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论斯巴达克

　　他笔下的斯巴达克是整个古代史中最辉煌的人物。一位伟大的统帅（不象加里波第），高尚的品格，古代无产阶级的真正的代表。

　　马克思：《致恩格斯（1861年2月27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159页为什么要进行战争呢？我们知道，大多数战争是为了王朝的利益而进行的，这叫做王朝战争。但有时战争也是为了被压迫者的利益进行的。斯巴达克掀起的战争就是为了保卫被奴役的阶级。在直到今天还存在的殖民压迫的时代，在奴隶制时代等等，也有过这种战争。这种战争是正义的，是不能谴责的。

　　列宁：《在工业博物馆群众大会上的演说》（1918年8月23日），《列宁全集》第28卷第61页全部历史充满了被压迫阶级不断企图推翻压迫的事实。在奴隶制历史上有过长达几十年的奴隶解放战争。顺便说说，现在德国共产党人，即德国唯一真正反对资本主义桎梏的政党，取名为“斯巴达克派”，就是因为斯巴达克是大约两千年前最大一次奴隶起义中的一位最杰出的英雄。在许多年间，完全建立在奴隶制上的仿佛万能的罗马帝国，经常受到在斯巴达克领导下武装起来、集合起来并组成一支大军的奴隶的大规模起义的震撼和打击。最后，这些奴隶有的惨遭屠杀，有的被俘虏，遭受奴隶主的酷刑。这种国内战争贯串着阶级社会的全部历史。我刚才举的例子就是奴隶占有制时代发生的最大一次国内战争。

　　列宁：《论国家》（1919年7月11日）。《列宁选集》第4卷第50—51页

　　恩格斯：《致考茨基（1892年2月1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第260—261页

　　德国还在宗教改革时代就曾有人主张实行社会改革。在路德开始鼓吹教会改革、鼓动人民起来反对教会权力以后不久，德国南部和中部的农民就掀起了反对他们的世俗统治者的总起义。路德经常说，他的目的是在学说上和做法上都要恢复基督教的本来面目；农民也希望这样，因此，他们要求不仅在教会生活中，而且在社会生活中，都要恢复基督教的最初做法。他们认为，他们所处的受压迫受奴役的境遇是和圣经学说不相容的，他们天天受着一帮傲慢的男爵和伯爵的压迫和搜刮，这些人把他们当做牲畜看待；连一项保护他们的法律也没有，即使有，也没有人去贯彻执行，这种情况和最早的基督徒的公社原则以及圣经上阐述的基督学说，是截然对立的。因此农民就起来进行反对他们的老爷们的战争，这种战争只能是殊死的战争。他们公认的领袖托马斯·闭采尔传教士发表了一项宣言，其中自然充满了那个时代所特有的宗教和迷信的谬论，可是，除此之外，也还包括了这样一些原则：按照圣经，任何一个基督徒都没有权利私自占有任何财产；只有财产共有才适合于基督徒的社会；一个善良的基督徒对其他基督徒不得施以任何权力和暴力，不得担任任何政府职务或享有世袭权力；相反地，既然一切人在上帝面前都是平等的，那未在人间也应该是平等的。这些原则只是从圣经和路德本人的著作中得出来的逻辑上的推论；而路德这位改革家并没有打算象人民那样走得那么远；尽管他在反对教会权力的斗争中表现得非常勇敢，但是他并没有摆脱那个时代的政治偏见和社会偏见；他还象信奉圣经那样，坚信诸侯地主那种践踏人民的权利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此外，由于他需要贵族和信仰新教的诸侯们的庇护，所以他写了一本小册子来抨击起义者；这本小册子不仅割断了他同起义者的一切联系，而且还煽动贵族象对付那些反对神律的叛乱者那样，用最残酷的手段对付他们。他喊道：“象杀狗那样杀他们！”整本书对人民充满了仇恨，而且达到了疯狂的程度，这就使它永远成为路德这个名字的一个污点。由此可见，他在开始自己一生活动的时候是人民的一分子，但后来却完全投靠人民的压迫者，为他们服务了。经过一场浴血的国内战争以后，起义被镇压下去，农民又回到了原来的奴隶地位。

　　恩格斯：《大陆上社会改革运动的进展》（1843年10月23日和11月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1卷第584—585页

　　路德的健壮的农民本性曾使他在活动的最初阶段中以最激烈的口吻大声疾呼：

　　“如果他们（罗马僧侣）还要继续妄逞狂暴的话，我以为除了国王和诸侯采用暴力，武装自己，付伐这些流毒于全世界的恶汉，并且不用语言而用武器去制止他们的罪行而外，没有更好的办法和药方去对付他们了。我们既用刀剑惩治盗贼，绞索惩治杀人者，烈火惩治异教，为什么我们不运用百般武器来讨伐这些身为教皇，红衣主教，大主教而又伤风败俗不配为人师表的罗马罪恶城的蛇蝎之群，并且用他们的血来洗我们的手呢？”

　　但是早期的这种火一般的革命热情没有维持多久。路德放出的闪电引起了燎原之火。整个德意志民族都投入运动了。一方面农民和平民把他的反对僧侣的号召和关于基督教的自由的说教看成起义的信号，另一方面较温和的市民和一大部分低级贵族参加了他的运动，甚至诸侯们也被卷人了这个潮流。农民和平民相信和他们的一切压迫者算账的日子来到了。市民、贵族和诸侯只想打破僧侣的权力，打破罗马的羁绊，打破天主教等级制度，并没收教产而从中渔利。各种派别形成起来了，并各自找到自己的代表人物。路德不得不在各派中有所抉择，他怎样抉择的呢？这位托庇于萨克森选帝侯保护之下的维登堡名教授，这位一鸣惊人声势煊赫而被一团趋炎附势之徒簇拥着的伟大人物毫不踌躇地抛弃运动中的下层人民，倒向市民、贵族和诸侯一边去了。剿灭罗马的号召销声匿迹了。路德的调子改成和平发展与消极抵抗了（见1520年的《致德意志民族的贵族书》等文件）。

　　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1850年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406—407页路德因为翻译了圣经，于是就给了平民运动一个强有力的武器。路德在圣经译本中使得公元最初几世纪的纯朴基督教和当时已经封建化了的基督教形成鲜明的对照，使得一个不知层次重迭的、人为的封建教阶制度为何物的社会和正在崩溃的封建社会形成鲜明的对照。农民们利用这个武器来从各方面反对诸侯，贵族，僧侣。于是路德把这个武器掉转过来反对农民，他从圣经中拼凑出真正的赞美诗来歌颂那些由上帝委派的官方，这是敌食专制君主残盏的臣仆从来还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到的。神授君权，忍耐服从，·甚至农奴制度都由圣经认可了。不仅农民起义，就是路德本人对僧侣权威和世俗权威的全部反抗活动都在圣经里被否定了；这样，路德不仅把下层人民的运动，而且连市民阶级的运动也出卖给诸侯了。

　　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1850年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弟410页可以看出，两个党派首脑人物的性格和行径都恰恰反映出各自党派的态度。路德动摇不定，当运动日益严重时反而害怕，终至投效诸侯。这一切和市民阶级两面摇摆的政治态度完全符合；而闵采尔革命的气魄与果断则在平民和农民的最先进的一派中完全再现出来。所不同者：路德只求道出本阶级大多数人的想法和愿望就已满足，因而轻易地在本阶级内拥有了十分广大的群众基础；而闵采尔却远远超出于民和农民的当时直接的想法和要求，并且建立一个只由当时革命队伍中最精锐分子组成的党，这个党既要站在他的理想这样高的水平之上，又要求有他那样的魄力，那末这个党只可能包罗当时暴动群众中极小的少数。

　　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1850年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419页聚集在市民阶级温和派路德宗教改革旗帜下的是反对派中的有产分子，大量低级贵族，市民阶级，甚至有一部分希望没收僧侣产业以肥己并欲乘机脱离帝国羁绊而扩大独立地位的世俗诸侯。至于农民和平民则团结在革命派中，其要求与理论都由闵采尔最鲜明地表现出来了。

　　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1850年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405—406页梦想千年王国快要来临的中世纪的神秘主义者，已经意识到阶级对立的非正义性。在近代史开始的时期，在三百五十年前，托马斯·闵采尔已经向全世界宣布过这一点。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一1878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96—197页这种蛮于的、但是很可以从平民集团的生活状况得到解释的对于以后的历史的预见，最初是出现在德意志，出现在托马斯·闵来尔及其党人里。诚然在塔波尔派里已经存在过一种锡利亚式的财产公有制，但只是作为纯粹军事措施而存在的。直到闵采尔才把这种共产主义思想的微光用来表达一个现实的社会集团的要求，直到闵采尔才以一定的明确性把它表达出来；自闵采尔以后，在每一次的民众大骚乱中都出现这种共产主义思想的微光，直到它渐渐与现代无产阶级运动合流为止。这种情形，正如中世纪自由农民反对封建统治者日益加紧束缚的斗争与农奴和依附农为完全打破封建统治而作的斗争合流一样。

　　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1850年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405页近代哲学曾经在一段时期里不得不掩藏在基督教词令外衣之下，闵采尔宣说上述这些教义也同样是大半掩藏在这些基督教词今之下来进行的。但他那极端异教的基本思想到处都从他的著作里透露出来。可以看出，这件圣经外农在闵采尔这里远不如在近代某些黑格尔门徒那里那么重要。然而在闵采尔和近代哲学之间却隔着三百年之久。

　　闵采尔的政治理论是和他的革命的宗教观点紧密相连的；他的政治理论远远超出了当时的社会政治条件，就如同他的神学远远超出了当时通行的看法一样。正如闵采尔的宗教哲学接近无神论一样，他的政治纲领也接近于共产主义。甚至在二月革命前夕，许多近代共产主义派别拥有的理论武库还不如十六世纪“闵采尔派”的武库那么丰富，闵采尔的纲领，与其说是当时平民要求的总汇，不如说是对当时平民中刚刚开始发展的无产阶级因素的解放条件的天才预见。这个纲领要求立即在地上建立天国，建立早经预言的千载太平之国；建立天国的途径是恢复教会的本来面目并废除与这种似乎是原始基督教会而实际上是崭新的教会相冲突的一切制度。闵采尔所了解的天国不是别的，只不过是没有阶级差别，没有私有财产，没有高高在上和社会成员作对的国家政权的一种社会而已，所有当时政权，只要是不依附和不加入革命的，都应推翻，一切工作一切财产都要共同分配，最完全的平等必须实行。为了不仅在整个德意志，而且在整个基督教世界来贯彻这一切，须建立一个同盟。诸侯和贵族都须邀来参加；如果他们拒绝，同盟就须在最初的时机用武器去推翻或消灭他们。

　　闵采尔随即着手组织这个同盟。他的说教越来越带上更激烈、更革命的性质；除了攻击僧侣而外，他还以同样的慷慨激昂情绪来猛轰诸侯，贵族，城市贵族。他以火辣的笔调刻画出当时的压迫并把他想象中的社会共和平等的千载太平之国和当时的压迫对照起来。同时他写的革命小册子一个接一个地发表出去；他向四面八方派出密使，而自己留在阿尔斯特德及其周围地区进行组织同盟的工作。

　　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1850年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413—414页闵采尔的理想越来越明朗化，也越来越果敢，于是他就坚决地和市民阶级宗教改革分道扬镳，从此之后他就同时是直接以政治鼓动家的姿态出现了。

　　他的神学哲学理论不仅攻击天主教的一切主要论点，而且也一般地攻击基督教的一切主要论点。他在基督教外形之下传布一种泛神论，他的泛神论和近代推理思考方法相当接近，个别地方甚至着了无神论的边际。他既否认圣经是唯一的启示，也否认圣经是无误的启示。照他看来，真正的、生动活泼的启示应是理性。理性是已经存在于一切时代和一切民族之中，而且还要继续存在下去的启示。把圣经同理性对立起来，这就是以文字毁灭精神。因为圣经所宣说的圣灵并非吾人身外之物；圣灵根本就是理性。信仰不是别的，只不过是理性在人身中活跃的表现，因此非基督徒一样可以有信仰，通过这种信仰，通过生动活泼的理性，人人可以有神性，人人可以升天堂。因此天堂非在彼岸，天堂须在此生中寻找，信徒的使命就是要把天堂即天国在现世上建立起来。既无所谓来世的天堂，当然亦无所谓来世的地狱或万劫不复的地狱。当然也就除凡人的邪欲邪念而外无所谓魔鬼。基督也曾和我们一样地是人，他只是先知和师表。他的圣餐其实只是简单的回省宴会，在宴会上大家享用的饼和酒部不必加上任何神秘的杜撰。

　　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1850年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412—413页论拉辛、普加乔夫

　　资本的权力离开暴力和凌辱就无法维持，而这种暴力和凌辱即使在过去也引起了起义。这个纪念碑就是纪念一位起义农民的代表人物的。他为了争取自由，就在这个台上献出了头颅。俄国的革命者在反对资本的斗争中付出了很大的牺牲，牺牲的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优秀人物，是争取自由的战士，但他们争取的不是资本所需要的自由，不是经营银行、私人工厂和进行投机的自由。打倒这种自由，我们要的是真正的自由，……

　　列宁：《在斯杰潘·拉辛纪念碑揭幕典礼上的讲话》（1919年5月2日）。《列宁全集》第29卷第296页

　　俄国人民，这些“本能的革命者”，固然曾经举行过无数次零星的农民起义去反对贵族和反对个别官吏，但是，除掉冒名沙皇的人充任人民首领并要夺回王位的场合以外，从来没有反对过沙皇。叶卡特林娜二世时代最后一次大规模农民起义之所以可能，只是因为叶梅连·普加乔夫冒充是她的丈夫彼得三世，说什么他未被妻子杀害，而只是被废黜和关进牢狱，但是他逃出来了。相反，沙皇被农民看成人间的上帝：Bogvysok，Cardaljok，即上帝高，沙皇远——这就是他们绝望中的叹声。至于农民大众——特别是从赎买徭役以来——所处的地位，日益迫使他们去同政府和沙皇作斗争，这足确实无疑的事实：……

　　思格斯，《流亡者文献》（1874年5月—1875年4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627页路德维希：……你对斯杰潘·拉辛这个人物是否感到兴趣？你对他，对这个“有思想的强盗”抱什么态度？

　　斯大林：我们布尔什维克对鲍洛特尼柯夫、拉辛、普加乔夫以及其他这样的历史人物向来是感到兴趣的，我们认为这些人的发动是被压迫阶级自发暴动的反映，是农民反对封建压迫的自发起义的反映。对我们说来，研究这种农民起义的最初尝试的历史总是有兴趣的。但是这里当然不能拿他们和布尔什维克做任何比拟。个别的农民起义，即使不象斯杰潘·拉辛的起义那样带有“强盗性”和无组织性，也不能得到任何重大的结果。农民起义只有在和工人起义结合起来并由工人领导的时候，才能取得胜利。只有以工人阶级为首的联合起义，才能达到目的。

　　除此以外，在说到拉辛和普加乔大的时候，决不应该忘记他们都是皇权主义者：他们反对地主，可是拥护“好皇帝”。要知道这就是他们的口号。

　　由此可见，拿他们和布尔什维克相比拟无论如何是不恰当的。

　　斯大林：《和德国作家艾米尔·路德维希的谈话》

　　（1931年12月13日）。《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99—100页

　　论克伦威尔

　　十七世纪英国革命完全是1789年法国革命的预演。在“长期议会”里，很容易识别出相当于法国制宪会议、立法会议和同民公会的三个阶段。从君主立宪制到民主制、军事专政、复辟以至juste-milieu[中庸]革命这个转变过程，在英国革命里面也鲜明地反映了出来。克伦威尔兼罗伯斯比尔和拿破仑于一身；长老会派相当于吉伦特派，独立派相当于山岳派，平等派相当于阿贝尔派和巴贝夫派。

　　恩格斯：《英国状况十八世纪》（1844年2月）。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60页

　　斯大林：共产党人是从丰富的历史经验出发的，这个历史经验教导我们，已经衰亡的阶级不会自愿地退出历史舞台。请你回忆一下十七世纪的英国历史。难道不是有很多人说过旧社会制度已经腐朽了吗？然而难道不需要克伦威尔用暴力去粉碎旧制度吗？

　　威尔斯：克伦威尔是依靠宪法和代表立宪制度而行动的。斯大林：为了宪法他采用了暴力，处决了国王，解散了国会，逮捕了一些人，斩杀了另一些人！

　　斯大林：《和英国作家赫·乔·威尔斯的谈话》

　　（1934年7月23日）。《斯大林文选》第12页在英国内战中出现了两名优秀的骑乒指挥官，一个是保皇派阵营中的鲁珀特亲王，他以每一骑兵指挥官所特有的“骁勇”著称，但他几乎总是冲锋陷阵，忘掉了对骑兵的指挥，他本人如此全神贯注于眼前发生的事，以致在他身上“勇敢的龙骑兵”的表现常多于指挥才能的发挥。还有一个是属于另一个阵营的克伦威尔。他在必要时表现出同样的骁勇，同时在指挥方面却高明得多；他把军队紧紧掌握在自己手里，经常留有预备队以防意外和用于决定性的机动，同时他善于随机应变，因此一般总是战胜用兵轻率的对手。他只靠骑兵就赢得了马尔斯顿穆尔和诺伊兹比会战的胜利。

　　恩格斯：《骑兵》（1858年3—6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4卷第308页

　　马克思：《累亚德的质询。——围绕着十小时工作日的斗争》（1853年7月8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214—215页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80年1月一3月上半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3卷第404一405页

　　认为人类（至少在现时）总的说来是沿着进步方向运动的这种信念，是同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绝对不相干的。法国唯物主义者同自然神论者伏尔泰和卢梭一样，几乎狂热地抱有这种信念，并且往往为它付出最大的个人牺牲。如果说，有谁为了“对真理和正义的热诚”（就这句话的正面的意思说）而献出了整个生命，那未，例如狄德罗就是这样的人。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8页我们在卢梭那里不仅已经可以看到那种和马克思《资本论》中所遵循的完全相同的思想进程，而且还在他的详细叙述中可以看到马克思所使用的整整一系列辩证的说法：按本性说是对抗的、包含着矛盾的过程，每个极端向它的反面的转化，最后，作为整个过程的核心的否定的否定。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一1S78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80页……在本来意义的哲学之外，他们也能够写出辩证法的杰作；我们只要提一下狄德罗的《拉摩的侄子》和卢俊的《论人间不平等的起源》就够了。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80年1月一3月上半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3卷第417页

　　至于说到唯物主义者，请看百科全书派的首领狄德罗对贝克莱的批评：“那些只承认自己的存在和我们体内彼此更替着的感觉的存在，而不承认其他任何东西的哲学家，叫作唯心主义者。这种怪诞的体系，在我看来，只有瞎子才会创造出来！这种体系虽然荒谬之至，可是最难驳倒，说起来真是人类智慧的耻辱、哲学的耻辱。”狄德罗非常接近现代唯物主义的看法（认为单靠论据和三段论法是不足以驳倒唯心主义的，这里的问题不在于理论上的论证），他指出唯心主义者贝克莱的前提和感觉论者孔狄亚克的前提的相似之处。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下半年）。《列宁选集》第2卷第30页论罗伯斯比尔、丹东

　　巴黎公社和克罗茨都是主张宣传战争的，认为这是唯一的拯救手段，而公安委员会却玩弄外交手腕，它害怕欧洲同盟，想通过分裂同盟的办法去寻求和平。丹东想同英国媾和，即同福克斯以及希望通过选举取得政权的英国反对派媾和。罗伯斯比尔在巴塞尔同奥普两国密谋，想同它们达成协议。这两个人共同反对公社，以便首先把那些想要宣传战争，想要在整个欧洲传播共和制度的人们推倒。他们居然胜利了，公社（阿贝尔、克罗茨等人）的脑袋落地了，可是，从这时起，那些想单独同英国缔结和约的人和那些想单独同德国一些邦缔结和约的人之间就不可能有和平了。英国的选举结果对皮特是有利的：福克斯被拒之于政府之外已有好几年了，这就损害了丹东的地位；罗怕斯比尔胜利了，丹东被砍去了脑袋。可是（阿韦奈耳对这一点强调得不够），在那时，为了使罗怕斯比尔能在当时的国内条件下保持住政权，使恐怖达到疯狂的程度是必要的，但到了1794年6月26日，即在弗略留斯之役取得了胜利以后，这种恐怖就完全是多余的了，因为这一胜利不仅解放了边境，而且把比利时、间接地把莱茵河左岸都交给了法国，而那时罗伯斯比尔也就变成多余的了，他终于在7月27日垮了台。

　　恩格斯：《致维·阿德勒》（1889年12月4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311—312页罗伯斯比尔、圣茹斯特和他们的党之所以灭亡，是因为他们混淆了以真正的奴隶制为基础的古代实在论民主共和国和以被解放了的奴隶制即资产阶级社会为基础的现代唯灵论民主代议制国家。一方面，不得不以人权的形式承认和批准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即工业的、笼罩着普遍竞争的、以自由追求私人利益为目的的、无政府的、塞满了自我异化的自然的和精神的个性的社会，另一方面又想在事后通过单个的人来取缔这个社会的各种生命表现，同时还想仿照古代的形式来建立这个社会的政治首脑，这是多么巨大的错误！

　　这种错误是悲剧性的，圣茹斯特在临刑之日指着悬挂在康瑟尔热丽大厅里的那块写着“人权宣言”的大牌子，以自傲的口吻说道：“但创造这个的毕竟是我。”就在这块牌子上宣布了人的权利，而这种人不会是古代共和国的人，正象他的经济状况和工业状况不是古代的一样。

　　这里不是替恐怖主义者的错误做历史的辩解的地方。正好相反，世俗的历史却告诉我们：罗伯斯比尔倒台以后，从前想获得空前成就并耽于幻想的政治启蒙运动，才初次开始平凡地实现。尽管恐怖主义竭力要使资产阶级社会为古代政治生活制度牺牲，革命还是把资产阶级社会从封建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井正式承认了这个社会。

　　马克思、思格斯：《神圣家族》（1814年9—11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56—157页把同封建制度和专制制度进行斗争的“政治的继续”，即把争取解放的资产阶级的“政治的继续”和垂死的，即帝国主义的，即掠夺全世界的、反动的、联合封建主来镇压无产阶级的资产阶级的“政治的继续”拿来对比，也就等于把尺度和重量拿来对比一样。这就象把罗伯斯比尔、加里波第、热里雅鲍夫等“资产阶级代表”和米勒兰、萨兰德拉、古契柯夫等“资产阶级代表”拿来对比一样。如果对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者不抱至深的敬意，就不能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因为这些革命家具有世界历史所承认的权利，来代表曾经在反对封建制度的斗争中把千百万新兴民族提高到过文明生活的资产阶级“祖国”讲话。

　　列宁：《第二国际的破产》（1915年5月下半月一6月上半月）。《列宁选集》第2卷第627—628页法国革命的英雄们根本没有在国家的原理中去寻找社会缺陷的根源，相反地，他们却认为社会缺陷是政治上混乱的原因。例如，罗伯斯比尔把大贫和大富仅仅看做纯粹民主的障碍，因此他想建立一种普遍的斯巴达式的朴素生活。政治的原则就是意志。可见，政治理智越是片面，因而越是成熟，它就越相信意志是万能的，就越分不清意志的自然界限和精神界限，因而也就越不能发现社会疾苦的根源。

　　马克思：《评“普鲁土人”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一文》（1844年7月31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80—481页

　　起义一旦开始，就必须以最大的决心行动起来并采取进攻。防御是任何武装起义的死路，它将使起义在和敌人较量以前就遭到毁灭。必须在放军还分散的时候，出其不意地袭击他们；每天都必须力求获得新的胜利，即令是不大的胜利；必须保持起义者第一次胜利的行动所造成的精神上的优势；必须把那些总是尾随强者而且总是站在较安全的一边的动摇分子争取过来；必须在敌人还没有能集中自己的军队来攻击你以前就迫使他们退却；总之，要按照至今人们所知道的一位最伟大的革命策略家丹东的del’audac6，de，l’audace，encoredel’aLldace！[勇敢，勇敢，再勇敢！]这句话去行动。

　　恩格斯：《在伦敦举行的各族人民庆祝大会》（1845年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665页论拿破仑

　　拿破仑是革命的恐怖主义对这次革命所公开宣布的资产阶级社会及其政治的最后一次战斗的体现。的确，拿破仑已经了解到现代国家的真正本质；他已经懂得，资产阶级社会的无阻碍的发展、私人利益的自由运动等等是这种国家的基础。他决定承认和保护这一基础。他不是一个空想的恐怖主义者，但是，拿破仑还是把国家看做目的本身，而把市民生活仅仅看做司库和他的不能有自己的意志的了属。他用不断的战争来代替不断的革命，从而完成了恐怖主义。他充分地满足了法兰西民族的利己主义，但是他也要求资产阶级在为了达到侵略的政治目的而需要的时候牺牲自己的事业、享乐、财富等等。当他专横地压制资产阶级社会的自由主义（即他的日常实践的政治理想主义）的时候，只要资产阶级社会的最重要的物质利益（即商业和工业）一和他拿破仑的政治利益发生冲突，他也同样毫不珍惜它们。他对工业琐事的轻视是他对思想家的轻视的补充。而在内政方面，他反对资产阶级社会，把资产阶级社会当做他仍然作为绝对的目的本身来体现的国家的敌人。例如，他曾在枢密院宣称，他不容许大土地所有者任意耕种或不耕种自己的土地。他那由国家掌管马车运输从而使商业受国家支配的计划也有同样的意义。法国的商人策划了首次动摇拿破仑的实力的事件。巴黎的证券交易者用人工制造饥饿的办法迫使拿破仑把向俄国的进攻几乎推迟了两个月，结果把这次进攻推到了年底。

　　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1844年9—11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57—168页对德国来说，拿破仑并不象他的敌人所说的那样是一个专横跋扈的暴君。他在德国是革命的代表，是革命原理的传播者，是旧的封建社会的摧毁人。诚然，他的行动表现出来是暴虐的，但是他的暴虐甚至不及公会的代表们可能表现出来并且实际上已经到处表现出来的一半，不及被他打倒的王公贵族们所惯于表现出来的一半。在法国已完成其任务的恐怖统治，拿破仑以战争的形式把它搬到了其他国家，这种“恐怖统治”德国是十分需要的。拿破仑摧毁了神圣罗马帝国，并以并小邦为大邦的办法减少了德国的小邦的数目。他把他的法典带到被他征服的国家里，这个法典比历来的法典都优越得多；它在原则上承认平等。拿破仑强迫一向只为私人利益而生活的德国人去努力实现伟大的理想，为更崇高的公共利益服务。但是，正是这一点弄得德国人都起来反对他。正是由于他采取了把农民从封建压迫下解放出来的措施，所以引起了农民的不满，因为他触犯了他们的偏见和他们的古老的习俗。正是由于他采取办法替德国的工厂工业打下基础，所以引起了资产阶级的不满，因为禁售一切英国商品、和英国进行战争虽然促使德国建立自己的工业，但是同时也引起了咖啡、食糖、烟草和鼻烟价格暴涨，当然这就足以引起爱国的德国店铺老板们愤怒了。此外，他们都是些不能领会拿破仑的伟大计划的人。他们诅咒他，因为他把他们的子弟抓去打仗；而这些战争都是用英国贵族和资产阶级的钱搞起来的。但是他们却把这类英国人当做朋友加以颂扬，虽然这些人正是战争的真正罪魁祸首，这些人靠这些战争大发横财，他们不但在战时，而且在战后都欺骗德国人，把德国人当做自己的工具。德国人咒骂拿破仑，因为他们想继续过苟且偷安的生活，保留自己原来那种可怜的生活方式，只关心自己的一些小小的利益，因为他们根本不想过问任何伟大的理想和公共的利益。而最后，当拿破仑的军队被俄国击溃的时候，他们便乘机摆脱掉这位伟大征服者的铁链。

　　……对这个非凡的人物的评价，除去上面所说的，我还补充一点，那就是他统治得愈久，他就愈应该遭到他最终的命运。在他做皇帝这件事情上我并不准备责备他。在资产阶级已在法国确立了统治而人民又漠不关心的情况下不可能有别的出路，因为资产阶级从不关心公共利益，只要他们私人的事情进行得顺利就行，而人民又看不到革命对自己有根本的好处，他们只具有战争的热情。但是拿破仑最大的错误就在于：他娶奥国皇帝的女儿为妻，和旧的反革命王朝结成同盟；他不去消灭旧欧洲的一切痕迹，反而竭力和它妥协；他力图在欧洲帝王中间取得首屈一指的声誉，因此他尽量把自己的宫廷搞得和他们的宫廷一样。他降低到了其他帝王的水平，他力图得到和他们同样的荣誉，拜倒在正统主义原则之前，因此很自然，正统的帝王们便把篡夺者踢出了自己的圈子。

　　恩格斯，《德国状况》（1845年10月15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636—638页拿破仑是充分表现了1789年新形成的农民阶级的利益和幻想的唯一人物。农民阶级把他的名字写在共和国的门面上，就是宣布要对外国进行战争，在国内要为自己的阶级利益进行斗争。拿破仑在农民眼中不是一个人物，而是一个纲领，他们举着旗帜，奏着音乐走向投票箱，高呼：‘Plusd’impots，àbaslesriches，àbaslarépublique，vive1，Empereur！》——“取消捐税，打倒富人，打倒共和国，皇帝万岁！”隐藏在皇帝背后的是一个农民战争。

　　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

　　（1850年1月一11月1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29页

　　法国大革命的战争起初是民族战争，而且也确实是这样的战争。这些战争都是革命的：保卫伟大的革命，反对反革命君主国的联盟。但是，当拿破仑建立了法兰西帝国，奴役欧洲许多早已形成的、有生命力的民族大国的时候，法兰西的民族战争便成了帝国主义战争，而这种帝国主义战争又反过来引起了反对拿破仑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战争。

　　列宁：《论尤尼乌斯的小册子》（1916年7月）。

　　《列宁选集》第2卷第850页

　　拿破仑第一当时对普鲁士的摧残和侮辱比威廉现在对俄国的批残和侮辱要厉害得多。好多年来，拿破仑第一在大陆上一直是所向无敌的，他当时战胜普鲁士比现在威廉战胜俄国要彻底得多。但是几年之后，普鲁士还是恢复了元气，并且在解放成争中，利用了决不是同拿破仑进行解放战争而是同它进行帝国主义战争的强盗国家的援助，推翻了拿破仑的压迫。

　　拿破仑的帝国主义战争继续了许多年，占去了整整一个时代，表现了帝国主义关系和民族解放运动交错在一起的异常复杂的情景。结果，历史经过了充满战争和悲剧（各国人民的悲剧）的这一整个时代，从封建主义向“自由的”资本主义前进。

　　列宁：《不幸的和约》（发表于1918年2月24日）。《列宁全集》第27卷第37页

　　有人引证拿破仑，硬说希特勒的行动象拿破仑，他的一切都象拿破仑。但是，第一、在这方面不应当忘记拿破仑的命运。第二、希特勒象拿破仑不过是小猫象狮子一样，因为拿破仑是依靠进步力量来反对反动力量，而希特勒则相反，是依靠反动力量来反对进步力量。

　　斯大林：《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二十四周年》

　　（1941年11月6日）。《斯大林文选》第280页

　　马克思：《致约·魏德迈（1851年9月11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31—532页我说：那未马志尼也是你们的组织的成员吗？马克思博士说（含笑）：啊，不是！如果我们不超出他的思想，我们的成就是不会很大的。我说：您的话使我感到惊奇。我一直相信，他是最进步的观点的代表。马克思博士说：他代表的只是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旧思想。我们是不愿意和资产阶级有任何共同之处的。他和那些德国教授一样，落后于现代运动，而在欧洲，这些德国教授到现在还被认为是未来的高度发展的民主主义的使徒。也许在1848年以前，当英国人所谓的德国资产阶级刚刚获得发展的时候，他们是这样的人。可是现在，这些教授们都倒向反动派，无产阶级再不想知道他们了。

　　附录：《卡·马克思同《世界报）记者谈话的记录》（1871年7月3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17卷第684—685页

　　论加里波第

　　在意大利，当时纯粹的工场手工业还占统治地位，大工业还处于襁褓之中。工人阶级还远远没有被完全剥夺和无产阶级化；它在城市中还占有它自己的生产资料，在农村里，工业劳动是占有土地的小农或者佃农的副业。因此，资产阶级的毅力还没有受到它和有阶级觉悟的现代无产阶级之间的对立的破坏。而因为意大利的分割状态仅仅是由于外来的奥地利统治才存在下来，在这种统治的保护下，君主们把苛政推行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所以，占有上地的大贵族和城市人民群众也都站在资产阶级这一争取民族独立的先锋战士一边。可是，在1859年，外来的统治除了在威尼斯以外都被推翻了，法俄两国已使奥地利不能再干涉意大利，已不再有人害怕这种干涉了。而意大利也出了一个有古代风的英雄——加里波第，他能够创造奇迹，并且已创造了奇迹。他率领千人志愿军，推翻了整个那不勒斯王国，实际上统一了意大利，粉碎了波拿巴政策的人为罗网。意大利得到了自由，而且实际上得到了统一，——但是，这并不是由于路易专破仑施展了阴谋，而是由于进行了革命。

　　恩格斯：《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1887年12月—1888年3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472—473页

　　奥军低估了这个人，把他叫做土匪头儿。其实，只要他们很好地研究一下罗马围攻战以及他由罗马向圣马力诺进军的历史，那末他们一定会认识到他是一位具有非凡的军事天才而且英勇超群和足智多谋的人物。他们不这样做，却对他的袭击漠然视之，就象对待1848年阿勒曼迪率领的伦巴第志愿军的入侵一样。他们完全没有看到这个事实，就是加里波第是个要求严格的人，他的部下大部分在他指挥之下已经有四个月，在这个期间足以便他们学会小规模战争中常用的战法和运动方法。

　　恩格斯：《战略》（1859年5月30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03—404页

　　……加里波第这样的人，既具有一颗火热的心，又兼有某些只有在但丁和马基雅弗利身上才能发现的灵敏的意大利天才。

　　马克思：《普鲁士现状。——普鲁士、法国和意大利》（1860年9月27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第199页

　　关于加里波第从马尔萨拉向巴勒摩这次令人惊奇的进军的详细情况，我们在听到许多极其矛盾的消息以后，终于获得了看来相当可靠的报道。的确，这是本世纪最惊人的战绩之一；如果不是这位革命将领在这次胜利进军以前就卓有声誉，这样的战绩几乎是无法解释的。加里波第的胜利证明，那不勒斯工国军队仍然对这个曾经在法军、那不勒斯军和奥军面前一直高举意大利革命旗帜的人感到恐惧，而西西里人民对于他以及对于民族解放事业则没有丧失信心。

　　恩格斯：《加里波第在西西里》（1860年6月7日左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第69页现在我们应当说，加里波第为了准备强攻巴勒摩而采取的机动，立刻表明他是一位非常高明的将领。在这以前，我们只知道他是一位足智多谋的同时也很走运的游击队领袖；即使在罗马被围期间，他的那种用不断出击来保卫城市的战术也差不多没有使他得到一个合适的时机超出这个水平。但是，这一次他所解决的纯粹是战略任务，经过这次考验以后，他已是一位公认的军事专家了。他赖以成功地欺骗了那不勒斯军队总司令、使后者犯下大错而让一半军队远离城市的那种方法，他的迅速的侧敌行军和在巴勒摩城下最出人意料的方向上的重新出现，以及他利用守军被削弱的时机所采取的坚决的强攻，——所有这些，要比1859年意大利战争期间所作的一切更为突出地表现了他的军事天才。西西里起义得到了一位第一流的军事领袖；我们希望，不久将作为政治家而登上舞台的加里波第，将不会玷污他作为军事家的荣誉。

　　恩格斯：《加里波第在西西里》（1860年6月7日左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第73页随着事变的发展，我们已开始了解加里波第制订的解放意大利南部的计划。我们对这个计划了解得越深刻，就越是赞叹它的宏伟。只有在象意大利这样的国家里，才能够设想出这样的计划或是企图实现它，因为在这里民族派组织得这样出色，而且完全处于一个为意大利统一和独立的事业而战并取得辉煌胜利的人的控制之下。

　　恩格斯：《加里波第的进军》（1860年9月1日左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第163页现在我们有了关于加里波第占领南卡拉布里亚和该地的那不勒斯守军已经完全瓦解的详细材料。加里波第在他辉煌事业的这一阶段，表现出他不仅是勇敢的领袖和卓越的战略家，而且还是足智多谋的统帅。以主力对连绵的海岸堡垒线进攻，这一行动不仅需要有军事天才，而且需要有军事知识。因此，可以满意地指出，虽然我们的英雄一生中没有经过一次军事考试，而且恐怕从来也没有在正规军队中服务过，但在这个战场上却同在其他任何战场上一样行动自如。

　　恩格斯，《加里波第在卡拉布里亚》（1860年9月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第168页论林肯

　　美国人民在开创劳动解放的新纪元中曾把领导的责任付托给两位劳动的人：一位是阿伯拉罕·林肯，另一位是安得鲁·约翰逊。

　　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致约翰逊总统的公开信》

　　（l865年5月2日和9日之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109页

　　我们在林肯先生再度当选总统时给他的贺信中表示过，我们确信，美国的国内战争对于工人阶级的发展，同美国独立战争对于资产阶级的发展，具有同样巨大的意义。

　　马克思：《致合众国全国劳工同盟的公开信》（1869年5月12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402页

　　林肯总统——一个在法律上小心谨慎、从宪法来谋求和解、出生在肯塔基这个边界蓄奴州的人——总是很不容易挣脱“忠诚的”奴隶主的控制，极力避免同他们公开决裂，因此，他就要同北部的一些坚持原则的并且日益被事变进程推向前台的党派发生冲突。

　　马克思：《美国废奴派的示威》（1862年8月22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第563页林肯总统在大势之所趋和人心之所向都不许再拖以前，是从来不冒险朝前走一步的。但是，只要《oldAbe》[“老阿伯”（阿伯拉罕·林肯）］一旦相信这样一种转折点已经到来，他就会采取某种突然的、尽可能不声不响的行动而使朋友和敌人都同吃一惊。最近，他就用极其平静的方式干出了一桩出人意料的事，这件事如果放在半年以前，可能要以他的总统职位作代价，即使在几个月以前，恐怕也会引起一阵辩论的风暴。这里我们指的是麦克累伦技免除了指挥联邦所有军团的commanderinchief［总司令〕的职务一事。首先，林肯用一个精明强干而不讲客气的律师爱得文·斯坦顿先生替换了陆军部长凯麦隆。接着，斯但顿就向布埃耳、哈勒克、巴特勒、薛尔曼等将军及其他各军区司令官和讨伐军长官发出指令说，今后一切命令，无论是通告性的或机密性的，一律直接自陆军部取得，同时，他们必须直接向陆军部报告。最后，林肯发布了几项命令，用宪法授予他的《commanderinchiefoftheArmyandNavy》[“陆海军总司令”]的名义签署。用这种“不声不响的”办法，那位“年轻的拿破仑”就被解除了他对所有军团的最高指挥权，只有波托马克河线上的军团留给他指挥，虽然《Commanderinchief》的头衔还给他保留着。在林肯总统接收最高指挥权之初，就顺利地从肯塔基、田纳西和大西洋海岸传来了一些捷报。

　　马克思：《美国近事》（1862年2月26日左右）。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第505—506页林肯是史册上《suigenerls》[“有其独特之处的”]人物。他从不首倡什么，从不表现激情，从不装出姿态，从不使用历史帷幔，最重大的行动，他也总是使之具有最平凡的形式，别的人在为几平方英尺土地行动时可以宣布“为理想而奋斗”，而林肯即使在为理想而行动时，他所谈的也只是“几平方英尺土地”，他犹豫不决地、违背本意地、勉勉强强地演唱着他这个角色的雄壮歌词，好象是在请人原谅他是为情势所迫，不得不“充当英雄人物”似的。他向敌人迎面投掷过去的、永远也不会失去其历史意义的最严厉的法令，都象——他本人也力求使它们象———个律师送交对方律师的普通传票，象在法律上玩弄狡计，象小气地附有种种保留条件的ac-tionesjtirls［诉状〕。他不久以前发表的宣言，这份在联邦成立以来的美国史上最重要的文件，这份撕毁了旧的美国宪法的文件——林肯关于废除奴隶制度的宣言，也具有这种性质。

　　要想从林肯的所作所为中找出美学上的不雅、逻辑上的缺陷、形式上的滑稽和政治上的矛盾，象英国的那些奴隶制度的品得——《泰晤士报》、《星期六评论》tuttiquanti[之流]所做的那样，是冉容易不过了。尽管如此，在美国历史和人类历史上，林肯必将与华盛顿齐名！在今天，当大西洋这一边所发生的一切无足轻重的事情都故意带上了不起的神气的时候，那在新大陆上以如此平凡的形式所进行的一切重大事件，难道没有任何意义吗？

　　林肯不是人民革命的产儿，是那种没有意识到本身应当解决何等伟大任务的普选制的寻常把戏把他———个从石匠上升到伊利诺斯州参议员的平民，一个缺乏智慧的光辉、缺乏特殊的性格力量、地位并不十分重要的人，一个善良的常人——送上最高位置的。新大陆还从来没有取得过比这一次更大的胜利，这证明，由于新大陆的政治和社会组织，善良的常人也能担负旧大陆需要英雄豪杰才能担负的任务！

　　马克思：《北美事件》（1862年10月7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第586—587页

　　当旧大陆和新大陆都群情激愤的时候，我们的任务不是要倾泻悲痛和愤怒的言辞。就连那些被雇用的诽谤者，他们成年累月地、不辞劳苦地、息息法斯式地对阿伯拉罕·林肯和他所领导的伟大共和国进行了精神上的暗杀，现在也在人民的这种愤懑情绪的总爆发面前吓得目瞪口呆，争先恐后地将辞令的花朵撒满他的陵墓。他们现在终于明白了：这是一个不会被困难所吓倒，不会为成功所迷惑的人；他不屈不挠地迈向自己的伟大目标，而从不轻举妄动，他稳步向前，而从不倒退；他既不因人民的热烈拥护而冲昏头脑，也不因人民的情绪低落而灰心丧气：他用仁慈心灵的光辉缓和严峻的行动，用幽默的微笑照亮为热情所蒙蔽的事态；他谦虚地、质朴地进行自己宏伟的工作，决不象那些天生的统治者们那样做一点点小事就大吹大擂。总之，他是一位达到了伟大境界而仍然保持自己优良品质的罕有的人物，这位出类拔萃和道德高尚的人竞是那样谦虚，以致只有在他成为殉难者倒下去之后，全世界才发现他是一位英雄。

　　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致约翰逊总统的公开信》

　　（1865年5月2日和9日之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108—109页

　　论孙中山

　　孙中山纲领的每一行都渗透了战斗的、真实的民主主义。它充分认识到“种族”革命的不足，丝毫没有对政治表示冷淡，甚至丝毫没有忽视政治自由或容许中国专制制度与中国“社会改革”、中国立宪改革等等并存的思想。这是带有建立共和制度要求的完整的民主主义。它直接提出群众生活状况及群众斗争问题，热烈地同情劳动者和被剥削者，相信他们是正义的和有力量的。

　　列宁，《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1912年7月15日）。《列宁全集》第18卷第152页但是中国民粹主义者的这种战斗的民主主义思想体系，首先是同社会主义空想、同使中国避免走资本主义道路、即防止资本主义的愿望结合在一起的，其次是同宣传和实行激进的土地改革的计划结合在一起的。……

　　…………因此，这个中国民主主义者的主观社会主义思想和纲领，事实上仅仅是“改变”“不动产”的“一切法律基础”的纲领，仅仅是消灭封建剥削的纲领。

　　列宁：《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1912年7月15日）。《列宁全集》第18卷第154页尽管中国革命派的令袖孙中山有很大缺点（由于它没有无产阶级这个支柱而耽无幻想和优柔寡断），但是中国革命民主派，为着唤揧人民，为着争取自由和彻底民主的制度，仍然作出了许多贡献。孙中山的这个党，只要吸引中国越来越广泛的农民尽快众投入运动，参与政治，就能日益成为（随着这种吸引的程度）亚洲进步和人类进步的伟大因素。不管那些以国内反动势力为靠山的政治骗子、冒险家和独裁者可能使这个党遭到什么样的失败，但是这个党的工作永远都不会是徒劳无功的。

　　列宁：《中国各党派的斗争》（1913年4月18日）。译文载《历史研究》1978年第2期

    列宁：《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1912年7月15日）。《列宁全集》第18卷第154页

　　列宁：《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1912年7月15日）。《列宁全集》第18卷第155、157页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你们一起哀悼国民党的领袖的逝世，哀悼争取中国人民的自由和自主，争取中国的统一和独立的中国工农民族解放斗争的组织者的逝世。

　　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毫不怀疑，孙中山的伟大事业是不会和孙中山一同死去的，孙中山的事业将恬在中国的工人和农民的心里，而使中国人民的敌人发抖。

　　斯大林：《俄共（布）中央致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1925年3月13日）。《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45页

　　论波拿巴

　　在波拿巴身上，帝位僭望者和破产冒险家的身分紧紧地结合在一起，他认定自己负有使命恢复帝国，同时他又认定，法国人民负有使命替他偿清债务。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51年12月一1852年3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卷第641页

　　波拿巴是流氓无产阶级的首领，他只有在这些流氓无产者身上才能找到他自己的个人利益的大量反映，他把这些由所有各个阶级中淘汰出来的渣滓、残屑和糟粕看做他自己绝对能够依靠的唯一的阶级，这就是真实的波拿巴，这就是不加掩饰的波拿巴。他这个老奸巨猾的痞子，把各国人民的历史生活和这种生活所演出的一切悲剧，都看做最鄙俗的喜剧，看做专以华丽的服装、词藻和姿势掩盖最鄙陋的污秽行为的化装跳舞会。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51年12月一1852年3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卷第652页

　　路易一拿破仑现在成了欧洲资产阶级的偶像。这不仅是因为他在1851年12月2日“拯救了社会”，当时，他虽然借此消灭了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但只是为了拯救它的社会统治。不仅是因为他表明了，普选制在有利的情况下可以变成压迫群众的工具；不仅是因为在他的统治下工业、商业、特别是投机事业和交易所欺骗勾当盛况空前。而首先是因为，资产阶级认为他是同它骨肉相连的第一个“大政治家”。他象任何真正的资产者一样，也是暴发户。他曾“历尽千辛万苦”：在意大利是烧炭党人的密谋家，在瑞士是炮兵军官，在英国是负债累累的贵族流浪汉和特别警察，可是，无论在何时何地，他都是王位追求者，——就是这样一个人以自己的冒险经历，以自己在一切国家里的道德败坏行为，使自己成了法国人的皇帝，并成为欧洲命运的主宰，就象典型的资产者——美国人通过一系列真正的和欺骗性的破产使自己成为百万富翁一样。他做了皇帝之后，不仅使政治为资本家发财致富和交易所欺骗勾当服务，而且完全按照证券交易所的规则来推行政治本身，用“民族原则”来进行投机。使德国和意大利处于分割状态，对法国以往所执行的政策来说，曾经是法国的一种不可让予的基本权利；路易一拿破仑则立即着手零星售卖这种基本权利以换取所谓补偿。他愿意帮助意大利和德国消除分割状态，但是有一个条件：德国和意大利向民族统一方面每前进一步，都要割让领土给他做报酬。这样一来，不仅使法国沙文主义得到满足，不仅使帝国逐步向1801年的疆界扩展，而且又使法国重新处于特别开明的、解放各民族的强国地位，使路易一拿破仑处于各被压迫民族的保卫者的地位。于是，整个开明的、为民族理想所振奋的资产阶级——因为它非常关心从世界市场上肃清一切阻碍商业的东西，——都异口同声地欢呼这一解放世界的开明活动。

　　恩格斯：《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1887年12月—1888年3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471—472页

　　波拿巴王朝所代表的不是革命的农民，而是保守的农民；不是力求摆脱由小块土地所决定的社会生存条件的农民，而是想巩固这些条件和这种小块土地的农民；不是力求联合城市并以自己的力量去推翻旧制度的农村居民，而是愚蠢地拘守这个旧制度并期待帝国的幽灵来拯救他们和他们的小块土地并赐给他们以特权地位的农村居民。波拿巴王朝所代表的不是农民的开化，而是农民的迷信：不是农民的理智，而是农民的偏见；不是农民的未来，而是农民的过去；不是农民的现代的塞文，而是农民的现代的万第。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51年12月一1852年3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卷第694页

　　波拿巴既被他的处境的自相矛盾的要求所折磨，并且他作为一个魔术家不得不以日新月异的意外花样吸引观众把他看做拿破仑的替身，换句话说，就是不得不每天举行小型的政变，于是他就使整个资产阶级经济陷于全盘混乱状态，侵犯一切在1848年革命中看来是不可侵犯的东西，使一些人对革命表示冷淡而使另一些人奋起进行革命，以奠定秩序为名而造成真正的无政府状态，同时又使整个国家机器失去圣光，读犯它，使它成为可厌而又可笑的东西。他模仿礼拜特利尔教堂中的圣衣的仪式在巴黎布置礼拜拿破仑皇袍的仪式。但是，如果皇袍终于落在路易·波拿巴身上，拿腋仑的铜像就将从旺多姆圆柱顶上被推下来。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51年12月一1852年3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卷第703页

　　乍看起来，好象现在路易一拿破仑是作为一个绝对的主宰统治着法国，好象除了他本人的权力之外，唯一的权力就是那些把他团团包围起来的宫廷阴谋家（他们为了独占这位法国独裁者的宠爱和垄断对他的影响而互相倾轧）的权力了。但是，实际情况完全不是这样。路易一拿破仑胜利的全部秘密就在于，他是依靠同他的名字相联系的传统才得以在一个短时期内保持住法国社会中相互辱争的阶级之间的均势。因为，虽然表面上处于以军事专制作后盾的戒严状态（法国现在正处于这种戒严状态的笼罩下），社会上各个阶级之间的斗争事实上仍在继续进行，而且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激烈。

　　恩格斯：《去年十二月法国无产者相对消极的真正原因》（1852年2—4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08页这个波拿巴真是一头不可救药的蠢驴。这个畜生对历史运动毫无概念，全部历史是一堆偶然事件的大杂烩，没有任何联系，起决定作用的是老江湖骗子的小骗术，而且是什么样的骗术呵！对付任何事变，总是只用同一个处方。

　　恩格斯：《致马克思（1870年5月19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503页

　　论梯也尔

　　梯也尔这个侏儒怪物，将近半世纪以来一直受法国资产阶级倾心崇拜，因为他是这个资产阶级的阶级腐败的最完备的思想代表。还在他成为国家要人以前，他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就已经显出他的说谎才能了。他的社会活动编年史就是一部法国灾难史。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1871年5月30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57页

　　这个矮子喜欢在欧洲面前挥舞拿破仑第一的宝剑，——他在自己的历史著作中就是一味替拿破仑第一擦靴子的，——实际上，他的对外政策，从1840年的伦敦公约起到1871年的巴黎投降和目前这场内战止，始终是把法国引到极端屈辱的地步。在这场内战中，他蒙伸斯麦的恩许，把在色当和麦茨被俘的军人驱去攻打巴黎。虽然他有些随机应变的本事，虽然他的主张反复无常，但是他终生都极端墨守陈规。不言而喻，现代社会中比较深刻的变动，始终是他所不能理解的秘密；他那副头脑的全部精力都用来耍嘴皮了，所以甚至连社会表面发生的最明显的变化也不能领悟。例如，他不倦地把一切违反法国陈旧的保护关税制度的东西部指斥为渎犯神明。他在当路易—菲力浦的大臣时，曾经嘲骂铁路是荒诞的怪物：而当他在路易·波拿巴时代处于反对派的地位时，他把任何改革法国陈腐的军事制度的企图都斥为大逆不道了。他在多年的政治生涯中，从来没有办过一件哪怕是极微小的稍有实际益处的事情。梯也尔始终不渝的，只是对财富的贪得无厌和对财富生产者的憎恨。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1871年5月30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59—360页他在官场上已经混了四十年。在政治或生活的任何方面，他从来没有倡导过一项有益的措施。他好虚荣、喜猜疑、贪图享乐，从来没有写过和谈过正经事。在他看来，事物本身只是供他动笔杆耍嘴皮的因由。除了对高官厚禄和自我炫耀的渴求之外，他身上没有任何真实的东西，甚至于他的沙文主义也不例外。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初稿》（1871年4—5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557页梯也尔是一个玩弄政治小骗局的专家，背信弃义和卖身变节的老手，议会党派斗争中施展细小权术、阴谋诡计和卑鄙奸诈的巨匠；他一失势就不惜鼓吹革命，而一旦大权在握则毫不踌躇地把革命侵入血泊；他只有阶级偏见而没有思想，只有虚荣心而没有良心；他的私生活和他的社会生涯同样卑鄙龌龊，——甚至在现在，当他扮演法兰西的苏拉这个角色时，还是情不自禁地用他那可笑的傲慢态度显示出他的行为的卑污。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1871年4—5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60页要想找到与梯也尔和他那些嗜血豺狼的行为多少相象的东西，就必须回到苏拉和前后罗马三执政的时代去。同样是冷酷无情地大批杀人；同样是不分男女老幼地屠杀；同样是拷打俘虏；同样是残酷迫害，不过这一次是迫害整个阶级；同样是野蛮地追究隐藏起来的领袖，使他们无一幸免：同样是纷纷告发政治仇敌和私敌；同样是任意摧残根本和斗争无关的人们。不同处只在于罗马人没有多管炮来整批整批地击毙俘虏，他们没有“手持法律”，没有口喊“文明”罢了。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1871年4—5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93页工人的巴黎及其公社将永远作为新社会的光辉先驱受人敬仰。它的英烈们已永远铭记在工人阶级的伟大心坎里。那些杀害它的刽子手们已经被历史永远钉在耻辱柱上，不论他们的教士们怎样祷告也不能把他们解脱。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1871年4—5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99页你是不是知道现在被法国人捧上了天的若米尼？我只是从梯也尔先生的讲话里知道他的，大家知道，梯也尔无耻地抄袭过他的东西。这个矮小的梯也尔是当今仅有的最不要脸的撒谎家之一，没有一次战役他能举得出正确的数字。由于若米尼先生后来投奔了俄国人，所以他当然有理由不会象梯也尔先生那样把法国人的英勇业绩描写得神乎其神，在梯也尔的书里，一个法国人总是能打败两个敌人的。

　　恩格斯：《致约·魏德迈（1851年6月19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578页

　　可是，高尚的梯也尔的著作是从萨瓦里——他的回忆录在法国是享有盛名的——那里抄袭的，他的剽窃术决不亚于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家。同时，不仅在流言蜚语方面，而且在治理问题等等方面，他都把萨瓦里先生当作主要的来源。

　　恩格斯：《致马克思（1851年5月1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258页

　　列宁：《关于立宪民主党人马克拉格夫的演说》

　　《1913年6月初）。《列宁全集》第19卷第121页在北德意志联邦存在的整个时期，俾斯麦在经济方面是很乐意迎合资产阶级的，甚至在讨论议会的权限问题时，他所显示的也不过是带着天鹅绒手套的铁拳。这是他的最风头的时期；有时甚至会令人怀疑，他是不是真具有特殊的普鲁士狭隘性，他是不是真没有能力理解在世界历史中除了军队和以军队为基础的外交计谋以外还有其他更强大的力量。

　　恩格斯：《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1887年12月—1888年3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497页

　　俾斯麦就是路易-拿破仑，是个从法国冒险主义的王位追求者变成了普鲁士土容克和德国大学学生会会员的路易—拿破仑。完全象路易—拿破仑一样，俾斯麦是一个头脑十分实际和非常狡猾的人，是一个天生的、巧于机变的生意人，换一换场合，真可以在纽约交易所里同万德比尔特家族和杰伊·古耳德家族较量一番，而他的私人事业也的确干得很不错。但是，同这种在实际生活方面发达的头脑相联系的，往往是一种相应的狭隘眼界，而在这方面，俾斯麦则超过了他的法国前辈。后者在流浪时期毕竟亲自制订了一种“拿破仑观念”——诚然，是按照他自己的尺寸做成的，——而俾斯麦，我们将会看到，却从来没有弄出一点点自己的政治观念来，而只是把别人的现成观念拼凑在一起。可是，这种狭隘性恰好是他的幸运。否则，他就根本干不出从特殊的普鲁士观点出发去设想全部世界历史的事来：要是在他的这种极端普鲁士的世界观上面有一个小洞，透点阳光进来，那他就会对他的全部使命感到茫然，而他的荣誉就会到此结束。的确，当他按自己的方式执行了他的特殊的、外部强加于他的使命时，他也就走进了死胡同；我们将会看到，由于他根本缺乏合理的观念，由于他无法理解他自己所创造的历史形势，他不得不进行怎样的跳跃。

　　如果说，路易—拿破仑由于他过去的经历，已习惯于在选择手段方面无所顾忌，那么，俾斯麦从普鲁士政策的历史中，特别从所谓大选帝侯和弗里德里希二世政策的历史中，学会了更少顾虑地行事，从而他就能保持着一种自命高尚的想法：他在这一点上一直是忠实于祖国传统的。他那务实的敏感教导他，必要时应当收一收自己的容克贪欲；而一到看起来没有必要这样做时，这种贪欲就又突出地显露出来；这当然是一种没落的象征。他的政治的方法便是大学学生会会员的方法：他把在大学生酒馆中借以逃出圈套的那种对喝啤酒惯例所做的滑稽的字面解释，在议院中毫不客气地应用于普鲁士宪法；他在外交上所实行的全部新花招，都是从大学学生会的学生那里抄袭来的。但是，如果说路易—拿破仑在紧要关头往往摇摆不定，譬如在1851年政变时，莫尔尼不得不积极地用暴力迫使他去完成业已开始的事业，又如在1870年战争前夜，他的犹豫不决毁坏了他的整个地位；那末，应当说，在俾斯麦身上，就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他从来没有失掉过意志的力量；在很久以前，这种力量就变成了公开的野蛮举动。而他的成功的秘密首先就在这里。德国的所有统治阶级，不论是容克还是资产者，已经失掉了最后一点点毅力，在“有教养的”德国，缺乏意志已经习以为常了，以致在他们中间唯一真正还有意志的人正因为如此就成了他们的最伟大人物和统治他们大家的暴君，在他面前，他们违背理智和良心，象他们自己所说的，情愿“跳过棍子”。当然，在“没有教养的”德国，还没有达到这种地步；工人已经表明，他们有一种甚至俾斯麦的坚强意志也无法对付的意志。

　　恩格斯：《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1887年12月—1888年3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486—487页

　　在德国方面，这次战争是防御性的战争。但是，究竟是谁把德国弄到必须处于防御的地位呢？是谁使路易·波拿巴有可能对德国进行战争呢？正是普鲁士！正是俾斯麦曾和这个路易·波拿巴暗中勾结，以期摧毁普鲁士内部的民主反对派，并使霍亨索伦王朝兼并德国。如果萨多瓦之役不是打胜而是打败了，那末法国军队就会以普鲁士盟友资格蹂躏德国。普鲁士在得胜之后，难道有片刻想过要以一个自由的德国去和一个被奴役的法国相对抗吗？恰恰相反！它细心保存了自己旧制度固有的一切妙处，并且还加上了第二帝国的一切好猾伎俩：它的实际的专制制度和虚伪的民主精神，它的政治欺骗把戏和财政欺诈手腕，它的漂亮的言词和最下流的诈骗行为。这样，以前只是在莱茵河的一岸盛行的波拿巴制度，现在在它的另一岸上也同样盛行起来了。在这种情形下，除了战争还能期待什么呢？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一篇宣言》（1870年7月19—23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39—340页

　　我们只指出一点。俾斯麦能够实行改良，就是因为他越出了改良主义的范围，大家都知道，他完成了一系列的“上层革命”，他从世界上最富有的一个国家掠夺了五十亿法郎，他可以给那些被大量黄金和空前未有的军事胜利弄得如醉如痴的人民以普选权以及真正的法制。

　　列宁：《资产阶级和改良主义》（1913年1月29日）。《列宁全集》第18卷第533页

　　俾斯麦依照自己的方式，依照容克的方式完成了历史上进步的事业，但是，谁要想根据这点来证明社会主义者应当帮助俾斯麦，那这个“马克思主义者”真是太好了！此外，俾斯麦也促进了经济的发展，把分散的受异族压迫的德国人联合在一起。

　　列宁：《论大俄罗斯人民的民族自豪感》（1914年12月12日）。《列宁全集》第21卷弟86页论梅特涅

　　但是，城市资产阶级愈来愈富裕，其影响也愈来愈大，和工业齐头并进的农业的进步也改变了农民对地主的地位。资产阶级和农民反对贵族的运动愈来愈带有威胁性。由于农民到处都是民族局限性和地方局限性的体现者，农民运动必然带有地方性质和民族性质，所以与农民运动一起又产生了民族之间的旧的斗争。

　　在这种形势下，梅特涅完成了他的杰作。他消除了贵族（除了最有势力的封建贵族以外）对国家事务的任何影响。他把那些最有势力的金融贵族拉到自己方面来，从而削弱了资产阶级，——他必须这样做，财政状况要求他这样做。于是，他依靠上层封建贵族和金融贵族，依靠官僚和军队，在比他的一切竞争者更大得多的程度上实现了君主专制的理想。他利用每一个民族的贵族和其他各民族的农民的帮助，把各该民族的资产阶级和农民置于自己统治之下；同时他又利用各民族的贵族对各该民族的资产阶级和农民的恐惧心理，把各民族的贵族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各种不同的阶级利益，民族局限性和各种地方偏见，尽管错综复杂，总是处在适度的抗衡状态中，使老好巨猾的骗子手梅特涅有可能自由地施展他的伎俩。他唆使各族人民互相倾轧究竟收到了什么效果，加里西亚的大屠杀就说明了这一点。当时，梅特涅利用染上了宗教狂热病和民族狂热病的卢西族农民，把为了农民利益而掀起的波兰民主运动镇压下去了。

　　恩格斯：《匈牙利的斗争》（1849年1月8日左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196页梅特涅公爵的政府所遵循的两个方针是：第一，使奥地利治下的各民族中的每一个民族都受到所有其他处于同样境地的民族的牵制；第二（这是一切君主专制的基本原则），依靠封建地主和金融巨头这两个阶级，同时使这两个阶级的权势和力量互相平衡，以便政府保有完全的行动自由。以各种封建收益作为全部收入的土地贵族，不能不支持政府，因为政府是他们对付被压迫的农奴阶级（他们靠掠夺这些农奴为生）的唯一靠山。而每当他们之中较不富裕的一部分起来反对政府的时候（例如1846年加里西亚的情形），梅特涅立刻就纵使这些农奴去反抗他们，因为这些农奴总是力图抓住机会来狠狠地报复他们的直接压迫者的。另一方面，交易所的大资本家由于大量投资于公债，也受到梅特涅政府的束缚。奥地利在1815年恢复了它的全部实力，1820年后又在意大利恢复和维持了君主专制，1810年的破产又免除了它的一部分债务，所以，在媾和之后，它很快就在欧洲各大金融市场重新建立了信用；而信用愈是增长，它也就愈是加紧利用这种信用。于是，欧洲的一切金融巨头都把他们的很大一部分资本投于奥地利的公债。他们全部需要维持奥地利的信用，而要维持奥地利的国家信用又总是需要新的借款，于是他们便不得不时常增加新的贷款，以维持他们过去已经投资的债券的信用。1815年以后的长期和平，以及表面上看来奥地利这样一个千年帝国不可能倾覆的假象，使梅特涅政府的信用惊人地增长，甚至使它可以不依赖维也纳的银行家和证券投机商了；因为只要梅特涅还能够在法兰克福和阿姆斯特丹得到足够的资金，他当然就能心满意足地看着奥地利的资本家们在他的脚下俯首听命。而且，他们在其他方面也得仰承他的鼻息。银行家、证券投机商、公用事业承包商虽然能够经常从君主专制获得大宗利润，但这是以政府对他们的人身和财产具有几乎是无限的支配权作为交换条件的。因此，他们丝毫也不会反对政府。这样，梅特涅便有把握能够获得帝国中最有力量和最有权势的两个阶级的支持，此外他还拥有军队和官僚机构，它们组织得非常适合于为专制政府服务。

　　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1851年8月—1852年9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23—524页

　　梅特涅在自己实力最雄厚的年代就已认识到了这种危险性，并且觉察到了俄国的阴谋。他使用他所有的一切手段来镇压了这个运动。但是他所使用的一切手段可以用一个词来说明，那就是迫害。而唯一有效的手段——德意志和匈牙利的精神的自由发展完全可以驱散斯拉夫怪影——是同他的一套卑鄙的政策相矛盾的。

　　恩格斯：《德国和泛斯拉夫主义》（1855年4月17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1卷第223—224页

　　（在这里，梅特涅好象是神圣同盟的一只十字圆网蛛，坐在慢慢在奋起争取自由的各族人民周围编结起来的蛛网的正中）马克思、恩格斯：《维也纳和法兰克福》（1849年3月12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397页

　　论巴贝夫

　　巴贝夫的共产主义是从第一次革命时期的民主制度产生的。第二次革命（1830年革命）却产生了另一种影响更大的共产主义。

　　恩格斯：《大陆上社会改革运动的进展》（1843年10月23日和11月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1卷第579—580页

　　总的说来，市民等级在和贵族斗争时有权认为自己同时代表当时的各个劳动阶级的利益，但是在每一个大的资产阶级运动中，都爆发过作为现代无产阶级的多少发展了的先驱者的那个阶级的独立运动。例如，德国宗教改革和农民战争时期的托马斯·闵采尔派，英国大革命时期的平等派，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巴贝夫。伴随着一个还没有成熟的阶级的这些革命武装起义，产生了相应的理论表现；在十六和十七世纪有理想社会制度的空想的描写，而在十八世纪已经有直接共产主义的理论（摩莱里和马布利）。平等的要求已经不再限于政治权利方面，它也扩大到个人的社会地位方面了；必须加以消灭的不仅是阶级特权，而且是阶级差别本身。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1878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7—58页大家知道，1793年宪法是由依靠起义的无产阶级的政党制定的，恐怖统治是由这个政党实行的，罗伯斯比尔的覆亡表明资产阶级战胜了无产阶级，巴贝夫和他的同谋者从1793年的民主思想中给平等作出了当时最进步的结论。法国革命自始至终都是一个社会运动，在它之后，纯粹政治上的民主已经变为毫无意义的东西了。

　　恩格斯：《在伦敦举行的各族人民庆祝大会》（1845年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661页真正能动的共产主义政党出现于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君主立宪被废除的时候。首先宣布这些“社会问题”的是最彻底的共和主义者，即英国的“平均主义者”、法国的巴贝夫和邦纳罗蒂等。巴贝夫的朋友和党内同志邦纳罗蒂所写《巴贝夫的密谋》一书表明这些共和主义者怎样从历史“运动”中得出一种信念：随着君主制和共和制这一社会问题的消失，还没有一个“社会问题”的解决是对无产阶级有利的。

　　马克思：《道德化的批判和批判化的道德》（1847年10月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73—174页

　　恩格斯：《大陆上社会改革运动的进展》（1843年10月23日和11月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1卷第576—577页

　　“以劳动为基础的公众福利”这一公式过于确定地表现了当时平民的博爱渴望。在公社倾覆以后的长时期中，在巴贝夫使这一点具有一种确定的形式以前，没有一个人能说他们想要什么东西。如果说具有博爱渴望的公社来得太早了，那末巴贝夫就来得太晚了。

　　恩格斯：《致卡·考茨基（1889年2月20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弟465页

　　论圣西门、傅立叶、欧文

　　德国的理论上的社会主义永远不会忘记，它是依靠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这三位思想家而确立起来的。虽然这三位思想家的学说含有十分虚幻和空想的性质，但他们终究是属于一切时代最伟大的智士之列的，他们天才地预示了我们现在已经科学地证明了其正确性的无数真理。

　　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第二版序言的补充》

　　（1874年7月1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00—301页

　　本来意义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体系，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等人的体系，是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还不发展的最初时期出现的。关于这个时期，我们在前面已经叙述过了（见《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诚然，这些体系的发明家看到了阶级的对立，看到了统治着的社会本身中的破坏因素的作用。但是，他们看不到无产阶级方面的任何历史主动性，看不到它所特有的任何政治运动。

　　由于阶级对立的发展是同工业的发展步调一致的，所以这些发明家也不可能看到无产阶级解放的物质条件，于是他们就去探求某种社会科学、社会规律，以便创造这些条件。

　　这样，社会的活动就要由他们个人的发明活动来代替，解放的历史条件就要由幻想的条件来代替，无产阶级的逐步组织成为阶级就要由他们特意设计出来的社会组织来代替。在他们看来，今后的世界历史不过是宣传和实施他们的社会计划的历史。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7年12月—1848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81—282页

　　但是，了解到法国革命是阶级斗争，并且不仅是贵族和市民等级之间的、而且是贵族、市民等级和无财产者之间的阶级斗争，这在1802年是极为天才的发现。在1816年，圣西门宣布说政治是关于生产的科学，并且预言政治将完全为经济所包容。虽然经济状况是政治制度的基础这样的认识在这里仅仅以萌芽状态表现出来，但是对人的政治统治应当变成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这种思想，即最近纷纷议论的“废除国家”的思想，已经明白地表达出来了。同样比他的同时代人优越的是：在1814年联军刚刚开进巴黎以后，接着又在1815年百日战争时，他声明，法国和英国的同盟以及这两个国家和德国的同盟是欧洲的繁荣和和平的唯一保障。在1815年向法国人宣传要和滑铁卢战役的胜利者建立同盟，这确实既要有勇气又要有历史远见。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80年1月—3月上半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10—411页

　　恩格斯：《大陆上社会改革运动的进展》（1843年10—11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577—579页

　　在傅立叶的著作中，几乎每一页都放射出对备受称颂的文明造成的灾祸所作的讽刺和批判的火花。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1878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05页英国社会主义的创始者是厂主欧文，所以他的社会主义虽然在实质上要超越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但在形式上仍然以极宽容的态度对待资产阶级，同时在许多方面都对无产阶级很不公道。社会主义者十分驯顺温和；不管现存的制度如何坏，他们还是承认它，因为他们除争取社会舆论外，对改变现存制度的其他一切途径是一概否定的。然而他们的原则又这么抽象，如果他们的原则保持现在的形式，他们是永远也不能争得社会舆论的。此外，社会主义者还经常抱怨下层阶级道德堕落，他们看不见社会制度的这种瓦解中的进步成分，看不见只会追求私利的伪善的有产阶级更严重的道德堕落。他们不承认历史的发展，所以他们打算一下子就把国家置于共产主义的境界，而不是进一步开展政治斗争以达到国家自行消灭[sichselbstauflost]的目的。他们固然了解工人为什么痛恨资产者，但是，他们认为这个唯一能够引导工人前进的愤怒并没有什么用处，并宣扬对英国目前的实际情况更加没有什么用处的慈善和博爱。他们只承认心理的发展，只承认和过去毫无联系的抽象的人的发展。可是整个世界，包括每一个单独的人在内，都是从过去成长起来的。所以他们大学究气、太形而上学了，他们是做不出什么大事来的。他们之中一部分人是来自工人阶级的，但是工人阶级中倾向于他们的只是很少的一部分人，虽然这一部分人是最有教养的和最坚强的。社会主义在其现有的形式下决不能成为工人阶级的公共财产，因此，它必须降低自己的水平，暂时回到宪章主义的观点上来。但是，经过宪章运动的考验并清除了资产阶级成分的、真正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现在已经在许多社会主义者和宪章运动的领袖（他们几乎全是社会主义者）那里形成起来，它很快就会在英国人民的历史发展中起突出的作用。比法国共产主义的基础宽广得多、但是在发展方面却落后于法国共产主义的英国社会主义，应当暂时回到法国的观点上来，以便将来再超过它。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44年9月—1845年3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525—526页

　　社会主义者运动的创始人欧文写的许多小册子都是仿照德国哲学家的笔法，也就是说，写得根糟，但有时他的思想突然明朗起来，这时他那些晦涩的写作就变得容易了解了；可是，他的见解是渊博的。照欧文的说法，“婚姻、宗教和财产是自有世以来就存在的一切祸害的唯一原因”（！！）；在他所有的著作里充满了对伸学家、法律家和医学家的猛烈攻讦，他把他们一概而论。“陪审法庭的组成人员都是一些仍然完全听从神学支使的人，因而他们都抱有偏见；法律也浸透了神学，因此也应和陪审法庭一起废除。”

　　恩格斯：《伦敦来信》（1843年5—6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568—569页转向共产主义是欧文一生中的转折点。当他还只是一个慈善家的时候，他所获得的只是财富、赞扬、名望和荣誉。他是欧洲最有名望的人物。不仅社会地位和他相同的人，而且连达官显贵、王公大人们都点头倾听他的讲话。可是当他提出他的共产主义理论时，情况就完全变了。在他看来，阻碍社会改造的首先有三大障碍：私有制、宗教和现在的婚姻形式。他知道，当他向这些障碍进攻的时候，他所面临的是什么：官场社会的普遍排斥，他的整个社会地位的丧失。但是，他并没有却步，他不顾一切地向这些障碍进攻，而他所预料的事情果然发生了。他被逐出了官场社会，受到了报刊的封锁，他由于以全部财产在美洲进行的共产主义试验的失败而变得一贫如洗，于是他就直接转向工人阶级，在工人阶级中又进行了三十年的活动。当时英国的有利于工人的一切社会运动、一切实际成就，都是和欧文的名字联在一起的。

　　恩格斯：《反社林论》（1876年9月—1878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03—304页论卡贝

　　亡命英国的法国人卡贝受到了当地共产主义思想的鼓舞，当他回到法国时，他已经成了一个最有声望然而也是最肤浅的共产主义的代表人物。

　　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1844年9—11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67页1839年的起义已经带有明显的无产阶级和共产主义的性质。但是，起义之后发生了老密谋家抱怨不已的分裂，分裂是由于工人们要弄清本阶级的利益而引起的，分裂部分地发生在旧有的密谋家组织中，部分地发生在新的宣传组织中。卡贝在1839年后不久便开始积极进行的共产主义宣传，共产主义党派内部发生的争论问题，很快就超过了密谋家的认识水平。谢努和德拉奥德部承认，在接近二月革命的时候，共产主义者无疑已成为革命无产阶级的最强大的一派。

　　马克思、恩格斯：《<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4期上发表的书评》（1850年3—4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323页

　　至于说到体系本身，那末，差不多所有的体系都是在共产主义运动开始时出现的，当时它们通过民间小说的形式来为宣传事业服务，这些民间小说同刚刚参加到运动中来的无产者的尚未成熟的意识是完全符合的。卡贝把自己的《伊加利亚》称为romanphilosophique[哲学小说]，我们在把卡贝作为一个派别的首领来加以评价时，不应当根据他的体系，而应当根据他的论战性的著作和他的整个活动。在这些小说中间，有一些，例如傅立叶的体系，充满了真正的诗的色彩；另外一些，例如欧文和卡贝的体系，则缺乏任何的幻想，而带有商人的斤斤计较的痕迹，或者从法律上狡猾地迎合那个需要感化的阶级的观点。在派别的发展过程中，这些体系失去了任何意义，最多不过作为口号在名义上保留下来。在法国谁会去相信“伊加利亚”，而在英国谁会去相信欧文的计划呢？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43页我们还是回头来谈谈伊加利亚派共产主义者的社会理论吧。他们的《圣经》是卡贝慈父——顺便提一下，这位卡贝曾经做过检察官和众议院议员——著的《Voyageenlcarie》（《伊加利亚旅行记》）。伊加利亚派移民区的一般组织情况和欧文先生的移民区没有多大区别。伊加利亚派共产主义者的计划吸取了圣西门和傅立叶计划中一切合理的东西，因此他们大大超过了先前的法国共产主义者。至于对婚姻制度的态度，那他们和英国人是完全相同的。他们尽一切可能来保证个人自由。刑罚必须废除，代之以对青年人的教育和对成年人的正当的精神影响。

　　可是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英国社会主义者一般都反对基督教，他们被迫忍受那些真正基督徒所具有的种种宗教偏见，而属于一个以不信教著称的民族的法国共产主义者反倒是基督徒。他们最喜欢的一个公式就是：基督教就是共产主义（《lechristianismec’estleCommunisme》）。他们竭力想用圣经，用最早的基督徒过的就是公社式的生活等话来证明这个公式。可是这一切只是说明了，这些善良的人们决不是最好的基督徒，尽管他们以此自居。因为他们如果真是最好的基督徒，那他们对圣经就会有更正确的理解，就会相信即使圣经里有些地方可以做有利于共产主义的解释，但是圣经的整个精神是同共产主义、同一切合理的创举截然对立的。

　　恩格斯：《大陆上社会改革运动的进展》（1843年10—11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582—583页

　　论魏特林

　　德国的社会主义在1848年以前很久就产生了。起初它有两个独立的派别。一方面是纯粹工人运动，即法国工人共产主义的支流；这个运动产生了作为它的发展阶段之一的魏特林的空想共产主义。其次是由于黑格尔哲学的解体而产生的理论运动；在这一派中马克思的名字从一开始就占有统治地位。1848年1月出现的《共产主义宣言》标志着两个派别的融合，这个融合是在革命熔炉中完成和巩固起来的，在这革命的熔炉中，他们所有的人，不论工人还是过去的哲学家，都同样地为了共同的幸福而冒了生命的危险。

　　恩格斯，《德国的社会主义》（1891年10月）。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88页

　　至于当时工人阶级中那些确信单纯政治变革全然不够而认为必须根本改造全部社会的分子，他们把自己叫做共产主义者。这种共产主义还是颇为粗糙的、尚欠修琢的、纯粹出于本能的一种共产主义；但它却接触到了最主要之点，并已在工人阶级当中强大到足以形成法国卡贝的和德国魏特林的空想共产主义。可见，在1847年，社会主义是资产阶级的运动，而共产主义则是工人阶级的运动。当时，社会主义，至少在大陆方面，是“有身分的”，而共产主义却恰恰相反。

　　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88年英文版序言》（1888年1月30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36—237页

　　社会改革问题最近在德国又成了讨论的对象，但这次是在工人阶级中间讨论了。德国的工厂工业很不发达，因此大部分工人都是手工业者；他们在定居下来成为一个小师傅以前，都要在德国、瑞士、而且往往在法国逛上几年。这样以来，就有很多德国工人陆续到巴黎去并从那里回来，而在那里必然要接触到法国工人阶级的政治运动和社会运动。其中有一个叫威廉·魏特林的，是普鲁士马格德堡人，普通的帮工裁缝，他决定在自己的祖国建立共产主义公社。

　　这个可以算是德国共产主义创始者的人，在巴黎住了几年以后，就到了瑞士，在日内瓦的一家裁缝店工作，这时，他向和他一起工作的人宣传他的新福音。他在日内瓦湖畔的所有的瑞士城镇，建立了共产主义联合会，在那里做工的大部分德国人都对他的思想表示同情。他这样取得了社会舆论的同情和支持以后，就着手出版一种定期刊物《年轻一代》，在这个国家扩大自己的宣传。虽然这份杂志只是给工人看的，文章也是工人写的，但从一开始它就胜过了法国共产主义者办的大部分刊物，甚至胜过了卡贝慈父办的《人民报》。从这份杂志可以看出，杂志编辑为了取得一个政论家不可或缺的、从有限的几年教育里不能得到的历史知识和政治知识，是下过一番功夫的。这份杂志还说明了，魏特林曾不断地努力把自己对于社会的各种观点和思想综合成一种完整的共产主义体系。《年轻一代》杂志1841年开始出版；第二年，魏特林发表了《和谐与自由的保证》一书。他这本书评述了旧社会制度，描绘了新社会制度的轮廓。将来我也许要从这本书摘出几段寄给你们。

　　这样，魏特林在日内瓦及其近郊建立了共产党的核心以后，就到了苏黎世；那里也和瑞士北部其他城市一样，他的一些朋友对工人的思想已经发生了影响。现在他开始在这些城市组织自己的党。一些讨论社会改革问题的联合会以歌咏俱乐部的名义成立了。这时，魏特林表示要出版《贫苦罪人们的福音》一书。可是就在这时候，警察便来干涉了。

　　今年6月，魏特林被捕了。他这本书没等出版就和他的文件一起被没收。共和国政府成立了一个委员会，专门审理这个案件，然后向议会——民选的代表机关——提出关于这个案件的报告。这个报告已在几个月以前公布。从这个报告可以看出，瑞士每个地方都有很多共产主义联合会，其中大部分成员是德国工人；魏特林被看作共产党的领导者，并且常常收到有关运动情况的报告；他和德国人在伦敦、巴黎建立的同样的联合会有通信联系；所有这些由经常变更住所的人组成的团体无非是“危险的、空想的学说”的温床，它把自己最有经验的成员派往德国、匈牙利和意大利，并以自己的思想感染一切影响所及的工人。报告的起草人是布伦奇里博士。他是一个贵族，基督教的狂热拥护者，因此，他写的一切与其说是一篇冷静的官方报告，不如说是一封挟嫌陷害的告密书。这篇报告把共产主义说成旨在推翻整个现存制度和破坏社会一切神圣关系的最危险的学说。此外，这位虔诚的博士再找不出更厉害的字眼来表示他对这些卑贱无知的人们亵渎神明的粗野行为（他们竟想引用圣经来为自己不道德的革命学说进行辩护）的愤怒心情。魏特林及其政党在这个问题上抱着和法国伊加利亚派同样的看法，也宣称基督教就是共产主义。

　　魏特林案件的结局远不是苏黎世政府所预料的那样。虽然魏特林及其朋友不止一次地谈吐失慎，可是加在魏特林头上的叛国和谋反罪名并未得到证实。刑事法庭判处魏特林六个月徒刑，并永久驱逐出瑞士；苏黎世各联合会的会员被驱逐出州境；苏黎世政府将这一报告转发各州政府并照会各外国使馆。可是在瑞士的其他地方，共产主义者并没有遭到多大损害。迫害开始得太晚了，并且没有得到其他各州比较有力的支持。这一迫害根本没有消灭共产主义，反倒给它带来了好处，它使所有操德语的国家对它产生了更大的兴趣。以前在德国几乎谁都不知道的共产主义，由于这些事件，在那里却成了众目所瞩的问题。

　　恩格斯：《大陆上社会改革运动的进展》（1843年10月23日和11月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1卷第586—588页

　　恢复了的同盟大大扩展起来了。例如在瑞士，魏特林、奥古斯特·贝克尔（一个智慧非凡的人，但也象许多德国人一样由于本身的不稳定而垮台）和其他人建立了一个或多或少忠于魏特林共产主义体系的坚强组织。这里不是批评魏特林共产主义的地方。但是，对于它作为德国无产阶级的第一次独立理论运动所具有的意义，至今我还同意马克思在1844年巴黎《前进报》上所说的话：“（德国的）资产阶级及其哲学家和科学家哪里有一部论述资产阶级解放（政治解放）的著作能和魏特林的《和谐与自由的保证》一书媲美呢？只要把德国的政治论著中的那种俗不可耐畏首畏尾的平庸气拿来和德国工人的这种史无前例的光辉灿烂的处女作比较一下，只要把这双无产阶级巨人的童鞋拿来和资产阶级侏儒的政治烂鞋比较一下，我们就能够预言这位灰姑娘将来必然长成一个大力士。”这个大力土今天已站在我们面前，虽然他还远远没有发育完全。

　　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1885年10月8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89页

　　可是，魏特林共产主义则是一种自成系统的并且刊印成著作的东西。我刚才想到，你大概需要库尔曼的一本书，——这种“先知者的宗教”

　　是继魏特林之后在瑞士出现的，并把魏特林的很多门徒拉了过去。我完全忘记了把这本书交给施留特尔。

　　随信附上魏特休给赫斯的一封信（取自档案馆）。魏特林同我们的决裂是在关系密切的同志组成的小团体所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发生的。（与会的一位俄国人安年柯夫也描写过这次会议，几年前《新时代》曾转载了这些回忆。）情况是这样的：赫斯曾在威斯特伐里亚（比雷菲尔德等地）呆过，他告诉我们说，那里的人（吕宁、雷姆佩尔等人）想筹集资金出版我们的作品。这时魏特林就插了进来，他想在那里立即发表阐述他的空想体系的东西及其他一些巨著，其中还包括一部新的语法书，书中把第三格看作贵族的发明而废除了，如果这个计划实现的话，这一切正是我们当时应当加以批判和与之斗争的。这封信表明，我们的论据在魏特林的头脑中反映出来时被歪曲成了什么样子。他所看到的到处只是职业上的嫉妒，只是企图扼杀他的天才，“切断他的财源”。但是在他归纳的第五点和第六点中，毕竟相当明确地表明了他和我们之间原则上的对立，而这是最主要的。

　　恩格斯：《致奥·倍倍尔（1888年10月25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110—111页论布朗基

　　布朗基主要是一个政治革命家；他只是在感情上，即在同情人民的痛苦这一点上，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但是他既没有社会主义的理论，也没有关于改造社会的确定的实际的方案。布朗基在他的政治活动中主要是一个“实干家”，他相信组织得很好的少数人只要在适当的时机做些革命变革的尝试，就能够通过最初的若干胜利把人民群众吸引到自己方面来，从而实现胜利的革命。在路易—菲力浦时代，布朗基当然只有通过秘密结社的形式才组成了这样的核心，于是便发生了通常在搞密谋时发生的情况：那些对永远的克制和马上就要干起来这种空洞诺言感到厌倦的人，终于再也忍耐不住了，开始闹了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只能有一种选择：或者取消密谋，或者在没有任何外部导因的情况下开始起义。起义爆发了（1839年5月12日），但是立刻就被镇压下去。顺便说一句，这是布朗基的唯一的一次没有被警察局侦查出来的密谋；这次起义对警察局是一个晴天霹雳。由于布朗基把一切革命想象成由少数革命家所实现的突然变革，自然也就产生了起义成功以后实行专政的必要性，当然，这种专政不是整个革命阶级即无产阶级的专政，而是那些实现了变革的少数人的专政，而这些人又事先服从于一个人或者几个人的专政。

　　由此可见，布朗基是过去一代的革命家。

　　恩格斯：《流亡者文献》（1874年5月—1875年4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88—589页请您相信，我比任何人都更关心那位我一向认为是法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头脑和心脏的人的命运。

　　马克思：《致路·瓦持（1861年11月10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弟30卷第612页

　　爱国主义思想起源于十八世纪的大革命；这个思想深深地影响了公社的社会主义者，例如布朗基这位无可怀疑的革命家和社会主义的热烈拥护者就认为，把资产阶级的号召“祖国在危险中！”拿来作为他的报纸的名称是最合适不过的。

　　列宁：《公社的教训》（1908年3月23日）。《列宁全集》第13卷第453页

　　马克思、恩格斯：《<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4期上发表的书评》（1850年3—4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弟326—327页

　　恩格斯：《<论住宅问题>一书第二版序言》（1887年1月10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62页

　　蒲鲁东最初的试笔作品，我已经记不起来了。……他的第一部著作《什么是财产？》无疑是他最好的著作。这一著作如果不是由于内容新颖，至少是由于论述旧东西的那种新的和大胆的风格而起了划时代的作用。……蒲鲁东在他那部著作中对圣西门和傅立叶的关系，大致就象费尔巴哈对黑格尔的关系一样。和黑格尔比起来，费尔巴哈是极其贫乏的。但是，他在黑格尔以后起了划时代的作用，……

　　在蒲鲁东的这一著作中，风格方面还算强健的肌肉组织还占优势，——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而且我认为这种风格是这一著作的主要优点。可以看出，蒲鲁东甚至把他仅仅重复旧东西的地方也看做独立的发现；他所说的东西，对他自己说来都是新东西而且是被他当做新东西看待的。向经济学中“最神圣的东西”进攻的挑战性的勇气，用来嘲笑庸俗的资产阶级理性的机智的怪论，致命的批判，刻薄的讽刺，对现存制度的丑恶不时流露出来的深刻而真实的激愤，革命的真诚——《什么是财产？》就是以所有这些特性激动了读者，并且一出版就留下了强烈的印象。在政治经济学的严格科学的历史中，这本书几乎是不值得一提的。但是，这种耸人听闻的著作在科学中也象在小说文学中一样起着自己的作用。

　　马克思：《论蒲鲁东》（1865年1月24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40—141页

　　但是，蒲鲁东还力图赢得更大的胜利。他在写了许多未引起人们注意的小文章以后，终于在1846年出版了他那包括两大卷的《贫困的哲学》。在这部应使他名垂千古的著作中，蒲鲁东运用经过粗暴歪曲了的黑格尔的哲学方法来论证一种奇怪的、完全不正确的政治经济学体系，企图用形形色色的先验的魔法来论证一种自由工人联合的新社会主义体系。这个体系是如此之新颖，以致它在《EquitableLabourExchangeBazaarsorOffices》[“劳动产品公平交换市场或交换所”]的名称下，早在十年以前就在英国十个不同城市中破产过十次了。

　　这部冗长的、臃肿的伪科学著作，不仅对以往一切经济学家，而且对以往一切社会主义者进行了极其粗暴的指责，它没有给轻率的法国人留下任何印象。这种叙述和论断的方式他们从来还没有见到过，它比蒲鲁东上一部著作中的那些可笑的奇谈怪论还要更不合他们的胃口。这类奇谈怪论在这本书中也颇不少（例如，蒲鲁东曾一本正经地宣布“他是耶和华的私人仇敌”），但是它们隐藏在伪辩证法的论断下面。法国人又宣称：《c’estunouvrageremarquable》[“这是一部卓越的著作”]，并把它搁在一边。在德国，这部著作自然受到了较大的尊重。

　　马克思当时发表了一部既机智而又严正的著作来驳斥蒲鲁东（卡尔·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1847年布鲁塞尔和巴黎版）——这部著作按其思想方式和语言来说，要比蒲鲁东那部矫揉造作的荒唐东西千百倍地更带法国味。

　　至于蒲鲁东这两部著作中所包含的对现存社会关系的批评，那末，在读完这两本书之后，可以问心无愧地说：这种批评等于零。

　　至于谈到蒲鲁东关于社会改造的计划，那末，如前面所说的，它们只有一个优点，即它们早在许多年以前就在英国的无数次破产中光辉地表现了自己。

　　这就是革命前的蒲鲁东。

　　恩格斯：《蒲鲁东》（1848年12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669—670页在蒲鲁东的第二部重要著作《贫困的哲学》出版前不久，他自己在一封很详细的信中把这本书的内容告诉了我，信中附带说了这样一句话：“我等待着您的严格的批评”。不久以后，我果然对他进行了这样的批评（通过我的著作《哲学的贫困》1847年巴黎版），其形式的激烈竟使我们的友谊永远结束了。

　　为了评价他的两卷厚厚的著作，我不得不介绍您看一下我的那部反驳他的著作。在那里，我顺便指出了，由于他不是把经济范畴看做历史的、与物质主产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理论表现，而是荒谬地把它看做历来存在的、永恒的观念，这就表明他对科学辩证法的秘密了解得多么肤浅，另一方面又是多么赞同思辨哲学的幻想，而且，他是如何拐弯抹角地又回到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立场上去。

　　其次，我还指出，他对他所批判的“政治经济学”的认识是多么不够，有时甚至是幼稚的；他同空想主义者一起追求一种所谓“科学”，以为由此就可以先验地构想出一个“解决社会问题”的公式，而不从历史运动的批判的认识中，即不从本身就产生了解放的物质条件的运动的批判的认识中引导出科学，我特别指出，蒲鲁东对整个问题的基础——交换价值的理解始终是模糊、错误和不彻底的，他还错误地把对李嘉图的价值理论的空想主义的解释看成一种新科学的基础。关于他的一般观点，我是用以下的话概述我的判断的：

　　“每一种经济关系都有其好的一面和坏的一面；只有在这一点上蒲鲁东先生没有背叛自己。他认为，好的方面由经济学家来揭示，坏的方面由社会主义者来揭发。他从经济学家那里借用了永恒经济关系的必然性这一看法；从社会主义者那里借用了使他们在贫困中只看到贫困的那种幻想（而不是在“经济学家所以说现存的关系（资产阶级生产关系）是天然的，是想以此说明，这些关系正是使生产财富和发展生产力得以按照自然规律进行的那些关系。因此，这些关系是不受时间影响的自然规律。这是应当永远支配社会的永恒规律。于是，以前是有历史的，现在再也没有历史了。”（见我的著作第113页）贫困中看到将会推翻旧社会的革命的、破坏的一面）。他对两者都表示赞成，企图拿科学权威当靠山。而科学在他的观念里已成为某种微不足道的科学公式了；他无休止地追逐公式。正因为如此，蒲鲁东先生自以为他既批判了政治经济学，也批判了共产主义；其实他远在这两者之下。说他在经济学家之下，因为他作为一个哲学家，自以为有了神秘的公式就用不着深入纯经济的细节；说他在社会主义者之下，因为他既缺乏勇气，也没有远见，不能超出（哪怕是思辨地也好）资产者的眼界……他希望充当科学泰斗，凌驾于资产者和无产者之上，结果只是一个小资产者，经常在资本和劳动、政治经济学和共产主义之间摇来摆去。”上面这个判决尽管非常严厉，我现在仍然担保每个字都是正确的。

　　马克思：《论蒲鲁东》（1865年1月14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43—145页

　　您现在就可以了解为什么蒲鲁东先生十分强烈地敌视一切政治运动了。在他看来，现代各种问题不是解决于社会行动，而是解决于他头脑中的辩证的旋转。由于在他看来范畴是动力，所以要改变范畴，是不必改变现实生活的。完全相反。必须改变范畴，而结果就会是现存社会的改变。

　　蒲鲁东先生想调和矛盾，因而完全避开了一个问题：是不是必须把这些矛盾的基础本身推翻呢？他完全象一个政治上的空论家，想把国王、众议院、贵族院一并当做社会生活的构成部分，当做永恒的范畴。他只是寻求一个新公式，以便把这些力量平衡起来，而这些力量的平衡正是表现于其中各个力量时胜时败的现代运动。例如，在十八世纪，许多平庸的人物都曾努力发现一个真正的公式，以便把各个社会等级、贵族、国王、议会等等平衡起来，而第二天早晨就无论国王、议会、或贵族都没有了。这一对抗的真正平衡是推翻一切社会关系——这些封建体制和这些封建体制的对抗的基础。

　　由于蒲鲁东先生把永恒观念、纯粹理性范畴放在一边，而把人和他们那种在他看来是这些范畴的运用的实践生活放在另一边，所以他自始就保持着生活和观念之间、灵魂和肉体之间的二元论——以许多形式重复表现出来的二元论。您现在可以看到，这个对抗不过是表明蒲鲁东先生不能了解他所神化了的各种范畴的世俗的起源和历史罢了。

　　马克思：《致巴·瓦·安年柯夫（1846年12月28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29—330页总括起来说，蒲鲁东先生没有超出小资产者的理想。为了实现这个理想，他除了让我们回到中世纪的帮工或者至多中世纪的手工业者师傅的地位以外，没有想出更好的办法。他在自己的著作中曾经谈到：人生在世，只要有一部杰作，只要有一次感觉到自己是人也就足够了。无论就形式或实质来说，这难道不正是中世纪的手工业行会所要求的一部杰作吗？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1847年上半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36页

　　恩格斯：《论住宅问题》（1872年5月—1373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75页蒲鲁东和拉萨尔的差别只在于拉萨尔是一个真正的法学家和黑格尔主义者，而蒲鲁东在法学和哲学方面，也如在其他一切方面一样，却不过是一个涉猎者。

　　我知道得很清楚：以经常自相矛盾著称的蒲鲁东，有时在某些地方也发表一些意见，好象表明他很想根据事实来说明观念。但是，这些言论对他的思想的基本倾向说来是毫不足道的，何况这些言论即使偶尔出现也表现得极其混乱和自相矛盾。

　　恩格斯：《论住宅问题》（1872年5月—1873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38页不是消灭资本主义和它的基础——商品生产，而是使这个基础免除各种弊病和赘瘤等等：不是消灭交换和交换价值，而相反地，是使它“确立”，使它成为普遍的、绝对的、“公允的”、没有波动、没有危机、没有弊病的东西，——这就是蒲鲁东思想。

　　蒲鲁东是小资产阶级，他的理论把交换和商品生产绝对化，把它当作宝贝……

　　列宁：《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1913年10—12月）。《列宁全集》第20卷第17页

　　无政府主义者的“始祖”蒲鲁东说：世界上存在着一成不变的正义，这种正义应当成为未来社会的基础。因此蒲鲁东被称为形而上学者。马克思借助辩证方法和蒲鲁东作斗争，并证明说：既然世界上一切都在变化，那末“正义”也一定要变化，因而“不变的正义”只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呓语（见马克思《哲学的贫困》）。

　　斯大林：《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发表于1906年12月—1907年1月）。《斯大林全集》

　　第1卷第280页

　　他那本关于《政变》的著作应当认为不仅是一部坏的著作，而且简直是卑鄙，然而是适合小资产阶级观点的卑鄙，他在这里向路易·波拿巴献媚，实际上是竭力把他弄成适合法国工人口味的人物，他那篇反对波兰的最后的著作也是一样，在这里他为了迎合沙皇而表现了愚蠢的厚颜无耻。

　　马克思：《论蒲鲁东》（1865年1月24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47页

　　二月革命对蒲鲁东来说的确来得非常不是时候，因为正好在几星期前他还不容争辩地证明说，“革命的纪元”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他在国民议会中的演说，虽然表明他对当前的情况很少了解，但仍然是值得极力称赞的。在六月起义以后，这是一个非常勇敢的行动。此外，他的演说还有一个良好的结果，这就是梯也尔先生在反对蒲鲁东提案的演说（后来出了单行本）中向整个欧洲证明了，法国资产阶级的这个精神支柱是建立在多么可怜而幼稚的教义问答的基础上。同梯也尔先生相比，蒲鲁东的确成了洪水泛滥前的庞然巨物了。

　　马克思：《论蒲鲁东》（1865年1月24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46页

　　论拉萨尔

　　1849年欧洲革命失败后，德国的社会主义只能秘密地存在。只是在1862年，马克思的学生拉萨尔才重新举起社会主义的旗帜。但是这已经不是“宣言”中的大无畏的社会主义了；拉萨尔为工人阶级所要求的一切，不过是由国家资助成立生产合作社，这是在1848年以前追随马拉斯特的“国民报”的那一派巴黎工人的纲领的翻版，因此也就是纯粹的共和派针对路易·勃朗的“劳动组织”而提出的纲领的翻版。正如我们看到的，拉萨尔的社会主义是非常温和的。但是，它在舞台上的出现却标志着德国社会主义发展第二阶段的起点。这是因为拉萨尔靠自己的天才、勤奋和无限充沛的精力，竟然把工人运动发动起来了，十年来使德国无产阶级激动过的一切东西部同这个运动有肯定的或否定的、友好的或敌对的联系。

　　恩格斯：《德国的社会主义》（1891年10月）。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88—289页让我们回忆一下德国的例子吧。拉萨尔对于德国工人运动的历史功绩何在呢？就在于他使这个运动脱离了它自发地（在舒尔采-德里奇之类的人的诚意协助下）走上的那条进步派的工联主义和合作社主义的道路。为了执行这个任务，就要进行与那种妄说什么轻视自发成分，什么过程策略，什么因素和环境的相互作用等等的废话完全不同的工作。为了执行这个任务，就要同自发性进行殊死的斗争，也正是由于多年来进行了这种斗争，柏林的工人（举例来说）才由进步党的支柱变成了社会民主党的最好的堡垒之一。

　　列宁：《怎么办？》（1901年秋—1902年2月）。

　　《列宁选集》第1卷第257页

　　拉萨尔具有非凡的才能和渊博的学识，这是一个精力充沛而且简直是无限灵活[Versatilitat]的人：他可以说生来就是为了在一切场合扮演政治角色。但是，他既不是德国工人运动的第一个倡导者，也不是有独创见解的思想家。他的著作的全部内容都是抄袭来的，而且在抄袭时还作了歪曲；他有一个先驱者，一个在智力上远远超过他的人，他一面把这个人的著作庸俗化，同时却对这个人的存在只字不提，这个人的名字就是卡尔·马克思。

　　恩格斯：《卡尔·马克思》（1869年7月28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408页

　　拉萨尔的整个伟大名声是由于多年来马克思容忍他把马克思的科学研究成果据为己有并用来装扮自己，而且他由于缺乏经济学素养，还歪曲了这些成果，如果这些人不了解这一点，那并不是我的过错。但是，我是马克思的著作方面的遗嘱执行人，所以我有一定的义务。

　　拉萨尔属于历史已有二十六年了。如果他在非常法时期没有受到历史的批判，那末现在终于到了必须进行这种批判并弄清拉萨尔同马克思相比究竟应占什么地位的时候了。要知道，掩饰拉萨尔的真实面目并把他捧上天的那种神话，绝不能成为党的信念的象征。无论把拉萨尔对运动的功绩评价得多么高，他在运动中的历史作用仍然具有两重性。同社会主义者拉萨尔形影不离的是蛊惑家拉萨尔。透过鼓动者和组织者的拉萨尔，到处显露出一个办理过哈茨费尔特诉讼案的律师面孔：在手法上还是那样无耻，还是那样极力把一些面目不清和卖身求荣的人拉在自己周围，并把他们当做单纯的工具加以使用，然后一脚踢开。1862年前，他实际上还是一个具有强烈的波拿巴主义倾向的、典型普鲁士式的庸俗民主主义者（我刚才看了他写给马克思的那些信），由于纯粹个人的原因，他突然改变了方针并开始了他的鼓动工作。过了还不到两年，他就开始要求工人站到王权方面来反对资产阶级，并且同性格和他相近的俾斯麦勾结在一起，如果他不是侥幸恰在那时被打死，那就一定会在实际上背叛运动。在拉萨尔的鼓动小册子中，从马克思那里搬来的正确的东西和他自己的并且通常是错误的议论混在一起，二者几乎不可能区分开来。由于马克思的评价而感到自己受到挫伤的那一部分工人，只是从拉萨尔两年的鼓动工作来了解拉萨尔，而且还是通过玫瑰色眼镜来看他的鼓动的。但是在这种偏见面前，历史的批判是不能永远保持毕恭毕敬的姿态的。我的责任就是最终一劳永逸地揭示出马克思和拉萨尔之间的真正关系。这已经做了，我暂时可以因此而感到满足。况且我现在正忙于别的事情。而已经发表的马克思对拉萨尔的无情判断，自然会产生应有的影响并赋予别人以勇气。但是，假若情况迫使我非讲话不可，我就没有选择的余地：我只有一劳永逸地肃清有关拉萨尔的神话了。

　　恩格斯，《致卡·考茨基（1891年2月23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88—489页首先，关于拉萨尔的联合会，它是在一个反动时期成立的。在德国工人运动沉寂了十五年之后，拉萨尔又唤醒了这个运动，这是他的不朽的功绩。但是，他犯了很大的错误。他受直接的时代条件的影响太深了。他把一个小小的出发点——他同舒尔采-德里奇这样一个无足轻重的人的对立——当做自己的鼓动的中心点：以国家帮助反对自助。这样，他不过是重新提出了法国天主教社会主义的首领毕舍为反对法国的真正的工人运动而于1843年和以后几年提出的口号。谁也不会糊涂到认为这个口号不是一时的权宜之计，拉萨尔只能以这个口号（似乎！）可以直接实现为理由来替这个口号辩护。为了这个目的，他不得不断言这个口号在最近的将来就会实现。因此，这种“国家”就变成了普鲁士国家。这样一来，他就不得不向普鲁士君主制、向普鲁士反动派（封建党派）、甚至向教权派让步。他把宪章派的普选权口号同毕舍的国家对协作社的帮助结合起来。他忽略了德国和英国的条件是不同的。他忽略了没落帝国在法国普选权问题上的教训。其次，就象每一个说自己的口袋里装有能为群众医治百病的万应灵丹的人一样，他一开始就使自己的鼓动带有宗教的、宗派的性质。实际上，任何宗派都有宗教的性质。再次，正因为他是一个宗派的创始人，所以他否认同德国和外国以前的工人运动有任何天然的联系。他陷入了蒲鲁东的错误之中，他不是从阶级运动的实际因素中去寻找自己的鼓动的现实基础，而是想根据某种教条式的处方来规定这一运动的进程。

　　马克思：《致约·巴·施韦泽（1868年10月13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70—371页拉萨尔和拉萨尔派认为走无产阶级的和民主的道路的可能性不大，于是他们就实行了动摇的政策，迁就俾斯麦的容克地主领导权。他们的错误就在于使工人政党倾向于波拿巴的国家社会主义的道路。

　　列宁：《奥古斯特·倍倍尔》（1913年8月8日）。

　　《列宁全集》第19卷第292—293页

　　至于拉萨尔向俾斯麦献媚，这一点是不能否认的。布林德引证的话，拉萨尔确实在杜塞尔多夫的辩护词中说过，甚至还让刊登出来，因此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拉萨尔尽管有各种优点，他却具有犹太人那种看重瞬息间的成就的特点；因此他不能不对路易·波拿巴深感尊敬，不能不象他所做的那样露骨地说出波拿巴主义的原则。对于那些比较了解他的人来说，这并不是唯一的事实。你可以想象得到，我们对这件事感到多么不愉快，就象猪仔布林德感到这是十分求之不得的事一样。单单这一事实，就足以使我们在拉萨尔活着的时候就不希望同他的整个鼓动有什么共同之处，况且我们也有其他的原因，但是现在所有这一切都已经是过去的事情，因而应当弄清楚，他的鼓动只是一时的冲动，还是在它背后隐藏着什么实在的东西。

　　恩格斯：《致约·魏德迈（1864年11月24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429—430页拉萨尔走上这条错误的道路，因为他是米凯尔先生式的“现实政治家”，只是派头更大、目标更高罢了！（顺便说说，我早已看透了米凯尔，因此我认为，他的出场，是由于民族联盟对一个小小的汉诺威律师来说是可以在德国、在自己的小天地以外扬名的良好手段，这样提高了自己的“现实性”，反过来又会使他在汉诺威城内得到公认，并在“普鲁士的”保护下扮演“汉诺威的”米拉波。）正如米凯尔和他现在的朋友们抓住了普鲁士摄政王所宣布的“新纪元”，以便加入民族联盟并依附于“普鲁士的领导地位”一样，正如他们通常在普鲁士的保护下发展自己的“公民自豪感”一样，拉萨尔想在乌凯马尔克的菲力浦二世的面前扮演无产阶级的波扎侯爵，而让俾斯麦扮演他和普鲁士王权之间的撮合者。他只是仿效民族联盟中的先生们而已。不过，那些人是为了中等阶级的利益而引起了普鲁士的“反动”，而他则是为了无产阶级的利益而同俾斯麦握手言欢。那些先生们这样做要比拉萨尔更有根据，因为资产者习惯于把眼前的利益看做“现实”，而且这个阶级实际上甚至到处都和封建主义妥协，可是工人阶级按本性来说应当是真正“革命的”。

　　对拉萨尔这样一个装腔作势、爱好虚荣的人物来说（但是，他不是用市长等官职这样的小恩小惠可以收买的），一个想法非常使他神往：为无产阶级建立了直接功勋的是斐迪南·拉萨尔！他对这种功勋的现实的经济条件的确大无知，甚至不能批判地对待自己！另一方面，由于曾经使德国资产者容忍了1849—1859年的反动并对愚民措施采取旁观态度的那个卑鄙的“现实政策”，德国工人竟“堕落”到这种地步，以致对这位答应帮助他们一跃而进入天国的自吹自擂的救主表示欢迎！

　　马克思：《致路·库格曼（1865年2月23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53—354页论巴枯宁

　　巴枯宁有他自己的理论，这种理论是由共产主义和蒲鲁东主义的某种混合物构成的；他想把这两种理论合而为一，这说明他对政治经济学完全无知。另外，他从蒲鲁东那里借用了关于无政府主义是社会最终状态的词句，同时他反对工人阶级的任何政治行动，因为这种行动似乎就是承认现存的政治状况，此外还因为一切政治行动，按照他的意见，都是“权威的”。至于他希望怎样消灭现存的政治压迫和资本的暴虐，他打算如何不用“权威的行动”来实现自己最喜爱的关于废除继承权的思想，他没有说明。在被武力镇压的1870年9月里昂起义期间，巴枯宁在市政厅下令废除国家，但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对付国民自卫军中的一切资产者，后者便非常从容地开进市政厅，赶走了巴枯宁，不到一小时的工夫就恢复了国家。不管怎样，已枯宁在自己理论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宗派，参加这个宗派的有一小部分法国和瑞士的工人，有许多我们在西班牙的人，有在意大利的某些人，……

　　恩格斯：《致卡·卡菲埃罗（1871年7月1—3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第241页

　　巴枯宁一直到1868年都是阴谋反对国际的，他在伯尔尼和平代表大会上遭到惨败之后，加入了国际，并且立刻就开始在国际内部进行反对总委员会的阴谋活动。巴枯宁有一种独特的理论——蒲兽东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混合物，其中最主要的东西就是：他认为应当消除的主要祸害不是资本，就是说，不是由于社会发展而产生的资本家和雇佣工人的阶级对立，而是国家。广大的社会民主党工人群众都和我们抱有同样的观点，认为国家权力不过是统治阶级——地主和资本家——为维护其社会特权而为自己建立的组织，而巴枯宁却硬说国家创造了资本，资本家只是由于国家的恩赐才拥有自己的资本。因此，既然国家是主要祸害，那就必须首先废除国家，那时资本就会自行完蛋。而我们的说法恰巧相反：废除了资本，即废除了少数人对全部生产资料的占有，国家就会自行垮台。差别是本质性的：要废除国家而不预先实现社会变革，这是荒谬的；废除资本区是社会变革，其中包括对全部生产方式的改造。但是，在巴枯宁看来，既然国家是主要祸害，就不应当做出任何事情来维持国家的生命，即任何一种国家——不管是共和国，君主国等等——的生命。因此就应当完全放弃一切政治。进行政治活动，尤其是参加选举，那是背叛原则的。应当进行宣传，咒骂国家，组织起来，而当一切工人即大多数人都站到自己方面来了的时候，就撤销一切政权机关，废除国家，而代之以国际的组织。千年王国由以开始的这一伟大行动，就叫做社会清算。

　　这一切听起来都异常激进，而且简单得五分钟就能背熟，因此，巴枯宁的这套理论在意大利和西班牙很快就受到了青年律师、医生以及其他空论家们的欢迎。但是，工人群众决不会让人叫自己相信：他们国内的公共的事情并不同时是他们自己的事情；他们按本性来说是有政治头脑的；任何要他们放弃政治的人都终究会被他们所唾弃。向工人宣传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放弃政治，这就等于把他们推到传教士或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的怀抱里去。

　　根据巴枯宁的意见，既然国际的建立并不是为了进行政治斗争，而是为了在进行社会清算时能够立即代替旧的国家组织，所以国际应当尽可能地接近巴枯宁的未来社会的理想。在这个社会中首先是不存在任何权威，因为权威＝国家＝绝对的祸害。（没有一个做最后决定的意志，没有统一的领导，人们究竟怎样开动工厂，管理铁路，驾驶轮船，这一点他们当然没有告诉我们。）多数对少数的权威也将终止。每一个人、每一个乡镇，都是自治的；但是，一个哪怕只由两个人组成的社会，如果每个人都不放弃一些自治权，又怎么可能存在，——关于这一点巴枯宁又闭口不谈。

　　所以，国际也应当照这个样子来建立。每一个支部都是自治的，每一个支部中的每一个人也是自治的。巴塞尔决议真该死，它竟投予总委员会以一种危险的和可以败坏它自己的权威！即使这种权威是自愿授予的，它也必须终止，就是因为它是权威！

　　整个骗局的主要点扼要说来就是如此，但是究竟谁是巴塞尔决议的首倡者呢？正是巴枯宁先生自己及其同伙！

　　恩格斯，《致泰·库诺（1872年1月24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00—401页巴枯宁加入国际总共只有一年半左右的时间。他是一个新会员。在和平和自由同盟伯尔尼代表大会（1868年9月）上（他是这个为同无产阶级国际相对抗而创立的国际资产阶级组织的执行委员会委员之一），巴枯宁扮演了一个他最喜爱的江湖骗子的角色；他提出了一系列的决议案，这些决议案本身是荒谬的，其目的是以夸张的激进主义激起资产阶级蠢货们的恐惧。由于这个缘故，当他遭到大多数人的否决时，他吵吵嚷嚷地退出了同盟，并煞有介事地在欧洲报刊上宣布了这一巨大事件。他几乎同维克多·雨果一样是一个吹牛专家，用海涅的话来说，雨果不仅仅是利己主义者，而且是雨果主义者。

　　于是巴枯宁加入了我们的协会，加入了协会的日内瓦罗曼语区分部。他的第一个步骤就是策划阴谋。他建立了社会主义民主同盟。这个团体的纲领无非是巴枯宁向和平同盟伯尔尼代表大会提出的那些决议案。这个团体是作为一个宗派创立起来的，其主要中心在日年瓦，它是一个有自己的代表大会的国际组织，它既作为一个独立的国际联合组织而存在，同时又是我们的国际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总之，我们的协会由于这个钻进来的秘密团体而势必会逐渐变成俄国人巴枯宁的工具。建立这个新团体的借口是为了达到一个所谓的专门目的——“进行理论宣传”。如果考虑到巴枯宁及其信徒在理论上的极端无知，会觉得这是非常可笑的。但是巴枯宁的纲领就是“理论”。它实际上包含三点：

　　（1）社会革命的第一个要求——废除继承权，这是圣西门派的旧废物，骗子手和无知之徒巴枯宁充当了这种废物的责任出版者。十分明显，如果有可能通过全民投票在一天之内完成社会革命，那么地产和资本马上会被废除，因而也就根本没有必要研究继承权。另一方面，如果没有这种可能性（当然，设想有这种可能性是荒谬的），那末宣布废除继承权就不是一个严肃的举动，而是一种愚蠢的威胁，这种威胁会使全体农民和整个小资产阶级团结在反动派周围。请设想一下，比如美国佬未能用武力废除奴隶制。那未，宣布废除奴隶继承权是多么愚蠢的行为！这种理论完全是以陈旧的唯心主义观点为依据的，这种观点认为现在的法学是我们经济制度的基础，而不是把我们的经济制度看作我们法学的基础和根源！至于巴枯宁，他只是想炮制他自己的纲领。如此而已。这是一个极罕见的纲领。

　　（2）“各阶级的平等”。一方面要保留现存的阶级，另一方面又要使这些阶级的成员平等——这种不可容忍的荒谬见解一下子就表明这个家伙的可耻的无知和浅薄，而他却认为自己的“特殊使命”是在“理论”上开导我们。

　　（3）工人阶级不应当从事政治。它的任务只是在工联中组织起来。而工联借助于国际总有一天会取代所有现存国家的地位。你看，他把我的学说变成了什么样的讽刺画！既然把现存的国家改造成协作社是我们的最终目的，那末我们就应当允许政府，即统治阶级的这些庞大的工联做它们认为应当做的一切事情，因为如果我们同他们打交道，那就是说我们承认它们。原来如此！旧学派的社会主义者也正是这样说的：你们不应当研究工资问题，因为你们想消灭雇佣劳动，而为着提高工资水平去同资本家作斗争就意味着承认雇佣劳动制度！这头蠢驴甚至不了解，一切阶级运动本身必然是而且从来就是政治运动。

　　先知巴枯宁，这个没有可兰经的先知的全部理论知识就是这样。

　　马克思：《致保·拉法格（1870年4月19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83—385页国际布鲁塞尔代表大会（1868年9月）以后不久，和平同盟在伯尔尼召开了代表大会。这一次巴枯宁以挑拨者的姿态出现，而且——我顺便提一下——是用乐观主义的俄国佬通常为了掩饰自己的野蛮而向西方文明进攻时所用的那种口吻来痛斥西欧资产阶级。他提出一系列决议案，这些决议案本身是荒谬的，其用意是要使资产阶级的傻瓜们感到恐怖，而且使巴枯宁先生能够大叫大嚷地退出和平同盟并加入国际。只要说说以下情况就够了：他向伯尔尼代表大会提出的纲领包含着象“阶级平等”、“废除继承权是社会革命的开始”这样一些谬论，以及与此类似的无稽之谈和一大堆唬人的胡言乱语，总而言之，是一个仅仅为着追求短暂功效的庸俗的即兴作品。巴枯宁在巴黎的朋友（一个俄国人在那里参加《实证论者评论》的出版工作）和在伦敦的朋友象宣布一个事变那样向全世界宣布巴枯宁退出和平同盟，并且宣称他的滑稽可笑的纲领——这个由陈腐的老生常谈拼凑起来的杂拌——是某种非常惊人的和独出心裁的东西。

　　就在那时候，巴枯宁加入了国际的罗曼语区分部（在日内瓦）。他费了几年的时间才下定决心走这一步。但是不消几天工夫，巴枯宁先生就决定要完成国际中的变革并把它变为自己的工具。

　　巴枯宁背着伦敦总委员会——它在看起来一切都准备好了的时候才得到通知——建立了所谓的“社会主义民主同盟”。这个团体的纲领就是他曾经向和平同盟的伯尔尼代表大会提出的那个纲领。因此，这个团体一开始就自称是宣传巴枯宁特有的深奥哲理的“宣传团体”，而巴枯宁本人，社会理论领域中一个最无知的人，在这里突然以一个宗派的奠基者的姿态出现。但是，这个“同盟”的理论纲领只不过是一种无耻的把戏。问题的实质在于它的实际组织，也就是说，这个团体应当是一个在日内瓦设有中央委员会的，即受巴枯宁亲自领导的国际性的团体。但同时它又是国际工人协会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一方面，它的分部应当有代表出席国际的“应届代表大会”（在巴塞尔），另一方面，此外还同时举行自己的代表大会，单独地开会，等等。

　　马克思：《机密通知》（1870年3月28日左右）。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03—304页1868年底俄国人巴枯宁参加了国际，目的是要在国际内部建立一个以他为首领的叫做“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第二个国际。他这个没有任何理论知识的人妄图在这个特殊组织中代表国际进行科学的宣传，并把这种宣传变成国际内部的这个第二个国际的专职。

　　他的纲领是东一点西一点地草率拼凑起来的杂拌——阶级平等（！），以废除继承权作为社会运动的起点（圣西门主义者的胡说），以无神论作为会员必须遵守的信条，等等，而以放弃政治运动作为主要信条（蒲鲁东主义的）。

　　这种童话在工人运动的现实条件还不大发展的意大利和西班牙曾经受到欢迎（现在也还受到一定的支持），在瑞士罗曼语区和比利时的一些爱好虚荣的、沽名钓誉的空论家中间也受到欢迎。

　　对巴枯宁先生来说，学说（从蒲鲁东、圣西门等人那里乞取而拼凑成的废话）过去和现在都是次要的东西——仅仅是抬高他个人的手段。如果说他在理论上一窍不通，那末他在于阴谋勾当方面却是颇为能干的。

　　马克思：《致费·波尔特（1871年11月23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弟4卷第395—396页论杜林

　　……我现在能够理解杜林先生的评论中的那种异常困窘的语调了。一般说来，这是一个极为傲慢无礼的家伙，他俨然以政治经济学中的革命者自居，他做了一件具有两重性的事情。首先，他出版过一本（以凯里的观点为出发点）《国民经济学批判基础》（约五百页），和一本新《自然辩证法》（反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我的书在这两方面都把他埋葬了。他是由于憎恨罗雪尔等等才来评论我的书的。此外，他在进行欺骗，这一半是出自本意，一半是由于无知。他十分清楚地知道，我的阐述方法和黑格尔的不同，因为我是唯物主义者，黑格尔是唯心主义者。黑格尔的辩证法是一切辩证法的基本形式，但是，只有在剥去它的神秘的形式之后才是这样，而这恰好就是我的方法的特点。至于说到李嘉图，那末使杜林先生感到伤心的，正是在我的论述中没有凯里以及他以前的成百人曾用来反对李嘉图的那些弱点。因此，他恶意地企图把李嘉图的局限性强加到我身上。但是，我不在乎这些。我应当感谢这个人，因为他毕竟是谈论我的书的第一个专家……

　　马克思：《致路·库格曼（1868年3月6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65—366页“创造体系的”杜林先生，在当代德国并不是个别的现象。近来在德国，天体演化学、自然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等等体系，雨后春笋般地生长起来。最蹩脚的哲学博士，甚至大学生，不动则已，一动至少就要创造一个完整的“体系”。正如在现代国家里，假定每一个公民对于他所要表决的一切问题具有判断能力一样，正如在经济学中，假定每一个消费者对于他所要买来以供日用的所有商品都是真正的内行一样，——现在科学上认为也要遵守这样的假定。所谓科学的自由，就是人们可以撰写他们所没有学过的一切东西，而这被冒充是唯一严格的科学方法。杜林先生正是这种放肆的假科学的最典型的代表之一，这种假科学，现在在德国很流行，并把一切淹没在它的高超的胡说的喧嚷声中。

　　恩格斯：《<反杜林论>三版序言》（1878年6月11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6—47页总而言之，用黑格尔的话来说，现实哲学归根到底正是“德国的所谓启蒙学说的最稀薄的清汤”，它的稀薄和一眼就能看透的平淡无奇只是由于搅拌了神谕式的只言片语，才变得稠厚和混浊起来。当我们读完全书的时候，我们懂得的东西还是和以前的完全一样，而且不得不承认，“新的思维方式”、“彻底独创的结论和观点”和“创造体系的思想”的确已经给我们提供了各种新的无稽之谈，可是没有一行字能够使我们学到一些东西。这个人用吹号打鼓来吹嘘自己的手艺和商品，不亚于最鄙俗的市场叫卖者，而在他的那些大字眼后面却是空空如也，一无所有——这个人竟敢把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这样的人叫做江湖骗子，他们当中最渺小的人和杜林先生比起来也还是巨人。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1878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84—185页我们分析了杜林的政治经济学的“自造的体系”，最终得到些什么结果呢？只有这样一个事实：在一切豪言壮语和更加伟大的诺言之后，我们也象在“哲学”上一样受了骗。在价值论——“经济学体系的纯洁性的试金石”

　　——上所得出的事实是：杜林先生把价值理解为五种完全不同的、彼此直接矛盾的东西，所以最多也只是他自己不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如此大吹大擂地来宣告的“一切经济的自然规律”，全都是众所周知的、而且往往甚至是理解得不正确的、最坏的一种老生常谈。自造的体系对于经济事实的唯一解释，是说这些事实是“暴力”的结果，这是几千年来一切国家的庸人在遭遇到一切不幸时聊以自慰的词句，在读了这些以后，我们丝毫没有比未读以前多知道一些。杜林先生不去考察这种暴力的起源和作用，而只叫我们感恩戴德地安于“暴力”这个宁眼，把它当作一切经济现象的终极原因和最后说明。他被迫进一步说明资本主义对劳动的剥削，他最先把这一剥削一般他说成是以课税和加价为基础，在这里他完全窃取了蒲鲁东的“预征论”

　　（prelevement），以便以后用马克思关于剩余劳动、剩余产品和剩余价值的理论来具体地解释这种剥削。这样，他一口气就把二者都抄袭下来，结果幸运地把两个完全矛盾的观念调和了起来。他在哲学上总觉得对黑格尔骂得不够痛快，但同时又不断剽窃黑格尔的思想并且使之庸俗化，同样，在《批判史》上对马克思的无限毁谤，也只是为了遮掩这一事实：在《教程》中关于资本和劳动的一切稍微合理的东西，同样是对马克思的庸俗化了的剽窃。在《教程》中，把“大土地所有者”放在文明民族的历史的开端，而对于真正是全部历史出发点的氏族公社和农村公社的土地公有制则一无所知，——这种在今天看来几乎是不可理解的无知，差不多更被《批判史》上以“历史眼光的普遍远大”而自诩的无知所超越，关于这种无知，我们在上面只举出几个惊人的例子。一句话：在开始的时候，由于自我吹嘘、大吹人擂、许下一个胜似一个的诺言而付出巨大的“耗费”，而“成果”却——等于零。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1878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95—296页杜林先生登上舞台，要从他的至高无上的头脑中，从他的孕育着“最后真理”的理性中，构思出一个新的社会制度的“标准”体系，而不根据现有的历史地发展起来的材料，作为这些材料的必然结果来阐述这个体系，那末，到处去嗅模仿者的杜林先生本人只不过是空想主义者的模仿者，最新的空想主义者。他把伟大的空想主义者称为“社会炼金术上”。就算是这样吧，炼金术在当时还是必要的。但是从那时以来，大工业已经把潜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矛盾发展为强烈的对立，以致这种生产方式的日益迫近的崩溃可说是可以用手触摸到了；只有采用同生产力的现在这个发展阶段相适应的新的生产方式，新的生产力本身才能保存和往前发展；由以往的生产方式所造成并在日益尖锐的对立中不断再生产的两个阶级之间的斗争，遍于一切文明国家并且日益剧烈；而且人们也已经了解这种历史的联系，了解由于这种联系而成为必然的社会改造的条件，了解同样由这种联系所决定的这种改造的基本特征。如果说，杜林先生现在不是从现有的经济材料而是从自己的至高无上的脑袋中制造出一种新的空想的社会制度，那末，他就不仅仅是在从事简单的“社会炼金术”了。他的行为倒象是这样一种人，这种人在现代化学的规律被发现和确立以后，还想恢复旧的炼金术，并且所以要利用原子量、分子式、原子价、结晶学、光谱分析，唯一的是为了要发现——哲人之石。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1878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06—307页让我们同我们这个肯定常常是枯燥无味的和令人气闷的题目和和气气地、高高兴兴地告别吧，在我们不得不讨论各个争论之点的时候，我们的判断总是和客观的无可置疑的事实相联系的；根据这些事实得出的结论，常常不免是尖锐的、甚至无情的。现在，当我们谈完哲学、经济学以及共同社会的时候，当我们不得不逐点地去批判的这位作者的总的形象已经呈现于我们眼前的时候，可以把从他的为人这方面的考虑提到首位来了；现在我们可以把他的许多本来无法理解的科学上的谬误和武断归结为个人的原因，而把我们对杜林先生的全部判断总括为一句话：无责任能力来自旁大狂。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1878年6月）。《马克恩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64页杜林也是一个无神论者；他甚至提议在他的“共同社会的”制度里禁止宗教。尽管这样，恩格斯完全正确地指出，杜林的“体系”如果没有宗教便不能自圆其说。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下半年）。《列宁选集》第2卷第234页为什么恩格斯在这里要讲到这些“陈词滥调”呢？因为他是要驳斥和嘲笑不善于在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关系问题上应用辩证法的、独断的、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者杜林。当一个唯物主义者，就要承认感官给我们揭示的客观真理。承认客观的即不依赖于人和人类的真理，也就是这样或那样地承认绝对真理。正是这个“这样或那样”，就把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者杜林同辩证唯物主义者恩格斯区别开来了。在一般科学、特别是历史科学的最复杂的问题上，杜林到处滥用最后真理、终极真理、永恒真理这些字眼。恩格斯嘲笑他，并且回答说：当然，永恒真理是有的，但是在简单的事物上用大字眼（gewaltigeWorte）是不聪明的。为了向前推进唯物主义，必须停止对“永恒真理”这个字眼的庸俗的玩弄，必须善于辩证地提出和解决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关系问题。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下半年）。《列宁选集》第2卷第131—132页论倍倍尔

　　他是德国（可以说是“欧洲”）工人阶级中罕见的人物。

　　马克思：《致恩格斯（1882年9月16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92页你说倍倍尔在夏天看望过你，我听了很高兴。你对他的看法同我完全一样。他是整个德国党内头脑最清楚的人，而且绝对可靠，从不茫然失措。特别难得的是：他那杰出的演说家的才能是一切市侩都公认的，而且是心悦诚服的，甚至俾斯麦都曾对他的造纸厂合伙人贝伦斯说过，倍倍尔是整个国会中独一无二的演说家，可是这个才能丝毫没有使他变得浅薄。这是从狄摩西尼以来未曾有过的。所有其他的演说家都是浅薄的。

　　恩格斯：《致约·菲·贝克尔（1884年10月25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218页奥古斯特·倍倍尔本身是工人，他通过顽强的斗争使自己树立了社会主义世界观，他把自己全部充沛的精力毫无保留地用来为社会主义的目的服务，数十年来他一直同日益成长和壮大的德国无产阶级携手并进，他成了欧洲最有才干的国会议员，最有天才的组织家和策略家，成了国际反对改良主义和机会主义的社会民主运动中最有威信的领袖。

　　列宁：《奥古斯特·倍倍尔》（1913年8月8日）。

　　《列宁全集》第19卷第291页

　　新的机会主义思潮在工人运动的官僚中和在知识分子中找到了很多拥护者。

　　倍倍尔拿出全副精力来反对这种思潮，他表达了工人群众的情绪和他们一定要为实现不折不扣的口号而斗争的坚强信心。他在汉诺威和德勒斯顿举行的党的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反对机会主义者的演说，在很长时期内成为捍卫马克思主义观点和为工人政党的真正社会主义性质而斗争的典范。准备和集合工人阶级力量的时期，是各国在发展世界无产阶级解放斗争事业中所必经的阶段。没有一个人象奥古斯特·倍倍尔那样明显地体现出这个时期的特点和任务。他本身是工人，他能够树立对社会主义的坚定信仰，他能够成为工人领袖的典范，他能够成为资本的雇佣奴隶为争取人类社会最美好的制度所进行的群众斗争中的代表人物和参加者的典范。

　　列宁：《奥古斯特·倍倍尔》（1913年8月8日）。

　　《列宁全集》第19卷第295—296页

　　借倍尔具有杰出的理论才能，但党的实际工作只能让他在运用理论到实际活动中去这方面表现他的这种优良素质。

　　恩格斯：《致康·施米特（1889年10月17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弟283页

　　论威廉·李卜克内西

　　李卜克内西使我十分愉快。这真是幸运，他还保留了不少南德意志联邦的观点，所以他才能抱着非常明确的目的，并且以无比的义愤来反对俾斯麦的制度，比较带有批判性的辩证的观点，只会在他头脑中引起混乱，使他困惑不解。他显然模仿了鲁普斯在法兰克福议会中的行为，并且也光荣地赢得了要他遵守秩序的叫喊，因为他把国会骂作是赤裸裸的专制主义的遮羞布。你当然已经读到，他在关于联合的法律中加进了保护童工的一段文字。

　　恩格斯：《致马克思（1867年10月22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376页

　　关于李卜克内西，你谈的那些话，大概是你老早的意见了吧。我们认识他已经多年了。对他来说，受人欢迎是生存的条件。因此，他不得不用调和和粉饰的办法来延迟危机。加之他按其本性来说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把一切事情都看得很美妙。这种情况使他生气勃勃，这是他受人欢迎的主要原因，不过这里也有他的阴暗面。在我和他一个人通信的时候，他不仅把一切消息以他惯用的美妙口吻加以渲染，而且把一切不愉快的事情向我们隐瞒起来，而对我们的询问却回答得那样轻率和马虎，总是令人非常恼火：他竟把我们当成可以任意捉弄的傻瓜！同时，他那种孜孜不倦的进取精神，对日常的鼓动工作无疑是很有好处的，然而在这里却给我们增添了大量无谓的笔墨；他那永无休止的空洞方案加重了别人的工作负担。简单说来，你也明白，在这种情况下，要象我多年来同你和伯恩施但那样，进行一种真正工作上的通信，是完全不可能的。因此，就出现了永无休止的争论，为此他和我开过玩笑，赐给我一个光荣称号——欧洲第一号粗暴汉。我给他的信确实常常是粗暴的，但这种粗暴也是由他信中的内容造成的。这一点，谁都没有马克思知道得更清楚。

　　其次，具有许多可贵品质的李卜克内西，还是一个天生的学校教师。如果一个工人议员在国会里把“第四格的我字”说成“第三格的我字”，或者把拉丁语的短母音说成长母音，而遭到资产者嘲笑的话，他就会灰心丧气。因此，他在国会里就需要象饭桶菲勒克那样的“有教养的人”，但是这帮人在国会中只要发表一篇演说，就会比两千个不合语法的“第三格的我字”给我们造成更大的损害。此外，他还不善于等待。在他看来，立刻取得成就，比世上一切都重要，即使为此牺牲将来重大得多的成就，也在所不惜。你们在弗里茨舍和菲勒克之后到美国去，一定会在那里体会到这一点。当时把他们派到那里去，如同跟拉萨尔派过早实行合并一样，都是失策的；因为半年之后，这些拉萨尔派自己就会去找你们，——不过是作为一帮瓦解的人，摆脱了声誉扫地的头头而去找你们。

　　你知道，我同你谈的是由衷之言，是十分坦率的。但是我也认为，你如能对李卜克内西的花言巧语给以坚决的反击，那就做了一件好事。那时，他大概就会让步。如果把抉择真正摆在他的面前，他无疑会走上正确的道路。但是，这一点他宁可明天做，而不在今天做，而且最好不是明天做，而是过了一年以后做。

　　恩格斯：《致奥·倍倍尔（1833年5月10—11日）》。

　　《马克思恩格斯生集》第36卷第24—25页

　　李卜克内西在说话的时候，总是相信自己的话有道理，可是一同别的什么人说话，又相信别的了。他一会儿十分革命，一会儿十分谨慎。这不会妨碍他在决定性的日子同我们站在一起，并且对我们说：我一向就是对你们这样说的！

　　恩格斯：《致保尔·拉法格（1885年5月19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315页

　　纲领中这些含糊和混乱的词句是从哪里来的，你感到奇怪。其实，所有这些词句正是李卜克内西的化身。为此，我们跟他已争论了多年，他对这些词句非常欣赏。他在理论问题上从来是含糊不清的，而我们的尖锐措词直到今天还使他感到恐惧。可是，他作为人民党的前党员，至今仍然喜欢那些包罗万象而又空洞无物的响亮词句。过去，法国人、英国人和美国人，由于不善于更好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措词含糊地把工人阶级的解放说成“劳动的解放”，甚至国际的文件有些地方也不得不使用文件对象的语言，这就成了李卜克内西强使德国党沿用陈旧用语的充足根据。绝对不能说他这是“违背自己的见解”，因为他确实也没有更多的见解，而且他现在是否就不处于这种状态，我也没有把握。总之，他至今还常常使用那些陈旧的含糊不清的术语，——自然，这种术语用来夸夸其谈倒是方便得多。由于他确认他自以为十分通晓的基本民主要求至少象他不完全懂得的经济学原理同样重要，所以，他的确真诚地相信：他同意接受拉萨尔信条，以换取基本民主要求，是做了一件大好事。

　　恩格斯：《致奥·倍倍尔（1891年5月1—2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第84页

　　论拉法格

　　保尔的“善良的上帝”和他的讲稿的导言一样，好极了。对他的听众来说，叙述得也是极其引人入胜的，我倒并不因为他的成就而惊奇。不过，除了那段从李比希那儿弄来的关于征兵身高的旧引文以外，他本来能够不时地从《资本论》中向他们提供薪的例证，并且也不必谈到（1）竞争和（2）供求（这不过又把竞争讲一遍）。如果说我对他要求严格，那只是因为我认为这对他有好处，因为不时地给予一些严肃批评，他就会有显著的进步；他最近的一些表现确实证明他大有进展。只要他更加注意一些理论上的问题（主要是对一些细节），那他就会成为巴黎这个光明之城的一盏明灯。

　　恩格斯：《致劳·拉法格（18M年2月21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117—118页保尔登在《新时代》上的文章整个说来很好，其中对历史事件的某些评价是值得赞扬的。对法国1871年以后的历史的因果联系的揭示和对这段历史进程的阐述，是我读过的东西中写得最好的；我从中吸取了很多东西。

　　恩格斯，《致劳·拉法格（1894年9月下半月）》。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286页

　　邮包把我埋住了。但我还是把您的书看完了。全书文笔漂亮，历史事例非常鲜明，见解正确并有独到之处，而最大的优点是，它不象德国教授写的书那样：正确的见解不是独到的，独到的见解却不正确。主要的缺点是您似乎结束得太仓促了；这本书的文字，尤其是关于封建的和资本主义的所有制的那几章，可以更严谨些，特别是考虑到巴黎的读者习惯于轻松读物，甚至是适合于懒惰读者的轻松读物；“巴黎人”也是坚持自己的懒惰权的。不少很好的段落可能失去一部分效果，因为它们好象被放在括弧里一样，要么就是因为您过多地让读者自己去作结论和总结。

　　至于内容本身，我主要对氏族共产主义一章有不同意见。……这是个还需要好好研究的问题。我从您那里了解到法国的氏族共产主义的这种独特性质，既然您全心全意埋头于此，那您就只有把这一很有希望的研究继续下去。

    恩格斯：《致保尔·拉法格（1895年4月3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434—435页论梅林

　　前几天我得到了一本梅林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第三版，我看了一下历史部分。他在《资本和报刊》一书中，由于一件有名的怪事实现了他的转变，当然是有些轻率。但这使我们很满意；我们没有什么要责备他的，而他本人对自己是否会有什么要责备的，那是他的事，与我们无关。如果我处在他的地位，就会公开声明我的立场的转变；这丝毫没有什么可耻的，而且可以避免很多纠纷，避免气恼和浪费时间。不管怎样，他如果真的要脱离政治，那是荒谬的；他这样做只能为当权者和资产阶级帮忙。他为《新时代》撰写的社论确实是十分精彩的，我们每次都以迫不及待的心情等待这些社论。绝不能让这样一支犀利的笔销声匿迹，或者浪费在对一些鄙俗的小说家的批评上。

　　恩格斯：《致奥·倍倍尔（1892年3月8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第297页

　　我从您发表在《新时代》上的文章中的一些引证和对过去的回顾清楚地看到，您对1848年以前的时期有很透彻的研究。由您担任对德国历史的这个时期以及此后时期的研究工作，我很高兴。

　　恩格斯：《致弗·梅林（1895年4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454页梅林不仅是一个愿意当马克思主义者的人，而且是一个善于当马克思主义者的人。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下半年）。《列宁选集》第2卷第363页弗·梅林在他的《与左尔格通信集》中，力图缓和马克思以及后来恩格斯对于机会主义者的抨击，我们认为他的这种努力未免有点过分。例如，在谈到赫希柏格之流的时候、梅林总是固执己见，认为马克思对于拉萨尔和拉萨尔派的评价不正确。但是我们再说一遍，这里我们认为重要的，并不是从历史上来评价马克思对于某些所谓社会党人的抨击是否正确或者是否过分，而是马克思对于一般社会主义运动中某些派别所作的原则性的评价。

　　列宁：《<约·菲·贝克尔、约·狄慈根、弗·恩格斯、卡·马克思等致弗·阿·左尔格等书信集）俄译本序言》（1907年4月6日）。《列宁选集》

　　第1卷第696—697页

　　论卡尔·李卜克内西、卢森堡

　　这派最有名的代表，在德国是“斯巴达克派”或“国际派”，卡尔·李卜克内西就是它的成员之一。卡尔·李卜克内西是这一派别和真正无产阶级的新国际的最有名的代表。

　　卡尔·李卜克内西号召德国的工人和士兵把枪口转向本国政府。卡尔·李卜克内西曾在国会的讲台上公开发出这一号召。后来，他又到柏林一个最大的广场——波茨坦广场上，向示威群众散发秘密印出的传单，号召“打倒政府”。他因此被逮捕并被判处苦役。他现在被关在德国的苦役监狱里。在德国有几百个甚至几千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者，都因反对战争而被监禁起来。

　　卡尔·李卜克内西在他的演说和信件中，不仅同本国的普列汉诺夫、波特列索夫之流（即谢德曼、列金、大卫之流）作无情的斗争，而且同本国的中派即同本国的齐赫泽、策烈铁里之流（即考茨基、哈阿兹、累德堡之流）作无情的斗争。

　　在一百一十个议员中，只有卡尔·李卜克内西和他的朋友奥托·吕勒两个人破坏了纪律，破坏了同“中派”和沙文主义者的“统一”，反对全体议员。只有李卜克内西一人代表社会主义，代表无产阶级事业，代表无产阶级革命。此外，整个德国社会民主党，正象罗莎·卢森堡（她也是“斯巴达克派”的成员和领袖之一）正确地形容的那样，已变成了奥尸。

　　列宁：《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任务》（1917年4月10日）。《列宁选集》第3卷第55—56页有人对我们说：“在许多国家中，一切处于睡眠状态。在德国，所有社会主义者都拥护战争，只有李卜克内西一人反对战争。”我回答说：这一个李卜克内西代表着整个工人阶级，全国人民的希望正是寄托在他一个人身上，寄托在拥护他的人们身上，寄托在德国无产阶级身上。你们不相信吗？你们就继续进行战争吧！别的道路是没有的。如果你们不相信李卜克内西，不相信工人革命，不相信革命正在成熟，你们就相信资本家吧！

　　列宁：《战争与革命》（1917年5月14日[27日]）。

　　《列宁选集》第3卷第91—92页

　　李卜克内西是各国工人都知道的名字。在任何地方，特别是在协约国，这个名字象征着一个领袖对无产阶级的利益和社会主义革命无限忠诚，象征着真诚地不惜一切牺牲地去同资本主义作无情的斗争，象征着不是在口头上商是在行动上同帝国主义作不调和的斗争，而且正是在帝国主义的胜利把“自己的”国家弄得乌烟瘴气的时候，不惜一切牺牲地去进行这种斗争。德国社会主义者中一切忠实的真正革命的人，无产阶级中一切优秀的坚定的人，一切义愤填膺和日益具有革命决心的被剥削群众，都是同李卜克内西和“斯巴达克派”一起前进的。

　　列宁：《给欧美工人的信》（1919年1月21日）。

　　《列宁全集》第28卷第410页

　　这一时期的群众性革命斗争创造了世界史上前所未见的组织，例如工人代表苏维埃，以及随之而起的士兵代表苏维埃、农民委员会等等。可见，现在全世界觉悟工人所注意的那些基本问题（苏维埃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在1905年年底就实际地提出来了。象罗莎·卢森堡那样的革命无产阶级的真正马克思主义的杰出代表，马上就看出了这个实际经验的重要意义，在会议上和刊物上批判地分析了这个经验，可是，正式的社会民主党和社会党的绝大多数正式代表，其中包括改良主义者和后来的“考茨基分子”、“龙格分子”以及美国的希尔奎特的信徒之类的人，却表现出完全不能了解这个经验的意义，完全不能尽到革命家所担负的研究和宣传这个经验的教训的责任。

　　列宁：《关于专政问题的历史》（1920年10月20日）。《列宁全集》第31卷第306—307页

　　他的错误只在于夸大了这个真理，脱离了马克思主义的进行具体分析的要求，把对这次战争的估计搬到帝国主义时代可能发生的一切战争上去，忘记了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运动。为“再也不会有民族战争”这个论点辩护的唯一理由是：世界已经被少数帝国主义“大”国瓜分完了，因此任何战争，即使起初是民族战争，以后也会由于触犯帝国主义列强或联盟之一的利益而转化为帝国主义战争。

　　这个理由显然是不正确的。大家知道，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基本原理是：自然界和社会中的一切界限都是有条件的和可变动的，没有任何一种现象不能在一定条件下转化为自己的对立面。民族战争可以转化为帝国主义战争，反之亦然。例如，法国大革命的战争起初是民族战争，而且也确实是这样的战争。这些战争都是革命的：保卫伟大的革命，反对反革命君主国的联盟。但是，当拿破仑建立了法兰西帝国，奴役欧洲许多早已形成的、有生命力的民族大国的时候，法兰西的民族战争便成了帝国主义战争，而这种帝国主义战争又反过来引起了反对拿破仑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战争。

　　列宁：《论尤尼乌斯的小册子》（1916年7月）。

　　《列宁选集》第2卷第849—850页

　　尤尼乌斯说阶级斗争是反对侵略的最好手段，只是运用了一半马克思辩证法，在正确的道路上走了一步之后，马上又离开了这条道路。马克思辩证法要求对每一特殊的历史情况进行具体的分析。至于阶级斗争是反对侵略的最好手段的说法，不论对推翻封建制度的资产阶级或对推翻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来说，都是正确的。正因为这对任何阶级压迫来说都是正确的，这过于一般化，所以对这一特殊场合是不够的。反对资产阶级的国内战争也是一种阶级斗争，只有这种阶级斗争才会使欧洲（整个欧洲，不是一个国家）避免侵略的危险。……

　　尤尼乌斯几乎得出了正确的答案和正确的口号：要进行争取社会主义、反对资产阶级的国内战争，只是他害怕彻底说出全部真理，而在1914、1915、1916年向后转了，陷入了“民族战争”的幻想。要是不从理论方面，而纯粹从实践方面来看问题，那尤尼乌斯的错误也是很明显的。

　　列宁：《论尤尼乌斯的小册子》（1916年7月）。

　　《列宁选集》第2卷第857—858页

　　论伯恩施坦

　　曾经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伯恩施坦，在十九世纪末采取了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即改良主义的观点。

　　列宁：《奥古斯特·倍倍尔》（1913年8月8日）。

　　《列宁全集》第19卷第295页

　　伯恩施坦依然来信说他想离开《社会民主党人报》，并且建议现在让克格尔参加，然后使之成为他的继任者。我认为任何变动都是有害的。伯恩施坦出乎意料地如此称职（例如，他的论“知识分子”的文章，除了一些无关紧要的地方以外，写得很出色，而且采取了完全正确的方针），以致很准找到更合适的人。克格尔在这方面至少还没有经过考验，而情况又是这么摆着：应该避免任何试验。我已力请伯恩施坦留任，我认为最好由你们来说服他。在他主持之下，报纸愈办愈好，他本人也变得更好了。他具有真正的机智，能迅速领悟，这和考茨基截然不同；后者是一个很不错的青年，但却是一个天生的学究和搞烦琐哲学的人，他不是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而是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

　　恩格斯：《致奥·倍倍尔（1881年8月25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211—212页他们二人阔，而且敏锐机智。他就是缺乏自信心，这在今天真是少有的现象。在甚至微不足道的笨蛋学者都普遍具有夸大狂的时候，在一定意义上说，这还是个优点。考茨基在几个大学里，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部学过，但他正在竭力设法把它们忘掉。他们二人都经得住坦率的批评，正确领会最主要的东西，值得信赖。和那种粘在党身上的糟糕透顶的青年文人相比，这两个人倒是真珠子。

　　恩格斯：《致奥·倍倍尔（1885年6月22—24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332—335页你认为伯恩施坦有时轻率从事，这个看法是正确的。不过在这方面他并不是独一无二的。

　　恩格斯：《致马克思（1882年12月22日）》。

　　《马克思思格斯全集》第35卷第131页

　　修正主义或“修改”马克思主义是目前资产阶级影响无产阶级和腐蚀无产者的主要表现之一，甚至是最主要的表现。正因为如此，机会主义者的领袖爱德华·伯恩施坦才扬名（臭名）全世界的。

　　列宁：《图快出丑》（发表于1914年5月）。《列宁全年》第20卷第322页

　　马克思主义创立以后的第二个五十年（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起）一开始就是同马克思主义内部的一个反马克思主义派别进行斗争。这个派别叫做伯恩施坦派，因为曾经是正统派马克思主义者的伯恩施坦以最嚣张的态度和最完整的形式提出了对马克思学说的修改，对马克思学说的修订，即修正主义。

　　列宁：《马克恩主义和修正主义》（1809年）。

　　《列宁选集》第2卷第2页

　　修正主义对社会主义运动的最终目的所抱的态度，是它的经济倾向和政治倾向的自然补充。“最终目的算不了什么，运动就是一切”，伯恩施坦的这句风行一时的话，要比许多长篇大论更能表明修正主义的实质。临时应付，迁就眼前的事变，迁就微小的政治变动，忘记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忘记整个资本主义制度、整个资本主义演变的基本特点，为谋取实际的或可以设想的一时的利益而牺牲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这就是修正主义的政策。

　　列宁：《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1899年）。

　　《列宁选集》第2卷第7页

　　论考茨基

　　脚踏两只船是考茨基一生的命运。他装做在理论上完全不同意机会主义者的样子，其实他在实践上，在一切重大问题（即一切同革命有关的问题）方面都是同意机会主义者的。

　　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1918年10—11月）。《列宁选集》第3卷第649页认为机会主义是不走“极端”的统一的政党中的“合法派别”的这种旧理论，现在已成为对工人的最大欺骗和对工人运动的最大障碍了。会使自己立刻失去工人群众的公开的机会主义，倒不象这种中庸论那么可怕和有害，因为后者用马克思主义的词句来替机会主义的实践辩护，用一连串的诡辩来证明革命行动的不合时宜等等。这个理论的著名代表和第二国际的著名权威考茨基，就是头号伪君子和糟蹋马克思主义的能手。在拥有百万党员的德国党内，凡是比较忠诚、比较觉悟和比较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都无不愤懑地唾弃这个为休特古姆和谢德曼之流所热烈拥护的“权威”。

　　列宁：《第二国际的破产》（1915年5—6月）。

　　《列宁选集》第2卷第663页

　　“中派”专讲小资产阶级的善良空话，口头上是国际主义，实际上是胆怯的机会主义，向社会沙文主义者讨好。

　　问题的关键在于“中派”不相信用革命来反对本国政府的必要性，不宣传革命，不进行忘我的革命斗争，而捏造各种最卑鄙的——听起来好象是绝顶“马克思主义”的——借口来躲避革命。

　　社会沙文主义者是我们的阶级敌人，是工人运动中的资产者。……“中派”是被腐朽的合法性侵蚀了的，被议会制度等等环境败坏了的顽固派，是惯于找个安乐窝和“稳当的”工作的官吏。……“中派”的主要领袖和代表卡尔·考茨基，是第二国际（1889—1914年）中最有威望的人物，是彻底毁坏马克思主义、毫无气节、从1914年8月起就非常可鄙地动摇和叛变的典型。

　　列宁：《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任务》（1917年4月10日）。《列宁选集》第3卷第54页考茨基这位第二国际最有威望的人物，是一个从口头上承认马克思主义弄到实际上把马克思主义变成“司徒卢威主义”或“布伦坦诺主义”的最典型最鲜明的例子。我们从普列汉诺夫的例子也看到了这一点。他们用明显的诡辩阉割马克思主义的活生生的革命的灵魂，他们承认马克思主义中的一切，就是不承认革命的斗争手段，不承认宣传和准备这种斗争手段井用这种精神教育群众。考茨基把以下两者无原则地“调和起来”：一方面是社会沙文主义的基本思想——承认在这次战争中保卫祖国，另一方面是对左派作外交式的表面的让步，如在表决军事拨款时弃权，在口头上承认自己采取反对派立场等等。……

　　工人阶级不进行无情的战斗，来反对这种叛徒行径、这种没有气节、向机会主义献媚、从理论上把马克思主义空前庸俗化的行为，便不能实现它的世界革命的任务。考茨基主义不是偶然现象，而是第二国际矛盾的社会产物，是口头上忠实于马克思主义而实际上屈服于机会主义的社会产物。

　　列宁：《社会主义与战争》（1915年7—8月）。

　　《列宁选集》第2卷第680页

　　对无产阶级的思想独立来说，目前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能比考茨基的这种丑恶的自鸣得意和卑劣的伪善态度更有害和更危险的了，他想蒙蔽一切和掩盖一切，想用诡辩和似乎是博学的废话来平息工人的已经觉醒了的心。考茨基如果在这一点上能够得逞，那他就会沦为资产阶级破烂在工人运动中的主要代表。

　　列宁：《给亚·施略普尼柯夫（1914年10月27日）》。《列宁全集》第35卷第152页

　　机会主义者（和资产阶级）所需要的正是目前联合右翼和左翼并以考茨基为正式代表的政党，因为考茨基善于用漂亮的和“纯粹马克思主义的”辞令使宇宙万物调和起来。在口头上，在人民、群众和工人面前，是社会主义和革命性；在事实上，却是休特古姆主义，即在一切严重的危机关头投靠资产阶级。

　　列宁：《第二国际的破产》（1915年5月下半月—6月上半月）。《列宁选集》第2卷第655页

　　　　考茨基之所以在俄国特别出名，是因为他除了对马克思主义作了通俗的解释以外，还同机会主义者及其首领伯恩施坦进行了论战。但是有一个事实几乎是没有人知道的。如果有人想考察一下考茨基在1914—1915年危机最尖锐时期怎样最可耻地表现出张皇失措，堕落到替社会沙文主义辩护的地步，那就不能放过这个事实。这个事实就是：考茨基在起来反对法国最著名的机会主义代表（米勒兰和饶勒斯）和德国最著名的机会主义代表（伯恩施坦）之前，就已经表现出很大的动摇。……

　　但是另一件事情的意义更重大得多，这就是：当我们研究考茨基最近背叛马克思主义的经过的时候，从他同机会主义者的论战中，从他提问题和解释问题的方法上，我们可以看到，他在国家问题上恰恰是一贯倾向于机会主义的。

　　列宁：《国家与革命》（1917年8—9月）。《列宁选集》第3卷第261—262页既然考茨基作为理论家完全背弃了马克思主义，……我们从考茨基的很多著作中知道，他是能够做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的，虽然他后来成了叛徒，他的那些著作始终是无产阶级的可靠的财富。

　　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1918年10—11月）。《列宁选集》第3卷第653页运动的浪潮愈高，反动派在反对革命的斗争中就武装得愈卖力、愈坚决。1905年的俄国革命，证实了卡·考茨基于1902年在他的《社会革命》一书中所阐明的观点（顺便说一下，考茨基在那时还是一个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而不是现在社会爱国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的辩护人）。

　　列宁：《关于1905年革命的报告》（1917年1月9日以前）。《列宁全集》第23卷第255页论普列汉诺夫

　　您征求我对普列汉诺夫的《我们的意见分歧》一书的意见。为此我得把书看一遍。如果我有一个星期对俄语下一点功夫，我读起来就会相当容易，可是我往往一连半年都找不到这样的机会；于是语言就生疏了，我不得不重新学习。看《意见分歧》一书的情况就是这样。……

　　但是，我想，这本书就我所看过的这么一点也足以使我多少知道所谈的意见分歧了。

　　首先，我再对您说一遍，我感到自豪的是，在俄国青年中有一派真诚地、无保留地接受了马克思的伟大的经济理论和历史理论，并坚决地同他们前辈的一切无政府主义的和带有一点泛斯拉夫主义的传统决裂。如果马克思能够多活几年，那他本人也同样会以此自豪的。这是一个对俄国革命运动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的进步。在我看来，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是任何坚定不移和始终一贯的革命策略的基本条件：为了找到这种策略，需要的只是把这一理论应用于本国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

　　恩格斯：《致维·伊·查苏利奇（1885年4月23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300—301页

　　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建立，是“劳动解放社”即普列汉诺夫、阿克雪里罗得和他们的朋友们的主要功绩。

　　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倒退倾向》（1899年）。《列宁全集》第4卷第226页俄国社会民主党创始人和领袖之一的普列汉诺夫，对伯恩施坦的最时髦的“批判”作了无情的批判，他做得完全正确……

　　列宁：《我们的纲领》（1899年）。《列宁选集》第1卷第203页普列汉诺夫的这些话，是针对德国激迸派说的。他能看到德国人的小错误，却看不到他自己的大错误，这是他的个性。最近十年来，即在普列汉诺夫在理论上是激进主义、在实践上是机会主义的时期，我们已经非常熟悉他的这种特点了。

　　列宁：《死去的沙文主义和活着的社会主义》（1914年12月12日）。《列宁全集》第21卷第82页该摘掉假面具了，不然工人也许会不客气地把它扯下来！可怜的普列汉诺夫不知不觉地滚进了反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小集团，滚进了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废墟，这个地方是一片混乱和涣散的状态，是进行派别活动的场所，他们想破坏团结了两年的真理派的数千个工人团体的统一。

　　我们对普列汉诺夫表示惋惜，因为凭他同机会主义者、民粹主义者、马赫主义者以及取消派的斗争本应该得到更好的结果的。

　　列宁：《不知道自己希望什么的普列汉诺夫》（1914年5月25日）。《列宁全集》第20卷第311页德国公开的机会主义者威廉·科尔布的小册子《处在十字路口上的社会民主党》（1915年卡尔斯卢厄版）正好是在普列汉诺夫的文集《战争》出版之后问世的。……

　　谁想认真思索一下第二国际破产的意义，我们劝他去比较一下料尔布和普列汉诺夫的思想立场。他们两个人（同考茨基一样）在基本问题上是一致的：反对和讥笑借这次战争的机会采取革命行动的思想；他们两个人都用普列汉诺夫分子爱用的字眼“失败主义”来责备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普列汉诺夫把借这次战争的机会进行革命的思想叫作“可笑的空想”，申斥“革命的高调”。科尔布乱骂“革命的空谈”、“革命的幻想”、“激进派（Badikalinski）—歇斯底里病患者”、“宗派主义”等等。科尔布和普列汉诺夫在主要问题上是一致的，他们两个人都反对革命。至于科尔布完全反对革命，而普列汉诺夫和考茨基“完全赞成”革命，这不过是色彩上、文字上的差别：实际上普列汉诺夫和考茨基都是科尔布的走狗。

　　列宁：《威廉·科尔布和格奥尔基·普列汉诺夫》

　　（1916年2月29日）。《列宁全集》第22卷第135页

　　这就是我们对考茨基和普列汉诺大的意见的权威性的看法。普列汉诺夫的理论著作（主要是批判民粹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仍然是全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牢固的成果，任何“派别活动”都不能混淆视听，不能使稍微有些“理智”的人忘记或者否定这些成果的重要性。但是作为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中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政治领袖，作为一个策略家，普列汉诺夫却经不起任何批判。他在这方面表现的机会主义给俄国社会民主主义的工人带来的危害性，要比伯恩施坦的机会主义给德国工人带来的危害性大百倍。我们必须向普列汉诺夫这种立宪民主党式的政策展开最无情的斗争，因为他已经回到1899—1900年从社会民主党中清除出去的普罗柯波维奇先生之流的怀抱里去了。

　　列宁：《卡·考茨基<俄国革命的动力和前途>一书的俄译本序言》（1906年12月）。《列宁全集》第11卷第398页我们仅仅指出，在国际社会民主党中，普列汉诺夫是从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批判过修正主义者在这里大讲特讲的庸俗不堪的滥调的唯一马克思主义者。这一点所以必须坚决地着重指出，是因为现在有些人极其错误地企图以批判普列汉诺夫在策略方面的机会主义为幌子来偷运陈腐反动的哲学垃圾。

　　列宁：《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1899年）。

　　《列宁选集》第2卷第3—4页

　　我觉得在这里应当附带向年轻的党员指出一点：不研究——正是研究——普列汉诺夫所写的全部哲学著作，就不能成为一个觉悟的、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因为这是整个国际马克思主义文献中的优秀著作。

　　列宁：《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错误》（1921年1月25日）。《列宁选集》

　　第4卷第453页

　　顺便说一下，不能不希望：第一，把现在正在出版的普列汉诺夫全集中的所有哲学论文汇编成一卷或几卷专集，并且附上详细的索引等等。因为，这种专集应当列为必读的共产主义教科书。第二，我认为工人国家应当对哲学教授提出要求，要他们知道普列汉诺夫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阐述，并且善于把这种知识传授给学生。不过这一切已经是离开“宣传”而转到“行政手段”上面去了。（列宁原注）论赫拉克利特

　　当我们深思熟虑地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其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动的和不变的，而是一切都在运动、变化、产生和消失。这个原始的、素朴的但实质上正确的世界观是古希腊哲学的世界观，而且是由赫拉克利特第一次明白地表述出来的：一切都存在，同时又不存在，因为一切都在流动，都在不断地变化，不断地产生和消失。但是，这种观点虽然正确地把握了现象的总画面的一般性质，却不足以说明构成这幅总画画的各个细节：而我们要是不知道这些细节，就看不清总画面。

　　恩格斯：《反社林论》（1876年9月—1878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0页谢谢你的《赫拉克利特》。我对这位哲学家一向很感兴趣，在古代的哲学家中，我认为他仅次于亚里士多德。

　　马克思：《致斐·拉萨尔（1857年12月21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527页

　　拉萨尔在这本著作中完全不知道分寸，他竟把赫拉克利特淹没在黑格尔那里。这很可惜。如果恰如其分地阐述赫拉克利特，把他作为辩证法的奠基人之一，那是非常有益的：应当把拉萨尔的八百五十页精简成八十五页，并译成俄文：“赫拉克利特是辩证法的奠基人之一（在拉萨尔看来）。”这样就会成为有用的东西！

　　列宁：《拉萨尔<爱非斯的晦涩哲人赫拉克利特的哲学>一书摘要》（1915年）。《列宁全集》第38卷第390—391页

　　古代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持着唯物主义的观点，认为“世界是包括一切的整体，它不是由任何神或任何人所创造的，它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按规律燃烧着，按规律熄灭着的永恒的活火”。列宁在谈到这个唯物主义观点时说：“这是对辩证唯物主义原则的绝妙的说明。”

　　斯大林：《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1938年9月）。《列宁主义问题》1964年版第636页

　　了解德谟克利特哲学所依靠的真正的史料是亚里士多德的著作，而不是第欧根尼·拉尔修的几条轶闻；德谟克利特不仅不排斥世界，反而是经验的自然科学家和希腊人中第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他的几乎无人知道的伦理学只有几条意见，这些意见是一个游历甚广的老年人可能提出来的：他的自然科学著作只是被Perabusum[牵强附会地]列入哲学的，因为他所谓的原子跟伊壁鸠鲁的不同，他所谓的原子仅仅是物理假设，用以解释事实的辅助工具，这完全象原子在近代化学（道尔顿等）解释化合比例方面所起的作用一样；——所有这一切都不合乡下佬雅各的胃口。德谟克利特一定被“唯一地”理解了，德谟克利特说到“宁静”，也就是说到“精神的安静”，也就是说到“返回自身”，也就是说到“排斥世界”；德谟克利特是一个斯多葛主义者，他和口念《Brahm》（应该说《OM》[“唵”]）的印度头陀的差别不过是象比较级和最高级之间的差别一样，即“只有程度上的”差别。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146页黑格尔完全象后母那样对待德谟克利特，全部的话都在第378—380页[270─272]上！唯心主义者忍受不了唯物主义的精神！！引述了德谟克利特的话（第379页[272]）：

　　《依照意见存在着温暖，依靠群众照意见存在着寒冷，依照意见存在着颜色、甜味、苦味；但依照真理则只有不可分的东西和虚空。》（SextusEmpiricus.AdversusMathematicos第7篇第135节）并得出这样的结论：

　　……《这样，我们看到，德谟克利特更确定他说出了自在的存在和为他的存在这两个环节的区别》……（第380页）[272]

　　列宁：《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一书摘要》（1915年）。《列宁全集》第38卷第294页

　　古希腊的哲学家都是天生的自发的辩证论者，他们中最博学的人物亚里士多德就已经研究了辩证思维的最主要的形式。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1878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9页形式逻辑本身从亚里士多德直到今天都是一个激烈争论的场所。而辩证法直到现在还只被亚里士多德和黑格尔这两个思想家比较精密地研究过。然而恰好辩证法对今天的自然科学来说是最重要的思维形式，因为只有它才能为自然界中所发生的发展过程，为自然界中的普遍联系，为从一个研究领域到另一个研究领域的过渡提供类比，并从而提供说明方法。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65—466页Aristoteles.《Deanima》第2篇第5章：

　　感觉和认识

　　《区别》（感觉和认识之间的）《就在于：那引起感觉的东西是外在的。其原因是：感觉的活动是针对单一的东西的，相反地，认识则是针对普遍的东西的；而这普遍的东西在某种意义上是作为实体而存在于灵魂自身中。因此，每个人只要愿意，他自己就能思想……而感觉则是不由他作主的，——要感觉，就必须有被感觉的东西。》（第377页）[286]亚里士多德紧密地接近唯物主义

　　《奉为神，这是不足为奇的……神和人根本不是如此格格不入的》……第（305页）

　　列宁：《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一书摘要》（1915年）。《列宁全集》第38卷第317页亚里士多德如此无力地抬出神来反对唯物主义者留基伯和唯心主义者怕拉图。亚里士多德在这里有折衷主义。

　　列宁：《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一书摘要》（1915年）。《列宁全集》第38卷第314页在《形而上学》的开始部分，最具有特色和最有趣的地方就是同柏拉图的论战以及因唯心主义的胡说而发生的绝顶天真的“困惑的”问题和怀疑。而所有这一切又在关于基本的东西、即概念和个别东西这个问题上陷入毫无办法的混乱。

　　注意：《形而上学》这本书在开头的地方坚决反对赫拉克利特、反对存在和非存在同一的思想（希腊哲学家们接近这种思想，但他们没有掌握这种思想，没有掌握辩证法）。最典型的特征就是处处、到处都显露出辩证法的活的萌芽和探索……

　　亚里士多德处处都把客观逻辑和主观逻辑混合起来，而且混合得处处都显出客观逻辑来，对于认识的客观性没有怀疑。对于理性的力量，对于认识的力量、能力和客观真理性抱着天真的信仰。并且在一般与个别的辩证法，即概念与感觉得到的个别对象、事物、现象的实在性的辩证法上陷入稚气的混乱状态，陷入毫无办法的困窘的混乱状态。

　　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是寻求、探索，它接近于黑格尔的逻辑学，但是，亚里士多德（他到处，在每一步上所提出的问题正是关于辩证法的问题）的逻辑学却被变成僵死的经院哲学，它的一切探索、动摇和提问题的方法都被抛弃。而这些提问题的方法就是希腊人所用的那一套试深方式，就是在亚里士多德学说中卓越地反映出来的质朴的意见分歧。

　　列宁：《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一书摘要》（1915年）。《列宁全集》第38卷第416—417页论伊壁鸠鲁

　　伊壁鸠鲁则相反，他是古代真正激进的启蒙者，他公开地攻击古代的宗教，如果说罗马人有过无神论，那末这种无神论就是由伊壁鸠鲁奠定的。因此卢克莱修歌颂伊壁鸠鲁是最先打倒众神和脚端宗教的英雄；因此从普卢塔克直到路德，所有的圣师都把伊壁鸠鲁称为头号无神哲学家，称为猪。也正因为这一点，亚历山大里亚的克雷门才说，当保罗激烈反对哲学时，他所指的只是伊壁鸠鲁的哲学（《地毯集》1688年科伦出版社版第1卷第295页）。我们由此可以看出，这位公开的无神论者在公然进攻世界的宗教的时候是如何“狡猾、诡谲”和“聪明”地对付世界；而斯多葛派却使古宗教去适应自己的思辨，怀疑论派则是用他们的“假象”概念作为借口，使他们的一切判断都带有reservatio格不入mentalis[精神上的保留]。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147页自从物理学和化学又几乎专门从事于分子和原子的研究以来，古希腊的原子论哲学必然地重新出现在最前列。但是它甚至被最优秀的自然科学家处理得何等肤浅呵！例如，凯库勒（《化学的目的和成就》）说，原子论哲学的创始者不是留基伯而是德谟克利特，并且断定，道尔顿最先承认在质上不同的元素原子的存在，并最先认为这些元素原子具有不同的、为不同的元素所特有的重量。可是我们在第欧根尼·拉尔修（第10卷第43—44和61节）那里就可以读到：伊壁鸠鲁已经认为各种原子不仅在大小上和形态上各不相同，而且在重量上也各不相同，就是说，他已经按照自己的方式知道原子量和原子体积了。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66—467页在伊壁鸠鲁看来，灵魂是原子的“某种”集合。《这一点洛克也说过（！！！）……这都是些空话》……（第488页）[372—373]（（不，这是天才的猜测，是为科学而不是为僧侣主义指示途径的路标。））这也是令人惊奇的！！！！伊壁鸠鲁（公元前341—270），洛克（1632—1704）差别＝两千年

　　列宁：《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一书摘要》（1915年）。《列宁全集》第38卷第327页

    论伊里吉纳

　　同时，在整个欧洲，爱尔兰更以学问的发源地见称，这种见解在当时可说是根深蒂固，查理大帝就曾经请爱尔兰教士阿尔宾到帕维亚去任教，以后又由另一爱尔兰人敦加尔代替了他的职位。在当时起过重要作用、但现在已多半被人遗忘的许多爱尔兰学者中间，最卓越的是被称为“中世纪哲学之父”或被艾尔德曼称为“中世纪哲学的CarolusMagnus[查理大帝]”的约翰·司各特·伊里吉纳。黑格尔在论及他时这样说：“他是当时第一个开创真正的哲学的人。”在九世纪的西欧人中他是唯一懂得希腊文的，他翻译了被认为是迪奥尼修斯法官的著作，从而重新建立了和古代哲学的最近一代人的联系，和亚历山大里亚新柏拉图学派的联系。他的学说在当时来说是特别大胆的；他否定“永恒的诅咒”，甚至对于魔鬼也如此主张，因而十分接近于泛神论；因此，当时正统思想的代表人物对他就不乏恶意的攻击。直到整整两个世纪之后，伊里吉纳所奠基的科学才有了坎特伯雷的安瑟伦这样一个继承人。恩格斯：《爱尔兰史——古代的爱尔兰》（1870年5—7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563页

　　论培根、霍布斯、洛克

　　真正的自然科学只是从十五世纪下半叶才开始，从这时起它就获得了日益迅速的进展。把自然界分解为各个部分，把自然界的各种过程和事物分成一定的门类，对有机体的内部按其多种多样的解剖形态进行研究，这是最近四百年来在认识自然界方面获得巨大进展的基本条件。但是，这种做法也给我们留下了一种习惯：把自然界的事物和过程孤立起来，撇开广泛的总的联系去进行考察，因此就不是把它们看做运动的东西，而是看做静止的东西；不是看做本质上变化着的东西，而是看做永恒不变的东西；不是看做活的东西，而是看做死的东西。这种考察事物的方法被培根和洛克从自然科学中移到哲学中以后，就造成了最近几个世纪所特有的局限性，即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1878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18页维鲁拉姆男爵培根把神学的物理学称为献给上帝的永不生育的少女；他把物理学从神学里解放出来，于是物理学就变成一门有成果的科学了。

　　马克思：《第179号<科伦日报>社论》（1842年6—7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27—128页

　　“…………英国唯物主义的真正始祖是培根。在他看来，自然哲学是唯一真正的哲学；而以感性经验为基础的物理学则是自然哲学的最主要的部分。阿那克萨哥拉和他的同素体，德莫克利特和他的原子，都常常被他当做权威来引证。在他看来，感觉是可靠的，是全部知识的泉源。全部科学都是以经验为基础的，是在于用理性的研究方法去整理感官所提供的材料。归纳、分析、比较、观察和实验，是这种理性方法的主要形式。在物质的固有的特性中，运动是第一个特性而且是最重要的特性，这里所说的运动不仅是机械的和数学的运动，而且主要是物质的动力、生命力、张力，或者用雅科布·伯麦的术语来说，物质的《Qual》[“痛苦”]

　　唯物主义在它的第一个创始人培根那里，本身还包含着多方面发展的萌芽。一方面，被赏心悦目的、诗意的魅力环绕着的物质似乎以迷人的微笑吸引着人的整个身心。另一方面，以格言形式表述出来的学说却充满了神学的不彻底性。唯物主义在以后的发展中变得片面了。霍布斯把培根的唯物主义系统化了。以感觉为基础的知识，失去了它的诗的绚丽色彩，它变成了数学家的抽象的经验；几何学被宣布为科学的女王。唯物主义开始憎恨起人类来了。既然唯物主义要克服自己的对手，即憎恨人类的、不要肉体的唯灵论，并且是在后者自己的范围内予以克服，它就只好抑制自己的情欲而变成禁欲主义者，这样，它就从感性的东西变成理性的东西；可是，它因此也就发展着理性所特有的不顾后果的全部彻底性。

　　霍布斯，作为培根的继承者，这样推论道：如果人类的全部知识都是由感官提供的，那末我们的概念和观念就不过是现实世界的丧失了感性形式的幻影。哲学只能给这些幻影冠以名称。一个名称可以用于许多幻影。甚至还可以有名称的名称。但是，如果一方面认为一切观念都起源于感性世界，另一方面又说一个词的意义不止是一个词，除了通过我们的感官而为我们所知道的存在物，即全都是个别的存在物之外，还有某种普遍的，非个别的存在物，那就矛盾了。无形体的实体和无形体的形体一样，都是荒唐的。形体、存在、实体只是同一种实在的不同名称。不可能把思维同思维着的物质分开。物质是世界上所发生的一切变化的基础。假如无限的这个词不表示我们的精神能够完成无限的相加过程，那末这个词就毫无意义。既然只有物质的东西对我们来说是可以觉察到的，那末关于上帝的存在，我们就丝毫不能有所知了。只有我自己的存在才是确实可信的。人的一切情欲都是既有开始也有结束的机械运动。欲求的对象就是我们称为善的东西。人和自然都受同样的规律支配。强力和自由是同一的。

　　霍布斯把培根的学说系统化了，但是他没有论证培根关于人类的全部知识起源于感性世界的基本原则。洛克在他的《人类悟性论》中提供了这种论证。

　　霍布斯打破了培根唯物主义中的有神论的偏见；柯林斯、多德威尔、考尔德、哈特莱、普利斯特列同样地打破了还包围着洛克的感觉论的最后的神学藩篱。无论如何，对实际的唯物主义者来说，自然神论不过是摆脱宗教的一种简便易行的方法罢了。”关于现代唯物主义在英国的起源，卡尔·马克思就是这样写的。如果英国人现在对马克思给予他们祖先的赞扬并不感到十分高兴，那真是遗憾得很。可是不容否认，培根、霍布斯和洛克是法国唯物主义者这个光辉的学派的前辈。尽管十八世纪时法国人在陆上和海上的一切战争中都被德国人和英国人所战胜，法国唯物主义者还是使十八世纪成为主要是法国人的世纪，这甚至发生在卓绝的法国革命之前；而这次革命的成果，我们在英国和德国的局外人都还在试图移植于我们自己的环境。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1892年4月20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82—385页

　　英国的政治活动、出版自由、海上霸权以及规模宏大的工业，几乎在每一个人身上都充分发展了民族特性所固有的毅力、果敢的求实精神、还有冷静无比的理智，这样一来，大陆上的各个民族在这方面也远远地落在英国人后面了。……能够和英国文学媲美的恐怕只有古希腊文学和德国文学了；在哲学方面，英国至少能举出两位巨匠——培根和洛克，而在经验科学方面享有盛名的则不计其数。如果有人间，贡献最多的是哪一个民族，那谁也不会否认是英国。

　　恩格斯：《英国状况英国宪法》（1844年3月）。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79页

　　霍布斯是第一个近代唯物主义者（十八世纪意义上的），但是当君主专制在整个欧洲处于全盛时代，并在英国开始和人民进行斗争的时候，他是专制制度的拥护者。洛克在宗教上就象在政治上一样，是1688年的阶级妥协的产儿。

　　恩格斯：《致康·施米特（1890年10月27日）》。

　　《马克思思格斯选集》第4卷第485页

　　一般说来，英国早期的经济学家都把培根和霍布斯当作自己的哲学家，而后来洛克成了英国、法国、意大利的政治经济学的主要“哲学家”。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发表于1867年9月）。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428页注（111）因为洛克是同封建社会相对立的资产阶级社会的法权观念的经典表达者；此外，洛克哲学成了以后整个英国政治经济学的一切观念的基础，所以他的观点就更加重要。[XX—1293a]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一册）（写于1861年8月—1863年7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6卷Ⅰ第393页

　　除了否定神学和十七世纪的形而上学之外，还需要有肯定的、反形而上学的体系。人们感到需要一部能够把当时的生活实践归结为一个体系井从理论上加以论证的书。这时，洛克关于人类理性的起源的著作很凑巧地在英吉利海峡那边出现了，它象一位久盼的客人一样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1844年9—11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62页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8年8月—1859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弟67—68页

　　论贝克莱

　　贝克莱主教是英国哲学中神秘唯心主义的代表，他给观念的货币计量单位学说加上了讲求实际的“财政部秘书长”所忽略的理论气质，这是合乎常理的。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8年8月—1859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69页他说，我完全不能理解，怎么能撇开人的感知来谈物的绝对存在呢？存在就是被感知（their，即物的esseispercipi，第3节，——这是哲学史教科书中常常引用的贝克莱的一句名言）。“在人们中间奇怪地流行着这样一种见解：房屋、山岳、江河，一句话，一切感性实物都有一种自然的或真实的存在，这种存在不同于理性所感知的那种存在。”（第4节）贝克莱说，这个见解含有一个“明显的矛盾”。“因为，上面所说的那些对象若不是我们凭感官感知的物，那究竟是什么呢？我们所感知的若不是我们自己的观念或感觉（ideasorsensations），那又是什么呢？认为任何观念、感觉或它们的组合能够不被感知而存在着，这岂不是非常荒谬吗？”

　　（第4节）

　　贝克莱现在把观念的集合换成了感觉的组合这个在他看来是含义相同的说法，责备唯物主义者“妄”想更进一步去找出这种复合……即这种感觉的组合的某个泉源。在第五节里，他责备唯物主义者玩弄抽象，因为在贝克莱看来，把感觉和对象分开，这是空洞的抽象。……

　　……贝克莱在否定客体的“绝对”存在即物在人类认识之外的存在时，直截了当地说明他的敌人的观点是承认“自在之物”。在第二十四节里，贝克莱加上着重号写道，他所驳斥的那种看法承认“自在的感性客体（objectsinthemselves）或心外的感性客体的绝对存在”（前引书第167—168页）。在这里，哲学观点的两条基本路线被直率、清楚、明确地描绘出来了。这一点是古典哲学著作家不同于当代“新”体系的制造者的地方。唯物主义承认“自在客体”或心外客体，认为观念和感觉是这些客体的复写或反映。与此相反的学说（唯心主义）认为，客体不存在于“心外”；客体是“感觉的组合”。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下半年）。《列宁选集》第2卷第19—20页贝克莱不只是直言不讳地说出他的哲学倾向，他也竭力掩盖他的哲学的唯心主义真面目，把它说成没有荒谬见解的并为“常识”所能接受的。他本能地保护自己，使自己不被人责难为现在所谓的主观唯心主义者和唯我论者。他说，我们的哲学“没有使我们失去自然界中的任何一物”（第34节）。启然界依然存在着，实物和幻想的区别也依然存在着，不过“两者同样地都存在于意识中”。“我决不对我们通过感觉或思考能够认识到的任何一物的存在提出异议。我用眼睛看到的和用手触到的那些物是存在的，是真实存在的，这一点我毫不怀疑。我们否定其存在的唯一的物，是哲学家们<着重号是贝克莱加的>叫作物质或有形实体的东西。否定它，不会给其余的人类带来任何损害；我敢说，他们任何时候都不会觉察出缺少了它……无神论者的确需要这个徒有其名的幽灵来作为他们的不信神的根据……”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下半年）。《列宁选集》第2卷第23页论笛卡儿

　　“确切地和在散文的意义上说”，法国唯物主义有两个派别：一派起源于笛卡儿，一派起源于洛克。后一派主要是法国有教养的分子，它直接导向社会主义。前一派是机械唯物主义，它成为真正的法国自然科学的财产。这两个派别在发展过程中是相互交错的。我们没有必要来详细考察直接起源于笛卡儿的法国唯物主义，同样，我们也没有必要来详细考察法国的牛顿学派和法国一般白然科学的发展。

　　因此，我们只指出如下的几点：

　　笛卡儿在其物理学中认为物质具有独立的创造力，并把机械运动看做是物质生命的表现。他把他的物理学和他的形而上学完全分开。在他的物理学的范围内，物质是唯一的实体，是存在和认识的唯一根据。

　　法国的机械唯物主义附和笛卡儿的物理学而同他的形而上学相对立。他的学生的职业是反形而上学者，即物理学家。

　　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1844年9—11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60页

    爱尔维修、拉美特利、霍尔巴赫

　　爱尔维修也是以洛克的学说为出发点的，他的唯物主义具有真正法国的性质，爱尔维修也随即把他的唯物主义运用到社会生活方面（爱尔维修《论人》）。感性的印象和自私的欲望、享乐和正确理解的个人利益，是整个道德的基础。人类智力的天然平等、理性的进步和工业的进步的一致、人的天性的善良和教育的万能，这就是他的体系中的几个主要因素。

　　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1844年9—11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65—166页拉美特利的著作是苗卡儿唯物主义和英国唯物主义的结合。拉美特利利用了笛卡儿的物理学，甚至利用了它的每一个细节。他的《人是机器》一书是模仿笛卡儿的动物是机器写成的。在霍尔巴赫的《自然体系》中，论述物理学的那一部分也是法国唯物主义和英国唯物主义的结合，而论述道德的部分实质上则是以爱尔维修的道德论为依据。还和形而上学保持着最密切联系并为此受到黑格尔赞许的法国唯物主义者罗比耐（《自然论》），和莱布尼茨的学说有非常明显的关系。

　　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1844年9—11月）。《马克思恩格斯全巢》第2卷第166页政治经济学是这种功利论的真正科学；它在重农学派那里获得了自己的真正的内容，因为重农学派最先把政治经济学变成一个体系。我们看到，爱尔维修和霍尔巴赫已经把这种学说理想化了，这种做法是和法国资产阶级在革命前的反封建的作用完全一致的。在霍尔巴赫那里，个人在相互交往中的一切活动，例如谈话、爱情等等都被描写成功利关系和利用关系。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79页由此可见，霍尔巴赫的理论是关于当时法国的新兴资产阶级的有正当历史根据的哲学幻想，当时资产阶级的剥削欲望还可以被描写成个人在已经摆脱旧的封建羁绊的交往条件下获得充分发展的欲望。但是，在十八世纪，资产阶级所理解的解放，即竞争，就是给个人开辟比较自由的发展的新活动场所的唯一可能的方式。在理论上宣布符合于这种资产阶级实践的意识、相互剥削的意识是一切个人之间普遍的相互关系，——这也是一个大胆的公开的进步，这是一种启蒙，它揭示了披在封建剥削上面的政治、宗法、宗教和闲逸的外衣的世俗意义，这些外衣符合于当时的剥削形式，而君主专制的理论家们特别把它系统化了。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80页在爱尔维修和霍尔巴赫面前，不仅已经出现了英国的理论以及荷兰和英国资产阶级的已有的发展，而且还出现了正为自己自由发展而斗争的法国资产阶级。作为整个十八世纪的特征的商业精神特别是在法国以投机的形式笼罩了一切阶级。当时政府的财政困难以及因此发生的关于课税的辩论遍及整个法国。此外还有一种情况：巴黎是十八世纪唯一的世界城市，是各国人物在此进行个人交往的唯一城市。所有这些前提，再加上法国人一般所具有的比较通达的特征，使爱尔维修和霍尔巴赫的理论带有独特的无所不包的色彩，但同时使它失去了我们还可以在英国人那里找到的实证的经济内容。在英国人那里，理论是单纯地肯定事实，可是在法国人那里，却变成了哲学体系。我们从爱尔维修和霍尔巴赫那里看到的这种没有实证内容的一般观点，是同最初表现在边沁和穆勒学说里的充实的内容有本质区别的。前一种理论同正在进行斗争的而尚不发达的资产阶级相适应的，而后一种理论是同占统治地位的发达的资产阶级相适应的。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82页论培尔

　　使十七世纪的形而上学和一切形而上学在理论上威信扫地的人是比埃尔·培尔。他的武器是用形而上学本身的符咒锻铸成的怀疑论。他本人起初是一个笛卡儿派的形而上学者。反对思辨神学的斗争之所以把费尔巴哈推向反对思辨哲学的斗争，正是因为他看出思辨是神学的最后支柱，从而不得不迫使神学家从虚幻的科学返回到粗野的、可恶的信仰；同样，对宗教的怀疑引起了培尔对作为这种信仰的支柱的形而上学的怀疑。因此，他批判了形而上学的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他为了编纂形而上学的灭亡史而成了形而上学的历史学家。他主要是驳斥了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

　　比埃尔·培尔不仅用怀疑论摧毁了形而上学，从而为在法国掌握唯物主义和健全理智的哲学打下了基础，他还证明，由清一色的无神论者所组成的社会是可能存在的，无神论者能够成为可敬的人，玷辱人的尊严的不是无神论，而是迷信和偶像崇拜，并从而宣告了注定要立即开始存在的无神论社会的来临。

　　用一位法国作家的话来说，比埃尔·培尔“对十七世纪说来，是最后一个形而上学者，而对十八世纪说来，则是第一个哲学家”。

　　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1844年9—11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62页在法国，1685年加尔文教的少数派曾遭到镇压，被迫归依天主教或者被驱逐出境。但是这有什么用处呢？那时自由思想家比埃尔·培尔已经在进行活动，1694年伏尔泰诞生了。路易十四的暴力措施只是方便了法国的市民阶级，使他们可以赋予自己的革命以唯一同已经发展起来的资产阶级相适应的、非宗教的、纯粹政治的形式。出席国民会议的不是新教派，而是自由思想家了。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52页

    休谟

　　……另外还有其他一些哲学家否认认识世界的可能性，或者至少是否认彻底认识世界的可能性。在近代哲学家中，休谟和康德就属于这一类，而他们在哲学的发展上是起过很重要的作用的。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初）。《马克思思格斯选集》第4卷第221页培根未能用他的理性解决唯心主义和实在论的矛盾，人们就从这一点得出结论说，理性根本不能解决这个矛盾；唯心主义干脆被丢到一边，经验开始被看做唯一的救星。对认识能力的批判和一般的心理倾向也正是这样产生的。英国哲学从一开始就光是在这种倾向的范围内兜圈子。最后，在一切解决矛盾的尝试失败以后，英国哲学就宣称矛盾是不可解决的，理性是不足以胜任的；于是它不是求救于宗教信仰就是求救于经验。休谟的怀疑论今天仍然是英国一切非宗教的哲学思想的形式。这种世界观的代表者说，我们无法知道究竟有没有什么神存在；即使有的话，他也根本不可能和我们发生任何联系，因此，我们在安排自己的实践活动时就应该假定什么神也没有。我们无法知道，究竟灵魂和肉体有没有区别，究竟灵魂是不是不死的！因此，我们在生活中就假定此生是我们仅有的一生，用不着为那些我们所不能理解的事物忧虑。简单地说，这种怀疑论的实践完全重复着法国的唯物主义；但是它由于不能彻底解决问题，因而仍停留在形而上学理论的领域中。

　　恩格斯：《英国状况十八世纪》（1844年2月）。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59—660页休谟所谓的怀疑论，是指不用物、精神等等的作用来说明感觉，即一方面不用外部世界的作用来说明知觉，另一方面不用神或未知的精神的作用来说明知觉。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下半年）。《列宁选集》第2卷第29页贝克莱认为外部世界就是我的感觉，休谟把我的感觉之外是否有什么东西存在的问题取消了。而这个不可知论的观点注定要动摇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下半年）。《列宁选集》第2卷第62页休谟在政治经济学领域中也还是一位值得尊重的人物，但是在这里，他不能被认为是有创见的研究者，更不是什么划时代的人物。他的经济论著之所以能影响当时的知识界，不仅是因为卓越的表达方法，而且更多地还是因为他的论著是对当时繁荣起来的工商业作了进步的和乐观的赞扬，换句话说，也就是对当时英国迅速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作了进步的和乐观的赞扬，因而他的论著自然要博得资本主义社会的“赞许”。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1878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81页论康德在这个僵化的自然观上打开第一个缺口的，不是一个自然科学家，而是一个哲学家。1755年出现了康德的《自然通史和天体论》。关于第一次推动的问题被取消了；地球和整个太阳系表现为某种在时间的进程中逐渐生成的东西。如果大多数自然科学家对于思维不象牛顿在“物理学，当心形而上学呵！”这个警告中所表现的那样厌恶，那未他们一定会从康德的这个天才发现中得出结论，免得走无穷无尽的弯路，并节省在错误方向下浪费掉的无法计算的时间和劳动，因为在康德的发现中包含着一切继续进步的起点。如果地球是某种逐渐生成的东西，那未它现在的地质的、地理的、气候的状况，它的植物和动物，也一定是某种逐渐生成的东西，它一定不仅有在空间中互相邻近的历史，而且还有在时间上前后相继的历史。如果立即沿着这个方向坚决地继续研究下去，那末自然科学现在就会进步得多，但是哲学能够产生什么成果呢？康德的著作没有产生直接的结果，直到很多年以后拉普拉斯和赫舍尔才充实了他的内容，并且作了更详细的论证，因此才使“星云假说”逐渐受人重视，进一步的发现使他最后获得了胜利；这些发现中最重要的是：恒星的固有的运动，宇宙空间中存在着有阻抗的媒质这一事实得到证实，通过光谱分析证明了宇宙物质的化学上的同一性以及康德所假定的炽热星云团的存在。

　　思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50—451页自从人们发现康德是两个天才假说的创造者以来（没有这两个假说——以前归功于拉普拉斯的太阳系产生的理论和地球自转由于潮汐而受到阻碍的理论，今天的理论自然科学便不能前进一步），康德在自然科学家当中又获得了应有的荣誉。但是，要从康德那里学习辩证法，这是一个白费力气的和不值得做的工作，而在黑格尔的著作中却有一个广博的辩证法纲要，虽然它是从完全错误的出发点发展起来的。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8年5月或6月）。

　　康德一开始他的科学生涯，就把牛顿的稳定的、从有名的第一次推动作出以后就永远如此的太阳系变成了历史的过程，即太阳和一切行星由旋转的星云团产生的过程。同时，他已经作出了这样的结论：太阳系的产生也预示着它将来的不可避免的灭亡。过了半个世纪，他的观点由拉普拉斯从数学上作出了证明；又过了半个世纪，分光镜证明了，在宇宙空间存在着凝聚程度不同的炽热的气团。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1878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3页康德关于目前所有的天体都从旋转的星云团产生的学说，是从哥白尼以来天文学取得的最大进步。认为自然界在时间上没有任何历史的那种观念，第一次被动摇了。直到那时，人们都认为各个天体从最初起就始终在同一轨道上并且保持同一状态；即使在个别天体上个别的有机物渐渐死去，人们总认为属和种是不变的。当然，自然界显然是处在永恒的运动中，可是这一运动总好象是同一过程的不断重复。康德在这个完全适合于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观念上打开了第一个缺口，而且用的是很科学的方法，以致他所使用的大多数论据，直到现在还有效。当然，严格地说，康德的学说直到现在还只是一个假说。但是哥白尼的世界体系直到今天也不过是一个假说，而自从分光镜驳倒一切异议，证明星空有这种炽热的气团以来，科学界对于康德学说的反对沉默下来了。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1878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96页康德哲学的基本特征是调和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使二者妥协，使各种相互对立的哲学派别结合在一个体系中。当康德承认在我们之外有某种东西、某种自在之物同我们表象相符合的时候，他是唯物主义者；当康德宣称这个自在之物是不可认识的、超验的、彼岸的时候，他是唯心主义者。在康德承认经验、感觉是我们知识的唯一泉源时，他是在把自己的哲学引向感觉论，并且在一定的条件下通过感觉论而引向唯物主义。在康德承认空间、时间、因果性等等的先验性时，他就把自己的哲学引向唯心主义。由于康德的这种不彻底性，不论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或是彻底的唯心主义者（以及“纯粹的”不可知论者即休谟主义者），都同他进行了无情的斗争。唯物主义者责备康德的唯心主义，驳斥他的体系的唯心主义特征，证明自在之物是可知的、此岸的，证明自在之物和现象之间没有原则的差别，证明不应当从先验的思维规律中而应当从客观现实中引出因果性等等。不可知论者和唯心主义者责备康德承认自在之物，认为这是向唯物主义、“实在论”或“素朴实在论”让步。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下半年）。《列宁选集》第2卷第200页在古典作家中，您以前研究得最多的恰好就是康德，而康德由于他那个时代的德国哲学的状况，由于他和学究气十足的沃尔弗的莱布尼茨主义的对立，所以或多或少地被迫在形式方面对这种沃尔弗的玄想作一些表面的让步。

　　恩格斯：《致康·施米特（1895年3月12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15页

　　论费希特、谢林

　　事实上，在德国古典哲学的发展过程中，紧跟着康德之后就产生了对康德主义的批判，这种批判和阿芬那留斯的批判正好是同一方向。在德国古典哲学里，这种方向的代表是休谟的不可知论的信徒舒尔兹-埃奈西德穆和贝克莱主义即主观唯心主义的信徒费希特。1792年舒尔兹-埃奈西德穆批判过康德，就是因为康德承认先验主义和自在之物。舒尔兹说道，我们这些怀疑论者或休谟的信徒摈弃超出“一切经验界限”的自在之物。……

　　……主观唯心主义者费希特也这样批判康德，不过更坚决些。他说，康德承认不依存于我们的自我的自在之物，这是“实在论”（《费希特全集》第1卷第483页）；康德“没有明确地”把“实在论”同“唯心主义”区别开来。费希特认为康德和康德主义者最不彻底的地方就在于他们承认自在之物是“客观实在的基础”（第480页），因此他们便陷入和批判唯心主义相矛盾的境地。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下半年）。《列宁选集》第2卷第197、198—199页在我们所考察的马赫和阿芬那留斯的学说中，除了重弹主观唯心主义的老调外，没有任何别的东西。他们妄想凌驾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上，消除从物到意识和从意识到物这两种观点之间的对立，然而这是刷新了的费希特主义的痴心妄想。费希特也以为：他把“自我”和“环境”、意识和物“不可分割地”联系起来了；他用人不能超出自己的范围这种说法把问题“解决了”。换句话说，这是在重复贝克莱的论据：我感觉的只是我自己的感觉，我没有权利假定在我的感觉之外有“自在客体”。贝克菜在1710年，费希特在1801年，阿芬那留斯在1891—1894年所使用的不同表达方式，丝毫没有改变问题的本质，即主观唯心主义的基本哲学路线。世界是我的感觉；非我是由我们的自我“规定”（创造、产生）的：物和意识是不可分割地联系着的；我们的自我和环境的不可分割的同格是经验批判主义的原则同格，——所有这一切都是同一个论点，都是同样的破烂货色，只不过挂上了略加粉饰或重新油漆过的招牌而已。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下半年）。《列宁选集》第2卷第64—65页谢林先生曾经多么巧妙地使法国人——起初是使懦弱的折衷主义者库辛，稍后甚至是使天才的勒鲁——中了圈套！就是说，在比埃尔·勒鲁之流眼里，谢林一直是一个用理性的现实主义代替了超验的唯心主义，用有血肉的思想代替了抽象的思想，用世界哲学代替了行帮哲学的人！谢林向法国的浪漫主义者和神秘主义者说：我把哲学和神学结合起来了。向法国唯物主义者说：我把肉体和观念结合起来了。向法国的怀疑论者说：我把独断主义摧毁了。一句话，我……谢林！谢林不仅能把哲学和神学结合起来，而且能把哲学和外交结合起来。他把哲学变成一般的外交学，变成应付一切场合的外交手腕。因此，对谢林的批判就是间接地对我们全部政治的批判，特别是对普鲁士政治的批判。谢林的哲学——这就是在哲学幌子下的普鲁士政治。

　　马克思：《致路·费尔巴哈（1843年10月3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44—445页谢林的真诚的青春思想——我们也应该承认我们对手的一切长处，不过他要实现这一思想，已经除了想象以外没有任何能力，除了虚荣以外没有任何力量，除了鸦片以外没有任何刺激剂，除了容易激动的女性感受力以外没有任何器官了——谢林的这种真诚的青春思想，在他那里只落得一场青春幻梦，……

　　马克思：《致路·费尔巴哈（1843年10月3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45页

　　论黑格尔

　　在法国发生政治革命的同时，德国发生了哲学革命。这个革命是由康德开始的。他推翻了前世纪末欧洲各大学所采用的陈旧的莱布尼茨的形而上学体系。费希特和谢林开始了哲学的改造工作，黑格尔完成了新的体系。从人们有思维以来，还从未有过象黑格尔体系那样包罗万象的哲学体系。逻辑学、形而上学、自然哲学、精神哲学、法哲学、宗教哲学、历史哲学，——这一切都结合成为一个体系，归纳成为一个基本原则。

　　恩格斯：《大陆上社会改革运动的进展》（1843年10月23日—11月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1卷第588—589页

　　和十八世纪的法国哲学一起并继它之后，近代德国哲学产生了，而且在黑格尔身上达到了顶峰。它的最大的功绩，就是恢复了辩证法这一最高的思维形式。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1878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9页黑格尔的思维方式不同于所有其他哲学家的地方，就是他的思维方式有巨大的历史感作基础。形式尽管是那么抽象和唯心，他的思想发展却总是与世界历史的发展紧紧地平行着，而后者按他的本意只是前者的验证。真正的关系因此颠倒了，头脚倒置了，可是实在的内容却到处渗透到哲学中；何况黑格尔不同于他的门徒，他不象他们那样以无知自豪：而是所有时代中最有学问的人物之一。他是第一个想证明历史中有一种发展、有一种内在联系的人，尽管他的历史哲学中的许多东西现在在我们看来十分古怪，如果把他的前辈，甚至把那些在他以后敢于对历史作总的思考的人同他相比，他的基本观点的宏伟，就是在今天也还值得钦佩。在《现象学》、《美学》、《哲学史》中，到处贯穿着这种宏伟的历史观，到处是历史地、在同历史的一定的（虽然是抽象地歪曲了的）联系中来处理材料的。这个划时代的历史观是新的唯物主义观点的直接的理论前提，单单由于这种历史观，也就为逻辑方法提供了一个出发点。如果这个被遗忘了的辩证法从“纯粹思维”的观点出发就已经得出这样的结果，而且，如果它轻而易举地就结束了过去的全部逻辑学和形而上学，那末，在它里面除了诡辩和烦琐言辞之外一定还有别的东西。但是，对这个方法的批判不是一件小事，全部官方哲学过去害怕而且现在还害怕把这件事承担下来。

　　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年8月3—15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21页

　　人类既然通过黑格尔想出了绝对观念，那末在实践中也一定达到了能够把这个绝对观念变成现实的地步。因此，绝对观念就不必向自己的同时代人提出太高的实践的政治要求。因此，我们在《法哲学》的结尾发现，绝对观念应当在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这么顽强而毫无结果地向他的臣民约许的那种等级制君主政体中得到实现，就是说，应当在有产阶级那种适应于当时德国小资产阶级关系的、有限的和温和的间接统治中得到实现；在这里还用思辨的方法给我们证明了贵族的必要性。

　　可见，单是体系的内部需要就足以说明，为什么彻底革命的思维方法竟产生了极其温和的政治结论。这个结论的特殊形式当然是由下列情况造成的：黑格尔是一个德国人而且和他的同时代人歌德一样拖着一根庸人的辫子。歌德和黑格尔各在自己的领域中都是奥林帕斯山上的宙斯，但是两人都没有完全脱去德国的庸人气味。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4页黑格尔的整个学说，如我们所看到的，给各种极不相同的实践的党派观点都留下了广阔的活动场所；而在当时的理论的德国，有实践意义的首先是两种东西：宗教和政治。特别重视黑格尔的体系的人，在两个领域中都可以成为相当保守的；认为辩证方法是主要的东西的人，在政治上和宗教上都可以属于最极端的反对派。黑格尔本人，虽然在他的著作中相当频繁地爆发出革命的怒火，但是总的说来似乎更倾向于保守的方面；他在体系上所花费的“艰苦的思想工作”的确比他在方法上所花费的要多得多。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6页如果不是先有德国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那末德国科学社会主义，即过去从来没有过的唯一的科学社会主义，就决不可能创立。

　　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序言》（1874年7月1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00页

    论费尔巴哈

　　费尔巴哈是个杰出的哲学家。但是，哲学，这一似乎凌驾于一切专门科学之上并包括一切专门科学的科学的科学，对他来说不仅仍然是不可逾越的屏障，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而且，他作为一个哲学家，也停留在半路上，他下半截是唯物主义者，上半截是唯心主义者：他没有批判地克服黑格尔，而是简单地把黑格尔当做无用的东西抛在一边，同时，他本人除了矫揉造作的爱的宗教和贫乏无力的道德，拿不出什么积极的东西来和黑格尔体系的百科全书式的丰富内容相抗衡。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37页和黑格尔比起来，费尔巴哈是极其贫乏的。但是，他在黑格尔以后起了划时代的作用，因为他强调了为基督教意识所厌恶而对于批判的发展却很重要的某几个论点，而这些论点是被黑格尔留置在神秘的朦胧状态中的。

　　马克思：《论蒲鲁东》（1865年1月24日）。《马克思恩格所选集》第2卷第140—141页

　　费尔巴哈的发展进程是一个黑格尔主义者（诚然，他从来不是完全正统的黑格尔主义者）走向唯物主义的发展进程，这一发展使他在一定的阶段上同自己的这位先驱者的唯心主义体系完全决裂了。最后，他势所必然地意识到，黑格尔的“绝对观念”之先于世界的存在，在世界之前就有的“逻辑范畴的预先存在”，不外是对超世界造物主的信仰的虚幻残余；我们自己所属的物质的、可以感知的世界，是唯一现实的；而我们的意识和思维，不论它看起来是多么超感觉的，总是物质的、肉体的器官即人脑的产物。物质不是精神的产物，而精神却只是物质的最高产物。这自然是纯粹的唯物主义。但是费尔巴哈到这里就突然停止不前了。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3页唯物主义把自然界看做唯一现实的东西，而在黑格尔的体系中自然界只是绝对观念的“外化”，好象是这个观念的退化；无论如何，思维及其思想产物即观念在这里是本原的，而自然界是派生的，只是由于观念的下降才存在。他们就在这个矛盾中徬徨，尽管程度各不相同。

　　这时，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出版了。它一下子就消除了这个矛盾，它直截了当地使唯物主义重新登上王座。自然界是不依赖任何哲学而存在的；它是我们人类即自然界的产物本身赖以生长的基础；在自然界和人以外不存在任何东西，我们的宗教幻想所创造出来的最高存在物只是我们所固有的本质的虚幻反映。魔法被解除了；“体系”被炸开了，而且被抛在一旁，矛盾既然仅仅是存在于想象之中，也就解决了。——这部书的解放作用，只有亲身体验过的人才能想象得到。那时大家都很兴奋：我们一时都成为费尔巴哈派了。马克思曾经怎样热烈地欢迎这种新观点，而这种新观点又是如何强烈地影响了他（尽管还有批判性的保留意见），这可以从《神圣家族》中看出来。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7—218页一贯作为黑格尔思想方式俘虏的绝对批判，正在这里猛烈地冲击它的监狱的铁槛和围墙。“简单的概念”、术语、哲学的全部思维方式、甚至整个哲学在这里都遭到嫌弃。马上代之而起的是“人类关系的真正丰富性”、“历史的无穷尽的内容”、“人的意义”等等。“体系的秘密”宣告“已被揭露”。

　　然而，到底是谁揭露了“体系”的秘密呢？是费尔巴哈。是谁摧毁了概念的辩证法即仅仅为哲学家们所熟悉的诸神的战争呢？是费尔巴哈。是谁不是用“人的意义”（好象人除了是人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意义似的！）而是用“人”本身来代替包括“无限的自我意识”在内的破烂货呢？是费尔巴哈，而且仅仅是费尔巴哈。他所做的事情比这还要多。他早已摧毁了现今正被“批判”乱用的那些范畴：“人类关系的真正丰富性、历史的无穷尽的内容、历史的斗争、群众和精神的斗争”等等。

　　在认识到人是全部人类活动和全部人类关系的本质、基础之后，唯有“批判”才能够发明出新的范畴来，并象它正在做的那样，重新把人本身变成某种范畴，变成一系列范畴的原则。当然，这样“批判”就走上了唯一的生路，但这条路仍然处在惊惶不安和遭受迫害的神学的非人性的控制之下。历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它“并不拥有任何无穷尽的丰富性”，它并“没有在任何战斗中作战”！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为这一切而斗争的，不是“历史”，而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历史”并不是把人当做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

　　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1844年9—11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18—119页诚然，费尔巴哈比“纯粹的”唯物主义者有巨大的优越性：他也承认人是“感性的对象”。但是，毋庸讳言，他把人只看做是“感性的对象”，而不是“感性的活动”，因为他在这里也仍然停留在理论的领域内，而没有从人们现有的社会联系，从那些使人们成为现在这种样子的周围生活条件来观察人们；因此毋庸讳言，费尔巴哈从来没有看到真实存在着的、活动的人，而是停留在抽象的“人”上，并且仅仅限于在感情范围内承认“现实的、单独的、肉体的人”，也就是说，除了爱与友情，而且是理想化了的爱与友情以外，他不知道“人与人之间”还有什么其他的“人的关系”。他没有批判现在的生活关系，因而他从来没有把感性世界理解为构成这一世界的个人的共同的、活生生的、感性的活动，因此，比方说，当他看到的是大批患瘰疬病的、积劳成疾的和患肺痨的贫民而不是健康人的时候，便不得不诉诸“最高的直观”和理想的“类的平等化”，这就是说，正是在共产主义的唯物主义者看到改造工业和社会制度的必要性和条件的地方，他却重新陷入唯心主义。

　　当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当他去探讨历史的时候，他决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在他那里，唯物主义和历史是彼此完全脱离的。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0页在费尔巴哈那里，爱随时随地都是一个创造奇迹的神，可以帮助他克服实际生活中的一切困难，——而且这是在一个分成利益直接对立的阶级的社会里。这样一来，他的哲学中的最后一点革命性也消失了，留下的只是一个老调子：彼此相爱吧！不分性别、不分等级地互相拥抱吧，——大家一团和气地痛饮吧！

　　简单扼要地说，费尔巴哈的道德论是和它的一切前驱者一样的。它适用于一切时代、一切民族、一切情况；正因为如此，它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是不适用的，而在现实世界面前，是和康德的绝对命令一样软弱无力的。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同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36页论狄慈根

　　值得注意的是，不仅我们发现了这个多年来已成为我们最好的劳动工具和最锐利的武器的唯物主义辩证法，而且德国工人约瑟夫·狄慈根不依靠我们，甚至不依靠黑格尔也发现了它。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39页狄慈根的作用在于：他表明了工人可以独立地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即掌握马克思的哲学。狄慈根并不认为自己是某一学派的创始人，这一点对于评价工人出身的狄慈根是非常重要的。

　　列宁：《纪念约瑟夫·狄慈根逝世二十五周年》

　　（发表于1913年5月5日）。《列宁全集》第19卷第61页

　　工人们要想成为有觉悟的人，应该读一读约·狄慈根的著作，但任何时候也不要忘记，他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学说的阐述并不总是正确的，只有从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才能学到哲学。

　　列宁：《纪念约瑟夫·狄慈根逝世二十五周年》

　　（发表于1913年5月5日）。《列宁全集》第19卷第62页

　　和恩格斯不同，狄慈根暧昧、模糊、混乱地表达自己的思想。但是，撇开他的叙述的缺点和个别的错误不谈，他很好地捍卫了“唯物主义认识论”

　　（第222页及第271页）和“辩证唯物主义”（第224页）。狄慈根说：“唯物主义认识论在于承认：人的认识器官并不放出任何形而上学的光，而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它反映自然界的其他部分。”（第222—223页）“认识能力不是什么超自然的真理泉源，而是反映世界的物或自然界的类似镜子的工具。”（第243页）我们的深思熟虑的马赫主义者们回避研究狄慈根的每一个个别的唯物主义认识论的论点，而抓着他离开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地方，抓着他的模糊、混乱的地方。狄慈根会为反动哲学家们所喜欢，是因为他有某些混乱的地方。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下半年）。《列宁选集》第2卷第251—252页要对这本书作出完全确定的评价是困难的；这个人不是天生的哲学家，况且是一个一半靠自学出来的人。从他使用的术语上一下子就可以看出他的一部分知识来源（例如，费尔巴哈、你的书和关于自然科学的各种毫无价值的通俗读物），很难说他此外还读过什么东西。术语自然还很混乱，因此缺乏精确性，并且常常用不同的表达方式重复同样的东西。其中也有辩证法，但多半是象火花一样地闪耀，而不是有联系地出现。关于自在之物是想象之物的描述，如果能够肯定这是他自己的创造，那末这种描述应当说是很出色的，甚至是天才的。他这本著作中有许多地方很机智，而且，尽管文法上有缺点，但是表现了出色的写作才能。总的说来，他有一种值得注意的本能，能够在这样缺乏科学修养的情况下得出这样多正确的结论。

　　恩格斯：《致马克思（1868年11月6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73—374页狄慈根是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我们在下面将指出：他的表达方式往往不确切，他常常陷入混乱，而各式各样无知的人（包括欧·狄慈根）就把这些东西抓住不放，当然我们的马赫主义者也不例外。然而，他们不化一点力气或者没有本事去分析他的哲学的主要路线，把唯物主义和其他因素分别清楚。

　　狄慈根在他的著作《人脑活动的实质》（1903年德文版第65页）中说道：“我们如果把世界看作是‘自在之物’，那就容易了解：‘自在世界’和显现在我们面前的世界、即世界的现象之间的相互差别，不过是整体和部分之间的差别而已。”“现象和显现者之间的差别，正象十哩路程和全程之间的差别一样。”（第71—72页）在这里并没有而且也不会有任何原则的差别、任何“超越”、任何“天生的不一致”。但是，差别当然是有的，因为这里有着超出感性知觉的界限向我们之外的物的存在的过渡。

　　狄慈根在《一个社会主义者在认识论领域中的漫游》这篇文章中说道：“我们知道<erfahren，体验到>，任何经验都是那种超出任何经验界限的东西（用康德的话来讲）的一部分。”“对于意识到自己的本质的意识来说，任何微粒，不论是灰尘、石头或木头的微粒，都是一种不能彻底认识的东西（Unauskenntliches），这就是说，每一个微粒都是人的认识能力所不可穷尽的材料，因而是一种超出经验界限的东西。”（第199页）你们看：在狄慈根用康德的话来讲的时候，也就是说，在仅仅为了通俗化和对比的目的而采用康德的错误的混乱的术语的时候，他承认超出“经验界限”。这就是马赫主义者在从唯物主义转到不可知论时抓住不放的一个好例子，他们说：我们不愿意超出“经验界限”，在我们看来，“感性表象也就是存在于我们之外的现实”。

　　狄慈根正反对这种哲学，他说：“不健康的神秘主义反科学地把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分开。它把显现着的物和‘自在之物’，即把现象和真理变为两个彼此totocoelo〈完全地、根本地、原则地〉不同的并且不包括在任何一般范畴中的范畴。”（第200页）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下半年）。《列宁选集》第2卷第118—119页在约·狄慈根从事写作的时候，正是单纯的、庸俗的唯物主义传播最广的时代。所以，约·狄慈根特别强调唯物主义的历史演变，强调唯物主义的辩证性质，即强调必须从发展的观点出发，必须懂得人的每一种认识的相对性，必须懂得世界上一切现象的全面联系和相互依存，必须把自然历史唯物主义提高到唯物主义历史观。

　　约·狄慈根在强调人类认识的相对性时，往往陷于混乱状态，以至错误地向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作了让步。哲学中的唯心主义多少能够巧妙地维护僧侣主义，即维护这个认为信仰高于科学或者同科学并列，或者整个地让位于信仰的学说。不可知论（来自希腊文，《a》是不的意思，《гносис》是知识的意思）是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动摇的，实际上也就是在唯物主义科学和僧侣主义之间动摇的。康德（康德主义者）、休谟（实证论者、实在论者等等）的拥护者和现代的“马赫主义者”都属于不可知论者。因此某些最反动的资产阶级哲学家，如臭名昭著的非开化论者和僧侣主义的公开拥护者，曾试图“利用”约·狄慈根的错误。

　　但是整个说来，约·狄慈根是个唯物主义者。狄慈根是僧侣主义和不可知论的敌人。约·狄慈根写道：“我们同过去的唯物主义者只有一个共同点：承认物质是观念的前提或基原。”这个“只有”也就是哲学唯物主义的核心。

　　约·狄慈根写道：“唯物主义认识论承认人类认识器官不会放射出任何形而上学的光来，它是自然界中一个反映自然界其他各种片断的片断。”这也就是人类认识永恒运动着和变化着的物质的唯物主义反映论，——这个理论引起了整个教授式御用哲学的仇视和恐慌，诽谤和歪曲。约·狄慈根怀着多么深厚的真正革命者的热情抨击并痛斥了唯心主义教授们和实在论者等等这些“僧侣主义的老牌走狗”！约·狄慈根关于哲学的“党派”，即关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公正地写道：“在所有的党派中，最卑鄙的就是中间党派。”

　　列宁：《纪念约瑟夫·狄慈根逝世二十五周年》

　　（1913年5月5日）。《列宁全集》第19卷第62—63页

　　约·狄慈根尽管在阐述辩证唯物主义时曾犯过一些局部性的错误，但他充分重视并接受了他的导师们的这个最伟大和最宝贵的传统。狄慈根由于发表一些欠妥的违背唯物主义的言论而犯了许多错误，可是他从来没有企图在原则上脱离唯物主义而独树“新的”旗帜，在紧要关头他总是毅然决然地声明：我是唯物主义者，我的哲学是唯物主义哲学。我们的狄慈根公正地说道：“在一切党派之中，最可鄙的就是中间党派……正如政治上各党派日益集成两个阵营一样……科学也正在划分为两个基本集团（Generalklass-en）：一边是形而上学者，另一边是物理学家或唯物主义者。名目繁多的中间分子和调和派的骗子，如唯灵论者、感觉论者、实在论者等等，在他们的路途上一会儿卷入这个潮流，一会儿又卷入那个潮流。我们要求坚决性，我们要求明确性。反动的蒙昧主义者（Retraiteblaser）称自己为唯心主义者，而所有那些竭力把人类理性从形而上学的荒诞思想中解放出来的人应当称为唯物主义者……如果我们把这两个党派比作固体和液体，那末中间分子就是烂泥一类的东西。”正是如此！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下半年）。《列宁选集》第2卷第346—347页见他在1876年写的论文《社会民主主义的哲学》，载于《短篇哲学论文集》1903年版第135页。（列宁原注）论孔德

　　我现在在顺便研究孔德，因为对于这个家伙英国人和法国人都叫喊得很厉害。使他们受迷惑的是他的著作简直象百科全书。包罗万象。但是这和黑格尔比起来却非常可怜（虽然孔德作为专业的数学家和物理学家要比黑格尔强，就是说在细节上比他强，但是整个说来，黑格尔甚至在这方面也比他不知道伟大多少倍）。而且这种腐朽的实证主义是出现在1832年！

　　马克思：《致恩格斯（1866年7月7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236页

　　您对奥古斯特·孔德的评述使我很感兴趣。谈到这位“哲学家”，我认为还有一件很重要的工作要做。孔德曾经给圣西门做过五年秘书，而且是他的挚友。圣西门确实吃了思想丰富的苦头；他既是天才，又是神秘主义者。明确透彻的表述，条理化、系统化，非他的能力所及。因此，他就为自己找到了孔德，此人在师父死后应能把这些盈盈欲溢的思想条理化而后公之于世；和其他喜爱幻想的学生相反，孔德的数学修养和思维方式看来特别适于完成此项工作。可是，孔德突然和“师父”决裂，退出了这个学派；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他才以他的《实证哲学》显露了头角。

　　在这个体系中有三个突出的因素：

　　（1）有许多天才思想，但是几乎照例都或多或少地遭到损害；这是由于（2）狭隘的庸人世界观和这种天才处于完全对立地位，使这些思想得不到充分的阐述；（3）一部完全来自圣西门主义而又摆脱任何神秘主义的宗教宪章，它是极其荒诞地按教阶制度编制起来并以一个合法的教皇为首脑，这就使得赫胥黎谈到孔德时说，孔德主义是没有基督教的天主教。

　　我敢说，第三点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办法来解决其他办法不能解决的第一点和第二点之间的矛盾；孔德的全部天才思想都是从圣西门那里接受过来的，但是他在按照他个人的观点分类整理时把这些思想糟蹋了：他剥去这些思想特有的神秘主义外衣，同时也就把它们降到更低的水平，尽自己的力量按庸人的方式把它们加以改作。从许多地方都可以很容易地证明这些思想是来自圣西门，而且我坚信，如果有人认真地从事这个工作，一定还能够在其他方面发现这种情况。如果不是圣西门本人的著作在1330年以后被圣西门的学派和教义的喧声所湮没的话，这种情况一定早就发现了，它们把“师父”的学说的个别方面加以强调和发挥，却牺牲了他的整个宏伟的思想。

　　恩格斯：《致菲·腾尼斯（1895年1月24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374—375页孔德绝不可能是他的从圣西门那里抄来的百科全书式的自然科学整理法的创造者，这从下列事实就可以看出：这套整理法在他那里只是为了安排教材和教学，因而就导致那种愚蠢的全科教育，在那里，不到一门科学完全教完之后不教另一门科学，在那里，一个基本上正确的思想被数学地夸大成胡说八道。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93页

　　工人的发展现在已经越过了社会主义宗派的阶段，但不应忘记，他们从来也不曾被孔德派操纵过。这个宗派所给予国际的，不过是大约六七个人的一个支部，这个支部的纲领被总委员会所拒绝。巴黎工人知道：孔德在政治方面是帝国制度（个人独裁）的代言人；在政治经济学方面是资本家统治的代言人；在人类活动的所有范围内，甚至在科学范围内是等级制度的代言人；巴黎工人还知道：他是一部新的教义问答的作者，这部新的教义问答用新的教皇和新的圣徒代替了旧教皇和旧圣徒。

　　如果说，孔德的信徒在英国比在法国受人民欢迎些，那倒不是由于他们鼓吹了他们的宗派教义，而是由于他们个人的优良品质，还由于他们接受了那些不是由他们创造的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形式，例如英国的工联和罢工。顺便提一下，这些斗争形式是被他们在巴黎的同宗道友们斥为异端的。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初稿》（1871年4—5月）。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23—424页论马赫、阿芬那留斯

　　马赫是现今最有名望的经验批判主义的代表，这在哲学著作中是公认的；……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下半年）。《列宁选集》第2卷第16—17页自然科学家马赫的哲学对于自然科学，就象基督徒犹大的接吻对于耶稣一样。马赫也同样地把自然科学出卖给信仰主义，因为他实质上转到哲学唯心主义方面去了。马赫对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的背弃，从各方面来看，都是一种反动现象。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下半年）。《列宁选集》第2卷第355—356页关于阿芬那留斯，他的学生卡斯坦宁说，他在一次私人谈话中表示：“我既不知道物理的东西，也不知道心理的东西，只知道第三种东西。”有一位著作家指出，阿芬那留斯没有提出这个第三种东西的概念。彼得楚尔特回答说：“我们知道他为什么不能提出这样的概念。因为第三种东西没有对立概念[Gegenbegriff，相关概念]……什么是第三种东西这个问题的提法是不合逻辑的。”不可能给这个概念下定义，这一点彼得楚尔特是懂得的。但是他不懂得，援用“第三种东西”不过是一种狡辩，因为我们每个人都知道什么是物理的东西，什么是心理的东西，可是目前谁也不知道什么是“第三种东西”。阿芬那留斯用这种狡辩只是掩盖形迹，事实上他在宣称自我是第一性的（中心项），自然界（环境）是第二性的（对立项）。

　　当然，就是物质和意识的对立，也只是在非常有限的范围内才有绝对的意义，在这里，仅仅在承认什么是第一性的和什么是第二性的这个认识论的基本问题的范围内才有绝对的意义。超出这个范围，物质和意识的对立无疑是相对的。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下半年）。《列宁选集》第2卷第147页现在我们从哲学的党派观点来看一看马赫、阿芬那留斯以及他们的学派。这些先生们以无党性自夸；如果说他们有什么死对头，那末只有一个，只有……唯物主义者。在一切马赫主义者的一切著作中，象一条红线那样贯穿着“驾凌”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上、超越它们之间“陈旧的”对立的愚蠢愿望。而事实上这帮人每时每剜地都在陷入唯心主义，同唯物主义进行始终不渝的斗争。象阿芬那留斯这类人精心制造出来的认识论的怪论，不过是教授们的虚构和创立“自己的”哲学小宗派的企图而已。事实上，在现代社会的各种思想和派别互相斗争的总的形势下，这些认识论的诡计所起的客观作用却只有一个，就是给唯心主义和信仰主义扫清道路，替它们忠实服务。因此，华德之流的英国唯灵论者、赞扬马赫攻击唯物主义的法国新批判主义者以及德国的内在论者，都拼命地抓住这个小小的经验批判主义者学派，这实在不是偶然的！狄慈根所谓的“信仰主义的有学位的奴仆”这一说法，正是击中了马赫、阿芬那留斯以及他们的整个学派的要害。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下半年）。《列宁选集》第2卷第348—349页马赫和阿芬那留斯都是从康德开始，可是他们并没有走向唯物主义，而是朝着相反的方向走向休谟和贝克莱。阿芬那留斯以为自己“清洗了一般经验”，其实他只不过是把康德主义从不可知论中清洗出去。马赫和阿芬那留斯的整个学派愈来愈明确地走向唯心主义，它和最反动的唯心主义学派之一、即所谓内在论学派密切结合起来了。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下半年）。《列宁选集》第2卷第364页我们已经看到，马赫和阿芬那留斯的哲学是大杂烩，是一些矛盾的没有联系的认识论命题的堆砌。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下半年）。《列宁选集》第2卷第221页糟糕的是，波格丹诺夫（以及所有的俄国马赫主义者）没有深刻研究马赫和阿芬那留斯的最初的唯心主义观点，没有认清他们的基本的唯心主义前提，因而就没有看出他们后来想偷运唯物主义这一企图的非法性和折衷性。但是，正如在哲学文献中大家公认马赫和阿芬那留斯的最初的唯心主义一样，大家也公认后来经验批判主义力图转向唯物主义。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下半年）。《列宁选集》第2卷第55页论配第

　　把商品归结于二重形式的劳动，即把使用价值归结于实在劳动或合乎目的的生产活动，把交换价值归结于劳动时间或相同的社会劳动，是古典政治经济学一个半世纪以上的研究得出的批判性的最后成果；古典政治经济学在英国从威廉·配第开始，到李嘉图结束，在法国从布阿吉尔贝尔开始，到西斯蒙第结束。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8年8月—1859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1页配第也把分工当作生产力来阐述，而且他的构想比亚当·斯密还要宏大。……配第的著作几乎是书肆珍品，只散见于陈旧拙劣的版本；这一点尤其值得奇怪的是，威廉·配第不仅是英国政治经济学之父，并且还是别号兰斯唐侯爵的英国辉格党的奈斯托尔——亨利·配第的先祖。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8年8月—1859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2—43页注

　　洛克和诺思的例子向我们提供了证明：配第在政治经济学的几乎一切领域中所作的最初的勇敢尝试，都一一为他的英国的后继者所接受，并且作了进一步的研究。在1691到1752年这段时期，这一过程的痕迹，就是对于最肤浅的观察者说来，也是十分明显的，因为这一时期比较重要的经济著作，无论赞成或者反对配第，总是涉及配第的。因此，这个出现了很多杰出思想家的时期，对研究政治经济学的逐渐产生来说是最重要的时期。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1878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77页配第在他的《赋税论》（1662年第一版）中，对商品的价值量作了十分清楚的和正确的分析。他一开始就用需要等量劳动来生产的贵金属和谷物具有同一价值的例子来说明价值量，这样他就为贵金属的价值下了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理论上的”定义。而且他还确定而概括地谈到商品的价值是由等量劳动（equallabour）来计量的。他把自己的发现用来解决各种不同的以及一些非常复杂的问题，并且有时在各个场合和各种著作中，甚至在没有重复这个基本命题的地方，从这个基本命题作出重要的结论。但是他在自己的第一部著作中就已经说道：

　　“我断定，这一点<通过等量劳动进行估价>是平衡和衡量各个价值的基础；但是在它的上层建筑和实际应用中，我承认情况是多种多样的和错综复杂的。”

　　可见，配第已经意识到他的发现的重要性及其在具体应用上的困难。因此，为了达到某些具体的目的，他也试走另一条道路。必须找出土地利劳动之间的自然的等同关系（anaturalPar），以便价值可以随意“在二者之一，或者更好是在这二者中”表现出来。这个迷误本身是天才的。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1878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71—272页论魁奈

　　法国最末一个专制君主和法兰西王朝没落的代表者路易十五有一个御医，这个人同时又是法国的第一个经济学家。这位御医，这位经济学家是预言法国资产阶级必然要取得胜利的先知。魁奈医生使政治经济学成为一门科学；他在自己的名著《经济表》中概括地叙述了这门科学。除了已经有的对该表的一千零一个注解以外，我们还找到医生本人做的一个注解。这就是附有“七个重要说明”的《经济表的分析》。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1847年）。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03页

　　大家知道，重农学派把社会分成三个阶级：（一）生产阶级，即真正从事农业的阶级，租地农场主和农业工人；他们之所以被称为生产阶级，是因为他们的劳动提供剩余——地租。（二）占有这种剩余的阶级，其中包括土地所有者和依附于他们的家仆，君主以及所有由国家付给薪俸的官吏，最后还包括以什一税占有者这一特殊身分出现的教会。为简便起见，我们以后把第一个阶级简称为“租地农场主”，把第二个阶级简称为“土地所有者”。

　　（三）从事工商业的或不生产的（不结果实的）阶级，他们之所以被称为不生产的，是因为从重农学派的观点看来，他们在由生产阶级供给他们的原料中所加上的价值，只是等于他们所消费的由生产阶级供给他们的生活资料的价值。魁奈的《经济表》就是要通过图解来清楚地说明：一个国家（实际上就是法国）每年的总产品，怎样在这三个阶级之间流通，怎样为每年的再生产服务。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1878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87页重农学派最大的功劳，就在于他们在自己的《经济表》中，首次试图对通过流通表现出来的年生产的形式画出一幅图画。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发表于1867年9月）。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48页

　　亚·斯密带着几分讽刺意味引用了米拉波侯爵的夸张说法：“自从世界形成以来，有三大发明……第一是文字的发明……第二是货币的发明<！>……第三是《经济表》，这个表是前两者的结果和完成。”（加尔涅的译本，第3卷第4篇第9章第540页）但是，实际上，这是一种尝试：把资本的整个生产过程表现为再主产过程，把流通表现为仅仅是这个再生产过程的形式；把货币流通表现为仅仅是资本流通的一个要素；同时，把收入的起源、资本和收入之间的交换、再生产消费对最终消费的关系都包括到这个再生产过程中，把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实际上是资本和收入之间）的流通包括到资本流通中；最后，把生产劳动的两大部门——原料生产和工业——之间的流通表现为这个再生产过程的要素，而且把这一切总结在一张《表》上，这张表实际上只有五条线，连结着六个出发点或归宿点。这个尝试是在十八世纪三十至六十年代政治经济学幼年时期做出的，这是一个极有天才的思想，毫无疑问是政治经济学至今所提出的一切思想中最有天才的思想。

　　至于资本流通、资本的再生产过程、资本在这个再生产过程中采取的各种不同的形式、资本流通同一般流通的联系，也就是说，不仅资本同资本的交换，而且资本同收入的交换，那末，斯密实际上只是接受了重农学派的遗产，对财产目录的各个项目作了更严格的分类和更详细的描述，但是对于过程的整体未必叙述和说明得象《经济表》大体上描绘的那样正确，尽管魁奈的前提是错误的。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一册）（写于1861年8月—1863年7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6卷1第365—366页

　　重农学派的重大功绩在于，他们在资产阶级视野以内对资本进行了分析。正是这个功绩，使他们成为现代政治经济学的真正鼻祖。首先，他们分析了资本在劳动过程中借以存在并分解成的各种物质组成部分。决不能责备重农学派，说他们和他们所有的后继者一样，把资本存在的这些物质形式——工具、原料等等，当作跟它们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出现时的社会条件脱离的资本来理解，简言之，不管劳动过程的社会形式如何，只从它们是一般劳动过程的要素这个形式来理解；从而，把生产的资本主义形式变成生产的一种永恒的自然形式。对于他们来说，生产的资产阶级形式必然以生产的自然形式出现。重农学派的巨大功绩是，他们把这些形式看成社会的生理形式，即从生产本身的自然必然性产生的，不以意志、政策等等为转移的形式。这是物质规律；错误只在于，他们把社会的一个特定历史阶段的物质规律看成同样支配着一切社会形式的抽象规律。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一册）（写于1861年8月—1863年7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6卷1第15页

　　论富兰克林

　　第一次有意识地、明白而浅显地把交换价值归结于劳动时间的分析，我们是在新世界的一个人那里发现的，在新世界，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同它的承担者一起输入进来，并且在这块由于土质肥沃而补救了历史传统贫乏的土地上迅速生长起来。这个人就是本杰明·富兰克林，他在1719年所写而在1721年付印的一本青年时代的著作中，表述了现代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规律。他说必须撇开贵金属而寻找另一种价值尺度。这种尺度就是劳动。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8年6月—1859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5页最早的经济学家之一、著名的富兰克林，继威廉·配第之后着出了价值的本质，他说：“既然贸易无非是一种劳动同另一种劳动的交换，所以一切物的价值用劳动来估计是最正确的”（斯巴克斯编《富兰克林全集》1836年波士顿版第2卷第267页）。富兰克林没有意识到，既然他“用劳动”来估计一切物的价值，也就抽掉了各种互相交换的劳动的差别，这样就把这些劳动化为相同的人类劳动。他虽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却把它说了出来。他先说“一种劳动”，然后说“另一种劳动”，最后说的是没有任何限定的“劳动”，也就是作为一切物的价值实体的劳动。（第2版注）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发表于1867年9月）。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5页注（17a）确切地说，亚里士多德所下的定义是：人天生是城市的市民。这个定义标志着古典古代的特征，正如富兰克林所说的人天生是制造工具的动物这一定义标志着美国社会的特征一样。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发表于1867年9月）。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63页注（13）

    论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

　　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马克思以前在资本主义最发达的英国形成的。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研究经济制度的时候奠定了劳动价值论的基础。马克思继续了他们的事业。

　　列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

　　（1913年3月）。《列宁选集》第2卷第443页古典派如亚当·斯密和李嘉图，他们代表着一个还在同封建社会的残余进行斗争、力图清洗经济关系上的封建残污、扩大生产力、使工商业具有新的规模的资产阶级。从他们的观点看来，参加这一斗争并专心致力于这一狂热活动的无产阶级只是经受着暂时的偶然的苦难，并且它自己也把这些苦难当做暂时的。亚当·斯密和李嘉图这样的经济学家是当代的历史学家，他们的使命只是表明在资产阶级生产关系下如何获得财富，只是将这些关系表述为范畴和规律并证明这些规律和范畴比封建社会的规律和范畴更便于进行财富的生产。在他们看来，贫困只不过是一种暂时的病痛，正如自然界中新生出东西来和工业上新东西出现时的情况一样。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1847年上半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20—121页虽然到十七世纪末，狭义的政治经济学已经在一些天才的头脑里产生了，可是由重农学派和亚当·斯密做了正面阐述的狭义的政治经济学，实质上是十八世纪的产儿，它可以和同时代的伟大法国启蒙学者的成就媲美，并且也带有那个时代的一切优点和缺点。我们关于启蒙学者所说的话，也适用于当时的经济学家。在他们看来，新的科学不是他们那个时代的关系和需要的表现，而是永恒的理性的表现，新的科学所发现的生产和交换的规律，不是历史地规定的经济活动形式的规律，而是永恒的自然规律：它们是从人的本性中引伸出来的。但是，仔细观察一下，这个人就是当时正在向资产者转变的中等市民，而他的本性就是在当时的历史地规定的关系中从事工业和贸易。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1878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90—191页亚当·斯密大大地前进了一步，他抛开了创造财富的活动的一切规定性，——干脆就是劳动，既不是工业劳动、又不是商业劳动、也不是农业劳动，而既是这种劳动，又是那种劳动。有了创造财富的活动的抽象一般性，也就有了被规定为财富的对象的一般性，这就是产品一般，或者说又是劳动一般，然而是作为过去的、物化的劳动。这一步跨得多么艰难，多么远，只要看看连亚当·斯密本人还时时要回到重农学派的观点上去，就可想见了。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1857年8—9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06页我们看到，在对剩余价值的分析上，因而在对资本的分析上，亚·斯密比重农学派前进了一大步。在重农学派的著作中，创造剩余价值的，仅仅是一个特定种类的实在劳动——农业劳动。因此，他们考察的是劳动的使用价值，而不是劳动时间，不是作为价值的唯一源泉的一般社会劳动。而在这特定种类的劳动中，实际上创造剩余价值的又是自然，是土地，剩余价值被理解为物质（有机物质）的量的增加，理解为生产出来的物质超过消费了的物质的余额。他们还只是在十分狭隘的形式中考察问题，因而夹杂着空想的观念。相反，在亚·斯密的著作中，创造价值的，是一般社会劳动（不管它表现为哪一种使用价值），仅仅是必要劳动的量。剩余价值，无论它表现为利润、地租的形式，还是表现为派生的利息形式，都不过是劳动的物质条件的所有者在同活劳动交换过程中占有的这种必要劳动的一部分。因此，在重农学派看来，剩余价值只表现为地租形式，而在亚·斯密看来，地租、利润和利息都不过是剩余价值的不同形式。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一册）（写于1861年8月—1863年7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6卷1第64页

　　亚当虽然实质上是考察剩余价值，但是他没有清楚地用一个不同于剩余价值特殊形式的特定范畴来阐明剩余价值，因此，后来他不通过任何中介环节，直接就把剩余价值同更发展的形式即利润混淆起来了。这个错误，在李嘉图和以后的所有经济学家的著作中，仍然存在。由此就产生了一系列不一贯的说法、没有解决的矛盾和荒谬的东西（在李嘉图的著作中，这种情况更加突出，因为他更加系统而一致地、始终如一地贯彻了价值的基本规律，所以不一贯的说法和矛盾表现得更为突出），对于这一切，李嘉图学派企图用烦琐论证的办法，靠玩弄词句来加以解决（我们在后面关于利润那一篇中将会看到这一点）。粗俗的经验主义变成了虚伪的形而上学，变成了烦琐哲学，它绞尽脑汁，想用简单的形式抽象，直接从一般规律中得出不可否认的经验现象，或者巧妙地使经验现象去迁就一般规律。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一册）（写于1861年8月—1863年7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6卷1第69—71页

　　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属于阶级斗争不发展的时期的。它的最后的伟大的代表李嘉图，终于有意识地把阶级利益的对立、工资和利润的对立、利润和地租的对立当作他的研究的出发点，因为他天真地把这种对立看作社会的自然规律。这样，资产阶级的经济科学也就达到了它的不可逾越的界限。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1873年1月24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12页作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完成者，李嘉图把交换价值决定于劳动时间这一规定作了最透彻的表述和发挥，经济学界发生的争论自然就集中到他身上。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8年8月—1859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51页由此可见，李嘉图的毫无顾忌不仅是科学上的诚实，而且从他的立场来说也是科学上的必要。因此对李嘉图来说，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究竟是毁灭土地所有权还是毁灭工人，这是无关紧要的。如果这种进步使工业资产阶级的资本贬值，李嘉图也是欢迎的。如果劳动生产力的发展使现有的固定资本贬值一半，那将怎样呢？——李嘉图说，——要知道人类劳动生产率却因此提高了一倍。这就是科学上的诚实。如果说李嘉图的观点整个说来符合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这只是因为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符合生产的利益，或者说，符合人类劳动生产率发展的利益，并且以此为限。凡是资产阶级同这种发展发生矛盾的场合，李嘉图就毫无顾忌地反对资产阶级，就象他在别的场合反对无产阶级和贵族一样。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二册）（与于1861年8月—1863年7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II第124—125页李嘉图从来没有考虑到剩余价值的起源。他把剩余价值看作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固有的东西，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他看来是社会生产的自然形式。他在谈到劳动生产率的时候，不是在其中寻找剩余价值存在的原因，而只是寻找决定剩余价值量的原因。相反，他的学派公开宣称，劳动生产力是利润（应读作剩余价值）产生的原因。这无论如何总比重商主义者前进了一步，因为重商主义者认为，产品的价格超过产品生产费用而形成的余额是从交换中，从产品高于其价值的出售中产生的。不过对这个问题，李嘉图学派也只是回避，而没有解决。这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实际上具有正确的本能，懂得过于深入地研究剩余价值的起源这个爆炸性问题是非常危险的。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发表于1867年9月）。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63—564页李嘉图的方法是这样的：李嘉图从商品的价值量决定于劳动时间这个规定出发，然后研究其他经济关系（其他经济范畴）是否同这个价值规定相矛盾，或者说，它们在多大的程度上改变着这个价值规定。人们一眼就可以看出这种方法的历史合理性，它在政治经济学史上的科学必然性，同时也可以看出它在科学上的不完备性，这种不完备性不仅表现在叙述的方式上（形式方面），而且导致错误的结论，因为这种方法跳过必要的中介环节，企图直接证明各种经济范畴相互一致。

　　这种研究方法从历史上看是合理的和必然的。在亚·斯密那里，政治经济学已发展为某种整体，它所包括的范围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形成，因此，萨伊能够肤浅而系统地把它概述在一本教科书里。在斯密和李嘉图之间的这段时期，仅仅对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货币、人口论、土地所有权以及税收等个别问题作了一些研究。斯密本人非常天真地活动于不断的矛盾之中。一方面，他探索各种经济范畴的内在联系，或者说，资产阶级经济制度的隐蔽结构。另一方面，他同时又按照联系在竞争现象中表面上所表现的那个样子，也就是按照它在非科学的观察者眼中，同样在那些被实际卷入资产阶级生产过程并同这一过程有实际利害关系的人们眼中所表现的那个样子，把联系提出来。这是两种理解方法，一种是深入研究资产阶级制度的内在联系，可以说是深入研究资产阶级制度的生理学，另一种则只是把生活过程中外部表现出来的东西，按照它表现出来的样子加以描写、分类、叙述并归入简单概括的概念规定之中。这两种理解方法在斯密的著作中不仅安然并存，而且相互交错，不断自相矛盾。在斯密那里，这样做是有理由的（个别的专门的研究，如关于货币的研究除外），因为他的任务实际上是双重的。一方面，他试图深入研究资产阶级社会的内部生理学，另一方面，他试图既要部分地第一次描写这个社会外部表现出来的生活形式，描述它外部表现出来的联系，又要部分地为这些现象寻找术语和相应的理性概念，也就是说，部分地第一次在语言和思维过程中把它们再现出来。前一任务，同后一任务一样使他感到兴趣，因为两个任务是各自独立进行的，所以这里就出现了完全矛盾的表述方法：一种方法或多或少正确地表达了内在联系，另一种方法同样合理地，并且缺乏任何内在关系地，——和前一种理解方法没有任何联系地——表达了外部表现出来的联系。

　　斯密的后继者们，只要他们的观点不是从比较陈旧的、已被推翻的理解方法出发对斯密的反动，都能够在自己的专门研究和考察中毫无阻挡地前进，而且始终把亚·斯密作为自己的基础，不管他们是和斯密著作中的内在部分还是外在部分连结在一起，或者几乎总是把这两部分混在一起。但是，李嘉图终于在这些人中间出现了，他向科学大喝一声：“站住！”资产阶级制度的生理学——对这个制度的内在有机联系和生活过程的理解——的基础、出发点，是价值决定于劳动时间这一规定。李嘉图从这一点出发，迫使科学抛弃原来的陈规旧套，要科学讲清楚：它所阐明和提出的其余范畴——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同这个基础、这个出发点适合或矛盾到什么程度；一般说来，只是反映、再现过程的表现形式的科学以及这些表现本身，同资产阶级社会的内在联系即现实生理学所依据的，或者说成为它的出发点的那个基础适合到什么程度；一般说来，这个制度的表面运动和它的实际运动之间的矛盾是怎么回事。李嘉图在科学上的巨大[525]历史意义也就在这里，因此，被李嘉图抽掉了立足点的庸俗的萨伊怒气冲冲地说：

　　“有人借口扩充它<科学>，把它推到真空里去了。”同这个科学功绩紧密联系着的是，李嘉图揭示并说明了阶级之间的经济对立——正如内在联系所表明的那样，——这样一来，在政治经济学中，历史斗争和历史发展过程的根源被抓住了，并且被揭示出来了。所以，凯里——参看后面有关段落——给李嘉图加上了共产主义之父的罪名：

　　“李嘉图先生的体系是一个制造纷子的体系……整个体系具有挑动阶级之间和民族之间的仇恨的倾向……他的著作是那些企图用平分土地、战争和掠夺的手段来攫取政权的蛊惑者们的真正手册。”

　　（亨·凯里《过去、现在和将来》1848年费拉得尔菲亚版第74—75页）可见，李嘉图的研究方法，一方面具有科学的合理性和巨大的历史价值，另一方面，它在科学上的缺陷也是很明显的，……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二册）（写于1861年8月—1863年7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II第181—183页使李嘉图感到不安的是：利润率，资本主义生产的刺激，积累的条件和动力，会受到生产本身发展的威胁。而且在这里，数量关系就是一切。实际上，成为基础的还有某种更为深刻的东西，他只是模糊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在这里，以纯粹经济学的方式，就是说，从资产阶级立场出发，在资本主义理解力的界限以内，从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立场出发，表现出资本主义生产的限制，它的相对性，即表现出资本主义生产不是绝对的生产方式，而只是一种历史的、和物质生产条件的某个有限的发展时期相适应的生产方式。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1894年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289页不管我们怎样挣扎，只要我们还是讲劳动的买卖和劳动的价值，我们就不能够摆脱这种矛盾。经济学家的情况就是这样。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最后一个代表——李嘉图学派，多半是由于不能解决这个矛盾而遭到了破产。古典政治经济学走入了绝境。从这种绝境中我到出路的那个人就是卡尔·马克思。

　　恩格斯：《卡·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1891年单行本导言》（1891年4月30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45页

　　论西斯蒙第

　　在这种情况下，读到象我们所评论的这本书是十分愉快的，在这部书中作者怀着愤怒的心情，把现在流行的鄙俗的政治经济学，或者象他极其恰当地称为的“庸俗经济学”，与它的古典的先驱者（到李嘉图和西斯蒙第止）对立起来，并且对古典派也采取批判的态度，同时始终力图不离开严格科学研究的道路。

　　恩格斯：《卡·马克恩<资本论>第1卷书评——为<未来报>作》（1867年10月12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233页

　　西斯蒙第在同李嘉图的直接论战中不仅强调指出生产交换价值的劳动的特殊社会性质，而且指出：“我们经济进步的特征”在于把价值量归结于必要劳动时间，归结于“全社会的需要和足以满足这种需要的劳动量之间的比例”。

　　布阿吉尔贝尔认为生产交换价值的劳动被货币弄得虚假了，西斯蒙第不再为这种观念所束缚，但是，正象布阿吉尔贝尔非难货币一样，他非难大工业资本。如果说在李嘉图那里，政治经济学无情地作出了自己的最后结论并以此结束，那末，西斯蒙第则表现了政治经济学对自身的怀疑，从而对这个结束作了补充。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8年8月—1859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51页西斯蒙第把他的主要学说建立在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对立上，这个学说认为，收入的减少和生产的增长成正比例。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1847年上半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81页在农民阶级远远超过人口半数的国家，例如在法国，那些站在无产阶级方面反对资产阶级的著作家，自然是用小资产阶级和小农的尺度去批判资产阶级制度的，是从小资产阶级的立场出发替工人说话的。这样就形成了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西斯蒙第就是这个学派的首领，对法国来说是这样，对英国来说也是这样。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7年12月—1848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6页

　　我们知道，西斯蒙第的功绩在于，他是最先指出资本主义矛盾的人之一。但是，他指出它们以后，不仅没有试图去分析它们，解释它们的起源、发展和趋势，甚至把它们看做反常的或错误的偏向。他幼稚地用关于消除它们的格言、揭露、规劝等等来反对这些“偏向”，似乎这些矛盾并不反映整个现代社会经济制度中占一定地位的现实居民集团的现实利益。浪漫主义的最显著的特征就是，把利益的矛盾（在社会经济制度本身中深深地扎下了根的矛盾）当做学说、体系甚至措施等等的矛盾或错误。站在发展的矛盾以外并处于两个对立者之间的中间过渡地位的Kleinburger的狭小眼界，在这里是同幼稚的唯心主义结合在一起的，我们几乎可以说，是同用人们（特别是执政者）的意见来解释社会制度而不是用社会制度来解释人们的意见的官僚主义结合在一起的。

　　列宁：《评经济浪漫主义》（1897年）。《列宁全集》第2卷第194—195页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了西斯蒙第在理论经济学方面的所有最主要的原理。总结起来，我们看到，西斯蒙第处处都忠于自己，他的观点始终是不变的。他在各方面不同于古典学派的，是他指出了资本主义的矛盾。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他不能（甚至也不想）在任何一点上把古典学派的分析推进一步，因此只限于从小资产者的观点出发，对资本主义进行伤感主义的批评。这种以伤感主义的申诉和抱怨来代替科学分析的做法，决定了他的了解是非常肤浅的。最新理论也揭发了资本主义的矛盾，但对这些矛盾作了科学的分析，从而在各方面得出了和西斯蒙第根本不同的结论，得出了和他截然相反的对资本主义的看法。

　　列宁：《评经济浪漫主义》（1897年）。《列宁全集》第2卷第163—164页行会是西斯蒙第的理想，他说他不愿意恢复行会，其意思显然只是：应该采取行会的原则和思想（正如民粹派想采用的是村社的原则和思想，而不是称为村社的现代纳税团体），而抛弃其中世纪的畸形丑态。西斯蒙第的计划的荒谬性，不在于他完全维护行会，想完全恢复行会——他并未提出这个任务。荒谬性在于，他把联合地方手工业者这种狭隘的原始的需要所产生的联合当做规范，想把这种标准、这种规范应用于资本主义社会，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联合的社会化的因素是大机器工业，它摧毁中世纪壁障，消除地区、地域、职业的区别。浪漫主义者意识到必须有某种形式的联盟和联合，于是把满足宗法式的停滞的社会中对联合的狭隘需要的联盟当做规范，并且希望把它应用于完全改造过的社会，这个社会有流动的人口，劳动不是在某个村社或某个公会的范围内社会化，而是在全国范围内社会化，甚至这种社会化已超出一国的范围。

　　正是这种错误使得浪漫主义者完全应该归人反动者之列，但说他是反动者，不是说他想简单地恢复中世纪制度，而是说他企图以旧的宗法式的尺度来衡量新社会，想在完全不适合于已经变化了的经济条件的旧的秩序和传统中去找寻规范。

　　列宁：《评经济浪漫主义》（1897年）。《列宁全集》第2卷第203—204页

　　论马尔萨斯

　　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最公开的宣战是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和由此产生的新济贫法。关于马尔萨斯的理论我们已经谈过好几次了。现在我们再来简略地重述一下这一理论的主要结论：地球上永远有过剩人口，所以永远充满着穷困、匮乏和不道德：世界上的人数过多，这是人类的宿命，是人类的永恒的命运，因此，人们就分为不同的阶级，有些比较富裕、受过教育和有道德，而另一些则比较穷困、不幸、愚昧和不道德，由此就得出下面这个实践上的结论（而且这个结论是马尔萨斯本人做出来的）：慈善事业和济贫金实在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它们只会维持“过剩人口”的存在，并鼓励他们繁殖，而其余的人的工资也因他们的竞争而降低了。济贫所给穷人工作也同样是毫无意义的，因为既然只有一定数量的劳动产品能够找到销路，一个失业的工人找到了工作，就必然要使另一个现在有工作的工人失业，换句话说，济贫所这种事业是在损害私人工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此，问题决不在于去养活“过剩人口”，而在于采用某种办法尽可能地缩减过剩人口的数目。马尔萨斯干脆宣布，以往公认的每个生在世界上的人都有权获得生活资料的说法是完全荒谬的。他引用了一个诗人的话：穷人来赴大自然的宴会，但是找不到空着的餐具，马尔萨斯自己又添上了一句：于是大自然就命令他滚蛋（shebidshimtobegone），“因为他在出生以前没有事先问一下社会是否愿意接受他”。这一理论现在已成为英国一切真正的资产者心爱的理论，这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要知道，这种理论对他们是很方便的，而且在现存关系下它在许多方面是符合实际的。既然问题不在于利用“过剩人口”，不在于把“过剩人口”变为有用的人口，而只在于用尽可能简便的方法使这些人饿死，并同时阻止他们生出过多的孩子，那末事情自然就很简单了，不过还得有一个条件，这就是必须使“过剩人口”承认自己是过剩的，并且心甘情愿饿死。但是，尽管仁慈的资产阶级已经费尽心机，使工人们相信自己没有用处，然而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成功的希望。相反地，无产者却坚决相信，他们有勤劳的双手，他们正是必不可少的人，而无所事事的有钱的资本家先生们，才真正是多余的。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44年9月—1845年3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572—573页

　　马尔萨斯的理论却是一个不停地推动我们前进的、绝对必要的转折点。由于他的理论，总的说来是由于政治经济学，我们才注意到土地和人类的生产力，而且只要我们战胜了这种绝望的经济制度，我们就能保证永远不再因人口过剩而恐惧不安。我们从马尔萨斯的理论中为社会改革取得了最有力的经济论据，因为即使马尔萨斯是完全正确的，也必须立刻进行这种改革，原因是只有这种改革，只有通过这种改革来教育群众，才能够从道德上限制生殖的本能，而马尔萨斯本人也认为这种限制是对付人口过剩的最容易和最有注效的办法。

　　恩格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1843年底—1844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20—621页

　　马尔萨斯干了什么呢？他利用安德森的理论，代替自己的（也是剽窃来的）几何级数和算术级数的怪诞幻想——他把这种怪诞幻想当作“漂亮辞句”保留着——来证明自己的人口论。在安德森理论的实际结论符合地主利益的限度内，他保留安德森理论的实际结论，——仅仅这一事实就证明，马尔萨斯同安德森本人一样，不了解这个理论同资产阶级社会的政治经济学体系的联系；——他不去考察这个理论的创始人的反证，就利用这个理论会反对无产阶级。从这个理论出发，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向前迈进一步的使命就落到了李嘉图身上，这就是：在理论上，作出商品的价值规定等等，并阐明土地所有权的性质；在实践上，反对资产阶级主产基础上的土地私有权的必要性，并且更直接地反对国家促进这种土地所有权发展的一切措施，如谷物法。马尔萨斯得出的唯一的实际结论在于：为地主在1815年要求的保护关税辩护——这是巴结贵族，——并且对财富生产者的贫困进行新的辩解，为劳动剥削者进行新的辩护。从这一方面来说，是巴结工业资本家。

　　马尔萨斯的特点，是思想极端卑鄙，——只有牧师才可能这样卑鄙，他把人间的贫困看作对罪恶的惩罚，而且在他看来，非有一个“悲惨的尘世”不行，但是同时，他考虑到他所领取的牧师俸禄，借助于关于命运的教义，认为使统治阶级在这个悲惨的尘世上“愉快起来”，对他是极为有利的。这种思想的卑鄙还表现在马尔萨斯的科学工作上。第一，表现在他无耻的熟练的剽窃手艺上；第二，表现在他从科学的前提做出的那些看人眼色的而不是毫无顾忌的结论上。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二册）（1861年8月—1863年7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II第123—124页马尔萨斯本来就是一个职业剽窃者。只要把他论人口的著作第一版同我以前引用过的唐森牧师的著作对比一下，就会相信，马尔萨斯不是作为具有自由创作思想的人来加工唐森的著作，而是作为盲从的剽窃者照抄和转述唐森的著作，同时没有一个地方报到唐森，隐匿了唐森的存在。

　　马尔萨斯利用安德森的观点的方式，是很有特色的。安德森维护鼓励谷物输出的出口奖励和限制谷物输入的进口税，决不是从地主的利益出发，而是认为这样的立法会“降低谷物的平均价格”，保证农业生产力的均衡发展。马尔萨斯采用安德森的这个实际结论，则因为马尔萨斯作为英国国教会的真诚教徒，是土地贵族的职业献媚者，他从经济学上替土地贵族的地租、领于薪、挥霍、残忍等等辩护。只是在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同土地所有权的利益，同贵族的利益一致时，马尔萨斯才拥护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即拥护他们反对人民群众，反对无产阶级；但是，凡是土地贵族同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发生分歧并且互相敌对时，马尔萨斯就站在贵族一边，反对资产阶级。因此，他为“非生产劳动者”、消费过度等等辩护。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二册）（1861年8月—1863年7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II第121—122页而马尔萨斯呢！这个无赖，从已经由科学得出的（而且总是他剽窃来的）前提，只做出对于贵族反对资产阶级以及对于贵族和资产阶级两者反对无产阶级来说，是“合乎心意的”（有用的）结论。因此，他不希望为生产而生产，他所希望的只是在维持或加强现有制度并且为统治阶级利益服务的那种限度内的生产。

　　他的第一部著作，就已经是靠牺牲原著而剽窃成功的最明显的写作例子之一。这部著作的实际目的，是为了英国现政府和土地贵族的利益，“从经济学上”证明法国革命及其英国的支持者追求改革的意图是空想。一句话，这是一本歌功颂德的小册子，它维护现有制度，反对历史的发展；而且它还为反对革命法国的战争辩护。

　　他1815年关于保护关税和地租的著作，部分地是要证明他以前为生产者的贫困所作的辩解，但首先是为了维护反动的土地所有权，反对“开明的”、“自由的”和“进步的”资本，特别是要证明英国立法当时为了保护贵族利益反对工业资产阶级而采取的倒退措施是正确的。最后，[498]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是反对李嘉图的，这本书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把“工业资本”及其生产率依以发展的那些规律的绝对要求，纳入从土地贵族、国教会（马尔萨斯所属的教会）、政府养老金领取者和食税者的现有利益看来是“有利的”和“适宜的”“范围”。但是，一个人如果力求使科学去适应不是从科学本身（不管这种科学如何错误），而是从外部引出的、与科学无关的、由外在利益支配的观点，我就说这种人“卑鄙”。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二册）（写于1861年8月—1863年7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II第125）—126页当李嘉图等人不顾最惹人注目的事实，把工作日的不变量当作他们全部研究的基础时，马尔萨斯却强调工作日的延长，并且在自己的小册子的其他地方也直截了当地谈到这一点。这对马尔萨斯来说是一种光荣。但是马尔萨斯为之效劳的保守利益使他看不到，随着机器的异常的发展以及对妇女劳动和儿童劳动的剥削，无限度地延长工作日必定会使工人阶级的很大一部分“过剩”，特别是在战争的需求和英国对世界市场的垄断消失的时候。用永恒的自然规律去解释这种“人口过剩”，当然比用资本主义生产的纯粹历史的自然规律去解释更便利，更符合马尔萨斯真正牧师般地崇拜的统治阶级的利益。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发表于1867年9月）。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78页注（15）

    论约·穆勒

　　可见，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对抗性质在法英两国通过历史斗争而明显地暴露出来以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在德国成熟起来，……

　　在这种情况下，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分成了两派。一派是精明的、贪利的实践家，他们聚集在庸俗经济学辩护论的最浅薄的因而也是最成功的代表巴师夏的旗帜下。另一派是以经济学教授资望自负的人，他们追随约·斯·穆勒，企图调和不能调和的东西。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1873年1月24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13—214页

　　1848年大陆的革命也在英国产生了反应。那些还要求有科学地位、不愿单纯充当统治阶级的诡辩家和献媚者的人，力图使资本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于是，以约翰·斯图亚特·穆勒为最著名代表的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产生了。这宣告了“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破产，关于这一点，俄国的伟大学者和批评家尼·车尔尼雪夫斯基在他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中已作了出色的说明。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1873年1月24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13页约·斯·穆勒在其《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第2篇第1章第3节]中说：“现在劳动产品的分配是同劳动成反比的：产品的最大部分属于从来不劳动的人，次大部分属于几乎只是名义上劳动的人，而且劳动越艰苦和越不愉快，报酬就越少，最后，从事最劳累、最费力的体力劳动的人甚至连得到生活必需品都没有保证”。为了避免误解，我说明一下，约·斯·穆勒之流由于他们的陈旧的经济学教条和他们的现代倾向发生矛盾，固然应当受到谴责，但是，如果把他们和庸俗经济学的一帮辩护士混为一谈，也是很不公平的。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发表于1867年9月）。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70页注（65）

    论罗雪尔

　　至于罗雪尔，我要过几个星期才能研究这本书，并对它简单地作些评语。我只得把这个好汉保留在附注里。这样的学究是不配放在正文里的。罗雪尔无疑掌握有大量的——往往是完全无用的——文献知识，虽然就在这一方面我也一下子就看出来，他是哥丁根的门徒，对文献宝藏并不了如指掌，而只知道所谓“正式”文献，是个可敬的人物……但是姑且撇开这一点不谈，一个博览数学群书但对数学一窍不通的人对我有什么用处呢？这是一个多么扬扬自得、妄自尊大、老奸巨猾的折衷主义骗子。这类按本性来说从来越不出教和学的老框框而自己也从来学不会什么东西的学究，这类瓦格纳，如果能有一丝天良和羞耻心的话，那末他对自己的学生还是有益的。但愿他不要使用任何虚伪的狡猾手段，而是率直他说：这里有矛盾：一些人是这样说的，另一些人是那样说的，而我对问题的实质没有任何看法；现在看看诸位自己能不能弄清楚！要是采取这种态度，学生们一方面就会得到一些资料，另一方面也会推动他们独立进行研究。当然，我在这里提出的要求是同这个学究的本性相矛盾的。他的根本性的特点是他对问题本身并不理解，所以他的折衷主义实质上只不过是从各处搬用现成的答案，但是在这方面他也是不正派的，他总是重视对他有好处的那些人的成见和利益！跟这样的精灵鬼比较，甚至最坏的流氓也是可敬的人。

　　马克思：《致斐·拉萨尔（1862年6月16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624—625页威廉·修昔的底斯·罗雪尔先生以真正哥特谢德的天才发现，在今天，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的形成，以及与此相联的积累，是由于资本家的“节俭”，为此，资本家“比如说，要求得到利息”，相反，“在极低的文化阶段……是强者迫使弱者节俭”。（《国民经济学原理》1858年第3版第82、78页）是节约劳动呢？还是节约尚不存在的剩余产品呢？罗雪尔之流除了确实无知之外，他们又是辩护士，不敢对价值和剩余价值作出诚实的分析，不敢得出可能是危险的违背警章的结论，就是这个原因，迫使罗雪尔之流把资本家用来辩护自己占有已存在的剩余价值时表面上多少能说得过去的理由，歪曲成剩余价值产生的原因。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发表于1867年9月）。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44页注（30）

    论阿庇安

　　晚上为了休息，我读了阿庇安关于罗马内战的希腊文原本。一部很有价值的书。作者祖籍是埃及。施洛塞尔说他“没有灵魂”，大概是因为他极力要穷根究底地探索这些内战的物质基础。

　　马克思：《致恩格斯（1861午2月27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159页被压迫阶级反对统治阶级的斗争必然要变成政治的斗争，变成首先是反对这一阶级的政治统治的斗争；对这一政治斗争同它的经济基础的联系的认识，就日益模糊起来，并且会完全消失。即使在斗争参加者那里情况不完全是这样，但是在历史家那里差不多总是这样的。在关于罗马共和国内部斗争的古代史料中，只有阿庇安一人清楚明白地告诉我们，这一斗争归根到底是为什么进行的，即为土地所有权进行的。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9页

    论毛勒

　　关于古代日耳曼公社土地占有制的更明确的说明及其详细情况，可以在毛勒的许多著作中找到，这些著作都是论述这个问题的经典作品。

　　恩格斯：《流亡者文献》（1874年5月—1875年4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624页格·路·毛勒的著作如下：

　　（1）《德国马尔克制度、农户制度、乡村制度和城市制度的历史概论》。

　　（2）《德国马尔克制度史》。

　　（3）《德国农户制度史》，四卷。

　　（4）《德国城市制度史》，二卷。

　　（5）《德国乡村制度史》，二卷。第（1）（2）最重要，但其余的也很重要，尤其是对德国的历史来说。

　　论述重复，文笔拙劣，条理紊乱，给研究这些一般说来却是极好的书造成了困难。他真不愧是一个德国人！

　　恩格斯：《致斐·多·纽文胡斯（1886年2月4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426页顺便提一下，在博物馆里，我除钻研其他著作外，还钻研了老毛勒（前巴伐利亚国家枢密官，当时曾以希腊摄政王之一的身分出现，他是远在乌尔卡尔特之前最早揭露俄国的人之一）关于德国的马尔克、乡村等等制度的近著。他详尽地论证了土地私有制只是后来才产生的，等等。……老毛勒的这些书（1854—1856年的，等等），具有真正德意志的博学，但同时也具有亲切而易读的文风，这是南德意志人有别于北德意志人之处（毛勒是海得尔堡人，但这在更大程度上还可算作巴伐利亚人和提罗耳人，例如，法耳梅赖耶尔、弗腊斯等人就是这样）。书中有的地方还猛烈地抨击了老格林（《古代法》），就是说，从实质上，而不是从形式上进行抨击。

　　马克思：《致恩格斯（1868年3月14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43页我依据摩尔根，详细地叙述了这种制度，因为我们在这里有可能研究还不知有国家的社会组织。国家是以一种与全体固定成员相脱离的特殊的公共权力为前提的，所以毛勒凭其正确的直觉，确认德意志的马尔克制度是一种纯粹社会的制度，虽然它以后大部分成了国家的基础，但在本质上它是和国家不同的。因此，毛勒在他的一切著作中所研究的，是公共权力逐渐从马尔克、村落、田庄、城市等最初的组织中产生，和与之并行产生的情形。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3月底—5月26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4卷第91页

　　关于毛勒：他的书是非常有意义的。不仅是原始时代，就是后来的帝国自由市、享有特权的地主、国家权力以及自由农民和农奴之间的斗争的全部发展，都获得了崭新的说明。

　　马克思：《致恩格斯（1868年3月25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51页论巴霍芬

　　对《奥列斯特》三部曲的这个新的但完全正确的解释，是巴霍芬全书中最精彩最好的地方之一，但它同时证明，巴霍芬至少是象当年的埃斯库罗斯一样地相信依理逆司神、阿波罗神及雅典娜神；也就是说，他相信这些神在希腊的英雄时代创造了奇迹：推翻了母权制，代之以父权制。显然，这种认为宗教具有世界历史的决定性杠杆的作用的观点，归根结蒂会成为纯粹的神秘主义。所以，仔细研究巴霍芬的这部四开本的大部头著作，乃是一件吃力而远非始终有益的事情。不过，这并不贬低他作为一个开辟新途径的研究者的功绩：他头一个抛弃了关于毫无所知的原始的性关系杂乱状态的空谈，而提出古代经典著作中的许多证据来证明，在希腊人及亚洲的许多民族中间，在个体婚制之前，确实存在过这样的状态，即不但一个男子与几个女子发生性的关系，而且一个女子也与几个男子发生性的关系，都不违反习俗：他证明，这种习俗在消失的时候留下了一种痕迹，即妇女要获得个体婚的权利，必须以在一定限度内献身于别的男子作为代价；因此，世系最初只能依女系即从母亲到母亲来确定；女系的这种独特的意义，在父亲的身分已经确定或至少已被承认的个体婚制时代，还保存了很久；最后，母亲作为自己子女的唯一确实可靠的亲长的这种最初的地位，便为她们、从而也为所有妇女保证了一种自那时以来她们再也没有占据过的崇高的社会地位。诚然，巴霍芬并没有这样明确地表述这些论点（他的神秘主义的观点妨碍他这样做）。但是他证明了这些论点，而这在1861年是一个完全的革命。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四版序言》（1891年6月16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7—8页

　　摩尔根在这样追溯家庭的历史时，同他的大多数同行一致，得出了一个结论，认为曾经存在过一种原始的状态，那时部落内部盛行毫无限制的性交关系，因此，每个女子属于每个男子，同样，每个男子也属于每个女子。这种原始状态，早在上一个世纪就有人谈过，不过只是一般谈谈而已；只有巴霍芬才第一个认真对待这个问题，并且到历史的和宗教的传说中寻找这种原始状态的痕迹，——这是他的伟大功绩之一。现在我们知道，他所找出的这些痕迹，使我们并不是返回到杂乱性交关系的社会阶段，而只是返回到晚得多的一个形式，即群婚制。那个原始社会阶段，即使确实存在过的话，也是属于非常遥远的时代，以致在社会的化石中间，在落后了的蒙昧人中间，未必可以找到它在过去存在的直接证据了。巴霍芬的功绩，就在于他把这个问题着重提了出来进行研究。

　　在一切形式的群婚家庭中，谁是某一个孩子的父亲是不能确定的，但谁是孩子的母亲却是知道的。即使母亲把共同家庭的一切子女都叫做自己的子女，对于他们都担负母亲的义务，但她仍然能够把她自己亲生的子女同其余一切子女区别开来。由此可知，只要存在着群婚，那末世系就只能从母亲方面来确定，因此，也只承认女系。一切蒙昧民族和处在野蛮时代低级阶段的民族，实际上都是这样；所以巴霍芬的第二个大功绩，就在于他第一个发现了这一点。他把这种只从母亲方面确认世系的情况和随着时间的进展而由此发展起来的继承关系叫做母权制；为了简便起见，我仍然保留了这一名称；不过它是不大恰当的，因为在社会发展的这一阶段上，还谈不到法律意义上的权利。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3月底—5月26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4卷第36—37页

　　在共产制家庭经济中，全体或大多数妇女都属于同一氏族，而男子则属于不同的氏族，这种共产制家庭经济是原始时代到处通行的妇女统治的物质基础，这种妇女统治的发现，乃是巴霍芬的第三个功绩。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3月底—5月26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4卷第44页

　　在这里，我们便接触到了巴霍芬的第四个伟大的发现：广泛流行的从群婚到对偶婚的过渡形式。……

　　其次，巴霍芬坚决地断定，从他所谓的“杂婚制”或“污泥生殖”向个体婚制的过渡，主要是由妇女所完成，这是绝对正确的。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3月底—5月26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4卷第46—47页

　　我认为，巴霍芬的新发现可以归结为：

　　（1）他所称的杂婚，（2）母权制是杂婚的必然后果，（3）因此，妇女在古代受到高度的尊敬，（4）向一个女子专属一个男子的个体婚制的过渡，包含着对其余男子所享有的对同一女子的那种传统权利之侵犯，这样，就必须由女子在一定时期内献身于他人来补偿这种侵犯，或换取对这种侵犯的容忍。

　　恩格斯：《致劳拉·拉法格（1891年6月13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第110页

　　观念，而不是起源于人们的现实生活条件——弄得神秘化了，令人难以置信。（恩格斯原注）论麦克伦南

　　巴霍芬的这本大部头著作，是用德文写的，即用那时对现代家庭的史前史最不感兴趣的民族的语言写的。因此，他的这本书一直湮没无闻。1865年在同一领域里出现的巴霍芬的直接后继人，甚至没有听说过他。

　　这个后继人，就是约·弗·麦克伦南，他和他的先驱者正好相反。在这里，出现在我们面前的，不是天才的神秘主义者，而是一个枯燥无味的法学家：不是诗人的才气横溢的幻想，而是出庭的辩护士的字斟句酌的辩词。麦克伦南在古代及近代的许多蒙昧民族、野蛮民族、以至文明民族中间，发现了这样一种结婚形式，即新郎必须一个人或者与他的朋友们一起假装用暴力把新娘从她的亲属手里抢过来。这个习俗，应当是较早的一种习俗的遗迹，那时一个部落的男子确实是用暴力到外边从别的部落为自己抢劫妻子。那末这种“抢劫婚姻”是怎样发生的呢？当男子在本部落内可以足够地找到妻子时，是没有任何理由这样做的。不过，我们也常常发现，在不发达的民族中间，有一些集团（在1865年时，还常常把这种集团与部落本身等同起来）禁止内部通婚，因此，男子不得不在本集团以外去娶妻，女子也不得不在本集团以外去找丈夫；而另外有些民族，却又有这样一种习俗，即某一集团的男子只能在自己本集团以内娶妻。麦克伦南把第一种集团叫做外婚制集团，把第二种集团叫做内婚制集团，并且直截了当地虚构出外婚制“部落”与内婚制“部落”的尖锐对立。虽然，他自己对外婚制的研究使他迎面就碰到这样一件事实，即这种对立如果不是在大多数场合，以至一切场合，那末在许多场合都只是存在于他的想象中，可是他仍然把这种对立作为他的整个理论的基础。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四版序言》（1891年6月16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8—9页

　　麦克伦南的功绩就在于他指出了他所谓的外婚制的到处流行及其重大意义。他根本没有发现外婚制集团存在的事实，也完全不了解这种事实。且不说许多观察者（他们都是麦克伦南材料的来源）的更早的个别记载，累瑟姆就精确而可靠地叙述过印度马加尔人的外婚制度（《记述民族学》1859年版），并指出，这种制度曾普遍流行，在世界各大洲都可见到，——这个地方麦克伦南自己就引用过。而且，我们的摩尔根还在1847年在他的关于易洛魁人的通信（发表于《美国评论》杂志上）中，以及1851年在《易洛魁联盟》一书中也证明了在这个部落里存在着这种制度，并正确地记述了它，可是麦克伦南的辩护士般的头脑，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在这个问题上，造成了比巴霍芬的神秘主义幻想在母权制方面所造成的更大得多的混乱。麦克伦南的又一个功绩，就在于他认定母权制的世系制度是最初的制度，虽然在这一点上，象他本人后来所承认的那样，巴霍芬已比他先说过了。但即使是在这里，他也没有把问题弄清楚：他经常说到“只依女系算的亲属关系”（kinshipthroughfemalesonly），并且一直把这个对较早发展阶段说来是正确的用语也应用于较后的一些发展阶段，在这些发展阶段上，世系和继承权虽然还是只按女系来算，但亲属关系也从男子方面来承认和表示了。这是法学家的一种局限性，法学家创造了一个固定的法律术语，就继续一成不变地把它应用于早已不再适用的情况。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四版序言》（1891年6月16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0页

　　可是，他的理论在英国仍然得到了热烈的支持和广泛的响应：在英国大家都认为麦克伦南是家庭史的创始者和这方面的第一个权威。

　　他那把外婚制“部落”与内婚制“部落”对立起来的理论，虽然人们也认为有个别的例外并加以修改，但依然是占统治地位的观点的公认基础，而且变成了眼罩，使得这一方面的任何不抱成见的观察、从而任何坚决的前进步骤都成为不可能了。鉴于在英国，而且别国也仿效英国普遍对麦克伦南的功绩估价过高，我们应当着重指出，他那纯粹出于误解的外婚制“部落”与内婚制“部落”的对立理论所造成的害处，要多于他的研究所带来的益处。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四版序言》（1891年6月16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1页

　　论摩尔根

　　此外，我还想作修改的，主要有两点。第一，关于人类原始史，直到1877年，摩尔根才给我们提供了理解这一历史的关键。可是在这之后，由于我有机会在自己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苏黎世版）一书中运用在这期间我所能获得的材料，所以这里只要指出这部较晚的著作就够了。

　　第二，……

　　恩格斯，《<反杜林论>三版序言》（1885年9月23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0页在1847年，社会的史前状态，全部成文史以前的社会组织，几乎还完全没有人知道。后来，哈克斯特豪森发现了俄国的土地公有制，毛勒证明了这种所有制是一切条顿族的历史发展所由起始的社会基础，而且人们逐渐发现，土地公有的村社是从印度起到爱尔兰止各地社会的原始形态。最后，摩尔根发现了氏族的真正本质及其对部落的关系，这一卓绝发现把这种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内部组织的典型形式揭示出来了。随着这种原始公社的解体，社会开始分裂为各个独特的、终于彼此对立的阶级。关于这个解体过程，我曾经试图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6年斯图加特第2版）中加以探讨。（恩格斯在1888年英文版上加的注。在1890年德文版中删去了这个注的最后一句话。）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7年12月—1848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1页注

　　在论述社会的原始状况方面，现在有一本象达尔文学说对于生物学那样具有决定意义的书，这本书当然也是被马克思发现的，这就是摩尔根的《古代社会》（1877年版）。马克思曾经谈到过这本书，但是，当时我正在思考别的事情，而以后他也没有再回头研究；看来，他是很想回头再研究的，因为根据他从该书中所做的十分详细的摘录中可以看出，他自己曾打算把该书介绍给德国读者。摩尔根在他自己的研究领域内独立地重新发现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并且最后还对现代社会提出了直接的共产主义的要求。他根据野蛮人的、尤其是美洲印第安人的氏族组织，第一次充分地阐明了罗马人和希腊人的氏族，从而为上古史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恩格斯：《致卡·考茨基（1884年2月16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42—443页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3月底—5月26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4卷第1页

　　摩尔根的伟大功绩，就在于他在主要特点上发现和恢复了我们成文历史的这种史前的基础，并且在北美印第安人的血族团体中找到了一把解开古代希腊、罗马和德意志历史上那些极为重要而至今尚未解决的哑谜的钥匙。但是，他的著作决不是一朝一夕的劳动。他研究自己所得的材料，到完全掌握为止，前后大约有四十年。然而也正因为如此，他这本书才成为今日划时代的少数著作之一。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3月底—5月26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4卷第2页

　　摩尔根的主要著作《古代社会》（1877年版）……，就是针对这一点的。摩尔根在1871年仅仅模糊地猜测到的，在这里已经十分明确地加以发挥了。内婚制和外婚制根本不构成对立；外婚制“部落”的存在，直到现在也没有在任何地方找到证明。不过，在群婚还盛行的时代，——群婚极可能一度到处盛行过，——一个部落分为好几个母系血缘亲属集团，即氏族，在氏族内部，严格禁止通婚，因此，某一氏族的男子，虽能在部落以内娶妻，并且照例都是如此，却必须是在氏族以外娶妻。这样，要是氏族是严格外婚制的，那末包括所有这些氏族的部落，便成了同样严格内婚制的了。这就彻底推翻了麦克伦南人为地编造的理论的最后残余。

　　但是摩尔根并不以此为限。美洲印第安人的氏族还使他在他所研究的领域内迈出了有决定意义的第二步。他发现，这种按母权制建立的氏族，就是后来按父权制建立的氏族——即我们在古希腊罗马时代文明民族中可以看到的氏族——所由以发展起来的最初形式。希腊的和罗马的氏族，以前一向是所有历史学家之谜，如今可用印第安人的氏族来说明了，因而也就为全部原始历史找到了一个新的基础。

　　确定原始的母权制氏族是一切文明民族的父权制氏族以前的阶段的这个重新发现，对于原始历史所具有的意义，正如达尔文的进化理论对于生物学和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对于政治经济学的意义一样。它使摩尔根得以首次绘出家庭史的略图；这一略图，在目前已知的资料所容许的限度内，至少把典型的发展阶段大体上初步确定下来了。非常清楚，这样就在原始历史的研究方面开辟了一个新时代。母权制氏族成了整个这门科学所围着旋转的轴心：自从它被发现以后，人们才知道，应该朝着什么方向研究和研究什么，以及应该如何去整理所得的结果。因此，现在在这一领域内正取得比摩尔根的著作出版以前更加迅速得多的进步。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3月底—5月26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4卷第13—14页

　　我们现在来谈一谈摩尔根的另一发现，这一发现至少与他根据亲属制度把原始家庭形式恢复起来有着同等重要的意义。摩尔根证明：美洲印第安人部落内部用动物名称命名的血族团体，实质上是与希腊人的genea[氏族]和罗马人的gentes[氏族]相同的，美洲的形式是原始的形式，而希腊一罗马的形式是晚出的、派生的形式：上古时代希腊人和罗马人的氏族、胞族和部落的全部社会组织，跟美洲印第安人的组织极其相似；氏族，直到野蛮人进入文明时代为止，甚至再往后一点（就现有资料而言），是一切野蛮人所共有的制度。摩尔根证明了这一切以后，便一下子说明了希腊、罗马上古史中最困难的地方，同时，出乎意料地给我们阐明了国家产生以前原始时代社会制度的基本特征。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3月底一5月26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4卷第80页

　　摩尔根在原始历史学上的其他成就，在这里没有考察的必要；在这一方面需要提到的，在本书有关的地方都可以找到。自从摩尔根的主要著作出版以来已经十四年了，这十四年间，关于原始人类社会历史的材料，已经大大丰富起来；除了人类学家、旅行家及专门的原始社会历史学家以外，比较法律学家也参加进来了，他们有的提供了新的材料，有的提出了新的见解。结果，摩尔根的某些假说便被动摇，或甚至被推翻了。不过，新搜集的资料，不论在什么地方，都没有导致必须用其他的原理来代替他的基本观点。他给原始历史研究所建立的系统，在基本的要点上，迄今仍是有效的。甚至可以说，愈是有人力图隐瞒摩尔根是这一伟大进步的奠基者，他所建立的这个系统就愈将获得大家的公认。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3月底—5月26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4卷第16页

　　论基佐、米涅、梯叶里

　　显赫的国家的政治行为是历史上决定性的东西这种观念，已经象历史记载本身一样古老了，而且这种观念是给我们保留下来的关于民族发展的材料如此之少的主要原因，民族的发展是在这个暄嚣的舞台背后悄悄地进行的，并且真正地起着推动作用。这种观念支配着已往的整个历史观，并且第一次为法国复辟时代的资产阶级历史学家所动摇；……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1878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99页但是，在以前的各个时期，对历史的这些动因的探究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它们和自己的结果的联系是混乱而隐蔽的，在我们今天这个时期，这种联系已经非常简单化了，因而人们有可能揭开这个谜了。从采用大工业以来，就是说，至少从1815年签订欧洲和约以来，在英国，谁都知道，土地贵族（landedaristocracy）和资产阶级（middleclass）这两个阶级争夺统治的要求，是英国全部政治斗争的中心。在法国，随着波旁王室的返国，同样的事实也被人们意识到了；复辟时期的历史家，从梯叶里到基佐、米涅和梯也尔，总是指出这一事实是理解中世纪以来法国历史的钥匙。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5—246页如果说马克思发现了唯物史观，那末梯叶里、米涅、基佐以及1850年以前英国所有的历史学家就证明，已经有人力求做到这一点，而摩尔根对于同一观点的发现表明，做到这点的时机已经成熟了，这一观点必将被发现。

　　恩格斯：《致瓦·博尔吉乌斯（1894年1月25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07页

　　马克思、恩格斯：《<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2期上发表的书评》（1850年2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247页

　　依照基佐先生的意见，英国革命之所以比法国革命进行得更为顺利，可以由两个主要的原因来解释：第一，英国革命浸透着宗教的性质，因而它丝毫没有抛弃过去的一切传统；第二，英国革命一开头就不是作为破坏力量而是作为保守力量出现的，而议会捍卫了现行的旧法律，使它不致受到王权的侵害。

　　在谈第一点时，基佐先生忘记了：在法国革命时使他心惊胆怕的自由思想正是从英国输入法国的。洛克是这种自由思想的始祖，而在舍夫茨别利和博林布罗克那里自由思想就已经具有一种巧妙的形式，这种形式后来在法国得到了十分顺利的发展。因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有意思的结论：基佐先生认为毁灭了法国革命的那种自由思想正是具有宗教性质的英国革命的重要产物之一。

　　在谈到第二点时，基佐先生完全忘记了：法国革命最初也象英国革命那样保守，甚至比英国革命保守得多。专制制度，特别是象最后在法国出现的那种专制制度，在那里也还是一种新东西，而议会曾经为了保护旧的法律，保护旧等级君主制的usetcoutumes[风俗和习惯]起来反对过这种新东西。法国革命的第一步就是恢复自亨利四世和路易十三以来就垮台了的三级议会，而在英国革命中却没有这样典型的保守主义的实例。

　　根据基佐先生的看法，英国革命的主要结果是国王再也不可能违反议会和下议院的意志实行统治。整个革命似乎可以归结如下：最初国王和议会双方都超越应有的权限，都作得有些过分，直到最后在威廉三世时期，双方才建立了适当的均势，彼此才互不侵犯。至于王室权力从属于议会就是意味着王权从属于某一阶级的统治，基佐先生认为这是毋庸赘述的。因此他认为没有必要去详细研究这一阶级如何获得十分大的权力，以至最后使国王成为它的奴仆。在基佐先生看来，查理一世和议会之间的全部斗争完全是围绕着纯粹政治特权而进行的。究竟为什么议会和它所代表的阶级需要这种特权，却只字未提。关于查理一世直接危害自由竞争因而使英国工商业的处境日益不能忍受，关于经常的财政困难使得查理一世愈想反抗议会却愈不得不依靠议会，这些基佐也极少提及。因此，在基佐先生看来，一切革命都是由于少数不满足于一般自由的捣乱者的恶意和宗教狂热而引起的。基佐先生同时也没有能力来阐明宗教运动和资产阶级拉会的发展之间的联系。共和国在他看来当然也不过是一些野心勃勃、狂热冲动和心怀恶意的人所搞出来的名堂。至于在这个时期，在里斯本、那不勒斯和墨西拿也企图建立共和国，而且也和英国一样建立荷兰式的共和国，这样的事实他也丝毫不提。虽然基佐先生丝毫也没有忽略法国革命，但他从来也没有得出这样一个显而易见的结论：任何国家只有经过残酷的斗争和通过共和国的政府形式才能从君主专制过渡到君主立宪，甚至当时旧王朝由于失掉人心而不得不让位给想篡夺政权的旁系亲属。因此，关于英国复辟王朝垮台的问题，他只能告诉我们一些最无聊的一般的东西。他甚至没有指出下面这个垮台的直接原因，宗教改革使新兴大地主害怕天主教的恢复，因为天主教一旦恢复，他们当然得归还所有过去他们掠夺来的教会土地，这样一来，英国全部土地的7/10都得易手；工商业资产阶级对天主教有所恐惧，因为天主教完全不利于他们的活动；斯图亚特王朝为了自己和宫廷贵族的利益，毫不在乎地把所有英国工商业利益出卖给法国政府，即卖给当时唯一能在竞争中威胁英国并且在许多方面取得胜利的国家的政府，以及其他等等。既然基佐先生到处漏掉最重要的关键，所以他就只有极端不能令人满意地平凡地叙述事件的政治方面了。

　　马克思、恩格斯：《<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2期上发表的书评》（1850年2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249—251页

　　在基佐先生看来，随着立宪制在英国的确立，英国的历史就终止了。他认为，此后的一切都不过是托利党和辉格党之间的愉快的打秋千的游戏，也就是说有些象基佐先生和梯也尔先生间发生的激烈舌战。其实，正是随着君主立宪制的确立，在英国才开始了资产阶级社会的巨大发展和改造。凡是基佐先生认为充满平静安宁、田园诗意的地方，实际上正在展开极为尖锐的冲突和极为深刻的变革。在君主立宪制下，手工工场才第一次发展到前所未有的规模，以致后来让位给大工业、蒸汽机和大工厂。居民中的许多阶级消亡了，代之而起的是具有新的生存条件和新的要求的新阶级。一个新的更强大的资产阶级诞生了，当旧的资产阶级在和法国革命进行斗争的时候，新的资产阶级已在夺取世界市场。这个阶级变得如此神通广大，以至在改革法案还没有把政权直接转交到它手中就能强迫敌手颁布几乎仅仅对它有利并满足它的要求的法律。它在议会中获得直接代表权，并且利用这种权力来消灭土地所有制保存下来的最后一点点的残余实力。最后，资产阶级这时便忙于彻底摧毁基佐先生所赞叹不已的那座英国宪法的华美建筑。

　　马克思、恩格斯：《<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2期上发表的书评》（1850年2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251—252页

　　1875年左右去世的若尔日·阿韦奈耳的著作《革命星期一》、《法兰西共和国报》上发表过的小品文集以及《阿那卡雪斯·克罗茨》，无疑是关于法国大革命的优秀著作。后面这本书结合克罗茨的生平，对到1794年热月政变为止的整个革命进程作了概述。这部著作是用传奇的笔调写的，所以要得出明晰的观念，还得时常向米涅或梯也尔去找确切的材料。但是阿韦奈耳勤奋地研究了一些档案，因而提供的新的和可靠的材料非常之多。这对从1792年9月到1794年7月这段时期来说，无疑是最好的资料。……

　　在资产阶级历史学家中，我仍然比较喜欢米涅。

　　恩格斯：《致菲·多·纽文胡斯（1886年2月4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426—427页

　　1853年出版的梯叶里的《第三等级的形成和发展史概论》一书，使我感到很大的兴趣。令人奇怪的是，这位作为法国历史编纂学中的“阶级斗争”之父的先生，在序言中竟对一些“新人物”感到愤怒，原因是他们现在也看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对立，并且竭力从1789年以前的第三等级的历史中寻找这种对立的线索。他花了许多精力来证明，第三等级包括除了贵族和僧侣以外的一切等级，而资产阶级起着所有这些其他成分的代表者的作用。例如，他引证威尼斯公使馆的报告说：

　　“那些称为王国各等级的，是这样三等人：僧侣、贵族和其寺可以通称之为人民的那些人”。

　　如果梯叶里先生读过我们的著作，他就会知道，资产阶级当然只是在不再作为第三等级同僧侣和贵族相对立的时候，才开始和人民坚决对立。至于说到“昨天刚产主的对立”的“历史根源”，那末他的这本书提供了最好的证明：第三等级一形成，这种“根源”就产生了。这个本来很机智的批评家应当从“元老院和罗马人民”这种说法中按照他自己的观点得出结论说，在罗马，除元老院和人民之间的对立，从来没有其他对立。使我很感兴趣的是，从他所引证的文件来看，《catalla，capitalia》即资本这个词是随着城市公会的发展而产生的。此外，他违反愿望地证明了，法国资产阶级的胜利之所以推迟，只是因为他们在1789年才决定和农民采取共同行动。虽然缺少适当的概括，但是叙述得很好：

　　（1）法国资产阶级从最初起，至少是从城市出现以后，就由于自己组成议会和官僚机构等等而获得了极大的影响，而不象在英国那样仅仅是由于商业和工业。这毫无疑问地还是现在的法国的特点。

　　（2）他的描述很好地说明了，这个阶级是如何发展起来的，而这个阶级在各个不同的时期成为重点的各种不同的形式，以及通过这些形式而获得影响的各种不同的部分都消失了。我认为，任何著作也没有把这个阶级在它成为统治阶级以前的这一系列演变作过这样好的描述，至少就材料的丰富而言是如此。遗憾的是，关于行会师傅，行会负责人等等问题，总之，即关于工业资产阶级发展的形式问题，虽然只有他一个人知道这方面的材料，可是他几乎只作了一般的和众所周知的阐述。他很好地阐明并强调了的东西，就是十二世纪城市运动所具有的密谋的和革命的性质。德国皇帝，例如，弗里德里希一世和二世曾经颁布取缔这些“公会”、“秘密组织”、“盟会”的敕令，同德意志联邦议会的精神完全一致。

　　马克思：《致恩格斯（1854年7月27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第381—383页论克劳塞维茨

　　大家知道，一位非常有名的战争哲学和战争史的著作家克劳塞维茨说过一句名言：“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句名言是著作家在拿破仑战争时代之后不久，对战争史作了考察，从中得出了哲学教训后说的。现在这位著作家的基本思想已经成为一切肯思考的人的思想。大约在八十年前，他就反对了这样一种庸俗鄙陋的偏见：似乎战争同有关政府和有关阶级的政治没有关系，似乎在某种情况下可以把战争看做只不过是举行进攻，破坏和平，后来又把这种被破坏的和平恢复起来。相互厮杀而又言归于好！这就是还在几十年前就被驳倒的粗鄙的观点，实际上，只要对任何战争史稍微作过仔细研究，都可以驳倒这种观点。

　　列宁：《战争与革命》（1917年5月14日[27日]）。

　　《列宁选集》第3卷第71页

　　列宁：《社会主义与战争》（1915年8月23日）。

　　《列宁选集》第2卷第673页

　　……辩证法的基本原理运用在战争上就是，“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即暴力）“的继续”。这是军事史问题的伟大作家之一克劳塞维茨所下的定义，他的思想曾为黑格尔所发扬。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也始终是这样的，他们把每次战争都看做是当时各有关国家（及其内部各阶级）的政治的继续。

　　列宁：《第二国际的破产》（1915年5月—6月）。

　　《列宁选集》第2卷第626页

　　列宁赞扬克劳塞维茨，首先是因为当时已享有军事问题权威声誉的非马克思主义者克劳塞维茨，在自己的著作里证实了马克思主义的著名原理：战争同政治有直接的联系，政治产生战争，战争是政治用暴力手段的继续。列宁在这里所以要引证克劳塞维茨，是为了再一次揭穿普列汉诺夫、考茨基和其他人的社会沙文主义、社会帝国主义。

　　其次，列宁赞扬克劳塞维茨，是因为克劳塞维茨在自己的著作里证实了一个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来是正确的原理：在某些不利的条件下，退却是和进攻同样合理的斗争形式。列宁在这里所以要引证克劳塞维茨，是为了再一次揭穿那些不承认退却是合理的斗争形式的“左派”共产主义者。

　　斯大林：《给拉辛同志的复信（1946年2月23日）》。《斯大林文选》第456页

　　为了写布吕歇尔，我多少翻阅了一下克劳塞维茨的书。这个人具有近乎机智的健全推断能力。

　　马克思：《致恩格斯（1858年1月11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248页目前我正在读克劳塞维茨的《论战争》。哲理推究的方法很奇特，但书本身是很好的。对于是否应当使用军事学术或军事科学这一名称的问题，答案是：战争最象贸易。战争中的会战就等于贸易中的现金支付：尽管它实际上很少发生，但一切仍以它为目的，而且它最后必将发生，并起决定性作用。

　　恩格斯：《致马克思（1858年1月7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244页

　　论勒南

　　从历史学和语言学的角度来批判圣经，研究构成新旧约的各种著作的年代、起源和历史意义等问题，是一门科学，在英国，除了少数力图尽可能把这门科学保持秘密的自由主义化的神学家而外，几乎没有任何人知道它。

　　这门科学几乎完全是德国的。而且其中渗透到德国国界以外的少量东西，也决不是它最好的部分；这就是那以既摆脱了偏见和妥协又不失为基督教的东西而自豪的自由思想的批判：这些篇据说不是圣灵的直接启示，而是神通过圣灵对人道的启示，等等。这样，杜宾根学派（鲍尔、格夫勒雷尔等人）在荷兰和瑞士就象在英国一样，获得了较大的成功，但是，假如愿意稍微往前走一点，那就是追随施特劳斯。人所熟知的厄内斯特·勒南（他仅仅是德国批判家的可怜的剽窃者），便富有这种温和而完全是非历史的精神。在他的一切著作中，只有浸透着他的思想的美学的感伤情调和反映他的思想的枯燥文字，是属于他的。

　　不过，厄内斯特·勒南说得好：“如果你想清楚地知道最早的基督教会是什么样子，那就不要把它们和现在的教区相比；它们更象国际工人协会的地方支部。”这是对的。

　　恩格斯：《启示录》（1883年8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10页我正在这里研究早期的基督教，在读勒南的书和圣经。勒南是一个异常肤浅的人，但是，作为一个非宗教人士，他比德国大学神学家的视野要广阔一些。可是，他的书简直是一部小说。他自己对菲洛斯特拉特的评语，也适用于他这本书：它可以作为历史资料来用，就象亚历山大·大仲马的小说可以用来研究弗伦特运动时期一样。在某些细节地方，我发现他有骇人听闻的错误，同时他还非常无耻地抄袭德国人的东西。

　　恩格斯：《致维·阿德勒（1892年8月19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第427页

　　谈到拉撒路，不禁使我想起勒南的《耶稣传》。在某些方面，这简直是一部充满了泛神论的神秘主义幻想的长篇小说。这本书与它的德国前辈相比，还是具有某些长处，而且书并不太厚，所以你应该读一读。这自然是德国人研究的结果。非常值得注意。在荷兰这里，德国的神学批判的思潮非常流行，以致牧师在传教台上公开宣扬这种思潮。

　　马克思：《致恩格斯（1864年1月20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381页

　　论哥白尼

　　自然科学借以宣布其独立并且好象是重演路德焚烧教谕的革命行为，便是哥白尼那本不朽著作的出版，他用这本书（虽然是胆怯地而且可说是只在临终时）来向自然事物方面的教会权威挑战。从此自然科学便开始从神学中解放出来，尽管个别的互相对立的见解的争论一直拖延到现在，而且在许多人的头脑中还远没有得到结果。但是科学的发展从此便大踏步地前进，而且得到了一种力量，这种力量可以说是与从其出发点起的（时间的）距离的平方成正比的。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导言》（1875—1876年上半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46—447页

　　虽然十八世纪上半叶的自然科学在知识上；甚至在材料的整理上高过了希腊古代，但是它在理论地掌握这些材料上，在一般的自然观上却低于希腊古代。在希腊哲学家看来，世界在本质上是某种从混沌中产生出来的东西，是某种发展起来的东西、某种逐渐生成的东西。在我们所考察的这个时期的自然科学家看来，它却是某种僵化的东西、某种不变的东西，而在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看来，则是某种一下子造成的东西。科学还深深地禁锢在神学之中。它到处寻找，并且找到了一种不能从自然界本身来说明的外来的推动力作为最后的原因。如果牛顿所夸张地命名为万有引力的吸引被当作物质的本质的特性，那末首先造成行星轨道的未被说明的切线力是从哪里来的呢？植物和动物的无数的种是如何产生的呢？而早已确证并非亘古就存在的人类最初是如何产生的呢？对于这样的问题，自然科学常常以万物的创造者对此负责来回答。哥白尼在这一时期的开端给神学写了挑战书；牛顿却以关于神的第一次推动的假设结束了这个时期。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48—449页哥白尼的太阳系学说有三百年之久一直是一种假说，这个假说尽管有百分之九十九、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的可靠性，但毕竟是一种假说；而当勒维烈从这个太阳系学说所提供的数据，不仅推算出一定还存在一个尚未知道的行星，而且还推算出这个行星在太空中的位置的时候，当后来加勒确实发现了这个行里的时候，哥白尼的学说就被证实了。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2页

    论伽利略、刻卜勒

　　在十七世纪末和十八世纪初，大部分国家的炮兵都编入了军队，失去了中世纪的行会性质，被认为是一个特殊的兵种，因此也就有了正常的和迅速的发展的可能。结果，几乎立即有了非常显著的改进。……在1730—1740年这一时期，贝利多尔在法国拉费尔，罗宾斯在英国以及帕帕契诺·丹东尼在都灵都领导了这种试验。结果，火炮的口径大为统一，火炮各部分的金属重量的比例更加适当，装药量普遍减少，装药的重量是炮弹重量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在发展炮兵学原理方面，也取得了象上述改进那样大的进步。伽利略奠定了抛物线理论的基础，他的学生托里拆利以及安德森、牛顿、布朗德尔、别尔努利、沃尔弗和欧勒等人则进一步研究了炮弹的飞行、空气的阻力和炮弹偏差的原因。上述这些炮兵实验家对炮兵学中数学方面的发展也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恩格斯：《炮兵》（1857年10—11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4卷第202页伽利略一方面发现了落体定律，依据这个定律，落体所经过的距离和落下所经过的时间的平方成正比。另一方面，如我们将看到的，他又提出一个不完全符合这个定律的命题：一个物体的动量（它的冲量或动量）是由质量和速度决定的，所以它在质量是常数时就和速度成正比了。笛卡儿采取了后一命题，认为运动物体的质量和速度的乘积就是该物体的运动的量度。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426页在太阳系的天文学中，刻卜勒发现了行星运动的规律，而牛顿则从物质的普遍运动规律的观点对这些规律进行了概括。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47页和十八世纪法国人传下来的对牛顿的神化相反（英国使牛顿满载荣誉与财富），黑格尔指出：被德国饿死的刻卜勒是现代天体力学的真正奠基者！而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已经包含在刻卜勒的所有三个定律中，在第三定律中，甚至明确地表现出来了。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1878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2页脚注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34页十八世纪以前根本没有科学；对自然的认识只是在十八世纪（某些部门或者早几年）才取得了科学的形式。牛顿由于发明了万有引力定律而创立了科学的天文学，由于进行了光的分解而创立了科学的光学，由于创立了二项式定理和无限理论而创立了科学的数学，由于认识了力的本性而创立了科学的力学。

　　恩格斯：《英国状况十八世纪》（1844年2月）。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57页

　　牛顿的万有引力。能够给予它的最好的评价就是：它没有说明而是描画出行星运动的现状。运动是给定的。太阳的引力也是给定的。应当怎样从这些数据中说明运动呢？用力的平行四边形，用现在已成为一种必要假定而且我们不得不加以采用的切线力来说明。这就是说，如果我们以现有状态的永恒性为前提，我们就需要有一个第一次推动，上帝。但是，现有的行星状态并不是永恒的，而运动本来也不是复合的，而是简单的旋转，力的平行四边形用在这里是错误的，因为它不只限于说明尚待发现的未知数X，就是说，因为牛顿所要求的，不仅要提出问题，而且还要解决问题。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617—618页牛顿的力的乎行四边形在太阳系中至多在环体分离的一刹那间是正确的，因为这时的旋转运动自己发生了矛盾，它一方面表现为引力，另一方面又表现为切线力。但是，只要分离一完成，运动又重新成为统一的。这种分离必然会发生，这是辩证过程的证据。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618页在科学的猛攻之下，一个又一个部队放下了武器，一个又一个城堡投降了，直到最后，自然界无限的领域都被科学所征服，而且没有给造物主留下一点立足之地。牛顿还让上帝来作“第一次推动”，但是禁止他进一步干涉自己的太阳系。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马克思恩裕斯选集》第3卷第529页

    论拉普拉斯

　　拉普拉斯以一种至今还没有人超过的方式详细地证明了，一个太阳系如何从一个单独的气团中发展起来；以后的科学愈来愈证实了他的观点。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55页拉普拉斯的理论只是以运动着的物质为前提——飘荡在宇宙空间中的一切物体都必然旋转。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618页……拉普拉斯对拿破仑的问题——为什么在这位伟大的天文学家的《天体力学》一书中对造物主连提也没有提到，——曾经骄傲地这样回答：“我不需要这个假说”。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1892年4月20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86页

　　论迈尔、焦耳

　　这时物理学有了巨大的进步，它的结果，由三个不同的人几乎同时在自然科学这一部门中的划时代的一年，即1842年总结出来。迈尔在海尔布朗，焦耳在曼彻斯特，都证明了从热到机械力和从机械力到热的转化。热的机械当量的确定，使这个结果成为无可置疑的。同时，格罗夫——不是职业的自然科学家，而是英国的一个律师——仅仅由于整理了物理学上已经达到的各种结果，就证明了这样一件事实：一切所谓物理力，即机械力、热、光、电、磁，甚至所谓化学力，在一定的条件下都可以互相转化，而不发生任何力的损耗；这样，他就用物理学的方法补充证明了笛卡儿的原理：世界上存在着的运动的量是不变的。因此，各种特殊的物理力，即所谓物理学上的不变的“种”，就变为各种不同的并且按照一定的规律互相转化的物质运动形式。这么多的物理力的存在的偶然性，从科学中被排陈出去了，因为它们的相互联系和转化已经被证明。物理学和以前的天文学一样，达到了一种结果，这种结果必然指出运动着的物质的永远循环是最终结论。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52页第一是由热的机械当量的发现（罗伯特·迈尔、焦耳和柯尔丁）所导致的能量转化的证明。自然界中所有无数起作用的原因，过去一直被看作一种神秘的不可解释的存在物，即所谓力——机械力、热、放射（光和辐射热）、电、磁、化学化合力和分解力，现在都已经证明是同一种能（即运动）的特殊形式，即存在方式；我们不仅可以证明，它在自然界中经常从一种形式转化到另一种形式，而且甚至可以在实验室中和工业中实现这种转化，使某一形式的一定量的能总是相当于另一形式的一定量的能。例如，我们可以用公斤米去表现热量单位，又可以用热量单位去表现一个单位的或任何量的电能或化学能，反之亦然；我们同样可以把一个活的机体所消耗的和获得的能量测量出来，并且用任何单位，例如用热量单位，表现出来。自然界中整个运动的统一，现在已经不再是哲学的论断，而是自然科学的事实了。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25—526页赫尔姆霍茨在他的《通俗讲演集》第2卷第113页上表示，在自然科学上证明笛卡儿关于运动在量方面不变的原理的功绩，除迈尔、焦耳和柯尔丁外，似乎也有他自己一份。“我自己一点也不知道迈尔和柯尔丁，而且只是在我自己的工作完成时才知道焦耳的实验，但走的是同一条道路：我竭力探究一切可以从上述观点得出的自然界各种过程间的关系，而且在1847年在以《论力的守恒》为名的小册子中公布了我自己的研究。”——但是在这本著作中并没有什么超过1847年科学水平的新东西，只有下面两点是例外，一是上面已经提到的那个很有价值的数学上的证明：“力的守恒”和作用于某一体系中各个不同物体之间的各个力的中心作用，只是同一个东西的两种不同的表现，其次是他较为准确地表达了下面这个定律：某一特定的力学体系中的活力和张力的总和是不变的。在其他各方面，赫尔姆霍茨的这本著作都已经被迈尔的1845年的第二篇论文所超过。在1842年迈尔已经肯定了“力的不灭”，而在1845年他又根据自己的新观点，在“自然界中各种过程间的关系”方面说出了比赫尔姆霍茨在1847年所发表的高明得多的东西。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00页注

    论波义耳

　　这时——撇开早已存在的数学、天文学和力学不谈——物理学和化学明确地分开了（托里拆利、伽利略——前者依靠工业上的水利工程第一个研究了液体的运动，见克拉克·麦克斯韦）。波义耳把化学确立为科学。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25页我们且举著名的波义耳定律为例，根据这一定律，在温度不变的情况下，气体的体积和它所受的压力成反比。雷尼奥发现，这一定律不适合于某些情况。如果雷尼奥是一个现实哲学家，那未他就有义务宣布：波义耳定律是可变的，所以不是真正的真理，所以根本不是真理，所以是谬误。但是，如果他这样做，他就造成一个比波义耳定律所包含的谬误更大得多的谬误；他的一粟真理也许就消失于谬误的沙丘中；这样他或许就把他的本来正确的结论变为谬误，而与这一谬误相比，波义耳定律就连同附在它上面的少许谬误可以说是真理了。但是雷尼奥是科学家，没有玩弄这样的儿戏，而是继续研究，并发现波义耳定律只是近似地正确，特别是对于可以因压力而液化的气体，当压力接近液化开始的那一点时，波义耳定律就失去了效力。所以波义耳定律只在一定的范围内才是正确的。但是在这个范围内，它是不是绝对地最终地正确的呢？没有一个物理学家会断定说是。他将说：这一定律在一定的压力和温度的范围内，对一定的气体是有效的；而且即使在这种更加狭窄的范围内，他也不会排除这样的可能性，即通过未来的研究给予更加严格的限制，或者改变定律的公式内寸是绝对真理。这个定律“只是近似的”真理。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下半年）。《列宁选集》第2卷第134页

    论拉瓦锡、道尔顿

　　在化学中，燃素说经过百年的实验工作提供了这样一些材料，借助于这些材料，拉瓦锡才能在普利斯特列制出的氧中发现了幻想的燃素的真实对立物，因而推翻了全部的燃素说。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71页物理学也正是在十八世纪获得了科学性质；化学刚刚由布莱克、拉瓦锡和普利斯特列创立起来；……

　　恩格斯：《英国状况十八世纪》（1844年2月）。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57页

　　化学中的新时代是随着原子论开始的（所以，近代化学之父不是拉瓦锡，而是道尔顿），相应地，物理学中的新时代是随着分子论开始的（是从运动形式互相转化的发现开始的，这在形式上虽然不同，但在本质上不过是这一过程的另一个方面）。新的原子论和所有已往的原子论的区别，在于它不主张（撇开蠢才不说）物质只是非连续的，而主张各个不同阶段的各个非连续的部分（以太原子、化学原子、物体、天体）是各种不同的关节点，这些关节点决定一般物质的各种不同的质的存在形式——直到失重和排斥的形式。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637页从拉瓦锡以后，特别是从道尔顿以后，化学的惊人迅速的发展从另一方面向旧的自然观进行了攻击。由于用无机的方法制造出过去一直只能在活的机体中产生的化合物，它就证明了化学定律对有机物和无机物是同样适用的，而且把康德还认为是无机界和有机界之间的永远不可逾越的鸿沟大部分填起来了。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52页

    论门得列耶夫

　　我们现在知道，“元素的化学性质是原子量的周期函数”（罗斯科和肖莱马《化学教程大全》第2卷第823页），因此，它们的质是由它们的原子量的数量所决定。这已经得到了光辉的证明。门得列耶夫证明了：在依据原子量排列的同族元素的系列中，发现有各种空白，这些空白表明这里有新的元素尚待发现。他预先描述了这些未知元素之一的一般化学性质，他称之为亚铝，因为它是在以铝为首的系列中紧跟在铝后面的；他并且大约地预言了它的比重和原子量以及它的原子体积。几年以后，勒科克·德·布瓦博德朗真的发现了这个元素，而门得列耶夫的预言被证实了，只有极不重要的差异。亚铝体现为镓（同上，第828页）。门得列耶夫不自觉地应用黑格尔的量转化为质的规律，完成了科学上的一个勋业，这个勋业可以和勒维烈计算尚未知道的行星海王星的轨道的勋业居于同等地位。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89—490页

　　论卡尔·肖莱马

　　卡尔·肖莱马于1834年9月30日生于达姆斯塔德；他在故乡念中学，然后在吉森和海得尔堡学化学。大学毕业之后，他于1858年移居英国，当时在那里，对出于李比希门下的有才能的化学家广开着飞黄腾达之门。但是，尽管他的年轻同行大部分都热中于搞工业，他却仍然忠实于科学；起初他给私人化学家安格斯·斯密斯当助手，后来给罗斯科当助手，罗斯科在这之前不久被聘为新成立的欧文斯学院的化学教授。1861年，充当罗斯科私人助手的肖莱马，得到了欧文斯学院实验室的正式助手职位。

　　在六十年代，他完成了在化学领域内的一些划时代的发现。有机化学大大发展，终于从一堆零星的、或多或少不完备的关于育机物成分的资料变成了一门真正的科学。肖莱马挑选了这些有机物中最单纯的作为研究对象，坚信正是应该在这里奠定这门新科学的基础；这些最单纯的有机物原来仅由碳和氢构成，但是若用其他单纯的或复杂的物质置换其中一部分氢，它们就会变成具有各种不同性能的完全另外的一种物质，这就是脂肪烃，其中人们较为熟知的几种含在石油里，从脂肪烃可以制取醇、脂肪酸、酯等等。我们现在关于脂肪烃所知道的一切，主要应该归功于肖莱马。他研究了已知的属于脂肪烃类的物质，把它们一一加以分离，其中的许多种是由他第一次提纯的；另一些从理论上说应当存在而实际上还未为人所知的脂肪烃，也是他发现和制得的。这样一来，他就成了现代的科学的有机化学的奠基人之一。

　　除了这些专门的研究以外，他还花很多时间研究了所谓的理论化学，即这门科学的基本规律，研究这门科学同邻接的各门科学如物理学、生理学之间的联系。在这方面他也表现出特殊的天赋。也许，他是当时唯一的一位不轻视向黑格尔学习的著名的自然科学家，那时候许多人鄙视黑格尔，但他对黑格尔评价很高。这是完全正确的。凡是想在理论的、一般的自然科学领域中有所成就的人，都不应该象大多数研究者那样把自然现象看成不变的量，而应该看成变化的、流动的量。一直到现在，还是从黑格尔那里最容易学会这一点。

　　我是在六十年代初和肖莱马认识的（马克思和我很快就跟他成了亲密的朋友），那时候，他常常脸上带着血斑和伤痕来看我。跟脂肪烃打交道可不是闹着玩儿的；这些大部分还没有被认识的物质，总是在他手上爆炸，这样他就得到了不少光荣的伤痕。只是因为戴着眼镜，他才没有为此丧失视力。那时候他已是一个完全成熟的共产主义者，他需要从我们方面接受的只是对他早已理解的信念的经济学上的论证。后来，由于通过我们了解了各国工人运动的成就，他就经常怀着很大的兴趣注视首这一运动，特别是克服了起初的纯粹拉萨尔主义的阶段以后的德国工人运动。我在1870年年底移居伦敦之后，我们之间频繁的通信照旧大部分谈的是自然科学和党的事务。在这以前，尽管肖莱马已经有了公认的世界声誉，他仍留在曼彻斯特，地位很低微。但是后来情况就不同了。1871年他被提名为皇家学会（即英国科学院）会员的候选人：而他——很难得地——马上就当选了；1874年欧文斯学院终于专门为他设立了有机化学的新教授职位，接着格拉斯哥大学选他为名誉博士。但是这些身外之荣丝毫也没有改变他的为人。这是一个世界上最谦虚的人，因为他的谦虚是建立在他对自己的意义的正确认识上的。正因为这个缘故，他把这些承认他的表现当作某种自然而然的东西接受下来，因此也就心地坦然。

　　恩格斯：《卡尔·肖莱乌》（1892年7月1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363—365页要知道，肖莱马无疑是整个欧洲社会主义政党中仅居马克思之下的最著名人物。我二十年前同他相识时，他已是共产主义者了。当时他是英国教授们手下的一个贫寒的私人助手。现在他是皇家学会（这里的科学院）会员，他在他的专业——单烃（石蜡及其派生品）化学方面是世界上最大的权威。他的巨著化学教程，虽然是他和罗斯科合著的，但几乎完全是他一个人写的（这是所有的化学家都知道的），此书被认为是英国和德国目前最好的一部著作。他的这种地位是在国外，在同那些最大限度地剥削他的人们进行斗争中取得的，——是完全靠真正科学的劳动取得的。他没有做过任何一件昧良心的事。同时他在任何地方也毫无顾虑地以社会主义者的身分出现，经常在大学讲师的餐桌上朗读《社会民主党人报》上的俏皮话等等，……

　　恩格斯：《致爱·伯恩施坦（1883年12月27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442页

　　您就安许茨的事给我写了信，我想了解一些关于他的情况，把写这封信的时间推迟了几天。但直到今天，什么也没有了解到。

　　问题在于：首先我必须知道，这个传记应该详细到什么程度，是不是给一家杂志写的，究竟是什么杂志，等等，等等。如果安许茨打算把我们的卡尔仅仅作为一个化学家来写，那么他只需要一些可以为他提供一个轮廓的材料就行了。但如果他要写卡尔这样的人，那未试问，他是否胜任这个工作，而且能否就这样随便地把卡尔的书信给他使用。况且，一个居住在德国的化学家必然是不会了解一个在英国度过三十多年的人的生活环境的，在这种情况下，另一大堆工作就要落到我的肩上。这对我倒没有什么；只要我把现在重新着手进行的整理《资本论》第三卷的工作一结束，我乐于把我的全部空余时间用在这件事上。但谁能担保这些材料一定能按照我说的精神来使用呢？卡尔在我们中间首先是一个社会民主党人，——除了有几次夏天去德国以外，他在伦敦这里度过了所有的假期，——而社会民主党人在化学界至今还不常见。要知道，总不能让传记的作者似乎为他所描写的人物不幸是个社会民主党人而对读者怀有歉意吧！

　　恩格斯：《致路·肖莱马》（1892年10月18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第496—497页

　　论达尔文

　　如果一切多细胞的机体——植物和动物，包括人在内——都各按细胞分裂规律从一个细胞中成长起来，那末这些机体的无限差异性是从什么地方产生的呢？解答这个问题的，是第三个大发现，即达尔文首先系统地加以论述井建立起来的进化伦。不管这个理论在细节上还会有什么改变，但是总的说来，它现在已经把问题解答得令人再满意没有了。机体从少数简单形态到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日益多样化和复杂化的形态一直到人类为止的发展系列，基本上是确定了；因此，不仅有了可能来说明有机自然产物中的现存者，而且也提供了基础，来追溯人类精神的史前时代，追溯人类精神从简单的、无构造的、但有刺激感应的最低级有机体的原生质起到能够思维的人脑为止的各个发展阶段。如果没有这个史前时代，那未能够思维的人脑的存在就仍然是一个奇迹。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83年8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26—527页在达尔文的学说中我同意他的进化论，但是我认为达尔文的证明方法（生存斗争、自然选择）只是对一种新发现的事实所作的初步的、暂时的、不完善的说明。

　　恩格斯：《致彼·拉·拉甫罗夫（1875年11月12—17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161页

　　达尔文的全部生存斗争学说，不过是把霍布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的学说和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竞争学说，以及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从社会搬到生物界而已。变完这个戏法以后……，再把同一理论从有机界搬回历史，然后就断言仿佛已经证明这些理论具有人类社会的永恒规律的效力。这种作法的幼稚可笑是一望而知的，根本用不着对此多费唇舌。但是，如果我想比较详细地谈这个问题，那未我就要首先说明他们是蹩脚的经济学究，其次才说明他们是蹩脚的自然科学家和哲学家。

　　恩格斯：《致彼·拉·拉甫罗夫（1875年11月12—17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162—163页

　　达尔文的著作非常有意义，这本书我可以用来当作历史上的阶级斗争的自然科学根据。粗率的英国式的阐述方式当然必须容忍。虽然存在许多缺点，但是在这里不仅第一次给了自然科学中的“目的论”以致命的打击，而且也根据经验闸明了它的合理的意义。

　　马克思：《致斐·拉萨尔（1861年1月28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574—575页

　　恩格斯：《致马克思（1859年12月11日或12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503页我读了各种各样的书。其中有达尔文的《自然选择》一书。虽然这本书用英文写得很粗略，但是它为我们的观点提供了自然史的基础。

　　马克思：《致恩格斯（1860年12月19日）》。

　　《马克思恩格斯金集》第30卷第130—131页达尔文推翻了那种把动植物种看做彼此毫无联系的、偶然的、“神造的”、不变的东西的观点：第一次把生物学放在完全科学的基础上，确定了物种的变异性和承续性……

　　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1894年春夏）。《列宁选集》第1卷第10页自然界是检验辩证法的试金石，而且我们必须说，现代自然科学为这种检验提供了极其丰富的、与日俱增的材料，并从而证明了，自然界的一切归根到底是辩证地而不是形而上学地发生的；自然界不是循着一个永远一样的不断重复的圆圈运动，而是经历着实在的历史。这里首先就应当指出达尔文，他极其有力地打击了形而上学的自然观，因为他证明了今天的整个有机界，植物和动物，因而也包括人类在内，都是延续了几百万年的发展过程的产物。可是，因为学会辩证地思维的自然科学家到现在还屈指可数，所以，现在统治于理论自然科学中并使教师和学生、作者和读者都同样感到绝望的那种无限混乱的状态，完全可以从已经达到的成果和传统的思维方式之间的这个冲突中得到说明。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80年1月—3月上半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20页极为谦逊的达尔文多么伟大，他不仅把整个生物学中的成千上万个事实搜集在一起，进行分类和加工，而且还愉快地引证每一位前辈，即使这样做有损于他自己的荣誉，即使这样的前辈比起那自己一事无成而对任何人的成就都不满意的大吹大擂的杜林，是微不足道的。

　　恩格斯：《<反杜林论>材料》（1876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665页真的，当达尔文说到自然选择时，并没有考虑到引起个别个体变异的原因，他首先说明这种个别的偏离怎样逐渐成为一个品种、变种或种的特征。在达尔文看来，问题首先与其说是在于找出这些原因——这些原因到现在为止有一部分还完全不知道，有一部分也只能作最一般的陈述，——而宁可说是在于找出一种使它们的作用固定下来并获得久远意义的合理形式。达尔文赋予自己的发现以过大的作用范围，把这一发现看作物种变异的唯一杠杆，忽视了重复出现的个别变异的原因而注意这些变异普遍化的形式，这是一个缺点，是达尔文和大多数真正有所前进的人们所共有的缺点。此外，如果说达尔文从虚无中得出他的个别的变化，并且在这方面仅仅应用“生物培育者的智慧”，那末生物培育者也同样会从虚无中得出他那不仅是想象的而且是现实的动植物形态的变化。但是，对这些变化和差异究竟从何而来这一问题的研究给予推动的，又不是别人，正是达尔文。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1878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09—110页达尔文的错误正在于他在《自然选择，或最适者生存》中把两件不相于的事情混淆起来了：

　　（1）由于过度繁殖的压力而发生的选择，在这里也许是最强的首先生存下来，但是最弱的在某些方面也能这样。

　　（2）由于对变化了的环境有较大适应能力而发生的选择，在这里生存下来的是更能适合这些环境的，但是，在这里这种适应总的说来可以是进化，也可以是退化（例如，对寄生生活的适应总是退化）。

　　重要的是：有机物发展中的每一进化同时又是退化，因为它巩固一个方面的发展，排除其他许多方面的发展的可能性。

　　然而这是一个基本规律。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71页……达尔文主义不仅摈斥居维叶的激变，而且摈斥包括革命在内的、按辩证法来了解的发展，但从辩证方法观点看来，进化和革命、量变和质变乃是同一运动的两个必要形式。

　　看来也决不能断言“马克思主义……对达尔文主义采取不批判的态度”。

　　斯大林：《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1906年）。

　　《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285页

　　论特雷莫

　　有一本很好的书，一旦我做好必要的摘记就寄给你（但是以寄还我作为条件，因为这本书不是我自己的），这就是1865年巴黎出版的比·特雷莫的著作《人类和其他生物的起源和变异》。尽管我发现了一些缺点，但这本书比起达尔文来还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进步。它的两个基本论点是：异种交配并不象人们通常所说的产生差别，而是产生种的典型的统一。反之，地质的构成（不光是它本身，而是作为主要的基础）造成差别。在达尔文那里，进步是纯粹偶然的，而在这里却是必然的，是以地球发展的各个时期为基础的。达尔文不能解释的退化，在这里解释得很简单；同样，纯过渡类型迅速消失而种的发展缓慢的问题，也解释得很简单，因此，那些对达尔文有妨碍的古生物学上的空白，在这里是必然的。同样，一经形成的种的稳定性（且不说个体偏离和其他的偏离）是必然的规律。使达尔文感到很困难的杂交，在这里反而是分类的依据，因为它证明，实际上只有在异种交配停止产生后代，或者异种交配成为不可能等等之后，种才会确定下来。

　　马克思：《致恩格斯（1866年8月7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250—251页

　　关于穆瓦兰和特雷莫，我将在这几天较详细地写一写；后者的书我还没有读完，但是可以断定，光是下面这一点就说明他这一套学说是空洞的：他不懂地质学，也不会作最起码的历史文献批判。关于黑人圣玛丽亚以及关于白人变为黑人的事，简直要笑死人。塞内加尔黑人的传说似乎值得无条件相信，这正是因为他们不会写作！更妙的是，把一个巴斯克人、一个法兰西人、一个布列塔尼人和一个亚尔萨斯人之间的差别归结到土壤类型的不同上，而土壤类型不同的罪过自然还在于这些人说的是四种不同的语为什么我们这些居住在我们的泥盆纪的过渡层（这些岩山早在石炭纪以前就已经上升到海面以上）上面的莱茵省居民很久以来没有变为白痴和黑人；也许他在第二卷中会加以解释，或者会宣布我们实际上就是黑人。

　　这本书没有任何价值，是与一切事实相矛盾的纯粹的虚构；作者所举出的每个证据，都需要再用新的证据来加以证实。

　　恩格斯：《致马克思（1866年10月2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258—259页关于特雷莫。你的评语是：“光是下面这一点就说明他这一套学说是空洞的：他不懂地质学，也不会作最起码的历史文献批判”，你的这种评语，在居维叶的反对物种变异说的《论地球表面的灾变》一书中可以几乎一字不差地找到。他在那里就嘲笑德国的科学幻想家，说这些人把达尔文的基本思想表达得十分清楚，不过不能证明它。但是这并不妨碍居维叶是错误的，而正确的是表述新思想的人，尽管居维叶是大地质学家，自然科学家中少有的历史文献批评家。在我看来，特雷莫关于土壤影响的基本思想（自然他没有考虑到这种影响的历史性变化，而我认为由于耕作等所引起的土壤表层的化学变化，以及象煤层等这些东西在不同生产方式下所起的不同影响，也都属于这种历史性变化），就是这种只需要表述出来以便在科学中永远获得公认的思想，而这完全不依赖于特雷莫叙述得如何。

　　马克思：《致恩格斯（1866年10月3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260页关于特雷莫。上次给你写信的时候，我才读了全书的三分之一，而且是最糟的三分之一（开头）。第二个三分之一是对各学派的批评，好得多；最后的三分之一是结论，又很糟。作者的功绩是：他比前人在更大程度上强调了“土壤”对于人种以及种的形成的影响，其次是对杂交的影响，他比他的前辈发挥了更正确的意见（虽然在我看来仍很片面）。达尔文对杂交的变异影响的看法也有正确的一面，其实特雷莫也默认这点，他在对自己方便的地方也把杂交看做是变异的手段，尽管最终还是起拉平作用的手段。达尔文等人并没有否认土壤的影响，如果说他们还没有特别强调这种影响，那只是因为他们不知道土壤是怎样发生影响的——除了知道肥沃的土壤发生良好的影响，贫瘠的土壤发生不好的影响。其实特雷莫所知道的也不见得比这多多少。关于晚形成的土壤一般说来对于高等种的发展更为有利的假说，含有某种颇为合理的成分，它可能是正确的，也可能是不正确的；但是当我看到特雷莫想用多么可笑的证据（这些证据十分之九是根据不可信的或被歪曲的事实，而十分之一是什么也没有证明）来证明它的时候，我就不由得把对假说创造者的怀疑转向假说本身。当他进一步宣布由杂交校正过的较新的或较老的土壤的影响是造成有机的种以及人种变异的唯一原因的时候，无论如何，我就没有理由跟着这位作者跑这样远了，相反，我还有了许多反驳这种说法的理由。

　　你说居维叶也指责过肯定种的变异性的德国自然哲学家不懂地质学，可是这些哲学家是正确的。不过那时这个问题与地质学没有任何关系；至于作者完全依靠地质学来创造种的变异性的理论，同时又犯了这样一些地质学上的错误，歪曲一系列国家（例如意大利，甚至法国）的地质，而自己其他的证据又是从一些我们几乎完全不知道它们的地质情况的那些国家（非洲，中亚细亚等）弄来的，那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特别是关于人种学方面的例子，凡是和人所共知的国家与民族有关的，无论就地质条件，或者由地质条件而得出的结论来说，几乎毫无例外全是错误的；作者把大量的和他的理论相反的例子完全放过去了，例如，西伯利亚内部的冲积平原，亚马孙河的广大冲积盆地，拉普拉塔河以南几乎直到美洲的最南端（科迪勒拉山脉以东）的整个冲积地区。

　　土壤的地质结构与一般能生长东西的“土壤”有密切关系，这是尽人皆知的真理，就象这种能生长植物的土壤对生活在它上面的动植物的种产生影响一样。而到现在为止这种影响几乎还没有被探讨过，这也是事实。但是从这里到特雷莫的理论有一段很长的距离。他强调了至今还没有被注意的方面，这的确是他的功绩！并且如我已经指出的，关于土壤因其地质年代大小的不同而对加速发展产生不同的影响的假说，在一定范围内或许是正确的（也可能不正确）；但是他所做的所有进一步的结论，我认为如果不是完全错误，就是非常片面的夸大。

　　恩格斯：《致马克思（1866年10月5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261—263页

　　论海克尔

　　最近，特别是由于海克尔，自然选择的观念扩大了，物种变异被看做适应和遗传相互作用的结果，同时适应被认为是过程中引起变异的方面，遗传被认为是过程中保存物种的方面。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1878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10页在海克尔看来，在物种发展方面，适应是否定的或引起变异的方面，遗传是肯定的或保存物种的方面。相反地，杜林在第122页上却说，遗传也造成否定的结果，引起变异（同时还有关于预成的妙论）。最容易不过的做法是，碰到所有这类对立，把它们颠倒过来，并且证明：适应正是由于形式的改变而保存下本质的东西即器官本身，而遗传则由于两个始终不同的个体的结合不断引起变异，变异的积累并不排斥物种的变换。遗传甚至也把适应的结果传下去！可是在这里我们没有前进一步。我们必须把握事实真相，并加以研究，于是当然可以发现，海克尔是完全正确的，在他看来，遗传在本质上是过程中保守的、肯定的方面，适应是过程中革命的、否定的方面。驯化和培植以及无意识的适应，在这里比杜林的一切“精辟的见解”更令人信服。

　　恩格斯：《<反杜林论>材料》（1876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666页海克尔的《宇宙之谜》这本书在一切文明国家中掀起了一场大风波，这点一方面异常突出他说明了现代社会中的哲学是有党性的，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唯物主义同唯心主义及不可知论的斗争是有真正的社会意义的。这本书立即被译成了各种文字，发行了几十万册，并出版了定价特别低廉的版本。这就很清楚地说明：这本书已经“深入民间”，海克尔一下子赢得了广大的读者。这本通俗的小册子成了阶级斗争的武器。世界各国的哲学教授和神学教授们千方百计地诽谤和低毁海克尔。著名的英国物理学家洛治为了保卫上帝，立刻起来反对海克尔。俄国物理学家赫沃尔桑先生特地赶到德国去，以便在那里出版一本卑鄙的黑帮的小册子来反对海克尔，并使那些最尊贵的市侩先生们确信，决不是所有的自然科学家现在都拥护“素朴实在论”的观点。攻击海克尔的神学家真是不可胜数。御用的哲学教授们用尽一切恶毒的字眼来辱骂海克尔。看一看这些干枯在僵死的经院哲学上的木乃伊怎样被海克尔的几记耳光打得两眼冒火，双颊发红（也许是生平第一次），这倒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情。那些供奉纯粹科学和所谓最抽象的理论的祭司们，简直咆哮如雷。从这些哲学上的死硬派（唯心主义者保尔逊、内在论者雷姆克、康德主义者阿迪克斯以及其他只有天晓得他们的名字的人）的一切咆哮中，可以清楚地听到一个主调：反对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反对“独断主义”，反对“夸大自然科学的价值和意义”，反对“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他是一个唯物主义者，抓住他，抓住这个唯物主义者；他欺骗公众，不坦白承认自己是唯物主义者，——这一点特别使得最尊贵的教授先生们狂怒不休。在这整个悲喜剧中，最突出的一个情况就是海克尔本人也否弃唯物主义，拒绝这一称呼。不仅如此，他非但不反对任何宗教，反而发明了自己的宗教（也是象布尔加柯夫的“无神论的信仰”或卢那察尔斯基的“宗教的无神论”一类的东西），在原则上主张宗教和科学结成联盟！那末问题究竟在哪里呢？究竟是由于什么“致命的误解”而争吵起来的呢？

　　问题在于：尽管海克尔的哲学具有素朴性，他缺乏确定的党派目的，愿意重视那些流行的反唯物主义的庸俗偏见，同宗教有妥协倾向而且还提出有关宗教的建议，然而这一切都更加突出地显示了他这本小册子的总的精神，显示了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是根深蒂固的，它同一切御用的教授哲学和神学是不可调和的。尽管海克尔本人不愿意和市侩们决裂，但是他用这样坚定而素朴的信念所阐明的见解，跟形形色色流行的哲学唯心主义是绝对不可调和的。所有这些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从某位哈特曼的最粗陋的反动理论一直到自以为是最新颖、最进步和最先进的彼得楚尔特的实证论或马赫的经验批判主义，都一致认为：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就是“形而上学”，承认自然科学的理论和结论反映客观实在，就是最“素朴的实在论”，如此等等。海克尔这本书的每一页对于整个教授哲学和神学的“神圣”教义说来，都是一记耳光。这位自然科学家无疑地表达了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绝大多数自然科学家的虽没有定型然而是最坚定的意见、心情和倾向。他轻而易举地一下子就揭示了教授哲学所力图向群众和自己隐瞒的东西，即那块日益宽广和坚固的磐石，这块磐石把哲学唯心主义、实证论、实在论、经验批判主义以及其他丢人学说的无数支派末流的一片苦心碰得粉碎。这块磐石就是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下半年）。《列宁选集》第2卷第356—358页悲剧的因素是由于今年（1908年）春天有人企图谋杀海克尔而产生的。当海克尔收到许多封用“狗”、“渎神者”、“猴子”等称呼来骂他的匿名信以后，有一个道地的德国人曾把一块很大的石头扔进海克尔在耶拿的工作室。（列宁原注）论哈维

　　哈维由于发现了血液循环而把生理学（人体生理学和动物生理学）确立为科学。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24页

　　论施旺、施莱登

　　第二个发现——在时间上更早一些——是施旺和施莱登发现有机细胞，发现它是这样一种单位：一切机体，除最低级的外，都是从它的繁殖和分化中产生和成长起来的。有了这个发现，有机的、有生命的自然产物的研究——比较解剖学、生理学和胚胎学——才获得了巩固的基础。机体产生、成长和构造的秘密被揭开了；从前不可理解的奇迹，现在已经表现为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是依据一切多细胞的机体本质上所共同的规律进行的。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26页可是，人们对最近三十年来自然科学所取得的成就却一无所知。对生理学有决定性意义的，首先是有机化学的巨大发展，其次是最近二十年来才学会正确使用的显微镜。使用显微镜所造成的结果比化学的成就还要重大。使全部生理学发生革命并且首先使比较生理学成为可能的主要事实，是细胞的发现：在植物方面是由施莱登发现的，在动物方面是由施旺发现的（约在1836年）。一切东西都是细胞。

　　恩格斯：《致马克思（1858年7月14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37页我偶然翻阅了格罗夫的《物理力的相互关系》一书。他在英国（而且也在德国！）自然科学家中无疑是最有哲学思想的。我们的朋友施莱登虽然由于某种误会而发现了细胞，但是他却具有追求庸俗口味的天赋秉性。

　　马克思，《致恩格斯（1864年8月31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415页

    论但丁

　　《宣言》十分公正地承认了资本主义在先前所起过的革命作用。意大利是第一个资本主义民族。封建的中世纪的终结和现代资本主义纪元的开端，是以一位大人物为标志的。这位人物就是意大利人但丁，他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现在也如1300年间那样，新的历史纪元正在到来。意大利是否会给我们一个新的但丁来宣告这个无产阶级新纪元的诞生呢？

　　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93年意大利文版序言》

　　（1893年2月1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49页

　　意大利是一个典型的国家。自从现代世界的曙光在那里升起的那个伟大时代以来，它产生过许多伟大人物，从但丁到加里波第，他们是无与伦比的完美的典型。

　　恩格斯：《<资本论>第三卷序言》（1894年10月4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24页

    论莎士比亚

　　与此相关的是人物的性格描绘。您完全正确地反对了现在流行的恶劣的个性化，这种个性化总而言之是一种纯粹低贱的自作聪明，并且是垂死的模仿文学的一个本质的标记。此外，我觉得一个人物的性格不仅表现在他做什么，而且表现在他怎样做；从这方面看来，我相信，如果把各个人物用更加对立的方式彼此区别得更加鲜明些，剧本的思想内容是不会受到损害的。古代人的性格描绘在今天是不再够用了，而在这里，我认为您原可以毫无害处地稍微多注意莎士比亚在戏剧发展史上的意义。

　　恩格斯：《致斐·拉萨尔（1859年5月18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44页

　　我认为，我们不应该为了观念的东西而忘掉现实主义的东西，为了席勒而忘掉莎士比亚，……

　　恩格斯：《致斐·拉萨尔（1859年5月18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45页

　　罗德里希·贝奈狄克斯这个无赖出版了一部关于“莎士比亚狂热病”的臭气熏天的厚书，书中极为详尽地证明，莎土比亚不能和我国的伟大诗人，甚至不能和现代的伟大诗人相提并论。看来简直应该把莎士比亚从他的台座上拉下来，而让大屁股罗·贝奈狄克斯坐上去。单是《风流娘儿们》的第一幕就比全部德国文学包含着更多的生活气息和现实性。单是那个兰斯和他的狗克莱勃就比全部德国喜剧加在一起更具有价值。莎士比亚往往采取大刀阔斧的手法来急速收场，从而减少实际上相当无聊但又不可避免的废话，但是笨拙的大屁股罗·贝奈狄克斯对此竟一本正经而又毫无价值地议论不休。

　　恩格斯：《致马克思（1873年12月10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第108页

　　英国悲剧的特点之一就是崇高和卑贱、恐怖和滑稽、豪迈和诙谐离奇古怪地混合在一起，它使法国人的感情受到莫大的伤害，以致伏尔泰竟把莎士比亚称为喝醉了的野人。但是莎士比亚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让丑角在英雄剧中担当念开场白的任务。

　　马克思：《议会的战争辩论》（1854年4月4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第188页

　　莎士比亚在写喜剧《爱的徒劳》时，看来对庞培的真正面目已经有一些概念了。

　　马克思：《致恩格斯（1861年2月27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160页论歌德、席勒

　　关于歌德本人我们当然无法在这里详谈。我们要注意的只有一点。歌德在自己的作品中，对当时的德国社会的态度是带有两重性的。有时他对它是敌视的；如在《伊菲姬尼亚》里和在意大利旅行的整个期间，他讨厌它，企图逃避它；他象葛兹，普罗米修斯和浮士德一样地反对它，向它投以靡非斯特非勒司的辛辣的嘲笑。有时又相反，如在《温和的讽刺诗》诗集里的大部分诗篇中和在许多散文作品中，他亲近它，“迁就”它，在《化装游行》里他称赞它，特别是在所有谈到法国革命的著作里，他甚至保护它，帮助它抵抗那向它冲来的历史浪潮。问题不仅仅在于，歌德承认德国生活中的某些方面而反对他所敌视的另一些方面。这常常不过是他的各种情绪的表现而已；在他心中经常进行着天才诗人和法兰克福市议员的谨慎的儿子、可敬的魏玛的枢密顾问之间的斗争：前者厌恶周围环境的鄙俗气，而后者却不得不对这种鄙俗气妥协，迁就。因此，歌德有时非常伟大，有时极为渺小；有时是叛逆的、爱嘲笑的、鄙视世界的天才，有时则是谨小慎微、事事知足、胸襟狭隘的庸人。连歌德也无力战胜德国的鄙俗气；相反，倒是鄙俗气战胜了他；鄙俗气对最伟大的德国人所取得的这个胜利，充分地证明了“从内部”战胜鄙俗气是根本不可能的。歌德过于博学，天性过于活跃，过于富有血肉，因此不能象席勒那样逃向康德的理想来摆脱鄙俗气；他过于敏锐，因此不能不看到这种逃跑归根到底不过是以夸张的庸俗气来代替平凡的鄙俗气。他的气质、他的精力、他的全部精神意向都把他推向实际生活，而他所接触的实际生活却是很可怜的。他的生活环境是他应该鄙视的，但是他又始终被困在这个他所能活动的唯一的生活环境里。歌德总是面临着这种进退维谷的境地，而且愈到晚年，这个伟大的诗人就愈是deguerrelasse[疲于斗争]，愈是向平庸的魏玛大臣让步。我们并不象白尔尼和门采尔那样责备歌德不是自由主义者，我们是嫌他有时居然是个庸人：我们并不是责备他没有热心争取德国的自由，而是嫌他由于对当代一切伟大的历史浪潮所产生的庸人的恐惧心理而牺牲了自己有时从心底出现的较正确的美感；我们并不是责备他做过宫臣，而是嫌他在拿破仑清扫德国这个庞大的奥吉亚斯的牛圈的时候，竟能郑重其事地替德意志的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宫廷做些毫无意义的事情和寻找menusplaisirs。我们决不是从道德的、党派的观点来责备歌德，而只是从美学和历史的观点来责备他；我们并不是用道德的、政治的、或“人的”尺度来衡量他。

　　恩格斯：《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1846年底一1847年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256—257页

　　……黑格尔是一个德国人而且和他的同时代人歌德一样拖着一根庸人的辫子。歌德和黑格尔各在自己的领域中都是奥林帕斯山上的宙斯，但是两人都没有完全脱去德国的庸人气味。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4页歌德很不喜欢跟“神”打交道；他很不愿意听“神”这个字眼，他只喜欢人的事物，而这种人性，使艺术摆脱宗教桎梏的这种解放，正是他的伟大之处。在这方面，无论是古人，还是莎士比亚，都不能和他相比。但只有熟悉德国民族发展的另一方面——哲学的人，才能理解这种完满的人性、这种克服宗教二元论的全部历史意义。歌德只是直接地——在某种意义上当然是“预言式地”——陈述的事物，在德国现代哲学中都得到了发展和论证。

　　恩格斯：《英国状况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1844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52页随着德国反动势力的猖獗和哲学的英雄时代的结束，具有德国市民天性的“小资产者”又重新抬头——在哲学上是一片不亚于莫泽斯·门德尔森的空谈，是一片自作聪明、抑郁不满和自命不凡的抱怨之声。而现在，连政治经济学也蜕化为关于法权概念的无稽之谈！这甚至比“刺激对数”还要高明。正如这方面的权威裁判席勒早就指出的，小市民在解决一切问题时，总是把它归之于“良心方面”。

　　马克思：《致恩格斯（1870年7月20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弟6页我决不反对倾向诗本身。悲剧之父埃斯库罗斯和喜剧之父阿里斯托芬都是有强烈倾向的诗人，但丁和塞万提斯也不逊色；而席勒的《阴谋与爱情》的主要价值就在于它是德国第一部有政治倾向的戏剧。

　　恩格斯：《致敏·考茨基（1885年11月26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54页

　　有一种偏见，认为哲学唯心主义的中心就是对道德理想即对社会理想的信仰，这种偏见是在哲学之外产生的，是在那些把席勒诗歌中符合他们需要的少数哲学上的只言片语背得烂熟的德国庸人中产生的。没有一个人比恰恰是十足的唯心主义者黑格尔更尖锐地批评了康德的软弱无力的“绝对命令”

　　（它之所以软弱无力，是因为它要求不可能的东西，因而永远达不到任何现实的东西），没有一个人比他更辛辣地嘲笑了席勒所传播的那种沉湎于不能实现的理想的庸人倾向（见《现象学》）。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7—228页

    论拜伦、雪莱

　　读拜伦和雪莱的作品的几乎全是下层等级的人；没有一个“体面的”人敢把雪莱的著作摆在自己的桌子上，如果他不想声誉扫地的话。

　　恩格斯：《伦敦来信》（1843年5—6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弟561—562页雪莱，天才的预言家雪莱和满腔热情的、辛辣地讽刺现社会的拜伦，他们的读者大多数也是工人；……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44年9月—1845年3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528页

　　论巴尔扎克巴

　　我决不是责备您没有写出一部直截了当的社会主义的小说，一部象我们德国人所说的“倾向小说”，来鼓吹作者的社会观点和政治观点。我的意思决不是这样。作者的见解愈隐蔽，对艺术作品来说就愈好。我所指的现实主义甚至可以违背作者的见解而表露出来。让我举一个例子。巴尔扎克，我认为他是比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一切左拉都要伟大得多的现实主义大师，他在《人间喜剧》里给我们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他用编年史的方式几乎逐年地把上升的资产阶级在1816年至1848年这一时期对贵族社会日甚一日的冲击描写出来，这一贵族社会在1815年以后又重整旗鼓，尽力重新恢复旧日法国生活方式的标准。他描写了这个在他看来是模范社会的最后残余怎样在庸俗的、满身铜臭的暴发户的逼攻之下逐渐灭亡，或者被这一暴发户所腐化，他描写了贵妇人（她们对丈夫的不忠只不过是维护自己的一种方式，这和她们在婚姻上听人摆布的方式是完全相适应的）怎样让位给专为金钱或衣着而不忠于丈夫的资产阶级妇女。在这幅中心图画的四周，他汇集了法国社会的全部历史，我从这里，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如革命以后动产和不动产的重新分配）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不错，巴尔扎克在政治上是一个正统派；他的伟大的作品是对上流社会必然崩溃的一曲无尽的挽歌；他的全部同情都在注定要灭亡的那个阶级方面。但是，尽管如此，当他让他所深切同情的那些贵族男女行动的时候，他的嘲笑是空前尖刻的，他的讽刺是空前辛辣的。而他经常毫不掩饰地加以赞赏的人物，却正是他政治上的死对头，圣玛丽修道院的共和党英雄们，这些人在那时（1830—1836年）的确是代表人民群众的。这样，巴尔扎克就不得不违反自己的阶级同情和政治偏见；他看到了他心爱的贵族们灭亡的必然性，从而把他们描写成不配有更好命运的人；他在当时唯一能找到未来的真正的人的地方看到了这样的人，——这一切我认为是现实主义的最伟大胜利之一，是老巴尔扎克最重大的特点之一。

　　恩格斯：《致玛·哈克奈斯（1888年4月初）》。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62—463页顺便说一下，在我卧床这段时间里，除了巴尔扎克的作品外，别的我几乎什么也没有读，我从这个卓越的老头于那里得到了极大的满足。这里有1815年到1848年的法国历史，比所有沃拉贝耳、卡普菲格、路易·勃朗之流的作品中所包含的多得多。多么了不起的勇气！在他的富有诗意的裁判中有多么了不起的革命辩证法！

　　恩格斯：《致劳拉，拉法格（1883年12月13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77页

　　巴尔扎克，奥诺莱（1799—1850年），伟大的法国现实主义作家。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发表于1867年9月）。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46页注（28a）论赫尔岑

　　工人的政党应当纪念赫尔岑，当然不是为了讲些庸俗的颂词，而是为了阐明自己的任务，为了阐明这位在俄国革命的准备上起了伟大作用的作家的真正历史地位。

　　列宁：《纪念赫尔岑》（发表于1912年5月8日[4月25日]）。《列宁选集》第2卷第416页赫尔岑不能在四十年代的俄国内部看见革命的人民，这并不是他的过错，而是他的不幸。当他在六十年代看见了革命的人民时，他就无畏地站到革命民主派方面来反对自由主义了。他进行斗争是为了使人民战胜沙皇制度，而不是为了使自由资产阶级去勾结地主沙皇。他举起了革命的旗帜。

　　列宁：《纪念赫尔岑》（发表于1912年5月8日[4月25日]）。《列宁选集》第2卷第421—422页赫尔岑是属于十丸世纪前半期贵族地主革命家那一代的人物。俄国贵族中间产生了比朗和阿拉克切也夫之流，产生了无数“酗酒的军官，暴徒，赌徒，闹集市的好汉，养猎大的阔少，打手，刑吏，淫棍”以及痴心妄想的马尼洛夫之流。“但是在他们中间，——赫尔岑写道，——也出现了十二月十四日的人物，出现了象罗慕洛和烈姆那样由兽乳养大的一大群英雄……这是一些从头到脚用纯钢铸成的英雄，是一些奋勇的战士，他们自觉地赴汤蹈火，以求唤醒年轻的一代走向新的生活，洗净在刽子手和奴才中间生长起来的子弟身上的污垢。”

　　赫尔岑就是这些子弟中的一个。十二月党人的起义唤醒了他，并且把他“洗净”了。他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农奴制的俄国，竟能达到当代最伟大的思想家的水平。他领会了黑格尔的辩证法。他懂得辩证法是“革命的代数学”。他超过黑格尔而跟着费尔巴哈走向了唯物主义。1844年写的《自然研究通信》的第一封信——《经验和唯心主义》，向我们表明，这位思想家甚至在今天也比无数现代经验论的自然科学家和一大群现时的哲学家、唯心主义者和半唯心主义者高出一头。赫尔岑已经走到辩证唯物主义跟前，可是在历史唯物主义前面停住了。

　　正因为赫尔岑这样“停住”了，所以他在1848年革命失败之后就陷入了精神破产的状态。赫尔岑当时已经离开俄国，直接观察过这次革命。当时他是一个民主主义者、革命家、社会主义者。但是，他的“社会主义”是盛行于1848年时代而被六月事件彻底粉碎了的无数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形式和变种的一种。其实，这完全不是社会主义，而是资产阶级民主派以及尚未脱离其影响的无产阶级用来表示他们当时的革命性的一种富于幻想的词句和善良愿望。

　　列宁：《纪念赫尔岑》（发表于1912年5月8日[4月25日]）。《列宁选集》第2卷第416—417页赫尔岑，这位被吹捧为革命家的泛斯拉夫主义文学家，从哈克斯特豪森的“对俄国的考察”中得知，他的庄园里的农奴不知道土地私有，并且时而在相互之间重新分配耕地和草地。作为一个文学家，他没有必要去研究那很快就为大家知道的事情，即公社土地所有制是一种在原始时代曾盛行于日耳曼人、克尔特人、印度人，总而言之曾盛行于一切印欧民族之中的占有形式，这种占有形式，在印度至今还存在，在爱尔兰和苏格兰，只是不久前才被强行消灭，在德国，甚至现在在一些地方还能见到：这是一种衰亡的占有形式，它实际上是所有民族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的共同现象。然而作为一个泛斯拉夫主义者，这位充其量不过是个口头上的社会主义者的赫尔岑，却发现公社能使他在腐朽的西方面前用更鲜明的色彩来描述自己“神圣的”罗斯和它的使命——使这个腐朽的、衰老的西方返老还童和得到新生，必要时甚至不惜使用武力。老朽的法国人和英国人无论怎样努力都不能实现的东西，俄国人的家里却有现成的。

　　恩格斯：《<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1894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494—497页论车尔尼雪去斯基

　　在《资本论》德文本第二版的跋里，——而这篇跋是关于茹柯夫斯基先生的那篇文章的作者所知道的，因为他曾经引证过——我曾经以应有的高度的尊重谈到“一位伟大的俄国学者和批评家”。这个人在自己的出色的文章中研究了这样一个问题：俄国是应当象它的自由派经济学家们所希望的那样，首先摧毁农村公社以过渡到资本主义制度呢，还是与此相反，发展它所特有的历史条件，就可以不经受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苦难而取得它的全部成果，他表示赞成后一种解决办法。我的可敬的批评家既然可以根据我同那位“文学家”和泛斯拉夫主义者的论战推断我反对那位“文学家”的这些观点，那未，他至少也有同样多的理由根据我对这位“伟大的俄国学者和批评家”的尊重断定我同意他对这个问题的观点。

　　马克思：《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1877年11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26—129页

　　在农奴制崩溃的时候，出现了一执平民知识分子，他们是一般解放运动的、特别是民主主义的没有经过审查的报刊的主要群众活动家。民粹主义成了符合乎民知识分子观点的占主导地位的思潮。民粹主义这一社会流派永远不能同右的自由主义和左的无政府主义划清界限。但是继赫尔岑之后发展了民粹主义观点的车尔尼雪夫斯基，比赫尔岑更前进了一大步。车尔尼雪夫斯基是彻底得多的、更有战斗性的民主主义者。他的著作散发着阶级斗争的气息。他毅然决然地实行了揭发自由派叛卖行为的路线，这条路线是立宪民主党人和取消派直到现在还痛恨的。尽管他具有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但是他还是一个资本主义的异常深刻的批评家。

　　列宁：《似国工人报刊的历史》（1914年4月22日）。《列宁全集》第20卷弟241页

　　虽然若干世纪的奴隶制把农民群众压得这样厉害，使他们这样愚昧无知，以致他们在改革的时候，什么都不能做，只能进行分散的、零星的起义，甚至可以说是缺乏任何政治意识的“骚乱”，但是那时俄国已经出现了站在农民方面的革命家，他们看出了臭名昭彰的“农民改革”的全部狭隘性，看出了它的贫乏的内容，看出了它的农奴制的性质。当时这些为数极少的革命家是以车尔尼雪夫斯基为首的。

　　列宁：《“农民改革”和无产阶级农民革命》（1911年3月19日）。《列宁全集》第17卷第104页正是要有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天才，才能在当时，在农民改革刚进行的时候（那时它甚至在西方还没有得到充分的说明）这样清楚地懂得这个改革的基本的资产阶级的性质，才能懂得在当时俄国的“社会”和“国家”中已经是那些永远敌视劳动者、绝对使农民破产和遭受剥夺的社会阶级占统治和支配地位了。同时车尔尼雪夫斯基也懂得一个掩盖我国对抗性社会关系的政府的存在是使劳动者的状况特别恶化的大祸害。

　　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1894年）。《列宁全集》第1卷第259页车尔尼雪夫斯基是空想社会主义者，他幻想通过旧的、半封建的农民公社过渡到社会主义，他没有看见而且也不能在上一世纪的六十年代看见：只有资本主义和无产阶级的发展，才能为社会主义的实现创造物质条件和社会力量。但是，车尔尼雪夫斯基不仅是空想社会主义者，他同时还是一个革命的民主主义者，他善于用革命的精神去影响他那个时代的全部政治事件，通过书报检查机关的重重障碍宣传农民革命的思想，宣传推翻一切旧权力的群众斗争的思想。他把自由派起初加以粉饰、后来甚至加以歌颂的61年的“农民改革”，称为丑事，因为他清楚地看到农民改革的农奴制的性质，清楚地看到，那些自由派的解放老爷们把农民抢得精光。车尔尼雪夫斯基把六十年代的自由派叫作“空谈家，吹牛家和傻瓜”，因为他清楚地看到，他们在革命面前战战兢兢、他们在统治者面前毫无气节和奴颜婢膝。

　　列宁，《“农民改革”和无产阶级农民革命》（1911年3月19日）。《列宁全集》第17卷第105页车尔尼雪夫斯基是唯一真正伟大的俄国著作家，他从五十年代起直到1888年，始终保持着完整的哲学唯物主义的水平，能够摈弃新康德主义者、实证论者、马赫主义者以及其他糊涂虫的无聊的胡言乱语。但是车尔尼雪夫斯基没有上升到，更确切些说，由于俄国生活的落后，不能够上升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下半年）。《列宁选隼》第2卷第308页车尔尼雪夫斯基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并且一直到他一生的最后一天（即到十九世纪八十年代）都在嘲笑时髦的“实证论者”（康德主义者、马赫主义者等等）对唯心主义和神秘主义所作的种种让步。

　　列宁：《民粹派论尼·康·米海洛夫斯基》（1914年2月22日）。《列宁全集》第20卷第109页但是俄国的公社还引起了一些比赫尔岑和特卡乔夫之流无比高明的人的注意，并且博得他们的承认。其中包括有尼古拉·车尔尼雪夫斯基这位伟大的思想家，他对俄国有无数的贡献，把他长年流放在西怕利亚的雅库特人中间而对他施行慢性暗杀，将永远成为“解放者”亚历山大二世的可耻的污点。

　　恩格斯：《（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1894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497页论托尔斯泰

　　早在农奴制度时代，列·尼·托尔斯泰就作为一位伟大的艺术家出现了。他在自己半世纪以上的文学活动中创造了许多天才的作品，在这些作品中，他主要是描写革命以前的旧俄国，即1861年以后仍然停滞在半农奴制度下的俄国，乡村的俄国，地主和农民的俄国。在描写这一阶段的俄国历史生活时，列·托尔斯泰在自己的作品里能以提出这么多重大的问题，能以达到这样大的艺术力量，使他的作品在世界文学中占了一个第一流的位子。由于托尔斯泰的天才描述，一个被农奴主压迫的国家的革命准备时期，竟成为全人类艺术发展中向前跨进的一步了。

　　列宁：《列·尼·托尔斯泰》（1910年11月26日）。《列宁全集》第16卷第321页

　　托尔斯泰以巨大的力量和真诚鞭打了统治阶级，十分明显地揭露了现代社会所借以维持的一切制度——教堂、法庭、军国主义、“合法”婚姻、资产阶级科学——的内在的虚伪。但是，他的学说与现代制度的掘墓人无产阶级的生活、工作和斗争是完全矛盾的。列甫·托尔斯泰的说教究竟反映了什么人的观点呢？通过他的嘴说话的，是整个俄罗斯千百万人民群众，人民群众已经憎恨现代生活的主人，但是逐没有去同他们进行自觉的、一贯的、坚持到底和不调和的斗争。

　　列宁：《托尔斯泰和无产阶级斗争》（1910年12月18日）。《列宁全集》第16卷第352页托尔斯泰的作品、观点、学说、学派中的矛盾的确是显著的。一方面，是一个天才的艺术家，不仅创作了无与伦比的俄国生活的图画，而已创作了世界文学中第一流的作品；另一方面，是一个发狂地笃信基督的地主。一方面，他对社会上的撒谎和虚伪作了非常有力贼、直率的、真诚的抗议；另一方面，是一个“托尔斯泰主义者”，即是一个颓唐的、歇斯底里的可怜虫，所谓俄国的知识分子，这种人当众捶着自己的胸膛说：“我卑鄙，我下流，可是我在进行道德上的自我修养；我再也不吃肉了，我现在只吃米粉糰子。”一方面，无情地批判了资本主义的剥削，揭露了政府的暴虐以及法庭和国家管理机关的滑稽剧，暴露了财富的增加和文明的成就同工人群众的穷困、野蛮和痛苦的加剧之间极其深刻的矛盾；另一方面，狂信地鼓吹“不用暴力抵抗邪恶”。一方面，是最清醒的现实主义，撕下了一切假面具：另一方面，鼓吹世界上最卑鄙龌龊的东西之一，即宗教，力求让有道德信念的僧侣代替有官职的僧侣，这就是说，培养一种最精巧的因而是特别恶劣的僧侣主义。真可以说：

　　俄罗斯母亲呵，你又贫穷又富饶，你又强大又软弱！社会主义的斗争中所起的作用，而且也绝对不能了解俄国的革命，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是托尔斯泰的观点和学说中的矛盾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十九世纪最后三十几年俄国实际生活所处的矛盾条件的表现。昨天刚从农奴制度下解放出来的宗法式的“农村，简直在遭受资本和国库的洗劫。农民经济和农民生活的旧基础，那些确实保持了许多世纪的旧基础，在异常迅速地毁坏着。托尔斯泰观点中的矛盾，不应该从现代工人运动和现代社会主义的角度去评价（这样评价当然是必要的，然而是不够的），而应该从那种对正在兴起的资本主义的抗议，对群众破产和丧失土地的抗议（俄国有宗法式的农村，就一定会有这种抗议）的角度去评价。作为一个发明救世新术的先知，托尔斯泰是可笑的，所以国内外的那些偏偏想把他学说中最弱的一面变成一种教义的“托尔斯泰主义者”是十分可怜的。作为俄国千百万农民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快到来的时候的思想和情绪的表现者，托尔斯泰是伟大的。托尔斯泰富于独创性，因为他的全部观点，总的说来，恰恰表现了我国革命是农民资产阶级革命的特点。从这个角度来看，托尔斯泰观点中的矛盾，的确是一面反映农民在我国革命中的历史活动所处的各种矛盾状况的镜子。

　　列宁：《列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发表于1908年9月11日[24日]）.《列宁选集》第2卷弟370—371页

　　托尔斯泰反映了强烈的仇恨、已经成熟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摆脱过去的愿望；同时也反映了幻想的不成熟、政治素养的缺乏和革命的软弱性。历史经济条件既说明发生群众革命斗争的必然性，也说明他们缺乏进行斗争的准备，象托尔斯泰那样不抵抗邪恶；而这种不抵抗是第一次革命运动失败的极重要的原因。

　　列宁：《列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发表于1908年9月11日[24日]）.《列宁选集》第2卷第373页

　　托尔斯泰的学说无疑是空想的，就其内容来说是反动的（这里反动的一词，是就这个词的最正确最深刻的含义用的）。但是决不应该因此得出结论说，这个学说不是社会主义的，这个学说里没有可以为启发先进阶级提供宝贵材料的批判成分。

　　有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在一切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里，有一种社会主义，它代表着将代替资产阶级的那个阶级的思想体系，也有另外一种社会主义，它是与那些被资产阶级所代替的阶级的思想体系相适应的。例如，封建社会主义就是后一种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的性质，早在六十多年以前，马克思在评价其他各种社会主义的时候就评价过了。

　　其次，托尔斯泰的空想学说正象许多空想学派一样，是具有批判成分的。但是不要忘记马克思的深刻的指示：空想社会主义的批判成分的意义“恰与历史发展进程成反比例”。正在“安排”新俄国和消除现代社会灾难的那些社会力量的活动愈发展，活动的性质愈明确，批判的空想社会主义就会愈迅速地“失去任何实践的意义和任何理论的根据”。

　　在二十五年以前，尽管托尔斯泰主义具有反动的和空想的特点，但是托尔斯泰学说的批判成分有时实际上还能给某些居民阶层带来好处。然而在最近十年中，就不可能有这种事情了，因为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到世纪末，历史的发展已经前进了不少。而在我们今天，当上述许多事变已经结束了“东方的”静止不动的状态以后，当“路标派”的自觉的反动思想，在狭隘的阶级意义和自私自利的阶级意义上的反动思想在自由资产阶级中间得到这样广泛传播的时候，当这些思想甚至传染了一部分所谓马克思主义者井造成了“取消派”的时候，在我们今天这样的时候，任何想把托尔斯泰的学说理想化，想袒护或冲淡他的“不抵抗主义”、他的向“精神”的呼吁、他的向“道德的自我修养”的号召、他的关于“良心”和博“爱”的教义、他的禁欲主义和寂静主义的说教等等的企图，都会造成最直接和最严重的危害。

　　列宁：《列·尼·托尔斯泰和他的时代》（1911年1月22日）.《列宁全集》第17卷第35—36页论海涅

　　正象在十八世纪的法国一样，在十九世纪的德国，哲学革命也作了政治变革的前导。但是这两个哲学革命看起来是多么地不同呵！法国人同一切官方科学，同教会，常常也同国家进行公开的斗争；他们的著作要拿到国外，拿到荷兰或英国去印刷，而他们本人则随时准备着进巴士底狱。反之，德国人是一些教授，是一些由国家任命的青年的导师；他们的著作是公认的教科书，而全部发展的最终体系，即黑格尔的体系，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被推崇为普鲁士王国的国家哲学！在这些教授后面，在他们的迂腐晦涩的言词后面，在他们的笨拙枯燥的语句里面竟能隐藏着革命吗？不正是那时被认为是革命代表者的人即自由派激烈反对这种使头脑混乱的哲学吗？但是不论政府或自由派都没有看到的东西，至少有一个人在1833年已经看到了，这个人就是亨利希·海涅。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0—211页德国社会主义者当中最积极的作家有：巴黎的卡尔·马克思博士，现在在科伦的莫·赫斯博士，巴黎的卡·格律恩博士，巴门（在菜茵普鲁士）的弗里德里希·恩格斯，里达（在威斯特伐里亚）的奥·吕宁博士，科伦的海·皮特曼博士等等。此外，德国当代最杰出的诗人亨利希·海涅也参加了我们的队伍，他出版了一本政治诗集，其中也收集了几篇宣传社会主义的诗作。他是著名的《西里西亚织工之歌》的作者：我把这首歌译成散文寄给你，但是我担心它在英国会被认为是侮辱宗教的。不管怎样我还是要引证它，我只指出一点，那就是这首歌暗中针对着1813年普鲁士人的战斗叫嚣：“国王和祖国与上帝同在！”，这种叫嚣从那时起就是保皇党人心爱的口号。

　　这首歌的德文原文是我所知道的最有力的诗歌之一……

　　恩格斯：《共产主义在德国的迅速进展》（1844年11月9日左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591—592页

　　为了让我们怀着高高兴兴的心情同“真正的社会主义”分手，它通过《诗册》（海·皮特曼编，1847年赖希附近的波尔拿出版）给我们准备了一个庆祝会作为收场。在大熊的庇护之下，放出了旋转焰火，就是在罗马复活节也看不到比这更明亮的焰火。所有社会主义诗人都自愿地或者被迫地供应了凡把必不可少的焰火。这些焰火状如麦束，咝咝作响，闪闪发光，升到天上，噼啪地散在空中，化作亿万颗星星，把我们黑夜般的四周照耀得如同白昼。但是，可惜好景不长，不消片刻焰火就熄灭了，剩下只是浓烟一片，使夜色比实际上更加漆黑。只有海涅的七首诗，象一颗颗永远闪烁的明星，透过这片浓烟射出光芒，这七首诗出现在这伙人中间，使我们非常惊讶，也使大熊狼狈不堪。

　　恩格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1847年1—4月）。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683页

　　精致的文学始于海涅；它的使命是在于磨炼那十分需要磨炼的语言。在诗歌中这已经作到了，至于散文则比已往任何时候还坏。

　　马克思、恩格斯：《德法历史材料，关于德国的笔记》（1789—1873年）。《马克思恩格斯文献资料》俄文版第10卷第351页海涅的诗篇同我们的泼辣而欢乐的散文相比，不过是儿戏而已。

　　恩格斯：《致受·伯恩施但（1883年6月12—13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36页论维尔特

　　我称他为德国无产阶级第一个和最重要的诗人。的确，他的社会主义的和政治的诗作，在独创性、俏皮方面，尤其在火一般的热情方面，都大大超过弗莱里格拉特的诗作。他常常利用海涅的形式，但仅仅是为了以完全独创的、别具只眼的内容来充实这个形式。同时，他不同于大多数诗人的地方，就是他把诗写好之后，就对之完全漠不关心了。

　　恩格斯：《格奥尔格·维尔特》（1883年5月底）。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7—8页

　　维尔特所擅长的地方，他超过海涅（因为他更健康和真诚），并且在德国文学中仅仅被歌德超过的地方，就在于表现自然的、健康的肉感和肉欲。假如我把《新莱茵报》的某些小品文转载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面，那末读者中间有很多人会大惊失色。但是我不打算这样做。然而我不能不指出，德国社会主义者也应当有一天公开地扔掉德国市侩的这种偏见，小市民的虚伪的羞怯心，其实这种羞怯心不过是用来掩盖秘密的狠亵言谈而已。例如，一读弗莱里格拉特的诗，的确就会想到，人们是完全没有生殖器官的。但是，再也没有谁象这位在诗中道貌岸然的弗莱里格拉特那样喜欢偷听狼亵的小故事了。最后终有一天，至少德国工人们会习惯于从容地谈论他们自己白天或夜间所做的事情，谈论那些自然的、必需的和非常惬意的事情，就象罗曼语民族那样，就象荷马和柏拉图，贺雷西和尤维纳利斯那样，就象旧的全书和《新莱茵报》那样。不过，维尔特也写了一些不那么粗野的东西，我有时把其中一些寄给《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小品栏。

　　恩格斯：《格奥尔格·雏尔特（1883年5月底）》。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9页

　　维尔特的所有作品和道貌岸然的弗莱里格拉特相反，都是讽刺性的和幽默的。丝毫没有“一本正经”的痕迹。

　　恩格斯：《致爱·伯恩施坦（1883年6月12—13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36页

    论鲍狄埃

　　去年，1912年11月，是法国的工人诗人欧仁·鲍狄埃，即著名的无产阶级的《国际歌》（“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的作者逝世的二十五周年。

　　这首歌已经译成欧洲各种文字，而且不仅仅是欧洲文字。一个有觉悟的工人，不管他来到哪个国家，不管命运把他抛到哪里，不管他怎样感到自己是异邦人，言语不通，举目无亲，远离祖国，——他都可以凭《国际歌》的熟悉的曲调，给自己找到同志和朋友。

　　世界各国的工人相继歌唱自己的先进战士、无产者诗人的这首歌，并且使这首歌成了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歌。

　　世界各国的工人现在都在纪念欧仁·鲍狄埃。他的妻子和女儿还活着，并且都过着贫困的生活，就象《国际歌》的作者一生所过的一样。他在1816年10月4日生于巴黎。他创作他的第一首歌的时候才十四岁，这首歌的名字叫作《自由万岁！》。

　　1848年，他作为一个街垒斗士参加了工人反对资产阶级的伟大战斗。鲍狄埃出身于贫穷的家庭，在整个一生中他一直是一个穷人、一个无产者，他起先靠包装箱子，后来靠绘制印花布图样维持生活。

　　从1840年起，他就用自己的战斗歌曲对法国生活中所发生的一切巨大事件作出反应，唤醒落后的人们的觉悟，号召工人团结一致，鞭苔法国的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政府。

　　在伟大的巴黎公社（1871年）时期，鲍狄埃被选为公社的委员。在三千六百张选票中，有三千三百五十二票是选他的。他参与了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府——公社的一切措施。

　　公社失败后，鲍狄埃被迫逃到了英国和美国。著名的《国际歌》就是他在1871年6周，也可以说，是在5月的流血失败之后的第二天写成的……

　　公社被镇压了……但是鲍狄埃的《国际歌》却把它的思想传遍了全世界，在今天公社比任何时候都更有活力。

　　1876年，在流亡中，鲍狄埃写了一首长诗《美国工人致法国工人》。在这首长诗中，他描绘了在资本主义压迫下的工人生活，描绘了他们的贫困，他们的苦役劳动，他们遭受的剥削，以及他们对于自己的事业的未来的胜利所抱的坚强信念。

　　公社失败以后过了九年鲍狄埃才回到法国，回来后立即参加了“工人党”。1884年他的第一卷诗集出版了。1887年第二卷出版了，题名为《革命歌集》。

　　这位工人诗人的其他一些歌，是在他死后才出版的。

　　1887年11月8日，巴黎的工人把欧仁·鲍狄埃的骨灰送到拉雪兹神甫墓地（Pereachaise），在那里埋葬着被枪杀了的公社社员。警察夺取红旗，组织殴打。无数的人群参加了这次没有宗教仪式的葬礼。四面八方都在高呼：“鲍狄埃万岁！”

　　鲍狄埃是在贫困中死去的。但是，他在自己的身后留下了一个非人工所能建造的真正的纪念碑。他是一位最伟大的用歌作为工具的宣传家。当他创作他的第一首歌的时候，工人中社会主义者的人数最多不过是以十来计算的。而现在知道欧仁·鲍狄埃这首具有历史意义的歌的，却是千百万无产者……

　　列宁：《欧仁·鲍狄埃（为纪念他逝世二十五周年而作）》（发表于1913年1月3日）。《列宁选集》第2卷第434—436页

　　论高尔基

　　高尔基毫无疑问是无产阶级艺术的最杰出的代表，他对无产阶级艺术作出了许多贡献，并且还会作出更多的贡献。

　　列宁：《政论家的短评》（发表于1910年3月6日[19日]和5月25日[6月7日]）。《列宁全集》

　　第16卷第202页

　　高尔基是无产阶级艺术的权威，这是无可争辩的。企图“利用”（当然是指在思想方面）这个权威来巩固马赫主义和召回主义，这正好说明不应当怎样对待权威。

　　列宁：《政论家的短评》（发表于1910年3月6日[19日]和5月25日[6月7日]）。《列宁全集》

　　第16卷第202页

　　亲爱的阿列克塞·马克西莫维奇！您怎么竟做出这种事情？这简直太糟糕了，真的！

　　昨天我从《言论报》上读了您对拥护陀思妥也夫斯基的“叫嚣”的回答，本来感到很高兴，今天取消派的报纸来了，上面刊登了您的一段文章，这段文章在《言论报》上是没有的。

　　这一段文章这样说：“至于‘寻神说’，应当把它暂时<仅仅是暂时吗？>搁下，这是一种无益的事情：在没有放东西的地方，没有什么可寻找。没有播种，就没有收获。你们那里并没有神，你们还<还！>没有把它创造出来。不要寻找神，要刨造神：不要虚构生活，而要创造生活。”

　　原来，您反对“寻神说”仅仅是“暂时”的！！原来，您反对“寻神说”仅仅是为了要用造神说代替它！！

　　您竟能做出这种事情，这岂不是太糟糕了吗？寻神说同造神说、建神说或者创神说等的差别，丝毫不比黄鬼同蓝鬼的差别大。谈寻神说不是为了反对一切的鬼神，不是为了反对任何思想上的好尸勾当（信仰任何神都是好尸勾当，即使信仰的是最纯洁的、最理想的、不是寻来而是创造的神，也是这样），而是要表明蓝鬼比黄鬼好，这比根本不谈还要坏一百倍。

　　不从个人角度而从社会角度来看，一切造神说都正是愚蠢的小市民和脆弱的庸人的心爱的自我直观，是在幻想中“自我侮辱”的、“悲观疲惫的”庸人和小资产者的心爱的自我直观（您关于灵魂的说法很正确，只是不应当说“俄国的”，而应当说小市民的，因为无论犹大的、意大利的、英国的，都是一个鬼，卑鄙的小市民在任何地方都同样丑恶，而在思想上干好尸勾当的“民主小市民”则加倍丑恶）。

　　我一边读您的文章，一边在探索，怎么能够在您那儿发生这种笔误，但我莫名其妙。这是怎么回事？是您自己也不赞成的那篇《忏悔》的残余吗？

　　列宁：《给阿·马·离尔基（1913年11月中旬）》。

　　《列宁选集》第2卷第481、482—483页

　　要想在彼得格勒或者从彼得格勒来确信这一点，只有非常了解政治情况，具有特别丰富的政治经验才行。您没有这一切。而且，您既不搞政治，也不观察政治建设的工作，而是从事一种特殊职业。这种职业使您受到那些满怀怨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包围；他们什么也不了解，什么也没有忘记，什么也没有学会，在最好最难得的情况下，他们也不过是榜惶迷惆，悲观绝望，呻吟叹息，重复旧成见，担惊受怕，皇皇不安。

　　要观察，就应该在下面观察，在下面可以看看重新建设生活的工作，在外地的工人居住区或农村观察，——在那里用不着在政治上掌握许多极复杂的材料，在那里只观察就行了。可是您不这样做，反而把自己摆在翻译作品之类的职业编辑的地位上。在这个地位上观察不到新生活的新建设，会把全部精力都浪费在听病态的知识分子的牢骚上，浪费在观察处于极端严重的战争危险和极度贫困的条件下的“故”都上。

　　您使自己所处的地位，使您不能直接观察工人和农民，即俄国十分之九的居民生活中的新事物；您只能观察故都生活的片断，那里工人的精华都到前线和农村去了，剩下的是多得不合比例的没有地位、没有工作、专门“包围”您的知识分子。劝您离开，您又执拗地拒绝。

　　显然，您把自己已经弄到了病态的地步：您来信说，您对生活非但感到很沉闷，而且“非常厌恶”！！！那是当然的！在这种时候把自己困在一个最头痛的地方，作一个翻译文学的编辑（这可真是对于观察人，对于一个艺术家最适当的工作！）。在这里，无论是部队里的新事物，或是农村里的新事物，或是工厂里的新事物，您作为一个艺术家，都不可能进行观察和研究。您剥夺了自己做那种能够使艺术家得到满足的事情的可能性——在彼得格勒可以搞政治，但是您不是政治家。今天是无端打碎玻璃，明天是枪声和狱中的叫喊，接着是留在彼得格勒的不工作的人中最疲惫的人的一些闲话，然后又是知识分子的、没有首都的首都知识分子的千千万万的印象，接着又是受委屈的人们的千百种诉苦，在编辑工作之余不可能看到任何的生活建设（这种建设在彼得格勒是按独特方式进行的，而且又最少），——这怎么不把自己弄到感觉生活非常厌恶的地步呢。

　　全国正紧张地进行着反对全世界资产阶级的斗争，因为全世界资产阶级正在为他们的被推翻而疯狂地实行报复。这是自然的。为了报复第一个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批打击从四面八方袭来。这也是自然的。在这里生活，应当做一个积极的政治家，如果无意于政治，那就应当作为一个艺术家，到那些不是对首都举行疯狂进攻、对各种阴谋作激烈斗争、表现出首都知识分子的深仇大恨的中心所在的地方，到农村或外地的工厂（或前线），去观察人们怎样以新的方式建设生活。在那里，单靠普通的观察就很容易分辨出旧事物的腐朽和新事物的萌芽。生活令人厌倦，和共产主义的“分歧日益加深”。分歧在哪里呢，无法理解。分歧在政治上还是在思想上呢，连一点影于都没有指出。其实这是两种人的情绪的分歧：一种是从事政治或者全心全意投入最激烈的斗争的人的情绪，另一种是人为地置身于无法观察新生活而受资产阶级大首都腐败印象折磨的境地的人的情绪。

　　对您的信我率直他说出了我的看法。从（和您的）谈话中，我早就有了这样的看法，但是您的信把从您谈话中得到的那许多印象综合和固定下来了，总括起来了。我不想强迫别人接受劝告，但是我不能不说：您要彻底改换环境，无论是接触的人或居住的地方，或工作都得改换一下，否则生活就会完全令人厌倦了。

　　列宁，《给阿·马·高尔基（1919年7月31日）》。

　　《列宁选集》第4卷第59—61页

　　毫无疑问，高尔基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天才，他给全世界无产阶级运动作出了而且还将作出很多贡献。

　　但是，高尔基为什么要搞政治呢？在我看来，高尔基这封信不仅反映了小资产阶级的极其流行的偏见，而且还反映了一部分受小资产阶级影响的工人的偏见。

　　列宁：《远方来信》（1917年3月12日[25日]）。

　　《列宁全集》第23卷第3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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