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一、马克思主义承认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
（一）历史必然性的思想丝毫不损害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原来关于决定论和道德间的冲突、历史必然性和个人作用间的冲突的思想，正是主观哲学家所爱用的法宝之一。关于这个问题，他耗费了大堆的纸张，说出了无数感伤的小市民的荒唐话，想把这个冲突解决得使道德和个人作用占上风。其实，这里并没有什么冲突，冲突完全是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因担心（而且是不无根据地）决定论会推翻他所酷爱的小市民道德而捏造出来的。决定论思想确定人类行为的必然性，推翻所谓意志自由的荒唐的神话，但丝毫不消灭人的理性、人的良心以及对人的行为的评价。恰巧相反，只有根据决定论的观点，才能做出严格正确的评价，而不致把一切都任意推到自由意志的身上，同样，历史必然性的思想也丝毫不损害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因为全部历史正是由那些无疑是活动家的个人的行动构成的。在评价个人的社会活动时会发生的真正问题是：在什么条件下可以保证这种活动得到成功呢？有什么东西能担保这种活动不致成为孤立的行动而沉没于相反行动的汪洋大海中呢。
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1894年）。《列宁选集》第1卷第26页……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未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阶级斗争的各种政治形式和这个斗争的成果——由胜利了的阶级在获胜以后建立的宪法等等，各种法的形式以及所有这些实际斗争在参加者头脑中的反映，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理论，宗教的观点以及它们向教义体系的进一步发展。这里表现出这一切因素间的交互作用，而在这种交互作用中归根到底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的东西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即这样一些事物，它们的内部联系是如此疏远或者是如此难于确定，以致我们可以忘掉这种联系，认为这种联系并不存在）向前发展。否则把理论应用于任何历史时期，就会比解一个最简单的一次方程式更容易了。
恩格斯：《致约·布洛赫（1890年9月21[—22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弟477页但是，社会发展史却有一点是和自然发展史根本不相同的。在自然界中（如果我们把人对自然界的反作用撇开不谈）全是不自觉的、盲目的动力，这些动力彼此发生作用，而一般规律就表现也这些动力的相互作用中。在所发生的任何事情中，无论在外表上看得出的无数表面的偶然性中，或者在可以证实这些偶然性内部的规律性的最终结果中，都没有任何事情是作为预期的自觉的目的发生的。反之，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全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部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但是，不管这个差别对历史研究，尤其是对个别时代和个别事变的历史研究如何重要，它丝毫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历史进程是受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的。即使在这一领域内，尽管各个人都有自觉期望的目的，在表面上，总的说来好象也是偶然性在支配着。人们所期望的东西很少如愿以偿，许多预期的目的在大多数场合都彼此冲突，互相矛盾，或者是这些目的本身一开始就是实现不了的，或者是缺乏实现的手段的。这样，无数的个别愿望和个别行动的冲突，在历史领域内造成了一种同没有意识的自然界中占统治地位的状况完全相似的状况。行动的目的是预期的，但是行动实际产生的结果并不是预期的，或者这种结果起初似乎还和预期的目的相符合，而到了最后却完全不是预期的结果。这样，历史事件似乎总的说来同样是由偶然性支配着的。但是，在表面上是偶然性在起作用的地方，这种偶然性始终是受内部的隐蔽着的规律支配的，而问题只是在于发现这些规律。
人们通过每一个人追求他自己的、自觉期望的目的创造自已的历史，却不管这种历史的结局如何，而这许多按不同方向活动的愿望及其对外部世界的各种各样影响所产生的结果，就是历史。因此，问题也在于，这许多个别的人所期望的是什么。愿望是由激情或思虑来决定的。而直接决定激情或思虑的杠杆是各式各样的。有的可能是外界的事物，有的可能是精神方面的动机，如功名心、“对真理和正义的热忱”、个人的憎恶，或者甚至是各种纯粹个人的怪癖。但是，一方面，我们已经看到，在历史上活动的许多个别愿望在大多数场合下所得到的完全不是预期的结果，往往是恰恰相反的结果，因而它们的动机对全部结果来说同样地只有从属的意义。另一方面，又产生了一个新的问题：在这些动机背后隐藏着的又是什么样的动力？在行动者的头脑中以这些动机的形式出现的历史原因又是什么？
旧唯物主义从来没有给自己提出过这样的问题。因此，它的历史观——如果它有某种历史观的话，——本质上也是实用主义的，它按照行动的动机来判断一切，把历史人物分为君子和小人，并且照例认为君于是受骗者，而小人是得胜者。旧唯物主义由此得出结论说，在历史的研究中不能得到很多有教益的东西；而我们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旧唯物主义在历史领域内自己背叛了自己，因为它认为在历史领域中起作用的精神的动力是最终原因，而不去研究隐藏在这些动力后面的是什么，这些动力的动力是什么。不彻底的地方并不在于承认精神的动力，而在于不从这些动力进一步追溯到它的动因。反之，历史哲学，特别是黑格尔所代表的历史哲学，认为历史人物的表面动机和真实动机都决不是历史事变的最终原因，认为这些动机后面还有应当加以探究的别的动力：但是它不在历史本身中寻找这种动力，反而从外面，从哲学的意识形态把这种动力输入历史。例如黑格尔，他不从古希腊历史本身的内在联系去说明古希腊的历史，而只是简单地断定，古希腊的历史无非是“美好的个性形式”的制定，是真正的“艺术作品”的实现。在这里，黑格尔关于古希腊人作了许多精彩而深刻的评论，但是这种只是一些空谈的说明现在已经不能使我们满足了。
因此，如果要去探究那些隐藏在——自觉地或不自觉地，而且往往是不自觉地——历史人物的动机背后并且构成历史的真正的最后动力的动力，那未应当注意的，与其说是个别人物、即使是非常杰出的人物的动机，不如说是使广大群众、使整个整个的民族、以及在每一民族中间又使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动机；而且也不是短暂的爆发和转瞬即逝的火光，而是持久的、引起伟大历史变迁的行动。探讨那些作为自觉的动机明显地或不明显地、直接地或以思想的形式、甚至以幻想的形式反映在行动着的群众及其领袖即所谓伟大人物的头脑中的动因，——这是可以引导我们去探索那些在整个历史中以及个别时期和个别国家的历史中起支配作用的规律的唯一途径。使人们行动起来的一切，都必然要经过他们的头脑；但是这一切在人们的头脑中采取什么形式，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各种情况决定的。自从工人不再象1848年在莱茵河流域那样简单地捣毁机器以来，工人已经丝毫不能容忍按照资本主义方式应用机器了。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41—343页“历史”不是把人当做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
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1844年9—11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18—119页我们自己创造着我们的历史，但是第一，我们是在十分确定的前提和条件下进行创造的。其中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但是政治等等的前提和条件，甚至那些存在于人们头脑中的传统，也起着一定的作用，虽然不是决定性的作用。普鲁士国家也是由于历史的、归根到底是经济的原因而产生出来和发展起来的。但是，恐怕只有书呆子才会断定，在北德意志的许多小邦中，勃兰登堡成为一个体现了北部和南部之间的经济差异、语言差异，而自宗教改革以来也体现了宗教差异的强国，这只是由经济的必然性所决定，而不是也由其他因素所决定（在这里首先起作用的是这样一个情况：勃兰登堡由于掌握了普鲁士而卷入了波兰事件，井因而卷入了国际政治关系，后者在形成奥地利王室的威力时也起过决定的作用）。要从经济上说明每一个德意志小邦的过去和现在的存在，或者要从经济上说明那种把苏台德山脉至陶努斯山脉所形成的地理划分扩大成为贯穿全德意志的真正裂痕的高地德意志语的音变的起源，那未，要不闹笑话，是很不容易的。
但是第二，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因为任何一个人的愿望都会受到任何另一个人的妨碍，而最后出现的结果就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所以以往的历史总是象一种自然过程一样地进行，而且实质上也是服从于同一运动规律的。但是，各个人的意志——其中的每一个都希望得到他的体质和外部的、终归是经济的情况（或是他个人的，或是一般社会性的）使他向往的东西——虽然都达不到自己的愿望，而是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然而从这一事实中决不应作出结论说，这些意志等于零。相反地，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
恩格斯：《致约·布洛赫（1890年9月21[—22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7—479页
当我说在保存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之下不可能实现计划经济原则时，我丝毫不想以此贬低罗斯福的卓越的个人品质——他的主动、勇敢和坚决。毫无疑问，在现代资本主义世界的一切首领中间，罗斯福是一个最有才能的人物。所以，我想再一次着重地说，我相信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不可能实行计划经济，但这个信念绝不意味着怀疑罗斯福总统个人的能力、才干和勇敢精神。
斯大林，《和英国作家赫·乔·威尔斯的谈话》（1934年7月23日）.《斯大林文选》第3页（二）唯物史观认为历史首先是劳动群众的历史，同时也承认个人的历史作用1.历史首先是劳动群众的历史。唯物史观在承认群众创造历史的同时，也承认个人的历史创造作用常常有人问：社会上不同的阶级，在什么程度上是有用的或者甚至是必要的呢？回答自然因每个不同的历史时期而不同。无疑，曾经有过一个时期，土地贵族是社会的一个不可避免的和必要的成分。不过，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然后又有一个时期，资本主义中等阶级（法国人把它叫做资产阶级）以同样不可避免的必要性产生了，它们与土地贵族进行斗争，摧毁他们的政权，自己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取得了统治。但是，自从阶级产生以来，从来没有过一个时期社会上可以没有劳动阶级而存在的。这个阶级的名称、社会地位改变了，农奴代替了奴隶，而他自己又被自由工人所代替，所谓自由，是摆脱了奴隶地位的自由，但也是除了他自己的劳动力以外一无所有的自由。但是有一件事是很明显的，无论不从事生产的社会上层发生什么变化，没有一个生产者阶级，社会就不能生存。因此，这个阶级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必要的，虽然会有一天它将不再是一个阶级，而是包括整个社会。
恩格斯：《必要的和多余的社会阶级》（1881年8月1—2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15页
社会发展史首先是生产的发展史，是许多世纪以来依次更迭的生产方式的发展史，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史。
社会发展史同时也是物质资料生产者本身的历史，即作为生产过程的基本力量、生产社会生存所必需的物质资料的劳动群众的历史。
历史科学要想成为真正的科学，就不能再把社会发展史归结为帝王将相的行动，归结为国家“侵略者”和“征服者”的行动，而首先应当研究物质资料生产者的历史，劳动群众的历史，各国人民的历史。
斯大林：《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1938年9月）。《列宁主义问题》1964年版第647页过去的全部历史都是在阶级对抗和阶级斗争中发展的；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是一直存在的；人类的大多数总是注定要从事艰苦的劳动和过着悲惨的生活。为什么会这样呢？这只是因为在人类发展的以前一切阶段上，生产还是如此不发达，以致历史的发展只能在这种对抗形式中进行，历史的进步整个说来只是极少数特权者的事，广大群众则不得不为自己谋取微薄的生活资料，而且还必须为特权者不断增殖财富。这种历史观以上述方法对以往的阶级统治作了自然而合理的解释，不然这种阶级统治就只能用人的恶意来解释，可是这同一个历史观还使我们得到这样的信念：由于现时生产力的巨大发展，把人分成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最后根据，至少在最先进的国家里已经消失了；统治的大资产阶级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它不但不能再领导社会，甚至变成了生产发展的障碍，如各国的商业危机——尤其是最近的一次大崩溃——和工业受压抑的状况就是证明；历史的领导权已经转到无产阶级手中，转到这个由于自己的整个社会地位只有用完全消灭任何阶级统治、任何奴役和任何剥削的方法才能解放自己的阶级手中；社会生产力已经发展到资产阶级不能控制的程度，只等待联合起来的无产阶级去掌握它，以便建立这样一种制度，使社会的每一成员不仅有可能参加生产，而且有可能参加社会财富的分配和管理，并通过有计划地组织全部生产，使社会生产力及其所制成的产品增长到能够保证每个人的一切合理的需要日益得到满足的程度。
恩格斯：《卡尔·马克思》（1877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1—42页当时，在一百多年以前，创造历史的是一小撮贵族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工农群众则尚在沉眠不醒的状态中。因此，当时历史的进展也是缓慢得可怕的。
现在资本主义大大提高了一般文化，其中也有群众的文化。战争震动了群众，以空前未有的惨祸和痛苦唤醒了他们。战争推动了历史，于是历史在现时就以火车头般的速度飞快前进。现在，历史是由千百万人独立创造的。资本主义现在已经发展到社会主义的门前了。
列宁：《当前的主要任务》（1918年3月11日）。
《列宁选集》第3卷第491页
马克思主义和其他一切社会主义理论不同，它既能以非常科学的冷静的态度去分析客观形势和进化的客观进程，同时又能非常坚决地承认群众（当然，还有善于摸索到同某些阶级的联系，并实现这种联系的个人、团体、组织、政党）的革命毅力、革命创造力、革命首创精神的意义，并且把这两方面卓越地结合起来。
列宁：《反对抵制》（1907年6月）。《列宁选集》第1卷第729页路德维希：马克思主义否认个人在历史上的卓越作用。而你毕竟还承认历史人物的卓越作用。你不认为在唯物主义历史观和你的见解之间是有矛盾的吗？
斯大林：不，这里没有矛盾。马克思主义一点也不否认卓越人物的作用，或者说，一点也不否认人们创造历史。在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和其他著作中，你可以找到正是人们创造历史的话。可是，人们当然不是凭什么幻想，不是随心所欲地来创造历史的。凡是新的一代都要遇到在他们诞生的时候就已经具备的一定的现成条件。伟大人物只有善于正确地认识这些条件，懂得怎样改变这些条件，才有一些价值。如果他们不认识这些条件而想凭自己的幻想去改变这些条件，那未他们这些人就会陷于唐·吉诃德的境地。因此，正是根据马克思的看法，决不应该把人和条件对立起来。正是人们创造历史，但是只有当他们正确地认识他们所碰到的现成条件的时候，只有当他们懂得怎样改变这些条件的时候，他们才能创造历史。至少我们俄国布尔什维克是这样了解马克思的。而我们研究马克思已经不止十年了。
路德维希：大约在三十年前，当我在大学读书的时候，许多自认为是唯物主义历史观信徒的德国教授向我们宣传，说马克思主义否认英雄的作用，否认英雄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
斯大林：这是些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了的人。马克思主义从来没有否认过英雄的作用。恰恰相反，马克思主义认为这种作用是相当大的，但是要有我刚才所讲的那些附带条件。
斯大林：《和德国作家艾米尔·路德维希的谈话》
（1931年12月13日）.《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94—95页
普列汉诺夫做得十分正确，他不仅指出了这个革命阶级，不仅证明了它的自发觉醒的必然性，并且向“工人小组”提出了崇高伟大的政治任务。而你们却想借口从那时起发生的群众运动来降低这个任务，来缩小“工人小组”活动的毅力和规模。这岂不正是表明手工业者迷恋于自己的手工业方式吗？你们爱以实际精神自夸。却没有看见俄国每个实际工作者都知道的事实，即在革命事业中不仅小组的努力，甚至个人的努力也能创造出多么大的奇迹。
列宁：《怎么办？》（1901—1902年）。《列宁选集》第1卷第318页2.历史上任何一个阶级都需要推举出自己的领袖，才能取得统治地位历史上，任何一个阶级，如果不推举出自己善于组织运动和领导运动的政治领袖和先进代表，就不可能取得统治地位。
列宁：《我们运动的迫切任务》（1900年11月上半月）。《列宁选集》第1卷第210页无可争辩的历史经验证明：在革命运动史上，个人独裁成为革命阶级专政的表现者、代表者和执行者，是屡见不鲜的事。个人独裁与资产阶级民主制，毫无疑义是彼此相容的。
列宁：《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1918年3—4月）。《列宁选集》第3卷第520页
总而言之，整个贵族阶级都同意，政府应该使资产阶级得到好处，实行有利于它的政策，但同时他们又决定不让资产阶级直接领导这方面的事务。为了这个目的，旧的寡头政体使尽全力去搜罗它那里的有才干、有影响和有威望的人，组成一个政府，这个政府的任务就是尽可能长久地阻止资产阶级直接掌管国家大权。联合起来的英国贵族打算按照拿破仑主张对人民采用的原则来对待资产阶级，这个原则就是：《Toutpourlepeuple，rienparlepeuple》[“一切为了人民，但什么也不通过人民”]。
马克思：《衰老的政府》（1853年1月11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555—556页但是在为社会主义而斗争方面，我却有一点经验，这种经验告诉我，如果罗斯福企图牺牲资本家阶级的利益来真正满足无产者阶级的利益，那未资本家阶级就会拿别的总统来代替他。资本家们会说，总统可以上台下台，我们资本家还是资本家；如果某一总统不能保卫我们的利益，我们就另找一个。
总统能拿什么来反抗资本家阶级的意志呢？
斯大林：《和英国作家赫·乔·威尔斯的谈话》
（1934年7月23日）。《斯大林文选》第5—6页工人阶级为了在全世界进行艰巨的顽强的斗争以争取彻底解放，是需要权威的。
列宁：《卡·考茨基（俄国革命的动力和前途）一书的俄译本序言》（1906年12月）。《列宁全集》第11卷第398页谁都知道，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只有把一般并不按照社会生产地位区分的绝大多数人同那些在社会生产中占有特殊地位的集团对立时，才可以把群众和阶级对立起来；在多数情况下，至少在现代的文明国家内，阶级通常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这都是起码的常识。这都是简单明了的。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1920年4—5月）。《列宁选集》第4卷第197—198页德国人的政治思想的发展和政治经验的积累已经足以使他们懂得：在现代社会中，假如没有“十来个”富有天才（而天才人物不是成千成百地产生出来的）、经过考验、受过专门训练和长期教育并且彼此配合得很好的领袖，无论哪个阶级都无法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
列宁：《怎么办？》（1901年秋—1902年2月）。
《列宁选集》第1卷第332页
无产阶级的自发斗争如果没有坚强的革命家组织的领导，便不能成为无产阶级的真正“阶级斗争”。
列宁：《怎么办？》（1901年秋—1902年2月）。
《列宁选集》第1卷第345页
政治是一种科学，是一种艺术，它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不是白白可以得到的；无产阶级要想战胜资产阶级，就必须造就自己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政治家”，而且要使这种政治家同资产阶级的政治家比起来毫无逊色。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1920年4—5月间）。《列宁选集》第4卷第234页只要千百万劳动者团结得象一个人一样，跟随本阶级的优秀人物前进，胜利也就有了保证。
列宁：《两次留声机片录青演说》（1920年3月底）。《列宁全集》第30卷第402页3.杰出人物和群众的关系领袖人物只有信任和依靠群众，才能领导群众前进共产党员（也和一般顺利地开始了大革命的革命家一样）如果以为单靠革命家的手就能完成革命事业，那将是他们最大的最危险的错误之一。恰恰相反，革命家只能起真正富有生命力的先进阶级的先锋队的作用，要使任何一件重大的革命工作得到成功，就必须懂得这一点，并且善于实现这一点。先锋队只有当它不脱离自己领导的群众并真正引导全体群众前进时，才能完成其先锋队的任务。
列宁：《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1922年3月12日）。《列宁选集》第4卷第603页威尔斯：斯大林先生，什么是革命，而且在实践上是怎样，你比谁都知道得更清楚。是否群众自己会在某个时候举行起义呢？你是否认为一切革命都是少数人进行的这一事实是确定的真理呢？
斯大林：要革命就必须有领导革命的少数人，但是最有才能、最忠诚和最有精力的少数人，如果不依靠千百万人的哪怕是消极的支持，他们就会束手无策。
威尔斯：哪怕是消极的支持吗？也许是下意识的支持吧？斯大林：部分地也依靠半本能的支持，依靠半自觉的支持。但是没有千百万人的支持，最优秀的少数人也是无能为力的。
斯大林：《和英国作家赫·乔·威尔斯的谈话》
（1934年7月23日）。《斯大林文选》第10页有识之士往往通过无形的纽带同人民的机体联系在一起。
马克思：《致齐·迈那尔（1871年1月21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第179页
马克思在1870年9月把起义叫做愚蠢举动。但当群众已经起义了的时候，马克思就愿意同他们一起前进，同他们一起在斗争过程中学习，而不是训诫他们，向他们打官腔。他懂得，谁想事先绝对确切地估计胜利的机会，谁就是有意欺骗，或是迂腐到不可救药。他最重视的是工人阶级奋不顾身积极创造世界历史的行动。马克思观察世界历史，是从正在创造历史，但无法事先绝对准确地估计胜利机会的那些人们的观点出发的，而不是从瞎说“本来容易预察到……本来就用不着拿起……”等等的庸俗知识分子的观点出发的。
同时，马克思能够理解到历史上常有这种情形，即群众进行的殊死斗争甚至是为了一件没有胜利希望的事业，但对于进一步教育这些群众，对于训练这些群众去作下一次斗争却是必需的。
列宁：《卡·马克思致路·库格曼书信集俄译本序言》（1907年2月5日）。《列宁选集》第1卷第690—691页
只有相信人民的人，只有投入人民生气勃勃的创造力泉源中去的人，才能获得胜利并保持政权。
列宁：《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1917年11月4日[17日]），《列宁全集》第26卷第273页在人民群众中，我们到底是沧海一粟，只有当我们正确地表现人民所意识到的东西时，我们才能管理。否则共产党就不能引导无产阶级，而无产阶级就不能引导群众，整个机器就要毁坏。
列宁：《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1922年3月27日）。《列宁选集》第4卷第651页如果没有劳动群众的直接支持，单靠指挥人员的力量是不能建设新社会的。
斯大林：《致苏联无产阶级大学生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1925年4月15日）。《斯大林全年》
第7卷第72页
有些政党的理论家和领袖虽然知道各族人民的历史，钻研过革命历史的始未，可是他们有时患着一种很不体面的病症。这种病症就叫做害怕群众，不相信群众的创造能力。在这个基础上，有时就产主了领袖对群众的某种贵族态度，而群众虽然不熟悉革命历史，却负有破坏旧制度和建立新制度的使命。怕自发势力汹涌澎湃，怕群众“破坏得太多”，想充当保姆的角色，竭力照书本去教导群众，而不愿意向群众学习，——这就是这种贵族态度的基础。
斯大林，《论列宁》（1924年1月26日）。《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54页
鲍威尔先生们高傲地把无产阶级说成是一群没有批判头脑的人，马克思和恩格斯坚决反对这个荒谬而有害的思潮。为了现实的人，即为了受统治阶级和国家践踏的工人，他们要求的不是静观态度，而是为实现美好的社会制度而斗争。在他们看来，能够进行这种斗争和关心这种斗争的力量当然是无产阶级。
列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95年秋）。
《列宁选集》第1卷第90页
因此，列宁总是鄙弃那些瞧不起群众，想照书本去教导群众的人，因此，列宁总是不倦地教诲我们：要向群众学习，要理解群众的行动，要细心研究群众斗争的实际经验。
相信群众的创造力，——这就是列宁活动中的一个特点，这个特点使他能够理解自发势力，把自发运动引上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
斯大林：《论列宁》（1924年1月28日）。《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55页
科学家的发明是在群众实践的墓础上创造出来的在专门制造蒸汽机、走锭精纺机等等的工人出现以前，走锭精纺机，蒸汽机等等就已经出现了，这正象在裁缝出现以前人就已经穿上了衣服一样。但是，沃康松、阿克莱、瓦特等人的发明之所以能够实现，只是因为这些发明家找到了相当数量的、在工场手工业时期就已准备好了的熟练的机械工人。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发表于1867年9月）。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419页
如果有一部批判的工艺史，就会证明，十八世纪的任何发明，很少是属于某一个人的。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发表于1867年9月）。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409页注89在天文学方面，阿拉戈、赫舍尔、恩克和贝塞耳都认为必须组织起来共同观测，并且也只是从组织起来之后才获得了一些较好的成绩。在历史编纂学方页，“唯一者”是绝对不可能做出什么成绩的，而在这方面，法国人也由于有了劳动组织，早就超过了其他国家。但是很明显，所有这些以现代分工为基础的劳动组织所获得的成果还是极其有限的，它们只是同迄今尚存的狭隘的单于比较起来，才算是前进了一步。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59页科学上的规定向来都是由实践，由经验来检验的。如果科学和实践、和经验断绝了关系，那它还算是什么科学呢？如果科学就是象我们某些保守主义同志所形容的那样，那它对于人类早就没有作用了。科学所以叫作科学：正是因为它不承认偶像，不怕推翻过时的旧事物，很仔细地倾听实践和经验的呼声。否则，我们就根本不会有科学，譬如说，不会有天文学，而直到现在还会信奉托勒密的陈腐不堪的地心宇宙体系说了：那我们就不会有生物学，而直到现在还会迷信上帝造人的神话了；那我们就不会有化学，而直到现在还会相信炼金术士的预言了。
斯大林：《在全苏斯达汉诺夫工作者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1935年11月17日）。《列宁主义问题》1966年版第594页（三）历史人物对社会发展能起到加速或延缓的作用1.“偶然性”在历史中的作用如果斗争只是在有极顺利的成功机会的条件下才着手进行，那么创造世界历史未免就太容易了。另一方面，如果“偶然性”不起任何作用的话，那么世界历史就会带有非常神秘的性质。这些偶然性本身自然纳入总的发展过程中，并且为其他偶然性所补偿。但是，发展的加速和延缓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这些“偶然性”的其中也包括一开始就站在运动最前面的那些人物的性格这样“偶然情况”。
马克思，《致路·库格曼（1871年4月17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93页
人们自己创造着自己的历史，但是到现在为止，他们并不是按照共同的意志，根据一个共同的计划，甚至不是在某个特定的局限的社会内来创造这个历史。他们的意向是相互交错着的，因此在所有这样的社会里，都是那种以偶然性为其补充和表现形式的必然性占统治地位。在这里透过各种偶然性来为自己开辟道路的必然性，归根到底仍然是经济的必然性。这里我们就来谈谈所谓伟大人物问题。恰巧某个伟大人物在一定时间出现于某一国家，这当然纯粹是一种偶然现象。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人除掉，那时就会需要有另外一个人来代替他，并且这个代替者是会出现的，——或好或坏，但是陡着时间的推移总是会出现的。恰巧拿破仑这个科西嘉岛人做了被战争弄得精疲力竭的法兰西共和国所需要的军事独裁者，——这是个偶然现象，但是，假如不曾有拿破仑这个人，那未他的角色是会由另一个人来扮演的。这点可以由下面的事实来证明，即每当需要有这样一个人的时候，他就会出现：如凯撒、奥古斯都、克伦威尔等等。如果说马克思发现了唯物史观，那未梯叶里、米涅、基佐以及1850年以前英国所有的历史学家就证明，已经有人力求做到这一点，而摩尔根对于同一观点的发现表明，做到这点的时机已经成熟了，这一观点必将被发现。
历史上所有其他的偶然性和表面的偶然性都是如此。我们所、研究的领域愈是远离经济领域，愈是接近于纯粹抽象的思想领域，我们在它的发展中看到的偶然性就愈多，它的曲线就愈是曲折。如果您划出曲线的中轴线，您就会发觉，研究的时期愈长，研究的范围愈广，这个轴线就愈接近经济发展的轴线，就愈是跟后者平行而进。
恩格斯：《致瓦·博尔吉乌斯（1894年1月25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06—507页资本主义社会形式上还没有控制国家，它不得不让世袭的君主官僚容克地主阶级实际上进行统治，而满足于总的说来还是自己的利益最终起决定作用，——德国现在这样的社会正动摇于两种倾向之间。一方面，所有官方的和有产的社会阶层结成联盟反对无产阶级，这个倾向最终将导致“反动的一帮”的形成，在平静发展的情况下，它终将占上风。另一方面，还有这样一种倾向，这就是把由于怯懦而尚未解决的旧冲突一再提上日程，这种冲突是还保持着专制残余的君主制、土地贵族、自以为超越一切政党之上的官僚同与所有这一切相对立的、其物质利益每日每时都受到这些没落因素损害的工业资产阶级之间的冲突，这两种倾向中的哪一种在某个时候占上风，取决于个人的、地方的以及诸如此类的偶然情况。目前在德国，似乎是后一倾向正在取胜，不过象施杜姆这样的工业巨头和工业公司的股东当然多半都站在腐朽的反动势力一边。但是，这已经不知是第多少次的1848年旧冲突的重演，只有当政府和土地贵族陶醉于自己过去的成就，干出极大的蠢事时，才会变得十分严重。我并不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上层人士中已经达到可笑程度的个人欲望得到了支持，这就是容克地主日益确信，工业无法长期负担原料和食品的关税。这个冲突将发展到多么严重的地步，正如我上面所说，将取决于某些人的偶然行动。
恩格斯：《致奥·倍倍尔（1892年2月19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第281—282页2.思想家的革命理论能为群众的自发运动指出道路“思想家”所以配称为思想家，就是因为他走在自发运动的前面，为它指出道路，善于比其他人更先解决运动的“物质因素”自发地遇到的一切理论的、政治的、策略的和组织的问题。
列宁：《同经济主义的拥护者商榷》（1901年12月6日）。《列宁全集》第5卷第283页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在醉心于最狭隘的实际活动的偏向同机会主义的时髦宣传密切融合的情况下，必须始终坚持这种思想。而对俄国社会民主党来说，由于存在三种时常被人忘记的情况，理论的意义就显得更为重要了。这三种情况就是：第一，我们的党还刚刚在形成起来，刚刚在确定自己的面貌，同革命思想中的其他各种有使运动离开正确道路的危险的派别进行的清算还远没有结束。恰恰相反，正是在最近时期，可以看到非社会民主主义的革命派别活跃起来了（这是阿克雪里罗得早已向经济主义者预告过的）。在这种条件下，初看起来似乎“并不重要的”错误也可能引起极其可悲的后果：只有毫无远见的人，才会以为进行派别争论和严格区别各派色彩，是一种不合时宜的或者多余的事情。这种或那种“色彩”的加强，可能决定俄国社会民主党许多许多年的前途。
第二，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就其本质来说是国际的运动。这不仅意味着我们应当反对民族沙文主义。这还意味着在年轻的国家里开始的运动，只有在运用别国的经验的条件下才能顺利发展。但是，要运用别国的经验，简单了解这种经验或简单抄袭别国最近的决议是不够的。为此必须善于用批判的态度来看待这种经验，并且独立地加以检验。只要想一想现代工人运动已经有了多么巨大的成长和扩展，就会懂得，为了履行这个任务，需要有多么丰富的理论力量和政治经验（以及革命经验）。
第三，俄国社会民主党担负着世界上任何一个社会主义政党都还不曾担负过的民族任务。我们在下面还要谈到把全体人民从专制制度压迫下解放出来的这个任务加在我们身上的种种政治责任和组织责任。现在我们只想指出一点，就是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读者如果想要稍微具体地了解这句话的意思，就请回想一下俄国社会民主主义的先驱者赫尔岑、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以及七十年代的那一群光辉的革命家；就请想想俄国文学现在所获得的世界意义；就请……只要想想这些也就足够了！
列宁：《怎么办？》（1901年秋—1902年2月）。
《列宁选集》第1卷第241—242页
无产阶级纪念赫尔岑时，以他为榜样来学习了解革命理论的伟大意义；学习了解，对革命的无限忠心和向人民进行的革命宣传，即使在播种与收获相隔几十年的时候也决不会白费；学习判定各阶级在俄国革命和国际革命中的作用。吸取了这些教训的无产阶级，一定会给自己开拓一条与全世界社会主义工人自由联合的道路，打死沙皇君主制度这个蟊贼，而赫尔岑就是通过向群众发表自由的俄罗斯言论，举起伟大的斗争旗帜来反对这个蟊贼的第一人。
列宁：《纪念赫尔岑》（发表于1912年5月8日[4月25日]）。《列宁选集》第2卷第422页既然工人群众自己决不能在他们运动进程中创造出独立的思想体系，那末问题只能是这样：或者是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或者是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这里中间的东西是没有的（因为人类没有创造过任何“第三种”思想体系，而且一般说来，在为阶级矛盾所分裂的社会中，任何时候也不能有非阶级的或超阶级的思想体系）。因此，对于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任何轻视和任何脱离，都意味着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加强。人们谈论什么自发性，但工人运动的自发的发展，就恰恰是使它受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支配，恰恰是按照《信条》纲领进行，因为自发的工人运动也就是工联主义的运动，也就是纯粹工会的运动，而工联主义正是意味着工人受资产阶级的思想奴役。因此，我们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就是要反对自发性，就是要使工人运动脱离这种投到资产阶级羽翼下去的工联主义的自发趋向，而把它吸引到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羽翼下来。因此，《火星报》第十二号上发表的那封“经济主义者的”来信的作者们说什么无论最热心的思想家怎样努力，终究不能使工人运动脱离那由物质因素和物质环境的相互作用决定的道路，这是完全等于抛弃社会主义；如果这些作者能够把自己所说的话大胆而透彻地思考到底，——而每个从事著作和社会活动的人都应当这样来思考自己的思想，——那他们就会只有“把一双没有用的手束在空洞的胸口”，而……而让司徒卢威和普罗柯波维奇之流的先生们把工人运动拉到“阻力最少的路线上去”，即拉到资产阶级工联主义路线上去，或是让祖巴托夫之流的先生们把工人运动拉到神甫一宪兵“思想体系”的路线上去。
这当然不是说工人不参加这一创造工作。但他们不是以工人的身分来参加，而是以社会主义理论家的身分、以蒲鲁东和魏特林一类人的身分来参加的，换句话说，只有当他们能或多或少地掌握他们那个时代的知识并把它向前推进的时候，他们才能或多或少地参加这一创造工作。为了使工人能更多地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尽量设法提高一般工人的觉悟水平，使他们下要自限于被故意缩小了的“工人读物”范围内，而要学习多多理解一般读物。更正确些说，不是“自限于”.而是枝限于，因为工人自己是阅读并且也愿意去阅读那些为知识分子写的读物的，而只是某些（恶劣的）知识分子，才认为“对于工人”只要讲讲有关工厂制度的情形，反复地咀嚼一些大家早已知道的东西就够了。
列宁：《怎么办？）（1901年秋—1902年2月）。
《列宁选集》第1卷第256—257页
我们已经说过，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各国的历史都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即必须结成工会、必须同厂主斗争、必须向政府争取颁布工人所必要的某些法律等等的信念。而社会主义学说则是由有产阶级的有教养的人即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历史和经济的理论中成长起来的。现代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按他们的社会地位来说，也是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同样，俄国社会民主主义的理论学说也是完全不依赖于工人运动的自发增长而产生的，它的产生是革命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的思想发展的自然和必然的结果。
列宁：《怎么办？》（1901年秋—1902年2月）。
《列宁选集》第1卷第247—248页
马克思在上述论点中所发挥的是什么思想呢？他所发挥的不过是：无论哪个阶级的理论家都不能创造出一种在实际生活中没有具备相当要素的理想，他只能看出未来事物的要素，并据此在理论上创造出本阶级在实践中要达到的理想。差别就在于理论家超过本阶级而先看出未来事物的萌芽。这也就叫做“在理论上得出什么结论”。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宣言》中说：“因此，共产党人（即社会民主党人）在实践上是世界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推动社会前进的一部分，而在理论上他们比其余的无产阶级群众善于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
是的，思想家是“推动社会前进”的，他们比“其余的无产阶级群众”看得远得多，全部要点也就在这里。思想家推动社会前进，正因为如此，所以思想、社会主义意识对于运动具有伟大的意义。
斯大林：《略论党内意见分歧》（1905年4月底）。
《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104—105页
只要我们的原则还没有从以往的世界观和以往的历史中逻辑地和历史地做为二者的必然继续在几个著作中发挥出来，人们就仍然不会真正清醒，多数人都得盲目摸索。
恩格斯：《致马克思（1844年10月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6页十九世纪下半叶最伟大的头脑停止思想了。……虽然今天晚上我看到他仰卧在床上，面孔也永远不动了，但是我仍然不能想象，这个天才的头脑不再用他那强有力的思想来哺育两个半球的无产阶级运动了。我们之所以有今天，都应归功于他；现代运动当前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应归功于他的理讼的和实践的活动；没有他，我们至今还会在黑暗中徘徊。
恩格斯：《致威·李卜克内西（1883年3月14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37—438页我不能否认，我和马克思共同工作四十年，在这以前和这个期间，我在一定程度上独立地参加了这一理论的创立，特别是对这一理论的阐发。但是，绝大部分基本指导思想（特别是在经济和历史领域内），尤其是对这些指导思想的最后的明确的表述，都是属于马克思的。我所提供的，至多除几个专门的领域外，马克思没有我也能很容易地做到。至于马克思所做到的，我却做不到。马克思比我们一切人都站得高些，看得远些，观察得多些和快些。马克思是天才，我们至多是能手。没有马克思，我们的理论远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所以，这个理论用他的名字命名是公正的。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38页注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工人阶级的功绩，可以这样简单地来表达：他们教会了工人阶级自我认识和自我意识，用科学代替了幻想。
列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95年秋）。
《列宁选集》第1卷第87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伟大功绩，在于他们用科学的分析证明了资本主义必然崩溃，必然过渡到不再有人剥削人现象的共产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伟大功绩，在于他们向各国无产者指出了无产者的作用、任务和使命就是首先起来同资本进行革命斗争，并在这个斗争中把一切被剥削的劳动者团结在自己的周围。
列宁：《在马克思恩格斯纪念碑揭幕典礼上的讲话》（1918年11月7日）。《列宁选集》第3卷第603页
3.政治家、革命家的正确领导促进历史的发展
全部政治生活就是由一串无穷无尽的环节组成的一条无穷无尽的链条。政治家的全部艺术就在于找到并且紧紧掌握住最不容易从手中被打掉、目前最重要而且最能保障掌握住它的人去掌握整个链条的那个环节。
列宁：《怎么办？》（1901年秋一1902年2月）。《列宁选集》第1卷第371—372页
政治家的艺术（以及共产党人对自己任务的正确了解）就在于正确判断在什么条件下、在什么时机无产阶级先锋队可以成功地夺取政权，可以在夺取政权过程中和夺取政权以后得到工人阶级和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十分广大阶层的充分支持，以及在夺取政权以后，能通过教育和训练吸引愈益众多的劳动群众未支持、巩固和扩大自己的统治。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1920年4—5月间）。《列宁选集》第4卷第207页当我们有了受过专门训练、经过长期教育的工人革命家（当然是“所有各个兵种”的革命家）队伍的时候，那未世界上任何政治警察都不能战胜这种队伍，因为这种由无限忠于革命的人组成的队伍也一定会获得广大工人群众的无限的信任。
列宁：《怎么办？》（1901年秋—1902年2月）。
《列宁选集》第1卷第343页
人民群众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够象在革命时期这样以新社会秩序的积极创造者的身分出现。在这样的时期，人民能够作出从市侩的渐进主义的狭小尺度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奇迹。但是，在这样的时候，革命党的领导者也必须更广泛、更大胆地提出任务，使他们的口号始终走在群众的革命自动性的前面，成为他们的灯塔，向他们表明我们的民主理想和社会主义理想的无比宏伟和无比壮丽，向他们指出达到完全的无条件的彻底胜利的最近最直的道路。
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
（1905年6—7月）。《列宁选集》第1卷第601—602页
列宁是为革命而诞生的。他真正是组织革命爆发的天才和领导革命的伟大能手。他在革命动荡时代觉得比任何时候都自在、愉快。我完全不是想以此说明，列宁对任何革命动荡都同样嘉许，或者他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条件下都主张革命爆发。完全不是。我只是想以此说明，列宁的英明远见在任何时候都不象在革命爆发时期那样充分和明显地表现出来。在革命的转折关头，他真是才华毕露，洞察一切，预见到各阶级的行动和革命进程的可能曲折，他对这些东西简直是了如指掌。难怪我们党内常说：“伊里奇在革命波浪里游泳，就象鱼在水里一样。”
斯大林：《论列宁》（1924年1月28日）。《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55页
天才的远见，迅速抓住井看透即将发生的事变的内在意义的才能，——这就是列宁的一个特点，这个特点使他能够制定正确的战略和革命运动转折关头的明确的行动路线。
斯大林：《论列宁》（1924年1月26日）.《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57页
4.没有正确的领导者，革命就要失败。社会变革就会推迟如果认为只要社会经济发展的条件使变革完全成熟了，革命的阶级就总会有足够的力量来实现变革，那是错误的。人类社会的安排对于先进分子并不会这样合适，不会这样“方便”。变革可能已经成熟，而完成变革的革命者可能还没有充分的力量来实现这个变革，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就会继续腐烂下去，有时能达几十年之久。
列宁：《“火星派”策略的最新发明：滑稽的选举是推动起义的新因素》（发表于1905年10月17日[4日]）。《列宁全集》第9卷第353—354页在各个国家的历史上，在各国军队的历史上往往有这样的情形：虽然有成功和胜利的一切可能性，但是因为领导者没有看见这些可能性，不善于利用这些可能性，这些可能性没有发生作用，于是军队也就失败了。
斯大林：《论经济工作人员的任务》（1931年2月4日）。《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31页总之，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袖在“立宪”危机时期在群众大会上提出了共和的革命的性质的决议。经过半个世纪以后，当他回忆自己的青年时代，向新的一代叙述早已过去的那个时期的事情的时候，还特别强调，遗憾的是，当时没有充分觉悟的认识到革命任务的领导分子（也就是没有一个认识到领导任务的革命社会民主党），没有一个强大的组织，因此，革命情绪“毫无结果地消失了”。
列宁：《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中的改良主义》
（1911年9月14日）。《列宁选集》第2卷第411页
考茨基的对手左派知道得很清楚，革命是不能“造成”的，革命是从客观上（不以政党和阶级的意志为转移）已经成熟了的历史危机和历史变革中发展起来的：没有组织的群众不会有统一的意志；同中央集权的国家的强大的、实行恐怖的军事机关作斗争，是件困难的和长期的事情。当群众的领袖在紧急关头实行叛变的时候，群众是不能有所作为的；而这“一小撮”领袖却完全能够并且应该投票反对军事拨款，反对“国内和平”，反对替战争辩护，公开主张本国政府失败，整顿国际机构以宣传战壕联欢，创办秘密刊物以宣传过渡到革命行动的必要性等等。
列宁，《第二国际的破产》（1915年5—6月）。
《列宁选集》第2卷第647页
你对波兰事件有什么看法？有一点很明显，在欧洲又广泛地揭开了革命的纪元。总的情况是好的。但是那些天真的幻想和我们在1848年2月前不久欢迎革命纪元的那种近乎幼稚的热忱，都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象维尔特等等这样的老同志去世了，有些人离开了或者消沉了，而新生的力量还一直看不见。此外，我们现在已经懂得，愚蠢在革命中起着什么样的作用，坏蛋又是如何善于利用这种愚蠢。
马克思：《致恩格斯（1863年2月13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322页这里的情况和你们那里的差不多。群众中的社会主义本能越来越强烈，可是每逢这种本能的意愿转变为明确的要求和思想时，马上就开始了分散：有的人投向社会民主联盟，有的人加入独立工党，还有人留在工联里，等等等等。简言之，这只是一些宗派，而没有党。领导人物中间几乎没有一个人是可以信赖的，准备担任高级领导工作的人选很多，但他们丝毫不具备担任这一职务的卓越才能，而两大资产阶级政党手里早已准备好钱包，看看谁能收买。
恩格斯，《致海·施特留尔（1895年1月1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343页
这里的各种小派别之间仍然在扯皮。它们对参加双方争论已经不大热情了，但仍然十分狂热地进行幕后阴谋活动。然而在本能地倾向于社会主义的群众中，希望采取自觉的联合行动的要求越来越强烈。群众虽然不如个别领导人清楚，但他们仍然比所有的领导人加在一起好许多倍。只是觉悟程度的提高比其他地方都缓慢，因为几乎所有老的领导人都热中于把这种觉醒中的意识引向这个或那个特殊方向或者干脆加以歪曲。有什么办法，需要忍耐。
恩格斯：《致卡·考茨基（1895年1月3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345—346页历史不会饶恕那些拖延时刻的革命者，他们本来在今天可以获得胜利（而且一定能在今天胜利），却要拖到明天去，冒着丧失许多、丧失一切的危险。
列宁：《给中央委员的信》（1917年10月24日）。
《列宁选集》第3卷第351页
谁需要那种麻痹自己军队的警觉性的统帅，那种不知道敌人不会投降而应当加以击溃的统帅呢？作这样的统帅，就是欺骗和出卖工人阶级。
斯大林：《和英国作家赫·乔·威尔斯的谈话》
（1934年7月23日）。《斯大林文选》第13页修正主义者认为，所有一切说明“飞跃”、说明工人运动与整个旧社会根本对立的议论，都是空话。他们认为改良就是局部实现社会主义。无政府工团主义者拒绝“细小的工作”，特别是反对利用议会讲坛。其实，这种策略就是等候“伟大日子”的到来，而不善于聚集力量，来创造伟大的事变。无论前者或后者都阻碍了最重要最迫切的事情：把工人团结成为规模巨大、力量坚强、动作敏捷、在任何条件下都能很好地行动的组织，团结成为充满阶级斗争精神、明确认识自己的目标、受着真正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教育的组织。
列宁：《欧洲工人运动中的分歧》（1910年12月16日）。《列宁选集》第2卷第394页共产党人要竭尽全力来指导工人运动以及整个社会发展沿着最直最快的道路走向苏维埃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在全世界的胜利。这是无可争辩的真理。然而，只要再多走一小步，仿佛是向同一方向迈的一小步，真理便会变成错误。只要象德国和英国的左派共产主义者那样，说什么我们只承认一条道路，一条笔直的道路，我们不容许机动、通融、妥协，这就是错误，这会使共产主义运动受到最严重的危害，而且共产主义运动部分地已经受到或正在受到这种危害。右倾学理主义固执地只承认旧形式，而忽视新内容，结果彻底破产了。左倾学理主义则固执地绝对否定某些旧形式，看不见新内容正在通过各种各样的形式为自己开辟道路，不知道我们共产党人的责任，就是要掌握一切形式，学会以最快的速度，用一种形式去补充另一种形式，用一种形式去代替另一种形式，使我们的策略适应不是由于我们的阶级或我们的努力所引起的任何形式的变更。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1920年4月27日）。《列宁选集》第4卷第257页对于一个真正的革命家来说，最大的危险，甚至也许是唯一的危险，就是夸大革命性，忘记适当地和有成效地运用革命方法的限度和条件。真正的革命家如果开始用大写字母开头写“革命”二字，把“革命”奉为几乎是神圣的东西，丧失理智，不能最冷静最清醒地考虑、权衡和检查一下究竟应该在什么时候、什么环境、什么场合采取革命行动，应该在什么时候、什么环境、什么场合转而采取改良主义的行动，那他们就最容易为此而碰得头破血流。真正的革命家，如果失去清醒的头脑，一心设想什么“伟大的、胜利的、世界性的”革命在任何场合、任何情况下都能够而且应该用革命方式来解决种种任务，那他们就会毁灭，而且一定会遭到毁灭（不是指他们事业的表面的失败，而是指内部的破产）。
谁要是这样“设想”，谁就一定会毁灭，因为他在根本问题上设想一些愚蠢的事情，而在残酷战争（革命是最残酷的战争）的时候，愚蠢往往会遭到失败的惩罚。
列宁：《论黄金在目前和在社会主义完全胜利后的作用》（1921年11月5日）。《列宁选集》第4卷第575—576页
5.科学家的创造性劳动对历史发展起着推动作用正象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茂芜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因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为基础，人们的国家制度、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象过去那样做得相反。
不仅如此。马克思还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由于剩余价值的发现，这里就豁然开朗了，而先前无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或者社会主义批评家所做的一切研究都只是在黑暗中摸索。
一生中能有这样两个发现，该是很够了，甚至只要能作出一个这样的发现，也已经是幸福的了。但是马克思在他所研究的每一个领域（甚至在数学领域）都有独到的发现，这样的领域是很多的，而且其中任何一个领域他都不是肤浅地研究的。
这位科学巨匠就是这样。但是这在他身上远不是主要的。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任何一门理论科学中的每一个新发现，即使它的实际应用甚至还无法预见，都使马克思感到衷心喜悦，但是当有了立即会对工业、对一般历史发展产生革命影响的发现的时候，他的喜悦就完全不同了。例如，他曾经密切地注意电学方面各种发现的发展情况，不久以前，他还注意了马赛尔·德普勒的发现。
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1883年3月22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74—575页
在科学发展史上有不少勇敢的人，不管有什么障碍，他们都能不顾一切而破旧立新。这样的科学勇士，象伽利略、达尔文以及其他许多人，都是人所共知的。我想要说的一位科学大师他同时又是当代的一位最伟大的人物。这就是我们的导师和我们的教养者列宁。请回想一下1917年的情况。当时列宁根据对俄国社会发展的科学分析，根据对国际状况的科学分析而得出结论说，社会主义在俄国胜利是摆脱现状的唯一出路。这是当时科学界的许多人根本意想不到的结论。科学界的一位卓越人物普列汉诺夫，当时曾经轻蔑地谈论列宁，硬说列宁是在“说梦话”。科学界的其他一些同样有名的人物则硬说“列宁发疯了”，应当把他藏到远一点的地方去。当时科学界形形色色的人都咆哮起来反对列宁，说他是科学的破坏者。但是，列宁不怕逆流而进，不怕反对守旧习气，结果是列宁胜利了。
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招待高等学校工作人员时的讲话》（1938年5月17日）。《斯大林文选》
第174—175页
自然科学借以宣布其独立并且好象是重演路德焚烧教谕的革命行为，便是哥白尼那本不朽著作的出版，他用这本书（虽然是胆怯地而且可说是只在临终时）来向自然事物方面的教会权威挑战。从此自然科学便开始从神学中解放出来，尽管个别的互相对立的见解的争论一直拖延到现在，而且在许多人的头脑中还远没有得到结果。但是科学的发展从此便大踏步地前进，而且得到了一种力量，这种力量可以说是与从其出发点起的（时间的）距离的平方成正比的。……
从那时开始的自然科学最初一个时期中的主要工作，是掌握手边现有的材料。在大多数部门中必须完全从头做起。古代留传下欧几里得几何学和托勒密太阳系，阿拉伯人留传下十进位制、代数学的发端、现代的数字和炼金术；基督教的中世纪什么也没留下。在这种情况下，占首要地位的，必然是最基本的自然科学，即关于地球上物体的和天体的力学，和它同时并且为它服务的，是数学方法的发现和完善化。这里有了一些伟大的成就。在以牛顿和林耐为标志的这一时期末，我们见到这些科学部门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完成了。最重要的数学方法基本上被确定了；主要由笛卡儿制定了解析几何，由耐普尔制定了对数，由莱布尼茨，也许还由牛顿制定了微积分。刚体力学也是一样，它的主要规律彻底弄清楚了。最后，在太阳系的天文学中，刻卜勒发现了行星运动的规律，而牛顿则从物质的普遍运动规律的观点对这些规律进行了概括。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46—447页附带指出，应当把一般劳动和共同劳动区别开来。二者都在生产过程中起作用，并互相转化，但它们也有区别。一般劳动是一切科学工作，一切发现，一切发明。这种劳动部分地以今人的协作为条件，部分地又以对前人劳动的利用为条件。共同劳动以个人之间的直接协作为前提。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发表于1894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120页
在十八世纪最后几年，一个乡村牧师卡特赖特博士发明了动力织机，在1804年左右，他把这种机器又改进得足以压倒手工织工；这些机器由于有了蒸汽机发动，就加倍重要了，蒸汽机是詹姆斯·瓦特在1764年发明的，从1785年起已用来发动纺纱机了。由于这些发明（这些发明后来年年都有改进），机器劳动在英国工业的各主要部门中战胜了手工劳动，而英国工业后来的全部历史所叙述的，只是手工劳动如何把自己的阵地一个跟一个地让给了机器。结果，一方面是一切纺织品迅速跌价，商业和工业日益繁荣，差不多夺得了一切没有实行保护关税的国外市场，资本和国民财富迅速增长，而另一方面是无产阶级的人数更加迅速地增长，工人阶级失去一切财产，失去获得工作的任何信心，道德败坏，政治骚动以及我们将在这里加以研究的对英国有产阶级十分不愉快的一切事实。我们已经看到，甚至仅仅象珍妮纺纱机这样一架很不完善的机器已经使下层阶级的社会地位发生了这样大的变化，因此，从我们这里得到原料而还给我们以布匹的一整套配合得很好、构造得很精密的机器，它所起的作用就不会使我们感到惊异了。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44年9月—1845年3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286—287页
“我和梅特涅还支持得住。”的确，法国革命、拿破仑和六月风暴都支持过来了，但是却支持不住蒸气。蒸气开辟了穿过阿尔卑斯山脉和波希米亚森林的道路，蒸气使多瑙河失去了作用，蒸气彻底摧毁了奥地利的野蛮，因而也就摧毁了哈布斯堡王朝的根基。
欧美的公众现在可以高兴地看到梅特涅和整个哈布斯堡王朝怎样为蒸汽机轮撕碎，奥地利君主国又怎样为自己的机车辗裂。这是非常有趣的场面。
恩格斯：《奥地利未日的开端》（1848年1月25日左右）。《马克思思格斯全集》第4卷第521页举世闻名的英国化学家威廉·拉姆赛发明了从煤层中直接取得煤气的方法。他已经同一位煤矿主在商谈如何实际举办这一事业。
这样，现代技术的一项伟大的任务就快要得到解决了。这个任务的解决所引起的变革是巨大的。
这一发明在工业中所起的变革将是巨大的。
列宁：《一个伟大的技术胜利》（发表于1913年4月21日）。《列宁全集》第19卷第41—42页运输业的解体，工业和农业的解体，直接威胁到苏维埃共和国的生存。我们在这里应当采取最有效的办法，把全国的一切力量充分调动起来。对于专家，我们不应当采取吹毛求疵的政策。这些专家不是剥削者的仆役，而是文化工作者，他们在资产阶级社会里为资产阶级服务，全世界的社会主义者都说过，这些人在无产阶级社会里是会为我们服务的。在这个过渡时期内，我们应当尽可能地使他们有较好的生活条件。这将是顶好的政策，这将是最经济的办法。不然的话，我们节省了几亿，却可能丧失甚至用几十亿也不能补偿的东西。
列宁：《关于党纲的报告》（1919年3月22日）。
《列宁选集》第3卷第786页
6.剥削阶级反动人物的历史作用
您想必已经看到，德国的达尔文主义者响应微耳和的号召，坚决反对社会主义。海克尔（他的小册子我刚刚收到）仅仅是泛泛地谈论“癫狂的社会主义学说”，而斯特拉斯堡的奥斯卡尔·施米特先生则打算在加塞耳的自然科学家代表大会上洋洋得意地击溃我们。这是白费力气！如果德国的反动趋势无阻挡地发展下去，那未，继社会党人之后，首先受害的将是达尔文主义者。然而，不管他们的遭遇将会怎样，我认为自己有义务回击这些先生们。不管怎样，我们完全有理由对这一事件以及整个事态进程感到满意。俾斯麦先生七年来就象我们给了他报酬似地替我们工作，现在看来他已经无法抑制自己为加速社会主义到来而作的努力。“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这还不能使他称心：他力图使这种洪水在他活着的时候到来，但愿他如愿以偿！只怕由于他过分卖力地工作，洪水会在预定的期限之前到来。
恩格斯：《致彼·拉·拉甫罗夫（1878年8月10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315页德意志帝国是一个具有半封建制度的君主国，然而在这里起决定性作用的归根到底却是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这个帝国由于俾斯麦而犯了严重错误。它的警察的、小器的、吹毛求疵的、同这个伟大民族的政府不相称的对内政策使得所有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国家都蔑视它；它的对外政策引起邻国人民的怀疑，甚至仇视。德国政府由于强行吞井亚尔萨斯一洛林，长期不能同法国取得任何和解，并且对自己没有一点实际好处地把俄国变成了欧洲的仲裁人。
恩格斯：《德国的社会主义》（1891年10月）。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93页
那时德国将仅仅由于提出了这个建议而获得巨大的好处。我们不应忘记，俾斯麦的二十六年统治使德国受到——不是没有根据的——全世界的憎恨。吞并丹麦的北什列斯维希，不遵守以及最后用欺骗办法废除布拉格和约中有关丹麦人的条款，吞并亚尔萨斯一洛林，卑鄙地迫害普鲁士的波兰人——所有这些和恢复“国家统一”毫无共同之处。俾斯麦使德国获得了贪于侵占别国领土的坏名声；那个把奥地利的德意志人撵走，可是仍然把兄弟般地统一“从艾契河到默麦尔河”的整个德国的愿望放在一切之上，同时很乐意把荷兰、弗兰德、瑞士和所谓“德国人的”俄国波罗的海沿岸各省也并入德意志帝国的德国沙文主义资产者，诚心诚意地帮助了俾斯麦，而且成就是如此辉煌，以致现在在欧洲谁也不相信“正直的德国人”了。无论你到什么地方，你都会看到对法国的同情和对德国的不信任，人们把德国看做是现在战争危险的根源。
恩格斯：《欧洲能否裁军？》（1893年2月）。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464页
这场战争是在列曼和俾斯麦之流指挥下进行的，如果他们打赢了这场战争，那他们必然会赢得暂时的荣誉，这一点，我们要归功于德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无力。这种情况确实非常讨厌，然而是无法改变的。但是，因此就把反俾斯麦主义提高为唯一的指导原则，那是荒谬的。首先，现在俾斯麦同1866年一样，在按照他自己的方式给我们做一部分工作，虽然他并不愿意做，然而还是在做着。他在给我们创造比过去更宽阔的活动场地。
恩格斯：《致马克思（1870年8月15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第42页我所以把俾斯麦称为朋友，是因为从来还没有人象他那样给德国社会主义运动帮了那么大的忙。俾斯麦通过建立极端严密、不堪忍受的军国主义统治，不断增加赋税，国家参加最可耻的交易所投机活动，回复到旧普鲁士的最露骨的封建和警察传统，动辄进行迫害，公开辱骂、侮辱资产阶级（其实它也不该受到更好的待遇），总之，通过这种途径准备了革命，他正在完成自己的工作，迫使德国无产阶级走上革命的道路。
我们的朋友俾斯麦可以放心。德国工人将进行由他很好地准备了的革命。
恩格斯：《德国反社会党人非常法》（1879年3月21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65—366页
1848年革命打着无产阶级的旗帜，使无产阶级战士归根到底只是做了资产阶级的工作，然而这次革命毕竟通过自己的遗嘱执行人路易·波拿巴和伸斯麦实现了意大利、德国和匈牙利的独立。
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92年波兰文版序言》
（1892年2月10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47页
上文是在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惨遭艾伯特和谢德曼政府卑鄙杀害以前写的。这些刽子手，为了讨好资产阶级，竞让德国的白卫分子即神圣资本主义所有制的警大对卢森堡实行私刑拷打，公然借口“逃跑”而枪杀了李卜克内西（俄国的沙皇政府在血腥地镇压1905年革命时，也屡次借口被捕者“逃跑”而加以杀害），而且这些刽子手还用所谓清白的超阶级的政府的威望来替白分子作掩护！简直找不到言语来形容这些所谓社会主义者所干的这种杀人勾当的卑鄙和无耻，显然，历史选择了这样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资本家阶级的工人尉官”的作用一定会达到野蛮、卑鄙和龌龊的“顶点”。让考茨基之流的傻瓜们在自己的《自由报》上大谈其由“一切”“社会主义”政党的代表来组成“法庭”吧（这些奴性十足的东西仍旧把刽子手谢德曼之流叫做社会主义者）！这些具有庸人的愚蠢和市侩的怯懦的英雄们甚至不懂得法庭是国家政权机关，而德国的斗争和内战正是为了解决政权由谁掌握的问题：是由刽子手和杀人犯谢德曼辈及“纯粹民主”的赞美者考茨基辈为之“服务”的资产阶级掌握呢，还是由将要推翻剥削者资本家并粉碎他们的反抗的无产阶级掌握。
世界无产阶级国际的优秀人物的鲜血，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的永垂不朽的领袖的鲜血，一定会使愈来愈多的工人群众去进行殊死的斗争。这个斗争一定会得到胜利。
列宁：《给欧美工人的信》（1919年1月21日）。
《列宁全集》第28卷第412页
12月2日，二月革命被狡猾的骗子所葬送，结果，被消灭的不是君主制度本身，而是一世纪以来的斗争从君主制度方面夺取来的自由主义的让步。结果，不是社会本身获得了新的内容，而只是国家回到了最古的形态，回到了宝剑和袈裟的极端原始的统治。……看起来仿佛社会现在忽然落到它的出发点后面去了，实际上社会还只是在为自己创造革命所必需的出发点，创造为保证现代革命能具有严重性质所绝对必需的形势、关系和条件。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51年12月—1852年3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卷第606页
1848年的革命，和它以前的许多次革命一样，有着奇特的命运。正是那些把这次革命镇压下去的人，如卡尔·马克思常说的，变成了它的遗嘱执行人。路易一拿破仑不得不建立独立而统一的意大利，俾斯麦不得不在德国实行某种根本的改革，不得不恢复匈牙利的某种程度的独立，而英国的工厂主们也没有任何更好的办法，只有使人民宪章生效。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92年德文第二版序言》（1892年7月21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80页
1851年的恢复帝国，又一次证明那时无产阶级的意图尚未成熟。但是正是帝国本身必定要造成使无产阶级的意图臻于成熟的条件。内部安宁为新的工业繁荣提供了充分保证；由于需要使军队有事可做，并且由于需要用对外政策问题转移革命意向，结果就产生了战争，而波拿巴就利用这些战争，借口维护“民族原则”，千方百计为法国兼并领土。他的模仿者俾斯麦，也为普鲁士采取了同样的政策；在1866年，他举行了他的政变，即对德意志联邦和奥地利，并对那跟政府发生冲突的普鲁士议会，实行了一个自上而下的革命。可是，欧洲太小，容不下两个波拿巴，于是按照历史的讽刺，俾斯麦推翻了波拿巴，而普鲁士国王威廉则不仅建立了一个小德意志帝国，而且还建立了一个法兰西共和国。然而总的结果则是，欧洲除波兰而外的所有各个大民族的独立自主和内部统一都成了现实；诚然，其疆界是比较狭小的，但是毕竟已宽广到足以便上人阶级的发展进程不再受民族纷争的阻碍了。1848年革命的掘墓人，竞戌了它的遗嘱执行者。而在他们旁边则已有1848年革命的继承者威严地站立起来，这就是以国际为代表的无产阶级。
恩格斯：《（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1895年3月6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99页法国的历史已经进入了极其滑稽可笑的阶段。一个全世界最微不足道的人物，在和平时期，依靠心怀不满的士兵，根据到目前为止能作出的判断并没有遭到任何反抗，就演出了雾月十八日的可笑的模仿剧，还能有比这更有趣的事情吗！所有老驴都被抓住了，这多妙啊！全法国最狡猾的狐狸老梯也尔、律师界最奸诈的老手杜班先生都落入了由本世纪最著名的蠢材给他们设下的陷阱，他们就象具有固执的共和主义美德的卡芬雅克先生一样，象吹牛大王尚加尔涅一样容易地落入了陷阶！为了完戌这幅图画，搞了一个以奥迪隆·巴罗扮演“卡耳贝的勒韦”的残阀议会，而同一个奥迪隆鉴于这类破坏宪法的行为要求把他逮捕起来，但没有能够把他送进文森监狱！整个事件都似乎是特别为红色沃尔弗制造出来的；从现在起就只有他才能写法国的历史了。世界上有哪一次政变曾发表过比这一次更荒谬的宣言呢？拿破仑的可笑的仪式、加冕纪念日、奥斯特尔利茨纪念比以及就执政时代的宪法进行的煽动，等等——这类事情即使能够成功一天，也会使法国老爷们真的降到幼稚得举世无双的水平。
恩格斯：《致马克思（1851年12月3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01页相互的善意谅解一刻也没有发生破绽。但是意大利的革命至少使德国的一部分陷入了自相残杀的战争，而在这里我们必须指明一个事实（这个事实足以说明梅特涅的统治多么严重地阻碍了社会意识的发展），……
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1851年8月—1852年9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47页
科尔尼洛夫叛乱教育了群众，使群众学到了好多东西。
列宁：《革命的任务》（1917年10月9—10日）。
《列宁选集》第3卷第285页
政治民主制的机构也是循着这一方向运转的。在我们这个时代没有选举是不行的，没有群众是行不通的，而要在印刷术异常发达和议会制度盛行的时代诱惑群众，就必须有一套广泛施展、一贯推行、周密布置的手法，来阿谀奉承、制造谣言、欺骗敲诈、玩弄流行的时髦字眼、信口答应工人实行种种改良和增进种种福利，只要他们肯放弃推翻资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我把这套手法叫做劳合一乔治主义，因为英国大臣劳合一乔治是在一个拥有“资产阶级工人政党”的典型国家里玩弄这套手法的一位最高超最狡猾的代表。劳合一乔治是一个第一流的资产阶级生意人和滑头政客，是一个颇有声誉的演说家，他善于在工人听众面前乱吹一通，甚至讲一些最最革命的词句，他善于向驯良的工人大施恩惠，如许诺实行社会改良（保险等等），他出色地为资产阶级服务，并且正是在工人中间替资产阶级服务，正是在无产阶级中间传播着资产阶级影响，即在一个最有必要而最难于在精神上征服群众的地方传播着这种影响。
列宁：《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分裂》（1916年10月）。《列宁选集》第2卷第895页同志们！我还未能收到10月18日星期三的彼得格勒报纸。有人打电话把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在非党的《新生活报》上发表的声明全文告诉了我，当时我简直不敢相信。但是，怀疑毕竟是不行了，我只好借这机会给党员同志们写这封信，希望在星期四晚上或者在星期五早上大家都能看到，因为对这种前所未闻的工贼行为保持沉默就是犯罪。
实践问题愈严重，当工贼的人愈重要、“愈有名”，危险性就愈大，我们驱逐这些工贼就应该愈坚决，由于这些工贼过去有过“功劳”而犹豫不决也愈不可饶恕。
列宁：《给布尔什维克党党员的信》（1917年10月18日）。《列宁选集》第3卷第346页
二、从历史实际出发，唯物地研究和评价历史人物（一）研究和评价历史人物，应当从历史事实出发不论在自然科学或历史科学的领域中，都必须从既有的事实出发，因而在自然科学中必须从物质的各种实在形式和运动形式出发；因此，在理论自然科学中也不能虚构一些联系放到事实中去，而是要从事实中发现这些联系，并且在发现了之后，要尽可能地用经验去证明。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69—470页……但是，为了真正弄清楚常常被人故意混淆起来的复杂而困难的问题，事实却正是十分必要的。那末，怎样搜集事实呢？怎样确定事实之间的联系和相互依存性呢？
在社会现象方面，没有比胡乱抽出一些个别事实和玩弄实例更普遍更站不住脚的方法了。罗列一般例子是毫不费劲的，但这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或者完全起相反的作用，因为在具体的历史情况下，一切事情都有它个别的情况。如果从事实的全部总和、从事实的联系去掌握事实，那末，事实不仅是“胜于雄辩的东西”，而且是证据确凿的东西。如果不是从全部总和、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而是片断的和随便挑出来的，那末事实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甚至连儿戏也不如。
列宁：《统计学和社会学》（1917年1月）。《列宁全集》第23卷第279—280页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前一种观察方法从意识出发，把意识看作是有生命的个人。符合实际生活的第二种观察方法则是从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本身出发，把意识仅仅看作是他们的意识。
这种观察方法并不是没有前提的。它从现实的前提出发，而且一刻也不离开这种前提。它的前提是人，但不是处在某种幻想的与世隔绝、离群索居状态的人，而是处在于一定条件下进行的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发展过程中的人。只要描绘出这个能动的生活过程，历史就不再象那些本身还是抽象的经验论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些僵死事实的搜集，也不再象唯心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想象的主体的想象的活动。
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1845—1846年）。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1—32页
但是朋友彼得坚持认为，私事和私信一样，是神圣的，不应在政治争论中加以公开。如果这样无条件地运用这条规则，那就只得一概禁止编写历史。路易十五与杜芭丽或彭帕社尔的关系是私事，但是抛开这些私事全部法国革命前的历史就不可理解。或者，我们就近看看当代的情况吧：如果某个贞洁的伊萨伯拉嫁给了一个人，据深知他的一些人（例如，陪审官乌尔利希）作证说，这个人不喜欢女人，因此一味眷恋于男性；如果她，受到冷淡后，就乱找男人，——所有这一切完全是私事。但是，如果上面提到的贞洁的伊萨伯拉是西班牙女王，而陪伴着她的青年人当中有一个年轻的军官，名叫塞拉诺；如果这个塞拉诺由于两人单独在一起时立下的功劳而被提升为元帅和内阁首相，后来被其他宠臣所排挤和贬黜，然后又依靠其他遭遇相同的伙伴的帮助把自己的不忠实的女友从国内撵出去，最后，在经过种种惊险之后，自己成了西班牙的独裁者，成了一位俾斯麦竭力为之效劳，以便使之获得各大国承认的大人物，——在这种情况下伊萨怕拉和塞拉诺的私人历史就成了西班牙历史上的一章，如果有谁想写现代西班牙的历史，而又有意地不向自己的读者提这段情节，他就是伪造历史。
恩格斯：《流亡者文献》（1874年5月—1875年4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98页（二）判断一个人，不是看他的声明，而是看他的行动在不同的所有制形式上，在生存的社会条件上，耸立着由各种不同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世界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整个阶级在它的物质条件和相应的社会关系的基础上创造和构成这一切。通过传统和教育承受了这些情感和观点的个人，会以为这些情感和观点就是他的行为的真实动机和出发点。如果奥尔良派和正统派这两个集团中每一个集团，都硬要自己和别人相信它们彼此分离是由于它们对两个不同王朝的眷恋，那末后来的事实所证明的却刚刚相反，正是它们利益的对立才使得这两个王朝不能结合为一。正如在日常生活中把一个人对自己的想法和品评同他的实际人品和实际行动区别开来一样，在历史的战斗中更应该把各个党派的言辞和幻想同它们的本来面目和实际利益区别开来，把它们对自己的看法同它们的真实本质区别开来。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51年12月—1852年3月）。《马克恩恩格斯选集》
第1卷第629页
判断一个人当然不是看他的声明，而是看他的行为；不是看他自称如何如何，而是看他做些什么和实际是怎样一个人。
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1851年8月—1852年9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79页
评论一个人不是凭他对自己的看法，而要看他的政治行为。
列宁：《打着别人的旗帜》（1915年2月以后）。
《列宁全集》第21卷第134页
但是，判断整个派别时竟以该派别的代表人物关于自己所讲的话为根据，这难道不是再“肤浅”不过的吗？
列宁：《怎么办？》（1901年秋—1902年2月）。
《列宁选集》第1卷第229页
判断一个人，不是根据他自己的表白或对自己的看法，而是根据他的行动。判断哲学家，不应当根据他们本人所挂的招牌（“实证论”、“纯粹经验”哲学、“一元论”或“经验一元论”、“自然科学的哲学”等等），而应当根据他们实际上怎样解决基本的理论问题、他们同什么人携手并进、他们过去和现在用什么教导自己的学生和追随着。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下半年）。《列宁选集》第2卷第221页继拉多维茨先生之后发言的是舒泽尔卡的事例和闪耀着奥地利人的理智的光辉。一般说来，这种演说是令人厌倦的。舒泽尔卡先生到维也纳去了，他在那里也当选为国会议员。他在那里是适得其所的。如果说他在法兰克福曾置身于左派，那末他在那里却成了中间派；如果说他在法兰克福还能起某种作用，那未他在维也纳的第一次发言就一败涂地了。这就是所有这些从事文学活动、爱发哲学议论、爱作无谓空谈的大人物的命运，这些大人物只是利用革命来为自己创造地位；只要把他们放到真正的革命基地上去待一瞬间，他们马上就会逃之夭夭。
恩格斯：《法兰克福关于波兰问题的辩论》（1847年8月26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410页
高贵的拉萨尔愈来愈暴露出是一个卑鄙透顶的无赖。我们评价一个人从来不是根据他的自我介绍，而是根据他的真实情况，因此我看不出有什么原因要把已死的伊戚希当做例外。主观上他从虚荣心出发认为事情可以这样办，而客观上这却是卑鄙的行为，是为普鲁士人的利益而背叛整个工人运动。看来这个愚蠢的小丑甚至没有因此得到俾斯麦的任何补偿，任何肯定的东西，更不用说保证；显然，他只以为他一定能骗过俾斯麦，就象他以为肯定会射死腊科维茨一样。这就是伊戚希男爵的全貌。
恩格斯：《致马克思（1865年1月27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48页波格丹诺夫可以随心所欲地诅咒唯物主义者，说他们“歪曲了他的思想”，可是任何诅咒都不能改变简单明了的事实。“经验一元论者”波格丹诺夫所谓的按照马克思的精神对马克思学说的修正和发展，跟唯心主义者和认识论上的唯我论者舒贝特一索尔登对马克思的驳斥，没有任何本质上的差别。波格丹诺夫硬说自己不是唯心主义者；舒贝特一索尔登硬说自己是实在论者（巴札罗夫甚至相信这一点）。在我们这时代，哲学家不能不宣称自己是“实在论者”、“唯心主义的敌人”。马赫主义者先生们，现在是应该懂得这点的时候了！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下半年）。《列宁选集》第2卷第330—331页您完全不必这么夸奖瓦累斯。这是一个可怜的，文学界的，或者不如说是耍笔杆说漂亮话的人，根本不是一个什么人物，他由于没有天才而转向极端派方面，以便利用一种倾向，所谓的观点，并借此把自己的恶劣作品塞给公众。在公社时期，他只是说说漂亮话，如果说他也作过什么事情，那也无非是带来了危害。不要轻信巴黎伙伴们（马隆就很轻信他们）关于这个荒诞可笑的吹牛者的话。
恩格斯：《致爱·伯恩施坦（1881年8月17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206页
事实说明，一切有产阶级，直到小资产者和“知识分子”，都已纷纷投靠帝国主义，而考茨基却象个套中人，很悠然白得地用些甜言蜜语来抹杀这些事实。他不是根据小资产阶级的行动，而是根据某些小资产者的言论来判断他们的利益，尽管这些言论到处都同他们的行动相违背。这正象不以资产阶级的行动而以资产阶级牧师的博爱言词来判断一般资产阶级的“利益”一样，因为资产阶级的牧师老是赌咒发誓说，现制度是充满着基督教理想的。考茨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是把它的一切内容都取消，只留下具有某种超自然的、唯灵论的意义的“利益”两字，因为它所指的不是现实的经济，而是普遍福利的天真愿望。
列宁：《第二国际的破产》（1915年5—6月）。
《列宁选集》第2卷第634页
（三）个人活动和社会历史条件的关系1.人们在既定的历史条件下创造历史，个人活动受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人们是在既定的历史条件下创造历史的，环境决定人的活动这种观点表明：历史并不是作为“产生于精神的精神”消融在“自我意识”中，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有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数量的生产力总和，人和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在历史上形成的关系，都遇到有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由此可见，这种观点表明：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
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1845—1846年）。
《马克思恩格斯选桌》第1卷第43页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
马克思：《路易·波拿已的雾月十八日》（1851年12月—1852年3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卷第603页
这就推翻了主观主义者的天真幼稚的纯粹机械的历史观，他们满足于历史是由个人创造的这种空洞的论点，而不愿分析这些个人的活动是由什么社会环境决定的，是怎样决定的。主观主义被把社会过程看做自然历史过程的观点代替了，没有这种观点，当然也就无所谓社会科学。司徒卢威先生很正确地指出：“忽视社会学中的个人，或者确切些说，从社会学中把个人一笔勾销，实质上是追求科学认识的个别场合”（33页），“个体”不仅存在于精神世界中，而且存在于物质世界中。全部问题在于：“个体”受某些一般规律支配，这就物质世界来说早已肯定，而就社会方面来说则只是由马克思的理论确定下来的。
列宁：《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1894年末—1895年初）。《列宁全集》第1卷第388—389页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的发展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
所以，这些观念、范畴也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它们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
每个原理都有其出现的世纪。例如，与权威原理相适应的是十一世纪，与个人主义原理相适应的是十八世纪。推其因果，我们应当说，不是原理属于世纪，而是世纪属于原理。换句话说，不是历史创造原理，而是原理创造历史。但是，如果为了顾全原理和历史我们再进一步自问一下，为什么该原理出现在十一世纪或者十八世纪，而不出现在其他某一世纪，我们就必然要仔细研究一下：十一世纪的人们是怎样的，十八世纪的人们是怎样的，在每个世纪中，人们的需求、生产力、生产方式以及生产中使用的原料是怎样的；最后，由这一切生存条件所产生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难道探讨这一切问题不就是研究每个世纪中人们的现实的、世俗的历史，不就是把这些人既当成剧作者又当成剧中人物吗？但是，只要你们把人们当成他们本身历史的剧中人物和剧作者，你们就是迂回曲折地回到真正的出发点，因为你们抛弃了最初作为出发点的永恒的原理。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1847年上半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08—109、113页既然从唯物主义意义上来说人是不自由的，就是说，既然人不是由于有逃避某种事物的消极力量，而是由于有表现本身的真正个性的积极力量才得到自由，那就不应当惩罚个别人的犯罪行为，而应当消灭犯罪行为的反社会的根源，并使每个人都有必要的社会活动场所来显露他的重要的生命力。既然人的性格是由环境造成的，那就必须使环境成为合乎人性的环境。既然人天生就是社会的生物，那他就只有在社会中才能发展自己的真正的天性，而对于他的夭性的力量的判断，也不应当以单个个人的力量为准绳，而应当以整个社会的力量为准绳。
诸如此类的说法，甚至在最老的法国唯物主义者的著作中也可以几乎一字不差地找到。
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1844年9—11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67页在庸俗习气的影响下，在他们中间产生了一种确实荒唐的幻想：只要温顺就可以达到这个目的，这是毫不足怪的。对意志薄弱的人来说，德国是一个很坏的国家。民事关系和政治关系的狭隘琐碎，甚至在大城市中也存在的闭关自守，在同警察和官僚进行斗争时总要遇到的小小的但是层出不穷的阴谋诡计——这一切都把人弄得筋疲力竭，而不是激发人起来反抗；这样，在这个“大幼儿园”里，许多人自己也变得很幼稚了。生活条件的狭隘造成了眼界的狭隘，所以生活在德国的人，必须有很大的智慧和精力才能超出身边的事物而看得更远一些，才能看见世界大事的巨大联系，才不致于陷入自满自足的“客观性”。这种“客观性”不能看得比自己的鼻子更远，因此恰恰是最狭隘的主观性，虽然它是成千的这种人都具有的。
恩格斯：《致爱·伯恩施坦（1882年1月25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26页
但是，这里应当注意两种情况。第一，当费尔巴哈在世时，自然科学也还是处在剧烈的酝酿过程中，这一过程只是在最近十五年才达到了足以澄清问题的、相对完善的地步；新的认识材料以空前的规模被提供出来，但是，只是到最近才有可能在这种接连而来的发现的混乱状态中建立起联系，从而使它们条理化。虽然这三个决定性的发现——细胞、能量的转化和以达尔文命名的进化论，费尔巴哈全看到了，但是，这位在乡间过着孤寂生活的哲学家怎么能够充分研究科学，给这些发现以足够的评价呢？就是在自然科学家当中，当时有一部分人还对这些发现持有异议，有一部分人还不懂得充分利用这些发现。这里唯一可以非难的，是德国的可怜的状况，由于这种状况，当时哲学讲席全被那些故弄玄虚的、折衷主义的、打小算盘的人所占据，而比这些家伙高明百倍的费尔巴哈，却不得不在穷乡僻壤中过着农民式的孤陋寡闻的生活。因而，现在已经成为可能的、排除了法国唯物主义的一切片面性的、历史的自然观，始终没有为费尔巴哈所了解，这就不是他的过错了。
第二，费尔巴哈说，纯粹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虽然“是人类知识的大厦的基础，但是，不是大厦本身”，这是完全正确的。因为，我们不仅生活在自然界中，而且生活在人类社会中，人类社会同自然界一样也有自己的发展史和自己的科学。因此，任务在于使关于社会的科学，即所谓历史科学和哲学科学的总和，同唯物主义的基础协调起来，并在这个基础上加以改造。但是，这个任务费尔巴哈是完成不了的。他虽然有“基础”，但是在这里还没有摆脱传统的唯心主义束缚，这一点他自己也是承认的，他悦：
“向后退时，我同唯物主义者是一致的；但是往前进时就不一致了。”
但是在这里，在社会领域内，正是费尔巴哈本人没有“前进”，没有超过自己在1840年或1844年的观点，这仍旧主要是由于他的孤寂生活，这种生活迫使这位比其他任何哲学家都更爱好社交的哲学家从他的孤寂的头脑中，而不是从和他才智相当的人们的友好或敌对的接触中得出自己的思想。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初）。《马克恩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6—227页总之，我们不要忘记，圣西门只是在他的最后一本著作《新基督教》中，才直接作为工人阶级的代言人出现，才宣告他的努力的最终目的是工人阶级的解放。他以前写的所有著作，事实上只是歌颂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反对封建社会，只是歌颂产业家和银行家，反对拿破仑时代的元帅和法律制造者。把这些著作和同时代的欧文的著作比较一下，就会知道它们之间有多大的差别！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1894年出版）。《马克思恩格思全集》第25卷第684页但是一个最有才干的统帅，如果环境对他不利，他就不能达到你所说的那种目的。当然，在理论上并不排斥这样一点，就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可以逐渐地、一步步地走向你按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解释叫作社会主义的目的。但这种“社会主义”意味着什么呢？在最好的情况下，也不过意味着稍微抑制一下个别最不受抑制的资本主义利润的代表者，稍微加强一下国民经济的调节原则。所有这一切都是好的。但是，只要罗斯福或现代资产阶级世界的任何其他首领，采取任何认真的办法来反对资本主义的基础，那末他就不可避免地要完全失败。要知道银行不在罗斯福手中，工业不在他手中，大企业、大田庄不在他手中。要知道所有这一切都是私有财产。无论是铁路也好，商船也好，都掌握在私有主手中。最后，大批熟练劳动的队伍、工程师和技师，他们也都不在罗斯福手中，而是在私有主手中，他们都是为私有主工作。不可忘记国家在资产阶级世界中的职能。这是一个组织国防、维持“秩序”、征收捐税的机关。真正的经济是很少与资本主义国家有关系的，它并不在资本主义国家手中。相反地，国家是掌握在资本主义经济手中。因此，不管罗斯福有多大的精力和能力，我担心他不会达到你所说的目的，要是他真有这个目的的话。也许，经过几代以后，可以稍微接近于这个目的，但我个人认为这也是很少有可能的。
斯大林：《和英国作家赫·乔·威尔斯的谈话》
（1934年7月23日）。《斯大林文选》第3—4页李嘉图的错误，一般说来，是由于他在这里不加批判地对待亚·斯密而产生的，而他的功绩则在于更确切他说明了资本从一个领域到另一个领域的这种转移，或者不如说，更确切他说明了这种转移的方式本身。但是，他能做到这一点，只是因为信用制度在他那个时代比在斯密时代更加发达罢了。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二册）（1861年8月—1863年7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第233页
至于另一个拉布里奥拉，这个您认为出言不逊的人，在意大利这样的国家里，也许有某种存在的权利，因为那里的社会主义政党也象其他一切政党一样，遭到一种蝗虫、即巴枯宁引以自豪的“脱离阶级的资产阶级青年”的侵入。结果，文坛上一味追求轰动的华而不实作风以及必然由此带来的在新闻界占优势的徇私习气大为盛行。这种事态一点也不能归罪于您，但是您和所有的人一样，也受着这种环境的影响。
恩格斯：《致菲力浦·屠拉梯（1895年6月28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468页
桑乔以为，拉斐尔的绘画跟罗马当时的分工无关。如果桑乔把拉斐尔同列奥纳多·达。芬奇和提戚安诺比较一下，他就会发现，拉斐尔的艺术作品在很大程度上同当时在佛罗伦萨影响下形成的罗马繁荣有关，而列奥纳多的作品则受到佛罗伦萨的环境的影响很深，提戚安诺的作品则受到全然不同的威尼斯的发展情况的影响很深。和其他任何一个艺术家一样，拉斐尔也受到他以前的艺术所达到的技术成就、社会组织、当地的分工以及与当地有交往的世界各国的分工等条件的制约。象拉斐尔这样的个人是否能顺利地发展他的天才，这就完全取决于需要，而这种需要又取决于分工以及由分工产生的人们所受教育的条件。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59页历史人物的活动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状况
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1845年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8页
野蛮时代高级阶段的全盛时期，我们在荷马的诗中，特别是在《伊利亚特》中可以看到。完善的铁器、风箱、手磨、陶工的辘轳、榨油和酿酒、转为手工艺的发达的金属加工、货车和战车、用圆木和木板造船、作为艺术的建筑术的萌芽、由设雉谍和炮楼的城墙围绕起来的城市、荷马的史诗以及全部神话——这就是希腊人由野蛮时代带入文明时代的主要遗产。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3月底—5月26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4卷第22页
要评价古代世界崩溃时代的晚期古代各家哲学学说的现实意义，乡下佬雅各只须注意一下这些学说的信徒在罗马称霸世界时的真实处境就行了。他可以在琉善的著作中找到这样的详细描述：人民如何把他们看作当众出洋相的丑角，而罗马资本家、地方总督等如何把他们雇来养着作为诙谐的弄臣，要他们在餐桌上为几根骨头和面包屑而和奴隶们争吵不休，在争得一勺酸酒之余，就专管用“不动心”、“忘言”、“快乐”等逗人的话来使大臣和他的客人们开心。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年）。《马克思恩格斯全年》第3卷第148—149页
十八世纪末德国的状况完全反映在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中。当时，法国资产阶级经过历史上最大的一次革命跃居统治地位，并且夺得了欧洲大陆；当时，政治上已经获得解放的英国资产阶级使工业发生了革命并在政治上控制了印度，在商业上控制了世界上所有其他地方；但软弱无力的德国市民只有“善良意志”。康德只谈“善良意志”，哪怕这个善良意志毫无效果他也心安理得，他把这个善良意志的实现以及它与个人的需要和欲望之间的协调都推到彼岸世界。康德的这个善良意志完全符合于德国市民的软弱、受压迫和贫乏的情况，他们的小眼小孔的利益始终不能发展成为一个阶级的共同的民族的利益，因此他们经常遭到所有其他民族的资产阶级的剥削。
…………在康德那里，我们又发现了以现实的阶级利益为基础的法国自由主义在德国所采取的特有形式。不管是康德或德国市民（康德是他们的利益的粉饰者），都没有觉察到资产阶级的这些理论思想是以物质利益和由物质生产关系所决定的意志为基础的。因此，康德把这种理论的表达与它所表达的利益割裂开来，并把法国资产阶级意志的有物质动机的规定变为“自由意志”、自在和自为的意志、人类意志的纯粹自我规定，从而就把这种意志变成纯粹思想上的概念规定和道德假设。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11—213页
这就是卡莱尔描写的英国状况。寄生的土地贵族“安分守己都没有学会，至少还没有学会不做坏事”；实业贵族沉溺于崇拜玛门，他们与其说是一群劳动的领导者和“工业司令官”，不如说只是一伙工业强盗和工业海盗；议会是贿选产生的；单纯直观和无所作为的处世哲学，laissezfaire[听之任之]的政策；宗教被破坏并日益瓦解，一切人类利益彻底崩溃，对真理和人类普遍失望，因此，人们普遍分为孤立的、“彼此完全隔离的个体”，一切生活关系一团混乱、纠缠不清，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普遍的精神沮丧，缺乏“灵魂”即缺乏真正的人的意识；人数众多的工人阶级忍受着难以忍受的压迫和贫困，异常不满和痛恨旧的社会制度，因此，威风凛凛的民主主义不可阻挡地向前推进，到处是紊乱不堪，没有秩序，无政府状态，旧的社会联系瓦解，到处是精神空虚，没有思想和实力衰退，——英国的状况就是这样。如果撇开与卡莱尔的独特观点联系着的一些说法不谈，我们完全可以同意他的叙述。他——整个“有身分的”阶级中唯一的一个，至少没有闭眼不看事实，他至少正确地理解了当前的现状，这对一个“有教养的”英国人来说，的确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
恩格斯：《英国状况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1844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41页现代英国的一批杰出的小说家，他们在自己的卓越的、描写生动的书籍中向世界揭示的政治和社会真理，比一切职业政客、政论家和道德家加在一起所揭示的还要多。他们对资产阶级的各个阶层，从“最高尚的”食利者和认为从事任何工作都是庸俗不堪的资本家到小商贩和律师事务所的小职员，都进行了剖析。狄更斯、沙克莱、白朗特女士和加斯克耳夫人把他们描绘成怎样的人呢？把他们描绘成一些骄傲自负、口是心非、横行霸道和粗鲁无知的人；而文明世界用一针见血的讽刺诗印证了这一判决。这首诗就是：“上司跟前，奴性活现；对待下属，暴君一般。”
马克思：《英国资产阶级》*（1854年3月31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第686页
欧仁·苏的著名小说《巴黎的秘密》给舆论界特别是德国的舆论界留下了一个强烈的印象：这本书以显明的笔调描写了大城市的“下层等级”所遭受的贫困和道德败坏，这种笔调不能不使社会关注所有无产者的状况。正象《总汇报》这个德国的《泰晤士报》所说的，德国人开始发现，近十年来，在小说的性质方面发生了一个彻底的革命，先前在这类著作中充当主人公的是国王和王子，现在却是穷人和受轻视的阶级了，而构成小说内容的，则是这些人的生活和命运、欢乐和痛苦。最后，他们发现，作家当中的这个新流派——乔治·桑、欧仁·苏和查·狄更斯就属于这一派——无疑地是时代的旗帜。
恩格斯：《大陆上的运动》（1844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594页拉马丁在临时政府中本来是不代表任何现实利益，不代表任何一定阶级的；他体现了二月革命本身，体现了这次带有自己的幻想、诗意、臆想内容和辞句的总起义。可是，这个代表二月革命的人物，按其地位和观点看来是属于资产阶级的。
马克思：《1848—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1850年1月—11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99页
挪威的农民从来都不是农奴，这使得全部发展（加斯梯里亚的情形也是这样）具有一种完全不同的背景。挪威的小资产者是自由农民之子，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比起堕落的德国小市民来是真正的人。同时，挪威的小资产阶级妇女比起德国的小市民妇女来，也简直是相隔天壤。例如易卜生的戏剧不管有怎样的缺点，它们却反映了一个即使是中小资产阶级的但是比起德国的来却有天渊之别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人们还有自己的性格以及首创的和独立的精神，即使在外国人看来往往有些奇怪。因此，在我对这类东西作出判断以前，我是宁愿把它们彻底研究一番的。
恩格斯：《致保·恩斯特（1890年6月5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411—412页1848年以后，赫尔岑的精神破产，他的深厚的怀疑论和悲观论，是表明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幻想的破产。赫尔岑的精神悲剧，是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革命性已在消亡（在欧洲）而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革命性尚未成熟的那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时代的产物和反映。这是现在那些用花言巧语宣扬赫尔岑的怀疑论来掩盖自己反革命性的俄国自由派空谈家中的骑士们没有了解而且也不可能了解的。
列宁：《纪念赫尔岑》（1912年5月8日）.《列宁选集》第2卷第417页
托尔斯泰主要是属于1861—1904年这个时代的；他作为艺术家，同时也作为思想家和说教者，在自己的作品里惊人地、突出地体现了整个第一次俄国革命的历史特点，它的力量和它的弱点。
列宁：《列·尼·托尔斯泰》（1910年11月26日）。《列宁全集》第16卷第322页
在托尔斯泰的作品里，正是既表现了农民群众运动的力量和弱点、也表现了它的威力和局限性。他对国家、对警察和官方办的教会的那种强烈的、激愤的而且常常是尖锐无情的抗议，表达了原始的农民民主的情绪，在这种原始的农民民主要求里积累了农民群众由于几世纪以来农奴制的压迫，官僚的横暴和劫掠，以及教会的伪善、欺骗和诡诈而发出的极大的愤怒和仇恨。他对土地私有制的毅然决然的反对，表达了一个历史时期的农民群众的心理，在这个历史时期，旧的中世纪土地占有制度（地主的土地占有制度和官家的“份地”制度），完全变成了俄国今后发展所必须消除的障碍，当时这种旧的土地占有制度必然要遭到急遽的无情的破坏。他充满最深沉的感情和最强烈的愤怒对资本主义进行了不断的揭发；这种揭发表达了宗法制农民的全部恐惧，因为在农民面前开始出现了一个看不见的和不可理解的新的敌人，这个敌人不知是从什么城市或是从什么外国来的，它破坏了农村生活的一切“基础”，带来了空前未有的破产、贫困、饿死、野蛮、卖淫以及梅毒——“原始积累时代”的一切灾难，而这些灾难又由于息票先生所创造的最新的掠夺方法被移植到俄国土地上而百倍地加重了。
但是，这位激烈的抗议者、愤怒的揭发者和伟大的批评家，同时也在自己的作品里暴露了他不理解产生俄国所遭遇的危机的原因和摆脱这个危机的方法，这种不理解只是宗法制的天真的农民才会具有，而不是一个受过欧洲式教育的作家所应有的。反对农奴制的和警察的国家的斗争，反对君主政体的斗争，在他那里竟变成了否定政治，形成了“对恶不抵抗”的学说，结果完全避开了1905—1907年的群众革命斗争。一方面反对官方办的教会，另一方面却鼓吹清洗过的新宗教，即用一种清洗过的精制的新毒药来麻醉被压迫群众。否定土地私有制，但并没有集中全力去反对真正的敌人，去反对地主土地占有制和它的政权工具，即君主政体，而只是发出幻想的、含糊的、无力的叹息。揭发资本主义以及它给群众带来的苦难，但同时却对国际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所领导的全世界解放斗争抱着极其冷漠的态度。
托尔斯泰的观点中的矛盾，不仅是他个人思想的矛盾，而且是一些极其复杂的矛盾条件、社会影响和历史传统的反映，这些东西决定了改革后和革命前这一时期俄国社会各个阶级和各个阶层的心理。
列宁：《列·尼·托尔斯泰》（1910年11月26日）。《列宁全集》第16卷第322—323页
历史人物的思想和活动受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它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发展从历史的观点来看，这件事也许有某种意义：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进行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便认识到什么程度。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62页社会关系的根本改造取决于物质生产过程中的革命和进化，而这种改造却被经济学家们认为是纯粹的空想。他们的眼光超不出当前时代的经济界限，因而不懂得这些界限本身具有局限性，它们是历史发展造成的，同样它们必然要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消失。
马克思：《战争问题》（1853年8月12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280页
在从笛卡儿到黑格尔和从霍布斯到费尔巴哈这一长时期内，推动哲学家前进的，决不象他们所想象的那样，只是纯粹思想的力量。恰恰相反，真正推动他们前进的，主要是自然科学和工业的强大而日益迅速的进步，在唯物主义者那里，这已经是一目了然的了，……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2页如果我们回顾一下一位伟大的研究家，等价形式的后两个特点就会更容易了解。这位研究家最早分析了许多思维形式、社会形式和自然形式，也最早分析了价值形式。他就是亚里士多德。
首先，亚里士多德清楚地指出，商品的货币形式不过是简单价值形式——一种商品的价值通过任何别一种商品来表现——的进一步发展的形态，因为他说：
“5张床＝1间屋”“无异于”：
“5张床＝若干货币”。其次，他看到：包含着这个价值表现的价值关系本身，要求屋必须在质上与床等同，这两种感觉上不同的物，如果没有这种本质上的等同性，就不能作为可通约的量而互相发生关系。他说：“没有等同性，就不能交换，没有可通约性，就不能等同。”但是他到此就停下来了，没有对价值形式作进一步分析。“实际上，这样不同种的物是不能通约的”，就是说，它们不可能在质上等同。这种等同只能是某种和物的真实性质相异的东西，因而只能是“应付实际需要的手段”。
可见，亚里士多德自己告诉了我们，是什么东西阻碍他作进一步的分析，这就是缺乏价值概念。这种等同的东西，也就是屋在床的价值表现中对床来说所代表的共同的实体是什么呢？亚里士多德说，这种东西“实际上是不可能存在的”。为什么呢？只要屋代表床和屋二者中真正等同的东西，对床来说屋就代表一种等同的东西。这就是人类劳动。
但是，亚里士多德不能从价值形式本身看出，在商品价值形式中，一切劳动都表现为等同的人类劳动，因而是同等意义的劳动，这是因为希腊社会是建立在奴隶劳动的基础上的，因而是以人们之间以及他们的劳动力之间的不平等为自然基础的。价值表现的秘密，即一切劳动由于而且只是由于都是一般人类劳动而具有的等同性和同等意义，只有在人类平等概念已经成为国民的牢固的成见的时候，才能揭示出来。而这只有在这样的社会里才有可能，在那里，商品形式成为劳动产品的一般形式，从而人们彼此作为商品所有者的关系成为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关系。亚里士多德在商品的价值表现中发现了等同关系，正是在这里闪耀出他的天才的光辉。只是他所处的社会的历史限制，使他不能发现这种等同关系“实际上”是什么。
马克思：《资本沦》第1卷（发表于1867年9月）。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73—75页
拿英国来说，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属于阶级斗争不发展的时期的。它的最后的伟大的代表李嘉图，终于有意识地把阶级利益的对立、工资和利润的对立、利润和地租的对立当作他的研究的出发点，因为他天真地把这种对立看作社会的自然规律。这样，资产阶级的经济科学也就达到了它的不可逾越的界限。还在李嘉图活着的时候，就有一个和他对立的人西斯蒙第批判资产阶级的经济科学了。
随后一个时期，从1820年到1830年，在英国，政治经济学方面的科学活动极为活跃。这是李嘉图的理论庸俗化和传播的时期，同时也是他的理论同旧的学脓进行斗争的时期。这是一场出色的比赛。当时的情况，欧洲大陆知道得很少，因为论战大部分是分散在杂志论文、关于时事问题的著作和抨击性小册子上。这一论战的公正无私的性质——虽然李嘉图的理论也例外地被用作攻击资产阶级经济的武器——可由当时的情况来说明。一方面，大工业刚刚脱离幼年时期；大工业只是从1825年的危机才开始它的现代生活的周期循环，就证明了这一点。另一方面，资本和劳动之间的阶级斗争被推到后面：在政治方面是由于纠合在神圣同盟周围的政府和封建主同资产阶级所领导的人民大众之间发生了纠纷；在经济方面是由于工业资本和贵族土地所有权之间发生了纷争。这种纷争在法国是隐藏在小块土地所有制和大土地所有制的对立后面，在英国则在谷物法颁布后公开爆发出来。这个时期英国的政治经济学文献，使人想起魁奈医生逝世后法国经济学的狂飙时期，但这只是象晚秋晴日使人想起春天一样。1830年，最终决定一切的危机发生了。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发表于1867年9月）。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6—17页
但是，在这个时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间的对立还很不发展。在英国刚刚产生的大工业，在法国还完全没有。但是，一方面，只有大工业才能发展那些使生产方式的变革和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性质的消灭成为绝对必要的冲突——不仅是大工业所产生的各个阶级之间的冲突，而且是它所产生的生产力和交换形式本身之间的冲突；另一方面，大工业又正是通过这些巨大的生产力来发展解决这些冲突所必需的手段。因此，如果说，在1800年左右，新的社会制度所产生的冲突还只是在开始形成，那末，解决这些冲突的手段就更是这样了。虽然巴黎的无财产的群众在恐怖时代曾有一瞬间夺得了统治权，从而能够引导资产阶级革命（甚至是反对资产阶级的）达到胜利，但是他们只是以此证明了，他们的统治在当时的条件下是不可能持久的。在当时才刚刚作为新阶级的胚胎从这些无财产的群众中分离出来的无产阶级，还完全无力采取独立的政治行动，表现为一个被压迫的受苦的等级，无力帮助自己，最多只能从外面、从上面取得帮助。
这种历史情况也决定了社会主义创始人的观点。不成熟的理论，是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还隐藏在不发达的经济关系中，所以只有从头脑中产生出来。社会所表现出来的只是弊病；消除这些弊病是思维着的理性的任务。于是就需要发明一套新的更完善的社会制度，并且通过宣传，可能时通过典型示范，把它从外面强加于社会。这种新的社会制度是一开始就注定要成为空想的，它愈是制定得详尽周密，就愈是要陷入纯粹的幻想。
功利和剥削的理论的成就以及这种理论的不同阶段，是和资产阶级发展的不同时期有密切联系的。在爱尔维修和霍尔巴赫的学说里，这种理论，按其实际内容来说，只不过是君主专制政体时期的著作家所使用的表达方式的另一种说法而已。在他们的学说里，它仅仅是另一种表达方式，它主要是一种想把一切关系归结为剥削关系的愿望，想从人们的物质需要和满足这些需要的方式来解释交往的愿望，还很难说是这种愿望的实现。任务提出来了。霍布斯和洛克亲眼看到了荷兰资产阶级的较早的发展（他们两人都曾经有一个时期住在荷兰），而且也看到了英国资产阶级的最初的政治运动，英国资产阶级曾经通过这些运动冲破了地方局限性的圈子，还看到了工场手工业、海外贸易和开拓殖民地的已经比较发展的阶段：特别是洛克，他的著作就是属于英国政治经济学的第一个时期的，属于出现股份公司、英国银行和英国海上霸权的那个时期的。在他们那里，特别是在洛克的学说里，剥削理论还是和经济内容有直接关系的。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81—482页
剥削理论在英国通过葛德文，特别是通过边沁获得了更进一步的发展；随着资产阶级在英国和法国日益得势，边沁把法国人所撇开的经济内容又逐渐地拣起来了。葛德文的“论政治上的公正”一书是在恐怖时代写的，而边沁的主要著作是在法国革命时期和革命以后，同时也是英国大工业发展时期写的，最后，我们在穆勒的学说里可以看到，功利论和政治经济学是完全结合在一起了。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82—483页
既然这一点已经确定，我们就不再谈论现在已经完全属于过去的这一方面了。让著作界的小贩们去一本正经地挑剔这些现在只能使人发笑的幻想吧，让他们以自己的严谨的思维方式优越于这种“疯狂的念头”而自我陶醉吧。使我们感到高兴的，倒是处处突破幻想的外壳而显露出来的天才的思想萌芽和天才思想，而这些却是那班庸人所看不见的。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82年9月21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08—409页
在这里，我们不谈在现代一切大革命中表达过无产阶级要求的文献（巴贝夫等人的著作）。
无产阶级在普遍激动的时代、在推翻封建社会的时期直接实现自己阶级利益的最初尝试，都不可避免地遭到了失败，这是由于当时无产阶级本身还不够发展，由于无产阶级解放的物质条件还没有具备，这些条件只是资产阶级时代的产物。随着这些早期的无产阶级运动而出现的革命文献，就其内容来说必然是反动的。这种文献倡导普遍的禁欲主义和粗陋的平均主义。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7年12月—1848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81页
这是一个极端党派的领袖所难于应付的最糟的事情了。如果这样一个领袖在自己所代表的阶级进行统治的时机还未成熟，为了这个阶级统治必需贯彻一些措施的时机还未成熟，而这个领袖在这种时期中被迫出来掌握政权，这是最糟不过的事了。他所能做的事，并不取决于他的意志，而是取决于不同阶级的矛盾尖锐化的程度，取决于历来决定着阶级对立的发展程度的物质生活条件、生产条件和交换条件的发展程度。他所应做的事，他自己的党要求于他的事，又不取决于他，但也不取决于阶级斗争及其条件的发展程度；他为他一向鼓吹的理论和要求束缚住了，这些理论和要求又不是从当时社会各阶级之间的地位得出来的，也不是从当时生产条件和交换条件的或多或少是偶然的水平中得出来的，而是从他对于社会政治运动的总趋势的几分远见中得出来的。于是他就不可免地陷入一种无可救药的进退维谷之境：他所能做的事，是和他一向的整个主张、他的原则、他的党的直接利益不相容的；他所应做的事，则是无法实行的。总而言之，他是被迫而不代表自己的党，自己的阶级，却去代表当时运动使其统治条件已成熟的那一阶级。他不得不为运动本身的利益而保护异已阶级的利益，他不得不以一些空话、诺言来应付自己的阶级，硬说那个异己阶级的利益就是自己的利益。任何入陷入这样的昔境，都是无可救药，注定要失败的。
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1850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468—469页这些老的编年史的作者的抱怨总是夸大的，但是他们准确地描绘了生产关系的革命给当时的人们造成的印象。把大法官福特斯居的著作与大法官托马斯·莫尔的著作比较一下，我们就会清楚地看见十五世纪和十六世纪之间的鸿沟。桑顿说得对，英国工人阶级没有经过任何过渡阶段就从自己的黄金时代陷入了黑铁时代。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发表于1867年9月）。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786—787页无论是达尔文或者是追随他的自然科学家，都没有想到要用某种方法来缩小拉马克的伟大功绩！而且正是他们最先把他重新抬举起来。可是我们不应该忽视，在拉马克时代，科学还远没有掌握充分的材料，以便能够对物种起源的问题作出并非预测的即所谓预言式的答案。可是从拉马克那时以来，在从事搜集或解剖的植物学和动物学领域内积累了大量的材料，此外还出现了在这方面具有决定性重要意义的两门崭新的科学：对植物和动物的胚胎发育的研究（胚胎学），对地球表面各个地层内所保存的有机体遗骸的研究（古生物学）。于是发现，有机体的胚胎向成熟的有机体的逐步发育同植物和动物在地球历史上相继出现的次序之间有特殊的吻合。正是这种吻合为进化论提供了最可靠的根据。但是进化论本身还很年轻，所以，毫无疑问，进一步的探讨将会人大修正现在的、包括严格达尔文主义的关于物种进化过程的观念。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1878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13—114页——随着城市的兴起，以及或多或少有所发展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因素的相应出现，作为资产阶级存在条件的平等要求，也必然逐渐地再度提出，而与此相联的必然是无产阶级从政治平等中引伸出社会平等的结论。这一点最先明确地表现在农民战争中，当然，采取了宗教形式。平等要求的资产阶级方面是由卢梭首先明确地阐述的，但还是作为全人类要求来阐述的。在这里，正如在资产阶级提出任何要求时一样，无产阶级也是作为命中注定的影子跟着资产阶级，并且得出自己的结论（巴贝夫）。资产阶级的平等同无产阶级的结论之间的这种联系应当详加发挥。
恩格斯：《<反杜林论>材料》（1876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669页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处在革命（我们指的是无产阶级革命）以前的时期，帝国主义还没有充分发展的时期，准备无产者去进行革命的时期，无产阶级革命还没有成为必不可免的直接实践问题的时期。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生列宁却处在帝国主义充分发展的时期，无产阶级革命开展起来的时期，无产阶级革命已经在一个国家内获得了胜利、打破了资产阶级民主制、开辟了无产阶级民主制纪元即苏维埃纪元的时期。
正因为如此，列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的发展。
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1924年4—5月）。
《列宁主义问题》1964年版第2—3页
任何专横的君主都不得不服从社会经济条件，不能向经济条件发号施令根据蒲鲁东先生的意见，由于某些经济原因，金银经过构成价值的状态，比一切其他产品就更具有成为货币的优越性。现在我们就来进一步考察这些经济原因。
这些经济原因是：“力求占居统治地位的明显趋向”、“在宗法时期”已经取得的“显著的优势”以及同一事实的其他的转弯抹角说法；这种转弯抹角的说法只能增加我们的困难，因为蒲鲁东先生在解释一个事实时添加了许多枝节，从而使需要说明的事实越来越多了。但是蒲鲁东先生还没有讲完他的所谓经济原因。下面就是那种至高无上和不可抗拒的力量的原因之一：“经过君主的神圣化以后就产生了货币：君主们占有金银，并且在上面打了自己的印章。”因此，在蒲鲁东先生看来，君主的专横就是政治经济学中的最高原因！其实，只有毫无历史知识的人才不知道：君主们在任何时候都不得不服从经济条件，并且从来不能向经济条件发号施令。无论是政治的立法或市民的立法，都只是表明和记载经济关系的要求而已。
究竟是君主占有了金银，盖上自己的印章使它们成为普遍的交换手段呢，还是普遍的交换手段占有了君主，让他盖上印章并授与政治上的神圣？人们过去和现在给银币盖上的印记，并不表明它的价值，而是表明它的重量。蒲鲁东先生所说的稳固性和确实性只和钱币的成色有关；这种成色表明一块银市中含有多少纯金属。
马克思：《哲学的贫因》（1847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21—122页首先，事实已经无数次地证明，如果君主要想伪造钱币，那末他就会遭到损失。他在最初发行中虽一度得到利益，但以后每当伪造的钱币以捐税等形式重新回到他那里去的时候，他又要将这些利益失掉。但是非力浦和他的继承人多多少少防止了这种损失，因为他们把伪造的钱币一投入流通，马上就下令照原有成色普遍改铸钱币。
其次，如果菲力浦一世真象蒲鲁东先生那样推论，那末他的推论“从商业观点来说”就决不是完美无缺的。如果菲力浦一世或者蒲鲁东先生只是根据商品的价值取决于供求关系这一点，便以为金子的价值完全象任何其他商品的价值一样是可以改变的，那末这只表明他们的商业才能很差。
如果菲力浦皇帝命令把一缪伊粮食叫做二缨伊粮食，那他就成了骗子。他就是欺骗了一切收租的人，一切收一百缪伊粮食的人；由于他的好意，这些人本来可以收一百缪伊粮食，现在只能收五十缪伊了。假定皇帝欠人一百缪伊粮食，那他现在只要还五十缪伊就行了。但是在贸易中，一百缪伊粮食一点也不会比从前五十缪伊有更多的价值。名称是改变了，事物却并没有变化。无论是供应的或是需求的粮食的数量，都不会仅仅由于名称的改变而有所增减。因此，尽管名称改变，只要供求关系不变，那末粮食的价格也不会有任何实际的变化。人们在谈到供求的时候，指的是物品的供求，而不是物品的名称。菲力浦一世并不象蒲鲁东所说的那样创造了金银，他只是创造了钱币的名称。你把法国的克什米尔呢充作亚洲的克什米尔呢也许会欺骗一两个购买者，但是一旦骗术被拆穿，那末你的所谓亚洲的克什米尔呢的价格就会回跌到法国克什米尔呢的价格。菲力浦一世在金银上盖印了假标记，这种伎俩只能在未被揭穿前骗一骗人。象别的老板一样，用冒牌商品欺骗顾客只能蒙混一时。他迟早一定会感到贸易规律的严峻。蒲鲁东先生想证明的是这一点吗？不，不是这一点。在他看来，使货币获得价值的不是贸易，而是君主。实际上他证明了什么呢？他证明贸易比君主更有权力。即使君主下命令使一马克今后成为两马克，但是贸易却总是告诉你：这两个新的马克只值从前一个马克。
但是这并没有把价值取决于劳动量这个问题推进一步。重新变成从前那一个马克的这两个马克的价值，究竟是由生产费用来确定还是由供求规律来确定？这个问题仍然有待解决。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1847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22—124页2.时势造英雄每个时代都会造就出自己的伟大人物如爱尔维修所说的，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伟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创造出这样的人物来。
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
（1850年1月—11月1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50页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给现代资产阶级统治打下基础的人物，决不受资产阶级的局限。相反地，成为时代特征的冒险精神，或多或少地推动了这些人物。那时，差不多没有一个著名人物不曾作过长途的旅行，不会说四五种语言，不在几个专业上放射出光芒。列奥纳多·达·芬奇不仅是大画家，而且也是大数学家、力学家和工程师，他在物理学的各种不同部门中都有重要的发现。阿尔勃莱希特·丢勒是画家、铜板雕刻家、雕刻家、建筑师，此外还发明了一种筑城学体系，这种筑城学体系，已经包含了一些在很久以后被蒙塔郎贝尔和近代德国筑城学重又采用的观念。马基雅弗利是政治家、历史家、诗人，同时又是第一个值得一提的近代军事著作家。路德不但扫清了教会这个奥吉亚斯的牛圈，而且也扫清了德国语言这个奥吉亚斯的牛圈，创造了现代德国散文，并且撰作了成为十六世纪《马赛曲》的充满胜利信心的赞美诗的词和曲。那时的英雄们还没有成为分工的奴隶，分工所具有的限制人的、使人片面化的影响，在他们的后继者那里我们是常常看到的。但他们的特征是他们几乎全都处在时代运动中，在实际斗争中生活着和活动着，站在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进行斗争，一些人用舌和笔，一些人用剑，一些人则两者并用。因此就有了使他们成为完人的那种性格上的完整和坚强。书斋里的学者是例外：他们不是第二流或第三流的人物，就是唯恐烧着自己手指的小心翼翼的庸人。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导言》（1875年或1876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45—446页不管资产阶级社会怎样缺少英雄气概，它的诞生却是需要英雄行为、自我牺牲、恐怖、内战和民族战斗的。在罗马共和国的高度严格的传统中，资产阶级社会的斗士们找到了为了不让自己看见自己的斗争的资产阶级狭隘内容、为了要把自己的热情保持在伟大历史悲剧的高度上所必需的理想、艺术形式和幻想。例如，在一百年前，在另一发展阶段上，克伦威尔和英国人民为了他们的资产阶级革命，就借用过旧的全书中的语言、热情和幻想。当真正的目的已经达到，当英国社会的资产阶级改造已经实现时，洛克就排挤了哈巴谷。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51年12月—1852年3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卷第604—605页
意大利是一个典型的国家。自从现代世界的曙光在那里升起的那个伟大时代以来，它产生过许多伟大人物，从但丁到加里波第，他们是无与伦比的完美的典型。但是，遭受屈辱和异族统治的时期，也给它留下了若干典型的人物脸谱，其中有两个经过特别刻画的类型：斯加纳列尔和杜尔卡马腊。
恩格斯：《<资本论>第三卷序言》（1894年10月4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24页历史早已证明，伟大的革命斗争会造就伟大人物，使过去不可能发挥的天才发挥出来。
列宁：《悼念雅·米·斯维尔德洛夫》（1919年3月18日）。《列宁全集》第29卷第71页
无产阶级革命所以强大，正在于它有无尽的泉源。我们知道，它使一批批的人涌现出来，去接替忘我地献身革命并在斗争中牺牲的人们。这些人刚踏上路途时也许经验较少，知识不够，修养较差，但他们与群众有广泛的联系，能够选拔很多人材来接替去世的伟大天才，继承他们的事业，沿着他们的道路前进，完成他们开始的事业。
列宁：《悼念雅·米·斯维尔德洛夫》（1919年3月18日）。《列宁全集》第29卷第72页
时势有时可能使平庸可笑的人物扮演了英雄的角色在与我这部著作差不多同时出现的、论述同一问题的著作中，值得注意的只有两部：维克多·雨果著的《小拿破仑》和蒲鲁东著的《政变》。
维克多·雨果只是对政变的负责发动人作了一些尖刻的和俏皮的攻击。事变本身在他笔下却被描绘成了晴天的霹雳。他认为这个事变只是一个人的暴力行为。他没有觉察到，当他说这个人表现了世界历史上空前强大的个人主动作用时，他就不是把这个人写成小人而是写成伟人了。蒲鲁东呢，他想把政变描述成以往历史发展的结果。但是，他对这次政变所作的历史的说明，却不知不觉地变成了对政变主人公所作的历史的辩护。这样，他就陷入了我们的那些所谓客观历史家所犯的错误。相反，我则是说明法国阶级斗争怎样造戌了一种条件和局势，使得一个平庸而可笑的人物有可能扮演了英雄的角色。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第二版序言》（1869年6月23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98—599页
资产阶级分裂成两个王朝保皇集团，但它要求的首先是它的金融活动所需的平静和安全；与之相对抗的，是虽被打败、但仍然威严可畏的无产阶级，小资产者和农民日益聚集在它的周围；经常存在有暴力爆发的威胁，而这种爆发又不能提供任何彻底解决问题的希望，——这就是好象专为第三个王位僭望者（冒牌民主主义的王位僭望者）路易·波拿巴举行政变造成的形势。1851年12月2日，路易·波拿巴借助军队结束了紧张局势，保障了欧洲各国的内部安宁，同时又赐给了它一个新的战争时代。自下而上进行革命的时期暂告结束了；跟着来的是自上而下进行革命的时期。
恩格斯：《<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1895年3月6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98—599页
这个龌龊的人物对愈来愈使他成为必要人物的真正原因却糊里糊涂。他的党十分明了，波拿巴的作用日益增长是当时的环境造成的，而他本人却相信，这完全是他的名字的魔力和他一贯模仿拿破仑造成的。
马克思、恩格斯：《国际述评（三）》（1851年1月27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528页得比勋爵在这次演说中很知趣地完全克制了爱讲俏皮话的习惯，从而使自己的论据具有严格的法律性质。可是，他不费什么力气就使自己的演说充满了极深刻的讽刺。实际上，身为英国世袭贵族首领的得比伯爵是在反驳边沁的得意门生、以前的博士、现在的爵士约翰·包令：他是在维护人道，驳斥那位选择人道为职业的人；他是在捍卫各国的真正利益，反对那位坚持外交礼节的彻头彻尾的功利主义者！他诉诸《voxpopuli—voXdei》[“民声即天声”]的公式，反对“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这一公式的拥护者，征服者的后裔宣扬和平，而和平协会的一个会员却鼓吹开炮！得比痛斥英国舰队的行动，说那是“卑鄙的行径”和“可耻的军事行动”，而包令却因为这种没有遇到任何抵抗的怯懦的横暴行为而祝贺舰队的“辉煌成就，无比勇敢，以及军事技巧和英勇气概的卓越结合”。得比伯爵越是好象不大意识到这些对比，这些对比的讽刺性就越是尖刻。他在一次历史的大讽刺中占了上风，这次历史的大讽刺不是由个别人物的机智灵敏造成的，而是由客观情势的滑稽可笑造成的。在全部英国议会史上，大概还从未有过这样一次贵族对暴发户的精神上的胜利。
马克思：《议会关于对华军事行动的辩论》（1857年2月27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150—151页
3.必须考察个人活动背后的社会历史条件，发现历史规律，才能了解历史人物活动的实质历史是由个人创造的这一原理在理论上毫无意义。全部历史本来由个人活动构成，而社会科学的任务在于解释这些活动，……。
列宁：《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1894年末—1895年初）。《列宁全集》第1卷第375页据说，历史喜欢作弄人，喜欢同人们开玩笑。本来要到这个房间，结果却走进了另一个房间。在历史上，凡是不懂得、不认识自己真正的实质，即不了解自己实际上（而不是凭自己的想象）倾向于哪些阶级的人们、集团和派别，经常会遇到这样的事情。他们是真的不懂得，还是假装不懂得，这个问题也许会使写某人传记的作者感到兴趣，但是对于政治家来说，这种问题毕竟是次要的。
重要的是，历史和政治如何揭露这些集团和派别，如何透过它们“也是社会主义”或“也是马克思主义的”词句揭露它们的资产阶级的实质。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代，世界各国有数十个集团和派别都以“社会主义”自诩。
（见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第3章所列举的集团和派别）然而历史在短短的一二十年内，甚至在更少的时间内，很快地就揭露了它们的原形。
列宁：《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反对工人的方法》（发表于1914年6月）。《列宁全集》第20卷第459页但是，马克思主义教导我们，要从发展中观察一切现象，不要只满足于作表面的描述，不要相信漂亮的招牌，要分析各个政党的经济基础和阶级基础，要研究预先决定这些政党的政治活动的意义和结果的客观政治环境。
列宁：《立宪民主党人的胜利和工人政党的任务》
（1906年3月28日）。《列宁全集》第10卷第190页
社会发展史却有一点是和自然发展史根本不相同的。在自然界中（如果我们把人对自然界的反作用撇开不谈）全是不自觉的、盲目的动力，这些动力彼此发生作用，而一般规律就表现在这些动力的相互作用中。在所发生的任何事情中，无论在外表上看得出的无数表面的偶然性中，或者在可以证实这些偶然性内部的规律性的最终结果中，都没有任何事情是作为预期的自觉的目的发生的。反之，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全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但是，不管这个差别对历史研究，尤其是对个别时代和个别事变的历史研究如何重要，它丝毫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历史进程是受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的。即使在这一领域内，尽管各个人都有自觉期望的目的，在表面上，总的说来好象也是偶然性在支配着。人们所期望的东西很少如愿以偿，许多预期的目的在大多数场合都彼此冲突，互相矛盾，或者是这些目的本身一开始就是实现不了的，或者是缺乏实现的手段的。这样，无数的个别愿望和个别行动的冲突，在历史领域内造成了一种同没有意识的自然界中占统治地位的状况完全相似的状况。行动的目的是预期的，但是行动实际产生的结果并不是预期的，或者这种结果起初似乎还和预期的目的相符合，而到了最后却完全不是预期的结果。这样，历史事件似乎总的说来同样是由偶然性支配着的。但是，在表面上是偶然性在起作用的地方，这种偶然性始终是受内部的隐蔽着的规律支配的，而问题只是在于发现这些规律。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3页它的历史观——如果它有某种历史观的话，——本质上也是实用主义的，它按照行动的动机来判断一切，把历史人物分为君子和小人，并且照例认为君子是受骗者，而小人是得胜者。旧唯物主义由此得出结论说，在历史的研究中不能得到很多有教益的东西；而我们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旧唯物主义在历史领域年自己背叛了自己，因为它认为在历史领域中起作用的精神的动力是最终原因，而不去研究隐藏在这些动力后面的是什么，这些动力的动力是什么。不彻底的地方并不在于承认精神的动力，而在于不从这些动力进一步追溯到它的动因。反之，历史哲学，特别是黑格尔所代表的历史哲学，认为历史人物的表面动机和真实动机都决不是历史事变的最终原因，认为这些动机后面还有应当加以探究的别的动力；但是它不在历史本身中寻找这种动力，反而从外面，从哲学的意识形态把这种动力输入历史。例如黑格尔，他不从古希腊历史本身的内在联系去说明古希腊的历史，而只是简单地断定，古希腊的历史无非是“美好的个性形式”的制定，是真正的“艺术作品”的实现。在这里，黑格尔关于古希腊人作了许多精彩而深刻的评论，但是这种只是一些空谈的说明现在已经不能使我们满足了。
因此，如果要去探究那些隐藏在——自觉地或不自觉地，而且往往是不自觉地——历史人物的动机背后并且构成历史的真正的最后动力的动力，那末应当注意的，与其说是个别人物、即使是非常杰出的人物的动机，不如说是使广大群众、使整个整个的民族、以及在每一民族中间又使整个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动机；而且也不是短暂的爆发和转瞬即逝的火光，而是持久的、引起伟大历史变迁的行动。探讨那些作为自觉的动机明显地或不明显地、直接地或以思想的形式、甚至以幻想的形式反映在行动着的群众及其领袖即所谓伟大人物的头脑中的动因，——这是可以引导我们去探索那些在整个历史中以及个别时期和个别国家的历史中起支配作用的规律的唯一途径。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4—245页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或更确切地说，彻底发挥唯物主义，即把唯物主义运用于社会现象，就消除了以往的历史理论的两个主要缺点。第一，以往的历史理论，至多是考察了人们历史活动的思想动机，而没有考究产生这些动机的原因，没有摸到社会关系体系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没有看出物质生产发展程度是这种关系的根源；第二，过去的历史理论恰恰没有说明人民群众的活动，只有历史唯物主义才第一次使我们能以自然史的精确性去考察群众生活的社会条件以及这些条件的变更。马克思以前的“社会学”和历史学，至多是积累了片断收集来的未加分析的事实，描述了历史过程的个别方面。马克思主义则指出了对各种社会经济形态的产生、发展和衰落过程进行全面而周密的研究的途径，因为它考察了一切矛盾趋向的总和，并把这些趋向归结为可以确切判明的社会各阶级的生活和生产条件，排除了人们选择某一“主导”思想或解释这个思想时所抱的主观主义和武断态度，揭示了物质生产力的状况是所有一切思想和各种趋向的根源。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人们即人民群众的动机由什么决定，各种矛盾思想或意向间的冲突由什么引起，一切人类社会中所有这些冲突的总和究竟怎样，造成人们全部历史活动基础的客观物质生活生产条件究竟怎样，这些条件的发展规律又是怎样，——马克思对这一切都注意到了，并指出以科学态度研究历史的途径，即把历史当做一个十分复杂并充满矛盾但毕竟是有规律的统一过程来研究的途径。
列宁：《卡尔·马克思》（1914年7—11月）。
《列宁选集》。第2卷第586页
……除德国人路德外，还出现了法国人加尔文，他以真正法国式的尖锐性突出了宗教改革的资产阶级性质，使教会共和化和民主化。当路德的宗教改革在德国已经蜕化并把德国引向灭亡的时候，加尔文的宗教改革却成了日内瓦、荷兰和苏格兰共和党人的旗帜，使荷兰摆脱了西班牙和德意志帝国的统治，并为英国发生的资产阶级革命的第二幕提供了意识形态的外衣。在这里，加尔文教是当时资产阶级利益的真正的宗教外衣，因此，在1689年革命由于一部分贵族同资产阶级间的妥协而结束以后，它也没有得到完全的承认。英国的国教会恢复了，但不是恢复到它以前的形式，即由国王充任教皇的天主教，而是强烈地加尔文教化了。旧的国教会庆祝欢乐的天主教礼拜日，反对枯燥的加尔文派札拜日。斩的资产阶级化的国教会，则采用后一种礼拜日，这种礼拜日至今还在装饰着英国。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52页第一次革命把半农奴式的农民变成了自由的土地所有者之后，拿破仑巩固和调整了某些条件，保证农民能够自由无阻地利用他们刚得到的法国土地并满足其强烈的私有欲。可是法国农民现在贫困的原因，正是他们的小块土地、地产的分散，即被拿破仑在法国固定下来的所有制形式。这正是使法国封建农民成为小块土地的所有主，而使拿破仑成为皇帝的物质条件。只经过两代就足以产生这样不可避免的结果：农业日益恶化，农民负债日益增加。“拿破仑的”所有制形式，在十九世纪初期原是保证法国农村居民解放和富裕的条件，在这个世纪却已变成使他们受奴役和贫穷化的法律了。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51年12月—1852年3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卷第695—696页
无论是知名的人士还是普通的人们，总是根据现象、根据外表、根据直接的结果来判断事情的。例如，二十年来人们一直把路·波拿巴奉若神明。而我甚至在他飞黄腾达的时候也总是把他作为一个平庸的流氓来加以揭露。我对容克俾斯麦的看法也是如此。但是，假如他的外交是出于自愿的，那我倒并不认为他是多么的愚蠢。此人现在已陷入俄国外交的罗网，只有狮子才能破网而出，但是他不是狮子。
马克思：《致路·库格曼（1871年2月4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年》第33卷第182页
巴塞尔宣言不容争辩地证明，投票赞成军费开支、参加内阁、在1914—1915年间主张保卫祖国的社会党人都彻底背叛了社会主义。这种背叛事实是无可辩驳的，只有伪君子才能否认。问题只在于如何来说明这个背叛。
如果拿考茨基、盖得、普列汉诺夫（“甚至”这样的人！）作借口，把问题归结为个别人物的问题，那是荒谬的，不科学的，可笑的。这是一种可怜的诡计。要严肃地说明问题，就必须考察当前政策的经济意义，然后分析它的基本思想，最后研究社会主义运动中备个派别的历史。
列宁，《机会主义和第二国际的破产》（1915年底）。《列宁全集》第21卷第421—422页魁奈的《经济表》用几根粗线条表明，国民生产的具有一定价值的年产品怎样通过流通进行分配，才能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使它的简单再生产即原有规模的再生产进行下去。上一年度的收获，当然构成生产期间的起点。无数单个的流通行为，从一开始就被综合成为它们的具有社会特征的大量运动，——几个巨大的、职能上确定的、经济的社会阶级之间的流通。在这里，我们感兴趣的是：总产品的一部分，——它和总产品的任何其他部分一样，作为使用物品，是过去一年劳动的新的结果，——同时只是以同一实物形式再现的原有资本价值的承担者。它不流通，而是留在它的生产者租地农场主阶级手里，以便在那里重新充当资本。魁奈还把一些无关的要素包括在年产品的这个不变资本部分中，但是他把握住了问题的实质，这要归功于他的有限的眼界，即认为农业是使用人类劳动来生产剩余价值的唯一领域，就是说，从资本主义的观点看，是唯一的真正生产的领域。经济的再生产过程，不管它的特殊的社会性质如何，在这个部门（农业）内，总是同一个自然的再生产过程交织在一起。后者的显而易见的条件，会阐明前者的条件，并且会排除只是由流通幻影引起的思想混乱。
一种理论体系的标记不同于其他商品的标记的地方，也在于它不仅欺骗买者，而且也往往欺骗卖者。魁奈本人和他的最亲近的门生，都相信他们的封建招牌。直到现在，我们的学究们也还是如此。然而在实际上，重农主义体系是对资本主义生产的第一个系统的理解。产业资本的代表——租地农场主阶级——指导着全部经济运动。农业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就是说，作为大规模的资本主义租地农场主的企业经营，土地的直接耕作者是雇佣工人。生产不仅创造使用物品，而且也创造它们的价值；而生产的动机是获得剩余价值，剩余价值的出生地是生产领域，不是流通领域。在作为以流通为媒介的社会再生产过程的承担者的三个阶级中，“生产”劳动的直接剥削者，剩余价值的生产者，资本主义的租地农场主，和那些剩余价值的单纯占有者区别开来了。
还在重农主义体系的全盛时期，这种体系的资本主义性质就已经一方面引起了兰盖和马布利的反对，另一方面引起了自由小土地所有制的辩护者们的反对。
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1885年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298—299页这个外观曾迷惑了魁奈医生的贵族出身的门徒们，例如守旧的怪人老来拉波。在那些眼光比较远大的重农主义体系代表者那里，特别是在杜尔哥那里，这个外观完全消失了，重农主义体系就成为在封建社会的框子里为自己开辟道路的新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表现了。因而，这个体系是同刚从封建主义中孵化出来的资产阶级社会相适应的。所以出发点是在法国这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而不是在英国这个以工业、商业和航海业为主的国家。在英国，目光自然集中到流通过程，看到的是产品只有作为一般社会劳动的表现，作为货币，才取得价值，变成商品。因此，只要问题涉及的不是价值形式，而是价值量和价值增殖，那未在这里首先看到的就是“让渡利润”，即斯图亚特所描述的相对利润。但是，如果要证明剩余价值是在生产领域本身创造的，那末，首先必须从剩余价值不依赖流通过程就能表现出来的劳动部门即农业着手。因而这方面的首创精神，是在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中表现出来的。在重农学派的前辈老作家中，已经可以零星地看到近似重农学派的思想，例如在法国的布阿吉尔贝尔那里就可以部分地看到。但是这些思想只有在重农学派那里，才成为标志着科学新阶段的体系。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一册）（1861年8月—1863年7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1第24页
（四）在阶级社会里，个人活动和阶级的关系1.历史人物是一定阶级的代表，个人活动归结为阶级的活动个人隶属于一定阶级这一现象，在那个除了反对统治阶级以外不需要维护任何特殊的阶级利益的阶级还没有形成之前，是不可能消灭的。
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1845—1846年）。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83—84页
某一阶级的个人所结成的、受他们反对另一阶级的那种共同利益所制约的社会关系，总是构成这样一种集体，而个人只是作为普通的个人隶属于这个集体，只是由于他们还处在本阶级的生存条件下才隶属于这个集体；他们不是作为个人而是作为阶级的成员处于这种社会关系中的。
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1845—1846年）。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82—83页
阶级斗争理论所以是社会科学取得的巨大成就，正是因为它十分确切而肯定地规定了把个人因素归结为社会根源的方法。……“个人”在每个社会经济形态范围内的活动，这些极为多样的似乎不能加以任何系统化的活动，已被综合起来，归结为在生产关系体系中所起的作用上、在生产条件上、因而在生活环境的条件上、在这种环境所决定的利益上彼此不同的个人的集团的活动，一句话，归结为阶级的活动，而这些阶级的斗争决定着社会的发展。这就推翻了主观主义者的天真幼稚的纯粹机械的历史观，他们满足于历史是由个人创造的这种空洞的论点，而不愿分析这些个人的活动是由什么社会环境决定的，是怎样决定的。
列宁：《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1894年末—1895年初）。《列宁全集》第1卷第388—389页要是一下子看不出是哪些政治集团或者社会集团、势力和人物在为某种提议、措施等等辩护时，那就应该提出“对谁有利？”的问题。
谁直接为某种政策辩护，这并不重要，因为在现代崇高的资本主义制度下，任何一个大财主都可以随便“雇佣”或者收买或者诱使一些律师、作家甚至议员、教授、神甫等等，让他们来捍卫各种各样的观点。我们是生活在商业时代，资产阶级是并不以买卖名誉和良心为羞愧的。还有一些头脑简单的人，不加思索地或者惯于盲目地拥护那些在一定的资产阶级中间占统治地位的观点。
不，直接为某些观点辩护的人是谁，这在政治上并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这些观点、这些提议、这些措施对谁有利。
例如“欧洲”，那些自称“文明的”国家，现在正在军备上进行疯狂的障碍赛跑。在成千种报纸上，从成千个讲坛上，用成千种调子高喊着、叫嚣着爱国主义、文化、祖国、和平、进步等等，——所有这一切无非是要为各种杀人武器、大炮、“无畏舰”（最新型战舰）等等再行支出上千万上万万卢布寻找理由。
对于“爱国志士们”的这些话我要说：公众先生们！别相信空话，最好是看看对谁有利！
列宁：《对谁有利？》（发表于1913年4月11日）。《列宁全集》第19卷第33页
如果你们没有指出哪些阶级的利益，哪些当前的主要利益决定着各政党的本质和它们的政策的本质，那末，事实上你们就是没有运用马克思主义，事实上你们就是抛弃了阶级斗争的理论。
列宁，《对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发表于1907年）。《列宁全集》第12卷第485页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必须十分详细地考察资本主义社会中形成的那些阶级，只有从一定阶级的观点上进行批判，就是说，批判不是建立在“个人”的道德判断上，而是建立在对实际发生的社会过程的确切表达上，才是有根据的。
列宁：《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及其在司徒卢威先生的书中受到的批评》（1894年末—1895年初）。
《列宁全集》第1卷第420页
我决不用玫瑰色描绘资本家和地主的面貌。不过这里涉及到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我的观点是：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1867年7月25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07—208页
这不应当理解为，似乎象食利者和资本家等等已不再是有个性的个人了，而应当理解为，他们的个性是受非常具体的阶级关系所制约和决定的……
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1845—1846年）。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84页
主要人物是一定的阶级和倾向的代表，因而也是他们时代的一定思想的代表，他们的动机不是从琐碎的个人欲望中，而正是从他们所处的历史潮流中得来的。
恩格斯：《致斐·拉萨尔（1859年5月18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43—344页斯大林：你反对把人简单分为富人和穷人。当然，有中间阶层，也有你所说的技术知识分子，在这种知识分子中间有很诚实的好人。在这种知识分子中间也有不诚实的坏人。什么人都有。但是人类社会首先是分为富人和穷人、有产者和被剥削者，撇开这个基本划分，撇开穷人和富人之间的矛盾，就是撇开基本事实。我不否认中间阶层的存在，这些中间阶层不是站在这两个互相斗争的阶级中的一个阶级方面，便是在这一斗争中采取中立的或半中立的立场。但是，我重说一遍，撇开社会的这一基本划分和两个基本阶级间的这一基本斗争，就是忽视事实。
斯大林：《和英国作家赫·乔·威尔斯的谈话》
（1934年7月23日）。《斯大林文选》第6页如果桑乔在他的“圣书”里所说的同爱尔维修和霍尔巴赫在上一个世纪所说的完全一样，那末这是可笑的不符合时代的东西。但是我们已经看到，他用自夸的、自我一致的利己主义来代替积极活动的资产阶级利己主义。他的唯一的功绩（而这是违背他的意志的，他自己不知道的）在于：他表达了那些想变成真正资产者的现代德国小资产者的期望。十分自然，同这些市民在实际行动中的鼠目寸光和懦弱无能相称的是市民哲学家当中的“唯一者”的那种晔众取宠、夸夸其谈、欺世盗名的言论；同这些市民的现实关系完全相称的是这样的情况：这些市民不想了解自己的这位理论空谈家，而这位空谈家也根本不了解市民；他们彼此之间意见不一致，于是这位空谈家不得不鼓吹自我一致的利己主义。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80—481页
不应该认为，所有的民主派代表人物都是小店主或小店主的崇拜人。按照他们所受的教育和个人的地位来说，他们可能和小店主相隔天壤。使他们成为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是下面这样一种情况：他们的思想不能越出小资产者的生活所越不出的界限，因此他们在理论上得出的任务和作出的决定，也就是他们的物质利益和社会地位在实际生活上引导他们得出的任务和作出的决定。一般说来，一个阶级的政治代表和著作方面的代表人物同他们所代表的阶级间的关系，都是这样。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51年12月—1852年3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32页
分工是先前历史的主要力量之一，现在，分工也以精神劳动和物质劳动的分工的形式出现在统治阶级中间，因为在这个阶级内部，一部分人是作为该阶级的思想家而出现的（他们是这一阶级的积极的、有概括能力的思想家，他们把编造这一阶级关于自身的幻想当作谋生的主要泉源），而另一些人对于这些思想和幻想则采取比较消极的态度，他们准备接受这些思想和幻想，因为在实际中他们是该阶级的积极成员，他们很少有时间来编造关于自身的幻想和思想。在这一阶级内部，这种分裂甚至可以发展成为这两部分人之间的某种程度上的对立和敌视，但是一旦发生任何实际冲突，当阶级本身受到威胁，甚至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好象不是统治阶级的思想这种假象、它们拥有的权力好象和这一阶级的权力不同这种假象也趋于消失的时候，这种对立和敌视便会自行消失。一定时代的革命思想的存在是以革命阶级的存在为前提的。……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3页我们在《引论》里已经看到，为革命作了准备的十八世纪的法国哲学家们，如何求助于理性，把理性当做一切现存事物的唯一的裁判者。他们要求建立理性的国家、理性的社会，要求无情地铲除一切和永恒理性相矛盾的东西。我们也已经看到，这个永恒的理性实际上不过是正好在那时发展成为资产者的中等市民的理想化的悟性而已。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1878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97页如果某种学说要求每个社会活动家严峻客观地分析现实，以及在这个现实的基础上所形成的各阶级间的关系，——那末凭着什么奇迹可以由此作出结论，说社会洁动家不应当同情这个或那个阶级，说他“不应该”这样做呢？在这里谈应该不应该，简直是可笑的，因为没有一个活着的人能够不站到这个或那个阶级方面来（既然他懂得了它们的相互关系），能够不为这个或那个阶级的胜利而高兴，为其失败而悲伤，能够不对于敌视这个阶级的人、对于散布落后观点来妨碍其发展以及其他等等的人表示愤怒。
列宁：《我们究竟拒绝什么遗产？》（1897年底）。
《列宁选集》第1卷第153页
象海因岑这类不仅否认阶级斗争，甚至否认阶级存在的无知的蠢才只不过证明：尽管他们发出一阵阵带有血腥气的和自以为十分人道的叫嚣，他们还是认为资产阶级赖以进行统治的社会条件是历史的最后产物，是历史的极限；他们只不过是资产阶级的奴才。这些蠢才越不懂得资产阶级制度本身的伟大和暂时存在的必然性，他们的那副奴才相就越令人作呕。
马克思：《致约·魏德迈（1852年3月5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第509页
为了避免一切误会和可能由此产生的异议，我还要指出，我是把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来谈的，我谈个别人的行为，只是为了说明这个阶级的思想和行动的方式。因此，我也不准备分析资产阶级各个集团间和各个党派间的差别，因为这些集团和派别只具有历史上的和理论上的意义。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44年9月—1845年3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582页注
闵采尔是当时处于现存一切正式社会关系之外的那一阶级的代表人物，也就是无产阶级的萌芽的代表人物，……
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1850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458—459页
约翰·洛克是一切形式的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表，他代表工厂主反对工人阶级和贫民，代表商人反对旧式高利贷者，代表金融贵族反对作为债务人的国家，他在自己的一本著作中甚至证明资产阶级的理智是人类的正常理智……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8年8月—1859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67—68页
蒲鲁东先生彻头彻尾是个小资产阶级的哲学家和经济学家。小资产者在已经发展了的社会中，由于本身所处的地位，必然是一方面成为社会主义者，另一方面又成为经济学家，就是说，他既迷恋于大资产阶级的豪华，又同情人民的苦难。他同时既是资产者又是人民。他在自己的心灵深处引以为做的，是他不偏不倚，是他找到了一个自诩不同于中庸之道的真正的平衡。这样的小资产者把矛盾加以神化。因为矛盾是他存在的基础。他自己只不过是社会矛盾的体现。他应当在理论中表现出他在实践中的面目，而蒲鲁东先生的功绩就在于他作了法国小资产阶级的科学解释者；这是一种真正的功绩，因为小资产阶级将是未来的一切社会革命的组成部分。
马克思：《致巴·瓦·安年柯夫（1846年12月28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30—331页1902年，在普列韦当权时代，一个地主兼贵族首领当了省长，——因残酷迫害和欺压农民（在萨拉托夫省）而为沙皇及其黑帮党羽“赏识”，——1905年，组织了黑帮匪徒和蹂躏暴行（巴拉朔夫城的蹂躏事件），——1906年，当了内务大臣，从第一届国家杜马被驱散起，当了内阁总理。简略说来，斯托雷平的政治履历就是如此。反革命政府首脑的这个履历，也是在我国实行了反革命统治的阶级的履历，斯托雷平不过是这个阶级的代表或奴仆而已。这个阶级就是以第一号贵族、最大的地主尼古位·罗曼诺夫为首的俄国贵族。
列宁：《斯托雷平和革命》（1911年10月18日）。
《列宁全集》第17卷第230—231页
其实，问题并不在于米留可夫个人比较聪明，而在于大资产阶级政党的领袖，由于自己的阶级地位，对问题的阶级实质和政治上的相互关系，比切尔诺夫之流和马尔托夫之流小资产阶级领袖们认识得更清楚，了解得更透彻。因为资产阶级真正是一个阶级力量，它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无论是在君主国内或最民主的共和国内，都必然居于统治地位，并且必然受到全世界资产阶级的支持。而小资产阶级，亦即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的全体英雄们，按其经济实质来说，无非是阶级软弱无力的表现，由此也就产生出动摇、空谈和一筹莫展。
列宁：《论粮食税》（1921年4月21日）。《列宁选集》第4卷第533—534页
2.单独的个人并不总是以他所属的阶级为转移，但这并不影响阶级斗争单独的个人并不“总是”以他所从属的阶级为转移，这是很“可能的”；但是这个事实不足以影响阶级斗争，正如少数贵族转到第三等级方面去不足以影响法国革命一样。而且就在这时，这些贵族至少也加入了一定的阶级，即革命阶级——资产阶级。然而海因岑先生部硬要一切阶级在“人性”这个炽热的思想面前消失。
如果海因岑先生认为，以不依自己意志为转移的经济条件作为存在的基础并因这些条件而彼此处于极尖锐的对抗中的各阶级，可以靠一切人们所固有的“人性”这个属性而越出本身存在的现实条件，那末，某一个君主要靠自己的“人性”而使自己超出自己的“君主的权力”，超出自己的“君主的行业”该是多么容易呵！当恩格斯看出海因岑先生的革命词句背后是“好心的皇帝约瑟夫”时，海因岑先生竟不能原谅恩格斯，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马克思：《道德化的批判和批判化的道德》（1847年10月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83页在阶级斗争接近决战的时期，统治阶级内部的、整个旧社会内部的瓦解过程，就达到非常强烈、非常尖锐的程度，甚至使得统治阶级中的一小部分人脱离统治阶级而归附于革命的阶级，即掌握着未来的阶级。所以，正象过去贵族中有一部分人转到资产阶级方面一样，现在资产阶级中也有一部分人，特别是已经提高到从理论上认识整个历史运动这一水平的一部分资产阶级思想家，转到无产阶级方面来了。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7年12月—1848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61页
自然，个别人有时会不知不觉地从社会沙文主义的立场转到“中派”的立场，或者相反地从后一立场转到前一立场。每个马克思主义者都知道，虽然个别人可以从一个阶级自由地转到另一个阶级，但阶级是各不相同的；同样，虽然个别人可以从这一派别自由地转到另一派别，虽然有人力求融合各个派别，但政治派剔是各不相同的。
列宁：《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任务》（1917年4月10日）。《列宁选集》第3卷第55页他们的主要“理由”是，昨天是“按机会主义”划分民主派，今天是“按社会民族主义”划分民主派，这两种划分并不完全相同。第一，我们马上就要谈到，这个理由事实上是不对的；第二，这个理由完全是片面的，不充分的，马克思主义的根据根本不足的。人物和团体从一方转到另一方，这不但可能，而且在每次社会大“动荡”的时候，甚至是必然的；某一流派的性质，并不因此而有丝毫的改变；一定流派之间的思想联系没有改变，他们的阶级作用也没有改变。所有这些看法，谁都是知道的，无庸置辩的，今天还要来着重地谈，似乎很有点不好意思。但是上述作者们偏偏把它们忘记了。
列宁：《打着别人的旗帜》（1915年2月）。《列宁全集》第21卷第131页三、用辩证的方法，历史地具体地全面地研究和评价历史人物（一）人们的创遣活动是相互联系的。应当把历史人物的活动联系起来进行考察一个人的发展取决于和他直接或间接进行交往的其他一切人的发展：彼此发生关系的个人的世世代代是相互联系的，后代的肉体的存在是由他们的前代决定的，后代继承着前代积累起来的生产力和交往形式，这就决定了他们这一代的相互关系。总之，我们可以看到，发展不断地进行着，单个人的历史决不能脱离他以前的或同时代的个人的历史，而是由这种历史决定的。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15页此外，被忽略的还有一点，这一点在马克思和我的著作中通常也强调得不够，在这方面我们两人都有同样的过错。这就是说，我们最初是把重点放在从作为基础的经济事实中探索出政治观念、法的观念和其他思想观念以及由这些观念所制约的行动，而当时是应当这样做的。但是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为了内容而忽略了形式方面，即这些观念是由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产生的。这就给了敌人以称心的理由来进行曲解和歪曲，保尔·巴尔特就是个明显的例子。
意识形态是由所谓的思想家有意识地、但是以虚假的意识完成的过程。推动他的真正动力始终是他所不知道的，否则这就不是意识形态的过程了。因此，他想象出虚假的或表面的动力。因为这是思维过程，所以它的内容和形式都是从纯粹的思维中——不是从他自己的思维中，就是从他的先辈的思维中得出的。他只和思维材料打交道，他直率地认为这种材料是由思维产生的，而不去研究任何其他的、比较疏远的、不从属于思维的根源。而且这在他看来是不言而喻的，因为在他看来，任何人的行动既然都是通过思维进行的，最终似乎都是以思维为基础的了。
历史思想家（历史在这里只是政治的、法律的、哲学的、神学的——总之，一切属于社会而不仅仅属于自然界的领域的集合名词）在每一科学部门中都有一定的材料，这些材料是从以前的各代人的思维中独立形成的，并且在这些世代相继的人们的头脑中经过了自己的独立的发展道路。当然，属于这个或那个领域的外部事实作为并发的原因也能给这种发展以影响，但是这种事实又被默默地认为只是思维过程的果实，于是我们便始终停留在纯粹思维的范围之中，这种思维仿佛能顺利地消化甚至最顽强的事实。
恩格斯：《致弗·梅林（1893年7月14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00—501页在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哲学中，德国庸人的面孔有时从肯定方面表现出来，有时又从否定方面表现出来。但是，每一个时代的哲学作为分工的一个特定的领域，都具有由它的先驱者传给它而它便由以出发的特定的思想资料作为前提。
恩格斯：《致康·施米特（1890年10月27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弟485页
至于十八世纪法国哲学家伏尔泰、卢梭、狄德罗和达兰贝尔等阐明的那些思想，不是首先产生在英国又是产生在哪儿呢！我们决不能因为密尔顿（第一个为弑君辩护的人）、艾尔杰楠·悉尼、博林布罗克和舍夫茨别利的法国继承者比他们的先辈更为出色便忘了他们的先辈！
恩格斯：《路易·勃朗在第戎宴会上的演说》（1847年12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25页……基佐先生忘记了：在法国革命时使他心惊胆怕的自由思想正是从英国输入法国的。洛克是这种自由思想的始祖，而在舍夫茨别利和博林布罗克那里自由思想就已经具有一种巧妙的形式，这种形式后来在法国得到了十分顺利的发展。因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有意思的结论：基佐先生认为毁灭了法国革命的那种自由思想正是具有宗教性质的英国革命的重要产物之一。
马克思、恩格斯：《评基佐<英国革命为什么会成功？英国革命史讨论>》（1850年2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249页傅立叶是直接从法国唯物主义者的学说出发的。巴贝夫主义者是粗鲁的、不文明的唯物主义者，但是成熟的共产主义也是直接起源于法国唯物主义的。这种唯物主义正是以爱尔维修所赋予的形式回到了它的祖国英国。边沁根据爱尔维修的道德学建立了他那正确理解的利益的体系，而欧文则从边沁的体系出发去论证英国的共产主义。亡命英国的法国人卡贝受到了当地共产主义思想的鼓舞，当他回到法国时，他已经成了一个最有声望然而也是最肤浅的共产主义的代表人物。比较有科学根据的法国共产主义者德萨米、盖伊等人，象欧文一样，也把唯物主义学说当做现实的人道主义学说和共产主义的逻辑基础加以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1844年9—11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07—168页现代社会主义，就其内容来说，首先是对统治于现代社会中的有产者和无产者之间、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阶级对立和统治于生产中的无政府状态这两个方面进行考察的结果。但是，就其理论形式来说，它起初表现为十八世纪法国伟大启蒙学者所提出的各种原则的进一步的、似乎更彻底的发展。和任何新的学说一样，它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虽然它的根源深藏在经济的事实中。
恩格斯：《反杜林论》（1786年9月—1787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6页这样的读者也会觉得奇怪：为什么在社会主义发展的简述中提到康德一拉普拉斯的天体演化学，提到现代自然科学和达尔文，提到德国的古典哲学和黑格尔。但是，科学社会主义本质上是德国的产物，而且也只能产生于古典哲学还生气勃勃地保存着自觉的辩证法传统的国家，即产生于德国。唯物主义历史观及其在现代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上的特别应用，只有借助于辩证法才有可能。如果说，德国资产阶级的教书匠们已经把关于德国大哲学家和他们所创立的辩证法的记忆淹没在一种无聊的折衷主义的泥沼里，而且已经做到这样一种程度，以致我们不得不引用现代自然科学来证明辩证法是存在于现实之中的，那末，我们德国社会主义者却以我们不仅继承了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而且继承了康德、费希特和黑格尔而感到骄傲。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德文第一版序言》（1882年9月21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77—378页
新事物和旧事物之间的真实的从而是最简单的联系，总是在新事物自身已取得完善的形式后才被发现，而我们可以说，微分学通过泰勒定理和马克劳林定理才获得这种形式。因此，将微分学引到严格的代数基础上的任务，要等到拉格朗日来承担。在这方面，或许约·兰登——18世纪中叶的英国数学家——在其《剩余分析》中已走在他的前面。但我还得先到博物馆查阅这本书，才能对此作出判断。
马克思：《数学手稿》1975年版第144—145页最后，在生物学研究的领域中，有了特别是从上世纪中叶以来系统地进行的科学旅行和科学探险，有了生活在当地的专家对世界各大洲的欧洲殖民地的更精确的考察，此外还有了古生物学、解剖学和生理学的进步，特别是从系统地应用显微镜和发现细胞以来的进步，这一切积聚了大量的材料，使得应用比较的方法成为可能而且同时成为必要。一方面，由于有了比较自然地理学，确定了各种不同的植物区系和动物区系的生活条件；另一方面，对各种不同的有机体按照他们同类的器官来加以相互比较，不仅就它们的成熟状态，而且就它们的一切发展阶段来加以比较。这种研究进行得愈是深刻和精确，那种固定不变的有机界的僵硬系统就愈是一触即溃。不仅动物和植物的个别的种日益无可挽救地相互融合起来，而且出现了象文昌鱼和南美肺鱼这样的动物，这种动物嘲笑了以往的一切分类方法；最后，人们遇见了甚至不能说它们是属于植物界还是属于动物界的有机体。古生物学记录中的空白愈来愈多地填补起来了，甚至迫使最顽固的分子也承认整个有机界的发展史和个别机体的发展史之间存在着令人惊异的类似，承认那条可以把人们从植物学和动物学似乎愈来愈深地陷进去的迷宫中引导出来的阿莉阿德尼线。值得注意的是：和康德攻击太阳系的永恒性差不多同时，卡·弗·沃尔弗在1759年对物种不变进行了第一次攻击，并且宣布了种源说。但在他那里不过是天“于德国”是笔误，应当说“于德国人中间”，因为科学社会主义的产生，一方面必须有德国的辩证法，但是同时也必须有英国和法国的发展了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德国的落后的经济和政治条件——四十年代初比现在还落后得多——最多只能产生社会主义的讽刺画（参看《共产党宣言》第三章（丙）《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只有在英国和法国所造成的经济和政治的情况受到德国辩怔法的批判以后，才能产生真正的结果。因而，从这方面看来，科学社会主义并不是专属德国的产物，而同样是国际的产物。
（恩格斯在1883年德文版上加的注）
才的预见的东西，到了奥肯、拉马克、贝尔那里才具有了确定的形式，而在整整一百年之后，即1859年，才被达尔文胜利地完成了。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年—1883年）。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52—453页同样，在化学中，燃素说经过百年的实验工作提供了这样一些材料，借助于这些材料，拉瓦锡才能在普利斯特列制出的氧中发现了幻想的燃素的真实对立物，因而推翻了全部的燃素说。但是燃素说者的实验结果并不因此而完全被排除。相反地，这些实验结果仍然存在，只是它们的公式被倒过来了，从燃素说的语言翻译成了现今通用的化学的语言，因此它们还保持着自己的有效性。
黑格尔的辩证法同合理的辩证法的关系，正如热素说同热之唯动说的关系，燃素说同拉瓦锡理论的关系一样。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年—1883年）。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71页
（二）从发展的观点评价历史人物1.历史人物是发展变化的，应当从发展的观点给予如实的评价当我们深思熟虑地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其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动的和不变的，而是一切都在运动、变化、产生和消失。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80年1月—3月上半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17页这个时代在政治和社会方面是可耻的，但是在德国文学方面却是伟大的。1750年左右，德国所有的伟大思想家——诗人歌德和席勒、哲学家康德和费希特都诞生了；过了不到二十年，最近的一个伟大的德国形而上学家黑格尔诞生了。这个时代的每一部杰作都渗透了反抗当时整个德国社会的叛逆的精神。歌德写了《葛兹·冯·柏里欣根》，他在这本书里通过戏剧的形式向一个叛逆者表示哀悼和敬意。席勒写了《强盗》一书，他在这本书中歌颂一个向全社会公开宣战的豪侠的青年。但是，这些都是他们青年时代的作品。他们年纪一大，便丧失了一切希望。歌德只写些极其辛辣的讽刺作品，而席勒假如没有在科学中，特别是在古希腊和古罗马的伟大历史中找到慰借，那他一定会陷入悲观失望的深渊。用这两个人作例子便可以推断其他一切人。甚至连德国最优秀最坚强的思想家都对自己祖国的前途不抱任何希望。
恩格斯：《德国状况》（1845年10月25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634页
闵采尔本人似乎已经感觉到他的理论和当前现实之间的巨大鸿沟；他的天才想法在拥护他的群众的单纯头脑中越遭到歪曲，这个鸿沟就越不能呈现在他的眼前。他以他自己也少有的热忱来组织并扩大运动；他向各方面发出书信，派遣心腹使节。他在书信和宣教中流露出一股革命的狂热，这股狂热与自己早期的写作相较也很令人惊讶。闵采尔所写的革命小册子中青年天真的风趣完全消失了，他早年惯用的思想家的平静练达的笔调也再看不到了。闵采尔此时已完全成为革命的预言者；他不断煽动群众对统治阶级的仇恨，他激发最狂野的热情，并且只用旧的预言者吐露宗教狂热和民族狂热的那种猛烈的语调来说话了。从闵采尔此时努力以求的作风中就可看出他所要影响的民众究竟是处于什么样的文化水平了。
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1850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470页对卡莱尔和他的恩想方式来说，不熟悉德国哲学并不是完全无所谓的。他本人是德国理论的信徒，但由于他的国籍关系，他还是倾向于经验；他陷入了矛盾的深渊，他只有发展德国的理论观点，给它做出最新的逻辑结论，把它和经验完全结合起来，才能解决这个矛盾。他只要前进一步，就能克服他所陷入的矛盾，但德国的全部经验证明，这是很难走的一步。希望他能走完这一步。卡莱尔虽然已经不是年轻人了，但看来他还是可以走完这一步的，因为他最近的著作所表明的进步证明，他还在继续前进。
恩格斯：《英国状况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1844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54页……德国社会民主党过去是什么样子？现在是什么样子？将来又是什么样子？
第二国际最有威望的著作家卡·考茨基写的、1909年出版并译成许多欧洲语言的小册子《取得政权的道路》可以回答第一个问题。他在这本小册子中向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由于对他们寄予希望）最严整最完满地阐述了对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的看法。我们来比较详细地谈谈这本小册子；现在人们愈是要可耻地抛弃“忘掉的话”，我们这样做就愈有好处。
…………这就是考茨基在很久很久以前，在整整五年以前所写的。这就是德国社会民主党过去的样子，更确切地说，这就是过去它所要保持的样子。这就是那个曾经可以尊敬而且应当尊敬的社会民主党。
请看，这位考茨基现在写的是什么。这是他在《战争时期的社会民主党》
（《NeueZeit》l914年10月2日第1期）这篇文章中所发表的最重要的言论：……
我们特意将原文引来，因为很难令人相信考茨基竟会写出这样的东西。这种洋洋得意的卑鄙行为，这种可耻的……对真理的背弃，这种掩饰公开背叛社会主义、背叛正是就现在这场欧洲大战而一致通过的（例如在斯图加特，特别是在巴塞尔）毫不含混的国际决议的笨拙的遁辞，在书刊当中（不过真正叛徒的“书刊”除外）是很难找到的！
列宁：《社会的沙文主义和活着的社会主义》（1914年12月12日）。《列宁全集》第21卷第75、77、78页
事变最多的、最不平凡的最近十年（1904—1914年）的历史就是证据。在这十年中，上述这些集团的活动家在策略和组织的重大问题上，都暴露了最软弱无力的、最可怜的、最可笑的动摇，暴露了他们完全没有能力建立一个在群众中生根的派别。
就拿他们中间最优秀的普列汉诺夫来说吧。普列汉诺夫个人的功绩在过去是很大的。在1883—1903年的二十年间，他写了很多卓越的著作，特别是反对机会主义者、马赫主义者和民粹主义者的著作。
但是从1903年以来，普列汉诺大就在策略和组织的问题上极可笑地动摇着：
（1）1903年8月是一个布尔什维克；（2）1903年11月（《火星报》第52号），主张同“机会主义者”孟什维克建立和平；（3）1903年12月是一个孟什维克，而且是一个热烈的孟什维克；（4）1905年春天，布尔什维克胜利以后，争取“敌对的兄弟们”的“统一”；（5）1905年年底到1906年年中是一个孟什维克；（6）从1906年年中开始，有时离开孟什维克，在1907年伦敦代表大会上斥责孟什维克（切列万宁已经承认）“组织上的无政府主义”；（7）1908年同取消派决裂；（8）1914年又重新转为取消派。普列汉诺夫宣扬同取消派“统一”，又不能简单清楚地说明统一的条件是什么，为什么可能同波特列索夫先主统一，执行某些条件的保证在哪里。
根据这十年的经验，我们敢保证，普列汉诺夫只能搅起一些浪花，他现在不能将来也不能组成一个“流派”。
列宁：《论冒险主义》（1914年6月9日）。《列宁全集》第20卷第359页
但是，若把波格丹诺夫的哲学看作成熟的和一成不变的体系，也未必正确。从1899到1908年这九年中间，波格丹诺夫在哲学中的漫游经过了四个阶段。最初他是一个“自然科学的”（即半自觉的、自发地忠于自然科学精神的）唯物主义者。《自然史观的基本要素》这本书就带有这个阶段的鲜明的痕迹。第二个阶段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流行的奥斯特瓦尔德的“唯能论”的阶段，也就是在某些地方陷入唯心主义的混乱的不可知论的阶段。波格丹诺夫从奥斯特瓦尔德（奥斯特瓦尔德的《自然哲学讲演录》一书的封面题辞是：“献给马赫”）那里转向了马赫，也就是说他采用了象马赫的全部哲学一样不彻底的、糊涂的主观唯心主义的基本前提。第四个阶段是：企图清除马赫主义的若干矛盾，创立一种类似客观唯心主义的东西。“普遍代换说”表明波格丹诺夫从他的出发点起差不多转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弯。比起先前的几个阶段，波格丹诺夫哲学的这个阶段离辩证唯物主义更远还是更近呢？如果他停留在一个地方，当然是更远了。如果他继续顺着他九年来走的那条曲线前进，那末就更近了。现在他只需要认真地前进一步，就是说，只需要普遍抛弃他的普遍代换说，就可以重新回到唯物主义。……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将会看到马赫派的唯心主义的中国式的辫子是否还会长期留下去。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下半年）。《列宁选集》第2卷第236—237页参加俄国马克思主义运动较久的人，都很熟悉托洛茨基这个人物，所以用不着对他们多说了。但是年轻一代的工人不知道他，所以不能不谈一谈，因为他对于那些事实上也动摇于取消派和党之间的五个国外小集团来说是一个典型人物。
在旧《火星报》时期（1901—1903年），给这种在“经济派”和“火星派”之间跑来跑去的动摇分子起了一个绰号：“土申诺的倒戈分子”（人们曾这样称呼俄国混乱时期那些从一个阵营跑到另一个阵营的军人）。
我们考察取消主义的时候，就知道这个一定的思潮是在许多年来生长起来的，它同二十年来马克思主义运动历史上的“孟什维主义”和“经济主义”是一脉相承的，是同一定阶级即自由资产阶级的政策和思想有联系的。
“土申诺的倒戈分子”自以为超乎一切派别之上，其唯一根据就是他们今天“借用”这一派的思想，明天又“借用”另一派的思想。在1901—1903年间，托洛茨基是个激烈的“火星派分子”，所以梁赞诺夫把他在1903年代表大会上所扮演的角色称为“列宁的棍于”。1903年底，托洛茨基成了一个激烈的孟什维克，就是说，他从火星派方面跑到“经济派”方面去了；他宣称：“在旧《火星报》和新《火星报》之间横着一道鸿沟。”在1904—1905年间，他离开孟什维克而采取了动摇的立场，时而同马尔丁诺夫（“经济派”）合作，时而标榜荒唐的左的“不断革命”。在1906—1907年间，他接近布尔什维克，而到1907年春天又自称和罗莎·卢森堡见解相同。在瓦解时代，他经过长久的“非派别性的”动摇之后，又向右转了，在1912年8月同取消派结成了联盟。现在，他又离开了取消派，但实际上还是在重复着取消派的所谓思想。
列宁：《论高喊统一而实则破坏统一的行为》（19l4年5月）。《列宁选集》第2卷第505—506页2.应当把历史人物放到整个社会的发展过程中进行评价任何一个人，只要把历史看做一个有联系的，尽管常常有矛盾的发展过程，而不是看做仅仅是愚蠢和残暴的杂乱堆积，象十八世纪人们所做的那样，首先会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感到兴趣。马克思了解古代奴隶主，中世纪封建主等等的历史必然性，因而了解他们的历史正当性，承认他们在一定限度的历史时期内是人类发展的杠杆；因而马克思也承认剥削，即占有他人劳动产品的暂时的历史正当性；但他同时证明，这种历史的正当性现在不仅消失了，而且剥削不论以什么形式继续保存下去，已经日益愈来愈妨碍而不是促进社会的发展，并使之卷入愈来愈激烈的冲突中。
恩格斯：《法学家的社会主义》（1886年11月12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557—558页诚然，他们也意识到，他们的计划主要是代表工人阶级这一受苦最深的阶级的利益。在他们的心目中，无产阶级只是一个受苦最深的阶级。
但是，由于阶级斗争不发展，由于他们本身的生活地位，他们就以为自己是高高超乎这种阶级对立之上的。他们要改善社会一切成员的生活状况，甚至生活最优裕的成员也包括在内。因此，他们总是不加区别地向整个社会呼吁，而且主要是向统治阶级呼吁。他们以为，人们只要理解他们的体系，就会承认这种体系是最美好的社会的最美好的计划。
因此，他们拒绝一切政治行动，特别是一切革命行动；他们想通过和平的途径达到自己的目的，并且企图通过一些小型的、当然不会成功的试验，通过示范的力量来为新的社会福音开辟道路。
这种对未来社会的幻想的描绘，是在无产阶级还很不发展、因而对本身的地位的认识还基于幻想的时候，同无产阶级对社会普遍改造的最初的本能的渴望相适应的。
但是，这些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著作也含有批判的成分。这些著作抨击现存社会的全部基础。因此，它们提供了启发工人觉悟的极为宝贵的材料。它们关于未来社会的积极的主张，例如消灭城市和乡村的对立，消灭家庭，消灭私人经营，消灭雇佣劳动，提倡社会和谐，把国家变成纯粹的生产管理机构，——所有这些主张都只是表明要消灭阶级对立，而这种阶级对立在当时刚刚开始发展，它们所知道的只是这种对立的早期的、不明显的、不确定的形式。因此，这些主张本身还带有纯粹空想的性质。
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意义，是同历史的发展成反比的。阶级斗争愈发展和愈具有确定的形式，这种超乎阶级斗争的幻想，这种反对阶级斗争的幻想，就愈失去任何实践意义和任何理论根据。所以，虽然这些体系的创始人在许多方面是革命的，但是他们的信徒总是组成一些反动的宗派。这些信徒无视无产阶级的历史进展，还是死守着老师们的旧观点。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7年12月—1848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82—283页
为了向你们从理论上一般地提出这个问题，我来打个比方。……就拿车尔尼雪夫斯基来说吧，让我们来评价一下他的活动。一个愚昧无知的人会怎样评价他的活动呢？他大概会说：“哼，那有什么可说的，还不是自讨苦吃，流落西伯利亚，毫无结果。”你们看，这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如果我们不知道这种评论是谁说的，那我们会说：“说这种话的人至少是极端愚昧幼稚，也许闭塞无知，不能根据一连串的革命事件来理解个别革命家活动的意义；要不然就是拥护反动派的坏蛋，有意吓唬劳动者，使他们不敢革命。”我所以拿车尔尼雪夫斯基做例子，是因为那些以社会主义者自居的人们，不管他们属于哪个派别，在这里，在对这位革命家的评价上，是不会有重大分歧的。大家都会同意这样的看法：如果评价一位革命家，只看到他遭到的牺牲在表面上是无益的，往往是无结果的，而不顾他的活动内容，以及他的活动同以前和以后的革命家的联系，如果这样来评价他的活动的意义，那末，这不是闭塞无知和愚昧透顶，就是有意暗中维护反动派的利益，为压迫、剥削和阶级压迫做辩护。在这一点上是不会有什么分歧的。
列宁：《全俄社会教育第一次代表大会》（1919年5月19日）。《列宁全集》第29卷第305—306页1861年的革命者是一些单枪匹马的人物，看来，他们是完全失败了。事实上，正是他们才是那个时代的伟大的活动家，我们离开那个时代越远，就越清楚地感到他们的伟大，就越明显地感到当时的自由主义改良派的渺小和虚弱。
列宁：《“农民改革”和无产阶级农民革命》（发表于1911年3月19日[4月1日]）。《列宁全集》
第17卷第109页
斯卡尔金是一个资产者。关于这个评语，我们在上面已经举出相当多的证明，但是必须附带说明一下：我们往往是极端不正确地、狭隘地、反历史地了解这个名词，把它（不区分历史时代）和自私地保护少数人的利益联系在一起。不应该忘记：在十八世纪启蒙者（他们被公认为资产阶级的向导）写作的时候，在我们的四十年代至六十年代的启蒙者写作的时候，一切社会问题都归结到与农奴制度及其残余作斗争。新的社会经济关系及其矛盾，当时还处于萌芽状态。因此，资产阶级的思想家在当时并没有表现出任何自私的观念；相反地，不论在西欧或俄国，他们完全真诚地相信共同的繁荣昌盛，而且真诚地期望共同的繁荣昌盛，他们确实没有看出（部分地还不能看出）从农奴制度所生产出来的制度中的各种矛盾。
列宁：《我们究竟拒绝什么遗产？》（1897年底）。
《列宁选集》第1卷第128页
民粹主义比遗产曾经前进了很大一步，因为民粹主义把遗产继承者部分地还不能（在当时）提出、部分地由于他们所特有的眼界狭小而以前和现在都没有提出的问题提到社会思想界面前来解决。提出这些问题是民粹主义的巨大的历史功绩，并且十分自然和清楚，由于民粹主义对这些问题作了（不管是什么样的）答复，从而在俄国进步社会思想流派中间占有先进的地位。然而民粹主义对这些问题的解答是毫无用处的，因为这些解答所根据的是西欧早就抛弃了的落后理论，是对资本主义的浪漫主义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批判，是对俄国历史和现实中最重要事实的忽视。当俄国资本主义及其特有的矛盾的发展还很微弱的时候，这种对资本主义的原始的批判还能站得住。但是对于俄国资本主义当前的发展，对于我们关于俄国经济历史和现实的知识的当前状况，对于当前对社会学理论的要求，民粹主义毫无疑问便不行了。民粹主义在当时是一个进步的现象，因为它第一次提出资本主义问题，而现在则是一种反动的和有害的理论，因为它使社会思想发生混乱，有助于停滞现象和各种亚洲式的东西。民粹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的反动性质，使现在的民粹主义甚至具有这样一些特点，这些特点使它处在比只限于忠实地保持遗产的世界观更低的地位。
列宁：《我们究竟拒绝什么遗产？》（1897年底）。
《列宁选集》第1卷第138—139页
我们现在可以给我们的比较作一个总结。我们力求扼要地说明标题中所指出的每个社会思想派别的相互关系。
启蒙者相信当前的社会发展，因为他们看不见它所特有的矛盾。民粹派分子害怕当前的社会发展，因为他们已经看到了这些矛盾。“学生们”相信当前的社会发展，因为他们看到只有在这些矛盾的充分发展下美好的未来才有保证。因此，第一个派别和最后一个派别都竭力支持、加速和促进循着这条道路往前发展，扫除一切妨碍和阻止这个发展的障碍。相反地，民粹派则力图遏止和阻止这个发展，害怕把资本主义发展的某些障碍消灭掉。第一个派别和最后一个派别可以叫做历史的乐观主义：事情象现在这样愈快地进行下去，那就愈好。相反地，民粹派自然会引导到历史的悲观主义：事情象现在这样愈进行下去，那就愈糟糕。“启蒙者”根本没有提出改革后发展的性质问题，仅仅限于向改革前的制度的残余作斗争，仅仅限于给俄国的西欧式的发展扫清道路的消极任务。民粹派提出了俄国的资本主义问题，但是它在解决这个问题上认为资本主义是反动的，因此不能完全接受启蒙者的遗产：民粹派分子总是从“文明统一”的观点反对一般力求使俄国欧化的人，他们之所以反对，不仅是因为他们不能局限于这些人的理想（这样的反对倒是正确的），而且是因为他们不愿意在当前的即资本主义的文明的发展上走得这样远。“学生们”在解决俄国资本主义问题上认为它是进步的，因此他们不仅能够而且应当全部地接受启蒙者的遗产，并且从无家产的生产者的观点分析资本主义的矛盾，这样来补充这个遗产。
列宁：《我们究竟拒绝什么遗产？》（1897年底）。
《列宁选集》第1卷第147—148页
象考茨基、奥托·鲍威尔等等这样学识渊博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忠于社会主义的第二国际领袖们所经历的事情可以（而且应当）作为有益的教训。他们完全认识到必须采取灵活的策略，他们自己学习了马克思的辩证法，并且也教过别人（从前他们在这方面的著作，其中许多永远是社会主义文献中有价值的东西），但是他们在运用这种辩证法的时候，竟犯了这样的错误，在实践中他们竟成为这样的非辩证论者，竟成为这样不善于估计形式的迅速变化和旧形式中迅速装满新内容的人，以致他们的下场比海德门、盖得和普列汉诺夫好不了多少。他们破产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只是“死盯着”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发展的某一形式，而忘记了这个形式的片面性，他们害怕看到由于客观条件的改变而必然发生的急剧变化，而继续重复那种简单的、背熟了的、初看起来是不容争辩的真理：三大于二。然而政治与其说象算术，不如说象代数，与其说象初等数学，不如说象高等数学。实际上，社会主义运动的一切旧形式都已充满了新内容，因此在数字前面，出现了一个新符号即“负号”，可是我们的聪明角色过去一直（现在还在）固执地向自己和别人担保说，“负三”大于“负二”。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1920年4—5月间）。《列宁选集》第4卷第255—256页3.判断历史功绩，要根据历史活动家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什么新的东西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报供了新的东西。
列宁：《评经济浪漫主义》（1897年春）。《列宁全集》第2卷第150页马克思和恩格斯最先指出，工人阶级及其要求是现代经济制度的必然产物，因为现代经济制度除了资产阶级以外，还必然造成并组织无产阶级。他们指出，能使人类摆脱现在所受的灾难的，并不是个别高尚人物善意的尝试，而是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所进行的阶级斗争。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科学著作中，最先说明了社会主义不是幻想家的臆造，而是现代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最终目标和必然结果。到现在为止的全部有记载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都是不断更替地由一些社会阶级统治和战胜另一些阶级的历史。这种情形，在阶级斗争和阶级统治的基础即私有制和混乱的社会生产消灭以前，将会继续下去。无产阶级的利益要求消灭这种基础，所以有组织的工人自觉进行的阶级斗争，也就应该指向这种基础。而任何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种观点，现在已为正在争取自己解放的全体无产阶级所领会，但是当这两位朋友在四十年代参加当时的社会主义的宣传和社会运动时，这样的见解还是完全新的东西。
列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95年秋）。
《列宁选集》第1卷第86—87页
用唯物辩证法从根本上来改造全部政治经济学，把唯物辩证法应用于历史、自然科学、哲学以及工人阶级的政策和策略——这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最为注意的事情，这就是他们做了最重要最新颖的贡献的地方，这就是他们在革命思想史上英明地迈进的一步。
列宁：《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1913年底）。
《列宁全集》第19卷第558页
马克思的功绩就在于，他和“愤懑的、自负的、平庸的、今天在德国知识界发号施令的模仿者们”相反，第一个把已经被遗忘的辩证方法、它和黑格尔辩证法的联系以及它和黑格尔辩证法的差别重新提到显著的地位，并且同时在《资本论》中把这个方法应用到一种经验科学的事实，即政治经济学的事实上去。他获得了很大的成功，甚至德国的现代经济学派只有借口批判马克思而抄他一点东西（常常抄错了），才可以超过庸俗的自由贸易派。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70页结果古典政治经济学就发现了，商品的价值是由商品所包含的、为生产该商品所必需的劳动来决定的。作出这样的解释，古典政治经济学就认为满足了。我们也可以暂且到此为止。不过为了避免误会起见，我认为需要提醒一下，这种解释在今天已经完全不够了。马克思曾经第一个彻底研究了劳动所具有的创造价值的特性，并且发现，并非任何仿佛是或者甚至真正是生产某一商品所必需的劳动，都会在任何条件下使该商品具有与所消耗的劳动量相当的数量的价值。因此，如果我们现在还是同李嘉图这样的经济学家们一起简单地说，商品的价值是由生产该商品所必需的劳动决定的，那末我们在这里总是以马克思所作的那些附带条件为当然前提的。这里指出这一点就够了。其余的可以在马克思1859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和《资本论》第一卷里找到。
恩格斯：《卡·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1891年单行本导言》（1891年4月30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42—343页
马克思加深和发展了哲学唯物主义，使它成为完备的唯物主义哲学，把唯物主义对自然界的认识推广到对人类社会的认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思想中的最大成果。
列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
（发表于1913年3月）。《列宁选集》第2卷第443页
……至于讲到我，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就已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已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
马克思：《致约·魏德迈（1852年3月5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32—333页在剩余价值理论方面，马克思与他的前人的关系，正如拉瓦锡与普利斯特列和舍勒的关系一样。在马克思以前很久，人们就已经确定我们现在称为剩余价值的那部分产品价值的存在；同样也有人已经多少明确地说过，这部分价值是由什么构成的，也就是说，是由占有者不付等价物的那种劳动的产品构成的。但是到这里人们就止步不前了。其中有些人，即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至多只研究了劳动产品在工人和生产资料所有者之间分配的数量比例。另一些人，即社会主义者，则发现这种分配不公平，并寻求乌托邦的手段来消除这种不公平现象。这两种人都为既有的经济范畴所束缚。
于是，马克思发表意见了，他的意见是和所有他的前人直接对立的。在前人认为已有答案的地方，他却认为只是问题所在。他认为，这里摆在他面前的不是无燃素气体，也不是火气，而是氧气；这里的问题不是在于要简单地确认一种经济事实，也不是在于这种事实与永恒公平和真正道德相冲突，而是在于这样一种事实，这种事实必定要使全部经济学发生革命，并且把理解全部资本主义生产的钥匙交给那个知道怎样使用它的人。根据这种事实，他研究了全部既有的经济范畴，正象拉瓦锡根据氧气研究了燃素说化学的各种既有的范畴一样。要知道什么是剩余价值，他就必须知道什么是价值。李嘉图的价值理论本身必须首先加以批判。于是，马克思研究了劳动形成价值的特性，第一次确定了什么样的劳动形成价值，为什么形成价值以及怎样形成价值，并确定了价值不外就是这种劳动的凝固，而这一点是洛贝尔图斯始终没有理解的。马克思进而研究商品和货币的关系，并且论证了商品和商品交换怎样和为什么由于商品内在的价值属性必然要造成商品和货币的对立。他的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货币理论是第一个详尽无遗的货币理论，今天已为大家所默认了。他研究了货币向资本的转化，并证明这种转化是以劳动力的买卖为基础的。他以劳动力这一创造价值的属性代替了劳动，因而一下子就解决了使李嘉图学派破产的一个难题，也就是解决了资本和劳动的相互交换与李嘉图的劳动决定价值这一规律无法相容这个难题。他确定了资本分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就第一个详尽地阐述了剩余价值形成的实际过程，从而说明了这一过程，而这是他的任何一个前人都没有做到的；因而，他确定了资本自身内部的区别，这个区别是洛贝尔图斯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都完全不可能作出的，但是这个区别提供了一把解决经济学上最复杂的问题的钥匙，关于这一点，这第二卷又是一个最令人信服的证明，以后我们会知道，第三卷更是这样。马克思还进一步研究了剩余价值本身，发现了它的两种形式，即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并且证明，这两种形式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历史发展中起了不同的然而都是决定性的作用。他根据剩余价值理论，阐明了我们现在才具有的第一个合理的工资理论，第一次指出了资本主义积累史的各个基本特征，并说明了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
恩格斯：《<资本论>第二卷序言》（1885年5月5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79—281页这里，从资本主义生产的观点给生产劳动下了定义，亚·斯密在这里触及了问题的本质，抓住了要领。他的巨大科学功绩之一（如马尔萨斯正确指出的，斯密对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区分，仍然是全部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基础）就在于，他下了生产劳动是直接同资本交换的劳动这样一个定义，也就是说，他根据这样一种交换来给生产劳动下定义，只有通过这种交换，劳动的生产条件和一般价值即货币或商品，才转化为资本（而劳动则转化为科学意义上的雇佣劳动）。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一册）（1861年8月—1863年7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1第148页
可变资本相对量递减的规律和这个规律对雇佣工人阶级状况的影响，曾经被古典学派某些优秀的经济学家感觉到，但是没有被他们所理解。在这方面，最大的功绩应归于约翰·巴顿，虽然他同所有其他的人一样，把不变资本同固定资本混为一谈，把可变资本同流动资本混为一谈。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发表于1867年9月）。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92—693页注（79）
现代历史著述方面的一切真正进步，都是当历史学家从政治形式的外表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深处时才取得的。杜罗·德·拉·马尔以探究古罗马上地所有制的各个不同发展阶段，为了解这个曾经征服过世界的城市的命运提供了一把钥匙，——与此相较，孟德斯鸠关于罗马盛衰的论述差不多就象是小学生的作业。年高德劭的列列韦尔由于细心研究了使波兰农民从自由民变为农奴的经济条件，在阐明他的祖国被奴役的原因方面比一大群全部货色仅仅是诅咒俄国的著作家做出了远为更大的贡献。
马克思：《马志尼和拿破仑》（1858年3月30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450—451页在军事学术上也不能利用旧的手段去达到新的结果。只有创造新的、更有威力的手段，才能达到新的、更伟大的结果。每个在战史上因采用新的办法而创造了新纪元的伟大的将领，不是新的物质器材的发明者，便是以正确的方法运用他以前所发明的新器材的第一人。在图伦和老弗里茨的时代之间，在步兵学上发生了革命，由刺刀代替了戈矛以及燧石枪代替了火绳枪。老弗里茨在军事科学上的伟大功绩就在于：他在当时作战方法的范围内第一个改造并改良了旧式的战术而使之适合于新式武器。同样，拿破仑的不朽的功绩就在于：他发现了在战术和战略上唯一正确使用广大的武装群众的方法，而这样广大的武装群众之出现只是由于革命才成为可能；并且他把这种战略和战术发展到那样完善的程度，以致现代的将军们一般地不仅不能胜过他，而且只能试图在自己最光辉和最成功的作战中抄袭他罢了。
恩格斯：《1852年神圣同盟对法战争的可能性与展望》（1851年4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565页另一个方向，只有一个代表人物，即布鲁诺·鲍威尔。他的巨大功绩，不仅在于他对福音书和使徒书给了无情的批判，而且还在于他第一个不但认真地研究了犹大的和希腊一亚历山大里亚的成分，并且还认真地研究了纯希腊的和希腊一罗马的成分，而正是后者才给基督教开辟了成为世界宗教的道路。那种所谓基督教是一下子便体态完备地从犹太教里产生出来，并凭自己一劳永逸地大体上确定的教义和伦理从巴勒斯坦征服了世界的奇谈，从布鲁诺·鲍威尔时起再也站不住脚了；它只能在神学院里和那些要“为人民保存宗教”而不惜损害科学的人们中间苟延残喘。斐洛的亚历山大里亚学派和希腊罗马庸俗哲学——柏拉图派的，特别是斯多葛派的——给予在君士坦丁时代成为国教的基督教的巨大影响，虽然还远未详细地弄清，但这种影响的存在已经得到证明，这主要归功于布鲁诺·鲍威尔；他基本上证明了基督教不是从外面、从犹太输入而强加给希腊罗马世界的，它——至少就其成为世界宗教时的状况而言——是这个世界的最道地的产物。当然，鲍威尔也象一切对根深蒂固的偏见做斗争的人们一样，在许多地方做得太过分了。为了也要根据文献来肯定斐洛，尤其是塞涅卡对形成中的基督教的影响，为了要说明新约的作者们是上述两位哲学家的直接剽窃者，鲍威尔不得不把新宗教的兴起推迟五十年，丢开罗马史学家的与此不符的记述，并且一般地以很随意的方式来叙述历史。照他的意见，基督教只是到了弗拉维王朝时才真正诞生，而新约著作则只是在阿德里安、安敦尼和马可·奥里略的时代才有的。因此，在鲍威尔这里，新约中耶稣及其门徒的故事的任何历史背景都消失了；这些故事就成了这样一种传说，其中把最初教会的内在发展阶段和内部精神斗争都归之于多少是虚构出来的人物。在鲍威尔看来，新宗教的诞生地不是加利利和耶路撒冷，而是亚历山大里亚和罗马。
恩格斯：《论早期基督教的历史》（1894年6月—7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31—532页
4.应当指出前人的历史局限性，但不要苛求于前人上一世纪的唯物主义主要是机械唯物主义，因为那时在所有自然科学中达到了某种完善地步的只有力学，而且只有刚体（天空的和地上的）力学，简言之，即重量的力学。化学刚刚处于幼稚的燃素说的形态中。生物学尚在襁褓中；对植物和动物的机体只作过极粗浅的研究，并用纯粹机械的原因来加以解释；正如在笛卡儿看来动物是机器一样，在十八世纪的唯物主义者看来，人是机器。仅仅运用力学的尺度来衡量化学过程和有机过程（在这些过程中，力学定律虽然也起作用，但是被其他较高的定律排挤到次要地位），这是法国古典唯物主义的一个特有的、但在当时不可避免的局限性。
这种唯物主义的第二个特有的局限性在于：它不能把世界理解为一种过程，理解为一种处在不断的历史发展中的物质。这是同当时的自然科学状况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形而上学的即反辩证法的哲学思维方法相适应的。人们知道自然界是处在永恒的运动中。但是根据当时的想法，这种运动是永远绕着一个圆圈旋转，因而始终停留在同一地点；总是产生同一的结果。这种想法在当时是不可避免的。康德的太阳系发生说刚刚提出，而且还只是被看做纯粹的奇谈。地球发展史，即地质学，还完全没有人知道，而关于现今的生物是由简单到复杂这样一个长期发展过程的结果的看法，当时还根本不可能科学地提出来。因此，对自然界的非历史的观点是不可避免的。根据这一点大可不必去责备十八世纪的哲学家，因为连黑格尔也有这种观点。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4—225页
在康德所处的时代，我们对自然界事物的知识确实是十分零碎的，所以他很可以猜想在我们关于每一“件事物的少许知识背后存在着一种神秘的“自在之物”。但是这些不可理解的事物，已经被科学的巨大进步逐一地理解，分析，甚至重新制造出来了：而我们能够制造的东西，我们当然不能认为是不可认识的。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1892年4月20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87—388页
恩格斯异常明白地说，毕希纳及其一伙“丝毫没有越出他们的老师们〈即十八世纪的唯物主义者〉的学说的范围”而前进一步。恩格斯责备毕希纳一伙，就是因为这一点，而且仅仅是因为这一点；不是象不学无术之徒所想的那样，是因为他们的唯物主义，而是因为他们没有推进唯物主义，“甚至想也没有想到进一步发展（唯物主义的）理论”。恩格斯责备毕希纳一伙，仅仅是因为这一点。就在这里，恩格斯逐一地列举了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的三个基本的“局限性”（Beschranktheit）。马克思和恩格斯摆脱了这些局限性，可是毕希纳一伙没有摆脱得了。第一个局限性是：旧唯物主义者的观点是“机械的”，这就是说，他们“仅仅运用力学的尺度来衡量化学过程和有机过程”（第19页）。我们将在下一章里看到，由于不懂得恩格斯的这句话，某些人是怎样经过新物理学而陷入唯心主义的。恩格斯批驳机械唯物主义的原因，是和“近代”唯心主义（亦即马赫主义）派别的物理学家们责难它的原因不同的。第二个局限性是：旧唯物主义者的观点是形而上学的，这就是说，“他们的哲学是反辩证法的”。这个局限性为我们的马赫主义者和毕希纳一伙所共有，正如我们看到的，我们的马赫主义者对于恩格斯在认识论上应用辩证法（例如，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是丝毫没有理解的。第三个局限性是：“上半截”即在社会科学领域内保持着唯心主义，不懂得历史唯物主义。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下半年）。《列宁选隼》第2卷第245—246页我们第一次在边沁的学说里看到：一切现存的关系都完全从属于功利关系，而这种功利关系被无条件地推崇为其他一切关系的唯一内容；边沁认为，在法国革命和大工业发展以后，资产阶级已经不是一个特殊的阶级，而已成为这样一个阶级，即它的生存条件就是整个社会的生存条件。
当构成法国人的功利论的全部内容的那些感伤的道德的义释全部用尽之后，要想进一步发展这种理论，只有回答如何才能对个人和各种关系加以利用、剥削的问题。其实在政治经济学里已经对此问题做出了答案，所以只有把经济学内容包括到这种理论中去，才能向前迈进一步。边沁迈了这一步。但是在政治经济学里已经提出了一种思想：主要的剥削关系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是由整个生产决定的，单独的个人都面临着这些关系。所以对功利论来说，除了个人对这些主要社会关系所采取的态度，除了单独的个人对现存世界的私人剥削以外，再没有其他任何供思辨的对象了。关于这一点，边沁和他的学派发表了冗长的道德的议论。因此，功利论对现存世界的全部批判也具有局限性。它局限于资产阶级的条件，因此它所能批判的仅仅是那些从以往的时代遗留下来的，阻碍资产阶级发展的关系。因此，虽然功利论也发现一切现存关系和经济关系之间的联系，但只是有限度的。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83—484页
虽然黑格尔和圣西门一样是当时最博学的人，但是他毕竟受到了限制，首先是他自己的必然有限的知识的限制，其次是他那个时代的在广度和深度方面都同样有限的知识和见解的限制。但是除此以外还有第三种限制。黑格尔是唯心主义者，就是说，在他看来，他头脑中的思想不是现实的事物和过程的多少抽象的反映，相反地，在他看来，事物及其发展只是在世界出现以前已经在某个地方存在着的“观念”的现实化的反映，这样，一切都被弄得头足倒置了，世界的现实联系完全被颠倒了。而且，不论黑格尔如何正确地和天才地把握了一些个别的联系，但由于上述原因，就是在细节上也有许多东西不能不是牵强的、造作的、虚构的，一句话，被歪曲的。黑格尔的体系作为体系来说，是一次巨大的流产，但也是这类流产中的最后一次。就是说，它还包含着不可救药的内在矛盾：一方面，它以历史的观点作为基本前提，即把人类的历史看做一个发展过程，这个过程按其本性来说是不能通过发现所谓绝对真理来达到其智慧的顶峰的；但是另一方面，它又硬说自己是这个绝对真理的全部内容。包罗万象的、最终完成的关于自然和历史的认识的体系，是和辩证思维的基本规律相矛盾的；但是这决不排斥，反而肯定，对整个外部世界的有系统的认识是可以一代一代地得到巨大进展的。
恩格斯：《反社林论》（1876年9月—1878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4页对于斯多葛派，我个人没有研究过他们在自然哲学方面对赫拉克利特的态度，因为我觉得他们在这个学科上就象小学生那样地认真。相反地，对伊壁鸠鲁则可以详细地指出：虽然他是以德漠克利特的自然哲学为出发点，但是他到处都把问题要点颠倒过来。未必应该责难西塞罗和普卢塔克没有理解这一点，因为象墙尔，甚至象黑格尔本人这样的聪明人都没有想到。不过，对黑格尔这样一个最早了解全部哲学史的人，是不能要求他在细节上不犯错误的。
马克思：《致斐·拉萨尔（1858年2月22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529页
第一批社会主义者（傅立叶、欧文、圣西门等人）由于当时的社会关系还没有发展到足以使工人阶级组织成为一个战斗的阶级，所以他们只好限于幻想未来的模范社会和谴责工人阶级的一切旨在稍稍改善他们的状况的企图，例如罢工、同盟和政治发动。既然我们不应该否弃这些社会主义的鼻祖，正如现代化学家不能否弃他们的祖先炼金术士一样，那我们就应该努力无论如何不再重犯他们的错误，因为我们犯这些错误是不可饶恕的。
马克思：《政治冷淡主义》（1873年12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336页我们已经看到，空想主义者之所以是空想主义者，正是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还很不发达的时代他们只能是这样。他们不得不从头脑中构思出新社会的轮廓，因为这些轮廓在旧社会本身中还没有普遍地明显地表现出来；他们之所以限于为自己的新建筑的基本特征向理性求助，正是因为他们还不能求助于同时代的历史。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1878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06页而李嘉图对地租产生过程的描述（凯里，第104页）同样是非历史的，就同经济学家们的一切诸如此类的历史叙述一样，同凯里自己关于亚当和夏娃的伟大的鲁滨逊故事（第96页和以后各页）一样。对于以前的经济学家，包括李嘉图，这在一定程度上还可原谅！他们根本没有力求获得历史知识，而且自己的整个世界观也是非历史的，就象十八世纪的其他启蒙学者一样，启蒙学者的这种伪历史的补论从来只不过是一种可以用来合乎理性他说明某一事物的产生的表达方式，而且在他们那里，原始人的思考和行动从来都是同十八世纪的启蒙学者一模一样的。
思格斯：《致马克思（1869年11月19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377—378页至于说到克劳塞维茨个人，他当然是过时了的军事权威。实际上，克劳塞维茨是战争的工场手工业时代的代表，然而现在我们是处在战争的机器时代。毫无疑问，机器时代需要新的军事思想家。现在还到克劳塞维茨那里去求教，那就可笑了。
不对那些著名权威人士的过时了的原理和见解进行批判的分析，就不能进步，就不能推进科学。不仅对于军事权威人士是如此，对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也是如此。恩格斯有一次说过，在1812年时期的俄国统帅中，巴克莱·德·托利将军是唯一值得注意的一个统帅。当然，恩格斯是错了，因为库图佐夫作为统帅来说，无可争辩地要比巴克莱·德·托利高明得多。
斯大林：《给拉辛同志的复信》（1946年2月23日）。《斯大林文选》第457页
如果只是“客观地”叙述摩尔根的著作，对它不作批判的探讨，不利用新得出的成果，不同我们的观点和已经得出的结论联系起来阐述，那就没有意义了。这对我们的工人不会有什么帮助。
思格斯：《致卡·考茨基（1884年4月26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144页
赖尔的理论，比它以前的一切理论都更加和有机物种不变这个假设不能相容。地球表面和一切生活条件的渐次改变，直接导致有机体的渐次改变和它们对变化着的环境的适应，导致物种的变异性。但传统不仅在天主教教会中，而且在自然科学中都是一种势力。赖尔本人有好多年一直没有看到这个矛盾，他的学生们就更没有看到。这只有用当时在自然科学中已经占统治地位的分工来说明，它使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地局限在自己的专业中，只有少数人没有被它夺去全面观察问题的能力。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51—452页由于这三大发现和自然科学的其他巨大进步，我们现在不仅能够指出自然界中各个领域内的过程之间的联系，而且总的说来也能指出各个领域之间的联系了，这样，我们就能够依靠经验自然科学本身所提供的事实，以近乎系统的形式描绘出一幅自然界联系的清晰图画。描绘这样一幅总的图画，在以前是所谓自然哲学的任务。而自然哲学只能这样来描绘：用理想的、幻想的联系来代替尚未知道的现实的联系，用臆想来补充缺少的事实，用纯粹的想象来填补现实的空白。它在这样做的时候提出了一些天才的思想，预测到一些后来的发现，但是也说出了十分荒唐的见解，这在当时是不可能不这样的。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1—242页由于俄国的文化封锁，车尔尼雪夫斯基从未读过马克思的著作，当《资本论》出来的时候，他早已在中维柳伊斯克的雅库特人中间了。他的全部精神发展只能在这种文化封锁所造成的环境中进行。俄国书报检查机关不放过的东西，对俄国说来都是几乎不存在的或者根本不存在的。因此，如果我们在某些地方发现他有弱点，发现他的视野的局限性，那末我们只有对类似的情况不是更多得多而感到惊奇。
恩格斯：《欧洲能否裁军？》（1893年2月）。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498页
我觉得，您对您的同胞有点不公平。我们两个人，马克思和我，是不可能埋怨他们的。如果说某些学派曾经多半是由于他们的革命热情而不是由于科学研究而引人注目，如果说过去和现在在某些方面还榜惶徘徊，那末另一方面，在纯粹理论领域里也出现过一种批判思想和奋不顾身的探讨，这是无愧于产生过杜勃罗留波夫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民族的。我指的不仅是参加实践的革命的社会主义者，而且是俄罗斯文学方面的那个历史的和批判的学派，这个学派比德国和法国官方历史科学在这方面所创建的一切都要高明得多。甚至在参加实践的革命者当中，我们的思想和马克思根本改造过的经济科学也总是得到人们的理解和同情。
恩格斯：《致叶·埃·帕普利茨（1884年6月26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弟36卷第171—172页
（三）具体地、全面地评价历史人物1.对历史人物的思想和活动应进行具体的分析马克思辩证法要求对每一特殊的历史情况进行具体的分析。
列宁：《论尤尼乌斯的小册子》（1916年7月）。
《列宁选集》第2卷第857页
真正的辩证法并不辩护个人错误，而是研究不可避免的转变，根据十分详细研究发展过程的全部具体情形来证明这种转变的不可避免性。辩证法的基本原理是：没有抽象的真理，真理总是具体的……
列宁，《进一步，退两步》（1904年2—5月）。
《列宁选集》第1卷第507页
辩证逻辑则要求我们更进一步。要真正地认识事物，就必须把握、研究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中介”。我们决不会完全地做到这一点，但是，全面性的要求可以使我们防止错误和防止僵化。这是第一。第二，辩证逻辑要求从事物的发展、“自己运动”（象黑格尔有时所说的）、变化中来观察事物。就玻璃杯来说，这不能一下子就很清楚地看出来，但是玻璃杯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特别是玻璃杯的用途，它的用处，它同周围世界的联系，都是常常变化的。第三，必须把人的全部实践——作为真理的标准，也作为事物同人所需要它的那一点的联系的实际确定者——包括到事物的完满的“定义”中去。第四，辩证逻辑教导说，“没有抽象的真理，真理总是具体的”……
列宁：《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错误》（1921年1月25日）。《列宁选集》
第4卷第453页
只有诡辩家才会根据一种战争可以转化为他种战争的理由，来抹杀帝国主义战争和民族战争之间的差别。辩证法曾不止一次地作过——在希腊哲学史上就有过这种情形——通向诡辩术的桥梁。但是，我们始终是辩证论者，我们间诡辩论作斗争时，所使用的手段不是根本否认任何转化的可能性，而是对某一事物及其环境和发展进行具体的分析。
列宁：《论尤尼乌斯的小册子》（1916年7月）。
《列宁选集》第2卷第850页
关于这次同蒲鲁东论战的明显的倾向性，还要说几句话。一方面，蒲鲁东攻击正式得到承认的经济学家，如杜诺瓦耶、布朗基院士和《经济学家杂志》整个集团，然而这不过是迎合了他们的自尊心，同时，又以粗暴的谩骂抨击那些作为现代社会主义的先驱而受马克思尊敬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另一方面，为了给力求阐明社会生产的真实历史发展的、批判的、唯物主义的社会主义扫清道路，必须断然同唯心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决裂，这个唯心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的体现者，就是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的蒲鲁东。
然而，蒲鲁东逝世以后，马克思在一篇发表于柏林《社会民主党人报》
上的文章中，对这位战士的伟大品格、对他在1848年六月的日子以后的英勇行为以及对他这位政治作家的才华，作了应有的评价。
马克思，《关于<哲学的贫困>》（1880年3月底）。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48—249页不能否认，英国的政治运动就曾由于和法国签订了商约和输入法国葡萄酒而加速发展了。这是路易·波拿巴所能做的好事之一，而倒霉的路易-菲力浦被北方的工厂主所吓坏，就不敢和英国签订商约。遗憾的只是，象拿破仑政体这样的建筑在社会上两个敌对阶级的精疲力竭上的政体，以普遍的腐化堕落为代价换取某种物质上的进步。
马克思：《致弗·拉法格（1866年11月12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538页
你的信无形中是从两个假定出发的：第一个假定认为，引证某一作者的著作时可以脱离引文中所讲到的历史时期，第二个假定认为，从研究一个历史发展时期而得出的马克思主义的某些结论和公式，对于一切发展时期都是正确的，因而应当是一成不变的。
应当说，这两个假定都大错特错了。举几个例子来说。
1.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还没有垄断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是多少平稳地在向上发展，向还未被它占领的新的地域扩张，而发展不平衡的规律还不能充分有力地发生作用，当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得出结论：社会主义革命在单独某一个国家内不可能胜利，它只有在所有的或大多数的文明国家里进行共同的攻击才能胜利。这个结论后来便成了一切马克思主义者的指导原理。
可是在二十世纪初期，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谁都明白，垄断前的资本主义显然变成了垄断资本主义，上升的资本主义变成了垂死的资本主义，战争揭露了世界帝国主义阵线的不可挽救的弱点，而发展不平衡的规律预先就决定了不同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成熟的时间不同，这时列宁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得出结论：在新的发展条件下，社会主义革命在单独一个国家内完全可能胜利；社会主义革命在一切国家或大多数文明国家内同时胜利是不可能的，因为在这些国家内革命的成熟是不平衡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旧公式已经不适合于新的历史条件了。
由此可见，关于社会主义胜利问题，这里有两个不同的结论，它们不仅是互相矛盾的，而且是互相排斥的。
某些书呆子和死啃书本的人不深入问题的本质，脱离历史条件而作形式上的引证，他们会说：这两个结论中有一个是绝对不正确的，应当抛弃，而另一个结论是绝对正确的，应当推广到一切发展时期。但是马克思主义者不能不知道，书呆子和死啃书本的人是错误的，他们不能不知道，这两个结论都是正确的，但不是绝对正确的，而是每一个结论对于自己的时代是正确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结论对于垄断前的资本主义时期是正确的，而列宁的结论则对于垄断资本主义时期是正确的。
2.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国家应当消亡，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我们党内的一些书呆子和死啃书本的人便以此为根据，开始要求党采取措施使我们的国家尽快地消亡，把国家机关解散，把常备军取消。但是苏联的马克思主义者，根据对当代世界形势的研究，得出了结论：
在资本主义包围存在的条件下，在社会主义革命只在一个国家内取得胜利，而所有其他国家被资本主义所统治的时候，革命胜利了的国家，要想不被资本主义的包围击溃，就不应当削弱而应当大力加强自己的国家、国家机关、侦察机关和军队。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得出结论：恩格斯的公式是指社会主义在一切国家或大多数国家内获得胜利而言的，它不适用于下列场合，即社会主义在单独一个国家内胜利，而其他一切国家被资本主义所统治。
由此可见，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命运问题，这里有两个不同的互相排斥的公式。
书呆于和死啃书本的人会说：这种情形造成了不堪忍受的状况，必须抛弃其中绝对错误的一个公式，而把另外一个绝对正确的公式推广到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一切时期。但是马克思主义者不能不知道：书呆子和死啃书本的人是错误的，因为这两个公式都是正确的，但不是绝对正确的，而是每一个公式对于自己的时代是正确的：苏联马克思主义者的公式对于社会主义在一个或几个国家内胜利的时期是正确的，而恩格斯的公式则对于下列时期是正确的，即社会主义在个别国家内陆续的胜利将导致社会主义在大多数国家内的胜利，从而造成实行恩格斯公式的必要条件。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1950年6—7月）。《斯大林文选》第554—556页
我们是把民粹主义理解为包含有三个特点的观点体系，这三个特点是：
（1）认为资本主义在俄国是衰落、退步。因此便有“遏止”、“阻止”、“制止”资本主义“破坏”历代基础的意图和愿望以及诸如此类的反动的狂叫。（2）一般是认为俄国经济制度有独特性，特别是认为农民及其村社、劳动组合等等有独特性。人们不认为对于俄国经济关系必须应用现代科学所制定的关于各个社会阶级及其冲突的概念。农民村社制度被看作比资本主义制度更高、更好的东西；因此便产生了对“基础”的理想化，在农民中间否认和抹杀任何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所特有的矛盾，否认这些矛盾是与它们在资本主义工业和资本主义农业中更发展的形式相联系的。（3）忽视“知识分子”和全国法律政治机构是与一定社会阶级的物质利益相联系的。否认这些联系，对这些社会因素不作唯物主义的解释，于是认为它们是能够“把历史拖到另一条路线上去”（瓦·沃·先生）、“越出轨道”（尼·—逊、尤沙柯夫诸位先生）的力量。
我们所理解的“民粹主义”就是这样。因此读者可以看到：我们是在广义上使用这个术语，正如一切“俄国学生们”使用它一样，他们是反对整个观点体系，而不是反对这一观点体系的个别代表。当然，这些个别代表之间是有差别的，有时是不小的差别。这些差别谁也没有忽视。但是上述的世界观的特点是民粹主义一切极不相同的代表，……比方说，从尤佐夫先生起到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止所共有的。尤佐夫、萨宗诺夫、瓦·沃·和其他先生，在自己观点中除了上述坏的特点而外，还有其他的坏的特点，而这些坏的特点，例如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和现在《俄国财富》的其他撰稿人则是没有的。当然，否定狭义的民粹派分子与一般的民粹派分子之间的差别是不正确的，但是如果忽视所有一切民粹派分子的基本社会经济观点是与上述基本要点相符合的，那就更不正确了。
列宁：《我们究竟拒绝什么遗产？》（1897年）。
《列宁选集》第1卷第136—137页
谁都知道，一切“俄国学生”都是在广义上使用“民粹派分子”和“民粹主义”这两个名词。至于各个民粹派分子之间有许多不同的色彩，这是谁也不曾忘记和否定的：例如，不论是彼·司徒卢威也好，或恩·别尔托夫也好，他们在自己的著作中不仅没有把尼·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同瓦·沃·先生“混为一谈”，而且就是同尤沙柯夫先生也没有“混为一谈”，这就是说，没有抹杀他们观点上的差别，没有把一个人的观点硬加在另一个人的身上。彼·别·司徒卢威甚至直接指出了尤沙柯夫先生的观点与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观点的不同。
列宁，《我们究竟拒绝什么遗产？》（1897年）。
《列宁选集》第1卷第151页
只要举出象格·瓦·普列汉诺夫这样的见证人就够了，他虽然有很多观点接近孟什维克，但是他还是直接承认了：孟什维克吸收了知识分子的机会主义分子，取消派是“经济主义”错误的继承者和工人政党的破坏者。
列宁：《工人运动中的思想斗争》（1914年5月4日）。《列宁全集》第20卷第276页
米海洛夫斯基是代表十九世纪最后三十多年的俄国资产阶级民主派观点并且发扬这种观点的主要人物之一。……
米海洛夫斯基在有利于俄国解放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运动中的伟大历史功绩在于：他热烈地同情农民的受压迫的境遇，坚决地反对农奴制压迫的各种各样的表现，一贯在合法的、公开的报刊上表示（虽然是用暗示的方式）同情和尊敬最彻底最坚决的平民知识分子民主主义者进行活动的“地下组织”，甚至还亲自直接帮助这种地下组织。目前，不仅自由派，而且连民粹主义取消派（《俄国财富》）和马克思主义取消派，也都用无耻的态度、往往是叛徒的态度来对待地下组织了，在这种时候，我们不能不对米海洛夫斯基的这些功绩称赞几句。
但是，热烈维护自由和被压迫农民群众的米海洛夫斯基，也具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运动所具有的一切弱点。他认为把全部土地转交农民——特别是无偿地转交农民——是一种“社会主义的”措施；因此，他就以“社会主义者”自居了。……
米海洛夫斯基的观点，不仅经济学方面的观点，而且哲学和社会学方面的观点也是用似乎是“社会主义的”词句掩盖起来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观点。他的“进步公式”，他的“为个性自由而斗争”的理论等等就是这样的。在哲学方面，米海洛夫斯基是从俄国最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的代表车尔尼雪夫斯基向后倒退了一步。车尔尼雪夫斯基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并且一直到他一生的最后一天（即到十九世纪八十年代）都在嘲笑时髦的“实证论者”（康德主义者、马赫主义者等等）对唯心主义和神秘主义所作的种种让步。而米海洛夫斯基恰恰是跟着这些实证论者走的。
列宁：《民粹派论尼·康·米海洛夫斯基》（1914年2月22日）。《列宁全集》第20卷第107—109页爱尔威固然表现得轻率、浅薄，爱用动人的词句，但如果只是教条式他讲些社会主义的大道理去反驳他，那目光也就太短浅了。这个错误福尔马尔犯得最重（倍倍尔和盖得也没有完全避免）。他这个人非常自满，醉心于陈腐的议会主义，一味谴责爱尔威，却不知道正是他自己的机会主义的狭隘性和呆板性迫使人们承认，虽然爱尔威本人对问题的提法在理论上是荒谬可笑的，但是他思想中有一线有生命力的东西。在运动处于新的转变时候，理论上的荒谬往往会包含某种实际的真理。
列宁：《斯图加恃国际社会党人代表大会》（1907年9月）。《列宁选集》第1卷第748—749页而这是如何地困难，许许多多自然科学家已经给我们证明了，他们在他们自己那门科学的范围内是坚定的唯物主义者，但是在这以外就不仅是唯心主义者，而且甚至是虔诚的正教教徒。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39页彭加勒是一位卓越的物理学家、渺小的哲学家。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下半年）。《列宁选集》第2卷第166页赫尔姆霍茨这位在自然科学上极伟大的人物，也象绝大多数自然科学家一样，在哲学上是不彻底的。他倾向于康德主义，但是在他的认识论里并没有彻底地坚持这种观点。例如，在他的《生理光学》一书中对概念和客体是否相符合这个问题有这样一些说法：“……我曾把感觉叫作外部现象的符号，并且我否认感觉和它们所代表的物之间有任何的相似之处。”（法译本第579页，德文原本第442页）这是不可知论。但是在同一页的下面我们读到：“我们的概念和表象是我们所看见或我们所想象的对象对我们的神经系统和我们的意识所发生的作用。”这是唯物主义。赫尔姆霍茨只是不明白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关系，这从他在后面的论述中可以看出来。例如，赫尔姆霍茨在稍后一点说道：“因此，我认为，在实用的真理的意义之外谈论我们表象的真理性是毫无意义的。我们关于物的表象，只能是客体的符号和天然标志。我们要学会使用这些标志来调整我们的活动和行动。当我们学会正确地解释这些符号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借助它们来调整我们的行动，获得所期望的结果……”这是不对的。赫尔姆霍茨在这里滚入主观主义，否认客观实在和客观真理。当他用下面这句话来结束这一段的时候，他达到了极端错误的地步：“观念和它所代表的客体，显然是属于两个完全不同世界的两种东西……”只有康德主义者才把观念和现实、意识和自然界这样割裂开来。但是，我们在稍后一点读到：“首先，谈到外部对象的质，只要稍微想一想就会明白，我们可以加之于外部对象上的所有的质，仅仅表示外部对象对我们的感官或对自然界的其他对象的作用。”（法译本第581页，德文原本第445页；我是从法译本转译的。）这里赫尔姆霍茨又转到唯物主义观点上了。赫尔姆霍茨是一个不彻底的康德主义者，时而承认先天的思维规律，时而倾向于时间和空间的“超验的实在性”（即倾向于唯物主义对时间和空间的看法），时而从作用于我们感官的外部对象中引出人的感觉，时而宣称感觉不过是符号，即某种任意的标志，这种标志是跟“完全不同的”被标记的物的世界脱离的。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下半年）。《列宁选集》第2卷第238—239页2.要防止情绪支配自己，要全面地评价历史人物的功过我在认真阅读我们党的哲学家的著作，认真阅读经验一元论者波格丹诺夫的著作和经验批判论者巴札罗夫、卢那察尔斯基等人的著作，而他们迫使我完全倾向于普列汉诺夫！要有力量防止情绪支配自己，象普列汉诺夫那样！他的策略是极其庸俗卑劣的。但在哲学方面他捍卫的是正确的东西。
列宁：《给阿·马·高尔基（1908年2月7日）》。
《列宁全集》第34卷第387页
保尔·列维现在特别想在资产阶级面前，因而也想在资产阶级的代理人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面前献殷勤，所以他再版了罗莎·卢森堡的那些恰恰犯过错误的著作。我们用俄国一个很好的寓言里的两句话来回答这一点：鹰有时比鸡还飞的低，但鸡永远不能飞得象鹰那样高。罗莎·卢森堡在波兰独立的问题上犯过错误；在1903年对盂什维主义的评价上犯过错误；在资本积累的理论上犯过错误；在1914年7月犯过同普列汉诺夫、王德威尔得、考茨基等一起主张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联合的错误；1918年在监狱里所写的著作中犯过错误（1918年底1919年初出狱后，她已经纠正了自己的很大一部分错误）。虽然犯了这些错误，但她始终是一只鹰。不但纪念卢森堡对全世界的共产党人永远是有意义的，而且她的传记和她的全集（德国共产党人很不应该地迟迟不出版她的传记和全集，由于他们在艰苦斗争中遭到空前惨重的牺牲，只能部分地原谅他们）对教育全世界好几代共产党人来说，将是极其有益的。罗莎·卢森堡说：“1914年8月4日以后，德国社会民主党已是一具臭尸了。”这句名言将和她的名字一起载入世界工人运动史册。可是，在工人运动后院粪堆里的保尔·列维、谢德曼、考茨基及其同伙这群鸡，自然会因这位伟大的共产党人的错误而欣喜若狂。让他们去高兴吧。
列宁：《政论家的短评》（1922年2月底）。《列宁选集》第4卷第600—601页在无产阶级艺术方面，马·高尔基是一个巨大的积极因素，尽管他是同情马赫主义和召回主义的。
列宁，《政论家的短评》（发表于1910年3月6日和5月25日）。《列宁全集》第16卷第202页赫尔岑既然没有了解1848年全部运动以及马克思以前各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民主实质，也就更加不能了解俄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赫尔岑是“俄国”社会主义即“民粹主义”的创始人。赫尔岑把农民连带土地的解放，把村社土地所有制和农民的“地权”思想看作“社会主义”。他把他在这一方面的得意想法反复发挥了无数次。
其实，赫尔岑的这一学说，也象一切俄国民粹主义——一直到现时的“社会革命党人”的褪了色的民粹主义——一样，是没有丝毫社会主义气味的。它也象西欧“1848年的社会主义”的各种形式一样，是一种表示俄国的资产阶级农民民主派的革命性的富于幻想的词句和善良愿望。……
但是，赫尔岑是地主贵族中的人。他在1847年离开了俄国，他没有看见革命的人民，也就不能相信革命的人民。由此就产生了他对“上层”发出的自由主义呼吁。由此就出现了他在《钟声》上写给绞刑手亚历山大二世的无数封甜言蜜语的书信，这些信现在读起来真是令人作呕。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谢尔诺一索洛维也维奇是新的一代平民知识分子革命家的代表，他们责备赫尔岑从民主主义向自由主义的这种退却，这是万分正确的。可是，平心而论，尽管赫尔岑在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动摇不定，民主主义毕竟还是在他身上占了上风。
列宁：《纪念赫尔岑》（1912年5月8日）。《列宁选集》第2卷第418—419页
但在目前历史时期，情况正是这样：俄国这一模范向所有国家显示出，它们在不久的将来必然会发生某些事情，而且是极重大的事情。各国先进工人早就懂得了这一一点，而更常见的，与其说是懂得了这一点，还不如说是他们由于革命阶级的本能而领悟到了这一点，感觉到了这一点。因此苏维埃政权以及布尔什维主义的理论原理和策略原理具有国际的“意义”（按狭义来说）。可是第二国际的“革命”领袖们，如德国的考茨基、奥地利的奥托·鲍威尔和弗里德里希·阿德勒之流，却不懂得这一点，因此他们成了反动分子，成了最坏的机会主义和背叛社会主义行为的辩护人。……
……这里我们只想再指出一点：在很久以前，当考茨基还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不是叛徒的时候，他曾经用历史学家的态度看问题，他预见到可能有一种情况会到来，那时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将成为西欧的模范。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1920年4月27日）。《列宁选集》第4卷第179页恩格斯在这篇论文中对瓦扬深致敬意，说瓦扬有“不容争辩的功绩”（瓦扬和盖得一样，在1914年8月背叛社会主义以前是国际社会主义最大的领袖）。但是，恩格斯对他的明显的错误却没有放过，而作了详尽的分析。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1920年4月27日）。《列宁选集》第4卷第222页3.对历史人物的著作应作全面分析
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缺点之一，就是它始终不能从商品的分析，而特别是商品价值的分析中，发现那种正是使价值成为交换价值的价值形式。恰恰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最优秀的代表人物，象亚·斯密和李嘉图，把价值形式看成一种完全无关紧要的东西或在商品本性之外存在的东西。这不仅仅因为价值量的分析把他们的注意力完全吸引住了。还有更深刻的原因。劳动产品的价值形式是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最抽象的、但也是最一般的形式，这就使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成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生产类型，因而同时具有历史的特征。因此，如果把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误认为是社会生产的永恒的自然形式，那就必然会忽略价值形式的特殊性，从而忽略商品形式及其进一步发展——货币形式、资本形式等等的特殊性。因此，我们发现，在那些完全同意用劳动时间来计算价值量的经济学家中间，对于货币即一般等价物的完成形态的看法是极为混乱和矛盾的。例如，在考察银行业时，这一点表现得特别明显，因为在这里关于货币的通常的定义已经不够用了。于是，与此相对立的，出现了复兴的重商主义体系（加尼耳等人），这一体系在价值！护只看到社会形式，或者更确切他说，只看到这种社会形式的没有实体的外观。——在这里，我断然指出，我所说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是指从威·配第以来的一切这样的经济学，这种经济学与庸俗经济学相反，研究了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内部联系，而庸俗经济学却只是在表面的联系内兜圈子，它为了对可以说是最粗浅的现象作出似是而非的解释，为了适应资产阶级的日常需要，一再反复咀嚼科学的经济学早就提供的材料。在其他方面，庸俗经济学则只限于把资产阶级生产当事人关于他们自己的最美好世界的陈腐而自负的看法加以系统化，赋以学究气味，并且宣布为永恒的真理。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发表于1867年9月）。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98页注（32）斯密的功绩在于，他强调指出了下面这一点（而这一点也把他弄糊涂了）：随着资本积累和土地所有权的产生，因而随着同劳动本身相对立的劳动条件的独立化，发生了一个转变，价值规律似乎变成了（从结果来看，也确实变成了）它的对立面。如果说，亚·斯密的理论的长处在于，他感觉到并强调了这个矛盾，那末，他的理论的短处在于，这个矛盾甚至在他考察一般规律如何运用于简单商品交换的时候也把他弄糊涂了；他不懂得，这个矛盾之所以产生，是由于劳动能力本身成了商品，作为这种特殊的商品，它的使用价值本身（因而同它的交换价值毫无关系）是一种创造交换价值的能力。李嘉图胜过亚·斯密的地方是，这个似乎存在而从结果来看也确实存在的矛盾，并没有把他弄糊涂。但是，他不如亚·斯密的地方是，他竟从来没有料到这里有问题，因此价值规律随着资本的出现而发生的特殊发展，丝毫没有引起他的不安，更没有促使他去研究。后面我们将会看到，亚·斯密著作中的天才的东西，到马尔萨斯著作中怎样变成了攻击李嘉图观点的反动的东西。
当然，正是这个观点，使亚·斯密摇摆不定、没有把握，它抽掉了他脚下的坚实基础，使他和李嘉图相反，不能做到对资产阶级制度的抽象的一般基础有一个连贯的理论见解。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一册）（1861年8月—1863年7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I第67页机器的采用排挤工人，使他们的状况恶化，这是不容争辩的事实，而西斯蒙第是这种情况的最初指出者之一，他的功绩也是不容争辩的。但是尽管如此，他的积累和国内市场的理论仍然是错误的。他的计算恰好清楚地表明这样一种现象，西斯蒙第不仅否认这种现象，甚至把它变为反对资本主义的理由，说积累和生产应该适合消费，不然就会发生危机。计算所表明的，正是积累和生产赶过消费，而且非这样不可，因为积累主要是靠生产资料，而生产资料是不用于“消费”的。西斯蒙第认为，积累是生产超过收入这种说法是李嘉图学说中的一个错误和矛盾；实际上这种说法完全符合现实，表明了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这种超过是任何积累所必需的，而一切积累在消费品市场并宋相应扩大甚至还缩小的情况下也为生产资料开辟新的市场。然后，西斯蒙第抛弃了关于自由竞争的优越性的学说，没有觉察到他在扔掉盲目的乐观主义的同时，把从他的计算中也可以清楚地看出的、自由竞争发展了社会生产力这一确实的真理也抛弃了（其实，这只是制造生产资料的特殊工业部类的建立及其特别迅速发展的同一事实的另一种表现）。社会生产力发展了，而消费没有相应发展，这当然是一种矛盾，但这正是现实中存在的矛盾，它是从资本主义的本性中产生的，而决不是用伤感的词句所能抹杀的。
列宁：《评经济浪漫主义》（1897年）。《列宁全集》第2卷第125—126页托马斯·卡莱尔的功绩在于：当资产阶级的观念、趣味和思想在整个英国正统文学中居于绝对统治地位的时候，他在文学方面反对了资产阶级，而且他的言论有时甚至具有革命性。例如他的法国革命史，他为克伦威尔的辩护，他的论宪章主义的小册子以及他的《过去和现在》都是这样。但是在所有这些著作里，对现代的批判是和颂扬中世纪这种完全违反历史的作法紧密地联系着的，其实这种作法在英国的革命者，如科贝特和一部分宪章主义者中也经常可以看到。过去至少社会发展的某一阶段的兴盛时代使他欢欣鼓舞，现代却使他悲观失望，未来则使他心惊胆怕。在他看来只有集中体现在一人身上，体现在克伦威尔或丹东这样人身上的革命，他才承认，甚至赞扬。这些人就是他的英雄崇拜的对象！他在他的《英雄和英雄崇拜》一书中把英雄崇拜说成是解救绝望的现状的唯一办法，说成是一种新的宗教。
马克思、恩格斯：《<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4期上发表的书评》（1850年3—4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300—301页
直到今天我才有机会感谢您盛情给我寄来《莱辛传奇》。我写信给您不单是想正式证明这本书已经收到，还想同时谈谈书的本身——它的内容。所以就拖延下来了。
我从末尾，即《论历史唯物主义》这篇附录谈起。在这里主要的事实您都论述得很出色，对每一个没有成见的人都是有说服力的。……
此外，关于这本书我只能重复那些文章在《新时代》上发表时我已经不止一次地讲过的话：这是现有的对普鲁士国家形成过程的最好的论述，我甚至可以说，是唯一好的论述，在大多数场合，甚至在细节方面，都很正确地揭示出相互联系。令人感到惋惜的，只是您未能把直到俾斯麦为止的全部进一步发展也包括进去，我不由地希望您下一次会做到这点，连贯地描绘出自选帝侯弗里德里希一威廉到老威廉为止的整个情景。您已经预先做过准备性的研究工作，至少在主要问题上甚至可以认为已经最后完成了。而在破马车完全破碎以前无论如何这是必需做好的。打破保皇爱国主义的神话，这即使不是铲除掩盖着阶级统治的君主制度（因为纯粹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在德国还没有产生出来，就已成为过去了）最必要的前提，也毕竟是完成这一任务的最有效的杠杆之一。
这样您就会有更多的余地和机会把普鲁士的地方史当做全德苦难的一部分描绘出来。正是在这一点上，我在某些地方不同意您的意见，不同意您对德国的割据局面和十六世纪德国资产阶级革命失败的原因的见解。如果我有机会重新改写我的《农民战争》的历史导言（希望这能在明年冬季实现），那未我就能在那里发挥与这一问题有关的各点，这并不是说我认为您列举的原因不正确，但是除此之外我还要另提出一些，并加以稍许不同的分类。
恩格斯：《致弗·梅林（1893年7月14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00、502—503页普列汉诺夫写了一本专门论述无政府主义对社会主义的态度问题的小册子，这本小册子的名字是《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1894年用德文出版。普列汉诺夫很巧妙地论述这个题目，对反对无政府主义的斗争中最现实、最迫切、政治上最重要的问题，即革命对国家的态度和一般关于国家的问题完全避而不谈！他的这本小册子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历史文献，其中有关于施蒂纳和蒲鲁东等人思想演变的宝贵材料；另一部分是庸俗的，其中有关于无政府主义者与强盗没有区别这样拙劣的议论。这两部分的结合，不但十分可笑，而且足以说明普列汉诺夫在俄国革命前夜以及革命时期的全部活动：因为在1905—1917年，普列汉诺夫正是这样表明自己是在政治上充当资产阶级尾巴的半学究，半庸人。
列宁：《国家与革命》（1917年8—9月）。《列宁选集》第3卷第260页——整个说来，如果把上面所说的恩格尔加尔特世界观中正面的特点（与“遗产”代表者共同的没有一点民粹派色彩的特点）与反面的特点（即民粹派的特点）加以比较，那未我们应当承认：前者在《乡村来信》的作者的世界观中的确是占优势，至于后者则仿佛是局外的、偶然加进去的、从外面吹进去而与该书的基调不协调的东西。
列宁：《我们究竟拒绝什么遗产？》（1897年）。
《列宁选集》第1卷第135页
（四）要善于批判地吸收旧时代的文化知识和前人的科学成果马克思主义这一革命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赢得了世界历史性的意义，是因为它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地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按照这个方向，在无产阶级专政（这是无产阶级反对一切剥削的最后的斗争）的实际经验的鼓舞下继续进行工作，才能认为是发展真正无产阶级的文化。
列宁：《论无产阶级文化》（1920年10月8日）。
《列宁选集》第4卷第362页
共产主义科学，即马克思主义学说，已经不再是十九世纪一位天才的社会主义者的著作，而成了全世界千百万无产者的学说；千百万无产者已经在运用这个学说同资本主义作斗争。如果你们要问，为什么马克思的学说能够掌握最革命阶级的千百万人的心灵，那你们只能得到一个回答：这是因为马克思依靠了人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获得的那些知识的坚固基础；马克思研究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了解到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会走向共产主义，更主要的是他完全依据对资本主义社会所作的最确切、最缜密和最深刻的研究，借助于充分领会以往的科学所提供的全部知识而证实了这个结论。凡是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他都用批判的态度加以审查，任何一点也没有忽略过去。凡是人类思想所建树的一切，他都重新探讨过，批判过，在工人运动中检验过，于是就得出了那些被资产阶级狭隘性所限制或被资产阶级偏见束缚住的人所不能得出的结论。
列宁：《青年团的任务》（1920年10月2日）。
《列宁选集》第4卷第347页
要清醒地观察事物：资产阶级曾利用先前那个阶级的人材，而我们现在也就有同样的任务，妥善于吸取、掌握、利用先前的阶级的知识和素养，为本阶级的胜利而运用这一切。所以我们说，获得胜利的阶级，应当是成熟了的阶级，可是成熟性不是由什么证书所能证明，而是要由经验和实践来证明的。
列宁：《俄共（布）中央委贝会的报告》（1920年3月29日）。《列宁选集》第4卷第170页问题决不在于简单地抛弃这两千多年的全部思想内容，而是要批判它，要从这个暂时的形式中，剥取那在错误的、但为时代和发展过程本身所不可避免的唯心主义形式中获得的成果。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27—528页哲学史和社会科学史已经十分清楚地表明：在马克思主义里绝没有与“宗派主义”相似的东西，它绝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固步自封、僵化不变的学说。恰巧相反，马克思的全部天才正在于他回答了人类先进思想已经提出的种种问题。他的学说的产生正是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的最伟大代表的学说的直接继续。
马克恩的学说所以万能，就是因为它正确。它十分完备而严整，它给予人们一个决不同任何迷信、任何反动势力、任何为资产阶级压迫所作的辩护相妥协的完整世界观。马克思的学说是人类在十九世纪所创造的优秀成果——德国的哲学、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社会主义的当然继承者。
列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
（发表于1913年3月）。《列宁选集》第2卷第441—442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说明自己的辩证方法的时候，通常援引黑格尔，认为他是表述了辩证法基本特征的哲学家。但这并不是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辩证法同黑格尔的辩证法是一样的。其实，马克思和恩格斯从黑格尔的辩证法中采取的仅仅是它的“合理的内核”，而摈弃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的外壳，并且向前发展了辩证法，赋予辩证法以现代的、科学的形态。
斯大林：《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1938年9月）。《列宁主义问题》1964年版第629页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说明自己的唯物主义的时候，通常援引费尔巴哈，认为他是恢复了唯物主义应有权威的哲学家。但这并不是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主义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是一样的。其实，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从费尔巴哈唯物主义中采取了它的“基本的内核”，把它进一步发展成为科学的哲学唯物主义理论，而摈弃了它那些唯心主义的和宗教伦理的杂质。
斯大林：《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1938年9月）。《列宁主义问题》1964年版第629—630页
大家知道，辩证方法的创始人是黑格尔。马克思澄清了并改进了这个方法。当然，这种情况无政府主义者也是知道的。他们知道黑格尔是个保守主义者，于是一有机会就大骂黑格尔是“复辟主义”拥护者，他们拼命“证明”“黑格尔是复辟主义的哲学家……他赞美专制的官僚立宪制度，他的历史哲学的总的思想是服从于和服务于复辟时代的哲学派别的”，以及如此等等（见《号召报》第六期车尔凯兹施维里的论文）。有名的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在自己的著作中也“证明”这一点（见他用俄文发表的《科学和无政府主义》）。我们的克鲁泡特金派，从车尔凯兹施维里一直到沙·哥·都异口同声地附和克鲁泡特金（见《号召报》）。其实，谁也不和他们争论这一点，恰恰相反，每个人都同意黑格尔不是革命家，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人比谁都早地在《批判的批判之批判》一书中证明过：黑格尔的历史观点是和人民专制根本矛盾的。虽然如此，但无政府主义者还是要“证明”并且认为必须每天“证明”黑格尔是“复辟主义”拥护者。他们为什么这样做呢？大概想用这一切来破坏黑格尔的威信，使读者觉得“反动分子”黑格尔的方法也不能不是“令人厌恶的”和非科学的吧。
无政府主义者想用这种手段来驳倒辩证方法。我们说：他们用这种手段除了证明自己愚昧无知而外，是什么也证明不了的。巴斯噶和莱布尼茨不是革命者，但他们所发现的数学方法现在被公认为科学方法了。迈尔和赫尔姆霍茨不是革命者，但他们在物理学方面的发现成了科学的基础。拉马克和达尔文也不是革命音，但他们的进化论方法使生物科学站住了脚……为什么不能承认黑格尔虽是保守主义者、但正是他黑格尔创造出了叫做辩证法的科学方法这一事实呢？
不，无政府主义者用这种手段除了证明自己愚昧无知而外，是什么也证明不了的。
斯大林：《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1906年）。《斯大林全集》弟1卷第278—279页仅仅宣布一种哲学是错误的，还制服不了这种哲学。象对民族的精神发展有过如此巨大影响的黑格尔哲学这样的伟大创作，是不能用干脆置之不理的办法加以消除的。必须从它的本来意义上“扬弃”它，就是说，要批判地消灭它的形式，但是要救出通过这个形式获得的新内容。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9页我们这位作者只字不提圣西门在十八世纪启蒙运动者之后，在马克思之前，在社会科学上取得了哪些成就，而是说了一些尖酸刻薄的话跳过了整个社会科学。
由于古典经济学家发现了价值规律和社会划分为阶级这一基本现象，创立了这门科学，由于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者同前者一起用反封建反僧侣主义的斗争进一步丰富了这门科学，由于十九世纪初那些抱有反动观点的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们，进一步阐明了阶级斗争的问题，发展了辩证法，并把它用于或开始用于社会生活，从而把这门科学推向前进，所以说，在这方面获得许多巨大成就的马克思主义是欧洲整个历史科学、经济科学和哲学科学的最高发展。这才是合乎逻辑的结论。
列宁：《又一次消灭社会主义》（1914年3月）。
《列宁全集》第20卷第198页
问：你在文章中完全正确地评价了马尔，说他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了。这是不是说：语言学家们，包括我们这些青年在内，应该抛弃马尔的全部语言学遗产呢？可是马尔仍然作过一些有价值的语言研究（契科巴娃、桑热叶夫及其他一些同志在讨论中都曾写到这些），我们在批判地研究马尔的同时，是否可以吸取他的有用的和有价值的东西呢？
答：当然，马尔的著作并不完全是错误。马尔之所以犯了极重大的错误，是由于他把被歪曲了的马克思主义成分加进语言学中去，他企图创造一种独立的语言理论。但是马尔有个别优秀的、写得很精彩的著作，在这些著作中他忘掉了自己在理论上的野心，诚实地而且可以说是很有办法地研究了某些语言。在这样的著作中，可以找到不少有价值的和值得学习的东西。显然，这种有价值的和值得学习的东西，应当从马尔那里吸取过来加以利用。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1950年6月29日）。《斯大林文选》第548—549页
最简单的做法就是设法在工人中广泛传播上一世纪卓越的法国唯物主义文献。这些文献迄今为止不仅按形式，而且按内容来说都是法兰西精神的最高成就！如果考虑到当时的科学水平，那未就是在今天看来它们的内容仍有极高的价值，它们的形式仍然是不可企及的典范。
恩格斯：《流亡者文献》（1874年5月—1875年4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91—592页我们不否认：亨楚克作为一个思想家是浸透了资产阶级偏见的，而且他们这班人都有这种味道，可是他们也有实际知识。……在实际建设方面，他们知道得多一些，本领好一些，应该向他们学习。
列宁：《莫斯科党工作人员大会》（1918年11月27日）。《列宁全集》第28卷第204页我们否定旧学校，对旧学校怀着完全正当和必要的仇恨心理，珍视那种打破旧学校的决心，但是我们应当了解，废除以前死读书、实行强迫纪律、死记硬背的方式时，必须善于吸取人类的全部知识，使你们学到的共产主义不是生吞活剥的东西，而是经过你们深思熟虑的东西，是从现代教育观点上看来必然的结论。
列宁：《青年团的任务》（1920年10月2日）。
《列宁选集》第4卷第349页
在这种情况下，我看不出各种各样高等学校之间有任何本质上的区别。最主要的是，认真自学从重农学派和斯密到李嘉图及其学派的古典经济学，还有空想主义者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的著作，以及马克思的著作，同时要不断地努力得出自己的见解。我认为，您的女朋友会研究原著本身，不会让一些简述读物和别的第二手资料引入迷途。为了便于了解经济状况本身，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了最重要的资料。如何利用各国的官方统计材料，如何判断其中哪些有用，哪些无用，这一点最好是通过研究和比较来掌握。其实自学越深入下去，就越能找到最好的门径，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学了，不过要有个前提，就是从真正古典的书籍学起，而不是从那些最要不得的德国经济学简述读物或这些读物的作者的讲稿学起。
恩格斯：《致格·亨·福尔马尔（1884年8月13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200页四、对研究和评价历史人物的各种错误倾向的批评（一）批判个人决定和创造历史的英雄史观
过去的一切历史观不是完全忽视了历史的这一现实基础就是把它仅仅看成与历史过程没有任何联系的附带因素。根据这种观点，历史总是遵照在它之外的某种尺度来编写的；现实的生活生产被描述成某种史前的东西，而历史的东西则被说成是某种脱离日常生活的东西，某种处于世界之外和超乎世界之上的东西。这样就把人对自然界的关系从历史中排除出去了，因而造成了自然界和历史之间的对立。因此这种观点只能在历史上看到元首和国家的羊功伟绩，看到宗教的、一般理论的斗争，而且在每次描述某一历史时代的时候，它都不得不赞同这一时代的幻想。
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1845—1846年）。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4页
在唯心主义者看来，任何改造世界的运动只存在于某个上帝特选的人的头脑中，世界的命运取决于这个把全部智慧作为自己的私有财产而占有的头脑在宣布自己的启示之前，是否受到了某块现实主义的石头的致命打击。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630页这些人怀疑整个人类，却把个别人物神圣化。他们描绘出人类的天性的可怕形象，同时却要求我们拜倒在个别特权人物的神圣形象面前。我们知道个人是微弱的，但是我们也知道整体就是力量。
马克思：《第六届来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论文）》（1842年4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弟1卷第80页蒲鲁东先生必然是一个空论家。……蒲鲁东先生用自己头脑中奇妙的运动，代替了由于人们既得的生产力和他们的不再与此种生产力相适应的社会关系相互冲突而产生的伟大历史运动，代替了一个民族内各个阶级间以及各个民族彼此间准备着的可怕的战争，代替了唯一能解决这种冲突的群众的实践和暴力的行动，代替了这一广阔的、持久的和复杂的运动。总之，历史是由学者，即由有本事从上帝那里窃取隐秘思想的人们创造的。平凡的人只需应用他们所泄露的天机。
马克思：《致巴·瓦·安年柯夫（1846年12月28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28—329页这位固执的、高傲的无师自通的学者，对他以前的一切权威——法学家、院士、经济学家和社会主义者都持同样的轻蔑态度，他把过去的全部历史一概贬为荒诞无稽的东西，而把自己则誉为新的救世主，……
恩格斯：《蒲鲁东》（1848年12月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670页我们要求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但我们认为历史不是“神”的启示，而是人的启示，并且只能是人的启示。为了认识人类本质的伟大，了解人类在历史上的发展，了解人类一往直前的进步，了解人类对个人的非理性的一贯有把握的胜利，了解人类战胜一切似乎超人的事物，了解人类同大自然进行的残酷而又顺利的斗争，直到具备自由的人的自觉，明确认识到人和大自然的统一，自由地独立地创造建立在纯人类道德生活关系基础上的新世界，为了了解这一切，我们没有必要首先求助于什么“神”的抽象概念，把一切美好的、伟大的、崇高的、真正的人的事物归在它的名下，为了了解这一切的伟大，我们没有必要采取这种迂回的办法，为了相信人的事物的重要和伟大，没有必要给真正的人的事物打上“神的”烙印。相反地，任何一种事物，越是“神的”即非人的，我们就越不能称赞它。
恩格斯：《英国状况评托马斯·卡莱尔<过去和现在>》（1844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50—651页我们可以看到，“高贵的”卡菜尔完全是从泛神论的观点出发的。整个历史的过程不是由活生生的人民群众（他们自然为一定的、也在历史上产生和变化着的条件所左右）本身的发展所决定，——整个的历史过程是由永恒的永远不变的自然规律所决定，它今天离开这一规律，明天又接近这一规律，一切都以是否正确地认识这一规律为转移。这种对永恒的自然规律的正确认识是永恒的真理，其他一切都是假的。根据这种观点，一切实际的阶级矛盾，尽管因时代不同而各异，都可以归结为一个巨大的永恒的矛盾，即认识了永恒的自然规律井依照它行动的人（贤人与贵人）和误解它曲解它并和它背道而驰的人（愚人与贱人）的矛盾。因此，历史上产生的阶级差别是自然的差别，人们必须向天生的贵人和贤人屈膝，尊敬这些差别，并承认它们是永恒的自然规律的一部分，一言以蔽之，即应崇拜天才。这样，对历史发展过程的整个了解便简单得象前世纪伊留米纳特和共济会会员的陈腐平凡的智慧那样，简单得象《魔笛》中的普通道德和被弄得极端庸俗腐化的圣西门主义那样。这样，老问题又自然产生了：到底谁该统治呢？这个问题经过十分详细但却非常肤浅浮夸的讨论后，最后得出一个答案：应该由贵人、贤人和智者来统治。因此非常自然地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要统治的人是很多很多的，但是任何时候也不能统治得大多，因为统治就是不断地向群众阐述和解释自然规律的意义。但是怎样发现贵人和贤人呢？没有一种神奇的力量来告诉我们，我们必须去找寻。于是变成纯粹自然差别的历史的阶级差别又登上了舞台。高贵的人之所以高贵，是因为他聪明而博学。所以必须在独享教育权利的阶级即特权阶级中去寻找这样的人；而这些阶级本身也将在它们当中找出这样的人，并对他们想当贵人和贤人的要求作出决定。因此，特权阶级现在15R即使不成为十足的贵人和贤人的阶级，至少也是说话时“吐字清晰”的阶级：而被压迫的阶级当然是“哑巴，是说话吐字不清晰”的阶级，因此阶级统治又重新得到肯定。所有这些义愤填膺的浮夸叫嚣都变成了对现存阶级统治的较为隐蔽的承认，并且完全变成了不平的牢骚和抱怨，其所以抱怨与不满，原因就是资产者没有让自己的未被承认的天才人物们领导社会，由于很实际的理由没有接受这些老爷们的荒唐的呓语。浮夸的言谈在这里如何变为自己相反的东西，高贵的有学问的聪明人实际上怎样变为庸俗的愚昧无知的蠢人，关于这点卡莱尔本人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例证。
马克思、恩格斯：《<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4期上发表的书评》（1850年3—4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306—308页
可是，伟大的“鼓动家”海因岑先生究竟是怎样进行宣传的呢？他宣称君主是造成一切贫困和灾难的祸首。这种论调不仅可笑，而且极端有害。海因岑先生这里对德国君主这帮昏脸愚蠢的傀儡的阿谀献媚，实在到了顶点，他把一种虚构的、超自然的、神奇的威力加在这帮傀儡身上。海因岑先生硬说君主能造下多少灾祸，他们也就能做出多少好事。由此做出的结论却不是必须进行革命，而是虔诚地希望有一位可爱的国王、好心的皇帝约瑟夫。但是人民要比海因岑先生更加清楚谁是自己的压迫者。海因岑先生要把徭役农民对地主的仇恨和工人对雇主的仇恨转到君主头上，是永远也办不到的。但海因岑先生的所作所为确实对地主和资本家有利，因为他把这两个阶级剥削人民的罪过转嫁于君主。而德国十分之九的灾难却正是由于地主和资本家剥削人民造成的！
恩格斯：《共产主义者和卡尔·海因岑》（1847年9—10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300页
在我看来，马志尼无论在他对皮蒙特人民的看法上，还是在他对意大利革命的理想上都犯了错误。他认为，意大利革命的实现无须凭借欧洲的纠纷所造成的有利形势，只要依靠突然行动的意大利密谋家们的单独发动就可实现革命。
马克思，《曼托伊费尔的演说。——马志尼的宣言。——工人议会》（1853年11月29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575页
随着人们的历史创造活动的扩大和深入，作为自觉的历史活动家的人民群众在数量上也必定增多起来。然而民粹派分子在议论一般居民、特别是议论劳动居民时，总是把他们看作某些比较合理的措施的对象，当作应当听命走这一条或那一条道路的材料，而从来没有把各个居民阶级看作在既定道路上独立的历史活动家，从来也没有提出过在既定道路上的可以发展（或者相反地，瘫痪）这些历史创造者的独立和自觉的活动的条件的问题。
列宁：《我们究竟拒绝什么遗产？》（1897年底）。
《列宁选集》第1卷第146页
（二）批判夸大群众自发作用的庸俗决定论
在我们这个充满胆怯、自私和吝啬的资产阶级时代，回忆一下那个伟大的年代是完全适时的；那时全体人民曾经一度抛弃了一切胆怯、自私和吝啬，那时他们是敢于反抗法律的、在任何东西面前都不退缩的人，是具有坚强毅力的人，曾经在1793年5月31日到1794年7月26日使得一切胆怯鬼、一切小商人、一切投机者，总之，使得一切资产者都不敢抬头。在一个叫做路特希尔德的人掌握着欧洲和平的命运，克希林叫嚷着要实行保护关税，科布顿叫嚷着要实行贸易自由，迪加尔特在鼓吹利用改善劳动阶级状况的协会来拯救罪孽深重的人类的时候，我们确实必须提起马拉和丹东、圣茹斯特和巴贝夫，以及在热马普和弗略留斯两地所取得的光荣胜利。如果这个坚强有力的时代和这些刚毅果敢的人物对我们这个小商人的世界不再有影响，那末，人类的确就会堕入失望的深渊，会把自己的命运交给克希林、科布顿和迪加尔特这些人去随意支配。
恩格斯：《在伦敦举行的各族人民庆祝大会》（1845年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665页写信人的基本错误，和《工人事业》杂志所犯的错误完全相同（见该杂志，尤其是第10期）。他们搞不清运动中“物质的”（用《工人事业》杂志的话来说就是自发的）因素和思想的（自觉的，“根据计划”进行活动的）因素的相互关系问题。他们不懂得，“思想家”所以配称为思想家，就是因为他走在自发运动的前面，为它指出道路，善于比其他人更先解决运动的“物质因素”自发地遇到的一切理论的、政治的、策略的和组织的问题。为了真正地“考虑运动的物质因素”，必须批判地对待它们，必须善于指出自发运动的危险和缺点，必须善于把自发性提高到自觉性。说思想家（即自觉的领导者）不能使运动脱离由环境和因素的相互作用所决定的道路，这就是忘记一个起码的真理：自觉性是参加这种相互作用和这种决定的。欧洲天主教的和保皇的工会也是环境和因素的相互作用的必然产物，只是参加这一相互作用的是神甫和祖巴托夫之流的自觉性，而不是社会主义者的自觉性。写信人（以及《工人事业》杂志）的理论观点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进行这种歪曲乃是我们的“批评派”和伯恩施但分子最感兴趣的事，这种人不了解如何把自发的进化和自觉的革命活动结合起来。
列宁：《同经济主义的拥护者商榷》（1901年12月6日）。《列宁全集》第5卷第283页
根据经济主义在刊物上的最初表现，我们就可以看见一种非常奇特而且最能使我们了解现代社会民主党人队伍中的各种意见分歧的现象，就是那些主张“纯粹工人运动”的人，崇拜与无产阶级斗争保持最密切的、最“有机的”（《工人事业》杂志的说法）联系的人，反对任何非工人出身的知识分子（哪怕是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的人，为了替自己的立场辩护，竟不得不采用资产阶级“纯粹工联主义者”的论据。这件事实向我们表明：《工人思想报》一开始就已经着手——不自觉地——实现《信条》的纲领。这件事实表明（这是《工人事业》杂志始终不能了解的）：对工人运动自发性的任何崇拜和对“自觉成分”的作用即社会民主党的作用的任何轻视，完全不管轻视者自己愿意与否，都是加强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对于工人的影响。所有那些说什么“夸大思想的作用”，什么夸大自觉成分的作用等等的人，都以为工人只要能够“从领导者手里夺回自己的命运”，纯粹的工人运动本身就能够创造出而且一定会创造出一种独立的思想体系。但这是极大的错误。
列宁：《怎么办？》（1901年秋—1902年2月）。
《列宁选集》第1卷第254页
“计划策略是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相矛盾的！”这真是诬蔑马克思主义，是把马克思主义变成民粹派在同我们作战时用来反对我们的那种讽刺画。这就是压制自觉的活动家的首创精神和毅力，而马克思主义却与此相反，它大大推动社会民主党人的首创精神和毅力，给他们开辟最远大的前途，把“自发地”起来进行斗争的工人阶级中千百万人的强大的力量交给（假使可以这样说的话）他们指挥！在国际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全部历史中，充满着这些或那些政治领袖提出的各种计划，它们证实了某些领袖所持的政治和组织观点的远见和正确，暴露了另一些领袖的近视和政治错误。当德国遇到一个极大的历史转变——建立帝国，成立国会，实行普选制——的时候，李卜克内西提出了一个关于社会民主党的政策和一般工作的计划，而施韦泽则提出了另一个计划。当德国社会党人遭到非常法的打击时，莫斯特和哈赛尔曼提出了一个计划，打算直接号召采用暴力和恐怖手段，而赫希柏格、施拉姆以及（在某种程度上）怕恩施坦则提出了另一个计划，他们向社会民主党人宣传说，是因为他们自己过分激烈和过分革命才招来了非常法，所以他们现在应当作出一种模范行为来求得赦免；当时那些准备出版并且实际出版了秘密机关报的人则提出了第三个计划。选择道路的问题所引起的斗争已经结束，历史对所选定那条道路的正确性已经下过最后的判断，自那以后已经过去许多年了，而现在在回顾已往的时候，发表深奥的议论，说什么同党一起发展的党的任务的增长，这当然是很容易的。但是在目前这个混乱时期，当俄国的“批评派”和经济派把社会民主主义运动降低为工联主义运动，而恐怖派竭力宣扬采取那个重蹈覆辙的“计划策略”的时候，只是限于这种深奥的议论，那就只能“证明”自己“思想贫乏”。在目前，当许多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恰巧缺少首创精神和毅力的时候，当他们恰巧缺少“政治宣传、政治鼓动和政治组织的规模”，缺少更广阔地进行革命工作的“计划”的时候，说什么“计划策略是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相矛盾的”，那就不仅是在理论上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而且是在实践上报党拉向后退。
列宁：《怎么办？》（1901—1902年）。《列宁选集》第1卷第264—265页崇拜自发性的理论坚决反对使自发运动带有自觉的和有计划的性质，反对党走在工人阶级的前面，反对党把群众提高到自觉的水平，反对党领导运动，而主张使运动中的觉悟成分不致妨碍运动循着自己的道路行进，使党只依从自发运动，做运动的尾巴。自发论是降低觉悟成分在运动中的作用的理论，是“尾巴主义”的思想体系，是一切机会主义的逻辑基础。
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1924年4—5月）。
《列宁主义问题》1964年版第17页
（三）坚持历史性，反对把自己的思想强加给历史人物和作肤浅的历史类比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
列宁：《论民族自决权》（1914年2—5月），《列宁选集》第2卷第512页——卓绝地坚持哲学史中的严格的历史性，反对把我们所能了解的而古人事实上还没有的一种思想的“发展”硬挂到他们名下。
例如，在泰勒斯那里就还没有本原（即原则）这个概念，没有原因这个概念……
……《例如，世界上有着许多民族，它们就完全没有这个概念》（原因）；《要有这个概念，就必须有高级的发展阶段》……
列宁，《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一书摘要》（1915年）。《列宁全集》第38卷第272页[501]我希望人们不要责备我对威廉·修昔的底斯“残酷无情”。这个书呆子自己对待科学是多么“残酷无情”啊！既然他胆敢以高傲自大的口气谈论李嘉图的“半真理”，那我无论如何也同样可以谈他的“全无真理”。而且，威廉·修昔的底斯在列举书目方面一点也不“公正”。在他看来，谁不“值得尊敬”，谁就在历史上不存在：例如，在他看来，洛贝尔图斯作为地租理论家是不存在的，因为洛贝尔图斯是“共产主义者”。而且，威廉·修昔的底斯对于“值得尊敬的著作家”的看法也不准确。例如，在麦克库洛赫看来，贝利是存在的，甚至被看作是划时代的人。在威廉·修昔的底斯看来，贝利是不存在的。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二册）（1861年8月—1863年7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第132页
在《资本论》里的好几个地方，我都提到古代罗马乎民所遭到的命运。这些人本来都是自己耕种自己小块土地的自由农民。在罗马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他们被剥夺了。使他们同他们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分离的运动，不仅蕴含着大地产形成的过程，而且还蕴含着大货币资本形成的过程。于是，有那么一天就一方面出现了除自己的劳动力外一切都被剥夺的自由人，另一方面为了利用这种劳动，又出现了占有所创造出的全部财富的人。结果怎样呢？罗马的无产者并没有变成雇佣工人，却成为无所事事的游民，他们比过去美国南部各州的《poorwhites》[“白种贫民”〕更受人轻视，和他们同时发展起来的生产方式不是资本主义的，而是奴隶占有制的，因此，极为相似的事情，但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出现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如果把这些发展过程中的每一个都分别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们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很容易地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但是，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那是永远达不到这种目的的，这种历史哲学理论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
马克思：《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1877年11月左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31页
我希望，我这部著作对于清除那种流行的——特别是现今在德国流行的——关于所谓凯撒主义的书生用语，将会有所帮助。在作这种肤浅的历史对比时，人们忘记了最主要的一点，即在古代的罗马，阶级斗争只是在享有特权的少数人内部进行，只是在自由富人与自由穷人之间进行，而从事生产的广大民众，即奴隶，则不过为这些斗士充当消极的舞台台柱。人们忘记了西斯蒙第所说的一句中肯的评语：罗马的无产阶级依靠社会过活，现代社会则依靠无产阶级过活。由于古代阶级斗争同现代阶级斗争在物质经济条件方页有这样的根本区别，在由这种斗争所产生的政治人物之间，也就不能比坎特怕雷大主教与祭司长撒母耳之间有更多的共同点了。
马克恩：《（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第二版序言》（1869年6月23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99—600页
路德维希：……你是不是容许把你自己和彼得大帝相比拟？你是不是认为你自己是彼得大帝事业的继承者？
斯大林：绝对不行。历史的比拟总是冒险的。这种比拟是毫无意义的。路德维希：但是要知道，彼得大帝为了发展自己的国家，为了把西方文化移植到俄国来，是做了很多事情的。
斯大林：是的，当然，彼得大帝为了提高地主阶级和发展新兴商人阶级是做了许多事情的。彼得为了建立并巩固地主和商人的民族国家是做了很多事情的。同时也应该说，提高地主阶级、帮助新兴商人阶级和巩固这两个阶级的民族国家都是靠残酷地剥削农奴来进行的。
至于我，我不过是列宁的学生，我一生的目的就是要做到不愧为列宁的学生。
我毕生的任务就是要提高另一个阶级，即工人阶级。这个任务不是要巩固什么“民族”国家，而是要巩固社会主义国家，就是说，要巩固国际主义国家，并且这个国家在任何程度上的巩固都会有助于整个国际工人阶级的巩固。我在提高工人阶级和巩固这个阶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作中的每一步骤如果不是为了巩固和改善工人阶级的状况，那未我认为我的一生是没有目的的。
可见你的比拟是不恰当的。
斯大林，《和德国作家艾米尔·路德维希的谈话》
（1931年12月13日）。《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93—94页
附录：黑格尔论必须历史地看待历史人物
我们太容易倾向于拿我们的思想方式去改铸古代哲学家。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46页）
人们总是很容易把我们所熟悉的东西加到古人身上去，改变了古人；……。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12页》