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毛泽东一生接触最多、最深的美国人是斯诺，而美国朝野各界早期知道和了解毛泽东是通过斯诺的文章，在中国共产党人与美国人的交往中，斯诺是一位极富传奇色彩的重要人物……
1.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美国记者
1936年7月，中国陕北。盛夏时节，烈日炎炎。骄阳下，丘壑纵横的大西北黄土高原升腾散发着像火药般焦糊糊的热气。此刻，正是一天中最暑热难熬的时刻。蜿蜒曲折的黄土道路被烈日烤晒得滚烫焦干，行人们脚踏下去泛起一串串淡黄色而燥热的烟尘。道路两旁的白杨树，田野里的稼禾在炎热的炙烤下弯腰曲枝，显得元精打采。而在从延安到保安的崎岖山道上，一支30多人的红军小分队却冒着酷暑，汗流侠背地疾速行进。这是一支由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派遣的辎重护送队。走在这支队伍前头的，是一位头戴羊肚子中的陕北农民。他牵着一头毛驴。驴背上驮着行李卷、照相机、医药箱。后头紧紧地跟着两个黄头发、蓝眼珠的年轻的美国人。他们的脸上和衣襟上，落着陕北高原上的尘土，脸颊上流着汗水，跟着小分队翻山过沟地行进着。虽然十分疲劳，但精神抖擞地迈着大步。高原上起伏的山峦，弯弯曲曲的小溪，奇形怪状的地貌，引起他们极大的兴趣，不时地发出惊叹和议论。
一个是尚不太知名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另一位是年轻的美国医生乔治·海德姆（马海德）。
美国人的冒险精神，总是令人在一些极危险或未开发的地区见到他们的影子。1928年，埃德加·斯诺远渡重洋，游历了印度之后到达中国。他很快对中国这个“天朝大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第二次在中国一留就是10多年。这10多年，他迷恋于中国的历史和传统。他为中国人民以及他们种种具有开创性的伟大实践所吸引，他对遥远但又元时无刻不影响着当时中国的由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尽管大多数外国人对此漠不关心。他凭着一个记者的敏锐眼光和对中国现状的深刻了解，认清了这场革命，并看到革命已经起来，即将成为历史上最不寻常、最具有深远意义的震撼世界的事件之一，于是，他决定前往毛泽东领导的中共和红色苏区探险。1933年，美国出版商哈利逊·史密斯写信给埃德加·斯诺，建议他访问中国共产党人和红色根据地，撰写一本关于红色中国的书，并且预付了750美金给埃德加·斯诺，从而促成了埃德加·斯诺的这次红色中国之行。
1935年底，斯诺在北平的燕京大学认识了俞启威和共产党人徐冰。在俞、徐二人帮助下，埃德加·斯诺于1936年初南下，开始了他冒险的红色中国之游。临行前，斯诺写信通知出版商哈利逊·史密斯说：“我明天将去红色中国会见毛泽东。我将旅行、拍照，写我喜欢写的东西。假如我达到目的，这将是世界大事。”
斯诺与马海德在7月初的一个清晨搭乘国民党的一辆美国道奇卡车离开西安，第二大抵达100英里远的延安。第三天早晨7点，一个向导接应他们穿过国民党防线到达苏区。又经过两天的山区小路跋涉，两个美国人才抵达百家坪。斯诺见到的第一个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是周恩来，交谈了两天。
保安（今陕西省志丹县）是黄土高原上一座古老而偏僻的小山城。城市倚着炮楼山，坐落在两山对峙间的一条平川里。经过连年战乱，小城破败不堪，全城房屋不过百问，百姓不上千人。因此，当埃德加·斯诺和马海德来到保安的县城时，立刻引起了轰动。居民们一边高呼口号：“欢迎美国记者访问中国苏区！”，一边瞪大惊奇的眼睛看着这两个金发碧眼的高鼻子洋人在红军战士的簇拥下，走进中共中央“外事办公室”那孔石砌的窑洞。
斯诺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受到一个政府的全体内阁成员的欢迎，也是第一次接受一个城市的全体居民的欢迎。在这样一个群山环抱的内地小城市，军号声冲破宁静山谷，我难以想象如此热烈的欢迎。在这样的情况下，假如要我讲话，我也很难表达出我的激动心情。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埃德加·斯诺和马海德这两位美国客人冒着生命危险来根据地采访，甚为重视。
毛泽东十分清楚：中国的革命应该而且必须为世人所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由一位持自由主义立场者向外宣扬，在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下是十分必要的和容易为人接受的。作为一个具有世界影响的大国——美国，其朝野各界对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的了解与认识的正确与否，对中国革命，对中国抗日战争不能说不具有强烈的影响。
1936年的国际国内形势大致是这样的：日本已占据东三省并虎视华北，全国上下的抗日呼声日渐高涨，中国共产党人在完成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后在陕北安定下来，中国共产党人需要向世界和中国各阶层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推动中国革命和抗日战争的历史进程。
斯诺就是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到达延安的。
2.毛泽东早期的美国观
作为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大国之一，美国从来都是各界人士观察、研究、分析、议论的重点。一个20世纪的政治家，不可能不对美国有一个完整明确的认识，尽管这种认识有时是幼稚的，有时是不完善的，但最终会成熟起来。1916年7月25日，毛泽东在给朋友萧子升的信中，首次对中美关系问题发表意见。
在这封极不平凡的信中，毛泽东表示了他当时对国际形势和中美关系的见解。他认为美国不应参加世界大战而在欧洲用兵，相反，应作好准备以待时机成熟之后，在太平洋用兵，与日本决一雌雄。他指出，日本是中国的仇敌，在日本问题上，中美可以携手建立联合战线，对日本共同用兵，使中美亲善。毛泽东当时的这种见解，对于美国的对外扩张政策及美国与日本的矛盾还缺乏本质认识，对于美国抱着美好的希望和幻想。不过他希望中美能友好相待的愿望却是那么真切直率。
早期毛泽东尊崇美国创新人物，不仅对华盛顿、杰斐逊、林肯、罗斯福这样一些政治人物深感兴趣，抱有好感，而且对美国科学家富兰克林、爱迪生等也敬佩不已。对于那些备尝艰辛，依靠奋斗精神成长，具有开拓精神的英雄人物充满了崇敬之情，他认定世界是属于那些艰苦奋斗、勇于攀登的人。
·1915—1920年，毛泽东接受了美国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思想和教育思想的影响，因为在那个时代，人们认为美国的实用主义是一种最有希望的新思潮，在马克思主义没有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和发生深刻影响以前，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的传播，对于僵化、保守、脱离实际的旧思潮确实是一个有力打击，因而它能在中国思想界一时占据统治地位。
毛泽东当时关心美国、研究美国、学习美国，从美国的历史和精神中寻求中国社会的出路。他在向美国学习中表现出灵活性、选择性和改造精神。
毛泽东很快便对美国的政策持批判的态度。五四运动后，毛泽东对美国及其他帝国主义有了较清醒的认识，使他打开了接受俄国革命的思想的闸门。毛泽东对美国帝国主义政策的批判，是他走向马克思主义历程中的一个重要内容。
美国在巴黎和会上的表演，特别是对中国的大拍卖，暴露了美国垄断资产阶级敌视中国人民，勾结各国帝国主义宰割中国的真面目。毛泽东密切注视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整个势态的发展。如果说，美国参战前，毛泽东对威尔逊的“和平政策”还抱有较大幻想，那么，毛泽东现在便看透了美国垄断资产阶级政府践踏中国主权的本质，他对威尔逊和美国政府表示极大的愤怒和抗议。
在《湘江评论》上，毛泽东揭露道，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帝国主义国家争霸世界的战争，威尔逊的殖民政策不得人心，不仅中国人民反对，美国人民也起而反对。从威尔逊急切建立国际联盟的行动中，毛泽东对美国称霸世界的野心有了初步认识，对于美国垄断资产阶级推行的政策的虚伪性和欺骗性保持了一定警惕。对于帝国主义各国间的斗争看得更加清楚。他肯定，由帝国主义大国主宰世界人民的命运的“大国政治”时代，已经过去，以后将是各国人民自己主宰自己命运的时代。
1920年底，毛泽东转变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这年年底，毛泽东坚决揭露由美国主导、美英日等国参加、中心议题是中国问题的“华盛顿会议”的反动实质。毛泽东认为，华盛顿会议在中美关系史上是一次值得高度注意的会议，这次会议所具有的作用是：首先，它是美国协调各个帝国主义国家来侵略中国的会议，因而它大大地加深了中国社会的危机。1923年4月13日，毛泽东指出：华盛顿会议使中国社会在目前及将来一个时期内，“政治将更发黑暗，财政更发紊乱，军队更发增多，实业更发停滞，压迫人民的办法更发厉害。”“何以知道必然是这样呢？你看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政治形势是何等的反动！他们现在是协调着步骤来侵略中国。他们的步骤以先是不协调的，经华盛顿一番商量便协调了。”毛泽东指出，华盛顿会议即是帝国主义协调矛盾的会议，又是它们共同准备力量、休养生息的会议。其结果是各个帝国主义国家在华的利益得到强化，而且它们必然要勾结中国各派军阀，支持它们的反动统治，把军阀的争夺进一步变成帝国主义国家的在华争夺。“外国与军阀勾结为恶，是必然成为一种极反动极混乱的政治。”这就是中国的政治将越黑暗的原因。
其次，毛泽东指出，华盛顿会议明明是美国帝国主义勾结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共同侵略中国的会议，但是由于美国帝国主义最为狡猾阴险，它惯用冠冕堂皇的好听词句粉饰自己，欺骗中国人民，因而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对美国发生迷信，抱天真的幻想，“他们迷信美国是扶助中国的好友”。毛泽东认为中国民族资产阶段、小资产阶级、知识界对美国的迷恋对中国现代历史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这是最危险不过的事情。
对华盛顿会议的基本分析和认识，是毛泽东在大革命时期分析和批判美国政策的基本出发点。从这个基本出发点出发，毛泽东抓住美国在华政治、经济和文化侵略进行分析批判。
从五四时期到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对美国政府的帝国主义侵华政策进行的早期批判，显示了他在中国众多领袖中，是对中美关系有最清醒认识的人。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在领导红军进行土地革命的同时，也不忘对美国在华动向的注意和分析，对美国的帝国主义政策是高度警惕的。但是这一时期，由于繁重的军事指挥任务，由于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不畅，他对美国的了解比较一般，对美国侵华政策的分析批判与中共中央的认识大体一致。3.毛泽东第一次敞开了自己的心扉1936年，面对新的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面对中国共产党人更为繁重的历史责任，毛泽东认为，作为中共领袖，自己很有必要进一步加深对美国的认识和了解，以便为中国共产党正确处理中美关系提供依据。
同时，毛泽东也希望借助埃德加·斯诺的如椽之笔，向外部世界宣传介绍中国共产党、红军、苏维埃运动和二万五千里长征，介绍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毛泽东已经清醒而高瞻远瞩地认识到了美国在世界上的重要地位。
毛泽东认为，有必要通过斯诺向全世界公开阐述中华苏维埃政府的外交政策，包括对美国的政策，这将有助于世界人氏和美国人民对中共的理解和支持。
1936年7月16日，即斯诺和马海德到达保安的第二天，毛泽东就在他的住处——炮楼山下石壁上凿进的一孔窑洞里，接见了这两位来自太平洋彼岸的美国客人。
就在这个破窑洞里，毛泽东开始了他那举世闻名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与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
据“毛泽东1936年同斯诺的谈话”记载：毛泽东指出，今天中国人民面对的根本问题是同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苏维埃的对外政策受到这个总目标的制约。日本的侵略不仅威胁中国，同时也威胁到世界和平，尤其是太平洋地区的和平。日本不仅是中国人民和要求和平的世界各国人民的敌人，而且也是和太平洋有利害关系的美、英、法、苏等国的人民的敌人。美国、英国、法国、荷兰和比利时等国家不愿看到日本占领中国，中国人民欢迎这种态度，并且愿意和他们组成一个反侵略、反战、反法西斯的世界联盟。毛泽东指出，像美国、英国这样的国家，可以在援助中国抗战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但是，这样的援助要发挥有效作用必须有一个前提，就是当南京政府决心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井同人民革命联合起来组织民主的国防政府时；这种援助才能对中华民族有益。否则，像过去一样，南京政府从美国、英国许多国家接受了援助，而这些款项和供应品大多数用于消灭红军。这样的援助只会给中国人民造成灾难。
当斯诺间道苏维埃政府目前对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的希望是什么？美国政府和人民怎样才能最好地帮助中国人民时，毛泽东发表了对美国的详细的外交评论。他说：我们认为美国人民和美国政府对中国是有远见的，形势注定美国政府要对中国和日本的未来起非常积极的作用。我们希望并且相情，他们将同中国人民结成统一战线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日本所代表的法西斯战线。这是他们目前能帮助中国的最好办法。
毛泽东肯定，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将使中国和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建立平等的关系。在未来中国与美国和世界各国的关系中，中国将遵守主权原则、平等互利原则和对外开放的原则，发展中国与美国及世界各国的友好关系，维护太平洋地区和世界的和平和发展。
毛泽东与斯诺的上述谈话，不仅表明了中共现时对美国政府的态度和立场，也表明了未来新中国在处理中美关系时的原则态度和立场。毛泽东在这个时候，已经确定了处理中美关系的基本原则和准则，这些基本原则和准则，成为新中国建立后外交方针的基本组成部分。
夜深了，毛泽东的谈兴仍然很浓，毫无倦意。他对当前世界上的政治、军事，表现得惊人熟悉，使这两个美国人感到十分惊讶。他们感到毛泽东有磅礴的气度、宽广的胸怀和卓越和领导才能。
斯诺和毛泽东在以后的一次次的长谈中，加深了了解。他们几乎是无话不谈。在斯诺的书中记录着：
1936年7月15日，毛泽东谈外交问题；
7月16日，谈日本帝国主义；
7月18日，谈内政问题；
7月19日，谈内政问题；
7月23日，谈特殊问题（即中国共产党与第三国际及苏联的关系）；在那些夜晚，毛泽东第一次向这个外国人敞开了自己的心扉，谈了许多过去多少年也没向别人说起过，甚至自己的妻子贺子珍也不知道的事。毛泽东把自己的身世尽可能地告诉了斯诺。他谈到了自己的家庭、自己的父母和其他亲人，他小时候在农村的生活、劳动、读书，以及他和父亲的争吵。
他又谈到了他后来是怎么走上革命道路的，谈到了他最初参加革命时的一些真实想法……
不光斯诺听得津津有味，就连跟他一起生活并肩战斗了10年的妻子贺子珍，也在一边听得十分专注，十分入神。
毛泽东为什么把他的身世讲给斯诺，一个外国记者听，而不是中国记者呢？也许，他是要把他想告诉世人的真实想法，交托给一个没有任何偏见的公正的人，他选中的这个人却是个从美国来的记者。
毛泽东对这个有胆量闯过国民党封锁线来探求神秘的红军队伍的美国人看得很准。斯诺信守他的诺言，把在红军苏区听到和看到的，以及他个人感觉到的东西写进了一本书里。
这本名叫《西行漫记》的书，后来就成了很热门的书，一本了解中国红军和它的领导者的教科书。许多中国人和美国人从这本书中开始知道了一些共产党人的真实情况。
毛泽东是个不肯轻易相信别人的人。但他却和斯诺，一个美国记者达到了一种默契和信任。他们成了元话不谈的朋友。
4.斯诺心目中的毛泽东
在以后的长达数月的采访中，斯诺先后又采访了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张闻天、徐特立、贺龙、徐海东等一批著名的党务活动家和红军将领。他看到了中国共产党的这些骨干分子身上那种为理想和事业献身的常人难以理解的崇高品德和忘我精神。
四个月的苏区访问在斯诺心中引起共鸣。他很赞赏毛泽东领导下的红色苏区充满勃勃生机而简朴的农村环境，它迥然不同于北平的没落的贵族生活，也不同于上海追逐名利的疯狂竞争。在这里，埃德加·斯诺所憎恶的中国旧的、没落的、高人一等的优越感消失了，红色舞台上农民和知识分子集合在一起，领导人不追求特权和个人物质利益。毛泽东在田里劳动。财政部长林伯渠是少数超过50岁的领导人之一，穿着褪色的军装，戴着旧军帽，耳朵上套着一根权当眼镜腿的绳子。斯诺认为，毛泽东在有些方面带有明显的美国人特点。他自认是马克思主义者，这是从思想上讲，但像某个历史学者后来评论的一样，他“有人民意识和推动力，这些都深刻地影响他如何接受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农民是毛泽东的政治力量源泉，他以罗曼蒂克思想美化农民的背景和生活方式。他有深刻的民族主义特色，相信中国人民有能力掌握自己的命运，而不是相信历史性的某些力量，这些力量像天上某些星座一样都必须首先被安排好它们固有的位置。
斯诺对毛泽东的第一印象是他有林肯型特点，在以后的印象中斯诺也常将他与美国的形象作比较：他虽然受过教育，但和下属讲话时用他们的语言，而且似乎很有特色。他很坚决，工作很勤奋，在长征时和士兵们走得一样远。他可以和美国的英雄形象媲美。斯诺注意到，他每临绝境似乎总有神明助他似的从被俘或死亡线上获生。他虽然非常杰出，但并没有什么个人崇拜，他也没有要求有这种气氛。一次和斯诺谈话时，他解开裤带捉虱子。另一次斯诺和林彪谈话，他在一旁若无其事地脱掉长裤。他不像苏区流行的剪短发，而留着难看的长发，还不断抽烟。共产党人一般认为这些都是颓废的表现。他像一个好的平民或士兵。斯诺以为，毛泽东的敬礼是他见到的最差劲的一种。有一次拍照时，毛泽东没有军帽，斯诺将自己戴的借给他。斯诺感觉自己和毛泽东在很多方面相同，如饥似渴地读书，不讲究边幅，早年就信仰宗教，坚持自己的日程等。他们俩人都看重实际问题，而不是理论问题。
斯诺也认识到中国共产党人不是密苏里州的民主党人。中共对国民党分子的任何让步都是经过“马克思主义的考察、讨论、决定和统一的。共产党没有放弃他们无产阶级革命的最终目的”。共产党人也有其民主一面，他们要解决旧中国制度所带来的不平等。解决的唯一的办法是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5.斯诺的影响力
斯诺原想将四个月的苏区旅行一事再保密几天，这样可以有时间写出系列报道，同时将胶卷冲洗出来，避免国民党检查官的各种刁难。但此时出人意料地传来他已死去的消息，使他的保密计划落空。
斯诺回到北平的第三天，美联社发了一则电讯说：“斯诺已落人‘赤匪’之手，他利用笔记本报道他们的情况时，被捕并已枪决。”斯诺父亲在堪萨斯城读到这一消息，立即要求《堪萨斯城明星报》询问消息来源。斯诺在英国和美国的编辑也提出同样查询。当天早晨，美联社驻北平记者吉米·怀特打电话给斯诺。
过了几小时，斯诺在美国大使馆举行新闻发布会，证明他安然无恙。他讲话时借用了马克·吐温的警句说他的死讯还不成熟，也许是他人在中国内地被杀之误。他在旅行访问中很安全，红色分子待他很好。
国民党人认为斯诺的报道是个骗局。天津一张日本赞助的白俄法西斯报说：“斯诺受华尔街和莫斯科的双重补贴。”但绝大多数人对斯诺的报道采取严肃对待的态度。鲍威尔的《中国评论周报》登载斯诺和毛泽东的谈话，很多中国人都急切阅读这条新闻。燕京大学学生请斯诺讲演，并展示所摄的相片。记者们也纷纷来访。斯诺在北京饭店的讲话震动了全体听众，他的讲话也被登载在上海的晚报上。上海的美国总领事高斯虽然认为斯诺亲共，但他相信“斯诺提供的中国苏维埃运动的情况是最全面、最权威和最新的，应该引起领事馆的充分重视，也应引起美国大使馆的高度重视。”在约翰·塞维斯的家中集合着非正式的讨论会成员，他们聆听斯诺作的报告。塞维斯边听边想：“一个新的平衡因素突然出现在中国。虽然它还不十分肯定，但却蕴藏着巨大的潜在生命力。”
《伦敦每日先驱报》在以后的几周中用头版的篇幅发表斯诺的系列报道，同时配以评价和照片，报社提升斯诺为远东首席记者。美国的《纽约时报》和《纽约太阳报》为争夺独家发表斯诺的报道而争吵不休，斯诺不了解两家报纸争吵的细节，误以为他们想删节或不愿全文登载，因此他撤回了稿件。美国的《生活》是支持蒋介石的，但出人意料，杂志负责人亨利·鲁斯出1000美金使用斯诺拍摄的照片，连续两期用11页篇幅登了其中的41张。斯诺写的报道长文占有《亚洲》1937年1期的一半篇幅。《新共和国》发表斯诺写的苏维埃中国的四部分文章。《亚美》登载斯诺和毛泽东的谈话摘要，并急于想得到斯诺的其他文章。《星期六晚邮报》也发表了一篇文章。
埃德加·斯诺先后在中国和美国的报刊上发表了30多篇通讯和70多幅照片，把当时鲜为人知的中国工农红军的英雄事迹和中国共产党的伟大精神展现在世人面前。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的光辉形象，也被斯诺栩栩如生地描述出来。
斯诺喜欢中国共产党人，他尽量以浪漫主义的想象描绘他们。在《西行漫记》里，他将读者带进生动的富有戏剧性的场面中，有邓发将军的拥抱，有跨越国民党的封锁线的不安和恐怖，有和毛泽东在窑洞中促膝交谈的夜晚。书中描述红军战士冒着枪林弹雨抢渡大渡河铁索桥的英勇场面，更使读者为他们潸然泪下。为了急于使美国人能接受《西行漫记》，斯诺用美国人的形象描绘中国共产党人。这样的写法显得有点轻率，但美国人能接受。
斯诺在贯穿全书的观点中明确指出，不管他本人如何敬佩中国共产党人，不管美国人怎样看待他们，中国共产党人总是革命者。尽管如此，这本书还是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斯诺的延安之行，以及他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人的友好交往、不仅使世界人民对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有了初步的了解，而且为中美两国人民的交流留下了一段佳话。
1939年秋，斯诺又到了延安。他又见到了他的老朋友毛泽东。他们进行了两次正式的谈话，又进行了许多次朋友式的聊天。他们谈话的范围很广，涉及到当时国内外的形势和中国共产党的一些对策、国际反法西斯战线的一些情况，以及毛泽东对这些问题的看法。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欢迎斯诺的大会上，毛泽东讲了一段很有意味的话。他说道：“民国25年斯先生第一个首先到陕北苏区来。这次重来边区，我们热烈欢迎他。美国是一个大民族，人民大众是反对帝国主义、同情被压迫民族解放的。斯先生是站在人民大众方面的。他是共产党的好朋友。希望经过斯先生，使中美两大民族亲密携手，帮助中国人民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毛泽东通过对斯诺的欢迎和期望，表达了发展中美人民亲密友谊的愿望。
斯诺的这次访问，大概是至1944年前最后一位美国人对毛泽东及延安的访问。国民党对陕北边区的严密封锁，使延安几乎又回到1936年前的铁桶似的状态。但共产党可通过重庆的八路军办事处向外发布一些消息。这一阶段毛泽东和中共与美国的交往。还处在民间交往的阶段，但已为实现官方之间的接触准备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