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

    第17章虎口取食

　　（1949—1951）

　　毛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脑所面临的第一个挑战是，要同斯大林和解。这对他来说是极为棘手的，因为他目前所处的显要地位主要不是靠遵循苏联模式赢得的。但是现在，身为中国的第一位共产主义统治者，他必须去莫斯科与著名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袖斯大林握手言欢。无疑，他希望斯大林能从两个世界上最大的民族加入共产主义行列这一事实所具有的重大意义出发，忘掉过去并赞同翻开历史上的新篇章。

　　毛非常清楚斯大林对他的不信任。13年后，他回忆说，当中国共产党人取得胜利后，斯大林“又怀疑中国是南斯拉夫，我就变成铁托。”到12月份，毛第一次准备去莫斯科会见斯大林的时候，他知道他的一位同僚已先他抵达那里。显然，他的这位同僚正在俄国人的支持下，巩固其在具有战略意义的东北地区的地位。这个人就是高岗。高曾经在长征结束时把毛迎入陕西并使后者免于磨难。

　　在内战的最后阶段，即1946到1949年期间，高作为东北的领导人已经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因为东北紧扼通往苏联的中国铁路，而且它的重工业对共产党人极为重要。高后来宣称：“我是一个国际共产主义者，而毛泽东及其支持者则是井冈山上的土生土长的共产主义者。”据此，可以说，高正把自己看成可以取代毛的领袖人物。高并没有公开谋求毛的党的主席职位，但却千方百计想攫取刘少奇的书记处书记职位和周恩来的总理职位。所有这些恐怕都得到了苏联的支持。毛后来说：斯大林非常喜欢高岗并送给他一件特别的礼物——小汽车。赫鲁晓夫记得克里姆林宫曾收到过高岗提供的有关北京领导人情况的许多材料，他说：“他是中国政治局在满洲的代表和首脑，跟我们自己在那里的代表关系很密切。”1949年7月，就在毛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数个星期前，高岗率领一个独立的贸易代表团，作为“中国东北人民民主政府的代表”前往莫斯科，先于毛同斯大林签订了一个贸易协定。

　　据后来陈毅的一个报告的译本说，高“从苏联邀请专家，派学生去苏联。事后才敷衍性地要求中央政府同意。”直到1952年，高的东北甚至还拥有自己独立的货币。所以，1949年12月16日毛去莫斯科时，对他以前的朋友和救星的作用心存疑虑。当斯大林把他当作心腹朋友时，毛一定感到很意外。后来，赫鲁晓夫回忆说：“斯大林决心赢得毛的信任与友谊，所以他把苏联大使关于毛与高岗争论的报告交给毛，对毛说：‘看看吧，你可能会对这些东西感兴趣。’”

　　接着赫鲁晓夫自己解释道：“斯大林为什么要出卖高岗？我想他是受了自己猜疑心的驱使。……他估计毛迟早会发现高岗一直在告自己的秘，因此，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毛就可以指责斯大林煽动反对中国政府。于是斯大林拿定了主意：最好还是牺牲高岗来取得毛的信任。

　　然而，我认为毛从未就没有真正信任过斯大林。”赫鲁晓夫是对的。毛在访问前没有理由设想斯大林对他已有好感，谈判的结果又在他心中埋下了深深的不信任感。由于这一原因，高在东北的表现和行为一定变得越来越令人难以容忍。但是，毛必须等到斯大林死后，才能对付这个危险的竞争对手。

　　在毛访问莫斯科的九周（其中有两天去了列宁格勒）内，中苏双方都令人惊异地沉默寡言。斯大林70寿辰时，毛重新出现在宴会上，之后又受到苏联领导人的多次宴请。然而，他们彼此都发现很难谈得来。

　　根据赫鲁晓夫的说法，斯大林对中国的新统治者一直忧心忡忡。“这个毛泽东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他向身边的同僚。“我对他一无所知。他从未来过苏联。”斯大林怀疑毛有狭隘的农民观念，害怕城市工人，把红军建立在孤立的基础上而不考虑无产阶级。由于毛在国民党无力防御上海时，对占领该市裹足不前，因而使斯大林确信了他的上述看法。斯大林向毛提起的第一桩事情就是这个问题。

　　“为什么不打下上海？”他问。

　　毛答道：“那里有600万人口，要是占领上海，我们就得给这些人吃的，我们到哪里去弄这么多粮食？”这个回答只能加重斯大林的怀疑：毛考虑的不是进入上海并获得当地无产阶级的支持，而是唯恐供应城市食品的工作会妨碍他在全国其它地区同蒋的斗争。当后来斯大林重温这段争论时，对他的同僚说：“毛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他自称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可是他连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道理都不懂。也许他根本不想懂得这些道理。”最初的会晤一结束，怨气便自谈判中涌现出来。斯大林连续几天不想见毛，而且正如赫鲁晓夫所言，“由于斯大林自己不去看毛，也没叫别人去款待他，因此别人谁也不敢去看他。”谣言传开了，说毛很不高兴，他受到禁闭和忽视，假如这种待遇继续下去，他就要离开。于是，斯大林为他摆了另一次晚宴，以稳住其心神。一些人把毛的长住归给于下述事实，即他在莫斯科经常患病，身体虚弱无力，无法在会议上讲话。

　　至于斯大林，由于他要求在华享有和中国过去被迫给与西方人的极为相似的特权，因而加重了毛的忧虑。例如，他提议建立一个联合股份公司来开采新疆的自然资源；他还要求毛拿出土地建立一个橡胶种植园——这两个建议极易让人联想起昔日令人望而生畏的欧洲帝国主义国家。

　　同斯大林的这些会谈，毛牢牢地记在心里。八年后，他在家里告诉他的同志：

　　我和斯大林在莫斯科吵了两个月。对于互助同盟条约，中长路，合股公司，国境问题，我们的态度：一条是你提出，我不同意者要争，一条是你一定要坚持，我接受。这是因为顾全社会主义利益。那时有两个“殖民地”，即东北和新疆，任何第三国的都不准住在那里，……?1957年毛在另一次谈话中回忆说：“我们要签订中苏条约，他不订；要中长路，他不给：但老虎口里的肉还是能拿出来的。”

　　在俄国首都的寒冬里过了毫无收获的一个月后，毛把周恩来从北京召来以收拾谈判的残局。两个最高级人物能够面对面解决他们之间的问题的神话破产了。结果，毛在中国的威望降低了。三个星期后，1950年2月14日（圣瓦伦丁节），一份友好、互助和结盟的条约在为此而举行的仪式上签定。同时签定的还有，俄国在5年内向中国仅提供3亿美元贷款的协定和其他经济协定。用斯大林为东欧各国所做的一切或者美国为其亚洲盟国所做的一切来衡量，任何人都会清楚，斯大林对待中国明显地吝啬。

　　中苏还对即将发生在朝鲜的事件进行了讨论。显然，当时毛尚未认识到这一事件将具有何等重大的意义。斯大林就北朝鲜领袖金日成进攻南朝鲜的计划征询毛的意见。

　　赫鲁晓夫回忆说：“毛……同意金日成的设想，并提出美国不会干涉的看法，其理由是，这场战争是一场国内战争，朝鲜人民会自己加以解决。”几天后，毛穿越西伯利亚和中国东北回到了北京。抵京之际，毛对两国之间“永恒的、牢不可破”的友谊，仅发表了寥寥数语的演说。斯大林与毛的“伟大会见”的照片出现在全中国，以夸张的语言赞颂他们的新歌也传播开来：“毛泽东！斯大林！就像天上的太阳一样光明！”然而，北京的圈内人物却知道毛受到苏方的冷遇。从某种意义上说，出于中国人的自豪与自尊，毛在同斯大林周旋的过程中已经站起来了。他的中国同志无疑钦佩他的气概。但是，另一方面，他却未能把中国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东西带回来。俄国拥有的技术和能够提供的资金、中国自己要花费几十年才能挖掘和积累起来，所以毛的同志们对此一定颇为失望。

　　毛同斯大林最低限度的谅解一经取得，他便安下心来处理国内问题，把延安的经验运用于一个由不同的民族组成的6亿人口的国家中。正如江青直截了当地所说的那样：“现在，人民给了我们很高的地位，良好的待遇和巨大的权力，如果我们不能做出新的贡献，那么，人民会需要我们多久？”

　　毛于2月和3月间从俄国归来后，继续在东北的城市和工业区旅行。他去了哈尔滨、长春、沈阳等城市的工厂和企业。地方官员努力让他住得舒适一些并给他提供良好的饭菜，毛没有阻拦任何特殊安排。但在一个城市里，当毛看到他房间里的弹簧软床时，他对贴身警卫说：“我们不习惯睡这种床，你最好用我们自己的。”于是，软床被撤走，毛简单的床上用品铺在了一块木板上。

　　毛在哈尔滨视察铁路工作时说：“很好。你们有许多熟练工人。我们没有经验，应该依靠熟练工人管理工厂。”

　　他对一位负责人说：“你懂得怎样管理工厂吗？”那个官员答道：“不，我不懂。最近我刚被调到工厂。”毛评判说：“如果你不懂，你应该学。我们都不懂，我们都应该学。”南方的土地改革问题特别困难。1950年初，毛给南方各省党的领导人发出一份征询意见的通知，建议他们放慢重新分配土地的工作，并指出，土改规模空前伟大，党的干部容易发生过“左”偏向。过去，北方人民的上改是在战争中进行的。现在已无战争，所以土改给与社会的震动特别重大。最后，土改将使民族资产阶级不安，而党正在努力同他们合作。基于上述原因，毛极力主张，尽管共产党人取得了胜利，但暂时还不要触动南方的富农。

　　6月份，毛说，有些人认为可以提早消灭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这种思想是错误的，是不适合我们国家的情况的。党已经创造过奇迹了，但现在应当避免冲动。“四面出击，全国紧张，很不好。我们绝不可树敌太多，必须在一个方面有所让步，有所缓和……。”

　　要说服知识分子学习唯物主义以清除他们的唯心主义思想。“他们讲上帝造人，我们讲从猿到人。”

　　在这百业待兴的阶段，迎来了共产主义胜利的第一个周年纪念。在为此而于北京中心举行的舞蹈演出期间，毛作了一首诗：

　　长夜难明赤县天，百年魔怪舞翩跹，人民五亿不团圆。一唱雄鸡天下白，万方乐奏有于阗。诗人兴会更无前。

　　然而，一个未曾料到的悲剧降临了。无论对中国，还是对毛本人，它都是一幕悲剧。6月份，金日成越过朝鲜分界线，向南进军，朝鲜战争爆发了。杜鲁门总统认为这场战争是在俄国和中国的支持下策划的。中国人自己知道，毛在莫斯科的访问作为一次乞求帮助的游说活动是很不成功的，但对华盛顿和伦敦的西方政治家来说，它更像是一次向莫斯科的控制屈服的旅行。朝鲜战争的突发，被视为在亚洲其它地区进一步扩散共产主义理想运动的第一个行动。

　　毛错了。美国人——不仅仅是美国人——进行了干涉以支持南朝鲜政权。到10月份，麦克阿瑟将军指挥下的联合国武装部队已逼近鸭绿江，而且似乎要向中国边境进军。在此情况下，毛战胜了自己在向美国人挑战问题上的强烈恐惧，给中国军队发出了一道命令：“着中国人民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同朝鲜同志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在中国军队开进朝鲜的最初几个星期里，毛作出安排，让他的老对手，亲俄的王明坐火车迅速出发去莫斯科。最后得了妄想症的王，断言这是一个阴谋，让他在美国飞机袭击俄中两国之间的铁路时丧生。他对毛所下达的指示抱怨不已。在中国共产党人的一所医院里他用消毒杂酚皂液代替医疗药皂刷碗。然而，他平安地抵达了俄国并在那里住了很多年，撰写他的回忆录，编录毛的所谓的罪行。

　　与志愿军一起入朝的一位官员是毛的长子岸英。这位年青人在干了一段农活后，先是被分配到北京作翻译工作，后来又参加了军训。据说他在朝鲜指挥一个师。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那时他年仅30岁。

　　1950年11月，在一次美军空袭或者中国飞机坠毁的过程中，岸英牺牲了。用江青的话说，毛得到的这个消息给他们的个人生活蒙上一层“深深的忧郁”。

　　战争结束后，金日成每年都在平壤以中国人的悼念方式在岸英的坟墓上放置花圈。因为据说后者的遗体“应朝鲜人民的要求”从未运回他的故乡。朝鲜战争打断了毛发展中国经济，建设社会主义的计划的进程，同时也给蛰居于台湾并随时准备反攻的国民党以巨大的鼓舞。此时已得到美国全面支持的国民党对他们刚刚撤离的大陆加倍地进行破坏和颠覆活动。1951年，毛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花在领导镇压反革命分子和其他违法者、歹徒的运动上面。所谓“三反（反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运动和后来的“五反”（反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运动，以及对倔犟的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都是在这个时期展开的。

　　正是这些运动，和土改一起导致了大规模的血腥镇压。5月，毛发出指示，在犯有最严重罪行的反革命分子当中，大约10％—20％的人应处以死刑。而这仅仅是最低限度的数字。这些人应当包括“有血债或有其他引起群众愤恨的罪行或最严重地损害国家利益的人。”

　　其他人尽管犯有死罪，但应处以较轻的刑罚，“如果我们把这些人杀了，群众是不容易了解的，社会人士是不会十分同情的，又损失了大批的劳动力，又不能起分化敌人的作用，而且我们可能在这个问题上犯错误。”

　　与此同时，毛的妻子正逐步介入他的政治生活。50年代中期，在周恩来的帮助下，她在文化部的电影筹划指导委员会里谋得一席之地。几个月后，她发现了一个问题，并能就此向毛证明她是其思想的合格的捍卫者。这个机会就是电影《武训传》的上演。武训是19世纪的著名乞丐，他攒钱投资创办学校以便让穷人的孩子受到教育。电影对他进行了称颂。于是江青抱怨说，《武训传》是在鼓励人们去做一个胆小怕事的规矩人而不是去做一个彻底的激进的革命者。负责文化事业的共产党官员、江青在上海的岁月里的宿敌、现任文化部副部长的同扬没有理会她的意见。毛对此也没有什么兴趣。经过长时间的争论，她离开了毛。

　　一连数日，她没有在毛的房间里露面。最后，毛去了她的书房，而她正在全神贯注地搞她的研究。毛不高兴他说：“原来你仍在忙这个。”

　　江告诉毛，她想去山东武训的家乡以收集更多的材料。毛反对这样做。尽管如此，江青还是用假名去了山东并胜利归来，因为她搜集的材料表明，事实上，武训后来变成了一个地主和地主阶级的支持者。毛最终信服了，井帮助她写了一些报告。毛自己也写了文章，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他们学得了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但是一遇到具体的历史事件，具体的历史人物（如像武训），具体的反历史的思想（如像电影《武训传》及其它关于武训的著作），就丧失了批判的能力……一些共产党员自称已经学得的马克思主义，究竟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1951年末，江青隐姓埋名去中南地区帮助搞土改。应其要求，毛送给她一件大衣，以备冬季之用。而且，他还与同事们一致同意，她应辞去作为毛的秘书长和电影局局长的职务。据说，这是由于她生病的缘故。

　　江青胜任政治或文化领导工作的才能，没有给毛的许多同志留下印象。1952年底，因为抱怨肺疼，她第二次出访苏联进行治疗。苏联外科医生作手术检查她的肺，结果未找到丝毫的病象。接着。她又一次被送往雅尔塔，在那里她接受了很长一段时间的青霉素治疗。只是到了1953年秋，她方获许回国，但仍需医治。

　　据江青说，斯大林对毛的建议之一是，他应该出版他的著作集。实际上，这是必然的。1950年毛从莫斯科回国后不久，便开始了修改和编辑他的手稿的工作，对这些手稿毛希望作为财富加以保存。修改的原因很多。显然，他需要改正其早期著作中存在的明显的理论错误。其次，在遵义取得党的领导地位以前，毛表达的某些思想也要加以充实，它们曾经一度为党所摈斥。

　　同时，毛希望不要留下任何公开的把柄，以防政治对手攻击他在1935年以前不服从党的领导。最后，在50年代初期，减弱中国共产党对斯大林的理论权威的否定程度，对毛是有益的。

　　出于上述考虑，在修订过程中，通过增、删和各种各样的改动，对原内容进行了广泛的调整。一位西方的著名学者斯图亚特·施拉姆得出结论：“在对照原版检查以前，你不能把任何一个句子看作与毛实际上写的完全一致。”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于1951年10月，第2卷于1952年4月，第8卷于1953年5月相继面世。此后，隔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1960年9月，第4卷才出版发行，而第5卷则是在他死后问世的。

　　“任何国家在任何时候只依靠旧黄历是行不通的。如果我们只有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列宁的著作，比如他的《两种策略》，我们就不可能解决1950年以来所出现的新问题。如果只有1901年出版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便不可能有效地解决十月革命前后所出现的新问题。为了适应当时的需要，列宁写了《帝国主义论》、《国家与革命》等等。列宁死后，斯大林有必要写《列宁主义基础》和《列宁主义问题》来反击反革命分子保卫列宁主义。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末期和抗日战争初期，我们写了《实践论》和《矛盾论》，这些著作我们必须出版以便跟上时代的需要。”要进行系统的考察，就应该判断出混杂在毛的著作中的大294第17章量中国引语。毛是写给中国人而不是西方读者看的。据统计，毛著作中的所有参考资料，22％源于儒家思想，12％出自道家或墨家的著作，13％是中国传奇或纯粹的文学作品中的东西。换句话说，他的引语的几乎一半是中国读者所熟悉的。相比之下，仅有4％源于马克思和恩格斯，24％引自斯大林，18％引自列宁。

　　这反映了毛自身的读书种类。他是一个博览群书的人，同时又是一个很会有选择地读书的人。一位在40年代初访向过延安的俄国人评论说，毛只读旧式的包罗万象的典籍、古代哲学信条和旧小说，漠视西方的经典，蔑视所有的非中国人的著作。这个评论有些夸张——但并非完全不着边际。毛对书籍的矛盾心理是显而易见的。他曾经告诉参加某次会议的同志们：如果一个人尽相信书本里说的，还不如什么书都不读好。他非常喜欢说：一个人“书读得越多越蠢。”这句台词在几个场合中都被提起过。

　　“选集”是怎样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呢？毛的一位亲俄的同事强烈地批评了他的哲学文章。他声称，这些文章中包含着严重的理论错误（是“反唯物主义的、极端主观唯心主义的、唯意志论的”）和方法论错误（是“反辩证法的，与科学的方法论极端矛盾的、诡辩的”）。就毛的《辩证法唯物论提纲》一书来说，它有那么多的错误和幼稚的议论，以至于任何懂得马克思主义的人，在读这本著作时都要“笑掉牙齿”。

　　毛公开承认，有些同志说“我甚至没有一点马克思主义”。接着，他进而表自了自己是怎样在实践中而不是在课堂上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以前我有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想，只是后来我才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从书本里，我学了一点马克思主义，于虎口取食295是开始改造我的思想。但主要是在过去几年里，通过参加阶级斗争，我才得到改造。如果我想进一步改造，就必须继续学习，否则就要落在后面。”

　　“选集”里有许多具有特色的主题。比如，实用的中庸之道——中国人的一种典型行为方式。内战末期，毛关于同国民党谈判的建议便是一例。他说：“我们不应当怕麻烦、图清静而不去接受这些谈判，我们也不应当糊里糊涂地去接受这些谈判。我们的原则性必须是坚定的，我们也要有为了实现原则性的一切许可的和必需的灵活性。”

　　贯穿于“选集”中的另一个思想是，不稳定和不平衡是正常的。毛在一篇文章中讲：“树欲静，而风不止”，“没有必要害怕浪潮；人类社会就是在无数的‘浪潮’中演进的。”毛用一句话明确地表达了这个思想：“平衡、静止和统一是暂时的和相对的，百不平衡、变化和对立则是绝对的和永恒的。”

　　毛的“选集”中还存在着民粹主义的思想痕迹。他说：“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所以，任何共产党领导人都要同群众保持联系并从他们那里吸取营养。“群众是公平的，他们不会否定我们的成绩。”

　　同时，毛关于阶级的思想也是不同寻常的。在一个关于阶级问题的指示里，他写道：

　　……阶级成分和本人表现要区别，主要是本人表现。……问题是你站在原来出身的那个阶级立场上，还是站在改变了的阶级立场上，即站在工人、贫下中农方面？……如果只论出身，那么，马恩列斯都不行。这样一来，中国的资产阶级便可获准进入成员杂沓的“人296第17章民”俱乐部。这个俱乐部为他们提供优良的行为样板，让他们转变思想。然而，无论你转变与否，思想毕竟是个抽象的东西。最后，毛承认在这个问题上，他受到许多最亲密的同志的欺骗。

　　毛从未能使自己喜欢上知识分子。1968年，他向来自大学和工厂里的受过军事训练的正在进行文化大革命的青年革命者——红卫兵发表了一个讲话，说：我认为知识分子是最不文明的。我认为朴实无华的士兵是最文明的。毛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唯物主义者，但他又明显地接受甚至颂扬生活中的主观意志的作用。他引用孔子的话说：“君子……内省不疚。”

　　60年代初他写道：我们不能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就不存在能动的和自由的意志了。他坚信主观力量改变客观现实的能量，坚信主观意志的威力。在1938年的一本小册子里他已经写出了这一点。

　　我们反对主观地看问题，说的是一个人的思想，不根据和不符合客观事实……但是一切事情是要人做的，持久战和最后胜利没有人做就不会山现。做就必须先有人根据客观事实，引出思想、道理、意见，提出计划、方针、政策、战略、战术……指导战争的人们不能超越客观条件许可的限度期求战争的胜利，然而、可以而且必须在客观条件的限度之内，能动地争取战争的胜利。战争指挥员活动的舞台，必须建筑在客观条件的许可之上，然而他们凭借这个舞台，却可以导演出很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戏剧来。上述思想和更多的其它思想一齐收入“选集”，以展示毛主义或毛泽东思想的一贯性和系统性。这几乎就像古代学者整理虎口取食297孔子及其他圣人的教诲一样。毛泽东思想被描绘为“宝贵的思想财富”和“取之不尽的理论宝库”。一首小诗写道：毛主席的书是室库，总有取之不尽的珍贵财富。一字值千金，读了心里红彤彤。

　　毛对自己的智慧结晶有时是很谦虚的。他说“《毛泽东选集》，有多少是我的？它是用鲜血凝成的著作……毛选中的这些东西是群众教给我们的，是用流血牺牲换来的。”除了发到中国的几乎每个党员和非党员手里外，“选集”还被译成几十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发行。由于中国人做出的各种各样的宣传，因而导致《时代》在毛70寿辰之际发表了一篇评论，称毛是“中国的思想之王”。一位年青的非洲来访者曾经告诉毛，“您的著作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更加易懂。……您的著作写得很通俗。”毛的著作中有常识性的内容和维多利亚式的带有塞缪尔。斯迈斯思想印迹的关于自立的道德说教，也有哲学论辩和进行革命的策略，这些一直激励着他的人民。

　　第18章挥鞭

　　（1952—1954）

　　至此时，尚没有一位国家元首前往北京进行国事访问，对这个刚刚诞生的新中国表示敬意。直到1952年9月，在毛泽东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第三个年头，蒙古人民共和国党的领导人泽登巴尔才来到北京，成为第一个访问人民中国的国家元首。令人感到惊讶不解的是，苏联人并没有率先做出这种表示，这或许是因为钢铁般的斯大林正在走向他生命的终点。1953年3月，这位苏联的独裁者和领袖病逝于莫斯科，北京的毛泽东写了一篇出人意料的而又明显言不由衷的悼念文章。悼文中说：“人们都知道，斯大林同志热爱中国人民，认为中国革命的力量是不可估量的。在中国革命问题上，他献出了崇高的智慧。”北朝鲜领导人金日成是第二个访问中国的外国领导人。1953年11月，他来到北京与毛泽东会晤。至少这是对中国人参加朝鲜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的无私奉献和巨大牺牲（包括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的一种表示。第一个访问新中国的非共产主义国家的政府首脑是印度的尼赫鲁，他在1954年10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了国事访问。尽管几年前，毛泽东还打电报给印度共产党表示良好的祝愿。在电报中，毛泽东告诉尼赫鲁的国内对手说，依靠勇敢的印度共产党人，“……印度决不会长期处于帝国主义及其合作者的羁绊之下。自由的印度将有一天要与自由的中国一样，作为社会主义和人民民主主义大家庭的一员而出现于世界，……”

　　。在1953年夏季朝鲜战争停火期间，尼赫鲁证明了他所领导的印度真正地独立于当时世界任何阵营之外。

　　对中国来说，朝鲜战争使他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毛泽东在1952年夏天的一个讲话中指出，在过去的一年，我们用于“抗美援朝战争的费用，和国内建设的费用大体相等，一半一半。”在1952年，对于刚刚诞生的新中国来说，这笔战争开支无疑是十分巨大的，但它确有着特别重要的政治意义，它证明了中国人能够战胜美国人。毛泽东进一步指出，这是因为美国虽然在“武器上是强大的，但是在道义上得不到支持，是弱小的。”

　　在1953年2月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它包括许多非共产党人士参加——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的闭幕词中，毛泽东再一次强调指出，党内一些同志缺乏民主，他要求他的听众去反对政府官员中存在的官僚主义。这一思想最终导致了14年后在广表的中国大地上展开的一场动乱——文化大革命。他说，官僚主义在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中日益滋长，“即以中央一级机关来说，许多部门中的许多领导干部，还仅仅满足于坐在机关中写决议，发指示。只注意布置工作，而不注意深入下层去了解情况和检查工作，使自己的领导常常脱离群众和脱离实际，以致在工作中发生了不少的严重问题。”显然，毛泽东正在制定一些新的模式和法规，试图以此去训练他的党。为此，他请求党外人士监督和批评那些没有能按照他的要求和思想去做的党员干部。在党内，他对这些人的批评是十分严厉的。用他的话说，扫帚不到，灰尘不会自己跑掉，因此要不断地打扫灰尘，使房间保持清洁和卫生。

　　但是，实际上在中共党内存在着不同的观点和看法，并逐渐发展成为党内的一种与毛泽东相悻的异己力量。在土地改革完成以后，中国人民进入了农业生产互助合作阶段，这是迈向集体化的第一步。然而，刘少奇，这位毛的助手却提出另一种观点，他认为中国首先应该发展工业化和农业机械化，然后才有可能使土地有效地变为社会所有。

　　刘少奇的这番讲话最早见于1951年夏天，后来这一讲话被红卫兵视为与毛泽东路线相对抗的证明。刘少奇在一个批示中说：“有些同志认为，农民依靠互相帮助和合作就能够实现农业集体化和农业社会化，这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刘少奇的这一批示得到了广泛的传播，显然这是对毛泽东大力号召在广大的中国农村迅速推行合作化的回答。到1951年底，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决议，接受了毛泽东的加快组织农村合作社的建议。至此，刘少奇不得不做出让步。

　　毛泽东发表讲话公开指责刘少奇，他严厉他说：“嗣后，凡用中央名义发出的文件、电报，均须经我看过方能发出，否则无效，请注意。“过去数次中央会议决议不经我看，擅自发出，是错误的，是破坏纪律的。”

　　之后，毛再一次批评他助手的保守主义，并促使中央政治局通过决议，更进一步加速国有化和集体化进程。

　　1953年8月，毛泽东再次批评党内领导干部中的稳健派。主要是刘少奇的门徒薄一波。薄是当时中央人民政府的财政部长。在税收系统，薄一波主张实行“公私一律平等”的新税制，因此被认为是“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离开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向资本主义发展”。毛泽东指出，薄一波的“有利于资本主义。不利于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思想”应该受到批判。而且，薄一波的错误不是孤立的，毛泽东强调说：

　　“在这次会议上，刘少奇说有那么一点错误，小平同志也说有那么一点错误。无论任何人，犯了错误都要检讨，都要受党的监督，受各级党委的领导，这是完成党的任务的主要条件。全国有很多人，是靠无政府状态吃饭。薄一波就是这样的人，他在政治上思想上有些腐化，批评他是完全必要的。”毛在这篇讲话的最后特别提出了在以前会议中没有被写进决议中的党的有关纪律，并要求全党遵守这些纪律，保持谦虚的作风。他要求说：“一日不作寿。作寿不会使人长寿。……二曰不送礼。至少党内不要送。

　　三曰少敬酒。一定场合可以。四曰少拍掌。不要禁止，出于群众热情，也不泼冷水。五曰不以人名作地名。六日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恩、列、斯平列。这是学生和先生的关系，应当如此。遵守这些规定，就是谦虚态度。”1953年夏季以前，毛泽东对始终采取不合作态度的著名的非共产主义哲学家梁漱溟持赞赏态度。梁是一个进步的改良主义者，辛亥革命后他积极从事农业改良和乡村建设、乡村自治。1945年，他积极奔走，致力于国共两党达成协议，以避免内战再起。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成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

　　1953年9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上，梁漱溟提出要改善农民的待遇。因为农民的生活比城市工人糟糕的多。他说，用沸教中的等级制度来比喻，“城市工人在九天之上”，而农民却在“九地之下”。

　　梁漱溟的讲话，马上遭到周恩来的反驳，于是梁漱溟写了一个条子给毛泽东，要求再一次发言。他的要求得到准许，于是，梁漱溟十分平静地开始了他的演讲。他说：“我再次要求发言，是因为首先我要考验一下我自己的勇气，其次我要考验一下中国共产党的雅量如何？”这时，毛泽东发脾气了，他抢过话筒，打断了梁的发言，他说：我猜想，粱先生自以为是非常美的，“比西施还美，比王昭君还美，还比得上杨贵妃”（这些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美女）。但是对我来说，你很丑陋。面对这突如其来的训斥，梁漱溟一时惊讶得说不出话来。会场的气氛顿时十分紧张。毛用手指着粱漱溟接着说：台湾的报纸说你是一个很有骨气的人，但是要我说，你很丑，是反动透顶。于是，梁被出席会议的毛的坚定的支持者哄下讲台。这时，一位很受尊重的前国民党官员站起来，向毛泽东鞠了一躬，说道：“清问毛主席，现在发生的事情，是梁漱溟的思想问题，还是他的政治问题？”这一插话的目的在于，根据共产党的理论，思想问题是可以通过教育得到改正，反之如果是政治上的错误就要严重得多。这时会场上出现了长时间的沉默。之后，毛回答说：“这是梁漱溟的思想问题。”“既然是思想问题”这位老者继续说：“我想我们今天不应该过于激动。”从此以后，毛泽东和梁漱惧反目了。梁被描绘成是“用笔杆子杀人”的人。毛泽东取笑梁漱溟关于九重夭的比喻，以及梁曾经提出的“中国没有阶级”，“中国的问题是一个文化失调的问题”和“无色透明政府”等观点，指出梁漱溟“是野心家，是君伪子”，只会说胡话。

　　虽然如此，毛没有将梁划为反革命一类，他要求全党继续和梁辩论，以便把问题搞清楚，并且希望尽可能地改造他。另外还有一个不足为外人道的原因，这就是做为政治家的毛泽东喜欢挑战，但是他渐渐感到来自党内他的同志们的挑战和争辩越来越少，这些人既小心翼翼地恭维他，又在他的背后搞阴谋。现在毛的妻子江青，经过疗养后病愈回到北京。所以毛又像过去一样，每天坐在她的旁边，听她介绍来自各地经过她选择的有关情况报告和电报，以及一些各地寄来的新书。但是这时发生了一件令人费解的麻烦事，江青失去了对毛的一个儿子的监护权。这个孩子是贺子珍生的，40年代初他同贺子珍一同住在莫斯科。据说后来他返回上海，由一位牧师照管。在牧师家里他经常挨打以至此后精神从未恢复正常，于是他常常左右摇摆，颠狂不止，往往跌倒在地。”在中国共产党人取得胜利后，这个孩子回到了他父亲身边。江青把他当作自己的儿子来抚养，努力地去爱他。但当她不得不忍受放射来治疗她的肿瘤时，这个孩子被毛的助手们带走了，而且她不知道被带到哪里去了。这由不得她，也由不得毛本人。整个事情是一个大悲剧，对于这个孩子来说，这样做是明智的。

　　这是从江青自己嘴里说出的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在自己的家里，毛泽东怎么可能不去设法保护他的儿子？难道是他对这个孩子的神经不正常感到厌烦，以至于让别人将他带走？对这个孩子的处理是用什么方式？他到底受到了什么样的对待？为什么再没有听到他的消息？整个事情像一团迷雾，让人难以理解。但这一切又的确是江青亲自透露出来的。一年以后，她恢复了和毛的政治合作。当地躺在病床上时，精力全部放在读书上，她看到一本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关于中国18世纪经典小说《红楼梦》的文章。想起毛泽东对这部中国优秀的古典名著十分推崇，曾说过：《红楼梦》我已经读过5遍，但是我不受它的影响，我只把它作为历史书来看。一位在二、三十年代因对中国古籍进行注释工作而闻名的大学教授”最近写了一篇赞赏《红楼梦》的文章，但是文章中没有阶级分析、阶级斗争的内容。两个年轻的马克思主义学生写文章对此进行了批判。江青把他们的文章拿给毛泽东青，毛同意广泛宣传他们的文章。像三年前批判电影《武训传》一样，共产党负责文化工作的官员显然不具备毛主席那样的敏锐和革命性，文化出版部门的负责人拒绝刊登这篇彻底的反传统的文章。一直到毛在他的妻子的刺激下，坚持要刊登出来为止。

　　是年夏天，毛泽东和江青离开北京到北戴河海边度假。在这里他写了一首诗：

　　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秦皇岛外打渔船。一片汪洋都不见，知向谁边？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这一时期，毛泽东试图通过清除他的宿敌来巩固自己的地位。1953年底他发动了反对高岗的运动。在建国后的头四个年头，由于没有发生什么事情，毛对高岗的野心没怎么注意。抗美援朝战争使得中国比以往更加依靠东北地区做为战争的直接后方。1953年春斯大林的逝世使高岗失去了外部力量的支持。从这时起，毛就开始作出了处理高岗的战略安排。

　　在1953年圣诞节的前夜，贝利亚在莫斯科以叛国罪被捕，毛在北京建议中央政治局以党的名义开展一场批判高岗的运动。他后来回忆道：“我说：北京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是以我为首的司令部，就是刮阳风，烧明火。一个是以别人为司令的司令部，叫做刮阴风，烧阴火，一股地下水。”一个星期之后，刘少奇在中央委员会上发表了一次讲话，他完全站在毛主席一边，指出一些领导人现在“自以为天下第一，只能听人奉承赞扬，不能受人批评监督，对批评者实行压制和报复，甚至把自己所领导的地区和部门看作个人的资本和独立王国。”对于毛泽东本人来说，公开地带头谴责他的老同志是困难的，所以在这次北京召开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他很策略地“走开了”。

　　根据一位当时在北京的非共产党的政界人士说，毛“要回他的湖南老家，并且说他准备在那里度过春节，这样就可以充当一个旁观者了。”毛泽东后来承认这次会议是至关重要的。“四中全会是应当开的，决议是很必要的。否则再让高岗搞一年，是不可设想的。”但是由于刘少奇没有完全执行毛的指示，使得反对高岗的运动到下一年度才彻底结束。

　　1953年底，大胆的王明回到中国。众所周知，他现在已经没有几分价值了。在北京医院里，他住了三个月，治疗胆囊炎。据说，他拒绝了医生要他做手术的有力劝告，不久以后，他又重新背井离乡回到了他长期居住的俄国。

　　1954年毛泽东主持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草案。他称赞了这部宪法草案，并就此谈到对中国发展的若干想法：“我看，我们要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大概经过50年即10个5年计划，就差不多了，就像个样子了，就同现在不大一样了。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牛皮不要吹得太大，尾巴不要翘起来。”毛泽东已经着手开始实施他的一些改革主张，包括汉字的简化（他拒绝了文字改革委员会于1953年提出的建议，即步子不要走的太快）。1956年他指出：

　　“洋字比较好，……字母少，写起来一边倒，汉字比不上。有些教授说：‘汉字是世界上万国最好的文字。’我看不见得。因此我们采用罗马字。例如阿拉伯字也是外国发明的，现在不是大家都用了吗？罗马字出现在罗马，英、美、俄等国不也都在采用吗？”不久以后，毛对一些音乐家发表了关于如何学习西方的谈话。他指责有些人盲目崇拜西方音乐，鄙视中国音乐。他提醒说，全盘西化是不切实际的：“全盘西化是行不通的，是中国老百姓所不能接受的。艺术和自然科学不同。例如，割阑尾，吃阿斯匹林，这些医疗方法就没有什么民族形式，但是艺术却不同，艺术就有民族形式问题”。最后，毛泽东接受了音乐家们的一些观点：“要承认，在近代文化上，西方的水平比我们高，我们是落后了。……我们必须善于吸收外国好的东西，以收取长补短之效。……古为今用，洋为中用。”

　　1954年的秋季，北京迎来了一些重要的客人。尼赫鲁访问了中国。1954年8月25日毛接见了由克莱蒙特·艾德礼率领的英国工党代表团。克莱蒙特·艾德礼是英国前首相，团员有埃热那·伯威尼和埃德兹·森默斯克。伯威尼在后来的一篇文章中描写毛很有自信心，并且很有韧性。尽管刘少奇和周恩来在3个小时的会谈中始终作陪，但毛在整个谈话中一直不容别人插嘴。毛想知道为什么英国工党不能把资产阶级消灭掉。对此艾德礼和他的同事持有异议，他们历数了英国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认为是比较好的。但毛说，这是剥削殖民地的结果。

　　艾德礼后来写道，“当我清他们解释一下丹麦、瑞典和挪威为什么在没有殖民地的情况下人民生活水平也很高时，他们没有回答”。

　　9月，毛泽东第一次会见了西藏的传统最高统治者达赖喇嘛。毛对西藏的情况表示满意，他说：“西藏已经回到了祖国怀抱。”并进一步指出，中国的任务就是要通过利用开发西藏自然资源使西藏社会得到发展，驻扎拉萨的人民解放军的任务是帮助西藏人民，而不是对西藏人民发号施令。

　　然后，毛直截了当地问达赖喇嘛，他们是否反对他的愿望而且事实上已经有所行动。这位西藏前最高领导人后来回忆说，他感觉自己处于一种非常为难和窘迫的境地，但他老练地应付过去了。第二次拜访毛时，他同样富有策略性。这次谈话持续了3个小时，当时只有一名翻译在场。达赖喇嘛试图打消毛对他的怀疑，他急于要改变他的处境，于是向毛保证他不可能通过反对中国人而背弃祖国。

　　几天之后，毛泽东亲自约见达赖喇嘛，这位西藏人回忆道：“某些事情促使毛认为佛教是一种很好的宗教，尽管释迎牟尼是一个王子，但是他就改善人民生活问题提出了许多好的思想，他也同意Tara女神是一个好心肠的妇女。”这样的谈话进行了儿分钟后，毛又一次起身离去，将手足无措的达赖喇嘛丢在那里。

　　不久以后，达赖喇嘛应邀到毛主席家参加一个会议，大约有20多位党的干部在座，达赖坐在毛的身边，毛的独断作风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会议的主题是讨论中国农村的生活问题，毛“讲话非常生硬……他说他对目前所做的一切还不很满意，……他引证了一封从他家乡来的信，说共产党的官员正在做的并不是帮助人民。”

　　过了一会儿，毛转过身来对达赖喇嘛说：“西藏人是比较团结的，但他们的思想比较复杂。20年后西藏会变得强大起来，现在中央政府正在帮助西藏人民，但20年后西藏将帮助中央政府。”他向达赖喇嘛介绍了一位著名的解放军将军。这位将军曾打过许多胜仗，后来他镇压了西藏的叛乱。

　　毛最后一次同达赖喇嘛会见，主要是就民主问题高谈阔论。他认为西藏领导人应该具有民主思想。毛把他的椅子靠近达赖，轻轻地但充满自信他说：

　　“我非常理解你。但是宗教是有害的，它有两大缺点，它危害民族团结，它阻碍国家进步。西藏和蒙古都受到宗教的毒害。”这种对宗教领导人来说十分不得体的谈话使达赖困惑不解，也使他对毛的反感越发强烈了。他回忆说：“毛的表现丝毫没有理智。他看上去并不是非常健康，气喘的厉害，呼吸非常沉重。他的衣服式样与其它人一样，只是颜色有些不同。他很不注意修沛，我注意到他的衬衣袖口已经磨破了。他的鞋好像从未擦过。他的动作迟缓，讲话慢条斯理，用字不多，语言简练，每句话的意思都非常充实、清楚和准确。他讲话时连续不断地抽烟。另外他的讲话方式特别容易吸引听众的注意和激发他们的想象力，给人以和蔼和真诚的印象。”

　　毛也向达赖喇嘛保证，他不会对西藏使用武力，强迫西藏进入共产主义。直到中央政府派兵占领和统治西藏时，这位西藏领导人还以为这个行动并没有得到毛的同意和支持。而周恩来对西藏表现出十分强硬的态度。达赖评论说：“对此我一点不感到惊奇，当我和毛在一起时，我就知道，他（指周恩来）支持镇压西藏的政策。”

　　达赖喇嘛在北京出席了庆祝藏历新年的传统晚会，毛送来了一些喜饼。西藏迎新年的传统风俗中有一项是把喜饼扔向天花板，认为这样可以把它们敬奉给释迦牟尼佛。当毛泽东了解到这一风俗后，他也把喜饼扔向天花板。1954年10月1日，苏联三巨头——赫鲁晓夫、布尔加宁和米高扬来到北京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周年，这比任何外国代表团来访的意义都要重大。对于赫鲁晓夫来说，这是他三次北京之行的第一次，也是最富有建设性的一次访问。他发现他受到了彬彬有礼但又不很真诚的接待。他回忆说：

　　“当我见到毛之后，我们互相热烈地拥抱和亲吻。在北京期间，我们通常躺在一个游泳池里，像最好的朋友那样交谈许多相互感兴趣的事情。但这是一种令人不舒服的亲密，气氛让你感到难受。此外，毛谈的一些事情使我感到很惊奇，我确实不明白他到底是什么意思，我想这大概是因为汉语具有许多微妙之处及中国人特殊的思维方式所决定的。毛的一些想法令我感到一会儿过于简单化，一会儿又过于复杂化。”

　　毛在中断30年后又重新恢复了有规律的游泳活动，1954年。北京一所大学开放了一个新建的内部游泳池，“我每天晚上带者我的包和换洗的衣服去那里”。毛告诉赫鲁晓夫，“我用了整整三个月来研究水的特性，没有受到任何干扰。”不久之后，一个华丽的游泳池在他的花园内建成。正是在这个游泳池他接待了赫鲁晓夫。据说他对党中央花费这么多钱修建它感到十分不安，所以一定要坚持自己为这个特权付钱。

　　在赫鲁晓夫的回忆录中，曾提到他与毛的一次谈话，“我和毛泽东穿着游泳裤躺在游泳池边上，讨论战争与和平问题。”

　　“赫鲁晓夫同志”，毛开始说，“你怎么想？如果我们比较一下资本主义世界和社会主义世界的军事实力，你就能看到我们显然比我们的敌人强。你想，中国、苏联和其它社会主义国家加在一起能动员多少个师啊：”

　　“毛泽东同志”，赫鲁晓夫回答道，“这种想法现在可过时了。你再也不能根据哪一方面的人多来计算力量大小了。以前，用拳头和刺刀解决纷争的时候，谁的人多刺刀多，结果的确不一样，可是出现机关枪以后，兵力多的那一方就不一定占上风了。现在有了原子弹，双方部队的数目对真正力量的对比和战争的结果就更没有意义了。哪一方的部队愈多，它的炮灰也就愈多。”

　　“听我说，赫鲁晓夫同志。”毛马上做出反应说：“你们只要挑动美国人动武就行了，你们需要用多少个师来打垮他们，我们就会给你们多少个师——100个，200个，1000个，都行。”赫鲁晓夫试图进行一番解释，他说，只要一两枚导弹就能把中国全部的师都炸成粉未的。但毛根本不想听，他认为赫鲁晓夫是胆小鬼。后来又出现了进一步的分歧，因为赫鲁晓夫想要中国100万工人去西伯利亚帮助苏联开发广阔的森林资源，对于这一要求，赫鲁晓夫回忆说：

　　“毛对我们建议的反应很符合他的性格特征——并且预示了将要发生的事情。他真懂得如何把我们搞得哑口无言。首先，你可以想像毛的样子像什么。他走动起来像熊那样稳静和缓慢，左右摇晃。他会长时间盯着你，然后把两眼垂下来，开始用一种弛缓和平静的声调说：

　　“你知道，赫鲁晓夫同志，很多年来人们普遍认为，由于中国是一个不发达、人口过多、到处是失业的国家，因而它是廉价劳动力的极好来源。但是你知道，我们中国入觉得这是对我们的侮辱。出之于你的口，这倒有点令人为难。如果我们接受你的建议，别人会对苏联和中国之间的关系，产生错误的想法。他们会认为苏联对中国的看法，同西方资本家对中国的看法一样。”上述会谈的内容充分地显示出中苏两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同志之间的分歧。赫鲁晓夫北京之行的一个有趣的插曲就是他与江青的邂逅。当他们一同站在天安门城楼观看庆祝建国5周年的游行时，周恩来为他们做了介绍。根据赫鲁晓夫妻子后来的回忆，毛注意到了当时所发生的这一切，他走到江青的身旁，粗暴地将她带到一边，很明显，他要阻止她与苏联领导人的接触。在她后来的生涯中，再没有会见过苏联领导人。

第19章弄潮

　　（1955——1956）

　　1955年春天，毛发现，必须除掉党内的一个对手。邓小平在党的会议上，发动了一场反对“高岗一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斗争，宣布包括高岗在内的党内一个小集团反对党的最高领导，高岗还“企图建立东北独立王国”。他“不但不向党低头认罪，反而以自杀来表示他对党的最后的背叛”。赫鲁晓夫是那些对高岗事件的官方解释表示怀疑的人士之一，他评论说：“我非常怀疑高岗是否自杀，极有可能是毛把他掐死或毒死了。”但这些疑虑看未是没有根据的。另外一个关于高岗之死的说法是，在一次质问当中，他拔出手枪，大声说道：“如果你们这些同志对我什么都不相信，我将在你们面前自杀”。但是他被坐在旁边的政治局委员夺下了武器。毫无疑问，当高岗第二次试图这样做的时候，他成功了。在中国，自杀是传统的最后的反抗行动。

　　高岗事件对毛的领导地位构成了严重威胁。毛泽东后来说：高一饶事件是一场八级地震。但不管高的野心究竟是什么，毛已决意开展反对高岗的运动。

　　据说，毛打算把他的亲信派到高岗控制的东北地区，担任最高领导人。而且他还要求清除饶漱石及其亲信，当时饶是负责上海地区工作的领导人。他们都是毛所说的在抗日战争时期探听日本对于建立反对国民党联盟意见的秘密行动的仅有的几个见证人。

　　在一次讨论有关批判高岗问题的会议上，毛泽东发表了讲话，他对他的同事们说，即使是你崇敬的人，如果他的思想是错误的，也应该同他进行斗争。毛提到了个人的态度问题，这主要是针对那些经过长征并参加1935年创建陕北革命根据地的老干部的。他说：

　　“对不符合党的原则的，就应当保持一个距离，……不能因为是老朋友，老上司，老部下，老同事，同学，同乡等而废去这个距离。在这次高饶反党事件中，……都有过许多这样的经验：只要你以为关系太老了，太深了，不好讲，不保持一个距离，不挡回去，不划清界线，你就越陷越深，他们那个‘鬼’就要缠住你。所以，应当表示态度，应当坚持原则。……要有名有姓，那一个部门，要指出来。你没有搞好，我是不满意的，得罪了你就得罪了你。怕得罪人，无非是怕丧失选票，还怕工作上不好相处。你不投我的票，我就吃不了饭？没有那回事。其实，你讲出来了，把问题尖锐地摆在桌面上，倒是好相处了。”在1955年3月的这次会议上，毛在经济政策上的一些想法遭到了反对：大部分同志赞同刘少奇的更为谨慎地发展经济的做法。为此，毛建立起了他自己的反对党，以钳制政治局和中央委贝会中的碍实施他的政策的大部分同僚。在这种情况下，毛做出了任何统冶者都做过的事情，他组建了自己的“近卫军”。

　　中央委员会已经有了自己的办公厅，承担毛的日常秘书工作，军队也有一支特别部队，这就是后来的8341部队，它是毛的个人警卫武装。这支部队的一些老战士在毛死后回忆说：

　　“为了更好地了解农业合作化的详细情况和国家对粮食统购统销的情况，毛主席要求我们从每个县挑选一个人到他的警卫部队来工作。他通过这些人探亲回家所做的一些调查来了解农村一些地区的情况，从而了解当时全国的形势。”

　　1955年5月，毛为这些战士布置了一项新的政治任务。他说：“你们都是做警卫工作的，我现在给你们如一样，就是调查工作。……你们要有三个任务：一个是保卫工作，一个是学习，再加一项调查工作。”

　　“我们拟个章程，”他告诉那些准备回家乡做调查研究工作的战士们说：“对人要谦虚，对父母，对乡村老百姓要尊重，要孽重区乡干部，别摆架子。谦虚就可以调查出东西。”

　　这批战士按时出发，并给毛带回了许多信息。

　　“1955年7月下旬，第一批调查的同志回来，毛主席一连三天，用了十个多小时的时间听取汇报，并把汇报的同志留到家里一起吃饭。毛主席仔细地询问农村生产生活等情况，一字一句地看同志们写的调查报告，还把报告中用错了的字和标点符号一一改正过来。……有的同志在汇报时，把从家乡带回来的农民经常吃的谷面饼子拿给毛主席看，毛主席看后吃了一些，并且告诉身边的每个同志都要吃一点。”

　　一天，当从湖南和湖北回来的战士汇报完家乡的情况后，毛主席非常高兴他说道：“了解两个省六千万人口的情况，用了三个钟头。这个办法实在好，遁过你们和广大农民联系起来了。”

　　他伸出三个指头继续说：“你们见到农民，我看到你们，就间接见到农民，就离这么远。你们是武装起未的农民，有了阶级觉悟。”

　　这些警卫战士不仅被派国家乡搞调查研究，而且还要求他们给家里写信。毛告诉他们：“以后你们两个月写一次信，内容是家里有没有吃的，生产情况，合作社情况，每年写四、五封，回信拿给我看，那我就消息灵通了。”毛和他的同事们之间的分歧是。在当时是否具有通过开展大规模的合作化运动，带动全体农民进入农业集体化的第一阶段的胆识。这种做法以前曾经尝试过，但没有取得成功，毛还想再试一次。然而许多农民强烈反对这样做，政府所规定的粮食定额给他们造成巨大的压力。由于缺乏有效的物质鼓励办法，农业产量下降，并且最终影响了工农业生产和国家建设。负责农业的官员们，尤其是毛的老战友——邓子恢，认为应该放慢合作化运动的步子。1955年上半年，在刘少奇主持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接受了邓子恢的观点。

　　但毛绝不向大多数人低头，即使是他的亲密同事。7月份，他召开了一次有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参加的会议，想说服他们接受他的加快农业集体化的计划。他坚持认为，“在全国农村中，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高潮就要到来。我们的某些同志却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说：走快了，走快了”。

　　毛无法理解，为什么建立合作社的计划执行不下去或者不能加快实施。为什么社会主义建设到1957年还不能基本完成。反帝和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成，没收了地主的土地，并把这些土地分配给了农民。“但是这个革命已经过去了，封建所有制已经消灭了。现在农村中存在的是富农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和像汪洋大海一样的个体农民的所有制。大家已经看见，在最近几年中间，农村中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一天一夭地发展”。

　　毛不顾党外专家和党内高级干部的反对和劝阻，置中央委员会于一旁，把全中国都投入到一场迅速完成合作化的运动中来，农民们的私人工具，甚至他们的劳力和土地都集中在一起，用以体现公有制的优越性。

　　此后毛的同志们一致认为他是正确的，并承认高潮已经到来。在10月份召开的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六次全体会议上，刘少奇做了自我批评：“我没有提倡和认真地研究……合作化运动，……这是错误的。”毛就中央内部发生的激烈而广泛的讨论做了概括性的发言。他说，“我们现在有两个联盟：一个是同农民的联盟，一个是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这两个联盟对我们都很必要……。”但在这里，同农民的联盟是基本的、永久的，“同资产阶级的联盟是暂时的，第二位的。”因为资产阶级要受到限制。将来无产阶级要比几百万资产阶级强大得多。

　　“在这件事情上，我们是很没有良心哩！马克思主义是有那么凶哩，良心是不多哩，就是要使帝国主义绝种，封建主义绝种，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也绝种。在这方面，良心少一点好。我们有些同志太仁慈，不厉害，就是说，不那么马克恩主义。……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使资本主义绝种，要使它在地球上绝种，变成历史的东西。凡是历史上发生的东西，总是要消灭的。世界上的事物没有不是历史上发生的，既有生就有死。资本主义这个东西是历史上发生的，也是要死亡的，它有一个很好的地方去，就是‘睡’到那个上里头去”。然后，毛讲到要发动一场镇压反革命运动。他说：“准备在今年和明年一年，……大概共1200万人范围内，进行肃反工作。讲起反革命来，好像没有好多，看也看不见，一查，确实有……已经从220万人口中查出反革命11万人，大概还有5万名嫌疑犯。”这就是进步的代价。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毛对“左”和“右”下了一个著名的定义。人们对事物的运动观察得不合实际状况，时间还没有到，他看过头了，这就叫“左”倾，不及，就叫右倾。

　　……我们要根据具体的条件办事，是自然地而不是勉强地达到我们的目的。比如生小孩子，要有九个月，七个月的时候医生就一压，把他压出来了，那不好，那个叫“左”倾。如果他已经有了九个月，小孩子自己突在想出来，你不准他出来，那就叫右倾。总而言之，事物在时间中运动，到那个时候该办了，就要办，你不准办，就叫右倾；还没有到时候，你要勉强办，就叫“左”倾。这期间，毛专心于分析和选编从全国各地收上来的合作化运动的汇报。

　　在这次会议上，他告诉中央委员们说：“我用了11天的时间，看了120几篇报告，包括改文章写按语在年，我就‘周游列国’，比孔夫子走得宽，云南、新疆一概‘走’到了”。

　　这些报告在9月份首次公开发表，12月又再次出版发行，标题冠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毛为再版的报告集写了前言，他描绘了1955年下半年发生的“根本的变化”，约占中国一半以上的农户参加了合作化运动。

　　“这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这件事告诉我们，只需要1956年一个年头，就可以基本上完成农业方面的半社会主义的合作化。再有三年到四年，即到1959年，或者1960年，就可以基本上完成合作社由半社会主义到全社会主义的转变。……

　　“这件事告诉我们，中国的工业化的规模和速度，……已经不能完全按照原来所想的那个样子去做了，这些都应当适当地扩大和加快。

　　“在三个五年计划完成的时候，即到1967年，粮食和许多其它农作物的产量，比较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最高年产量，可能增加100％到200％。”

　　农民们因为看到《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刊登的按语，所以和毛一样变得积极乐观。很多人注意到这些按语是毛写的。

　　合作化运动中出现了一个典型，那就是在安阳县南崔庄，党的干部支持贫农创办了一个合作社——穷棒子社，而中农嘲笑他们的愿望是，“鸡毛不可能飞上天”。但这个合作社获得了成功，毛把它树立为一个样板。他激动地写道：

　　“穷人要翻身了。旧制度要灭亡，新制度要出世了。鸡毛确实要上天了。在苏联，已经上天。在中国，正在上天。在全世界，都是要上天的。”

　　毛在按语中所做出的著名的论断，体现出来一种高度的、令人吃惊的乐观态度。他说：

　　“1955年，在中国，正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决胜负的一年。……1955年上半年是那样的乌烟瘴气，阴茬满天。1955年下半年却完全变了样，成了另外一种气候，儿千万户的农民群众行动起来，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实行合作化。到编者写这几行的时候，全国已经有60D0万以上的农户加入合作社了。这是大海的恕涛，一切妖魔鬼怪都被冲走了。社会上各种人物的嘴脸，被区别得清清楚楚。党内也是这样。这一年过去，社会主义的胜利就有了很大的把握了。”

　　二三年之后，毛对此做了解释，他承认过去过于乐观了。他指出，1955年社会主义取得基本胜利的说法是“不合适的”。他弄潮说：

　　“单有1956年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杜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

　　“1955年冬季，有两件事没有料到，就是国际上反斯大林，发生了波匈事件，世界上出现了反苏反共浪潮，影响了全世界，影响了我们党。国内，没料到来了个反冒进。没料到这两件事。这两件事都给了发动全面进攻的右派分子以相当大的鼓舞。”毛当时也正在考虑如何进行国家工业化，1955年11月上旬的一个深夜，大约有80名上海著名的工业家被通知去中苏友谊会堂。在那里，出人意料的是，毛泽东走出来与他们打招呼。上海市长陈毅向他介绍了在座的人士。他们中的一个人后来记下了当时的情况。

　　他说，“毛比一般的中国人要高；他看上去很温和，面貌要比通常挂的照片显得年轻。他行动缓慢，脚尖向外分开走。同他那高大的身躯不相称的是他迈着小步子，挥舞着胳膊。他的脸很生动……一根香烟总是夹在他的粗大的手指中，他的牙因为不停的抽烟而变黑了。”

　　当他们明白毛是谁的时候，这位80多岁的老资本家惊讶地坐在那里呆呆地喘着气。毛坐在首席桌旁。

　　“你们为什么不抽烟？”他和蔼地向他们询问道，“这对你们不会有害。邱吉尔长期吸烟但身体很好。事实上，我知道只有——个人不抽烟而后得很长，他就是蒋介石。”

　　大家都笑起来了，紧张的空气为之一松。毛称赞“民族资产阶级朋友们”已经做出了贡献。

　　“他继续说道，‘现在我从北京来，想寻求你们的帮助。’许多资本家当时已经听到宣传，要加快私有企业国有化的步伐，所谓‘不能让民族资产阶级在向社会主义进步过程中落后’。

　　“‘我不同意这种说法’，毛接着说道‘但我对此并不太清楚。我想听听你们的意见。我只带两只耳朵来参加这个会，如果你们希望从我这里听到些什么，那将会使你们感到失望……’。

　　在座的一位，也就是上面提到的写观感的那个人注意到，在大会上做正式报告时，毛的讲话是很乏味的，而在这种非正式的小会议上，他那慢吞吞的调子却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在座的资本家们急忙表示他们完全同意迅速向社会主义转变，他们知道这是毛想要听到的话。其中一个人发言说，按照现在的速度，这一转变需要20多年的时间，这样的速度显然太慢了。有些人建议用五年的时间来完成这个任务。毛认真地和他们进行了两个多小时的座谈，当发言结束时，他对出席会议的人表示感谢，并表示他将认真地去考虑他们的意见。毛走了之后，出席会议的人讨论了这次非同寻常的座谈，大家认为他们会比预料的更早地变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也许就在下一个六年中。

　　在这场温和的谈话后不久，就有消息说，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将在以后的6年中完成。前资本家们必须依靠有限的工资和定息生活。

　　毛也对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但因为他欣赏手工产品，所以对手工业的政策限制很少。1956年3月他发布了指示，指出这些私人手工业者提供了多种有用的服务，包括食品和服装生产。他说：

　　“工艺美术品，什么景泰蓝，什么‘葡萄常五处女’的葡萄。还有烤鸭子可以技术出口。有些服务性行业，串街游乡，修修补补，王大娘补缸，这些人跑的地方多，见识很广。北京东晓市有6000多种产品。

　　“提醒你们，手工业中许多好东西，不要搞掉了。王麻子、张小泉的刀剪一万年也不要搞掉。我们民族好的东西，搞掉了的，一定都要来一个恢复，而且要搞得更好一些。……保护民间老艺人的办法很好，……杨志惠是搞象牙雕刻的，实际上他是很高明的艺术家。他和我坐在一个桌子上吃饭，看着我，就能为我雕像。我看人家几天，恐怕画都画不出来”。

　　这期间，毛与党的领导们正准备在各省推进农业计划，12月，他起草了一份文件，让中央委员会传阅，他指示在新年前征求基层干部对已拟好的17条规定的意见，这样在第二年的1月份就可以做最后的修改完善工作。17条规定后来演变成为著名的《农业十二年发展纲要》，但在这时候它还只是个缺乏全面和具体内容的计划。

　　17条规定要求在1960年以前在全国范围内建立高级合作社，把土地集中起来。规定指出，只有改造好的地主和富农可以进合作社，但合作社领导必须由贫农担任。

　　对于工业发展，毛在这一阶段的想法尚不成熟。他在1956年1月告诉中央委员会的同志们：

　　“在工业方面也没有主动，大抡机器还要靠外国，大的，小的（精密的），我们都不能制造，……有的同志说些不聪明的话，说什么‘不要他们也行’，‘老子是革命的’，这话不对。现在叫技术革命、文化革命，革愚昧无知的命，没有他们是不行的，单靠我们老粗是不行的。这些聪明的话，要向广大干部讲清楚，……飞机要到1.8万公尺的高空，超音速，不是过去骑着马了，没有高级知识分子是不行的。现在我们看出这件事，就可以开始主动，要有大批的高级知识分子，就要有更多的普通知识分子，以后要使每人都有华罗庚那样的数学，都要能看《资本论》，这是可能的，20年不行，就30年，最多100年就差不乡了，否则叫什么共产主义？中国……应该成为世界第一个文化、科学、技术、工业发达的国家。”

　　尽管国内事物十分繁忙，毛还是花时间接待外国来访的重要人物——1955年来访的是胡志明和苏加诺。后者1956年再次访华。

　　“毛兄”，苏加诺在首次访华离京前告诉他，“我希望不久之后在印度尼西亚见到你。印度尼西亚人民正期待着你的来访。”

　　毛接受了邀请，但却从未付诸行动。11年后，苏加诺抱怨道。他已经8次邀请毛访问印尼了。

　　在苏加诺第二次访华时，毛对周恩来在1955年万隆亚洲国家会议上所提出的中国欢迎与美国和解的意见表示不以为然。后来，毛告诉他的亲信：“我还是这样看，迟几年跟美国建立外交关系为好。这比较有利。……我们也不急于进联合国，就同我们不急于跟美国建交一样。我们采取这个方针，是为了尽量剥夺美国的政治资本，使它处于没有道理和孤立的地位”。而当时中美大使级的会谈已经在华沙开始。

　　对来中国访问的拉丁美洲共产党的领导人，毛强调指出每个党都必须是独立的，“我看，亚洲一些国家的党，比如印度、印度尼西亚的党，农村工作都没有搞好。……我奉劝诸位，切记不要硬搬中国的经验。任何外国的经验，只能作参考，不能当作教条。一定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本国的具体情况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他总结道，“共产党人不要怕犯错误，失败是成功之母。”

　　第20章夜鹰

　　（1956）

　　1956年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情。2月中旬，苏共二十大在莫斯科召开。

　　10天后，赫鲁晓夫令人吃惊地对已经去世的斯大林进行了攻击。据赫鲁晓夫自己讲：“最初，毛泽东采取的立场是，认为我们指责斯大林的滥用权力是对的。他说过，第二十次党代会作出的决议，显示出很大的‘明智’。”但是，赫鲁晓夫的行为实际上并不为毛所喜欢。“1956年斯大林受到了批评”，毛后来回忆道：“我们一方面感到高兴，但另一方面又很焦虑。对于取消限制、打破盲目崇拜、解除高压和解放思想来讲是完全必要的。但我们不同意一棍子打死的作法。”斯大林除了偏听偏信和固执冷酷外，这位老人具有他的接班人所不具备的领导才能。毛曾极力在中国减少个人崇拜。一个曾碰巧坐在会议厅门口的同志回忆道：毛的一位热心助手曾告诉过他，“当主席进来时，你应该第一个站起来并鼓掌欢迎”。但赫鲁晓夫讲话后，周恩来告诉干部们：“以后，当主席走进房间时，你们不用站起来鼓掌，这不是好事情。”

　　几个星期以后，毛发表文章，对斯大林作出了评价，他在一些重要的方面与赫鲁晓夫存在着分歧。毛认为，斯大林“错误地把自己的作用夸大到不适当的地位，把他个人的权力放在和集体领导相对立的地位。”共产主义运动需要领导，但当一位领导“脱离群众”时，他的作用就会降低。

　　斯大林犯了严重的错误，尤其表现在农业、南斯拉夫问题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等方面。但他不是在任何事情上都有错误，除了所犯的错误，“斯大林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在同一篇报纸评论中毛重复了他的主旨。他对俄国同志极为不满，社会主义并没有结束矛盾斗争。社会主义制度下还要继续进行革新和社会改革，人类仍处在它的青年时代。

　　这篇评论发表后不久，毛接见了俄国特使米高扬，当面批评了赫鲁晓夫对斯大林所采取的全盘否定的做法。双方都明白，米高扬来北京，是签署苏联对中国经济援助合同的。毛提出苏联在一五计划期间给予中国的援助应双倍于合同上的数字，中苏阵营面临着灾难。

　　在否定斯大林问题上的争论正好与中国对苏联技术援助的失望搅在一起。毛后来回忆道：解放后，3年恢复时期，对搞建设，我们是憎槽懂懂的，接着搞第一个五年计划，对建设还是憎憎懂懂的；只能基本上照抄苏联的办法，但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毛在其1949年以后最著名的文章《论十大关系》中谈到了对苏联模式的疑虑。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的报告震动了毛泽东，促使他重新考虑在中国应该做些什么准备。他后来解释说：“这促使我和34个部长进行了一次讨论，考虑了10项基本关系，我的头脑充实了，‘冒进’了。”结论是，首先，中国要摆脱俄国的工业化模式。

　　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就掌权7年来的经验和破除对莫斯科的迷信问题发表了他政治生涯中的著名讲话。他认为，每个人都希望中国的重工业发展得快一点，但调查研究发现，这是以牺牲轻工业和农业为代价的——而农业恰恰是给国家提供食品，为轻工业提供原料的，它也是资本积累的源泉。同样，内地工业的发展是以牺牲沿海工业为代价的，尽管这样做的理由是害怕美国袭击，但未免做得太过火了。制造更多的飞机和大炮、原子弹是需要的。但生产这些东西最好的办法是削减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占国家支出1/3的军费，要减到1/5，这样才能建立工业基础。

　　工人的生活水平应该提高，应该增加工资。俄国的农民受到严重的盘剥，被强制以低价出售农产品。中国应避免出现这样的错误。

　　“你要母鸡多生蛋，又不给它米吃，又要马儿跑得好，又要马儿不吃草。世界上那有这样的道理！”

　　我们需要“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中国应该放弃苏联限制地方权力，中央掌管一切的做法。把地方权利限制的太死是没有好处的。他说，“在解决中央和地方、地方和地方的关系问题上，我们的经验还不多，还不成熟。”

　　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汉族人对少数民族的沙文主义应该坚决反对。“我们说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实际上是汉族‘人口众多’，少数民族‘地大物博’，至少地下资源很可能是少数民族‘物博’。”

　　为了要镇压反革命和建设社会主义，政权“现在非有不可，而且非继续加强不可。”不用说，绝不能有大多讨厌的官僚，“在一不死人，二不废事的条件下，我建议党政机构进行大精简，砍掉它三分之二。”

　　一个国家领导人，公开要求削减2/3行政雇员和执政党官员，在历史上是不多见的。

　　“说反革命已经肃清了，可以高枕无忧了，是不对的。只要中国和世界上还有阶级斗争，就永远不可以放松警惕。”

　　但将来，应该减少逮捕人数，避免死刑。如果一个人以政治犯被处决，接下来，就会有第二个、第三个，许多人头就要落地。这是第一条。

　　“第二条，可以杀错人。一颗脑袋落地，历史证明是接不起来的，也不像韭菜那样，割了一次还可以长起来。……”

　　“第三条，消灭证据。……这个反革命常常就是那个反革命的活证据，……。

　　“第四条，杀了他们，一不能增加生产，二不能提高科学水平，三不能除四害”，四不能强大国防，五不能收复台湾……”

　　但是那些“犯过错误的人，只要善于从错误中取得教训，也可以少犯错误。倒是没有犯过错误的人容易犯错误，因为他容易把尾巴翘得高”。

　　最后，毛提出了正确地学习和借鉴外国的方法。“过去我们一些人不清楚，人家的短处也去学。当着学到以为了不起的时候，人家那里已经不要了。”“苏联过去把斯大林捧得十万丈高的人，现在一下子把他贬到地下九千丈。……中央认为斯大林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总起来还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应该坚决抵制腐朽的官僚体制，同时，要学习资本主义老鼠、麻雀、苍蝇、蚊子。由于捕杀麻雀，虫灾日益严重。麻雀被移出害

　　虫范畴后，臭虫填补了它的空位。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甚至企业管理。

　　“工业发达国家的企业，用人少、效率高，会做生意，……。”毛进一步说，中国人必须学会丢掉盲目自大的情绪。中国没有理由骄做，中国革命比俄国革命晚了30几年。尽管我们的革命比所有的殖民地国家早了一步，但“在这点上，也轮不到我们来骄做。”周恩来和他的同事们对毛的经济见解表示怀疑。他们认为这种过激的经济运动，走的是其它国家没有走过的道路，不可能成功。后来，毛承认在工业方面发动一场跃进的问题还“没有作出明确决议，”尽管他指出有一个“君子协定”可以发挥决议的效用。中国反斯大林主义的最重大的行动，就是毛决定允许非党人士有言论自由，以便于和别的社会主义国家所进行的一切改革相配合，避免出现在东欧一些国家所发生的暴乱。5月份，他提出了一个新的口号“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当法国前总理埃得加·法赫访问中国时，毛告诉他，“要许批评，否则，就会出现不满和不理解。要允许人家说心里话，……”但同时，“一个人必须考虑到特殊的环境。不管你高兴与否，认识到客观限制是有必要的。”

　　在会谈结束时，法赫谈到毛的诗。毛说，“那是过去的事了。我曾经写过诗，这不假。那是在我的军旅生涯岁月，一个人坐在马背上有时间，可以研究韵脚和韵律，可以思考推敲。马背上的生活是很不错的。这些天，我一直想念那过去的日子。”几天之后，毛横渡了长江。他穿着白短裤，在十几名青年人的陪同下，用了2个小时游了12英哩。在以后的3天内，毛又和那些当地的游泳者两次横渡长江，他时而仰泳，时而侧泳，时而又蝶泳。偶尔他还用手抱着头，在水上漂浮，与身边的人交谈。横渡结束时，他自信他说：“如果我吃了东西，我在水里还可以再呆2个小时”。他在一首名为《游泳》的词中，表达了他自信和欢畅的心情。

　　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今日得宽余。子在川上日：逝者如斯夫！风格动，龟蛇静，起宏图。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几个月后，毛主持了长江大桥的落成典礼。他称它是“钢铁长虹”。这期间，政治局内部的稳健派一直在忙碌着。一篇由周恩来授意写的社论，提出反对“轻率鲁莽的冒进。”毛拒绝阅读此文。他后来回忆说：“好像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买际重点是反冒进的。……这篇社论，我批了‘不看’二字，骂我的为什么看？那么恐慌，那么动摇，……”技术专家们集中力量反对他们称为急躁、冒进、力图一夜之间于完一切的思想和行为。

　　为了说明高速度发展所付出的代价，该社论引证了一个例子，即双轮双铧犁的产量大大超过了实际需要，结果造成70万具废弃。工业用的经济作物的生产得不到重视。由于毛坚持进行强制性的合作化运动，致使大量家畜遭到屠宰。

　　1957年夏天，周恩来就反对毛的行为做了检查。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承认自己“要对1956年反冒进的错误负责任，我做了自我批评。”在这一时期，反对毛的还有李富春、陈云、李先念、邓子恢和薄一波。

　　毛泽东的态度非常坚决。在1956年8月底，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预备会议第一次会议上，毛发表了讲话，解释了为什么速度是根本问题。他说：

　　“美国只有一亿七千万人口，我国人口比它多几倍，资源也丰富，气候条件跟它差不多，赶上是可能的。应不应该赶上呢？完全应该。你六亿人口千什么呢？在睡觉呀？是睡觉应该，还是做工作应该？如果说做工作应该，人家一亿七千万人口有一万万吨钢，你六亿人口不能搞它两万万吨、三万万吨钢呀？你赶不上，那你就没有理由，那你就不那么光荣，也就不那么十分伟大……。”

　　“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子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所以，超过美国，不仅有可能，而且完全有必要，完全应该。如果不是这样，那我们中华民族就对不起全世界各民族，我们对人类的贡献就不大。”

　　毛强调说，这种进步要在苏联的帮助下取得。他说：“因为苏联发生了一些错误，这方面讲得多了，吹得多了，似乎那种错误不得了，这种观察是不要的。任何一个民族，不可能不犯错误，何况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经历又那么长久，不发生错误是不可能的。……苏联那个主流，那个主要方面，那个大多数，是正确的。……

　　“我们历来提的口号是学习苏联先进经验，谁要你去学习落后经验呀？有一些人，不管三七二十一，连苏联人放的屁都是香的，那也是主观主义。苏联人自己都说是臭的嘛！”1956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正式举行。毛做了惊人的自我掩饰，这反映出因为他的“小跃进”的失败而导致了威望下降，这也是苏联非斯大林化运动影响的结果，为了使中国党避免目前矛头指向斯大林的党的那种公开批。评，中共领导人设法向人民表明在中共党内没有个人崇拜。毫无疑问，到了这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第7个年头，人们对毛的性格和行为特征已经感到有些厌恶，对毛的崇敬和、热爱也开始走下坡路了。

　　彭德怀，这位在中共党史上和毛的资历几乎相同的军人，有可能也是毛的批评者之一。他提出，在新的党章中，应该删去关于“毛泽东思想”的内容，它是在1945年中共七大上写入党章的。

　　彭后来解释说：“我反对个人崇拜。”刘少奇同意彭德怀提出的建议，说，“删去这些条款大概是比较好的。”刘少奇在政治报告中辩解道，应当更合理地分享党的成功的荣耀。他说：“我们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所以在我们的革命事业中起了伟大的舵手作用，所以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威信，不但是因为他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而且是因为他坚决地信任群众的力量和智慧，倡导党的工作中的群众路线，坚持党的民主原则和集体领导原则。”

　　这是第一次把毛的名字与集体领导联系起来。毛译东本人一定会回忆起几年来他避开同事们，在合作化运动中所做的努力，难道他会接受他的同志们的暗示，同意服从集体领导的原则，并改正他的错误吗？毛在讲话中，则强调与非共产党人进行合作的必要性，他对国际事务的阐述比有关国内情况的阐述赢得了更多的掌声。

　　之后，毛责成刘少奇在八大上宣布：我国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在我国延续了数千年的阶级剥削制度已经消灭。……

　　中共八大的另一内容是，毛决定从领导第一线退下来，让他的高级幕僚们去处理日常事务，实现他们在权力继承方面的要求。这是效法苏联在斯大林死后所进行的领导班子的变动。修改的新党章，其内容之一是在党的中央委员会设名誉主席，这当然是为毛安排的。党的书记处也得到重组和加强，以便能在没有毛的情况下有效地工作。邓小平出任党的总书记。

　　这些变动给出席八大的代表们留下了一个印象：毛不再像以前那样是至高无上的人物了。在解释为什么不把毛泽东思想写进党章时，刘少奇对代表们说，在1945年，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已经确立了，“即使我们不谈它，每个人也都清楚。此外，一个人如果总是重复某些事想要人们经常听到它，这实际上不会有任何效果。”

　　对毛的尊敬正在消失。毛肯定十分不满地意识到，他的同僚，特别是刘少奇和彭德怀不再像以前那样在公开讲话中，程式化地重复他的名字和思想了。难道他们只是要进行一场非斯大林化的运动吗？或者他们真的讨厌他了？毛花了许多年冥思苦想这一问题。

　　周恩来在会上所做的关于经济情况的报告，强调避免急躁和冒进的必要性，指出国家财政极限不应受到忽视。毛和刘对1956年夏天专家们强烈提出的“减速”要求一度颇为恼火。但在八大上，他们服从了省委书记们的意见，后者是支持周恩来和这些规划的制定者的。

　　1956年10月23日，匈牙利事件爆发。在此之前，毛对波兰人要求从莫斯科得到更大的自主权表示理解。当米高扬和奥哈布分别代表苏联和波兰前来北京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7周年之际，毛向他们谈到了这些观点。并为波兰抵制米高扬的批评进行辩解。随后，他又给奥查波写了一封信。此信对于推动波兰领导人支持自由主义的哥穆尔卡处理波兰问题，可能起了巨大的作用。但是，匈牙利事件爆发后，毛的态度强硬起来。当刘少奇飞抵莫斯科与苏联领导人商讨处理办法时，他经常请示国内的毛。

　　赫鲁晓夫回忆道：“刘与毛的电话联系毫无问题，因为毛像只夜鹰，总是彻夜工作。不管刘提出什么，他总能同意，……。”

　　11月，在中共八属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毛就面临的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他开始对经济政策提出全面的怀疑。他说：

　　“我们的计划经济，又平衡又不平衡。平衡是暂时的，有条件的。……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不平衡，矛盾，斗争，发展，是绝对的，而平衡，静止，是相对的。所谓相对，就是暂时的，有条件的。这样来看我们的经济问题，究竟是进，还是退？我们应当告诉干部，告诉广大群众：有进有退，主要的还是进，但不是直线前进，而是波浪式地前进”。

　　毛要求在决定国家年度预算之前组织更充分的讨论，“这样就使大家都能了解预算的内容。”在这次会议上他暗示了专家们对政治家，比如他自己，所应持有的态度。他说：

　　“不然，总是经手的同志比较了解，而我们这些人就是举手，……他们好比是戏台上的演员，会唱，我们好比是观众，不会唱。但是，如果我们看戏看久了，那个长，那个短，就可以做出比较正确的判断。我唱得好坏，还是归观众评定的。要改正演员的错误，还是靠看戏的人。观众的高明处就在这个地方。一个戏，人们经常喜欢看，就可以继续演下去。有些戏，人们不大高兴看，就必须改变。所以我们中央委员会内部又有专家同非专家的矛盾。”

　　毛强调必须提倡勤俭节约的口号：“同志们提出，厂长、校长可以住棚子，我看这个法子好，特别是在困难的时候。我们长征路上过草地，根本没有房子，就那么睡，……都过来了。我们的部队，没有粮食，就吃树皮、树叶。同人民有福共享，有祸同当，这是我们过去于过的，为什么现在不能干呢？只要我们这样于了，就不会脱离群众。”

　　毛转而谈到国际背景，以及在中东和苏联发生的戏剧性事件。“出了一个贝利亚，就不得了，怎么社会主义国家出贝利亚？”毛的观点是，“列宁这把刀于现在是不是也被苏联一些领导人丢掉一些呢？我看也丢掉了相当多了。十月革命还灵不灵？还可不可以作为各国的模范？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的报告说，可以经过议会道路去取得政权，这就是说，各国可以不学十月革命了。这个门一开，列宁主义就基本丢掉了。”

　　最后，毛谈到了“大民主”的问题——即更多的言论自由，这预示着以后文化大革命的发生。他谈道：

　　“现在再搞大民主，我也赞成。你们怕群众上街，我不伯。来他几十万也不怕。……有些人如果活得不耐烦了，搞官僚主义，见了群众一句好话没有，就是骂人，群众有问题不去解决，那就一定要被打倒。现在，这个危险是存在的。如果脱离群众，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农民就要打扁担，工人就要上街示威，学生就要闹事。凡是出了这类事，第一要说是好事，我就是这佯看的。”

　　他举了一个例子，河南一个地方因为修建飞机场，强迫农民搬迁，事先没有任何商量和适当的安排。农民们抱怨道，你拿根长棍子去拨树上雀儿的巢，把它搞下来，雀儿也要叫几声。毛批评道，“邓小平你也有一个巢，我把你的巢搞烂了，你要不要叫几声？”毛同样对他的同事们阻止100多名学生乘火车从南方到北京告状表示不满。他说：

　　“我的意见，周总理的意见，是应当放到北京来，到有关部门去拜访。要允许工人罢工，允许群众示威。游行示威在宪法上是有根据的。以后修改宪法，我主张加一个罢工自由，要允许工人罢工。”

　　毛低估了卷进各种不同镇压运动的人数。前几年，四百多万人受到审查，其中3.8万人——占总数的1.2％被确定为反革命，其中5％被错判，因为根据的是“主观臆想，而不是客观事实。”

　　在另外一个场合，毛邀请干部和民主党派领导人会谈4个小时。他始终抽着烟，烟气在他头上综绕着足有一英尺高，他。说：

　　“在过去的几年运动中，群众和干部都有段难过的日子，我们应当给他们一个喘气的机会。他们应当有机会表达对党和政府的意见。我认为听取这些意见。对我们是有好处的。我知道党和非党人士有摩擦，所有党组织中都存在这个问题。我希望每个人都公开地表达意见。言者无罪，不会有人受处罚。”毛说：“我们必须让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看看哪种花开得好，哪种思想表达得合理，我们将为最好的花和最好的思想鼓掌。”到年底，毛为了在1957年开展“百花齐放”运动，在一次由那些正与政府小心合作的工厂主、商人和店主参加的会议上讲了话。他告诉与会者：“我是个无名之辈，连学位也没有。”接着，就如何管理企业问题长篇大论了一番。然后，又开始就个人的政治改造问题向与会者道贺：“连你们自己也没有想到会改造的这么快。一个学习高潮即将掀起。你们准备开展自我批评吗？”大厅里响起一片热烈的回声：“我们愿意！”毛又谈到了匈牙利问题，他说：“苏联是个社会主义国家，但她正想掠夺兄弟国家的土地，这是违反社会主义原则的。他向在座的人士保证，他是持自由主义思想的。这期间，毛遇到了一些辣手的家庭问题。是年冬天，他妻子再次病倒。

　　前一年，即1955年，她回苏联作过一次无结果的身体检查：和往常一样，中苏两国的医学专家互不同意对方的诊断。此时，1956年，江青旧病复发，持续高烧，体重陡降。

　　她的妇科医生诊断她患的是脑癌，只能采取手术或放射疗法治疗。由于在前一次治疗肝癌的手术后一直感到非常痛苦，所以她不愿再动手术，中国医生因此尝试为她用钻放射性同位素和镭60治疗，但这种办法她价然无法忍受。她的医生绝望他说，她必须回莫斯科治疗。她在莫斯科经受了巨大的痛苦，接受一系列的钻同位素化疗，在氧气罩下面度过了一段相当难熬的时光。1957年1月，周总理到莫斯科访问，在与克里姆林宫领导人会谈后，到医院看望江青，并告诉她，毛主席让她呆在这里，直到身体完全康复。然而，事实恰好相反，江的病情进一步恶化了。苏联医生实际上已经表示，基本放弃治疗希望，让她回到北京去。在飞机上，江身体皮下大出血，看起来毫无希望。但是最后，她却奇迹般地全面康复了。

　　第21章百花齐放

　　（1957）

　　1957年1月初，毛泽东向中国的旧式知识分子和艺术家们做出一种大概比他倡导百家争鸣时更为勇敢的姿态。毛通知《诗刊》编辑部可以发表他以前写的中国古典诗词。对此，他解释道：“这些东西，我历来不愿意正式发表，因为是旧体，怕谬种流传，遗误青年；再者诗味不多，没有什么特色。”

　　

　　毛的诗词的某些私人辑录本已经流传开来，但毛对他的作品似乎总是不以为然。罗伯特·帕宁曾在从延安发回的一篇报道中说，“无论你如何谈他的诗，他最后总是只有一个决断性的回答——这些都是非常糟糕的诗作，羞于见人。这纯属胡言乱语，但它恰恰给毛以某种满足，因此他会咯咯地笑个不停，其实他知道，这些诗作是非常好的。”

　　毛的诗作大多是采用词的形式，这种形式最早起源于晚唐时期（公元9世纪），在宋朝得到完善（公元11至12世纪）。毛在1965年给外交部长陈毅的信中说：“我看你于此道，同我一样，还来入门。我偶尔写过儿首七律，没有一首是我自己满意的。……我对于长短句的词学稍懂一点……”毛察觉到，做为一个革命者写作古典诗词是不合适的。因为这种形式不容易表达有关阶级斗争和革命等现代题材。毛的老对手王明在他的回忆录中对毛的诗词的评价是非常苛刻的，百花齐放他提醒说：“毛的这些作品中没有一首歌颂马克思列宁主义、歌颂中国共产党、歌颂工人阶级，没有一首描写工农兵的生活。”

　　毛泽东自己也感到出版他的诗词可能会引起一些误解，他在给《诗刊》编辑部的信中写道：“诗当然应以新诗为主体，旧诗可以写一些，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为这种体裁束缚思想，又不易学。”一年后，毛在一次讲话中就中国人写的现代诗歌，比较直率地谈了他的看法：“今天的新诗没有什么格式，没有人读，即使你给我100元，我也不读。”那些有资格品评毛的诗歌的人对它们的评价也不尽相同。一位来自湖南的著名的古典文学学者认为，毛的诗词，“肯定不是经过深思熟虑完成的，……在他的诗词中表现出一种旁若无人的冲力和冲动，我不同意那种认为毛的诗歌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观点。”郭沫若，这位毛政府中的优秀诗人认为：“主席的诗词经过反复锤炼，所以气魄雄浑而音调和谐，豪迈绝伦而平易可亲。人人爱读，处处传诵。”他进一步说：“然而在事实上却未见得人人都懂，首首都懂。”陈志让，这位生活在西方的毛的华人传记作者，对毛的诗歌的评价是这样的：“虽然，这些诗词的艺术水平参差不齐，但它们决非等闲之作，这些诗词将使毛本人在当代中国文学史上据有一席之地，这和他在政治领域内的领袖地位毫无关系。”傅聪，这位从毛的中国逃出来的著名钢琴艺术家，一直称颂毛是一位“伟大的诗人”。1945年，毛泽东曾经把他的诗词当作有力的政治武器。当时，他以《雪》为题填写的一首《沁园春》词，轰动了山城，使重庆舆论界俯首缴械。同样，1957年初，在他的最大的言论自由实验——或者像他喜欢称作的“大民主运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前夕，他以自己古典诗词的公开出版，解除了中国知识分子心理上的武装。

　　在1957年初召开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毛泽东先后发表了两次讲话。他提出，应该允许知识分子自由辩论。他通过对党的干部闹级别问题的批评，点明他心中的靶子。级别问题，在党内无疑是十分敏感的。他说，“现在有些干部争名夺利，唯利是图，……那些闹级别，升得降不得的人，在这一点上，还不如这个旧官僚。他们不是比艰苦，比多做工作少得享受，而是比阔气，比级别，比地位。”

　　接着毛谈到了大民主问题，他说：“大民主也没有什么可怕。在这个问题上，我跟你们不同。你们有些同志好像很怕。我说来一个大民主，第一不怕第二要加以分析，看他讲什么，做什么。那些坏人在搞所谓大民主的时候，一定要做出错误的行动，讲出错误的话，暴露和孤立他们自己。……在匈牙利，大民主一来，把党政军都搞垮了。在中国，这一条是不会发生的。几个学生娃娃一冲，党政军就全部瓦解，那除非我们这些人完全是饭桶”。

　　在第二次讲话中，毛泽东再一次支持公开的辩论，在谈到中苏关系时，他说：

　　“我看总是要扯皮的，不要设想共产党之间就没有皮扯。世界上那有不扯皮的？马克思主义就是个扯皮的主义，就是讲矛盾讲斗争的。……”

　　他强调真理必须跟谬误相比较，相斗争。“禁止人们跟谬误、丑恶、敌对的东西见面，跟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东西见面，限孔子、老子、蒋介石的东西见面，这样的政策是危险的政策，它将引导人们思想衰退，单打一，见不得世面，唱不得对台戏。

　　“要学会这么一种领导艺术，不要什么事情总是捂着。人家一发怪议论，一罢工，一请愿，你就把他一棍子打回去，总觉得这是世界上不应有之事。……对于闹事，要分几种情况处理。……闹得有道理，是应当闹的；闹得无道理，是闹不出什么名堂的。”与此同时，周恩来中断了对亚洲几个国家的访问，赶赴莫斯科、布达佩斯和华沙，就当时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的骚乱申明中国共产党的态度。“我在电话里告诉周恩来同志”，毛最后解释到，“这些人是利令智昏，对他们的办法，最好是臭骂一顿，”

　　1957年2月27日，毛第一次在党外——在有1800人参加的包括许多非共产主义者和党外人士的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发表了他著名的关于百花齐放的讲话，这个讲话的题目叫做《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越过了他那些历经百战的同事们，没有就他提出的关于促进党的整风和言论自由的新纲领征求他们的意见。

　　在毛的这次会议讲话中，领导干部扮演了一个被责骂的角色。刘少奇显然不同意这种看法，他没有出席会议，像彭德怀、林彪那样称病不出。林伯渠和朱德则离开北京，并表示了他们的异议，甚至罗荣桓，毛的追随者之一，也没有出席会议。大部分关注东欧骚乱的中国领导人认为，有必要在美帝国主义面前保持共产主义世界内部的团结，“不能动摇社会主义阵营”是共同的目标。周恩来带回一个稍有些不同的信息，他说国内改革是共产主义存在的关键，毛对此表示完全同意。

　　在以后的儿个星期中，毛的4个小时讲话的录音在全国有选择地向一部分人播放。有位上海的商人听了这个讲话录音，后来他描述了“毛主席缓慢温和的声音”所讲述的内容。毛首先谈到了匈牙利事件以及在中国的反响，承认在国内发生了罢工、学生骚乱和农民的不满。

　　毛揭露说，一个高级干部在夜里工作，准备散发反苏传单。一个著名学者公开说，“为了人民的利益”要杀几千名共产党人。这些人大部分部不是反革命，问题出在党的干部中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他们对群众的意见不是采用说服和教育的手段，而是使用压制的方法，所以现在必须使他们认识到自己的缺点，以便于他们改正这些缺点。

　　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发生了一些偏差，导致了失误，这些错误将得到纠正。但帝国主义分子说有2000万人民被作为反革命分子杀掉了，是极其荒谬的。实际数字“不超过70万人”。在全国，将开展一次党的整风运动，为了这次整风运动的成功，需要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人民通过批评达到帮助党的目的，允许言论自由和提出不满意见。他们不会受到报复。实际上，那些不发表批评意见的人“不是我们的朋友”。

　　至于毛本人，就像一位著名歌剧的主角，现在变得太老了，不便于担任主演。他可能很快退为B角。关于从“香花”中辨认“毒草”的标准，他在讲话中也没有提出来。这次讲话给他的听众留下的印象是，一位真诚的领导人将要使其政策发生戏剧性的变化。

　　根据来自东欧国家的消息，《纽约时报》登载了毛在2月27日讲话的摘录，显然毛想在北京出版经他本人同意的版本，但直到党中央一致认为在文章中应加入限制无限自由的论述后，毛方如愿。

　　这篇讲话先是在6月19日的《人民日报》上刊登出来，这时距讲话首次发表已经有3个多月了。公开发表时删去了70万反革命被枪决的事例，加进了判断言论和是非——辨别香花和毒草——的六条标准。这些标准归绪为一点就是，“它们应当有利于巩同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摆脱或者削弱这种领导。”

　　毛在几年后再次谈到它时说：匈牙利事件以后，我们允许发表自由言论，成千上万的小匈牙利分子跳了出来，40多万右派分子不得不加以清除。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终于出版了，它论述了中国国内所面临着两种社会矛盾，即人民和“敌人”之间以及人民内部的矛盾，那么谁是“人民”呢？

　　毛指出，在现阶段，在建设社会主义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国，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

　　“我们的人民政府是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但是它同人民群众之间也有一定的矛盾。这种矛盾包括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同个人利益之间的矛盾，民主同集中的矛盾，领导同被领导之间的矛盾，国家机关某些工作人员的官僚主义作风同群众之间的矛盾。”

　　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存在着剥削与被剥削的矛盾，这自然是属于对抗性矛盾。“但是在我国的具体条件下，这两个阶级的对抗性矛盾，如果处理得当，可以转变为非对抗性的矛盾，可以用和平的方法解决这个矛盾。”人民民主专政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国家政权，是建立在自由和民主思想之上的。“但是这个自由是有领导的自由，这个民主是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不是无政府状态。无政府状态不符合人民的利益和愿望。”

　　毛间接提到匈牙利事件在中国所产生的影响。“匈牙利事件发生以后，”我国有些人感到高兴。他们希望在中国也出现一个那样的事件，有成千上万的人上街，去反对人民政府。”但是匈牙利的示威者错误地用暴力行为对付人民政府，造戌了很大的损害，“几个星期的骚乱，给予经济方面的损失，需要长时间才能恢复。”

　　如何理解国家的强制作用呢？“我们不能用行政命令去消灭宗教，不能强制人们不信教。不能强制人们放弃唯心主义，也不能强制人们相信马克思主义。凡属于思想性质的问题，凡属于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

　　“如果采取恐怖的方法来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那将会使这些非对抗性矛盾转化为对抗性矛盾，就像匈牙利事件那样，……你生前不允许别人批评，死后终将被批评的。……正确的东西，好的东西，人们一开始常常不承认它们是香花，反而把它们看作毒草。哥白尼关于太阳系的学说，达尔文的进化论，都曾经被看作是错误的东西，都曾经经历艰苦的斗争。……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无论在全人口中间，或者在知识分子中间，马克思主义者仍然是少数。因此，马克思主义仍然必须在斗争中发展。”

　　马克思主义的任务是什么？作为党所一直坚持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是否能被批评？对此，毛回答说：

　　“当然可以批评。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科学真理，它是不怕批评的。如果马克思主义害怕批评，如果可以批评倒，那未马克思主义就没有用了。……“马克思主义者不应该害怕任何人批评。……在温室里培养出来的东西，不会有强大的生命力。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呜的方针，并不会削弱马克思主义在思想界的领导地位，相反地正屋会加强它的这种地位。”最后，在谈到去年在个别地方发生的少数工人、学生罢工罢裸的事件的危害时，他说：“在我们这样一个大国，有少数人闹事，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倒是足以帮助我们克服官僚主义”这最后导致了6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

　　此后，毛到济南和南京视察，并对这两个省的干部分别发表了讲话。他强调广大干部应该保持艰苦奋斗和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他再次严厉责斥一些干部为了自己的级别四处奔忙的行为，要求他们按照共产主义者的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他说：

　　“听说去年评级的时候，就有些人闹得不像样子，痛哭流涕。……评级评得跟他不对头的时候，就双泪长流。在打蒋介石的时候，抗美援朝的时候，土地改革的时候，镇压反革命的时候，他一滴眼泪也不出，搞社会主义他一滴眼泪也不出，一触动到他个人的利益，就双泪长流。……

　　“世界上是有许多不公道的事情，那个级可能评得不对，那也无须闹，无关大局，……共产党就是要奋斗，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要半心半意或者三分之二的心三分之二的意为人民服务。革命意志衰退的人，要经过整风重新振作起来，”1957年4月，毛去杭州疗养。杭州是位于上海西南的一个美丽的亚热带城市，公元13世纪曾是南宋的首都。为了继续他以后20年的政治生涯，毛在此渡过了一段相当长的时光，远离北京那些讨厌的报告、繁文褥节和阴谋。杭州在夏未时很闷热，气温高达华氏106°，在这样的高温下，即使空调也不能把温度降到华氏86°，但作为一个湖南人，毛对这种气候是很适应的。

　　在杭州，毛抱怨北京党的领导人和党的报纸（没有何登有关决定的报导）阻碍了他的“百花齐放”运动。在对地方干部讲话时，他承认他的观点只代表了少数人，他说，军队的宣传干部在报上公开批评“百花齐放”的自由政策带来的不良后果。“他们代表党内90％的同志，所以我没有群众基础。”尽管他很被动地强调指出：“我不是鼓励群众造成混乱，我不是开促乱的会议。”但他仍坚持认为，党在这一时期内要“放”，要接受批评。在这种情绪下，他认为中国革命的发展前途是充满了艰难险阻的。他说：“如果一万年以后地球毁灭了，至少在这一万年以内，还有闹事问题。不过我们管不着一万年那么远的事情，我们要在几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内，认真取得处理这个问题的经验。”几天以后，《人民日报》发表一篇社论，文章指出：“必须加强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认为“在我国几百万知识分子中，还只有少数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比较熟悉；多数人愿意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但是学得还很少。……还有极少数人对社会主义不很欢迎，甚至保持敌对情绪。”因此，知识分子必须接受教育，必须进行改造。文章强调“要帮助儿百万知识分子在当前的伟大历史变革时期实现自我教育、自我改造的光荣使命。”毛使出浑身解数，终于迫使中央委员会同意——显然是极其勉强的——开展一次新的和风细雨的整风运动。尽管这样，由此导致的骚乱仍超过了以前。刘少奇打算提出这一运动的目标，首先应该是主观主义，其次是官僚主义，再次是宗派主义。但是，毛坚持把官僚主义放在第一位，以此作为动员党外群众参加党内整风运动的根据。这种把自己暴露给党外人士的做法，肯定使毛的同志们耿耿于怀。

　　但在4月30日，毛发出了指示：“这次整风运动，应该是一次既严肃认真又和风细雨的思想教育运动，应该是一个恰如其分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运动。……应该多采用同志间的谈心方式，即个别地交谈，而不要开批评大会，或者斗争大会。”

　　这个运动从5月1日持续到6月7日，毛本来希望能再延长一些时间，最好进行几个月，但由于他的同事们的抵制，他最终只好做出了让步。艺术家、知识分子、民主党派的政治家和学生对他们能够自由地表达他们的思想和主张表示满意，他们倾诉出长期受压抑的怨言。

　　5月19日以后，北京大学的自由演讲活动突然变得过激起来，每天都出现数百张标语，不断攻击和侮辱党的干部。5月23日，一位年轻的女演讲者在北大“民主广场”发表演说，指出毛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今天已不再适用。

　　一名学生因每天撰写大字报而闻名全国，他的每篇文章都可称得上是“毒草”。在第一篇文章中他引用了赫拉克利特的话：“在伊佛索，所有的成年男子都应该去死，市政应该交给羽翼未丰的年轻人。”他批评《人民日报》是“封锁真理的长城”。

　　这个勇敢的年轻人要求年轻的一代去表现自己，“除了那些“三好学生’

　　（或者说是蠢才、样板学生，或说是‘小小螺丝钉’或是‘毛泽东的孩子们’或随便你怎么讲，都是一样的〕，即已完全丧失了思考能力的人外，中国青年中存在着成千上万的有智慧的和非凡的人物。”这条标语署名为，”puerRohustusSedMal-itiosus。”另外一个参加双百运动的人是前国民党的老将军，四年前他曾介入毛和老哲学家梁漱溟的争吵。现在他指出毛的性格“暴躁、冲动、鲁莽”，这就“经常影响他的决策，引起政府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出现不必要的偏差”。在这场运动中，毛充满感情地写了一首著名的词作，唯一一次公开地提到了他的个人生活，在这首名为《蝶恋花》的词中，毛回忆了他的第一个妻子——杨开慧的生平和她牺牲的事迹。他充满深情地写道，“我失骄杨君失柳，……。”不久，那位在1927年毛离家出走之后一直在长沙陪伴杨开慧的女士到北京看望毛泽东。这是一位始终坚持正义的妇女，她的来访使毛重新唤起了对昔日那些令人心醉神迷的日子的深深回忆。当这位客人谈到杨开慧的勇气、忠诚和对他们的孩子——岸英的希望时，毛热诅盈眶，“开慧是个好人”，“岸英是个好孩子”，他们能说的只有这两句话。

　　到了5月15日，也就是在“鸣放”进行了两个星期之后，毛打算中止这场政治运动。他在给党内干部写的一篇文章中指出：

　　“几个月以来，人们都在批判教条主义，却放过了修正主义。教条主义应当受到批判，不批判教条主义，许多错事不能改正。现在应当开始注意批判修正主义。……

　　马克思主义者组成了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原先接受了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的领导，现在又要求退回到他们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去。毛指出，“现在有些人想翻案，那不行。只要他们翻这两条案，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没有他们的位置。那是西方世界（一名自由国家）的理想，还是请你们到那里去吧！”许多人这样做了，例如钢琴家傅聪受官方派遣到华沙学习，但却非官方地逃到英国，在那里与那胡迪·梅纽因的女儿结了婚。成千上万的人通过香港来到北美、欧洲、东南亚和澳大利亚。

　　又过了10天，毛开始限制百花齐放运动。他告诉出席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年轻的非共产党人，“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是完全错误的。”这期间，在北京大学传抄着赫鲁晓夫揭露斯大林的秘密报告的节译本，这是从《纽约时报》摘录的。

　　一位在政府担任部长的非党人士说，“尊敬的毛以为民主党派会很有礼貌地有限度地提出一些批评意见。但这一估计是不足的”，他解释道“他没有想到党可能会犯有那么多的错误”。各省的党的干部们拍来的电报被形容为“似雪片飞来”，他们一致要求停止运动。

　　到6月8日，毛投降了。他发出了党内指示，要求集中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那些公开讲演批评政府的人现在被作为资产阶级右派而受到打击，一些精明的非党人士从开始的时候就预料到这个结果。武汉骚乱的学生领导人实际上已被处决。

　　现在，毛在政治局里的支持者已经失去了半数，一、二个动摇者受到攻击和责难。这种不十分拥护他的情况以前也曾有过。例如，在1955年，当时他坚持要提前进行农业集体化，但那时他的主张最终被大家接受了。现在，他的百花齐放运动遇到了麻烦。北京市长彭真曾对他的亲密僚属说：

　　“斯大林自己认为他永远绝对正确，结果他……被……谴责并被击得粉碎。……

　　“所有的人都会犯错误，区别只是错误的程度和性质不同而已，……我党的干部都是党的工具，问题在于像毛泽东同志这样的工具怎样才能运用的更好。”

　　但是，学生们并没有善罢甘休，北京大学贴出了又一张大字报，署名是“一部分历史系一年级学生”。大字报说：

　　“善良的朋友们！我们所有的人都被欺骗了！共产党修正错误的目的不是去掉三害，不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或改正工作方法，而是获取更大的权力，以便更好地统治‘愚昧’的中国人民，这不是很清楚吗？虽然皇帝给他的党下令改变工作作风和方法，但各级官僚依然故我，一切都像从前一样。最近，皇帝发现了一些‘右翼分子’，他现在要用他们去威吓‘愚昧’的中国人民！”

　　7月1日，毛在为《人民日报》写的一篇社论中，对“百花齐放”运动中出现的把民主党派引入歧途的问题进行辩护。他说：整风“其目的是让魑魅魍魉，牛鬼蛇神‘大鸣大放’，让毒草大长特长，使人民看见，大吃一惊，原来世界上还有这些东西，以便动手歼灭这些丑类。就是说，共产党看出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这一场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让资产阶级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发动这一场战争，……有人说，这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因为事先告诉了敌人：牛鬼蛇神只有让它们出笼，才好歼灭他们，毒草只有让它们出土，才便于锄掉。”

　　毛显然有理由不想看到那些在5月初由他发动起来的一流右派受到他的党内同事的惩罚。在这一点上，周恩来支持他。然而，由刘少奇和彭真领导的党组织，仍计划严厉处理民主党派的政治家们。最终的结果是，攻击毛允许散布批评言论的这些政治家们发动了一系列惩罚性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运动。一个右派彼证明说过合作化运动不好的话，“农民们正在诅咒毛主席。”还有一些人非难毛的性格粗暴等等。毛被指责不理会党内自己的同志，而去支持非马克思主义的阿傻者和机会主义者。

　　毛的防卫办法就是到全国各地去解释他对事情的看法，比如7月9日他在上海对干部们发表了一次谈话，其中说：

　　“我就是这么一个人，要办什么事，要决定什么大计，就非问问工农群众不可，跟他们谈一谈，跟他们商量，跟接近他们的干部商量，看能行不能行。这就要到各地方跑一跑。蹲在北京可不得了，北京是什么东西部不出的呀！”

　　这就是毛的所有关于人民的乐天派的观点。“智慧都是从群众那里来的。我历来讲，知识分子是最无知识的。这是讲得透底。”但是，每隔二年或三年“放火”一次是必要的。

　　“在延安我们没有这样大的胆子，没有经验，没有禁止，也没有放。社会主义革命，我们没有于过，没有经验，这次大鸣大放增加了我们的经验。将来还是要鸣放。百花齐放不包括反革命在内，一年一放还会放出来。把人民当敌人压是很危险的。”

　　毛丝毫没有放弃他的乐夭派观点，如今他又把这种观点发挥在有关经济问题的议论中。两天后，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三次全体会议上，他就人口问题发表了讲话，他说：“我看中国就是靠精耕细作吃饭。将来，中国要变成世界第一个高产的国家。……我看一个人平均三亩地太多了，将来只要几分地就尽够吃。当然，还是要节制生育，我不是来奖励生育。……计划生育，也来个10年规划。……人类在生育上头完全是无政府状态，自己不能控制自己。将来要做到完全有计划的生育……”。

　　毛建议说，如果建立更多的小钢铁厂，钢的产量将迅速提高。他要求宣传“多、快、好、省”的口号，这个口号在1956年下半年被“一阵风”刮下来了，把这个口号扫掉了，“我还想恢复。有没有可能？请大家研究一下。”

　　毛还谈到了改变中国人的体质的雄心，在1957年10月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三次会议上，他提到了“除四害”问题，即消灭老鼠、麻雀、苍蝇、蚊子。他说:

　　“我对这件事很有兴趣，不晓得诸位如何？恐怕你们也是有兴趣的吧！除四害是一个大的清洁卫生运动，是一个破除迷信的运动。把这几样东西搞掉也是不容易的。除四害也要搞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如果动员全体人民来搞，搞出一点成绩来，我看人们的心理状态是会变的，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就会为之一振。我们要使我们这个民族振作起来。

　　“计划生育也有希望做好。这件事也要经过大辩论，要几年试点，几年推广，几年普及。”

　　“我说我们这个国家是完全有希望的。”毛泽东最后自信地说。

　　第22章东风压倒西风

　　（1957—1958）

　　当中国的共产主义形势恰如跳翘翘板似地起伏不定的时候，国际共产主义的地位却在明显地提高。1957年8月，俄国人成功地发射了他们的第一枚洲际弹道导弹。10月，又把他们的斯潘尼克人造地球卫星送入太空。他们还同意向毛提供国防方面的核技术知识，包括一枚原子弹样品及其制造技术。毛衣袋里装着这个条约，于1957年11月去莫斯科参加庆祝苏联建国40周年的世界共产党会议。毛想在这次莫斯科“最高级会议”上阐明他的两个意图。一个是保持社会主义阵营团绪的重要性，另一个是怎样最充分地发挥社会主义阵营的新技术优势（事实上，他对此估计过高）。在莫斯科机场，毛把中苏之间的分歧抛在一边，对苏联进行了慷慨的赞扬，并且说：“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把我们分开。”赫鲁晓夫惊异地发现，毛放弃了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分工思想。

　　根据这一思想，中国人将集中精力和亚洲、非洲的国家建立比较密切的关系——俄国人则留下来对付西欧和美国。在莫斯科，当有人向他重提上述思想时，他答道：“不，这可不行。在非洲和亚洲还是应该有苏联起领导作用。……苏共应该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唯一中心，我们其余的党都应该团结在这个中心周围。”在另一个场合，毛告诉赫鲁晓夫：“我想，假如帝国主义进攻中国，你们不必干预。我们自己会打他们。你们的任务是保存自己。让我们自己用顾自己。再则，假使你们自己遭到进攻，我认为你们也不应该还击。”“那我们应该怎么办？”赫鲁晓夫问。

　　“撤退。”“撤到那里去？”

　　“你们曾经撤退过。”毛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你们一直撤到了斯大林格勒，假如你们再次被人进攻，你们可以一直撤退到乌拉尔，坚持两三年就行了。你们有中国作后盾。”赫鲁晓夫答道：“毛泽东同志，假如战争现在就爆发，你认为会打多久？

　　这回可不同上次大战。那次战争用的是飞机和坦克，现在则有了导弹和原子弹。你根据什么说我们会有3年的时间撤退到乌拉尔去呢？我们很可能只有几天的时间，过此以后，什么也不会留下了，仅剩下一些破烂而已。如果我们告诉敌人我们不还击的话，那就等于是请他来打我们了。”在莫斯科，毛向最高苏维埃发表了演说，这是中国首脑第一次在欧洲列强之一的立法机构里讲话。在颂扬俄国自1917年以来所取得的成就和对中国的帮助的同时，毛还明确地指出，他的革命有自己的特点，中国将跟着自己的救星前进。

　　建立一个没有人剥削人的社会，曾经是世界上的劳动人民和进步人类百千年来的梦想。十月革命破天荒第一次在世界1/6的土地上，把这个梦想变成了现实……。

　　中国人民感到幸运，因为有十月革命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使自己可以减少或者避免许多错误，可以比较顺利地进行自己的事业，虽然中国人民面前的困难还很多。

　　事情很叽显，在十月革命以后，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家如果忽视或者不认真研究俄国革命的经验，不认真研究苏联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并且按照本国的具体条件，有分析地、创造性地利用这些经验，那未，他就不能通晓作为马克思主义发展新阶段的列宁主义，就不能正确地解决本国的革命和建设问题。那未，他就会或者陷入教条主义的错误，或者陷入修正主义的错误。我们需要同时反对这两种错误倾向，而在目前，反对修正主义的倾向尤其是追切的任务……10天后，毛出人意料地在中国留俄学生会议上露了面。人们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的口号欢迎他。对此，毛的反应是：“请不要这么说，我对个人的未来只做了一个五年计划。”毛坐在主席台上点燃了一支烟并以新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最高层领袖的姿态向学生们发表了演说。后来他们报道说：

　　毛主席指出……，两颗人造卫星上了天，六十八个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团到莫斯科来庆祝十月革命节，这是一个新的转折点。社会主义力量超过了帝国主义力量……毛主席说，世界上的风向变了。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之间的斗争不是西风压倒东风，就是东风压倒西风[《红楼梦》中的一个典型短语]。现在全世界共有27亿人口，社会主义各国的人口将近10亿，独立了的旧殖民地国家的人口有7亿多，正在争取独立或者争取完全独立以及不属于帝国主义阵营的资本主义国家人口有6亿，帝国主义阵营的人口不过4亿左右，而且他们的内部是分裂的。那里会发生“地震”。第二天，11月18日，毛向莫斯科共产党会议发表了最后一次演说，进一步阐发了上述思想。他用一种温和的、最为理智的方式解释了他同赫鲁晓夫的分歧。

　　有些人似乎以为，一进了共产党都是圣人，没有分歧，没有误会，不能分析，就是说铁板一块，整齐划一，就不需要讲谈判了。好像一进了共产党，就要是100％的马克思主义才行。其实有各种各样的马克思主义者：有100％的马克思主义者，有90％的马克思主义者，有80％的马克思主义者，有70％的马克思主义者，有60％的马克思主义者，有50％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的人只有10％、20％的马克思主义。我们可不可以在小房间里头两个人或者几个人谈谈呢？可不可以从团结出发，用帮助的精神开谈判呢？……

　　无论什么世界，当然特别是阶级社会，都是充满着矛盾的。有些人说社会主义社会可以“找到”矛盾，我看这个提法不对。不是什么找到或者找不到矛盾，而是充满着矛盾。后来，这次演说在国际社会里成了毛所作过的最为著名的演说之一。毛在这次演说当中还谈到了原子弹会派上用场的新的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三年前，在同第一任芬兰大使的会谈中，他已经暴露过在这个问题上的某种轻率的看法。当时他曾说：

　　即使美国的原子弹威力再大，投到中国来，把地球打穿了，把地球炸毁了，对于太阳系说来，还算是一件大事情，但对整个宇宙说来，也算不了什么。……他们发动战争越早，他们在地球上被消灭也就越早。

　　那时候就要建立人民的联合国，可能设在上海，也可能设在欧洲一个什么地方，也可能还设在纽约，如果那时美国好战分子已被扫光的话。在1957年莫斯科会议上，毛没有这样轻率，但他的话却给人以极大的误解，引起了铁幕两边的警觉。

　　现在还要估计一种情况，就是想发动战争的疯子，他们可能把原子弹、氢弹到处摔。他们摔，我们也摔，这就打得一塌糊涂，这就要损失人。……如果爆发战争，要死多少人？全世界27亿人口，可能损失三分之一；再多一点，可能损失一半。

　　我和外国一位国务活动家[尼赫鲁]辩论过这个问题。他相信如果打起一场原子战争，整个人类都会消灭。我说如果糟到不能再糟，一半人都死了，那另外一半人还活着，帝国主义将被夷为平地，全世界将成为社会主义的；多少年内又会有27亿人而且肯定会更多。这就是《人民日报》对毛的讲话所做的报道，但赫鲁晓夫说，原讲话更富有色彩，他对毛当时的议论是这样转述的：“至于中国，如果帝国主义对我们发动战争，我们也许会损失3亿多人。那又怎么样呢？打仗嘛！时间将会过去，我们会比从前生出更多的孩子。”毛的谈话在莫斯科受到愤怒的反驳。哥穆尔卡，这位一直得到毛支持的、在苏联控制较松的较自由的舞台中上升到掌权地位的波兰领导人发言，强烈反对毛的核战争分析。捷克领导人安托宁·诺沃提尼说：“毛泽东说他的六亿人口准备损失掉3亿。我们怎么办呢？我们捷克斯洛伐克只有1200万人，打起仗来都得死光，谁还能留下来重新开张？”实际上，毛只是力图以他对中国听众惯用的方法来给其国际听众打气。这种方法就是，指出事情最坏的可能性（以此减轻恐惧），并同时断言，无论如何这种可能性不会发生。但是，仍要断言，如果它的确发生了，那么，生活仍将继续下去，一切都不会丢掉。东欧对毛的讲话的态度比毛自己料想的更为严肃。毛也因此得到一个对他来说很不公正的国际声誉。由于毛气势汹汹的好斗性，故其从未完全摆脱掉这个名声。

　　一回到北京，毛便致力于加快中国的社会主义和现代化建设的步伐，并准备旗帜鲜明地批判苏联，因为那里的领导人犯了错误。

　　在1958年南宁会议上，毛把批判的矛头对准了国内，对准了那些对其不同寻常的加速事物发展的方式加以抵制的人们。他指责政治局“成为一个表决机器，像社勒斯的联合国，你给十全十美的文件，不通过不行……文件上又不讲考据之学、义理之学，又有洋文。我有一个手段，就是消极抵抗，不看。你们的文件，我两年不看了，今年还不准备看。”

　　毛嘲弄了那种典型的议事程序，“开会前10分钟拿出文件来让人家通过，不考虑人家的心理状态。你们是专家，也是红家。政治局的大多数人是红而不专。”毛对下述情况表示同情，即官员们愿意装出对事情充满自信的样子，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十美十全的人，而实际上他们并非如此，“大概像《茶花女》中的女主角玛格瑞特，快死了，见爱人还得打扮一番。”毛需要行政机关以一种更公开和坦率的方式行事，“蓬头散发见人有何不可？”他制定政策的方式是：想起一条写一条，把不成熟的意见提出来，自己将信将疑的东西拿出来，跟别人商量，不要一出去就是“圣旨”，不讲则已，一讲就搬不动。

　　（毛的这个讲话的非正式版本的确充分地表明，他的观点与前些时候的讲话或声明相比发生了变化）。

　　毛坚持他在政治局或中央委员会中提出的不同观点：没有针锋相对不行。要么你说服我，要么我说服你，要就是中间派。有人就是这样。大问题不表示态度。马克思主义不是不隐蔽自己的观点吗？他对于他的政治同僚们对待他的方式抱怨道：我是唱老夫人的，你们是唱红娘的。我是老资格吗？总该给我讲一讲。我灰心了……。我主张不断革命论，你们不要以为是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革命就要趁热打铁，一个革命接着一个革命，革命要不断前进，湖南人常说：“草鞋无样，边打边像。”……1958年1月底，毛成功地使全党接受了一个加快经济发展的全面规划，这个规划是后来以《工作方法六十条》而闻名的文件的一部分。它是几位参加拟定文件的领导人互相妥协的产物，但毛自己又对其中的每一段落作了审定和修改。

　　《六十条》的中心是，今后三年乃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因此，应当“彻底放手”发动群众。在农业生产中，要推广试验田；所有党委成员应该“一年有四个月的时间离开办公室，到下面去做调查研究。”

　　3月10日，毛在成都奚落了50年代初中国人的不成熟状态：我三年不能吃鸡蛋，不能吃鸡汤，因苏联有一篇文章说不能吃鸡蛋和鸡汤，后来又说能吃。不管文章正确不正确，中国人都听了都奉行。总之是苏联第这种思想体现在经济中，其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重工业的设计、施工、安装，自己都不行，没有经验，中国没有专家，部长是外行，只好抄外国的，抄抄也不会鉴别。而且还要借苏联的经验和苏联专家，破中国的旧专家的资产阶级思想。……

　　中国艺术家画我和斯大林的像，总比斯大林矮一些，盲目屈服于那时苏联的精神压力，马列主义对任何人都是平等的，应该平等待人……。

　　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如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我们相信真理，真理是客观存在的反映。一个班必须崇拜班长，不崇拜不得了。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问题不在于个人崇拜，而在于是否是真理。是真理就要崇拜，不是真理，就是集体领导也不成。

　　现在该是分析斯大林这位“老佛爷”的时候了（毛年轻的时候，人们一般都用“老佛爷”这个词称呼孀居的慈禧太后），毛把斯大林的错误和功绩区分开来，他说：“中国的革命是违背斯大林的意志而取得胜利的……我们革命成功了，斯大林又说是假的，我们不辩护，抗美援朝一打就真了。”几天后，在成都的第二次谈话中，毛提出了他的有关中国发展模式的新思想。他坚持认为中国能比俄国人做得好，“因为我们人多，政治条件也不同，比较生动活泼，列宁主义比较多。而他们把列宁主义一部分丧失了，死气沉沉。”另外，建设的速度是个“客观存在的东西”，中国不要勉强。“要去掉虚报、浮夸。不要争名，而要务实。有些指标高，没有措施，那就不好……”。接着，毛指出，要适应由快速发展所带来的紧张压力需要很长一段时间。

　　苏联就不讲领导与被领导之间的矛盾。“没有矛盾斗争就没有世界，就没有发展，就没有生命，就没有一切。老讲团结，就是‘一潭死水’，就会冷冷清清。”

　　在此问题上，毛直接向苏联理论家，包括作为第一任大使被斯大林派到北京来指导毛的哲学家尤金，发起了进攻。他认为，30年代由尤金主编并于40年代译成中文的《简明哲学词典》，“专门与我作对。它说生死转化是形而上学，战争与和平转化是不对的，究竟谁对？请问：生物不是由死物转化的，是由何而来？……有生命的物质都是氮、氢等12种元素变成的……。”

　　“儿子转化为父亲，父亲转化为儿子，女子转化为男子，男子转化为女子，直接转化是不行的，但是结婚后生男主女，还不是转化吗？

　　宇宙也是转化的，不是永恒的，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共产主义社会还是要转化的，也是有始有终的，……猴子变人，发生了人，整个人类最后是要消灭的，它会变成另一种东西，那时候地球也没有了。地球总要毁灭的，太阳也要冷却的。”

　　一通哲学议论之后，毛又回到钢铁生产上。“第二个五年计划搞二千万吨，在我脑筋中存在问题！是好还是天下大乱？我现在没有把握。所以要开会。”3月份，在成都的最后一次讲话中，毛详细地阐述了中国文化领域内的革命和公开辩论的需要。“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个人私有财产还存在，小集团还存在，家庭还存在，家庭是原始共产主义后期产生的，将来要消灭，有始有终。康有为的《大同书》即看到此点。家庭在历史上是生产单位，消费单位，生下一代劳动力的单位，教育儿童的单位。”

　　但将来家庭可能阻碍生产力的发展：现在的分配制度是按劳分配，家庭还有用。当共产主义分配关系变为各取所需，各种观念形态都要变，也许几千年，至少儿百年家庭将要消灭。我们许多同志对于这许多问题不敢去设想，思想狭窄得很……。怕教授，进城以来相当帕。不是藐视他们，而是有无穷的恐惧，看人家一大堆学问，自己好像什么都不行……我看这种精神状态也是奴隶制度，“谢主龙恩”的残余。我看再不能忍耐了，当然不是明天就去打他们一顿，而是要接近他们、教育他们、交朋友。

　　在此，毛又大谈他常常论及的话题，即自古以来，未受过足够教育的年青人有能力创立新的思想流派。“孔子23岁开始，耶稣有什么学问？释迎牟尼19岁创佛教，……孙中山青年时有什么学问？不过高中程度。马克思开始创立辩证唯物论，年纪也很轻。”

　　中国共产党人在理论上不应感到困难。“现在我们要办刊物，要压倒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们只要读儿十本书就可以把他们打倒……。”历史上有创造力的人都是没有足够学问的人，而“老古董”总是反对他们。

　　“发明安眠药的，既不是医生，更不是有名的医生，而是一个司药。开始，德国人不相信，但法国人欢迎，从此才有安眠药。据说盘尼西林是一个染房洗衣服的发明的。美国富兰克林发明了电，他是卖报的孩子，后来成了传记作家、政治家、科学家。高尔基只读了两年小学。当然学校也可以学到东西，不是把学校的门都关了，而是说不一定住学校。”

　　毛与他的中国共产党同胞们就是这样，“我们开头搞革命，还不是一些娃娃，20多岁，而那时的统治者……都是老气横秋的，讲学问他们多，讲真理我们多。”

　　反对大跃进的人提出的主要批评意见遭到毛的反驳。比如张奚若，他是非共产党人士，曾在伦敦经济学院从师于拉斯基，50年代任中国的教育部长。

　　“张奚若批评我们‘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将来’。无产阶级就是这样嘛！……水利、整风、反右派、6亿人口搞大运动，不是好大喜功吗？我们搞平均先进定额不是急功近利吗？不鄙视旧制度、反动的生产关系，我们干什么？我们不迷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干什么？”毛走遍全国，鼓励地方党的干部抛掉怀疑和犹豫，掀起新的生产高潮。共产主义精神在全国蓬勃发展。……由此看来，我国在工农业生产方面赶上资本主义大国，可能不需要从前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了。一场腐朽的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的其他不适用的部分，一天天地土崩瓦解了。彻底扫除这些垃圾，仍然需要时间；这些东西崩溃之势已成，则是确定无疑的了。除了别的特点之外，中国6亿人口的显著特点是一穷二白。这些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1958年春夏，中国出现了人民公社。这个名字源于毛心醉神迷的巴黎公社。陈怕达的文章首先暗示了公社问题，文章指出，毛希望看到合作社转变成为工业和农业兼容并包的综合性机构，构成国家的基层社会组织。事实上，合作社已经在合并，目的是推进大型堤坝和灌溉工程的建设。但是现在，人们知道了毛的想法是要把工业、商业、教育、行政并入一个巨大的社会结构中去。

　　夏天，毛走访了三个省份，想亲自看看工作进展情况，最后他赞扬了七里营公社，他说：“有希望啊！河南部像这样就好了……，有这样一个社，就会有好多社。”两三天后，他以更具概括性的语言提出了赞许，并被农村干部们视为全国都要遵循建立人民公社的信号，尽管公社还没有被党的中央委员会认可。毛以为通过人民公社，再加上若干年，中国在6年或7年内便能达到共产主义。

　　然而，毛的批评者依旧畅言无忌。4月24日。毛的湖南同乡和井冈山的老战友、国防部长彭德怀，率领一个中国友好军事使团去访问华沙条约国的首都。他正好与高级官员、外交部副部长洛甫同机旅行。洛甫是作为中国观察家去华沙参加华沙条约国外长会议的。他们大概就最近毛领导下的政策方面的戏剧性变化交换了意见。身为驻共产国际的前中国代表和驻莫斯科的前大使的洛甫，透露了毛和克里姆林官的争论。

　　彭对毛的全民武装概念，即所谓创立群众性的民兵组织的思想早就心怀疑问。他相信，假如有一支受雇于军营而不是稻田里的完全职业性的军队，加上唯一可以利用的盟国苏联所提供的核武器，中国的情况会更佳。所以，彭不赞成毛与莫斯科分道扬镳。

　　5月，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尽管存在着广泛的分歧，毛最终还是得到了会议对大跃进的认可。他作了四次讲话，论及到所有的重要问题并攻击了几个靶子，其中之一是中国人缺乏自信心，他们总是想知道外国导师，如马克思是怎么说的。马克思“住在很高的楼上，要搭好几层楼梯才能爬得上去，我这一辈子没有希望了……”，然而，“楼梯是可以造成的，而且还可以造升降机”。这导致了毛非常喜欢的一种教育方法，即通过望远镜的另一头来观察事物的方法的盛行。他让中国人用外国人的眼睛来看自己。

　　“我问过在我身边的一些同志，我们是住在天上，还是住在地上？他们大家都摇头说，不是的，住在地上。我说，不，我们是住在天上。在地球上看到别的星球是在天上，如果别的星球上有人，他们一看我们，不就是在天上了吗？所以我说，我们是住在天上，同时又是住在地上。中国人喜欢神仙，我问他们，我们算不算神仙？他们说不算。我说，不对，神仙是住在天上的，我们住在地球上，也即住在天上，为什么不算神仙？如果别的星球上有人，他们不是把我们看成神仙吗？第三，问他们中国人算不算洋人？他们说，不算，外国人才算洋人。我说，不对。中国人也叫洋人。因为，我们看外国人是洋人，外国人看中国人不也是洋人吗？”

　　毛承认他在许多问题上无知。“我也不懂工业，我对工业也是一窍不通，可是我不相信工业就是高不可攀。我和几个管工业的谈过，开始不懂，学过几年，也就懂了，有什么了不起。”

　　在列举了中国历史上的许多名人之后，毛禁不住历数了所有最著名的皇帝的名字，并且大胆地把自己同这些人作了令人感兴趣的比较。秦始皇乃公元前一世纪秦朝的创建者，毛说他一直是“厚今薄古”的专家。

　　林彪插话：“秦始皇焚书坑儒。”这个插话助长了毛的谈兴，他继续说：“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460个儒。我们坑了4万6千个儒。我们镇反，还没有杀掉一些反革命的知识分子吗？我与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是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驾我们是秦始皇，是独裁者，我们一贯承认，可惜的是，你们说得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

　　至此，会议厅里大笑起来。这时，毛是那样地洋溢着乐观主义情绪，以至于他居然设想起中国取得强国地位后的情景，“我看，15年后，尾巴肯定要翘起来，要出大国沙文主义。”但是，中国的事业终于沿着正确的方向迈进了。“信心提高了，是由于农业生产大跃进。……我看，我们的共产主义会提前达到。”

　　毛申斥了前一夭的一位发言者，因为他说跟着“某一个人走”就不会错。“这个人就指的我。这句话要修正一下，又跟又不跟。一个人有对有不对，对就跟，不对就不跟，不要糊里糊涂地跟……真理在那，就跟。……要独立思考。”

　　5月18比，毛讲话的每一行字都把乐观主义情绪传输到与会代表们的头脑里去。“明年1100万吨钢，后年1700万吨钢，会震动世界，”他自夸道，“假如5年内达到4000万吨，我们可以在7年内赶上英国。再有8年我们可以赶上美国。”

　　中国不必担心人口会成为厄运的守侯神。“我们不要害怕8亿或者10亿人口。美国记者说，一百年后，中国人口会构成世界人口的一半。到那时，我们文化水平提高了。当全民都受过大学教育的时候，他们自然会控制人口。”他还为自己的冲动辩解说；“我有意让右派分子整风。在想出办法前先放。斗争上几轮也就明白了。”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毛使他在百花齐放运动中的同盟者转而与他对立。由于百花齐放运动威胁到刘少奇的党的机构，所以刘及其支持者反对这一运动。而周恩来与该运动毫无利害冲突，所以他支持毛。但是现在，轮到国务院里周的专家冶国论者的经济计划机构受到毛对经济非同寻常的干预的威胁了，因此周起而反对。此时的刘在大跃进问题上虽然有些不情愿，但还是准备同意毛的见解。

　　恰恰是在八大二次会议给了毛自由行事的权威之后，正在东欧访问的彭德怀，于阿尔巴尼亚首都地拉那和赫鲁晓夫进行了一次会谈。后来，有人断言他向俄国领导人发泄了一通怨气，说他与中国党内的其他人反对毛的领导。

　　6月，毛在军事委员会的一次座谈会上发言，为了给战友们以震动，使他们减弱对俄国人的依赖感，及时编一本战斗条例的问题被提了出来，毛说，“当苏联顾问同志看到我们没有模仿他们时，就进行非难，不高兴。我们可以问问这些苏联同志：你们模仿我们的条例吗？如果他们说不，那未我们说，如果你们不模仿我们的，我们也不模仿你们的，……我们有丰富的经验，比苏联丰富。我们不应当认为我们的经验没有价值。这是错误的。”

　　从来都是人云亦云的林彪插话道：“我们的经验非常丰富。我们不应该因为金子是黄色矿粉而把它扔掉。”6月底，毛读了《人民日报》刊载的一则消息，说某个地区消灭了皿吸虫，根治了血吸虫病。这使他“浮想联翩，夜不能寐。微风拂煦，旭日临窗，遥望南天，欣然命笔。”所作之诗名日“送瘟神”。

　　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千村薛荔人遗失，万卢萧疏鬼唱歌。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牛郎欲问瘟神事，一样悲欢逐逝波。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壳。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一个月后，由于赫鲁晓夫唯恐俄国人会卷入中国与美国在台湾海峡的强烈对峙，所以他出人意料地飞到中国访问。他和毛进行了会谈。会谈甲提出了一个与9年前毛和斯大林讨论过的占领上海一事相似的问题。这次令赫鲁晓夫大惑不解的是，当中国人能够从国民党手中解放沿海的金门和马祖两岛时，他们却没有这么做。

　　他问：“毛泽东同志，你们为什么在即将胜利的时候停下来呢？”“我们心中有数，”毛说。“什么叫心中有数？你们发动这次战斗的本来目的是要拿下这些岛屿，可是你们在就要达到目的的时候停下来了。这能证明什么呢？你现在是不是想对我说，你们从来就没有打算完成你们的作战计划？”

　　毛答道：“我们只是想显示一下我们的潜力。我们不希望蒋离我们太远了。我们想让他呆在我们够得着的地方。让他呆在金门、马祖，我们就能以空军和岸上大炮来打他。如果我们占领了这些岛屿，我们就会失去想叫他什么时候不舒服就什么时候让他不舒服的能力。”赫鲁晓夫不懂得这个策略。他提议和中国建立联合海军队伍。毛把这个建议称为无理要求，目的是让中国处在苏联的军事控制之下。四年后，毛在一个讲话中抱怨[赫鲁晓夫]“从1958年下半年开始，他就想封锁中国海岸，要在我们国家搞联合共同舰队，控制海岸，……”

　　第23章大跃进

　　（1958——1959）

　　1958年下半年，毛一直在国内视察，为经济发展鼓劲，同时召集了一系列通常是充塞着他的支持者的高级政治会议，以取得党的必要的赞同。他夸奖已在全国吐芳的人民公社是合作社的后继形式。

　　8月，他在山东视察期间说：“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人民公社的初期样板，包括让男女分开、把孩子从父母身边带走，让他们分住到集体宿舍里去，如此一来，公社领导人就能够最充分地调动劳动力进行大规模的农业和公共事业建设。这的确非常便于领导，然而对于被领导者说来就不是那么愉快了。

　　同月，毛在天津大学说：“以后要学校办工厂，工厂办学校。老师也要参加劳动，不能光动嘴，不动手。”年底，他自豪地对中央委员会总结道：“找到了一种建设社会主义的形式，便于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也便于由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全民所有制，便于工农商学兵，规模大，人多，便于办很多事。”9月，毛视察完中南地区后回到北京，号召发动群众修建炼钢的土高炉——赫鲁晓夫称之为“炊事钢炉”，以努力提高生产并把技术推广到农村中去。中国准备先工业化，后城市化，同时打算仅仅依靠苦干让谷物产量翻番。毛就猪的问题谈了很多，并对生猪饲养提出了建议。“我国的肥料来源第一是养猪及大牲畜，一人一猪，一亩一猪，如果办到了，肥料的主要来源就解决了。这是化学肥料，比无机化学肥料优胜10倍，一头猪就是一个小型有机化肥工厂，而且又有肉、又有鬃、又有皮、又有骨、又有内脏（可以作制原料），……大养页特养其猪、以及其它牲畜肯定是有道理的。以一个至两个五年计划完成这个光荣伟大的任务，看来是可能的。”北京的报刊欣喜若狂。10月1日《人民日报》声称：“农业上……一面面迎风招展的红旗，同炼钢铁的火焰浑成一色，照红了天空。……古代有希腊神话，不过，那都是一些‘话’而已，只代表一些美好的期望和理想。现在，地上天堂的神话，已经出现在毛泽东时代。党的任何号召都变成了巨大的物质力量，……千百万群众立即行动起来了。……党和毛主席是伟大的预言家。有了科学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就能预见未来。……党和毛主席的每一次预言都变成了现实。”

　　如今，共产党的“第三代”领导人已经产生，他们观点激进，在反对那些较为谨慎的毛的同辈人的斗争中聚集在了毛的周围，他们时刻准备着为毛的思想提供理论依据。张春桥便是其中一人。他写了一篇文章，极力主张恢复延安时期的作法，通过兔费供应物品来实现同酬和支付部分货币工资。毛为《人民日报》写了一篇社论，支持这个观点。

　　11月，在郑州会议上，毛在彻底批判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对，阐发了有关人民公社思想。他说：“斯大林这本书从头到尾没有讲到上层建筑，没有考虑到人，见物不见人……”，他的“基本错误是不相信农民。”俄国人“是一条腿走路，我们是两条腿走路，他们是讲技术决定一切、干部决定一切，只讲专不讲红，只讲干部不讲群众。”但不管怎样，毛承认中国“商品生产仍然落后，甚至落在巴西和印度的后面。”

　　然而，到11月底，在武昌召开另一次高级会议的时候，毛的美梦不得不加以修改，他解释了原因，“明年搞3000万吨钢，我也赞成过，到武昌后，感到不妙。”毛在接受这种不可能的目标与宣传方面的轻率这时暴露出来了。

　　11月30日，在同协作区负责人的谈话中，毛第一次显出不安的迹象，他说，我们“计划搞一个时期再看看：明年7月1日再定。”对于提高粮食产量的巨大呼声，毛也首次表达了保留意见，“粮食收成到底有多少？是不是增加一倍左右？可以写增加90％左右，比较妥当。”

　　为了掩饰自己的不安，毛同协作区的负责人大谈国际事务。他把杜勒斯和不列颠人作了比较。“英国人老好巨滑，美国人比较急躁，英国人经常作战略和战术的指导，杜勒斯讲世界五大问题，民族主义、南北两极、原子能、外层空间、共产主义，这个人是想问题的人，要看他的讲话，一个字、一个字的看，要翻英文字典。”两星期后，毛又和另一组协作区负责人谈话，并且解释了他计划辞去国家主席职务的原因。辞职问题，“偶像”总要立一个，一个班要有一个班长，中央要个第一书记。没有微尘作为核心，就不会下雨。与其死了才乱，不如现在乱一下，反正有人在，没有个核心是绝不行的，要巩固一下。搞久了便成为“偶像”，要破除比较难，这是长久立起来的一种心理状态，也许以后职务可多可少……实际上只作了半个主席，不主持日常事务。非常清楚，毛对宪法极不尊重。他说，“……政社合一问题，人代大会没有通过，宪法上没有。宪法有许多过时了，但现在不改，超过美国后再槁个成文宪法，现在……搞不成文宪法。”12月，中央委员会在对毛所犯错误的指责声中于武昌召开全会。会上，毛极力为他的政策进行辩解，以维护他对国内和国际事务的绝对领导——在向台湾海峡的金门、马祖两海岛发起的战斗中，他曾冒险向美国人挑衅。毛还就帝国主义和反动派是真老虎还是纸老虎的问题明确地回答他的批评者。

　　两种老虎毛都需要：它们既是真的又是纸的，是“一个由真的变成纸的过程的问题。”毛的真意是，“战略上藐视它，战术上重视它。不是真老虎，为什么要重视它呢？看来还有些人不通，我们还得作些解释工作。”

　　中国人民为了消灭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花了一百多年时间，死了大概几千万人之多，才取得1949年的胜利。你看，这不是活老虎、铁老虎、真老虎吗？但是，它们终究转化成了纸老虎、死老虎、豆腐老虎。这是历史的事实。人们难道没有看见听见过这些吗？真是成千上万！成千上万！最后，毛又转到大跃进问题上。他首先对河南出现的人民公社进行了评价，“我们曾经说过，准备发生不吉利的事情……但也有些好事没料到，如人民公社4月就役料到，8月才作出决议，……”

　　接着，毛的讲话又谈到有必要避免“由于1958年大跃进而产生的某些不切实际的想法。”毛承认，他一度赞成1959年生产3000万吨钢的目标。“那时只担心需要不需要的问题，忧虑这些钢谁用，没有考虑到可能性的问题。……现在要压缩一下，不一定订那么高，留有余地，……中国先进入共产主义跑到苏联前头，看起来不像样子。”是经济自身使毛停了下来，因为它并没有像毛所希望的那样快速发展。另外，毛在武昌也受到周恩来的力阻。那些认为毛同时向俄国人和美国人挑衅乃不明智之举的高级军人被周集合起来支持专家治国论者，反对毛在经济上的乌托邦思想。尽管刘少奇和邓小平对毛仍充满信心，但武昌会议迫使毛放弃了他的共产主义政策和在六年内率先进入共产主义的思想。毛后来抱怨说：“武昌会议我不满，高指标，弄得我毫无办法，到北京开会，你们开六天，我要开一天还不行。完不成任务不要紧，不要如丧姥批。

　　毛想翻案的努力没有成功。根据武昌会议精神，较为激进的公社建立单一性别的“营房”的工作被停了下来，私人所有的房屋、花园和小的家庭牲畜得到保护，伴随第一枝人民公社之花盛开而出现的高潮至此降下来了。

　　毛从领导第一线上退出的事宜也最后安排妥当。后来，毛急于澄清这是他自己的想法：

　　我的责任是分一、二线。为什么要分一、二线呢？一是身体不好，二是苏联的教训。马林各夫不成熟，斯大林死前没有当权，每次会议都敬酒吹吹捧捧。

　　……许多事让别人去主持，培养别人的威信，以便我见上帝的时候，国家不会出现那么大的震动，大家赞成我这个意见。在武昌会议上，毛力图减轻人们的下述担心，即毛退出领导第一线可能会引起领导层的变化或者分裂。他告诉中央委员会：“世界上的事就这么怪，能上不能下。估计到有可能一部分人赞成，一部分人不赞成。群众不了解，说大家干劲冲天，你临阵退却。要讲清楚，不是这样，我不退却，要争取超美后再去见马克思嘛。”毛在武昌第一次暴露了自己的道德观念，他告诉与会的同志：灭亡有好处，可以做肥料，你说不做，实际做了，精神上要有准备，……

　　总是要灭亡的，活不了一万年，人要随时准备后事。我讲的都是丧气话。人皆有死。个别人总是要死的，而整个人类总是要发展下去的。……要死就死，至于社会主义我还想干他几年。最好超美以后，我们好去报告马克思……我是不愿死伪，争取活下去，但一定要死，就拉倒。

　　1959年2月，在向党的书记们发表的一次讲话中，毛要求重新发扬大跃进精神。他坚持认为大跃进不应被放弃，认为在1958年最后两个月里空气有些“压缩”，当然“群众也要休息休息，松一点不足为奇，再鼓干劲。”于是，1959年又出现了一个规模不大的跃进。“不大跃进，会小跃进，恐怕也会年年大跃进的。是否展开大跃进局面，请各位想一想，以后是大跃进、中跃进、小跃进？我是倾向跃进的。”

　　很快，他又同意“经济工作是非常复杂的”。当然我们有缺点错误。抓了一面，忽视了一面，引起了劳动力浪费，副食品紧张，轻工业原料未解决……运输失调，基本建设上马太多，这些都是我们的缺点和错误。像小孩抓火一样，没有经验，摸了以后才知疼。我们搞经济建设还是小孩，无经验，向地球开战，战略战术我们还不熟。要正面承认这些缺点错误……究竟什么叫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这个问题才开始接触……

　　在1959年最初的几个月里，毛做了最后的顽强斗争，以维护他在大跃进问题上能够维护的东西，他作报告，写征求意见书，并分送全国，企图保住士气。后来，他回忆说，1959年我拿出了3万或4万字的材料，但很清楚仅仅停留在“纸上的战斗”是无用的，……

　　4月，在上海，毛努力在中央委员会面前为他的“跃迸”辩护。开始他承认在这个问题上计划得不太好，“过去往往与相同意见谋得多，与相反意见谋得少，与干部谋得多，与生产人员谋得少。商量又少，又武断，那事情就不好办。”但是，毛拒不向他的批评者——党的中央委员会的多数成员低头：

　　一个人有时胜过多数，因为真理往往在他一个人手里。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如马克思主义，就是在他一个人手里。列宁讲要有反潮流的精神。

　　毛还拒不承认1959年的经验是对大跃进的否定。他以物理学的理论来逃避这一现实：

　　凡是运动就有波，在自然科学中有声波、电波。凡是运动就是波浪式前进，这就是事物发展的规律，是客观存在，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我们做工作都是由点到面，由小到大，都是波浪式前进，不是直线上升。然而，历史显然已从他身边逝去。4月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刘少奇取代毛为共和国主席。作为后斯大林时代改进党的形象的途径而做出的这个安排儿乎在三年前便已确定下来，而且对它所涉及的人员来说，也是适宜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变动在毛的救星之光明显暗淡下来，声望明显下降的时候，的确发生了效用。

　　党的宣传部门在重大场合把刘与毛的尺寸相等的照片肩并肩地排列在一起，现在把刘称为毛“培养的最亲密的同志”的说法也广为流传。

　　刘少奇的妻子告诉孩子们：“爸爸很忙，没有时间休息。毛主席不再管国家具体事务，把它们都交给了你们的父亲。你们一定不要打扰他。”

　　由于意识到是那些虚报产量的过分乐观和野心过大的地方干部拆了他的合，所以毛向省及其以下各级党的书记再次大声疾呼，恳请他们不要因为过分的激情和骄傲而毁了大跃进。粮食指标应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上。

　　“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例如去年亩产实际只有300斤的，今天能增产100斤、200斤也就很好了。吹上800斤、1000斤、1200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在办不到，有何益处呢？

　　“收获多少就讲多少，不可以讲不合实际情况的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应当说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

　　4月，毛对大跃进又作出了新的数量上的限定，“每年增产10％是跃进，20％是大跃进，30％是特大跃进。”这与产量翻番的前15个月的狂热日子大相径庭。

　　1959年6月，赫鲁晓夫违背了仅仅是在两年前作出的要向中国提供核技术的诺言，从而在中苏关系上投下了分裂的阴影。中国建造自己的核武器和核工业的计划遭到严重打击。与此同时，赫鲁晓夫飞往戴维营会见艾森豪威尔总统。恰好是在赫氏去美国前，彭德怀将军在莫斯科与他进行了会谈。后来有人断言，彭再次向俄国领导表达了中国对毛的不满。大概赫鲁晓夫认为，他的行动会促使毛的同事们抛弃他。

　　当事态看来正向着与他对立的方面逐步发展之际，毛决定选择这个时候去访问他的出生地——这是他负有盛誉的32年以来的第一次访问。在过去的内战岁月里（指北伐战争。——译者），他曾于危准时刻回到家中恢复元气。至今这依然是他的本能。6月25日，毛抵达韶山。踏进家门后，他对着父母的遗像凝视良久，然后对随行人员说，在今天的医疗条件下，他们可能不会死。第二天早晨，毛去山上祭谒父母的坟莹并把采摘来的松枝——用在场的某个人的话讲——“以凝重而崇敬的方式放在坟墓上。”他低下头说道：“先辈们历尽磨难，而子孙们享了福。”

　　此情此景促发他写了一首诗，题名为《到韶山》。别梦依稀咒逝川，故园三十二年前。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霜主鞭。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

　　从17年后所发生的事情来看，毛在这次回湖南访问中任命华国锋为省委书记”，并在华的陪同下于长沙会见他的第一个妻子杨开慧的家人，是很有意思的举动（令人震惊的是，华成为毛死后最终继承了他的党的主席职位的人）。

　　如果毛确实从回归故里的过程中得到安慰和补偿的话，那么，这一点不久就得到了证实。7月1日，他乘机前往鄱阳湖西岸的疗养胜地庐山，参加他所经历过的一次斗争最尖锐的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会议。他怀着忧虑但达观的心情来到了庐山，正如他在抵庐之日所写的那首诗所描绘的那样：

　　一山飞峙大江边，跃上葱茏四百旋。冷眼向洋看世界，热风吹雨洒江天。云横九派浮黄鹤，浪下三吴起白烟。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园里可耕田。

　　毛后来评论说，这首诗和《到韶山》那首诗都是答复政治局里反对他的“那些家伙的”。

　　庐山的空气中充满了火药味。广东的党魁、支持毛的陶铸在一篇印行于广东省的文章中辩护道，我们说一个人伟大并不是因为他“永远正确”——那是不可能的——而是因为他能够把握形势并在机会到来时作出决定。

　　国家新闻媒介仍在权力抬高毛的声誉。《人民日报》的一篇文章认为，“没有毛泽东同志及其思想，我们的革命就会失败。”

　　但是，有些人则想让强有力的毛下台。洛甫和彭德怀在会议期间交换了意见，一致认为会上的压力很大，“参加者被迫只讲好事，不许进行批评。”他们认为，毛像斯大林晚年那样多疑而残酷。彭评论道，“任何王朝的第一个皇帝都是残酷而英明的。”

　　正是在这次会议上，彭德怀表明了自己的观点。敢讲、热心、但言语粗暴的彭，乃是1949年后仍然保持着过去的简朴生活方式的少数第一代共产党人中的一个。他常常与战士们在一起，而下像毛那样远离他们。对一些中国人来说，彭是除毛以外的另一种值得敬仰的英雄。现在他提交了一份抨击大跃进的议案，并宣读了一份长长的备忘录以进一步证实他的批评意见。他宣称，在人民共和国的最初几年，中国成年人每天能得到2斤多米，1966年降至1斤半，1958年则降至1斤——已不足以养活一人。于是人民开始吃水藻、棉花叶和芥子叶。彭得到了老战友林伯渠的支持，也得到洛甫和另外两个更为重要的湖南人黄克诚（总参谋长）和周小舟（湖南省委第一书记）的支持。

　　彭特别指责了由于修建小鼓风炉而带来的浪费。这种土高炉甚至在无煤可用的地区也建造起来，以至许多树木被砍伐用作燃料。会上的争论异常激烈。在这次长会剩下来的时间内，毛与彭之间的斗争已变成如何制裁彭的问题的争议了。后来，毛指责彭说：“1959年第一次庐山会议本来是搞工作的，后来出了彭德怀，说：你骂了我50天娘，我骂你20天娘不行？［这是指彭在1945年就内战时期的作战指挥问题所做的自我批评，那时他与毛有过“50天的斗争”——著者］这一骂，就被扰乱了，工作受到影响。20天还不够，我们把工作丢了。”

　　在庐山发生这些灾难性的变化期间，毛给正在北戴河海滨别墅里疗养的妻子江青写了几封信，详细地叙述了庐山会议上的情况。于是，江青给毛打电话说她要立刻飞来庐山陪伴他。毛不同意，说“斗争太尖锐了”。然而，江青没有按毛的意愿行事，她不但来了而且出现在会场上。后来她以一种与毛相同的口气说，庐山会议上的斗争比她想象的更激烈。

　　毛在7月初发出的一系列指示中，已经开始承认他的某些错误，他说，大跃进的主要教训之一“是没有搞平衡，说了两条腿走路，实际上还是没有兼顾。”毛还接受了对他的生产优先次序——第一是重工业，其次是轻工业，然后是农业——的批评，并说，我们有必要修改这种次序。

　　在另外一个场合，毛力图做技术上的辩解。“我们搞大跃进就不是根据价值规律的要求，而是依据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依据我们扩大生产的需要。如果单从价值规律的观点来看，我们的大跃进就必然得出得不偿失的结论，就必然把去年大办钢铁说成是无效劳动，土钢质量低，国家补贴多，经济效果差等等。从局部短期来看，大办钢铁好像是吃了亏的，但从整体和长远来看，这是很值得的，因为大办钢铁的运动把我国整个经济建设的局面打开了。在全国建立了许多新的钢铁基地和其他工业基点，这样就使我们有可能大大加快我们的速度。”

　　在庐山“审判”中，毛说：“你们讲了那么多，允许我讲个把钟点，可以不可以？吃了三次安眠药，困不着！……无非是讲一塌糊涂，难听是难听，欢迎！你这么一想就不难听了。为什么要让人家讲呢？其原因：神州不会陆沉，天不会场下来。因为我们做了些好事，腰杆子硬。……无非是一个时期蔬菜太少，头发卡子太少，没有肥皂，比例失调，市场紧张，以致搞得人心紧张。我看没有什么紧张。我也紧张，说不紧张是假的。上半夜你紧张紧张，下半夜安眠药一吃就不紧张。”

　　事实上，不管如何混乱，毛对这场关于社会主义的如此广泛而深刻的争议可能会扩展到中国老百姓中去而激动不已，“在其它地方怎么能找到这样一所……能让几亿人民和几百万干部受教育的学校？”

　　毛几乎是明确地宣布了他将在7年以后付诸行动的反对其政府的惊人方针。

　　“假如办10件事，9件是坏的，都登在报上，一定灭亡。应当灭亡。那我就走，到农村去，率领农民推翻政府。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我看解放军会跟我走。［他们是这样——著者］。“……无论什么人都有缺点，孔夫子也有错误。我也看过列宁的手稿，改得一塌糊涂，……、毛在一段感人的讲话中，承认了自己在经济计划方面的错误：煤和铁不会自己走，需要车辆运输，我没有想到。我和……总理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你们可以说我们忽视了。我不应道歉，因为我不是计划委员会的头；但我义应当道歉，……去年八月以前，主要精力放在革命方面，对建设根本外行，对工业计划一点不懂。……同志们，1958年、1959年，主要责任在我身上，应该说我。……如果你们不同意，那末再回来争论。我不赞成认为不能反驳主席的思想，……事实上，你们已经一次又一次地反驳过我了，不过没有指名道姓，……人民公社，我无发明之权，有建议之权。

　　然而，他对报纸上的不满挖苦却忍受不了。“岈山章程，如获至宝。我在山东，一个记者问我：‘人民公社好不好？’我说‘好’，他就登了报。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也有一点，以后新闻记者要离开。”

　　最后，毛的辩护以低劣的虚张声势和粗鲁的抨击得出结论：“现在失败没有？到会同志都说有所得，没有完全失败。是否大部分失败？不是，是一部分失败，多付了代价，刮了一阵共产风，全国人民受了教育。……我……这个乱子就闹大了，自己负责。同志们，自己的责任都要分析一下，有屎拉出来，有屁放出来，肚子就舒服了。”

　　现在，斗争转到了彭的命运上。彭向中央委员会作了自我批评，并把自己的错误一直追究到赣州战役，那时他未能攻占这个城镇。

　　彭承认，“和毛泽东同志用这么糟糕的方式争论是我的极大错误，结果在争论中带入了我个人对毛泽东同志的偏见。”

　　彭在1937年洛川会议上也反对过毛。他还承认，在1940年百团大战期间未能听从最高指挥部的号令，只顾“显耀过分狂热的爱国主义”。

　　9月，彭给毛写了一封信，在批评自己的同时请求原谅他的错误。“现在我深刻的体会到，我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根深蒂固的，个人主义是极端严重的。……过去由于自己的资产阶级立场作怪，将你对我善意的恳切的批评，都当作是对自己的打击，……30余年来辜负了你对我的教育和忍耐，使我愧感交集，难以言状，……。”

　　于是，毛向党内发出一封信，欢迎彭的作法，并说，“尚从此彻底转变，不再有大的动摇……，那就是‘立地成佛’，立地变成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让我们“一面严肃地批判他的错误，一面对他的每一个进步都表示欢迎，用这两种态度去帮助这一位同我们有31年历史关系的老同志。”

　　彭要求去当农民，在劳动中改造自己。而毛则让他走访中国的工厂，以便能看到人们的冲天热情，最后把他派往黑龙江去管理国营“中苏友谊”农场。

　　1959年9月11日，毛作了第二次重要讲话，为他在大跃进中的瞎指挥辩护，以逃避公众的谴责。这次，他是对军事委员会讲的。像他在7个星期前庐山会议上的表演一样，讲话乃是怒气、自责和嘲讽交织在一起。

　　“假如没有足够的猪肉，足够的蔬菜，足够的肥皂，他们就抓住机会说，‘你把事情搞糟了！’说那是你的事不是他们的事。浙江缺雨伞，他们说成是‘比例失调’，‘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等等。这一小撮人很难进入共产主义，变成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在一次引经据典时，毛声称”即使圣人也会犯错误”，他用《论语》中的话说：“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

　　“我的话是讲给我们所有的同志包括我自己的。有许多事“情我没有研究过。我是一个有许多缺点的人，决不是十全十美的。许多时候，我常常不喜欢自己。“我没有掌握马克思主义知识的所有领域。比如，我一种外语也不懂。

　　最近我才刚开始学习经济著作。但是，同志们，我下决心要学，一直学到死。”1959年9月，毛接见了赫鲁晓夫。这是赫氏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访问中国。苏联领导人很不策略地从戴维营直接奔赴中国。在戴维营赫一直同艾森豪威尔促膝交谈。自上次访华以来，赫对中印边界问题的态度进一步激怒了毛。50年代，中印两方都在逐渐扩大对边境地区的军事控制。这一地区经常无人居住。一片荒凉。在喜马拉雅山的实际边境线问题上，中印双方观点泅异，且态度强硬。但直到这时，基本上还是口头上的争议。边界上的小规模军事冲突和舌战已经损害了中印关系，毛希望得到俄国人的支持。

　　后来，毛回忆道：“59年9月中印边界问题，赫支持尼攻我们，塔斯社发表声明。以后赫压我国，10月在我国国庆10周年宴会上，在我们讲台上，攻击我们。”

　　赫鲁晓夫，这位曾经那么敏感地注意到斯大林对毛的民族主义反应迟钝的人，现在也犯了同样的错误。俄国人的远程潜水艇已开始服役，他们问中国人能否让他们在中国领土上建立一个无线电台以便同远程潜艇保持联系。中国人拒绝了。但赫鲁晓夫在这次访问期间又向毛重提此事。

　　他极力劝说：“毛泽东同志，我们出钱给你们建立这个电台。这个电台属于谁对我们无关紧要，我们不过是用它同我们的潜水艇保持无线电联络。……毛泽东同志，我们能不能达成某种协议，让我们的潜水艇在你的国家有个基地，以便加油、修理、短期停泊，等等？”

　　“最后再说一遍：不行！而且我不再想听到有人提起这件事。”“毛泽东同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在互助合作和供应方面并没有什么麻烦，可是我们这里一竟连这样简单的一件事情都不能达成协议！”“不能！”“假如你愿意，你们的潜逛可以使用摩尔曼斯克作基地。”毛答道：“不要！我们不想在摩尔曼斯克干什么，也不希望你们在我们这儿干什么。英国人和别的外国人已经在我们国土上呆了很多年，我们再也不想让任何人利用我们的国土来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

　　在大跃进的欣快症过后，如今面临的则是令人心碎的物资短缺和工业下跌。在继之而来的1959—1961年三年中，严重反常的干旱和洪水蹂躏着新的公社里的农民。迷信的看法认为这是上苍对毛的亵渎行为——“向地球开战”的报复。向“地球开战”与儒家的传统背道而驰。毛从未完全自这个巨大的损失中恢复过来。

　　第24章旧靴

　　（1960—1963）

　　1960年，当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再次奋力将中国推回到正常轨道上来的时候，毛丢开首都的日常事务，动身前往南方，以便用更多的时间去思考和写作，大跃进带来的后果是，中国国民生产总值下降了大约1/4；每人的平均收入降低了1/3，工业生产降低了40％多。这主要应归结于从1959年开始影响中国的连续三年的恶劣气候；但也有些是由于毛在大跃进中的政策造成的。

　　毛宁愿呆在温度较高的杭州和上海，而不愿住在有风暴和冰雪的北京的寒冬里。这样，他还可以躲避为来访的大人物而安排的正式庆祝宴会。在杭州，他住在风景秀丽的西湖西岸的一座小山上的新建别墅里。在上海，则住在曾经是法国人俱乐部的一栋建筑中，并且拥有一个很好的游泳池。在这种半退休的状态中，他会见的政治局成员越来越少，而他自己圈子里的同其持有相同观点的人则与他见的越来越多，其中引人注目的人物有他的前秘书陈伯达，他的妻子江青和他的老盟友康生。

　　在向南方退却的过程中，毛发出了一个得到报纸社论和党的官员讲话都恭敬响应的政策声明。这个声明在工作会议上讨论过并准备通过官僚机构实施。但是，毛对官僚们的工作效率和诚意越来越不满意。

　　自延安时代以来，首先始于1958年大跃进期间的对毛的天才的过分称颂仍然继续着。《人民日报》在1958年曾把毛尊奉为活着的最杰出的马列主义理论家。在华盛顿有位外交官就此问过安奈斯达斯·米高扬，犹疑片刻后，米高扬答道，“毛依然像过去那样，是优秀的理论家。”

　　《人民日报》说，1959年至1960年冬天，毛“解决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在有生之年没有解决或者没有时间解决的问题。”收音机里说：“毛泽东思想光芒万丈”。由于受到这些评论的刺激，赫鲁晓夫于1960年2月在华沙条约国的一次会议上说：毛是“一只穿破的旧筒靴，只能放在房间的一个角落里供人瞻仰。”然而，毛不愿自己被人们遗忘。在过了6个月的隐居生活之后，1960年春，他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公开露面。5月份，又在中南地区各地会见来自第三世界的众多代表团。月底，在上海的一次晚宴上会见了英国将军威斯康特·蒙哥马利，并且对这位政治上的保守人物为何对他如此感兴趣露出明显的迷惑不解之情。

　　在进餐中，毛嘲讽地对蒙哥马利说：“可是联合国却给我们一个封号，叫我们是侵略者。你在同一个侵略者说话，你知道不知道？在你对面坐着一个侵略者，你怕不怕？”

　　饭后，毛以钦佩的口气谈到了克伦威尔，蒙哥马刊则热烈地评论了法国、美国和中国的革命。

　　毛惊奇地说：“你很开明。”蒙哥马利想知道，当中国再次强大起来时，它的目标是什么。毛答道：“噢！你的看法是，那时候我们会侵略，是不是？”毛主动说出了蒙哥马利认为是合乎逻辑的而且具有现实可能性的事情，即当将来毛无能为力之时，扩张的诱惑很可能出现。但毛说，在他有生之年，他会尽最大的努力防止此类事情发生。

　　蒙哥马利问，中国对西方来访者为什么要如此紧闭大门。“他说主要的原因是西方人带有道德准则方面的随意性，而这会影响他力图使中国人达到的高标准，他又说，西方人走到哪里，哪里的道德标准就会降低。”蒙哥马利没有回答，但后来承认那个评论是很难反驳的。、7月，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赫鲁晓夫发动了对毛的攻击。据毛自己说，在那里他“围剿我们”。赫鲁晓夫指名道姓地低毁毛，谴责他变成了另一个斯大林，“除了自己的利益之外，不顾其它任何利益，离开现代世界的现实杜撰理论。”毛已经变为“一个极端的左倾主义者，一个极端的教条主义者，一个左的修正主义者，的确如此。”

　　赫鲁晓夫作了长篇发言，并在某种程度上为印度边界问题辩护。他说，中国和印度的冲突“……并非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斗争；它纯属民族主义争端，它给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了无可言状的损害，完全没有考虑到诸如丧失掉走向共产主义的喀拉拉邦的具体问题，……。“总在增长着庞大的人口的中国人为什么需要人口少于印度的苏联的支持？当那一天到来的时候，当印度像它应该的那样，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时候，在这个边界冲突问题上会发生什么？……”

　　赫鲁晓夫抱怨说，由于中国人阻止安装“用来对付我们的敌人”的无线电发报机，阻止苏联飞机作侦察飞行，因而损害了苏联的防御措施。说毛已经把“彭德怀送往一个劳动营，”原因是他在给苏联共产党的一封信中批评了公社政策。赫鲁晓夫于7月份从中国召回了所有苏联专家，并带走了珍贵的图纸和方案，致使中国的经济花了5年的时间才得以恢复。后来，毛用略微夸张的口气说：“我们把整个1960年都花在同赫鲁晓夫的斗争上了。”事实上，1960年，毛花了部分时间批判性地阅读了苏联的一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他评论说，由于完全把“关心个人物质利益”当作发展生产的一种工具，因而俄国人正面临着“个人主义泛滥的危险”。把消费品的分配问题当成“决定性的动力”，导致了“极端错误的分配决定论的观点”，从而对马克思的正确见解进行了修正，这是“理论上的错误”。“……好像群众的创造性活动是要靠物质利益鼓励出来的。这本书一有机会就讲个人物质利益，好像总是想用这个东西来引人入胜。……像这样地宣传物质利益，资本主义成了不可战胜的了。”

　　这本苏联教科书并未解释清楚，“全体人民的利益解决了，个人利益也就解决了，他们所强调的个人物质利益，实际上是近视眼的个人主义。”在此毛又沉溺于回忆创造理论的延安时期中了。

　　“在根据地的时候，我们实行供给制，人们还健康些，并不为了追求待遇而吵架。解放后，实行工资制了，评了级，反而问题发生的多，许多人常常为了争级别吵架……。”

　　这本苏联教科书的另一个典型错误是以计件工资为主，计时工资为辅。这会“助长部分工人中‘为挣大钱而斗争’的心理，不是首先关心集体事业，而是首先关心个人收入。”

　　由于教科书反复讲这个主题，最后，毛问道，苏联的事情为什么搞到如此糟糕的地步，“现在特别强调物质利益总有个原因。斯大林时代过分强调集体利益，不注意个人所得；……现在走到了反面，……。”

　　矛盾在社会主义社会，甚至在共产主义社会都会继续存在——苏联教科书却没有论述。“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革命……还有技术革命、文化革命，共产主义一定会要经过很多阶段，也一定会有很多革命。”撇开这个话题，毛带着个人意见谈到了第二代，“我们的干部子弟很令人担心，他们没有生活经验和社会经验，可是架子很大，有很大的优越感，要教育他们不要靠父母，不要靠先烈，要完全靠自己。”

　　在国际性的问题上，苏联教科书也存在错误。例如，它赞成劳动分工、专业化经济和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结成互助的经济体系。毛强烈地反对这种观点。

　　“这个提法不好。我们甚至对各省都不这样提。我们提倡全面发展，不说每个省份不必生产能靠其它省份供应来满足需要的产品，我们要各省尽量发展各种生产……。欧洲的好处之一，是各国独立，各搞一套，使欧洲经济发展较快。我国自秦以来，形成大国，在很长时间内，全国大体上保持统一局面，缺点之一是官僚主义，控制太死，地方不能独立发展，大家拖拖拉拉，经济发展很慢。现在情况完全不同了，我们要做到全国是统一的，各省又是独立的……。

　　“应当各国尽量搞，以自力更生；自己尽可能的独立的搞，以不依赖别人为原则，只有自己实在不能办的才不办。特别是农业应当尽可能的搞好，吃饭靠外国、外省危险得很。”

　　俄国教科书中再次提倡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世界体系之间的和平竞赛，是“把实际存在的两个世界市场变成了在统一的世界市场中的两个经济体系，这是从斯大林观点的后退。”应当强调，两个体系之间不是共存而是斗争。

　　最后，毛对苏联教科书中的许多论点进行了挑剔。说它错误地把工业化当作农业集体化的前提，错误地认为在落后国家革命更困难。毛指出像中国这样的国家，资产阶级的力量实际上比较弱小。他论述说：“我国的资产阶级还只有三代，而英、法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已经有了几十代了。他们资产阶级发展的历史有二百五六十年至三百多年，资产阶级思想作风影响到各个方面各个阶层，所以英国的工人阶缀不跟着共产党走，而要跟着工党走。”在国家消亡问题上，苏联人的观点似乎过于乐观。毛是有保留的，“但是国家的消亡还需要一个国际条件，人家有国家机器，你没有，这是危险的。”9月，毛的“选集”第4卷出版了，这给林彪提供了恭维和吹捧毛的一个机会。他说：“毛泽东同志的这个思想［关于纸老虎——著者］像灯塔照亮了我们前进的道路，……毛泽东同志的精辟分析和伟大预见给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以巨大的鼓舞，因而，当乌云遮住天空时，我们能够看到黑暗即将过去，光明就在前头。”然而，当10月份埃德加·斯请再次来中国见到毛时，毛坦白地告诉他，中国人民还吃不饱肚子，井预计，中国要再花60年的时间，才能在国民生产总值方面赶上美国。斯诺请毛谈谈中国的长远建设规划。“我不晓得。”毛坦诚他说。这使斯诺一惊。“你太谨慎了。”斯诺坚持说。毛答道：“这不是谨慎不谨慎，我就是不晓得呀，就是没有经验呀。”

　　毛关于经济的辩解没有什么特殊之处。他说：

　　“假如在另外50年里，中国群众尚无西方资产阶级的物质享受，那又怎样呢？剥夺、节俭、斗争产生自信。沉迷于物质享受会使人堕落和精神空虚。那不是同其它国家一样了吗？”

　　毛表明了他要去波特马克河或密西西比河游泳，要寻求缓和以迈人70年代的雄心。1961年初，毛向中央委员会承认他对中国遇到的挫折深感因惑，并再次指出，在人民共和国的最初几年中，“我们没有深刻理解国情”。中国未能像他原来希望的那样很快现代化。“我们不可能改变我们不懂的东西”。

　　至于和苏联的冲突，他说，马列主义是基干，它有枝丫和叶于，就像一棵树有许多枝丫和叶子一样。中国在没有苏联的帮助下，必须继续前进，必须充满自信。过去，公社“借助他人的劳动建房子”，跟通过“剥削得到”一样，“是违反马列主义的。”

　　一个月以后，中央委员会通过了一份由邓小平准备的打了折扣的人民公社《六十条》。毛对于要求他在自己不同意的东西上盖章非常生气。据说，他提出质问，“这是哪个皇帝决定的？”

　　然而，这个时期的绝大部分时间里，毛没有受到打拢。他在此期间写的一首诗称自己“梦廖廓”。

　　九嶷山上白云飞，帝子乘风下翠微。斑竹一枝千滴泪，红霞万朵百重衣。洞庭波涌连天雪，长岛人歌动地诗。我欲因之梦廖廓，芙蓉国里尽朝晖。

　　在中国革命博物馆浏览自己的手迹时，毛偶尔看到自己一篇发黄了的且已被遗忘了的《反对本本主义》的文章，他30年没有读过它了。毛后来说，我发现它还有些用处，于是印了许多本供同志们参考。但是，同志们并未因此去读他的大作。

　　毛还写了一首有关女民兵的小诗：飒爽英姿五尺枪，曙光初照演兵场。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

　　然而，这是由一张照片而不是现实激发起的诗兴。在由他的同事召集的会议上，毛依旧沉重地检讨自己的过失。关于6月份的一次北京会议，他说：“我讲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说请同志们传达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后知道许多地方没有传达。似乎我的错误就可以隐瞒，而且应当隐瞒。同志们，不能隐瞒。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西方报道说，7月份，在对俄国人应采取何种政策的问题上，周恩来和毛发生了争吵。毛当然继续宣扬对克里姆林宫应采取强硬路线。但是，在没有俄国技术支援的情况下，拼命工作的中国技术专家则宁愿采取较为温和的态度。正好有一次政治局会议深夜在毛的住所里召开，毛告诉他的助手给与会人员备餐，但每人只能吃一碗粥。

　　毛命令说，“让他们吃个半炮，他们就会知道普通群众吃不饱时是什么滋味了。”如今，毛的妻子已成为一名专业摄影师，用的是少女时代的名字。毛对她在庐山拍摄的一幅风景照特别有兴趣并为用片题了一首诗，抄于照片的背面。

　　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

　　1961年秋，毛第二次会见了蒙哥马利。这次两人谈了9个小时。5点钟，毛说想去长江游泳，蒙哥马利应邀同他一起去。他们乘车到了一艘汽艇上，然后下水游泳。根据蒙哥马利的叙述，毛在大约60位年青人和助手的护围下在每小时流速为4英里的江水中“漂游了大约1小时”。等毛淋浴后，蒙哥马利送给他一些英国香烟。毛给了译员，因为他只抽中国烟。这位英国来访者发现毛进食很少，不喝酒，只喝水和茶，不吃药丸。

　　蒙哥马利评议道：“再过50年，你们就了不起了。”

　　（几星期后，毛在一次党的会议上解释说，“他的意思是说过了50年，我们就会壮大起来，而且会侵略人家。”）毛的答复同以前的回答不同。他说：我们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们的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不是资本主义国家，因此，一百年，一万年，我们也不会侵略别人。……在你们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经过了好几百年，16世纪不算，那还是中世纪。从17世纪到现在，已经有三百六十多年。在我国要建设起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我估计要花一百多年。后来，毛去看一出猴子降服妖精的传统题材的戏剧，在郭沫若的鼓动下，他写了一首诗作为评论。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骨堆。僧是愚氓尤可训，妖为鬼蜮必成灾。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

　　几天后，毛又赋诗一首以同一位诗人咏梅的作品相对应。诗曰：

　　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

　　毛生涯中的最低点于1962年1月降临，那时他不得不在七千名干部参加的大会上接受对他的批评。在这次会议上，刘少奇严厉地批评了毛大跃进期间的政策。他以湖南农民为例证——这对毛是最严重的打击——来证明大跃进之后的经济困难只有30％属于自然灾害，70％则是人为的因素造成的。刘直言道，大跃进在某种程度上发展的太快，因为3年跃进后，平衡遭到破坏。

　　从现在开始，要用8年到10年来恢复正常秩序。这还没有把一切都计算在内，……主席说形势大好，指的是政治形势很好，不能说经济形势大好；相反它很不好。

　　在党的全体精英面前，毛选定的接班人公开把毛当作靶子，刘说：“这几年工作中发生的许多缺点和错误，使我们全党的干部，全体党员，以至绝大多数人民，都有了切身的经验，都有了切肤之痛。饿了两年饭。”

　　毛像是一个热情过分的愚笨之人被推在一旁。他在1958年打倒的“右倾机会主义者”现在又恢复了名誉。流传于干部当中的笑话之一是，“三天不学习，赶不上刘少奇。”

　　毛对所有这些的答复是，群众会做出最后的结论。他同意，党的领导人应当把自己暴露给群众加以评判，尽管这意味着会被“淘汰”。

　　“那又有什么不可以呢？一个人为什么只能上升不能下降呢？……我认为这种下降和调动，无论正确与否，都是有益处的。可以锻炼革命意志，……我自己就有这一方面的经验，得到很大益处。……

　　“……我不是提倡对干部，对同志，对任何人，可以不分青红皂白，作出错误处理，像古代人拘文王、厄孔子、放逐屈原、去掉孙膑的膝盖骨那样，我不是提倡这样做，而是反对这样做的，我是说在人类的各个历史阶段，总是有这样处理错误的事实。……在社会主义社会也在所难免。……”

　　毛宣称，党的集体领导应按照高度民主的路线实施，“拿中央常委和政治局来说，常常有这样的事，我讲的话不管是对的还是不对的，只要大家不赞成，我就服从他们的意见，因为他们是多数。……

　　“不负责任，怕负责任，不许人讲话，老虎屁股摸不得，凡是采取这种态度的人，十个就有十个要失败的。人家总是要讲的，你老虎屁股真是摸不得么？偏要摸。”

　　最后，毛又回到自我批评上来。“……就请大家批评吧。白天出气，晚上不看戏。白天晚上都请你们批评。”

　　听众笑了。毛继续说：“这个时候，我坐下来，冷静地想一想，两三天晚上睡不着觉，想好了，想通了，然后诚诚恳恳地做一篇检讨。那不是对待批评的方式吗？”

　　是年夏天，刘如此大胆地在事实上继承了毛的衣钵，以至再次印行了他过去的一本书《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这本著作中有一段话说：“在过去某一时期内，某些教条主义的代表人……自以为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并且毫不知耻地要求我们的党员像尊重马克思、列宁那样去尊重他，拥护他为‘领袖’，报答他以忠心和热情。”我们党的任何人都无权要求普通党员支持或拥护他做领袖。

　　上述话在40年代原是矛头对准28个布尔什维克的，但在1962年，它肯定是被当作双关语来阅读的。

　　毛后来评价说：“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我看过几遍，这是唯心的，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刘的优点在组织和管理方面。正是这一特质，使他在糟糕透顶的几年经济混乱中变得非常重要。

　　对于中间阶级的作用，刘提出了比毛更具建设性的观点。他1960年底曾经说：“一个社会中有些资产阶级也是好事。这些人最有精力，而且他们能钻空子，……他们之所以能钻空子赚钱是因为他们发现了我们计划中的漏洞。我们的漏洞因此也就被堵上了。当他们开始干什么事情时，我们也应该开始干同样的事情”

　　一年以后，刘又写道：“有地下工厂很好，他们那里不欺骗顾客；他们生产的东西有用。”1962年，他甚至声称：“在过渡时期，一切有助于增加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办法都可以采用，……工业必须退回到一定的程度，农业也必须这样，实行包产到户，允许私人有自留地。”

　　在1962年9月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彭德怀提交了5份农村实地调查报告。这些报告是他在1960至1961年受处罚期间写出的。这些批评毛的8万言书被贴上了自我辩解的标签。但是，这一次彭得到了刘少奇和邓小平的支持。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主持会议的毛虽低头接受批评，但对恢复彭德怀的权力则不予理会。

　　在为大跃进期间下台的干部们恢复名誉的问题上，毛签上了他的不同意见：“最近的翻案风是不正确的。”

　　在向中央委员会所作的讲话中，毛大谈特谈国际事务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方面还有些实际的东西可言。50年代初期，他对第三世界一直过于悲观。那时，他相信，“亚洲的党和工会，非洲党恐怕会受摧残”，但并不等于毁灭。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蓬蓬勃勃的民族解放斗争，无论亚洲、非洲、拉丁美洲，都是一年比一年发展的。”

　　中国的任务是支持这些民族解放运动，“我们要团结这么多的人，但不包括反动的资产阶级，如尼赫鲁，也不包括反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如日共叛徒春日庄次郎，主张结构改革论，有七八个人。”

　　到现在为止，江青治愈了她的癌病，并从长期的病痛中完全恢复过来。她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的疗效，是因为经过了一系列的针灸治疗并有一套严格的锻炼计划，包括游泳，打中国太极拳和乒乓球。9月，江挣脱了毛和党中央缚在她身上的茧丝，作为毛的妻子在招待来访的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时，第一次公开露面。

　　9月30日，《人民日报》在设计微妙的政治新闻版中，刊出了第一张官方的毛和妻子与苏加诺夫妇合影的照片。中国民众很容易看到它，因为它登在第一版。而刘少奇及其夫人与苏加诺夫妇合影的照片则登在第二版，但5天前，这张照片已刊出过了。江青对刘的夫人捷足先登非常生气，同时她的对手则抱怨江青的照片刊出的位置较好。在以后的几年中，人们不断听到这两位第一夫人之间的相互埋怨之声。

　　毛宣称要阻止这场可爱的争吵。1962年期间，他的第一位岳母，他所热爱的老师杨昌济教授的遗孀去世，毛给她的家人写了一封信，信中说，“葬仪，可以与杨开慧同志我的亲爱的夫人同穴。我们两家同是一家，是一家，不分彼此。”

　　在按照中国人的传统计算的70大寿（据此，第一个生日实际上就是降生的那一天）上，毛写了一首诗作为对人生又一年的了结。据说，这位老人并未想把它写出来。

　　雪压冬云由絮飞，万花纷谢一时稀。高天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气吹。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

　　1963年初，他在和郭沫若的一首诗中，恢复活力的迹象更为明显。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蚂蚁缘槐夸大国，蚍蜉撼树谈何易。正西风落叶下长安，飞鸣镝。

　　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追。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

　　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毛仍在送到他桌子上的文件里加评注，这是他的老习惯了。1963年5月，毛在一个评注中明确地暗示了将要到来的斗争。他写道：“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如果不开展这三大斗争，“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毛决定从这一认识出发开展一场全新的运动，即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便为他东山再起开辟道路。他告诉中央委员会，这样一场运动应当是持久的，几乎“需要五代或十代人”，以纯洁共产党的队伍。他把这场运动描绘为“土改以来第一次最大的斗争。这样全面，这样广，这样深远是几年来没有的。”如果广大党员在运动中得到净化，那就是成功。“有的干部多吃多占，有的和地富儿女勾搭。”

　　中央委员会在杭州通过了毛关于扩大社会主义教育范围的十点纲领。但4个月以后，刘少奇则以毛认为是修正主义的方式重写了这个纲领，以强调发展生产的作用，鼓励私人小块土地经营，调动具有创业精神的和先进的“富裕农民”的积极性。

　　“对毛来说，应被放逐到古巴的美国黑人领袖罗伯特·威廉姆斯的请求，于8月份发出一份支持美国黑人的声明，并不是太大的安慰。这是毛在60年代为第三世界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暴行所做的八次呼吁中的第一次。

　　我呼吁，全世界白色、黑色、黄色、棕色等各色人种的工人、农民、革命的知识分子，开明的资产阶级分子和其他开明人士联合起来，反对美帝国主义的种族歧视，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在美国压迫黑人的只是白色人种中的反动统治集团。他们绝不能代表白色人种中占绝大多数的工人、农民、革命的知识分子和其他开明人士。

　　8月，毛告诉某些非洲来访者：“在非洲、亚洲和全世界各地都有种族歧视现象。种族问题实质上是阶级问题。我们的团结不是种族的团结，而是同志、朋友的团结。……

　　“被压迫人民争取彻底解放，首先是依靠自己的斗争，其次才是国际的援助。已经获得革命胜利的人民，应该援助正在争取解放的人民的斗争，这是我们的国际主义义务。”

　　8月份，毛还谴责了南越反共政权迫害佛教徒和美国违反《日内瓦共同协议》的行径。他声称：“谁也不会相信，一纸条约会使美帝国主义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或者变得稍微规矩些。”

　　9月6日，中苏两党旷日持久的九次辩论中的第一次辩论来临了。中国共产党向苏联共产党发出一封信。信中的某些部分是毛在康生和陈伯达的帮助下撰写的。

　　对于赫鲁晓夫的俄国站出来反对他关于南斯拉夫的某些评论，毛究竟是怎么想的呢？9月底，毛写道，此事的教训是：“它告诉我们工人阶级的政党，不仅在没有掌握政权的时候，有可能被工人贵族所把持，蜕化成为资产阶级的政党，充当帝国主义的奴仆；而且在掌握政权以后，仍然有可能被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所把持，……它告诉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资本主义复辟……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国家领导集团的蜕化变质来实现。”

　　赫鲁晓夫于11月份给毛发出一份私人信件，希望说服毛在联合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中翻开新的历史篇章。毛曾拒绝过到莫斯科访问的邀请，并把与俄国人的斗争看得异常严重。7月份，他亲自去机场迎接从毫无成效的莫斯科谈判中归来的两位不驯服的助手彭真和邓小平。毛对赫鲁晓夫的“情书”

　　未作公开答复。中央委员会则用下述不合作性的措词回复了这封信：如果你在某些领域需要中国专家的帮助，我们将很愿意派他们前往。12月，毛就共产党干部的表现问题写了一篇文章。两位湖南领导人，包括华国锋，因其工作方法受到毛的表扬。毛很欣赏地把他们同那些“只爱听赞扬的话，不爱听批评的话”的干部作了比较。后者对其它地区的事很少有兴趣研究，只把目光局限在本地区或本单位，“这叫夜郎自大”。

　　当人们只盯着脚下时，便看不到山上和大海那边的事情，他们很可能像“井底之蛙”那样夸口。但是，他们一旦抬起头来，看到广阔的世界，万花筒般的人间事务，壮观而宏伟的人类事业，丰富的人类才能，广博的知识，他们就变谦虚了。我们献身于改造世界的任务，一定不要只盯住眼前的工作和幸福。而且还应当着眼于我们大家遥远的将来的工作和幸福。马克思列宁主义会帮助我们克服由于小小的成功或小小的成就而带来的小生产者的自满，……

　　谦虚和自卑并非同义语。谦虚并不意识着小看自己；它体现了一种现实的态度和进取的精神，能使一个人客观地看到事实。而自卑则是非现实主义，缺乏自信，害怕困难的表现。自卑和自我吹嘘，或者基于主观主义之上的优越感都是错误的。他们代表着两个极端和两种对自己错误的主观估计。自夸的人脱离现实，过高地估计自己，夸大他的实际能力和作用……；自卑的人明显地与自夸的人相反，但他恰恰也是不现实的。他过低地估计了自己，小看了他在革命中所起的或将要起的作用。结果，他失去了进取的勇气和信心，松懈了斗志。

　　毛在作为中国统治者的命运处于最低点时，写下了这些话，他的眼睛牢牢地停留在经济恢复后的远景上面。

　　第25章孤军奋战

　　（1964—1965）

　　70岁的毛泽东依然激情满怀，宣称他想率领一组专家徒步或骑马考察黄河，从入海口起一直到源头为止。他还指示助手们练习骑兵并翻阅有关背景资料作准备。黄河使毛着迷，毛称之为“中华民族的摇篮”，并发出许多治理它的指示。但是，考察的特别计划并未付诸实践，而其它计划——这些计划实施的结果更富戏剧性且影响也更广泛——却改变着世界。在1964年和1965年这两年间，毛放手让刘少奇先按照他的保守路线治理中国。同时毛也在加紧准备，想杀一个惊人的回马枪。此时，他的健康状况尚好，70岁生日刚过，他便宣称：

　　“我同我的医生有一个君子协定：我不发烧时不找你，你也不找我。我说一年不找他，算他功劳大。如果每个月都找他，这就证明他的工作没有做好。

　　“我对医生的话只听一半，要他一半听我的。完全听他的（医生的）话，病就多了，活不了。以前没有听说过那么多高血压、肝炎，现在很多，可能是医生给找出来的。

　　“一个人如果不劳动只是吃的好，穿的好，出门乘车不走路，就会多生病，衣食住行太好的照顾是高级干部生病的四个原因。”在指责其同僚的腐化生活的同时，毛还警告他们丝毫不能放松对俄国的警惕性。几个星期后的一次会议上，他以同样的思想进行说教。他问：“说到底，某些人是病了还是革命意志衰退了？还是一个星期去跳6次舞？还是喜欢漂亮不喜欢国家了？有些人说他们太虚弱，不能做工作。能病那么厉害吗？”这个时期，毛遇到了一个料想不到的情况，正在中国访问的亚洲共产党领导人力图调解他与俄国人的争执。越南的拉丹和一个日本共产党代表团于1964年初率先作出了努力。但他们受到冷遇。

　　毛如此固执的主要原因直到7月份会见一个日本社会主义代表团时方公开表露出来。他谈到了被苏联占领的日本北方四岛的问题，并说：“苏联占的地方太多了。在雅尔塔会议上就让外蒙古名义上独立，名义上从中国划出去，实际上就是受苏联控制。……我们曾经提过把外蒙古归还中国是不是可以。他们说不可以。

　　就是同赫鲁晓夫、布尔加宁提的，1954年他们在中国访问的时候。……凡是能够划过去的，他都要划。有人说，他们还要把中国的新疆、黑龙江划过去。……我的意见就是都不要划。苏联领土已经够大了。有2000多万平方公里，而人口只有2亿。……100多年以前，把贝加尔湖以东，包括伯力、海参威，勘察加半岛都划过去了。……我们还没跟他们算这个账。”毛开始构思存在于两个超级大国（相互对立）之间的中间国家的概念。他告诉一个法国访问团：法国、意大利、德国、英国（如果它不再作美国的代理人的话）、日本和我们——是第三种势力。这对于一个共产党领袖来说是相当离经叛道的论点，这个论点在其它国家的首都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兴趣。

　　在经历了与苏联的风暴之后，毛明显地愿意和西方资产阶级往来。1964年，在评论赫鲁晓夫提出的改善关系的建议时，毛同意可以讨论边境问题，“生意可以做一点，不能太多，苏联的物品重、笨、价贵，还要留一手。”“不如同法国资产阶级好办，还有一点商业道德。”毛通过关心前幼帝宣统，即人们较为熟知的爱新觉罗溥仪，树立了他的“宽容”形象。在纪念人民共和国建立10周年的时候，毛发出了对某些政治犯，包括溥仪在内的特赦令。于是溥仪走出监狱，并开始了在他以前的宫殿里作一名园艺工人的新生活。1964年2月，毛在一次会议上说：“宣统皇帝应好好团结，”他“是我顶头上司。宣统薪水100多元太少了，人家是个皇帝。”当下属们正在治理国家之际，不惯安逸的毛选择了他所喜欢的教育问题大发议论。

　　现在的考试方法是对敌人的方法，而不是对人民的方法。是突然袭击，考偏题，考古怪题，……我不赞成，……我看先出些题公开出来，让同学研究，看书再作。……交头接耳，冒名顶替，过去不公开，现在让他公开。我不会，你写了，我抄一遍也可以。可以试点，……毛也有更多的时间顾及家庭了。他的侄女和侄子这时正在学习专业知识。1964年夏天，毛和他们作了长长的默示性的交谈。这些谈话的手抄本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作为红卫兵的“课本”广为流传。

　　6月24日，毛和侄女王海蓉进行了交谈。王实际上是他母亲方面的一个亲戚。那时她正在外国语学院学英语，后来她成为外交部副部长。

　　王首先说：“我们学校的阶级斗争很尖锐，听说发现了反动标语。还有的用英语写。就在我们英语系的黑板上。”

　　“他写的是什么反动标语？”毛问。姑娘答道：“我就知道一条，‘蒋万岁’”“还写了什么？”毛坚持问。“别的我不晓得，我就知道这一条。……”毛答道：“好吗！让他多写一些贴在外面，让大家看一看。他杀人不杀人？”

　　“不知道他杀人不杀人，”姑娘说，“如果查出来，我看要开除他，让他去劳动改造。”

　　毛评论道：“啊，只要他不杀人，不要开除他，也不要让他去劳动改造，让他留在学校里，继续学习，你们可以开一个会，让他讲一讲蒋介石为什么好，蒋介石又做了哪些好事？你们也可以讲一讲蒋介石为什么不好，你们学校多少人？”

　　“大概有3000多人，其中包括教职员工。”姑娘回答。

　　“你们3000人中间最好有七、八个蒋介石分子。”“出了一个就不得了，还要七、八个，那还了得！”姑娘抗辩道。毛说：“我看你这个人啊！看到一张反动标语就紧张了。”“为什么要七、八个人！”毛解释说：“多几个就可以树对立面，可以做反面教员，只要他不杀人。”王继续说：“我们学校贯彻了阶级路线，这次招生，70％都是工人和贫下中农子弟，其他都是干部子弟和烈属子弟。”“你们这个班有多少工农子弟？”毛问。“除了我以外，还有两个干部子弟，其他都是工人、贫下中农子弟。他们表现很好，我向他们学到了很多东西。”“他们和你关系好不好？”毛问，“他们喜不喜欢和你接近？”姑娘小心谨慎地答道：“我认为，我们关系还不错，我跟他们合得来，他们也跟我合得来。”“这样就好。”

　　“我们班有个革干子弟，表现可不好了，上课不用心听讲，下课也不练习，专看小说，有时在宿舍里睡觉，星期六下午开会有时也不参加。星期天也不按时返校，有时星期天晚上，我们班或有团员开会，他不到，大家都有意见。”

　　“你们教员允许你们上课打瞌睡，看小说吗？”毛问。“不允许”。

　　毛声称：“要允许学生上课着小说，要允许学生上课打瞌睡，要爱护学生身体，教员要少讲，要让学生多看。我看你讲的这个学生，将来可能有所作为，他就敢星期六不参加会，也敢星期日不按时返校。回去以后，你就告诉这个学生，八、九点钟回校还?”l去。”毛告诉她。王惊叫道：“我不敢。这是学校的制度规定。星期日一定要回校。否则别人会说我破坏学校制度。”“什么制度不制度，管他那一套，就是不回去。你说：我就是破坏学校制度。”毛说。姑娘表示反对：“这样做不行，会挨批评的。”

　　毛警告她：“我看你这个人将来没有什么大作为。你怕人家说你破坏制度，又怕挨批评，又怕记过，又怕开除，又怕入不了党。有什么好怕的，最多就是开除。学校应该允许学生造反。回去带头造反！”

　　姑娘道：“人家会说我，主席的亲戚还不听主席的话，带头破坏学校制度。人家会说我骄傲自满、无组织无纪律。”

　　“你这个人哪！又怕人家批评你骄傲自满，又怕人家说你无组织无纪律，你怕什么呢？你说正因为我是主席的亲戚，我才听他的话，正因为我听了他的话，我才造反的。我看你说的那个学生，将来可能比你有所作为。他就敢不服从你们学校的制度。我看你们这些人都是一些形而上学。”

　　后来，话题转到了杜甫的长诗《北征》上。姑娘问：“读这首诗要注意什么问题？要先打点预防针才不会受影响。”“你这个人尽是形而上学，要打什么预防针？不要打！要受点影响才好，要钻进去，深入角色，然后再爬出来。……你们学校要不要你们读圣经或佛经？”

　　“不读。”姑娘答道。“要读这些东西干什么？”“要做翻译又不读圣经、佛经学，这怎么行呢？……”毛又向：“‘知识分子’英文怎么讲？”“不知道。”姑娘坦白。

　　“我看你这个人，学习半天英文，自己又是知识分子，不会讲‘知识分子’这个词。”

　　“让我翻一下《汉英词典》。”“你翻翻看，有没有这个词。”毛说。

　　过了一会儿，姑娘答道：“糟糕，你这本《汉英字典》上没这个字。……”“等我看一看。”毛说。“……这本《汉英字典》没有用，很多字都没有。回去后要你们学校编一部质量好的《汉英词典》，把新的政治词汇都编进去，最好举例说明每个字的用法。”

　　“我们学校怎么能编字典呢？又没时间又没人，怎么编呢？”“你们学校这么多教员和学生，还怕编不出一本字典来？……”毛坚持道。

　　姑娘说：“好，回去后我把这个意见向学校领导反映一下，我想我们可以完成这个任务。”

　　毛在提出一些建议和一个警告后，结束了这次谈话。他告诉王：“你回去读一二十本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读点唯物主义的东西。看来你这个人，理论水平不高，在学习上不要搞什么‘5分’，也不要搞什么‘2分’，搞个什么‘3分’、‘4分’就行了。”

　　“为什么不搞‘5分’呢？”姑娘问。

　　“搞‘5分’累死人了！不要那么多东西，学多了害死人。……我们的干部子弟很令人担心，他没有生活经验，可是架子很大，有很大的优越感。”

　　

　　两个星期后，7月5日，毛和侄子远新作了第一次长谈。这样的长谈共有3次。此时这位年青人尚是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一位颇具天赋的学生。

　　自40年代初，其父被处死后，他便进入毛的家庭。毛以一种父亲般可爱的语调开始了这次谈话。

　　“这半年你有没有进步？有没有提高？”毛问。侄子支吾道：“我自己也糊里糊涂，说不上有进步。有，也只是表面的。”毛似乎从中得到了某些慰藉。“我看还是有进步的。你现在对问题的看法不是那么简单了。……”

　　…………“你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还是修正主义？”毛挑衅性地问。远新答道：“当然要学马列主义。”“那不一定，谁知你学什么？什么是马列主义你知道吗？”侄子认为：“马列主义就是要搞阶级斗争、搞革命。”毛评论道：“……到底谁打谁还不一定。苏联……还不是资产阶级当权？

　　我们也有资产阶级把握政权的，有的生产队、县委、地委、省委都有他们的人。有的公安厅副厅长也是他们的人。文化部都是谁领导的？电影、戏剧都是为他们服务的，不是为多数人服务的，……”

　　侄子谈了在学院中受到的政治教育。毛还鼓励他进行适当的锻炼。“水，你已经认识了它，制服了它，这很好。你会骑马吗？”“不会”。远新坦白。

　　420第25章“还是水里舒服些。”此话一出口，毛便生气地瞪了侄子一眼说：“你就喜欢舒服，怕艰苦。你就知道为自己着想，考虑的都是自己的问题。你父亲，在敌人面前坚强不屈，丝毫不动摇，就是因为他为了多数人服务。要是你，还不是双膝下跪，乞求饶命？我们家许多人都是被国民党、帝国主义杀死的，你是吃蜜糖长大的，从来不知道什么是吃苦。你将来不当右派，当个中间派，我就满足了，你没有吃过苦，怎么能当左派？”

　　“我还有点希望吧？”年青人问。“有希望好！……你要特别学会与你意见不同的人在一起工作。你就喜欢人家捧你。嘴里吃的是蜜糖，耳里听的是赞歌，这是最危险的。你就喜欢这个。……是否只和干部子女在一起而看不起别人？……”

　　在毛的诘问下，侄子透露，他的课程不允许他有很多时间搞政治或接触普通群众。

　　毛非难道：“不对。阶级斗争是一门主课。……这样一个政治教育完成了，我才算你毕了业。不然，军事工程学院让你毕业，我还不承认你毕业。阶级斗争都不知道，怎么算大学毕业？”

　　有一次，毛远新动员毛去看科学新成就展览会，毛发问：“你怎么对这个有兴趣？对马列主义不感兴趣？”

　　无论如何，侄子对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只能说：“很少看，看不懂。”正是从上述这些谈话中，毛逐渐下定决心，要造他的同僚的反，以阻止党的明显的资产阶级化。

　　他的妻子江青也给他提供了依据。江正开始进入中国传统戏剧改革者的角色。1964年，毛花了很多时间去看现代戏并提孤军奋战421出了很多建议。然而，毛的一些同志对江青干预传统戏剧并不像毛那么充满热情。

　　北京市市长彭真评论说，革命戏剧“尚处在穿开裆裤、吃别人奶的阶段”。江青寻求邓小平对其工作的支持，但邓的反应仅仅是：“对她的戏剧改革，我举双手赞成，可我不会留心去看演出的。”是年夏天，邓又公开表露了对江青不断增大的政治作用的不满。毛的许多同僚亦有同感。邓说：有些人企图通过批评别人为自己赢得名誉，踩着别人的肩膀往上爬，……。没有人怀疑，他指的是江青。然而，1964年底江却被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她积极准备着在时机到来之际支持他的丈大。

　　8月，毛在一次哲学讨论会上说，学生应当下到农村中去接受阶级斗争教育——即使他们的身体欠佳，亦应如此。“下去也死不了人，无非是感冒，多穿几件衣服就是了。”

　　“大学生今年冬天就要开始下去，讲工科、理科的现在不动，动一两回也可以，所有学文科的、学历史的、学政治经济学的、学文学的、学法学的，统统下去。教授、助教、行政工作人员、学生，统统下去。去5个月，有始有终，农村去5个月，工厂去5个月，得到点感性知识，马、牛、羊、鸡、犬、豕，稻、粱、菽、麦、黍、稷，都看一看。”

　　康生插话，抱怨北京的一位一流经济学家（指孙冶方——译者）“搞利别尔曼那一套，搞资本主义”。在此，毛以惊人的对资本主义的辩护作了回答：“搞点资本主义也可以。社会很复杂，只搞社会主义，不搞资本主义不是太单调了吗？不是没有对立统一，只有片面性了吗？让他们搞，……”

　　毛继续为他曾经给予中国资本主义的冲击不大而惋惜。“分土地给农民，是把封建地主的所有制改变为农民个体所有制，这还是资产阶级革命范畴的。分地并不奇怪，麦克阿瑟在日本分过地，拿被仑也分过。土改不能消灭资本主义，不能到社会主义。

　　“现在我们的国家大约有1/3的权力掌握在敌人或者敌人的同情者手里。我们搞了15年，三分天下有其二是可以复辟的，现在几包纸烟就能收买一个支部书记，嫁给个女儿就更不必说了。……”9月，在杭州，一个法国使团在毛的乡间别墅里和他一起度过了两个半小时，并发现毛的健康状况不好。一个法国人认为毛清楚地知道自己处于震颤性麻痹症的早期阶段。其他法国人则认为毛可能得过中风。当毛从一个房间走向另一个房间时，有位助手陪护着他，不时轻轻地引导着他走路。

　　有个法国人写道：“毛不停地吸烟。从他晚间扔掉的烟头数量来看，显然他是位一天三包的人。他患有严重的吸烟者常患的咳嗽症，喘气很重，带着清晰的丝丝声。

　　“协调姿式时他也有些团难。毛是左撇子，要点燃香烟，他就得把火柴盒放在右手，然后用左手擦燃火柴。为了更好地把握这一过程，毛把双时置于椅子扶手上以稳住自己。”

　　一位法国人谈到了法国在东南亚的“新作用”，但毛打断了他的话。“自奠边府战役后，法国在亚洲没有作用了。让我告诉你一些你可能知道也可能不知道的情况，在莫边府，许多持枪者是中国人。”他说。在回答经济问题时，毛平静地说：“中国没有经济计划，……我们做过一个长期计划，但错了。从国外借用的大多了。在这方面，我们的经验比你们少，我们还没有把一切事情都办好。”

　　10月，尼赫鲁来访。毛对他解释说，中国不想打仗，没有原子弹。即使其它国家想打仗，那对整个世界来说也将是一场灾难，会死很多人。毛相信，原子弹不会毁灭整个人类，所以不可能找到一个想和谈的政府。尼赫鲁答道，他是印度原子能委员会的主席，他知道原子弹的毁灭性。他相信，没有人会从核战争中逃生。毛反对说，大概不会这样。现存的政府可能被消灭，但其它政府会起而代之。

　　中国的核试验实际上是在1964年10月16日获得成功的。它既标志着毛在5年前苏联核顾问撤离中国后的“单干”的决心的胜利，而且更特别地标志着从事核实验的受过西方教育的中国核科学家的胜利。后来，在一次讨论经济计划时，有人说中国必须赶超其它国家的技术水平。毛赞同道：“是的，我们要有……管它什么国，管它什么弹，原子弹，氢弹，都要超过。”

　　在12月20日中央委员会的一次工作会议上，毛对共产党的15年统治所做的总结是：地主和窝农乃幕后主宰，主张杰出人物统治论的腐化干部则在台上表演。为了农村社会自身的改造，必须纯洁那些正在指导改造的政治机构。有必要向贫苦农民表明，他们可以像以前斗争地主那样斗争坏干部。至于最堕落的分子，我们应给他们贴上“新生资产阶级”的标签。

　　有位与会者建议，让普通群众来处治腐化干部，因为群众是宽容和通情达理的。毛反驳道：有时不能这样。群众一旦发动起来，会有很大的盲目性。我们也有盲目性。

　　艺术家的背叛也没有逃过毛的注意，他在同一个会议上讲：音乐家傅聪已经跑到英国去了。我说这是件好事。让这种人留在国内有什么用？

　　1965年1月，毛和埃德加·斯诺在晚宴中谈了4个小时。斯诺报道，毛适量地吃了一餐湖南饭菜，“喝了一玻璃杯或两玻璃杯的中国葡萄酒，和过去一样，极为搪塞。晚上，他大概抽了10支香烟。”毛透露，他读了马克斯威尔·泰勒将军的书《音调不定的号角》。他说，美国不可能赢得越南战争。但，赢得过从英帝国主义那里获得独立的进步战争，然后又赢得了创建自由劳动力市场的国内战争。华盛顿和林肯都是他们时代的进步人士。当美国首先建立共和国时，引起了欧洲所有戴皇冠者的仇恨和恐惧。美国人是革命者，现在他们需要为摆脱本国的垄断资产阶级而斗争。苏联批评中国“搞个人崇拜”，有证明吗？毛认为，斯大林一直被说成这种崇拜的中心，而赫鲁晓夫一点也没有。大概正由于赫鲁晓夫没有这种个人崇拜，所以他跌倒了。……

　　毛说，他读了美国人在贝肯尼岛核实验6年后所做的有关这一地区的调查报告。报告表明老鼠、鱼、鸟和植物生长状况良好。对细菌、鸟、老鼠和树来说，原子弹的确是纸老虎。对人可能不同，……毛说，他听说美国有部电影叫《在海滩上》，显示了核战争给世界所带来的末日。那是一部科学影片吗？

　　斯诺询问了中国的人口问题。毛答道，他的确不晓得。有些人说有6亿8千万或6亿9千万，但他不相信。怎么可能这么多？农民有时把事情搞得一塌糊涂。斯诺问道，他能否从毛这里给约翰逊总统带个信儿。片刻的沉默后，回答是：不！然而，毛的确期望改善中美关系，尽管在他的有生之年没人强制他这么做。此时，毛正准备很快去见上帝。在谈话中，他回忆了两个弟弟、他的第一个妻子以及他们的儿子是怎样被杀的。多么奇怪，直到今天，死神依然从他身边溜走。他不止一次地准备过死，但死神似乎不需要他。中国将属于后来人，他们应当比毛更富有知识，将根据自己的社会价值观开展革命工作。活在人间的毛变化得越来越快。他说，从现在起，1000年后，我们所有的人，甚至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可能显得荒唐可笑。

　　关于目前中国的政治，毛没有向斯诺谈很多。6年后，当他们再次重逢时，毛解释说，1965年，有许多权力已滑出了他的控制范围。但是，他准备东山再起。所以，第一步发动了一场无关痛痒的试验性运动。

　　毛向同僚们提交了一份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23条纲领。刘少奇的反映十分消极。后来，毛披露正是这时提高了他对刘的警惕。

　　毛的23条中的第一条是讲，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必要性。刘少奇无疑从这种威胁里看到了一场没有必要在领导层内进行的制造不和的政治迫害。但是，他所持的强烈反对态度必然会使他在公众面前自我确定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到1月底，毛决定刘必须“开路”。

　　毛还得出结论，官僚实事上已经变成一个新生的统治阶级。他写道：“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怎么会认识是非呢？”毛要求每个中国人都要学习模范农业生产队大寨，那里不存在这些弊病。

　　3月，毛向来自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访问者提出了坦诚的军事建议：“有些外国人在中国上学，学军事。我劝他们回去。不要学太长。几个月就行了，课堂上尽讲，没有什么用处。……大多数时间可在本国，或者根本不出国，就可去那里。”

　　1965年春，毛继续在华中和华南作长途旅行，以准备发动反对刘和其他人的运动，并促使外国人加强对其健康状况的窥察。5月，他在过了40年后第一次回到井冈山根据地。他曾经在这里创建了现在他企图扩展到全中国去的程式。5月27日清晨，毛爬上了通往顶峰的山坡，纵观昔日每天生活于其中的景色。他把昂扬的激情渲泻在一首诗里。

　　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千里来寻故地。旧貌变新颜。到处莺歌燕舞，更有瀑漏流水，高路入云端。过了黄洋界，险处不须看。风雪动，旌旗奋，是人寰。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西方报刊报道了下述传闻，说毛得了中凤病，正住在上海或杭州的医院里，据言，他在某个公开场合行走困难，不能说话。毛曾承认他所发表的东西并非都出自亲笔，“现在写东西都是由秘书写，自己不动手。”他带着痛楚的表情又说：“自己总是不动手，靠秘书，不如叫秘书去担任领导工作好了。”——这大概指的是江青和陈伯达。

　　毛当然在1965年去看医生了，而且这促使他发出了一个对医生大加嘲讽的指示。

　　告诉卫生部，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15％的人工作，而且这15％中主要还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老谷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还有一件怪事，医生检查要带口罩，不管什么病都带，是怕自己有病传染给别人？我看主要怕别人传染给自己。要分别对待嘛！什么都戴，这首先造成医生与病人之间的隔阂。城市里的医院应该留下一些毕业后一二年本事不大的医生，其余的都到农村去。

　　8月，一种世界上最为畅销的出版物《毛主席语录》——“红宝书”第一次面世，它成为毛重新掌权的宣言。“红宝书”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60年，当时林彪作为毛的新国防部长，印了一批毛说过和修改过的话在军队中散发。一两年后，林在军从报纸《解放军报》上开始了用醒目的粗体字在方框内刊印毛的语录的习惯。1964年，林又印制了一种由摘录毛的著作中的某些段落编辑而成的袖珍书本，以便士兵们带在挎包里。它就是1965年8月1日面世的第一个正式版本的《语录》的原祖。在以后的几年中，由解放军总政治部编辑的这本《语录》不断重印发行。

　　1965年8月8日，毛对即将来临的事件作出了最为明确的暗示。安东尼·马尔罗递交给毛一封查尔斯·戴高乐的信，并与毛进行了长谈。当时在场的有刘少奇、法国大使和其他中国领导人。毛谈到了知识分子的恶劣影响，特别是在青年人中的影响。鲁歇·佩耶尔大使表示异议，在他看来，中国学生是信仰毛的理想的。毛对此表示怀疑。

　　毛说：“青年人必须经受考验……。”——这是对即将到来的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暗示。马尔罗注意到，毛仿佛是在向一个想象中的反驳者演讲，仿佛在说：“不管你喜欢不喜欢，它必将如此，”——甚至仿佛正在通过马尔罗说给刘听。

　　毛声言：“苏联修正主义是……叛徒，正在复辟资本主义，不知道欧洲为什么不满意。”

　　马尔罗不同意他说：“我相信他们并不想恢复生产资料私有制。”“你能肯定吗？看看南斯拉夫！”马尔罗发现毛走路时僵硬而缓慢。但他评论道：毛“并不衰老。他寓有康门迪图尔塑像般的那种不平衡性。走起路来像是从某个帝玉墓穴中钻出的传奇性人物。”

　　毛说，“赫鲁晓夫似乎认为，共产党一掌握政权，革命就算成功了。——仿佛革命只是民族解放问题。”接着，毛又嘲笑了考茨基的遗训“共产主义意味着生活水平的提高”。

　　毛评价说：“当然！游泳是穿运动裤的途径之一，……它不是用赫鲁晓夫代替沙皇，用另一个资产阶级——纵然它被称作共产主义者——代替这个资产阶级的简单问题。就像妇女一样，当然有必要首先给她们法律上的平等。但此后仍有工作可做。我们认定导致中国停滞不前的思想、文化和习惯必须清除。尚不存在的无产阶级中国的思想、文化和习惯必须树立。中国女性的形象还没有在群众中树立起来；但她开始想树立了……，革命……没有胜利，它需要几代群众和干部的共同努力。”

　　他们一直走到马尔罗停车的台阶那里。毛又说：“在这场斗争中，我们是孤立的。”

　　“并非第一次”。马尔罗说。“我会单独和群众在一起。等待。”这位法国人发现毛的语讽中带着怨恨、嘲讽、特别是自豪。他并不是代表同僚们说这番话。的，因为他把他们丢在后面，无法听到他的话。只是在离开同僚后，毛才开始慷慨议论。他走得比他的身体所允许的速度更慢，目的是要和一位同情其处境的外国人多谈点个人见解。

　　毛继续说：修正主义毁灭革命。我对你讲过革命也要有感情，……可人们不想终生负有革命重担。中国共产党人只有1％在农村，党的老卫队中的幸存者一直长于行动；“另一方面是整个教条主义的青年一代，教条主义牛粪不如，……不管你们的大使怎么想，年青人正显出危险的倾向，……是该表明还有另外一些人的时候了。”

　　道别的时刻终于到了。“我是孤立的。”毛重复道。突然，他又放声大笑：“嗯，有些远方的朋友，请转达我对戴高乐将军的敬意。”此后不久，毛在一首诗中讥讽了苏联的共产主义形式并激励自己去斗争。

　　鲲鹏展翅，九万里，翻动扶摇羊角。

　　背负青天朝下看，都是人间城郭。炮火连天，弹痕遍地，吓倒蓬间雀。怎么得了，哎呀我要飞跃。借问君去何方？雀儿答道：有仙山琼阁。不见前年秋月朗，订了三家条约。还有吃的，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

　　林彪是唯一坚决支持毛的人物。毛在9月和10月企图说服同僚们在党内进行新的整风运动的努力没有成功。其他人仍在批评毛。刘少奇和邓小平甚至力主恢复同俄国人签定的条约以保卫中国免受轰炸越南的美国人的袭扰。无论如何，毛坚决反对这种主张，并坚持中国必须有自己保卫自己的信心。反过来，其他人则拒绝他要求急剧改变文化和教育政策的提议。彭真宣称，“即使是主席，如果错了也要接受批评。”邓小平日后则被断言为“冷酷地割断了与毛的联

　　系。”毛意识到他在北京是无望的，这里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谨慎而无决心。作为一种特有的姿态，他离京前往南方并绝望地转向他妻子那一派政治朋友方面。在周密地安排好他的最后一次庞大的政治运动后，毛长达9个月没有回首都。

　　第26章文化大革命

　　（1965—1966）

　　毛用来反对党内保守派的直接口实是北京市副市长彭真保举的人——吴晗所写的戏剧《海瑞罢官》。它是毛所需要的巨大震动的前奏。基于明朝一件小事写就的这个尉本，事实上很少暗含着对1959年彭德怀事件的评论。其主调可以从其中的一段台词里得到评判。那是一位大臣——海瑞（即彭德怀）说给皇帝（即毛）听的：

　　“……你前些年倒还做些好事。这些年呢，……你的心迷惑了。过于苛断，你的性情偏了。你自以为是，拒绝批评，你的错误太多了。”“天下的人不满意你已经很久了，内外大小官员准都知道。”

　　中国读者不会不去类推。后来，毛在北京向朋友们解释，他“建议江青同志组织一下文章批判《海瑞罢官》。但就在这个红色城市无能为力，无奈只好到上海去组织。”江青抱怨右倾分子通过秘密打入其组织的代理人密切注视着这一事件的进程。“无论我走到那里，他们都尾随着；他们安装了窃听器，对主席、林副主席、总理和我搞间谍活动，……！”然而文字工作毕竟在上海党的第一把手柯庆施的帮助下，由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完成了。

　　1965年11月10日，第一篇文章在上海刊出。但不管怎样，北京的《人民日报》不予理睬。第二天，彭真让一位助手给上海挂电话，想找出是谁未征询他的5人小组的意见便赋予作者这样的权力。北京的5人小组是负责文化改革运动的机构。张春桥答道：“毛泽东”。彭的助手未发一言便挂断了电话。12月，就全国范围内刊印这篇文章的问题，两个城市之间展开了意识形态之战。月底，彭真在北京党的一次会议上问他的一位同事：“吴晗现在怎样？”

　　回答是：“吴晗很紧张，他感到批判是有来头的。”彭说：“不管有无来头，我们只追求真理。实际上，每个人都是平等的。”

　　

　　11月29日，毛使上述问题进一步激化，他在其盟友林彪控制的军队报纸《解放军报》上刊出了那篇文章，并在电台里进行了广播。这样一来北京再无借口可凭，只得照做。直到此刻彭真仍然可以把吴晗当作替罪羊推出来，让他向毛投降，从而保住自己的地位与权力。但是，他作了支持下级的选择，这就使这场斗争演化为彭与毛之间的抗衡。

　　毛正在充分利用他的“秘密武器”——他的个性和卫队，特别是8341部队。早在夏天，毛就通知该部到农村和工厂去宣传刷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在杭州召开的一次党的会议上，毛向科学和文化领域年的修正主义发起了攻击。彭真出席了这次会议，此时他是毛的主要对手。毛把注意力集中在干部、学生和农民之间不断增大的令人震惊的鸿沟问题上。他说：“我曾给我的孩子说：‘你下乡去，跟贫下中农说，就说我爸爸说的，读了几年书，越读越蠢。请叔叔伯伯妹妹兄弟做老师，向你们来学习。’”

　　特别是人文学科需要改造。毛点出了吴晗的戏剧，认为它有敌对性。接着，毛话锋一转，以其领袖特有的方式提到了伯翰德·罗素的一个进步，“罗素送给我一本小册子，可以翻译出来看一看。罗素现在政治上好了些，反修、反美、支持越南，这个唯心主义者，有点唯物了，这是说的行动。”这转而引出了一种对社会折衷主义的不寻常的辩护，“一个人要做多方面的工作，要同各方面的人接触，左派不能光同左派接触，还要跟右派接触，不要怕这怕那。我这个人、就是各种人都见过，……。”接着，亲毛的一位激进者做了极富谄媚特征的插话。尔后，毛认为人们应当用更为大众化的形式写作。“我们这些人都是‘学生腔’。”毛抱怨道。“主席除外”。陈伯达插话。这次，毛接受了恭维，而在其它场合他通常要迅速地加以反驳的。毛很不谦虚地赞同道：“我做过农民运动、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国民党运动，做过二十几年的军事工作，所以稍微好一些“”然而，在清党的问题上，毛依然没有如愿。后来，他回忆说：“当时多数人不同意我的意见，暂时只剩下我自己。说我的看法过时了，……”。1965年在家庭的聚会声中结束。毛的儿子岸青及其妻子探望了这位老人。根据这对青年夫妇的回忆，毛“欣然挥笔为我们书写了”一首诗。毛和江青所生的女儿李讷也长大了。1966年，在她学业结束时，毛为她题词，内容是四条建议：一、“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以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二、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三、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四、在命运的痛击下，头破血流，但仍不回头。1966年一开始，这位姑娘的母亲江青便以毛的思想为依靠边出了进入政治领域的决定性步骤。她与林彪达成协议，主动让国防部长同享她的文化特长和作为主席的妻子的有利政治条件。林则在军队等级的最高峰给江安排了一个职位以示回报。林交给江一个任务，去上海负责召集一次部队的文艺座谈会。

　　在江青抵沪前，林告诉他的人：“江青同志昨天和我谈了话。她对文艺工作方面在政治上很强，在艺术上也是内行，……。”这预示着毛的妻子生涯中的一个新阶段的来临，她开始被描绘成“折射阳光的月亮”。用她自己的话说，至今她依然“作为主席的秘书而工作。我的主要任务是调查国际问题。在文化和教育领域，我算是机动哨兵。就是说，我订阅一些期刊和报纸，进行仔细检查，把所有我认为值得注意的东西提交给主席。……许多年来，这一直是我的主要工作内容。”1966年义后，她又把这些职责同作为中央委员会常委秘书的职责结合了起来。林在公开讲话中，对毛是千吹捧万奉迎。他写道：“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他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毛不得不违背自己较为理智的评判容忍上述颂扬，因为林实际上是他在党的高级官员中的唯一同盟者。同时，毛正在宣扬造反的理论，特别是造宣传部的右倾分子的反。因为他们正在“取缔和压制”左派的工作。2月，毛抱怨：“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做坏事，我就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同月，他还指出：愚民对专制君主有利，而让人民聪明起来则对我们有利。

　　然而，政治局在毛缺席的情况下，接受了彭真的决议案，有效地挫钝了文化革新工作的锋芒。对此，毛表达了他的强烈不满。8月，在杭州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毛声讨了北京市委的罪状，第一次谈到了需要一场文化革命。

　　毛离开杭州后，继续前往广州郊外的从化温泉别墅，一星期后，他经历了最后一个促使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挫折。一个同情莫斯科的日本共产党代表团访问了他。毛告诉他们，中国与美国之间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最迟在两年内”发生。他预计俄国会把美国对中国的进攻作为它占领中国东北的前奏，“结果将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俄国军队隔长江对峙。”（他的预言并不像40年代那样准确。）日本共产党人请求毛采取积极措施转运苏联援越物资，当时这需要忍受美国人的轰炸。毛极为震惊。他决不会同意运送来自修正主义俄国的援助，那怕它是对第三国的。（中国人继续援助越南。战争结束后他们宣称，给予越南的支援要比俄国人多。）毛的一位助手向他披露，俄国人一直在利用中国铁路向北越运送军用物资。

　　毛对于他们忽视如此重大的问题十分气恼。他当着日本人的面向助手们大喊：“你们呆在北京的人都缺乏判断力！”由周恩来和日本代表团签署的涉及中俄两国支持北越的联合行动的公报，在毛的盛怒之下被废弃了。日本人想就援助越南共产党人这样单一的问题在两个共产主义巨人之间进行调停的努力失败了。

　　毛在日本人面前对自己的脾气稍加掩饰后，于同日晚些时候发出一道命令解散原党的中央宣传部、北京市委和负责文化改革的小组。他投身到与彭真的全面对立之中。

　　现在，文化大革命正式展开了，它谱写着毛漫长而功勋卓著的生涯中最惊心动魄的诗篇。毛自己把这场革命描绘为“课堂里学不到的政治课”，然而这门课把中国导向了“混乱的边缘”（毛的大多数同僚会说，已越过了边缘）。为这场革命设计的方法则含有雪耻的因素。

　　江青对此作了最充分的界定，她说：“我们要考虑的不仅是50天〔1966年夏，毛一度被迫离开刘少奇的北京王国——著者〕和17年〔1949至1965年，毛的话未得到遵从——著者），页且是19年到30年。”这大概是毛在馒长的生涯尽头，为实现至今仍令他难以着手的所有改造和革新而做出的孤注一掷之举。

　　由于认定共产党自身已经变成了官僚主义和反革命的党，所以大街上的普通群众必须与既得利益集团作斗争。毛和两部分人结成联盟——军队和学生——以强力推翻党。他之所以能伏靠军队，是因为军队忠于他和他的追随者、当了7年国防部长的林彪；他之所以能依靠学生，是因为青年一代总是激进的并时刻准备剥夺执政的守旧者的权力，而不论其政治色彩如何。文化大革命在三级展开。一级是在毛和刘少奇为首的政治局对手之间展开的“宫廷内部”的权力斗争；另一级是贯穿全国的为获得更高水平的民主、社会主义和集体主义精神而进行的改造运动；最低一级是短期内破除强制性的法律和法令以便地方上的宿怨得到解决。权力角逐必然会显出雌雄——无论是个人的还是集团的。

　　那些洞悉毛的坚定意志的人很清楚该干什么。4月14日，毛的诗友、科学院院长郭沫若承认：“几十年来一直拿着笔在写东西，也翻译了一些东西。按字数来讲恐怕有几百万字了。但是“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没有学好毛主席思想，……”

　　5月，毛在杭州召开了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充斥着他的支持者。会议完成了清洗彭真和其他一些“右倾分子”的任务；任命了一个新的激进的负责开展文化革命运动的小组，其成员包括陈伯达、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和康生〔康是小组的顾问——译者〕。会议花了12天的时间来说服彭真承认错误。毛就新形势问题向中央委员会提出的通报，虽得到政治局的赞同，但直到一年后方印刷发行，原因是当时毛尚未控制新闻出版业。

　　毛发出了一个暗示，那是他将来真正追循的目标。他坚定地告诉政治局：“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任，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

　　毛的支持者说，“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的人是以刘少奇为首的。不久将会证明，他们就像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不忠诚。

　　毛得到了庞大的军队的支持。在文化革命开始的几个星期内，林彪把完全忠于他的38军调入北京以确保运动沿着他及其老板铺设的轨道运行。5月18日，在北京召开的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林彪开始露出真面目，他作了一个耸人听闻的讲话，提出了右倾分子要搞他认为现在“成风”的军事政变的警告。自1960年以来，第三世界的资本主义国家共发生60多起政变；中国历史上“历代开国后，10年、20年、30年、50年，很短时间就发生政变，丢掉政权的例子很多。”

　　中国今天“可能发生反革命政变，要杀人要篡夺政权，要搞资本主义复辟……，可以嗅到一点味道，火药的味道，……笔杆子、枪杆子，夺取政权非这两个杆子，……现在毛主席健在，我们是大树底下好乘凉。”

　　“毛主席活到那一天，90岁、100多岁，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他的话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在他身后，如果有谁做赫鲁晓夫那样的秘密报告，一定是野心家，一定是大坏蛋，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毛泽东思想永远是普遍真理，……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

　　5月25日下午2点，第一张大字报由一位激进的响应毛关于批判右倾主义分子的新号召的教师在北京大学贴出。这似乎又是一次百花齐放。毛从杭州打电话给康生，告诉他在《人民日报》上刊登这张大字报，并在电台上广播。如此一来，这个事件使从不为人知的状态中走出来。

　　对毛的神化正在升级。6月10日，《红旗》发表了一篇社论，说毛泽东同志的理论和实践就像天空中的太阳和月亮不停地前进，就像地球上的河流和溪水无尽地流淌。7月2日，另一篇中国报刊上登载的文章声称，“我们有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这一精神原子弹，……。”

　　7月8日，毛给妻子写了一封信，对这股相互激荡的潮流，特别是3个星期前林彪向政治局所作的夸大其词的讲话进行了批评。

　　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给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毛悲叹他的同志们经常不相信他犯了错误并且必须改正自己。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我少年时曾经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可见神气十足了。但又很不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衷主义，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自信，强有力——著者），也有些猴气，是为次（机敏、冲动、多变——著者）。在此毛引用了汉代的一个格言：“者易折，皎皎者易污。阳春白雪，和者盖寡。”他对江青说，最后两句话，“正是指我。”——他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也曾说过这两句话。

　　毛推测，崇拜者们抬举他的意图，与前几代人在新年之际把钟馗的画像贴于门上为其家庭避鬼出于同一道理。毛写道：“我就在20世纪60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但是，吹得越高，摔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那也没有什么要紧，物质不灭，不过粉碎罢了。”

　　世界上100多个共产党的大多数不再信仰马克思主义了。“我劝你也要注意这个问题，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他妻子当前在文化革命中的胜利不应是她首先考虑的事，“经常想一想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这个问题我同你不知讲过多少次，……”

　　毛又说，他在给江的这封信里所写的东西不要刊载，“我的这些近乎黑话的话，……也许在我死后的一个什么时机，右派当权之时，由他们来公开吧。”毛的最后一句话是，“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这段时期，毛一直旅居中国南方。不断有传闻说，毛的健康状况欠佳。1966年春，曾经传说毛由于肺结核、黄疸和高血压而失去了知觉。有家报纸说他被确诊为动脉硬化。5月份的另一则传闻说毛正在，‘医生的严密监护下”于桂林的避暑胜地疗养，他的饮食受到严格限制，以便使他恢复精力，摆脱高血压的困扰。是年晚些时候，香港盛传毛得了喉癌，无法在公共场所讲话。

　　由于上述传闻的影响，所以，当72岁高龄的毛于1966年7月16日再次畅游长江的消息公布时，整个世界——更不必说中国——都震惊了。《人民日报》一直等到9天后，才把这一消息告诉中国百姓。毛借助水流在65分钟内游了9英里。他身后跟着5000名年青的游泳者，他们正在进行一年一度的沿长江一线游泳的比赛，它是10年前由毛首创的。两天后，毛返回北京。从政治上讲，理应是他取得了胜利，但他自己却说：“回到北京后，感到很难过，冷冷清清。”几乎是一到达首都，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打电话鼓励清华大学的造反者（他们在5月底已经开始贴出大字报声讨右倾分子），并亮出了自己的立场。他告诉他们：“看来我必须亲自考虑一下这场革命的结局。我是站在正确的一边吗？不是这么个问题！运动结束时中国不再是无产阶级的天下而是资产阶级的天下吗？绝对不会！我为什么要害怕？难道我们没有看到第一阶段过后他们想要干什么吗？诽谤、恐吓、威胁、讹诈——把‘造反派”弄到各地，打棍子。一位‘大将’的责难之声灌入人们的耳中。”这个“大将”

　　当然是刘少奇！那时，刘少奇大概还不知道，清华大学的学生领袖在一张大字报中批判了他。1961年，在清华大学的一次试验中，有些”志愿人员”甘受铀同位素的侵害，大字报就这一丑闻进行了评论。

　　毛召开了一系列的工作会议从指导文化革命的开展。在第一次会议上他宣称：“共产党怕学生运动是反马克思主义。”这时，毛尚未认定有必要清洗高级领导层。他说，“我国北京4天后还倾向保现成的。”不出所料，毛表扬了大字报，并特别赞赏地提到了那张引发了整个运动的大字报。

　　有些中小学的革命学生，即少先队员们，给他们的爸爸贴大亨报，抱怨爸爸忘了过去，没有给他们讲毛泽东思想，而是问他们在学校的分数，好的给奖赏。

　　毛要求把他的括转达给那些少先队员：“大字报写得很好。”毛告诫同事们不要带着忧虑的眼光去看事情，或者说，应当正确对待那些需要他们帮助的人。“好人来了，你不见，你们不出去，我去见，你们又派小干部，自己不出去，我出去。总之，是怕字当头，怕反革命，怕动刀动枪，都不下去，不到乱的地方看看。……你们不去看，天天忙具体事务，没有感性认识，如何领导？……所有到会的人都要到出乱子的地方去。有人怕讲话，叫讲就讲几句，我们是来学习的。是来支持你们革命的，召之即来，随叫随到，以后再来。”

　　毛谈到了残酷的革命逻辑。准备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来。……现在要把革命进行到底，从这方面锻炼自己，改造自己，这样才能赶上，……有的同志斗别人很凶，斗自己不行，这样永远过不了关。靠你们引火烧身，煽风点火，放不放？因为是烷到自己头上，同志们这样回答：“准备好，不行，就自己罢自己的官，生为共产党员，死为共产党员。”坐沙发吹风扇的生活是不行的。

　　几天后，毛召集了一次高级领导人会议，决定撤掉前些时候刘少奇派出去执行整风任务的工作队。现在，刘意识到他无疑是毛的敌对目标。刘在客厅里踱来踱去，内心烦躁不安。他告诉女儿，“他们想让我做自我检查，是吗？如果他们让我去你们学校做自我检查，我会去的，因为没有什么可怕的。……你应当参加点劳动，帮助写墙报，擦地板。这样，同学们就不会指责你的行为像个官僚和贵族了。”

　　不管怎样，这个女儿是站在其造反同学一边的。这是由于毛的作用，而非她父亲的作用。当她提出父亲的错误不是“偶然的”时，她妈妈怒气冲冲地开口道：

　　“你父亲身为中央委员会委员，有许多事情他不能告诉你。可你总是给他施加压力。”

　　刘对女儿说：“如果你感到这个家庭对你有害，你可以与它脱离关系；如果你在经济上还不能独立，我可以给你钱。”

　　几天后，刘向女儿承认，他“犯了方向和路线错误，表示愿意重新改造自己。”

　　与此同时，毛正在鼓励红卫兵。8月1日，他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红卫兵写了一封信，告知他们所送的大字报已经收到，你们的行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革命运动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律给予热烈地支持。”

　　最后，毛进行了讨价还价。“还有，我们支持你们，我们又要求你们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对犯有严重错误的人们，在指出他们的错误以后，也要给予工作和改正错误重新做人的出路。”

　　8月上半月，毛主持了一次中央委员会会议，会议以微弱的多数通过了进行文化革命的决定。一年后，毛告诉一些阿尔巴尼亚的来访者：“通过争论我才得到半数多一点的同意，当时是有很多人仍然不通的。”俄国人宣称，全部中央委员会委员的91人中仅有56人，89名候补中央委员中仅有33人，参加了会议，走廊里则充塞着年轻的红卫兵。

　　会议第一天，林便定下了奉迎的调子。他告诉同志们：“我最近的心情很沉重，我的工作和我的能力是不相称的，是不称职的。我意料是要出错误的。但是要力求减少锗误，依靠主席，……以毛主席为轴心，我们作磨盘，……他……有许多想法，我们是不理解的，……我没有别的本事，就是依靠群众的智慧，……一切按主席的指示办事，……。”

　　第四夭，毛严厉地声讨了他的对手们。我感到危险。他们指示学生革命，但当人们发动起来时，又想压制。所谓方向和路线，所谓相信群众，所诣马克思主义，都是假的，存在很多年了，……即使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也应当允许群众请愿、示威和争论。另外，言论、集会和出版自由是写进宪法里的。从压迫学生的文化大革命这一行为来看，我就相信没有真正的民主和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第二天，毛精力充沛地踏人竞技场，亲自写了一张大字报标题为《炮打司令部》。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呵！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50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由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刘少奇紧跟着但白说：只是在读了毛主席的大字报之后，“我才开始认识自己这次所犯的错误，……在此之前，我还不知道我犯了这么严重的错误。”

　　8月8日，中央委员会接受了毛指导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纲领，它是这场运动的蓝图。十六条说：当前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

　　……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他们有魄力、有智慧。他们用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大鸣大放，大揭露，大批判，坚决地向那些公开的、隐蔽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举行了进攻。……

　　要让群众在这个大革命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去识别那些是对的，那些是错的，那些做法是正确的，那些做法是不正确的。

　　在辩论中，必须采取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的方法。对于持有不同意见的少数人，也不准采取任何压眼的办法，要保护少数，因为有时真理在少数人手里。……

　　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代表的产生，要像巴黎公社那样，必须实行全面的选举制。候选名单，要由革命群众充分酝酿提出来，再经过群众反复讨论后，进行选举。……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使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强大的推动力。把文化大革命同发展生产对立起来，这种看法是不对的。

　　据出席会议的一位省委书记讲，毛自己在十六条原稿上加了话：“要文斗，不要武斗。”

　　毛来到北京的大街上，鼓励过往的行人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以此庆祝他在中央委员会里取得的胜利。

　　一家共产党报纸报道这一情景：“无法说清有多少只手伸向他。许多双眼睛里充满了幸福的泪花，……许多同毛主席握过手的人逢人便说：‘过来和我握手！我的手刚刚接触过伟大的毛主席的手！’”

　　8月18日，百万红卫兵分列在天安门广场上——这种史无前例的集会共有8次，这是第一次。毛向他们行礼致敬。报纸评论道：“我们将打碎一个旧世界，建立一个新世界，……大海航行靠毛泽东思想。……毛主席是我们心中最红的太阳。”有些红卫兵领袖采用了新的名字——卫东，意即保卫毛泽东。

　　毛鼓励全国的红卫兵串连以交流经验。他敦促说：“现在坐火车毕竟不要钱，不是吗？”

　　但是，事态的发展并非尽加入意。周恩来告诉清华大学的学生，毛发现“全国几乎90％的工作队犯了方向性的根本错误”。武汉大学的校长（李达——译者），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不得不求助于毛制止红卫兵对他的迫害。然而，禁止对这位老学者进行体罚的官方指令被年青的造反者置之不理，几天之内，他便死去了。

　　最初，毛对年青革命者的过激行为采取了容忍的态度。他宣称：“应当允许年青人犯错误。”他甚至对他们绪成派系并相互攻击的倾向也采取了宽容的姿态，“年青人可能会这样或那样地看问题。看法相同的人经常聚在一起，这没有什么不正常的。”毛为“各地的所谓动乱”辩护，并在8月下旬的一次工作会议上说：“我的意见乱他几个月，坚决相信大多数是好的，坏的是少数。没有省委也不要紧，还有地委、县委哩！……

　　“我看北京乱得不厉害，学生开了10万人大会，把凶手抓出来，惊慌失措。北京太文明了，……”

　　但是，当毛的朋友，比如老将军徐向前等人受到红卫兵不公正的死亡威胁时，毛的对策是把他们邀迸中南海的家中，直至危险过去。

　　现在，林彪实际上已摆脱了控制，他把对毛的崇拜推到一个显然荒谬的地步。江青后来说，毛在1966年中期，已开始觉察到了林的公然不忠。9月18日，林在一篇关于加强学习毛主席著作的讲话中说：“毛主席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高得多。现在世界上没有那一个人比得上毛主席的水平，……我们要打破洋人比中国人高明的民族自卑感。……洋人、古人那里有毛主席高？那里有这样成熟的思想？毛主席这样的天才，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毛主席是世界最大的天才。”

　　毛所处的地位并不令人羡慕，他不得不依靠并非忠诚的盟友来战胜党内的顽固对手。许多知识分子所持的观点和毛大不相同。9月份失去生命的诗人老舍，据说留下了一纸自杀的遗书，谴责毛背弃了世界社会主义。与此同时，武昌的一派红卫兵指责毛窃取了一份不真实的出身证明，他们的结论是“毛主席出身于富农家庭。”

　　在10月份的一次工作会议上，刘少奇和邓小平承认了他们在派遣工作队问题上的错误。刘少奇还通报了自己以前的错误——40年代没有充分支持土地改革中的“左”的倾向，50年代对合作化缺乏足够的热情，以及60年代的右倾机会主义。

　　毛以他对刘及其领导下的政府的一系列不满回答了上述但白，这不仅仅是因为刘少奇等人所承认的错误，而且还因为他们在一些问题上没有请示过毛。毛总结道：

　　文化大革命只搞了5个月，最少待5年能得出经验。一张大字报，一个红卫兵，一个大串连，谁也没有料到，连我也没有料到，弄得各省市鸣呼哀哉。学生也犯了一些错误，主要是我们这些老爷们犯了错误。……毛继续说：“我的责任是分一、二线。……我想在我没死以前，树立他们的威信，没有想到反面。”广东党的第一把于陶铸评论道：“大权旁落。”“这是我故意大权旁落的，现在倒闹成独立王国，……邓小平从来不找我，从1959年到现在，什么事情都不找我，……”毛继续说：“邓小平耳朵聋，一开会就在我很远的地方坐着。……6年不向我汇报工作。书记处的工作他就抓彭真。你们不是说他很有能力吗？”但毛又回忆说，刘少奇在过去的党内斗争中曾站在他一边。“……对刘少奇不能一笔抹煞。他们有错误就改！改了就行。口去振作精神，大胆放手工作。”

　　毛用一个对他从领导第一线退下来表示痛惜的讲话结束了会议。毛也力国克服由文化大革命带来的突发性混乱和不安定。

　　……时间很短，来势凶猛，……红卫兵信还没有发出，全国红卫兵都动起来了，一冲就把你们冲了个不亦乐乎。我这个人闯了这么个大祸。所以你们有怨言，也是难怪的。上次开会我是没有信心的，说过下一定执行，果然很多同志还是不那么理解，……我看冲一下有好处，多少年没有想，一冲就想了，无非是犯错误，什么路线错误改了就算了。谁要打倒你们，我也是不想打倒你们，我看红卫兵也不要打倒你们。你们过不了关，我也不好过，你们着急，哦也着急。不能怪同志，时间太短。

　　几天后，在红卫兵的第七次集会上，毛抓紧麦克风喊道：“同志们万岁！你们要政治挂帅，到群众里面去，和群众在一起，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这是毛在整个文化大革命中面对面地直接向中国民众发表的仅有的几句话。

　　红卫兵的最后一次集会是在11月25日。数次集会使中国的铁路系统几乎陷于瘫痪，同时也把对神人的敬畏带给了北京市民。另外，集会肯定使各省的年青一代感到正在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参与中国的现代化。但是。毛对其指示的贯彻情况并不满意。

　　他告诉红卫兵领袖：“你们贬低了我，也让中国的工、农、兵感到失望。”最后一次集会后的第二天，毛前往南方，并且长达两个月不与外界接触。

　　他把陈伯达和江青留在北京，以保证工作的顺利进行。江青的讲话特点可以从下面这段文字中窥其一二，它出自毛刚刚离开北京后江的一次讲话。

　　“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是没落和腐朽的资本主义。现代修正主义是帝国主义政策的产物和资本主义的变种。它们不可能产生任何好的著作。资本主义有几个世纪历史了，但只有少得可怜的几部经典，……另一方面，却有一些东西真正泛滥于市场，比如摇滚乐，爵士乐，脱衣舞，印象派，象征派，抽象派，野鲁派，现代派——不一而足，……一句话，都是毒害和腐化人的心灵的低级趣味的和猥亵的东西，……不要打人家，打他们。武斗只能触及皮肉，文斗才能触及他们的灵魂。”

　　最令江青着迷的是她作为受到公众欢呼的毛的信息传达人的新角色。她告诉面前一张张兴奋的脸：“毛主席向你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你们肯定都想知道毛主席怎么样了。让我告诉你们，他非常健康。”

　　然而，林彪继续歪曲毛的教诲的意义。12月份，在“红宝书”——《语录》第二版前言中，林写道：“为了把毛泽东思想真正学到手，要反复学习毛主席的许多基本观点，有些警句最好要背熟，反复学习，反复运用。”

　　第27章黑手

　　（1966——1970）

　　1966年底，从电视屏幕上可以看到毛身体两侧各有一名护士扶助着走路。西方报道说，毛不得不被带往医院检查。在文化革命的这个关键时刻，毛庆贺了自己的73岁寿辰。他曾经告诉蒙哥马利，73和84是难以平安度过的年龄。毛未活到84岁，但可以断定，73岁这年是他掌权多年来处境最为困难的一年，他必须决定在支持青年人，替换老练而狡猾的人这方面要走多远。

　　毛发动的这场运动的主要牺牲品是他的老同事刘少奇。没有刘的合作，毛很可能在40年代就无法取得党的主席的职位。江青和红卫兵准备比毛走得更远，他们利用刘的女儿来打倒刘。

　　一月上旬，在比较激进的上海，红卫兵接管了报纸，工人造反派接管了工厂，毛完全员成这些夺权活动，他热情地欢呼：“这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在北京，周恩来力图使文化革命保持在一种平和状况中。当红卫兵大喊“打倒刘少奇和邓小平”时，周以背相向。只是在红卫兵高呼打倒刘邓反动路线时，他才转而面对其听众。他告诉红卫兵：

　　“刘和邓仍是政治局常委成员，你们要求打倒这两个人，我很难办。毛主席给我的任务是要说服你们不要那么干。你们可以彻底批判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但是你们不能把他们揪出来斗争，……“你们打算包围中南海揪斗他们，党中央和毛主席建议你们不要采取这种行动，……由于你们现在从早到晚包围中南海在扩音器里气冲冲他讲话，我们的伟大领袖和在他领导下工作的同志不能安静地专心致志地工作。”在另一次红卫兵集会上，江青和陈伯达号召按照巴黎公社的路线在北京建立一个人民政府。毛赞成这一思想。2月初，上海首先建立了这样一个公社。但此时毛又改变了主意。离京两个月后，毛返回首都，并立即召见上海领导人张春桥和姚文元讨论有关问题。这些问题在毛的文化革命思想中证明是关键性的。张，姚二人在上海的行动代表着一种比毛愿意认可的更激进的观点。

　　毛不同意建立上海人民公社的原因之一是国务院总理将失去首席权力。他评论说：“这是极端的无政府主义，是极端反动的。……现在都不愿叫××长，叫勤务员、服务员。其实这只是形式，实际上总是还要有长，要看内容。”

　　毛决心反对普遍地改换名称。“这像是我们的红卫兵，他们几乎把北京的街道名字都改了，弄得我们没办法记住，只好记以前的名字，……我认为，应当稳妥些，不要把所有名字都改了。”

　　想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改成中华人民公社一类的名字也是一样。“这会引起改变政体的问题、国体的问题和国家名称问题，……如果改了，接着将是外国承认不承认的问题，……我想苏联不会承认，……不敢承认，因为承认了可能会引起俄国人的困惑。怎么出了个中华人民公社？对他们来说那是相当难为情的。但资本主义国家可能会承认。如果统统改为人民公社，那未党怎么办了把党放在哪里？……把党委放在哪里？怎么也要有个党！要有个核心，不管我们叫它什么。”在会谈过程中，毛对一些口号进行了批判。他说：“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口号是反动的”。他还禁止再引用他1919年的话，“天下者我们的天下”。红卫兵曾经极为成功地利用过这句话。毛声明“自己也记不住了。”他开始退却。

　　特别令毛失望的是，他给红卫兵的清楚解释和指示一直受到忽略。

　　2月，他给周恩来写信说：“最近以来，许多革命师生和革命群众来信问我，给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牛鬼蛇神戴高帽子、打花脸、游街，是否算武斗？我认为是武斗的一种形式。……[但他又说——著者］这里我顺便强调一下，在斗争中一定要坚持文斗，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凡动手打入应依法处之。”关于青年造反派对待2月份来北京访问的阿尔巴尼亚代表团的过分行为，毛公开表明了自己的观点。“现在红卫兵帮助我们，但也有不可靠的，有的戴黑眼镜、口罩，手里拿着棍子、刀到处乱搞，打入，杀人，杀死了人，杀伤了人。这些人多数是高干子女”。

　　然后，毛对造成这种状况的以往工作中的疏忽提出了意见。“好几年前我就要洗刷几百万，……他们不听话！毫无办法。……看来我这一套在中国不灵了，因为大中学校长期掌握在刘、邓、陆手里，我们进不去，毫无办法。

　　我们过去只抓个别问题，个别人物，53年冬到54年斗了高、饶，59年把彭德怀……整下去了。此外，还搞了一些在……农村、工厂的斗今，即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都没有解决问题，没有找出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的、全面的自上而下的揭发我们的黑暗面，所以这次要搞文化大革命。

　　在一段有趣的离题话中，他又说：“选举我是不相信的，中国有2000多个县，一个县选举2个就4000多，4个就1万多，那有那么大的地方开会？那么多人怎么认识？我是北京选的，许多人都没看见我！见都没见，怎么选呢？”到2月中旬，文化大革命几乎超出了毛的控制。红卫兵不分清红皂白地攻击老一辈人。毛同意周恩来的意见，保护剩下的政府高级官员免受攻击。只是在这个决定做出后，周才第一次出来公开谴责刘少奇。然而，周的一些同事却拒绝做出策略性的姿态并继续诚实地表达自己的思想。

　　像人们所知晓的那样，“二月逆流”实际上是一次涉及9位杰出领导人的公开抗议行动。他们突然站出来反对毛及其新助手——特别是张春桥，还有江青和康生——所操纵的文化革命。9人包括陈毅、李先念、叶剑英、谭震林等人——他们都是地位颇高的老资格的领导人。

　　他们的愤怒在2月16日召开的一次会议期间进发出来。谭震林吼道：“我没有犯错误，我不需要别人的保护。”9位经验丰富的领导人的怨恨积蓄已久。徐向前将军“一小时内敲了20次桌子”；叶剑英甚至因猛敲桌子而划破了手指（他的女婿，一位钢琴家的手指被红卫兵打伤了）。另一位将军聂荣臻断言：“对待高干子女的政策是不教育就枪毙。”上述这些领导人假如因此做过自我批评，那一般也是不被接受的。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曾经对朱德说：“你的野心很大。你的自我批评极其荒谬。有些人说你自动作了自我批评。不是这样。那是因为党中央决定你应该‘一层一层地剖析自己’，……朱德不听毛主席的。他企图自己当领袖。”毛解决红卫兵过激行为的办法是把他们置于军人手中。3月7日，他给军队发出了扩大其作用的指示。

　　他写道：“军队应分期分批对大学、中学和小学高年级实行军训，并且参予关于开学，……的工作。”3月10日，毛又发出新的指示，极力主张，现在应当在造反青年、老干部和军队三结合的基础上建立革命委员会。

　　如果说毛在此期间的活动合法，那是最为勉强的。1967年8月政治局常委开会时，他只能聚集5个支持者（林彪、周恩来、陈怕达、康生和李富春）；对立面也有5人（刘少奇、邓小平、陶铸、朱德和陈云）。只是在作为主席的毛自己投票时，他才能使自己成为多数派。

　　毛要求在红卫兵完成清除其党内对手的任务前，不许回学校。4月6日，他又对红卫兵保证说：不要怕乱，菜上得越乱，吃的时间越长，越好。无秩序和混乱往往是好事，能澄清事实，……但永远不要动武。开枪永远不是好事。似乎是觉察到了毛内心的想法，8天后，一队30人的红卫兵冲入刘少奇的卧室，强迫他妻子跟他们一起去清华大学，在那里她身穿紧身旗袍，脚踏高跟鞋，头戴草帽，脖子上挂着涂成金色伪刻有骷髅的乒乓球项链，接受30万青年人的声讨。红卫兵给王的打扮是对她与刘访问印尼及其它亚洲国家期间，在某些公开露面的场合中的穿着的讽刺性模仿。江青，这位在毛作为国家主席期间从未和丈夫一起公开露过面的夫人，通过此举满足了某种复仇心理。

　　世界上再也听不到刘少奇的声音了。刘本来可以做出与毛战斗的选择。中央委员会的多数人站在他一边，这是个很好的机会。但是，由此导致的内战对中国将是灾难性的，刘摒弃了这一方向，把国家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显示了他的尊严和勇气。刘毫不犹豫地接受了毛在政治统治方面的最高权力。

　　1967年5月1日，毛向阿尔巴尼亚军队的高级来访者发表谈话，反复他讲到接班人的问题。

　　本来想在知识分子中培养一些接班人，现在看来很不理想，在我看来，知识分子，包括仍在学校受教育的青年知识分子，从党内到党外，世界观基本上还是资产阶级的，因为解放十几年来，文化教育界是修正主义分子把持了，所以资产阶级思想溶化在他们的血液中，……。然而，毛真的知道自己的追求吗？6月初，他否认红卫兵存在着无政府主义。3个星期后，《人民日报》引用了他的话，大意是：“我们共产主义者，不是要做官，是要革命。”毛太了解青年造反派的真正辛酸了。有个学校的红卫兵在7月份发行的一个小册子里对此作了绘声绘色的叙说。

　　“17年来，我们学校一直被资产阶级统治着。我们再也不能让它继续下去了！……老少先生们，我们但白地告诉你们，你们坏透了，你们不是别的，只是腐臭的垃圾，……以前你们处在特权地位上，坐在我们头上，摧残我们以显示你们的至高无上，……你们认为可以利用现存的资产阶级教育作梯子向上爬，成为白色专家，进大学，与‘教授、专家’为伍。你们心目中追求的是小汽车、现代小房子、白大褂、图书馆，……享有舒适、影响、好名望、高工资……。真正的坏蛋！我们告诉你们：如果你们不想改造，如果你们继续反动，我们不会饶恕你们！……你们的阶级仇恨将碰在我们的刺刀尖上，你们的心脏将被挖出来……。”

　　老年的毛感到进退维谷。他又去旅行了，先到南方，后来又去了北方和东部。3个月的旅途所见令他灰心。

　　他告诉周恩来，“我认为这是一场内战。国家分成了‘800个王国’”在江西，他评论道：“这么多的干部倒台了，是好还是坏？你们研究过这个问题吗？……我们应当批判打倒一切的思想。”

　　在另一个场合，他说：“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他们为什么要分成两大对立的组织呢？我不理解。”

　　当毛正在旅行的时候，武汉军区司令员起而反对中央政权并逮捕了两名北京派来的要求他恢复秩序的密使。现政权要想摆脱十分棘手的危机——由红卫兵提出的长期挑战所酿成的权力危机，就需要周恩来的外交才能。

　　8月，毛准备同意恢复正常秩序。他在《人民日报》上写道：“现在的文化大革命，仅仅是第一次，以后还必然进行多次。革命的谁胜谁负，要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才能解决。”

　　俄国共产党的新代言人勃列日涅夫到现在可以发出一份令人生畏的声讨文化革命的檄文了。

　　“中国的最近事态表明，毛泽东及其追随者正在破坏中国人民的革命成果，……原党的机构和国家组织机构实际上已经停止了活动。企事业单位、青年团，和公共组织已经瘫痪。许多卓越的令人尊敬的党和政府领导人、中国革命的著名参加者、杰出的军事将领、文化和科学领域中的主要代表人物正在遭受诽谤，正在受到非人的压迫。”（然而，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至少到1969年还和毛、周保持着一条“热线”，以便在紧要关头使用。）9月下旬，毛视察完各省后返回北京。他批评了妻子江青和陈泊达在他离京期间所做的工作，并要求他们写检讨。在这期间，没有做过自我批评的人几乎没有，甚至毛自己在1959年也稍稍做过检讨。江青发现自己有必要休息7个星期。

　　恰恰就在毛返京前的一次会议上，江讲道：“我是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毛主席的小学生，广大群众的小学生。我必须向亲爱的同志们学习。同志们，为人民做点好事是一个共产党员的义务，……我只是一颗小小的螺丝钉。”在文化革命中，毛的两个女儿也是“小小的螺丝钉”。长女李敏成为国防部科学技术委员会（负责核武器的发展及其它事务）的领导人。后来）她贴出一张反对负责国防科技工作的聂荣臻的大字报。次女李讷成为《解放军报》的代理主编，这个时期。此报是中央委员会亲毛派的主要喉舌。

　　与此同时，林彪仍然在一味地努力宣讲，关键是不折不扣地遵守毛的指示。有一次他说：“毛泽东思想必须贯彻执行，不管我们理解还是暂时不理解。”8月，他写道：“毛泽东思想必须被当作衡量一切的标准。对于毛泽东思想，不管什么时候，什么问题，我们都要毫不犹豫地坚信。”毛泽东的非正式讲话和谈话，未经他本人同意，林彪便以《毛泽东思想万岁》为书名出版了。毛通过周恩来和江青的帮助得到了一本。他几乎是看到此书的最后一人，尽管它仅以6角钱的价格在全国发行。

　　12月，毛给林和周写信，要求他们给个人崇拜降温。但在年底，他的74寿辰刚过，一尊巨大的、高过真人三倍的毛泽东塑像在韶山——“太阳升起的地方”揭幕。

　　在1968年初的一次高级会议上，毛的同事发现面临着一个非同寻常的问题。

　　有位干部报告说：“交通警察把《毛主席语录》当作指挥棒。这怎么能允许呢？它不能被当作口令……。”

　　林彪不信，他问：“他们把《毛主席语录》当指挥棒？这么宝贵的书怎么能用作指挥棒？”

　　江青权威性地指出：“《毛主席语录》不能当指挥棒，或者‘一、二、三、四’的口令。因为报纸上报道了，我们要调查此事。”

　　康生插话：“我听说你们吃饭的时候也要学习《毛主席语录》，……”正像毛如今发现的那样，文化革命的困难在于有那么多的人缺乏良好的判断力，他说：“我们的人眼睛不亮，不善于辨别好人和坏人。我们善于辨别在正常情况之下从事活动的好人和坏人，但是我们不善于辨别在特殊情况下从事活动的某些人们。”春天，毛极度渴望解决正困扰着红卫兵的派性问题，以改善他们和军队的关系。但到7月底，他不得不遗憾地派出军队和工人进驻北京大学以结束那里的红卫兵之间的战斗。接着，他召集红卫兵领袖和他的同事开了一次困难而又痛苦的会议。毛与最先进屋的四位造反者——握手并打量着他们说：”都是年青人。”

　　在同第五位握手时，他继续说：“你是黄作珍（HuangTso—chen音译）吗？我以前没见过你，你没有被杀？”

　　“好久没见到你了。”江青加了一句。毛接着说：“上次在天安门我们见过，可是那时没有机会和你谈话。太糟了！你们这些人除非有重要的事情，不然不会来看我。可我看过你们的所有报告。我非常理解你们的处境。蒯大富[那位坦率直言的清华大学的学生领袖。对于他，刘少奇曾经说过妥当“活靶子来打”。——著者〕没有来。是不能来还是不愿意来？”

　　一位年龄较大的头头说，他不愿意来。“不，”有位红卫兵——一个姑娘插话，“此时，如果他知道和中央委员会文化革命小组开会，他会哭的，因为他错过了会见主席的机会。我肯定他是不能来。”

　　“蒯大富要抓黑手，”毛说道，这样他便把要进行说服的主题机智地引了出来。“那么多工人被送到学校去‘镇压’和‘压制’红卫兵。谁是黑手？黑手还没抓住。黑手不是别人而是我。蒯没有来。他应当来抓我。……

　　“如果你们解决不了问题，我们要实行军管，让林彪下命令，……问题总要用一种方式或者另一种方式来解决。文化大革命搞了两年，你们现在……斗是斗，但那是武斗。人民不高兴，工人不高兴，农民不高兴，北京居民不高兴。你们学校里的大多数学生也不高兴，就连拥护你那一派的也有人不高兴。你们这样能团结整个国家吗？”

　　毛继续说：“谁也没有想到这种武斗。原计划是停课半年。报纸上就是这么宣布的。后来停课延长到1年，1年不够又延长到2年，最后是3年。

　　我说，如果3年还不够，那么需要多少年就给他们多少年。”谈话突然扯到了题外，但最后毛又回到正题上来，“今天我黑手请你们来谈谈这件事，以便你们有所准备。以前，我从不用录音机，但今天我用了。你们口去后可以按照你们希望的方式解释我今天说的话。如果你们那么做了，我就要回过头来打开这个录音机。你们最好讨论一下，一旦我放这个录音，许多人都会戒备起来。”

　　毛又说：“群众就是不爱打内战，……现在再发一个全国的布告：谁如果还继续违犯，打解放军、破坏交通、杀人、放火，就要犯罪。”

　　会上还讨论了谁曾不失时机地为一派红卫兵说过情的问题。有人说，是毛的妻子江青。

　　江青解释道：“我特别不喜欢师范大学的驻军。天气这么热，你们切断了他们的水、电和食品供应。夏天3个月，不许他们见阳光。你们怎么能这样做呢？当我听说此事时，我忍不住哭了。他们有数百人，至少有数十人。他们毕竟是群众，……无产阶级应该奉行无产阶级的人道主义。这几十个反革命分子毕竟是年青人。他们想绞死我。我也不怕油炸。我听说北京大学的井冈山红卫兵组织要油炸江青。”

　　姚文元及时插话：“油炸只是一种说法。”毛提到一位对周恩来怀有敌意的年青红卫兵领袖，但又为他进行辩护。毛说：“人们说总理宽宏大度。我和总理是一致的。这些人本不该抓起来。由于我点头，抓的人太多了。”安全保卫负责人谢富治坚持说：“这和主席没关系，是我进行的逮捕。”毛责备道：“不要企图为我开脱错误，或者为我做掩盖。我命令抓人，也同意放人。”“您没有让我抓这么多。”谢申辩说。后来，毛说小孩们正在收集大字报当废纸卖。他问：“几分钱一斤？”

　　谢回答：“6分。孩子们挺走运。”这时，迟到的砌赶来了，毛站起身走上前去与他握手。蒯流着泪解释说，清华大学正处在危险中，因为黑手操纵下的工人正开进校园镇压学生。毛像刚才和其他人谈话那样，挑明了自己的观点。他戏剧性地开口说：“我已经成为黑手了。带我去卫戍部队司令部吧。”然后，是短暂的意见交换，结果，谄媚包围了毛。毛的前秘书陈伯达突然喊起来：

　　“紧跟主席的教导；绝对执行主席的教导。”毛尖刻他说：“不要谈教导了。”紧接着，毛的妻子的亲信姚文元说道：“今天，主席的话有着深远意义。”然后，他们把目标集中到狼狈不堪的蒯身上。毛声称：“要让蒯大富清醒。”陈伯达重复道：“蒯大富应当清醒，悬崖勒马。你走上了危险的道路。”从来善于鹦鹉学舌的林彪跟着说：“悬崖勒马。允许你犯错误。”“不要用‘允许犯错误’的话。”毛训斥道。林对蒯进行了说教，但是，他却把极为明显的二难推理的窘境带给了自己。

　　他说：“今天，毛主席显出了他个人对你的关心，作出了最重要、最正确、最清楚、最及时的教导。如果你再听而不闻，就会犯严重的错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你们红卫兵起过重要作用。现在，全国许多学校已经取得了革命大联合的胜利。大联合关系重大，有些学校落后了，你们应当赶上来。你们没有认识到在运动的不同阶段，需要也不同。”

　　有位女红卫兵为蒯解围。她说：“我非常爱蒯大富，我也意识到只要我和他在一起，就会参与许多事情这一事实。但我感到必须尽力保护他以免他垮下来。他的命运同全国红卫兵的命运是连在一起的。”

　　江青告诉她：“我批评过你几次了，你从未坦白过自己。”“不要批评她，”毛以少有的对妻子的责怪口气厉声说，“你总是批评别人；从不批评自己。”“我是说她太缺乏自我批评精神了。”江青辩护道。毛说：“年青经受不住批评。她的性格有点像我年青时候的性格。孩子们的主观主义很顽固，非常顽固。他们只批评别人。”“蒯大富现在笑了，”江青注意到，“放松一点，不要那么紧张。”毛告诉蒯：“如果你想抓‘黑手’，那”黑手’就是我。你能对我干什么呢？我们同情你们一方。”毛要结束这次讨论了。

　　他说：“你们都还没有睡觉。你们几个人一块去韩爱晶那里休息一会儿，开个会，……蒯大富，你的行为是反对中央吧？……连市革命委员会的会议都无法让你停止行动。我也没有办法，但是还要伸‘黑手’。我发动工人去阻止你们武斗。武斗已经继续那么多天了。工人带着锣鼓开进校园，你还没有注意起来。

　　你脱离了群众、工人、农民、士兵、大多数学生和你自己的人。很多人在说你的坏话。”

　　年长者极力压迫蒯与其它派别妥协、与党的领导妥协。毛坚持说：“联合是必要的。我们需要蒯大富。没有蒯大富，联合就不能实现。”接着，会议在没有任何结论，或者说在顽固的蒯未作出任何改变其立场的承诺的情况下结束了。如今，毛开始谈论的问题，是运用他的权威恢复文化革命期间信誉扫地的某些基本制度。7月底，毛写道：“大学还是要办的，”——尽管他又说：“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8月，毛结束了他和红卫兵的蜜月，声称，红卫兵在文化革命中的主导作用已经过去。他召集中央委员会通过了解除刘少奇党内一切职务的决定，接受了由毛派准备的一份新的党章草案。这个草案重新把毛的思想置于第一，甚至提出林彪作毛的接班人。党章说：

　　“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林彪同志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最忠诚、最坚定地执行和捍卫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毛评价了文化革命，把它描绘成“社会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他也承认，文化革命没有取得最后胜利，将来还要搞。“一个人有动脉、静脉，通过心脏进行血液循环，还要通过肺部进行呼吸，呼出二氧化碳，吸进新鲜氧气，这就是吐故纳新。一个无产阶级的党也要吐故纳新，才能朝气蓬勃。不清除废料，不吸收新鲜血液，党就没有朝气。”1968年底，毛告诉那些曾经帮助他将党内的主要对手驱除掉的年青人回家。“青年造反派必须去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是必要的。”应当说服干部和其他城市居民把高中或初中，学院或大学毕业的儿女“送到农村去。”1969年4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丸次全国代表大会，是一次战胜刘少奇和其他右倾分子的会议。但是，这次会议也埋下了党内进一步分歧的种子，特别是新党章用党的文件的语言指定林彪为毛的接班人，以提供“我们的党和国家永不变色，毛泽东思想永被坚定地遵循的……基本保证。”再也没有什么比这对人类理性，或者民主思想和社会主义的更粗暴的侮辱了。毛明显地不喜欢这样。他自己的讲话显出方寸已乱的迹象和对处处提防的一种新的厌倦。

　　他讲道：“我的话是些老话，就是大家知道的，没有什么新话。无非是讲团结，……”

　　他指出，文化革命期间中国容易受到外来攻击的伤害。人们特别是军队一直关切的中心是：中俄边界的紧张状况这时已达到了顶点。“人家打来［毛评论说——著者］，我们不打出去。我们是不打出去的。我说不要受挑拨，你请我去，我也不去。但是你打来呢，那我就要对付了。看你是小打还是大打，小打就在边界上打。大打，我主张让出点地方来。中国这个地方不小。……”

　　然而，主要的问题还是国内政治问题。“过去不是讲过两句话吗？地方的问题在军队，军队的问题在工作。”

　　毛又重提过去的问题和理想。“多少年我们都是没有啥薪水的，没有定八级工资制，就是吃饭有个定量，叫三钱油，五钱盐，一斤半米就了不起了。至于菜呢？大军所过，哪里能够到处搞到菜吃呀？现在进了城。这个进城是好事，不进城，蒋介石霸住这些地方了；进城又是坏事，使得我们这个党不那么好了。”然而，现在已经是共产党进城20年了。中国怎么能不把毛看成是生活在过去中的一个人物呢？

　　在向毛的思想发出冗长的令人厌倦的赞美方面，林彪丝毫没有感到不安。在一段14次提到毛的名字的文字中，他坚持说，每个革命委员会都“……必须在各项工作中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中国共产党所取得的一切都要归功于毛主席的英明领导，……”。

　　从某个方面来讲，毛很高兴听到这些话。一部有关这次代表大会通过新党章情况的电影显示出，当毛提议表决时，他带着明显的高兴之情环视着所有高高举在空中表示一致通过的“红宝书”，并兴奋地宣布“通过！”他两旁的林和周，不时地几乎是偷偷地瞥上他几眼以观察他的动向并及时作出反映。

　　“九大”后，中国报刊在毛的名字上落下了波折号，很明显，这是为了让毛的名字能更容易地和共产主义统治集团中的欧洲圣人马克思和列宁排在同样位置上的一种文体上的简化形式。但它只适用于毛的名字，而不能用在其他人的名字上。

　　毛的妻子后来断言，这期间毛的家庭正受到林彪安插在住所里的人用慢性药进行的毒害。据她说，毒药对她的神经产生了影响，损害了她的大脑和记忆力。当时，她毫无察觉。直到两三年后。她还说，毛也曾因毒药而病倒。在随之而来的夏天里，毛泽东思想在官方的宣传中成了红太阳。得益的不仅仅是毛，因为它也为那个接班人继承其衣钵打开了大门。林已经把自己塑造成为此毛更好的毛泽东思想的阐释者！一家省广播电台在10月份声称，林“……最听毛主席的话，林副主席学习毛泽东思想最好、最好，领会得最深、最深，钻研得最彻底、最彻底，应用得最全面、最全面，……林副主席的每句话都包含着对毛主席无限深刻的无产阶级感情，……我们第一次聆听毛主席指示的时候，有可能不完全理解。但是，一经林副主席解释，就容易理解了，或者理解得更深刻了。”在此期间，毛的妻子出去游览中山公园中的一座寺庙，发现毛的一张半身照片夹在佛像和孙的遗照中间，于是她下令把它取走。过后，她又去了排云殿——颐和园的一处建筑，发现那里有6英寸多高的大字是按照林彪的笔迹设计的。那些字是“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林正在大张旗鼓地树立对毛的个人崇拜，以便能够利用它为自己服务。毛面临着最后的战斗。

　　第28章和尚打伞

　　（1970—1976）

　　1970年8月，毛在文化革命中最主要的合作者林彪和陈伯达企图进行一次政治夺权。很明显，他们相信毛已经成为一位令人生厌的领袖，而林彪对军队的控制将迫使其他政治家站到他们的过激政策一面来。这个计划就是，让林彪就任国家主席，让中央委员会通过一份由陈起草的关于天才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的决议。将会成为林彪集团的总理的陈显然认定，林彪比毛本人更能坚定地执行毛主义的政策，而且更有力量工作。

　　林背着毛搞阴谋，并想在毛活着的时候成为国家首脑的想法使毛异常动怒，以至思恩来和憎恶林彪的将领居然能说服他放弃林、陈这两个边防者。面对此状，林大概决定牺牲陈伯达：以便自己安然脱身，因为这个时期只有陈伯达被免去了领导职务。中央委员会在中国的新宪法草案中插入了下列语言，毛“作为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首脑和全国与武装部队的总司令”在有生之年实施统治。

　　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毛的讲话指出，他的敌人“……搞突然袭击、搞地下活动。为什么不敢公开呢？可见心里有鬼。他们先搞隐瞒，后搞突然袭击，五个常委瞒着三个［毛、周和康生——著者］，也瞒着政治局的大多数同志，……他们发难，……共两天半。……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

　　毛评论道：“说反天才，就是反对我。我不是天才。……天才就是比较聪明一点，天才不是靠一个人靠几个人，天才是靠一个党，……天才是靠……集体智慧。”

　　毛指出，林的一些讲法是错误的。“比如他说，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天才，不符合事实嘛！马克思、恩格斯是同时代的人，到列宁、斯大林一百年都不到，怎么能说儿百年才出一个呢？中国有陈胜、吴广［发生于公元前3世纪的第一次农民起义的领袖——著者］，有洪秀全［太平天国起义领袖——著者］、孙中山，怎么能说儿千年才出一个呢？”毛把陈伯达的思想批评为典型的“唯心论的先验论”。会后，陈再也没有公开露过面。

　　毛如此残酷地攻击一个过去曾经与他过从甚密，并为他的传奇色彩贡献非浅的同事，似乎令人费解。

　　但不管怎样，此时毛在中央委员会里的影响可能非常之小，以至于他无法阻止周恩来和将军们，以及那些希望切断自己与极端主义分子的联系从而逃脱惩罚的左倾分子们，作出他们希望作的决议。有一点是肯定的，即陈的倒台彼党内的许多干部视为毛的激进政策现在正为党所抛弃的征兆，因为那种激进政策是陈积极帮助制定的。

　　3年后，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正式将陈伯达逐出领导集团，并斥之为“林彪反党集团主要成员，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分子。”在许多中国共产党人的眼里，所有这些一定会大大损伤毛对人的本质的判断力方面的声誉，因为主席曾经和一个证明完全是异己分子的人那么亲密地共过事。

　　毛自己肯定也有这种顾虑，因为庐山会议后，他马上发出了一封致全党的公开信来解释自己的立场。“除伯达是一个假马克思主义者。长期以来，陈伯达一直和我争论天才问题，认为天才是夭生的，而不是从实践中或者群众中培养起来的，让我承认他是个天才。他这么做不为别的，就是想当国家主席。在我看来，他是一个投机分子，……。”10月1日，埃德加·斯诺和妻子出席了一年一度的国庆节庆典。在巨大的观礼台上，毛让他们站在自己两旁，面对城楼下游行的百万中国市民，俯瞰天安门广场。这是美国人第一次获得如此之高的荣耀，外界普遍认为它是一种和解的姿态。毛对于美国的思想路线，当然没有变。是年早些时候，他在有关印中关系的一次讲话中提到了“尼克松的法西斯主义暴行”。

　　1970年11月，毛长期等待的美国承认终于有了突破口，它是作为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进行国家访问的副产品而出现的。几星期前，这位巴基斯坦人曾在白宫与尼克松总统交换过意见，现在他给周恩来带来了一封尼克松的私人信件，信中建议由一名高级美国人士访华。周对此未作任何鼓励，但答应晚上和毛商量一下。

　　令叶海亚·汗惊讶的是，第2天周告诉他，中国欢迎尼克松的建议，并非常高兴接待“一位高级人士”进行面对面的会谈。周还说，毛自己评论道：“这是第一次通过一个国家首脑把一个国家首脑的信转交给一个国家首脑。”当1969年最北端的中苏边界黑龙江和乌苏里江剑拨弩张之际，美国人的行为无疑是最能激发毛的兴趣的东西，它促使毛改变了主意，邀请尼克松。具体细节尚不清楚，但至少尼克松曾经拒绝给俄国攻击中国以道义上的支持。

　　在这些戏剧性的变化过程中，埃德加·斯诺一直在中国旅行。12月10日清晨，在北京饭店他很早就被叫醒了并且得到通知去毛在紫禁城的寓所里吃早饭，他们一直谈到下午。

　　斯诺注意到，“他有点感冒。他疑惑不解地大声说，医生好在哪里。他们连感冒这样的小病都防止不了，浪费了那么多时间。”他同意斯诺的建议，试服几剂林诺斯·保琳医生推荐的维生素C。

　　他们讨论了斯诺写的关于他们6年前的那次谈话的文章。那时，毛声言，中国存在着“个人崇拜”，而且有存在的理由。但现在，无疑，个人崇拜搞过了头。毛说，“对于人民来讲，要克服三千多年以来崇拜帝王的传统习惯是非常艰难的。他列举了给予他的四个伟大——“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

　　他的评价是，真讨嫌。它们最终都要被丢弃，只有“导师”会保存下来。自年青的时候在长沙以来，他时常当教师，现在仍想保留这种身份：其它的头衔统统丢掉。谢谢。毛又一次说他“会很快去见上帝。”

　　斯诺谈起了中国最近控制生育方面的进步。毛领会了他的意向，说，不。农村妇女仍然想要男孩。假如第一个是女孩的话，她们会继续生育，力图有个男孩。斯诺又谈到了美国的妇女解放运动；毛则谈了他对中国和美国人民的殷切希望：如果苏联没有指出一条正确的道路，那么，毛将寄希望于美国人民。美国比其它国家具有更高的工业生产力和大学教育水平。他将很高兴看到那里出现一个革命政党，尽管他并不着望最近的将来它就能产生。

　　毛继续说，中国正在研究允许美国的左、中、右三派人物访华的问题。像尼克松这样的代表垄断资产阶级利益的右倾人物和尚打伞475可以允许来吗？是的，毛自问自答道，尼克松应受到欢迎。因为中国和美国之间的问题，必须和尼克松一起来解决。毛将很高兴与他会谈，不管他作为旅游者来还是作为美国总统来。

　　中国还将学习美国通过分权——把权力和财力下放到50个州中——而获得发展的经验。中央政府不能包揽一切，中国的未来要依靠地区和地方的主动性。

　　斯诺问道，俄国人是否怕中国。毛回答，据说是这样。一个人甚至会害怕屋中的几只耗子，也许他担心它们会吃掉糖果，如果有必要，争论将不得不继续一万年。但是，柯西金来的时候，毛却告诉过他，会谈后俄国人可能要被指责一千年，不会再多。

　　俄国人看不起中国人和其它许多国家的人民，认为自己只要发一个命令，其他人就得遵守。他们没有意识到有人不想这么做，其中就有谦卑的毛本人。中俄两国的思想分歧现在已变得水火不容，但他们最终会在两个国家之间解决存在的问题。

　　当这一天的上午结束时，毛陪同斯诺走到门口，并把自己描绘成一个带着一把破伞漫游世界的孤独的僧侣。汉学家指出，中国短语“伞下僧’是个双关语，意指“和尚打伞，无法无天”。1971年初，毛开始反击林彪，他改组了华北和北京地区的军事领导机构，撤换了38军中亲林的指挥官，并把该军调出北京，这样一来，便抽掉了他的前副职的权力基石。同时，毛及其私人随从悄悄搬出中南海，因为他们的敌人已潜入那里。后来，他们声称，在中南海吃、睡都不安全。

　　林彪及其妻子、儿子计划在遥远的上海或其它中国中心城市孤注一掷，发动反毛的军事政变，林的儿子作为空军作战部副部长与空军有着关键性的联系。

　　3月18日，这位林家少爷对两位空军高级将领说：“我们必须制定一个政变计划。”还说“子爵［他妈妈——著者］说必须注意安全。”

　　两天后，第三位空军高级将领抵达上海，参加了讨论。最后，在3月22和24日之间，著名的《571程纪要》出笼了。中国“五、七、一”的谐音正好是“武（装）起义。”

　　林能继承毛的御座的各种方式都由他的追随者进行了详纲的讨论。根据其中一人的坦白，他们感到和平演变是最理想的，但需要已年或6年的时间，在此期间可能会发生很多变化，“没有人能够预见领袖［林彪——著者］目前的地位能保持那么久。”

　　林彪毕竟有可能被他人取代。“一切都无法预料。主席的威望那么高，他要叫谁倒还不是一句话。”另一位助手表示异议：“统帅是主席自己选的。”“刘少奇也是他自己选的。”第一个说话者反驳道。于是宁肯提前采取夺权行动的计划便定了下来。

　　要想保住林的地位以便继承毛的权力，一种方式是除掉张春桥［被认作林的主要对手——著者］；另一种方式是“危及主席的个人生命”，但这会导致难以控制的政治局势的出现。4月，毛运用他所喜爱的侧翼击敌而非正面进攻的策略开始行动。他安排了一次有99位高级干部参加的会议，会上进一步批判了陈伯达，而且要求忠于林的5位将军（包括林的妻子）做自我批评。周恩来主持了这次会议。

　　林的妻子非常紧张以至于想马上实施571工程，但林决定等一等。

　　8月中旬，毛离京去各省秘密巡视以搞清林彪的行为和作用。他攻击林在政治上利用叶群，对此，他的许多听众肯定在内心里认为，这也适用于江青。毛说：

　　“我一向不赞成自己的老婆当自己工作单位的办公室主任。林彪那里，是叶群当办公室主任，他们4个人［指黄永胜、吴法４７６宪、李作鹏、邱会作一译者）向林彪请示问题都要经过她。做工作要靠自己动手，亲自看，亲自批。不要靠秘书、不要把秘书搞那么大的权。我的秘书只搞收收发发，文件拿来自己选，自己看，要办的自己写，免得误事。”这无疑是要消除下述事实给毛自己的声誉所造成的损害，即陈伯达长期以来是毛的私人秘书。当然，毛的话也拉开了自己与妻子的距离，后者在毛最后的政治斗争中正走向舞台的中心。

　　接着，毛列举了“十次路线斗争”，在这些斗争中，他对党的领导（实际的或潜在的）一度受到威胁——这就是1927年的陈独秀；1928年的翟秋白；1930年的李立三；1931年的罗章龙：1931至1934年的王明；1935年的张国焘；1953年的高岗，1959年的彭德怀；1967年的刘少奇和1970年的林彪。

　　当毛正在发表上述谈话的时候，据说林的人正计划在从杭州到上海的路上炸毁他的火车。但是，林的女儿豆豆，良心发现，急冲冲地跑去告诉了周恩来这一阴谋，周得以及时地向毛发出警报，毛的生命因此得救。当毛于9月12日未损毫发地返回北京之际，林乘一架空军三叉戟飞机，掉头逃往西北，大概是要去俄国。但是，飞机于凌晨2点半坠毁在蒙古境内，据报道，9位乘客全部罹难。反叛结束了。

　　毛对林总怀有某种轻蔑，可能是因为林智慧有限。这位瘦削的、一味顺从的、优柔寡断的人物完全缺乏领袖的魅力，令人惊异的是，他在中国领导层内居然爬得那么高。只有勃勃的野心驱使着他。在一次莎士比亚也会叹为观止的讲话中，毛说：“林……一天吃一斤多肉，还是没有胖。就是10年以后他也会这样。”整个世界仍然等待着林彪衰亡的真相，对此，只有毛主义者知晓。但是，至少可以说，林未能组织一次成功的暗杀。

　　几天之内，林死后的声誉便受到全中国的咒骂。一家省广播电台把他骂成“不耻予人类的狗屎堆”。

　　1972年2月21日，最让人难以置信的事情发生了。尼克松总统飞抵北京会见毛。多少世纪以来，诸侯王公携贡物来到紫禁城。但从未有过一个世界上最为强大的国家的首脑来到这里向中国领袖致意。

　　尼克松在飞机降落后的三个半小时内，就在中国电视摄相机下坐到了毛的办公室里。毛在一位秘书的帮助下站起来。

　　当他握住美国总统的手时，第一句话是：“我说话不大利索了。”后来，周恩来告诉尼克松，主席患支气管炎大约有一个月了。这次握手并非仅有的一次，在后来的会谈中他们又握了一次。尼克松在日记里将它描绘为“最感人的时刻”。当毛伸出手时，“我也伸出手，他握了大约一分钟。”

　　当时在场的基辛格说，他曾让哈佛的学生阅读毛的著作。毛做了一个表示反对的答复，但尼克松评价说：“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民族的进步，改变了世界。”

　　毛坚持道：“我没有改变世界。我只是改变北京郊区的几个地方。”他们善意地取笑了毛和蒋介石各自给对方起的名字，以及基辛格用漂亮姑娘作秘密访问巴黎和北京的掩饰的技巧。

　　毛畅笑着说：“你上次竞选时，我投了你一票。我喜欢右派。”他继续热烈地谈着他的话题，并提起了爱德华·希思和德国的基督教民主党人。他吐露说：“这些右派当权，我比较高兴。”

　　尼克松事先做了充分的准备，所以他当着毛的面引用了他一首诗中的一句话，毛现出欢愉的微笑。在最后的笑谈中，毛又说，当资本主义被击败的时候，尼克松和基辛格，作为个人，不要在被打倒之列。

　　他解释道：“如果你们都被打倒了，我们就没有朋友了。”亨利·基辛格发现毛“……异常超重，但有着惊人的支配周围事物的能力。的的确确，他有意志力。毛……用这种意志进行统治。“我们只谈了一个小时多一点，我实在无法知道毛在一天之内是否有比一个或两个小时更多的有效的精神力量。但他身上的确能够发出一种几乎让人感觉到的压倒一切的魄力。最近，我重新翻阅了我们会谈的记录，发现它是一出瓦格纳戏剧的序曲。后来我们和周恩来会谈过程中所讨论的每个问题几乎都在同毛的谈话中提到过了。”尼克松访华提高了毛的威望，大概毛在同意这次访问的时候已经心中有数了，在取得这一成功后，毛的同事要想再次让他靠边站肯定是很困难的。但是，党内的激进分子则把这次访问视为令毛丢脸的事情。他们的观点可以从几年后据说是中国外交部部长乔冠华所做的一次内部讲话中窥其一二。这次讲话是关于菲律宾第一夫人伊梅尔达·马科斯访华问题的。乔解释说，伊梅尔达是“通过一次选美比赛挑选出来的。”“她是腐朽的资本主义制度的产儿，在这种制度下，资产阶级玩弄妇女。从这里你可以知道菲律宾总统及其夫人代表的是哪个阶级。但是，在目前的国际形势下，我们必须和他们会谈，就像我们不得不邀请尼克松并和他会谈一样。毛主席的光辉就在这里，他能辨别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不重要的。”尼克松之后是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他是来和周恩来谈判建立外交关系的。后来，两位国家首脑一起去看望毛。

　　毛问他们：“你们吵完了吗？争吵对你们有好处。”“我们进行了友好的会谈。”田中谨慎地答道。毛继续说：“只有通过争论才能成为真正的好朋友。”然后，毛又简略地谈到食品和饮料，“不要喝太多的茅台，那样对你有害。”

　　田中应道：“我听说茅合有65度，但我的确喜欢它。”

　　“噢，不，它70度，不是65度，”毛说。”谁告诉你错了？顺便说一句，中国有许多古老的东西，让它们束缚住你并不好。我小的时候父亲对我很严厉，我就造他的反。……尽管如此，似乎你在日本的选举中要度过一段艰辛的时期，不是吗？”

　　田中谈到了他所经历过的11次大选，在这些选举中他在大街上发表了许多演说。

　　毛评价道：“在大街上讲话是件费力的工作。请你保重。”这位日本领导人解释说，在日本不去大街上演讲，任何人都不会当选。“你们的议会制度怎样？”毛询问。

　　“它也存在自己的问题。”“日本好像也有许多问题，不是吗？如果你必须走到大街上去讲话，那末，你的确有个艰辛的时期。”

　　毛赠给这位日本人几本书，说：“我非常喜欢读书。我想这对我的健康不好，但不读上一本书，我就睡不着。”毛的妻子和一位美国人的会晤可没有这么简单。后者是一位年青的说汉语的来中国研究妇女运动的美国学者罗克珍妮·威特柯。江青决定就自己的生活经历和对中国革命的贡献与威特柯进行一系列的会谈，大概江认为找到了她的埃德加·斯诺。在1972年8月间，她和年青的美国来访者大约共度了60个小时。她披露了自己对葛丽泰·嘉宝的崇拜，对好莱坞电影的欣赏一类的情况。这些后来在威特柯的《江青同志》一书中面世。尽管江青的这次冒险得到过周恩来的同意，也得到过汪东兴——毛的贴身警卫的帮助，但是，很明显，她没有征求毛的意见。据江青的敌人说，毛对此事非常生气，认定江的目的就是要材立她的声望。毛还感到党和国家的机密，以及个人的私事被出卖了。据江青的反对派说，由于威特柯的访问，自1975年秋开始，毛的身体和健康状况不断恶化。此后不久，毛就不再和妻子一起生活了。

　　从这时起，中国出现了下述谣言，说江青有时向毛要钱，毛把自己的一些稿费给了她。——据说，有一次数达1.5万元。很明显1973年以后江青的寓所搬到了靠近玉渊潭的钩鱼台国宾馆。尼克松和其他外国高级人士曾下榻于此。据说，江若想见毛。必须先写封信。

　　如今，江在中国已经成为极不得人心的女士。

　　1973年8月，毛主持了有生之年的最后一次党代表大会。会议由周恩来组织安排。会议通过的公报将林彪斥责为“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叛徒、卖国贼。”不管怎样，周已患不治之症癌症，所以，毛的新接班人问题变得很难处理。

　　9月，蓬皮杜总统来访。毛向这位法国访问者说的第一句话是：“噢，至于我，已经垮了。我被病魔压倒了。”他提到，戴高乐在回忆录中曾批评过中国。他解释说：“那时，什么人都反对我们。在那种环境下，我们不得不冷漠一些，……美国人说我们比希特勒还坏。至于赫鲁晓夫，……1955年他对阿登纳说：‘帮我反对中国吧。’”

　　蓬皮杜说：他会见了俄国和美国领导人，双方都宣布要和平，和平是有依据的。

　　毛不以为然地挥着手说：“我一点也不同意。早晚会爆发战争。最好的计划是推断一下战争的最终结果。只有在战后，你才能考虑和平的可能性。另外，我们也可以放松一下戒备。”

　　毛对基辛格和拿破仑作了评价：“基辛格喜欢下达简要的命令，他的意图经常是很不明智的。……拿破仑的办法最好。他解散了议会，自己选人进行统治。”

　　蓬皮杜询问了中国的人口情况。毛答道：“噢，连我也不晓得确切数字。我不信我们有8亿。就是达到7亿，我也怀疑。人口普查搞得中国人似乎总在增加，另一方面，又总在表明收成不断减少。”

　　之后，谈话又迅速而概略地转到拿破仑的战争，纳尔逊和威灵顿，甚至亚历山大方面。毛的知识令人钦佩，只是在一个小问题上出了点偏差。他说：“那位法国大使说起法语来像是带着罗伯斯庇尔和拿破仑的口音。”

　　蓬皮杜指出：“拿破仑有意大利口音。”“是的，”毛说，大概他自己想起来了，“人们都笑话他。”在最后的岁月里，毛接见了世界上数十位国务活动家，包括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埃塞俄比亚国王海尔·塞拉西、扎伊尔的蒙巴托、加拿大的图德尔、澳大利亚的怀特兰、尼泊尔国王奈尔雷亚、阿尔及利亚的保比·迪恩、巴基斯但的布托、塞内加尔的桑格和尼日利亚的高汶。

　　1974年，毛号召进行一场新的批臭林彪，根除其思想影响的运动，并且和批孔一起展开。他的派系中的激进人物，包括他妻子，企图把批孔的矛头转向温和主义者、中间派、现实主义者——周恩来和叶剑英。毛死前所面临的最后一次挑战是抑制他妻子的野心。

　　1974年3月，他给妻子写信说：“……多见何益？有马列书在，有我的书在，你就是不研究。我重病在身，81了，也不体谅。你育特权，看你怎么办？你也是个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的人。”

　　但是，江青继续给毛写信，毛又答复说：“即使你见了我，我们也无话可说。已经见过多次了，但你从不执行我的指示。你总是谈琐事；从不和我讨论主要问题。中央委员会里有二百多人，你要和他们交谈并见诸行动。你要有自知之明。别人对你有意见，你不知道吗？”如今，毛放松了对政府的控制，因为现政府是由几乎势均力敌的两派组成的，非常便于平衡。这两派是周恩来为首的现实主义者和所谓的“四人帮”

　　——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文化革命期间在上海作为青年领导人提拔的纺织工人，后来突然被推上了党的副主席的职位。）——为首的激进派。

　　4月，当局恩来因癌症住院的时候，激进派确保自己继承毛的权力的机会陡然增加。没有周的坚定领导，较易接近毛的激进派更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几星期后，江青开始接待外国贵宾。

　　江开始凭借自己的头衔集结政治势力。7月，她被奉为“毛泽东思想的解说人”，直到此时，这个荣誉只给过周恩来和林彪。新闻媒介开始大吹大擂女皇武则天——公元7世纪一位著名的统治者和一个短命玉朝的开创者。平民出身的武则天原是地位低下的妃子，她抱着要在帝王的感情世界里居于首位的雄心踏入皇宫。皇帝死后，他的儿子和武结了婚。后者帮助新皇帝妥善地处理国事，彼尊为贤明皇后。丈夫驾崩后，她自己登上了御座。半个世纪以来，武进行了无数的改革，包括妇女地位有所提高。1974年，对她的品性好的一面和她统治期间的功绩的重新讨论，明显地是与江青的政治未来有关的。

　　是年夏天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毛在他的同志们面前批评妻子，不要“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还告诉她：“你也是难改呢。”毛对同志们说：一她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接着又对妻子及其三位激进的同僚说，他勺不应结成“四人小宗派”。当炎热的气候过去后，毛又去南方旅行了。这次是去家乡长沙。后来，他的助手口忆说，在那里“他穿的那双补过多次的拖鞋又破了。他仍然不愿扔掉这双拖鞋并让助手又缝补了一次。”

　　但是，毛并没有安静地住多久。10月中旬，年青的王洪文带着一连串攻击周恩来的令人动容的断言抵达长沙。这位年育人报告说：“看来第二次庐山会议正在北京酝酿。我没有告诉周总理……我要来湖甫。我们4个人开了一夜的会，他们同意我来这里向您报告。当周总理休息的时候我离开了。来这里我冒了很大风险，……尽管周总理病得很重，但他正‘忙着’找人谈话。

　　经常拜访周总理住处的人包括邓［小平〕同志，时（剑英）同志和李（先念）同志。”然而，毛对此毫无反应，只是说这些都要双方当面对证。

　　11月，毛又在江青送给他的书信的空白处亲笔写道：“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你积怨甚多，……。”据说，一星期后，江青又给丈夫写了一封令人惊讶的信，在进行卑鄙的辩解和气势汹汹的抱怨的同时，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

　　据推测她给毛写道：“我辜负了主席的期望。因为我没有正确的自我评价，醉心于过高地估计自己。我的头脑一直很糊涂，……有些不寻常的事情确实让人恐惧。我凉醒了，……自从九大以后，我几乎无事可做。我被冷落了，几乎没有工作，……。”后来，她的敌人指责说，她还要钱和官职。毛的反应是，拒绝承认她清闲。他写道：“你的工作是研究当前国内和其他国家的形势。这已经是个很繁重的任务了，……不能说你无事可做。”第二个访问毛的人是他年轻的侄女王海蓉，王转达了江青的要求，即正在为大约于新年之际召开的第四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人事安排的中央委员会，应该把推举王洪文作为一项议事内容。毛生气地听着“侄女”的叙说。他告诉一些同志：“江青有野心，有没有？”

　　尾声接近了。毛没有参加1975年初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委辰会会议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样两次重要的会议。尽管人民代表大会于北京开会期间，毛精神颇佳地在他的南方别墅里接见了保守的西德领导人弗朗兹·约瑟夫·施特劳斯。如今，任何事情都与党和国家领导职位的任命联系起来，那些在文化革命期间受到非常严厉的批判的人被恢复了名誉。

　　毛将这些事情大胆地交给周恩来去处理，但他的确提过，鉴于邓小平已经改正了文化革命期间的错误，因而应当恢复邓的副总理和其它职务，让他负责周患病期间的中央委员会的日常工作——这和4位激进主义者的愿望背道而驰。

　　后来，王海蓉又一次代表江青向毛报告说，在毛任命了邓小平以后，他妻子几乎不喜欢所有的政治局成员。毛的回答极为简洁。“她看得起的没有几个，只有一个，她自己。”“您呢？”王小姐问。“她不尊重我。将来她要跟所有的人闹翻，现在人家是敷衍她。”“我死了以后，她会闹事。”——这个预言完全成为现实。江青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力图作自我批评，但是后来她坦白道：“我没做彻底的检讨，……我无法转变思想，……理解了存在着四人帮，有助于我意识到这一现实会引起宗派主义，会导致党中央委员会的分裂，有助于我理解主席为什么在去年三四次提到这个问题。我没想到这是涉及原则性的重要问题，主席很少在原则问题上让步。”5月3日，毛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又一次以警告的口气批评江青等人：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的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在毛的这个人生阶段，许多事情是通过中间人去做的。很明显，在个人访问的场合中，毛最愿意倾听的是年青人的诉说。四人帮选择王洪文或玉海蓉而非毛自己的妻子去为他们说话。现在，江青又安排另一位年青人和毛住在一起，他就是毛的侄子远新。这个男孩受江青的影响很深。一般来讲，他生活在毛的身边，是极易利用毛的体弱状况来为四人帮灌输激进材料的，并且在此基础上以毛的名义逐步发出有利于激进派事业的指示。

　　9月，江青坚持应当在电台上广播她在一次会议中的讲话，并印发原文。根据毛的继承人华主席在毛逝世后的说法，当时毛的反应简短且击中要害。

　　毛驳斥道：“放屁。文不对题。”“稿子不要发，录音不要放，讲话不要印。”根据毛的工作人员讲，毛警告他们提防他妻子。他曾经告诉他们：“江青是纸老虎，一戳就穿。江青欺软怕硬，她也害怕群众。你们要跟她斗，原则不能让。怕什么，有我在嘛。”1975年7月，毛接见了泰国总理克立·巴莫。他告诉这位泰国人水门丑闻是因为“美国政治言论过于自由……”的缘故，“你身边正好有部录音机，把谈话录下来有什么错？美国大多数人喜欢玩录音机。”

　　毛抱怨腿疼，视力不济。他说话时嘴唇抖个不停。他告诉克立怎样与泰国的共产主义暴动者战斗。他向克立保证，“你们不必担心泰国共产党，它存在10年了，但没有一个泰国共产党来看过我。”下一个来访的国务活动家是西德总理赫尔穆斯·施密特，他把毛描绘为一个坐下或站起都要别人帮助的人。“他的嘴张着，颚下垂着，脸就像头盔一样僵硬，……毛说话的声音很小，只能断断续续地发出困难而嘶哑的声音。8名妇女……看他的嘴唇。在无法确定他说的是什么时，她们就相互协商，然后再通过毛印证她们理解的是否正确。出现混乱时，毛就用一支软笔在信纸上迅速而充满信心地写下他要表达的意思。……”

　　毛向这位总理抱怨说：“没有人听我的。”施密特引用了德国谚语：“滴水穿石。”毛沮丧地答道：“我没有那么多水了。”年底，戴维和朱丽叶·艾森豪威尔访问了毛泽东，并发现他很关心年青一代的问题。朱丽时·艾森豪威尔写道：“实际上。他是在表明，他对自己的人民，特别是未经考验的年青一代心存怀疑和失望。”他对革命将会彼永久地继承下去的机会的评价没有超过50％。

　　毛告诉这对美国夫妇：“年青人软弱。必须提醒他们要斗争，……党内会有斗争，阶级之间会有斗争，肯定没有东西能离开斗争。……斗争延续二、三百年是可能的。”

　　毛说话的声音像是喉鸣——“刺耳、单调、吃力”——当会谈结束时，朱丽叶·文森豪威尔的最后一瞥所见到的是“一个疲劳的人正转过身去，吃力地与护士说话，然后被带走，重新一个人独处。”其他来访者则发现毛脸色苍白，精力耗尽，嘴里流出口水。1976年初，周恩来与世长辞。显然，周比任何人都更坚定更忠诚。如果他比毛活的时间长，毛本来希望他能在接班人问题上起到桥梁作用，现在这已不可能了。江青为首的激进派希望能全部接管政权。作为中央委员会里地位仅次于周的高级人士王洪文——10年前他只是一个纺织工厂里的治安保卫人员——现在接管了周的那部分工作。人们宣称，毛曾绝望地叹息道：“如果让玉洪文这样继续下去，我们很快就会挨饿。”令人大为惊诧的是，毛任命华国锋为国务院代总理接替周的职位。据说，最初华对这一职务推辞不就，他列举了许多理由。其中，他的马列主义水平不高则是事实。

　　据说，毛对他讲道：“我任命你就是因为你知道自己的水平不高。一个人有缺点就不会骄傲，并且会不断地提高自己。”当毛的警卫负责人汪东兴对毛的任命道贺时，毛解释了他选中华的原因：“首先，他有专区和省级工作经验，在当公安部长的几年中表现不错。其次，他忠诚、老实。第三，他不狡猾。”从华的履历和为人所知的观点方面看，他个人一方面不会遭到激进派的反对，另一方面也不会招致现实主义者和右倾分子的嫌恶。

　　事实上，这是毛作出的明智选择的前提条件。毛自己的确于1月21日和1月28日两次向政治局提出任命华国锋的建议，的确于2月2日签署了任命华为代总理的中央委员会文件。但我们还没有其他人关于毛在整个事件进程中的作用的说法，我们有的只是在此进程中主要的得益者华主席本人所提供的材料。

　　四人帮对于他们派系中没有一人取代总理的职位愤怒异常，于是把枪口转向了他们的对手。

　　据说，毛于2月份以一种备忘录的形式向党发出了他对邓小平的看法。他说，邓是个“非常聪明的人和应该起用的人材”——棉里藏针。他的缺点是过于自信，拒绝批评。江青的反应非常清楚。她在一次会议上说：“中国有个国际资本主义的代理人，名叫邓小平。大概叫他叛徒更正确。但我们的主席一直在保护他。我讲的只是个人意见。”可是，毛仍然欣赏邓，除了对邓反对他的文化革命政策不满外。赫鲁晓夫回忆说，毛曾经给他指出过邓并说：“看到那边的那个小个子了吗？他非常聪明，前途远大。”起码邓是坦率的。当他与毛发生分歧时决不搞阴谋。

　　4月5日，所谓的清明暴乱在天安门广场发生了。周恩来的支持者力图通过对周的祭奠来表达内心的敬仰。但是，他们受到激进集团的无赖们的扰乱。似乎是毛的侄子告诉给毛一系列的谎言，说该事件引出了许多麻烦，并说服毛免去对事件要负责任的邓小平的职务。接着，华被任命为党的第一副主席，并被正式任命为总理。根据华自己的说法，这些都是“毛主席的个人意见。”

　　叶剑英敦促邓离京避难。后来，邓又参加了一次充塞着激进学生的政治局会议。于是传闻遍布中国，说邓小平如何低下目光听了一会儿来自四面八方的责难。但是，当遁责达到高潮时，他却从扶手椅上站起来，慢慢地走出去上厕所了。在那里，他呆了2个小时，这足以消弥学生们的热情，并达到挫败会议的目的。

　　4月底，毛接见了新西兰总理马尔杜。后来，华留下来继续和毛交换意见。他把毛的话整理成三条指示带走了。这三条指示是：“（1）慢慢来，不要着急，（2）按既定方针办；（3）你办事。我放心。”一个朝代行将结束的不祥之兆明显地出现了。3月，一颗陨石坠落在吉林省境内。《人民日报》回顾历史说，公元顶3世纪，一颗陨石落地一度引出有关第一个皇帝秦始皇死后国土会四分五裂的谣言。7月，唐山发生了劫难性的地震。许多迷信的中国人认定，一个伟人的去世就在眼前了。

　　9月，毛开始感到将不久于人世。他的身体状况日趋恶化。这位老人现在正处于他最后的人生旅程上。1976年9月9日零点10分，他与世长别。在如何处理遗体问题上，并没有立刻作出灾难性的决定。越南人被问及他们是如何保存胡志明的遗体的。经过良久的犹豫和心理斗争，终于下定决心剖尸，使用化学药品，以便遗体能在一栋宽大而静穆的房子——也许是毛为自己要的最后一件东西——中展出。

　　华亲自负责此事，可争吵则越来越凶。有人发现江青未经授权就拿走了毛办公室里的文件，并断定对它们进行了窜改。当受到华指责时，江青抱怨道：“毛主席尸骨未寒你就想撵我走。你就这样报答毛主席提拔你的恩情吗？”

　　华答道：“我永远不会忘记毛主席的恩情。我要求你完整地归还毛主席的文件。因为我想报答毛主席的恩情，让每个人都团结起来，永远执行毛主席的指示。至于赶走你，我还没有这个打算。你只要安静地呆在自己的房子里，没有人敢撵你出去。”在北京举行的国葬上，毛的遗体被放在一个水晶棺中。他的遗孀臂缠黑纱，献上一个缀有向日葵、绿色禾苗、麦穗、玉米和黄色谷穗的花圈，题词是“您的学生和战友敬挽，……。”3个星期后，江青及其三位激迸的同僚被华逮捕。她想在毛死后扩大影响的希望化为泡影。在长达一代多人的时间内，始终作为政治权力的象征而存在的人物的去世，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打击。当公民们跌跌撞撞地走过他的灵枢之时，泪如泉涌，这个地球上最大的民族力图调节无法填补的内心失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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