。他决意要以一个很显眼的行动纠正在第一次日内瓦会议上,杜勒斯下令不同周思来率领的中国代表团人员握手的傲慢失礼之举,并突出他本人在此时非同凡响的举止,因而特意对下飞机的程序刻意地作了安排。

  飞机一停定,尼克松便先行出舱,而所有随行人员则缓走一步。虽然此举早已通知过了,尼克松仍派了一个高大的警卫守在机舱口,以防其他人紧随其后也下机去,干扰尼克松的行动。

  尼克松和夫人走下舷梯后,在还没到尽头时,尼克松就在欢迎他的掌声中急切地伸出了手,向周恩来微笑着走去,主动同周恩来热烈握手。

  这一历史性镜头无疑就被许许多多的摄影镜头所摄下了。尼克松为了这一时刻而做出了许多努力,终于在这一次壮观的握手中得以完美地勾出了最妙的一笔。他在后来自己所著的书中写道:“当我们的手相握时,一个时代结束了,另一个时代开始了。”

  周恩来总理在陪同尼克松一起检阅了仪仗队,然后和尼克松一同登上中国的红旗牌轿车往宾馆去的路途中,与尼克松亲切交谈,说:“你的手伸过世界上最辽阔的海洋来和我握——25年没有交往了呵!”

  中国方面对于如何接待美国总统尼克松也是作了很细致的考虑和准备的。因为这是一种毫无先例的事:两国过去多年敌对不和,又无外交关系,而尼克松又是一个大国的在职元首。

  考虑定下的接待方针是“以礼相待,不卑不亢,不冷不热,不强加于人”的原则。决定在机场悬挂两国国旗,在北京检阅三军仪仗队、军乐团,但不采用分列式,不鸣礼炮,不请外交使团,不搞群众欢迎,只由周总理等领导人前去迎送。

  为了创造一个与之相适应的环境和气氛,周总理还布置客人拟去的各地方刷去了街上的反帝标语,恢复了一些店铺的老字号名称。甚至在欢迎会上要演奏的中美民间乐曲都进行了精心安排。

  中国方面这样的安排,让美国方面没有一点可挑剔的地方,尽管他们原先还想象着也许会有意想不到的盛大规模的欢迎场面:几十万乃至更多的群众夹道绵延几十里,举着美国旗和花束,叫喊着,跳跃着,向美国总统表示势烈欢迎。

  最令美国人最担心的是与毛泽东相见。在行前,即刚走上飞机时,美国国务卿罗杰斯便有些担忧地对尼克松说,我们应该很快就同毛泽东会面,不然就会处于很被动的地位。就好像一个朝圣者似的,让毛高高在上,而美国总统则眼巴巴地翘首仰望着那个中国圣人毛的降福……

  尼克松虽然对罗杰斯的提醒未作过分响应,但他倒也真是有些担心,万一毛不见他,那么他的这次访问就会大大丧失意义,而又必然会给他的那些明里暗处的敌手一个非常有用的攻击惜口了。

  他的担忧在他们一行到达北京后仅两个小时,就可以释然了。在美国人才用完午饭不久,毛泽东便表示要跟美国总统谈谈。于是在下午2点左右,周恩来急忙去找基辛格,对他说,毛泽东主席想很快就和美国总统会面,并问美国方面谁一同去。基辛格回答说他去,让洛德去作记录。他还特意关照说此事不能告诉美国国务院的人,特别是洛德参加会见之事更不能告诉他人,而且在新闻、照片、电视上都不能出现洛德,不然国务院的意见会很大的。

  下午2点40分,毛泽东主席在他的书房会见了尼克松。中方参加会见的有周恩来总理、翻译唐闻生、记录王海容;美方在场的有基辛格、记录洛德。

  尼克松不可能知道,在他与毛泽东的这次会见前一个多月,毛的身体很差,曾经突然休克,经过一番抢救才重新醒了过来。此后毛泽东便一直身体状况不好,有时整夜整夜地咳嗽。

  但这位历史巨人却一直记挂着美国总统来访这件大事,在尼克松预定到达中国的这天早晨,他一醒来就问身边的工作人员:“尼克松到了没有?”工作人员急忙向他汇报情况。到中午时,毛泽东忽然说:“我今天见他吧。”

  他的话就是命令。机要秘书立即通知周恩来总理;而在毛身边的工作人员则开始忙碌起来,有的为他理发、刮脸,也有的忙着打扫整理客厅。

  高级红旗轿车穿过西长安街,驶进有两个解放军士兵站岗的新华门,绕过红墙,经过安静无人的甬道,驶至丰泽园。尼克松与基辛格在周恩来的陪同下走进这个四合院,穿过一条宽的过道,绕过一张兵兵球桌,进入了毛主席的书房。基辛格对毛主席书房的描述,要比斯诺更细致:

  ……这是一间中等大小的房间。四周墙边的书架上摆满了文稿,桌上、地下也堆着书,这房间看上去更像是一位学者的隐居处,而不像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全能领导人的会客室。房间的一个角里摆有一张简易的木床。我们第一眼看见的是一排摆成半回形的沙发,都有棕色的布套,犹如一个俭省的中产阶段家庭因为家具大责、更换不起而着意加以保护一样。每两张沙发之间有一张铺着白布的V字形茶几,正好填补两张沙发扶手间的三角形空隙。毛泽东身旁的茶几上总堆着书,只剩下一个放茉莉花茶茶杯的地方。沙发的后面有两盏落地灯,圆形的灯革大得出奇。在毛泽东座位的右前方是一个痰盂。来访者一进入房间,毛泽东就从沙发上站起来。毛泽东站起来,微笑着望着尼克松,眼光锐利,神态略带嘲讽。他说话已经有点困难,他并不避讳说:“我说话不大利索了。”他患了支气管炎与肺气肿,经常喘息,咳嗽,吐痰,所以他的脚边摆着大痰盂。他的病是他长期大量吸烟所致。他曾经遵医嘱努力戒烟,但是戒不掉。

  他朝尼克松伸出手,尼克松也朝他伸出手。来自两个世界的头面人物紧紧地握手了。尼克松将左手也搭了上去握着,毛泽东也将右手搭上去握着。俩人都笑了,两个人的四只手相叠在一起握了好一会,大大超过了正常礼节的握手时间。是不是他俩都想将20多年由于相互敌视而失去的握手机会都弥补回来呢?毛泽东也和基辛格握手,上下打量着基辛格,还用下颏点了点头,说:“哦,你就是那个有名的博士基辛格。”

  基辛格笑着说:“我很高兴见到主席。”基辛格感觉到,除了戴高乐以外,从来没有遇见过一个人像他具有如此高度集中、不加掩饰的意志力。他成了凌驾整个房间的中心,而这不是靠多数国家里那种用排场使领导人显出几分威严的办法,而是因为他身上发出一种几乎可以感觉得到的压倒一切的魄力。这个身旁有一名女护士协助他站稳的高大魁梧的人,他的存在本身就是意志、力量和权力的巨大作用的见证。

  毛泽东很随便地谈起话来。在尼克松以后写的回忆录中,写到他对毛泽东的第一印象是病中的毛泽东有一种非凡的幽默感。而且毛虽然此时说话有些困难,思绪仍然像闪电一样敏捷。这使这位美国总统油然而生起了敬重之意。

  大病初愈的毛泽东在会见尼克松时,显得很精神,也很健谈。原定会见一会儿就结束的,但他兴致很高地一直跟客人们谈了一个多小时。在会见中,毛谈笑风生,寓意深刻。

  他对尼克松说:“今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要我们谈的问题限于在哲学方面。对于这个问题我没有什么可说的,应该请基辛格博士谈一谈。”

  基辛格马上说:“我过去在哈佛大学教书时,指定要我的学生读主席的书。”

  毛泽东说:“我的那些书算不了什么。”尼克松则称赞道:“主席的书推动了一民族,改变了整个世界。”可毛泽东却说:“我没能改变世界,只是改变了北京郊区的几个地方。”接着谈话转到了另一面。毛泽东主席风趣地说:“我们共同的老朋友蒋委员会长可不喜欢这个。”他说话时作了一个手势,表示指尼克松总统的这次访华行动,也指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现在在全世界日益提高的威望。“他叫我们共匪。最近他有一个讲话,你看到过没有?”

  尼克松有意转了话头:“蒋介石称主席为匪,不知道主席叫他什么?”听了翻译译出尼克松的提问后,毛泽东笑了。周恩来回答了这个并不难回答的问题:“一般地说,我们叫他们‘蒋帮’。有时在报上我们叫他匪,他反过来也叫我们匪。总之,我们互相对骂。”毛泽东接上一句:“其实我们同他的交情比你们同他的交情要长得多。”然后,他又把话头转向了基辛格,笑着说:“你跑中国跑出了名。头一次来发表了公告以后,全世界都震动了。”基辛格在此时便很得体地称赞了他的总统先生。毛主席接着引出了一段开心的话题,指着基辛格对尼克松笑着说:“他不像个特务。”言下之意是称赞基辛格的秘密中国之行做得很巧妙,毫无破绽。

  尼克松便接着话头开玩笑说:“但也只有他能够在行动不自由的情况下,去巴黎12趟,来北京1次,而没有人知道。除非可能有两三个漂亮姑娘。”

  基辛格忙作必要解释:“她们不知道,我只是利用她们作掩护的。”毛泽东故意问:“是在巴黎吗?”尼克松说:“凡是能用漂亮姑娘作掩护的,一定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外交家。”

  毛泽东反问道:“这么说,你们是常常利用你们的姑娘罗?”尼克松得赶紧为自己作申辩了:“他的姑娘,不是我的。如果我用姑娘作掩护,麻烦可就大了。”周恩来总理点上一句:“特别是在大选的时候。”这话引得大家都大笑起来。接着谈到了美国大选的问题。毛主席说:“讲老实话,如果民主党上台,我们也不得不同他们打交道。”尼克松说:“这个我们懂得,但我们希望不会使你们遇上这个问题。”

  毛泽东爽朗地笑着说:“上次选举时,我是投了你一票的。”尼克松开玩笑地说:“我想主席投我一票,是在两个坏家伙中间,选择好一点的一个。”毛泽东说:“我喜欢右派。人家说你们是右派,你们共和党是右派。我比较喜欢右派当权。”尼克松说:“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要看到,美国的左派只能夸夸其谈的事,右派却能做到,至少目前是这样。”随后在谈到这次会晤的历史背景时,毛主席说:“是巴基斯坦总统把你们介绍给我们的。当时我们驻巴基斯坦的大使不同意我们同你们接触,说尼克松总统跟约翰逊总统一样坏。不过我们是不大喜欢从杜鲁门到约翰逊这几位总统的。中间有8年是共和党任总统。然而那段时间你们没有想通。”

  尼克松说:“主席先生,我知道多年来我对人民共和国的态度是主席和总理完全不能同意的。把我们带到一起来的是,认识到世界上出现了新的形势;在我们方面还认识到,事关紧要的不是一个国家内部的哲学,主要是它对世界其他部分和对我们的政策。”

  尼克松接着想谈台湾、越南、朝鲜,日本、苏联等问题,毛泽东打断他的话,说:“这些问题我不感兴趣,那是他跟你谈的事。”他用手指了指周总理。

  毛泽东接着说:“来自美国方面的侵略,或者来自中国方面的侵略,这个问题比较小,也可以说不是大问题,因为现在我们两个国家不存在打仗的问题。你们想撤一部分兵回国,我们的兵也不出国。所以我们两家怪得很,过去22年总是谈不拢,现在从打乒乓球起不到10个月,如果从你们在华沙提出建议算起两年多了。……我们办事也有官僚主义,你们要搞人员来往这些事,搞点小生意,我们就死也不干,包括我在内。后来发现还是你们对了,所以就打乒乓球。”

  尼克松这时看出毛泽东已经很疲劳了,周总理也一再地看表,他就赶紧把自己想说的说出几句来:“在结束的时候,我还想说明我们知道你和总理邀请我们来这里是冒了很大风险的。这对我们来说也是很不容易作出的决定。但是我读过你的一些言论,知道你善于掌握时机,懂得只争朝夕。”

  毛泽东手指着基辛格说道:“只争朝夕。我觉得,总的说来,我这种人说话像放空炮!比如这样的话:‘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建立社会主义’。”

  尼克松笑笑说:“像我这种人,还有蒋匪帮。”毛泽东说:“就个人来说,你也许不在打倒之列。”他又指指基辛格:

  “他可能也不在此列。都打倒了我们就没有朋友了。”尼克松等美国客人告辞的时候,毛泽东对尼克松说:“你的那本《六次危机》写得不错。”尼克松笑着说:“你读的书太多了。”

  毛泽东却说:“读得太少,我对美国了解太少了,对美国不懂。要请你们派教员未,特别是历史和地理教员。”

  尼克松对毛说:“我跟早几天去世的斯诺说过,我们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何必那么僵着呢?”

  最后双方一起站起来,尼克松握着毛泽东的手,说:“我们都脚踏实地,来自人民中间,问题是我们不能够做出突破,在今后的年月里,不仅有利于中国和美国,而且有利于世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到这里来的理由。我们在一起可以改变世界。”毛泽东对他的这句话未置可否,只是说:“我不送你了。”

  2.谈判中的斗争

  晚7点,周恩来总理设国宴招待全体美国客人。席间军乐队演奏中美两国民歌。尼克松听到演奏《美丽的阿美利加》时非常高兴,因为这是他最喜欢并指定在就任总统的典礼上演奏的乐曲。敬酒时,他特地到乐队前表示感谢,并说一定要给他们发奖。尼克松在北京期间,无疑是与周恩来总理相处的最多,也谈的最多。他们在原则问题上互不相让,而在这种争执与商讨之中也建立起了很真诚的友谊。

  他们一共进行了5轮的秘密会议。

  尼克松用信服的口吻赞同了在1971年10月间周恩来与基辛格会谈时提出的关于联合公报的构想。

  周恩来也兴奋起来,说:“正像你对毛主席说的,我们今天握了手,可是当年杜勒斯不想这样做。”

  尼克松说:“据说你也不同意和他握手呵。”周恩来笑着说:“不一定,我本来是会和他握手的。”“那好,就让我们握手吧。”尼克松向周恩来伸过手去。于是,两个国家的领导人,隔着谈判的长条桌,又一次把手握在了一起。

  尼克松还很有感触地跟周恩来谈起了他参加总统选举的失败和胜利的感受。周恩来说:“我常常觉得,逆境是一个好教员。”尼克松深有感触地说:“在选举中失败真比打仗受伤还要痛苦,后者伤的是身体,而前者伤的是精神。”

  周恩来于是提起了令中国共产党骄傲的长征:“我们当年的长征,就是战胜逆境走向胜利,新中国就是从逆境中建立起来的。”尼克松颇有同感地说:“我发现从失败中学到的东西比从胜利中学到的还多;可是我唯一的希望是一生中胜利的次数比失败的次数多一次。”

  周恩来听了此话,不禁哈哈大笑,说:“我希望总统在今天的大选中能够取得胜利。”

  在两人面对面的会谈中,尼克松不禁对周恩来高度敏锐的思维和高超的谈判艺术十分钦佩,也对他年过70仍能保持旺盛的精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尼克松也注意到,在会谈之中,秘书会定时送来几片白色的小药片给周恩来。

  在周恩来前往拜会尼克松时,握手之后,尼克松面带笑容地走到周恩来身后,主动为周恩来伸手脱掉了呢子大衣。周恩来对这位美国总统微笑着。这一镜头以后在电视中连续播放好多次。美国的电视观众十分赞赏尼克松表示出的热情举动。一家报纸评论说:“在美国人民对周恩来表示极大的好感时,尼克松这样做,等于发表了一篇极为动人的竞选演说。”

  罗杰斯国务卿是美国方面的主要谈判人物。他负责和中国外长姬鹏飞谈双边关系中的其他一些非主要的事项。

  因为在对华问题上,尼克松同意基辛格的提议,不愿让国务院插手主要问题的研究和商谈,所以罗杰斯在与中国方面谈判时难免会说错,或闹出一点小笑话。

  姬鹏飞外长与罗杰斯一共谈了5次。中方有总理助理熊向晖等;美方有助理国务卿格林等。

  两个谈判对手首先对关系正常化这个词的意思发生了意见分歧。罗杰斯认为关系正常化就是改善关系,就是在没有外交关系的情况下改善关系。而姬鹏飞则认为,关系正常化是指建立外交关系。在没有外交关系的情况下,可以改善关系,走向正常化。双方对设立常设联络机构看法也有分歧。姬鹏飞认为最重要的台湾问题不解决,其他问题就都会受影响的。蒋介石集团在美国还有代表,要我们派代表去美国,就使我们为难了。

  罗杰斯就提议在第三国大使馆内设办公室,并一再地强调电话联系也很必要。在增进往来方面,罗杰斯只是着重提到了文化、体育、医学等方面。熊向晖忽然提出一个问题:美国还要不要入境的人按手印了?罗杰斯因为是才担任国务卿,不大熟悉这些情况,赶紧到另一个房间去打电话询问,然后回答说,这个规定已经取消了。中国访美人员不需要按手印。

  罗杰斯在中美贸易问题上的说法显然跟尼克松的意图有很大的差异。他认为中美开展贸易的经济意义不大,可有可无。美方不急于与中闷开展贸易,如果中国觉得有利,可以搞一点。姬鹏飞感到美国国务卿的说法有问题,便指出,贸易是上次美方提出来的。我们的政策是平等互利,互通有无。中美贸易可以不搞,问题是许多美国商人向中国外贸部门提出了做生意的要求。熊向晖把这一问题跟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总理便问基辛格是怎么回事:你们说要搞贸易,而你们的国务卿却不感兴趣呵。基辛格听了很生气,马上冲出去把此事报告了尼克松。3.在台湾问题上没有让步的余地当尼克松、罗杰斯一行兴致勃勃地参观游览时,基辛格和乔冠华则躲在钓鱼台的一栋楼里,讨论着台湾问题。

  关于联合公报的大部分问题已经在基辛格的第二次访华期间得到了解决,但是关于台湾问题的措辞,双方的分歧仍然十分巨大,针锋相对。双方共谈了20个小时。

  在基辛格和乔冠华之间开始了台湾问题的实质性谈判。两个人反应迅捷,急吵激烈,他们都具有一种独特的学者风度,而谈判风格又各不相同。基辛格逻辑性强,富于哲理;乔冠华则是在雄辩中思路清楚,思辩性强,原则当中豪爽豁达。

  两个人的谈判犀利尖锐,经常相持不下,但也仍然不失那种学者风度。终于,经过几天的争论分辩,他们的努力有了成果,公报终于全文落实了。2月26日,他们两人将已经谈定的公报稿本送达正在杭州游览的尼克松和周恩来分别审阅。却没想到,美国国务院的专家们提出,这公报不理想,要求再修改。基辛格心情很糟,面色阴沉地对尼克松说:“罗杰斯他们提出那么多意见,几乎是全部推翻了。他们说向中国让了步……”

  尼克松急得直嚷嚷:“我已经批准了,毛泽东的政治局也批准了。现在我们单方面又提出修改,还有没有信誉?”

  基辛格气恼地说:“而且,全世界都等着看明天的联合公报呢。”尼克松的火气也压不住了,咬着牙说:“看我回去怎么收拾国务院那些家伙的!”

  杭州宴会上的南方菜格外精美,而基辛格却食之无味,心里忐忑不安,想不好如何跟乔冠华开口谈修改公报这件麻烦事。

  当这天晚上,基辛格婉转提出此要求后,乔冠华脸上的微笑消失了:“这是怎么说的?双方已经走得够远了,而且中国为了照顾美国的愿望已经做出了许多让步。现在离发表公报的时间还不到24小时,怎么来得及重新讨论呢?”

  基辛格诚恳地说出了他和尼克松的为难之处。乔冠华觉得这事非同小可,即停止会晤,跟周恩来去谈这事了。

  周恩来也觉得这事棘手,马上拨了红色的直通电话,向远在北京的毛泽东主席请示。

  毛泽东听了汇报,想了片刻,用十分坚决的口气回答说:“你可以告诉尼克松,除了台湾部分,我们不能同意修改之外,其它部分可以商量。”他停顿了片刻,然后又严励地加上了一句:“任何要修改台湾部分的企图,都会影响明天发表公告的可能性。”

  于是,又是一宵未睡,基辛格和乔冠华终于在凌晨2时将公报草案完成了。草案再次提交双方首脑批准,这就是举世闻名的《上海公报》。

  2月27日下午5时,向新闻界公布了中美两国的《联合公报》,因为是在上海公布的,当时两国还没有外交关系,故称为《上海公报》。

  这大是星期天。中国政府为美国总统尼克松在上海举行了最后的宴会,尼克松显得兴高采烈,茅台酒使他脸上的笑容泛着红光。他激动不已地端着酒杯走到麦克风前面,作了这次访问的唯一的一次即席讲话。

  尼克松说,我们要建立一座跨越16000英里和25年敌对情绪的桥梁,可以说,公报是搭起了这座通向未来的桥梁。

  这位美国总统在激动中又说:“美国人民要和中国人民一起,将世界牢牢地握在手中。”

  这是一句过于敏感的话,基辛格听着,不免有些优虑,觉得总统今天高兴得有点忘形了。幸好平时爱挑毛病钻字眼的记者们也是让茅台酒的香气熏得迷迷糊糊,对尼克松这句话没有太大反应。

  尼克松而后还说了一句:“我们访问中国这一周,是改变世界的一周。”2月28日早晨,漆着蓝、白、银三色的总统座机飞离了上海。乘坐在“空军一号”之中,望着下边那尤边无际的深蓝色海洋,还沉浸在兴奋之中的尼克松,又一次想起了临行前法国那位大作家马尔罗对他说的一段话:

  “你即将尝试本世纪最重大的事业之一。我联想到16世纪的那些探险家,他们出去寻找一个具体的目的地,但往往发现的却是一个截然不同的地方。你要做的事情可能得到出乎意料的完全不同的结局。”

  此时尼克松想,那位大作家说的也对,也不对。他这次的中国之行,是既找到了原本想看到的东西,又得到了原先没想到能够得到的东西。

  而在另一方面,周恩来这个中国政府最忙碌的人又回到了北京。他当即驱车去了中南海,到丰泽园向毛泽东作了汇报。

  当毛泽东听到说尼克松曾用“改变世界的一周”之说,不禁哑然失笑道:“哦,是他改变了世界?哈哈。”毛泽东伸手拿起一支雪茄,秘书给他点上火。他深深地吸了一口,将烟喷出来,说,“我看还是世界改变了他。要不,他隔海骂了我们好多年,为什么又要飞到北京来?”

  周恩来又说:“尼克松临走时还一再表示,希望能在美国与我们再次相会。他们国务院提出了一个邀请我们访美的名单。”

  毛泽东说:“那青天白日旗不落,我们怎么去?公报是发表了,路还长哪!我和你,怕都看不到那一天啦。”

  周恩来默然无语地看着毛泽东。

  毛泽东有点喘,咳了两声。女秘书为他拍了几下背。他缓过气来,又深吸了一口烟,盯着手中的雪茄烟卷,自嘲地说:

  “还说改变世界哪,我几次要改变吸烟的习惯,都改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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