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火车从巴黎到古罗米埃需要九小时。其实这并不算坏,再多一点时间也是可能的,并且,人们也并不忙呀!火车从这个货车站开行的时节,在文新尼却是要下雨的。没有一个人送巴邦达尼上车。人们焦急地等待着火车开动。月台上的夫妇都因为这送别的时间未免太长而感到疲乏了。阿芒·巴邦达尼带着他的黄色手提箱迟疑了一会儿。车站里的头等卧车上坐着军官们:中尉坐卧车总是好一点。但是巴邦达尼看见里面都是些四五道袖章的家伙,他已经猜到他们会谈些什么样的话了。总之,他如果坐在三等车内,别人是不可能对他说什么话的,那么。他的服装是不是已经使他和别的人之间有了一条鸿沟?再坐三等车,会加深那道鸿沟。他刚走进一个车厢,那里的人立刻让了一个角落给他:我的中尉,你在那面会更舒适一点,一个伍长刚才还这样说过的。他在这里出现,也许会使得其他的旅客不舒服,但不久他就看出来,这并没有什么。自从火车开动以后,谈话也就活跃起来。打开包裹,大家拿出纸烟,相互让起来。

　　阿芒·巴邦达尼开始了新的一页生活,但他决不会感到惊讶。他已经是四十四岁的年纪,这是他的第二次从军。这一次他又重新穿上军装,算起来和第一次脱去军装时时间并不长。就是距离他的青年时代、距离他住在塞利昂勒维欧的那些日子还很近。那时,他的父亲还是一个激进党市长。后来他进了中学,他同家庭破裂关系,在1913年,他为了若来士的一句话便愿意作工人。在勒瓦洛瓦的工厂中,担任了生理上不能做的工作,但后来,他根本无法支持下去了。这一切的人生经历,大约就造成了他今天这个样子的一个人。在第一次战争初期时,他有过许多幻想。在盖德给我们树立了一个榜样以后,他所盲目信任的工厂的同志们,不对战争说任何评论。战争呀!步兵呀!他的健康和他的世界观都是从战争中,甚至可说从火线上锻炼出来的。在前线三年,他受过两次伤,然后就遇见雷蒙·列菲勃尔,瓦扬—古久里还有第三国际委员会呀,出征军人共和同盟呀,事情已是二十年前的事了。那时,德洛吉就在奥柏拉广场他身边被一个警察打死了。不要以为是德国人向我们开的枪,德洛吉现在只在联盟者壁附近的一个小丘上的左面留下一小座坟罢了。当人们向那坟台敬礼,或者当与死者同时代的某一人偷偷地放一束普通的花在坟前的时候,年青的人们总是有些惊奇,谁呀?他们问。人家向他们说:德洛吉他们也重复说一声:德洛吉,仿佛这对他们也能说明一种什么问题一样,其实这只是装一种样子,以掩饰他们的白痴罢了。我们的历史是这些无名英雄造成的:阿芒曾立志要作这样一个英雄,这已是好久以前的事了。只作这样一个英雄,在党内说起来,也许就是他的一种缺点。他生怕他会因为工作过于露锋芒,因此他给别人的印象是:人的确是个好孩子,但没有独创性,可是他却又是引起人嫉妒的人,认真说来,不可能忘掉他的身世:他的母亲是墨西哥巴查尔的巴塞隆纳族人,父亲是参战员。他的兄弟第一次结婚娶的是巴黎街车大王老王斯奈的女儿。很久以来,他已感觉到同志们在这一点上对他有些怀疑,今天,他也同意这些怀疑。这些年来,他们看见过多少次叛党的事!比方说,你瞧瞧巴特里时·奥飞拉吧!那一天,阿芒一开始同奥飞拉谈一些东西,他就生起气来。在《人道报》社中人家对他说,你错了,奥飞拉本来就是那样的人,意思也并不是说。这类事情我们曾见过。今天,对这类子人难道能够很严厉么?我们还不需要一个人对过去的环境,完全断绝关系,像从前党在困难时期一样。虽然瓦扬曾经一再对巴邦达尼说:“你的家庭对我们有什么妨害?难道我会想到我自己的家庭么?这已经是旧的历史。”但巴邦达尼并没有因此而安心。

　　是的,他,瓦扬,他并不把家庭看成负担。当他到联盟者壁去的时候,多少人认识他!多少人对他敬礼!瓦扬,瓦扬万岁!多少人和他握手,多少人拥抱他崇拜他:阿芒当时也是这些敬礼的人中间的一个,他也特别崇拜他。一个人生就怎样始终是怎样。他一生都在忧郁中过去,他每天的面包都是从艰苦的劳动中得来,他在鲁尔被占领的时期还坐过监牢。他总是觉得欠了别人的债,他的童年生活是他的一种债务,他的家里的人同时也成为他的一种债务,虽然他和家里的人已经断绝了关系。有时他对自己说,他可能对党的一些作用,但他这种顾虑会减少他可能起的作用:一个直接从人民中出来的人根本不想这一切,一个无产阶级出身的人为什么能够挺着胸膛前进,是因为他觉得他在带动他自己的阶级前进。这样,他用所有的精力去对付阶级敌人,而不必用来对付自己。但像阿芒这样的人,任何时候他都得分散一部分精力来反对自己身上存在的某种东西,他非常恨这种东西,简直恨透了。

　　怪了,这难道是穿上军服的原因吗?当他把他的眼睛离开书本抬起头来看一看的时候,他仿佛自己走进一了个不认识的世界。他同挤在这里的一堆人简直找不出共同的语言,车厢内很黑暗,三等车的窗子又非常狭小,车窗外的太阳还施展它的威力。值得奇怪的是因为他一向是惯于和人说话,对谁都一样,不管在什么地方,新闻记者都有这种习惯,党员也有这种习惯。只是,如果事情是关于了解杀人犯的动机,从邻居去了解犯人的情况也许,你在大选前到一个乡村中去。发现群众决定要攻击某一个候选人,比方说这人曾经投过票反对养老金那么,你终究有一个说话的基础,对某些问题有一个明确的目的,于是你可以成为众人等待的最后一言的发言人。可是,在这个三等车内,就不是那么回事了。也许是因为我们突然一下就和各种不同身份的人在一道,使我们亲眼看见已经被遗忘的现实,看见我们不用去见的人类,使我们最后不得不相信所有的人大约都同我们一样的想法。但是,这时我们却发现自己的想法恰巧是一个例外:一切工作须得重新来过,过去我们认为是我们的成绩的东西,今天看来并非那样,只是一些稻草人罢了。

　　卧车里很乱,不知在大吵些什么?那简直是一片混乱之声,大家都在互相偷看对方。这个家伙要到哪儿去?那个家伙呢?他是谁?总之,他是不是我们同一个部队的人?但是所有的人都在谈回家的事。难道真会打起来吗?大家谈论到许多事情,但一涉及政治的话题,彼此似乎都有些害怕似的,不敢再继续说下去。如果你不涉及政治,你又想谈什么呢?这种不谈政治的保留态度,并不是对双方都能适用的,因为人们把朝着一个方向走的一切都叫作政治,如果转换了方向,尽管是出于如何的天真,也不能算政治了。同时,车上的旅客又不能由我们来自由选择。旅客中大约有一个工人。并且至少有一个。真奇怪。应当相信,人民,如果我们是不在他们家里去寻找他们的话,要遇见他们也是不那么容易的。阿芒心里老是这样想,如果这部卧车里,偶然坐满了和他的想法一样的人的话,那么,战争可能没有了,也可能没有今天的事了。

　　没过几天,这些人相互也会说适合于他们现在情况的话了。可是在目前,他们还怕自己的嘴巴太不小心。不过,他们有什么可以隐瞒的呢?应该说,今天没有一个人知道哪些是可以说的,哪些是不允许说的。只有那个长了一张大嘴巴的人,他来自哈佛港,他才不止一遍地提起他缴了税款的事;他大约是什么人呢?是一个小商人吧?他好像在看《格兰哥瓦利周报》,他两三次说到“犹太人”这几字的时候就往阿芒这一方看。很显然是因为阿芒的头发是棕色的,而且他又没有时间到理发馆去,因此,这些头发一直是卷曲的。这在他妻子没离开时曾是他们争吵的一个题目。而现在,被人当作一个犹太人,他倒并没有不高兴的理由。在那件事情上,他其实是有权利骂人的,但有什么用呢?他的战斗要放在别的地方去。在他出发的时候,他还看见加香,加香用两只小手拉住他说:“不要作傻事,阿芒,小心谨慎一点,我的老朋友!”因为他在《人道报》已经十年,大家都知道他,尤其加香更了解他,比别人更深一步地认识他。阿芒又把脸贴到自己的书上去了。他常常弄得没有时间看小说。他这一次带了一本左拉的《人形兽》,他看过《人形兽》这部电影而没有看这小说的原文,真是一种缺憾。真奇怪,现在看起来,左拉好像离我们很远了,但阿芒却依然爱左拉。但是,当我们已经动员了的时候,当警察来把我们的报馆封闭了的时候,当许多问题出现在我们的面前、前途充满了暗淡的影像的时候来看《人形兽》,实在有点。咒骂朗第埃,咒骂遗产,现在已经不是时候了。就是他自己的事情,过去也充满过忿怒,但后来他往往也能够这样想:在塞利昂地方的那些人,那是旧生活的残余,现在他距离他们已经很远了,只有在夜里一个人往往有愚蠢的思想!书也许是阻止他思想的好东西。阿芒的身上还残存了什么东西足以和他一生所作过的事情有均等的比重呢?在天秤称上,一边是他,一边是党。他的父亲是腓力普·巴邦达尼,母亲是腓力普·巴邦达尼的发妻,生于黎纳尔第家的爱丝特。那是1896年,当他父亲在普洛文士省的一个小乡村的村公所去报告孩子出生的时候,以及当他的母亲准备叫他作教士的时候,谁也不会想到他会变成今天的样子。

　　哈佛港的人在谈论些什么呢?这个用嘴巴呼吸的棕发高个子一定是扁桃腺有什么毛病,他老在埋怨,他说从1936年起,简直是生活不下去了。他的话说得很不清楚,这倒使得阿芒很想参加他们的谈话。最好还是不要。这种事件,不是立刻就可以解释清楚的。就在那时,曾经在报纸上写过有关苏德条约问题的文章、《人道报》的编辑巴邦达尼,是要到古罗米埃去入营的中尉巴邦达尼;无疑的,古罗米埃的街头还有人在等他。我们将来一定可以看明白的。但是这些人竟然敢这样说!像这样一个人是和人民距离不远的,远也不会太远。总之,他如果有半丝儿的知识,他是不应当这样说的。这种人,他可能是会恨人民的,好像从三六年起,他还有一种不能忘却的根。为什么?他想过什么样的日子呢?吃上等大菜?住漂亮的小楼房?可是要纳税呀!最使他头痛的好像就是捐税。照他看来,捐税也是工人们的错,工人们不该把他们赚来的钱全部吃掉,并且还有罢工,可怕的罢工一谈到罢工,车厢里顿时又乱了起来*火车在四点钟左右停了一会。在这样慢车中的热度,人们简直不能忍受。火车像一个打翻了的火柴盒子一样完全空了,人们从各自车门跳了出来。这个车站是在森林中。总之,不在巴黎———古罗米埃直达车的路线上,如果是那条路线,阿芒是很熟悉的,因为他曾到这里来采访过反对派选举的新闻。很显然不是那条路线,火车不知道在什么地方走了岔路。这一个在森林中的车站,有一个酒糟色的站房,停车房旁边的站台上这时是没有一个人。那里还有一条公路,车站上的所有信号设备,特别像小孩子的玩具还有一个咖啡馆,它的招牌上写着“森林—游戏—婚姻”,好奇怪的三位一体!哈佛港入这一下才停止谈捐税的问题了:“得,”他像是在开玩笑说,“这里的人用另一种方式说话,这招牌的意思是说‘自由—平等—无法理解!’”所有的人都走进咖啡馆去了。咖啡馆里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招待在传递啤酒和柠檬水在那个专供火车头使用的大黑铁水管下面,有人竟然脱去衬衣在那里淋浴。四周的树木在太阳光下,形成一把遮荫的大伞。树下的荆棘丛,杂乱而又浓密,这使人不能不有趁机逃走的想法。“我们干一下怎样?”那个穿蓝衬衣的,胆大的高个子,半开玩笑似地对那个胆小的矮小的人这样建议,那矮小的人望了一下军官。阿芒生平第一次望见一个人的脸上露出怕做军人的表情。

　　阿芒同车厢的那些人在公路进口处的草地上坐下了。他们在叫他:“中尉,这里!这里有香肠!”的确,他们真有香肠,他们的女人替他们放在布袋里的一切全拿出来了,有罐头沙丁鱼,卤牛肝,大块大块的奶油饼。也许明天就不同的,可是今天所有的人都表现得很慷慨,把一切都拿出来大家公用。还有一个人,他有酥糖,这种糖又粘手,又化不开,他把它包在一张破报纸里。“中尉,吃酥糖,我是真诚地让您吃。”

　　突然一下,草地变作了操场,仿佛这时正是中学里课间休息时间,学校刚开学,来了不少的新学生就整个地来说,大家确实不坏。有的人在唱歌,有的人在开玩笑,那些当兵的人,显然他们心中有些烦闷。

　　阿芒只得和他们一道坐下,这些人就是刚才谈罢工问题的人。他看着他们,他们的脸上都有一种天真的表情,当然也有一些疲倦的神色。整个地说来,都是穷人。真是一件奇怪的事,他们既然彼此并不怎么了解,也不怎么认识。如果他们有一个瞬间不谈捐税,不谈罢工,如果他们能有一些梦想,那么,这班人,这班人也还是自家人即使是哈佛港的人也是自家人他很高兴他有那块牛肝,那是他的女人在家里替他准备的。见鬼,为什么他一定要作反犹太分子呢?他在这方面作了些什么事呢?无论如何,人们听见了他们的谈话,我们对这些人也是有责任的在这里有四五个穿得比较好一点,可以确定他们都是巴黎人。很奇怪是他们对德国人倒不感兴趣,而意大利人却引起他们的兴趣。

　　“如果意大利坚持中立”有一个胖子说,“但是我们要怎样才能使意大利中立呢?有人觉得意大利中立是害多益少。我有一个姐夫是一个飞机工厂的经理”。

　　这两句话之间有什么关系呢?阿芒对于这个附和自己的姐夫的家伙,很想看看他的脸色。可是正在这时候,卧车中的一个伙伴拿了啤酒来了:“我的中尉,你不喝一杯么?”这当然再好不过了。

　　“意大利中立”,从后面传来另一个人的话,“那就阻碍了我们从阿尔卑斯山那方面进攻的道路;再说,难道你全忘了吗?蒙特西多里奥宣言发表并不久呀!‘收回萨乌洼!收回萨鸟洼!收回科西嘉!’这些意大利人是插在我们身上的一把刀。不过他们一直在威胁着我们,但是我要是最高统帅的话。”

　　“亲爱的先生,据说,海军部长和你有同样的设想。”“刚秉基本是科西嘉人,他会这样想!”

　　“依我的看法,我情愿把突尼斯给他们,外搭尼斯也可以,只要他们保持安静”。

　　“谁知道,”一个瘦瘦的年轻人叹息说,“去年,别人为一点芝麻小事就动员我们以后他们恐怕每年夏天都要动员一次了!”

　　火车打了一下汽笛,人们都站起来了。大家把吃剩下的东西收了起来,或者忙乱地塞在嘴里。在咖啡馆中的人:“快一点,结帐你一定误了火车了,”有一个好开玩笑的人叫起来,玩笑倒是不错!

　　大家匆忙上了火车,留在他们背后的是乱纸、罐头盒子和踩的不成样子的青草。天上起了一片乌云,光线忽然暗淡下来。谁也不知道森林中的这条火车道到底到什么地主为止。火车像一个生命力十足的人一样向前开着。

　　从巴黎到古罗米埃,火车开了大约九个小时。在食堂中,大家都认为这段很顺利。大家说,在1914年,同样的旅程还要走三天呢!这话不一定确实,但这无非是说明两次战争有所不同的说话方式。这一次,我们准备得很周全,我们并不是偶然遭遇到战争的,事前早经预料。时间经过虽不久,我们的民族却比以前更强大了,加上我们有这样好体育运动。在1914年,除了自行车以外只有一个加尔邦蒂埃,现在我们在网球方面,游泳方面,甚至在足球方面,都有很强的地位了。橄榄球我们还没打过,可能是法国人很谦虚,食堂中人在不再谈论慕尼黑协定希望后的话题。

　　古罗米埃,如果可能的话它可以是座城市。带有矮小房子的广大的区域,现在也日益缩小了,有一条街,一个广场,还有另外一个广场,旁边有一条大马路,马路尽头有兵营,作为动员的中心地带,火车都在这里分歧。从这里起,入伍的人就可以确定他到底入的是哪一营。大家都在车站附近驻扎下来,所有的旅馆都住满了军官和士兵,那是付得起旅馆费的家伙,谁也不能干涉他们。这里那里都有营房,在所有的酒馆中都设置了军用食堂。在一个小旅馆中有两个军用食堂,巴邦达尼中尉和十来个军官,两个上尉,大家在享用烤猪头肉和家庭红烧肉的时候互相认识了。在隔壁一间屋子里,那是医官们的食堂,食堂中这时有三个准备出发的炮兵连的长官。军医们要参加很多正在训练中的部队里的工作,因为以后固然可以安排顺利,但在最初的几天就动员他们来工作绝不是多余的事。这个食堂中还有没有部队可指挥的上校,还有由副官率领的一些人一般情况,到达这里来的都是普通的兵员和一些行政军官。你叫这些人作“行政军官”?你真是会拿词儿来开玩笑!他们都被置放在村子尽头的军营里。仿佛他们是些巴黎人,或者巴黎郊区的人,这些人每天都在为自己的睡觉地方而忙碌,像这类家伙,是不应当让他们到处乱跑的。在一个大庄园的院子里有一些拿锄头的人,工兵连住在那里,指挥这个连的自以为作了大元帅,随时叫他的部下在街头巷尾练习军操。幸好大部分动员的人都还穿的是朴素老百姓服装,否则遇着士兵就得敬礼!再一个是地工团,什么叫做地工团?就是地方—工兵—团。像这样的训练有何作用呢?阿芒对那些同他一同吃饭的人还是很陌生。有一个一天到晚谈电影的中尉,他过去当过骑兵如果我没有听错的话,他的名字大致叫卢迈勒。每一次火车到来,公共餐桌上总会添一份餐巾。那么,大家将来会常在一起么?看迹象,仿佛这些军官们的安排都并不适当,两天后,办公处已经把上尉们和中尉们都再次调配。上校要到动员后第六天才来,大家还有足够的时间来欢笑一回。在吃过第一顿饭到第二顿饭的期间,大家仿佛在玩“猫占树”的游戏,当别人看不见的时候,你马上跑到另一棵树旁。阿芒住在军营旁边绿树荫荫的宽大广场上一个餐馆里,他的房间只有一个小方窗,窗外的地道也十分黑暗。他隔壁住的是一个交通运输兵,经常把妓女带回来,简直使你无法睡觉。楼下布置了一个参谋部,两位上校也是深夜不睡,大声的辩论着问题:这一位想侵占意大利,另一位想从印度方面进行迂回战。当你从外面回来的时候,你必经这两位上校的房间,你一定会看见他们在那里小口小口地喝亚麻纳克酒。你肯定会打扰他们,他们只好停止说话等待你过去,你也可以和他们打一下招呼:我的上校,我的上校。你从那座简陋得只能算作梯子的楼梯上去以后,立刻你又会听见下面的吵声了:告诉你,我们一旦打到布莱涅后,从第一天起,他们就对阿芒的房间进行搜查。但他觉得他很有把握不怕他们搜查。

　　当然,人们已经发现了他。同时,邻近食堂里的一个将出发到炮兵部队中去的中尉医官,马上跑过来向阿芒说:“你是〈人道报〉的巴邦达尼么?你瞧,我,我是法国行动党的人。实际上,你们比社会党还更能理解我。”这跟社会党有什么关系?当他说到社会党的时候,他等于把一切话都说完了。此人有一个高大的身材,背稍稍一点弓,柠檬色的面容,西班牙人的眼睛,倒还不是蠢材。他爱好音乐,阿芒发现他和自己一样,都讨厌格里耶格他们俩都认为人们对待塞维拉克太不公平。阿芒的太太还没有去世的时候,他们常常到音乐厅去。所谓保王党到底是什么意思?一个法西斯分子,但是当你同任何人说话的时候,总觉得他们也有值得去学习的地方。当然,如果你站在很近的地方去看一个杀人犯,你会觉得他也有人性所特有的东西。军医官看了巴邦达尼的文件以后,他认为一切都很好。“我么,”他说,“平常,我在吃早点的时候,我总叫人把〈人道报〉和〈行动报〉一齐拿来。不管你怎么说,雷昂·都德总有他一套说法!瓦扬—古久里之死,对你们说来实在是一次很大的损失!你敢说他的死是自然原因吗?如果法国有一个国王,像他这样一个人一生的作用,总比作共产党好得多啊,知道,知道我知道我所说的话。”他知道什么?他喜欢的是标新立异,同时还喜欢表现他自己度量很大。目前,他有一点儿埋没了,这次的战争很使这位伪君子很不高兴:他是刚才来从军的人“你相信我们的民族更进一步了吗?我们的足球队非常近代化。1937年我到德国去过,我,我对你说,我。除了这些,亲爱的,你要更加小心慎重,他们是有警察帮忙的”“多谢了,医生,我都知道。”

　　还值得一提的事是,常常有人出错了,跑来开阿芒这个小房间的门,阿芒不得不郑重其事的喊道:“里面有人!”在这一段时间内,别人也许要想方设法陷害他。一个人突然投入一种不合理的生活,不得不胡思乱想。对于巴邦达尼来说,当然,这一切都令他回忆起上一次大战,都令他回到二十年前去。奇怪,一下就过了这么长的时间了!那时,他每天都到蒙马特街《人道报》去,下午五点开编辑会议,然后在胜利街的尽头一家小酒店里吃晚饭。晚上,贝里从议会回来,从不例外的问了一句,有什么新闻?一个女人被人家砍成了几块还有就是英国伊卜桑的赛马啊,伊卜桑的赛马,那很有意思!这样常常很晚才回到维持里去,有时赶不上最晚一班车,那只好到夏特赖去几个人一起的集体包车还有那门前摆了几大篮水果的塞巴斯托波尔大街的咖啡馆咖啡馆中灯火辉煌,一坐进去就不想走,汽车司机等得不想再等了,他说:我有一个顾客,五分钟之内就会来阿芒抬眼一看,仿佛还看见那在天花板上吊着转的电扇,锌板桌面上摆了一盒子盐,旁边有一些带壳的鸡蛋桑柏性子很急,像平常一样坐着出租车先回了。

　　在古罗米埃,这是人间生活再乱不过的了。有如一个顽皮的孩了,一脚踢翻了一个蚂蚁窝,你瞧,蚂蚁全出洞了,它们生来本不愿意见面,但会面了而蚂蚁的种类又还那么样多:大蚁,毒蚁,小黑蚁,线蚁,还有只有皮和骨的瘦蚁它们不停的蠕动着,它们都企图再回到自己的老家去。喂,巴邦达尼,你打桥牌么?你打天花板牌么?在这个世界上蚂蚁可分为打天花板牌的和不打天花板牌的蚂蚁。

　　还有他们所说的!还认为这是出于一片好心。可是真可怕的就是好心,而且他们的好心!他们说的事情恰恰相反,总是令人想到他们是并非出于“好心”才那样说。的确,在他们那方面,大约也是这样想的。混乱到了这种程度:任何时候说任何话都很盲目,也不知道该从何说起,哪怕说的最小一件事情。在古罗米埃参加会话,那是一项重要的工作,如果你认真要去理解谈话的意义的话,有的时候,幽默占了上风,甚至一切理论都出之以幽默,这是我无法办到的地方。必须使他们熟悉法兰西历史。比方说,“圣玛斯”这个人,在他们看来并非一个阴谋家而是一个牺牲者。他们读了维尼的作品。但到了1789年以后,他们便拥护背判革命投降敌人的杜慕里哀而反对罗伯斯庇尔了。你不要告诉他们说这个将军是一个叛徒,一个将军永远不会是一个叛徒!梯亥尔是1871年用他的纵火队与巴黎的流氓斗争的爱国人士:像这类的谈话,你完全没有法子劝服他们。至于德莱费斯事件,这是一个提不得的问题,对他们说来,每一件事都可证明艾斯特巴吉或亨利的罪行。这样,说到现代事件时,大家为什么更能够互相体谅呢?不过,分别开来看这里也还有感觉锐敏的人,也还有对杜慕哀表示模棱两可的人。他们所欣赏的就是吃得好,对一切都不求进步,假装借酒消愁,他们最追寻浪漫故事,他们都不是生活富裕的人,他们万一回到了自己的可怜的家,很可能发现他们的女人正在肚子痛,而孩子正为他们让坏分数大伤脑筋。这些人和火车上的那些人一样,都像哈佛港来的那个红棕色头发的人并非都是反犹太分子,并不都是讨厌工人的人,并不都是不过,将来,你一定会明白他们到底是怎样的人!

　　这里还碰见了一个名字和他本人不相称的时髦青年,他是个少尉。他开了一部汽车,随时坐着车子到处闲逛。在饭后上果品的时候,他总爱表现他是交际场中的人。当别人已经站起来的时候他才说:“你去打一盘台球感兴趣吗?”他是一个金发笨人。“你知道,中尉,我认识你的兄弟和你的弟媳妇”阿芒望着他,十分严肃对他说:“他们都很坏,不是吗?”

　　这是我最不在乎的别人谈论的内容。这位年青的艾克萨维耶·德·西夫里为这件事沉默了许久。这条蛆,他不管手边摆弄什么东西,总要拿去弄他的指甲。总之,没过多久,他又放心了。他在读凯利里斯写的东西。他对阿芒说:“总之,在慕尼黑时期,我们那样作不是错的,你说是么?”奇怪,没有一个人不,当他们在街头巷尾面对面地碰见巴邦达尼的时候,不设法对他提出一些问题,以便显示至少在某一点上进行交谈也是可能的。还有一些人几乎就把他看作怪物,这些冷嘲热讽的人,他们将要怎么对付他呢?西夫里知道阿芒会下象棋,他们不愿意打台球或打桥牌的也就下起棋来。

　　人家已经把他的箱子翻得不成样子了,三天之内翻了两次。

　　一个人觉得很孤独要对自己负责的一种奇特的想法———对许多人负责。阿芒深深地知道,每一个共产党员都应和他的态度一样。他呢,在《人道报》被封上的前一天,他还是照样写了一篇文章。仿佛他就是最后说话的一个人,也是最后的一句话。他是对众人负责的。他面前所遇到的这班人,他们总在那里想尽办法使共产党人说话,不管说什么话,只要他们开口。这种情况,在报纸未封闭以前就是这样了,而现在呢,报纸没有了!在军营中如同上前线,敌人随时都可能进行有计划的挑畔。

　　任何一个共产党员对敌人来说都是一个挑畔,一个威胁,我们应当好好地应付。如果以为他们的办法就止于此,那是未免太天真了一点。在我的行李中,不知有什么东西值得他们这般样地注意?他们会看见我随身带了左拉和托尔斯泰的著作,并且上面还有插画的“塞巴斯托波尔”,还带一本法国讽剌诗人多比涅的“悲哀的人”。每一个共产党员对自己的所经历的事情都要负责,如果人家把他放在恶劣的环境中他要负责,不论人家对他印象如何?他也要负责。一切都应当好好地应付。”

　　一切可能被人认为我们放弃了原则的言行,都会起反抗忠于原则的人:人们还可能假借我们的名义来威胁压迫这些忠于原则的人作他们所不愿作的事。一个人的胆怯可以成为别的许多人的陷阱。阿芒无时无刻都觉得有必要成为模范人物,对于周围的人误会“我们”的地方予以无声地否认“无声的”三个字还用得不适当。我们有很多种不同的说话方式,最佳的方式之一是作敌人想努力证实我们不是某种样子相反的人。

　　在八月三十日那天他偶然的看见了多列士。他到市委会去还他为写一篇文章借来用过的参考资料。这时多列士便握着他的手对他说:“你要走了么?你也动员了么?”他表现得有点紧张和激动,他问多列士,对军队中的党员是不是有特殊的命令。阿芒在多列士面前总是有些胆怯的,这好像是一种生理上的因素一样,因为多列士身材魁梧。但不仅这一点,多列士还对他说“没有,只要作个好人,知道自己是一个法国人,一名共产党员,对得起自己良心。”这一指示使他羞红了脸。其实阿芒·巴邦达尼一向也是反对那种人的,他们如果不知书记处的指示,连一个小指头都不敢动,他们不用自己的脑子:我们有一付好头脑为什么不用呢?见鬼!可是现在他自己却向多列士提出这样愚蠢的问题来了!多列士除了那样回答以外,还有什么其他的回答呢?自己是一个法国人,一名共产党员,要对得起共产党员无非这样。在古罗米埃,他自己的良心驱使他干的是什么呢?“巴邦达尼!”西夫里叫起来,“你还在下棋吗?我不能够老被你将军!我要翻身将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