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第7章“山大王”

　　（1927—1928）

　　在突遭国民党左派的排挤之后91927年8月初，毛和他的共产党同伴在九江举行紧急会议，商讨他们的前途。由于使用了巧妙的手腕，陈独秀未能出席会议，他被从中央领导中驱除出去，当了党和俄国顾问们（或按一些说法是俄国主子们）失败的替罪羊。瞿秋白接任党的总书记，他是个受过俄国训练的新闻记者。毛再度进入中央委员会。在会上，他向他的同志们指出了武装斗争的必要性，会议接受了他的意见。在此之前周恩来、贺龙和朱德已在南昌发动了秋季暴动，后来，这一天被作为红军的正式建军日来庆祝。

　　会后，毛立即秘密地乘坐一列货车前往长沙，受命去组织湖南省的秋收暴动。他必须使省党的组织从国民党中脱离出来。在那里创建一支农工革命军。在重组的共产党湖南省委第一次会议上，自信的毛提出了他激进的暴动计划，这个计划比中央委员会所指示的建立农村根据地和没收地主财产走得更远。毛在写给中央委员会的信中主张，应高高地打出共产党的旗子，建立工农根据地。他写道，我在调查中：“知道湖南的农民对于土地问题一定要全盘解决。”他建议没收一切土地，”包括小地主自耕农在年”，按共同的标准，公平分配给愿意得到土地的一切乡村人民。中央委员会警告毛这些是不对的，但毛拒绝服从党的政治决议案，在秋收暴动中掺人了自己的主张。

　　9月9日起义爆发，毛将参加暴动的安源煤矿工人、地方农民自卫军，以及脱离了国民党的持不同政见的军队编成四个“团”。可是，毛本人却不能对这支部队行使有效指挥。当他在整顿这四个团时，被国民党民团抓到并解往民团总部，准备与其他共产党嫌疑分子一起处决。他后来回忆道：“我从一个同志那里借了几十块钱，打算贿赂押送的人释放我：普通的士兵都是雇佣兵，我遭到枪决，于他们并没有特别的好处，他们同意释放我，可是负责的队长不允许。于是我决定逃跑。但是直到离民团总部大约200码的地方，我才得到了机会。我在那地方挣脱出来，跑到田野里去。”毛跑到一个高地，下面是一个水塘，周围长了很高的草，他在那里躲到太阳落山。士兵们追捕他，还强迫一些农民帮助他们搜寻。“有好多次他们走得很近，有一两次我几乎可以碰到他们。虽然有五六次我已经放弃希望，觉得我一定会再被抓到，可是我还是没有被发现。

　　“最后，天黑了，他们放弃了搜寻。我马上翻山越岭，连夜赶路。我没有鞋，我的脚损伤得很厉害。路上我遇到一个农民，他同我交了朋友，给我地方住，又领我到了下一乡。我身边有七块钱，买了一双鞋、一把伞和一些吃的。当我最后安全地走到农民赤卫队那里的时候，我的口袋里只剩下两个铜板了”。

　　国民党方面对此事的说法是毛的贿赂起了作用。最初几天起义进行得很顺利，许多重要城镇落到了起义军手里。然而，长沙的工人并没有像毛所期望的那样，起来支持农民。当两支已脱离国民党的部队决定在他们之间开战后，力量单薄的起义军就面临内部火讲的危险，于是，安源矿工差不多都被消灭了，毛的农军也中了埋伏。

　　在起义爆发后的一个星期内，毛不得不放弃毫无希望的整个行动。正如他所承认的，“部队的纪律差，政治训练水平低，指战员中有许多动摇分子。开小差的很多。在起义中，共产党杀掉了许多国民党人，并烧了他们的房屋，而这些人在统一战线时期被称之为同志，所以，湖南当时流行着这样一支讽刺歌：

　　砍，砍，砍！同志砍下同志的头！烧，烧，烧！同志烧掉同志的屋！

　　在浏阳县的文家市，毛集合了起义军的残部，前敌委员会举行了一次会议，9月20日毛率领他们向井冈山进军——沿途趁势释放了被监禁的共产党人，并打开公仓，把粮食分配给农民。

　　尽管他的部队在芦溪突遭袭击，但毛在9月底还是把他们重新集合起来，并在永斩县三湾村重整旗鼓。那天晚上，毛将残存的400余人整编成一个团，在部队中实行民主，由党掌握军队，废止打骂，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在另一种意义上说，这才是红军的开端。

　　从文家市经300多英里的行军，10月，毛和他最得力的团到达了湘赣边界上的井冈山，这个地方对于他来说，不仅仅是以后几年中时断时续的一个山区根据地，而且也是他此后全部事业灵感的源泉。

　　后来，毛断然把1927年的悲剧归罪于陈独秀（中国人）和两个共产国际顾问一一罗易（印度人）和鲍罗庭（俄国人）。陈独秀的“动摇的机会主义”应负最大的责任，而鲍罗庭“随时准备尽力去讨好资产阶级，甚至于准备解除工人的武装，最后他也下令这样做了”，共产国际的印度代表罗易“站在陈独秀和鲍罗庭两人左边一点点，可是他只是靖着而已”。罗易是个蠢货，鲍罗庭是个冒失鬼，陈独秀是个不自觉的叛徒。

　　而罗易则指责毛是一个顽固和有意阻碍我们的革命计划的、完完全全的动摇分子，因此将他免职。

　　给毛的评语之所以下的这样刻薄，是由于毛本人在8月下旬至9月上旬的4个星期内，对革命局势的认识发生了激变。8月间，毛曾断言中国将会发生自己的十月革命，可在武装进攻长沙失败后，他转页相信，“从城市观点来看，这个运动好像是注定要失败的”。他看错了时机。

　　毫无疑问，毛以前过分夸大了农民起义的真实潜力。一个当时曾参与起义的同志后来说“毛向瞿秋白保证湖南至少可以发动10万的武装农民参加暴动，而瞿电告莫斯科的数字增到29万，结果最后仅有5000人”。

　　在11月14日共产党政治局会议上，把长沙失败的不幸归之于毛：“湖南省委所作的错误，毛同志应负严重的责任，应予开除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他被指控为军事投机，不充分发动农民，收编土匪和公然违背中央委员会的指示。

　　毛使用多少有些讥讽的口吻为他的失宠辩解：瞿秋白的人偶尔发现了我在湖南的一本小册子，其中包含我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论点。这激怒了他们。枪杆子里面怎么可能出政权呢？因此，他们撤了我的职……。他毫不后悔他说：“尽管这样，我们仍然在井冈山把军队团结起来了，深信我们执行的是正确的路线……”其实，毛和中央委员会并没有实质上的分歧，双方都赞同这样的目标：即通过组织农民的革命力量”（革命侦主要力量），从农村包围城市。配合军队和城市的暴动（革命的辅助力量）。

　　但是，与中央委员会不同的是，毛不相信分散的暴动会扩散到广大的地区。并且，他把从湖南带出来的队伍整编成为正规。军，这样，他们被作为“客军过境”来对待，也就毫不奇怪了。中央委员会批评毛“只与土匪和杂色军队接头，不引起极大农民群众起来暴动”，有些地方是符合事实真相的。

　　毛所发现的得以躲避国民党和军阀追击的圣地，纵深30英里，方圆180英里，满目荒芜，人烟稀少。只有六、六条狭窄的山间小路，穿过茂密的松杉树林和枝繁藤绕的竹林，通向井冈山的心脏，它的直插云霄的峰顶，终年云雾绦绕。毛在给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份报告中，这样描述井冈山：山上大井、小井、上井、中井、下并、茨坪，下庄、行州、草坪、白泥湖、罗浮各地，均有水田和村庄，为自来土匪，散军窟宅之所，现在作了我们的根据地。但人口不满两千，产谷不满万担，军粮全靠宁冈、永新、遂川三县输送。山上要隘，都筑了工事。医院、被服厂、军械处、各团留守处，均在这里。现在正从宁冈搬运粮食上山。若有充足的给养，敌人是打不进来的。但对毛的“团千来说，井冈山并不是一个休养所。许多战士只穿着薄棉衣，来抵御冬天的霜雪，南瓜是他们的日常主食。

　　他们一到井冈山，便与两个秘密会社的土匪首领发生了冲突，后者属哥老会，有六百余人，一百二十余条步枪。显然，毛的小部队是没有希望消灭他们的，于是毛采用了结交联合的策略，以为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他们是能够在相处中得到改造的。“我在井冈山期间”，毛后来说：“他们是忠实的共产党人，是执行党的命令的。”后来，在他们独自留守井冈山时，又恢复了土匪的习气。终为农民杀死，当时农民已经组织起来，建立了苏维埃，有能力抵抗他们。

　　结果，党内毛的批评者们斥责他，竟联合这样明显的落后分子。但是，毛已经清楚地表明了自己的观点，所谓游民问题绝不仅是在井冈山求生存的问题。

　　毛的批评者之一王明声称，毛在30年代末曾告诉他，在进入井冈山一年后，使用“鸿门宴”的手法。处决了两个土匪首领，由于当时已有几支共产党军队与他会合，安全有了保证。随后，他解除了上匪部队的武装。

　　1928年间，毛开始和贺子珍一起生活，贺是一个漂亮的、举止羞涩温柔的娇小妇女，18岁，只有毛35岁的一半多。她是一个地主的女儿，曾在湖南师范学校读书，后当了教员，1927年加入共产党。南昌起义时，她曾领导一支妇女队伍，对于流亡中的毛来说，她是一个十分般配的佳偶。

　　她的唯一不足是，由于出身富裕家庭，从未做过体力劳动，因而不愿负担日常的家务琐事。可另一方面，她又被其他女共产党人当作热心家务的模范，因为在选择自己的工作时，她情愿去照顾毛个人。类似情形也发生在毛后来的井冈山上的战友朱德将军身上，他是这样解释当时自己的婚姻的：“这不是常规的婚姻。我在四川有妻子，自从1922年以来没有见过面。我们有时通信，她早就明白我的生命是属于革命的，我不可能再回到家里去了。伍若兰和她的家庭对此是全部知道的，但他们并不受传统礼教的束缚。当然，橡其他妇女一样，她还保持自己的姓名，在政治部做自己的工作，她大部分时间是在村子里。”

　　毛以井冈山为中心谋求扩大他的影响，并逐步壮大他的400人的部队，以控制更多的地区，这表明他是一个中国式的罗宾叹。为了得到粮食和其他补给，他不得不征服四周的农庄。但是，为纠正单一的流寇式游击，他建立了他的第一个独立政权，中心设在茶陵，中国共产党称这样的政权为苏维埃。人民委员会是执行机关，而由工人、农民和士兵代表组成立法机关。毛从他前一时期的狂热后果中吸取了教训，因而茶陵的土地政策是温和的，既不是没收也不是重新分配土地。他领导的针对这一地区地主豪绅的游击暴动，旨在得到粮食和武器。因此，他并未取得当地农民的合作，他们对待他就像对待其他“客军”一样，是冷淡的。

　　不久，正式代表政治局的湖南省委和著名的湘南特委，派遣了另一位共产党官员，侵入毛的领地，把他们的权力扩大到这个偏远的边界地区。毛到达井冈山5个月后，湘南特委代表到达井冈山，取消了毛前委书记的职务，改组了他的地方政府，毛仅成了一名部队的指挥员。当时，毛被指责为对地主过于温和。而在一两年前，同样是毛却被看成是一个极端主义者，可是此时，他已经学会了在农民之中促使社会转变的更合适的方式。

　　领导变更的绪果是暂时丢掉了井冈山根据地，可毛却在湘甫与伟大的南昌起义英雄朱德会师了。朱德率领一支暴动残存的杂色部队，已经到了湘南的桂东，队伍中有在前一年秋天被击溃的大量军队和农军。朱德已按自己的计划举行了湘南暴动，毛派他的弟弟毛泽罩与他联络。然而，朱没有成功，被迫再次由湘南城镇往东向井冈山退却。5月，两人在县会面。

　　朱德的传记中写道：他，“曾经见过毛泽东一次，不过是在秘密会议的昏暗大厅中远远相对而坐，没有真正见过面”。这是毛一生中最有意义的一次会面，从此，他就和这个率直刚毅的战士结成了亲密的夫系，这种关系确保了中国共产党队伍中最强有力的团给。一个共产党历史学家略有些夸张的说：假若没有朱德，毛在以后的生涯中有可能变成一个土匪……。然而，更为确切的假设应是，如果没有这种团结，毛的最好结局是当一个不受信任的省级领导人。

　　朱的传奇甚至比毛更富有色彩。他比毛大7岁，出生在四川的一个农民家庭，不仅参加过国民党的前身组织同盟会，而且入过秘密会社哥老会（他必须喝血起誓）。在活动中，他失去了两个兄弟，妻子和儿子也被军阀杀害了。在20年代初，他染上了鸦片瘾，但是又戒除了，后来赴欧洲在戈丁根学习。他是一个坦率耿直、极富有智谋的可爱的人：一次他被抓获，在要被枪毙时，这样救了自己的性命，他说：不要枪毙我，我只是一个伙夫。

　　两个领导人率队退至井冈山脚下的江西茅坪，其中毛在湘南之征中招募的农军达八千余人。不久，林彪也来会合，当时他只有19岁，可是到70年代却成了毛晚年最大的权力竞争者。林是一个湖北农民的儿子，跟随他的哥哥和表兄投身革命活动，在任蒋介石的北伐军排长之前，曾在黄埔军校受训。南昌起义时他先任连长，后任营长。在井冈山，他的队伍并入红四军，最初他任营长，协助抵抗国民党军队对根据地的进攻。毛对他的评价是：“林彪不仅有能力，而且是一代天才。像他这样的人，能把整个局势都装在脑子里，将来我们的军队就需要这样的人来指挥。”一个当时访问过毛的根据地的同志，记下了他在晚饭上的谈话：晚饭中间，毛经常微笑。当他谈到繁荣美好的未来时，他由衷地大笑。可是，当他谈到目前经济和粮食问题时，他的表情显得忧虑悲哀。他提到当他退到井冈山时，被如何称为是“抛弃群众的逃跑”，如何受到党中央几次警告，他变得极为愤怒。毛紧握着他的拳头，奚落负责的中央领导人只知道空洞的口号。而不注意实际情况。他的姿势表明，除非进行报复，否则是不会满足的。我感到毛是一个天才，在短时间内，他表演了高兴、愤怒、悲哀和喜悦的全部情感。

　　1928年5月20日，井冈山的共产党领导人在茅坪召开会议。作出了含有下一年毛主义政策路线的所有本质特征的政治问题、政治纪律、暴动口号、政纲等决议。在军事策略上，其中就包括了著名的十六字诀：

　　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还包括著名的“三大纪律”和“八项注意”，以加强共产党军队的管理，争取人民的信任和支持。三大纪律是：（1）一切行动听指挥；（2）不拿群众一针一线；（3）一切缴获要归公。几个月后制定了前六项注意：（1）上门板；（2）捆铺草；（3）说话和气；（4）买卖公平；（5）借东西要还；（6）损坏东西要赔。一年左右又增加了后两项：（7）洗澡避女人；（8）不搜俘虏腰包。

　　红军在井冈山建立了士兵苏维埃，这较以前通过政治委员进行工作，更具有民主性和教育性。“政治部存在时”，毛评论道，“战士们都以为政治工作仅仅是政治部中少数几个人的事。其他人的任务只是打仗。政治部取消后，战斗员和政工人员一起做政治工作，这样就打破了先前的单纯军事观点”。

　　茅坪会议决定，井冈山地区应作为巩固的革命根据地，渐次向周围地区推广扩大。无偿地没收土地分配给农民，并武装和组织农戾起来保卫分得的土地。但是，对小地主和富农采取了较为温和的政策。

　　这些决议的制定，是基于毛在茅坪对他的同伴们所讲述的五个因素。首先，他告诉他们，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政治发展不平衡，产业工人很少，而农民很多。第二，对于革命来说，中国是一个有丰富人力、资源的大国。第三，然而反革命力量还很强大，国民党政府通过与帝国主义势力相勾结控制着中国。第四，革命力量还很弱小，红军仅控制少数贫穷落后地区。第五，农民只要有机会，就会随时参加革命，重新分配土地。

　　所有这些主张都为朱德和其他人所通过，尽管他们很清楚，毛在党的正式领导层中的地位并不稳固。

　　可是，当夏天毛的上级共产党领导设法将毛调离井冈山时，这些惬意的计划就被推翻了。他们先是命令他率大部分部队去湘南，仅留一支小部队守卫井冈山根据地。毛的同志们决定拒不服从这个脱离实际的命令，可有一个团在与党的特派员之一直接谈话后，确信了有这样的命令。前往湘南，朱将军决定最好还是多派些部队去增援。党的特派员持有在毛的区域内按他的意见行事的文件，因百，差不多整个夏天，毛被迫靠边站了，在此期间，他的军队在错误策略的指挥下，损失了一半。

　　据共产国际的德国顾问奥托·布劳恩讲，毛对他的新伙伴朱德将军消极地接受那招致军事大失败的极端命令，感到很恼火，责怪他“理论上无知”和“机会主义倾向”，而朱将军则转而批评毛当时深居井冈山，以井冈山为轴心“陀螺似地向外扩展”的军事策略。、据布劳恩讲，1929年商人再次会合以后，毛一步一步地削弱朱作为军队领导人的威信，并争取一些朱的高级僚属站到他这一边，其中包括朱的政治委员陈毅，以及当时还只是营长的林彪。朱在表面上听任了这种权威的丧失、形式上他还是总司令。布劳恩所讲的这些，其必然结果就是把军队置于政治控制之下，而这个原则是毛朱都赞同的。可是，后来林彪却声称朱将军对这一思想的支持，并不像一些描写中所讲的那样是一个坚实的栋梁。他有突出的军事素质，但缺乏政治判断力，当冲突的命令来自不同的政治司令部时，往往发生动摇。他的忠诚主要是依靠有毛和他在一起。

　　在领导空缺期间，出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许多在井冈山最近吸收的共产党员成了叛徒，当败退的红军返回以后，9月毛再次接任，并开始在地方党组织中进行大清洗，重新登记党员。为此目的，他还创建了新的保卫机构，使毛能够统辖较以前更忠诚、更守纪律的组织。

　　在几个星期内，毛和朱就恢复了年内丧失的大部分区域，他们的根据地也再次能够生存下去了。为此，毛作了一首题为《井冈山》的格律诗，以志庆贺。

　　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

　　10月，毛在一篇题为《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的文章中，分析了井冈山根据地的特点，他夸耀他说：“一国之内，在四围白色政权的包围中，有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长期地存在，这是世界各国从来没有的事。”可是，敌人制造的经济压力，却使他们感到窒息。“因为敌人的严密封锁，食盐、布匹、药材等日用必需品，无时不在十分缺乏和十分昂贵之中，……”红军“每天除粮食外的五分钱伙食费都感到缺乏，营养不足，病的甚多，医院伤兵，其苦更甚”。1928年底，毛得到了一件令他极为满意的财产，红军在长订从一个正坐在滑杆上指挥部队的国民党将军手里，缴获了一匹暗褐色的战马。这匹马被分派给毛，成了以后几年里他最喜爱的坐骑。

　　第8章抗争

　　（1928—1930）

　　1928年11月，毛给中央委员会打了一个很长的、苦苦恳求的报告，题为《井冈山的斗争》。报告提到士兵和党的干部中，伤亡人数都在增加。毛特别抓住这一点，为他使用土匪新兵辩解。“游民成分大多，当然不好”。毛承认道，“但因天天在战斗，伤亡又大，游民分子却有战斗力，能找到游民补充已属不易。在此种情形下，只有加紧政治训练的一法。”

　　但是，根据地最需要的是更多的共产党员，毛希望从外界“派可充党代表的同志至少30人来”。“由于营养不足、受冻和其他原因，官兵病的很多”’。

　　“现在医院中共有800多人”需要治疗，但没有足够的医生或药品。毛恳求中央委员会“送几个西医和一些碘片来”。

　　他解释道：“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敝，除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官长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废除烦琐的礼节，经济公开。

　　“士兵管理伙食，仍能从每日五分的油盐柴菜钱中节余一点作零用，名曰‘伙食尾子’，每人每日约得六七十文。这些办法，士兵很满意。尤其是新来的俘虏兵，他们感觉国民党军队和我们军队是两个世界。他们虽然感觉红军的物质生活不如白军，但是精神得到了解放。”

　　可是，要把革命向根据地外扩展，却是困难重重的。“无论那一县，封建的家族组织十分普遍，多是一姓一个村子，或一姓几个村子，非有一个比较长的时间，村子内阶级分化不能完成，家族主义不能战胜。”

　　在赞美军队中普遍实行民主制的同时，毛承认大部分人的民主意识还是很薄弱的。“封建时代独裁专断的恶习惯深中于·群众乃至一般党员的头脑中，一时扫除不净，遇事贪图便利，不喜欢麻烦的民主制度”。

　　由于这样一些原因，革命的进程是缓慢的。“红军每到一地，群众冷冷清清，经过宣传之后，才慢慢地起来”。接下去从毛的笔下流露出的便是他一生中最具动摇和痛苦情绪的句子：“我们深深感觉寂寞，我们时刻盼望这种寂寞生活的终了。”实际上，在写这份报告的几天之后，援军就到了，但并不是中央委员会派来的。而是由前国民党湘军军官彭德怀将军率领的另一支军队到井冈山与毛会师，他的部队包括1928年夏的兵变部队和一些秋收暴动失败后的残部。

　　加上毛朱的部队，井冈山部队的人数差不多达4000人，是毛最初力量的10倍。

　　彭是一个有鲜明个性的人，被描绘成“开门见山、直截了当、不转弯抹角”，以及“是一个动作和说话都很敏捷”的人。当他还是个孩子时，仅仅是因为发脾气，就踢翻了他祖母的鸦片炉，以反抗祖母，实际上当时他已被父母判处溺死。只是由于他勇敢的舅舅站出来调解，才救了他的性命。此刻，他与朱德、林彪一起，成为忠于毛的红军将领中的栋梁之一。

　　1929年初，毛、朱从井冈山大举出动，当时他们的根据地受剧国民党部队的围困，粮食短缺。他们向赣南闽西的粮食产地行进，相继占领了瑞金和汀州，寻找更适合养活他们军队的地方，扩大他们的根据地。在那里，毛接到了中央委员会的一封信，此时，李立三成了中央的新的领导人，李曾在长沙响应过毛的求友广告，并协助过毛组织安源的煤矿工人。然而，此时李不是要求提供帮助，而是命令毛解散红军，到上海去，协助领导他所断言的即将爆发的无产阶级革命，他认为农村的革命高潮，有待于城市共产党力量重建以后才能到来。毛拒绝服从命令，并在回信中斥责了他。“畏惧农民势力发展，以及将超过工人的领导而不利于革命，如果党员中有这种意见，我们以为也是错误的”。所以，毛仍留在江西，巩固新开辟的以瑞金为中心的根据地，并进行温和的土地改革；只没收地主的土地，不动富农和中农。毛想要保护商人的利益，而不是把他们从中立推到另一边。

　　毛对党的权威进行了全面的抗争，他否定了李立三命令的三个内容——延缓土地改革，红军分散成小股独立的游击队，以及取消农村根据地——并与他对农村革命形势估计伪意见相左。毛明确表示他是正确的，而许多脱离实际的领导者是错误的，并且相信大部分有亲身实践经验的人是赞同他的。

　　在以后的两年期间，为了巩固他的权力地位，毛重新整顿了红军。这时，包括招募的新兵和地方赤卫队，在他的麾下已有1万人左右。

　　1929年9月，毛患疟疾病倒了，在福建山区的小镇古田渐渐痊愈。在那里他写了一首评论蒋桂战争的词：

　　风云突变。军间重开战。洒向人间都是怨，一枕黄粱再现。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

　　他还作了一首有关当地重阳节的词：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今又重阳，?战地黄花分外香。一年一度秋风劲，不似春光。胜似春光，寥廓江天万里霜。

　　毛利用因病被迫躺倒的空闲，写了一本小册子，对同伴中的各种错误思想，进行了猛烈地抨击。有些错误思想很明显，例如个人主义，或单纯军事观点。有些则比较复杂，像极端民主化，毛指出其根源是“小资产阶级的自由散漫性。”

　　他告诫说，民主应是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党的领导机关要有正确的指导路线，就必须“明了下级机关的情况和群众生活的情况，成为正确指导的客观基础”。决议不要太随便，一经形成，就必须坚决执行。“少数服从多数”，但是党内批评应该加强，必须认识到“党内批评是坚强党的组织、增加党的战斗力的武器。……不应当利用批评去做攻击个人的工具”。

　　另一个需要纠正的极端是绝对平均主义。“官长骑马，不认为是工作需要，而认为是不平等制度”。有些人要求分物品和背米一律平等：“司令部住了一间大点的房子也要骂起来。”绝对平均主义“和政治上的极端民主化一样，是手工业和小农经济的产物。”毛解释说：“就是在社会主义时期”，也“决无所谓绝对的平均”。1930年元旦，红四军领导在古田举行会议，毛同意重新恢复政治部，牺牲了士兵苏维埃的权力。毛按会议精神对部队官兵进行了整顿，巩固了他的领导，因为类似苏维埃式的民主制度有可能给他的对手钻空子的机会。

　　他还建议加强党在军队中的作用，党支部由官兵混合组成。那些有“错误的政治倾向”的党员，那些只想“大吃大喝”、抽鸦片、赌博、或不惜犯罪去获取外币黄金发财、又不思悔改的党员，应被从党内清除出去。

　　至于军队本身，毛建议军事指挥员和政治委员应该“共同的平等的”参与决策。他制定了详细的、新的、严格的纪律条例，要求官兵在党的政治口号下进行工作。

　　总之，他这样对待他的同志是有点过分的。林彪支持他，但彭德怀有意见。在井冈山周围游击了两年之后，毛的战地指挥员们对以江西的贫瘠农村为支撑红军的根据地，已有了显而易见的不满。从而更倾向于李立三路线在城市地区振兴革命，现在听来就要比毛的路线更具有吸引力。指挥员们试图立即就移驻到城市去。毛使用整编打乱指挥的方式，才调换了许多高级指挥员。

　　为庆贺新年，毛写了一首短词，呼吁在农村建立新的根据地。宁化、清流、归化，路隘林深苔滑。今日向何方，宜指武夷山下。山下山下，风展红旗如画。

　　林彪在古田支持了毛，但也许为进一步坚定他的信心，因而毛于1月5日给他写了一封信，题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在在信中，毛谈了他的乐观主义的理由。“中国，”他写道：“是全国都布满了干柴，很快就会燃成烈火”。在一年内，江西、闽西、浙西创建独立政权的目的都达到了。只是规定一年为期，不免伴上一些“急躁性”，但是，毛的结论是“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快要”一词应如何解释呢？毛对他自己提出的这个问题的回答，听起来像是无聊地议论。

　　“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未来的发展和变化，只应该也只能说出个大的方向，不应该也不可能机械地规定时日。但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尽管李立三嘲笑毛是“旧式的流寇思想”，但此时，红军毕竟是更加强大了，毛在他的部队首次占领江西吉安县城的前夜，写了一首词，赞美部队旺盛的士气，那年，他们占领吉安不下于9次。漫天皆白，雪里行军情更迫。头上高山，风卷红旗过大关。此行何去？赣江风雪迷漫处。命令昨颁，十万工农下吉安。

　　8月底，给毛派来了一个新勤务员。小伙子十分清晰地记得第一次与毛会面的情形，当时他称他为“毛委员”。

　　“我……好奇地望着”他，年轻人后来回忆道：“他穿了一身和我们一样的灰色军装，所不同的只是他的上衣口袋显得特别大。他的黑头发和苍白的面色形成鲜明对比。此外，他显得有些太瘦。”

　　毛转过身来欢迎他的新助手，而他直到早晨时，还是红四军司令部的一名号兵。

　　“你姓什么？”他问。“姓陈”，这位战士回答说。“叫什么名字？”“陈昌奉。”

　　“十几啦？”

　　“16岁””

　　“为什么当红军呀？”“红军好，打土豪！”

　　这时毛指着一把椅子，示意年轻人坐下，很有兴致地问他：“你们家乡有土豪吗？”

　　“有！我就是被土豪逼出来的。”陈详细地叙述了他的身世。

　　“很好！”毛说：“以后在这里要好好地工作和学习。你能写自己的名字吗？”

　　陈站起来，难为情地捻着衣角小声地说：“我没念过书，不会写字。”“以后要学会写……”

　　后来，毛替他的勤务员写过一封家信，经邮局寄给他的父亲。当时毛的全部行装有两床毯子，一条布被单，两套普通的灰军服，一件银灰色的毛衣，一件旧大衣，一把破雨伞，一个吃饭用的缸子，和一个九层的灰色挂包，他用的地图、文件、书籍——其中有一部他少年就喜爱的《水浒传》，都装在这个挂包里。

　　每当行军作战，他背着挂包拿着雨伞，他的勤务员背其余的东西。到了宿营地，勤务员找两块木板对起来，铺上那仅有的两床毯子和小被单，用衣服打成枕头。这就是毛的床。

　　毛晚上睡觉很少，吃过晚饭便点上小马灯，打开挂包，拿出文件、地图、书籍和纸笔就开始工作，有时一直到天亮。

　　陈回忆道：“我那时年龄小，不能熬夜，……在旁边坐着，不一会儿就睡着了，有时竟伏在主席的办公桌上打起鼾来。……常常在半夜时分，主席轻轻地把我叫醒，说：“搞点水来吧！’我这才醒来，提着江西那种小木桶去打一桶凉水来。因为没有脸盆，他使用毛巾在桶里蘸着擦擦脸，有时擦擦澡，提提精神。往往擦过了脸他就饿了，我便把下午留下来的一缸子‘三层饭’——最底下一层是米饭，中间是一点菜，顶上面一层又是米饭——去热一热给他吃。有时这一缸子饭吃不了，他就叫我用纸盖起来。

　　留着下顿再吃。”“一次，陈把毛剩下的一点饭倒掉了，第二天毛便问：‘陈昌奉，昨天剩下来的饭呢？’陈告诉他已经倒掉了，毛批评他说：‘群众的每一粒米来得都不容易，下次剩的不推倒掉，留着下一顿再吃’。”

　　4月间，李立三发起了一次攻势，导致了共产党严重的失败。李批评毛的保守主义，命令他去上海出席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并命令红军展开猛烈地进攻，以赤化整个华中。毛后来称：“李立三既过高估计了那时候红军的军事力量，也过高估计了全国政局的革命因素。他认为革命已经接近胜利，很快就要在全国掌握政权。”李认为蒋介石和军阀之间旷日持久、消耗实力的内战，造成中国政治局势的混乱，从而给共产党打开了夺取国家政权的大门，反过来，毛却不这样厌观：认为这两个敌人可能联合大举进攻苏区。毛未理会让他去上海的命令。与此同时，在欧洲出版的共产国际杂志《国际新闻通讯》（《Lnprecor》1930.3.20，10：14）上，登载了毛的讣闻。以后又出现过几次这样类似的过早通告。1930年5月，毛在百忙中写了一本教育性的小册子。题为《反对本本主义》，文章开篇道：“你对于某个问题没有调查，就停止你对于某个问题的发言权。这不大野蛮了吗？一点也不野蛮。你对那个问题的现实情况和历史情况既然没有调查，不知底里，对于那个问题的发言便一定是瞎说一顿。……许多巡视员，许多游击队的领导者，许多新接任的工作干部，喜欢一到就宣布政见，看到一点表面，一个枝节，就指手画脚地说这也不对，那也错误。这种纯主观地‘瞎说一顿’，实在是最可恶没有的。他一定要弄坏事情，一定要失掉群众，一定不能解决问题。”

　　毛忠告做领导工作的人，“迈开你的双脚，到你的工作范围的各部分各地方去走走，学个孔夫子的“每事问’。”“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李立三的攻势很快就消失了。彭德怀将军曾一度占领长沙，但立足未稳就被迫再次撤出——这导致了毛的家庭惨遭不幸。毛在这些事件中所付出的代价是无法想象的，而此时他却以喜悦的情绪为这些事件进行欢呼。

　　六月天兵征腐恶，

　　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赣水那边红一角，偏师借重黄公略。百万工农齐踊跃，席卷江西直捣湘和鄂。国际悲歌歌一曲，狂为我从天落。

　　不久，毛、朱进攻南昌，但未能打破敌人防御。他们不得不转回向长沙，与彭的部队会合，以执行李的最后指令，试图再次占领这座省城。

　　9月上半月，经过持续多夭残酷的激战，红军遭受严重损失。最后，毛为这些惨败所震动，从而不顾中央委员会在当天的号召，劝说他的同志向赣南撤退，以便挽救他们的军队。在平江整顿后，10月，这支合编的部队攻占吉安。

　　但在此期间，杨开慧和她的儿子毛岸英，毛的妹妹，以及其他亲属，在长沙被捕，据一种解释的说法，“由于叛徒告密，有60余个国民党反动集团的匪徒”前去搜捕。几天后，10月24，毛的妻子在长沙浏阳门外被公开处决，据说，警方提出她只要公开与丈夫和党断绝关系，并且提供长沙共产党全体成员的名单，就可以不杀她。杨拒绝了，遭受了严刑拷打，但即使如此，至死她也未泄漏任何秘密。

　　至少在公开场合，毛不允许自己因悲伤而落泪。6年以后，当他叙述这件事时，只是简单地陈述了事实，还同等地提到，在他的家庭遭残杀前财产的损失：

　　“我在湘潭的地被国民党没收了。我的妻子和我的妹妹，还有我的兄弟毛泽民、毛泽覃两个人的妻子和我自己的儿子，都被何键逮捕。我的妻子和妹妹被杀害了。其余的后来得到释放。红军的威名甚至于扩展到湘潭我自己的村里，因为我听到一个故事，说当地的农民相信我不久就会回到家乡去。有一天，一架飞机从上空飞过，他们就断定飞机上坐的是我。他们警告那时种我的地的人，说我回来看我的地了，看看地里有没有树木被砍掉。他们说，如果有砍掉的，我一定会向蒋介石要求赔偿。”很多年以后，毛为一位曾投身于30年代红军运动的同志遗孀”写了一首词，在词中，他赋予他的妻子杨开慧和他的已故同志柳直苟两人的姓以特殊的意义。

　　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顾直上重霄九。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

　　一位老朋友后来问毛，他使用“骄”这个形容词描写妻子，用意是什么。毛解释道！“女子革命而丧其头，焉得不骄！”杨被杀害一段时间后，毛与贺子珍结婚，他们的结合合法化了。毛还给长沙杨的家庭送信，让他们把他的三个儿子（最大的一个已从监狱放回）送到上海，由那里的地下党组织安排入大同幼稚园。各种说法都提到他们在上海的几年，处境十分凄惨，使用假名来掩护，靠在街头捡垃圾为生。

　　10月初，红军再次占领吉安。毛的勤务员在“一家逃跑的土豪家里得到一个搪瓷暖水瓶”，他很高兴，有了这个暖水瓶，给毛委员准备热水就不成问题了。但他也清楚，如果毛发现了，就会让他送回去或照价付款，因此，在行军中，他让其他人带着它，所以毛没有察觉。

　　更重要的是，朱将军在城里国民党军司令部文件中，发现了声名狼籍的国民党AB团（反布尔什维克）地方成员的材料，根据一张由当地地主签名的得款收条判断，有些AB团分子已经渗入共产党内，这个地主的儿子就是共产党内毛的批评者之一。

　　毛对此事的反应是，派他的肃反委员会的人打入AB团内部，最终他就可以说，他的反对派中的一些人，实际上是国民党密探。可是，他和他在江西党内的批评者之间，也还存在着政策上的不一致，在11月中吉安的一次会议上，他们就上地改革政策展开了争论，当时，他们必须赶紧分散开来，因为国民党军队已经迫近了。

　　吉安的占领、放弃、又再度占领的多次反复，在共产党内引起了轩然大波，周思来在11月对政治局说，毛完全忽视了共产国际有关“在进一步展开进攻之前必须进行巩固的阵地防御”的指示，而党的总书记则斥责毛在吉安得而即失的行为，是对，“局势的绝望”。

　　11月底，毛起来镇压涉嫌的国民党密探，逮捕了四千多红军官兵。一些人遭逮捕后，所提供的口供，又牵连了某些反毛的共产党高级人士。

　　12月初，红军一支部队的指挥员他率领部下的400人举行了兵变。他们逮捕了部队指挥员，把队伍拉到富田，攻占了监狱，释放了一些监禁在那里的毛的囚徒，捣毁了地方赤色政府，并逮捕了其中的一些人。在富田，大约有100名毛的支持者彼杀害，他们的亲属中有许多人被扣留。其中就有朱德将军的妻子。

　　毛的批评者的首领从富田的监狱中逃脱出来后，即号召推翻毛，攻击他是“党皇帝”，拒不服从中央委员会的指示。他在邻近的乡镇成立了一个敌对的赤色政府。迟至12月，毛在党内的敌人才送信给未、彭二将军，罗列了“叛徒毛泽东”的罪行，还附上了一封可疑的、被看成是毛给他的一个密探的信。这封信命令攻击各部队，因为这些部队领导人在事变时期供认，朱、彭是国民党的“最高”代理人——“这些口供有利于我们”……以便早日捕杀，……。毛的反对者提出的口号是，“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彭、黄”。这次使用暴力镇压的、最为严重的派别斗争事件的起因，是由于一位罗同志的“暴露”，毛的反对者起初是以国民党奸细调查他的，但他们发现他实际上是毛安置的秘密反间谍人员。换句话说，毛和她的党内对手双方都派人打入了AB团，但都没有通告对方。起初他们揭露对方的秘密网时，还相信他们正在挖出真正的国民党奸细。

　　1931年初，毛和他的支持者已能掌握新的苏区中央局。新中央局的首批决定之一，就是把在江西向毛挑战的那些人开除出党。并使他的解释合法化，“富田事变在事实上是毫无疑义的是一种反党反革命的行动，即使在组织还没有证明他们全部是AB团取消派，但是他们反党破坏革命的行动，在客观上是与AB团取消派等的联合一致的反动行为。”

　　然而不久，毛的根基就被抽去了。就在他巩固在红色根据地的地位时，中央委员会内部发生了重大变动。1930年，一批20年代期间在莫斯科留学的中国共产党员返回中国。他们的特点是，在俄国时就站在斯大林一边，反对托洛茨基，因此，取得了斯大林的信任。起初他们被称之谓“归国留苏学主”，当他们的主要领袖王明写了一本题为《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后，他们就得到了又一个绰号，即二十八个布尔塞维克，其他成员包括博古和洛甫。

　　1931年初，这些人把持了中国共产党的大权，在以后的三、四年间，在毛的“实力派”和以王明为首的二十八个布尔塞维克的国际派之间，展开了激烈的争斗。

　　第9章遭贬

　　（1931—1934）

　　此刻，蒋介石才完全醒悟到江西共产党根据地的革命潜力。1930年底，他发动了所谓五次“围剿”中的第一次“围剿”。他派遣10万军队去围攻苏区，但善于运用运动战术的毛和朱将军，是能够将他们击溃的。后来毛解释说：

　　“我们贯彻执行了迅速集中和迅速分散的战术，以我主力各个击破敌军。我们诱敌深入苏区，集中优势兵力突然进攻孤立的国民党部队，取得主动地位，能够暂时包围他们，这样就把数量上占巨大优势的敌人所享有的总的战略优势扭转过来。”但是，毛后来也抱怨，由于共产党内部不和，致使在反攻中遭受了挫折。毛为庆贺粉碎第一次“围剿”，活捉放前线指挥官”，写了一首词：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雾满龙冈千嶂暗。

　　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二十万军重入赣，风烟滚滚来天半。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于，不周山下红旗乱。

　　1931年1月，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取得了党的领导权，随后苏区也建立了以项英为首的新的中央局。毛是中央局成员之一，但不能指挥它，他在江西的影响开始减弱。后来他叹惜道：1931年到1934年期间，我在中央没有一点声音。他的作用更多地局限在起草新婚姻法之类的民政事务上，1931年1月28日公布了由毛签署的新婚姻条例的决议、“应确定婚姻以自由为原则，而废除一切封建的包办、强迫与买卖婚姻制度。

　　“但是女子刚从封建压迫之下解放出来，她们的身体许多受了很大的损害（如缠足）尚未恢复，她们的经济尚未能完全独立，所以关于离婚问题，应偏于保护女子，而把因离婚而起的义务和责任，多交给男子担负。

　　“小孩是新社会的主人，尤其在过去社会习惯上，不注意看护小孩，因此关于小孩的看护有特别的规定。第一次“围剿”之后，仅用了4个月的喘息时间，蒋便在春天发动了他的第二次“围剿”，被派去捣毁苏区的军队翻了一番。但共产党仍然成功地运用了他们的老战术，毛写了另一首词，来纪念粉碎第二次“围剿”：

　　白云山头云欲立，白云山下呼声急。枯木朽株齐努力。枪林逼，飞将军自重霄入。七百里驱十五日，赣水苍茫闽山碧，横扫千军如卷席。有人泣，为营步步嗟何及！

　　这次只用了一个月喘息时间，蒋就亲自率领30万大军——差不多是毛的军队的10倍，发起了第三次“围剿”。可是，蒋的“长驱直入”，快速占领苏区心脏的战术，却给共产党提供了充分发挥游击战术的条件。到10月份，蒋不得不撤退，后来毛引用一个敌军将领的评论，是“肥的拖瘦，瘦的拖死”。在夏季的战斗期间，留驻上海的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由于蒋的破坏，已不再是安全的了，因而纷纷前往内地各地区。周恩来假扮一个留胡子的天主教神父，首先到达了江西根据地的首都瑞金。他一旦到此，毛作为党内的下级，就不可避免地变成一个只是在江西的赤色共和国的名义上的主席。周是一个与毛有着完全不同特征的人。他比毛小5岁，出生于一个满清官吏家庭，他的优雅气度使得他在共产党同伴中显得十分突出，而且他也许还把他的谦谦君子意识传染给了他们。1920年至1921年间，他在法国组织了中国共产党小组，从那时起，他在外交和协调政治方面表现了卓越的才华。

　　此间对毛的行为和政策的批评越来越频繁。1931年9月1日，周在一份给根据地政府的训令中，反对毛有关战略、军队管理和土地改革的观点，毛被迫签署了一项土地法，而他本人关于对待富农的思想遭到了驳斥。他曾经主张过的关于没收土地的激进理论，现在，由党的新领导推广到各地。

　　在自身的沉浮之中，毛还必须以铁石心肠去面对他的朋友和妻子所遭受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命运，除了早些时候他的妻子和妹妹被杀害，1931年的此刻，他又得知了蔡和森在香港被捕遇害的消息，蔡是他的同窗好友，党内最亲密的同志，他曾多次住在蔡的家中，蔡被捕后，被港英当局引渡到广州，据传，在广州，反革命侩子手扯开他的四肢，把他钉在墙上，惨无人道地毒打致死，并剖开他的胸膛，把脏腑剁成碎片。

　　9月间，日本人展示了他们预谋征服中国的野心，用武力侵占了满洲，并强化了在华北已取得的各项特权。显然，只有进行全面抵抗，否则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很快就会扩展到整个中国。

　　毛起草并签署了一封红军致国民党军的公开信，号召他们起义：“士兵弟兄们！你们必须另想出路呵！你们的出路是有的——这出路就是革命！你们手里现在有的是枪炮，你们首先把你们的反动长官杀掉，然后你们同当地的工人农民与一切劳苦群众联合起来，把国民党的鸟政府打倒。”毛强烈要求新的政治局讨论这些重大的民族政治问题。例如，1932年卫月，日寇进攻上海之后，他主张建立联合政府，将所有愿意抗日的军队整编为一支统一的军队——这是一个受莫斯袖博古和洛甫，从上海到达瑞金，一道来的还有共产国际的德国顾问奥托·布劳恩，他的中国名字叫李德，从此，毛在数量上也不占优势了。

　　第四次“围剿”之前，1932—1933年间的冬季，红军抢先发起进攻。

　　5月，”周取代毛任第一方面军总政委，成为红军中的高级权威。同时，周的支持者在根据地政府年，也攻击毛的土地政策是“右”倾。尽管有这样的窘迫困扰，但毛仍专心致力于经济和社会问题的立法工作，并提出了很好的、细致的设想。8月，在一次经济建设工作会议上，他作了题为《必须注意经济工作》的演讲，强调共产党治理区域内的300万群众，必须自力更生。他责备那些以为在革命战争时期，不可能从事经济建设，经济建设要等到最终胜利后的和平条件下才能进行的意见是不对的。他特别强调必须做好土特产品的生产。我们必须“恢复钨砂、木头、樟脑、纸张、烟叶、夏布、香菇、薄荷油等特产过去的产量，并把它们大批地输出到白区去”。他还继续关注国际事务，在反对国联调查团报告书的通电中，表达了他对李顿报告书在中日问题上的虚伪态度的轻蔑：“国际联盟是各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强盗联盟。”第四次“围剿”在僵持中结束，毛作了一首词，谈论它的结局：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雨后复斜阳，关山阵阵苍。当年鏖战急，弹洞前村壁。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

　　11月，共产党取得了一次侥幸的胜利。国民党十九路军在福建举行兵变，试图建立一个与蒋介石对立的民治政府。起义之前，十九路军的领导人在上海与共产党有所接触，可是，过于谨慎的共产党人未作出明确反应。红军和根据地政府——即毛和朱——签署了一件与这个非共产党起义者联合的文件，但是，政治局却认为福建的起义者主张的是虚伪的民主，不值得支持。毛和朱则希皇福建事变的发动者能真正给予该省人民以自由权利，并与共产党结成真诚的联盟。

　　正当毛朱争取实现联合时，兵变已被忠于国民党的军队镇压了。在结成有成效的联盟机会丧失后，毛也加入了对政治局的公开抨击。假如更为迅速地采取行动，福建的兵变军队就可以得到红军的支援，这样兵变就有可能成功，就可能控制相当大的领土和资源——尽管瑞金的军事战略家必须斟酌，从苏区派出援军，会不会危及自身的安全。后来毛抱怨他的党内对手，错误地处理了福建事变。

　　毛40岁生日后不久，1月中央委员会召开了中央全会，毛的所有政策都被攻击为右倾路线。毛已预料到会上将发生些什么，所以就通知一个同伴，以健康原因，未参加会议。可是，德国顾问奥托·布劳恩的回忆却说：“博古讽刺地说，毛又犯了‘外交病”。使毛感到愤忿不平的原因是《中国苏维埃运动与它的任务》的报告，将不是由他而是由洛甫来作；另外，他希望进入政治局常委会的要求，没有被批准。’在中国革命处于紧要关头之时，在瑞金所有的主要中国领导同志中，奥托·布劳恩发现：“给我印象最深的当然是毛泽东。他是一个身材修长的，几乎可以说是很瘦削的40来岁的中年人。他给我的最初印象，与其说是一个政治家和军人，不如说是一个思想家和诗人。在很少的几个庆祝会上，我们见面时很随便。在这种场合，他总是保持一种咸严而又谨慎的态度，总是鼓励别人喝酒、说话和唱歌，他自己则在谈话中插进一些格言，这些格言听起来好像是无关紧要的，但总有一定的含义，有时还含有一种恶意的暗示。……当有人第一次提出，我们的主力是否应当突破敌人对中央苏区的封锁这个问题时，他用一句毫不相干的盾（我想可能是老子的话）回答说：‘良庖岁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19年矣，所解数千牛矣，而刀刃若新发于硎’。……类似这样的格言和比喻，我们还可以随意举出一些例子，这暴露了他的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思维方法，但其效果还是明显的，因为它们毕竟适合了一定的具体情况。毛不仅在私人谈话中或小范围里运用这些格言和比喻，而且还把它们引用到他的讲话中，并以革命的激情从中引出令人铭记的口号。我自己就经常亲眼看到，他是怎样用这种办法深深地影响听他讲话的农民和士兵。

　　“……他的马克思主义的知识是很肤浅的。……毛从来没遭贬有在国外生活过，不懂外语；中国又非常缺少马克思主义著作，有限的几本至多也是第二手的，原著更是屈指可数。（然而，市劳恩自己就不懂中文，充其量仅认识不多的几个字。——作者注）糟糕的是，毛用折衷主义的方法，曲解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并加进其他的内容。例如他常常讲无产阶级，但是他所理解的无产阶级不仅仅是产业工人，而且包括所有最贫穷的阶层——雇农、半佃户、手工业者、小商贩、苦力，甚至乞丐。……”但是，博古和他的朋友，以及共产国际都不想抛弃毛，他们意识到他在根据地已建立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1934年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尽管三年以来毛派不断遭到斥责和排挤，毛还是再次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

　　但是，这一次他只是一个傀儡。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在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主席目中超过半数，并选举了自己团体的人担任主席。这样，他们就敢于选举毛，如果他不与他们合作，就可以随时撤换他。毛的职务是名誉性的，没有实权，而洛甫实际上差不多成了一个拥有无限权力的政府首脑。

　　毛在大会上所作的结论中的两段话，表明了他仍代表着的力量。“我郑重地向大会提出，我们应该深刻地注意群众生活的问题，从土地、劳动问题，到柴米油盐问题。妇女群众要学习犁耙，找什么人去教她们呢？小孩子要求读书，小学办起了没有呢？对面的木桥太小会跌倒行人，要不要修理一下呢？许多人生疮害病，想个什么办法呢？一切这些群众生活上的问题，都应该把它提到自己的议事日程上。应该讨论，应该决定，应该实行，应该检查。要使广大群众认识我们是代表他们的利益的，是和他们158第9章呼吸相通的。要使他们从这些事情出发，了解我们提出来的最高的任务，革命战争的任务，拥护革命，把革命推到全国去，接受我们的政治号召，为革命的胜利斗争到底。

　　“国民党现在实行他们的堡垒政策，大筑其乌龟壳，以为这是他们的铜墙铁壁。同志们，这果然是铜墙铁壁吗？一点也不是！你们看，几千年来，那些封建皇帝的城池官殿还不坚固吗？群众一起来，一个个部倒了。俄国皇帝是世界上最凶恶的一个统治者；当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起来的时候，那个皇帝还有没有呢？没有了。铜墙铁壁呢？倒掉了。同志们，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可是，毛在政治上所受的屈辱仍然存在。2月间，他彼免去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职务，这样，又失掉了一个更有实权的职位。（同一个月，他的勤务员找到了一个搪瓷饭盒，因此，他不再使用他的喝水缸子吃“三层饭”了。）3月，洛甫以同一个委员会的名义发布训命，批评了由毛主持的查田运动。

　　与此同时，蒋介石发动了他的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围剿”，用毛自己的话来说，敌人动员了近百万军队，采用了新的战略战术。第四次“围剿”时，蒋已经开始使用他的德国顾问推荐的堡垒体系。在第五次“围剿”中，他把希望都寄托在堡垒政策上了。

　　共产党试图以阵地战来抵抗强大的敌人，这显然是灾难性的。1934年4月，广昌战役失败后，共产党内对于军事战略的主张出现了分歧。毛称广昌战役是一次“大灾难”。

　　他指责来取分散兵力的堡垒战术是消极防御，并在没有胜利把握的情况下，就轻率发动进攻。布劳恩回忆说：“他利用一切机会，不断重复数落着这些罪名，甚至不惜进行人身攻击。他在公开会议上很少这样说，但在背后同他的亲信交谈时，就竭尽诽谤之能事。”

　　毛之所以选择布劳恩作为他的主要攻击对象是可以理解的，布劳恩对此解释说，他毫不含糊地在他的同胞中煽动民族自尊心和仇外情绪，进而推论没有一个外国人能够理解中国革命的特殊情况。广昌失败后，5月初中央委员会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会议白博古主持，提出了一个张慌失措中拼凑的计划。毛建议进行四面反攻，虽然这会把红军分成四部分，但每一支在不同方面的进攻都可以吸引国民党军队，从而创造打破“围剿”的机会。他的建议也未得到支持。最后，会议接受了周恩来的折衷方案，在石城以北建立强大的防线，并派遣一支红军先遣队越过敌人防线袭扰闽浙，以及秘密组织从中央苏区撤退。

　　如果说毛在军事政策的纷争中，对未来有所预示的活，但他于1934年夏所写的一首词却并未表现出他对未来的这种预见性：

　　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会昌城外高峰，颠连直接东溟。战士指看南粤。更加郁郁葱葱。

　　因此，他仍坚持自己的立场，以北上抗日来为撤出江西根据地辩解，因为日本在华北的扩张正在加剧。当时，日本人已经越过了长城，击败了在长城抗战的中国军队，并扶植从前的小皇帝溥仪为新的“满洲”国的傀儡统治者。

　　然而，当第五次“围剿”残酷地推进到苏区时，毛突然再度屈辱地遭到中央委员会的斥责，说他在土地问题和军事问题上犯有严重错误，被排挤出所有党的会议。他可能是和他的湖南同乡刘少奇一起，隐居在瑞金城外儿英里远的名叫沙洲坝的村子里，刘也是被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排挤的。

　　8月，毛在距瑞金以西60英里的县城干部的住所中遭到监禁，第三次被从中央委员会中清除出去。由于在莫斯科的王明和在瑞金的博古的共同努力，此时，毛面临被永久排除出中国共产党高级领导层的前景。由于身患疟疾，发着高烧，只得请一个名叫傅连障的教会医生治疗，所以毛没有作出反应。

　　当听到他披监禁的消息后，一个后来脱党的老伙伴龚楚，带了一些酒和鸡看他，他们一边吃一边回忆上井冈山之前第一次会面的情形。日落后，他们又喝了很长时间，当他的朋友要回去时，毛打着手势说：“唉，井冈山同志的天下一去不复返了。”但是，城镇乡村仍然不断落入敌人手中，10月初，毛由于他的谨慎和作为红一方面军政治委员的有限职权，参加了有周恩来、博古、布劳恩，以及其他领导人的高级负责会议，决定撤出江西根据地。两个星期后，长征就开始了。

　　第10章长征

　　（1934—1935）

　　毛的勤务员回忆道：毛和二十几个人走出于部北门往西一拐，“一条宽大的河流出现在我们面前。我们顺着河水往上走去。滚滚的河水带着黄色的泡沫翻腾着，大声地发出呼啸，像吹起了进军的号角。太阳落了，冷风一阵一阵地扑来，寒意很浓。主席没有穿大衣，只穿了一身灰布军装，戴一顶八角红军帽。他迈着大步，带领我们前进”。10月的一天下午5点钟，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开始了。

　　疟疾高烧之后的毛，被描述得瘦弱而憔悴，他的勤务员解释说：“由于他患病”，大部分时间“不得不骑马”。所骑的还是6年前缴获的那匹毛喜爱的暗褐色战马。除勤务员补充说，毛的队列中包括他的第二个妻子贺子珍，虽然她已有几个月的身孕了；一个男卫生员钟福昌，是在毛患疟疾时派给他的：还有秘书黄有风。但是，贺子珍所生的两个孩子大小，不能随队行军，只好寄养在江西农民的家里。15年后，人民解放军叉回到这一地区，尽管毛派部队四处寻找，但未能得到他们的消息。他的小弟弟毛泽罩与其新婿妻子（贺子珍的妹妹），胃下掩护。他的大弟弟毛泽民作为银行行长，随队长征，负责根据地政府的货币、金银和印钞机器。

　　后来毛泽东声称，长征是在我们犯错误的时期进行的，前有堵截后有追兵。他拿丧失江西根据地与失败的俄国1905年革命相比较。还有一次他断言长征是完全不必要的，假若有更高明的指挥才干，是可以击破第五次“围剿”的。，长征开始时，红军并不真正清楚他们的目的地在哪里。后来毛被问到这个问题时，他回答说：“假如你以为我们有过确实的计划的话，答案是我们不曾有过这类的计划。我们只是打算突围，与其他根据地会合。此外，唯一有意识的打算就是转移我们的阵地，以便可以与日本人作战。”毛能否参加长征也是有争议的。假如他的疟疾没有痊愈，就有可能和其他生病的领导人例如像瞿秋白（也可能像他们一样被国民党抓获），一样留下来作掩护。即使他康复了，考虑到领导层中有强大的反对毛及其派别的力量，决计把他留在江西也不是不可能的。如同他的许多亲密同志和支持者，其中包括陈毅、谭震林、萧华”和邓子恢等被留下来一样。显然，控制党的那些人这样做是希望避免路途上的各种争吵，因为在突围之前，他们的士气已经大大低落了。但毛曾任第四军政委的这一资历，又使他不得不去。据一种解释说，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中的一些人曾想把毛留下，但林彪和其他将领却坚持他应该随从。

　　红军损失了大部分力量，才冲破了国民党的包围圈，而唯一通向最近的贺龙的共产党根据地的道路，也被蒋介石堵住了。贺龙的根据地位于北部250英里的地方。这时，毛的运气发生了首次改变。毛建议放弃与贺龙会师的计划，改向敌人薄弱的贵州方向前进，沿一条很长的弧形路线芽过贵州，渡过长江，红军就萧华没有留在江西，——译注可以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围迫堵截，到达张国焘的四川根据地。张曾是毛的老对手，后来也一直是他的对手。当时军事指挥员们已开始怀疑布劳恩的指挥才干，毛的意见被采纳了。

　　红军在艰难地穿越贵州期间，受到贵州军阀的堵截，到黎平暂驻休整，并在那里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会上，军事指挥上的不同意见公开化了，毛在这次会议上重返中央委员会。会议决定继续向遵义前进。在这段长征路上，毛的妻子贺子珍在低空轰炸机的轰炸扫射中负伤。据说有20块开花弹片留在她身上，但她还是活了下来，并产下一个婴儿，走完了长征的全程。在长征路途的前半部分中，毛写了三首十六字令，盛赞大自然的伟力。

　　其一山，

　　快马加鞭未下鞍。惊回首，离天三尺三。其二山，倒海翻江卷巨澜。奔腾急，万马战犹酣。其三山，刺破青天锷未残。天欲堕，赖以拄其间。

　　在遵义，他们暂时摆脱了敌人的进攻，得以休整12天，招募新兵，并继续讨论他们之间的不同意见。他们在此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除政治局成员外，部分中央委员会成员，以及红军的指挥员或政治委员也参加了这次会议。

　　会议一开始、毛就展开了攻势，提出以博古为首的政治局和军事委员会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的策略是错误的。最终，会议采纳了毛的意见，并把它写入了会议决议：

　　“在目前中国国内战争的阶段上，在我们还没有大的城市工人的暴动、由军士兵的哗变的配合，在我们红军数量上还是非常不够，在我们苏区还只是中国的一小部分，在我们还没有飞机大地等特种兵器，在我们还处于内线作战的环境，当着敌人向我们进攻与举行‘围剿’时，我们的战略路线，当然是决战防御，……“我们对于进攻的敌人不应该即刻与之进行无胜利把握的决战，我们应当以……主力退至适当距离或转移到敌人侧翼后方，隐蔽集结，以寻求有利时机，突击敌人。在内线作战下，当敌人以绝对的优势乓力向我们前进时，红军的退却与隐蔽，足以疲劳敌人，……应该待它进至适当距离，然后包围消灭之（即诱敌深入）。为了求得胜利，即使暂时放弃一部分苏区的土地，甚至主力暂时离开苏区根据地，都是在所不辞的。’博古因没有纠正“在作战指挥上所犯的路线上的错误”和拒不接受批评而受到了毛的指责。毛在遵义告诉他的同志们，现在要做的是彻底纠正这些错误，继而“在云贵州三省广大地区中创造出新的苏区根据地，将使我们恢复老苏区”，最后夺取全国胜利。周意识到，事态正朝着预料的方向发展，他承认了人们指责他的那些错误，并建议由毛接替他任革俞军事委员会主席。这是一种有效的先发制人的做法，致使博古和其他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除了接受周的建议外别无其他选择。这意味着毛现在成了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的成员。因为考虑到武装斗争的重要性。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通常就是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成员，这在过去的几年里已成为党的惯例。在被排挤出党的高级领导层两年之后，毛又进入了党的领导核心。从此他再也没有被罢免。这使他在后来的10年中扶摇直上。现在他成了党的5或6人最高领导中无可争辩的一员。

　　一般认为，在大约20名遵义会议的参加者中，也许仅有2人是毛的支持者：即林彪和聂荣臻。但是毛还可以利用正在增长的对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的不满。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可能已经失却了生杀大权，因为领导上谴责他采用残酷屠杀的方式镇压反革命。彭德怀将军和刘伯承将军对于过去制定出的军事决策十分恼火。再者，由于要扔掉从江西带出来的、不利于军事行动的过于笨重的民用设备，张惶失措地撤离根据地，同时又不知道要去的目的地，致使干部们士气沮丧。

　　毛之所以能够利用这些失望情绪，一方面由于他特有的朴实的军事策略，另一方面也由于他像丘吉尔一样，能提出近乎冒险的，但同时又是明确的爱国主义的呼声。像丘吉尔一样。他知道如何把握国民的最深层的本性，激励他们去战斗、去忍耐，去持久地反对一切不平等。

　　但是，也许功劳必须归之于洛甫，在遵义会议上，正是洛甫对达成妥协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在决议中，确认了旧领导的“正确的政治路线”，以抚慰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但同时也抛弃了旧领导的”错误的军事路线”，以得到不满的将领们的谅解。毛后来评价洛甫时说：“遵义会议他起了好作用，那个时候没有他们不行。”这样，当毛从后门溜进政治局时，也就是说，作为他成为新的军事委员会主席的结果，洛甫取代了博古任总书记，成了党的最高领导人。从这一天起，毛得到了一个永久性的称呼——毛主席。洛甫走上了当时党内最高的职位，毛也登上了通往权力顶峰之梯的第一步。

　　很可能在1935年1月8日政治局决议之前，毛和周就曾有过某些谅解，因为从那时起周再也没有试图制定有关军事或意识形态方面的决策，并在以后的40年间一直是毛忠实的副手，从未对他的最高权威提出过挑战。诚然，遵义会议的一些与会者之所以会考虑在非常时期转向毛，希望毛出来领导，是有实际原因的。此时他们已深入中国内地，在那里，以前那些受外国训练和只有城市经验的领导人是不适应的。他们需要一个来自人民之中的人，一个天才的农民领袖来领导，这位领袖至少应领导他们到能够再次起来占领城市之时。此刻，毛主要关心的是前进途中将会遇到的军事挑战，这就必定要依靠周在组织上的支持和刘伯承的军事谋略。到遵义时他的部队仅存30000人，招募了20000新兵后，红军人数上升到50000人左右。下一个问题是如何渡过防守严密的长江，到达张国焘的川北根据地。第一次尝试过长江用了5个星期，但没有成功。2月底，毛的部队再次占领遵义。而且，他们至少在这里取得了一次重大胜利，毛为庆贺重占娄山关，写了一首词：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然而，毛从红军的老式收音机里得知，在敌人的压迫下，张国蔗不得不放弃他的四川根据地，向西撤退，这样，渡过长江已无助于毛的计划了。3月，毛率领部队进行了一系列复杂的穿梭运动。毛指挥部队三渡赤水。迷惑国民党把军队集结在长江北岸。但共产党却很快掉头，再渡赤水，挥师向南佯攻贵州首府贵阳。

　　经过这些锗综复杂的佯攻、强行军和运用计谋，红军终于在皎平波渡过长江，这段长江当地又称金沙江。江中流急滩险，难以航行。共产党成功地从江对岸缴获了6只小船，部队一批批摆渡过长江，达9天9夜，胜利地闯过了天险。

　　毛的勤务员描写金沙江，“水急浪大，凶龙般地翻腾着”。无快拂晓，他和毛一道过江，此后，在安排毛能办公前，他去安顿临时的床铺和烧开水，毛对他发了脾气。

　　“这里连张小桌子也找不到”，陈随口答道：“您，您先喝口水吧！”“现在重要的是工作”，毛用他那严肃的但又温和的语调说：“吃饭喝水都是小事，江那边有我们两三万同志在等着哪！这是几万同志的性命呀！先去找块木板架起来也行！”

　　陈飞也似地跑着囚处搜寻，好容易找到一块小木板。毛亲启动手和他把它架了起来，摆上了办公用具。巧渡金沙江靠的是胆子大和运气好。除此之外，似乎还因为云南车阀龙云并不是一个国民党的真心支持者，他最后反叛了蒋，在1949年建立的人民共和国中，得到了一个荣誉职位：当时，云南是国民党军队还未进入的省区之一，仍处在各地方军阀的复杂的政治统治之下。

　　此刻，毛进入了对大部分中国人来说是完全生疏的区域。毛后来回忆说，我们回师南向，渡过金沙江后，就陷入毒蛇、蚊虫、炎热的气候和食品短缺之中。”但他至此，对于他的成功仍然是洋洋自得的，在会理，举行了政治局会议，洛甫给予军事指挥以明确地支持。

　　可是毛却严厉地批评林彪，在执行命令时表现得不够坚决。林在给彭德怀将军的电话中曾这样讲：现在的领导不成了，你应当出来指挥。林也写信给毛解释，他认为所有这些迂回转向，是毫无必要地削弱了部队。毛回答他：你是个娃娃，你懂得什么！在这个时候直接跟敌人硬顶不行，绕点圈子多走点路，这是必要的。下一个冒险行动是抢渡大渡河，这是一道在山间奔腾的急流，是整个长征途中最为困难的障碍。红军打算在安顺场渡河，19世纪的太平天国起义军就是在那被消灭的，《三国演义》中描写的许多英雄也是在那被打败的。

　　这时出现了一个难以置信的机会，一个敌军指挥官以为共产党还要过好几天才能从他们预计的位置到达这里，所以他仍去南岸他妻子的亲戚家赴宴。一支红军先头部队活捉了他，缴获了他乘坐的一条小船，然后过河又夺取了另二条船。红军就使用这三条小船渡河，过了三天三夜。但是，春水开始上涨（已时至5月底），增大了渡河的困难。每渡一次，就要费越来越多的时间，同时，在天上蒋的麦炸机不断袭击，在地上敌军正从至少两个方面赶来。他们决定夺取更靠北一些的沪定桥，这也许是他们渡河到中国北部的最后机会。在那些绝望的日子里，毛甚至与布劳恩讨论穿越西康和青海，到新疆靠拢俄国人的可能性：这个德国人劝阻了他。

　　夺取沪定桥是又一次英雄主义的壮举。这座桥由13根铁索组成，底下9根上铺桥板，作桥窗以供行走，另外4根分列两边为护栏。当共产党到达时，敌人已拆除了大部分桥板，以为没有人会愚蠢到试图从光铁索上过河。

　　在他们缴获的敌人的一道命令上声称：朱德和毛泽东“已面临石达开（太平天国领袖）第二的危境。”“前有大渡河，后有金沙江，消灭共军，在此一举。”可是，毛的战士的作为是他们所想象不到的。他们手把着铁索，身体悬吊在空中，一把一把地过河，尽管前面有敌人猛烈的射击，下面是奔腾的急流，但是他们仍然冲了过去，占领了北岸桥头。敌人点燃了留在他们一侧的桥板，即使如此，也未能阻止共产党。紧随在后的红军工兵们，在铁索上由南向北铺上木板、树棍，作为新的桥板。

　　毛全神贯注地观察着渡河。假如此刻在桥头系上一磅炸药，就有可能结束他的事业和运动。

　　毛后来回忆说：过了大渡河，我们应该向何处前进呢？我们拍着头思索。

　　事实上，已经无法选择了，他们只能继续向北，沿着已经开化了的中国的边缘，到达陕西苏区。但是，自然界的困难是极其巨大的。首先遇到的就是大雪山。

　　途中，穿过一片开阔谷地时，他们突遭三架敌人飞机的俯冲扫射。站在毛身边的警卫班班长被击中，无声地倒下，当毛蹲下青他时，他正用手捂着自己的腹部。

　　“没关系，你会圩的！胡长保同志，”毛说：“你不要紧，坚持一下，我们把你抬到水子地，找医生治疗一下就会好的。”可是，他的头垂了下去：他的眼睛闭上了。毛慢慢地从他的脖子底下抽出手来，然后站起来，拿出一条夹被，小心翼翼地盖在胡长保同志的身体上，低头肃立默哀，然后掩埋了他的尸首。毛距离死亡仅仅只有几英寸之远。

　　翻越大雪山，红军必须爬上1.6万英尺的高度。许多人在山上长眠不醒。毛的疟疾文发作了，部分路途不得不躺在担架上。他与了一首词，以磅礴的气势将当时环境和政治地理融汇在一起：

　　横空出世，

　　莽昆仑，阅尽人间春色。飞起主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夏日消溶，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二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

　　关于炮铜岗，毛回忆道：“在这个山峰上，有一个军团死掉了2/3的驮畜。成百上千的战士倒下去就没有再起来。”在下一段长征路途上，毛感到是进入了神秘的奇境。

　　“在西康边界附近，”（毛回忆道）“没有渔民，所以鱼儿不怕人……我们杀我们的牦牛、马匹吃，把肉驮在仅存不多的驮畜背上，最后我们就吃驮言，而自己背肉。

　　“尽管条件极为艰苦，但与我们交战的最好对手只是当地土著部落——有苗、番、彝，也有汉。我们从他们那里学到的东西，要比在其他地方学到的更多……我们必须感谢总司令，把我们赶到这样神奇的地方——如果不是总司令，我们根本就不可能见到这些。”在危险神奇的西藏的山麓小丘的另一面，毛和他的对手张国煮相遇了，张是另一块共产党根据地的领导人，在党内与毛的地位相等，并指挥着红四方面军。两年前，他们撤退到西部地区。7月20日，在倾盆大雨之中，两支部队在一个名叫两河口的村子里会师。

　　那天晚上，朱德将军步行和张一起去张的住所，与他彻夜长谈，向他解释了遵义会议时面临的紧迫困难，当时为解决眼前危机，选举毛出来担任党的领导工作，以缓和党内领导层的争论。朱要求张眼下支持只讨论军事的议程，不再重提政治问题。

　　可是，张肯定是从双方军队的比较中，增加了勇气。双方军队在人数上大致相等，各约4.5万人左右，但四方面军没有同国民党追兵正面作战，得到了良好的休整，有更好的士气、食品、服装和装备。一位长征亲历者这样评论张的部队：“他们的举止就像一个富人对待一个穷亲戚。”在宴请和大会演讲之后，领导人在政治局会议上就展开了暴风雨般的个人辩论。张主张继续向西撤迟，到新疆就有可能得到俄国的支持，结果遭到否决。加之他过于迫切地要求由他出任党的总书记，更是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这激起了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和毛派的一致反对。

　　毛十分清楚，林彪和其他将领对他的指挥才干并不完全满意，后来他滚认，同张国焘的这场斗争，是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党有可能分裂，甚至在意见分歧的党的领导人中间会进行内战。然而，他自己的一方面军的大多数同伴和大部分政治局成员还是接受了他的计划，由西康向北，朝着蒙古继续长征。

　　两支部队会师不久，又再次分成两支混编的部队，一支由毛率领，一支由张率领。这也许是朱德将军的一个妥协建议的结果，朱还建议任命张为合编部队的总政治委员，与他相并列，朱自任总司令。张后来声称他接受了这个职务，但毛继续加以干涉，以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名义，核阅所有文件，径行批准决定，交总司令部执行，而不是在军事委员会和总司令部之间划清职权，把部队交总司令部指挥。

　　8月初，两支部队沿不同路线向北行进，可突然被一条河分割开来，由于河水上涨，浪大流急，难以通行。张声称渡河是不可能的，因此他的左路军必须返回西康，并命令朱德将军和刘伯承将军，以及部队中唯一的一架电台，随他一起行动。朱和刘拒绝了，张即监禁了朱，命令他谴责毛，并断绝他与毛的一切关系。

　　“你可以把我劈成两半”，朱反复他说：“但你割不断我和毛泽东的关系。”

　　对此，张说，如果朱将军还拒绝服从他的命令，就枪毙他。“你愿意枪毙就枪毙”。“朱回答：“我不能拦你。我决不接受命令！”但是，张并未履行他的威胁，也许是害怕会导致忠于朱的部队攻击他的部队。由于不愿意看到两支共产党部队火的可怕惨剧，朱将军极不情愿地随张返回。

　　张在回忆中说，他电告毛的右路军，命令他们停止前进，而毛带走了他的部队，拒绝回来商议或帮助他的同志。此后，国民党集结了军队，防止张沿毛的路线北上，所以他转而南下。结果，在与毛及其他人在陕西再度会师之前，他率领他的部队在西南又坚持了一整年。

　　毛的右路军用了6天时间走出了青海草地。这里是海拔8000英尺的高原，一年中大部分时间都下雨（特别是在8月），由于积水无法排出，形成了一个绵延数百英里的大沼泽，不见一棵树木，一片荒凉，没有人烟，没有生气。

　　“如果我们掉头南下”，毛对他的干部们简明扼要他说：“就是逃跑，就会断送革命。敌人判断我们会东出四川，不敢冒险走横跨草地，北出陕、甘这一着棋。但是，敌人是永远摸不到我们的底的，我们偏要走敌人认为不敢走的道路。”

　　在进入草地之前，红军必须收集食品，他们用尽各种办法，从这一地区的藏民那里得到了数量可观的青稞、羊、牛和萝卜。

　　“这是我们唯一的外债”，毛在到达陕西根据地后幽默他说：“有一天我们必须向藏民偿还我们不得不从他们那里拿走的纷养。”

　　毛的勤务兵在回忆中这样描述草地：“那腐烂了的永远浸在污水中的野草，无边无际，踏在上面，发出使人厌倦的‘噗卿’、‘噗唧’的响声；一不留神，就会双脚深陷，甚至埋进这无底的泥潭中。在这种时候，要是没有同志们的帮助，想拔出腿来势比登天还难。”

　　长征途中最后翻越的一座大山是六盘山，在那里，毛忠诚的勤务员差点死于疟疾。登上六盘山后，毛写了一首词：

　　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

　　1935年10月底，毛和长征的亲历者们到达了目的地，陕西苏区的吴起镇。当他们第一次住进顺山坡挖成的窑洞里时，十分惊愕的发现，这里的朋友没有大米，只有金黄黄的小米。毛的炊事员不知道如何做小米饭，只好买了一只大羊杀了，煮了当饭吃，抬着一条羊腿给毛。“那很好办！要学嘛。”毛得知此事后说：“到了新的地区，就要学会新的地区的生活习惯！要不，我们就会饿死的。”

　　尽管天空纷纷地飘落着鹅毛大雪，毛还是立即率一队人去陕西根据地司令部所在地夏师湾，会见当地领导。

　　“主席穿着那件从江西带出来的、已经破了的大衣，”他的勤务员回忆道：“头上戴着那顶很旧的帽子，和欢迎的人群频频点头招手。这时，欢迎的群众让开了一条路，有数十位首长跑过来热烈、激动地和主席握手。”他们中间有刘志丹和红25军军长徐海东。

　　“是海东同志吗？”毛问，气质有些像斯坦莱。“感谢你辛苦到这来迎接我们。”一年前离开江西时，差不多近10万人的部队，一路上衣衫褴楼、饥饿疲惫地挣扎到陕西，仅有5000人活了下来。他们饿了吃树皮野草，渴了喝自己的尿，饱尝风雨霜雪，闯过沼泽险滩，经受住了各种严峻的考验。

　　毛的军事指挥得到一致拥护，他的政治指导也得到有保留地拥护。不久，他对长征作出了自己的评价，这就是著名的《七律·长征》一诗：

　　红军不怕远征难，

　　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连迄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氓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外部世界震惊了，共产党的支持者们高兴地得知毛的队伍仍在继续战斗。中国进步作家的领袖——鲁迅和茅盾，打电报赞颂毛：“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人类和中国的将来。对于难以置信的史诗般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毛的更引人注目的结论，包含在几个星期后他向他的同伴们所作的报告中：

　　“十二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人的两尸脚，长驱二万余里，纵横十一个省。请问历史上曾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没有，从来没有的，长征……它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也许这读起来有点像丘吉尔式的夸张，然而，其经过完全是真实的。

　　第11章延安

　　（1935—1937）

　　自学生时代以来，毛第一次能够过一种较稳定的生活。他在陕西的红色根据地呆了八年多，头几年是住在有着旧城墙的保安镇，这个地方曾是帝国抗击蒙古人和其他游牧民族的一个要塞。其它时间毛都住在延安，这使延安天下闻名，并在毛的与众不同的共产主义特征中印上了延安的名字。在那11年当中，毛躺在长征的荣誉簿上，安全地生活在一个受到很好保护的大根据地里。在这里，他关于改造和革命的思想得以实施；从这里，他不仅可以对中国的其他地方说话，还可以向外部世界发出自己的声音。后来，人们对延安的岁月是带着眷恋之情来回顾的。在保安，毛拥有一所两个房间的窑洞，主要的奢侈品是一顶蚊帐和墙上的地图。虽然当了多年党的领导人，尽管千百次地没收了地主和官员的财产，毛的个人财物还装不满一只箱子。虽然他是红军的指挥员，但他所佩的领章，也不过是普通红军战士所佩的两条红领章。

　　毛和其他人吃一样的伙食，唯一的例外就是他有湖南人“爱辣”的嗜好。他甚至用馒头夹着辣椒吃。除了这一嗜好外，他对于吃的东西很随便。有一次吃晚饭的时候，来访的客人听到他阐发爱吃辣椒的人就是革命者的理论。

　　“他首先举出他的本省湖南就是因产生革命家出名的。他义列举了西班牙、墨西哥、俄国和法国来证明他的说法，可是后来有人摆出意大利人也是以爱吃红辣椒和大蒜出名的例子来反驳他，他又只得笑着认输了。”他非常喜欢一首叫做“红辣椒”的滑稽歌曲。在这首歌里，辣椒痛心自己活着只是供人吃食的命运，它嘲笑白莱、菠菜和青豆的浑浑噩噩、没有骨气的生活，辣椒最后“领导了一场蔬菜的起义。”

　　

　　然而，毛的消化功能并不适应西北的定居生活，他便秘的毛病在保安人所共知，以至于埃德加·斯诺报道说：“毛每周解大便一次也成了值得庆贺的大事”。有一次当被问到是喜欢过国家首脑的定居生活，还是喜欢过转战南北的战场生活时，毛如实地回答说：“我更喜欢过战斗生活，我在长沙战役期间、肠胃消化再好不过了。”但在其它方面他很适应。一个刚从欧洲学医回来的中国留学生对毛进行了全面的身体检查，宣布毛身体非常健康。彼得·弗莱明散布说毛得了肺病或其它“不治之症”，但这不真实。一个体检的见证人说：“他的肺部是完全健康的，尽管他跟大部分红军指挥员不一样，吸烟没有节制。”没有烟抽是毛在长征中最大的缺憾之一，沿途他遍偿各种各样的植物以寻找香烟的眷代物。他的牙齿都熏黑了，几年后当一个德国牙医到延安时，这个牙医不得不来了10次给毛补牙。

　　毛的不拘小节——对处于他这种地位的中国人来说，很是少有——还扩及到第一次在陕西见面的外国人。一个美国客人在与毛谈话时，曾“看见他心不在焉地松下了裤带，搜寻着什么寄生物”——即捉虱子。还有一次，这个美国人与林彪在一间小屋里谈话，毛也在场，房里很热。“妈的，太热了！”毛骂道。边说边脱掉裤子，一屁股坐在地下，那种神态和甘地缠着腰布时一样自然。正是在这次访问中，采访者报道说，毛“每天工作十二、四个小时，常常到深夜二、三点钟才休息。他的身体仿佛是铁打的。”充沛的体力对毛后来的政治斗争非常有利。自遵义会议以来，尽管毛由于走运和判断力强而经受住了领导长期的艰苦行军的考验，但从政治方面来说，他的领袖地位并未得到普遍的承认。毕竟他领导的军队在长征结束后几乎丧失了一切——地盘、重型武器和政府的象征，甚至他们最好的武器和服装。毛和张国煮在四川会合时，他在这些方面就明显不如张，当时，他对此就已经感到很屈辱。在陕西，毛又面临着几乎完全相同的形势：当毛的部队被赶出江西时，陕西的地方红军领袖们不仅一直固守阵地，而且还扩大了他们的阵地。当破衣烂衫的长征红军于1985年走完长征路时，他们对陕西的共产党是欠了很大情的：因为没有他们的这些成就，长征红军连一块安身的地方也没有。

　　从毛个人的立场看，幸运的是陕西的红色领导人碰巧也发生了分裂，而且与在江西发生的分裂和长征路上的分裂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两个“土生土长”的游击队领导人刘志丹和高岗与党中央从陕西以外派来的更教条的亲俄的领导人有摩擦。毛处于调解的位置，他自然是支持刘与高，因为他们的立场和他的一致。这又使刘、高欠毛的情。

　　即使这样，他们的品格和他们的追随者也使他们成为角逐全党领导人的可怕的人选。毛到达陕西不久，刘就在战场上阵亡了，但高仍是延安统治集团中的一个重要人物，后来他又去莫斯科短期受训，回来后成为靠近俄国边境并具有战略地位的东北工业区的红色掌柜。

　　在延安时，毛总是小心地称赞高岗：“他执行了正确路线，为红军和革命在陕西创建了一个根据地。”毛在一些地区性问题上听从高的意见，但高对毛的挑战直到50年代才到来。在延安，既然党和红军疲惫的长征已经结束，于是毛集中精力对付博古和宣称有俄国支持的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企图重掌领袖大权的挑战。

　　第一次冲突发生在1935年冬圣诞节期间召开的瓦窑堡政治局会议上。当时日本再次侵犯中国领土，爱国的非共产党的中国人义愤填膺。为什么我们不和他们一起抗战，进而影响他们，使他们更为同情共产党在中国要达到的目标？这是毛的观点，但布尔什维克则被吓呆了。

　　毛指责他的批评家们采取关门战术。他模仿他们的腔调说：“哪有猫儿不吃油，哪有军阀不是反革俞？知识分子只有三天的革命性，招收他们是危险的。因此，结论：关门主义是唯一的法宝，统一战线是机会主义的策略。”

　　

　　后来他在一次讲话中强调，党不应该再依附莫斯科，听莫斯科的指挥，“共产党人现在已经不是小孩子了，他们能够善处自己，又能够善处同盟者。”他宣称：“问题是一民族资产阶级是否能改变。我们相信它能。”进而他又详细阐述了对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来说，什么是极端重要的理论鉴别力：

　　“工人阶级的利益同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也是有冲突的。……但是民族资产阶级如果参加反对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那未，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就有了共同的利害关系。人民共和国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时代并不废除非帝国主义的、非封建主义的私有延安财产，并不没收民族资产阶级的工商业，而且还鼓励这些工商业的发展。任何民族资本家，只要他不赞助帝国主义和中国卖国贼，我们就要保护他。在民主革命阶段，劳资间的斗争是有限度的。”毛试图通过领导一次横渡黄河的军事远征，与日本文战，从而使抗日民族同盟在他的同志们面前变为一个现实。当时日军占领了河北，控制了北京，以作为他们蚕食中国战略的一部分。但国民党军队挫败了红军的这次东征，红军不得不退回陕西。也正是在这时，毛写下了他最著名的诗篇《雪》，抒发了他自比中国历史上伟大皇帝的雄心壮志：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娩。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

　　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来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国民党的飞机此时正在撒传单，告诉毛的士兵说：“杀死毛泽东赏大洋10万元。”后来这一赏格提高到25万元。

　　根据共产党当时在中国面临的政治形势，毛确定了他的基本策略，然后，他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的身份积极活动起来。1936年5月他通电国民党政府，敦促它与共产党合作。建立抗日统一战线。他许诺给中国的穆斯林以自治权，如果他们支持这样的统一战线的话。他还建议召开所有爱国抗日力量参加的会议。他甚至还向哥老会发出强烈呼吁，请求他们的支持。哥老会是著名的秘密组织，著名的共产党人如朱德、贺龙都曾是它的领导人。

　　毛过去因与土匪和帮会头子联系，一直受到政治局的批评。但现在他提出在抗击日本对中国的威胁中，要尊重这些人。“你们主张打富济贫，我们主张打土豪分田地；你们轻财仗义，绪纳天下英雄好汉，我们舍身救中国，救世界，……”《水浒》正在变成现实。

　　但毛和其他共产党人致蒋介石的一封敦促两军停战共同抗日的私人信件，则遭到了蔑视。

　　1936年7月一个密苏里州出生名叫埃德加·斯诺的美国人急匆匆地到达延安，这是第一个到毛在陕西总部的西方记者。他从中国为《纽约先驱论坛报》和其它报刊写了好几年的报道。斯诺发现毛是个：“面容瘦削、看上去很像林肯的人物，个子高出一般的中国人，背有些驼，一头浓密的黑发留得很长，双眼炯炯有神，鼻梁很高，颧骨突出。我在一霎那间所得的印象，是一个非常精明的知识分子的面孔……

　　“他有着中国农民的质朴纯真的性格，颇有幽默感，喜欢憨笑。甚至在说到自己的时候和苏维埃的缺点的时候他也笑得厉害——但是这种孩子气的笑，丝毫也不会动摇他内心对他目标的信念。他说话平易，生活简朴，有些人可能以为他有点租俗。然而他把天真质朴的奇怪品质同锐利的机智和老练的世故结合了起来。”接着斯诺描写毛是“一个精通中国旧学的有成就的学者，他博览群书，对哲学和历史有深入的研究，他有演讲和写作的才能，记忆力异乎常人，专心致志的能力也不同寻常，个人习惯和外表落拓不羁，但是对于工作事无巨细都一丝不苟，他精力过人，不知疲倦，是一个颇有天才的军事和政治战略家。”毛“个人自尊心极强，他的态度使人感到他有着一种在必要时候当机立断的魄力。”

　　斯诺发现毛对当前世界政治相当了解。“他对英国的工党很感兴趣，详尽地问我关于工党日前的政策，很快就使我答不上来了。”

　　他不理解，像英国那样工人有投票权的国家，为什么仍然没有一个工人的政府。他对于拉姆塞·麦克唐纳表示极端的蔑视，另一方面他又把罗斯福当作反法两斯主义者，认为中国可以跟这样的人合作。他问斯诺关于印度的许多问题，认为印度不经过土地革命就不会实现独立。他还问到美国少数民族的问题。

　　毛同意回答斯诺的问题，斯诺描述了这一场面：“1936年7月16日，我坐在毛泽东住处里面一条没有靠背的方凳上。时间已过了晚上9点，熄灯号已经吹过，几乎所有的灯火都已经熄灭。毛泽东家里的天花板和墙壁，都是从岩石中凿出来的；下面则是砖块地。窗户也是从岩石中凿出的，半窗里挂着一幅布窗帘，我们前面是一张没有上油漆的方桌，铺了一块清洁的红毡，蜡烛在上面毕剥着火花。毛夫人在隔壁房间里，把那天从水果贩子那里买来的野桃于制成蜜饯。毛泽东交叉着腿坐在从岩石中凿成的一个根深的壁龛里，吸着一支前门牌香烟。”

　　在一次毛结束与斯诺谈话的时候，已是凌晨2点了，斯诺精疲力尽，这时出现了一个愉快的插曲：”他们”两个都俯过身去，看到一只飞蛾在蜡烛旁边奄奄一息地死去，高兴得叫了起来。这确是一个很可爱的小东西，翅膀是淡淡的苹果绿，边上有一条橘黄色和玫瑰色的彩纹。毛泽东打开一本书，把这片彩色的薄纱般的羽翼夹了进去。”

　　当问到一个最敏感的问题，即他与俄国的关系时，毛回答说：“虽然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成员，但这决不意味着苏维埃中国受莫斯科支配……我们的斗争当然不是解放中国后再把它交给莫斯科……。

　　“当许多国家都建立了苏维埃政府，可能要出现建立国际苏维埃联盟的问题，看看这个问题如何解决是很有意思的。但今天我不能提出解决方案——这个问题还没有出现，也不能事先解决它。在今天的世界，由于不同国家和人民之间的经济和文化联系日益密切，有一个联盟似乎是非常必要的，如果是在自愿的基础上建立的话。”实际上当他私下与斯诺谈话时，毛有点想“损”俄国人：“毛在和我的交谈中称苏联为他的‘忠实的盟友’”。他把酸梅做的甜食讽喻为“口惠而实不至的俄国援助”。

　　毛在一次与斯诺谈话时，告诉他说：“对于一个被剥夺民族自由的人民，革命的任务不是立即实现社会主义，而是争取独立。如果我们被剥夺一个实践共产主义的国家，共产主义就无从谈起。”

　　在回答了政治问题之后，毛勉强转到斯诺提的个人问题上。这个美国人敦促毛纠正流行的关于他的歪曲的不真实的传闻。

　　最后毛说，“如果我索性撇开你的问题，而是把我的生平的梗概告诉你，你看怎么样？”

　　“我要的就是这个！”

　　因而在以后的4个晚上，他们“真像搞密谋的人一样，躲在那个窑洞里，伏在那张铺着红毡的桌子上，蜡烛在我们中间毕剥着火花。”斯诺埋头记录，直到倦得要倒头便睡为止，翻译坐在他旁边，把毛的柔和的南方方言译成英语。“在这种方言中，‘鸡’不是说成实实在在的北方话的‘chi’，而是说成有浪漫色彩的”ghii’，‘湖南’不是‘Hunan’而是‘Funan’，一碗茶念成一碗“tsa’，还有许多更奇怪的变音。毛泽东是凭记忆叙述一切的，他边说我边记。”

　　这样在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的前一部分就有了毛泽东告诉世界的唯一的一份自传，它在最早出的左派图书俱乐部的版本里占54页。这个故事对毛自己的同事产主的兴趣就像对西方读者产生的兴趣一样大。斯诺指出：

　　“在毛追述往事的时候，我注意到，有一个旁听者至少和我同样感兴趣，这就是他的妻子贺子珍。很明显，他谈到的有关自己和共产主义运动情况，有许多是她以前从来没有听见过的；毛泽东在保安的同志，大多数也是这样。

　　“后来当我向红军其他领导人搜集传记材料的时候，他们的同事常常围拢来兴趣盎然地聆听他们第一次听到的故事。尽管他们已经在一起战斗了多年，他们多半不知道彼此在参加共产党以前的日子的情况，他们往往把这些日子看做一种黑暗时代，真正的生命只是在成为共产党人以后才开始的。”1936年秋，张国焘和朱德将军衣衫不整地从四川回到陕西的根据地，与毛呆在一起。张不仅得承认在长征的紧要关头，他南下是错误的，而且承认他还犯了一个错误，这就是在到达陕西前不久，他派遣他的红四方面军最精良的部队在西线进行野鹅式的追击，结果被消灭。他希望带领他自己的人马来扩大陕西根据地，但结果却是不光彩地请求毛帮助解救他的部队。毛拒绝冒这样的险，因为当时是几面受敌，他还谴责张损失了宝贵的力量而没有达到任何目的。这一事件使得毛在后来的几个月里很容易处置对他的领导地位构成严重威胁的对手。

　　朱德将军，毛的老搭裆，无疑与毛关系和睦，当红色“土匪”贺龙不久之后带领他的部队从南方进入陕西这个根据地时，共产党在陕西集中领导权的过程也就完成了。所有使共产主义决定性地走向全中国的工作已在这个西北根据地准备就绪。

　　“1936年12月12日上午，保安出现了不寻常的活跃情景。”冯·布劳恩（李德）后来追述道。“毛的住地同党政军最高领导人进行联系的电话铃声急促地响着。就连习惯于夜间工作、次日睡到中午的毛泽东也一大早就出来了，周恩来来到他这里，过了一会儿，洛甫、博古和其他几个人也来了。发生了什么事？”发生了毛泽东、蒋介石争夺对中国控制的22年斗争中最富有戏剧性的插曲：北方的主要军阀之一——在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持“中立”态度——在蒋总司令到西安视察的时候扣留了他。所谓“西安事变”的消息很快传遍了全世界，惊动了各国朝野。毛很激动，要求把蒋介石押到保安来就他对中国人民欠下的债进行审判和惩处。但斯大林持不同的看法，他打来的电报称，蒋介石是中国建立抗日统一战线中唯一可能的领导人。因而毛应争取使蒋得到释放。毛派周恩来去西安，以使事件朝着有利于共产党的方向发展。12月19日为安慰斯大林，毛致电蒋介石，敦促他召开各党派会议，讨论联合抗日的政策问题。周恩来后来说：我们一个礼拜都没有睡好觉……这是我们一生中最难作的一个决策。

　　最后，这个军阀在蒋总司令许诺与共产党停火、更坚决地抗日、更民主地管理中国之后予圣诞节释放了他。毛在如何处置蒋的问题上无法压制政治局内的分歧，但国民党领导人至少在现在公开表示为了共同的目的要与共产党合作。

　　与此同时，红军扩大了地盘。它占领了延安，因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首都移到这个较大、较方便的城市。延安是座古城，面临一条河流，周围都是黄土山，窑洞都是凿山修建的。延安是座集镇，有很多历史古迹，包括一座建于宋代的宝塔。

　　在延安，毛搬进一处有3个房间的住所，还有一个“胜利花园”，园里种着蔬菜和烟叶。后来在日本飞机开始轰炸延安的时候，他又搬到杨家岭山上一个完全防空的大窑洞里居住，但他仍在原先住的地方开会。冯·布劳恩回忆说：“住在窑洞里非常舒适，冬暖夏凉，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防御日本飞机的轰炸，只是跳蚤和老鼠使我们很伤脑筋，以后我们慢慢地习惯了。”但毛的个人生活并不美妙，他的妻子贺子珍从来没有完全从她在长征路上可怕的经历中恢复过来，长征途中她正要生毛的第四个孩子时突然遭受空袭，受伤很重。她到陕西时，身体和精神都处于崩溃的状态：6000英里路她多半是在担架上度过的。在毛的新大本营她也从来没有完全安定下来。她曾经被说成是执拗的妇女，从来就不理解毛的政治世界。他们的第5个女儿是在陕西怀上、于1936年夏埃德加·斯诺访问期间出生的。毛非常喜欢这个女孩，她长大后叫李敏，在文革期间很出名。

　　正因为毛的家庭生活不大理想，才使他在陕西这个不同寻常的道德氛围下进行积极的社交活动。这里毕竟是一个力图使他们的生活建立在一定的理性基础之上的共产党人的社会。这时，大量学生、青年知识分子和文艺界人士带着各种各样的理想从上海和中国各地涌入延安，对于那些经历过物质和精神生活极为贫乏的长征的士兵来说，这是令人愉快的事。有伙儿学生因建立一个自由恋爱俱乐部而被抓了起来。但冯·布劳恩指出：“体现红军面貌的严格的纪律和严谨的生活方式，在延安随着时间的推移也慢慢松弛了。”他和另一个外国人乔治·哈特博士（黎巴嫩籍美国人）曾在周末招待过各种类型的文艺界人士，“我们海阔天空，无所不谈，主要谈艺术和政治，也打乒乓球，有时甚至还跳舞，在这以前跳舞一直是彼当作外国的恶习被禁止的”。

　　时间一年年过去，社会气候也更为宽松了，周末梨园舞会成为人人期待的活动。音乐是搜寻来的一些唱片，或是乐队伴奏，什么乐器都有，从中国古老的二胡，广东的板胡到脚踏风琴（传教士留下的），口琴和西洋小提琴。传统的中国乐曲与西方的狐步乐和华尔兹一同演奏，但最引人注目的是妇女自己挑选自己的舞伴，这是违背中国传统，显示妇女解放的举动。毛自己也不是没有受到这些新风尚的影响，女同志也有权走到毛的眼前，邀请他共舞一曲。

　　外国客人非常喜欢周未晚会，一个外国人描写道：“你可以看见头发浓密的毛泽东穿着衬衫和延安大学漂亮的女学生跳着快速的一步舞。”毛也能和中国的女共产党人消磨时间，他特别欣赏生活豪放不羁的女作家丁玲——毛的湖南同乡，也是杨开慧的老校友。

　　毛还第一次有机会与西方妇女亲密交谈。两个美国记者，一个是为《法兰克福时报》和《曼彻斯特卫报》写稿的艳丽的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另一个是埃德加·斯诺的妻子海伦·福斯特·斯诺，她的笔名叫尼姆·威尔斯。她们俩都是较早访问延安的人。她们俩不喜欢呆在一起，并为了博得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信任而成为对手，但她们都经常见到毛，毛也喜欢有她们作伴。

　　后来又来了王安娜，她是一个金发碧眼的德国女郎，在欧洲嫁给了一个年青的中国共产党人。她到延安几天后，有一次正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在她的院子里喝咖啡，突然，毛闲逛过来，加入她们的谈话。当他得知王安娜有一个儿子时，马上问道：

　　“你儿子的头发是金色还是黑色？眼睛像妈妈一样吗？是蓝色的，还是黑的呢？”

　　王安挪略感意外，解释说她的男孩是黑头发、黑眼睛。然后，毛间得更细：“皮肤是白色的，还是接近中国人的颜色？”

　　“接近中国人的颜色。”“这真有趣！”毛泽东道，诡秘地一笑。“你的同胞李德的太太是中国人，他们的孩子也是黑头发、黑眼睛，肤色也和中国人一样。一般说来你们德国人总是以德国的强大而自豪；可是，似乎怎么也敌不过我们中国人！我们的人种好像比你们强呢！”

　　1937年春，史沫特莱到延安的第一天，她半夜去拜访毛，后来她描写道：我……掀开一个窑洞的门帘，进入一个黑洞。洞中阴沉黑暗，中央一张粗笨的木桌上面点着一支巨烛，巨烛光在一堆一堆的书报和低矮的窑洞顶上晃动着。一个人影，一只手按桌而立，脸朝门口，面目不清，我见到一堆黑衣服上面盖着一件宽大有补钉的大衣。那个个子很高，令人生畏的人物向我们移动了脚步，并且大声说：“欢迎！欢迎！”接着两只手紧紧握住我的手，手很长，也很敏感，就像女人的手一样。我们互不说话，互相打量着。他的脸又黑又长，莫测高深，前额宽阔而高，嘴唇女性化。他是一个审美大师，且不说其他方面的造诣。实际上，他身上的女性气和洞中阴暗的景象令我不安，心里本能地产生了一种敌意……。

　　后来，史沫特莱发现：最初令我强烈地感受到的那种气质，后来证明是一种心灵的孤独。朱德受爱戴，毛泽东受尊重。最了解他的人很少喜欢他。他的灵魂独存，并且使他孤独，……他没有朱德的谦逊风度，即使他风流潇洒，但他总流露出个性刚强，眸阮一切、当机立断的性格。我有这么个印象：他可以等待、观望许多年，但最终他要为所欲为。

　　第一次见面后，毛经常去史沫特莱的窑洞，史沫特莱和伍莉莉合住一个窑洞——伍莉莉被史沫特莱选作自己的翻译，被说成是延安唯一一个有永久的窑洞住的女孩。

　　史沫特莱回忆说：“我们3人一起吃便饭，纵谈几个小时。因为他从来没有出过国，所以他提出了成堆成堆的问题。我们谈到印度，谈到文艺。有一次他还问我是否爱过什么人，为什么爱，爱对我意味着什么。有时他朗颂中国古代诗人的名句，有时他低吟他自己写的律诗。”

　　在许多方面，毛的个人品格并不足以使他成为一个群众组织的领袖。埃德加·斯诺在他的访问中对这点很有感触：

　　“在个人意志服从群众意志达到迷信的地方，毛显然是个个人主义者。抽烟在共产党人中被视为缺乏个人纪律的标志，受到劝阻，但毛从不间断抽烟。保安人大多数天一亮就起床了，而毛习惯晚上工作，白天睡觉，中午以前很少能爬起来……

　　毛的大多数追随者都留着普鲁士式的短发，而毛却讨厌理发，头发留得很长……。与周恩来等其他人的清洁、机智和军事忍耐力不同，毛走路时没精打采，肩弯背驼，像个老农。我给他和林彪照检阅军校学员的相片时，我看见毛的敬礼最是无力。周恩来是直接对着你的眼睛看你，无论他说什么，他总是显出渴望你相信他的样子。毛是侧着头看人，等着他的话产生效果，他的逻辑被理解，一副怀疑的神态。表面上看起来心不在焉，实际上这是毛为了掩饰他那始终警觉而富于联想的头脑而戴的面具。”

　　但斯诺也正确地看到了毛作为党的领袖的积极成分：毛的记忆力好得惊人。他能回忆得起来多年以前与人谈话的日期，客人的姓名，谈话的确切内容和事件的细节。他领导很有艺术，不是采取明显的方式，而是采取间接、微妙的方式。他经常同各种委员会的成员磋商问题，一谈就是几个小时，试探他们的意见，然后把人家的看法和自己的看法统一起来。他先跟他们一一进行个别谈话，等到他确信意见一致时，方说出自己的看法作为结论。他自信命中注定要当领导。但是，他待人接物很随便，不装腔作势。他对于忠于他的人开诚相见，因而取得他们的信任。对与自己持有不同意见的人，他也宽宏大量，反对他的人会渐渐失掉影响。但他们不会像斯大林的个人对手那样遭到大规模清洗和肉体消灭的命运。

　　毛开始更经常地处理对外事务，并反映出他在党内新的卓越才能。1937年5月15日，他在写给西班牙人民的信中说：“如果不是因为我们眼前有着日本敌人，我们一定要参加到你们的队伍中去的。”几个星期后，他又致信美国共产党领导人埃尔·白劳德，称他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延安又有一批外国客人来访问他，想了解他对当时国际问题的看法。除了斯诺和史沫特莱外，他在陕西的初期阶段，还会见了欧文·拉提摩尔、T·A·比生、詹姆士·贝特兰，以及瓦列特·克特茜一玛尔克丝。克特茜一玛尔克丝小姐对中国政治并不太了解，所以最初和毛谈话时出现了一些紧张气氛。

　　“你听说过我什么吗？”毛问。“当然只听说过正面和反面的宣传。”这个英国女探险家回答说。“哪些正面的宣传？”“说你人特好，你正在改善大批中国人的生活，你不会犯错误。”“那你听过哪些反对我的宣传？”毛又问。“说你血洗了许多市镇，把8岁以下、40岁以上的人都杀了。还说你是土匪，是流氓。”克特茜一玛尔克丝记得，说到此时屋里所有的人都不作声。当她的话翻译出来时，椅子背后、手里拿着一把明晃晃的大刀的士兵身子轻轻地抖了一下。她说话时，毛一动不动，眼睛盯着妙。突然他笑了，“不，午饭我不吃小孩肉。”寒冰也随之消融。

　　第12章蓝苹

　　（1937—1938）

　　除了女人和政治，毛在保安和延安这种安定的环境下，得以放纵自己的第三种激情，即读书与思考，他花费大量时间为自己的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寻找哲学基础。不难理解，由于要同其他受过更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训练的领导人竞争，因而他在陕西的头两年间——从容不迫地，也是第一次有这样的闲暇——阅读和消化了大量翻译过来的俄文哲学著作。由于他过去一直处于四处奔波的游击环境下，这样的时间对他是很少有的。

　　斯诺回忆了1936年夏天的一个晚上他采访毛时的情景：当时一个客人给他带了几本哲学方面的新书，“于是毛泽东就要求我改期再谈。他花了三、四夜的功夫专心读了这几本书，在这期间，他似乎是什么都不管了。”毛在陕西的最初行动是新创办了一个研究院，对干部进行军事和文化培训。他自己亲自到这个研究院讲课，既讲军事战略，也讲哲学，并根据这些讲演撰写了一些重要著作，其中第一篇是完全论述军事战略的文章：《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在这篇文章中，他具体总结了在江西和长征中获得的宝贵经验，这些经验现在又彼用来抵抗日本的蚕食。

　　毛认为游击战只是一种暂时的战术。“游击性在将来一定是可羞的和必须抛弃的东西但在今天却是宝贵的和必须坚持的东西。”毛并不放过抨击他的接受过苏联训练的对手的机会。他说：“我们固然应该特别尊重苏联的战争经验，因为它是最近代的革命战争的经验，……但是我们还应该尊重中国革命战争的经验，因为中国革命和中国红军又有许多特殊的情况。”这册军事指南最后以典型的、夸张的一段话结束，“我们的基本方针是依赖帝国主义和国内敌人的军事工业。伦敦和汉阳的兵工厂，我们是有权利的，并且经过敌人的运输队送来。这是真理，并不是笑话。”毛的哲学著作是通过这些年在陕西的读书和推理，又经过在红军学院的演讲而形成的，所以他的哲学著作势必会引起争议。他毕竟还没有，也不可能完全读遍并消化马列主义的全部信条——也许仅仅是因为所有的马列著作井没有都被译成中文。就拿他的《论辩证唯物主义》来说，一个西方学者发现，这篇文章基本上是抄袭苏联哲学著作的中译本。揭统计，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一专门领域，毛只阅读了1/3的思格期和马克思的著作，列宁的著作也只读了约4/5。毛后来否认他是《论辩证唯物主义》一文的作者，但不是所有西方学者都相信他的话。

　　毛撰写出版的两部最著名的理论著作是《实践论》和《矛盾论》，这两本书都于1937年出版。但西方评论家认为，从这两篇著作的文字上看，都很“平常”和“沉闷”。毛作为一个抽象的思想家天赋并不高。后来这些著作都由陈帕达整理出版，陈是中共知识分子，1937年下半年从国民党监狱中释放出来，后来到延安成为毛泽东的私人秘书。

　　在《实践论》一文中，毛具体阐述了他反对所谓教条主义者（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的观点，这些教条主义者力图劝说中国蓝苹同志照搬苏联的教条，而不考虑中国革命的不同特点和方式。毛详细阐述了这一思想，即要了解某一事物，你就必须实际地接触它，确实地变革它。

　　“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他引用中国的俗话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这一改造世界的实践过程，“在世界、在中国均已到达了一个历史的时节——自有历史以来未曾有过的重大时节，这就是整个儿地推翻世界和中国的黑暗面，把它们转变过来成为前所未有的光明世界。……所谓被改造的客观世界，其中包括了一切反对改造的人们，他们的被改造，须要通过强迫的阶段，然后才能进入自觉的阶段。世界到了全人类都自觉地改造自己和改造世界的时候，那就是世界的共产主义时代。”

　　这是毛的唯意志论的超级乐观主义发展的顶点。

　　《矛盾论》阐述了研究各种力量和事件之间的相互关系，分析由此而产生的矛盾的重要性。从特定意义上来说，毛试图对莫斯科发生的围绕德波林哲学学派而发生的争论提供一种答案。德波林学派否认在当时的苏联，在富农和农民之间存在着任何矛盾。

　　毛解释说：“这是矛盾的差别性问题，不是矛盾的有无问题。矛盾是普遍的绝对的，存在于事物的一切过程中，又贯穿于一切过程的始终。”存在于苏联的富农和农民之间的矛盾是非对抗性的矛盾，“不会激化成为对抗，不取阶级斗争的形态。”毛撰写这些文章时，日本军队正在进攻北京城外的卢沟桥，从而使几年来日本的挑畔和中国徒劳无益的姑息终于发展成为正式对抗。1937年7月7日，中日战争爆发，朱德将军奔赴前线。艾格尼丝·史沫特莱问毛，她是应该呆在延安以完成朱将军传记的撰写工作，还是到前线去，报道战争情况。毛建议她到前线去，“这次战争比过去历史更重要的多。”毛是对的。这场战争是阻止强大得多的国民党剿灭中国共产党的因素。后来，在60年代，当日本领导人就侵华战争向毛道歉时，毛回答说：

　　“不用道歉，没有你们的皇军侵略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就不能团结起来对付你们。日本皇军使我们的军队发展壮大，达到100万人，解放区的人口达到1亿。”毛顿了一下，笑着说：“你们说要不要感谢呀？”8月，日军对上海发动了大规模进攻，国民党立刻开始认真考虑与共产党建立统一战线问题，对毛的通电作出反应。9月，正式达成了共同抗击日本的协议，这使得在延安既可以穿国民党中央政府的军装，也可以穿红军军服。毛通过接见到延安来的访问者时戴国军军帽，而在参加共产党会议时则戴红军的五星军帽，来体现统一战线的性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红军也完全享受中央政府的军饲以维持八路军，毛现在每月从最高统帅那里领取相当于5美元的薪水。

　　8月底政治局在洛川召开会议，以决定新形势下的策略问题。在这次会议上，张国焘受到了最后的清算，他被谴责为“右倾”，他本人也（敷衍塞责地）承认了错误。第二年春天，他逃离延安，投向国民党。然而，当时的重大问题是共产党在服从中央政府的统一指挥的同时应保持自己多少独立性的问题。毛认为。共产党不应该接受国民党的任何命令，而要扩大自己的力量。

　　洛川会议对毛泽东的个人生活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在洛川会议期间，毛第一次见到了一个对他的未来产生极大影响的人。在会议的第4天，一群来自上海文艺界的年轻人在日本侵略之后前往延安参加共产党，他们路经洛川。这群人中有一个23岁的女电影演员，这就是后来的江青，当时她叫“蓝苹”，即蓝色的苹果。

　　她当时搭乘给红军总部送大米的军车到达洛川。她和其他来自上海的人一起见到了毛和政治局其他成员。那天，她与毛眉目传情，从而导致了他们的婚姻和60年代文革期间风云变幻的政治伴侣关系。当时毛正驱车赶回延安，江青正好站在毛后面的卡车上。

　　江青1914年生于山东省，其父是个贫穷的手推车制造工。她的哥哥、姐姐比她大许多，因而她童年时代生活很孤独，也饱尝了其父发怒时的拳头。她从未穿过新衣服，总是穿她哥哥穿小的破衣烂衫。

　　她和其他几个来自工人阶级家庭的女孩一起被选入一所供“展览”，的贵族学校读书。当她全家迁到济南时，江青加入了这个城市的“实验艺术剧院”，第一次得到了免费学习戏剧和音乐（包括钢琴）的机会。

　　她表演很出色，因而参加了一个流动戏剧团到北平演出。“我走时没有告诉我母亲”，她承认，“只在火车快开动时在车站上给她寄了一封信。”当时她16岁。

　　她对北平的主要印象是，北平的冬天很冷。她没有衬衣、衬裤，她从家里带出来的最好的被子也因用得太久而磨薄了。不久她就到青岛去了，一个曾在济南教过她的男子已成为青岛大学的教务长。他设法为她安排了工作，流言说江青成了他的情妇。

　　在青岛，她喜爱上了小说和诗歌，并读了第一本马列著作：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她参加了各种左翼社团，并很快结识了当地共产党的创始人李达昌。她声称在1933年就参加了共产党，无论如何这表明，她要为此付出代价。

　　她在青岛跟一个叫俞启威的共产党员结了婚，这一消息很快就传开了，俞是江青前一个情人即青岛大学教务长的小勇子，那个大学教务长与国民党政府人士过从甚密。

　　中国每一个年青的艺术家迟早都会被号称“东方巴黎”的上海所吸引，因为西方文明的风尚正是从这里传入的，江青当然也不例外。在上海，共产党作家厨扬安排她在一个无产阶级剧团工作。后来，她又参加了“青年妇女基督教协会”的工作，为劳动妇女开办夜校课程。

　　这时，国民党开始怀疑她的政治背景，她遭到绑架，在监狱里关了8个月。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只是在一个外国人（美国人？）提出抗议并作保的情况下，她才被释放出狱。

　　1935年她在《玩偶之家》一剧中扮演娜拉的角色（“我全身心地投入进去”），此外还扮演了易卜生和果戈里剧中的其他重要角色。公司里的前辈都瞧不起她的表演，因而她拼命要提高自己的演技。

　　1936年她以“蓝平”的艺名进入电影界，她自己挑选的这两个字的意思是“蓝色的和平”。但使她恼火的是，她的老板给她改了第二个字，由“平”改为“苹”，“苹果”的“苹”，以使她的名字更具有刺激性。她在上海拍了好几部电影，最有名的是《王老五》，这部电影反映的是城市贫民窟中的社会压迫和爱国抗日运动。

　　在上海，流言传播得更加广泛，其中一则是说她曾与演员兼电影评论家唐纳结婚，但后来又无情地抛弃了他，使唐纳悲痛欲绝，几欲自杀。还说蓝苹在1937年又抛弃了另一个电影演员常明。当年下半年她离开上海去延安，陪她去的却又是前夫俞启威。有关这个5.5英尺高的漂亮女人的花边新闻随着她的到来，也传到了毛在大西北的地盘。

　　江青的传记作者罗克珍妮·威特柯写道，蓝苹自己说，她一到延安，毛就亲自过来问候，并给了她一张票，说他要在马列学院演讲，请蓝苹参加，蓝苹去了，她坐在前排，而且不断地提问，十分引人注目。

　　为开始新的共产主义生涯，蓝苹改名“江青”，意思是“蔚蓝色的江河”，她否认这是毛为她取的名字。

　　李德说，当江青到达延安时，人们一般都把她当作非党人士，虽然后来宣称康生在30年代初曾介绍她入党。

　　江青在后来的言论中非常明了地表白了她当年呆在延安的动机，她说：“性吸引在最初几个回合是重要原因，但维持长久兴趣的是对权力的渴望。”毛希望能用现代的、革命的和非传统的标准来评判他的行为，而他的大多数同事则用非常古老的个人品德的观念来看待这件事。

　　王安娜在70年代的一本书中引过毛的话说：“我敬佩、尊重贺子珍同志，但说真的，我们不应该再用封建的眼光来考虑问题。按照封建观念，离婚总被认为是对妇女名誉和地位的损害。我不希望再这样了。”后来他又明确表示了自己对婚姻的非正统态度：“捆绑不成夫妻。他不爱你这个地方了，他想跑，就让他跑。”毛的辩白又由于贺子珍的孤僻执拗而加强。有一段时间，贺独自住在西安，坚决拒绝了周恩来、邓颖超要她回延安的请求，张国焘的夫人曾经和贺共居一室，发现她脸色苍白，对返回毛的总部有一种病态而强烈的反感。

　　江青的传记作家威特柯写道，“贺子珍抱怨说，泽东对我不好，我们经常吵架，不是他摔板凳就是我砸椅子。我知道，我们完了。”至于毛，斯诺写道：“我从来没有看见他生过气，不过我听到别人说，他有几次曾经大发脾气，使人害怕。在那种时候，据说他媳笑怒骂的本领是极其杰出的和无法招架的。”按照史沫特莱的说法，他的幽默“总是讽刺挖苦和冷酷无情，像是从穷苦思索与世隔绝的无底洞里蹦跳出来的喜笑怒骂。我对他又有这么一个印象：他的心灵深处有一道门，从来不对任何人开放。”1938年江青搬进了毛的窑洞，开始是作他的秘书，后成为他的妻子。江青的同乡康生，毛的老资格的党内同事，可能帮助促成了这桩婚姻。

　　似乎没有人知道结婚的日期，显然没有举行婚礼。毛也许仅仅告诉了中央委员会的同志，就算这桩婚姻完成了。江青本人1972年在对威特柯讲述自己的生平时，故意不谈她与毛的婚姻是否办了手续，不告诉具体的日期。她自己在回忆与毛共同生活的头几年的情景时清楚地表明，毛特别冷漠，他不想反驳党内对江青个人历史的非议。当时，党内对江青的党员身份和早期活动议论纷纷，尤其是那些当年在上海曾与江青有过摩擦的人，现在在延安共产党根据地都是地位很高的官员。

　　后来据说毛的同事曾就毛离婚再娶江青提了一个条件，这就是江青不能参与公共活动或党的活动。江青自己后来否认了这一点，但有一点是明摆着的，江青至少有25年未在前台亮过相，直到文化大革命。

　　与此同时，战争也开始逼近红军的营盘，林彪在1937年9月取得了共产党对日军的第一个胜利，在平型关战役中打败了精锐的板垣师团。

　　但在此时，毛在共产党中的领袖地位又受到了新的威胁。1937年10月底，唯一一个能对毛的党内至尊地位产生严重挑战的人突然来到延安：王明乘俄国飞机从莫斯科飞到延安——这是自红军占领延安以来着陆的第一架飞机——并且带来了斯大林对中国同志的指示。毛和其他同志在机场为他举行了一个适当的欢迎仪式，给了适合他身份的安排：补选他为政洽局委员，任命他为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正式代表，最重要的是王明还进入共产国际执委会，成为执委之一。

　　王明既是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团的老资格成员，又是在莫斯科长驻12年、深得斯大林信任的人，因而他对毛构成了强大的威胁。当毛看到俄国飞机在延安降落时，他心里一定产主了某种复杂的感情，因为飞机送来的既有受欢迎的高射炮、大功率无线电发报机和苏联的其他援助项目，也带来了他的老对手。他在当晚举行的欢迎宴会上以主人的身份发表了预料中的词藻华丽的讲话，说王明的到来是天降大福——始料未及……。

　　王明带来了斯大林的一系列新指示，这些指示总的来说有利于毛。俄国领导人更关心的是克里姆林宫控制下的势力范围的发展，而不是外部世界的存在。斯大林对中国同志的主要指令是撤销洛甫的总书记职务，因为他早期与托派有关系。这使直到最近以前还被认为是党的最重要职位的总书记一职出现空缺，王明可能认为自己是总书记的合适入选。然而，政治局最后决定让这一职位空下去。

　　至于其他领导人，斯大林要求停止反对张国焘的斗争（但他说得太晚了）。考虑到毛在过去8年取得的胜利，他作为党的高级领导人的地位得到承认，但同时接受过俄国培训的同志应该帮助毛克服他的理论错误和对马克思主义的含糊的理解。显然，斯大林希望他的意见能成为一个公式，把所有争吵的派别统一成一个团结、和谐的中国共产党。

　　因此，毛不得不为维持他的领导地位而付出代价：他不能不向王明报告对当前重大问题的看法，报告与国民党结成统一战线的工作。12月在延安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正是在12月，日本进行了“南京大屠杀”），王明所作的政治报告被通过，报告明确要求共产党服从国民党，两党长期合作抵抗日本侵略。

　　但毛为自己的让步获得了极其重要的补偿。他被选为下届党代会筹备委员会的主席，王明任书记。后来的事实证明，当党代会最终于1945年召开的时候，这一安排对毛获得最后的胜利是个重要的武器。

　　王明回国不久就访问了国民党的总部武汉，寻求改善中共在全国地位的方式和方法。随同他去的有博古、周恩来、项英和其他领导人，毛留在延安。毛一定明白，如果蒋介石精明到敢冒险的话，以王明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右翼很可能抱着改组的幻想与国民党合并。王明回来后说，红色政权应该进入蒋介石的联合政府，通过合法斗争在联合政府中逐步夺取权力。其基本假定是说中国社会己进入资本主义时期，因此无产阶级应该准备在不远的将来起来反对自己的敌人。毛由于出身于农民而对此有更深的认识。王明的知识分子优越感在延安绝不是毫无根据的。从学习的角度讲，王的书籍以及他那些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团的同伙的著作是延安唯一能得到的中文书、因而毛自己演讲的重要性也就显而易见——他把这视为打破王明的迷信，粉碎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集团“思想封锁”的唯一途径。

　　江青把这些年毛与王明的斗争称之为断断续续的、烦人的、冷嘲热讽的、唯心主义的、挖空心思的。斗争的每一方都以自己的方式取悦于斯大林——革命的家长，每个人都想使俄国教皇注意到他担当中国革命领袖所具备的权利和才能。

　　毛的王牌是他的土生土长。他后来讲：“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整个他说来，是由中国认识的，不是在共产国际管中国问题的同志们认识的。共产国际的这些同志们就不了解或者说不很了解中国社会、中国民族、中国革命。”1938年5月毛亲自登台演讲军事策略问题，题目是《抗日游击战争中的战略问题》，“动员了全国人民，我们就能创造吞没敌人的汪洋大海——人民群众是水，军队是鱼。”

　　毛还作了多次演讲，这些演讲后来汇集成一本很长的小册子《论持久战》。战争是政治的一种，毛引用了克劳塞维茨的话，进而指出：“因此可以说，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战争是流血的政治。”

　　因此，战争最强大的源泉在于人民群众自己。“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克服了这一缺点，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最后，毛就第二次世界大战作出了大胆的预言：“我们可以预见这次战争的结果，将不是资本主义的获救，而是它的走向崩溃。这次战争，将比20年前的战争更大，更残酷，一切民族将无可避免地卷入进去，战争时间将拖得很长，人类将遭受很大的痛苦。……人类一经消灭了资本主义，便到达永久和平的时代，那时候便再也不要战争了。那时将不要军队，也不要兵船，不要军用飞机，也不要毒气。从此以后，人类将亿万斯年看不见战争。”毛为了写这本小册子，连续工作了一个星期，常常连饭也顾不上吃，到第7天，他的卫兵在他身边生了一个火盆，以抵御寒气。毛一下把脚放到火盆上，鞋子部烧了好几个洞，由此可见毛专心到何等程度。

　　毛在延安讲课时，完全征服了他的听众，维奥莱特·克列茜—玛尔克丝评论说，毛是她从未见过的演说家，他“从来也不打什么手势。”她描述了毛的一次讲话：

　　“他把手背在身后，讲了3个小时。他没有笔记，只是看着听众。外面一片漆黑，大厅内只在台前悬挂着一、二盏灯笼，室内其他地方也是黑的。大家神色庄重、严肃，一齐看着毛的脸，一刻也不离开，静得连根针掉在地上都能听见，毛分析国内外的形势，谈论他们的目标、统一战线带来的喜悦和持久的和平。指出，统一战线只要能坚持下去，就一定能打败日本。毛不停他讲着、讲着，他讲得很平静，但很清楚，完全是平心静气的。无疑，所有这些人都崇拜他，他是他们的领袖，他们尊敬他。毫无疑问他们都听从他的指示，信奉他的教条。只要毛泽东活着，他就能完全控制中国共产党。”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写道，毛的演讲“和他的谈话一样，都以中国社会的日常生活和丰富历史为根据，涌到延安的知识青年，习惯于从苏德等国的少数作家的作品中吸收精神养料，毛泽东对学生讲自己的祖国与人民、民族的历史和大众文艺。他引用《红楼梦》一类古典文学作品中的故事，……”。为同党的统一战线的官方路线保持一致，毛尽力缓和他的政治观点，例如1938年他在与克列茜—玛尔克丝谈话时，当玛尔克丝很尖锐地问到他对集体主义的看法时，他就很谨慎。“你是不是认为，”玛尔克丝问，“妇女喜欢在一个灶上做饭，而不喜欢在自家的灶上做饭？你是否认为中国农民喜欢平分农具和土地收成？”毛很小心地回答说：“如果没有足够的农具，就必须平分。”“是不是说，如果你有很多农具，其他每个人也都应拥有自己的农具？

　　如果这样的话，那么这种理想就不是公社所有制，而是个人所有制，就和资本主义国家一样了。”

　　“人们自己会解决这个问题的。”毛回答道。“会允许他们这样做吗？”“会的。但他们必须接受更良好的教育，知道如何投票。如果机器用来取代手工纺车，人们就会痛恨机器。英国考察者认为这实际上是强迫的问题。”9月底，毛再次热情地向总司令蒋介石致信，信中说：“周恩来和其他同志回延安后，都一致称赞您的盛情款待，对此我深表感谢。全国人民都尊重您的领袖地位，是您领导全国这场史无前例的民族革命战争……

　　在这一重要关头，国民党和共产党在共同的利益基础上联合起来了……无论敌人多么残暴，最终都免不了失败的命运：中国……一定能在东亚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这是我的信念，我相信您也会同意我的观点。谨祝安康并致以革命的敬礼。”慕尼黑协定的消息传到延安时，毛关于英国将背信弃义的预言得到了证实，他说张伯伦的政策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因而毛很快就挣脱了束缚，这一点儿也不奇怪。10月当日本正在快速推进，夺取武汉、广州时，中共在延安召开了一个时间很长的中央全会。经过一段时期的克制后，毛现在站出来公开攻击王明。他首先抨击王明提出的党对统一战线的路线：“在抗日战争中，在组织抗日统一战线中，国民党居于领导地位……国民党的地位是坚持抗战和统一战线的主要条件，据此人们可以预见到国民党辉煌的未来……”

　　然后，毛谈到了共产党的地位问题。首先他讨论了作为国际主义者在进行反对另一个国家的爱国战争时的顾虑问题。他指出：“爱国主义就是国际主义在民族解放战争中的实施。他又说，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的实践相结合。“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加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

　　“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的特点夫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井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在后来的一篇演讲中，毛谈到了武装问题。“每个共产党员都应懂得这个真理：‘枪秆子里面出政权。’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

　　许多事情都可以用枪杆子来创造。我们“还可以造干部，造学校，造文化，造民众运动。延安的一切就是枪杆子造出来的。枪杆子里面出一切东西……我们是不要战争的：但是只能经过战争去消灭战争，不要枪杆子必须拿起枪杆子。”毛认为红军应该对蒋介石统率的军队保持独立性，这一主张使毛在中央委员会中获得了多数人的拥护，尽管这一原则在当时没有公布，为的是不让国民党知道。王明虽然说服了他的同事为统一战线作出政治上的让步，但他作出军事让步的主张遭到拒绝。红军的将领们在高层领导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这一点毛知道得很清楚。就像10年前的遵义会议一样。这一次又是军队使天平倾向于毛。

　　共产国际完全支持中共在1938年底制定的统一战线政策，因而毛取得了圆满的胜利。与此同时，莫斯科的一份刊物第一次承认毛在中共政治局中实际的领袖地位，王明靠边站了。

　　第13章恶战

　　（1938—1941）

　　毛在1939年5月写的一篇文章中把中国正在进行的这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规定为“建立一个在中国历史上所没有过的社会制度，即民主主义的社会制度，这个社会的前身是封建主义的社会（近年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它的后身是社会主义的社会。若问一个共产主义者为什么要首先为了实现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社会制度而斗争，然后再去实现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那答复是：走历史必由之路。”显然对许多党员来说，要区分短期和长期目标是很困难的事，毛在另一篇讲话中谈到了这个问题。

　　“我们现在于的是资产阶级性的民主主义革命，我们所做的一切，不超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围。现在还不应该破坏一般资产阶级的私有财产制，要破坏的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这就叫做资产阶级性的民主主义革命。……“这个革命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是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建立一个人民民主的共和国……在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中是不要资本家的；在这个人民民主主义的制度中，还应当容许资本家存在。“中国是否永远要资本家呢？不是的，将来一定不要。……中国将来一定要发展到社会主义去，这样一个定律谁都不能推翻。但是我们在目前的阶段上不是实行社会主义……”中国的青年要发挥重要的作用，然而毛在一篇讲话中又指出，要发挥这一令人振奋的作用是有条件的，这段话从后来的《选集》中删掉了：

　　青年要成功，还得跟成年人做朋友，要跟25岁以上的大多敌人结合起来。老头子要不要呢？也一定要，老人有经验，……因此，一定要青年人同老头子结合起来，就是100岁的人也好，一道同他们团结打日本。……老头子做起宣传工作来好得很，老百姓欢喜听他们的话。……同志们，青年运动中组织娃娃也是一个重要任务，……日本帝国主义正在那里训练我们的娃娃，叫他们当小汉奸，我们还可以不去联合娃娃们吗？……娃娃组织起来有很大的好处，可以捉汉奸，可以查烟鬼，可以抄麻将，更可以放哨查路条，……5月25日，俄国摄影师罗曼·卡门来见毛，他和他的同伴都被“一个骑马飞奔的女骑手惊呆了，她在我们面前勒住马，很优雅、很洒脱地欢迎我们。”这位女骑手就是江青，她因是主席的夫人而拥有一匹马。俄国人给她拍了几张骑马的彩色照片，尽力把她拍得更像斯拉夫人而不像中国人。

　　卡门的回忆录进而描述了江青作为毛的私人秘书的工作：“她给他准备日记本，记录他的谈话，抄写文章，料理日常琐事……她很自信地骑在一匹矮小而性烈的马上，时而策马腾飞，时而勒马吃草。脑后的辫子用绸子扎着，穿一件缴获的日本军大衣，光脚蹬一双木屐。”江青刚刚结束了几个月的增产节约活动，当时毛发动了开垦离延安30英里远的南泥湾荒地的运动。参加这一垦荒运动的同志都得自耕自织，生产自己所需要的一切粮食和布匹。在这种挑战中，江青的双手第一次打起了血泡，她以前从未于过体力活。但由于有结核病，她被免去了织布的任务。

　　1939年8月23日，莫洛托夫和里宾特洛甫签订协定，毛表示欢迎，称协定是苏联力量壮大的证明，任何支持日本的人都会反对。德国以前帮助过日本，但“如果今德意放弃其助敌政策，那我们就不妨与之接近，用以减少敌人的力量。”毛还非正式地对一个客人讲过：“斯大林把希特勒装进了口袋……但只装进了一半。”两周以后，在对延安的共产党官员的谈话中，毛把这场战争称之为“一群疯狗打架”，所有卷入的帝国主义国家，不管它是站在德、日一边，还是站在英、法一边，都是对反革命掠夺感兴趣的帝国主义国家。应该“把他们看做一样的强盗，特别反对英国帝国主义者，这个强盗魁首。”毛对英国表示了最大的蔑视。9月14日他就战争问题对他的同事们演讲，他说：“现在世界上最反动的国家已经转到英国方面。”他谴责参加欧洲战争的各方——英、法、德——称欧洲战争是“非正义的、掠夺的帝国主义的战争”。

　　这时，埃德加·斯诺第二次访问红色根据地，在他到达延安前，有人告诉他，延安有了腐败迹象，说毛现在拥有一辆私人汽车。在确切知道斯诺要来后，毛派他的“高级轿车”来接斯诺。当车子开来之后，斯诺发现这实际上是一辆救护车，车门上清楚地印着一行字：“献给中国英勇的保卫者——纽约中国洗衣匠协会谨赠。”

　　“我看到（斯诺写道）毛泽东仍住在一个窑洞中；但却改装得现代化了，一共包括了书室、卧室和会客室三个房间。墙壁粉刷着白石灰，地上铺着砖块，还有一些毛太太所添置的女性的装饰。如此而已……几年来的战争不曾使他有什么改变。因为不再挨饿，他的体重增加了，他的头发已经剪短，……他依然是世界形势的研习者和政治的分析家；在他开始夜工作之前，他先要阅读一大堆从附近军队无线电台收集的当天电报——从山西前线，从中国各处，乃至从海外各国。”10月19日毛在纪念鲁迅逝世一周年的大会上发表讲话，他说：“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夫子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新中国的圣人，……“鲁迅是一个彻底的现实主义者，他丝毫不妥协，他具备了坚定决心。

　　他在一篇文章中主张打落水狗，他说：如果不打落水狗，它一旦跳起来，不仅要咬你，而且最低限度溅你一身污泥。所以他主张打倒它。他一点也没有假慈悲的伪君子的色彩。”1939年出版了毛和其他人合写的，由毛本人主笔的教科书《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在这篇长文中，毛就资本主义发表了一番有争论的评论：“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促进了这种发展。”

　　毛补充说，帝国主义列强“对于麻醉中国人民的精神的一个方面，也不放松，这就是它们的文化侵略政策。传教，办医院，办学校，办报纸和吸引留学生等，就是这个侵略政策的实施。其目的，在于造就服从它们的知识干部和愚弄广大的中国人民。”

　　在斯大林的60岁生日时，毛不是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中，而是从中国的经书中摘取祝寿词。“我们中国人民，是处在历史上灾难最深重的时候，是需要人们援助最迫切的时候，《诗经》上说的：‘嘤其鸣矣，求其友声。’我们正是处在这种时候。”毛的公开祝辞是这样结束的：“斯大林是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忠实朋友。中国人民对于斯大林的敬爱，对于苏联的友谊，是完全出于诚意的，任何人的挑拨离间，造谣污蔑，到底都没有用处。”

　　毛从未见过斯大林，由于日本和德国东西两面夹击绵长的俄国，因而毛不再害怕他了。斯大林这个名字，主要是毛用来反对他的中国对手的咒语。第二天在延安对他的同志们的演讲中，毛坦率地谈到了共产党人的家长：“斯大林同志就是世界革命的领导者……有了他，事情就好办了。……如果没有一个斯大林，那一个来发号施令呢？……现在世界上有了一个苏联，有了一个无产阶级，有了一个共产党，又有了一个斯大林，这世界的事情就好办了。”

　　接着，毛又说了一段红卫兵在60年代大加张扬的话，“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绪底，就是一句活：‘造反有理’。几千年来总是说压迫有理，剥削有理，造反无理。自从马克思主义出来，就把这个旧案翻过来了。”1940年初出现了毛打击知识分子地位的第一个迹象。他指出，如果知识分子还没有改变他们自己的文化价值观和思想态度，那么通过他们去改变经济关系就不足以实现中国的现代化，这一论点很难说是大家所接受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独特的“文化革命”是毛对20世纪语言发展的最大贡献，这个词是在这里第一次提出的，它出现在1940年1月撰写的《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这本小册子被当作实现现阶段中国革命政治、文化目标的指导性文件。

　　他的开场白很一般，没有什么特别之处，这表明他知道自己的话会引起知识分子的反对，他说：

　　“对于文化问题，我是门外汉，想研究一下，也方在开始。好在延安许多同志已有详尽的文章，我的粗枝大叶的东西，就当作一番开台锣鼓好了……“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这种工作过去还做得很不够。这不但是当前的社会主义文化和薪民主主义文化，还有外国的古代文化，例如各资本主义国家启蒙时代的文化，凡属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东西，都应该吸收。“但是一切外国的东西，如同我们对于食物一样，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肠运动，送进唾液胃液肠液，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才能对我们的身体有益，决不能生吞话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所谓全盘西化的主张乃是一种错误的观点。”

　　8月，红军进行了它最著名的对日作战“百团大战”。“彭德怀将军不顾毛的劝告，他不仅没有分散他的部队，而是把力量集中起来。这样过早地把军队暴露在敌人面前的做法，很容易遭到攻击——这是后来毛分子说的。红卫兵在60年代甚至说发动这次战役没有得到毛的允许，虽然这难以置信。

　　后来俄国人指责说，毛在日本侵略时只想保留他自己的军事实力，因而日本人得以腾出手来，迫使俄国人在满洲边界布置更多的军队，否则这些军队本可以与希特勒作战，尽管这种说法有所夸大，但似乎有些道理。1969年的一次俄国广播说：“毛泽东只是袖手旁观俄国人在流血。……这当然不是一个多年从苏联得到金钱和武器援助的人所应有的态度。”最后，俄国评论员补充说，毛不得不退却到一部分中苏接壤的边境地带，“马歇尔将军曾经很精辟地指出，如果中国共产党不是在俄国边境一带发现了一个进难区，毛泽东无疑要遇到他的滑铁卢。”一年后莫斯科电台把这种说法更推进了一步，“毛泽东呆在延安多年，只是要完成他对中国共产党的垄断控制。尽管他赞扬党的抗日举动，实际上他只是保存实力，准备以后同国民党作战，因而他实际上帮助了日本侵略者占领中国，导致中国人民极大的牺牲。”

　　如果毛对日态度暧昧需要有辩护理由的话，那么1941年初发生的事件就是个很好的借口，当时红军在安徽省的，一支重要部队几乎完全被消灭——不是被日本人消灭，而是被国民党军队消灭，从而导致了抗日统一战线的实际上的瓦解。在延安，共产党人等待着国民党何应钦将军再来一次这样的行动。国民党在延安联络官紧张地问毛，他将作何反应，“你一直呆在延安，你会不知道？”毛反问道。“他袭击我们，我们就袭击他。他住手，我们也住手。”

　　但毛在延安的处境更加艰难，因为国民党中止了对红色政府的津贴，同时加紧对红区的封锁。

　　二、三年后毛回忆说：“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国民党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来对待我们，企图把我们困死，我们的困难真是太极了。”

　　1941年春毛更大胆地公开批评王明，在《农村调查》的序和跋中，他再次谈到必须谨慎地、科学地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国情结合起来，也就是说，中国同志要对中国的社会生活和社会问题进行自己的调查研究：

　　“要做这件事，第一是眼睛向下，不要只是昂首望天。没有眼睛向下的兴趣和决心，是一辈子也不会真正懂得中国的事情的……必须明白：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句话，虽然曾经被人讥为‘狭隘经验论’的，我却至死不悔；不但不悔。我仍然坚持没有调查是不可能有发言权的。”

　　最后，他以私人的、有点想消除疑虑的话来结束：“我现在还痛感有周密研究中国事情和国际事情的必要，这是和我自己对于中国事情和国际事情依然还只是一知半解这种事实相关联的，并非说我是什么都懂得了，只是人家不懂得。和全党同志共同一起向群众学习，继续当一个小学生，这就是我的志愿。”在5月份所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中，毛进一步阐述了要谦恭地学习、了解中国国情的主题。

　　“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一百年来，其优秀人物奋斗牺牲，前仆后继，摸索救国救民的真理，是可歌可泣的。

　　“但是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才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最好的真理，作为解放我们民族的最好的武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但中国的共产党人仍有许多缺点。

　　“20年来，一般地说，我们并没有对于上述各方面作过系统的周密的收集材料加以研究的工作，……不论是近百年的和古代的中国史，在许多党员的心目中还是漆黑一团。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者也是言必称希腊，对于自己的祖宗，则对不住，忘记了……几十年来，很多留学生都犯过这种毛病。他们从欧美日本回来，只知生吞活剥地谈外国。”但现在战争发生了毛所没有料到的转折。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的军队以雷霆万钧之势开进俄国，撕毁了臭名昭著的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协定，使得毛不得不改变对西方列强的立场。现在帝国主义者丘吉尔正在支持共产主义俄国抗击法西斯主义的德国和日本，毛必须和他极不信任的英国合作。毛在中国实行的统一战线不得不在国际范围内进行，用毛在德国入侵俄国第二天的话来说就是世界上的“一切力量须集中于反对法西斯奴役”，而不是实行社会主义革命。

　　在这年年初，共产国际代表曾直截了当地问毛，如果日本侵犯俄国，他打算怎么办，但毛避而不作直接回答。俄国人后来宣称：毛无视他们要求破坏铁路，阻止日军向俄国边境移动的要求，他“实际上停止与日本军队作战，”把他的将军们雷在延安，而不是让他们去前线打日本。他们还说，毛低估俄国的军事实力，认为放弃莫斯科和列宁格勒更有利于进行抗德游击战。

　　俄国的参战意味着毛得承受莫斯科重大的压力，他自己在中国共产党内独立的领袖地位再一次受到威胁——一个完全得到克里姆林宫支持的名叫王明的竞争对手就坐在附近的窑洞里。毛的不安全感从1941年他对王明讲的一段话里可以看出，根据王明的回忆录，毛对他说：“我们党内有三个人受到党内干部的爱戴。第一个就是你，王明，第二个是（周）恩来，第三个是老彭（即彭德怀）。”

　　有天晚上，毛收到莫斯科发来的一封电报，正式要求中国共产党帮助阻止日本在东方开辟进攻俄国的第二战场——有关这个请求，政治局讨论了好几天。王明说他们应有所行动，但毛说这不明智。

　　王明冗长而火暴的回忆录于1975年在莫斯科出版。回忆录在电报问题上歇斯底里，使人怀疑电报问题的真实性。但值得注意的是，王明回忆说，从那天开始，他每天至少要在毛的家里吃一顿饭，逐渐“我的胃由于大量失血而变得极不正常，头晕得很厉害，心脏虚弱。医生诊断说，症状很像中毒。”与此同时。在毛的指使下，开始在离王明住处仅30步远的地方动工兴建新的会议厅，昼夜施工，使王明寝食不安。

　　毛命令王明住院，直到第二年8月才让他出院。王宣称在这个十个月里，负责给他治病的医生金茂岳蓄意用大剂量的含汞药物来毒害他。王具体指出下毒是在1942年3月至5月这段时间，当时毛反对王明和其他“莫斯科帮”的运动达到了顶峰。王明说当时他能活下来全仗他妻子，她妻子观察了药效后把一些药扔掉了。

　　王明声称，毛指使进行的这种医疗护理在第二年他得到赴莫斯科治病的邀请后又开始了。王明断言，金医生在2月份给他开了大剂量的甘汞和碳酸氢钠及硫酸镁合制的内服药水，

　　（会产生腐蚀性作用），一周后又给他用高浓度的单鞣酸液灌肠。毛对这个由俄国培训的亲斯大林的争夺领导权的对手的突然上升肯定感到不安，但看起来他不太可能采取如此容易被发现、也如此不成功的手段。此外，王明潜在的癔想症也不应该低估——他没有给人留下脾气稳定的印象。毛的王牌当然是他的土生土长以及他是亚洲人几个世纪之久不愿听从于欧洲人发号施令的意愿的象征。无论是出于偶然还是蓄意的，他在1941年主持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代表大会时相当精彩地显示了这一点。这次大会是在延安召开的，出席大会的除了有中国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人社会的代表外，还有越南、泰国、印度尼西亚和蒙古的代表。毛的延安声明开始播及到邻国。最后，为结束这场战争，美国人也由于日本在12月8日轰炸珍珠港而卷了进来，正像希特勒早些时候进军俄国迫使毛投入丘吉尔的阵营一样，他现在也不得不把罗斯福当作抗日的盟友。当然，这也使局势更加明朗化了，即日本最终要被打败，对中国共产党人构成主要威胁的仍然不是日本，而是国民党。

　　“抽象的爱”

　　（1942—1945）

　　1942年，毛感到发动党内整风运动的时机终于成熟了，此举的目的是要说服党的干部们接受他的，而不是王明或其他布尔什维克的观点和领导。俄国人培养的小集团因其老师和支持者巴威尔·米夫在斯大林对右倾分子的清洗中彼控有罪而声名狼藉。斯大林则一门心思地扑在与德国人的争斗上。新的共产国际不再试图自莫斯科控制中国党。不久之后毛就它的解散作出决议，其中承认，“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斗争中曾经获得共产国际许多帮助；但是，很久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即已能够完全独立的根据自己民族的具体情况和特殊条件，决定自己的政治方针、政策和行动。”

　　日本对华的不断进犯也给毛以帮助，使之有借口将1937年以来一直在筹备召开的党的“七大”推迟举行。实际上，如果“七大”在1942年以前举行，毛说不定会在巩固其至尊地位上兵败落马。而且，许多红军机关回到延安休整和躲避日本人的扫荡攻势，也使毛有机会采用他自己的独特方式，强化他们的思想意识。

　　此刻，他已在自己周围聚集了一群被其对手们称为“小集团”的人，其中包括古柏、谭震林、陈正人、邓子恢、邓小平和林彪（1942年初自俄国疗养归来）。毛还获得了刘少奇的支持。

　　然而，延安也出现了对毛的领导的公开批评——而且这些批评不仅仅来自布尔什维克。周扬——江青早在上海时的老对手，竟在这个将毛比作太阳的社会里撰文称“任何太阳也有黑点”。另一位作家在延安的机关报上对一些领导人的不诚实言行颇有微辞。他何不实行男女平等，他们中的一些人“衣分三色，食分五等”，而这种做法是一般老百姓无法接受的。这些小品文辑在一起，取名为《野百合花》，野百合是延安山野间最美丽的野花，却有着略带苦涩的鳞状球茎。

　　《野百合花》的作者（王实味）后来被逮捕，并遭处决。毛对此内疚了多年。关于处决一事，20年后他对其同志解释说，这件事发生在“部队转战途中，是保卫部门自作主张处决的，决定并非来自中央。我们如此对待批评，经常搞得非常麻烦；我想他不应被处决。即使他是密探，写文章攻击我们，而且拒不改造……留他条生路，或让他去劳动有何不可？”正是为了回击这些批评者和怀疑者，毛在1942年2月，借一所新党校开学发动了他的整风运动。他在开学典礼上所作的讲话题为《整顿党的作风》”，毛再度号召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际条件结合起来。

　　他取笑那些脱离中国生活实际的知识分子。他说，许多所谓的知识分子实际上非常无知、还不及工人或农民懂得多，他在笑声中继续说：“于是有人说：‘哈！你弄颠倒了，乱说一顿。’但是，同志，你别着急，我讲得多少有点道理……”他接着说，一个人大学毕业了，但没有参加过任何实际活动，一不会耕田，二不会做工，三不会打仗，四不会办事。说实话，这样的人至多算得一个半知识分子。其知识尚不完全吧？书本知识没有什么内在特殊的东西。

　　“像大司父煮饭就不容易，要把柴米油盐酱醋等件合起来创造成吃的有西，这是并不容易的事情。弄得好吃更加不容易，西北菜社和我们家的大司父比较起来，就有很大的区别。火大了要焦，盐多了发苦（笑声），煮饭做菜真正是一门艺术。“书本上的知识呢？如果只是读死书，那末，只要你识得三五千字，学会了翻字典，手中又有一本什公书，公家又给了你小米吃，你就可以摇头摆脑地读起来。书是不会走路的，也可以随便把它打开或者关起，这是世界上最容易的事情。这比大司父煮饭容易得多，比他杀猪更容易。你要捉猪，猪会跑（笑声），杀它，它会叫（笑声），一本书摆在桌子上既不会跑，又不会叫（笑声），随你怎么摆布都可以。世界上哪有这样容易办的事呀！

　　“所以我劝那些只有书本知识但还没有接触实际的人，或者实际经验尚少的人，应该明白自己的缺点，将自己的态度放谦虚一点……我这样说，难免有人要发脾气，他说：‘照你这样解释，那么，马克思也是一个半知识分子’。我说：是的，马克思一不会杀猪，二不会耕田。但是他参加了革命运动，他又研究了商品。”对于中国来说，马克思主义是个工具，而不是宗教。

　　“我们的同志必须明白，我们学习马列主义不是为着好看，也不是因为它有什么神秘，好像道士们到茅山去学了法就可降妖捉怪一般。它也没有什么好看，也没有什么神秘，它只是很有用。”毛的意图并非是将犯了错误的人一棍子打死，或惩办他们，而是为了挽救他们。

　　“我们揭发错误、批判缺点的目的，好像医生治病一样，完全是为了救人，而不是为了把人诊死……”“任何犯错误的人，也不管他的错误犯了多大，只要他不讳疾忌医，不固执错误，以至于到达不可救药的地步，而是老老实实，真正愿意医治，愿意改正，我们就要欢迎他，以便把他的毛病治好,使他变为一个好同志。决不是痛快一时，乱打一顿，所能解决问题的。思想上的毛病与政治上的毛病，决不能采用鲁莽的态度，必须采用‘治病救人的态度，才是正确有效的方法’。”一周后，毛又以《反对党八股》为题作了第二篇整风运动重要讲话。党八股的第一条罪状是党内有些人行文“空话连篇，言之无物。我们有些同志欢喜写长文章，但是没有东西，真是‘懒婆娘的裹脚，又长又臭’……”他最后讲述了自己的写作方法。“孔夫子提倡‘再思’，韩愈也说‘行成于思’那是古代的事情。现在的事情，问题很复杂，有些事情甚至想三四回还不够。鲁迅说‘至少看两遍’，至多呢？他没有说，我看重要的文章不妨看它10多遍，认真加以删改，然后发表。”该讲话中另两个有趣的见解是关于外语学习和反对吓人战术。毛主张，“吓人战术，对敌人是毫无用处，对同志只有损害……共产党不靠吓人吃饭，而靠真理吃饭，靠实事求是吃饭，靠科学吃饭。”

　　一些中国人对外国语近于憎恶与畏惧，但在这一讲话中，毛公开宣称：“外国人民的语言并不是洋八股，中国人抄来的时候，把它的样子硬搬过来，就变成要死不活的洋八股了。我们不是要硬搬外国语言，是要吸收外国语言中的好东西，于我们的工作适用的东西。因为中国语言不够用，现在我们的语言中就有很多是吸收外国的。”接着，毛向艺术家们、作家们和知识分子们讲到，要成功地完成他的整风运动这一使命的话，就需要他们这些人集结在他的旗帜之下。他还安排自己参观了鲁迅艺术学院，他的妻子在此任教。此刻住在延安的一位俄国人如此描绘江青：“她身材苗条，有一双黑而机灵的眼睛。站在她壮实的丈夫旁边，更显得弱不禁风。”这位观察家对这个既是毛的秘书，又是毛的妻子的女性评价道：“不达目的誓不罢休，这是她的突出特点。她毅然克制自己，无情地驱策自己。她唯一关心的就是自己的事业。她急于要趁她年轻的时候达到自己的目的。”

　　毛在他妻子工作的地方观看排练，并与演艺人员和教师长谈，以弥补他对现代文学与艺术知识的匮乏。

　　5月的第二天，著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了。一位当年的与会代表回忆，那时“延河解冻了，黄浊的泥水冲刷着浅浅的河床，淌过沙子和泥土。柳树变绿了，刺儿梅花香逸满沟壑与平川。春天来了……”毛在蒙蒙细雨中乘车前来，大步走进拥挤不堪的礼堂，连门外操场上都坐满了人。

　　毛的主旨在于艺术家应服务于社会，应该走出象牙之塔，去普及新的文化形式。以毛的秘书身份参加座谈会的江青觉得，他不仅仅是对少数艺术家，而是“对更广泛的，受到王明盎惑的人在讲话，王明与主席的敌对在延安是尽人皆知的。”

　　“我们今天开会”，毛说，“就是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他的听众们将有可能成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他们的工作将成为革命机器上的齿轮。

　　他解释说，中国人有些缺点——落后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是他们进行斗争的包袱。“我们应该长期地耐心地教育他们，帮助他们摆脱背上的包袱……他们在斗争中已经改造或正在改造自己，我们的文艺应该描写他们的这个改造过程。只要不是坚持错误的人，我们就不应只看到片面就去错误地讥笑他们……”座谈会的最后一天，讨论在晚餐前结束，而此刻将落不落的太阳光线，正好尚够集体合影的要求。毛被安排在前排中央，但正当要按动快门的时候，他站了起来，走向丁玲，将自己的位子让给她，边让边说：“让我们的女干部坐在中间，我们可不要在‘三八节’又受到责难。”引得众人大笑。

　　晚饭后，毛做总结发言，来听的人太多，所以大家移至礼堂外的空场上，毛就在油灯下讲话。他抨击一些作家和艺术家们所持的观点——“任何事情都要从‘爱’出发”。他明确道：

　　“……在阶级社会里，也只有阶级的爱，但是这些同志却要追求什么超阶级的爱，抽象的爱，以及抽象的自由、抽象的真理、抽象的人性等等。这是表明这些同志是受了资产阶级的很深的影响。……”

　　“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我们主张无产阶级的人性，人民大众的人性，……有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鼓吹的人性，也是脱离人民大众或者反对人民大众的，他们的所谓人性实质上不过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

　　“至于所谓的‘人类之爱’，自从人类分化成为阶级以后，就没有过这种统一的爱。过去的一切统治阶级喜欢提倡这个东西，许多所谓圣人贤人也喜欢提倡这个东西，但是无论谁都没有真正实行过。因为它在阶级杜会里是不可能实行的。真正的人类之爱是会有的，那是在全世界消灭了阶级之后……我们不能爱敌人，不能爱社会的丑恶现象，我们的目的是消灭这些东西。这是人们的常识，难道我们的文艺工作者还有不懂得的么？”

　　艺术家和文学家应该接触了解普通老百姓。“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否则你就只能做……万不可做的那种空头文学家，或空头艺术家……”

　　毛用对知识分子如何成为一个更出色的共产党员的忠告，结束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真正的好心，必须对于自己工作的缺点错误有完全诚意的自我批评，决心改正这些缺点错误。共产党人的自我批评方法，就是这样采取的。”

　　“有许多党员，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这种思想上没有入党的人，头脑里还装着许多剥削阶级的脏东西，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无产阶级思想，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党。他们想：什么无产阶级思想，还不是那一套？他们那里知道要得到这一套并不容易，有些人就是一辈子也没有共产党员的气味，只有离开党完事。”毛在集体合影时让位于丁玲的殷勤之举，并没能消除延安座谈会暴露出的深刻的矛盾。作家们就毛对他们的要求争论不休，并分成了两大派别。一派支持毛关于艺术应服务于社会的路线。这些人以毛的老朋友周扬为首，该人与毛的妻子江青交恶颇深。另一派作家，以丁玲为首，他们将重点放在艺术的独立需求，强调艺术所具有的想象力、审美观与创造性等作用。

　　1943年6月，中央发出的一项指令，第一次详尽论述了标志着毛式共产主义特色的现象，即后来广为人知的群众路线。“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

　　到1943年夏，毛巩固了他的领导地位。他最终当选为新设立的党的主席，正式在领导集团中占据了最高地位。党的总书记这一旧职仍然空缺，没人能与毛的杰出地位一争高低。如今，与国民党的统一战线已完全破裂，共产党人需要有一个全国性的领袖，作为蒋介石的竞争对手树立在公众面前。毛是显而易见的候选对象，由于他的地位上升到了这样一个新的高度，因而他也不再冒险攻击全力铺展西方战线的斯大林了。

　　从此，对毛个人及其思想的崇拜开始建立。但并不是每个人都愿如此，甚至40年代中后期成为毛的狂热支持者的刘少奇也涉嫌在1942年对他的朋友说：“什么是主席？我从未听过苏联人管列宁叫列宁主席！……中国的斯大林还没出现呢！”

　　发表在共产党人的报纸上的毛的第一幅肖像——木刻作品——要追溯到1937年。林彪在1938年以一份称赞毛的“领导天才”的报告，开始了他乏味而漫长的谄媚生涯。但是直到1942至1944年的整风运动，毛的个人崇拜才系统地发展起来。毛儿时的伙伴萧三1941年末在延安的机关报上撰文，称毛是“我们英明伟大的领袖，我们的导师和我们的救星”。这就为党报的社论作者来日的写作定下了不健康的调子。毛的同事开始在各自的讲话中称毛为党的“开明领袖”和“旗手”，与此同时，西奥多·怀特”发现他们对毛在延安的即席讲话也浮华夸大地加以评论，“就像啜饮知识之泉”。

　　艾青以《毛泽东》为题，写下了拍马奉承的颂歌：毛泽东在哪儿出现，哪儿就沸腾着鼓掌声——“人民的领袖”不是一句空虚的颂词，他以对人民的爱博得人民的信仰；他生根于古老而庞大的中国，把历史的重载驮在自己的身上；他的脸常覆盖着忧愁，眼瞳星映着人民的苦难；是政论家、诗人、军事指挥者，革命者——以行动实践着思想；他不断地思考，不断地概括，一手推开仇敌，一手包进更多的朋友；“集中”是他的天才的战略——把最大的力量压向最大的敌人；一个新的口号决定一个新的方向：“一切为了法西斯主义之死亡”。

　　始见于1944年的下面这首歌，后来几乎成为一首国歌：东方红，大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

　　毛赢得了延安一批极为能干的年轻官员的忠诚，其中包括邓小平、彭真、陈伯达、陶铸、饶漱石等人，这些人都有可能在将来的中国政治中扮演关键的角色，有可能成为成后中画的第二代红色领袖。

　　刘少奇赞同对毛的吹捧。尽管在重庆的统战工作阻碍了周恩来积极为此而活动游说，但周已明确地拜倒在毛的无上权威之下。只有王明、洛甫一直保持着沉默。

　　西奥多·怀特1944年访问延安后写道：“毛的个性支配了延安，他被置于崇拜的顶峰。”一位中国记者发现，1946年的延安，毛的肖像及其手迹无所不在，而对于工人、农民来说，他的话便是“绝对的和极其通俗易懂的”。

　　然而这一崇拜并没有在整个共产党区域内全面地发展。毛的“选集”就压根儿没在延安出版过，其早期版本倒是1944—1948年间在热衷讨好的助手林彪负责的哈尔滨出版的，聂荣臻辖下的普察冀边区也有出版。毛的“三论”，《论持久战》、《论新阶段》、《新民主主义论》的综合学习是在晋绥地区着手开始的，而不是在延安本地。王明声称，毛在这段时间里在各种不同的扬合中援引马克思、列宁、孙逸仙的例子，向他谈起创立“毛泽东主义的客观必要性。”据王明说，毛承认，人民在他们刚刚被灌输的时候，是不会沉迷于一个新的主义的，同时他声言，“我们必须以穆罕默德为榜样，他一手执剑，一手拿可兰经，用暴力使人们改信新。

　　在毛这一代领袖们当中，正是与他同上过一所学校，20多年前在安源矿工大罢工中首度合作的湖南老乡刘少奇，在提高毛的地位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1943年，刘发表一篇文章，验证毛在过去20年中的政策一直是沿袭俄国的布尔什维克路线——这与那些认为毛已成为党内孟什维克的观点恰成对照。这对于依照俄国人的观念使毛的地位合法化是一个重要的贡献。

　　刘在1937年党的代表会议上，曾以同样的说法（尽管没有赞颂毛）回敬过毛的反对者。但他的分析随即便被否决，代之以由洛甫提交的与之观点相对立的报告，并被通过。结果，刘丢掉了他在党的华北局的位置。是毛帮助他得到了新的职位，于是在1949年刘夸大其辞地将毛说成：“只有毛泽东思想能够鼓舞我们从胜利走向胜利……毛泽东是全中国人民伟大的革命领袖，我们应该向他学习。”

　　当然，刘并不赞同毛的独裁。1941年他警告说：“在我们党内；不存在对个人的额外特权，任何不代表组织而实行的领导都是不能容忍的。毛泽东同志是全党的领袖，但是他也要服从党。”红色领袖即使明白多数人的意见是错误的，也要在执行少数服从多数的纪律方面以身作则。当刘被安置在党的书记处取代洛甫而成为5人核心集团的一员时，他对毛是否取胜所可能产生的种种怀疑大概也就烟消云散了。这也算是干净利落地洗掉了他6年前蒙受的耻辱。

　　继1941年抗日战争中失去妹妹泽红（Tse-hung的音译）后，1943年，毛又失去了他最后一位同胞手足，二弟泽民。1936年泽民在陕西升任财政部长负责整个共产党地区经济工作后，于1938年离去，就任其时正与共产党人合作的新疆军阀的财政顾问。不幸的是该军阀后来投靠他方，于是毛的弟弟锒铛入狱，在狱中被送以毒酒鸩杀。

　　毛的家人没有一个能活到看见或分享他的胜利喜悦的那一天。泽民之子远新如今在延安加入了毛的家庭，由江青照料。

　　美国记者哈里森·福尔曼1944年访问了毛和他的妻子。他是如此描绘他们的：

　　“……她穿着朴素，身着一套实用的类似睡衣式样的衣装，用皮带在苗条的腰间束住，他上着粗糙的家织布衣，下穿肥大的吊脚裤子。我被让进‘会客室’——一孔青砖漫地、白粉刷墙、简单地置有坚固却颇为粗陋的家具的窑洞。现在已是晚上，唯一可供照明的是一只粘在倒扣的杯子上的蜡烛。为了提提精神，主人给我送上淡茶、香烟和本地产的糕饼及糖果。整个谈话过程中，孩子们跑进跑出。他们站在那盯着我看一会，随后抓起一块糖果又跑了出去。毛对他们毫不在意。”

　　同年6月，毛曾与《曼彻斯特前卫报》和《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记者冈瑟·斯坦因晤谈长达12个小时，从下午3点一直谈到第二天凌晨3点，地点在毛的窑洞的接待室内。斯坦因写道：毛“坐在摇摇摆摆的椅子里，一支接一支地点烟，发出中国某些地方的农民特有的奇怪声音将烟吸进去。”他“在窑洞内踱来踱去，而后人高马大地站在我面前注视着我，目不转睛地盯看我的眼睛好一会儿，这才以沉静的语调，有条不紊地缓缓道来。”

　　他们一起“在一棵老苹果树下”吃了顿简短的晚餐，随后在窑洞里燃上两支蜡烛，“……将毛的巨大身影投射在寄洞高高的拱顶之上。他注意到我在与面前摇的小桌子的较量，于是走出去，带回一块扁石头垫在一只桌腿下。不时地，我们来杯葡萄酒，我们谈着谈着，一包本地出产的纸烟被一支支摘光了。夜里，虽然我渴望提出更多的问题，可还是几次提出离去。但他不听这套。他说他想给我更多的采访素材，何不今晚能谈多久就谈多久呢？

　　“凌晨3点，我最终离开时，手酸眼涩，心里也十分过意不去，他却依然精力旺盛如初，和下午时一样谈吐条理分明。”

　　斯坦因的笔记被译成中文交毛审阅，几天后当毛在街上遇见斯坦因时向他解释说：“我已与朱德和周恩来同志商量了我所告诉你的一切。他们认可了。”

　　他笑着对斯坦因说：“中国达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阶段也许比你们经济高度发达的西方国家晚得多，这是十分可能的。”

　　斯坦因问他：“你还没发现自己现在是少数，以致你自己的想法无法付诸实施？”

　　“是的”，毛承认，“我已使自己成为少数，现阶段对我来说唯一能做的就是等待。但是近些年来已极少有此类事情发生了。”

　　日本偷袭珍珠港导致介入了战争的美国人与重庆的中国政府建立了多方联系，并派来了各类使团，同时也准备向延安派遣首批观察员，因为共产党人也在同日本人交战。毛曾就中国式的“民主”向一位美国记者自夸。7月18日，他对《巴尔的摩太阳报》记者莫里斯·沃陶说：“中国历史上也有其民主传统。共和政体这一说法可溯源自3000年前的周朝。孟子云‘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中国农民是富有民主传统的……”

　　延安的新闻媒介发表了赞美华盛顿，以及罗斯福、华莱士是如何足以继承亚伯拉罕·林肯之事业的文章。1944年7月22日，被热切盼望的，命名为“迪克西使圃”的美军观察组抵达延安机场。几天后，毛设宴欢迎美国人。他告诉小组中的外交官约翰·谢伟思，美国应在延安设立在战争结束后仍能继续起作用的领事馆。

　　美国人爽快开朗，而且不拘礼节，并对中国共产党人产生了极大影响。冈瑟·斯坦因评论说他“从未见过这样一大群中国人与外国人如此不拘惯礼，快活地聚在一块儿，如此对不同的背景、政治信仰和种族阶层不闻不问——如此彼此成功地合作，如此互相真诚地理解。”

　　8月底，毛与约翰·谢伟思会谈了6个小时，吁请美国直接干预战争。他说：“我们想，美国人必须在华登陆。当然，这取决于日本的实力和战事的发展……如果美国不在中国登陆，这将是中国之大不幸……假如登了陆，美国人将有可能与中国两个方面的力量——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那么国民党作为政府将一如既往。”

　　谢伟恩对此表示异议，认为这不是赢得这场战争的切实需要，因而毛转而要求美国迫使蒋介石对日采取更强硬的政策。他坚持说：“蒋处在一个非听美国人不可的地位上……且看经济形势！蒋正逢绝境。蒋倔强，但他基本上是个恶棍……驾驭他的唯一办法只有狠狠地激他……美国曾十分有害地对待蒋，他们帮助他逃避了进行讹诈而应得的惩罚。”

　　毛告诉他的非正式美国大使，内战已无法避免，除非蒋被管制起来，同时他想了解美国对此事件将采取何种政策：“我们能担保不与美国发生冲突。”他强调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完全是自由主义的——减租减息，包含外资的私营企业自由竞争的工业化，民主，以及提高生活水平。“即使最保守的美国生意人”，毛声称，”在我们的纲领中也找不到任何一点可以反对的东西，”

　　谢伟思后来回忆：“毛也许缺少周的谦和、文雅，但他可能更加色彩鲜明，天造地设。交谈时他总是妙语连珠，恰如其分地运用中国典故，他所作的论断精辟而独特，对于恰当而又显而易见的则论则往往是点到为止，心照不宣。谈话有时还在形形色色意想不到的和不着边际的范围内游走。博览群书使他几乎无所不通，几乎没有他不感兴趣的话题。

　　“我想，常常是他在主导着交谈，这是很正常的。你时时感觉到是你在接受采访。诚然，这是花了大量的策略技巧才做成的。他并没有独占谈话，这里不存在‘hardsell’（硬性推销），你也不会有精神上被压倒的感觉。实际上，在小组会议上，他很细致地留意给每个与会者参与并表明自己观点的机会。屡屡是毛来概括总结会议的意向，他的总结每每都是巧妙顺畅，全面而又简洁的。”

　　10月9日晚，在中共总部曾举行了一场即兴舞会。毛与江青双双参加，用谢伟思的话说，他们“优雅、幽默，彼此之间，并且与多数与会者再三起舞。想起毛平常沉静淡漠的举止，在某种意义上只能管这叫‘放浪形骸之外’了”。

　　11月初，美国人着手努力将国共双方捏合到一块儿。他们派来了赫尔利将军，11月7日赫未经通报便出人意料地在凄凉萧瑟的延安机场着陆。毛只是在赫尔利的飞机已然着陆后才得知他的到来的：他召集高级官员一道挤进他那辆弹痕累累的救护车，匆匆驶上跑道。据怀特记述，“全权代表“和蔼地向他们致意，发出了一声印第安人的战斗呐喊，然后爬上了救护车。”当他们途经一群由牧羊人赶着的羊群时，毛回忆说他自己也曾是个放羊娃，赫尔利接过话说他年青时作过牛仔。接风宴后，毛和赫尔利已经像是心腹知交了。

　　毛是友好、坦诚的。但赫尔利一方的政治共识却少得可怜。第二天，他便以强调国民党的和解之意的方式开始与毛协商。于是乎，毛对其美国客人大发了一通反对蒋总裁的议论。谈判的头一天，便以争辩得不可开交而告结束。

　　可是当天晚上和第二夭早晨，赫氏又走向了另一极端。他起草了一个建立真正的联合政府的建议，其中共产党人可享有有保障的言论、活动、集会自由。毛对此感到很高兴，他保存了由赫尔利签了名的建议副本，以作为信义的标志——尽管赫尔利周全地提醒毛，他不是能代替蒋总裁讲话的人。对毛来说，罗斯福的个人代表以他的名义起草这些建议，并以此来驱策国民党，这已经足够了。

　　几天后，晒着11月的太阳躺在病榻上的王明接待了笑咪咪的毛泽东的意外来访。他要王明看一封电报，这是罗斯福总统对毛祝贺他在美大选中获胜的答谢。毛显然相信，这一纸公文开辟了可能与白宫进行直接个人接触的前景。

　　然而，总裁理所当然地拒绝接受赫尔利的建议，美国人力图使国共双方和解的努力化为乌有。也许是那封电报给毛壮了胆子，他决定向可以对蒋施加压力的唯一来源求助。1945年1月9日，他告诉“迪克西使团”的高级官员，雷·克罗姆利少校”，他与周恩来已做好准备，飞往美国会晤罗斯福总统，克罗姆利给在重庆的美国大使馆发了封电报：“毛和周将即刻单独或一道启程前往华盛顿作探查性商谈，罗斯福总统应否表示在白宫以中国主要政党领袖接待他们。”

　　此事被列为绝密，以免一着棋错，殃及国共谈判。第二份电报发给了美国军事代表魏德迈将军，大意是说周已要求此事不把赫尔利大使考虑在内，“因为我不相信他的决断力。”即使在正常情况下，毛也可能将其希望寄托在赶赴白宫谒见所得到的拥抱嘉奖上。但是两桩互不相干又出人意料之外的坏事，却使毛功败垂成。

　　第一桩，魏德迈将军外出缅甸，请赫尔利大使处理其函件，致使赫尔利看到了周对他的评论。第二桩，赫尔利为两项显然是为中共提供的军援动议事先没与他作任何商量而大为光火。结果，他将这一动议压了一段时间，最终，把情况添油加醋地通报给华盛顿，建议反对向中共提供任何军事帮助。于是白宫就将这件事情搁置起来，认为没必要一定要对毛的要求形成一个大致看法。此事从未有过定评，任凭世人评说。

　　在与美国讨价还价的同时，毛的长子自俄回国。这是15年来父子二人的首次重聚。毛岸英，现在已是25岁的小伙子了。193D年曾与母亲杨开慧一道被国民党拘禁。杨开慧遇难后，他和弟弟岸青被偷偷送往上海，隐姓埋名，在穷途末路，艰难窘迫的情况下，由从长沙逃亡来的毛的家人照看起来。俄国人打起仗后，孩子们被送到苏联，就学于伊凡诺沃的共产国际学校。

　　岸英取了个俄国化名谢尔盖，他学得一口流利的俄语，却开始把中文忘掉了。俄国人发现他害羞，讨人喜爱，还有点被宠坏了，但从没人提起过他的父亲。他在东欧前线坦克部队里参加了战斗，斯大林还给了他一支手枪。

　　242第14章

　　给在重庆的美国大使馆发了封电报：“毛和周将即刻单独或一道启程前往华盛顿作探查性商谈，罗斯福总统应否表示在白宫以中国主要政党领袖接待他们。”此事被列为绝密，以免一着棋错，殃及国共谈判。第二份电报发给了美国军事代表魏德迈将军，大意是说周已要求此事不把赫尔利大使考虑在内，“因为我不相信他的决断力。”即使在正常情况下，毛也可能将其希望寄托在赶赴白宫谒见所得到的拥抱嘉奖上。但是两桩互不相干又出人意料之外的坏事，却使毛功败垂成。第一桩，魏德迈将军外出缅甸，请赫尔利大使处理其函件，致使赫尔利看到了周对他的评论。第二桩，赫尔利为两项显然是为中共提供的军援动议事先没与他作任何商量而大为光火。结果，他将这一动议压了一段时间，最终，把情况添油加醋地通报给华盛顿，建议反对向中共提供任何军事帮助。于是白宫就将这件事情搁置起来，认为没必要一定要对毛的要求形成一个大致看法。此事从未有过定评，任凭世人评说。在与美国讨价还价的同时，毛的长子自俄回国。这是15年来父子二人的首次重聚。毛岸英，现在已是25岁的小伙子了。193D年曾与母亲杨开慧一道被国民党拘禁。杨开慧遇难后，他和弟弟岸青被偷偷送往上海，隐姓埋名，在穷途末路，艰难窘迫的情况下，由从长沙逃亡来的毛的家人照看起来。俄国人打起仗后，孩子们被送到苏联，就学于伊凡诺沃的共产国际学校。岸英取了个俄国化名谢尔盖，他学得一口流利的俄语，却开始把中文忘掉了。俄国人发现他害羞，讨人喜爱，还有点被宠坏了，但从没人提起过他的父亲。他在东欧前线坦克部队里参加了战斗，斯大林还给了他一支手枪。

　　小一点的孩子岸青，化名尼古拉，也有近似的经历。他学过机械，给他的俄国同志以一个性格举止热烈而古怪的印象。头脑容易发热，却往往有始无终。毛曾经透露说岸青有精神疾患。这也许就是毛在50年代一个有关岸英、岸青的讲话的脚注吧，讲话大意是“一个儿子死了，一个疯了。”

　　红卫兵声称，岸青在其母亲被捕后曾经受到照料他的资产阶级家庭的虐待。一些苏联专家认为他是“类精神分裂症”患者，另一些人则确信他的行为是因为曾被西方传教士的棍子击中头部而造成的。在俄国，他曾下过国际象棋、还爱上了一位金发姑娘，像个小花花公子。

　　1944—1945年冬天岸英回到延安时，弟弟也离开了俄国。毛明显地感到大儿子在完成其旅俄经历后需要去去骄娇二气，于是便把他送到几英里外的著名的劳动英雄吴满有处一道生活。吴战前来到延安时还是个饥馑的难民，从共产党人那儿分得一小块土地后，侍弄得相当成功。据中共领导层中一位亲俄成员说，年轻人对其父的安排大为不满，并在事后告诉他：“我没有向这个Kulak（富农）学习，我非常讨厌这个大富农家庭生活的一切方面。我永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苏联学校培育出来的学生。我任何时候也不以为耻，而是反以为荣。”

　　毕竟这是毛氏家庭中的传统，儿子应当反抗老子。但毛这一方多少有些公正可言。后来干了一年农活手上长了茧子后，年轻人得到了个差使，在中苏人员之间当翻译，一个中国同志当着俄国人的面问他“你到底学过中国话没有？”

　　这家人还救出了毛的年幼的侄子，泽民之子毛楚雄。自从其父被鸩杀于新疆后，他一直由姥姥抚养。但是刚过一年他便死于非命，在内战中被敌人活埋了。

　　这段时间里毛试图彻底探明美国人政策之玄秘。3月13日，他邀谢伟思作了另一番长谈，他向美国人保证，中共的政策于美国之利益并无威胁。毛声称：

　　“中美两国人民之间为同情、理解和共同的利益紧紧地连结起来。两国人民本质上都是尊崇民主和个性的。两国人民主来都是爱好和平，反对侵略，反对帝国主义的。战后中国之最终需要是经济的发展。她缺乏独立实现这一目标的资本积累，她自己的生活水平相当低下，再不能进一步抑制其对资本的需求了。

　　“美国与中国经济上彼此互相补充，他们之风将不互相竞争。中国不要求发展大型重工业，她并不希望在高度专门化的工业方面去迎合美利坚合众国。美国为重工业和这些专门化工业需要输出市场。她还要为其资本投向寻求出路。

　　“中国需要建立轻工业，以保证自身的市场供应，提高本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最终她还可以为远东其他国家供应轻工业物资。她拥有原材料和农产品，用以帮助支付外贸及投资之开销。美国不仅是帮助中国发展经济最合适的国家，而且也是唯一能够完全参加这一合作的国家。”

　　“为了所有这些原因，中国人民与美国人民之间不应该，也不能够有冲突、疏远或误解发生。……”其后不久，谢伟思奉召将返回华盛顿。4月1日毛最后一次接待了他。

　　谢伟思回忆，毛“兴致格外地好，离开座椅，奉上激动人心、词藻华美的谈话。”他重申了对美在华继续实施积极政策所抱的希望。

　　谢伟思抵达华盛顿这天，正是罗斯福去世之日——4月12“抽象的爱”245日。他很快卷入了联邦调查局对《亚美》杂志案的调查中，并因涉嫌向新闻界透露外交机密，于6月6日被捕。这一连串相关事件使毛放弃了对美接的希望，他将谢伟思的被捕看做美国对华政策的转折点。

　　从表面上看，毛仍对来自美国人的理解与帮助抱有希望。他以猪肉丸子、豹子肉、百年陈酿款待7个前不久在华北失事跳伞生还的美国B一29飞机飞行员。共产党人护送他们穿越日军前沿，到达通往延安的安全之途。毛送给他们每人一件礼物——清一色红区产的厚毛毯。他们都曾谈到毛边走边与以迅速而机械的方式挥着手指头纺棉线——用近似于甘地的纺车——的同志交谈的情景。

　　毛在4月的一个讲话中评述：“中国人民一向视为居住在遥远地方的美国人民，如今看起来就像隔壁的邻居了。中国人民将愿同那些伟大民族的人民一同工作——美国、英国、苏联和法国——并与所有国家的各族人民一道创造一个‘稳固而持久的’世界和平。”但是，幻想之破灭很快地公开化了。到了7月，毛对非共产党的来访者夸耀说：“我这几条烂枪，既可同日本人打，也就可以同美国人打，第一步我要把赫尔利赶走了再说！”

　　在此期间，毛还在筹备被大大拖延了的党的“七大”。这个所谓“胜利的大会”，1945年4月在延安开幕。大会的开场戏是，在会议举行的前几天中央委员会通过的由毛起草的一篇长文，题为《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是以将毛推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得胜的关键角色为目的，对历史进行了大胆的重写：“毛泽东同志代表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人民，将人类最高智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理论，创造地应用于中国……光辉地发展了列宁斯大林……的学说……”

　　在这令人惊异的“决议”中，用毛自己的话说：“尤其值得我们庆幸的是，我们党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创造性地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革命学说应用于中国条件的工作，在这10年内有了很大的发展。我党终于在土地革命战争的最后时期，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中央和全党的领导。这是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的最大成就，是中国人民获得解放的最大保证。”

　　自我庆贺不可做得太过火。在这份文献中，毛在军事战略和政治两个方面对来自友的和右的批评者作出了不利的判决。他援引斯大林的一个命题，正确的策略指导需要正确的形势分析，进而说道：“而毛泽东同志对于中国革命运动的指导，正是一个最好的模范。”援引斯大林的话，在整个决议中仅此一例，并且它还是间接引用的。因为斯大林对中国形势之洞察力已表现为格外缺乏先见之明。决议澄清了毛对斯大林的预见缺乏尊崇，以及斯大林的指导对毛的中国革命理论的正确形成没起作用或作用甚微这一事实。实际上，决议正本直到8年后斯大林去世之前才发表。

　　当然，如何做出正确的主观判断从而进行策略上的指导，是无法汇集整理的，整个决议对此也只能如此说：“毛泽东同志就供给了一个坚持真理的原则住和·服从组织的纪律性相结合的模范，供给了一个正确地进行党内斗争和正确地保持党内团结的模范。”

　　决议作者继续毫不汗颜地写道：“毛泽东同志从他进入中国“抽象的爱”247革命事业的第一天起，就着重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以从事于对中国社会实际情况的调查研究……毛泽东同志……所规定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正是他的……光辉成果……”

　　最后，这个被中央通过、英雄在其内大唱自己的赞歌的决议中确认，“全党已经空前一致地认识了毛泽东同志的路线的正确性，空前自觉地团结在毛泽东的旗帜下了。”

　　于是乎4月23日开始的“七大”成了毛的凯旋式。其最精彩之处是刘少奇所作的新党章报告。该报告宣称，全党“以……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在这个报告中，刘提到毛或他的思想不下105次。刘的妻子后来告诉其女儿，“毛泽东‘七大’前尚无威信可言。是你爸爸和其他领导人为他建立了威信。”

　　刘的兄弟后来的一次议论可以证实，作此姿态并非出自全心全意：刘少奇毕业于苏联马克思列宁主义大学。”是刘少奇把他的地位给了毛主席；刘少奇本来有可能在初选中获胜。这当然是夸大其辞。到1945年，再没人能向毛挑战。但正如60年代的历史所证明了的，毛是将胜利建筑在不太牢靠的基础上的。

　　尽管如此，刘还是选择1945年，以他作为副手与第一继承人为条件，将他在城市和工会中苦心经营的党的基层组织并入毛来自农村地区的农民军队（党现在自夸已拥有百万以上成员）。他在党的代表大会上对毛的赞扬慷慨而无节制：

　　“毛泽东的伟大功绩在于把马克思主义由欧洲形式变为亚洲形式……毛泽东是中国人，他分析中国的问题，指导中国人民在斗争中走向胜利。他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阐释中国的历史与实际问题。他是第一个成功地进行了这一工作的人……他创造了中国式或亚洲式的马克思主义。中国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广大人民耕种着极少量的土地，生活在饥饿的边缘。要想过渡到更加工业化的经济，中国面临着……高度工业化国家……的压力。南部和东部亚洲其他国家也有类似的情形。中国选择的道路完全将影响他们。”

　　6月11日，通过了新党章，毛被确认为党及其首脑机关的主席，刘少奇为他的第一副手。即使这样，仍有迹象表明，毛对自己为防备布尔什维克建立起来的联盟有所保留。最后，毛给两个生病的领导人送去了担架，其中之一是王明，以使他们的出席能够证明大会的团结。王明描述这一幕为：

　　“毛泽东一个人站在台上，向主席团成员热情挥手以示邀请。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走上台来，和毛泽东一起站在主席团的长桌子后面。其他10位主席团成员（陈云、康生、彭德怀、张闻天、高岗、彭真、林伯渠、董必武、贺龙、徐向前）仍旧坐在大厅里。毛泽东一边做手势一边点头，向他们示意，请他们上台。在这以后，他们才一个个好像根拘束的样子，不慌不忙地登上主席台，走到主席台右边的一个角上，远离主席团靠墙坐下。坐在前排的代表，甚至都看不见他们。同时，在前台主席团桌后站着上面提到的5个人，这时的情况是：毛担心地在他们中间来回走着，不时望望每一个人，其余4个人窘红着脸走来走去，互相催促着，好像孩子作客一样。他们还不知道谁应该坐在哪里。”

　　“团结”的取得付出了不小的代价。对日战争即将结束，毛厌恶地评论国民党在美国支持下匆忙准备紧接而至的内战。他在7月中旬预言：“美国政府便将陷在中国反动派的叉臭又深的粪坑里拔不出脚来。”曾一度寻求与罗斯福会面的毛，现在转而给美国共产党领袖福斯特发出了一份亲如兄弟的电报。

　　8月初，原子弹落到了长崎和广岛。几天后，毛向其干部保证，这样的武器解决不了战争。“我们有些同志也相信原子弹了不起……这些同志看问题，还不如一个英国贵族。英国有个勋爵，叫蒙巴顿。他说，认为原子弹能解决战争是最大的错误。”

　　日本投降后，蒋总裁即刻电邀毛赴渝和谈。双方电报往来持续了大约两周时间，但毛规定了若干条件。8月末，赫尔利大使飞赴延安，敦促毛南下与对手谈判，毛被说服了。他致电蒋：“（梗电诵悉。甚感盛意）鄙人亟愿与先生会见，共商和平建国之大计，（俟飞机到，恩来同志立即赴渝进谒）弟亦准备随即赴渝。（晤教有期，特此奉复）”。8月28日，他启程赴渝，去与明知一心要毁灭他的人打交道。

　　第15章魔鬼的晚宴

　　（1945—1948）

　　1945年8月28日夜，蒋介石元帅为毛抵渝设宴接风。这是他们18年来的第一次会面。一个现场目击者记述：“蒋为他祝酒，但仅仅用嘴唇碰了碰杯子。”头两天，毛作为客人住在重庆城外他的死敌的避暑别墅里，而周恩来为防投毒，总是先替他尝第一口酒。

　　有周和一同从延安飞来的王若飞作后盾，毛一头扎进了与国民党领袖的谈判中。毛事后回忆道：“蒋谈论的是和平……，可他又下了不光明正大的命令。谈判期间他对我党发动进攻，被歼灭了3个师……”。9月4日，毛和蒋第一次举行不带任何助手的私下会晤。但是，分歧依然如旧：蒋要求在联合政府中共产党军队不得超过12个师，而毛则要求占20到24个师。

　　在这段时间里，毛巡回穿梭于茶话会、鸡尾酒会、欢迎会和记者招待会间，向中立的中国人阐明中共的观点，并向这个当时作为中国临时首都的城市里的外国人做各种说服工作。他除了会晤苏联、美国、英国、加拿大和法国大使之外，还会见了几个国家的援华组织领导人。他将他的诗《雪》的抄件送交《大公报》发表，借以改变其粗陋、没文化的农民领袖形象。“全国人民希望和平”，他告诉应召而来的外国记者，“我到重庆来尽一切努力以达到和平。”毛特别热心于会见进步的美国人，他在八路军办事处接见了威廉·欣顿和杰拉尔德·但南鲍姆。八路军办事处坐落在重庆一条肮脏狭窄的街道上，是一所白灰抹墙的房子；这里实际上被当作中共的临时“大使馆”，使这两个美国人感到惊奇的是，毛详细地向他们评判了杜鲁门和美国的劳工运动。

　　他想弄清楚“FarmBureau（农业协会）和FarmersIUnion（农民联合会）之间的区别是什么？……，为什么美国大多数工人没有组织起来？……”

　　毛还会见了三个年轻的美国飞行员，霍华德·海曼、艾德沃·贝尔和杰克·艾德尔曼。这三个中国共产党的同情者知道毛的烟瘾很大，而延安的香烟短缺，“所以我们从我们的定量中拿出几盆美国香烟，并写上了简短的话，表达我们对中国人民的繁荣、和平将来的祝愿，”把它们留在了毛的总部。

　　作为回敬，毛邀请他们吃饭，对此，二等兵海曼回忆：“毛与工人、领导人、厨子、侍者间的相互关系是一种爱与热情。我从中找不出哪怕一点儿傲慢浮华、礼仪规矩和屈尊俯就之感，或者其他什么矫揉造作的东西。”毛泽东是否抽了这些烟，无从知晓，但其后不久，毛在重庆时的一位中国老熟人收到了毛赠送的“好运”牌香烟，因此，也许这些礼物又被毛当成礼物了。

　　5个星期后，双方开始达成谅解。10月8日，毛出席了国民党的一个招待会，并乐观地谈到了中国的未来。他的祝酒辞是：“新中国万岁！”，“蒋委员长万岁！”。两天后，他与总裁签署了临时协定，当晚，蒋介石邀请他看歌剧。就在毛看歌剧的时候，他的汽车在停车场被炸。如果说应有所暗示的话，这便是一个信号，无论总裁作何打算（共产党也因20年代的经历有足够的理由怀疑他们），国民党中国是有一些不愿与毛合作的分子的。

　　10月11日，毛在这不和谐的旋律中飞返延安。他是在情绪低落、健康不佳的情况下返回的，他对他的同志说：“在重庆期间，我的神经过分紧张。现在还感到十分疲乏。体力衰退，时常心动过速，头昏、失眠（梦中出汗。”据他的一个同事说，他患了半年多的神经衰弱。

　　就其从重庆带国的协定，他解释说：“国民党承认了和平团结的方针和人民的某些民主权利，承认了避免内战，两党和平合作建设新中国。这是达成了协议的。还有没有达成协议的。解放区的问题没有解决，军队的问题实际上也没有解决。已经达成的协议，还只是纸上的东西。纸上的东西并不等于现实的东西。”前途有两个，一个是继续谈判，另一个是继续打下去。“人民的武装，一技枪，一粒子弹，都要保存，不能交出去。”只要毛泽东有几个月没有发表声明或公开露面，传闻便沸沸扬扬。其中有一个传闻是，毛已到俄国，正与斯大林共商共产党接管中国之事。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此刻正是斯大林已经得出中国共产党过于弱小，无法赢得反抗国民党的国内战争这一结论，因此不准备帮助中共之时。1945年末，俄国人将离俄国边境不太远的重镇山海关交给了红军，结果却眼看着国民党麻利地挫败中共，将其占领。1946年4月，与毛同辈的4个领袖，在一架美国运输机自西安至延安的途中因坠机事故中丧生。他们中有毛当时在权力场上的老对手博古，和颇具潜力的新手、毛在重庆的谈判伙伴王若飞。但与此同时，过去共产党领导层中的另一个幽灵，”在莫斯科呆了15年之后，又突然在中国出现。人们从李立三在哈尔滨的露面推测，他可能是被斯大林派回来接替毛泽东的位置的。然而红色区域内对毛的迷信仍在继续，毛的最热心的支持者之一张如心”在1946年声称：

　　“有人说毛泽东是个天才，一个英明的人。的确，他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天才。但必须指出的是他的天才既不是神秘的，也不是天赋品质的结果。他的天才、智慧、才能是中国人民才智的集中体现。毛泽东是最杰出的炎黄子孙，是中国人民最卓越的象征。同时，他也是世界人民的领袖，一个科学家，一个天才，和一个革命者——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忠实信徒。”

　　5月间，国民党和西方的新闻机构叉坚持说毛去了莫斯科，但是这一谣言又被有力地否定了。10年后，毛在谈到中国革命这一极为艰难的阶段时，公开地、半真半假地诘骂斯大林。他在1956年宣称，斯大林“先是不准革命，说是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仗打起来，对我们半信半疑，”

　　英国作家罗怕特·佩恩6月间在延安一所挂有孙逸仙、蒋介石、杜鲁门、斯大林和艾德札肖像的简陋房间里见到了毛。与30年代相比，延安诸方面都略有改善。承蒙“迪克西使团”发电站的特许，这里有了电灯，电影则正在上映46—47年的《舍伍德森林匪徒》和有点不合时宜的《多莉姐妹》。

　　佩恩声称，拍照并不能反映自己对毛的以下真实印象：“……这个人留着青黑色的飘逸长发，戴着圆圆的银边眼镜，柔和的下颌，缩拢着的、甚至有点女性化的嘴唇，大学教授般的风度……一会儿像孩子似地痴笑，一会儿又深沉地富有权威性地、带着十分独特共鸣的轻声细语。他已经53岁了，看起来像30岁……他穿着黑棉布拖鞋，棕色羊毛中山装。摆手时，他将肘部抬到肩膀的高度，这是个古怪的姿势……”

　　国民党现在全然丢掉了合作的伪装，对共产党发起了全面进攻。毛不得不面对一场既得不到俄国的支持，也没有美国援助的武装斗争。然而他似乎知道自己是赢定了。正如他8月间对美国作家安娜·路易丝·斯特朗所说：“我们所依靠的不过是小米加步枪，但是历史最后将证明，这小米加步枪比蒋介石的飞机加坦克还要强些。虽然在中国人民面前还存在着许多困难，中国人民在美国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派的联合进攻之下，将要受到长时间的苦难，但是这些反动派总有一天要失败，我们总有一天要胜利。这原因不是别的，就在于反动派代表反动，而我们代表进步。”

　　也正是在这次会见中，毛详尽地阐发了他的关于原子弹的名言。斯特朗想知道如果美国用原子弹对付俄国，那将会发生什么。毛回答说：“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看样子可怕，实际上并不可怕。当然，原子弹是一种大规模屠杀的武器，但是决定战争胜败的是人民，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他还对今后世界区域性划分作出了分析：“美国和苏联中间隔着极其辽阔的地带，这里有欧、亚、非三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他预言，这一地带反抗超级大国压迫的力量正在日益增长。

　　8月底，毛到哈尔滨与林彪商汁东北红军如何对付国民党进攻的问题。据说，刚刚从俄国回来的李立三已经得到了林彪的政治保护。在众人面前，李立三表现出一副仟悔的面孔。9月初，他对《纽约先驱论坛报》表示：“历史事实表明，毛是对的而我惜了。庆幸的是我叉被引回到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之下。”但是《纽约时报》的一名记者却报道，李正在北方组织一个反对派，以削弱毛的领导。此举的目的在于在苏俄帮助下，在东北或蒙古建立一个自治地区。

　　10月，《纽约先驱论坛报》的A·T·斯蒂尔采访了毛。斯帝尔想弄清毛是否把蒋看作中国的“当然领袖”。毛回答：“世界上无所谓‘当然领袖”。”毛对美在中国的伪善调停颇有微辞。

　　毛有充足的理由来证明这场国内战争是血腥残酷的。在列其同志所作的关于日本投降一年来中共抗击国民党的报告中，毛说：“过去8个月经验证明：歼灭敌军1万人，自己须付出2000至3000人的伤亡作代价。这是不可避免的。”国民党的力量4借于共产党，在1946到1949年内战的开始价段，红军在长城与长江之间被消耗了1/6。”

　　1946年末，毛在延安接待了一群西方记者。其中一位记者报道说：“他看上去明显地从去年冬天那今他倦怠的过度劳累中恢复过来了。他时常解颐开怀……”《纽约时报》一名记者把他描述成一个“颇有些女人相的男人，穿着家织的棕色上衣，戴着黑布帽，坐在那儿熟练地用牙嗑着西瓜籽……”几天后，《新闻纪事报》的杰拉尔德·山姆逊在席间对毛提起俄国人正将工业装备从东北撤走之事。毛解释说：“苏联军队从未用它来屠杀中国人，可如果蒋总裁得到它，他会把它用于这个目的。”当然，一些观察家相信，斯大林这是在蓄意拒绝对中国共产党的援助。至于将来，毛向山姆逊保证：“共产主义中国的最初阶段是工业化和资本主义时期。”此时，毛也十分清楚党内外在反对他的领导，他对此深恶痛绝。从他抄录给一个朋友的唐诗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

　　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

　　毛在1947年头几周年果真“卷土重来”了。这也是他通向北京权力的艰难历程中最后的一搏。3月12日，国民党对延安发动了意在迫使中共放弃其首都的大规模空袭。在指挥疏散的紧张日子里，毛比平时花费更多的时间同孩子们玩耍，明显地要给人以轻松的印象。

　　3月18日黄昏时分，积雪厚达12英寸，红军出发了。身后留下了被敌人炸得遍地瓦砾的空城。几乎同时，国民党军队占领了延安。

　　毛坐在一辆吉普车上，这辆吉普车驶出延安仅几英里远时曾被敌人飞机的机枪击中。一个西方通讯社报道说他左胸中弹负伤。实际上，尽管车顶被穿了几个洞，但车上乘员没有一个受伤，随后，他们用树叶将车子伪装起来，继续前进。

　　就在此刻，毛和妻子恐怖地意识到，他们没把孩子带在身边。毛的小女儿毛毛在从延安仓促撤退的慌乱中走失，“从此杳若黄鹤。但在紧急搜寻中却在一户农家里找到了天真活泼、对正在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的李讷。为了安全，小姑娘被送到周恩来的妻子邓颖超身边，后者被派到军事上相对安全些的地方。小姑娘在邓的监护下生活了几个月。直到70年代，她仍称邓为“邓妈妈”。

　　始于1947年3月的这一旅程，变成了长达两年的另一次长征。毛不停地从一个地方走到另一个地方，躲避国民党军队。危险与骚扰相加，使毛及其部下养成了日出而息、日落而行的习惯，后来他们发现，这种习惯已很难改掉。不论到哪儿，只要能呆几天，他们都要在那一地区搜罗转战需要的“三大法宝”——毛皮、草药、食盐。为将被敌人发现的机会减少到最低限度，领导人都用了化名。毛化名为李德胜一意为“坚决要战胜”。中国的一些报纸谣传说毛已去了北韩。

　　共产党的领袖们在放弃延安时都已分散，大部分书记处成员，包括毛和周恩来，在坚守陕甘宁边区的同时，又北上向长城推进，与此同时，刘少奇、朱德则向东，在河北西柏坡建立一个工作委员会。毛在负责指挥整个前线战局的同时，还“亲自指挥了陕北战场”。

　　毛的小分队辗转到了青阳岔。4月9日，毛在此起草了一份通知，向党内其他同志说明眼下发生的一切。他命令他们保卫西北解放区，“用坚决战斗精神保卫和发展陕甘宁边区和西北解放区，而此项目的是完全能够实现的。同时他说明党中央和解放军总部要留在陕甘宁边区——“此区地形险要，群众条件好，回旋地区大，安全方面完全有保障。”

　　他们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继续向王家湾进发。毛不得不吃“用谷粉和榆钱”做成的稀糊糊。他的警卫员发现他因饥饿劳之上马后在鞍子上直打幌。他的助手们慌忙拿来担架。

　　“这是什么？”毛笑道，“你们又想让我上担架？”“您太累了”，警卫员说，“同志们都愿抬您。”“大家都累了”，毛争辩着，继续骑着马。在王家湾，他们休整了近两个月，在这里，毛给彭德怀将军和前线其他司令官发了一道命令。他写道：“我之方针是继续这去办法，同敌在现地区再周旋一时期（一个月左右），目的在使敌达到十分疲劳和十分缺粮之程度，然后寻机歼击之……这种办法叫‘蘑菇’战术。”

　　王家湾是座仅有10户人家的小村子，坐落在山脚之下，而敌营距此仪6英里左右。一个老农将其摇摇欲坠的破窑洞借给了共产党的领袖，窑外是一座充斥着腌菜缸辛辣气味的小院子。

　　这是两孔相连的窑洞，毛与妻子住在里问，周恩来和其他两个中央委员住在外间。每当4个人要商议什么时，江青只好离开害洞，呆在一间驴棚里。江青后来还曾回忆起她是如何一连几天和驴呆在一起无所事事，一身虱子跳蚤，身体也掉了份量的。

　　正是在这里，毛有了个非比寻常的机会去扮演一个可亲的校长角色。一天，他们的“东道”，村千里那个借窖洞给毛的老头儿，在他们听收音机时走了进来。他以前从未见过收音机，见了之后便大为惊异，前后左右看了个遍以后，说：“这是什么？里面可有人吗？”

　　大家都乐了。“别笑”，毛说，“你们哪一个要是知道这个原理，就把它讲给大叔听嘛。”

　　可没人能作出解释。一阵局促的沉默后，毛拿出个凳子让老人坐下，然后就像拉家常似地开始解释无线电是怎么一回事。一个当事人回忆：“他讲到了空谷回声，空气的振动，最后是一些有关电磁波的运作原理。我们越听越有趣，像是参加一个很吸引人的讲座，”

　　对于这一新发现，老人颤着声音说，要是早先他看见这玩意儿，准保劈了当柴禾烧了。以后要找到这东西，他会留着它“听毛主席的声音”。

　　由于当时仍秘而不宣，老人家没有认出他的这位新先生的真实身份，只知道他的化名——李德胜。

　　直到毛离开王家湾，老人才终于知道了以前住在他窑洞里的是什么人。不久，国民党占领了村子，他们试图逼他说出毛在什么地方，而且他们还以跺掉他两根手指头相威胁，即使这样，老人最终还是没有告诉他们。

　　王家湾窑洞里召开的中央委员会会议紧张而激烈，谁也不知道敌人将从什么方位，以何等力量逼近。毛的观点是共产党应坚持在陕北境内不断躲避敌人的灵活战略，对这个战略他们已经非常熟悉了。另一些人则吵着要撤过黄河，尽快向东挺进。毛时常是在恼羞成怒和精疲力竭的状态下结束会议的。事后江青回忆说，一开始她也不清楚什么东西使毛的脾气变得这么坏。

　　4月4日的皤龙战役使毛的态度变得较为乐观。这一仗，红军消灭了国民党一个师，除俘虏外，还获得了大量给养。然而到6月份，当敌人逼近村子时，毛不得不率部离开王家湾，向西转移，来到长城附近，国民党对他们一路追踪，他们不得不在电闪雷鸣的狂风暴雨里连续不断地行军。有一回向导迷了路，他们不得不在敌人鼻子底下折回来，只能靠手势互相联络。

　　江青有意让她的马落在打头阵的领导人后面，以免除他们在这种环境下照顾她的负担。然而她很快发现，她自己成了这一队步兵中唯一的骑手。他们中的一个人将她从马上拽下来，以免马在泥泞中脱缰或打滑摔着她发生危险。这些人不得不手拉手组成人链，以便维持正确的路线。破晓时分，毛捎信儿过来，让她到前面和他会合。

　　那一夜，他们好不容易甩开了敌人，折而向东，在小河村度过了6月的下半个月和7月份。在此，毛发动红军进行了全国性的进攻，并签署同意了刘少奇关于温和土改的报告。这两个领袖仍是双套马车，尽管刘偶尔流露出保留意见，正如那时他在一次党的会议上说：“世界上没有一个十全十美的领导者，古今中外部没有。如果有人要充作这样一位领导者他只不过是猪鼻于里插葱，——装象而已。”

　　敌人的追踪使毛于8月初重又开始奔波劳顿。3周内，他日复一日地朝着黄河稳步行进。酣战之中的他，骑在马上爱惜地掏出香烟，可又因“禁烟”命令已下，无可亲何地放回口袋里。他卷起裤腿淌过激流，折根树枝扔在河里看看河水流速，他戴上柳条帽圈伪装起来，以防头顶敌机空袭，而后，等帐篷支起，电台架好，便没完没了地阅读电报，并对其他指挥官下达指示以控制战役。有时他走出来，聆听远处山谷的枪声，以弄清他的计划是否在顺利施行。

　　他们挺进到了黄河之滨的葭县，在那儿，江青给毛买到了一些山植。敌人仍穷迫不舍，先头部队中的毛得到消息，说周恩来病了，毛把担架送给了他那位鼻子流着血、衰弱地坐在草地上的同志。周一开始拒绝用担架，只是在江青回过头来查看情况时才让了步。周刚刚躺在担架上，他的鞋底便一览无余，江青叫道：“周副主席，你的袜子全从鞋底里露出来了！”

　　“露出来了，是吗？”周笑道，“难怪走路时脚感觉到路上有东西硌。”另有一次，毛已经睡下，周发现了附近山上敌人点的火光。与当班的高级官员商量后，周说：“别告诉主席，让他好好睡一觉，他太累了。”但是毛还是在他的房里听到了，并喊道：“不用担心，今天这世界不是他们的，是我们的。”国民党迫使毛自葭县再度西进，一直走到梁家岔。在此，毛通过无线电在8月的第3周内指挥了决定性的沙家店战役。这场战役的胜利标志着共产党内战中的防御阶段的结束和红军反攻的开始。蒋介石已将其战线伸展到了满洲。据估计，红军已经能从俄国人手里得到枪械和物资了，同时还能从国民党俘虏手中缴获一些。农民们也在响应中共土地改革的号召。毛这时叉向东，回到了葭县，随后回头向南，11月中旬到1948年3月间，在杨家沟建立了冬季临时总部。

　　这段行程期间，江青离开丈夫，渡过黄河来到古城双塔，与她离别了8个月的女儿李讷团聚。周的夫人自春天将李讷护送出延安后一直把她留在身边。毛的夫人站在城墙上向着西边远方的延安城方向看了最后一眼，怀旧之痛阵阵袭来。她的女儿很快便和毛及其小分队重聚了。

　　12月，毛发表了题为《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重要讲话。该讲话稿是毛口授，由江青逐字逐句抄录下来的。毛回忆说：“那时我染上了病，因而不能写字。”

　　这篇讲话于1947年圣诞节传达给了在杨家沟的中央委员会。毛强调了放宽上改政策的重要性。1947年“土地法大纲”提出按人口平分土地，为适当地实行这一任务，党不仅要组织起农会，“而且必须首先组织包括贫农雇农群众的贫农团及其选出的委员会，以为执行土地改革的合法机关，而贫农团则应当成为一切农村斗争的领导骨干。”同时“曾经在1931年至1934年期间实行过的所谓‘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过左的错误的政策，也不应重复。”

　　实际上，毛是在空想着中共能够协力，在重新平分土地的同时，保存中农经济。这对整个农村来讲事关重大。毛于圣诞节在杨家沟中央委员会上所作的讲话十分典型。他说，每个人只需足够聪明、谨慎、富于想象，全面面诚实地执行政策，那不可能互不相容的目的是能够达到的。而在现实生活中，“土地法大纲”正在经由数以千百计的党的干部实施，他们每个人都不同程度地具有这些品质。

　　另一个新的问题是共产党庞大的新党员队伍。过去10年中他们膨胀了几乎百倍，达到300万人。这使得党有能力与日本人和国民党双方抗争。但是、“缺点也就跟着来了。这即是有许多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和流氓分子乘机混进了我们的党。他们在农村中把持许多党的、政府的和民众团体的组织，作成作福，欺压人民，歪曲党的政策，使这些组织脱离群众，使土地改革不能彻底。”毛以鼓舞人心的口号结束了这个报告。他将中国的地位与全世界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东方各国一切反帝国主义的力量，也应当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和各国内部反动派的压迫，以东方十万万以上被压迫人民获得解放为奋斗的目标……现在是全世界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走向灭亡，全世界社会主义和人民民主主义走向胜利的历史时代，曙光就在前面，我们应当务力。”杨家沟的3个月，也是毛不断著书立说的3个月。他的著作全面概括了从军事战略到与解放区内的中产阶级打交道、土改、经济政策、军内民主、党内行政效率等等各种问题。手写麻了，便借握石头来锻炼手指。毛与各阶层的灵活接触，生动地体现在他对地主的统治上。“地主富农在老解放区减租减息时期改变生活方式，地主转入劳动满5年以上，富农降为中贫农满3年以上者，如果表现良好，即可依其现在状况改变成份。”在1948年1月同一份指示中，毛提到了惩戒问题。“极少数真正罪大恶极分子经人民法庭认真审讯判决，并经一定政府机关（县级或分区一级所组织的委员会）批准枪决予以公布，这是完全必要的革命秩序。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必须坚持少杀，严禁乱杀。主张多杀乱杀的意见是完全错误的，它只会使我党丧失同情，脱离群众，陷于孤立。”一但土地斗争在各地区达到高潮后，“应在适当时机（在土地斗争达到高潮之后），教育群众懂得自己的远大利益，要把一切不是坚决破坏战争、坚决破坏土地改革，而在全国数以千万计（在全国约3.6亿万乡村人口中占有约3600万之多）的地主富农，看作是国家的劳动力，而加以保存和改造。我们的任务是消灭封建制度，消灭地主之为阶级，而不是消灭地主个人。”

　　第16章兵临北平

　　（1948—1949）

　　1948年8月下旬，毛离开杨家沟，开始了他通向北平的权力长征的倒数第二阶段。他率部在寨则山附近东渡黄河，然后转而北上，越过长城，仅用一天时间便进入内蒙古，随后南下河北。他们得翻越高达1万英尺、白雪覆盖着的五台山，这使得他们中的许多人上气不接下气。毛和江青乘坐几天前刚刚从敌人手中缴获的吉普车来到一座山的顶峰，一览这壮美的山河风光。又向前走了一点儿后，他们便接连几天遭到空袭。

　　征程之中，毛向解放区传播着智慧。4月，在对《普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中，他批评了共产党记者的缺点。尤其是他们中一些人没有彻底贯彻群众路线：

　　“他们还是只靠少数人冷冷清清地做工作。其原因之一，就是他们做一件事情，总不愿意向被领导的人讲清楚，不懂得发挥被领导者的积极性和创造力。他们主观上也要大家动手动脚去做，但是不让大家知道要做的是怎么一回事，应当怎样做法，这样，大家怎么能动起来，事情怎么能够办好？我们的报上天天讲群众路线，可是报社自己的工作却往往没有实行群众路线。例如，报上常有错字，就是因为没有把消灭错字认真地当做一件事情来办。

　　如果采取群众路线的方法，报上有了错字，就把全报社的人员集合起来，不讲别的，专讲这件事，讲清楚错误的情况，发生错误的原因，消灭错误的办法，要大家认真注惫。这样讲上3次5次，一定能使错误得到纠正。”同样，他还要求他的报纸保持其魄力与冲劲儿。“应当保持你们报纸的过去的优点，要尖锐、泼辣、鲜明，要认真地办。我们必须坚持真理，而真理必须旗帜鲜明……我们党所办的报纸，我们党所进行的一切宣传工作，都应当是生动的，鲜明的，尖锐的，毫不吞吞吐吐……用钝刀子割肉，是半天也割不出血来的。”5月底，毛抵达西柏坡，以后的10个月间，他的总部将在此逗留。直到他经过200英里行军，于来年8月胜利进入北平城。毛在对远方的战场施加他的影响时，遇到了一些阻力。1948年底，他的一个同事走进他的办公室时发现他正在发火。问他为什么，他回答说：“林彪不听命令！我曾经不止一次地命令他用猛攻拿下长春，可他怎么也不听！他坚持要用围困的办法把他们饿出来，迫使驻防军投降。”几天后，还是这位同事发现毛又在大光其火。因为毛命令林彪将军去给一个国民党将领下最后通牒，要他立刻投降，否则就予以全歼，但林彪没有执行这一命令。林相信，那个将领可能逃走，不会投降。

　　这期间，毛和王明发生了一场冗长的争论，其间毛显得很痛苦地绞着两手，隐喻他说着党在他的领导下曾经致力于一条同有俄国背景的同志们相敌对的路线。他甚至谴责刘少奇的政治路线上的一些错误。同时他也责骂王明不想让中国有一个与列宁主义平起平坐的自己的“主义”。他说：“你仍然还想恢复俄国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共产党内的统治地位……”

　　最后，王的夫人进来说：“我找你到处都找遍了，原来你还在这里争吵。我们还是回家吃晚饭吧。”一直坐在屋角听着他们争论的江青附和说：“你来了，这太好了！这两个老公鸡真是厉害得不得了，一见面就斗，一斗起来就没个完。你抓住你的，带他去吃晚饭吧，我也抓住我的去吃晚饭，免得他们再斗下去。”共产党目前已掌握了长江以北的整个北部中国，同时还在为接管南方半壁江山的渡江战役做准备。1949年毛以此为主题发表了新年献辞。他抨击了优柔寡断的人：“如果要使革命半途而废，那就是违背人民的意志，接受外国侵略者和中国反动派的意志，使国民党赢得养好创伤的机会，然后在一个早上猛扑过来，将革命扼死，使全国回到黑暗世界。”恰恰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劝毛，要他在长江以北建立人民共和国，而让江南任其发展。他很可能是害怕出现这样的结局，即中国共产党政权对俄国不抱好感，并控制住整个中国的资源。尽管这是出于错误的动机，但他也许是对的。眼下毛继续向江南横扫而去，吞噬着人口与土地，但他对今后社会和政治方面的消化不良将成为共产党的一大难题却没有丝毫准备。有人认为他的胃口太大了。

　　刘少奇当然倾向于审慎取舍。他在1948年底说，如果革命形势发展过快，“对我们的困难很多，不如慢一点，我们可以从从容容地准备。”当蒋介石拒绝了毛的和平条件时，毛便向江南的亿万人民发出如下号召：

　　长江流域和南方的人民大众，包括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有良心的国民党人，都请听着：站在你们头上横行霸道的国民党死硬派，没有几天活命的时间了，我们和你们是站在一个方面的，一小撮死硬派不要几天就会从宝塔尖上跌下去，一个人民的中国就要出现了。当最后胜利的曙光在地平线上愈来愈明亮之时，毛开始接受这样一个现实，即他、他的士兵和党必须越来越多地参与和他们已经获得完整经验的乡村地区完全不同的城市生活。1949年3月5日他在西柏坡对中央委员会所做的报告中，对这一问题的各个方面作了详尽论述：

　　从1927年到现在，我们的工作重点是在乡村，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采取这样一种工作方式的时期现在已经完结。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在南方各地，人民解放军将是先占城市，后占乡村。城乡必须兼顾，必须使城市工作和乡村工作，使工人和农民，使工业和农业，紧密地联系起来。决不可以丢掉乡村，仅顾城市，如果这样想，那是完全错误的。但是党和军队的工作重心必须放在城市，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就是在这次讲演中，毛详细说明了共产党统治中国的国家经济政策，“中国已经有大约10％左右的现代性的工业经济，这是进步的……”但是“中国还有大约90％左右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这是落后的，这是和古代没有多大区别的……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在最初这段时间里，一切不是于国民经济有害的资本主义成分都应允许其存在和发展。但资本主义将由政府通过税收政策以及制定市场价格和劳动条件等手段加以限制和抑制。

　　对于几乎占了国民经济90％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必须谨慎地、逐步地面又积极地引导它们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必须组织生产的、消费的和信用的合作社……”

　　这个讲话在对居功自傲的警告声中结束：“我们很快就要在全国胜利了。这个胜利将冲破帝国主义的东方战线，具有伟大的国际意义。夺取这个胜利，已经是不要很久的时间和不要花费很大的气力了；巩固这个胜利，则是需要很久的时间和要花费很大的气力的事情。资产阶级怀疑我们的建设能力。帝国主义者估计我们终久会要向他们讨乞才能活下去。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做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

　　“我们能够学会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中国人民不但可以不要向帝国主义者计乞也能活下去，而且还将活得比帝国主义国家要好些。”西柏坡召开的这次中央委员会会议还在领导权方面同王明进行了一场交锋。王明指控毛假借整风运动搞阴谋才成为党的领袖——针对王明的指控，毛做出了精彩的回答：“博古也好，洛甫也好，都只是名义上的总书记。六届四中全会以后，党内的总指挥实际上是王明……”

　　北乎现已被占领，共产党人正准备将政府机关迁入这座历史名城。红色攻势的下一个巨大猎物是南京城。这一切激励着毛写出了一首赞颂正在取得的军事胜利的诗：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狮过大江。虎踞龙蟠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在北平，毛住在紫禁城红墙后面中国前统治者住过的宅邸里。他选择了紫禁城内、由护城河环绕的中南海里的一座松树掩映、朴实优雅的平房。这是两套分属毛和江个人的、既独立又相互连通的房子，这两套房子由明朝风格的精雕细刻、错综复杂的廊柱划分开来。毛和江还在北平城外玉泉塔附近的西山分得了一套小别墅。

　　和在延安时一样，毛在中南海里有一小块园子。在那儿，他与江青种上了荣莉、草药和蔬菜。江后来说：“我还曾试着种一小块稻子和一小块棉花，”

　　然而，毛的妻子在到达北乎后便匆匆前往莫斯科疗养。用她自己的话说，她已经是“皮包骨头，体重减到了90磅”。延安两年的军旅劳顿，拖垮了她，就像15年前长征的紧张拖垮了她的前任，毛的第二个妻子一样。在莫斯科，俄国外科医生摘除了她的扁桃腺，并把她送到黑海之滨阳光明媚的度假胜地雅尔塔去增加体重。回到莫斯科，斯大林便邀她一叙。他显然有一个错觉，即毛委托她带来了某些信息。实际上，直到她秋天回到北平以后，毛也没有离开北平去朝觐斯大林的宫廷。

　　毛的妻子对她与毛在北平的早期日子的回忆是，他们大部分时间都花在阅读、时事研究和写作上面。他们很少一同外出，即使是作为消遣，他们也几乎从不到外面的餐馆吃饭。江青描述毛是“毫不在意他在吃些什么。”他吃饭很快，时常在最后一道主菜上来之前便吃饱了，那时他总是把有正菜没吃忘得一干二净。

　　这倒使江青记起宋朝一位政治家”，他总是吃离他最近的盘子里的菜，桌上其它菜一概不向。厨子以为那是他最喜欢的菜，可从主人的妻子那他才失望地了解到，他是不论皂白青红，只吃手边最近的菜。

　　当江青提起这个故事时，毛咯咯笑着对她说：“这就是你所了解的历史，你是用它来戏弄我。”

　　此人系王安石。——译注

　　毛并不常讲到他的生活标准，但60年代初，他曾向他的中央委员会的同志们表白，“像我们这样有车坐、有马骑、有暖气、有司机的人可算是头等公民了。我每月只拿430块钱，雇秘书就负担不起，可我必须雇。”50年代，他的月薪能拿600元，相当于90英镑，70年代初，据说他又从月薪中裁减去了20％，但他还说按中国共产党的标准，通过他的著作版税，他变得富有了。

　　他的卫士们在他死后悲叹：“您住的是旧房子，解放20多年一直不让修缮。您的衬衣、毛巾被、皮鞋，都用了多年，已经破旧，我们几次劝您换一换，您都不同意。”他的一床被子从1942年一直用到1962年，然后又被送进博物馆。毛进城时穿上的一双系带皮鞋，穿了近30年，在他死后又被拿去展览。他的浴衣肘部显跟地打着补丁。

　　这些卫士们隶属于8341部队，其职责是专门照顾毛，而最后，该部队终于成为一个有争议的政治角色。他们将毛描绘成一个模范雇主：

　　“您常常到宿舍看望我们，了解我们的家庭情况和生活情况。您问我们看革命样板戏多少，并送票让我们去看。您问我们家中来信没有，家中情况怎样，让有了情况及时告诉您。夏天，您关切地问我们屋里有没有蚊子，派人给我们打药灭蚊。冬天，您慈爱地抚摸着我们，问冷不冷。您询问我们伙食标准够不够，还到我们伙房看饭菜做得怎么样。”

　　毛的工作时间很特别。他一般上午11点起床，3点钟用午饭，7点半吃晚饭，然后开始工作，不到凌晨5点是不会再上床休息的。他的卫士回忆说：遇有紧急情况，或特别的工作日，他常常“几天几夜不停地工作，废寝忘食。有时饭凉了，不得不热了又热。”他对伙食要求很简单，“不外乎杂粮、半支莲和其它野莱。”

　　进京当主席的头些年，毛号称每天抽50支烟，他喜欢抽英国牌子，女王御用的“555”牌——然而，1960年初，传闻他每日削减到20支，并只抽国产牌子的了。据说抽烟使他咳得更厉害了，到其晚年，逐渐妨碍了他在公开场合的讲话。60年代末，人们看到他手享小雪前，替代了他通常用的香烟，可能就是出自健康原因。

　　毛的娱乐之一是定期、而又不事张扬地到鼓楼大街上他喜欢的理发店去，在那里与老友们叙旧闲聊，乐此不疲。在家里，他通常喜欢每天晚上打打乒乓球。据说他很少漏球，将球快速有力地抽回去，而且“经常获胜”。他喜欢在雪中漫步，他的一个卫士说：“他踏着雪，兴趣盎然，似乎没有比这更让人快乐的事了。我们知道主席对雪的嗜好，每当下雪时，便在院子里留出一块不扫。”毛仍是自始至终睡在没弹簧的木床上，这已经成了他的一种习惯。

　　此刻，毛在家里的地位变得复杂化了，有时一定是很苦恼的——毛已到了总是让亲属们利用其感情的地步。进入北平的最初几个月，他的妻子赴苏疗养，与此同时，他的前妻贺子珍自苏回国。因未痊愈，便被安置在上海一个精神病院里。他们的女儿李敏也随母亲回来与其父在紫禁城团聚，并开始作为晚女由江青将其与亲生女儿李讷一道抚养。

　　家里的气氛应该说是自由开放的，然而真要做到这一点是不容易的。江青后来回忆，“我们的孩子是允许顶撞其父亲的；有时我们甚至故意让他们反唇相讥。”

　　毛和第一个妻子生的两个儿子岸英、岸青也回到了中国。俄同朋友1949年后不久在哈尔滨观察到，后者以他在俄国养成的习惯品位生活着，中国同志无疑对此觉得做作与奢侈。有报道说1950年他为进一步进行精神治疗，又回到了俄国。

　　这两个年轻人给人以在其父亲的新中国找不到自己合适位置的迷途漂泊者的印象。毛或许很轻视他们变得如此俄罗斯化，却忘记了他们赴苏的原因部分是由他所造成的。他明显地觉得孩子们应该在这个世界上走自己的路，如若只仰仗他的帮助，则势必毁掉其发展的可能性。对家里的两个女儿，一个十几岁，一个也快到这个年龄了，也有同样的要求。传闻说她们俩都渴望成为芭蕾演员。

　　8月，长沙解放，毛的结发妻子杨开慧家也可通过红军电台与毛联系了。

　　毛8月8日的回电提到了杨的两个儿子：“岸英、岸青均在北平，岸青尚在学习，岸英或可回湘工作，他们都很想看外祖母。”毛还将他和杨的女儿杨展“于8年前在华北抗日战争中为国光荣牺牲”的消息通报给了这个已与北方隔绝了多年的家庭。

　　也许是想到了家庭，毛在4月份写了另一首诗，和答把他欢呼成“新纪元的创造者”的学友柳亚子。毛在和诗中暗示了他在其政治胜利的环境中忍受的苦楚：

　　饮茶粤海未能忘，索句渝洲叶正黄。三十一年还旧国，落花时节读华章。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莫道昆明池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

　　6月末，毛答复了他的一批批评者。他一开始便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今后的目标：“对于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和共产党……是努力工作，创设条件，使阶级、国家权力和政党很自然地归于消灭，使人类进到大同境域。”

　　这是19世纪中国思想家康有为在其名著《大同书》中所设立的目标。在这方面，毛谨慎地将共产主义日的植根于中国本上的知识传统，而不是引进的西方思想中，希求以此来安定代表着中国思想家的大多数的非马克思主义者。

　　接着，他一一历数了他的批评者们的抱怨，他们说，“你们一边倒。”毛答复说：“正是这样……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

　　“你们独裁。”对此，毛回答：“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讲对了，我们正是这样。中国人民在几十年中积累起来的一切经验，都叫我们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或日人民民主独裁，总之是一样，就是剥夺反动派的发言权，只让人民有发言权。”

　　“‘你们不是要消灭国家权力吗？’我们要，但是我们现在还不要。”“军队、警察、法庭等项国家机器，是阶级压迫阶级的工具……人民的国家是保护人民的。有了人民的国家，人民才有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用民主的方法，教育自己和改造自己，使自己脱离内外反动派的影响（这个影响现在还是很大的，并将在长时期内存在着，不能很快地消灭），改造自己从旧社会得未的坏习惯和坏思想，不使自己走人反动派指引的错误路上去，并继续前进，向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前进。”

　　毛在这一题为《论人民民主专政》的由衷谈话中，对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变革的挑战作出了如下结论。战斗以经过去，摆在前面的是尚不熟习的建设工作。

　　“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作。拜他们做老师，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装懂。不要摆官僚架子。钻进去，几个月，一年两年，三年五年，总可以学会的。”

　　8月，美国的中美关系白皮书以惋借的笔调将中国划归共产主义世界，并称中国国内战争的结局为“不祥之兆”，毛泽东对此则抱藐视心理。在共和国成立的前几个星期，毛向美国呼喊出了他愤怒和轻蔑。8月18日，他在一篇报纸评论中写道：“美国人在北平，在天津，在上海，都洒了些救济粉，看一看什么人愿意弯腰拾起来。太公钓鱼，愿者上钩。嗟来之食，吃下去肚子要痛的……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多少一点困难怕什么。封锁吧，封锁10年8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

　　对白皮书中描述的中国的黑暗前途，毛的评论是：“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我们是艾奇逊反革命理论的驳斥者，我们相信革命能改变一切，一个人口众多、物产丰盛、生活优裕、文化昌盛的新中国，不要很久就可以到来，一切悲观论调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9月，毛在北平召集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开幕式上，毛向全世界宣告：

　　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1/4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中国人从来就是一个伟大的勇敢的勤劳的民族，只是在近代是落伍了……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我们的革命已经获得全世界广大人民的同情和欢呼，我们的朋友遍于全世界……中国人被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

　　9月30日，会议选举毛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主席。选举前，一些非共产党代表在走廊里向他问起此事。

　　毛俏皮地对他们解释说：“每个人部可以自由地选举选票上印着名字的人，当然他不能勾掉上面所有的姓名而填上西门庆的名字。”西门庆是言情小说《金瓶梅》——中国的《十日谈》中的角色，是个浪荡公子，毛很喜欢看这部书。

　　那一天，他以其浓厚的南方口音朗读包括他的妻子、弟弟和妹妹在内的国内战争中牺牲者的墓志铭，他的讲话被电台作为特例录了音。

　　1949年10月1日，毛在天安门上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此时，广东和重庆仍未解放，但蒋委员长已逃往台湾，无疑这便是内战的结局。毛，其年55岁。

上一篇：第一部分 下一篇：第三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