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是一个让人觉得奇怪的城市。骑兵纪佑穆·瓦里耶在九月初就到了这个城市。他从未见过这样的地方。大约他已经到达法国南部的加尔加索尼了。可是,这一年却起了那样大北风,人们只好生活在夹杂着跳蚤的灰尘中。
这里有一条大街,只是他们所谓的大街就是从车站到军营的那条街,当然,也可以说是从军营到车站的那条街。你当然不会向左或向右走错了路。这里的很多小街道,都是旧时的街道,一点趣味也没有。你不要走上大街,围绕着布朗基铜像转一转,这一个城市,可以说是一览无余。自然你会看见拉柏琳区后面的那些碾矿石的机器。这种机器只有喜欢它的人才感兴趣。最奇怪的是那个镇,首先我们得穿过奥德河才可以达到那里。我们还得打从一座像开胃洒瓶一样的一座房子旁边走过。这个镇倒值得看一眼。这里很有装璜,你还可以散散步。有碉楼,有壕沟,有人们在其中出卖风景明信片旧式的木棚房子。但是这个镇似乎始终有一股惨气。
纪佑穆是伯尔式山峡的人,小的时候,人有把他送去住在外祖父家里。在那里他学会了骑马。一九三五年,他就提前报名去做骑兵。在一九三八年,他被调到别的部队服役,但在一九三九年年初,他也和其他人一样,调遣证被人改变了。于是,这时他便成为正式的骑兵了。所有的兵营都是一样的,他呢,他曾经在都尔服过骑兵役,对他来说,这不过是他兵役的继续,不同的地方只是这个兵营的建筑特别漂亮,也就是说,它是拿破伦第一时代的房子,有宽大的回廊,有小房间,有院子。生活在军营中,不仅要带着马去溜,还要收拾马粪。立刻,大家对他都亲热起来了,因为他能够在马跑着的时候,一跃就跳到马背上去。
军队里的人都来自农村。有法国中部各省的人,有奥德省和爱罗尔特省地方种葡萄的人。至于巴黎人都是一些流痞。很快被人识破的妓院老板,法院簿籍中有名字的家伙。好在为数不多,或许只有十来个人,围绕在他们周围的,都是连r和S音都说得不正确的乡下佬。这些乡下佬,也时时唱他们自己爱唱的一两句歌。当然,他们很快就发现了瓦里耶。他们本来很愿意接近这个像他们自己一样的巴黎人。纪佑穆对他们的接近却不在乎。他想设法知道这里有没有一些同志但是,只有从谈话中开始!这些乡下人是从不肯轻易相信人的,应当看明白,他们都穿得很破旧。那些红毡帽,好像是东破一块西掉一片似的,又还沾上了戴帽子的人身上原有的污垢,那些已被虫蛀的阿拉伯式大衣,最糟糕的应是皮鞋了,好像是装酒杯的纸匣子作的。有一天晚上,他躺在草垫子上正在嗟叹这类服装的时候,却听见他的邻床的伙伴说:“通过这些可拉伯式的大衣,你便可以了解一切情况了。”好一个通过!我们这里是这样说的,这是我们小组间的行话。这个家伙是从不知道从一件事了解另一件事的。
这人是种植葡萄地区的勒吉安那面的小组书记。他是个矮胖子,在额头的正中起才有一些头发,二十八岁,有三个孩子,他的名字叫作维克多·伯皍。因为伯皍的关系,纪佑穆认识了别的同志,也许有十多个同志在这个一千二百人的骑兵营中。很奇怪的是,他同伯皍一样,只要对方是同志,在没有进行政治性的谈话以前,早就应该可以感觉到。
这两天以来,下完操、服过劳役以后,他们两人老是你找我,我找你凑在一起,好像两只互相亲热的狗。纪佑穆很想把心里的话跟他说一说,但伯兹是一个新入党的人,并且他还在那里特地高声的说出来。讲到骑马,他老是像骑在一匹耕马上似的!这一天,伯芘对纪佑穆说:“你到过运河那边吗?”———“什么运河?”故意装傻的纪佑穆说。———“就是两海运河,你没有看见过么?这条运河就从车站的背后流过。”———“那又怎样呢?”———“那又怎样,啊,怎样?它就流呀,流呀顺着那里有一条漂亮的路。我们就可以在那里闲谈。我还可以请你喝一杯”———“啊,你想请我喝一杯!”
他们互相斜望了一眼。伯皍好像想说,这个巴黎人,真狡猾。不是因为他会骑光背马,会从马背上替你拾军帽。纪佑穆对这位种葡萄人的语调极有兴趣。为什么这里的人念玫瑰花这三个字的时候,不能像一般法国人那样发音呢?因为没有刮东北风,这有点不对劲。这真有点糟糕!他们于是随着运河走。首先这里有一些房子。他们从铁道下面穿过去,房屋渐渐稀疏了。只有几家郊区酒店。“你就想在这里请我喝洒么?”你认为维克多·伯芘舍不得花钱么?这里还太接近城市呀!不,我们先走走在那面,那会更好一点。在右岸,我们可以看见西特镇,简直等于看电影。“美极了!”纪佑穆很坦然地说。伯皍却显出谦虚的样子。因为他是奥德省人,多少有一点主人的意味呀!“生活在这地方不错嘛”纪佑穆又说,于是伯芘又说:“封建制度”他说这四个字的时候是一个一个地分开来说的:封———建———制———度———。并且,他刚说完就沉默了,他要看他的话会有什么效果。
他看他的沉默不语不太正常,于是他突然开始大谈而特谈起来,他谈到葡萄细菌,谈到本世纪初的葡萄林的灾害,谈到美国的葡萄种,谈到自耕自酿葡萄酒的人,谈到社会民主党的葡萄业政策。
他说出社会民主党这五个字以后就嘎然而止,把话题转到另一方面去了。现在,他们完全在乡下了,太阳也下降了,如果没有像刀一样的这股风,这个地方倒让纪佑穆觉得优美,河岸上带黑色的扁柏树形成一道蕃篱,树影反映在水中,却呈现一派灰绿色。走了四十分钟,纪佑穆·瓦里耶吹起了口哨来,他用从树上拔下来的细枝打着皮绑腿。
突然,他们走到了一个小酒店门前,我的伯芘停下了,举动有点像演戏。他张开大腿,向前迈了一步,他把他的两个大姆指按在军服上的腰部那里,抖了一下他的短裤,然后用一种奇怪的声调说:“我请你喝酒,怎么样?”怪,他的神气好像是在那里狂叫,“喝洒”这个词说得很恶毒。
由于他声调的奇怪,竟使纪佑穆怀疑到这其间有什么不自然的地方。他望着伯皍,他看出来了,啊,啊对方抬起头来,这个牛奶店有什么东西可吃?这些人只是坐在桌子边。女酒保在替他们斟洒。纪佑穆望着伯皍说:“当然可以。”伯芘作了一个鬼脸,把脸转向右边,因这一动作而抬高了的下嘴唇不免动了一下,瓦里耶一直注意着他的动作,同时也望了一望这座破房子。墙上写的是些什么?那酒店的招牌上又写的是什么好,这明白了。
“不对头?”伯皍说,那我们只有向回走了,有一个小洒店”。
于是,他,维克多·伯芘,把纪佑穆·瓦里耶的肩头拍了一下,他比较满意,但他为什么满意呢?应当解释一下,原来在运河岸上的这个牛奶店,在它崭新的招牌上面,却还保留着半清不楚的旧招牌:“托洛茨基”。虽然瓦里耶不喜欢这个名字,即使它是这个牛奶店的旧名,但他认为他不进去是对的。
*
在拉柏琳营中,差不多所有的下级军官都是从保安警察队调来的,人们并不是故意来监视嫌疑分子。实在不是。但是这些士兵用不着作军事训练。除了那位下级军官、阿维农的小学教员外,没有问题这该算是头等的士兵。这位作盐生意的下级军官,总是想升级。
“你千万别相信巴黎人”。维克多说,“你已经看见了那些龟奴一类的人了,他们的身份册子都记载清楚他们曾经是型事犯。现在他们都变成了间谍。上校是拉罗克一派的人,就是说是一个法国社会党,你明白。我们是知道他的。他还是爱罗尔特省火十字团的主席呢这是爱罗尔特省的同志们告诉我的。”。总的说来,在骑兵十六营里,阶级意思还没有闹到使大家不敢说话的程度。只要克利西广场事件的暴徒们一个都不在的时候,(如果在他们面前,最好是停止说话)关于条约问题的讨论还进行得很好,实际上,人们已分成了两派,反苏派和亲苏派。社会党,特别是纳尔朋尼城的那般家伙,他们是迷信勃鲁姆的,他们很愿意讨论这个问题。就整个军营来说,青年人都认为斯大林没有错。除了某些人,他们从儿子到父亲,都在骑兵营中服役,他们都一贯反动。他们也没有把条约是归咎于斯大林,却归咎于希特勒。因为,照他们的普通习惯来说,他们是拥护希特勒的,只是他们说,希特勒没有必要勾结苏联人。
几乎从开始的几天起,大家就在谈农忙休假的问题了,因为收获葡萄的季节到了。这件事难道事前都不知道么?把许多人动员来,为的是一星期以后又把他们遣返!那些来自巴黎的家伙,你说他们还能够平心静气么?好,现在竟有十五天、三十天、甚至六十天休假的士兵。“战争在我想像中,并不是这个样子!”阿维农人麦利纳副官说。那么,我倒要问问你,他所想像的战争是什么样子呢?假如相信一个同志,他的奥德省的同事乌斯特里克的话,———他们经常一起在旧城的堡垒上散步,那地方没有人监督他们,他们五六个人一组,也不一定经常是那五六个人———假如乌斯特里克的话可信的话,这个随时叫人家讨厌的小胖子啊,我说的什么?是的,我是说:如果相信乌斯特里克的话,这位麦利纳,他所想像的战争,正如在没有战争期间他所想像的战争一样,换句话说,即是他没有野心升为少尉时所想的相同。
乌斯特里克是在一个小学教师代表大会上开始了解他的。这个麦利纳,在他没有为别人作走狗之前,还常常对人说这样的话:我要监视你,看看你的钮扣发不发亮,你的背包捆的怎么样,手巾可以搭在包裹上,我替你塞进去。反正,是一个讨厌的家伙。这位先生是反对军队的,他不了解苏联人也允许军备竞赛!诸如此类。他赞成我们同德国人拥抱阿兰、奇阿诺、葛瓦总之,不要叫希特勒感觉到是受了包围总是那样:共产党在鼓吹战争。
我的乌斯特里克,他作了一件蠢事,他向麦利纳说了一句话,对方于是趾高气扬地说:“你真值得我去告发你!我希望你考虑一下,我希望你能认错。”
伯皍,纪佑穆,乌斯特里克,并且还有两位别的同志,他们坐在围绕着堡垒的那一条路上。伯皍把一些小石子从堡垒的雉堞抛过去,转过身来没有搭理乌斯特里克说:“那么,你怎么回答他的呢?”
“喂,”乌斯特里克说,“我怎么回答呢?”
静了一会,大家都认为乌斯特里克还要说什么话,可是他沉默了。这样给人家的印象很坏。他胆很小,一个小学教师,而且在西班牙我们的伙伴遭受苦难的时候,他还为人民救济会作了很多工作。
这以后伯芘就休假了。
*
天气不错,并且不有暑末以后的一些暑气。这真是一个充满了灰尘的地方。骑马到近处的田野去游览的事,把骑兵们都吸引到这个人迹罕到的村子里来了,仿佛他们是到这里来作平时的操练一样。尽管这里的年青人全都不见了,但还不能叫人相信战争的存在。这个荒凉的村子叫什么名字呢?他们围绕着村子绕了一周,村子里有一座无炮眼的堡垒,所有的人家的临街的墙也都没有窗子。街道很窄,而且都交叉在一点,有如水果中的裂纹一样。在这类的地方往往有一些阿拉伯式的景象,从这里经过的人穿的非洲骑兵大衣,使景象特别逼真,此外还有那被铁栏杆隔开的玉蜀黍的地以及在这时候大家忙着收割的葡萄林,参加收割的有西班牙的季节工,有意大利人,有休假的士兵这都有阿拉伯风味,还有一点像阿拉伯的,那即是拾干葡萄滕作冬天烧火用的老太婆。
在允许外出的晚上,唯一的消遣只有看电影。专谈波兰问题的谈话,人家也感到不好。电影院倒是个捉跳蚤的地方!原因是这里有许多西班牙的流浪人,他们肮脏,却很神气,他们大多数住在这个地区,有时他们甚至登门来哀求你买他们的慈善券,可是他们得到钱就到电影院去买头等座位的票,他们的孩子们就站在他们的身边,常常互相打架。有时他们把偷来的金条偷来藏在腋下。
米舍琳大约隔三天就来一封信。纪佑穆呢,肯定每星期回她一封信,而且定在星期六写,这已经变成一种习惯。米舍琳如果还不了解这是什么道理,这是她的错。当那个送信的下级军官喊叫“瓦里耶!”的时候,他的心总是不住地乱跳。只是,他不是把一切都说出来的人,他只是这样写:一切都很好,没有话说,我去看了电影,演的是“朋特号上的叛党”,这片子是我们在一起看过的。北风吹得厉害纪。像这样的信已经是长的了。米舍琳则想把经过的一切事情都向他倾诉。但是纪佑穆也看得出来,她有点怕把自己干的工作明说出来。反正,她到勒瓦洛瓦镇弗尔曼·瓦里耶家吃过晚饭。只去了一次好像没有问题。玉玉嫂嫂想替纪佑穆打一件毛线衣服,她还问了米舍琳,她选的颜色纪佑穆会不会喜欢。根据弗尔曼的说话,他知道萨尔姆松工厂中的弟兄不愿意交工会会费,没有必要把钱交给石屋那工会头子手中伯皍未出发前收到这封信。他们共同讨论了一会。伯皍说他懂得萨尔姆松工厂中工人们的用意,但纪佑穆认为这是不对的,工会到底是工会。显然,一个种葡萄的人是不会像一个五金工人那样推理。
“首先,”伯皍说,“你只是一个铅管工人,再说,那些五金工人,从你的那位女同志告诉你的话来看,那些五金工人,他们的想法竟和我一样”。
“首先,”纪佑穆反驳说,“米舍琳是我的女人,不是我的同志。”
“对,她是你的老伴,但事情一样”。
米舍琳还说了,现在有很多工人获得特别免役回到工厂里来了,她在那里充当打字员的那个工厂,是个罐头工厂,可是这工厂现在专作军用品;所以士兵守在那些工厂,这里有很多特别免役的工人。如果纪佑穆写一个申请书。这并不是说现在的工资就很高,现在的工资是每小时等于八月份每周工资的四十五分之一,不管每星期工作多少时间,总以四十小时计算。直到上一周为止,大家都作了四十五小时的工,工资还是和八月份作四十小时一样多。从星期一起,更作到五十四小时,工资居然没有增加,仿佛在战争期间,没有加班就加工资这种办法,即使有,工资也只有普通时间的四分之三。四十五小时是政府规定的每星期工作时间,但人们是在为军队生产,条例上也允许作七十二小时。什么条倒?集体合同?不是集体合同早已失效了吗?资本家借口说要给什么津帖,就把你四十五小时以外的工作的工资非法扣除了四分之一。这简直是诈骗!
在一周之内,电影院演的是《加瓦尔加德》,有一个巴黎人曾经在高蒙官电影院看过这个片子,因此建议瓦里耶去看看。这个十分狼藉的城市,好歹倒有三个电影院。他一星期可以看三次电影。米舍琳寄给他的钱也足够应付这笔费用。纪佑穆稍稍有点觉得惭愧,他无事可做,慢慢地被腐蚀了。他对自己说,他和他所瞧不起的那些龟奴有什么差异呢?比方拉查利琪这个家伙,也虽然不惹人喜爱,但对瓦里耶却很有感情。应当说,他很喜欢马戏,他很喜欢站着看纪佑穆翻那种惊险令人感到刺激的筋斗。“像你这样的人,”他说,“就在麦塔诺马戏班里无人可比。”不能因为他使用下流词语,手肘上有花纹就判定他是个龟奴。
这天晚上,还是继续放映《加瓦尔加德》。他们简直成了一群,在前排的椅子上,一共有七八个兵。在纪佑穆的旁边,有一个发出大蒜臭味的胖妈妈。不知道怎么样,空气中好像显出一种不安的气氛来,他们很感兴趣的是电影未开演以前,城里面那些小孩子和一个乡下人发生了争执,乡下人戴一顶高高的破旧了的宽边的草帽。这家伙真是个野人,面色黝黑并泛着油光,牙齿雪白,穿一身破衣服。像这样的夜晚,给跳蚤传播提供了好机会。两个笑得很厉害的棕色头发小姑娘坐在他们的前排。其中有一个老是转过头来。新闻片放过以后,电影院里发生了一两阵吵嚷。新闻片记录的是达拉第到前线视察的现场记录,这时场里发出了狂叫,大家立刻警惕起来。这真是一场风暴,以致人们必须打灯点明,警察叫所有的人都离开电影院。在出口处,纪佑穆向那个样子有点凶神恶煞、伴着那两个小姑娘的高大青年人借火。当他把香烟点燃以后,就看见她们互相撞了下手肘,并且笑着看他。他于是随便说了一句“喂,看样子,这地方的人对达拉第不感兴趣。”可年青人却走了,一句话也没说。
第二天,电影院便禁止军人入内了。这是影片《加瓦尔加德》倒毒!拉杳利琪说,这真可惜,并且,这里有一个农业工人,他大概是爱罗尔特省的一个社会党员,他公开谈革命,他又说那坐前排的两个女孩子,倒还很娇媚瓦里耶这猪狗,可能得了相思病。瓦里耶耸了一下肩,但拉查利琪把他拉在一旁告诉他,让他懂得,对于一个刚结过婚的人来说分别是痛苦的,他还说了诸如此类别的话。最后,他说他在城里面认识一个金发姑娘。因为纪佑穆作了一个迟疑的手式,于是他改正他的话说:“啊,我说的是一个染着金发的姑娘”。
看得出来,人家都不知道怎样用自己的时间。那位兽医组织了一个小型剧团,他们演了歌剧《弗朗博瓦西爵爷》,拉查利琪的一位曾在音乐厅作过歌手的伙伴负责领唱:“我在旋转,呀,呀,呀”布勒亚上尉吐了一口痰表示不赞成:他不过是一个生长在加尔加索尼的人,一个高大的骑兵,一个呢绒资本家的儿子罢了!人家说他是多里奥派。也不无道理。弟兄们倒并不讨厌他。要成立一个足球队是他的主意,后来也得到洛吉埃少校的同意。纪佑穆担任打两翼。他们向这些驻扎的殖民地兵挑战。
从整体上看,体育运动比“他们的战争”更能引起人们的兴趣。大家现在不喜欢谈论苏德条约的问题了。不过他们总要借波兰人的问题,一天天地将“战争”改变过来对付我们。他们说波兰健儿真能够坚持!希特勒到了波兰的后方,肯定会碰钉子。他们又说,谁也知道,波兰是天生要被人侵占的。十八日报纸登载苏联军队已进入波兰。但是,你看,这正是前一天我还发现这样一件事:一个星期日的早上,在城门口的一个小工厂的运动场上,有一些骑马的孩子站在栅栏边看运动员们为上球场准备的情形。人家给他们穿着蓝色和白色的麻纱汗衣。昨天晚上下了雨,地是湿透了,只要一不留神就能摔倒,但他们的衣服好看多了,在休息的时间内,又来了一个人,他是干什么的?啊,原来是我的乌斯特里克!应当相信他对足球很感兴趣。他感动极了,这是从他那鼻子尖都可以看出来的,我真不知道他对于足球竟有这般爱好!他走到纪佑穆这面来了。在他只是独自一个人的时候,乌斯特里克便偷偷地把一件东西塞进他的手里。这是什么?天啦!你说,你这位小学教师,你在这个地方太冒昧了吧!
这件事也同样使他心跳。乌斯特里克走开了,他弯着腰仿佛要结皮鞋带子似的。无疑的,这是《人道报》。可怜的《人道报》,纸很坏,油印得也不清晰,但总是《人道报》他把它塞在皮鞋里:他等一会儿就念。他无心于踢足球了。这使得别人骂了他。担任记分的中尉医官认为对方之所以能得一分,都是因为纪佑穆的错。
“你是在哪里找到的《人道报》?”晚上,在房间里,他问着。乌斯特里克是请了半夜假的,因此他回来得很晚,他不想多谈《人道报》的问题,他只是说:“从老百姓那里”被他们这样悄悄的说话惊醒了的弟兄,已经对他们有点生气了。但纪佑穆仍然睡不着。这是他得到的第一张《人道报》从这张白纸上写的黑字,他最终知道党所想的,作的,说的,要党员遵守的一切了。他把它放在枕头下面。他本来打算把它保留起来。应当散给大家看,不应当这样他在第二天早晨,收到了米舍琳的一封信。一封信不到四十八小时就收到这还是第一次:信是星期六晚上交邮局的,这是一种进步!这封信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不过在米舍琳的签名后面,她还加上这样一句:我常常见着玛格丽特,我们在一起工作。开始时,他还没有想起玛格丽特是谁,随后,他忽然想明白了,那是玛格丽特·高维萨,当然咯,她一定常常看见高维萨了,她们在一起工作。她是说,他的米舍琳,他的亲爱的小女人,现在正在为党工作了!骄傲像一杯酒一样,一下灌注了他的全身!从巴黎出发就盘踞他的脑筋的,他不想去想,他不知道原因的这个秘密思想:原来他在害怕。当然,他知道,这并没有什么可怕的,但是他照样怕。他不愿意,不愿意说自己在怕。我们没有权利不信任,我们不能够怀疑党。怀疑党,首先就是怀疑工人阶级。他曾经相信过什么?难道他相信法国工人会靠不住么?难道敌人会那样强有力么?不管怎样,敌人是不能把党怎么样的。米舍琳就是一个证明。曾记何时,米舍琳还是一个什么都不知道的小姑娘!但是这份《人道报》,这张可怜的纸头他说了几遍:“这张可怜的纸头”。而且他是带着脑子中充满了喜悦的情绪的温和声调来说的。
他不能同任何人说话了,但乌斯特里克要除外的。但这仿佛是他故意这样的,既不容易找到他,尤其不容易同他单独谈一次话对于乌斯特里克,他能向他说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可以坚持到底。达拉第这般坏蛋,还有他们的法国人民党,还有他们的法国社会党,还有那些说大话也不怕散舌头的社会党是不能如愿以偿使历史倒转的,并且还有这个勃鲁姆!他听见一个广播电台广播了今天早上《民众报》上登的勃鲁姆的文章,题目叫作“悲惨的事件”,真是虚伪!他很小声地对伙伴们说,这一次,干吧,是时候了,也可以说,这是我们的最后一次机会今天是九月十八,要死死地记住今天的日子。
今天,塞布龙到军队里来了,这是应该记着这个日子的另一理由。在这期间,俄国人开进了波兰了,于是拉查利琪感到万分不幸,从这天早上起,突然一下,他们对波兰人产生了同情!可是昨天他们还在说波兰人是可怜虫,是夸大狂的人,说是由于波兰人的缘故这一次才有战争,说希特勒大可以吃掉波兰,反正那又不是我们的菜。布勒亚上尉把他们召集拢来,向他们讲述亨利第三和嘉塞林二世,谈到这个永负十字架的不幸的民族,老是被别的国家瓜分,谈到萧邦,谈到密克微支,谈到巴德利维斯基,谈到皮尔苏斯基他们的脑筋里尽是这些东西。但是纳尔朋尼的那些家伙,比卡勒广场的那些家伙,特别是吉阿诺和葛瓦的旧伙伴麦利纳军曹等等,假如他们到了这里,你看他们才更会大吹大擂呢!显然风车不需要风已经转动起来了。
他们一块散步的人中的一个,想说几句漂亮话,这场舞会才美呢!两个高人夹着波兰小姑娘跳,你瞧吧。“既然在八月间,他们拒绝红军绕道去保护他们,”这位伙伴说,他们真是活该。这样一来,希特勒不会去俄国人不许去的地方,事情很简单,大家把这位伙伴打了一顿,送他进医疗室去了。
他幸运地成了塞布龙医生的第一批病人中的一员。部队中的弟兄对个伤者还不认识。他们四五个一齐跑过来,把这鼻子受了伤的孩子抬着就走,但事实上,他们彼此的意见并不是一致的。在这个小小的医疗室中,虽然当着新来的助理医官的面,他们也争论起来。布拉兹医生进来才使他们停止了说话。医生望着这个伤者。“喂,”他说,“几乎没什么伤。一颗牙齿,这并不要紧,但看看这些蠢家伙倒是一件要紧事。你们是因为波兰人而打架么?”当他把那几个人弄走以后,就转过身来对着这个新来的下属说:“你要注意,塞布龙,只是因为红军将占领古尔松线,刚才伦敦方面就在广播电台叫嚣起来了,事实上,二十年前,英国人自己也承认古尔松线是俄波两国间的天然国界呀!”他有意对塞布龙表明,他并不是要听这类广播的人。说到这一点,他狠狠地批评起他在巴黎认识的这位布勒亚上尉来;他真是一个阴险的人。他利用他的军级来使得军队中间分裂!多里奥派这个家伙!是谁指使他的?难道是勃鲁姆吗?*吕西安·塞布龙每到一个地方,都特别引人注目,因为他有浓茶色的头发和乳白色的面容。他倍加努力以便使自己不为人注意,并且为了这件事在服装上也下了一些研究的功夫,自然我说的是他未从军以前的事。一旦他穿上军服,好像就一辈子脱不下来了。虽然总有一绺头发从他的红绒军帽下露了出来。他是一个助理军医,以前,他在南锡大学读过医科,但没有毕业他就离开了学校,这第一是因为他没有钱继续了学,其次是因为他参加了前次大战以后他便投身于政治活动了。那时由于组织上缺乏干部,终于叫他当了一个新闻记者。父亲是一个玻璃手工工人出身的玻璃厂老板,他本来希望他的儿子步步高升,这一来可使他失望了。什么是一个记者?当然比不上一个玻璃厂老板!而且他又是激进党,所以,他很不满意他儿子的政治派别。但是年月一久,他看见吕西安工作,听他谈到党的事情,塞布龙爸爸大大地改变了。吕西安作了巴黎东郊的议员,那是一九三六年的事。自从亚尔勒代表大会以后,他就作了中央候补委员。在一九三一年左右,他在党内负责殖民地科,他对于阿拉伯国家的各项问题,废寝忘食地日夜研究。在非常困难的时期,党曾派他到阿尔及尔去过,他住在那里两年。他本来打算抽出一点时间到莫斯科旅行一次,甚至想到塔吉克共和国去。他现在要担任新闻工作,出席议会,在党内还要担任思想工作,如何是好呢?如果按瓦里耶所说,知识分子的特征就是他们自己就有许多问题的话,对塞布龙来说,生活已经把一切替他安排好了,没有时间来考虑自己的问题,每一个钟点内的具体工作,就是对所有实际问题进行直接的回答。所以,虽然他并不怎么爱好哲学,但波立泽给他的一些书他都念了,主要是为了对敌人的立场有一个了解。有时他感到一种羞愧,因为在他手边的许多出版物中,有时突然会发现一个成语或者一个典故,众人都知道出于何书,但对于他来说那本书是不存在在他脑子里的。要作到万事都熟悉真不容易,一件工作往往花费一个月或两个月的时间,这一来,许多事情又悄悄溜过去了。塞布龙知道,在这方面,并没有多少人能熟悉一切,不过,在他这方面说来,不识不知好像就是背叛了党,就是工人阶级中的一种堕落。但是,时间难道他不该分一点时间给他的女人贝纳德蒂么?她是多么地文静、和谒和温柔呀。
今年的暑假一开头,天气就好极了。他们两夫妻能够自由自在地享受一个夏季,这可能还是第一次。他们两人单独到了阿尔卑斯山去旅行,把小孩子送给住在缪斯省的他母亲那里去了。贝纳德蒂晒黑了,看来非常愉快。这样出发到山间去,坐在地上吃东西,在一起不知疲倦的游乐,这在他们看来都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在伊赛尔省他们已听见了国内外的一切事件,在山头的初雪还未下以前,人们已把他们叫回来了。八月末,就有人搜过他们的家,但没有搜到什么。
他起初被动员到拉安城附近准备防守马奇诺防线的部队中。九月十五日,他得到秘密的通告,把他调到加尔加索尼骑兵第十六营来服役。在拉安城主任医官觉得自己手下有一个共产党议员很有兴趣。的确,塞布龙是很叫他喜欢的,因为他不多说话,对工作非常感兴趣。主任医官呢,什么事都没有也要坐一部小汽车到巴黎去的。助理军医在这时候就可以管制一切。他可能不会感到厌倦,他是一个认真干事的小伙子,而主任医官呢,在爱恩省这个偏僻地方实在太闷,所以他宁愿保留这个危险的革命分子来替自己工作。但是现在人家把塞布龙调到加尔加索尼来了。为什么?难道他们不想让共产党去前线,并把他们封锁起来?加尔加索尼,为什么要调到加尔加索尼?三天之内他就能到达目的地,那样,他便有时间了,他可以先到巴黎看看贝尔纳蒂,通过她,同志们才知道他驻扎的地方。小孩子仍然住在祖母家里。
在火车的夹道中,他似乎看见他在国会中的伙伴罗曼·韦思贡第。但是,他不敢确定。他到了加尔加索尼以后,上校叫他去了一次:“你知道为什么调你到这里来么?不知道么?你该知道你在未参军前在搞政治吧?而且你搞的是最坏的一种政治!”———“上校,我是代表人民的,我搞的政治,就是我之所以被选的那一种政治。”———“那是一种不好的政治,博士,那是最坏的政治!”在博士这个称呼中,有着很滑稽的意思。尤其是从前后文看来。他用的这种尊贵的称呼,故意误认塞布龙已得到了医学博士的文凭,而其实塞布龙是没有这项文凭的。“博士,希望你把这个地方当作一个放逐犯人的地方,当然,你同时要听我一个忠告,希望你老老实实地呆下去。”啊,这位上校,至少还是个坦白的人!总而言之,一个议员终究是一个议员。劳吉埃少校倒想看一看这个蠢家伙到底是什么态度。在瓦里耶加入的那个足球队中当评判员的中尉医官布拉兹首先就这样对他说:“你知道我么,我才不注意政治呢!平平安安的没事,什么都好。你有权利要怎么想就怎么想。我并不劝告你用对我的态度来对付众人。你千万不要信任那位布勒亚上尉:他是个踢足球的好手,但他是有头脑的我呢,在这二者之间,我还比较喜欢布尔什维克。理由很简单。”第一天晚上,他就遇着一件事:一个弟兄因为波兰问题而挨了打。从医疗室出来的时候,中尉医官对塞布龙说,如果他愿意,他可以住在军营外面,但是中尉医官并没有替他介绍住的地方。“你一定要知道,大家会仔细观察你的每一个“动作。”他们要跟随你,检查你的证件。站在你背后的不只是上校的第二办公室、布勒亚上尉和他手下的人,还有老百姓、市政府。你知道,我是有一点知道我周围的情况的,这里就是萨劳的势力范围,很多的业余警察”他说这一切,或许是希望他的帮助是有用的。他在夜里。他叫了一个矮小的人当他的传令兵,这人样子像一只耗子,但是一只肤色苍白的小耗子。他的名字叫巴斯加·谷参。布拉兹用手肘撞了一下塞布龙说:“这个家伙,他倒不会搜查你的箱子,但他有可能拿你的香烟,你可要注意!”
最后,少校把他叫了去,完全带一种演戏的语气对他说:“博士,你可以同我一道吃饭,但是你得当心,只要发生了一点儿事故,我可不会轻饶你,同志!不会轻饶你!”洛吉埃少校实在算得一个很有趣的人,长长的胡子。至于布拉兹,我们只要根据他说的话就可以看出他是什么样子的人,至少当他骂布勒亚的时候。事实上,他的脑筋中只有一个思想:足球;或者精确一点说,两个思想:足球和机器脚踏车。他经常骑着机器脚踏车去会他那住在本省南部的小情人。所有诊疗工作,审查免除兵役的申请书工作,他都想丢掉,让这位新来的助理医官去干。恰巧他们又不断地接到命令,在主任医官面前,把所有的弟兄的体格重新检查一遍。这简直是一种体育运动。他们的工作只是找那些扁平足的人,只是有一天,他们却不得不做疝气病的手术。每一次,一千二百个赤裸裸的家伙我替你按查他们,我替你接他们的脉膊。这使他们想起气管炎来。得气管炎的人事先没什么预兆,也没什么感觉。
和少校一道吃饭的军官们,看见塞布龙也感到高兴,因为这位新来的医官,只要人家拿波兰问题去剌激他的时候,很容易引起他的反驳。只要他同你争论起来,你就不知道如何回答他了。他说话的声调始终很沉静,没有一个任何字音说得比对方高。你问我的意见,我就告诉你。随便你怎么想!比方说,维尔诺的失陷,他们根据了报纸的言论不知道说了些什么。但是你瞧,助理医官总是耐心地对他们作解释,波兰和立陶宛之间为这个城市争执了许多年,立陶宛原是在武力威胁下才把这个城市让给波兰的。还有一个中尉,总是向他谈到王族家世,谈到巴黎伯爵和伯爵夫人。一般来说,他们只向他说一些小事情。只有布勒亚不肯和大家在一道。布勒亚是很尖酸刻薄的,但不仅布拉兹不信任他,别的人也很不相信他。塞布龙开始诊病的时候,有一天有一个生了疔疮的骑兵来治疗,他等到护士离开的时候才对这位新来的医生说话。他替博士带来同志们的致敬,同志们本来知道最好是不要搅扰塞布龙同志,但是他们却要叫这位骑兵对他说一句话,也就是说,只要他需要“因为住在这个地方特别痛苦”———“怎么?啊,是的!”护士把碘酒拿来。这位护士名字叫贝西埃尔,未从军前还是个音乐师,自己本身还有气喘病。可是,他在你想庆祝节日时就有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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