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章
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创作文艺的路子要越走越宽“文艺发展的天地十分广阔”，“围绕着实现现代化的共同目标，文艺的路子要越走越宽”。这是邓小平在《祝辞》中，对新时期我国文艺发展前景的重要论断与希望。
我们处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与战争年代和建国十七年相比，文艺的服务对象、方针任务、艺术物质条件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我国各族人民的文化水平普遍提高了，欣赏趣味更加多样、广泛；我国的悠久历史、长期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各行各业四化建设的新生活，提供了丰富多采艺术题材；现代化的科学技术与设施，为我们增添了许多新的艺术品种和新的艺术手段；和平国际环境与广泛的对外文化交流，为我们更多的学习、借鉴外国优秀文艺成果提供了条件。更重要的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重视、关怀文艺工作，清除了林彪、“四人帮”设置层层禁铜与障碍，总结了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制定了一系列正确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路线、方针、政策，真正实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条件日益成熟。这就为文艺工作者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开辟了广阔的天地，必然使文艺的路子越走越宽。
邓小平在《祝辞》中指出：“我国历史悠久，地域辽阔，人口众多，不同民族、不同职业、不同年龄、不同经历和不同教育程度的人们，有多样的生活习俗、文化传统和艺术爱好。雄伟和细腻，严肃和诙谐，抒情和哲理，只要能够使人们得到教育和启发，得到娱乐和美的享受，都应当在我们的文艺园地里得到位置。英雄人物的业绩和普通人们的劳动、斗争和悲欢离合，现代人的生活和古代人的生活，都应当在文艺中得到反映”。
沿着这条宽广的道路走下去，通过广大文艺工作者的辛勤努力、创造性劳动，我国文学艺术必然将出现一个蓬勃繁荣、百花竞放、争奇斗艳的新阶段。
艺术上要精益求精
邓小平在《祝辞》中提出：“对人民负责的文艺工作者，要始终不渝地面向广大群众，在艺术上精益求精，力戒粗制滥造，认真严肃地考虑自己作品的社会效果，力求把最好的精神食粮贡献给人民”。
这是人民的迫切要求，广大群众文化水平、欣赏水平不断提高，要求有大量优质精美的精神食粮。对人民负责，就要不断提高作品质量，艺术上精益求精。我们强调社会效果，社会效果也体现在内容与形式、思想性与艺术性两个方面。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粗制滥造的、“标语口号式”的作品，群众不爱读、不爱看，不接受你的“教育”，自然谈不上好的社会效果。只有具有艺术魅力的、正确的思想内容与完美的艺术形式统一的文艺作品，使群众在美的享受中受到潜移默化的启迪和教育，才有最好的社会效益。
中国和世界文艺史都表明，历史上流传下来的伟大作品，都是表达了一定历史时代人民的理念与愿望，具有高度艺术技巧和独特风格的艺术精品。我国古代优秀的辞、赋、诗歌、戏曲，《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等古典长篇小说，千百年来广为流传，并将一代代更广泛的流传下去，正因为它们有不可企及的艺术魅力。要创作真正为广大人民群众欢迎的伟大作品，必须艺术上精益求精。
为此，邓小平号召文艺工作者“不断丰富和提高自己的艺术表现能力”。要求文艺作品的题材和表现手法要日益丰富多采，敢于创新；要求所有文艺工作者，认真钻研、吸收、融化和发展古今中外艺术技巧中一切好的东西，创造出具有民族风格和时代特色的完美的艺术形式。鼓励文艺工作者不畏艰难、勤学苦练、勇于探索，敢于攀登艺术的高峰。只有这样，才能防止和克服单调刻板、机械划一的公式化概念化倾向，产生出一批批为广大人民喜爱的无愧于我们伟大时代、伟大人民的优秀作品。
文艺要反映社会生活的主旋律
江泽民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进一步明确了在建设物质文明的同时，坚持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方针。他指出：“在全国各族人民特别是青少年中，进一步加强党的基本路线教育，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近代史、现代史和国情教育，增强民族自尊、自信和自强精神，抵制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腐朽思想的侵蚀，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观。”在大会结束后考察上海的谈话中，江泽民又作了十分明确的概括：“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和集体主义应当成为我们社会的‘主旋律’。”这对整个思想文化战线都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就文艺战线来说，通过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对人民群众进行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和集体主义思想教育，是四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时代需要，理应成为社会主义文艺的主旋律。在无限丰富多样的社会生活中，不能没有一种占主导地位的体现社会共同目标、理想和追求的思想行为准则，否则社会就会失去其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前发展的内驱力。从历史上看，不同社会、不同时代，都有自己特定的社会主旋律。社会主义文艺要表现自己的时代主旋律，真实地反映丰富的现实生活，表现社会前进的本质要求和历史发展的趋势，用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和集体主义精神，教育和鼓舞人民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努力奋斗，无疑是天经地义的。
有人怀疑，提倡主旋律是否会导致题材狭隘，风格单一，公式化、概念化，文艺的路子越走越窄？这完全是一种误解。提倡主旋律，和“双百”方针并不矛盾，它并不排斥其他有益于人民的作品。提倡主旋律，也并非对文艺题材的限止，并非局限于反映当前的现实生活和革命战争年代的英雄人物。表现古代的民族英雄、优秀人物、英明帝王，同样可以给人以爱国主义启迪、奋发向上的精神。老舍的《茶馆》反映了从清朝末年到北洋军阀时代老北京各种人物的命运，暴露了旧社会的黑暗和不可避免的崩溃，表达了“只有共产党，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主题，表达了作者并激发了观众深沉的爱国主义感情。
党和人民要求文艺工作者深入四化建设的现实生活，积极反映时代精神，也不会导致题材、主题的单调狭窄。现实生活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各族人民、各行各业四化建设的沸腾的生活本身就是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作家艺术家深入生活，热爱人民，真正熟悉了他们，每个人根据自己的切身体验，自己的审美视角、艺术风格进行创作，自然会产生题材、体裁、风格、样式各不相同的作品，深入现实生活，表现时代并不一定会产生公式化、概念化。相反，只有既不深入生活，对时代命运毫无感情，而又大写特写、胡编乱造，才是产生公式化、概念化甚至庸俗低级作品的根本原因。
表现时代主旋律，是否不能写阴暗面只能“歌颂光明”？这也是一种误解。胡乔木在《当前思想战线的若干问题》的讲话中，曾讲到如何正确对待现实生活阴暗面的问题。他指出，建设新生活的道路，过去、现在、将来都不是平坦的，它是一场波澜壮阔、时间久远、涉及全国每个人的生活全过程的非常复杂、非常艰巨的斗争。真、善、美是同假、恶、丑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因而在比较复杂的叙事作品中，歌颂与暴露常常不可避免地要结合在一起，在描写创业者向“四化”进军时，要狠狠揭露那些阻碍向“四化”进军的错误行为、错误思想。现实生活中有欢乐，也有痛苦；有理想，也有污秽；有光明，也有阴暗面，我们不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是无论如何，一定要看清全局，看清主流，看清前途。我们的作家艺术家，无论什么时候，都应该对党和人民的前途、社会主义中国的前途抱着积极的态度。并指出，着重于历史和现实的消极方面，站在正确的立场，作出深刻的描写，也可以给人民以教育，也可能产生好的作品。但人民绝不需要只是展览阴暗面，使人丧失信心、悲观厌世的作品。
表现我们时代的主旋律，是人民的需要，时代的需要，也是我们这一代作家、艺术家的机遇、幸运和责任，它不是任何其他时代的作家、艺术家能够遇到、能够代替的。有志气、有出息的作家、艺术家，应该积极投身人民群众建设新生活的大潮中，完成这个光荣的使命。
要注重描写社会主义新人
这是邓小平对新时期的文艺创作提出的要求和希望。他在《祝辞》中指出：“我们的文艺，应当在描写和培养社会主义新人方面付出更大的努力，取得更丰硕的成果。要塑造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创业者，表现他们那种有革命理想和科学态度、有高尚情操和创造能力、有宽阔眼界和求实精神的崭新面貌。要通过这些新人的形象，来激发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推动他们从事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性创造活动。”文艺描写和培养社会主义新人，是时代的必然要求。一、社会主义新人是新的历史时代的代表人物，是社会主义时代精神的集中体现者。通过对新人形象的描写，可以更好地发挥文艺的教育作用，提高人民的精神境界，促进更多的具有开拓精神的社会主义创业者不断涌现出来。二、社会主义新人是社会主义新型社会关系的产物，成功地塑造这种新入形象，最能够反映社会的本质特征和历史发展的前进趋势。这样的作品，才有可能真实地反映社会主义的时代风貌，具有深刻而恒久的思想认识价值和激动人心的艺术力量。三、社会主义新人既有时代的先进性又有广泛的群众性，他们的成长、他们事业的兴衰成败，往往同普通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愿望紧紧联系在一起，成为一定时期人们关注的焦点，描写新人形象和反映他们的斗争历程，也就深刻表达了人民群众的心声，文艺作品就会赢得广泛的群众基础，满足人民群众最为急迫的审美需求。描写和培养社会主义新人形象，既是社会主义文艺性质和方向的要求，又完全符合文艺发展的自身规律。
写历史、写传记，要尊重历史真实这是1981年李维汉同志看了一些烈士传记、反映革命历史题材的电影、戏剧后，提出的重要意见。它对于文艺创作，特别是报告文学、纪实文学的创作，有重要的普遍意义。
他指出：“烈士都不是今天的人物，都是历史上的人物。我们写烈士就要考虑他是哪个时候的人物，哪一个历史条件底下的人物，这就不要按政治气候的变化，去拔高或者贬低他”，“写人也好，写事也好，一定要实事求是，按照历史的本来面貌来写”。有人写夏明翰烈士，说夏明翰当湖南省委委员、湖北省委委员，都是毛泽东提拔的。李维汉指出，那时毛泽东并不在湖南，这样做不是上无中央吗？“这是歪曲了毛泽东。毛泽东当时不是这样一个人，他是遵守组织原则，遵守纪律的”。有一本写蒋先云烈士的书上说，蒋先云是毛泽东“直接介绍”入黄埔军校的。也不符事实，实际上是湖南区委派去的。他说，其他描写领袖人物的回忆录、影片、话剧中，也存在过分夸张、突出个人的情况。有些烈士传写得仿佛这些人从小就是神童，长大了就是先知先觉，而且都是顺利成长的，步步拔高，好象在“造神”。李维汉指出这些不符合毛泽东同志实事求是的原则。他提出：“写共产党人传记，不论人物地位如何，都要注意适当地反映他同三个方面的关系，即同党的关系，同群众的关系，同他所在集体的关系。切不可搞成个人跳舞的形象”。
他还指出写其他历史人物，也要实事求是。“写戏、写小说是可以虚构的，这没有问题。但写真人真事在关键问题上不好虚构，一虚构就成编造了，事物就可能变质”。他指出在一个《杨开慧》的戏里，写了个陈独秀的女秘书，还是杨开慧同桌同学，一出场就是不好的，邪里邪气，最后变成了特务，到杨开慧家去捉杨开慧。这完全不合事实，陈独秀是党的总书记，不能随便到街上找个他喜欢的女人做秘书，要由组织部或秘书处经过严格审查，给他选一个。事实上陈的秘书是男的，并非女的。剧本这样虚构，“就损害了我们党中央的组织面貌”。
近几年来，报告文学、纪实文学十分兴旺，无论反映革命历史题材或现实生活中的先进人物，都产生了大批真实、生动、感人肺腑的优秀作品，受到群众热烈欢迎，形成一股“纪实文学热”。它满足了读者的求知欲望，也符合党中央关于在广大人民特别是青少年中进一步加强“近代史、现代史和国情教育，增强民族自尊、自信和自强精神”的要求。但是正如李维汉同志指出的，也确实存在不做认真调查研究，不尊重历史真实，随意编造，歪曲历史、歪曲现实的情况。也有少数人以猎奇态度，专门搜寻污秽的社会新闻，加油添醋，以“纪实”为招牌，招徕读者。既毒害了青年，也败坏了纪实文学的声誉。
艺术的生命在于真实。一般文艺作品，不写真人真事，都要在扎实的生活基础上，选取典型事件，塑造典型人物，反映生活的本质真实。即使童话、神话、幻想小说，它奇想、怪诞，曲折地反映生活，也离不开对人的深刻理解，离不开真实生活的土壤。报告文学、纪实文学则更应该强调现实主义，尊重历史的真实。
李维汉说：“强调真实，并不是主张客观主义，也不是要搞烦琐考证。我们的原则是实事求是，是历史唯物主义”。只有这样，我们的文艺创作，特别是报告文学、传记文学、纪实文学，才会更加兴旺发达。
学习、借鉴古今中外一切优秀文化成果，创造民族新形式这是当前繁荣文艺创作，提高艺术质量的重要条件和迫切任务。邓小平在《祝辞》中指出：“我国古代和外国的文艺作品、表演艺术中的一切进步的东西和优秀的东西，都应当借鉴和学习”。“一切文艺工作者，都应当认真钻研、吸收、融化和发展古今中外一切好的东西，创作出具有民族风格和时代特色的完美的艺术形式”。
我们国家有着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它的许多伟大创造、艺术珍品，为世界人民折服、惊叹。许多优秀文艺作品至今为我国广大人民所欣赏，所热爱。它们反映了我国人民的文化心理、审美习惯，有着我们民族特有的创作方法、艺术形式。它们源远流长，离开这优秀的民族传统，我们文学艺术就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丧失了自己的特点。所以，毛泽东早就教导我们：“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生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
（《新民主主义论》）对于学习外国优秀文化遗产，毛泽东也早已指出：“中国应当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的文化食粮的原料各资本主义国家启蒙时代的文化，凡属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东西，都应该吸收”。（《新民主主义论》）现在，国际问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具备了更多吸收外国优秀文化的充分条件。中华民族向来有吸收外来文化的宏大气魄，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今天的气魄应该更大一些。不管是资本主义国家的还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不管是第三世界的还是发达国家的，不管是古代的，还是近代、当代的，凡是人类创造的积极的精神财富，凡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新成果，凡是世界各民族创造的优秀艺术表现形式，我们都要采取鲁迅的“拿来主义”，积极地了解、介绍、学习、借鉴。
当然，在学习、借鉴古今中外一切优秀文化遗产中，我们都要用马克思主义对它们加以分析、鉴别、批判，决不能盲目的兼收并蓄、“全盘西化”。这样才能如邓小平所指出的，真正吸收、融化、发展、改造，做到“古为今用”、“外为中用”，使它变成对我们有用的东西。
学习、借鉴古今中外一切优秀文化遗产、艺术技巧，是为了创造出我们自己的“具有民族风格和时代特色完美的艺术形式”。学习古代的，是为了表现我们今天的新生活；学习外国的，是为了创造我们民族的新形式。只有创作出具有鲜明的民族形式、又有强烈时代精神的优秀作品，我们的社会主义文艺才能立于世界文学艺术之林，为人类文明做出更大的贡献。
要正确对待传统书目
陈云对传统评弹书目提出的正确观点。他在《关于评弹的谈话与通信》一书中认为，传统书目是在民间长期流传，经过历代艺人的加工逐步提高的，从而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在这些书目里，往往精华与糟粕并存，一概排斥或全盘吸收都是不对的，正确的态度应该是：通过认真的整理和分析，保留其具有教育和娱乐作用的部分，剔除其反动、迷信和黄色的部分。对于传统书目的整理工作，陈云特别强调：“要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看问题，不能以对现代人的要求来要求古人。”他还指出：“传统书目都要记录下来是一回事，这我同意，但演出是另一回事。公演的要整理，去掉坏的，保留好的。”这不仅是对于整理评弹传统书目，而且也是我们对于整理一切文学遗产应当采取的科学态度。
评弹要在保存和发扬固有艺术特色的基础上不断创新陈云对评弹艺术提出的要求。他在《陈云同志关于评弹的谈话和通信》一书中，对于评弹表演艺术的继承与创新发表了许多精辟的意见。他认为，评弹要按照其自身固有规律进行改革，也就是说，应该在保存和发扬评弹艺术固有特色的前提下进行革新和创造。他强调指出：“评弹应该不断改革、发展，但评弹仍然应该是评弹。评弹艺术的特点不能丢掉。”但时代在发展，人们的审美趣味也在不断变化和发展，评弹艺术也必须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和创新。他说：“后来必须居上，才能发展；后来不居上，就要倒退。”以此鼓励青年艺人大胆创新，超过前辈。他在强调继承、整理传统书目的同时，积极提倡和支持编说评弹新书目，而且主张要以说新书为主。他认为，“这是时代的需要，革命的需要。”为此，他提出：“对老书，有七分好才鼓掌；对新书，才三分好就要鼓掌。”因为新东西开始时难免“不像样子”，但它有强盛的生命力。陈云十分关心和支持新书目的编写，他针对《林海雪原》、《野火春风斗古城》从小说到评弹的改编指出：各种艺术形式有所不同，因此，改编不要拘泥于原作，而要从自身艺术形式的特点、要求出发，大胆地增删，重新组织。为了突出要表现的主题内容，一方面要删除一些描写、情节，一方面又要增加某些内容，作更加深刻的充分的描写，而且增加的内容可以是大胆地创造，也可以借鉴其他作品。
文艺的题材、体裁、风格、样式要多样化这是文学艺术自身的特点和规律，也是广大人民群众艺术欣赏的需要。邓小平在《祝辞》中所讲“文艺的路子要越走越宽”，“雄伟和细腻，严肃和诙谐，哲理和抒情，只要能使人们得到教育和启发，得到娱乐和美的享受，都应当在我们的文艺园地里占有自己的位置”。这些话就包含着这个意思。
文学艺术和物质生产不同，切忌单调刻板、机械划一（物质产品是批量生产，要规范化，当然也要不断创新），必须百花齐放、争奇斗艳。我们的社会生活纷繁复杂、丰富多采，要求文艺创作以多种多样的题材、主题和体裁来反映它。我们的人民有多样的生活习俗、文化传统和艺术爱好，也要求文艺作品以多样的题材、风格、艺术形式来满足他们。我们的作家、艺术家有着各自不同的气质、禀赋、审美情趣、艺术风格，有自己喜爱并熟悉的表现手法、艺术形式，也决定着文艺创作从内容到形式的丰富性、多样性。艺术的多样化，是繁荣文艺的必由之路。过去，在林彪、“四人帮”的文化专制主义下，万马齐暗，百花凋零，十年时间内，八亿人只有八个“样板戏”。这个苦头我们吃够了，决不能再走这条文艺的绝路。
在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下，提倡文艺题材、体裁、风格、样式的多样化。各种不同流派、不同艺术形式百花齐放，互相竞赛，使我们的文艺园地成为一个五彩缤纷、万紫千红的艺术世界。这样才能最大限度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生活需要，使我们的社会主义真正繁荣昌盛起来。
出人、出书、走正路这是陈云1981年在同上海评弹团负责人谈话中提出的重要观点。出作品、出人才、走正路，这一简明扼要的概括，对文艺事业的繁荣发展，具有普遍的意义。
出好书、出好作品，是繁荣文艺事业的根本。陈云就评弹艺术创作，提出许多中肯、切实的意见：“要反映现实斗争，说好现代题材的新书。这是时代的需要，革命的需要”。“评弹应不断改革、发展，但评弹仍然应该是评弹；评弹艺术的特点不能丢掉”；“要懂得观众心理。他们来听曲艺，首先是为了文化娱乐的需要，不是来上政治课思想教育的目的要通过艺术手段来达到。目前，对评弹节目中的噱头、穿插注意不够，旧节目中有的删得太多，新节目则比较少，失之过份严肃”；“不要青年就评弹，而要评弹就青年。就青年，不停顿于迁就，还要逐步提高他们。”“要组织老艺人写些评论文章，他们能说出道道来”。这些意见，对于整个文艺创作，特别是戏曲、曲艺、各种民间艺术的改造与发展，有着普遍的指导作用。
要繁荣文艺创作，就要出人才，有一支好的队伍。陈云对此十分关心。他指出：“要提高艺人的思想，加强对演员的教育，提高演员的责任感”；“艺术必须自己集中心力去钻，勤奋出人才，同时还要竞争”；“说书，是群众性的艺术。评弹艺术如能为广大工农群众所掌握，他们可以用这种形式来教育自己，也可以参加创作，丰富评弹的演出书目”。这里提出对文艺工作者思想上、艺术上的严格要求，特别指出要在群众文艺活动中，培养人才、发现人才，也是各种文艺部门培养人才建设队伍的一个重要途径。
走正路，是文艺的方向问题。陈云指出：“说书是教育人的。艺人要有责任心演出的书目要对群众起积极作用”；“在编说新书中，艺术也要有所改进。老的一套也要有所改变。但不要歪门邪道，要走正路。邪门邪道中如有好的东西，经过改造，也可以吸收过来”；“我们要用走正路的艺术去打掉歪门邪道，去引导和提高读者”。除了正确的政治方向外，陈云指出艺术上也要走正路，不要搞歪门邪道。这样才能逐渐清除庸俗、低级、下流的伪劣作品，真正把为人民服务、力社会主义服务的，落实到实处。
团结起来，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党中央历来十分重视文艺界的团结。邓小平在《祝辞》中提出：“我们衷心祝愿文艺队伍更加团结壮大”。他还对文艺界的团结壮大，提出许多具体要求。希望不论专业的或业余的文艺工作者，一切社会主义的、爱国主义的和一切维护祖国统一的文艺工作者，都要更好地互相帮助、互相学习，把全部精力集中于文艺的创作、研究或评论。希望各种类、各流派的文艺工作者之间，从事创作和从事文艺批评的同志之间加强团结，提倡摆事实、讲道理，开展同志式的、友好的讨论。
他特别重视老、中、青各代文艺工作者的团结与合作。他指出，青年文艺工作者年富力强，思想敏锐，是我们文艺事业的未来；中年文艺工作者是我们文艺队伍的骨干力量，要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并强调指出，老一代文艺工作者，在发现和培养青年文艺工作者方面负有重要的责任，应当热情帮助并严格要求他们，使他们既不脱离生活，又能在思想上、艺术上不断进步。
团结的关键，是为什么人的问题。毛泽东在《讲话》中指出，这个问题不解决，其他许多问题也就不易解决。比如要去掉文艺界的宗派主义，也只有把为人民，为八路军、新四军，到群众中去的口号提出来，并加以切实的实行，才能达到目的。他引用鲁迅的话：“联合战线是以有共同目的为必要条件的。我们的战线不能统一，就证明我们的目的不能一致，或者是为了小团体，或者还其实只为了个人。如果目的都是为工农大众，那当然战线也就统一了”。（鲁迅：《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毛泽东指出：“我们说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就是为着完全地彻底地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说的马克思主义，是要在群众斗争里实际发生作用的活的马克思主义，不是口头上的马克思主义。把口头上的马克思主义变成实际生活里的马克思主义，就不会有宗派主义了。不但宗派主义的问题可以解决，其他的许多问题也都可以解决了”。新时期以来，党中央提出“二为”方向，贯彻“双百”方针，指出“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只要我们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真正同人民群众相结合，想人民之所想，急人民之所急，我们的目的就会一致，就会有共同语言。认识上的意见分歧，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通过争鸣和批评自我批评，也会逐渐取得一致，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在目的一致的前提下，不同流派、不同风格，互相竞赛，百花齐放，我们的文艺就会生机蓬勃，欣欣向荣。这是繁荣社会主义文艺的必由之路，也是文艺界加强团结的必由之路。江泽民在1991年元宵节文艺界知名人士座谈会上，语重心长地指出：“希望广大文艺工作者在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大方向下团结起来，着眼于未来，着眼于人民的利益，为促进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繁荣发展共同奋斗。这不仅是广大文艺工作者的心愿，也是党和人民的期望”。
团结就是力量。文艺工作者应不辜负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团结起来，集中一切精力，为社会主义文艺多业的繁荣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