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像一般灰色的浪潮,在五天之中,从边境的缺口处纷纷涌进那些失败的人。对失败的忿恨和对恶运的惊慌写满了他们的眼睛。这股泛滥汹涌的浪潮,直达东比利牛斯省的全境,难以扼制。他们原以为在这省境内对他们的遭遇别人会表示哀痛,法国人会慷慨援助,不知道却是军警的粗暴待遇等候着他们。五天以来,人群或步行或坐板车或坐卡车汇聚到这里。一些抢救出来的微不足道的东西,可以说是被扫荡过的、已经是远不可及的那一段生活的可怜残馀堆在卡车上。五天来,因为行政当局没有预料到这场灾难,没有设置收容所,去收容那些精疲力竭倒在路边的妇女,那些奄奄一息的老人,那些失去父母的孩子。所以这出乎当局预料的灾难使当局变得混乱和惊慌失措。

　　西班牙知识分子救济委员会派来的一个大约三十五岁的男子在波比南城下了火车。这个委员会主席是儒勒·巴朗瑞教授,曾获得过诺贝尔化学奖。这个男子个子瘦高,头发棕色,面容红润,看样子是个教书人。他,皮埃尔·高麦宜,好不容易才说服他的校长,使校长相信有许多教授在这个难民队伍里。大学的荣誉和这一次的事件密切关系着大学的名誉能否保持。此外,巴朗瑞的名字也起了些作用,再加上他一星期的课同事莫洛又愿意替他上,因此他才能脱身。高麦宜在整个的旅行中坐的都是夜车。由于西班牙事件的急转直下,他和这些日子里的许多人一样,一直没有睡觉,因为思想上的极度震撼。那一年,他曾经同教育联盟代表团到过马德里。他同时感觉到的惊惶和兴奋,正是全法国读了关于比利牛斯山那一面的新闻后所有的人的双重情感。想想看,我们突然看见,为了迎合西班牙的新主子竟抛弃了西班牙人民的急剧转变观点的法国报纸。在巴黎,当人民阵线举行巨大示威游行的时候,高举着紧握拳头的青年们,一手牵着紫黄红三色旗的一角行进的时候,我们的心和五法郎的钞票曾一起为之兴奋。今天的这种令人难以置信的事件,这一种崩溃,这一场历史不应出现的情景,这一幕城乡各地遍步的悲刷,这些贵族阶级、长枪党、摩洛哥雇佣兵的胜利,在这样的一个巴黎城内,是无法想象的。皮埃尔是为寻找证据而去的,他想探索一下自由受伤的具体情况。在他教书的中学里,许多学生是巴喜族区和奥德依的子弟,同事们则是怀疑、嘲讽、外加某些人的幸灾乐祸的心理。一切都跟这场灾难格格不入。他必须离开,恰好有了委员会的安排,于是去振作精神吧!

　　旅行中高麦宜难以入眠,而下火车的时候,天色蒙蒙亮,这让人一眼能看出他的疲倦。由于没有睡觉,他颧骨上的一片小疙瘩也有些发红。他的一对黑眼睛望着犹如地狱边缘的所有事物。他拿着他的小手提袋,把他的大衣的破旧绒领子也翻起来了,原因是寒冷潮湿的空气。他的鼻子是红的,他稍微地弓着背走路,这是他的一种行走癖好。他很着急,因为他要找到巴朗瑞委员会设的一个办事处,这是巴黎方面告诉他的。因为从前他曾经在波比南城教过书,所以问路是不必要的了。那些忧郁的,同时也象疯狂似的突然出现的来往行人,无论怎样说,相比较于一个初来的而一向不认识这个城市的外来人而言,他更容易被感动。公家车辆的活动,使这些街道勉强有一点生气。在广场上好几堆人说话。惨淡的光线,寒冷的天气,街头上的肮脏景象,与那憔悴面容的、褴褛衣衫的———有时也有穿军装之类的人的行列,形成了一种奇怪的景象。两三次皮埃尔和这样的行列交叉走过。一些背着枪的殖民地部队被称作法国兵的那些人押解着他们,押去别的地方圈禁的。其中有些人扶着手仗走路,有些人头上还包了绷布,有的胳膊还用绷带吊着;那些绷布或绷带都呈灰色而带有血迹,因为他们受的伤都来不及仔细处理,只是临时包了一下。

　　乌期特里克,是奥德城里的一个小学老师,南方人,个子矮且胖,他是委员会办事处的人。他两天没有刮胡子了。他这个人物的相貌和眼前这场恶梦般的景象倒十分相称。他的生活本是阳光和享受相联的,可是眼前这一切让他不知所措,他只得叹气、失望,而这些愈加反应出他的困惑。“怎么办呢?”他不住地说,“怎么办呢?在这里就是我一个人,省政府的人啊,那简直是一些怪物,一些怪物如果你知道各组织作不了什么事”他不知道对这位来找他的长鼻子家伙应该称呼先生还是同志。于是他说r这个卷舌音时,便有些不自然,像打破玻璃的声音一样。他一面说话一面大声喘气,仿佛一个刚才跑了路的人一样大声喘气。他这种迷惘的根本原因很快就被高麦宜发现了;因为面临这样的景象,他并不对办事员的迷惘感到很滑稽。街上有不少凄惨的难民被人押着。被圈禁的妇女呆在学校的小操场上,这些妇女带着孩子,简直成了一群骚动着的人形牲畜,贫困和饥饿加上不住刮起的寒风折磨着她们。在那些无人照顾的没有屋顶和窗户的房子里面,已经充满了腐朽的气味。横七竖八睡在里面的伤者和病人,不断地死去,因为没有医生和缺乏治疗。唯一的看护他们的人是穿着看护服装的一个正直而可怜的妇人。她每说三个字就得交叉一回手。她脸色惨白,浑身颤抖。因为那里有一个脑盖骨破了的男子一直在大声呻呤,所以每一个来访的人都被这个妇人看成是她期待的外科医生而求助一番和乌斯特里克说的情况差不多,各组织做的事是力所能及的较独立的事。皮埃尔已开始访问民众救济委员会,党,那些负责的机关。他找到了不久以前他认识的几位干部于是他被另外的恐怖占据了,他在这已经可怕的状况中意识到还有另外一种可怕的事:一种卑劣的、虚伪的、残酷的暗门在各团体和警察之中潜存着。这样就加大了拯救难民工作的困难,这样就淆乱了人家的忠诚,模糊了人家的意志,打击了人家的热忱。与这种暗斗比较起来,最坏的事是不是无组织、混乱和无能便值得怀疑了。在各级机关里的那些公众情感的破坏者真令人不可思议,他们仿佛很高兴专心致力于破灭国家的光荣,挫败人道的企图。各级机关都有一个办公处,都奉到从巴黎发来的命令。这里竟有这样的人,一面用着相当的悲壮语调赞叹着失败者的雄伟可是一面又说现在应当考虑到可能成为我们的邻邦的领袖的弗朗哥的利益了。正如共和国社会党联盟议员韦思贡第所说,在西班牙共和国的利益之上的是法兰西共和国的利益。对这位额前留着刘海头发的肮脏矮子韦思贡第,乌斯特里克是一言难尽。乌斯特里克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都要碰到这家伙势力的影响。乌斯特里克这样说:“这家伙曾对省长说过,‘你没有想过省长先生,弗朗哥会不满意你的做法的!一旦当我们恢复了邦交以后,我们该怎么说呢?我已经和内阁总理达拉第谈过,他反对帮助共产党人这样看来,省长先生,很明显了吧?这是几星期内就可以见分晓的事情最近英国已经决定派一个视察员到布耳哥斯去了,他们想和弗朗哥政府建交?我是外交委员会的委员,我很可以对你说。巴朗瑞,他为什么要干预这件事?这些妄自尊大的知识分子真是可笑。倘若应当听这里的人讲的话比方说,这位勒奥波尔·罗克吧,对他说来,一切都那么简单,像“一个蛋糕切两半”一样,他居然说:“这里多数人叫人发愁,只有共产党人才是好人!”我还不知道共产党是什么玩意!每一次举行选民会议的时候,我就看见他出现了。我自己对自己说:‘你瞧,我的勒奥波尔又来了’一说到这里,韦思贡第每次总还要加上一句说:‘儒勒·巴朗瑞最好是去搞他的试管’我们是不知道的,对于这样的话,省长吉考维斯基会受影响到何种程度,但如果这些话并没有影响省长,这并不是韦思贡第的错!这个家伙在这里阻挠着我们的工作,这个多嘴的家伙!肮脏的小人。”

　　地方性的政治问题还在这些事情中插上一脚:现在翻身的是这样一帮人,他们期待弗朗哥胜利已经盼了三年了,他们表面上一直不这样说。并且在支持共和国的人当中,矛盾仍然存在。他们首先要在难民堆中救自己的人,他们的对待方法也因为死亡和饥饿威胁的程度不同而有轻重缓急。因为那些暗斗,那些彼此斗争的疯狂的欲望,这里无法建立起任何有效的秩序。还有这里已经蔓延了西班牙共和国死亡的群龙无首的状态。还有一群目的是想把这次的败退变为他们自己的党派的胜利的捣乱分子的到来。最后还有对某一种个别集团的男子、妇女和小孩因为共产党在法国具有的法律地位而不肯公开承认的仇恨,但是谁都知道,这不过是为了顾虑这种法律地位而作出来的一种伪装罢了。虽然他们只反对无政府党和杀人犯,实际上是仇视共产党人的,只不过变了种说法而已。不久,这种说法就因为他们的仇恨变得明显了,他们只是对共产党仇视和恐惧。

　　昨天在同志们设有登记处的那座房子里来了一批难民。在这批难民中,一位好像是马德里大学的科学家的老人被人们发现了。老人已经精疲力尽,且有些气喘的毛病。乌斯特里克和高麦宜共同跑到省政府去替他要证明文件,要求允许带他去巴黎。他们说了许多客气话,去了不少办公处,人们却和他们开了好几个钟头玩笑。他们正开始失望的时候,突然,省长办公室有一位先生,认识这位马德里教授,因此,一切文件迅速便办妥当了。这个人很有风度,毕业于古典学校,但人们一直说他是法国社会党。“‘维教授么?’他喊道,‘是研究“罗兰之歌”中专用名词的阿拉伯字源的那本书的作者!’去他妈的韦思贡第会说什么!总之,他又不是内政部长!再说,他也要滚蛋了,卷铺盖滚一边去了,他刚才还对我说来他要去昂狄卜,这个自我解嘲的办法真漂亮!好像天蓝海滨那个地方的天气很好,他就留给我们这种麻烦事情和恶劣气候而自己享福去了!”天真的乌斯特里克指出,“如果像戈第埃先生这样的人在省政府里有很多的话!”高麦宜并不认同这种说法,他并不认为共产党人事业的辉煌要依赖于字源学的爱好者的人数增多。

　　救济委员会设在一个小店铺里,店铺里布满灰尘,大堆传单堆在角落里,一些印刷器材弃置不用也扔在这里。维教授是一个老头儿,正用他瘦削的、变了形的手蒙着脸放声大哭。在路上,他失掉了他的妻子,他知道从此两人不能再见了。她是有心脏病的人,三年以来,也没有出过家门一步,即使是轰炸马德里的时候。他放声大哭,还用一种衰老的姿态喃喃说着话。高麦宜问:“他说什么?”乌斯特里克耸了一下肩,然后边喘气边说:“他也和别人一样,没有什么别的意思,他是一个社会党,他在痛骂勃鲁姆的政策。”

　　人们必须从两山之间的一个缺口处的村子中走过,才能到这个地方。从法国方面来的人,都在那些小房子之间停下来,房内的居民大部分都远走了。这里有检查证件的岗哨一个,当他们检查过证件以后,再走一百公尺远的地方,就到了巡防队的军事警戒线。法国的国界就由一条警戒线后面拦起的一道绳子表示。国界之外,西班牙的村子在路的一头。如果这时候那里没有那一群等待着赴法国的许可证的愁苦的难民和共和国的士兵的话,与法国的其他乡村相比,这个村子也没有什么特别的。

　　因为有省政府的证件,高麦宜和乌斯特里克可以去西班牙那里去寻找可以特许入境的知识分子,当然这多亏了上文的那位青年,那位字源学的鉴赏家。从昨天起已逐渐减少的难民浪潮,被人不容分说的地挡在这幸福的国门之外。机器脚踏车和一些汽车的到来足以说明弗朗哥已经接近了这个边境的村子。在警戒线面前一直有许多难民在请求法国兵让他们过境去。绝大多数的难民都睡在车子里,听候上帝的这排,好像他们还保持着一种莫名其妙的尊严和不屑的态度。经过波比南城那种混乱状况以后,我们会很惊讶,为什么西班牙人会如此平静和沉默呢?人们不禁要问:这些妇女,这些孩子和这些带着步枪静默的人们,他们到底在等待着什么呢?两位代表已经走到了西班牙方面的军事警戒线那里,他们和军官们交涉着。这些军官们讲到这批流亡的人的许多故事,讲到这个可怕的星期内的意外事件,讲到巴塞罗那最后时刻中发生的一些事情,当然他们只是传闻和听说罢了。他们是否知道有律师、工程师、教员、医生这类的人在这群可怜的人中间呢?“阿,当然,我知道,我可以帮助你。”青年上尉说,“有一个医生,那里有一个医生,如果”他下命令去找来这位医生。医生大约五十岁,戴着一副眼镜,但其中一个玻璃片掉了。他是一个香烟纸颜色皮肤的胖子,有两双颤抖着的很小的手,一面说话,一面老是把手高举到脸的旁边。不,对这番好意他不能接受。法国的先生是太可爱了,但是这里没有一个医生,并且他正在治疗一个受伤的人,所以他不能去法国他的态度很明确,就连乌斯特里克也不能说服他。

　　医生带着两位代表去看这位受伤的人。他被人们放在一个酒窖的灰色石砌的楼梯下,酒窖的高度与街道一般齐。他在担架床上象一个跌倒了的巨人一样,双手捧着肚子,慢慢地喘着气。他的一双腿上也受了伤。他的鼻孔在抽搐,在发抖。他的气色不太好,有些发灰,眼窝深陷,胡子是蓝色的医生,他怎么样?他会不会好呢?”一个法国口音的人在黑影中用法国话这样说。高麦宜眨了一下眼睛,看见一个穿半平民半军人衣服的宽肩膀的男人坐在一条布袋上。

　　高麦宜问:“说话的是法国人吗?”医生表示同意,并且低声说:“你瞧我不能离开一个受伤的人”受伤的人呻吟了一下,那无神的目光转向着光亮那一方。伤员说了一些话。法国人问:“他渴了,他可以喝点东西么?”———“最好是不要。”医生说。“你是法国人?”高麦宜重复了一遍。心里有八九分肯定他是个法国人了。那男子同他们一道走出了地窖。

　　这是一个典型的法国工人,虽然他穿着那一身不伦不类的服装,可是那国际纵队式的短大衣,军用皮带,步枪、子弹带,在他身上写满了青春的活力。高麦宜想,真是奇怪,法国人的胡子都是长得跟别国人不一样!再则,他使用围巾的方式,也是非常独特的,他的脖子上缠着一条旧围巾。

　　这位法国工人并不答应两位代表的问话,他只牵挂着那位受伤的安东尼奥,他的伙伴。乌斯特里克向他说,既然他是法国人,他可以同值班的哨兵交涉一下,就可以让他过去,这些哨兵还是挺通人情的。可是他几乎没听见乌斯特里克的话。他不愿意离开安东尼奥。他是巴黎人,一九三六年就加入了国际纵队。起初他还很拘束,后来不知道高麦宜说了关于纵队的一句什么话,或者是嘴上提到了某一个党员的名字,他突然就显得温和起来,他甚至都敢这样问高麦宜了:“你是我们的同志!唉,我感觉到了,真是奇怪你知道,现在我们的处境很艰难,我应该回法国,可是安东尼奥的伤,我的心放不下”对于法国工人的这个顾虑,其实是没有什么意义了,因为安东尼奥的伤势让他活不长了。对于一个肚子上已经受了伤的家伙,而且又处于我们这种情况,我们对他是毫无帮助的,除了死亡。那是毫无道理的一件事情:一颗飞机上的炸弹,落在他们所护送的人群中”那法国人说“你不知道,安东尼奥不仅是我的一个伙伴。像他这样的人安东尼奥,啊!这真是一个损失,真是天知道”皮埃尔对于法国工人的固执非常着急,以致于浑身出汗。他说:“你瞧同志,你不能错过机会你又不知道西班牙政府对于参加过纵队的人会采取什么态度。我们,我们可以把你带过去我们有省政府给的证件,这是一种好运道当然,我们只能对安东尼奥说抱歉了,不过,既然人家告诉过你他已经没有什么希望你叫什么名字?我们要填在护照上”“姓布朗沙,布朗沙的末一个字母是d名拉乌尔出生于一九一○年七月四日,巴黎人让我去和安东尼奥再说一句话”他又回到安置安东尼奥的酒窖里去了。他用一个膝盖在地上跪着,手温和地拨开那位受伤的人头发,用一件他的曾经当过手巾使用的什么东西擦拭着伤者的额头。“安东尼奥你听得见我说话么?”不知道受伤的人呻吟着说了些什么。“你听得见我说话么,安东尼奥你听吧,我们应当活着。安东尼奥你听懂了我的话么?我们应当活着,不要以为我丢了你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安东尼奥?我们要继续战斗。我该走了你怎么样了,安东尼奥?啊,安东尼奥?你简直听不清楚我的话么,听明白没有?这里还有一个医生,我并没有丢掉你。你应当活着,应当好起来我们还要继续战斗,我们一点也没有失败,安东尼奥,一点也没有失败。你会被人家抬到医院里去治疗的,你会好起来的你听吧一定要好好地记着这一点:当你好了的时候啊!安东尼奥,安东尼奥!你是不是听不见我对你说话呀!我是布朗沙,你的朋友!”

　　安东尼奥举起手来,可是他没有办法说话。记着这一点“安东尼奥,布朗沙,在巴黎十三区刚达格勒尔街,三十三号,你记得住么?安东尼奥,三十三号,刚达格勒尔街,十三区,拉乌尔·布朗沙安东尼奥,我就在那里,你一定会好起来的!”

　　医生说了一句西班牙文,并用他一直活动着的小手拉布朗沙布朗沙到了那出口处光线灰暗的地方,脸色惨白他还说了一次:“安东尼奥随后他只想到如何处理他的步枪了。他不想把枪放在检查哨那里,他想带回法国,这样,弗朗哥会少拥有一件武器来杀戳。布朗沙根本不用去想处理枪的问题,因为这不是个问题。在国防界的检查哨,一切武器都要交出来。为符合手续,大家应该说布朗沙是一个工程师。他很难放弃他的枪。他的腿肚子中了一枪,虽然住了一个月的医院,还是没有取出子弹来,所以他走路非常困难。这也就是他流落在难民队伍中的原因他们遇到了一件不愉快的事情,当他们返回士兵们把守的警戒线的时候。一些非洲塞内加尔的士兵代替了两点钟以前在这里的巡防队。巡防队并不是坏人,和他们是很容易办妥交涉的。首先,他们大部分都有一般的反弗朗哥情绪至于塞内加尔兵,他们对于他们面前的事则是一无所知。他们至多是听了他们的长官的一段演说之后,就来到这里站岗了。而强迫他们听的这段演说,无非是一些反共言论,这在他们站岗时对这些西班牙难民的态度中可以看出来。他们就站在这里了:两只手拿着枪,枪上上着刺刀,斜端着对准从比利牛斯山拥来的人群,好像要用刺刀去捅那些过境的难民一样。他们面孔黝黑牙齿洁白,对外界一无所知,只是像死人舞蹈一样两脚前后摆动身体。一,二;一双脚落下,一双脚起来;一,二。瞄准一下刺刀。一双脚起来,一双脚落下,站在这里他们是为了完成任务,执行警戒。事实就是他们这面的白种人和另一面的白种人的斗争。一双脚起来,另一双脚落下。瞄准一下刺刀。西班牙人怀着恐惧的情感望着他们,望着,望着这一些高大的家伙摇摆着,瞄准着。当法国军官来的时候,一站在他们旁边,就显得是奇瘦无比了,而他们是不可思议的武装的黑人,是一个庞然大物,他们是命中注定来到这里,只是为了两只脚的提落,和增加西班牙人的恐惧不过,乌斯特里克、高麦宜和他们的同伴靠着省政府的证明文件印章轻松通过了这群塞内加尔人的防线,只是多了一道请示上级的指示。但到了法国兵把守的岗位,还得要争论,叫喊,事情也并不太容易了结。这些先生们原是应当带西班牙知识分子过来的,而现在那位名字叫作什么?名字叫作拉乌尔·布朗沙的是一个法国工程师。高麦宜索性拿出了高压手段说他是法兰西学院儒勒·巴朗瑞派来的,期望能走过防线。但是如果不是突然一下人们听见国界那面发出了枪声的话,或者他仍然不会成功。当时天下起了雨,一听到枪声,警戒站的长官便跑出木棚房来问:“出了什么事?哪里的枪声?”。

　　有很多人跑来跑去,也不知道有什么事。一个塞内加尔兵跑了过来。传达了命令。又叫来了别的兵士。殖民地的一个下级军官也急忙跑过来了。

　　“喂,我的中尉,我们能不能过去?你得给我句话呀?”军官有点不耐烦了,转过身来向高麦宜说:“见鬼去吧,快些给我滚谁有工夫管你们!弗朗哥的军队已经到了,快点滚!”

　　边境另一面的枪声和人群混乱的叫声大家都听见了。“天啊!安东尼奥”布朗沙也叫着说。他想往那面看,而乌斯特里克粗野地嚷着:“你别反悔了,咱们得接受中尉的好意!”他们推着还在往后看的布朗沙向前走。而乌斯特里克继续说,弗朗哥弗朗哥到边界了完了我们已做了我们所能作的一切,我们。当我想到这个穿运动衣,额前披着刘海式的头发的猪猡韦思贡第会胜利的时候,“我记得曾经你告诉过我,他在政治方面是什么样的人?同志。”高麦宜匆匆地问。于是乌斯特里克说:“他是属于共和国社会党联盟,按理也和人民阵线一面的但在一九三五年他却投了反动的赖伐尔一票,社会党联盟也有好有坏。这是一个和别的党不同的党”高麦宜不禁摇头:什么意思?一个和别的党不同的党,一个投机分子的党。我的朋友,你选择社会党还是激进党呢?他们在村子的进口处停下了车。司机是来自民众救济会的一个家伙。在那挤满了士兵的小酒店喝酒,那里的收音机以一种带鼻音的声调在播送:“我将会再见我的诺曼底———我的故乡———我在诺曼底出生。”

　　布朗沙在酒店里喝着让人有些暖意的咖啡,想着他的妻子保莱特和他的儿子小蒙第奈。咖啡质量并不好。小蒙第奈,现在他大约不认识了,将来蒙第奈见着他的时候,一定会张大眼睛想,这个男人是谁?,“蒙第奈,这位先生是你的爸爸”保莱特会这样说。两年多了,没见到保莱特,她怎么样了,变了多少?在那里,塞内加尔人仍然继续他们的武装跳舞,一双脚起来,另一双脚落下,象没有灵魂的机器一样。这时他们的面前已经站着弗朗哥的先头部队了,部队由一名骑马的上尉指挥着。法国军事警戒线的长官走过去站在机械般走动着的士兵旁边。弗朗哥这面的上尉下了马,拿着指挥刀向这面的法国同僚警礼,并且说出自己的姓名:“上尉皮奥·赫南德!弗朗哥万岁!”

　　法国的中尉并没有想到这一幕,他稍微迟疑了一下但是很快他就采取了决定,把手举到钢盔边:“法国陆军吉埃利中尉。”

　　那面,枪声不断地响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