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塞布龙”亚尔伯·乌斯特里克说:“他的生活简单单调,他已经干了这一行,不能在半途回来。你要他变成什么样子的人呢?这样一个傻家伙。”他说话老是那个样子,带着南方人的口音,而且时时停顿很久,深深地呼吸以后,再继续说下去,这样就显得他的心事很大。其实,这倒使得纪佑穆有机会了解他说的话没有听的必要。总之,乌斯特里克也许真为这件事担了什么心事也说不定。一般说来,纪佑穆·瓦里耶是不善于讲话的,乌斯特里克则很喜欢说话;但是后来纪佑穆对这位小学教师也有点欣赏了,自从乌斯特里克替他带来了“人道报”以后。纪佑穆说话并不像伯皍。他的声音像一个走失了脚的脚步声。只要他说出他应说的话别人会对此完全明了的。
“说到那些不是傻瓜的人,令人惊讶的是他们不再作不是傻瓜的人,相反的他们却作起傻瓜来了。现在,你对于塞布龙要求什么?他哪都不会去,也没地方让他可去。塞布龙是个正派的人物。但是塞布龙他的生涯如何开始,我毫不感兴趣,而且也闹不清楚总之,事实就是如此”。
他们养成两个人单独出门的习惯,向着市镇那一方走去。不过这一次,他们只是从市镇穿过,只因那沿河一带地方对他们很有诱惑力。这里有许多大块的田,但都用小篱笆圈起来了。浓密而矮小的树木丛中,流着弯弯曲曲清彻透底的溪水。他们穿过了平原,但见一排树干组成的帷幕后面,突然出现了一个农庄,这不能不使纪佑穆想到这个好像西班牙式的建筑物,就是这一市镇的最西端的地带了。穿过两人高的树干,走上一条泥土小路,向一片树林的方向走去。过此树林,那就是奥德河的所在了。这里有一所无人居往的房子,还有一块地,有一些女人在那里工作。乌斯特里克停下来,那些老妇人弯着身子头也不抬地非常忙碌进行工作。乌斯特里克只得叹了一口气。
“我们常常问别人:为什么你不入党?”纪佑穆正在折路旁的一根长草,一不小心,让草的什么扎破了手。他一面吮着自己的指头,一面想起他在萨乌洼省,有一天曾经这样问过罗拜尔·迦雅,但我们从来不这样问:“为什么他作了党员?他是怎样作党员的,你不认为这很奇怪么?”
纪佑穆耸了一下肩,显出一种不好意思的表情。怎么回答对方呢?他晃动着他的魁梧的身体说:“你们真奇怪,你们这般知识分子!”
这里有一道桥,但桥下并没有水。也许在别的委节桥下有水的吧,不过它确实是一座桥。
“我们坐一坐,怎样?”乌斯特里克说。他在桥栏杆上坐下了。
“正是如此,”他说,“你瞧,我在你的眼光中竟是一个知识分子!我是一个知识分子,怎么会这样呢?人家把知识分子当作好宝贝,可是我家中的人没有一个是知识分子。如果我是农民,如果我始终是农民,就不是党员了。”
“为什么?”瓦里耶说,我们有许多人是农民共产党员。你瞧瞧伯皍”。
“当然了,但那是别的农民。你知道,我们的家是黑山间最偏僻的小角落,而那时候,一切新思想都传不过去!很多时间,我们甚至于连报纸都没有。”当然他总对他童年时代存在大堆的牢骚,他想尽量地发泄一下。这时树林的上空浓云密布,要从这里回去,还得经过这个市镇所管辖的整个乡村。市镇的地势很高在坡上就可以俯瞰一切。树木遮盖了那些近代化的房舍。这里似乎有一根高压线电杆不相称的在这里。小学教员说:“这里曾经发生过一次大屠杀,那是为了阿尔比乔亚事件。如果这里没有这个水泥电塔,我们就可以了解农民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了。像这个样子的古堡是不可能再有了,但对农民说来,一切照旧。好像那里始终有一个古堡,只是我们看不见罢了。你的手怎么受伤了,什么东西弄的?”
“是一根草。”纪佑穆说。
“一根草?我刚才说过,生活是艰苦的,你知道我们的家,我的母亲,其实她并不老,但是我的母亲实际上已是一个老妇人了。多么苦的生活呀!从来没有一点休息,她每天都在侍候着男子,畜牲,小孩,土地从不间断。我母亲不愿意我的女人有那样的一天。在我有女人的前提下。“你为什么不结婚呢?”
“你以为结婚像说话一样的容易吧?小学教员只有同小学教员结婚,你说是么?男教员负责教男孩子,女教员负责教女孩子,这样,一旦结了婚,两份工资在一起使用。可是我,我脑子中却有另外一个青年姑娘。我的母亲一辈子也不愿意叫她的媳妇在地里干活。我呢,我又怎么敢向那个青年姑娘建议叫她作一个小学教员的女人呢?可是我别再说下去了,再说就要头晕了。总之,生活终是生活,没有法子改造。”
“我们,”纪佑穆说,“我们的目标就是改造生活。”“当然咯,当然咯我的母亲始终想,我的儿子将来过的生活总不应当跟我过的生活一样。当她说这一类话的时候,爸爸总是很生气。这小子,他是什么人?他还不是和我们一样么?一定不会变的。自从世界成为世界以来。如果我一直呆在乡村,我还是会和我的父亲的想法一样,我们不会改造生活的,什么也没有改变。关心的只是今天的收成,如此而已!我的父母常常吵架。最不幸的是我在学校的成绩不错,这可苦了妈妈了。”
“你对你的好成绩感到苦恼吗?”
“这正是我就要对你说的话,也正是之所以神秘的原因。现在我已经不是一个农民了,尽管我知道我变成非农民的种种经过,到底是什么时候变成知识分子的连我都不知道。是不是那位师先生使我母亲决定送我进索莱皍镇多朋尼各教会中学去的,那时候呢?索莱皍镇在达尔尼省,我家到那三十公里。在这样一个教会中学念书,我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呢?可是后来我获得一笔助学金,我的父母利用这笔助学金就把我送到都鲁士去。他们节省口粮来使我念书,对此我什么也不知道。他们节省口粮。妈妈又想到她的媳妇了,妈妈说:‘在我身上,一切都不会改变,牲畜、男人、小孩和土地都不会改变。但是,孩子,对你的女人说来,那将是另外一个样子。’我到十五岁的时候,我整天念书,念书,念书真的可以使人消瘦”。
“这已经是过去的事了!”
“这是很小的事情,好在我家里的人身体都很健康。当我十五岁的时候,我还以为我的劳动,我可以生活,向上爬,并且爬到。我的梦想有许多,当然这都是为了我的妈妈。我对自己说,妈妈还年轻,我要供养她,让她过的幸福。但是一年一年地过去了”。
当他们说年字时,纪佑穆觉得很好奇,鼻音总是特别重而长,乌斯特里也免不了有这个毛病。
我母亲老的太快了!才四十岁。我并没有改变她的生活,也许我可以改变我的孩子们的生活。如果有一天我也有孩子的话。你以为我很希望有一个当小学教员的儿子么?正如你所说,我是一个知识分子,这就是我和我父亲不同的地方。”
“老兄,说你是知识分子,这不是在骂你。”“我并没有这样想,我是一个知识分子。总之,你没经历过这些是无法体会的,你已经成了一个共产党员。我们再往前走么?”
他们又走上了大路。当然对纪佑穆说来,事情确实简单。他的父亲是未分裂以前的社会党的党员。当共产党在都尔成立以后,他不愿意在两个党中选择任何一个党,因此一九二一年他与党脱离了。他始终在总工会中当干部,他工作在很小的建筑工厂。他们往在日内维里埃。你说什么?你说天气要变坏?瞧,现在我们已经走到树林下面了。
“在那,我们同那些人是有一定差异的。不我回到那里去的时候,大家简单不能互相体量。我还有一个哥哥,一个弟弟,我的弟弟出门作水手去了。有一天晚上,在达喀尔的一场斗殴中被人杀死了。我的哥哥加斯巴还一直活着,可是我们彼此很陌生,总之他是我的哥哥了。我们不了解,并不是因为他老是说本乡土话,我自己也还没有忘掉这些土话。而是因为他所说的一切,尤其因为他总不说的一切。我认为他恨我的原因是因为他在嫉妒我,因为我的父母为我做了许多事情,而没有为他作一件事情,他一直在恨我。你以为我可以同加斯巴谈政治么?一谈政治,他就站起来,拿着他的鞭子,吐一口唾沫,同人家谈起家畜,谈到家畜,他要说的话就多了”。
说到这里,纪佑穆想起他的哥哥弗尔曼来了,在他小时候,哥哥曾经教训过他一次,那是因为纪佑穆要在街上玩儿,要装扮一个什么人,便偷了父亲的手杖,而那条手杖是父亲在一九一四年大战期间,亲手制作和雕刻出来的纪念品。纪佑穆崇拜他哥哥像崇拜上帝一样;弗尔曼那时已入了共产党青年协会。而他呢,他还是威思奈工厂中的一个徒工。他的家庭始终谈论工会团结问题。父亲老想不通为什么他的两个儿子不加入与他同一个工会。在一九三血年失业工人游行的期间特别表现了这种分岐。但到一九三一年发生的混乱事件中,倒使他们父子团结了。爱国青年团竟如此猖狂!纪佑穆嘴上的伤疤就是由那次得来的。事情很简单,那时他才十八岁,在二月九日的晚上,他的父亲和他一道到了马让达大街去。在那里,许多社会党人在这里。他又遇见那位曾经跳上板凳说过话的家伙,于是。乌斯特里克说的话总是给人以奇怪不可思议的感觉。他的母亲身上发现的那种情感,在纪佑穆看来,实在是特别,甚至于可以说是奇特。对自己的职业很不高兴。在瓦里耶父子看来,他们之间存在的分岐只是总工会和统一总工会团结不团结的问题。但是,倘若弗尔曼和纪佑穆,宣布不作工人的时候,爸爸甚至于会揍他们一顿!再说,怎么会这样不作工人。我们现在是梦想一个工人地位与现在不同,但不是梦想以后即不再作工人。乌斯特里克的母亲,她就是这样想,她的小儿子不跟她一样作农民了,乌斯特里克呢,他也这样想,他不愿意他将来生下的孩子还是小学教员!纪佑穆时时想到那位被人送到党区委会干部学校学习的同志,他后来就成为区委。作了区委后,他不得不离开工厂,但他离开工厂时,简直读了一幕难割难舍的悲剧!他作工的地方竟是一个一不小心就会中毒而死的化学产品工厂。
“好,这地方就好极了,你还想去哪?这里走不通了,只好是照原路回去。从这里我们走不过去,有铁丝网把路拦断了,你看见了吗?”
纪佑穆想到什么地方去了?他简直没有听乌斯里克说的话,乌斯特里克在说他的母亲。他对他的母亲很好倒是真的。“啊,是的,我们过不去?哦,你怕你的短裤被撕破是么?”走另一面,那又是许多荆棘。草高的到了他们的肩头,苍蝇围绕他们转。那里,隔河倒不规定了,只要上去就行。天色渐渐暗了下来。
“说到底,他如何进入党的?”这其实是乌斯特里克早料到会出这样的问题。像这个样子爱说话的人,总会自己讲述一番的,我们可以说这等于转了一个圈子,话就如喷泉一样涌了出来。又回到农民来了,当乌斯特里克向纪佑穆讲述他的农民生活的时候,对方对他的话是可以听得懂的。但从农民起,就说到什么考验呀,什么同伙对苏联问题的争执,总之,说到那般人脑筋中所想到的整个的世界,整个的人类,整个的人类的问题,这就难以明白了。实际上,乌斯特里克之所以入党,只是因为他已不再是农民,而是知识分子的关系。至于纪佑穆,党对他的意义是崇高至上的,党就是他的阶级,就是他的阶级的必然结果。他甚至于用不着照一般公式那样说,党就是:对自己的阶级的确认。像乌斯特里克这样的人,他当然可以想:如果我和父亲一样是农民,我大约不会作共产党员的。这简直是脱离自己的阶级说话。至于瓦里耶自家的老头子,他尽管含糊其词地说过这样的话:(或许是其工厂太小的原因,厂主本身几乎也是一个工人)假如我像弗尔曼一样在威思奈工厂作工,我不会与弗尔曼有什么两样。纪佑穆仍然坚信他很简单地就找到了他父亲所找寻的道路。这位父亲虽和儿子的见解有所不同,但他始终并没有和勃鲁姆走在一道,反正,乌斯特里克能够加入无产阶级的阵营,他所经过的道路实在是有些奇怪的。在我们今天看来,这或许不错,正如人们常说的:“条条道路通罗马。”而且,现在我们已经有一定的远景,我们已知道该往哪一方走。我们的远景在世界上已有某些地方实现了,并不像从前一样完全是一些幻想。现在该回到他们的问题上来了。
“你看我,我对于小学教员”。
他的手势过于模糊,以致于乌斯特里克竟弄不清这其中究竟包含些什么;原来说的是关于米舍琳的事,记得那一年,她被个坏蛋小学教员带到了青春旅店骈去过,可当他又仔细一想,便觉得那个家伙肯定是个托洛茨基分子,这个根本就像个魔鬼的人,犯不着与他一般见识还和他吃醋!不过纪佑穆只要一想到他的时候,还是不免要吃醋。同时他又想到了那些对苏联看法有争论的人以及那些对现成事实也不相们的人。当然,若以偏概全的把全部的小学教员和这班小子混为一谈是绝对的不公平。但是,对纪佑穆说来,确是因为有了保尔·杜马也使他对别的小学教员产生了看法。
“你读过‘人民的儿子’么?”乌斯特里克问。当然读过啦。这对这件事有什么关系呢?这般家伙的头脑始终是这个样子,一想到保尔·杜马,要叫纪佑穆平静无事,那是不可能的。
“你不以为我们应当替军营中的同志们办一个学校么?”乌斯特里克说,“他们在这里完全无事可作。”
纪佑穆手续一个动作是表示他对乌斯特里克这个人感到了很大兴趣。坦承地说,无产阶级中很少有这样的人。而且,实在说,他也并不坏。
“我们可以问问塞布龙”。
“你说,”小学教员说,“这个人,他好像不是一个吃文化饭的。”
“是的,但是”。
“但是”后面包括很多东西。最重要的,往往是人们并没有说出口的。乌斯特里克正在想他所没有说出口的那一切。想到自己放心不下的东西,也就只有瓦里耶这样一个工人觉得奇怪的,不能对他那位农民哥哥讲说的;他在青春时代用尽辛苦所获得的,是他家的祖先没有的东西———知识。他呢,他有时觉得自己有一种罪恶的优越性,他认识别人所不认识的这样那样的东西,好像他的这种知识是从偷盗得来的一样。但是也有时,他往往为这种知识而骄傲,可以说飘飘然。纪佑穆如果知道乌斯特里克在偷偷地写诗,他将说什么话呢?不要忙着告诉他吧!并不是怕他讥笑,而是使他们不要在疏远下去。好,你瞧,天下雨了!“避一避吧,老兄,下大了!”
“你怕把你的衣服打湿了么?”
乡下的人,他们,雨不算什么。塞布龙他所不同的,就是他不会用他的历史来打搅你的耳朵。
淋成这个样子!换一下衣服吧?“换什么衣服?”纪佑穆说,一面看着自己全身湿透的衣服大笑了一阵。乌斯特里克认识的一些人请他吃晚饭,“好吧,你就这样把我抛弃了!”这个星期日过的不是很高兴。上午踢足球,踢得很疲倦,但结果依然如此。
“不,”乌斯特里克回答说,“我并不丢掉你。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可以带你一块儿去我跟他们说过我可能会带一个人去。如果你有一个伙伴的话,他们说,自然,我们很高兴。去吧,去吧,他们倒不是那种样子的人,到时你就知道了,我们可以喝一杯酒,打一盘牌”。
纪佑穆摆弄他揩过颈子的头发的手巾。“这真有趣,不过,无论如何,我们都不认识。”他这样说无非是使自己的意思更表示得明白一点,因为实际上他已经决定去见他们了。“他们是什么样的人?”
“你去了就知道了。我说的是一个电力工人和他的女人;可是,我们并不是到他们家里去。他们有一所简陋的小木棚房,还带了一方花园,园中种了小菜,还有一个画眉笼,这座房子在果子酱工厂的背后。但到了他家便不舒服了,那些进进出出的人老望着你。邻居们都相当的坏。但是,我应当告诉你,那一天,我交给你的那些东西,是他给我的。”
啊,是的。那么,当然咯,他应当去咯。他们算得是城里面的一些同志。这真有趣!
“除了电力工人家,他还能去谁哪里呢?”“电力工人的女人的父母家里。换句话说,他的岳母,她开了一个杂货店。在那里,我们只需要把窗板关上。我们是在顶后的一间。空气还不坏,因此,他们是拿那里作厨房的。他们还有一位祖母,她倒不碍事,就是有一点噜苏。她坐在房间角落里头。我猜不出她心里的东西。她还在问我加尔诺总统的身体近来好一点么?”
这位祖母显然没有给纪佑穆带来麻烦。这时候在那里的乡下来的表兄表嫂也不碍事。甚至于他们来这里的目的就是吃他们自己带来的东西,那当然没事。店铺的门是打开的,人们让他们从旁边穿过去,在炉子旁边去烤干他们的衣服。那是一个狭小的房间,黑暗至极,里面堆满了东西。“冬天”,加里扬太太说,她忙碌得很,看上去像是一个肥胖的女佣人,但脸上却找不到一丝皱纹,只是有几条棕色的小印迹,大约那是一些雀斑。“冬天,我们就要生壁炉,一刮起北风来,这种火炉不够。”祖母这时就坐在壁炉横盖下面,好像壁炉的火已经生起来了一样,而且她把身子转向那并不存在的火焰,织着毛线衣服。在她的脚旁边,有各种各样的铁盒子,里面装有破布,有线轴,好像这些铁盒就是她的车间。
在另外一家店铺里,有几个年轻的女人正在服侍最后一批顾客。其中有个家庭妇女带着几个孩子来买东西。“妈妈”,其中一个女孩子用她像鸽子的叫声一样的声音说,“马依滋纳糖还有没有?”———“有,有!”老板娘回答,“等一等,我就来取。”这里有一位表兄和一位表嫂,他们都是拜访的乡下人,两夫妻都皮肤黝黑,骨瘦如柴,可是穿的却十分讲究,只有进城时才穿的服装。我们不知道乌斯特里克变成了知识分子以后,还会不会讲他的家乡话。但是,你看他和这些农民,简直是没有任何拘束夸夸其谈,他用土语信口胡说,拍着自己的大腿,别的人都非常愉快,感到他有趣。他们说的土话,与外国话无两样,我们都不懂得,但他们却没有一个不懂。可是地位老太太突然想起什么,并表现起不安来,她向瓦里耶道歉,于是终止了家乡话。小学教员真有点发疯,他竟想到种菊花和山上牧羊的问题。加里扬太太对她的几口锅就忙得不可开焦。那是几口蓝色的锅,锅口的边上有一些白色的方块。真香!锅里面炖了鸡。在一个长形的家伙中煨了什么,我们一点也不知道。
电力工人郭多和他的女人来到的时候,纪佑穆刚才全身拘谨不自在的感觉才稍稍的轻松了点。郭多太太才生过孩子不久,手上还抱着她的婴儿,婴儿全身包着有玫瑰色的有白色等等各种颜色的绒布,口中含了一个骨质的东西,嘴巴周围全是口水,眼睛在向四面八方张望。郭多太太天生是个美人,高大,棕发,白皙的皮肤和裸露的臂膀;胸衣因为有膨胀的乳房而撩乱,神色有些疲惫,仿佛她生过孩子以后健康一直都这样!瓦里耶想,郭多比太太是个美人。那个婴儿的爸爸为什么没有被动员走呢?他是一个同志,我不记得了。郭多太太矮小,瘦削,鼻子尖尖的,满脸堆着笑容,像水银一样不停地活动。他的头发是非常的乱乱的像个鸡窝!是他把《人道报》给乌斯特里克的,他是跛子,为什么跛呢?他的女人对于他来说有一种骄傲自负的态度。他逗着小婴嘴里不停地说:基,基,基,基,“先生们,”他说,他高兴的想跳到每一个人面前并和他们握手。“啊,乌斯特里克先生,这是你对我讲过的那位同志么?我非常欢迎”“非常”什么,他到底是一个同志或者不是?乌斯特里克眨了一下眼睛,便和这位新来的人热情的交谈起来,说瓦里耶是踢起球踢得很好再说,你不用奇怪,他根本是体育协会的会员!郭多先生抬起他的黑睫毛,来介绍乡下来的表兄表嫂。乌斯特里克咳嗽起来,搔了一下头,谈到别的问题上去了。随后,他找了一次机会低声对纪佑穆说:“那两个乡下人不是我们的同志,我们应当小心谨慎些”。
当他知道那两个乡下人不是我们的人时,他不禁有些不自在,处处小心,并且叫乌斯特里是先生了。人们谈到最近在罗马尼亚被暗杀了的加里勒斯哥。你知道他是谁么?郭多说他们像杀害列宁洛勒党组织书记一样杀害了他。瓦里耶认为这很夸张。最使大家感兴趣的是德国人和俄国人在波兰的分界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大家都对此很慎重,有的人说,我完全不懂得。
就在那里停下吧,斯大林曾经对希特勒说,就在这时瓦里耶的兴趣改变了,他见到了两个姑娘跑在门框里。他们俩什么也没有说。一个是郭多太太的娘家的嫂嫂,也就是现在正出发到亚尔萨斯的加里扬的儿子的太太,另一个是郭多太太的亲妹子,也就是这个杂货店的店员。她和纪佑穆就这样互相望着。她和她姐姐一样的漂亮,但略为矮小,而且她总有一点什么奇怪的地方,也许是因为她那种肆无忌旦的微笑,她虽没有专对任何一件事物微笑,但她的每一次微笑会给任何东西带来欢乐,她在微笑中,有时像一个小猫一样露出小小的、美丽的玫瑰色舌尖。她年轻,但已经有酥胸了,只是她的腰肢,并不比一个男孩子大多少。这地方的人是不讲究衣着的,她只穿一件白底衬花的长袍。纪佑穆的眼睛中仿佛是呈现米舍琳的样子。表嫂正和加里扬妈妈发生争执,因为也想帮忙作厨房里的工作。加里扬妈妈坚持她的想法,她认为,来宾下厨房,史无前例!她的丈夫则自以为他应当同瓦里耶先生讲讲话才是。他倒记得纪佑穆·瓦里耶这个名字,但纪佑穆呢,他对表哥和表嫂并没有什么深刻印象。表哥之所以弄得清楚瓦里耶的姓名,大致是因为骑兵队给他的印象很深的原故,乡下人总是随时提起他们夺取乡间的马匹的方式。马在乡下没有用了,应该交出来让人征用。而且最漂亮的马,他们给乡下人五千法郎一匹。一个和乌斯特里克一样带浓重的鼻音的先生说倒还可以,因为收成已经完了,但早晚有一天还得重亲爱再买回来。下一年不知道又会怎样?下一年他们会付多少钱一匹来征用马匹呢?牲口终归是牲口,但牲口如果是我们养大的话,我们对它们总是难以割舍的;那么没有错,小姑娘不是为那些锅而微笑,也不是为那些饼干盒子的。她目不转睛钉着纪佑穆。也许这位小姑娘并不像人们所想像的那么小了。她的睫毛十分的长!
“喂,你去不去关铺门?快点八点了!”加里扬太太叫起来。如果你站在块田,那第远也的叫声你都可以听见。两姑娘互相望着:“你去吧,你!”“你去吧,你!”她们两个相互争执着站着一动也不动。另外一个则把鼻子朝天,颈子缩在肩膀里,态度很有些阴险。加里扬太太生气了:“喂,克勒蔓丝!”克勒蔓丝耸了一下肩,什么也没说便跑去把店铺的窗板关了。“我也可以去帮她一下忙的”纪佑穆心里在盘算。
她叫作克勒蔓丝,其实这也是一个极为普通的名字。如果你愿意,你可以认为这名字很美也可以说这名字很讨厌。克勒蔓丝“可以告诉我你去体育协会的原故吗?纪佑穆在乌斯特里克的耳边说。小学教员很温和地带着笑容说:“傻瓜,你以为在戈比埃尔山间住的这些人会知道什么吗?”再说郭多的谈话也没有什么逻辑。比方他说:“喂,据说,你们军营中来了一个新人,塞布龙先生是么?”“你怎么知道这件事呢?”乌斯特里克问,对方笑了,显示自己很了不起。大约在戈比埃尔山间住的这些人也没有权利知道谁是塞布龙“先生”一样,因此关于谁是塞布龙先生表兄也不打破砂锅问到底了。
“事情在城里面很容易被传开了。我在市政府担任一项修缮工程”乌斯特里克忽然对此感兴趣:“你的市政府工作?”—“是的,东比利牛斯省的一个议员,韦思贡第,昨天晚上到市长家来吃晚饭,他说到这件事情。”———“这个韦思贡是怎么知道的?对不起,郭多太太,我用了这个粗俗的字眼。”
“你知道,乌斯特里克先生,韦思贡和塞布龙先生,都是议会中外交委员会的委员”他对韦思贡第非常不客气,并且直呼其名,对乌斯特里克和塞布龙就冠上先生二字。“塞布龙先生八天前到这时,韦思贡第恰好也乘巴黎的火车出发,他是要到波比南去,但他在车上看见了塞布龙先生,于是,昨天,他又从这里经过,便到市长家去了,他知道又要在市长面前怎样对塞布龙先生形容了。”
“塞布龙先生是谁呀?”乡下的表兄最后终于想知道这是谁。
“是另外一个议员。”郭多回答,随后他又转移到另一个话题上去了。纪佑穆听见砰的一声关窗板的响声。小女孩子转来的时候,望着她的手,表示一种怨天尤人,仿佛她手上什么地方刺进了一根木签似的。纪佑穆不禁表示歉意:“我本来可以去帮你一下忙的,小姐”。
她望着他笑了,依然站在门框子内,更其放肆地用眼睛望着这位兵士,一句话也没有回答。
“懒姑娘们,去把刀叉摆好吧!”加里扬太太叫道,一面用裙揩着她刚才因翻炖鸡而弄油腻了的手。房间里非常热,大家又还挤在一起。女人们把靠最里的那张桌子托了出来,大家又忙忙碌碌从壁炉旁边那张黑碗柜里把刀叉杯盘取了出来。
“今晚上我们还听广播么?”乌斯特里克小心翼翼地问,因为他看见已经八点过一分了。已经有一会功夫,他仿佛有点坐不往了。在这个环境中,他完全变了,他再不是平时的乌斯特里克了;瓦里耶看着他充满了好奇。他又重新使用起乡音来了,他和别的人一样说土话;丧失了原来的那种文质彬彬的样子。
“当然要听啦!”郭多回答,不过瓦里耶总觉得郭多的声调中有一些虚假。他提高了在瓦里耶听来特别尖锐的嗓音说,“我们先来一点音乐,新闻,新闻,今天晚上最好只来一点儿音乐,你认为呢?纪佑穆并不愿意伤脑筋去体会这些话语言外所包含的意义,他开始感到不自在了,因为一个女孩一直在盯着她。他很想和她接触一下。啊,终于只是“想想”而已。乌斯特里克还在他的耳边对他这样解释:“平常,我们是要听莫斯科广播的,今天运气真坏!”什么,运气坏?啊,是的,因为有表兄表嫂无论如何,乌斯特里克在这里是感到无拘无束。他同郭多两人之间,默契十足。纪佑穆如果知道这其间的道理,如果知道乌斯特里克在大街的树荫下散步时经常把他的诗句念给郭多听的话,他一定是很震惊的。
“我很喜欢读塞布龙先生的文章?”郭多说,“他的文章很容易说,很容易了解。”“他是不是在快板上写文章?”表兄问,郭多不管这些,他只知是继续说:“在莱茵事件的时期,当萨劳说他绝不允许敌人把大炮指向斯特拉斯堡的时候”。
“啊,是的,萨劳!”表兄只回复了一句,并没有再说别的话;萨劳只不过是他知道的一个名字。
“那时,谁?谁在那里保卫法国?”电力工人没有留意表兄的话继续说,“谁?韦思贡第向市长说,防着塞布龙这个阴险的家伙!啊,这真是满嘴胡说”。
加里扬太太叫起来了,上桌子吧,上桌子吧,她用一种带责斥的声音说:“儒斯丹,你像一条河一样不停的说,你的话一直都停不下来!最好帮帮你的女人,她膝头带着一个宝贝。啊,拿着这钥匙,给你,去把酒取来。”
“我去吧,我”克勒蔓丝说,一面把桌子上的钥匙拿着。“谁和我一道去?”
纪佑穆站起来了,小姑娘转过身看着她的姐夫,表示对他讥笑。
那里有一个漆黑的小院子,黑影中只看得见有一个鸡笼,白色的羽毛,彩色羽毛在笼中浮动。酒就有鸡笼旁边的小地窖中。你帮我扶着门”她弯下身子去取酒,她一瓶一瓶地递给他。这里有各种各样的酒瓶,高的,粗壮的他们用手边随便抓到的器皿,就在酒桶中放出好几升开胃酒来。他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他的心跳在加速?当她站起身来的时候,她没有马上就关那地窖的门。她直直地站在他的面前,而且离他很近。他看见她的亮晶晶的眼睛,不仅是含有笑意,而且放着异样的光芒。她的皮肤白皙,她的衣服有一点儿像鸡笼中的母鸡的羽毛浮动着她说:“我还会用手指吹口哨。”于是她吹起口哨来。如果纪佑穆手中没有酒,他早已抱起了她。他觉得窘极了。他想起来,那一天晚上同她们在一起在电影院看电影的那个蠢家伙是谁呢?记起来了,她不就是那天看“加瓦尔加德”那个电影,坐在前排的女孩子中之一么?终于知道了她是谁,这真愉快。自从今天再见着这个小姑娘时,他一直在怀疑,她这双大胆的眼睛,在什么地方见过。
大家都坐上桌子旁正等待饱餐一顿,郭多太太正在奶她的婴儿,收音机正在放“比露里—露里”歌曲的时候,有人十分急促的敲着窗板,加里扬妈妈对这些一个没有一公斤糖就不能过夜的顾客,脸都气红了,我们在家里都得不到安静,让他们把拳头都敲痛吧!但敲门的人仍然急促的敲。“我去吧!”儒斯丹说。
从半开的门中,人们隐隐约约地听得见他们说什么,那是一个男子。儒斯丹的口气也变了,男子也进门来了。他们好像在店铺中悄悄地说了几句话。又像是收音机中“比露里—露里”到下首“巴拉拉伊卡斯的时代”时中间停顿的时间一样加里扬太太把头偏着,从女儿和孩子的头上望过去,看看这个男子到底是谁。她在叹了口气,看得出来她看到他不很高兴:“这个倒霉的西慕奈,我都提醒过他了,让他不要这样晚来!”她悄悄有一点慌乱样子对纪佑穆解释:“他是一个铁路工人,住在城外老远,那么,他总是等人家关了店铺才来”儒斯丹在门口向乌斯特里克示意,乌斯特里克颇为奇怪,拿左手的中指向自己一指,意思是询问是否找自己,然后又对坐在他旁边的女士道了一声歉,就从旁边走过去了。这样鬼鬼崇崇的讲话太令人厌倦了!”加里扬太太又说了一句。她把收音机的开关扭了一下,于是收音机的声音更大了,震响了整个的屋子。“它太响了,我的耳朵受不了!”表嫂提出抗议———“这位勒达·开尔,他唱的真好!”克勒蔓丝带着坚信的口气说。来人是一个五十岁上下的男子,仅有几根灰色的头发,几乎秃顶,穿一套可怜的破旧灰色套装,黑黑的眼睛,右脸庞上有一颗黑痣。“这位就是我对你说过的同志。”儒斯丹·郭多指着乌斯特里克说,没有说出那个铁路工人的名字。
来宾握了士兵的手,并且用一种不是加尔加索尼人的腔调缓慢的粗壮的腔调说话:“好极了,同志。事情是这样:党知道塞布龙同志到了拉伯林另一方面,我们想叫这位同志知道,塞布龙太太到了加尔加索尼,我们是负责她的人,她明天要来同塞布龙同志见面”。
总之,其它的活都不重要,最紧要的是乌斯特里克如何最快的方法通知塞布龙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