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新中国成立在即，中国共产党同美国围绕着外交承认和防止外国武装干涉这两个问题，进行了新的较量。这场较量主要是通过司徒雷登进行的。
较量的结果是司徒雷登走了，白皮书来了。毛泽东笑着说：“很好，很好。这两件事都是值得庆祝的。”
1.新任驻华大使
赫尔利辞职后，社鲁门于1946年7月任命司徒雷登为美国驻中国大使，司徒雷登是一位美国传教士的儿子，生下来就和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司徒雷登1876年生于中国杭州，其父是在华传教士。1896年在美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1899年又进入神学院深造，获神学学士学位，后为牧师，1904年婚后来华传教，1908年任中国金陵神学院新约希腊文教授，1919年任燕京大学校长，1929年任校务长。日本侵华时期，曾坐过日本人的监狱，在这一点上颇得中国人好感。杜鲁门认为，司徒雷登在中国关系多，了解中国的情况，能够得到中共的承认，便于在国共间居中调停，因此在抗战胜利后，挑选他与马歇尔一道充当国共冲突的调解人。许多后人替他惋惜：如果他在战后不与马歇尔一起调停国共内战，如果他不在中国的社会大变动时期就任美国驻华大使，那么他仍然能保持教育家的美名，而不至于成为失败的美国对华政策的牺牲品，遭到毛泽东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辛辣的讽刺与批判。
惋惜代替不了现实。
1946年11月4日，蒋介石派外交部部长王世杰、外交部条约司司长王化成，与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驻天津总领事施麦斯，在南京签订了《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简称《中美商约》。
这个条约早在1945年年初，就已由美国国务院拟订出草案，在马歇尔使华期间，正式向国民党政府行政院提出，后来由司徒雷登着手谈判，并于1946年11月30日双方政府换文生效。司徒雷登在同国民党政府谈判《中美商约》过程中，正是中国人民掀起声势浩大的反美示威游行在国际上产生了很大影响之时。这一商约，在文字措词上，表面上多系“互惠”、“平等”，但实际上，由于当时中美在各个方面力量极为悬殊，所谓的互惠不过是对美国一方的优惠。很明显，这个条约将中国完全置于美国的掠夺之下，成了美国的事实上的殖民地，受到国内外各方面人士的强烈谴责。明眼人都清楚，蒋介石之所以迫不及待签署这一条约，主要目的就是从其美国后台老板的腰包里得到更多的美援、更多的武器、更多的贷款，以供他打内战之需，消灭共产党，巩固他的独裁统治。中国共产党发言人陈家康尖锐地指出：
4日签订的《中美商约》，乃不平等条约废除后首度签订的最不平等条约。请问南京政府，中国有什么能力去美国开办实业？要有，那也不过是一两家官僚资本集团。为了他们资金的安全，逃避到金元国家点缀而已……南京政府签订这个条约，是为取得酝酿已久的50亿美元的商业借款及获得更大更多的借数与投资，以便加强统治与扩大内战。
此时的蒋介石，一味想的是在“5个月内打垮中共军队”，为了换取打内战所需要的武器弹药，又相继与美国签订了《中美空中运输协定》、《中美青岛海军基地秘密协定》、《中美同意美军驻华换文》、《中美海军协定》
等等丧权辱国的条约。
1947年2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声明指出：“中国国民政府的这些措施完全违背中国人民的意志，已经使并继续使中国陷于内战、反动、丧权辱国、殖民地化、混乱与崩溃的危机之中。本党为了挽救祖国的危机，维护国家的权益和政治协商会议的尊严，兹特郑重声明：对于1946年1月10日以后，由国民党政府单独成立的一切对外借款，一切丧权辱国条约及一切其他上述协定、谅解与今后来经政治协商会议通过或未经征得本党和其他参加政治协商会议各党派同意的一切同类外交谈判，本党在现在和将来均不承认，并决不担负任何义务。”司徒雷登一上任就遇上一个令他非常头痛的问题。而他不得不——不论他是主动还是被动，卷入了国共中美间那些深刻而捉摸不定的政治游戏中去。司徒雷登虽然在中国生活了几十年，但他在观察中国问题时，还是带着一个外国人常有的隔膜感。他对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及中国的现实与未来的认识远不及谢伟思及戴维斯等人。他在这种错宗复杂的形势面前尽心竭力地维护美国在华利益，但他对中国的未来存在着十分明显的轻视。他孜孜不倦地劝导国民政府进行改革，希望通过剧烈的改革来挽救国民党政权，但对于这样一个专制腐败的政权，民主改革只会起促其分崩离析的作用。
美国问题研究者陈广相先生指出：作为大使，司徒雷登不可能不执行美国的对华政策，但他不是被动的执行者，他对扶蒋反共倾注了个人感情，十分积极主动，在某些方面比美国政府的政策走得更远。他把蒋介石与中国人民等同起来，对蒋介石推崇备至。又把蒋的意图与他自己的想法等同起来，以为蒋能显示出实行民主领导的能力。他盲目相信美国的影响力，相信他本人的影响力，因此在中国大陆解放后还企图对新政权施加影响。他总是以主观愿望代替客观现实，思想和行为常常处于矛盾之中，结果成了美国对华政策的牺牲品，也成了他自己幻想的牺牲品。1948年6月14日，司徒雷登大使就中国形势向美国国务卿提交报告时，他不得不承认：在中国大地上，“反美情绪广泛扩展”。6月30日，他又在报告中指出：“照这个速度演变下去，很难设想局势还能维持多久。”“如果没有持续不懈的美国指点，军事形势不可能改善，这比任何时候都更明显了。然而，日益高涨的反美情绪提醒我们，假如不顾其他因素给予支援，其结果只能使局势更加恶化。”
2.司徒雷登的如意算盘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美国在华的影响已在西方列强中独家称雄。仅以中国海关统计，1946年美国在中国的进口贸易总额中已占有57.16％，居各国对华贸易之首。此外，美国与国民党政府签订了一系列的条约，将势力渗透到中国的领海、领空与内河。当时，美国挟华以遏苏，蒋介石靠美以反共，双方利益可谓互利和互补。但经过“三大战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在全中国范围内的胜利己成定局。这时在对华政策上，华盛顿面对着一个新的局面和一系列新的难题。美国的反共政策思想一时出现混乱：既想弃蒋又要反禁，既想维持门户开放又不愿陷入“泥潭”。
1948年岁尾的几个星期，在解放战争的战场上，中国共产党取得了一系列令人震惊的军事胜利。11月，刚刚取得了辽沈战役胜利的解放军又马不停蹄地向关内挺进，开始威胁华北平原的两大城市——天津和北平。次年初，中国人民解放军先后将这两个城市占领。与此同时，在华东的淮海战役中，人民解放军歼灭敌军50多万人，直逼国民党的首都南京。
在这一系列的军事胜利中，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于1949年1月1日向中国人民发表新年献词（这篇新年献词写于1948年12月30日——编者注），宣布：“中国的反动派”和“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现已认识到，“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已经不能用单纯的军事斗争的方法加以阻止”，因此，他们越来越重视“政治斗争”的方法，即“利用现存的国民党政府进行（他们的）‘和平’阴谋”。但是，毛泽东对国民党假和谈，真备战的面目已看得十分清楚。他接着宣布：“现在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问题，是将革命进行到底呢，还是使革命半途而废呢？……只有彻底地消灭了中国反动派，驱逐了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出中国，中国才能有独立，才能有民主，才能有和平”。
1949年4月21日，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向人民解放军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人民解放军开始横渡长江。
1949年4月23日，这是一个难忘的日子，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南京城，宣告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进军号中，美国并不打算马上放弃其在中国的全部传统利益。1949年初，美国国务院远东司长巴特沃思在一份备忘录中写道：“不可低估的事实是，共产党将控制自满洲到长江中下游的人口密集的地区。这些地区集中了美国的许多利益，美国的商人和传教士也多居住在那里。因此，美国必须与这一大片土地的当政者保持接触，以便维护美国的利益。”
1949年1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制定了一份代号34/1的文件（MSC34/1），将美国在华新目标表达为“让中国人自己发展一个对美友好的、统一、稳定和独立的中国”。然而，该文件清楚地意识到，任何一个中国集团都不大可能被指望来实现这一目标：中国政府（指国民党政府——编者注）难以指望还能生存多久，共产党又持不友好态度。鉴于此，国家安全委员会认为，美国的短期目标应该是“阻止中国成为苏联力量的附庸”。在准备NSC34/1文件时，美苏之间的冷战已进行了相当一段时间，柏林墙也全力修建达数月之久了。
国家安全委员会没有明确指出美国应采取怎样的行动来避免中国成为苏联力量的附庸，但却建议美国政府制定有关计划，以准备利用一切可能出现的机会，使美国政策“保持灵活性，避免无可挽回地束缚在一条行动路线或一个派别身上”。在如何认识中国对美国的重要性方面，该委员会在34/1文件中规定了一条重要的限制性条款，即：“把中国排在另一些地区之后，这些地区对美国的安全利益更加直接攸关，与美国为之花费的财力更为相称。”
同月，恰逢艾奇逊接替因病辞职的原国务卿马歇尔继任美国国务卿。由于艾奇逊主张“与新中国建立政治、经济关系，对中国施加影响，促使中国与苏联分手”，因此司徒雷登便利用艾奇逊换任的机会和他的主张，同时凭借他本人既是美国官方代表、又是中国“友好人士”的身份，想通过与一些民主人士的朋友关系、“燕京大学”的师生关系，影响新中国的政策，维护美国在华利益。
但这一时期影响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还有另外一个因素，国务院的评介和政策设计，尤其是受“欧洲方位”政策设计者的代表人物乔治·凯南影响的1949年前后这一期间的政策设计，已不再强调中国的全面重要性，因而反对来自美国国防部的关于继续援蒋的建议，反对美国继续卷人中国内战。凯南等人认为，就美国在东亚的利益而言，日本远较中国重要。因此美国应集中力量重建日本和菲律宾，构成一道亲美的、反苏扩张的“防波堤”。凯南提出，在中国，即使是共产党取胜，都不会直接威胁到美国的国家安全，也不会对美国遏制苏联有何神益。在他看来，冷战的中心仍在欧洲，亚洲大陆不过是冷战的边缘。尽管凯南也接受了当时美国国内甚为流行的观点，即中国共产党或多或少是听命于克里姆林宫的，但凯南却仍然设想中国共产党内部的“民族主义”因素有抵制苏联影响的可能。这意味着要求华盛顿在与中国未来的共产党政权打交通时，要采取灵活的战术。
1949年1月19日，在外交使团的一次会议上，司徒雷登与他的外国同行们达成了一致意见，决定各自向自己的政府建议，如果中国政府在事实上迁广州，每一个大使就从其下属中选一名高级官员随往，可能的话，再随行一些其他人。从未来的角度看，大使本人要在原地不动，以便继续保持接触。
一个星期以后，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向司徒雷登和其他国家驻南京使团的大使递交了一份照会，宣布中华民国政府将迁往广州，要求各使团随行。可司徒雷登对此已经不感兴趣了。他有足够的理由婉拒昔日盟友的邀请。
4月中旬，国共两党的和平谈判已进入了关键阶段。司徒雷登考虑到谈判有可能破裂，届时国民党政府势必将会正式邀请外交使团南迁广州。为了促使国务院作出留驻南京的决定，他于12日主动给国务卿艾奇逊发去一份建议电，提出了3种可能的行动方案：一、接受李宗仁的请求，随李氏飞往广州；二、置李南撒于不顾，美国使团与其他使团按兵不动；三、在李请求南撤而南京尚未被占领之前，华盛顿将我召回述职。对于这三种方案，司徒雷登自己是倾向于第二种的，并用很长一段文字写下了留在南京的重要性。司徒雷登一直坚持留在南京的用心，是想寻找机会跟中共领导人会面，借以宣传美国的主张，表明美国的态度。司徒雷登相信他在中国的个人关系具有特殊价值，所以他认为，如果他能够和共产党领导人谈谈，他就能对他们施加影响。
早在3月10日，他给迪安·艾奇逊国务卿发去一份长篇急电，建议美国政府授权他“不仅以美国政府官方代表的资格，而且以个人资格”和共产党领导人进行接触。“作为个人”，他“不仅长期居住在中国，而且还由于如下两个方面的原因而闻名：一方面坚定地支持中国的民族独立和民主进步，一方面坚决主张首先是为了中国人民的利益而密切中美关系”。
司徒雷登还希望，无论共产党会怎样把他和“好战的帝国主义”相等同，他以前的活动以及和许多共产党人的关系，都“不会被完全漠视”。
司徒雷登也承认。“指望通过我或其他什么人的影响使中共采取更宽容的政策，是天真幼稚的，但考虑到时局的致命危险性”，他又确信，“影响中共的努力是完全值得一试的”。
从司徒雷登给艾奇逊的电报看，他之所以认为自己能对共产党施加影响，是因为他相信，共产党的反美情绪不仅是由于意识形态的信念和对美国援助国民党的憎恨，而且也由于对非共产党国家的过份怀疑和对美国意图的深切误解。他写道，如果这种误解“能被消除，或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减少，就能求得在中国的继续存在”。司徒雷登建议，要减少共产党的恐惧和误解，就得“在友好的商谈中”使他们的领导人知道，美国过去一直是中国的朋友，并坚定地支持中国的独立，承认中国人民选择自己政体的权力；若能在此基础上消除相互问的疑虑，并为共同利益合作，那么，对中美两国来说都将是有利的。
司徒雷登之所以如此自信，是因为他自以为有一些特殊的理由。他出生在中国，能讲一口流利的中国话，在中国的上层领域有着广泛的经历和交往。另外，作为当过几十年燕京大学校长的司徒雷登，自诩从燕京大学毕业的学生有50％的人在共产党阵营里。他可以对许多中共的领导人以师生相称。
他曾多次对别人说：“师生关系是中国伦理道德中的基本概念，我作为许多年轻共产党领导人的老师，将会使他们制定出有利于西方的政策！”
司徒雷登真诚地希望找到与中共建立工作关系的途径，对此我们似乎没有理由加以怀疑；但是，这位老师也随时准备对他先前的学生加以责罚或与之断绝师生关系，如果他们被证明是不顺从或是不如老师之意的话。这样，他就要警告那些他要与之谈话的共产党领导人，首先提醒对方美国对中国一向以仁爱为怀，给予许多援助，希望不要以怨报德；其次，美国承认不干涉中国内政，但是中国也不得建立共产党制度，否则会威胁到美国的利益，美国就会“感到有义务去援助任何有组织的核心抵抗力量”，并“利用我们可能利用的一切手段，把真正的自由交还给中国人民”。在向国务卿提出这一建议后，他似乎觉得有些不妥，便强调说，他不会将这一警告作为官方信息转达，“更不会作为带有任何最后通牒性质或威胁性质”的信息转达。
在仔细考虑了司徒雷登大使的建议电报后，美国国务院于4月6日回电司徒雷登，指示他在南京呆到共产党在那里建立稳固的政权为止，届时再回华盛顿磋商；并授权他与“高级共产党领导人”举行会谈，以当面向他们陈述他建议中的要点，但不要带有威胁和最后通碟的色彩，尤其不要讲美国在某种情况下会“援助有组织的核心抵抗力量”，或“利用我们可能利用的一切手段，把真正的自由交还给中国人民”一类的话。在国务院看来，这类的话，即便是由非官方的形式讲出来，他会被理解为一种威胁，而且，“在这个时候，美国政府无力承担对（国民党）中国进行全面的军事和经济援助的义务”，还建议司徒雷登不要把话说绝，注意保密，以免走漏风声，引起国会反对派的反对。
对华盛顿的决定，司徒雷登本人感到满意，他在4月13日的日记中写道：“国务院消息。答复了我们大使馆的电报，批准了先前我留在南京的建议——我非常高兴。”
4月20日，解放军渡江部队开始挺进江南。被汤恩伯吹嘘为固若金汤的长江防线顷刻间便土崩瓦解，国民党军队狼狈逃窜。在南京城内，虽然解放大军尚未进城，但在城里的国民党政府人员都已急急地逃离了。
22日早晨，司徒雷登刚刚用过早餐，国民党政府代理外交部长叶公超便急急地来拜访了。他是代表李宗仁代总统正式邀请美国大使馆移驻广州的。但是司徒雷登仍然不想离开南京。叶公超见他态度坚决，也就只好悻悻然地走了。
拒绝了叶公超，司徒雷登忽然想到一个问题：如今兵临城下，难免人心浮动，其他国家的外交使节会不会改变初衷，随国民党政府撤往广州去呢？前些天，他向国务卿艾奇逊打过包票，说如果美国使馆坚持留在南京，那北约组织国家的使团都将会与我们协调一致的。这时他想万一那些国家的使节说话不算数，突然变卦可就难办了。
想到这里，他赶紧打了一通电话，与各国使团联络，建议召开一个紧急会议。那些国家的使节好容易才抽出时间来参加这个由司徒雷登主持的会议。司徒雷登把原先定的留在南京的想法又强调了一次，再次得到了各国使团的赞同。特别是北大西洋集团各国的大使，都表示向美国看齐，安心留在南京。
司徒雷登大使的日记记载了南京解放前后的情况：
4月22日，星期五。早晨……叶公超（代理中国外交部长）来访，正式地劝我迁移广州。……
11时——就迁往广州问题会见外交使团——一致表示不迁——都观望美国。
4月23日，星期六。中共昨夜占领下关——警察消失——有秩序地移交。
中共报道有30万兵力渡过长江——到处都是背叛。使馆人员举行长时间的会议——为我们自己的安全打算……处在包围之中。
到处都是抢掠。
4月24日，星期日。昨晚——一整夜都是火光、射击、爆炸……中共在今天早晨开进——从容地叫当地人民观看——有秩序——有条理。
3.黄华——司徒雷登会谈
在南京刚解放的几天里，司徒雷登静静地呆在家中，其实内心是很不平静的，几天来他密切关注着城里的一切，他看到的是解放军纪律严明，士气高昂，对民众秋毫无犯。相比国民党军队那种贪婪和腐败，他不得不为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所叹服。
但是司徒雷登却忧心忡忡，不能安宁。原来，共产党进城之后便宣布，中共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任何外交机构和外交人员的合法地位，对留在南京的原外交人员均按一般侨民看待；同时宣布保护外侨的一切合法利益及人身安全，并主张按照平等原则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因此，司徒雷登作为一个普通的外国侨民，就没有过去那种特别权利了。
就在他一筹莫展之际，傅泾波给他带来了一个他认为显然是很有利的消息：中共方面已经派了黄华为南京外侨事务处主任，听说黄华此来是专门与留在南京的外交使团及其他外国人打交道的。
当时除苏联驻华大使带使馆部分馆员随同国民党政府迁往广州外，多数国家使节留在了南京为了接管蒋介石的外交部和处理有关对外事务，中共中央决定派黄华到南京从事外事工作。临行前，周恩来特地与黄华做了一次长谈，详细交代了有关与美国建立联系的原则。周恩来告诉他，美国驻“南京政府”的大使司徒雷登已通过其他渠道向我党表示，只要中共保护美侨利益，建立通商关系，尊重国际条约，美国即与中国建立实际上的外交关系。因此，中央决定我方可以同司徒雷登进行私人接触。
听到黄华的名字，司徒雷登心里一动。他知道黄华是自己从前在燕京大学执教时的学生，并且和傅泾波还是同班同学。傅现在作了司徒雷登的私人秘书，是他不可缺少的助手和朋友。“这倒是一个好机会。”司徒雷登对傅说，“假如与黄华的这一层关系能有其价值的话，那么我们的工作就好做得多了。”
为了尽快地与黄华取得联系，司徒雷登于5月6日先派傅泾波出面接洽。
在司徒雷登博士的大使生涯中，傅泾波扮演的角色，大概是美国外交史中绝无仅有的。作为一个中国人，他没有机会接近美国的秘密文件，但在大使馆给国务院的众多秘密报告中，有许多涉及中美关系的情报，就实质内容来说，都是他提供的，因为他和国共两党的官方均有交往。傅生活在司徒雷登的官邸，这一安排，首先至少会令安全官员反感至极。一如司徒雷登所说，甚至马歇尔上将也为之“瞠目吃惊”。但司徒雷登却不然，还在他任燕京大学校长的时候，他就把傅泾波作为自己的助手，并在其外交生涯中把傅看作是不可或缺的伴侣和知心朋友。他这样评述傅的贡献：“他经常替我拜会那些有必要保持接触的人，而这些拜会又不会完全受到应有的礼遇的约束。当我拜访中国官员的时候，几乎总是把他带在身边，而他从不泄漏秘密，这一切意味着，和正常的可能情况相比，我和中国各阶层的交际更广泛了，知己也更多了，毫无疑问，在大多数场合，他都能代表我。”
对于南京解放后，滞留南京胁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设法寻找机会与中共接触以探求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可能性问题，中共中央作了认真的考虑。1949年4月28日，毛泽东打电报给总前委及华东野战军负责人。他指出，由于美国方面托人寻求与我接触，英国也想与我们做生意，中央认为如果美国包括英国如能断绝与国民党政府的关系，我们可以考虑和讨论与他们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4月30日，中共中央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为英国军舰暴行发表的声明》即“李涛声明”中，提出了新中国与其他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原则：“中国人民政府愿意考虑同各国建立外交关系，但这种关系必须建立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首先是不能帮助国民党反动派”，“外国政府如果愿意考虑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它就必须断绝同国民党残余力量的关系，并且把它在中国的武装力量撤回去。”
与司徒雷登期望的正相反，黄华在和傅泾波及司徒雷登的会见中，不仅坚持毛主席在新年献词中重申的中国共产党的反美政策，而且坚持中共中央委员会制定的路线——“在国民党军队被消灭、国民党政府被打倒的每一个城市和每一个地方，帝国主义者在政治上的控制权即随之被打倒，他们在经济上和文化上的控制权也被打倒。……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任何外国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的合法地位，取消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开办的宣传机关，立即统治对外贸易，改革海关制度，这些都是我们进入大城市的时候所必须首先采取的步骤。”这条为黄华所遵照执行的路线，清楚地表明，中共中央是要把革命进行到底的，直至摧毁国民党政府，驱逐美帝国主义的在华势力。
5月7日，黄华接见了傅径波。会谈一开始，傅泾波先是替司徒雷登任驻华大使期间的所作所为申辩，希望中共方面不要过分责备司徒雷登，接着又为司徒雷登表功说，国民党撤退以前，何应钦曾希望司徒雷登去广州，但他照会蒋介石政权，表示美国大使馆决定不随蒋介石政府南迁广州，各地美领馆及美新闻处皆作留驻准备。英、法等国看美未走，也没有走。而司徒雷登留在南京的目的就是希望与中共方面接触，目前这一计划并已获艾奇逊的首肯。司徒雷登甚盼与黄华会见，因现在正值美对华政策的改变时期，他本人希望能在其中起一定的积极作用。傅泾波还表示1946年11月4日签订的《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可以修改。黄华指出，美国援助蒋介石打内战的政策给中国人民造成的创痛极深，空言元补，目前需要的是美国首先做更多有益于中国人民的事，才能逐步取得中国人民的谅解。
5月8日，黄华将与傅泾波会见的情况上报中央。10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致中共南京市委的复电，即《黄华同司徒雷登谈话应注意的几个问题》。中央要求我方目前应做到少说多听，以更多了解美国政府的意向；在陈述自己意见时应根据“李涛声明”；对于美方提出的修改商约的问题不要表示拒绝。
5月13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黄华以私人身份前往司徒雷登住处，与司徒雷登进行了首次会晤。
望着风华正茂而又肩负处理南京外侨事务重任的黄华，司徒雷登不禁回想起4年前在重庆与毛泽东见面时所说的一席话。当时，毛泽东对他说：“现在延安有许多你以前的学生。”司徒雷登不无得意地回答：“我希望他们为他们学到的东西争光。”如今，眼前这位学生能为他这当老师的解忧排难吗？想到这，司徒雷登一古脑儿他讲出了许久以来的想法。他谈到美国人和其他非共产党人对中共主张的马列主义的恐惧，他认为所谓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等于宣传颠覆性的干涉或武装侵略是既定政策，这都将给美国安全和世界和平带来威胁。他甚至还提出，美国有可能发动一个解放运动，把中国人民从共产主义中解放出来，以此来威吓眼前这位学生。黄华当即作了驳斥。接着，司徒雷登话锋一转，以抚慰式的口气表示，希望在南京多留一段时间，希望在有生之年看到中国成为一个统一、和平、有一个真正民主的政府、并在国际上表现友好的国家。他还提出愿同新中国建立新关系。但是，当黄华具体谈到在平等互利的前提下对新中国的承认问题时，司徒雷登却闪烁其词，还列举出一系列所谓的标准与条件。
根据中央的指示，黄华首先向司徒雷登转达了中共中央的意见，希望美国承认新中国政府，表示新中国需要和外国建立商业关系。司徒雷登表示，美国愿同新中国建立新关系，希望中国政府能广泛地吸收民主人士参加即将成立的新政府。他还说，中国建立什么样的国家政府，纯粹是中国的内部事务，但共产党尚未建立起任何意义上的国家政府。在建立起这一政府之前，美国和其他国家除了等待中国的事态发展外，其他什么也不能做。他表示说，美国已经决定停止援蒋，不再参与中国内战。他还建议待上海解放后即将“上海经济合作分暑”所存的粮食、棉花等援蒋物资移交中共方面，以支持上海恢复生产。
黄华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向司徒雷登指出，美国既然表示不干涉中国内政，就应将美国驻青岛等地的海军舰只和陆战队撤走，以免发生冲突。司徒雷登答应转告有关方面。
4.司徒雷登秘密计划的北平之行
数周之后，经请示中央，黄华决定与司徒雷登进行第二次接触。他约司徒雷登和傅泾波到办事处会晤。
6月6日，司徒雷登大使应黄华的邀请，以茶话会形式和黄进行了第二次会见。会见充满了师生及同学情谊。大使一方有傅泾波陪同，黄一方有另一位燕京同学冷轲一（译音）为助手。6月6日的会面一开始，黄华再次重申了中共中央的几点原则，即“中国与其他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前提是：外国武装撤出中国；不能援助国民党政府；断绝与国民党政府的关系。”司徒雷登却辩解道：“各国使节留驻南京，这已表明了他们对国民党政府的态度。如国民党政府今后再由广州迁往他处，美国代表也不准备随往。在目前中国尚无一个新政府的情况下，按照国际法美国尚不能断绝与旧政府的关系。”黄华说，“据我个人看，我军打下广州后，就可能召开政协会议，联合政府将由政协会议决定产生。因此，从责任上讲，美国政府应明确断绝与国民党政府的关系，停止援蒋，以表明美国放弃已经失败的干涉政策。但现在美国仍支持反动政府进行反人民的战争，因此，中美建立外交关系问题还无从谈起。”
司徒雷登回答说：“断绝与国民党关系是消极的作法，积极的作法应是运用美国自由贸易和经济援助使中国走上工业化道路。我希望新政府应尽量多吸收一些开明的民主人士参加政府工作。”
黄华当即表示：“各国人民有权决定自己的道路。中国人民选择的是中共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道路，因为它更适合中国人民的需要。政府要员的任命问题纯属内政问题，外人不得干涉。”
傅泾波插话道：“中国今后究竟是先实现工业化还是先共产化？”黄华提醒他：“你这种提法是不对的。中国人民目前实行的是新民主主义，不存在是先工业化还是先共产化的问题。而且，这也属于中国人民自己的事情，外人不得干涉。”
对黄华的话，司徒雷登无法进行反驳，只好转而谈起了“共产主义威胁”的问题。他说：“中美关系问题不单是对华政策问题，而是关系世界和平的问题。现在世界局势动荡，美苏之间误会很多，美国担心世界革命可能会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如果中美关系能得到完美解决，对美苏关系及世界和平都是一大贡献。如果中美关系能有第三者出来协助则更好。”
黄华马上反驳道：“我个人认为无需第三者参加。”此次会面后仅隔了两天，傅泾波再次来见黄华。他向黄华转达意见，称司徒雷登考虑再三，认为现在对新中国的关系很难作出正式表示，他想近期返回美国再作努力，但他希望知道中共现高级方面的意见，回去讲话才有份量。
傅吞吞叶吐地问黄华同周恩来有无联系，能不能转达意见，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黄华已经看出意思，便说可以直说本意的。傅这才说出这次求见的真实意图：
美国现政府中马歇尔、艾奇逊和司徒雷登同属一派，对周恩来先生很了解。司徒雷登还接到副国务卿雷登来电，希望他在返美前能赴北平与周恩来会见一次，顺便看看燕京大学。
黄华将此事向中共中央作了报告。中央鉴于当时美国对华政策有所松动，认为司徒雷登来访不无益处，但考虑到与美国尚无外交关系，因此建议此事通过非官方联系比较好。
与此同时，司徒雷登自己又给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写信，表示他长期担任燕大校长，每年6月都要回燕大过生日，故今年还想去北平，不知中共当局允许不？要陆志韦设法与周恩来取得联系。
中共中央决定由陆志韦出面，邀请司徒雷登访问北平。于是由“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给司徒雷登发出了一封邀请信，邀请司徒雷登到“燕京大学”访问，并暗示此次司徒雷登北平之行有可能见到中共高层领导人。
由于当时司徒雷登和傅泾波正好去上海，等他们返回南京时，已是6月底。6月28日，根据中央的指示，黄华向司徒雷登转达了毛泽东与周恩来的意见，欢迎他去“燕京大学”过生日，同时他将在北平像一位许多中国共产党人的老朋友一样受到欢迎。黄华的邀请是1946年马歇尔使华时隔3年后中国共产党向美国作出的进行高层接触的一次重要表示。司徒雷登对于北平同意他去“燕京大学”并有可能与中共高层领导人会晤一事感到非常高兴，但考虑到美国国会将于7月底体会，而且当时国会内部派别复杂，此时去北平恐怕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于是决定请示艾奇逊。
司徒雷登、傅和黄之间的这些交谈，没有得到美国国务院的授权，甚至当司徒雷登收到毛和周的邀请时，美国国务院也没有接到有关情况的汇报。而北平中共方面则从这些交谈中感到，司徒雷登将要来北平。司徒雷登在日记中这样记载：
6月26日周雨康（译音）从北平返回。……得知黄华是因为我而被派到这里来的——汇报了我去北平的请求——毛表示我可以作为许多中共党员的老朋友受到欢迎——没有瞒着美国人的东西，等等。
黄华显然汇报了我去北平的请求。6月28日傅拜访了黄华。告知收到陆志韦（燕京大学校长）的一封措词强烈的信，同意我去北平访问。他说毛、周衷心地欢迎我去，但明显重申这一信息的是他下午来时带来的另一封电报——黄华来了，带着那封电报，呆了大约1个小时。
在向艾奇逊请示中，司徒雷登没有向华盛顿提什么建议，只是列举了北平之行的利与弊，并要求给予指示。在他看来，此行的基本好处是：他可以有一个机会直接向毛和周表明美国的观点，并把有助于“判断中共倾向的最权威的信息”带给华盛顿；另外，还会“表明美国富于想象和冒险的坦率态度，这一态度有助于改变中国的政治倾向，或许还会对中美关系的未来产生有利的影响”。司徒雷登所说的不利后果是，北平之行将使由美国发起的南京外交使团的“联合战线”破裂，各使馆的头面人物将效仿司徒雷登纷纷前往北平。而且，“一个美国大使在这个时候前往北平，会在国内外大大地提高中共和毛本人的威望，在某种程度上，这一次要步骤（首要步骤是我留在南京）还会有助于使共产党政权得到承认”。
与此同时，毛泽东在6月刀日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写道：“你们一边倒。”正是这样，……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你们太刺激了。”我们讲的是对付国内外反动派即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们……对于这些人，并不发生刺激与否的问题。“我们需要英美政府的援助。”在现时，这也是幼稚的想法。……我们在国际上是属于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的，真正的友谊的援助只能向这一方面去找，而不能向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去找。
毛的一边倒，决不是什么新的姿态，也不是由于近几个月来事态发展的缘故。正像司徒雷登在拍给国务院的电报中分析的那样，毛“只是形象地概括了他先前的著作，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详细阐述的政治理论和在许多重要的中共声明中表述的与苏联的团结一致”。在1940年1月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中，毛就把联俄看作是“新的三民主义或真正的三民主义”的“三大政策”之一。“社会主义的苏联和帝国主义之间的斗争一经进一步尖锐化”，毛预言说，“中国不站在这方面，就要站在那方面，这是必然的趋势。难道不可以不偏不倚吗？这是梦想”。
在这种情况下司徒雷登的北平之行这件并不复杂的事情，结果变成了一道纷繁不堪的难题。弄得国务院也对此众说纷坛，意见不一。艾奇逊没办法，只好将这个问题提交“最高一级”决定，杜鲁门总统几经犹豫，最终还是更多地倾向于司徒雷登在电报中所列举的不利后果，从而行使了否决权。
当司徒雷登跃跃欲试准备前往北平时，华盛顿的决策人却表现得极为犹豫。国务院政策设计委员会主任乔治·凯南的助手、以头脑冷静著称的中国问题专家戴维斯表示对这一邀请的保留态度。他提出司徒雷登如去北平，就必须教训中国共产党一通，其措辞之严厉应该比苏联更甚。7月1日，司徒雷登接到艾奇逊的电报指示：“不得在任何情况下访问北平。”艾奇逊要求他7月25日以前直接赶回华盛顿，中途不要停留，并告诉他如果现在去北平会引起国内各方猜疑。
于是，司徒雷登的北平之行宣告夭折。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政府的接触又一次失之交臂。
计划中的北平之行因杜鲁门总统的否定而落空了，司徒雷登对此懊恼不己。想想自己一心为美国的利益打算，到头来却得不到理解，他越想越觉得窝囊，可他并不服气。他又通过另一个中介人陈铭枢与中共领导人进行接触。司徒雷登告诉陈说：“美国人相信，意识形态不同的国家是可以相处的。”美国人“首先关心的是中国人民，而不是他们选择的政体，前提是政府必须得到全体国民的支持，并愿意和能够继续遵守国家准则”。美国的态度“是等待和观察。无论如何，我和其他国家驻华使馆的首领（苏联除外）继续留在南京的事实是有一定意义的，相信中共一定意识到了这种意义”。
司徒雷登请陈铭枢向中共领导人转交4份长长的文件，并转达了这样5点意见：
（1）美国认为意识形态不同的国家可以和平共处。
（2）对于即将成立的中共控制的政府，美国所特别关心的是这样两个问题：第一，它是确实维护联合国宣言所规定的人权呢，还是采取极权主义和警察国家的通常做法？第二，它是否根据马列主义理论用暴力进行世界革命？若是这样，这种立场应当被认为实际上是向世界其他国家宣战。
（3）中共外交政策的迹象使希望保持中美友好关系的人士感到不安。
（4）在经济贸易方面，中共的官方言论似乎妨碍同美国进行贸易。
（5）美国的立场是等着瞧。但中共应当体会到他和外交使团中其他负责人仍然留在南京这一事实的意义。
从上述5点意见不难看出，司徒雷登对共产主义的偏见、对中共的蔑视。陈铭枢带着他的那些文件和五点意见走了。司徒雷登暗自有些得意，觉得自己为中共准备的这份“礼物”太好了，恩威并施，刚柔相济，非常得体。十几天以后，陈铭枢从北平带过消息，事情办得很顺利，同毛泽东、周恩来的谈话“完全令人满意”。陈还要求司徒雷登推迟回美国，以便他们在南京交换意见。
这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北平之行虽然未能成功，然而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司徒雷登这么想起来，禁不住心里更明朗了。
7月9日，司徒雷登与由北平赶回南京的陈铭枢会面。陈将一份长长的备忘录和两个附件交给司徒雷登。陈铭枢说，备忘录是他本人北平之行的成果，是通过自己的观察，根据同中共领导人的谈话综合整理而成的。而另外的两个附件，实质上是毛泽东、周恩来和叶剑英对司徒雷登五点意见和4个文件的直接回答。在第一个附件中，中共领导人称道司徒雷登在中国从事了几十年教育，并对他在改革中美并系中的作用寄予“非常大的希望”。中共领导人还希望美国从此停止对国民党的授助，并像罗斯福、史迪威、华莱士那样制定对华关系。如果美国今后能够如此对待中国，中国自然也会相应地采取友好态度。
关于中美建立外交和商务关系的条件，毛泽东在附件中特别要求司徒雷登读一读他在新政协会议筹备会上的讲话。毛泽东在这篇讲话中表示：“任何外国政府，只要它愿意断绝对于中国反动派的关系，不再勾结和援助中国的反动派，并向人民的中国采取真正的而不是虚伪的友好态度，我们就原意同它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原则的基础之上，谈判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中国人民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实行友好合作，恢复和发民国际间的通商事业，以利发展生产和繁荣经济。”
在第二个附件中，周恩来对司徒雷登提供那些文件进行了非常广泛的评论。针对司徒雷登所说的美国在历史上对待中国非常仁慈，中国从同美国的贸易中得到了极大的好处等论点，周恩来列举事实进行驳斥，指出过去美国对中国的援助都是在一些“小的事情上”，中美贸易的受惠国是美国而不是中国。
同时，周恩来还指出美国对中国犯下了两大罪行，即30年代向日本出售废铁等物资，抗战结束后又援助蒋介石打内战。
对于司徒雷登本人，周恩来再次赞扬了他在被日本人拘留期间所表现出的“个人品质”。
但是，司徒雷登毕竟是美国政府的代表，因而必须执行美国的既定政策。司徒雷登反复地看这两个附件，脸色也越来越难看了。他感到很失望和沮丧。中共领导人给他的答复明摆着是不准备放弃原则和立场来跟他作交易。
5.别了，司徒雷登
寄予厚望的北平之行未能获准，陈铭枢带来的消息又使他大为不满，一次次的机会都已失去，一次次的努力都已白费，原先雄心勃勃、想要扭转中国历史车轮的司徒雷登，终于感到回天乏术、无能为力了。
司徒雷登决定离开这个地方。他给艾奇逊打电报，并建议，“在我离开南京之前，不要向这里、华盛顿或广州的新闻界透露我的新旅行计划。”
司徒雷登之所以不愿透露其行踪，其中一个原因是，根据社鲁门总统的指示，在离开南京后，他将访问广州。杜鲁门在几天前曾对艾奇逊说：“作为一个大使，在没有和所在国的政府脱离接触后便回国，是不会被美国公众所理解的。”
7月15日早晨，司徒雷登刚刚从睡梦中醒来，就听见无线电里传来蒋介石已经抵达广州的消息。“不行，广州去不得了。”一向举棋不定的司徒雷登，忽然间作出了一个果断的决定。
为了取消广州之行，他给艾奇逊打电报，两次力陈不能去广州的理由。主要认为他这次若去广州，势必给中共造成很不良的印象，那将会在今后留下严重的阴影。因此，他认为，“我赞成国务院不让毕恭毕敬地去北平参见毛泽东主席，由于同样的原因，我认为改变航程去拜见蒋委员长也是不明智的。”
7月25日，司徒雷登利用办离境手续的机会，又同黄华见了面。谈话间，他问黄华对美国今后的对华政策有何希望。黄华认为，现在谈不到希望美国做什么，因为首先美国应放弃错误的政策，证明它具有对中国人民堪称友好的诚意。但迄今美国仍支持反动派打内战，并组织“太平洋公约”，中国人民必将坚决反对这上帝国主义政策。
司徒雷登说，中国发生内战原非美国政府所愿，美国政府至今对“太平洋公约”未表示任何赞成支持，所以是没有责任的。
两个又谈了一些其他的事，然后就简单地道了别。司徒雷登敏感地意识到：在我拒绝去北平之后，马上访问广州并会见委员长（如果去了广州，这是不可避免的），肯定会被共产党认为是对他们的一种蓄意的侮辱，并为此而采取强烈的反应措施。……他们绝不会原谅我去广州见他们的头号敌人，因此，我将完全失去在中国共产党人中的作用，而这种作用是存在过的。司徒雷登后来回忆说，他自己是“带着一种狼狈的感觉”从这次长达一个半小时的会见中脱身的，黄的思想是“不能通过辩论或事实摸透的”。这位大使曾希通过讨论来改变共产党的见解，但到此时也不得不承认，他不相信“一个人可以改变另一个人的见解”。8月2日，司徒雷登怀着非常复杂的心情，乘坐美国大使馆的一架运输机飞离南京回国，同机的还有他的私人秘书傅泾波等8人。
就在司徒雷登离开中国的第三天，美国国务院即发表了关于中美关系的“白皮书”，美国政府将这部以推卸其侵华政策失败责任为目的的“白皮书”，选择在司徒雷登刚刚离开南京，快到华盛顿但还未到时发表，显然是有意而为的。这对于忠心耿耿为美国侵华政策服务的司徒雷登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悲剧。
美国的《白皮书》引起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慨，在中国掀起了斥责美国《白皮书》的热潮。从8月14日至9月16日仅1个月的时间内，毛泽东就相继发表了《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友谊”，还是侵略？》、《唯心历史观的破产》5篇文章，剖析美国对华政策的帝国主义本质，批评国内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于美国帝国主义的幻想。
8月14日，毛泽东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文中尖锐地指出：这些文件的发表，反映了中国人民的胜利和帝国主义的失败，反映了整个帝国主义世界制度的衰落。帝国主义制度内部的矛盾重重，无法克服，使帝国主义者陷入了极大的苦闷中。
毛泽东清醒地分析形势称：“艾奇逊的白皮书表示，美国帝国主义者对于中国的目前这个局面是毫无办法了。国民党是那样的不行，无论帮它多少总是命定地完蛋了，他们不能控制了，他们无可奈何了。”
4天后，毛泽东又写下《别了，司徒雷登》一文，痛快淋漓地抒发中国人民赶走帝国主义者的愉快心情：
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南京的美国殖民政府如鸟兽散。司徒雷登大使老爷却坐着不动，睁起眼睛看着，希望开设新店，捞一把。司徒雷登看见了什么呢？除了看见人民解放军一队一队地走过，工人、农民、学生一群一群地起来之外，他还看见了一种现象，就是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也大群地和工农兵学生等人一道喊口号，讲革命。总之是没有人去理他，使得他觉得‘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没有汁么事做了，只好夹起皮包走路。
……司徒雷登走了，白皮书来了，很好，很好，这两件事都是值得庆祝的。”
8月28日，毛泽东在《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中，讲了这场世界范围内大辩论的重大意义：
现在全世界都在讨沦中国革命和美国的白皮书，这件事不是偶然的，它表示了中国革命在整个世界历之上的伟大意义。就中国人来说，我们的革命是基本上胜利了，但是很久以来还没有获得一次机会来详尽地展开讨论这个革命和内外各方面的相互关系。这种讨论是必需的，现在并已找到了机会，这就是讨沦美国的白皮书。《白皮书》教育了中国人民，增强了反美情绪，使他们更紧密地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加速推进中国革命胜利的进程。司徒雷登此去就再也没能回到中国来。当他乘坐的那架小型运输机在南京上空作最后一圈盘旋时，司徒雷登俯身最后看了一眼古城南京，他知道此去便不可能再回来了，禁不住自语了几句：“无可奈何花落去……别了，南京，别了，中国……”别了，司徒雷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