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一、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本原理
从黑格尔学派的解体过程中还产生了另一个派别，唯一的产生真实结果的派别。这个派别主要是同马克思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同黑格尔哲学的分离，在这里也是由于返回到唯物主义观点而产生的结果。这就是说，人们在理解现实世界（自然界和历史）时，决意按照它本身在每一个不以先入为主的唯心主义怪想来对待它的人面前所呈现的那样来理解；他们决意毫不怜惜地牺牲一切和事实（从事实本身的联系而不是从幻想的联系来把握的事实）不相符合的唯心主义怪想。除此以外，唯物主义根本没有更多的意义，只是在这里第一次对唯物主义世界观采取了真正严肃的态度，把这个世界观彻底地（至少在主要方面）运用到所研究的一切知识领域里去了。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38页。
为了解决使我苦恼的疑问，我写的第一部著作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的分析，这部著作的导言曾发表在1844年巴黎出版的《德法年鉴》上。我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象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十八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称之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我在巴黎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后来因基佐先生下令驱逐移居布鲁塞尔，在那里继续进行研究。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可以简要地表述如下：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859年1月）。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2—83页。
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来考察现实的生产过程，并把与该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然后必须在国家生活的范围内描述市民社会的活动，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来阐明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意识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并在这个基础上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这样做当然就能够完整地描述全部过程（因而也就能够描述这个过程的各个不同方面之间的相互作用）了。这种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东西，由此还可得出下述结论：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不是可以用精神的批判来消灭的，也不是可以通过把它们消融在“自我意识”中或化为“幽灵”、“怪影”、“怪想”等等来消灭的，而只有实际地推翻这一切唯心主义谬论所由产生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才能把它们消灭；历史的动力以及宗教、哲学和任何其他理论的动力是革命，而不是批判。这种观点表明：历史并不是作为“产生于精神的精神”消融在“自我意识”中，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有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数量的生产力总和，人和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在历史上形成的关系，都遇到有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由此可见，这种观点表明：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
马克思和恩格斯：《费尔巴哈》（1845—1846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3页。
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影响并对经济基础发生影响。并不是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而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这是在归根到底不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经济必然性的基础上的互相作用。例如，国家就是通过保护关税、贸易自由、好的或者坏的财政制度发生作用的。甚至德国庸人们那种致命的疲惫和软弱，——导源于1648—1830年时期德国经济的可怜状况，最初表现于虔敬主义，而后表现于多愁善感和对诸侯贵族的奴颜婢膝，也不是没有对经济起过作用。这对于重新振兴曾是一大障碍，而这一障碍只是由于革命战争和拿破仑战争使得慢性穷困尖锐化起来才动摇了。所以，这并不象某些人为着简便起见而设想的那样是经济状况自动发生作用，而是人们自己创造着自己的历史，但他们是在制约着他们的一定环境中，是在既有的现实关系的基础上进行创造的，在这些现实关系中，尽管其他的条件——政治的和思想的——对于经济条件有很大的影响，但经济条件归根到底还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它构成一条贯穿于全部发展进程并唯一能使我们理解这个发展进程的红线。
恩格斯：《致瓦·博尔吉乌斯（1894年1月25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06页。
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末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阶级斗争的各种政治形式和这个斗争的成果——由胜利了的阶级在获胜以后建立的宪法等等，各种法律形式以及所有这些实际斗争在参加者头脑中的反映，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理论，宗教的观点以及它们向教义体系的进一步发展。这里表现出这一切因素间的交互作用，而在这种交互作用中归根到底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的东西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即这样一些事物，它们的内部联系是如此疏远或者是如此难于确定，以致我们可以忘掉这种联系，认为这种联系并不存在）向前发展。否则把理论应用于任何历史时期，就会比解一个最简单的一次方程式更容易了。
恩格斯：《致约·布洛赫（1890年9月21—22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7页。
二、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正确运用，使人类历史的研究成为科学（一）唯物史观使历史学置于唯物主义的基础上进行根本改造，成为科学我们不仅生活在自然界中，而且生活在人类社会中，人类社会同自然界一样也有自己的发展史和自己的科学。因此，任务在于使关于社会的科学，即所谓历史科学和哲学科学的总和，同唯物主义的基础协调起来，并在这个基础上加以改造。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1886年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6页。
社会历史的一切部门和研究人类的（和神的）事物的一切科学的情况也是这样。在这里，历史哲学、法哲学、宗教哲学等等也都是以哲学家头脑中臆造的联系来代替应当在事变中指出的现实的联系，把历史（其全部和各个部分）看做观念的逐渐实现，而且当然始终只是哲学家本人所喜爱的那些观念的逐渐实现。这样看来，历史是不自觉地、但必然是为了实现某种预定的理想目的而努力，例如在黑格尔那里，是为了实现他的绝对观念而努力，而达到这个绝对观念的坚定不移的意向就构成了历史事变中的内在联系。这样，人们就用一种新的——不自觉的或逐渐自觉的——神秘的天意来代替现实的、尚未知道的联系。因此，在这里也完全象在自然领域里一样，应该发现现实的联系，从而清除这种臆造的人为的联系；这一任务，归根到底，就是要发现那些作为支配规律在人类社会的历史上为自己开辟道路的一般运动规律。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1888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2—243页。
现在，唯心主义从它的最后的避难所中，从历史观中被驱逐出来了，唯物主义历史观被提出来了，用人们的存在说明他们的意识而不是象以往那样用人们的意识说明他们的存在这样一条道路已经找到了。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80年1月—3月上半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23页。
下面这个原理，不仅对于经济学，而且对于一切历史科学（凡不是自然科学的科学都是历史科学）都是一个具有革命意义的发现：“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在历史上出现的一切社会关系和国家关系，一切宗教制度和法律制度，一切理论观点，只有理解了每一个与之相应的时代的物质生活条件，并且从这些物质条件中被引伸出来的时候，才能理解。“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这个原理非常简单，它对于没有被唯心主义的欺骗束缚住的人来说是不言自明的。但是，这个事实不仅对于理论，而且对于实践都是最革命的结论。“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这里所说的对抗，不是指个人的对抗，而是指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由此可见，只要进一步发挥我们的唯物主义论点，并且把它应用于现时代，一个伟大的、一切时代中最伟大的革命远景就会立即展现在我们的面前。
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年8月3—15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17页。
人们的意识决定于人们的存在而不是相反，这个原理看来很简单，但是仔细考察一下也会立即发现，这个原理的最初结论就给一切唯心主义，甚至给最隐蔽的唯心主义当头一棒。关于一切历史性的东西的全部传统的和习惯的观点都被这个原理否定了。政治论证的全部传统方式崩溃了；爱国的义勇精神愤慨地起来反对这种无礼的观点。因此，新的世界观不仅必然遭到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反对，而且也必然遭到一群想靠自由、平等、博爱的符咒来翻转世界的法国社会主义者的反对。这种世界观激起了德国庸俗的民主主义空谈家极大的愤怒。
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年8月3—15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17页。
思辨终止的地方，即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实证的科学开始的地方。关于意识的空话将销声匿迹，它们一定为真正的知识所代替。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能够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观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综合。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它们只能对整理历史资料提供某些方便，指出历史资料的各个层次间的连贯性。但是这些抽象与哲学不同，它们绝不提供可以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相反，只是在人们着手考察和整理资料（不管是有关过去的还是有关现代的）的时候，在实际阐述资料的时候，困难才开始出现。这些困难的克服受到种种前提的制约，这些前提在这里根本是不可能提供出来的，而只是从对每个时代的个人的实际生活过程和活动的研究中得出的。这里我们只举出几个我们用来同意识形态相对立的抽象，并用历史的例子来加以说明。
马克思和恩格斯：《费尔巴哈》（1845—1846年）。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1—32页。
列宁的有关论述：
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或更确切地说，彻底发挥唯物主义，即把唯物主义运用于社会现象，就消除了以往的历史理论的两个主要缺点。第一，以往的历史理论，至多是考察了人们历史活动的思想动机，而没有考究产生这些动机的原因，没有摸到社会关系体系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没有看出物质生产发展程度是这种关系的根源；第二，过去的历史理论恰恰没有说明人民群众的活动，只有历史唯物主义才第一次使我们能以自然史的精确性去考察群众生活的社会条件以及这些条件的变更。马克思以前的“社会学”和历史学，至多是积累了片断收集来的未加分析的事实，描述了历史过程的个别方面。
马克思主义则指出了对各种社会经济形态的产生、发展和衰落过程进行全面而周密的研究的途径，因为它考察了一切矛盾趋向的总和，并把这些趋向归结为可以确切判明的社会各阶级的生活和生产条件，排除了人们选择某一“主导”思想或解释这个思想时所抱的主观主义和武断态度，揭示了物质生产力的状况是所有一切思想和各种趋向的根源。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人们即人民群众的动机由什么决定，各种矛盾思想或意向间的冲突由什么引起，一切人类社会中所有这些冲突的总和究竟怎样，造成人们全部历史活动基础的客观物质生活生产条件究竟怎样，这些条件的发展规律又是怎样，——马克思对这一切都注意到了，并指出以科学态度研究历史的途径，即把历史当做一个十分复杂并充满矛盾但毕竟是有规律的统一过程来研究的途径。
列宁：《卡尔·马克思》（1914年7—11月）。
《列宁选集》第2卷第586页。
既然运用唯物主义去分析和说明一种社会形态已取得如此辉煌的成果，那末，十分自然，历史唯物主义已不再是什么假设而是经过科学检验的理论了；十分自然，这种方法也必须应用于其余各种社会形态，虽然这些社会形态尚未经过专门的实际研究和详细分析，正象已为充分的事实所证实了的种变说思想应用于整个生物学领域一样，虽然对个别的动植物种来说其变化的事实还未能确切断定。种变说所企求的完全不是说明“全部”物种形成史，而只是把这种说明的方法提到科学的高度，同样，历史唯物主义也从来没有企求说明一切，而只企求指出“唯一科学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话）说明历史的方法。
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1894年春夏）。《列宁选集》第1卷第13页。
（二）唯物史观是历史研究的指南，不能作为套语。反对用教条主义态度对待理论所以我不主张我们竖起任何教条主义的旗帜。相反地，我们应当尽量帮助教条主义者认清他们自己的原理的意义。
马克思：《摘自〈德法年鉴〉的书信》（1843年3月、5月和9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16—418页。
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
恩格斯：《致弗·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1887年1月27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60页。
在历史科学中，专靠一些公式是办不了什么事的。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1847年上半年）。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30页。
梅林发表在《新时代》上的《莱辛传奇》我已读过，感到十分满意。这的确是一篇出色的作品。要是我的话，有些地方不会这样去说明和强调，不过一般说来，他还是抓住了要领。令人鼓舞的是，20年来唯物史观在年轻党员的作品中通常只不过是响亮的词藻，现在终于开始得到恰当的应用——作为研究历史的引线来应用。
恩格斯：《致奥·倍倍尔<1892年3月16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第310页。
至于谈到您用唯物主义方法处理问题的尝试，那末，首先我必须说明：如果不把唯物主义方法当作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作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末它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物。
恩格斯：《致保·恩斯特（1890年6月5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1—472页。
德国人一点不懂得把他们的理论变成能推动美国群众的杠杆；他们大部分连自己也不懂得这种理论，而用学理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态度去对待它，认为只要把它背得烂熟，就足以应付一切。对他们来说，这是教条，而不是行动的指南。
恩格斯：《致弗·阿·左尔格（1886年11月29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56页。
无论如何，对德国的许多青年作家来说，“唯物主义的”这个词只是一个套语，他们把这个套语当作标签贴到各种事物上去，再不作进一步的研究，就是说，他们一把这个标签贴上去，就以为问题已经解决了。但是我们的历史观首先是进行研究工作的指南，并不是按照黑格尔学派的方式构造体系的方法。……许多年轻的德国人却不是这样，他们只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套语（一切都可能变成套语）来把自己的相当贫乏的历史知识（经济史还处在襁褓之中呢！）尽速构成体系，于是就自以为非常了不起了。那时就可能有一个巴尔特挺身而出，甚至可能抓住在他那一流人中间确实已经退化为空话的东西。
恩格斯：《致康·施米特（1890年8月5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5页。
列宁、斯大林的有关论述：
恩格斯在谈到他自己和他那位赫赫有名的朋友时说过：我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这个经典式的定义异常鲜明有力地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的往往被人忽视的那一方面。而忽视那一方面，就会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一种片面的、畸形的、僵死的东西，就会阉割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破坏它的根本的理论基础——辩证法，即关于包罗万象和充满矛盾的历史发展的学说；就会破坏马克思主义同时代的一定的实际任务，即随着每一次新的历史转变而改变着的任务之间的联系。
列宁：《论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中的几个特点》（1910年12月23日）。《列宁选集》第2卷第398页。
现在必须弄清一个不容置辩的真理，就是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考虑生动的实际生活，必须考虑现实的确切事实，而不应当抱住昨天的理论不放，因为这种理论和任何理论一样，至多只能指出基本的和一般的东西，只能大体上概括实际生活中的复杂情况。
列宁：《论策略书》（1917年4月8—13日）。
《列宁选集》第3卷第26页。
你的信是从两个没有说出来的假定出发的：第一个假定认为，引证某一作者的著作时可以脱离引文中所讲到的历史时期，第二个假定认为，从研究一个历史发展时期而得出的马克思主义的某些结论和公式，对于一切发展时期都是正确的，因而应当是一成不变的。
应当说，这两个假定都大错特错了。举几个例子来说。
1.在19世纪40年代，还没有垄断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是多少平稳地在向上发展，向还未被它占领的新的地域扩张，而发展不平衡的规律还不能充分有力地发生作用，当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得出结论：社会主义革命在单独某一个国家内不可能胜利，它只有在所有的或大多数的文明国家里进行共同的攻击才能胜利。这个结论后来便成了一切马克思主义者的指导原理。
可是在20世纪初期，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谁都明白，垄断前的资本主义显然变成了垄断资本主义，上升的资本主义变成了垂死的资本主义，战争揭露了世界帝国主义阵线的无法克服的弱点，而发展不平衡的规律预先就决定了不同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成熟的时间不同，这时列宁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得出结论：在新的发展条件下，社会主义革命在单独一个国家内完全可能胜利；社会主义革命在一切国家或大多数文明国家内同时胜利是不可能的，因为在这些国家内革命的成熟是不平衡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旧公式已经不适合于新的历史条件了。
由此可见，关于社会主义胜利问题，这里有两个不同的结论，它们不仅是互相矛盾的，而且是互相排斥的。
某些书呆子和死啃书本的人不深入问题的本质，脱离历史条件而作形式上的引证，他们会说：这两个结论中有一个是绝对不正确的，应当抛弃，而另一个结论是绝对正确的，应当推广到一切发展时期。但是马克思主义者不能不知道，书呆子和死啃书本的人是错误的。马克思主义者不能不知道，这两个结论都是正确的，但不是绝对正确的，而是每一个结论对于自己的时代是正确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结论对于垄断前的资本主义时期是正确的，而列宁的结论则对于垄断资本主义时期是正确的。
2.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国家应当消亡。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我们党内的一些书呆子和死啃书本的人便以此为根据，开始要求党采取措施使我们的国家尽快地消亡，把国家机关解散，把常备军取消。
但是苏联的马克思主义者，根据对当代世界形势的研究，得出了结论：在资本主义包围存在的条件下，在社会主义革命只在一个国家内取得胜利，而所有其他国家被资本主义所统治的时候，革命胜利了的国家，要想不被资本主义的包围击溃，就不应当削弱而应当大力加强自己的国家，加强自己的国家机关、侦察机关和军队。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得出结论：恩格斯的公式是指社会主义在一切国家或大多数国家内获得胜利而言的，当社会主义在单独一个国家内获得胜利，而其他一切国家仍被资本主义所统治的时候，这个公式就不适用了。
由此可见，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命运问题，这里有两个不同的互相排斥的公式。
书呆子和死啃书本的人会说，这种情形造成了不堪忍受的状况，必须抛弃其中绝对错误的一个公式，而把另外一个绝对正确的公式推广到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一切时期。但是马克思主义者不能不知道，书呆子和死啃书本的人是错误的，因为这两个公式都是正确的，但不是绝对正确的，而是每一个公式对于自己的时代是正确的：苏联马克思主义者的公式对于社会主义在一个或几个国家内胜利的时期是正确的，而恩格斯的公式则对于下列时期是正确的，即社会主义在个别国家内陆续的胜利将导致社会主义在大多数国家内的胜利，从而造成实行恩格斯公式的必要条件。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1950年）。
《斯大林选集》下卷第533—535页。
（三）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
相当长的时期以来，人们一直用迷信来说明历史，而我们现在是用历史来说明迷信。
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1843年秋）。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25页。
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必须详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存在的条件，然后设法从这些条件中找出相应的政治、私法、美学、哲学、宗教等等的观点。在这方面，到现在为止只做出了很少的一点成绩，因为只有很少的人认真地这样做过。在这方面，我们需要很大的帮助，这个领域无限广阔，谁肯认真地工作，谁就能做出许多成绩，就能超群出众。
恩格斯：《致康·施米特（1890年8月5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5页。
要知道在理论方面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做，特别是在经济史问题方面，以及它和政治史、法律史、宗教史、文学史和一般文化史的关系这些问题方面，只有清晰的理论分析才能在错综复杂的事实中指明正确的道路。
恩格斯：《致康拉德·施米特（1889年10月17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283页。
现代历史著述方面的一切真正进步，都是当历史学家从政治形式的外表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深处时才取得的。杜罗·德·拉·马尔以探究古罗马土地所有制的各个不同发展阶段，为了解这个曾经征服过世界的城市的命运提供了一把钥匙，——与此相较，孟德斯鸠关于罗马盛衰的论述差不多就象是小学生的作业。年高德劭的列列韦尔由于细心研究了使波兰农民从自由民变为农奴的经济条件，在阐明他的祖国被奴役的原因方面比一大群全部货色仅仅是诅咒俄国的著作家做出了远为更大的贡献。
马克思：《马志尼和拿破仑》（1858年3月30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450—451页。
三、历史研究科学性与革命性的内在统一
（一）科学愈是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就愈加符合工人的利益和愿望尽管他专心致志地研究科学，但是他远没有完全陷进科学。没有一个人能象马克思那样，对任何领域的每个科学成就，不管它是否已实际应用，都感到真正的喜悦。但是，他把科学首先看成是历史的有力的杠杆，看成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而且他正是把科学当做这种力量来加以利用，在他看来，他所掌握的渊博的知识，特别是有关历史的一切领域的知识，用处就在这里。
恩格斯：《马克思墓前悼词草稿》（1883年3月17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72—373页。
科学愈是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它就愈加符合于工人的利益和愿望。在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锁钥的新派别，一开始就主要是面向工人阶级的，并且得到了工人阶级的同情，这种同情，它在官方科学那里是既寻找不到也期望不到的。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1886年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54页。
列宁的有关论述：
这一理论对世界各国的社会主义者之所以具有不可遏止的吸引力，就在于它把严格的和高度的科学性（它是社会科学的最新成就）和革命性结合起来，并且不是偶然地结合起来（即不仅因为学说的创始人本人兼有学者和革命家的品质），而是把二者内在地和不可分割地结合在这个理论本身中。实际上，这里直接地提出理论的任务、科学的目的是帮助被压迫阶级去进行他们已在实际进行的经济斗争。
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1894年春夏）。《列宁选集》第1卷第81页。
（二）不要用个人情绪支配科学研究
当一种生产方式处在自身发展的上升阶段的时候，甚至在和这种生产方式相适应的分配方式里吃了亏的那些人也会热烈欢迎这种生产方式。大工业兴起时期的英国工人就是如此。不仅如此，当这种生产方式对于社会还是正常的时候，满意于这种分配的情绪，总的来说，也会占支配的地位；那时即使发出了抗议，也只是从统治阶级自身中发出来（圣西门、傅立叶、欧文），而在被剥削的群众中恰恰得不到任何响应。只有当这种生产方式已经走完自身的没落阶段的颇大一段行程时，当它有一半已经腐朽了的时候，当它的存在条件大部分已经消失而它的后继者已经在敲门的时候——只有在这个时候，这种愈来愈不平等的分配，才被认为是非正义的，只有在这个时候，人们才开始从已经过时的事实出发诉诸所谓永恒正义。这种诉诸道德和法的做法，在科学上丝毫不能把我们推向前进；道义上的愤怒，无论多么入情入理，经济科学总不能把它看做证据，而只能看做象征。相反地，经济科学的任务在于：证明现在开始显露出来的社会弊病是现存生产方式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这一生产方式快要瓦解的标志，并且在正在瓦解的经济运动形式内部发现未来的、能够消除这些弊病的、新的生产组织和交换组织的因素。愤怒出诗人，愤怒在描写这些弊病或者在抨击那些替统治阶级否认或美化这些弊病的和谐派的时候，是完全恰当的，可是愤怒一用到上面这种场合，它所能证明的东西是多么的少，这从下面的事实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到现在为止的全部历史中的每一个时代，都能为这种愤怒找到足够的资料。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1878年6月）。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88—189页。
用一般性的词句痛骂奴隶制和其他类似的现象，对这些可耻的现象发泄高尚的义愤，这是最容易不过的做法。可惜，这样做仅仅说出了一件人所周知的事情，这就是：这种古代的制度已经不再适合我们目前的情况和由这种情况所决定的我们的感情。但是，这种制度是怎样产生的，它为什么存在，它在历史上起了什么作用，关于这些问题，我们并没有因此而得到任何的说明。如果我们对这些问题深入地研究一下，那我们就一定会说——尽管听起来是多么矛盾和离奇，——在当时的条件下，采用奴隶制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人类是从野兽开始的，因此，为了摆脱野蛮状态，他们必须使用野蛮的、几乎是野兽般的手段，这毕竟是事实。古代的公社，在它继续存在的地方，在数千年中曾经是从印度到俄国的最野蛮的国家形式即东方专制制度的基础。只是在公社瓦解的地方，人民才靠自身的力量继续向前迈进，他们最初的经济进步就在于利用奴隶劳动来提高和进一步发展生产。有一点是清楚的：当人的劳动的生产率还非常低，除了必需的生活资料只能提供微少的剩余的时候，生产力的提高、交换的扩大、国家和法律的发展、艺术和科学的创立，都只有通过更大的分工才有可能，这种分工的基础是，从事单纯体力劳动的群众同管理劳动、经营商业和掌管国事以及后来从事艺术和科学的少数特权分子之间的大分工。这种分工的最简单的完全自发的形式，正是奴隶制。在古代世界、特别是希腊世界的历史前提之下，进步到以阶级对立为基础的社会，是只能通过奴隶制的形式来完成的。甚至对奴隶来说，这也是一种进步，因为成为大批奴隶来源的战俘以前都被杀掉，而在更早的时候甚至被吃掉，现在至少能保全生命了。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1878年6月）。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20—221页。
社会主义现在已经不再被看做某个天才头脑的偶然发现，而被看做两个历史地产生的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间斗争的必然产物。它的任务不再是想出一个尽可能完善的社会制度，而是研究必然产生这两个阶级及其相互斗争的那种历史的经济的过程；并在由此造成的经济状况中找出解决冲突的手段。可是以往的社会主义同这种唯物主义历史观是不相容的，正如法国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同辩证法和近代自然科学不相容一样。以往的社会主义固然批判过现存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后果，但是它不能说明这个生产方式，因而也就不能对付这个生产方式；它只能简单地把它当做坏东西抛弃掉。它愈是义愤填膺地反对这种生产方式必然产生的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就愈是不能明白指出这种剥削在哪里和怎样发生。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80年1—3月上半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23—424页。
为工人阶级的利益而斗争的战士在答复主张自由贸易的资产阶级，即所谓“曼彻斯特学派”的论据时，往往仅限于愤慨地揭露他们学说的不道德和卑鄙自私的性质。如果每当有人冷酷地对工人说，他们永世注定充当机器，充当主人可以随便用来争取资本的更大光荣和资本的更快积累的物品，每当有人对他们说，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能保证“他们国家的强盛”和工人阶级本身的继续存在，而身受傲慢的爱金如命的厂主老爷阶级的凌辱、压抑、肉体摧残和精神折磨的工人对此却毫不气愤，那末，这些工人就完全命该如此了。没有这种革命的义愤填膺的感情，无产阶级的解放就没有希望。但是，支持工人的英勇反抗精神是一回事，在公开的争论中对付他们的敌人是另外一回事。在这方面，单凭愤慨，单凭怒气迸发，不管多么正义都毫无用处，这里需要的是论据。毫无疑问，自由贸易派即使在心平气和的充分争论中，即使在自鸣得意的方面，即在政治经济学方面，也会很容易被无产阶级利益的捍卫者驳得体无完肤。
恩格斯：《十小时工作制问题》（1850年2月中旬）。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269页。
以往的社会主义固然批判过现存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后果，但是它不能说明这个生产方式，因而也就不能对付这个生产方式；它只能简单地把它当做坏东西抛弃掉。它愈是义愤填膺地反对这种生产方式必然产生的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就愈是不能明白指出这种剥削在哪里和怎样发生。但是，问题在于：一方面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联系和它对一定历史时期的必然性，从而说明它灭亡的必然性，另一方面揭露这种生产方式内部的一直还隐蔽着的性质。这已经由于剩余价值的发现而完成了。已经证明，无偿劳动的占有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通过这种生产方式对工人进行的剥削的基本形式；即使资本家按照劳动力作为商品在市场上所具有的全部价值来购买他的工人的劳动力，他从这劳动力榨取的价值仍然比他为这劳动力付出的多；这种剩余价值归根到底构成了有产阶级手中日益增加的资本量所由积累而成的价值总量。这样就说明了资本主义生产和资本生产的过程。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80年1月—3月上半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24页。
当然，我不会把博尼埃的冲动当作法国党的意见，相反，即使你们委托了他，我也不会这样做。我知道他完全可能是出于一片好心，在转达别人的想法和意见时，情不自禁地加上了自己的看法。他抑制不住自己。同李卜克内西一样，他只知道黑、白两种颜色，要么就是爱，要么就是恨；博尼埃既然不爱倍倍尔，当然就恨他。你们若是根据他的意见来认识德国的运动，那就大错特错了。
恩格斯：《致卡尔·考茨基（1892年12月4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第542页。
（三）客观主义不能揭示社会历史真理
在与我这部著作差不多同时出现的、论述同一问题的著作中，值得注意的只有两部：维克多·雨果著的《小拿破仑》和蒲鲁东著的《政变》。
维克多·雨果只是对政变的负责发动人作了一些尖刻的和俏皮的攻击。事变本身在他笔下却被描绘成了晴天的霹雳。他认为这个事变只是一个人的暴力行为。他没有觉察到，当他说这个人表现了世界历史上空前强大的个人主动作用时，他就不是把这个人写成小人而是写成伟人了。蒲鲁东呢，他想把政变描述成以往历史发展的结果。但是，他对这次政变所作的历史的说明，却不知不觉地变成了对政变主人公所作的历史的辩护。这样，他就陷入了我们的那些所谓客观历史家所犯的错误。相反，我则是说明法国阶级斗争怎样造成了一种条件和局势，使得一个平庸而可笑的人物有可能扮演了英雄的角色。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第二版序言》（1869年6月23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98—599页。
列宁的有关论述：
我们对司徒卢威先生给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一项批评不能不表示异议。作者说：“在他看来，不可克服的历史趋势，即一方面应当成为个人和社会集团有目的的活动的出发点，另一方面应当成为这种活动所必须遵守的界限的那种历史趋势是不存在的。”
这是客观主义者的语言，而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唯物主义者）的语言。这两种概念（观点体系）是有差别的，我们应当加以说明，因为司徒卢威先生这本书的主要缺点就是没有完全弄清这一差别，这表现在他的大部分的论断中。
列宁：《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及其在司徒卢威先生的书中受到的批评》
（1894年末—1895年初）。《列宁全集》第1卷第378—379页。
客观主义者谈论现有历史过程的必然性；唯物主义者则是确切地肯定现有社会经济形态和它所产生的对抗关系。客观主义者证明现有一系列事实的必然性时，总是会站到为这些事实做辩护的立场上；唯物主义者则是揭露阶级矛盾，从而确定自己的立场。客观主义者谈论“不可克服的历史趋势”；唯物主义者则是谈论那个“支配”当前经济制度、造成其他阶级的某种反抗形式的阶级。可见一方面，唯物主义者运用自己的客观主义比客观主义者更彻底，更深刻，更全面。他不仅指出过程的必然性，并且阐明正是什么样的社会经济形态提供这一过程的内容，正是什么样的阶级决定这种必然性。例如现在，唯物主义者不会满足于肯定“不可克服的历史趋势”，而会指出存在着一定的阶级，这些阶级决定着当前制度的内容，使得生产者不自己起来斗争就不可能有出路。另一方面，唯物主义本身包含有所谓党性，要求在对事变做任何估计时都必须直率而公开地站到一定社会集团的立场上。
列宁：《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及其在司徒卢威先生的书中受到的批评》。
（1894年末—1895年初）。《列宁全集》第1卷第378—379页。
（四）检验历史科学真理的标准
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1845年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6页。
我们的主观的思维和客观的世界服从于同样的规律，因而两者在自己的结果中不能互相矛盾，而必须彼此一致，这个事实绝对地统治着我们的整个理论思维。它是我们的理论思维的不自觉的和无条件的前提。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6年）。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64页。
有一种看法，似乎人们的观念和看法创造他们的生活条件，而不是相反，这种看法正被以往的全部历史所推翻，在历史上，结果总是与愿望不同的，而在进一步的发展进程中，甚至大多数是相反的。
恩格斯：《〈反杜林论〉的准备材料》（1876—1877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671页。列宁的有关论述：
列宁的有关论述
马克思主义者从马克思理论中无疑地只是借用了阐明社会关系所必需的宝贵方法，所以他们在评判自己对社会关系的估计时，完全不是以抽象公式之类的胡说为标准，而是以这种估计本身的正确性及其与现实的相符合为标准的。
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1894年春夏）。《列宁选集》第1卷第59页。
在唯物主义者看来，人类实践的“成功”证明着我们的表象和我们所感知的事物的客观本性的符合。在唯我论者看来，“成功”是我在实践中所需要的一切，而实践是可以同认识论分开来考察的。马克思主义者说：如果把实践标准作为认识论的基础，那末我们就必然得出唯物主义。马赫说：就算实践是唯物主义的，但理论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5—6月）。《列宁选集》第2卷139页。
生活、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论的首先的和基本的观点。这种观点必然会导致唯物主义，而把教授的经院哲学的无数臆说一脚踢开。当然，在这里不要忘记：实践标准实质上决不能完全地证实或驳倒人类的任何表象。这个标准也是这样的“不确定”，以便不至于使人的知识变成“绝对”，同时它又是这样的确定，以便同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的一切变种进行无情的斗争。如果为我们的实践所证实的是唯一的、最终的、客观的真理，那末，因此就得承认：坚持唯物主义观点的科学的道路是走向这种真理的唯一的道路。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5—6月）。
《列宁选集》第2卷第142—143页。
四、历史研究与现实
（一）不掌握科学的历史知识，就不会有成功的党的政策这个在历史学方面引起变革的发现，这个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主要是马克思作出而我只能说参加了很少一部分工作的发现，对于当时的工人运动却有了直接的意义。法国人和德国人的共产主义，英国人的宪章运动，现在不再象是一种也可能不发生的偶然现象了。这些运动现在已经被看做现代被压迫阶级即无产阶级的运动，被看做他们反对统治阶级即资产阶级的历史上必然的斗争的或多或少发展了的形式，被看做阶级斗争的形式，但是这一阶级斗争和过去一切阶级斗争不同的一点是：现代被压迫阶级即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摆脱阶级划分，从而摆脱阶级斗争，就不能争得自身的解放。因此，共产主义现在已不再意味着凭空设想一种尽可能完善的社会理想，而是意味着深入理解无产阶级所进行的斗争的性质、条件以及由此产生的一般目的。
我们决不想把新的科学成就写成厚厚的书，只向“学术”界吐露。正相反，我们两人已经深入到政治运动中；我们已经在知识分子中间，特别在德国西部的知识分子中间获得一些人的拥护，并且同有组织的无产阶级建立了广泛联系。我们有义务科学地论证我们的观点，但是，对我们来说同样重要的是：使欧洲无产阶级，首先是使德国无产阶级相信我们的信念是正确的。我们明确了这一点以后，就立即着手工作了。
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1885年10月8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248页。
但不管怎样，我认为，必须马上就从那些能对德国人起实际的、决定性的影响，并且能使我们免得重述前人说过的话的著作开始。如果我们要想编纂一套社会主义史的资料汇编，或者勿宁说是一部用史料编成的社会主义史，那我们恐怕在短期内完不成这项工作，并且还会使读者感到厌烦。因此，我主张我们只出版那些其积极内容到今天仍很有意义的著作。
恩格斯：《致马克思（1845年3月17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28—29页。
盖得固执己见，认为对社会主义者来说，甘必大的“雅典共和国”比起克列孟梭的“斯巴达共和国”危险要小得多，因此想要预防后者，似乎我们——或者世界上任何一个党——可以阻止某个国家经历其必然的历史发展阶段。他也没有考虑，在法国，我们不经过克列孟梭式的共和国，未必能够从甘必大式的共和国走向社会主义。而如果不这样理解必然的历史联系，以及事变发展的大致进程，就不可能有任何成功的党的政策。
恩格斯：《致爱·伯恩施坦（1882年9月22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362页。
首先，我再对您说一遍，我感到自豪的是，在俄国青年中有一个派真诚地、无保留地接受了马克思的伟大的经济理论和历史理论，并坚决地同他们前辈的一切无政府主义的和带有一点泛斯拉夫主义的传统决裂。如果马克思能够多活几年，那他本人也同样会以此自豪的。这是一个对俄国革命运动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的进步。在我看来，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是任何坚定不移和始终一贯的革命策略的基本条件；为了找到这种策略，需要的只是把这一理论应用于本国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
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了解这些条件……
恩格斯：《致维·伊·查苏利奇（1885年4月23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50页。
在德国这样一个还有整整一半人口靠种地过活的国家里，有必要使社会主义工人，并且通过他们使农民弄清楚，当前的大小土地所有制是怎样产生的；有必要拿古代一切自由人的公有制（包括他们当时的真正“祖国”，即祖传的自由的公有土地），同当前短工的贫困和小农受债务奴役的状况对比一下。所以，我打算对最古老的日耳曼土地制度，作一个简短的历史叙述。
列宁、斯大林的有关论述：
恩格斯：《马尔克》（1882年9月中—12月上半旬）。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53页。
有一句著名的格言说：几何公理要是触犯了人们的利益，那也一定会遭到反驳的。自然历史理论触犯了神学的陈腐偏见，引起了并且直到现在还在引起最激烈的斗争。马克思的学说直接为教育和组织现代社会的先进阶级服务，指出这一阶级的任务，并且证明当前的制度由于经济的发展必然要被新的制度所代替，因此这一学说在其生命的途程中每走一步都得经过战斗，这就不足为奇了。
列宁：《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1908年4月3日以前）。《列宁选集》第2卷第1页。
全部关键就在于：在改造资本主义旧社会的时候，那些将来要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新一代人的学习、训练和教育，就决不能再象从前那样了。青年的学习、训练和教育应当以旧社会遗留给我们的材料为出发点。我们只能利用旧社会遗留给我们的全部知识、组织和机关，在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人力和物力的条件下建设共产主义。
列宁：《青年团的任务》（1920年10月2日）。
《列宁选集》第4卷第344—345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假如他们没有掌握科学的知识，也就不能创立科学社会主义。
斯大林：《略论党内意见分歧》（1905年4月底）。《斯大林选集》上卷第35页。
要创立科学的社会主义，就必须领导科学，就必须用科学知识武装起来，并善于深刻地研究历史发展的规律。
斯大林：《略论党内意见分歧》（1905年4月底）。
《斯大林选集》上卷第33页。
（二）善于批判地继承历史遗产
为什么在社会主义发展的简述中提到康德—拉普拉斯的天体演化学，提到现代自然科学和达尔文，提到德国的古典哲学和黑格尔。但是，科学社会主义本质上是德国的产物，而且也只能产生于古典哲学还生气勃勃地保存着自觉的辩证法传统的国家，即产生于德国。唯物主义历史观及其在现代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上的特别应用，只有借助于辩证法才有可能。如果说，德国资产阶级的教书匠们已经把关于德国大哲学家和他们所创立的辩证法的记忆淹没在一种无聊的折衷主义的泥沼里，而且已经做到这样一种程度，以致我们不得不引用现代自然科学来证明辩证法是存在于现实之中的，那末，我们德国社会主义者却以我们不仅继承了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而且继承了康德、费希特和黑格尔而感到骄傲。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德文第一版序言》
（1882年9月21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77—378页。
第一批社会主义者（傅立叶、欧文、圣西门等人）由于当时的社会关系还没有发展到足以使工人阶级组织成为一个战斗的阶级，所以他们只好限于幻想未来的模范社会和谴责工人阶级的一切旨在稍稍改善他们的状况的企图，例如罢工、组织同盟和政治发动。既然我们不应该否定这些社会主义的鼻祖，正如现代化学家不能否定他们的祖先炼金术士一样，那我们就应该努力无论如何不再重犯他们的错误，因为我们犯这些错误是不可饶恕的。
马克思：《政治冷淡主义》（1873年1月）。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57页。
还有一点不应当忘记，这就是：黑格尔学派虽然解体了，但是黑格尔哲学并没有被批判地克服。施特劳斯和鲍威尔各自抓住黑格尔哲学的一个方面，在论战中互相攻击。费尔巴哈突破了黑格尔的体系，并且干脆把它抛在一旁。但是仅仅宣布一种哲学是错误的，还制服不了这种哲学。象对民族的精神发展有过如此巨大影响的黑格尔哲学这样的伟大创作，是不能用干脆置之不理的办法加以消除的。必须从它的本来意义上“扬弃”它，就是说，要批判地消灭它的形式，但是要救出通过这个形式获得的新内容。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1886年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8—219页。
将近三十年以前，当黑格尔辩证法还很流行的时候，我就批判过黑格尔辩证法的神秘方面。但是，正当我写《资本论》第一卷时，愤懑的、自负的、平庸的、今天在德国知识界发号施令的模仿者们，却已高兴地象莱辛时代大胆的莫泽斯·门德尔森对待斯宾诺莎那样对待黑格尔，即把他当作一条“死狗”了。因此，我要公开承认我是这位大思想家的学生，并且在关于价值理论的一章中，有些地方我甚至卖弄起黑格尔特有的表达方式。辩证法在黑格尔手中神秘化了，但这决不妨碍他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在他那里，辩证法是倒立着的。必须把它倒过来，以便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1873年1月24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17—218页。
因为历史地出现的政治经济学，事实上不外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时期的经济的科学理解，所以，与此有关的原则和定理，也能在例如古代希腊社会的著作家那里见到，这只是因为一定的现象，如商品生产、贸易、货币、生息资本等等，是两个社会共有的。由于希腊人有时也涉猎于这一领域，所以他们也和在其他一切领域一样，表现出同样的天才和创见。所以他们的见解就历史地成为现代科学的理论的出发点。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1878年6月）。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67—268页。
如果只是“客观地”叙述摩尔根的著作，对它不作批判的探讨，不利用新得出的成果，不同我们的观点和已经得出的结论联系起来阐述，那就没有意义了。这对我们的工人不会有什么帮助。
恩格斯：《致卡·考茨基（1884年4月26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144页。
问题决不在于简单地抛弃这两千多年的全部思想内容，而是要批判它，要从这个暂时的形式中，剥取那在错误的、但为时代和发展过程本身所不可避免的唯心主义形式中获得的成果。而这是如何地因难，许许多多自然科学家已经给我们证明了，他们在他们自己那门科学的范围内是坚定的唯物主义者，但是在这以外就不仅是唯心主义者，而且甚至是虔诚的正教教徒。
列宁的有关论述：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27—528页。
马克思主义这一革命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赢得了世界历史性的意义，是因为它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地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按照这个方向，在无产阶级专政（这是无产阶级反对一切剥削的最后的斗争）的实际经验的鼓舞下继续进行工作，才能认为是发展真正无产阶级的文化。
列宁：《论无产阶级文化》（1920年10月8日）。《列宁选集》第4卷第362页。
你们读过和听说过：主要由马克思创立的共产主义理论，共产主义科学，即马克思主义学说，已经不再是19位纪一位天才的社会主义者的著作，而成了全世界千百万无产者的学说；千百万无产者已经在运用这个学说同资本主义作斗争。如果你们要问，为什么马克思的学说能够掌握最革命阶级的千百万人的心灵，那你们只能得到一个回答：这是因为马克思依靠了人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获得的那些知识的坚固基础；马克思研究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了解到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会走向共产主义，更主要的是他完全依据对资本主义社会所作的最确切、最缜密和最深刻的研究，借助于充分领会以往的科学所提供的全部知识而证实了这个结论。凡是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他都用批判的态度加以审查，任何一点也没有忽略过去。凡是人类思想所建树的一切，他都重新探讨过，批判过，在工人运动中检验过，于是就得出了那些被资产阶级狭隘性所限制或被资产阶级偏见束缚住的人所不能得出的结论。
列宁：《青年团的任务》（1920年10月2日）。
《列宁选集》第4卷第347页。
当我们谈到无产阶级文化的时候，就必须注意这一点。应当明确地认识到，只有确切地了解人类全部发展过程所创造的文化，只有对这种文化加以改造，才能建设无产阶级的文化，没有这样的认识，我们就不能完成这项任务。无产阶级文化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那些自命为无产阶级文化专家的人杜撰出来的，如果认为是这样，那完全是胡说。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所有这些大大小小的途径，无论过去、现在或将来，都通向无产阶级文化，正如马克思改造过的政治经济学向我们指明了人类社会的必然归宿，指明了过渡到阶级斗争，过渡到开始无产阶级革命一样。
列宁：《青年团的任务》（1920年10月2日）。
《列宁选集》第4卷第347—348页。
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拱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拱了新的东西。
列宁：《评经济浪漫主义》（1897年春）。
《列宁全集》第2卷第150页。
（三）现代史研究能直接促进当前斗争的开展。洞察当前事变的意义，不仅要研究过去的历史，而且要考察当前历史的一切细节在判断当前发生的个别事件或一系列事件时，总是不能探索出终极的经济原因。甚至在今天已有相当的专门报刊提供这样丰富的材料的时候，即使在英国都还没有可能这样逐日地考察工业和世界市场贸易的发展进程以及生产方法中发生的变化，以致能够随时对这些十分复杂和不断变化的因素作出一般的总结，况且，其中最重要的那些因素，在还没有突然猛烈暴露出来以前，大部分都是在长时期内处于潜在活动状态的。对于某一个时期的经济史的明确观念，决不能和事件本身同时得到，而只有在事后，即在搜集和鉴别了材料之后才能得到。在这里，统计是必要的辅助手段，而统计总是落在事件后头的。因此，在研究当前的事件时，往往不得不把这个带有决定意义的因素看做是固定的，把有关时期开始时存在的经济状况看做是在整个时期内一成不变的，或者只考虑这个状况中那些从现有的明显事件中产生出来因而同样是十分明显的变化。所以，唯物主义的方法在这里就往往只得局限于把政治冲突归结于由经济发展所造成的现有各社会阶级以及各阶级集团的利益的斗争，而把各个政党看做是这些阶级以及阶级集团的多少确切的政治表现。
不言而喻，这种对经济状况（所研究的一切过程的真正基础）中同时发生的种种变化的不可避免的忽略，一定要成为产生错误的源泉。但是，概括叙述当前事变的一切条件都不可避免地包含有产生错误的源泉，然而这并不妨碍任何人去写当前事变的历史。
当马克思着手写这部著作时，要避免上面所说的那种产生错误的源泉更是不可思议。在1848—1849年的革命时期，要考察同时发生的那些经济变化，或者即使只要把它们保持在视野中，也简直是不可能的。在流亡于伦敦的最初几个月，即在1849—1850年的秋季和冬季，这同样是不可能的。然而马克思正是在这个时候开始写这部著作的。虽有这些不利的情况，但是，由于马克思精确了解法国在二月革命前夕的经济状况以及这个国家在二月革命以后的政治历史，所以能对当时的事变作出了这样一个叙述，这个叙述对当时事变的内在联系的揭示达到了至今还无人超越的程度，并且它光辉地经受住了后来由马克思自己进行的两度考验。
第一次考验是这样来的，即从1850年春天起，马克思又有工夫从事经济研究，并且首先着手研究了最近10年的经济史。结果，他从事实中完全弄清楚了他以前半先验地根据远不完备的材料所推出的结论，即：正是1847年的世界贸易危机产生了二月革命和三月革命；从1848年年中起开始逐渐重新到来而在1849年和1850年达到全盛的工业繁荣，是新近加强了的欧洲反动派的振奋力量。这是有决定意义的。如果说在头三篇文章中（载于1850年汉堡出版的《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1月号、2月号和3月号），还存有期待不久就会有革命力量新高涨到来的心理，那末由马克思和我为1850年秋季出版的最后一期合刊号所写的那篇历史述评（5—10月），就已永远抛弃了这种幻想，那里指出：“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机之后才有可能。但是新的革命的来临，象新的危机的来临一样，是不可避免的。”然而这是我们所必须做的唯一重大修改。前几篇文章中对于事变所作的解释，那里所确定的种种因果关系，都绝对没有什么需要改动的地方，这是从上述那篇述评中对1850年3月10日至秋季的史实续述可以看出的。因此，我就把这篇续述文字当做第四篇文章编入了本版。第二次考验还要更为严峻。在路易·波拿巴1851年12月2日举行政变之后，马克思立刻又重新探讨了自1848年2月起直至这次暂时结束了革命时期的事变止的法国历史（《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85年汉堡迈斯纳出版社第三版）。在这本小册子里，对我们现在重版的这部著作中所考察过的时期又作了分析，不过较为简略一些。如果把这个参照一年多以后发生的决定性事变做出的第二次记述与第一次记述比较一下，就可看到作者需要改动的地方是很少的。
恩格斯：《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的导言》
（1895年3月6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91—593页。
《雾月十八日》在初版问世33年后还需要印行新版，证明这个篇幅不大的著作就是在今天还丝毫没有失去自己的价值。
的确，这是一部天才的著作。紧接着一个事变之后，——这个事变象晴天霹雳一样震惊了整个政治界，有的人出于道义的愤怒大声诅咒它，有的人把它看做是从革命中解救出来的办法和对于革命误入迷途的惩罚，但是所有的人对它都只是感到惊异，而没有一个人理解它，——紧接着这样一个事变之后，马克思发表一篇简练的讽刺作品，叙述了二月事变以来法国历史的全部进程的内在联系，揭示了12月2日的奇迹就是这种联系的自然和必然的结果，而他在这样做的时候对政变的英雄除了给予完全应得的蔑视以外，根本不需要采取别的态度。这幅图画描绘得如此精妙，以致后来每一次新的揭露，都只是提供出新的证据，证明这幅图画是多么忠实地反映了现实。他对当前的活的历史的这种卓越的理解，他在事变刚刚发生时就对事变有这种透彻的洞察，的确是无与伦比。
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象马克思那样深知法国历史。法国是这样一个国家，在那里历史上的阶级斗争，比起其他各国来每一次都达到更加彻底的结局；因而阶级斗争借以进行、阶级斗争的结果借以表现出来的变换不已的政治形式，在那里也表现得最为鲜明。法国在中世纪是封建制度的中心，从文艺复兴时代起是统一的等级君主制的典型国家，它在大革命时期粉碎了封建制度，建立了纯粹的资产阶级统治，这种统治所具有的典型性是欧洲任何其他国家所没有的。而奋起向上的无产阶级反对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斗争在这里也以其他各国所没有的尖锐形式表现出来。正因为如此，所以马克思不仅特别偏好地研究了法国过去的历史，而且还考察了法国当前历史的一切细节，搜集材料以备将来使用。因此，事变从来也没有使他感到意外。
恩格斯：《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第三版序言》
（1885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01—602页。
在上面提到的这篇篇幅较大的著作后果。
第一篇宣言曾经预言，如果德国反对路易·波拿巴的防御战争蜕化为反对法国人民的掠夺战争，德国在所谓解放战争之后所遭到的那一切不幸，又将更残酷地压到它头上来，这个预言不是已经证实了吗？我们不是又经受了整整20年的俾斯麦统治，非常法和对社会党人的迫害不是又代替了对蛊惑者的迫害，而且照旧是警察专横，一丝不差地照旧是令人愤恨地解释法律吗？这样一个预言，即认为吞并亚尔萨斯一洛林就会“迫使法国投入俄国的怀抱”，并且在这种吞并之后，德国或者是不得不公开地变为俄国的奴仆，或者是经过短暂的喘息之后不得不开始准备新的战争，也就是“种族战争，即反对斯拉夫种族与罗曼语种族联合势力的战争”，难道不是一字不差地证实了吗？难道吞并法国的两省不是已迫使法国投入俄国的怀抱了吗？难道俾斯麦不是在整整20年内徒劳地追求了沙皇的宠爱，不是比小小的普鲁士在未变成“欧洲第一强国”前惯于在“神圣的罗斯”跟前匍匐跪拜时所做的还要更卑恭地侍候了沙皇吗？难道战争的达摩克利斯剑不是经常悬在我们头上吗？这个战争在开始的第一天就会把各国君主间一切用书面文件结成的联盟化为灰烬；这个战争除了它的结局绝对不能预知可以断定以外，其余都不能确定；这个战争将是种族的战争，它将把整个欧洲交给一千五百万或两千万武装士兵去任意蹂躏；这个战争之所以还没有发生，只是因为连军事强国中最强有力者也因这个战争的最终结果绝对不能预知而感到畏惧。所以，我们也就更应该使德国工人能够重新读到这两篇光辉地证明了1870年国际工人政策有远大预见性而大半已为人们所忘却的文件。我关于这两篇宣言所说的话，对于《法兰西内战》也是同样适用的。5月28日，公社的最后一批战士在伯利维尔斜坡一带由于寡不敌众而殉难。只过了两天，即在5月30日，马克思就向总委员会宣读了自己的著作。他在这部著作中，把巴黎公社的历史意义用简短而有力的几笔描绘了出来，但是描绘得这样鲜明，尤其是描绘得这样真实，以致后来所有关于这个问题的全部浩繁文献都望尘莫及。
列宁的有关论述：
恩格斯：《马克思<法兰西内战>1891年单行本导言》（1891年3月18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24—326页。
俄国工人运动几天之内就上升到最高阶段。眼看着它就要发展成全民起义。显然，我们在这迢迢千里之外的日内瓦，要赶上事件的发展是无比困难的。但是，当我们还暂时被困在这千里之外的地方的时候，我们必须力求赶上事件的发展，作出总结、作出结论，从今天的历史经验中吸取教训以便应用于明天，应用于今天“人民还在沉默”而不久的将来革命的火焰必将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燃烧起来的地方。我们必须做政论家经常要做的事情——写现代历史并力求使我们的描写给运动的直接参加者和活动在现场上的无产者英雄们带来更多的帮助，能够促进运动的开展，有助于自觉地选择耗费力量最少而能够提供最大的最持久的结果的斗争手段、方式和方法。
列宁：《革命的日子》（1905年1月31日）。
《列宁全集》第8卷第82页。
（四）人们总是在一定的时代条件下进行理论思维，历史科学真理的相对性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因此，关于思维的科学，和其他任何科学一样，是一种历史的科学，关于人的思维的历史发展的科学。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65页。
从历史的观点来看，这件事也许有某种意义：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进行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便认识到什么程度。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6年）。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62页。
此外，我们决不需要担心我们现在所处的认识阶段和先前的一切阶段一样地都不是最后的。这一阶段已经包括大量的认识材料，并且要求每一个想在任何专业内成为内行的人进行极深刻的专门研究。但是认识就其本性而言，或者对漫长的世代系列来说是相对的而且必然是逐步趋于完善的，或者就象在天体演化学、地质学和人类历史中一样，由于历史材料不足，甚至永远是有缺陷的、不完善的，而谁要以真正的、不变的、最后的、终极的真理的标准来衡量它，那末，他只是证明他自己的无知和荒谬，即使真正的动机并不象在这里那样是要求承认个人的没有错误。真理和谬误，正如一切在两极对立中运动的逻辑范畴一样，只是在非常有限的领域内才具有绝对的意义；这一点我们刚才已经看到了，即使是杜林先生，只要他稍微知道一点正是说明一切两极对立的不充分性的辩证法的初步知识，他也会知道这一点的。只要我们在上面指出的狭窄的领域之外应用真理和谬误的对立，这种对立就变成相对的，因而对精确的科学的表达方式来说就是无用的；但是，如果我们企图在这一领域之外把这种对立当做绝对有效的东西来应用，那我们就会完全遭到失败；对立的两极都向自己的对立面转化，真理变成谬误，谬误变成真理。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1878年6月）。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30页。
黑格尔哲学（我们在这里只限于考察这种作为从康德以来的整个运动的顶峰的哲学）的真实意义和革命性质，正是在于它永远结束了以为人的思维和行动的一切结果具有最终性质的看法。哲学所应当认识的真理，在黑格尔看来，不再是一堆现成的、一经发现就只要熟读死记的教条了；现在，真理是包含在认识过程本身中，包含在科学的长期的历史发展中，而科学从认识的较低阶段上升到较高阶段，愈升愈高，但是永远不能通过所谓绝对真理的发现而达到这样一点，在这一点上它再也不能前进一步，除了袖手一旁惊愕地望着这个已经获得的绝对真理出神，就再也无事可做了。这不仅在哲学认识的领域中是如此，就是在任何其他的认识领域中以及在实践行动的领域中也是如此。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2页。
整个人类历史还多么年轻，硬说我们现在的观点具有某种绝对的意义，那是多么可笑……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1878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54页。
杰维尔把他的稿子寄给我校订。由于生病，我只看了理论部分，作了很少的修改。但叙述部分编写得太草率。首先是不读原著的人有时就看不懂，其次是他在表达马克思的结论时常常把条件完全忽视了，而这些结论只有在这些条件下才是正确的。这有时会造成有些歪曲的印象。我已提请他注意这一点。
恩格斯：《致彼·拉·拉甫罗夫（1884年2月5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102—103页。
概念和现象的统一是一个本质上无止境的过程，这种统一无论在这个场合下或是在其他一切场合下都是如此。
恩格斯：《致康·施米特（1895年3月12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17页。
您对价值规律的责难涉及从现实观点来看的一切概念。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我用黑格尔的方式来表达）完全符合于您举的圆和多边形的例子。换句话说，这两者，即一个事物的概念和它的现实，就象两条渐近线一样，一齐向前延伸，彼此不断接近，但是永远不会相交。两者的这种差别正好是这样一种差别，这种差别使得概念并不无条件地直接就是现实，而现实也不直接就是它自己的概念。由于概念都有概念的基本特性，因而它并不是直接地、明显地符合于它必须从中才能抽象出来的现实，因此，毕竟不能把它和虚构相提并论，除非您因为现实同一切思维成果的符合仅仅是非常间接的，而且也只是渐近线似地接近，就说这些思维成果都是虚构。
恩格斯：《致康·施米特（1895年3月12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弟515页。
（五）在自由的学术竞争中发展科学
惩罚思想方式的法律不是国家为它的公民颁布的法律，而是一个党派用来对付另一个党派的法律。追究倾向的法律取消了公民在法律面前的平等。这不是团结的法律，而是一种破坏团结的法律，一切破坏团结的法律都是反动的；这不是法律，而是特权。
马克思：《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1842年1月15日—2月10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7页。
科学研究的界限不由科学研究本身来决定又该由谁来决定呢？根据该社论的意见，科学的界限应由它来决定。由此可见，社论承认“官方理性”的存在，这种理性不向科学学习，反而去教训科学，并俨然作为一种科学的预见，规定科学家应该有多粗的胡须才能成为世界智慧的化身。
马克思：《第179号〈科伦日报〉社论》（1842年6月29日—7月4日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12页。
正是“愚蠢的朋友”，才对每个小学生都知道的东西，即真理通过论战而确立，历史事实从矛盾的陈述中清理出来，表示大惊小怪。
马克思：《致恩格斯（1853年9月3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第286页。
到时候，我将荣幸地根据自己的观点对您的报告作出公正的批评，这种批评只有自由的科学才配享受，每个科学家都应该对它表示欢迎，即使它是反对他本人的。
恩格斯：《致奥·施米特（1878年7月19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311页。
五、社会历史研究与自然科学
（一）社会历史研究应当学习和吸取自然科学成果。沿着实证科学和利用辩证思维对这些科学成果进行概括的途径去追求可以达到的相对真理微耳和先生在慕尼黑发表的、在其他地方更详细地叙述的意见，给我增加了几分勇气，他说：每个自然科学家在他自己的专业之外也不过是一个半通，不客气他说是一个门外汉。正如这样一个专家敢于让自己和必须让自己常常侵犯邻近的领域一样，正如他在这里在用语的笨拙和小小的不确切方面会被有关的专家所谅解一样，我也擅自引用某些自然过程和自然规律来作为我的一般理论观点的例证，并且敢于期待同样的谅解。正如今天的自然科学家，不论自己愿意与否，都不可抗拒地被迫考察理论的一般结论一样，每个研究理论问题的人，也同样不可抗拒地被迫研究近代自然科学的成果。在这里发生一定的相互补偿。如果理论家在自然科学领域中是半通，那末今天的自然科学家在理论领域中，在直到现在被称为哲学的领域中，事实上也同样是半通。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64—465页。
马克思和我，可以说是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中拯救了自觉的辩证法并且把它转为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的唯一的人。可是要确立辩证的同时又是唯物主义的自然观，需要具备数学和自然科学的知识。马克思是精通数学的，可是对于自然科学，我们只能作零星的、时停时续的、片断的研究。因此，当我退出商界并移居伦敦，从而获得了研究时间的时候，我尽可能地使自己在数学和自然科学方面来一个彻底的——象李比希所说的——“脱毛”
，八年当中，我把大部分时间用在这上面。
恩格斯：《〈反杜林论〉三版序言》（1885年9月23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1页。
对古代史的重新研究和我的自然科学研究工作，对我批判杜林大有益处，并在许多方面有助于我的工作。特别是在自然科学方面，我感到我对于这个领域非常熟悉，我能在这方面进行活功，虽然要十分小心，但毕竟有相当的自由和把握。连这部著作的最终的全貌也已经开始呈现在我的面前。这部著作的清晰的轮廓开始在我的头脑中形成，在海滨这里的闲散对此有不小的帮助，我可以有功夫推敲各个细目。在这个广阔的领域中，绝对有必要不时中断按计划进行的研究工作，并深入思考已经研究出来的东西。
恩格斯：《致马克思（1876年5月28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20页。
同样，也谈不上要保存柏林老年黑格尔派和青年黑格尔派所鼓吹的黑格尔体系的独断的内容。随着唯心主义出发点的没落，在这个出发点上构成的体系，从而特别是黑格尔的自然哲学，也就没落了。但是在这里必须记住：自然科学的反对黑格尔的论战，就它对黑格尔的正确理解而言，它反对的目标只有两点，即唯心主义的出发点和不顾事实任意地构造体系。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70页。
列宁的有关论述：
大家知道，从自然科学奔向社会科学的强大潮流，不仅在配第时代存在，在马克思时代也是存在的。在20世纪，这个潮流是同样强大，甚至可说更加强大了。
列宁：《又一次消灭社会主义》（1914年3月）。
《列宁全集》第20卷第189页。
战斗唯物主义为了完成应当进行的工作，除了同那些不是共产党的彻底唯物主义者结成联盟以外，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的是同现代自然科学家结成联盟，他们倾向于唯物主义、敢于捍卫和宣传唯物主义、反对盛行于所谓“有教养社会”的唯心主义和怀疑论的时髦的哲学倾向。
《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第一、二两期合刊上登了阿·季米里亚捷夫论爱因斯坦相对论的文章，由此可以期待，这个杂志也能实现后一个联盟。必须更多地注意这个问题。必须记住：正因为现代自然科学经历着急剧的变革，所以往往会产生一些大大小小的反动的哲学学派和流派。因此，现在的任务就是要注意自然科学领域里最新革命所提出的种种问题，并吸收自然科学家参加哲学杂志所进行的这一工作。如果不解决这个任务，战斗唯物主义根本就既没有战斗性，也不是唯物主义。季米里亚捷夫在杂志第一期上不得不声明，爱因斯坦（用季米里亚捷夫的原话来说，爱因斯坦本人并没有对唯物主义原理进行任何积极的攻击）的学说已被各国绝大多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利用，其实不仅爱因斯坦一人的遭遇如此，就是19世纪末叶以来自然科学的许多大革新家，甚至大多数的革新家的遭遇都是如此。
为了避免不自觉地对待这种现象，我们必须懂得，任何自然科学，任何唯物主义，如果没有充分可靠的哲学论据，是无法对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袭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复辟坚持斗争的。为了坚持这个斗争，为了把它进行到底并取得完全胜利，自然科学家就应该做一个现代的唯物主义者，做一个以马克思为代表的唯物主义的自觉拥护者，也就是说应当做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的撰稿人就应该从唯物主义的观点对黑格尔的辩证法组织系统的研究，即研究马克思在他所写的《资本论》及各种历史和政治著作中实际运用的辩证法。马克思把这个辩证法运用得这样成功，以致现在东方（日本、印度、中国）的新兴阶级，即占世界人口大多数但因在历史上毫无作为和沉睡不醒至今仍使欧洲许多先进国家处于停滞和腐败状态的数亿人民日益觉醒奋起斗争的事实，新兴民族和新兴阶级日益奋起斗争的事实，越来越鲜明地证明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
列宁：《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1922年3月12日）。
《列宁选集》第4卷第608—609页。
（二）社会领域研究不能照搬自然科学理论
在达尔文的学说中我同意他的进化论，但是我认为达尔文的证明方法（生存斗争、自然选择）只是对一种新发现的事实所作的初步的、暂时的、不完善的说明。在达尔文以前，正是现在到处都只看到生存斗争的那些人（福格特，毕希纳，摩莱肖特等人）所强调的正是有机界中的合作，植物怎样给动物提供氧和食物，而动物怎样给植物提供碳酸气和肥料，李比希就曾特别强调这一点。这两种见解在一定范围内都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两者都同样是片面的和褊狭的。自然界中物体——不论是死的物体或活的物体——的相互作用中既包含和谐，也包含冲突，既包含斗争，也包含合作。因此，如果有一个所谓的自然科学家想把历史发展的全部多种多样的内容都总括在片面而贫乏的“生存斗争”公式中，那末这种做法本身就已经判决自己有罪，这种公式即使用于自然领域也还是值得商榷的。
恩格斯：《致彼·拉·拉甫罗夫（1875年11月12—17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161—162页。
达尔文的全部生存斗争学说，不过是把霍布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的学说和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竞争学说，以及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从社会搬到生物界而已。变完这个戏法以后（正象我在第一点中已经指出的，我否认它是无条件正确的，特别是涉及马尔萨斯的学说），再把同一种理论从有机界搬回历史，然后就断言仿佛已经证明这些理论具有人类社会的永恒规律的效力。这种作法的幼稚可笑是一望而知的，根本用不着对此多费唇舌。
恩格斯：《致彼·拉·拉甫罗夫（1875年11月12—17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162页。
人类社会和动物社会的本质区别在于，动物最多是搜集，而人则能从事生产。仅仅由于这个唯一的然而是基本的区别，就不可能把动物社会的规律直接搬到人类社会中来。由于这种区别，就有可能，如您所正确指出的，使“人不仅为生存而斗争，而且为享受，为增加自己的享受而斗争……准备为取得高级的享受而放弃低级的享受。”
在不否定您由此得出的进一步的结论的情况下，我从我自己的前提出发将作出下面的结论。人类的生产在一定的阶段上会达到这样的高度：能够不仅生产生活必需品，而且生产奢侈品，即使最初只是为少数人生产。这样，生存斗争——假定我们暂时认为这个范畴在这里仍然有效——就变成为享受而斗争，不再是单纯为生存资料斗争，而是也为发展资料，为社会地生产发展资料而斗争，到了这个阶段，从动物界来的范畴就不再适用了。
恩格斯：《致彼·拉·拉甫罗夫（1875年11月12—17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163页。
在达尔文以前，他今天的信徒们所强调的正是有机界中的和谐的合作，植物怎样给动物提供食物和氧，而动物怎样给植物提供肥料、阿姆尼亚和碳酸气。在达尔文的学说刚被承认之后，这些人便立刻到处都只看到斗争。这两种见解在某种狭窄的范围内都是有道理的，然而两者都同样是片面的和褊狭的。自然界中死的物体的相互作用包含着和谐和冲突；活的物体的相互作用则既包含有意识的和无意识的合作，也包含有意识的和无意识的斗争。因此，在自然界中决不允许单单标榜片面的“斗争”。但是，想把历史的发展和错综性的全部多种多样的内容都总括在贫乏而片面的公式“生存斗争”中，这是十足的童稚之见。这简直是什么也没有说。
达尔文的全部生存斗争学说，不过是把霍布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的学说和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竞争学说以及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从社会搬到生物界而已。变完这个戏法以后（它的无条件正确，特别是涉及马尔萨斯学说的东西，还很成问题），要把这些理论从自然界的历史再搬回社会的历史，那是很容易的；而断定这样一来便证明这些论断是社会的永恒的自然规律，那就过于天真了。
但是为了分析论据，我们暂且承认“生存斗争”这个公式。动物所能做到的最多是搜集，而人则从事生产，他制造最广义的生活资料，这是自然界离开了人便不能生产出来的。因此，把动物社会的生活规律直接搬到人类社会中来是不行的。一有了生产，所谓生存斗争便不再围绕着单纯的生存资料进行，而要围绕着享受资料和发展资料进行。在这里——在社会地生产发展资料的情况下——从动物界来的范畴完全不能应用了。最后，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生产达到了这样的高度，以致社会不再能消费所生产出来的生活资料、享受资料和发展资料了，因为绝大多数生产者都被人为地和强制地同这些资料隔绝起来；因此，十年一次的危机不但毁灭生产出来的生活资料、享受资料和发展资料，而且毁灭生产力本身的一大部分，来求得平衡的恢复；因此，所谓生存斗争就采取了如下的形式：必须保护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社会所生产出来的产品和生产力，使它们不受这个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本身的毁灭性的破坏作用的影响，办法是从不能办到这一点的资本家统治阶级手中夺取社会生产和社会分配的领导权，并把它转交给生产者群众——而这就是社会主义革命。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71—573页。
这一派别的产生。德国哲学消融于唯物主义。对科学的控制被排除了。肤浅的唯物主义通俗化的突起，它的唯物主义不得不填补科学的缺乏。极盛于资产阶级德国和官方德国科学的最衰落的时代——1850—1860年。福格特、摩莱肖特、毕希纳。相互的保险。——由于被这些先生们立即加以租用的达尔文主义变为时髦的东西而引起的新的活跃。
人们本来可以听其自然，让他们从事自己的即使狭隘但并不坏的职业，即教给德国庸人以无神论等等。但是，第一，他们对无论如何总是德国的光荣的哲学竟肆行辱骂（文句尚待引证），第二，他们妄图把自然科学的理论应用于社会并改良社会主义。这就迫使我们不得不注意他们了。
关于毕希纳之妄图根据生存斗争来非难社会主义和经济学：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42、546页。
波多林斯基的东西我是这样看的：他的真正发现是，人的劳动能够比在没有它的情况下更长久地使太阳能保留在地球表面上并起作用。他由此得出的全部经济方面的结论都是错误的。我手头没有这个东西，但我不久前还在意大利文的《人民》上看过。如何使包含于一定数量的食物中的一定的能量通过劳动变为比其本身更多的能量，这个问题我是这样为自己解决的：假设一个人每天所必需的生活资料为一万个热量单位的能量。这一万个热量单位永远等于一万个热量单位，而且如大家知道的，在转化为其他形式的能时，实际上由于摩擦等等要损耗一部分，这一部分不能变为有用的能。在人体内甚至要损耗很大的一部分。因此，在经济劳动过程中所用的体力劳动任何时候也不可能等于一万个热量单位，它总是要少一些。
由于这个缘故，体力劳动还远远不是经济劳动。这一万个热量单位所完成的经济劳动，绝不是这一万个热量单位本身整个地或部分地，在这种或那种形式下的再生产。相反地，它们的大部分消耗掉了，即耗费于人体热量的增加和散发等等上，它们所留下来的有用的东西，只是排泄物的肥效。人通过耗费这一万个热量单位所完成的经济劳动，宁可说是在于把他从太阳那里获得的新的热量单位固定一个或长或短的时间，这些新的热量单位和最初的一万个热量单位的联系仅仅在于这种劳动。新的热量单位，即由于耗费包含于一天食物中的一万个热量单位所固定下来的单位，究竟是五千、一万、两万或一百万个热量单位，这完全取决于生产资料的发展水平。
而要用数字把这一点表示出来，只有在最简单的生产部门，即狩猎业、渔业、畜牧业和农业中才有可能。在狩猎业和渔业中，甚至不固定新的太阳能，而只是利用已固定的太阳能。并且很明显，从一个人的正常的营养来说，他通过狩猎或捕鱼所获得的蛋白质和脂肪的数量，并不取决于他所消耗的这些物质的数量。
在畜牧业中能的固定程度，取决于有计划地把通常很快就枯萎、死亡、腐烂的那部分植物变为牲畜的蛋白质、脂肪、皮肤和骨头等等，也就是说，固定一个较长的时间。这里的计算就很复杂了。
在农业中，计算更为复杂，这里要把包含于辅助资料、肥料等等中的能量也加进去。
在工业中，这种计算是完全不可能的：投入产品中的劳动，大部分是完全不能用热量单位来表示的。例如对一磅棉纱来说这也许还可以想象，因为它的韧性和抗拉力还勉勉强强可以用力学公式表示出来，不过，在这里这已经是完全无益的学究气了，而对于一块未加工过的布，那就是荒谬的了，对于经漂白、染色、印花的布，则尤为荒谬。一个锤子、一个螺丝钉和一根针里所包含的能量，其大小是无法用生产费用来表示的。
我看，用体力量度来表示经济关系是完全不可能的。波多林斯基完全忘记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一个劳动的人，不仅是现在固定的太阳热的消耗者，而且在更大的程度上是过去固定的太阳热的消耗者。能的储备——煤炭、矿山、森林等等方面的浪费的情况，你比我知道得更清楚。从这个观点来看，狩猎和捕鱼也并不是固定新的太阳热，而是利用并已开始消耗原先积累起来的太阳能。
其次，人通过劳动所作的是有意识的，而植物所作的则是无意识的。植物是变换了形式的太阳热的巨大吸收体和贮藏体，这是早已尽人皆知的。既然劳动可以固定太阳热（这在工业和其他部门中绝不是时时都能做到的），所以，人通过自己的劳动能够把动物消耗能和植物贮藏能的天然机能结合起来。
波多林斯基离开自己的一个很有价值的发现而走入歧途，因为他想为社会主义的正确性寻找一个新的自然科学的论据，因而把体力的和经济的东西混为一谈。
列宁的有关论述：
恩格斯：《致马克思（1882年12月19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127—129页。
马克思在1870年6月27日给库格曼的信里这样写道：“朗格先生（《论工人问题……》第2版）对我大加赞扬……目的是为了标榜他自己是一个伟人。事情是这样的，朗格先生有一个伟大的发现：全部历史可以纳入一个唯一的伟大的自然规律。这个自然规律就是《Struggleforlife》，即生存斗争这一句话（达尔文的说法这样应用就变成了一句空话），而这句话的内容就是马尔萨斯的人口律，或者更确切些说，人口过剩律。这样一来，就可以不去分析‘生存斗争’如何在各种不同的社会形态中历史地表现出来，而只要把每一个具体的斗争都变成‘生存斗争’这句话，并且把这句话变成马尔萨斯关于人口的狂想就行了。必须承认，这对于那些华而不实、冒充学者、高傲无知、思想懒惰的人说来倒是一种很有说服力的方法。”
马克思对朗格的批判的本质，不是指出朗格特意把马尔萨斯主义硬搬进社会学，而是指出：生物学的一般概念，如果被搬用于社会科学的领域，就变成空话。不论这样的搬用是出于“善良的”目的或者是为了巩固错误的社会学结论，空话始终是空话。波格丹诺夫的“社会唯能论”以及他加在马克思主义上面的社会选择学说，正是这样的空话。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下半年）。
《列宁选集》第2卷第335—336页。
波格丹诺夫所从事的决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而是给这种研究早已获得的成果换上一件生物学术语和唯能论术语的新装。这全部企图自始至终都是无济于事的，因为象“选择”、能量的“同化和异化”、能量的平衡等等概念，如果应用于社会科学的领域，就成为空洞的词句。事实上，依靠这些概念是不能对社会现象作任何研究，不能对社会科学的方法作任何说明的。再没有什么事情比在危机、革命、阶级斗争等等现象上贴上“唯能论的”或“生物社会学的”标签更容易了，然而，也再没有什么事情比这种勾当更无益、更烦琐和更呆板了。问题不在于波格丹诺夫在这里企图把他的全部或者“几乎”全部的结论塞到马克思的学说中去（我们已经看到他在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上所作的“修正”），而是在于他所采用的方法，即“社会唯能论”的方法完全是虚伪的，是跟朗格的方法毫无区别的。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下半年）。《列宁选集》第2卷第3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